《解封傳播：傳播學的本土化與實踐》2021CCS大會線上手冊 by 2021中華傳播學會投稿信箱

中華傳播學會 2021 年會

目錄中華傳播學會簡介 .......................................................................................... 4 2021 年會主題 ................................................................................................ 5 六月二十五日大會專題演講 - 1 .................................................................... 6 六月二十六日大會專題演講 – 2 .................................................................... 8 六月二十七日大會專題演講 – 3 .................................................................. 10 大會議程 ....................................................................................................... 12 與會須知 ....................................................................................................... 18 優良論文獎獲獎名單 .................................................................................... 19 專題座談 ....................................................................................................... 20 論文摘要 ....................................................................................................... 58 與會名單 ..................................................................................................... 146

解封傳播：傳播學的本土化與實踐 Reopening Communication: The Indigenization and Praxi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中華傳播學會簡介

中華傳播學會由資深傳播學者陳世敏倡議、創設而生，於民國 85（1996）年 6 月正式成立。發展至今已經成為國內外最重要的華文傳播學術團體，深受華文學者、研究者與新生代重視。中華傳播學會每年夏季固定召開的中華傳播年會，更是重要的傳播學術活動。年會活動包括論文發表、議題論壇，也邀請全球重要學者、業界人士進行演講、座談，已成為傳播學界年度固定的重要學術活動。中華傳播學會的學術成果得來不易，是所有會員努力的成果。學會會員來自台灣海內外，多數為傳播系所專任教師，另有少數法律、教育、社會、語文學者；其餘三分之一會員則為傳播院校研究生及傳播實務領域工作者。學會之常態運作由理事會負責，理監事由台灣各大學傳播系所教師擔任，所有理監事皆經由會員公開選舉產生。理監事為榮譽職，任期兩年，二十餘年來已建立制度性的運作機制。中華傳播學會以促進傳播學術交流及提升傳播研究為宗旨，一年一度的「中華傳播年會」是國內傳播社群最盛大、審查最嚴謹的專業學術研討會。2021 年（第 25 屆）年會依然維持全文投稿的傳統，並由此產生教師與學生優良論文。另外還有摘要投稿，以便少數來不及全文投稿的海內外師生，一樣有機會參與盛大的傳播年會。中華傳播學會的學術出版刊物《中華傳播學刊》，自 2005 年便收錄於 TSSCI 資料庫，並連續數年獲得科技部評定為 TSSCI 評比中，收錄於第一級；並獲得國家圖書館舉辦之「台灣最具影響力人文社會期刊」傳播類第二名。學刊主編由理事長邀請出任，國內各大學優秀的傳播學者，都曾先後輪流擔任《中華傳播學刊》主編，是華文傳播學界熟悉的學術刊物。中華傳播學會是傳播界交流的園地，所有會員的參與將能讓它更茁壯，也希望所有參與者能在今年年會中認識更多朋友，有更多的學術收穫。

中華傳播學會 2021 年會

2021 年會主題解封傳播：傳播學的本土化與實踐 Reopening Communication : The Indigenization and Praxi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新冠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短短不到一年之內於全世界造成上千萬人染疫、數百萬人死亡，且受害人數還在持續攀升中。疫情之下，過去存在於科幻與驚悚電影中的陌生經驗，如封鎖、隔離與社會距離等，成為我們熟悉的日常；而原本當代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溝通形式，包括全球交通、互動、表達與親密接觸等，反而變成遙遠的盼望。人類社會在 2020 年歷經了翻天覆地的重大變局，一方面，因為疫情而加快的「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現象，導致國際政治經濟情勢重新洗牌，傳播研究也不能再遵循過往以西方學術圈為單一中心的想像。另一方面，因應封鎖而不得不然的「遠距溝通」，加速了社群媒體與各種媒介化活動（mediated events）的成長，但同時各類謠言與假訊息卻也充斥於網路。面對媒體正面與負面影響力的增長，傳播研究如何理解與分析，進而提出可行的實踐方案，以改善媒體與社會，是學界的責任所在。 2021 年，全球各地都引頸期盼疫情緩解與消失，能夠迎來社會各層面的「解封」。中華傳播 2021 年會也期望匯聚學界中各種面向的研究與討論，以「解封」傳播學、推動研究的本土化與實踐，讓學術更為貼近本地社會與人群。

解封傳播：傳播學的本土化與實踐 Reopening Communication: The Indigenization and Praxi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六月二十五日大會專題演講 - 1

中華傳播學會 2021 年會

六月二十五日大會專題演講 - 1

誰還需要去記得傳媒的初心?（假新聞是個偽議題）《摘要》一、以 IT 為基礎的傳媒革命二、新聞傳媒的初心: 是社會公器，是一種專業三、謹記初心，方得始終 ---- 1846 美聯社誕生 ---- 1851 紐約時報創刊 ---- 1898 美西戰爭與假新聞 ---- 1908 密蘇里新聞學院創立 ---- 1917 普立茲公共新聞獎 ---- 1947 社會責任論四、博腦佛心的每日新聞守門/選擇流程 ---- 甚麼是新聞? ---- 守門流程 ---- 徐瑞希報導黃任中財務案的法庭判決五，如何始終? ---- 社會公器的新篇章: 傳媒人權 ---- 產品標示 ---- 訂立新聞工作者專業法，宣示傳媒的社會公器角色，組成自主性的傳媒產業工會

大會主講人陳世敏教授陳世敏教授為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博士，專長領域：傳播思想史、傳播教育、媒介素養。於民國 90 年自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退休。其他經歷 2009 年

擔任公共電視董事

2008 年 3 月至 2011 年 1 月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第三屆董事長

2001 年

協助創立慈濟大學傳播學系暨研究所

1996 年

擔任中華傳播學會第一屆理事長

解封傳播：傳播學的本土化與實踐 Reopening Communication: The Indigenization and Praxi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六月二十六日大會專題演講 – 2

中華傳播學會 2021 年會

六月二十六日大會專題演講 - 2

「開放的回應和開放的復甦」（Open Response & Open Recovery）

大會主講人唐鳳政務委員唐鳳，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擔任行政院數位政務委員，負責「開放政府」、「社會創新」與「青年參與」等三項業務，透過「從自己辦公室做起」的方式，向事務官同仁們示範如何運用數位科技，達到簡化行政作業流程、提升討論及決策品質與透明度之目標。過去，唐鳳曾擔任過行政院虛擬世界法規調適計劃顧問、國家發展委員會開放資料諮詢委員，以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委員會委員。另外，唐鳳也是「g0v 零時政府」網路社群的專案貢獻者，並積極參與線上法規討論平台 vTaiwan 的相關活動，希望透過多元溝通管道的建立，協助產出符合多方利益關係人期待、也更貼近實際需求的法規內容。

解封傳播：傳播學的本土化與實踐 Reopening Communication: The Indigenization and Praxi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六月二十七日大會專題演講 – 3

中華傳播學會 2021 年會

六月二十七日大會專題演講 - 3

邁向國際/跨文化傳播研究的路徑 -- 兼論華人學術社群與國際接軌

《摘要》國際/跨文化傳播距離成熟的階段尚遠。我打算初步討論八個方法論的途徑，包括（1）冷戰時期的《報刊四大理論》，乃規範性的價值與意理，缺乏經驗證據。（2）勒納（Daniel Lerner）的《傳統社會的消逝》先建構中東國家金字塔式的“現代性”（也就是“西化”）指標，然後分頭寫了六個國家的個案敘述，但各國比較的標準不一，材料和例子充滿了片面性。（3）羅傑斯（Everett Rogers）的《創新擴散》代表在海外複製美國中產階級的世界觀，忽視不同制度、國家和文化意義的差異。（4）以殷克立斯（Alex Inkles）為代表，蒐集大量經驗指標，以比較各國“現代化”的程度，但經過複雜的因子分析和回歸分析以後，面目模糊，洞見不多，傳播變項通常無足輕重。（5）海德堡大學漢學家瓦格納(Rudolph Wagner)等人企圖把上海報業的材料納入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宏大框架，若干華裔學者（如周蕾）企圖以“後現代”的身份認同瓦解“中國性”，俱削中國材料之“足”，適西方流行理論之“履”。（6）郭振羽主張把各種“文化中心主義”編織成為“中國結”式的連接，即可超越文化中心主義。這是“形式化”地把相異甚至矛盾的東西放到更高的抽象層次加以糅合，並未解決實際問題。（7）我認為應該先分析在地經驗的內在理路，然後在抽象階梯拾級上升，在每個層次緊密與更大的理論視野接觸，或參考之，或修正之，彼此對話，賦“地方經驗”以“全球視野”。（8）哈林和曼西尼（Hallin & Mancini）分析北美與歐洲 18 個國家的媒介體制，歸類為三大模式，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值得提倡。

大會主講人李金銓教授李金銓，教育部玉山學者，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講座教授。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榮譽教授，香港城市大學榮譽教授，國際傳播學會會士（ICA Fellow)，並獲頒該會導師獎（B. Audrey Fischer Mentorship Award）。出版中英文著作達二十冊、英文論文一百多篇，英文編著包括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5), 中文近著《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聯經，2019）、《“國際傳播”國際化》（聯經，2021，即將付梓）以及《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初版，牛津，2004；2022 年修訂再版）。

解封傳播：傳播學的本土化與實踐 Reopening Communication: The Indigenization and Praxi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大會議程中華傳播學會 2021 年會 6／25（五）第一天議程上半部

時間

場地安排

10：00－10：20

開幕儀式（20 分鐘）

10：20－10：30

準備時間

時間/場地

會議室 A

會議室 B

會議室 C

會議室 D

【1-1B 論文發表】

【1-1C 論文發表】

【1-1D 論文發表】

原住民議題與傳播

網紅與傳播

話語論述與傳播

【1-1A 專題座談】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二期四次：新傳播科技與生活延伸_專題一：媒體 10：30－12：

使用與社會連結

○主持人：張卿卿

○主持人：王亞維

○主持人：王淑美

○主持人：郭文平

（90 分鐘）

○評論人：林淑芳

○評論人：林福岳

○評論人：張時健

○評論人：劉平君

發表人 1：張卿卿

發表人 1：許志明

發表人１：賴宥儒

發表人１：黃韻倩

發表人 2：陶振超

發表人 2：李美華

發表人２：林楷欣

發表人２：簡廷哲

發表人 3：施琮仁

發表人 3：林果葶

發表人３：陳亭安／鄭宇芯／謝婷昀

12：00－14：00

午餐時間（120 分鐘）

時間/場地

大會演講會議室

14：00－15： 00 （60 分鐘） 15：00－15：10

中華傳播學會 2021 年會

大會演講－１誰還需要去記得傳媒的初心?（假新聞是個偽議題）主講人：陳世敏主持人：鍾蔚文休息與交流時間

大會議程中華傳播學會 2021 年會 6／25（五）第一天議程下半部

時間/場地

15：10－16： 40

會議室 A

會議室 B

會議室 C

會議室 D

【1-2A 專題座談】

【1-2B 論文發表】

【1-2C 論文發表】

【1-2D 論文發表】

解禁的檔案與傳播研究

女性與電影

擬社會互動與虛擬主播

軍事行銷傳播

○主持人：程宗明

○主持人：蕭蘋

○主持人：胡綺珍

○主持人：許瓊文

○評論人：程宗明

○評論人：吳翠松

○評論人：康庭瑜

○評論人：傅文成

發表人 1：陳百齡

發表人 1：王若瑜

發表人 1：彭俞蓉

發表人 1：林志嘉

發表人 2：林果顯

發表人 2：徐以琳

發表人 2：陳亭妤游郁

發表人 2：張旭睿

慈鍾宜蓁

嫺

發表人 3：柯籙晏

發表人 3：黃琝戩

（90 分鐘）

發表人 3：黃順星

發表人 3：王亞維

16：40－16：

休息與交流時間

50 時間/場地

16：50－18： 20

許詩

會議室 A

會議室 B

會議室 C

會議室 D

【1-3B 論文發表】

【1-3C 論文發表】

【1-3D 論文發表】

傳播與公民參與

移民與傳播

性別論述與言說分析

○主持人：陳百齡

○主持人：張錦華

○主持人：王孝勇

○評論人：管中祥

○評論人：陳春富

○評論人：侯政男

發表人 1：張時健

發表人 1：Gabrielle C.

發表人 1：吳翠松

Ibasco 、蔡梦璇、

（90 分鐘）

Arul Chib 發表人 2：王柏文

發表人 2：黃彥瑄

發表人 2：賴禹安方念萱

發表人 3：蔡蕙如 18：20

發表人 3：陳奕君賦歸

解封傳播：傳播學的本土化與實踐 Reopening Communication: The Indigenization and Praxi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大會議程中華傳播學會 2021 年會 6／26（六）第二天議程上半部

會議室 A

時間/場地

會議室 B

會議室 C

會議室 D

【2-1B 論文發表】

【2-1C 論文發表】

【2-1D 論文發表】

音樂產業與傳播

媒介與教育

新傳播科技與法規

【2-1A 專題座談】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二期四次：新傳播科技與生活延伸_專題二：媒體使用與自我功效 09：30－11：00 （90 分鐘）

○主持人：蘇蘅

○主持人：林富美

○主持人：黃葳威

○主持人：黃靜蓉

○評論人：賴至慧

○評論人：蔡如音

○評論人：劉慧雯

○評論人：曾國峰

發表人 1：林芝璇

發表人 1：戴昀

發表人１：蔡珮

發表人１：簡陳中

發表人 2：陳怡璇

發表人 2：簡妙如

發表人２：曹琬凌

發表人２：林玉鵬

發表人 3：蕭丞傑

發表人 3：黃俊銘

發表人３：許文宜

發表人３：洪貞玲

發表人 4：潘令妍休息與交流時間

11：00－11：10 時間/場地

會議室 A

會議室 B

會議室 C

會議室 D

【2-2A 專題座談】

【2-2B 論文發表】

【2-2C 論文發表】

【2-2D 論文發表】

匯流環境下的電視政策

廣告效果

新冠疫情與購買意圖

演算法與傳播政策法規

○主持人：王維菁

○主持人：孫秀蕙

○主持人：蕭丞傑

○主持人：許傳陽

○評論人：何吉森

○評論人：林芝璇

○評論人：潘令妍

○評論人：李明穎

發表人 1：洪貞玲

發表人 1：沈夏賴嬿阡

發表人 1：游郁慈許玟

發表人 1：林照真

吳承遠

心陳亭妤

發表人 2：蘇耘萱林蕙

發表人 2：鄧語華蔡虹

11：10－12：40 （90 分鐘）

發表人 2：陳炳宏

雯李睿廷發表人 3：劉昌德

發表人 3：傅湘妮黃惠萍

發表人 3：鍾國暉

李采紋廖嵐琪

發表人 4：王牧寰胡家崎楊儷綺 12：40－14：00

中華傳播學會 2021 年會

午餐時間（80 分鐘）

發表人 2：韓義興

大會議程中華傳播學會 2021 年會 6／26（六）第二天議程下半部

大會演講會議室

時間/場地

大會演講 – 2 14：00－15：00

「開放的回應和開放的復甦」（Open Response & Open Recovery）主講人：唐

（60 分鐘）

鳳

主持人：胡元輝休息與交流時間

15：00－15：10 時間/場地

會議室 A

會議室 B

會議室 C

會議室 D

【2-3A 專題座談】

【2-3B 論文發表】

【2-3C 論文發表】

【2-3D 論文發表】

2016 年後的台灣影視內容產業

偏見同化與交友軟體

政治傳播

公共政策與企業傳播

○主持人：黃順星

○主持人：陳炳宏

○主持人：林翠絹

○主持人：吳宜蓁

○評論人：魏玓

○評論人：陳雅惠

○評論人：柯秀卿

○評論人：秦琍琍

發表人 1：蔡蕙如

發表人 1：凌采薇

發表人１：賴冠伶

發表人１：楊意菁

發表人 2：戴瑜慧

發表人 2：葉明諺

發表人２：朱韻筑

發表人２：徐美苓

發表人 3：林玉鵬

發表人 3：吳承遠許

發表人３：陳彥蓉

發表人 3：范宜君

15：10－16：40 （90 分鐘）

立融謝婷昀發表人 4：賴以瑄休息與交流時間

16：40－16：50 時間/場地

16：50－18：20 （90 分鐘）

會議室 B

會議室 C

會議室 D

會議室 E

【2-4B 論文發表】

【2-4C 論文發表】

【2-4D 論文發表】

【2-4E 論文發表】

國族主義

印象管理

新冠疫情與框架分析

社群媒體形象與隱私權

○主持人：馮建三

○主持人：陳柏宇

○主持人：徐美苓

○主持人：方念萱

○評論人：唐士哲

○評論人：張舒斐

○評論人：吳宜蓁

○評論人：陳志賢

發表人１：夏士芬

發表人１：丘忠融

發表人１：林翠絹

發表人１：蔡敏敏

發表人２：楊鎵民

發表人２：鄧玉羚曾

發表人２：林鈺穎

發表人２：謝婷昀王

鴻發表人 3：蔡蕙如林玉鵬

18:20

允庭傅湘妮

發表人３：王允庭謝

發表人３：許玟心

發表人３：吳亭樺劉

婷昀鄭宇芯

蘇耘萱許立融

孟儒

【賦歸】

解封傳播：傳播學的本土化與實踐 Reopening Communication: The Indigenization and Praxi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大會議程中華傳播學會 2021 年會 6／27（日）第三天議程上半部

時間/場地

會議室 A

會議室 B

會議室 C

會議室 D

【３-1B 論文發表】

【3-1C 論文發表】

【3-1D 論文發表】

敘事與傳播

數據分析與傳播

新聞比較分析

【3-1A 專題座談】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二期四次：新傳播科技與生活延伸_專題三：從外在資訊尋求到內在需求滿足：青少年線上媒介使用行為面 09：30－11：00 （90 分鐘）

貌 ○主持人：陶振超

○主持人：胡紹嘉

○主持人：陳憶寧

○主持人：羅世宏

○評論人：林日璇

○評論人：陳韻如

○評論人：鄭宇君

○評論人：羅慧雯

發表人 1：張郁敏

發表人１：臧國仁

發表人１：盧宥丞吳呈

發表人 2：張鳳琴

發表人２：賴玉釵

發表人３：韓義興

發表人２：廖子豪陳憶

雯紀明德

寧

會議室 A

會議室 B

會議室 C

會議室 D

【3-2A 專題座談】

【3-2B 論文發表】

【3-2C 論文發表】

【3-2D 論文發表】

新聞的危機與重建之道

線上遊戲虛與實

Podcast 分析研究

再現、文本分析

○主持人：林麗雲

○主持人：林沛澧

○主持人：張郁敏

○主持人：王嵩音

○評論人：胡元輝

○評論人：吳岱芸

○評論人：林慧斐

○評論人：夏春祥

發表人 1：蔡蕙如

發表人１：王昱凱

發表人 2：林玉鵬

發表人２：黃書瑋

發表人２：蔡捷宇沈夏

發表人 3：羅世宏

發表人３：曾如韻

發表人３：王聖輝

發表人 4：陳順孝

發表人２：李柏彥劉慧

休息與交流時間

11：10－12：40 （90 分鐘）

芬

發表人３：謝儀臻

11：00－11：10

時間/場地

發表人 1：劉宜庭張碩

中華傳播學會 2021 年會

發表人１：張采萱馬茗匯王允庭

發表人１：劉慧雯發表人２：張依萍

大會議程中華傳播學會 2021 年會 6／27（日）第三天議程下半部

12：40－13：50

午餐時間（70 分鐘）

13：00－13：50

學會會員大會（50 分鐘）

13：50－14：00

休息與交流時間

時間/場地

大會演講會議室

大會專題演講 – ３ 14：00－15：00

邁向國際/跨文化傳播研究的路徑 -- 兼論華人學術社群與國際接軌

（60 分鐘）

主講人：李金銓主持人：翁秀琪

15:00

賦歸

解封傳播：傳播學的本土化與實踐 Reopening Communication: The Indigenization and Praxi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與會須知「一般論文」場次發表： 1. 一般論文場次，主持人開場與結語合計 5 分鐘，評論時間總共 15 分鐘，其他時間則進行現場提問。 2. 每場論文發表場次共計 90 分鐘。 3. 每篇論文發表時間為 15 分鐘，發表時間剩餘 3 分鐘前第一次按鈴提示；剩餘 1 分鐘前第二次按鈴提示；時間結束時第三次響鈴告知。請在規定的發表時間內結束。 4. 各線上會議室皆有兩名工作人員協助。「專題座談」(Panel)場次發表： 1. 專題座談場次之發表時間分配可參考一般論文發表，由專題座談主持人彈性決定與處理。 2. 各線上會議室皆有兩名工作人員協助。

線上會議室

會議室連結

開幕式、會員大會

https://supr.link/YMTys

開幕式、會員大會

專題座談 – A 會議室

https://supr.link/qxWGH

1-1A -1-2A／2-1A - 2-3A／3-1A - 3-2A

論文發表 – B 會議室

https://supr.link/KZARI

1-1B -1-3B／2-1B - 2-4B／3-1B - 3-2B

論文發表 – C 會議室

https://supr.link/gR7Ks

1-1C - 1-3C／2-1C - 2-4C／3-1C - 3-2C

論文發表 – D 會議室

https://supr.link/71M0p

1-1D - 1-3D／2-1D - 2-4D／3-1D - 3-2D

論文發表 – E 會議室

https://supr.link/Pj248

2-4E

Teams 提前測試空間

https://supr.link/RKZcK

測試空間

中華傳播學會 2021 年會

場次細目

優良論文獎獲獎名單中華傳播學會 2021 年會社會組優良論文：

- 從缺 -

中華傳播學會 2021 年會學生組優良論文：〈穿梭虛實之間：上班族玩家在線上遊戲的社會資本運作之探討〉作者：黃書瑋／政治大學傳播碩士在職專班推薦原因：本文以社會資本理論為基礎，探上班族玩家參與線上遊戲，如何穿梭於虛實空間，並以民族誌方法對玩家所處空間與社會資本進行關聯性探討。雖然過去已有一些論文探討線上遊戲與社會資本的問題，但本文從上班族、社會資本以及空間流動的角度探索虛實轉換之意涵，仍能彰顯論文主題的新意與探討價值。本研究論文的文獻部分無論是理論爬梳及相關的研究回顧與探討均十分詳盡，對於數位遊戲、資本及場域之間的討論邏輯清晰。本篇整體論文架構清楚、內容嚴謹，在分析方面，研究觀察細膩，亦能有深刻的體會，描寫方式流暢易讀，充份描繪出社會資本在上班族玩家參與線上遊戲所產生的可能影響與虛實流動。研究者分析的論述成熟有趣，佐證其論證的相關資料也十分豐富。

解封傳播：傳播學的本土化與實踐 Reopening Communication: The Indigenization and Praxi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專題座談

中華傳播學會 2021 年會

專題座談 1-1A 「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二期四次成果分享：新傳播科技與生活延展

專題一：媒體使用與社會連結主持人

張卿卿(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評論人

林淑芳(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子題一：手機側邊交談的雙歧社會體驗與心理健康張卿卿(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子題二：網紅解除了你的心防?以趨避理論檢視娛樂說服陶振超(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教授)

子題三：不實訊息的辨認與事實查核行為:公民推理能力的角色施琮仁(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解封傳播：傳播學的本土化與實踐 Reopening Communication: The Indigenization and Praxi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手機側邊交談的雙歧社會體驗與心理健康

隨著手機的普及與通訊軟體的不斷推陳出新，在生活中我們經常觀察到不少民眾無時無刻都在與手機上的朋友們交流互動，不論當下是在與人互動中(吃飯聚會或約會)、工作上課中或在通勤中。這些人們宛若處在兩個平行的空間，不時的切換。本文想要瞭解這樣的現象(手機側邊傳播或側邊交談)會促發怎樣的社會經驗。手機與通訊軟體方便人們的溝通，因而帶來許多正面社會經驗，包括提升社交效能(social efficiency)、得以表達自我(self-expression)、提升社會監控效能感(social surveillance)、產生社會連結感(social connection)、獲得社交樂趣(social lubrication)與方便社交參與(social engagement)。然而也有可能產生負面的社會經驗，包括提升社交存在壓力(pressure to be accessible)、溝通壓力 (communication stress)、造成資訊過載(information overload)、社交過勞(social burnout)、激發社會比較 (social comparison)、社會干擾(social distraction) 等。雙歧態度研究顯示人的態度可以是好惡並存，本研究認為人們的社會經驗也可能是正負同在。手機與通訊軟體帶來的溝通便利，不僅讓人們得到正面的經驗，同時也可能更容易讓人體會到負面感受。側邊交談可以在不同場景中發生，包括社交時、工作時、休閒娛樂時與等待時。本文認為無論任何場景，在手機上忙於側邊社交的人們，有可能更容易有雙歧的社會經驗。不過本研究推論，側邊對話雖然可以帶來不少的正面社會經驗，但對於網路社交效能較低的民眾，忙碌於側邊對話，可能造成較大的社交壓力，同時帶來較多負面的社交經驗，產生雙歧的感受，而這樣的雙歧感受有可能對於心理健康產生負面的影響。在心理健康部分將探索三個正面指標與三個負面指標，其中正面指標包括快樂、生活滿意度與社交滿意度，而負面指標包括寂寞、心理疲累與憂鬱。分析結果驗證了這個調節中介模式，經常進行側邊對話的情境越多，越可能產生負面與雙歧感受，這樣的感受對於網路社交效能較低的民眾產生的負面影響較大，會降低其正面的心理健康指標與提升其負面的心理健康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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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解除了你的心防?以趨避理論檢視娛樂說服

線上影音平台(如 YouTube)中網紅(Internet celebrities，Internet influencers)的興起，動輒百萬的追蹤人數，加上直播(live streaming)的助力，使得過去十分冷門的主題，如知識、時事、政治等，突然熱門起來。網紅從事的商業活動，已不再稱為業配、置入，而變成網紅行銷，甚至被認為是最有效的政治行銷管道。這是一種娛樂說服 (entertainment persuasion)，與過去將說服內容隱含在流行的大眾娛樂文本中(如戲劇) 不同，是將說服內容以娛樂、甚至低俗的形式表達，有時被認為比公開、直接的說服訊息有效。過去娛樂說服研究較偏向娛樂教育(entertainment education)領域(Singhal & Rogers, 2002)及關注說服敘事(persuasive narratives)，較少探討知識型網紅、娛樂與政治傳播之間的關係(Bartsch & Schneider, 2014)。因此，網紅針對知識、時事、政治等議題，是否及如何產生較佳的說服效果，是值得深入探究、但目前瞭解有限的議題。然而，娛樂說服之所以發生效果，關鍵可能是娛樂如何影響了心裡內在的抗拒過程。本文結合趨避理論與抗拒過程研究，認為與閱聽人既存立場不同的網紅時事評論節目，雖然會引發內在的防衛動機，接著驅使選擇性迴避，但網紅時事評論節目中同時出現的娛樂因素，會引發享樂感，接著降低選擇性迴避。另外，從社會認知理論檢視兩級傳播 (two-step flow)理論，認為感知意見領袖(對敘事中角色的認同與相似性)形成認同，可能也會降低選擇性迴避。最後，面對娛樂包裝的不同意見，若能降低選擇性迴避，則有可能促成閱聽人的態度改變，與主持人態度一致性提高。本文以傳播資料庫二期四次資料，路徑分析的結果顯示(見下圖)，觀看 YouTube 上時事政論節目頻率越高，確實提高人們對節目的享樂感與對主持人感知意見領袖的評價;同時，因內容可能包含與既存立場不同的意見，防衛動機也被提升。接著，享樂感與感知意見領袖確實與選擇性迴避有負面效果，人們的享樂感越高、感知意見領袖越高，越不會迴避節目。防衛動機雖然與選擇性迴避正相關，但未達顯著。最後，選擇性迴避與態度改變，也就是與主持人態度一致呈負相關;也就是說，選擇性迴避越低，態度一致性越高。以趨避理論解釋政治娛樂說服的內在心理機制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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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訊息的辨認與事實查核行為:公民推理能力的角色

社群媒體的出現，增加了不實訊息傳播的速度與範圍。研究顯示，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前，最受矚目的不實訊息比最受矚目的傳統媒體訊息，在社群媒體上被轉傳的次數更多(Silverman, 2016)。根據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在 2018 年的調查，僅有約 44%的民眾認為在自己習慣使用之網路平台上所看到的政治或公共議題訊息是真實的。因此，防治不實訊息已成為包含台灣在內的世界各國最關注的議題之一。而在眾多防治手段中，公民媒體素養教育受到高度重視，這類公民教育旨在培養年輕人參與公民生活所需知識與能力，而評估網路內容的技巧正是現代公民必備的能力之一。Kahne, Hodgin, & Eidman-Aadahl (2016)將「調查與研究」(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視為現代參與式政治的關鍵行為，亦即公民教育必須培養學生「分析和評估訊息的能力，以便學習或調查急迫的公共或政治事務」(p. 9)。Kahne et al. (2016)進一步強調，年輕人必須要能夠評估訊息可信度、使用不同的資源或消息來源進行研究，並且分析社交網絡上獲得的資訊。因此，「公民線上推理」能力包含了在網路上搜尋、評估、查證和社會及政治相關訊息的能力。詳細來說，這些指標是由觀察事實查核專家如何評估網路資源發展而來(Wineburg & McGrew, 2017)，由三項子概念組成，分別為:(1)誰提供訊息?(2)證據為何?及(3)與其他消息來源的對照性。本研究使用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二期四次調查，藉以了解台灣民眾的公民線上推理能力，及該能力和訊息辨識、事實查核行為之間的關聯性。調查結果指出，當在網路上看到或收到訊息時，近三分之二的民眾會注意這些訊息有沒有清楚標註來源;近四分之三的民眾會思考是否有人花錢製作或散布這些訊息;超過八成的民眾會思考這些訊息有沒有證據支持;但僅有五成五的民眾知道如何檢驗網路訊息的真實性。羅吉斯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年紀大、男性、高教育程度、使用多種社群媒體及即時通訊軟體，以及公民線上推理能力較強者，較可能辨認出網路上的不實新聞。而男性、高教育程度、經常閱讀網路新聞，以及公民線上推理能力較強者，較會懷疑網路上新聞的真實性。此外，迴歸分析也顯示，高教育程度、使用多種即時通訊軟體、公民線上推理能力較強、了解不實新聞危害，以及曾接觸過不實新聞者，較容易在轉發網路訊息前進行適時查核的行為。這些結果指出了培養公民線上推理能力的重要性，該能力不僅有助於民眾辨識不實訊息，也能促進事實查核行為，降低不實訊息被傳播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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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座談 1-2A 解禁的檔案與傳播研究

主持人兼評論人

程宗明／財團法人公共電視台研究員

子題一：尋訪政治檔案中的蒙難新聞人陳百齡（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子題二：檔案的實像與虛像：1950 年代臺灣的香港出版品進口管制林果顯（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子題三：政治檔案中的黨外雜誌黃順星（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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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訪政治檔案中的蒙難新聞人

新聞工作者職司報導公共事務、監督政府，但經常遭到政府以各種名義、遂行規訓和懲罰。臺灣在 1949 年至 1991 年間威權統治期間。曾經發生許多政治案件，超過百名新聞人遭執政當局認定為「與中共派遣間諜或其同路人」。當事人被逮捕拘禁後，不僅個人失去人身自由或生命，至親好友也受株連。這段傷痛的集體經驗本應留下歷史紀錄、以供後人反思和警惕，因此是臺灣戰後新聞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背景知識。然而，我們對於這段過往歷史所知仍然極其有限。本研究擬聚焦以下問題：「政治檔案中呈現的新聞工作者樣貌為何？」到底政治檔案中有哪些新聞人？他們的整體樣貌為何？當局如何處置？他們經歷何種生命經驗？過去偶有文獻探討蒙難新聞人這個主題，但論述多引自二手資料。本研究則擬蒐集政治檔案為資料集，試圖解答上述問題。政治檔案是指「戒嚴期間因政治案件所產生的審判、罪刑宣告以及執行等過程，以及其後政府發動調查所產生的各種文書」，包括訊問筆錄、判決書、呈核文件、當事人自我陳述、以及各種官方調查報告等。目前這些檔案史料典藏於國發會檔案管理局、補償基金會、國家人權博物館和國史館等機構，在 2002 年迄今經六波檔案徵集，已經逐漸揭露在世人眼前。政治檔案是蒙難新聞人在偵查、審訊、開釋及補償等各環節的紀錄，當事人生命歷程和涉案等相關細節盡在其中，但由於當時政治氛圍，內容可能多所扭曲，因此雖然是第一手史料，但當學者解讀這批「存在但未必真實」特性的史料，勢將面臨莫大挑戰。在專題座談中，作者將以目前可調閱的檔案史料為基礎，探討三個面向的議題：（一）政治檔案如何揭露新聞人的樣貌？（二）政治檔案所展現整體數量規模、群體趨勢、個別差異為何？（三）未來如何運用政治檔案進行微觀/宏觀史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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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的實像與虛像：1950 年代臺灣的香港出版品進口管制

本文的基本提問是：在內戰與冷戰交融的情勢下，1950 年代臺灣對香港出版品進口的管制體系與決策流程為何？進口的標準是什麼？而這反映了中華民國政府對香港出版品或當地「華僑」社會什麼樣的態度？更重要的是，運用大量政府檔案的研究取徑，所反映出的圖像具有什麼特色與限制？ 1950 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在思想文化上因應戰時需求，致力於形塑對政府友善的言論空間。除了在內部進行查緝取締，對外來危險訊息的防堵亦成為必要之舉。當時的外來訊息以出版品為大宗，以中文、英文與日文出版品為主，其中，中文出版品數量最多，涉及的管制面向也最為複雜，成為管制的主要對象。首先從政治面來看，香港彙集各黨派人士，不論是共產黨、第三勢力或是國民黨的黨營媒體，在此進行交鋒論戰，藉由進口相關報刊，臺灣也能感受到餘波盪漾。在實務管制上，中華民國政府透過「僑辦」名義進口的報紙與刊物，涉及當時政府對香港新聞與出版界的拉攏工作，是外來出版品中相當特殊的類別。其次從文類而言，香港具有許多活潑的出版品，亦即因商業需求而興起的娛樂性文類，例如武俠小說或內幕雜誌，雖與戰時氣氛下的臺灣格格不入，卻以各種靈活的流通形式影響臺灣。最後，更有美國透過香港文人進行編譯的新聞與文學作品，顯示美國在冷戰時期對亞洲與臺灣的「文化冷戰」的作為。因此，儘管香港為彈丸之地，但其特殊的地緣政治位置卻使香港進口出版品異常複雜敏感，而中文的親近性也對臺灣的文化市場產生重大的影響。從上述多元複雜的脈絡出發，本文意欲整理 1950 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對香港出版品的管制體系與進口標準，釐清建立過程、變化原因與主要推動者。目的是呈現戰時思惟下，中華民國政府如何管控外來文化、建立理想的日常知識環境，提供重新檢視戰後臺灣外來文化風景的基礎。同時，為了釐清決策與執行過程，勢必仰賴大量的政府檔案，這究竟能呈現什麼圖像與限制，對媒介的傳播史有何意義，有待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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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檔案中的黨外雜誌

長期以來，研究台灣新聞／傳播史的一大難題在缺乏充足的資料來源，以致研究者僅能使用官方機構的統計數據（如中華民國新聞年鑑），或者由媒體機構所編撰出版的機構史為資料來源。但由於早期台灣社會處於威權體制下，官方統計資料不免文過飾非、難以盡信；媒體自撰的機構史，脫不了宣傳本色、誇大其詞。因此，在上述資料外，當事人的口述史／訪談、回憶錄，構成當代台灣新聞／傳播史的重要資料來源。但由於口述史內容流於主觀，不易確證，亦無法取代官方、機構資料，僅能作為重要參考。由於新聞傳播機構事涉資訊傳遞、輿論塑造的功能，在戒嚴時期成為情治特務機關滲透、監控乃至掌握的對象。自 2002 年《檔案法》實施後，國發會檔案局迄今進行過六次政治檔案徵集，在第六次（2018 年）的檔案徵集中，蒐集到許多過去警備總部、調查局針對黨外政論雜誌的監控資料。這些透過佈建線民所提供的資訊，固然初始著眼點在提早獲悉雜誌內容，以供檢查單位查禁之用；同時掌握文稿供應者、參與出版黨外雜誌的業者，以圖擴大監控網絡、打擊黨外勢力。但在顯著的政治意圖下，卻意外留下不少當時黨外雜誌的生產細節。在專題座談中，將以目前所能查找到與黨外雜誌相關並可供調閱的政治檔案為對象，展示部分檔案內容。並透過先前閱讀瀏覽文獻的比較，說明政治檔案中所載資訊與口述訪談、公開資料間的異同。同時思考作為監控反對人士的政治檔案，作為可信資料的盲點、疏失，以及最為重要的在研究上可能存在的倫理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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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座談 2-1A 「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二期四次成果分享：新傳播科技與生活延展

專題二：媒體使用與自我功效主持人

蘇蘅／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評論人

賴至慧／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心副研究員

子題一： The effect of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on individuals’ engagement with influencer communication 林芝璇（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子題二： Too much information to make an efficient consumer decision? An examination of product information seeking, consumer knowledge, and social media influencer exposure. 陳怡璇（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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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座談 2-1A 「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二期四次成果分享：新傳播科技與生活延展

子題三：我在雲端欣賞美：探討社群媒體情境中藝術美學體驗之前因與影響蕭丞傑（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系副教授）

子題四：從人際影響到自我感知：探討新媒體的日常生活美學化過程潘令妍（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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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on individuals’ engagement with influencer communication

Social media has become indispensabl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to individuals and provided the ground for greater outreach and influence (Campbell & Farrell, 2020).This has led to a proliferation of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who have developed a strong presence with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followers (Freberg, Graham, McGaughey, & Freberg, 2011; Lou & Yuan, 2019). Influencers may “range from celebrities to more microtargeted professional or nonprofessional peers”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Bureau, 2018). They are often perceived as active, authentic, and trusted individuals that have an impact on followers’ decision-making (De Veirman, Cauberghe, & Hudders, 2017). While the extant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he appeal, efficacy, and transparency of influencer communication (Hudders, De Jans, & De Veirman, 2020), the current research sheds light on how individuals with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engage with influencer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refers to an individual’s level of fear or anxiety associated with either real or anticipated communication with people (McCroskey, 1977). It has been studied in human communication as a trait-lik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 that manifests across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contexts (McCroskey, Richmond, & Davis, 1986; McCroskey, 2009). Some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levels of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tend to have lower self-esteem (McCroskey, Richmond, Daly, & Falcione, 1977). They may regard social media as a preferred alternative forum for communication (Punyanunt-Carter, Cruz, & Wrench, 2017), which may result in compulsive and problematic media usage (Caplan, 2002; Neo & Skoric, 2009). In that regard,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levels of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may be motivated to engage more with social media and encounter more influencer communication. They may be susceptible to such communication due to increased dependency and lower self-confidence (Jin, Muqaddam, & Ryu, 2019). Therefore, perceived influence, which is the tendency to accept information from influencers and regard it as true (Shen, Huang, Chu, & Liao, 2010), is hypothesized to be a function of individuals’ levels of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As perceived influence can enhance follower engagement and lead to optimized communication outcomes (Jiménez-Castillo & Sánchez-Fernández, 2019), the influential power of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is expected to encourage followers’ social media word-of-mouth behavior (Ki & Kim, 2019). To further examine the process of influence in the current context, individuals’ sense of social empowerment, which is the perception that his or her actions would impact the experiences and outcomes of others in the social network (Hanson & Yuan, 2018), is also included to explicate the motive behind individuals’ social media word-of-mouth behavior (see 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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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roposed Conceptual Model To test the proposed hypotheses, data obtained from the 2020 Taiwan Communication Survey (TCS) were utilized. While the final sample size consists of 2,109 adults (51.5% female, Mage = 48.04, SDage = 16.95), a total of 1,262 adults (51.2% female, Mage = 39.79, SDage = 13.28) indicated that they had been exposed to influencer communication acros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therefo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The measures of the constructs included in the proposed model were all adapted from prior research (Guntzviller, Jensen, King, & Davis, 2011; Hanson & Yuan, 2018; Jiménez-Castillo & SánchezFernández, 2019, Ki & Kim, 2019; McCroskey, 1982, Spreitzer, 1995) and reached acceptable levels of reliability. The finding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first showed that, while controlling for the effects of age (𝛽 = -.07, t = -2.36, p < .05), gender (𝛽 = .07, t = 2.63, p < .01), and the frequency of exposure to influencer communication (𝛽 = .35, t = 12.40, p < .001),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perceived influence (𝛽 = .07, t = 2.65, p < .01). H1 was supported. In addition, perceived influence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social media word-of- mouth behavior (𝛽 = .36, t = 12.86, p < .001) when controlling for the effects of age (𝛽 = -.04, t = -1.46, p = .15), gender (𝛽 = .05, t = 2.05, p < .05), and the frequency of exposure to influencer communication (𝛽 = .03, t = 1.06, p = .29). H2 was, therefore, supported. The PROCESS macro (Hayes, 2017) with 10,000 bias-corrected bootstrap resamples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was then performed. The Model 6 template was adopted to examine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on social media word-of-mouth (see Table 1). While the direct effect of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on social media wordof-mouth was not significant (𝛽 = .031, SE = .031, p = .17), the complete indirect effect of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through perceived influence was significant (𝛽 = .005, SE = .039, 95% CI = [.001, .012]). The findings also provided support for the complete indirect effect of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on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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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word-of-mouth through increased perceived influence and social empowerment (𝛽 = .021, SE = .008, 95% CI = [.006, .036]), supporting H3. The pairwise comparisons further suggested that the serial multiple mediator model had a significantly greater effect than the one mediator model. Given that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levels of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may perceive social media as a more valuable channel to meet the needs for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mpanionship, the current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y are more susceptible to being influenced by influencer communication on social media, which lead to a higher likelihood of passing along information received from influencers to others driven by the feeling of social empowerment.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are significant as they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by which influencer communication exerts an influence on apprehensive individuals and encourage them to participate in online communities via social media word-of-mouth activities. Keywords: social media influencer,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perceived influence, social empowerment, social media word-of-m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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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 much information to make an efficient consumer decision? An examination of product information seeking, consumer knowledge, and social media influencer exposu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if product information shared online helps people shop efficiently, how, and to what degree. Based on Consumer Efficiency theory and Economic theory, the following model is proposed:

The following hypothesis and RQ are posited: H1: Product information-seeking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Consumer Efficiency. H2: Market Knowledge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Consumer Efficiency. (1) I am well-informed about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duct (brands, price, stores,etc.) because of productrelated articles or reviews shared by online users. (2) I am able to assess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because of Product-related articles or reviews shared by online users. Overall, respondents report positive about the usefulness of product reviews shared by online users. More than 60% of the respondents rate the statement that “searching product information online gain their product knowledge” from agree to strongly agree. Product information- seeking (M=2.15, SD=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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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information- seeking refers to the behavior that people search product-related information or reviews shared by online users before shopping. Respondents were asked: How often do you search for Product-related articles or reviews shared by online users on a 5-point scale from 1(never) to 5 (all the time). Overall, respondents search product information online moderately. Nearly 40% of the respondents do it often.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age and Product information-seeking, χ2(15) = 544, p = .000. Young people do it more often than the elderly do. 95% of the respondents who search product information online before shopping are aged under 49, whereas 64% of the respondents who never search product information online are aged above 50. However, gender is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Product information-seeking. Social Media Influencer Exposure (M=2.45, SD=1.18). Respondents were asked to use a 5-point scale, from 1 (never) to 5 (all the time) to rate how often they are exposed to the information shared by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Respondents seldom expose to information shared by influencers. 30.8% of the respondents never, and less than one-thirds of respondents do it often. Age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76.4% of the respondents exposed to Social Media Influencer information are aged under 39, 87% of the respondents who never do it are aged above 40.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age and Social Media Influencer Exposure, χ2(15) = 613, p = .000. A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was run to determine if the addition of social media use and then of focal variables (Market knowledge, Product information-seeking, Social Media Influencer Exposure) improved the prediction of Consumer Efficiency over and above demographics (age, gender, income, education level) alone. See Table 1 for full details on each regression model. The full model of demographics, Market Knowledge, Product information-seeking, and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to predict on participants’ shopping efficiency. The result also showed that social media use is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Product information-seeking, suggesting that people who do not use social media often use social media to seek product-related information before they shop, which increases their Consumer Efficiency. Product information shared by social media users is helpful for anyone who wanted to shop, not limited to heavy social media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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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2 asked what effect does Market Knowledge hav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 informationseeking and Consumer Efficiency.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moderator effect of market knowledge, as evidenced by the addition of the interaction term explaining an additional 0.5% of the total variance, p < .01. A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was run to assess the increase in variation explained by the addition of an interaction term between information-seeking and Market Knowledge to a main effects model. Market Knowledge moderated the effect of information-seeking on Consumer Efficiency, as evidenced by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otal variation explained of 0.5%, F(1, 1063) = 7.741, p < .01. The coefficient of the interaction term (b = .103, SE = 0.037)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1), indicating that market knowledge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seeking and Consumer Efficiency. Simple slopes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negative linear relationship (b = -.848, SE .114) between Consumer Efficiency and market knowledge level in low market knowledge level individuals, p < .001. Similarly, Simple slopes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ositive linear relationship (b = .103, SE .114) between Consumer Efficiency and market knowledge level in high market knowledge level individuals,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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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Product information-seeking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Consumer Efficiency (β=.166, p<.001), H1 is supported Market Knowledge is also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Consumer Efficiency (β=.528, p<.0001), H2 is supported. RQ1 asked: Controlling for demographics,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edia use and consumer efficiency? Social media use is not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Consumer Efficiency, controlling age, gender, income, and education, suggesting that the degree of using social media has neither positive nor negative effect on participants’ shopping efficiency. The result also showed that social media use is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Product information-seeking, suggesting that people who do not use social media often use social media to seek product-related information before they shop, which increases their Consumer Efficiency. Product information shared by social media users is helpful for anyone who wanted to shop, not limited to heavy social media users. RQ2 asked what effect does Market Knowledge hav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 informationseeking and Consumer Efficiency.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moderator effect of market knowledge, as evidenced by the addition of the interaction term explaining an additional 0.5% of the total variance, p < .01. A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was run to assess the increase in variation explained by the addition of an interaction term between information-seeking and Market Knowledge to a main effects model. Market Knowledge moderated the effect of information-seeking on Consumer Efficiency, as evidenced by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otal variation explained of 0.5%, F(1, 1063) = 7.741, p < .01. The coefficient of the interaction term (b = .103, SE = 0.037)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1), indicating that market knowledge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seeking and Consumer Efficiency. Simple slopes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negative linear relationship (b = -.848, SE .114) between Consumer Efficiency and market knowledge level in low market knowledge level individuals, p < .001. Similarly, Simple slopes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ositive linear relationship (b = .103, SE .114) between Consumer Efficiency and market knowledge level in high market knowledge level individuals,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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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雲端欣賞美：探討社群媒體情境中藝術美學體驗之前因與影響

近年來通訊科技在藝術行銷與美學傳播的應用越來越常見，不少藝術或美學機構紛紛運用網路平台或社群媒體進行展演宣傳、作品展示或影音分享。相較於過去消費者只能到實體場館才能近距離欣賞高級文化（high culture）的藝術美學作品（例如藝術繪畫、古典音樂演奏、歌劇演出等），社群媒體的普遍使用讓消費者能夠打破時空限制而接觸到藝術美學作品，不僅增加了美學近用的機會，同時豐富了消費者的美學體驗。然而過去社群媒體研究大多聚焦探討大眾文化層面，較少關注藝術美學或美學傳播之議題，因此本研究欲以高級文化之藝術美學為研究情境，探究消費者在社群媒體中之藝術美學體驗。本研究基於 S-O-R 模型（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model），並且結合消費者價值、大眾傳播及美學消費等文獻，建構出一套完整研究架構以瞭解社群媒體中的線上美學體驗。首先，本研究依據消費者價值及藝術美學理論析解出認知性及情緒性美學價值，作為線上美學體驗的兩大內涵。其次，本研究運用大眾傳播之主要論述提出了消費者在社群媒體情境中藝術美學資訊獲取的兩項形式，包括主動獲取及不經意接觸，以為線上美學體驗之前置因素。最後，基於藝術美學及社群媒體之研究，本研究將線上美學內容分享行為及生活滿意度視為線上美學體驗的結果變項。本研究配合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之二期四次調查進行資料蒐集，該調查以分層隨機抽樣取得臺灣地區年滿 18 歲民眾之具代表性的實徵資料。在剔除無效樣本後，本研究獲得 1444 位具有社群媒體使用經驗的消費者之有效資料進行假設檢定，此樣本包含 694 位男性及 750 位女性，平均年齡為 38.46 歲（標準差為 14.32），具大專院校以上學歷者為最多，佔 76.52%。研究結果顯示在社群媒體情境中，消費者之認知性與情緒性美學價值皆會受到線上美學資訊之主動獲取及不經意接觸的顯著正向影響，不過兩者之效果有所差異，其中主動獲取對認知性價值之效果較強，而不經意接觸對情緒性價值之效果較強。再者，消費者之認知性與情緒性美學價值都會正向促進其線上美學內容分享行為，不過僅有認知性美學價值會正向提升消費者之生活滿意度。依據上述分析結果，本研究證實了社群媒體如何影響消費者之線上美學體驗的形成與結果，本研究不僅對於藝術行銷與美學傳播之理論發展作出具體貢獻，研究結果也提出一些社群媒體實務建議以供藝術美學從業人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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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際影響到自我感知：探討新媒體的日常生活美學化過程

後現代美學將藝術美學作品轉化為日常生活的美感實踐，模糊了壁壘疆界，讓藝術不再是專屬上流階級的品項，成為眾人皆可擁有和共享的生活型態（蕭新煌、劉維公，2001；Featherstone, 2007）。透過日常生活美學化（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美感體驗在生活中隨時可發生、並會產生各種不同效果，影響個人感受、情緒或經驗創建。而它的形塑過程會從外在的人際影響（亦即網路從眾 online conformity）轉化為內在詮釋與能力建構（亦即生活美感素養 life aesthetic literacy），進而影響個人對於自我的感知（包含自我延伸感知 perceived selfexpansion 以及自我概念清晰度感知 perceived selfconcept clarity）（Dewey, 2005； Redies, 2015；Hobbs & Kelly, 2017）。在過去研究中，較少以實證研究來探索日常生活美學化的過程，以及新媒體出現對生活美感素養所帶來的影響。因此，本研究試圖透過「人際影響—詮釋與能力建構—自我感知」此一從外在人際之間（interpersonal）至個人內在（intrapersonal）的路徑來檢視日常生活美學化的過程，更進一步地，希望透過本研究分別探索三種不同的新媒體（包含：社群媒體 Facebook、即時通訊軟體 Line、以及影音平台 YouTube）是否會在人們的日常生活美學化的過程中產生不同效果。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源自科技部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於 2020 年所進行的調查，本次分析鎖定有在使用網路之 18 歲以上ㄧ般民眾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在分析樣本數方面，採取列刪除法（list-wise deletion），以所納入的所有變項為基準，刪除變項中有遺漏值的樣本（Gilley and Leone, 1991），總計納入分析之加權後樣本數為 1,761 人。透過兩階段的偏最小平方法之結構方程式模型（PLS-SEM，包含測量模型與路徑模型）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民眾若能常在新媒體中追隨他人腳步，跟著做什麼、討論什麼，即驅使自己也想從事該行為，即成為建立個人生活美感素養之養分（包含：觸及與評論能力以及自製與傳散能力），進而再影響到個人的自我延伸與自我概念清晰度感知。本研究亦透過多群組分析（multigroup analysis，MGA）的結果發現：平日最常使用 Facebook、Line 或是 YouTube 的民眾，在日常生活美學化的過程中的確有部分差異存在。

解封傳播：傳播學的本土化與實踐 Reopening Communication: The Indigenization and Praxi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專題座談 2-2A 匯流環境下的電視政策

主持人

王維菁／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評論人

何吉森／世新大學兼任副教授

子題一：電視內容與結構管制：檢視換照機制與 NCC 監理權能洪貞玲（台灣大學新聞所教授）

子題二：有線電視頻道上下架爭議：產業困境與機制芻議陳炳宏（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優聘教授）

子題三：超越「管網路」的議題設定：跨國線上平台時代的電視治理劉昌德（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子題四：歐盟與英國新興影音串流法制之最新發展王牧寰（電信技術中心研究員）、胡家崎（電信技術中心助理研究員）、楊儷綺（電信技術中心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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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內容與結構管制：檢視換照機制與 NCC 監理權能

匯流時代下，新興網路媒體襲奪廣告與閱聽人，促成影視市場板塊挪移。然而，台灣目前主流的收視平台仍是有線電視，因此有線電視所提供的收視選擇與內容品質，廣受社會大眾所關注。有線電視長年提供吃到飽的服務，各家系統業者所提供的頻道差異性不高，何以致此？主要有兩種解釋：市場運作以及政策規劃使然。就市場面而言，有線電視產業之系統業、代理商以及頻道商形成垂直水平整合，形成高度穩定結構。就政策面而言，我國電視監理採取執照制度，任何進入電視產業者皆須經過主管機關同意，再加上新聞局時期採行的頻道定頻政策，造成外界所疵議的萬年頻道表。萬年頻道表的現象，在近年上下游授權紛爭中稍有鬆動，而行禮如儀的評鑑換照，在中天換照案有了不同的氣象，也引發正反評價。本文認為，電視執照政策連結媒體內容、營運與結構，是 NCC 監理核心之一，此刻有必要重新檢視。希望鑒往知來，有助於 NCC 在匯流環境以及產業競爭中，調整並制訂合理的監理政策。以衛星電視事業為例，領有執照的期限是六年，三年評鑑、六年換照。依據《衛星廣播電視法》，主管機關應審查業者的申請書及換照計畫書，審酌事項包括「一、營運執行報告、評鑑結果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二、違反本法之紀錄。三、播送之節目及廣告侵害他人權利之紀錄。四、對於訂戶紛爭之處理。五、財務狀況。六、其他足以影響營運之情形。」同時，主管機關必須依法制定換照程序、審查項目、評分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本文將檢視 NCC 指標換照案的相關記錄以及執法標準，透過案例分析掌握 NCC 的審查程序與標準，是否符合法律要求與監理目標。同時，本文也將對照英國監理經驗，檢視 Ofcom 近年的電視裁罰與撤照，了解西方民主國家如何以執照政策善盡監理職權。Ofcom 對於電視內容義務，要求善盡事實查證、公平原則、保護兒少等要求，亦以嚴謹調查程序審視電視台是否依法製播節目，若被認定違法，輕者罰鍰，重者直接撤照。英國連結電視內容與結構管制的作法，維護電視內容的基本品質，可做為我國參採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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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頻道上下架爭議：產業困境與機制芻議

根據 2007 年《中國時報》的電話民調結果顯示，有 5 成的受訪民眾認為台灣電視新聞台過多，有 3 成 1 表示根本不看電視新聞台，而有近 4 分之 3（7 成 3）認為電視新聞台已給台灣帶來負面的影響。現在十多年過去了，台灣新聞頻道只有多沒有少，這樣的民意是否該重新被理解，值得探究。在民進黨第一次主政時期，「閱聽人監督媒體聯盟」及「媒體改革學社」曾提出新聞頻道減半的主張，但當時被藍委貼標籤為「違反言論自由」、「綠營打手」，十多年過去了，當中天電視台被不換照後，誰該入主有線電視系統 52 頻道成為眾所矚目的新聞。2003 年左右，當衛星電視頻道越來越多，各頻道集團展現實力爭取好位置，民眾也對找不到頻道偶有抱怨，當時新聞局長林佳龍則順勢推動頻道區塊化，讓同類頻道在同一區塊，主要是從方便收視為出發點。但執行這項措施的年代主要還屬於類比時代，跟現在數位時代不可同日而語，當前是否應該還需要有頻道區塊化原則，或者區塊是否是一塊不能移動的鐵板，同樣到應該被檢視的時候了。其次與頻道上下架相關的政策是頻道「必載規則」（MUST-CARRY RULE）。如果商業頻道可以依市場機制及消費者喜好而上下架，那無線電視及公共媒體該如何安排呢？特別是原本就不是基於商業市場機制所需而存在的公共媒體，還有使用公共資源無線電頻譜必須讓全民共享的無線電視台，該如何規範，也是在談頻道上下架議題時應該被討論的。因此本文將從頻道區塊化的脈絡，及於頻道上下架政策，但特別提出無線電視與公共媒體的上下架爭議，討論與有線電視系統的頻道區塊化及上下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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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管網路」的議題設定：跨國線上平台時代的電視治理

中天新聞台因衛星頻道執照換照審查遭否准，於 2020 年 12 月 11 日於有線電視系統「下架」。不過該台持續製作新聞內容，並於跨國線上影音平台 Youtube 上持續播出。下架後一個月根據 2021 年 1 月的相關統計，Youtube 中天電視的訂閱者從 180 萬快速增加至 234 萬，中天新聞也超過 109 萬人。在營收方面，推估中天電視台兩個 Youtube 頻道的廣告分潤約 431 萬元，俗稱「斗內」的網路使用者捐款則達到 280 萬元，加上業配等營收推估月收入可能超過 1000 萬元。而中天新聞在 Youtube 上的內容，包括主播播報風格及內容製作格式等，則因應網路媒體特性而出現改變，對電視新聞產製及消費的衝擊，引發業界與社會關注（TJ, 2021；深視數位行銷，2021；林彥君，2020）。跨國線上平台提供電視新聞內容新的流通管道與營收來源，也改變了電視新聞專業的面貌。過去 Youtube 作為使用者產製內容（UGC）的「素人內容」流通空間，因為線上廣告收益快速增長的而提升商品化程度，專業影視製作的「專業內容」比重也隨之提高。以資訊式內容而言，專業製作的新聞報導能夠吸引較多的使用者投入（Djerf-Pierre, Lindgren & Budinski, 2019）。但是一方面跨國線上平台給予的廣告分潤機制不夠透明與合理，導致內容產製業者如新聞媒體，無法獲得足夠的線上廣告收入；另一方面則因為跨國線上平台對內容「去管制」、或者對特定言論的「政治審查」，引發社會對平台時代言論自由的疑慮。因此，包括歐盟、澳洲、加拿大等國都對線上平台提出相應的規管措施。其中，澳洲政府認為臉書與 Google 等線上平台對本土新聞產業造成「傷害」，因而要求補償與加強媒體法規對平台的管制，標誌了國家重新規管平台的態度轉變，其內容與成效都受到極大關注（Flew & Wilding, 2021）。本文將探討跨國線上平台對於台灣新聞產業所帶來的改變，以及在當前全球網路媒體環境與本地電視產業環境中，重新思考媒體政策。最後，本文嘗試以「創造網路公有地」的概念，建議主管機關採取「減租」與「線上公共平台」的政策方向，以求更有效治理新型態的傳播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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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座談 2-3A 2016 年後的台灣影視內容產業

主持人

黃順星／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副研究員評論人

魏玓／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教授

子題一：串流平台市場下的「優質電視」產業鏈：重塑台灣影視產業與政策蔡蕙如（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子題二：華文嘻哈市場的博弈：台灣第一檔嘻哈節目《大嘻哈時代》的誕生戴瑜慧（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

子題三：「非主流」串流媒體平台的定位和再思考林玉鵬（聯合大學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子題四：現代化台灣電視製作圈的工作文化：新生代電視影集節目統籌的工作倫理賴以瑄（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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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流平台市場下的「優質電視」產業鏈：重塑台灣影視產業與政策

近年來，台灣新創電視劇與電影受到社會大眾更多注目，2016 年起《植劇場》系列；2017 年公共電視《通靈少女》與 HBO Asia 平台合作、同年鏡文學成立，試圖成為長期穩定的影視內容提供者； 2019 年公共電視《我們與惡的距離》同時與 Catchplayer 和 HBO Asia 平台合作播出；Netflix 也從 2019 年底推出《罪夢者》、《極道千金》、《彼岸之嫁》三部劇集；2020 年台灣瀚草影視與 Netflix 合作《誰是被害者》，以及今年 2 月剛在公視頻道與 Netflix 上映的《天橋上的魔術師》。台灣影視產製這幾年的發展，逐漸成為「台劇 2.0」浪潮，追求在地內容元素與國際規格製作的類型劇發展。本文將從以下三個面向分析目前「台劇 2.0」的新浪潮的現象，從（1）串流平台市場興起的趨勢；（2）影視產業環境產業鏈的改變；（3）以及政策補助的方向和文策院的成立，來理解「優質台劇產製新浪潮」在串流時代下的定位與挑戰。公共電視系統性長期以來支持並且培育影視人才與作品，許多創作由公共電視所提供的資源與頻道出發，例如公共電視「人生劇展」與「學生劇展」。公視為了因應數位時代下觀眾多元屏幕觀賞趨勢與習慣，不僅在 2017 年推出「公視新創電影 PTS Originals」計畫，更於 2018 年推出 OTT 平台「公視+」（PTS+），這些計畫都顯示公視積極開展新的介面與更多觀眾互動，也透過新創新內容計畫與多平台媒介，讓內容產製的質量提升。此外文化部相關政策補助在這段期間補助本國優質節目製作經費，協助影視產品製作國際化。同時，類似《鏡文學》IP 平台的角色，透過自製單元劇、小說劇本改編與販售 IP，如何改變目前影視產業鏈？多大程度上加速了華文影視內容生產的新模式？如何連結 OTT 平台、內容產製者與政策補助之間的關係？另外，面對近年來國際串流平台興起，HBO Asia 和 Netflix（網飛）都積極佈局亞洲串流市場。例如網飛在 2015 年開始佈局亞洲市場。臺灣公共電視也與網飛、CATCHPLAY 與 HBOAsia 等平台合資合製優質電影電視劇集。影音平台的跨國界特質，讓各國媒體政策的制定者忽略了媒介／文化帝國主義的潛在危機。與此同時，國際串流平台進入本國串流市場的競爭，以及對於本國影視視產製的投資比例，所應遵守的規範與義務為何，又多大程度上將會影響各國影視產製、本地串流平台市場與公共媒體的發展？關鍵字：串流平台、OTT、優質電視、影視產業鏈、台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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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嘻哈市場的博弈：台灣第一檔嘻哈節目《大嘻哈時代》的誕生

2017 年中國三大視頻網站愛奇藝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抄襲模仿韓國嘻哈節目《Show Me the Money》，製作中國第一檔華文嘻哈節目《中國有嘻哈》。這檔節目迅速爆紅，成為年度最火熱現象。藉此節目的成功，愛奇藝在 2018 年 3 月，以 23 億美元在美國納斯達克發行 IPO。 2018 年《中國有嘻哈》的雙冠軍 PG ONE 爆發醜聞，中國廣電總局宣傳司司長高長力下令封殺有「道德問題」的從業者。因應中共的審查制度，愛奇藝重新命名節目名稱為《中國新說唱》，喊出新口號「說出正能量，唱出大情懷」，更大力提倡「中國風」說唱。此種強韌的生命力展現政治邏輯與市場邏輯共生共榮的可能，也見識中國影視產業公司如愛奇藝，如何將嘻哈文化的酷帥意涵自政治批判意識與揮灑暴烈黑幫語言轉化為捍衛國家的戰狼與滿滿的正能量。儘管習近平政權對內的意識形態控制也越發嚴厲；對外則是風風雨雨，包括香港反送中抗議、中美貿易戰爭與新冠肺炎爭議，內憂外患的情勢都阻擋不了其他平台加入的炙熱慾望。2020 年，湖南衛視製作《說唱聽我的》；動漫二次元翹首的 B 站製作《說唱新世代》，形成三檔節目激烈競爭的局面。隨著區域化的發展、網路科技的發達，華文文化市場日趨成熟，市場內的文化流動十分蓬勃。《中國有嘻哈》從第一季就在台灣的青少年觀眾與嘻哈群體裏掀起熱潮，影響範圍從對嘻哈音樂類型的認知、日常生活的流行語、同儕之間的聊天話題、穿著打扮與生活風格、甚至包括收視習慣的養成。從 2017 年到 2020 年，台灣觀眾當了四年的吃瓜群眾，對於台灣製作嘻哈節目的能力頗有怨懟，而這股情緒更隨著兩岸關係的日趨緊張更加繃緊。在此背景下，台灣政府結合企業，以及諸多嘻哈從業者的支持，在 2021 年初推出台灣第一個嘻哈節目《大嘻哈時代》。本研究將分析這個節目的誕生與歷史脈絡，特別是探究華文區域文化市場中的話語權競奪、國家形象的打造與文化產品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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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主流」串流媒體平台的定位和再思考

Netflix 近年興起，以及受到 COVID-19 的影響，串流媒體服務逐漸取得影音市場的優勢地位，然而串流媒體平台在市場上的競爭也更加激烈，HBO、迪士尼相繼投入串流影音平台的經營。在台灣的串流影音平台市場，則是上演網飛、HBO 等國際平台和本土平台的競爭。尤其網飛挾著大量國際資源和優勢，對台灣影音平台都已造成威脅，亦有學者 Lobato(2017)指出，網飛的國際市場策略，雖積極與在地影視產業合作結盟，但更應該進一步探詢網飛在各國的影視節目規模、本地自製內容比例、文化帝國主義的問題以及其在地化的策略如何實施、節目的內容是否以西方（美國化）價值觀為主，是否有包含語言與文化多元性、在地的節目審查等問題，都應該列入討論。因此，無論在國內外學界或產業界，網飛一直是關注的焦點和研究重心，大量的學術研究投入有關網飛或相關主流串流影音平台研究。然而，在這些主流串流媒體平台之外，亦有小眾市場專屬的串流影音平台，最有名的當屬 MUBI，播映主力是以世界電影(或藝術電影)為主，創立於 2007 年(原名為 The Auteurs,2010 年改名為 MUBI)，其獨特的選片和經營方式，以策展方式排片單，與一般串流影音排片方式很大不同，在串流媒體市場裡獨樹一幟。但也因此較少受到學界關注和討論。台灣也有類似的「非主流」串流媒體平台，例如以紀錄片為主的 Giloo，和以 LGBT 題材為主的 Gagaoolala，在學術和一般性討論也較獲得關注。因此，本研究將焦點置於非主流串流影音平台，嘗試從三個角度思考它們的定位： (1)在這波串流影音平台全球化的浪潮下，非主流串流媒體平台的位置會在哪裡? (2)相對於全球／主流串流影音平台所使用的演算法策略，非主流串流媒體平台的策展展略意義為何？ (3)接續第二個問題，在［非主流串流影音科技］的閱聽人，該如何去定位它們的角色？本研究將以 Giloo 紀實影音為主要研究對象，Giloo 紀實影音成立於 2018 年，主要以各國紀錄片 (近年開始有部份劇情片)為上架內容，內容、呈現介面和運作方式都有別於一般影音媒體平台，希冀透過以上三個角度，提供串流媒體平台不同的視野和觀點。也試圖補足串流媒體平台研究一直缺乏的這塊「非主流領域」。關鍵字：串流媒體平台、非主流、影音流通、策展、Gil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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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台灣電視製作圈的工作文化：新生代電視影集節目統籌的工作倫理

1990 年代政治經貿與社會自由化，全面轉變台灣社會各個層面。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逐步開放本國影視媒體市場，允許外國影視媒體內容進入，開放本國業者經營電視頻道與擴展海外市場。多年來我們目睹了台灣電視產業逐漸在國際競爭中敗退。2000 年代起，舊媒體更面臨數位平台競爭，降低國內節目製作費，僅剩的國內製作部門需要同時在國內外平台尋找資金。上述結構與市場因素，造成台灣電視產業的惡化以及電視製作行業人員的跨國危殆與過勞，已經引發新聞報導、行業討論、學術研究、以及政策關懷。在台灣學術與媒體文章中，有的從電視劇組工作人員過勞與剝削的角度切入，也有從文字工作者的勞動與職涯危殆的角度切入。本子題將探討一個較少分析的角度：電視節目的節目統籌(showrunner)。因為節目統籌對於電視製作的工作品質有關鍵決定力量，所以他們的職業倫理與管理原則至關重要。本子題首先回顧歐美創意勞動的文獻，以及檢視國內的創意勞動研究。再透過業界人員的訪談，分析台灣電視製作的工作倫理的變遷。我將焦點放到幾位年輕電視影集節目統籌的工作與管理原則，並和通過訪問得到的過往的台灣電視製作文化相對比。我區分出不同世代的工作文化。1990 年代形成的老一輩的電視節目製作人的工作倫理，是受到老三台時期，並由有線電視時期加劇的威權商業主義電視製作文化所形塑，老一輩的人獲得工作的方式和他們的職場文化是受到當時的威權商業環境影響。其低成本生產邏輯造成無數的(自我)剝削與自私的工作主體。2010 年代中後通過公共電視體系出身的青年節目統籌，目前大約在他們的 30 歲後半，他們期許自己的管理方式與倫理，不同於他們完全不認識的前輩。他們相信自己的工作倫理與管理方式是民主的及平等的。這群新人至今為止依賴公共媒體的資源，無法接近舊圈子，公共媒體提供的製片資源，相對透明及公開程序，是他們可依賴的，也形塑了這群新一代的工作主體。關鍵詞：生產文化；工作主體；工作倫理；新自由主義；創意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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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座談 3-1A 「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二期四次成果分享：新傳播科技與生活延展

專題三：從外在資訊尋求到內在需求滿足：青少年線上媒介使用行為面貌主持人

陶振超／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教授評論人

林日璇／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子題一： Z 世代媒介多工動機與消費決策信心：從眾、任務相關性、與資訊可診斷性之調節連續中介效果張郁敏（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子題二： Adolescents’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the role of eHealth literacy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張鳳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系教授）子題三：以自我決定論探討青少年線上學習需求滿足幸福感及成就感之影響韓義興（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解封傳播：傳播學的本土化與實踐 Reopening Communication: The Indigenization and Praxi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Z 世代媒介多工動機與消費決策信心：從眾、任務相關性、與資訊可診斷性之調節連續中介效果

青少年消費模式正在建立，甚至會延續至成人階段，了解青少年的消費行為因而格外重要。青少年的消費行為常受到不同媒介內容的影響，他們經常同時使用多種媒介，這種媒介多工現象在近年備受重視，但國內外青少年媒介多工與消費行為的相關研究甚少，因此本研究將探究媒介多工如何影響青少年的消費行為。近年媒介多工研究多鎖定雙螢（second-screening, multi-screening, and dualscreening）(Cauwenberge, Anna, & Roy, 2014; Kononova, Quilliam, & Richards, 2016)與任務相關媒介多工行為（task-relevant media multitasking），任務相關指的是透過不同媒介從事單一共通目標（a single or common goal）行為的程度 (Cauwenberge et al., 2014)。Ran and Yamamoto (2019) 認為高任務相關媒介多工上網時可能包含搜尋與討論行為。因此，本研究鎖定雙螢高任務相關媒介多工搜尋與討論兩種行為。Wang and Tchernev (2012) 發現習慣性與認知性動機可以成功預測媒介多工行為，但情緒性與社交性動機卻不可以，本研究因此將動機分為「習慣與認知」及「情緒與社交」兩類，並認為「習慣與認知」多工動機會比「情緒與社交」多工動機更容易產生高任務相關媒介多工行為。資訊可診斷性可獲性觀點（Diagnosticity-accessibility perspective）認為只有消費者所接收到的資訊可以在記憶中成功喚起，消費者才會使用此一資訊從事產品評估(Filieri, 2015)。據此，本研究認為高任務相關媒介多工行為所涉及的產品資訊相同，因此較容易被喚起，進而提高資訊可診斷性與提升消費決策信心。資訊可診斷性（information diagnosticity）指的是消費者相信所獲得的資訊可以幫助他們了解產品的程度(Flavián, Gurrea, & Orús, 2016)。消費決策信心（choice confidence）指的則是消費者相信獲得的資訊足以幫助他們做出最佳消費決策的程度(Flavián et al., 2016)。此外，青少年容易從眾，本研究也將探究從眾程度如何影響上述媒介多工下的青少年消費行為。本研究分析傳播調查資料庫二期四次的資料，其中包括 405 份有效樣本。研究結果發現較不從眾的青少年會因為「習慣與認知」多工動機而有較多的任務相關媒介多工搜尋行為，也會因此認為所蒐尋到的資訊有幫助（即高資訊可診斷性），進而產生較高的消費決策信心。然而，這樣的結果並不適用於較從眾的青少年或任務相關媒介多工討論行為。關鍵字：任務相關性、消費決策信心、動機、媒介多工、資訊可診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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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lescents’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the role of eHealth literacy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本研究旨在探討青少年網路健康素養與網路健康資訊搜尋行為之關係及其相關因素。本研究以 2020 年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青少年版之資料進行分析，共計有 599 名國中生與 693 名高中生。結果顯示青少年的網路健康素養呈中高程度，青少年網路健康素養的評價與應用能力得分較搜尋能力得分低。另外，四分之三青少年曾上網搜尋健康資訊，青少年上網搜尋的健康議題以運動最多(40%)，其次依序為心理健康(24%)、壓力調適(23%)、營養(21%)、憂鬱(17%)、焦慮(14%)、性健康(10%)等。多變項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在控制青少年人口學變項後，家長愈常採取主動性網路管教（如支持、陪伴與討論等）、青少年連結型社會資本愈高、自我效能愈高者其網路健康素養愈高。多變項邏輯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在控制青少年人口學變項後，家長愈常採取主動性網路管教、青少年網路健康素養愈高、愈常有焦慮憂鬱情形者其愈有可能上網搜尋健康資訊。青少年網路健康素養愈高、愈常有焦慮憂鬱情形者其愈有可能上網搜尋心理健康議題資訊。顯示青少年網路健康素養有助於網路健康資訊搜尋使用，青少年健康需求也提高其網路健康資訊搜尋使用。

解封傳播：傳播學的本土化與實踐 Reopening Communication: The Indigenization and Praxi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以自我決定論探討青少年線上學習需求滿足幸福感及成就感之影響

疫情雖然衝擊了傳統教室裡面對面的學習型態，卻促進了遠距通訊與線上學習科技的發展與普及。其實，在疫情之前，線上學習隨著網路應用科技的進展及開放式教學平台內容的拓展，平台一方面提供低門檻、低成本的學習管道，再搭配簡易彈性的學習環境，早已吸引眾多參與者，僅僅 Coursera 全球就有超過 7700 萬用戶。國內的青少年不僅參與這些國際大型開放式線上課程，台灣的均一教育平台、PaGamO 線上遊戲學習平臺等等，與國內中小學課程教育銜接，頗受青睞。除了課業學習的外在動機外，青少年也常在 YouTube 及其他平台自學各式專業或日常的知識與技能，此類為滿足內在動機的自由學習，藉著新傳播科技的賦能，更益於提升線上學習的自我效能感。 Pekrun（2006）探討線上個人自主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中的動機及學習成就感的關係，發展了控制價值理論，並歸納需求滿足的正向學習情緒會反映出學習者的學習成就感與學習投入。Artino 及 Jones II（2012）更進一步提出此內在需求的滿足對自主學習的學習效能有正向影響，甚至有助於學習時的知識精緻化（elaboration）。此外，深研學習內在動機的自我決定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學者 Ryan 與 Deci（2020）也認為，近年來，自我決定論在傳播與教育領域的研究發展，已延伸到新科技的應用，例如以遊戲化設計與界面強化學習動機（McKernan et al., 2015; Rigby, 2014），而這些研究已經研析自我決定論三個主要內在需求動機滿足的影響，包括自主性（autonomy）、勝任感（competence）與關聯感（relatedness）的效果。Ryan 與 Deci（2020）更建議進一步仔細檢視教育媒體、線上學習(e-learning)與遠端教室或其他新傳播科技在學習環境中內在動機及高自我決定的外在動機（autonomous extrinsic motivation）對心理幸福感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即以自我決定論為基礎，探討青少年線上學習效能是否會中介學習動機對幸福感之影響。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初步觀察，台灣國高中青少年線上學習最主要的項目依序為：課業輔導（27.55%）、音樂或樂器（27.03%）、使用電腦、平板或是手機（25.75%）、影片剪輯（22.93%）、美術學習（22.42%）、舞蹈（19.28%）、語文（18.71%）、程式應用與程式語言（18.07%）、家政、生活（17.81%）、體育活動（16.98%）、專業證照（5.12%）及其他（0.80%）。透過問卷調查結果進行的中介分析，亦支持青少年線上學習效能會正向中介學習動機對其心理幸福感之影響。本研究以 Hayes（2017）的 Process 進行中介分析，以拔靴法進行 5000 次重覆抽樣，線上學習的自我效能感正向中介內在學習動機對青少年心理幸福感的影響[.059, .140]，但內在學習動機則無直接效果[-.044, .113]。線上學習的自我效能感正向中介外在學習動機對心理幸福感的影響[.051, .124]，但外在學習動機則無直接效果[-.018, .152]。此外，在加入控制變項進行階層迴歸分析後，線上學習的自我效能正向預測心理幸福感（ß = .22, p <.001），線上學習成就則無法預測心理幸福感（ß = -.04, p = .30）。

中華傳播學會 2021 年會

專題座談 3-2A 新聞的危機與重建之道

主持人

林麗雲／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評論人

胡元輝／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子題一：反思監控資本主義下平台運作邏輯蔡蕙如（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子題二：各國因應平台襲奪廣告與新聞獲利的對策林玉鵬（聯合大學台灣語文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子題三：付費牆及創新政策(如何)能夠拯救優質新聞業嗎？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子題四：新聞創業的專業探險陳順孝（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

解封傳播：傳播學的本土化與實踐 Reopening Communication: The Indigenization and Praxi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反思監控資本主義下平台運作邏輯

過去 20 年來，隨著全球傳播科技平台產業的迅速發展，近年已經進入了高度壟斷的狀態。以 Google 為例，幾乎壟斷全球資訊檢索系統市場，也同時在智慧型手機系統（Android）、網頁瀏覽器（Chrome）、電子郵件（Gmail）、線上影音串流服務（YouTube）和地圖服務（Google Map）中占主導地位。網路使用者，則透過各種界面（手機、平板、桌上型電腦、筆電、網絡電視等），使用各種服務（新聞搜尋與閱讀、社群、交友、影音串流、購物、政治參與與評論、遊戲、生活影像、訊息傳遞、公文信件等）。隨著越來越多網路使用者逐漸習慣透過 Google 搜尋新聞，或透過社群媒體網站例如 Facebook 瀏覽新聞，看似開放平等的網路空間，實際上新聞資訊的接收方式與閱讀習慣都深深受到平台演算法所影響。一般的網路閱聽人越來越少直接連結新聞網站，而是透過各種社群推薦或搜尋引擎新聞排名順序點閱新聞資訊。當新聞資訊管道受到平台業者的壟斷，將形成兩大危機，一是專業的新聞機構逐漸失去對於新聞傳播管道的主導權，並且被迫遵循臉書等社群媒體的規則來增加新聞傳播效率，因此進一步影響新聞機構改變新聞內容在平台上的呈現方式；二是閱聽人受限於社群媒體演算法機制，而被推薦「個人化」新聞，新聞資訊來源的同溫層與立場對立與激化的現象、假新聞流竄與嚴肅新聞資訊傳播邊緣化等問題。 Mosco （2014）以監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概念解釋社群媒體平台，以臉書為例，臉書針對近 16.9 億的全球用戶的嚴密監控能力就是他們做為企業生存的主要獲利來源（p.147-148）1。此外，這些在社群媒體上所生成數據，並不是由企業所生產，而是透過個人用戶所產生的人際關係、情感表露與互動，加上搜尋 Google 的習慣與瀏覽紀錄，以及網路使用者儲存在網路店商平台（例如：亞馬遜）上的信用卡卡號，通過將用戶生成的數據免費提供給企業以各種方式使用以產生利潤的方式，這些大科技公司利用這些正在創建的大量、非結構化數據的新機會，已逐漸壟斷網路產業與市場（Mosco, 2014, p.109）。商業與政治監控計畫利用這些由我們所生產出來的資料營利，這種新的巨量資料收集，是受到經濟與政治力量所驅動，因此數據化並非目的，而是施行數據的商業與政治監控，這種新的監控建立在一種權力不對等的剝削關係中，甚至超越過去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的勞動剝削關係，而是一種全面性的掠奪與欺瞞，透過大多數使用者並不清楚網路監控與資料收集的原理作為監控基礎，加上不合理的協定，以及挾以創新、革新、科技進步之名的說詞，強迫所有人（包括網路閱聽人和新聞業）接受不透明的演算法推薦與傳播機制和數據操控與濫用的模式。因此，本文直指全球科技公司以創新作為壟斷市場的問題，提出幾個目前新聞業在平台化現象中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平台封建化的過程對於新媒體發展、新聞傳播模式與民主社會機制有何影響？特別是在平台幾乎壟斷八成以上的全球廣告收入，透過隱蔽的巨量資料收集與演算法技術，並且不斷掩蓋「更好消費者體驗」背後的監控與壟斷事實。

關鍵字：數位新聞內容、付費機制、新聞業危機、平台民主化、平台壟斷危機、演算法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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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因應平台襲奪廣告與新聞獲利的對策

日前澳洲政府一連串的數位平台廣告收益壟斷的改革計畫引發臉書封鎖澳洲新聞內容與部分政府緊急聯繫之臉書頁面。這是由於澳洲立法通過《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強制議價法》，希望透過更合理的機制確保新聞業在網路平台長期受到 Google 和 Facebook 壟斷全球廣告市場的情境下，獲得合理的報酬。這則新聞事件今年受到全球高度關注，一方面加拿大政府宣布近期將討論相關議案，並跟進澳洲政府的作法；另一方面，臉書做法引起輿論譁然，也引發人們重新思考科技巨頭長期壟斷占用網路資源，導致各種問題叢生，特別是隱匿的演算法不只影響網路閱聽人，新聞業也長期受到平台影響甚深。數據顯示，全球超過 50 億的行動網絡通訊的使用者，集中在極少數的網路平台服務上。當代網路使用者花大量的時間在網路上：在社群媒體（例如：推特、臉書與 Instagram）上接收新聞資訊、人際互動與購物，從社群平台上獲取新聞資訊與娛樂消息、也在串流影音平台上「看電視」。傳播科技滲透一般日常生活，改變了我們使用媒介的方式，也重新定義了閱聽人、網路使用者、產消者（prosumers）和網路公民（netizens）的概念。網路使用者在網路上的各種身分與資料，透過演算法技術，得以存取分析所有網路使用者的數據，這讓網路使用者與網路平台服務供應者之間的關係失衡。因此，本文反思平台監控與壟斷的現況下，各國政府與新聞業如何突破重圍（例如澳洲政府與臉書新聞付費協議之爭），並重新思考公共新聞資訊服務平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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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費牆及創新政策(如何)能夠拯救優質新聞業嗎？

環顧世界各國，新聞業面對的存續危機從未消解，2020 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更使部分新聞媒體的處境雪上加霜。以台灣為例，《壹週刊》與《聯合晚報》陸續於 2 月和 6 月停刊；因廣告收入銳減、2019 年推動付費訂閱制的《蘋果日報》也在 2020 年 6 月以新聞稿證實，即日起將分批資遣員工約 140 名，裁員比率約為 13%。為了活下去，並且繼續善盡新聞媒體理當擔當的民主職責，全球各地的優質新聞媒體皆紛紛展開各種創新實驗，希望能夠獲得更多的財務支持來源，從而建立穩定的財務基礎。台灣的新聞媒體也不例外，由於傳統廣告收入來源不斷流失，必須想方設法為優質新聞業找到新的財源。不少國家（如法國、澳洲和加拿大等國）相當關注優質新聞業的發展前途，並且陸續以各種創新政策介入手段力保新聞業的生存機會，希望協助它們繼續扮演公共性和民主職能的角色。然而，相對於一些較關切新聞業生存發展且政策行動亦較積極的國家，台灣政府部門向來缺少扶植優質新聞業的政策，而這也讓台灣優質新聞業的處境更加岌岌可危：不僅只是關乎是否能存活下去的問題，尚且包括是否能夠繼續維繫優質新聞媒體應有的精神面貌。在眾多努力與嘗試中，打造「付費牆」（paywalls）成為不少優質新聞媒體寄望的可能財源之一，或甚至是不能不走的一條路。但付費牆究竟是新聞媒體未來生存命脈之所繫，還是壓垮新聞媒體的最後一根稻草呢？本文將分兩方面討論：一是將檢視國內外優質媒體的相關經驗與創新實踐作法，探討付費牆可能成功的若干條件，期能對國內優質新聞業提供建議，二是檢視各國政府針對新聞業所推動的創新政策。本文認為，付費牆是優質新聞媒體可以嘗試的自救努力，但如何兼顧公共性，並且持續確保公眾信任、新聞品質和社會影響力，有必要參酌國外經驗，逐漸發展出符合本地脈絡又不失理想性的實務作法。本文也認為，我國政府不應冷眼旁觀新聞業危機，而應在優質新聞業努力自救的前提下，積極地推動若干具創新性、必要性且不影響媒體獨立性的政策措施，從而讓優質新聞業的自救努力發揮加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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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創業的專業探險

新聞產業當前面對的最大問題，在於運作百餘年的「用內容吸引閱聽眾、用閱聽眾吸引廣告」的商業模式失靈，即使用內容吸引到閱聽眾，廣告也未必會來，反而被 Google、Facebook 等網路巨頭攫奪而去。早在 2012 年上半年，美國所有報紙與雜誌的廣告營收總額，就輸給 Google 一家公司，澳洲近日的調查也發現，網路廣告超過八成被 Google 和 Facebook 賺走（Richter, 2012, November 12；中央廣播電台，2020 年 12 月 16 日）。台灣情況亦然，廣告流向網路巨頭，新聞產業必須探尋新的商業模式求生。但台灣新聞產業欠缺類似工業技術研究院的產業研發中心，新聞傳播學界極少從事產業發展策略研究，新聞媒體無力設立研發部門，只能冒險實驗、摸索前進，開發出的新財源，總難因應大眾媒體龐大的資金需求，《蘋果日報》開辦訂閱制失利就是一例。《媒體失效的年代》作者賈維斯（Jeff Jarvis）因此認為，未來新聞機構應專門化、專業化、群體合作，而且規模要盡可能小，才能夠永續經營（Jarvis, 2014/ 陳信宏譯，2016）。台灣眾多新創媒體，就以小規模、專線化、專業化，開發適配的商業模式，走出新聞活路。例如：深耕農業議題的《上下游》發展小農電商、鑽研科技產業的《科技島讀》建立訂閱制、推動科普的《泛科學》辦活動開課程、關注社運和人權的《焦點事件》開發定期定額捐款、著重調查報導的《報導者》兼用大額小額捐款和內容授權、強調內容策展的《關鍵評論網》則不斷募集國際資金壯大實力。新創媒體發展有成，還會持續創業，形成媒體集團。例如《泛科學》團隊陸續創辦《公益交流站》、《娛樂重擊》、《旅飯》、《泛科技》、《美食加》；一人創業的科技島讀》逐步推出《區塊勢》、《了概》；《關鍵評論網》團隊，接續開辦《ELD》後，陸續購併《INSIDE》、《運動視界》、《癮科技》。部分大眾媒體，也開始嘗試內部創業，以小巧新媒體探索報導形式、營收模式的新可能。例如：《天下雜誌》網站發展出企業突圍、OFF 學、創新學院、微笑台灣、換日線、CSR@天下等子頻道；公共電視也創立「P#新聞實驗室」、籌備「兒少資源網」。這些新創媒體，規模雖然不及大眾媒體，但開發的商業模式大多能夠支撐營運，做出的報導也贏得越來越多的新聞獎項，為專業媒體轉型再生開創新可能。霍格（Anne Hoag）將媒體創業定義為「創建並擁有一個小型企業或組織，其活動至少為媒體市場增添了一種聲音或創新」（Hoag, 2008: 74）；新創媒體的內容新聲音、營收新模式，是新聞產業因應生存危機的突圍之道。西班牙在金融海嘯期間，超過一萬一千名記者失業，但同一時期，有四五四家新聞網站創刊（Casero-Ripollés, etc, 2016），台灣也可以在大眾媒體外部和內部鼓勵更多媒體新創，為新聞生態增添更多可能。然而，無論在大眾媒體外部還是內部創業，資源普遍不足，很難進行研究開發、教育訓練，辛苦創製的內容仍會被 Google、Facebook 等網路巨頭無償使用，要創建健全的新聞媒體生態系統，需要政府、學界、媒體協力，資助多元媒體發展、成立產業研發組織、鼓勵產業發展研究、推動媒體創新創業教育，還要像澳洲政府一樣，以公權力和網路巨頭周旋，協助媒體取得應得的內容授權費用。解封傳播：傳播學的本土化與實踐 Reopening Communication: The Indigenization and Praxi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論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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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B-1 論文發表如何翻轉族群「微歧視」？從「批判性多元文化觀」看原住民族抵抗策略

許志明（世新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 2020 年 8 月第 55 屆廣播金鐘獎公佈入圍名單，擔任評審主任委員的羅小雲在揭曉入圍名單時，發出「吼吼吼吼」叫聲，並且問台下入圍者：「欵，你們是不是應該這樣叫啊？」因涉及族群「微歧視」而引起原住民族抗議。同年 9 月舉行的第 55 屆電視金鐘獎頒獎典禮，部份網路媒體報導以「光屁股」、「整顆屁股蛋露出」等不雅字眼形容達悟族得獎少年鍾家駿穿族服上台領獎，再度引發原住民族怒火和社會的廣大關注。本硏究採行 Kellner 的「批判性多元文化觀」，來作為探討台灣社會的族群「微歧視」之切入理論，除了詳述「微歧視」的定義、對原住民族影響之外，並藉由深度訪談「原住民族電視台」新聞部 11 族群、資歷 5 年以上的族語主播，以瞭解原住民族如何看待族群「微歧視」現象及其展出的一些抵抗策略。而在敘事上，我們採取的是受訪者、亦即受壓迫者視角，希望能透過傾聽與忠實記錄，盡力化解族群之間長期的文化隔閡與對立，並提供族群「微歧視」的解決之道與「集體抗爭」的發展可能性。本硏究發現，族群「微歧視」的形成，有其一定的歷史脈絡，過去主流社會對於原住民族的歧視，是公開化而且很少被制止的，當時有許多年輕原住民對於自己的身份無法產生認同感，甚至在公開場合否認自己是原住民；有些則為了融入漢入社會，對於歧視或微歧視言論只能假裝沒聽見或一笑置之，他們在一次又一次的歧視傷害中讓自己的內心強大起來，藉以抵抗工作環境中對於族群的不友善。解嚴之後，尤其 1980 年代後期，國內、外開始推展「多元文化社會」概念，在公開場合大刺刺的以歧視性字眼辱罵原住民族的事件慢慢減少，但取而代之的是自認為「開開玩笑而」、「並沒有惡意」的族群微歧視。但是微歧視對原住民族的傷害性，並不亞於真正的歧視。本硏究發現，除非情況嚴重，大部份的族群意見領袖仍然不贊成對微歧視個案進行大動作抗議，他們擔心，太過激烈的抗爭可能會引發族群之間更加尖銳的對立。但也有受訪者強調，新時代的原住民族「集體抗爭」，不再需要像過去一樣上街拉白布條爭取權益，它的新戰場，可能是在於媒體和社群網站！原住民族要和主流價值觀進行對話、攻防與論述，並且要掌握機會進行宣傳和機會教育。同時，對抗族群微歧視的壓迫，不能再像過去一樣隱忍，對於自己的「被侵犯」必須適時的表達抗議聲音；必要的時候，它仍然需要集結原住民族力量共同發出怒吼。

關鍵字：原住民族、歧視、微歧視、族語主播、批判性多元文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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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B-2 論文發表看見全球原住民部落之 COVID-19 疫情：原住民族電視台【Ita．看世界】的觀點

李美華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教授）

回顧 2020 年，新冠肺炎(COVID-19)全球蔓延，疫情嚴峻。2020 年 1 月 21 日，台灣出現最早確診病例。2020 年 3 月 11 日，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正式宣布新型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 (novel coronavirus crisis a pandemic) (Noar & Austin， 2020)。全球公民對於疫情相關的健康傳播 (Health Communication) 資訊及知識獲取，主要透過主流大眾傳播媒體。健康傳播研究領域起源自上個世紀 70 年代的美國，隨著時代進步，如今健康傳播理論與研究典範的發展已進入成熟穩定期，並因為新媒體與新興科技的創新傳佈，其重要性更加彰顯。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的衝擊下，不同族群與社群(包括少數及弱勢族群)因而產生的心理疾病包括：自我封閉 (self-isolation) (Zalite & Zvirbule， 2020)、負面心理反應，憂鬱以及精神疾病(Baloran， 2020; Huckins et al.， 2020; Zhai & Du， 2020)。而此時健康傳播與健康資訊溝通策略涉及的問題與挑戰包括：資訊過剩 (information overload) 、資訊不確定 (information uncertainty) 、以及假訊息 (misinformation) (Vraga & Jacobsen， 2020)。 COVID-19 是社群媒體時代的第一個全球大流行疾病，在過去一年引發全球探討「假訊息」 (misinformation)（Swire-Thompson & Lazer， 2020; Lin， 2020）以及新詞彙「訊息流行病」(infodemic) 的興起。傳播學者 (Viswanath， Lee， & Pinnamaneni， 2020) 曾質疑在當今資訊社會使用社群媒體是否有助於縮小不同社經地位的族群間的健康知識鴻溝，或有助於健康資訊的民主化。事實上，由於健康資訊傳播的不平等，新冠肺炎的假訊息對於全球社經弱勢族群的影響較大，健康傳播的角色與功能在此時也愈顯重要。回顧過去全球重大公共衛生疾病傳染期間，受到最大衝擊的族群包括：少數及弱勢社會族群、移民、地理及社經位置弱勢以及女性 (Viswanath， Lee， & Pinnamaneni， 2020; Gausman & Langer， 2020)，並且極易引發社會、政治的重大歧見 (Andrews， 2020)。全球各國針對 COVID-19 的因應論述與治理方式不同，已引發英國、巴西、印度、美國的右翼極端主義以及傳統左派陣營之間極大的(數位)意見分歧 (Andrews， 2020)。另一方面，上個世紀 90 年代，外國新聞（國際新聞）之馴化（domestication of foreign news）的研究領域開始受到重視（Alasuutari， Qadir， & Creutz， 2013）。此概念最早由 Gurevitch， Levy， & Roeh （1991）提出，Gurevitch， Levy， & Roeh （1991: 206）指出：「國際新聞之馴化研究傳統主要探討傳播媒體如何將外國新聞事件轉譯為在地觀眾更熟悉、更容易理解以及更能接受的敘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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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健康傳播與國際傳播的視野出發，採用內容分析、文本分析、深度訪談研究方法，探討台灣原住民族電視台的國際新聞節目【Ita．看世界】針對全球原住民族部落的 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報導的媒介框架、馴化策略以及閱聽人解讀型態。

關鍵字：健康傳播；國際新聞馴化；原住民族電視台；新冠肺炎；【Ita．看世界】；接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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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B-3 論文發表「在地音樂節」對原住民文化傳承影響之探討

林果葶（Ph.D. Candidate，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探查臺灣以「原住民文化」為主體意識的文化活動，可以發現原住民音樂節因有其文化使命，因而與以旅遊經濟收益為目的的音樂節有所不同。音樂作為傳遞訊息的傳播媒介，音樂受到社區建構、團結和文化認同所驅動（McKinnon, 2010: 264）。音樂節更是對內傳承文化，以及對外與其他族群溝通的文化活動，因此，本文主要觀察對象為並非以旅遊經濟收益作為目的，而是為了促進當地社群的對話與交流而形成的「在地音樂節」，以原住民音樂人自行籌辦，並重視在地溝通與對話型態的音樂節為主。音樂展演可被視為社會空間營造（social space making）的實踐（呂心純，2011，頁 7），「原住民音樂節」籌辦過程中，深厚對話產生於部落族人和在地居民，因此，文化傳承不僅在溝通過程中得以實踐，還能重塑與協商族人的對文化的認同與創新。本文以在屏東牡丹鄉石門村舉辦 13 年的《Kapanan 部落文化音樂節》為主要觀察對象，探查音樂節如何透過教育論述原住民文化傳承。然而，以「原住民文化」主體意識的音樂節並非都以教育與文化傳承為主要目標，因此本文以在台東都蘭舉辦了 5 屆，並以邀請其他族群參與的《阿米斯音樂節》為次要觀察對象，探查其將「觀光旅遊」視為音樂節重要部分的意圖，與《Kapanan 部落文化音樂節》有何異同。本文將透過田野時的觀察與文化音樂節相關人員的訪談，探查「在地音樂節」對原住民文化傳承的影響。從「參與認同」、「文化公共領域」、以及「原住民文化的教育與傳承」為探討範疇，透過受訪者的對談來理解音樂節所呈現的樣貌，並觀察音樂節的籌辦過程中的溝通行動。結果發現在 Kapanan 者種移居型部落中，籌辦創新音樂節所產生的溝通，確實深化了在地居民的文化認同感，儘管這個認同是來自居民的共享和在地社群的參與合作。而私領域的個人帶著自己的所承接的文化進入 Kapanan 的公共領域進行傳承，不同世代的互動，以及青年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尊重，確實形成了有效地溝通。而將觀光旅遊導向納入的《阿米斯音樂節》，雖然以吸引群眾進入為目標，但仍在籌辦的過程中，仍然深化了都蘭部落對文化的認同感，與 Kapanan 不同的是，透過音樂節所形塑的文化認同，除了是都蘭部落青年與在地居民之外，還包含了參與音樂節時群眾所共同建立的。試著開放一個更有包容性，卻又特定於當代文化表現形式的文化公共領域，可能會使意義主題化而不僅只是純粹的認知和理性溝通，而是多面向多元化的社會經驗結果（Sassatelli, 2011: 25）。「在地音樂節」作為文化訊息傳遞的場域，持續的社會性與公共性，才是關鍵因素。關鍵字：認同、原住民、文化傳承、在地音樂節、文化公共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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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1 論文發表網紅的影響力？以背書效果檢視網路名人對社會議題的影響力

賴宥儒（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研究所碩士）近來，社群媒體大大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網路名人也因此成為許多民眾接收資訊的來源。因此，本研究欲探討網路名人對議題的公開支持和表態是否可能影響民眾對於社會爭議議題之態度。同時也以社會支配傾向、議題重要程度兩個變項加入探討。根據研究結果可以發現，網路名人作為背書者的吸引力、專業性、信賴度、相似度並非影響人們對議題的態度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社會支配傾向、議題重要程度則皆可能會讓人們對議題的支持程度產生影響。

關鍵字：政治背書、網路名人、背書效果、社會支配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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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2 論文發表網紅對於國軍文宣宣傳效益：以認知價值為中介變項

林楷欣（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新聞研究所碩士）面對網路社群興起，網紅也隨之湧現。近期國軍也開始試圖與網紅們進行合作，以有效提升國軍形象。為瞭解與網紅合作是否真的有助於形象改善，本研究應用消費價值觀理論作為架構，以認知價值為中介變項，透過網路問卷調查法，檢視網紅對於國軍文宣宣傳效益。研究發現認知價值在網紅影響力和閱聽眾回饋行為之間具完全中介效果，證實透過與網紅合作，影片不僅能增加觀看數與分享數，還能改變閱聽眾對國軍看法，達成提升國軍形象目的。

關鍵字：網紅、消費價值觀理論、意見領袖、認知價值、國軍、文宣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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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3 論文發表

AI 時代與虛擬網紅－檢視使用者追蹤行為與使用意願

陳亭安 (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 鄭宇芯 (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 謝婷昀 (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 本研究以 Rogers 創新傳佈理論為基礎，探討影響使用者追蹤虛擬網紅 Instagram 之採用和接受意願的因素、以及早期追蹤者採用現況和其特質，並將生活型態作為觀察使用者差異的考量。本研究採線上調查法，並於前測進行深度訪談，最終回收 563 份有效問卷。結果發現，創新屬性、生活型態以及媒體使用情況中皆有因素會影響使用者的追蹤情形，而人口變項則與不同意願之追蹤者間不具顯著差異。

關鍵字：生活型態、早期使用者、虛擬網紅、創新傳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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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1 論文發表當代漢語網路語錄流變之初探以「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為例

黃韻倩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語錄是一種語言素材和文化資源，指對自己或他人話語的記載，是文學上一種文體形式，最小單位是一個完整表達意思的句子，內容多為帶有經驗和思想的言論或判斷。作為人們表述所使用的語言素材，在傳播過程中，語錄會因人類篩選引用的行為而進入複製、變異、流傳階段。在資訊數位化時代，語錄傳播管道也從傳統媒介轉移到新媒體，以某語錄為題材的應用時常可見於網路新聞和社群平台所散播的圖文訊息。這些訊息在網路傳播環境裡快速移動，本研究將這些透過電子媒介所散播之語錄稱為「網路語錄」，認為這是當代人進行訊息和思想交流的語言使用景觀。模因論提出文化是透過人類的模仿行為複製傳遞，新聞學者 Shifman 表示該理論適合觀察當代數位傳播文化。為初探當代語錄之流變，筆者以模因理論和互文性角度，採質化研究文本分析，欲透過強勢語言文字模因（一句有社會性意義的話）以「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為例，尋找來源文本、社會文本及自我／他者之構連，以觀察語錄在當代網路傳播環境裡的流傳。研究結果發現：(1) 網路互動式傳播環境與語錄變異具相關性；(2) 文本複誦結合產生的變異有助語錄的強化和生存；(3) 搜尋引擎顯示的搜尋結果變相影響語錄文本的能見度，因此間接參與了語錄在網路傳播環境裡流傳的機制；(4) 觀察同一句話在新聞媒體、社群平台的表現，發現網友的情緒會隨資訊跨平台流動而傳染。

關鍵字：語錄、漢語、華語、模因、迷因、網路迷因、互文性、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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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2 論文發表庫博中文語料庫」輔助的歌詞論述分析──以我國軍歌歌詞為例

簡廷哲（國防大學新聞學系研究所碩士）軍歌作為一種宣傳的載體，其歌詞文本具有明確的宣傳目的；同時，認同作為傳播學研究領域的一環，軍歌歌詞所包含的認同脈絡有研究的價值。因此，本研究以語料庫輔助的論述分析，嘗試分析我國 1939 年至 2021 年共計 192 首軍歌歌詞文本，其使用的字彙所反映的時代意義，以及其所隱含的認同脈絡。研究發現，透過庫博中文語料庫的詞頻分析及顯著詞分析，均呈現出不同時期的軍歌歌詞有著相對應的獨特詞彙，而這些用詞也導引出不同類型的認同層次。

關鍵詞: 軍歌、歌詞、認同、庫博中文語料庫、語料庫輔助論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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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1 論文發表新娘百分百？從婚紗照初探女同志主體的消費實踐與性別展演

王若瑜（政治大學傳播所博士班）女同志如何挪用過去專屬於異性戀伴侶、不容他者顯影的婚紗照，自我展演性別形象與伴侶關係？本研究從消費互動與性別再現兩方面，嘗試分析女同志在婚紗消費中的顛覆潛力。研究發現，「強迫異性戀」作為一種性別文化機制，長期鑲嵌於婚紗攝影的歷史之中，特別是業者所抱持的二元性別想像，更將女同志一律劃入傳統異性戀劇本中新郎與新娘的固定角色。然而女同志作為消費者／異質行動者，因為具有能動性與創造力，因此也能以各種策略融入、拒絕或迴避異性戀常規，展演多元流動的性別形象，以「反正典」積極介入、擴大婚紗照的正典銘刻。此外，婚紗照不光對個人具有儀式的作用，也能透過社群媒體再現，還原被主流媒體消失的多元女同志婚姻主體，參與打造同志成家的「可見性」政治。

關鍵詞：女同志、婚紗照、強迫異性戀、女性陽剛、可見性政治

中華傳播學會 2021 年會

1-2 B-2 論文發表電影《性愛成癮的女人》之女性性意識探討

徐以琳（世新大學廣電所媒體應用組碩士）西元 2013 年，丹麥電影導演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創之《憂鬱三部曲》（the depression trilogy）中最後一部且以「情色」作為主題與主要表現手法的電影《性愛成癮的女人》一出，其大膽、露骨而完整展示（性器官）的性愛畫面，便立刻引起了影壇內外譁然。並且本片之相關分析，甚至是官方和非官方宣傳，也多聚焦於「感官刺激」、「A 片」、「女性慾望」等字眼，似乎尚未有著筆於其在情色電影之「性包裝」下另一向度的探討，並認為導演提及的那些令人昏昏欲睡的理論僅是蜻蜓點水、毫無意義。甚至，將「女性慾望」一詞焦點化談論者亦為多，卻未見其餘女性議題的多元展示與討論。然而導演創作的目的不應在於單純的感官刺激或賣弄學問。儘管他的影片中經常充斥著大量血腥、暴力、裸露和性愛場景，但這種對電影尺度外延的挑戰並不是博人眼球，而是與影片的內核息息相關。他要的，是將兩者結合，是將對現實問題的思考與人性問題的關注集中在電影（的情色）裡，是將色情作為手法，在吸引受眾的同時傳遞真正的訊息。加之如今逐步爭取女性平權的社會環境下，無論東西方國家皆出現了許多以此為主題創作之「身體寫作」、「身體描繪」甚至是「情色」為主要手法的影視文本。然這些眾聲喧嘩或以市場為導向的身體書寫早已逐漸失去其原有的顛覆意義，使得身體書寫在看似多元的表象上，落入「身體＝情慾」的單一圈套中，反而加強了父權意識的話語。因此究竟導演拉斯・馮提爾在電影《性愛成癮的女人》中是為女性性慾主體發聲，亦或成為「女性身體書寫父權化」的其中一員？便是筆者所要逕行討論的主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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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3 論文發表從《王哥柳哥》走入《街頭巷尾》：探索戰後臺灣電影「健康寫實」美學風格形成的早期脈絡

王亞維（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李行在臺灣電影史開創主流但備受爭議的「健康寫實」時期，可稱為對臺灣電影美學塑型具重要影響人物。筆者藉著分析李行早期作品，試圖探尋一種戰後臺灣電影語言的美學特徵與延伸性，以他的早期作品《王哥柳哥遊臺灣》、《兩相好》（1962）與《街頭巷尾》（1963）與後期李行「健康寫實」電影有重要連結的作品進行比較，並嘗試從跨國的電影歷史中分析李行電影風格的形成，藉以探索戰後臺灣電影美學的早期脈絡與影響。

關鍵字：臺灣電影、李行、健康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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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1 論文發表愈私密愈喜歡？以擬社會互動探討 Facebook 直播的傳播效果

彭俞蓉（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助理研究員）本研究以自我揭露有無及社會臨場感高低，探討 Facebook 直播不同呈現方式對於對直播的態度、對直播主的態度和購買意願之差異，並納入感知擬社會互動作為中介變項，而產品涉入度則作為調節變項。透過實驗法使參與者瀏覽不同呈現方式的 Facebook 直播，以 2（自我揭露：有 vs.無） x 2（社會臨場感：高 vs. 低）發展四個實驗情境。研究結果顯示：自我揭露有無對於擬社會互動的影響會有顯著差異，而擬社會互動對於對直播的態度、對直播主的態度和購買意願亦皆有所影響，擬社會互動會完全中介自我揭露有無對對直播的態度、對直播主的態度之路徑，同時部分中介自我揭露有無對於購買意願之影響，產品涉入度僅對擬社會互動和購買意願間的關係具有調節效果，社會臨場感高低對於擬社會互動、對直播的態度、對直播主的態度和購買意願則沒有顯著影響，並以此研究結果作為 Facebook 直播未來操作發展上的建議。

關鍵字：Facebook 直播、自我揭露、社會臨場感、產品涉入度、傳播效果、擬社會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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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2 論文發表與虛擬主播做朋友？探討閱聽眾對於虛擬主播 Vtuber 擬社會互動的滿足

陳亭妤（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游郁慈（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鍾宜蓁（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

本研究以使用與滿足以及擬社會互動探討不同動機需求的閱聽眾在觀看 VTuber 頻道影片後對於滿足感，以及持續觀看意願的影響。研究方法採用網路問卷調查法，共回收 321 份有效樣本。結果顯示閱聽眾觀看的動機以及擬社會互動會受不同滿足感影響，而有持續觀看的意願。本研究藉由探討閱聽眾對於 VTuber 的觀影動機，希望能對於台灣 VTuber 新興產業有些許貢獻，並給予欲探討 VTuber 產業的後繼研究者有些許參考建議。

關鍵詞：擬社會互動、使用與滿足、持續觀看意願、虛擬主播 V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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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3 論文發表化身串流直播展演的經驗現象描述與理論探討：以 Hololive 伙伴為例

柯籙晏（華僑大學講師）

隨著現象的爆紅，化身串流直播展演引起本文的研究興趣。我們可以如何理解這個現象？使用化身究竟只是噱頭，或者與直播主出鏡露臉的普通直播，有本質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什麼樣的理論潛力？本文目的，即在以 Holo 伙伴的展演為例，描述化身串流直播的經驗現象，並以此為基礎，初步探索這個現象的相關理論。

關鍵詞：化身、串流直播、展演、Hololive、中介化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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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D-1 論文發表閱聽人人格特質與國軍 MV 及國軍態度之關聯性研究

林志嘉（國防大學新聞學系碩士）

國軍文宣媒體專業單位（軍聞社、青年日報）近年來力求轉型，於 2017 年底開始以 2018 年元旦形象文宣影片「感謝有您，幸福共好」，有系統性地與民間歌手合作，並結合社群媒體，以 MV 形式的形象影片進行宣傳，受到民眾的接受，逐漸成為未來多元創新的國軍宣傳選項之一。因此本研究考量各項國軍招募政策對象年齡範圍，以高中生作為研究對象，以了解高中生在觀看不同類型的國軍 MV 後其人格特質與觀看行為、影片態度與國軍態度間的相關聯性。本研究透過 SurveyCake 線上問卷平台配合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共計回收 406 份有效樣本，研究結果在學術上，提供人格特質結合 MV 形式影片的研究模式，並進一步討論其對於受測者態度層面上的影響；實務面，則使國軍各級文宣媒體專業單位在執行未來工作上具有參考依據，瞭解現階段國軍 MV 閱聽眾的性格傾向，作為 MV 製作的計畫方針，以提高國軍宣傳效能。

關鍵字：國軍 MV、人格特質、觀看行為、影片態度、國軍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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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D-2 論文發表以 CERC 模型探討臺灣政府在 COVID-19 疫病下的社群媒體傳播策略

張旭睿（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研究所碩士）許詩嫺（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2020 年 COVID-19 疫情在世界各國陸續爆發，除疾病本身對人體造成的身心危害外，更有後續衍伸出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與經濟問題。而要避免上述危害及國內大規模感染疫情，國家必須在適當的情境下向民眾提供防疫資訊，因此政府在疫情期間如何與民眾溝通，以及政府向民眾傳遞資訊所採取之溝通策略，對於疫情的危機控管就顯得非常重要。本研究分析臺灣政府在 COVID-19 疫情下，如何利用社群媒體與民眾進行溝通，並以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提出之危機與緊急風險傳播（CERC）模型作為架構，探討臺灣政府在疫情危機期間各階段的傳播策略，以及民眾對於疫情各階段之貼文參與程度。研究檢視臺灣衛生福利部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0 年 5 月 8 日，共 357 則貼文，以探討政府在疫情各階段使用何種訊息作為溝通策略與民眾交流。本研究發現臺灣政府在危機前階段除使用 CERC 模型建議之風險、警告、準備策略外，還新增澄清與教育策略來防範不實訊息的散佈，及效能策略來提早建議民眾該如何採取防疫行動；危機中階段則與 CERC 模型建議之策略相符，以降低不確定策略、效能策略及安心策略為主；危機後階段因疫情至今尚未結束，因此政府仍持續使用與危機中相符的策略（如降低不確定策略、效能策略、安心策略）與民眾溝通。此外，貼文內之標籤內容也多符合該篇貼文策略，唯安心策略之感謝與尊敬訊息，從危機爆發前至危機後階段皆出現在多數貼文標籤中；圖片內容從危機前以指揮官為主軸，到危機中開始加入漫畫風格與柴犬元素；轉載他處機構之貼文也在危機中大量出現。上述貼文之相關呈現方式，也顯示臺灣政府除藉由貼文傳遞各種文字訊息策略外，也使用其他形式如標籤來呼籲民眾對醫護人員的感謝，營造正向防疫的社會氛圍，並搭配豐富有趣的圖片及分享其他部門貼文來加強宣傳防疫訊息，獲取民眾對衛福部粉絲團的關注。最後，民眾在危機中階段之貼文涉入度高於危機前及危機後階段，顯示民眾在危機嚴峻時期，不只關心疫情相關事件進展，對於指揮官防疫態度上的真情流露和豐富化的貼文圖片，也能吸引部分民眾關注。本研究結果可供未來政府面對公衛疫病事件時，推廣相關政策溝通之依據。關鍵詞：危機與緊急風險傳播、社群媒體、新冠肺炎、傳播策略、臺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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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D-3 論文發表國軍心累了嗎？初探軍事衝突風險感知對戰備演訓自我效能、壓力、疲乏感與轉職意願影響

黃琝戩（國防大學新聞學系碩士）

本研究從風險控制角度出發，欲探究 2020 年臺灣海峽周圍海空域不斷受中國大陸軍隊越界騷擾我國，國軍提升戰備訓練應處隨之而來的軍事衝突風險，其表現的自我效能與感知風險為何，更甚者在處於應處風險狀態下其所表現的工作壓力狀態與心理狀態，是否會接連影響對於軍人職涯的續服意願。本研究運用網路問卷調查法，針對現役志願役軍人實施調查。結果發現，風險感知會正向預測自我效能感，但對於壓力感知部分並沒有顯著關聯性。其次為自我效能感能夠與壓力感知部分有負向關聯。壓力感知至工作疲乏感有顯著預測力。最後，疲乏感對於轉職意願關聯性亦呈現正向顯著相關。

關鍵字：風險感知、自我效能、疲乏感、壓力、轉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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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1 論文發表藉儀式觀點再探新聞傳媒與社會運動的關係：以香港研究作發想

張時健（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本文以香港 2019 年的大規模社會抗爭為背景,再思索新聞傳媒與社會運動間的關係。概分四個段落：首先回顧傳媒與社會運動的相關研究,指出其將傳媒工具化的功能論傳統;其次指出常被引用的新聞工作常規研究,或忽視了新聞專業信念在指導新聞工作者行動上的要作用,宜藉 Carey 的儀式性觀點加以補足;第三回顧香港相關的研究,指其呈現新聞記者的行動不必然服從機構的政治經濟壓力,但仍大體承繼功能論以及新聞工作常規研究的框架並慣用功利的觀點,因此對記者自主性實踐的理解仍有不足。最後本文建議,採用儀式性框架研究香港個案,或可理解新聞記者以專業為名在大規模社會運動中的獻身行動。關鍵字：儀式觀點、社會運動、香港研究、傳媒儀式、傳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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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2 論文發表用 YouTube 關心社會？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者的動機、行為與政治參與

王柏文（政治大學傳播所碩士） YouTube 近年成為民眾接收時事資訊的重要管道，超過 25% 的美國成年人在 YouTube 上觀看新聞。值得注意的是，除傳統新聞機構外，還有 42% 的獨立新聞頻道也受到歡迎，其多由平台原生創作者 ─「YouTuber」經營(Pew Research Center， 2020)，這類頻道影片的形式與內容，實已和傳統電視新聞有所差距。在台灣，這種 YouTube 原生的新聞頻道近年陸續增加，且探討主題多以政治時事有關：2018 年「志祺七七」開始以每日更新頻率推出政治時事影片，同年「博恩夜夜秀」更挑戰高爭議性時事主題激起媒體討論。2020 年台灣大選期間，三位總統候選人均現身相關頻道，顯見其影響力持續擴大。此類近年興起的「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對使用者來說，不同於過往傳統媒體的政治時事資訊僅能以單向接收，且內容形式也有所差距，故其使用行為、動機與造成的影響都可能與過往不同。本研究主要目標有二：(1)探究此類影片的使用動機與行為，對使用者政治參與之影響;(2)了解使用者以「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接收政治資訊，相較於用傳統管道接收，對政治參與的關聯度有何差異。使用行為的相關文獻，本研究參考 Shao（2009）與 Khan（2017）提出之適合 YouTube 的使用行為理論架構，探究使用者的消費（觀看影片、閱讀留言）與參與（分享、留言回覆）行為分別產生的影響。動機部分，Haridakis & Hanson 在 2009 年時就探究過 YouTube 上的觀看動機，接著張卿卿（2016）、 Khan（2017）等人近年開始探討分享影片、留言回覆等參與行為動機。本文綜合過往文獻，將娛樂放鬆、資訊尋求、自我展現與社會互動四項動機納入研究架構中。接著，論及此類媒體帶來的影響，過往學者對傳統媒體時事節目的研究常關注收視與閱聽人政治參與的關係（例如：Miller & Reese， 1982；張卿卿，2002；彭芸，2000）。社群媒體興起後，方向轉為探究社群媒體使用與政治參與相關行為的關聯（Boulianne， 2015；王嵩音，2017）。但是，究竟是傳統媒體還是社群網路媒體對政治參與較有影響？至今研究結果不一（如：Skoric & Poor， 2013；Bakker & Vreese， 2011），亦是本研究欲探討之處。基於台北市四間大學共 324 份問卷樣本的研究分析發現，「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較傳統政治資訊接收更能預測政治參與，且其影響隨社會互動意圖的提升而增加，並受到政治討論的中介。另外，資訊與自我展現動機正面預測網路政治參與，社交動機正面預測傳統政治參與；而觀看、分享此類影片的頻率越高，網路與傳統政治參與度越高，留言則與網路政治參與相關，呼應過往學者研究中認為網路媒體邏輯（network media logic）較傳統新聞更具動員性的論點（Klinger & Svensson， 2015； Strömbäck， Falasca & Kruikemeier， 2018）。關鍵字：YouTube、網路政治時事影片、政治參與、政治討論、社群媒體、網路影音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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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3 論文發表數位化的公民參與：公民科技實踐下的數據公共化與數據行動主義

蔡蕙如（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本研究將從數據行動主義（data activism）的概念出發，反思當代平台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所造成的市場壟斷、資訊傳播管道的無形限制、資料濫用與隱私權、新型態的僱傭關係、新消費者行為分析測試現象。並進一步以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數據研究取徑（critical data studies， CDS），以及從 Michael & Lupton（2015）提出的「公眾理解大數據」（public understanding of big data， PUBD）的宣言框架，和數據識讀（data literacy）的角度，分析目前在台灣數據行動主義的三個層次的案例與實踐：黑客社群「零時政府」的資料開源與協作；人權組織「台灣人權促進會」的大數據人權倡議行動；以及環保團體「綠色行動公民聯盟」的公民共創透明足跡 2.0 平台「掃了再買 APP」。透過三個不同層次的數據行動主義的實踐模式，進一步提出數據化公民社會中公眾反思日常數據私有化的危機之後，與新的大數據應用的公共化策略。大數據產生的知識圖像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影響人們的日常決策。特別是當代使用者使用社群媒體平台的形式與頻率，已深刻地與我們日常生活、政治參與、消費選擇和新聞資訊傳達與接收之間息息相關，這些平台甚至比傳統媒體更嵌入使用者的日常互動、情緒起伏與決策判斷的過程中。從目前平台市場壟斷的狀態來看，少數幾家創新平台企業：搜尋引擎 Google、社交媒體 Facebook 和 Twitter、電商平台 Amazon 與串流影音媒體 Netflix 等共構了一個數據化（datafied）而且更為無所不在的監控網絡社會，這些科技平台不僅控制全世界網路資訊經濟，也掌握網路使用者的資料與足跡。當代平台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從早期的創新演變為尋租壟斷，顯示的不僅是巨量的網絡資料已被貨幣化與私有化的事實，以及消費者與公民身分被商品化的問題。目前大數據的收集、使用與共享狀況與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息息相關，涵括資訊來源收視與閱讀、社交互動、消費模式、政治傾向、選舉、公共論述、新模式的新聞產製與實踐等。由於大數據涵蓋幾乎是所有結構與非結構化的訊息的收集、儲存、連接與分析。然而，國家與私人企業如何收集、使用與分析，以及在此資料挖掘過程中與使用者之間關係，雖有初步反思，但仍缺乏明確的策略探討。 Andrejevic & Gates （2014）認為「大數據」是以新興技術進行數據挖掘與收集的大規模的當代數據資料庫。數據挖掘強化監控事實，透過大數據監控的政治經濟學，得以進一步探討監控資源的所有權與控制權的意涵，思考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數據化（datafication）是指對社會互動與社會關係的量化過程，其中最重要的關鍵是所有資料的數位化。根據 Cukier & Mayer-Shoenberger（2013）的說法，數據化是將社會行為轉化為線上量化的數據，從而可以進行實時跟踪和預測分析。當數據化成為合法的手段，成為用來接近、了解、監視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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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主要準則，也逐漸發展成數據至上（dataism）的優先原則。這些新型態的大數據研究的案例、技術與應用激發數據導向行銷學研究，利用新的科學方法，可以針對受試者（消費者）進行行為控制、調節與預測（Nadler & McGuigan， 2017）。Van Dijck （2014）認為雖然目前已累積大數據實證分析豐收成果，但目前數據主義意識形態高漲，顯示人們普遍接受這種信念：透過新媒體與大數據運算技術來分析各種人類行為，並對社會型態與個人潛在信念，進行大規模的「客觀」量化的追蹤。這種日常全面數據化的過程，似乎不被一般網路使用者感知，主要的問題可能來自於「人們並非小看了大數據的影響，而是誤解了大數據實際對我們的生活的改變與影響」。這同時解釋為何我們對於政府機關和大型企業的例行性收集與檢視一般公民的資訊時態度較為寬鬆（Van Dijck， 2014）。甚至在大數據行銷策略研究中提及，創造出令消費者喜愛且覺得有用的定像廣告投放，反而是讓顧客願意提供個人資訊的最佳解方（Martin & Murphy， 2016）。Berry（2019， p.45）認為，目前人們對與數據主義的崇拜，改變了我們對於人類社會事務的批判性理性的觀察與分析方法，轉而採納一種以巨量確切數據運算分析結果為準的世界觀。數據主義的支持者不僅提出「向數據轉」的新主張，也努力產生、複製這種以數據為中心的氛圍。因此，針對數據工具的研究與使用，問題在於：如果使用者的資料生產與累積都大幅度地依賴某一服務/平台，平台是否應該接受公共監管？從開放資料庫與公共利益優先的數位媒體平台服務的角度出發，大數據公共化的策略與規管模式為何？一般公眾如何理解大數據？ Michael & Lupton（2015， p.2）指出，大數據分析的發展對於目前人類社會與經濟的趨勢提供前所未有的見解。「大數據既是一種主題（大數據的社會影響是什麼？），也是一種資源（大數據的使用如何挑戰現有的社會學社會學研究方法與詮釋工具？說明社會科學如何回應大數據分析工具並且進一步學習？）」。大數據分析過程，讓一般網路使用者一方面又是「作者」，另一方面也是「文本」，但卻少有公眾認識理解自己與大數據現象的關係。然而，對於一般公眾來說，應該進一步理解，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接觸「大數據」？對於大數據現象的分析與介紹，那些資訊來源、專家與評論人是可信賴的？大數據系統如何深刻影響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商業與政治選擇，那麼該系統的公共審查制度為何？而公眾是否有對大數據監督、發聲與對抗的傳播機制？尤其是在 PUBD 框架下，得以檢視與大數據與公眾實踐相關的一系列議題。一方面大數據全面依賴使用者的「實踐」，透過各種在社群媒體、電商平台與網路論壇等的「主動」提供的互動資料，以及在此過程中「被動地」被監控與數位軌跡資料的收集，都與民眾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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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根據其知識經驗與社會位置理解什麼大數據？大數據如何出現？在哪裡生產？由誰生產（例如：商業組織和政府機關）？以及怎麼產生（例如：智慧城市的監控攝影機、電商平台上的消費紀錄等）？這個複雜的動態過程顯示，公眾一方面是數據生產者，他們「發布」數位資料，同時也「接收」數位資料，並且「使用」這些資料。在人們 _「發布」、「接收」與「使用」時會發送更多資料出去；在此動態復返的流程中，人們也會抵制這些數位資料被自動發布與被使用。這與公眾是否有對大數據現象與相關議題的識讀能力，因此，PUBD 框架必須協助公眾培養對於大數據相關的政治與倫理議題的認識，並且進一步以理解與參與的模式與大數據現象建立新的視角與關係。因此，本研究將有以下三個任務。第一，從批判的數據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取徑出發，綜論目前大數據與演算法對於當代數據化社會網絡的影響。第二，爬梳數據行動主義、公民科技（civic tech）、與數據識讀等概念對於公民社會理解、反思、倡議並且運用數據的新理路，特別是數據公民行動，不僅限於以往線上懶散行動主義（slacktivism）的政治參與。第三，以台灣三個公民社會數據行動主義的實際案例──黑客社群「零時政府」、人權組織「台灣人權促進會」和環保團體「綠色行動公民聯盟」 ──進一步分析數據行動主義下的三個行動層次，以及這些行動如何串聯網民在數據化公民社會中的新行動方案。

關鍵字：公民科技、公民參與、數據行動主義、數據公共化、數據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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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1 論文發表邊緣化移民與移動電話：基於權力動態關係的研究

Gabrielle C. Ibasco（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Research Project Office）蔡夢璇（Wee Kim We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rul Chib（Associate Professor at Wee Kim We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在過去數十年中，移民研究已擴展到研究移民如何利用信息通信技術（ICT）（尤其是移動電話）來尋找資源、維持或建立人際關系，以及地域遷徙(see Alencar 2020; Walker et al. 2015)。早期的研究對移動電話持有積極樂觀的態度，而後來的研究則采取了更具批判性的立場，突出了移動電話在加深社會結構控制中的作用。但是到目前為止，很少有研究涉及技術在個人（代理）與社會（結構）之間不斷發展的動態中扮演的角色。本研究的目的是系統梳理移動電話和移民領域的研究，重點關註移動電話在難民和政治庇護者等移民生活中的使用。通過吉登斯（Giddens，1984）的結構化理論，我們運用系統的文獻回顧法來確定研究主題，這些主題涉及移動電話如何在個人代理和社會結構約束中的作用，以及怎樣用潛在的權力理論去解釋該現象。這項研究的發現可以為移民研究提供壹種更加本土化的方法。

關鍵字：移民、難民、機構與代理關系、結構理論、移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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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2 論文發表疫情下的跨國家庭情感聯繫：在台陸生的遠距親密關係實踐

黃彥瑄（國立政治大學傳播所博士）本研究討論在新冠肺炎（COVID-19）期間，中國學生如何通過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進行遠距家庭的情感聯繫。回溯到 2020 年 2 月，台灣開始對外實行嚴格的邊境控管，暫緩中國籍學生來台。一直到 2020 年 8 月，才開放中國學生回台就學。然而，在疫情期間，陸生是如何與其家人進行協商，商討回台的計畫？在他們返台後，又是如何透過傳播科技進行遠距親密關係的情感聯繫？最重要的是，疫情又如何影響跨國家庭之形塑？關於跨國家庭遠距溝通的研究上，包含了跨國母親的情感勞動、「太空人家庭」（astronaut families）如何透過傳播科技維繫情感、遠距子女如何進行虛擬共存（virtual co-presence）的實踐（Baldassar 2008; Madianou 2012; Madianou and Miller2012; Parreñas 2005; Uy-Tioco 2007; Wilding 2006; Waters，2005; Sun，2014）。在以上這些研究中，尚未有疫情期間是如何影響遠距家庭的維繫的相關研究。在全球健康防治都不穩定的狀況下，在遠方的家人們要如何透過 ICT 關懷子女的健康，這是否會改變遠距家庭的日常。在本次研究成果上顯示了，家長們之所以會讓子女來台的主因，包含台灣疫情控制得當、希冀子女儘早畢業等因素。但即便如此，也不意味著父母信任台灣防疫政策。再來，遠距家庭的聯繫頻率與疫情發生之前並無相差太多，但是父母對子女們的健康叮囑增加了，並且更加在意子女的行蹤。ICT 成了監控子女健康的工具，子女則透過主動的通報自己的行程＼健康狀況，藉此紓緩父母無法親自看顧子女的焦慮。

關鍵字：COVID-19、遠距親密關係、跨國家庭、在台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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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1 論文發表當代服裝反抗行動的論述與語藝策略研究：以男性著裙事件為例

吳翠松（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教授）本文旨在探討台灣男裙運動的論述與語藝策略，在本文中研究者以 2016 年底的台灣婚姻平權爭議，將台灣男裙運動畫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是 2016 年以前的台大、成大、中州三所大學所舉辦的鼓勵男學生著裙拍照上 po 至主辦單位於 fb 所設的粉絲專頁並分享著裙心得活動：第二階段包含 2018 年 9 月發生的在台北市龍安國小圖書館下架《穿裙子的男孩》繪本事件、新北市板橋高中在 2019 年 5 月 6 日至 11 日舉辦的男裙週及 7 月新北市板橋高中繼男裙週活動後亦通過校規，開放男學生可著裙上學事件。在這兩波的男裙運動中，研究者想了解倡議者與網路參與者各呈現了哪些論述與視覺意象?行動者提出的語藝論述與策略為何?其中的異同為何?

關鍵字：男裙、服裝平權運動、服裝反抗行動、論述策略、語藝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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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2 論文發表如何受害、成為受害、沒有受害: 遭偷拍男性的「受害」言說分析

賴禹安（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方念萱（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本研究對從事私密行為時遭偷拍的男性訪談進行言說分析。男性在如廁、洗浴或與同性從事性行為等曝露身體私密處時，遽遭男性偷拍，受害男性在描述為人以鏡頭侵犯、私密影像為人擷取留存、甚至可能散布、轉而要脅自己時，如何講述自己「（沒有）受害」？如何形構（未）受到傷害的男子氣概？在「男性看、女性被看」的主流性別腳本運作的社會中，遭偷拍男性「淪為」被粗暴觀看、存影的對象，男性身受「權力/暴力役使」以及「被同性反向注視（reverse gaze）」兩種力量交織作用，這性別經驗雖然日漸增多，但是媒體與研究俱少處理。本研究在邀請受訪者的過程中，就已發現男性與未經同意而私密影像外流的女性一樣，對於再現再言受害經驗，非常為難，然而女性面對的是社會大眾交相指責、蕩婦羞辱，男性卻可能因其受創以及受害反應而為近人/社會否定其男子氣概、認為他不是「真男人」。正因在遭偷拍、嘗試理解、與向他人求助的過程中，男性始經驗到過往因高度性別化而來的文化資源消失殆盡，被鏡頭偷拍，一如攝影閹割了他。在敘述這過程時，受訪男性動用什麼樣的資源來敘述自己受害、沒有受害、或是另有不同理解、有不同的標誌經驗的方式？文獻回顧包括陽剛氣質、觀看、與身體，連結科技中介的偷拍以及對男性的反向凝視（Reverse gazing），以及有關男性受害者的相關研究分析。研究者針對七位受訪者的訪談謄稿，進行言說分析。目前言說分析研究發現有四，（1）找不到「受害者」身份的男性；（2）青睞或侵犯的拉拒、恐同或美男的兩極；（3）未傷其身的影像?是藏鏡還是出櫃?以及（4）數位性/別暴力的特殊性。男性之為難以出聲的、科技、影像與性別秩序交織之下的受害者，他們所（不能）言，更凸顯了當前數位性別暴力幽微而重要的面向。本研究對於與科技交織的性別研究、男性研究、數位性別暴力研究都將有所貢獻。

關鍵字：男子氣概，受害，偷拍，數位性別暴力

解封傳播：傳播學的本土化與實踐 Reopening Communication: The Indigenization and Praxi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3 D-3 論文發表厭世也要分性別？從 Instagram 上的厭世迷因看性別論述

陳奕君（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碩士）本文探討 Instagram 上以厭世為主題論述的迷因，並從中梳理出性別化現象與霸權結構，研究發現在「不想與他人建立長久關係」的厭世論述下，以女性角度出發的迷因帳號中試圖以女性主義的幽默來反對性別不平等與霸權刻板印象等父權社會的枷鎖；男性角度出發的迷因帳號中則仍多半具有性別歧視的幽默。這些迷因當中也存在異性戀霸權、父權與男子氣概霸權、描繪出特定性別形象以及排擠現象等問題。

關鍵字：厭世、迷因、性別幽默、性別化、霸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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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B-1 論文發表相依守門：現場音樂產業中的仿效模式與網路結構

戴昀（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本研究檢視音樂產業中的「守門者」如何應對此一產業中的不確定性，並以「同質偏好」(homophily) 及網絡結構在前述行動中的角色為研究焦點。透過收集並分析一個包含 175 個位於美國亞特蘭大市的現場音樂場館及其約 11，000 場表演的資料集，本研究發現，首先，高票價、高位階（媒體曝光）及「流行樂」場館，在面對消費者需求不確定性時，傾向仿效(emulate)相似場館的表演者安排，而低票價、低位階及「藝術音樂」場館，則較少出現此「同質偏好」的表演安排模式。然而，不論其利基與位階為何，擁有共同「排團夥伴」的現場音樂場館皆傾向相互仿效的表演安排模式。本研究具體展現了守門行為中的經濟與文化界線，以及網絡結構在形塑現場音樂產業中之守門行為上的重要性：守門行為中的決策並非單獨存在，而是相依且受到結構影響的。

關鍵字：守門人理論、社會網絡、現場音樂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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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B-2 論文發表 COVID-19 疫情對台灣 Live House 的影響及未來挑戰

簡妙如（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2020 年的 Covid-19 疫情，讓現場音樂產業，尤其是中小型 Live House 受到最直接的影響。即使台灣疫情並未失控，但 2020 年 3 月到 6 月期間，因無法舉辦 100 人以上的現場音樂會，外國音樂人無法來台灣演出，民眾對密閉空間活動的恐懼，都使 Live House 業者、音樂活動主辦人，以及相關音樂工作者，面臨強大生存挑戰。本研究在 2020 年下旬到 2021 年初，針對台灣 100-500 人容量的中小型 Live House 以及相關工作者，進行疫情影響的研究調查；包括到北、中、南數家代表性中小型 Live House 進行多場田野調查，以及完成近 20 位音樂工作者的深度訪談。本文關注本地中小型音樂場館的產業結構特質，包括其商業模式及工作雇用形態，同時也檢視音樂、文化工作與城市空間的共存關係。研究結果由音樂場館、音樂工作以及音樂文化等三個面向進行分析。首先，在音樂場館部分，與其它國家不同的是，本地商業型場館、倚賴國外藝人演出的中型場館，受到較大的影響，但結合酒吧及音樂展演空間的複合性小型場館，卻意外有較強的維生方式。同時，在疫情期間，中小型場館重新發現其鑲嵌於城市空間及在地社區的特質，相較於過往對國際藝人的重視，不少場館重新擁抱本地音樂內容的市場，而場館與音樂人、廠牌及觀眾的創意合作實踐，也意外地成為支撐其生存的新方式。其次，在音樂工作部分，Live House 的相關音樂工作者，呈現出非典型工作形態。包括經營者本身、受雇者，以及支援現場音樂活動的各式接案者，如音控、燈光、舞台技師、攝影、設計等音樂工作者，多是接案性質的自由工作者。在疫情期間，他們大多有約 20%-80%不等的收入損失，多數有申請文化部的紓困補助，在影響最嚴重期間，有人接更多非音樂性工作維生，也有人陷入轉行掙扎。此外，在台灣的非本國籍、無正式雇用契約的接案工作者，以及遊走於跨國音樂巡演及海外接案者，則是政府紓困補助政策中的死角。最後，在音樂文化的影響上，全世界因疫情封鎖，在國際藝人無法來音樂節演出之際，台灣本地的獨立樂團，因為多著重於中小型演出模式，意外獲得更多演練機會及發展擴張的空間；但以國外市場為主的樂團，則反而發展受挫。但同時，重新使小型音樂場館鑲嵌於城市空間，以及發展本地獨立音樂社群的共同體公共意識，似乎也有集結成形的新契機。但不可忽略的是，未來本地音樂人、現場音樂產業如何回應全球的線上演出趨勢與新技術，如何與世界重新連結，仍是重要挑戰。關鍵字：Live House、音樂場館、新冠肺炎、現場音樂產業、獨立音樂、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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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B-3 論文發表年輕人如何聆聽音樂：朝向一個業餘愛好者的中介傳播社會學

黃俊銘（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助理教授）本文反思青年文化經常聚焦奇觀(spectacular)而忽略日常面向。本研究以 104 位 19 歲至 22 歲的台灣年輕人為例，探討他們從童年至今圍繞在家庭、各階段學校與社會間的音樂聆聽與實作。研究發現，受訪者的音樂經驗與家庭、學校人群網絡、科技演變密不可分，家庭活動是他們接觸音樂的開端，但同儕與媒體的影響可能更關鍵;聆聽音樂對他們而言，並非孤立的沉想或欣賞，而是用來展演或強化與隔離情緒的「自我科技」；他們收集音樂、編排時光，甚至玩社團等，音樂是年輕人發展自我認同與社交的重要手段。本研究盼建立一種以業餘愛好者(amateurs)為定位的中介社會學，來處理「平凡人如何體驗日常裡的音樂」，以便深描行動者既自主又與音樂協作的聆聽經驗，亦有助於捕捉日漸雜食且個別化的音樂消費樣貌，用來表意他們實質上沒有那麼「迷」的狀態。因此，社會學者可在行動裡定義聽眾怎麼感受音樂，而非憑社會來源觀察品味。本文總結，應將音樂視為一種活動(musical activities)而非作品，並朝向更多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理解，音樂愛好者是中介研究的範疇，可為傳播受眾典範帶來反思。

關鍵詞:流行音樂、青年文化、愛好者、日常生活、中介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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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1 論文發表翻轉教學在「傳播理論」課程實施之成效探討

蔡珮（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副教授）本研究在「傳播理論」課程實施翻轉教學混成學習，運用數位學習及數位教學平台進行課前預習與同儕評量，結合小組協作模式進行學生應用論文導讀與 PK 賽，以檢驗對傳播理論學習成效之影響。研究對象為 108 學年上學期某大學傳播相關科系大二班級，研究發現：翻轉教室的數位學習加深傳播理論的理解，促進自主學習與同儕討論；學生擔任「教學者」角色，自行搜尋並導讀應用傳播理論分析台灣當代傳播現象之論文，增進對傳播理論的理解與本土化應用能力；PK 賽不僅改善學生報告品質和課堂專注度及參與度，亦透過認知衝突、觀察學習而擴大原有的認知與思考；同儕評量改善課堂參與度，惟同儕評量次數宜適度設計，報告端與評量端均要共同提升品質，方能達成互相觀摩與建構學習之成效。

關鍵字：翻轉教學、傳播理論、數位學習、翻轉教室、混成學習、同儕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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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2 論文發表假如猛禽在你身邊：媒介化環境教育之個案探討

曹琬凌（鏡電視外部公評人辦公室主任）台灣環境教育意識日益抬頭，其中生態類影片常常成為帶動教育體制內外學習的重要媒介。本文以《老鷹想飛》紀錄片在院線上映五年多來，持續延伸環境教育動能為個案，探討此類由影片觸發多重媒介形式的媒介化環境教育如何在地實踐的過程與效應。援引新興傳播理論媒介化之傳播形定取徑與環境教育之情意領域進行跨領域概念對話，並從傳播形定之「再形定」視角，描繪既有形定如何轉變以及如何藉由新媒介社群平台產生新形定。透過關鍵行動者之深度訪談與社群大數據分析，探看環境教育如何在不同場域藉由情意導向的形式促成連結學習。

關鍵字：再形定、媒介化、情意領域、連結學習、傳播形定、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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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3 論文發表媒體素養與媒體相信程度、使用動機及行為之關聯性研究

許文宜（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助理教授）本研究規劃設計並進行媒體素養課程教學，採前後測量，探討媒體素養對媒體的相信程度、使用動機及行為等之關聯性。研究結果顯示，進行媒體素養教學後，對報紙相信程度愈高者，媒體素養「思辨媒體再現」之核心能力愈高；媒體使用行為與媒體素養之關聯顯示，使用報紙和雜誌時間愈多者，自認在「思辨媒體再現」能力愈不足，而使用網路和雜誌時間愈多者，則自認在「影響和近用媒體」的能力愈不足至於媒體使用動機與對媒體相信程度之關聯性，進行媒體素養教學後，以「獲取利潤/尋求經濟利益」動機程度愈高者，對網路和廣播的相信程度也就愈高；惟媒體使用行為與媒體相信程度並無顯著關聯。媒體使用動機與媒體素養關聯性，在進行媒體素養教學後，顯著提升。以「獲得最新消息/新知」、「親友聊天話題」及「習慣/無特別理由」動機程度愈高者，媒體素養「瞭解媒體內容」、「思辨媒體再現」、「反思閱聽人的意義」、「媒體組織與專業倫理」及「影響和近用媒體」五項核心能力愈高；而以「娛樂/放鬆身心」動機程度愈高者，「瞭解媒體內容」、「思辨媒體再現」、「反思閱聽人的意義」以及「媒體組織與專業倫理」四項核心能力愈高；至於以「獲取利潤/尋求經濟利益」動機程度愈高者，則在「媒體組織與專業倫理」及「影響和近用媒體」兩項核心能力愈高。本研究發現，以「獲得最新消息/新知」、「獲取利潤/尋求經濟利益」、「親友聊天話題」及「習慣/無特別理由」動機程度愈高者，進行媒體素養教學後，「影響和近用媒體」之核心能力愈高，惟以「娛樂/放鬆身心」為動機者，「影響和近用媒體」能力，無論教學前後，均無顯著關聯，此對媒體素養行動力培育及相關學術研究具參考價值。至於，「暫時逃離現實」、「打發/消磨時間」等動機，無論教學前後，與媒體素養五大核心能力均無顯著相關。

關鍵字：媒體素養、媒體素養核心能力、媒體相信程度、媒體使用動機、媒體使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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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D-1 論文發表 5G 廣播電視技術與市場發展對我國媒體產業影響研究初探

簡陳中（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5G 技術與「5G 廣播電視(5G Broadcast)」技術與市場的急遽發展，驅動各項新的未來應用，有機會成為商業與次世代新媒體數位化的關鍵，帶動數位匯流的典範轉移。除已開始提供 5G 商用服務之外，更先進的 5G 廣電技術將可能改變傳播廣播電視媒體的商業模式與競爭型態。本研究以 5G 廣播電視技術與市場發展為主要探討主題，運用文獻分析與產業研究方法，除介紹 5G 廣播電視技術標準與特性，並針對包括英國、澳洲、中國大陸、法國、義大利、德國以及芬蘭等案例進行綜整，探討全球 5G 廣播電視技術與市場發展情形，分析相關發展趨勢與應用場域所可能對我國傳播媒體產業的影響，俾便我國產官學研各界得以及早因應 5G 廣電此一新傳播科技之技術與市場發展，進而促進我國傳播生態與媒體產業環境的健全發展。

關鍵字：5G 廣播電視、廣播電視、傳播科技、媒體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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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D-2 論文發表數位時代下的新公共廣電服務—從平台化競合思考公視的串流平台的發展

林玉鵬（聯合大學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本研究將以數位時代下的公共串流媒體平台作為發展數位文化傳播權的論點為核心，並藉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進一步分析解釋，公共廣電服務在文化政策中，除了扮演產製優質「電視」節目之外，更應積極掌握數位流通管道，加強公視 OTT 影音平台「公視+」的效能，以發展數位時代下的文化傳播權。並以網飛文化帝國主義與數位公共媒體新挑戰的國際案例作為背景資料分析，作為台灣公廣 OTT 平台與數位文化傳播權相關政策發展的依據。在新電視收視情境下，閱聽人的收視習慣已大幅改變。「看電視」這件事，不只是坐在電視機前面隨機或等待節目播出，越來越多人選擇隨時隨地透過各種載具與平台 app，以付費或會員制的方式欣賞收看各種影視內容。雖然台灣公共電視近年持續不斷地產出優質台劇，無論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通靈少女》或是《我們與惡的距離》早已是討論度極高並且收視率不錯的電視劇，都是近年來與知名國際串流媒體平台（HBO Asia 和 Netflix 等）合作的成功國際案例，並增加台灣影視產品的國際能見度。除了跨國串流媒體平台與各國合作影視內容創作與播映之外，公廣集團在數位化的文化政策發展下，急需發展「公視+」成為一個新的串流服務新品牌，讓觀眾想到要看高優質品質的影視節目，會直接打開「公視+」搜尋節目，而不只是透過國際串流平台，搜尋某一部台劇。透過新的數位平台的強化與互動，將成為落實台灣數位文化傳播權的重要策略。網飛(Netflix)的優質電視神話已造成全球風潮，但少被注意的是其對於各國影視產業體制所造成的影響已經逐漸出現。這可做為台灣數位公共媒體服務與新文化政策制定的借鏡。例如，台灣公共電視與網飛、CATCHPLAY 與 HBOAsia 等串流與隨選視訊平台合資合製優質電影電視劇集。然而，線上影音串流服務的跨國界特質，似乎讓各國媒體與文化政策的制定者，忽略了媒介/文化帝國主義的潛在危機(Elkins， 2018)。Lobato（2017）的研究指出，網飛的國際市場策略，雖積極與在地影視產業合作結盟，但更應該進一步探詢網飛在各國的影視節目規模、本地自製內容比例、文化帝國主義的問題以及其在地化的策略如何實施、節目的內容是否以西方（美國化）價值觀為主，是否有包含語言與文化多元性、在地的節目審查等問題，都應該列入討論。因此，網飛在台灣的發展，以及它和本土影音平台的關係，需要更多面向深入的討論。本研究將以數位時代下的文化傳播權為討論框架，以深度訪談和文獻回顧的方式，訪談公視+的從業人員，理解其推廣公視台劇的發行策略，以及公視+目前的營運方向和理念。再者，亦會參考研究其他國家公共電視串流媒體的定位和核心理念，尤其是在面對網飛，或是國外強勢串流媒體平台，所採取的策略。因此，本研究希冀能提價公共電視和串流影音平台研究領域新的視野。關鍵字：數位文化傳播權、ＯＴＴ、公共廣電服務、串流媒體、網飛帝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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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D-3 論文發表電視新聞管制：檢視 NCC 對事實查證義務之執法

洪貞玲（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2016 年美國總統以降，網路假新聞議題成為全球關注現象。台灣在因應網路假新聞的同時，也面臨電視新聞事實查證責任之要求與監理挑戰 ! 事實查證原為新聞專業之核心價值，何以成為台灣媒體監理的法定要求 ? 新聞媒體如何因應此項要求？主管機關通傳會如何執法？執法成效是否符合廣電監理之目標？基於上述問題意識，本文將回顧電視監理政策，尤其著重於內容管制之原則，檢視我國對於電視新聞事實查證規範之審查程序與審查標準。研究方法上，本文採取文獻法、案例分析法，檢視主管機關政策文件、內容裁罰紀錄、媒體新聞評論、相關學術研究、各國法規及案例等，回答前述問題。首先，從憲法層次而言，電視新聞媒體受新聞自由的高度保護，只有在符合比例原則下才受到法律限制。新聞自由是組織性的權利、功能性的權利，係為保護新聞媒體監督政府、善盡第四權之職能（林子儀，1998）。國家為保護人民的言論自由，一方面有消極排除言論自由受到侵害之義務，另一方面也有責任透過積極作為建構言論自由之環境（馮建三，2008）。從這個角度而言，2015 年國會修訂《衛星廣播電視法》，將新聞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之要求入法係透過課予新聞媒體責任而維護閱聽人權益之目的。其次，從內容管制之國際趨勢而言， UNESCO 提出廣電管制指導原則，在《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表意自由的前提下，要求媒介內容的管制應有公民參與，以適當反映多元品味與社區標準。美國 FCC、英國 Ofcom 的監理模式，主要依賴民眾申訴及監督。內容監理的主要目的為「保護」，保護兒少弱勢者的權益、維護資訊真實正確、確保民主社會中公民的言論自由，與民眾傳播權益息息相關（Salomon， 2008）。對新聞真實義務之要求，不獨只有台灣才有。美國對於新聞與時事節目的製播，曾在歐巴馬政府任內採取較高規格，要求業者主動報告，並以換照審查的壓力為誘因，引導業者在日常營運上謹守自律（Corn-Revere， 2009）。歐盟各國近年來發展出「共管」制度，以自律先行法律與他律在後。 (洪貞玲、劉昌德、唐士哲 2012; 劉昌德，2006; Schulz， W.， & Held， T. ， 2004).）。英國傳播主管機關 Ofcom 設有「內容委員會」，負責各種內容規範的訂定，委員中多數是非專任委員，有媒體工作經驗背景者、一般公民代表。英國廣電規範要求新聞製播應謹守事實查證與公平原則，近年來有多起新聞違法案例，經嚴謹調查之後，輕者罰鍰，重者直接撤銷執照。 (羅世宏，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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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台灣經驗，ＮＣＣ於 2018 年起落實執法。在執法之前，業者已有衛星電視自律公會，有其自律機制，但難以有效改善新聞正確品質。NCC 先透過與電視業者、公民團體、學者專家座談、溝通，建立事實查證之認定原則。繼而將認定原則內化至內容審查機制中。 NCC 的內容審查習自歐盟的共管模式，由外部人士參與組成的內容諮詢委員會討論並做成決定。內容諮詢會議的決定，提供給 NCC 委員會作最終處分之依據。若無特定重大事由，委員會多數尊重外部專家的意見。 (洪貞玲， 2017) 以 2019 年為例，NCC 裁罰不法的媒體內容共計 69 件，其中有 7 件違法事實為「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損及公共利益」。本文例示相關案例，並將進一步審視每件個案之內容、裁罰理由等，分析 NCC 裁罰標準。最後將從主要民主國家的監理法規與經驗中，比較並檢討台灣對於新聞監理之利弊得失，並提供改善建議。以上分析結果，為本文對於學術、新聞實務以及媒體政策可能之貢獻。

關鍵字：新聞、事實查證、通傳會、衛星廣播電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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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B-1 論文發表買啦，哪次不買！迷因廣告，你買單嗎？——以 ELM 探討迷因行銷的廣告效果

沈夏（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賴嬿阡（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吳承遠（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迷因的幽默詼諧總能帶來意料之外的「笑果」，且迷因也由單純的幽默梗圖逐漸被應用至廣告行銷領域，然而這樣的笑果是否能轉換為效果呢？本研究以推敲可能性模式為基礎，採用線上調查實驗法探討迷因廣告的說服路徑及廣告效果。研究發現有三：第一，當消費者的產品涉入感低時，傾向採取周邊路徑，符合推敲可能性模式之內涵；第二，手機價格高低不影響訊息處理路徑的選擇；第三，中央路徑及周邊路徑所影響的廣告效果有所差異。

關鍵字：迷因廣告、ELM、產品涉入度、廣告訴求、廣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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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B-2 論文發表從廣告價值模型初探網紅追蹤人數及主題標籤之廣告效果

蘇耘萱（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林蕙雯（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李睿廷（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全球疫情蔓延，重創以「體驗」為核心的產業環境，品牌轉戰網路渠道結合網紅和主題標籤行銷吸引消費者注意，網紅經濟逆勢成長。追蹤人數還不多的素人網紅受到廣告主青睞，而「標語類」主題標籤被廣泛運用。本研究欲以消費者資訊處理和認知的角度出發，結合 Petty & Cacioppo（1981）提出的推敲可能性模式（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與 Ducoffe（1996）提出的廣告價值模型，試圖探究在訊息說服的過程中，「網紅追蹤人數多寡」、「主題標籤類型」產生的價值（資訊性、娛樂性、可信度、互動性）差異，以及對廣告態度的影響。研究以線上問卷實驗法，採 2 * 3 雙因子設計，以女性為實驗對象，共獲 239 份有效樣本。結果發現資訊可信性、互動性與廣告價值正相關 ; 資訊可信性、娛樂性、廣告價值與廣告態度正相關。網紅追蹤人數與廣告價值負相關，和資訊與可信性呈正相關。主題標籤類型在資訊與可信性、廣告價值上有主效果。

關鍵字：主題標籤、追蹤人數、微網紅、網紅行銷、廣告價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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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B-3 論文發表社群媒體 HASHTAG 特色對消費者態度與行為影響初探

傅湘妮（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黃惠萍（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李采紋（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廖嵐琪（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本研究探討社群媒體中 hashtag 特色對消費者態度與行為的影響，以操弄 hashtag 位置（上/下）與內容訴求（理性/感性）的方式，仿照一般智慧型手機 Instagram APP 內部畫面進行線上實驗，分析此二因子對消費者態度，包括廣告涉入度、廣告和品牌態度，以及行為，包括電子口碑及資訊尋求行為的影響。結果發現，hashtag 的位置與內容訴求兩者存在交互作用。當 hashtag 位在貼文上方，若採用理性訴求，可提升消費者的資訊尋求行為，使消費者願意更進一步搜尋貼文相關資訊。此外，不論 hashtag 位在貼文上方或下方、內容採用理性或感性訴求的情境下，廣告態度都是預測消費者電子口碑及資訊尋求行為的重要關鍵。本研究最後亦依據研究結果對品牌社群媒體經營者提供實務上的參考建議。

關鍵字：hashtag、hashtag 位置、hashtag 內容訴求、廣告效果、電子口碑、資訊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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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1 論文發表擴增實境與電子口碑對品牌態度與購買意圖之影響：以 IKEA Place 為例

游郁慈（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許玟心（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陳亭妤（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 5G 科技的發展與新冠疫情的衝擊，無疑是擴增實境等 3D 沉浸式應用的催化劑。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型為基礎，探討擴增實境特性、科技感知特性與消費者品牌行為意圖之間的關係，並且納入電子口碑作為調節變項。本研究以 IKEA

Place 應用程式為例，透過網路問卷調查法，回收有效問

卷 250 份。結果發現，互動性及生動性皆能積極影響科技的感知程度，而享樂感及有用性分別都能對消費者品牌態度或購買意圖產生積極的影響，故本研究結果具行銷意涵。

關鍵字：IKEA Place、品牌態度、電子口碑、購買意圖、擴增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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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2 論文發表後疫情時代下，數位學習市場商機大爆發：以資訊焦慮檢視線上課程購買意願

鄧語華（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碩士）蔡虹（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碩士） 2020 年新冠狀病毒（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帶動許多產業的宅經濟發酵，各國資金挹注數位學習市場，技術的發展也加速了全球線上教學市場的進程。後疫情時代下人們的學習型態產生改變，越來越多人願意利用網際網路取得資源，並透過線上學習平台獲得相關知識，網際網路成為民眾日常的學習管道，也為台灣數位學習市場帶來龐大商機。然而，當大量資訊被放入一個超過它該有的容量系統中形成超出負荷的結果，即產生資訊超載（Venkatesh and

Speier， 1999）。資訊大量出

現且不斷被重製與傳播，資訊焦慮的問題在後疫情時代下也變得更加重要。過去政治與健康相關研究顯示，焦慮作為負面情緒能夠引發後續正面行為的發生，如資訊尋求與線上學習行為（Brader， Valentino & Suhay， 2008; Singh & Fox， 2016）。而網際網路的流通與便利性，免費資源對於人們而言更加容易取得，面對許多免費線上課程（MOOCs）大量流通，相關數位學習平台如何推廣內容，以及付費課程如何吸引消費者，其創新經濟與商業模式值得探討。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了解人們對於付費線上課程的學習與購買意願，從資訊焦慮的角度出發，將重點聚焦在線上學習與線上課程購買意願，並以資訊尋求與線上學習作為中介，探討資訊焦慮與線上課程購買意願之間的關係。在後疫情與數位時代下，各式各樣免費資源流通於網路，YouTube 串流平台盛行的情況下，提供未來從事線上學習產業的相關業者一些建議與方向。本研究以「曾接觸過任何線上課程的受測者」為主要研究對象，透過「網路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收集，採用 Qualtrics 網路問卷系統進行問卷編制與蒐集工作，於 PPT、Dcard、FB 社團進行發放，有效問卷實得 211 份，其中男性受訪者佔 50.7%(N=107)，女性受訪者佔 49.3%(N=104)，年齡分佈在 18-45 歲之間，其中 18-25 歲受訪者佔全體 73.5%(N=155)。研究結果顯示，資訊焦慮透過資訊尋求行為，可以顯著預測線上課程購買意願。換句話說，資訊焦慮能夠促發人們進行更多的資訊尋求，進而願意購買相關課程來取得知識；然而，資訊焦慮雖無法顯著預測線上學習意願，但線上學習意願與線上課程購買意願亦有顯著正相關。本研究發現，資訊尋求作為重要中介變項，可作為未來釐清數位學習者資訊尋求模式之參考。而持續製作出滿足潛在客群的學習需求，以及吸引消費者眼球的文案內容，也成為從業人員持續努力的方向。在疫情的催化下，後疫情時代的數位學習產業之創新經濟模式值得持續關注。關鍵詞：資訊焦慮、線上資訊尋求、線上學習意願、線上課程購買意願、線上資訊尋求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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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3 論文發表你也在搶嗎？以保護動機理論探討新型冠狀肺炎疫情之下的替代商品搶購行為

鍾國暉（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本研究使用保護動機理論（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PMT）探討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民眾經過媒體內容影響後，在不容易取得口罩、酒精等防疫物資的情況下，因為替代商品相似性而選擇購買其他具有類似特性的物資。結果顯示，經過媒體的使用能讓人產生對新型冠狀肺炎的重視與危機感。另外，本研究也發現當受試者越清楚哪些防疫物資可以降低新型冠狀病毒的威脅，就更能了解其他商品其實並沒有同樣的防疫效果，因此可推測接收媒體上有關防疫的資訊，可能更知道採取哪些行為、使用哪些防疫物資才能有效阻擋病毒威脅。而在 PMT 中的多數變項對於搶購行為皆有預測能力；而當購買防疫物資的成本越高、越難取得時，搶購替代商品的行為的機率也隨之增加。

關鍵詞：新冠肺炎、保護動機理論、搶購行為、替代購買、感知商品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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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D-1 論文發表「平台為王」時代來臨？：初探演算法如何將使用者變成商品

林照真（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本論文從澳洲政府和谷歌、臉書談判新聞付費事件為起源，探討平台崛起後帶動的平台經濟。平台本身並不生產內容，平台內容由使用者提供，包括新聞內容在內。本論文借用文獻理論，逐一探討演算法是否中立、透明，又如何將使用者分類。更關鍵的是，演算法讓廣告主得以直接接觸使用者，讓新聞的雙元市場商業模式不再合用。平台經濟由平台設計的演算法扮演核心角色，並促成「平台為王」時代來臨，可能取代傳統「內容為王」的商業模式。論文最後討論臺灣的媒體與平台經營現況，強調政府必須扮演平台和媒體間，居中協調的重要角色。

關鍵字：平台、演算法、商業模式、商品化、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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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D-2 論文發表主流網路迷因之保護與著作權合理使用「轉化性利用」之探討

韓義興（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助理教授）網路迷因或梗圖隨著社群媒體及即時通訊媒體的普遍傳遞，揉和了過往仿作的詼諧、諷刺形式與新媒介表現形式，成為當代新型態的參與文化，在政治參與、社會運動、文化創新、教育學習及媒介娛樂提供了新的思想表達、創作參與、與活動投入的新類型（Ross & Rivers， 2017; Laineste & Voolaid， 2017）。網路迷因不僅跨越國界，甚至突破語言藩籬（Milner， 2016）。然而，最常見的網路迷因形式，是將既有的他人創作，例如文字、圖畫或影像等等，重製或自行拼湊並加入新意義的修辭陳述（rhetorical statements），分享並傳佈在各式的網路空間裡（Milner， 2016）。正因為多數網路迷因經由先重製或使用他人著作的方式拼湊，此種直接利用他人的著作，可能動輒得咎，在其逐漸從次文化趨向主流的網路語言類型時，學者開始深究其橫跨新媒介科技、社會與媒介法律的影響及衍生的著作權侵害問題（Mielczarek & Hopkins， 2021）。值此之時，探討並了解在我國及其他國家著作權法比較上，是否能就網路迷因提供合理、平衡的保護，顯得十分重要。我國著作權法中的「合理使用」是網路迷因創作者使用他人著作後，免經原著作人允許並避免侵權求償的保護形式之一。合理使用是以人類智識文化資產之公共利益為判斷，在兼顧保障著作人之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及文化發展下，例外容許在合理的範圍內，未經同意地使用他人著作。合理使用常被認為是犧牲原著作權人的權利，為了公共利益的必要之惡，但最終可能傷害原著作者的權利（Mielczarek & Hopkins， 2021）。但也有學者持完全相反的看法，認為合理使用有助於原著作爭取到更多曝光的機會，並保護不同表現形式的言論自由（Fuller & Abdenour， 2019）。無論所持對合理使用持正面或反面態度，由於網路迷因的確是以使用他人既存著作為創作的基礎，在未得到著作權人的同意下，使用或挪用（appropriation）他人的著作，卻是不爭的事實，相應的著作權侵權顧慮一直存在，網路迷因創作者經常陷於創作與侵權的兩難。在網路迷因僅屬少數人使用的次文化或短暫現象時，創作者固然較少遭遇原著作人指控侵權，但隨著其普遍而成為網路空間中主流的表達類型之一，原著作權人的權利意識逐漸抬頭，因此，如何能在既有著作權規範找到適當的法律界線，以釐清創新創意與單純盜用的差別，是迷因創作者、原著作權人、司法機關及使用者十分關切的問題。歐盟於 2019 年 6 月 7 日生效的「歐盟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Directive (EU) 2019/79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 l of 17 Apri l 2019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因嚴格要求平台業者取得著作權人同意或

授權之責任，曾令不少網路迷因創作者擔心平台業者會限制迷因圖，迷因將無法在平台上傳播。所幸該指令第 17 條排除了與迷因十分相關的引用（quotation）、批評（criticism）、評論（review），或以嘲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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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cature）、詼諧仿作（parody）或仿作（pastiche）為目的之上傳內容。此項規定，其實也等同於確認網路迷因是受保護的表現形式。 Mielczarek 與 Hopkins（2021）針對美國聯邦法院的判決爬梳，與迷因有關的合理使用論述中，「轉化性使用」（Transformative）的判斷是其中的關鍵。在我國智慧財產權實務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曾以一則函覆，將改圖的網路迷因明確歸類為侵權形式，應判斷是否符合「合理使用」之規範。其中，更說明網路迷因類如詼諧仿作，「利用原則上已與原著作所欲傳達之目的或特性有所不同，而具備所謂『轉化性之利用』。」「將他人圖片改成迷因或梗圖形式，發布於網路自媒體，已涉及著作之『重製』、『改作』及『公開傳輸』行為，除有符合著作權法第 44～65 條合理使用規定之情形外，應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若為『詼諧仿作』，應依著作權法第 65 條第 2 項規定判斷有無主張合理使用之空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字第 1090501d 號要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自 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1994) 案後，限縮以往逕認商業目的之利用為非合理使用之看法，並進一步以轉化性（Transformativeness）為合理使用的重要判準。Campbell 案判決認定被告以 rap 的方式改唱原曲，其目的是在嘲笑原作，是在原來的著作中加入了新的表達內涵，具有轉化性，因而判定為合理使用，不構成對原著作之侵害（Mielczarek & Hopkins， 2021）。然而，此種二次創作的「轉化性使用」原則固然是網路迷因可用於面對侵權主張時的合理使用防禦，但即便美國聯邦法院對於「轉化性」的判斷亦存在不少歧異的認定（胡心蘭，2021）。此外，轉化性使用保護「詼諧仿作（parody）」更高於單純的諷刺（satire）或嘲諷（caricature），前者是指仿作或引用的目的是為了嘲諷原著作，而後者則是諷刺原著作之外的其他人事物。雖然許多網路迷因是針對原著作，但為數不少的迷因或梗圖更是單純諷刺其他人事物，恐仍有未符轉化性使用之情形。不僅如此，單純重覆原著作的影音形式，也是常見的網路迷因，更容易有被認定為侵權之虞。美國如此，歐盟前述的指令亦僅針對平台免責，網路迷因的不同型態，仍有侵權之虞。我國的著作權法解釋深受美國及歐盟影響，轉化性使用也難一致，不同型態的網路迷因可能責任迥異。然而，也有學者觀察近兩年美國聯邦法院的判決，似乎漸從以轉化性為主要判準轉回重視利用行為對原著作價值及或潛在市場的損害（胡心蘭， 2021）。無論是轉化性認定可能因不同網路迷因型態的影響，或是轉化性認定標準的轉向趨勢，勢必都對網路迷因及梗圖等大量傳佈的新興網路文類在面臨著作權侵權挑戰時，有著關鍵性的影響。本文先以文獻探討爬梳美國聯邦法院關於轉化性的案例的法律文獻，了解近期美國轉化性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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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趨勢。其次，就我國法院及智慧財產權實務認定轉化性的標準與案例進行比較分析，歸納我國著作權法上合理使用原則中轉化性使用的判準。然後，以 Gibson （1979）與 Norman（1988）的符擔性觀點（affordance）探討新傳播科技、著作權保護與言論自由的調和。方法上，本文梳理近期網路迷因相關的主要轉化性型態，並就前述整理我國與美國的比較法規範觀點，逐類型探討網路迷因可能符合轉化性的合理使用型態及不相符的侵權型態。本研究之結論及建議有助於網路迷因創作者、新媒體研究者及著作權合理使用原則進一步對話及具體創作時的參考。關鍵字：網路迷因、轉化性、著作權、詼諧仿作、符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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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B-1 論文發表平衡報導適得其反? 從偏見同化和社會直覺檢視道德爭議報導的極化效果

凌采薇（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碩士）具道德爭議的公共議題議題影響範圍擴及整個社會，平衡報導被期望可以達到公共審議、促進理解的作用。本文以安樂死和代理孕母的合法化為背景，採用線上調查實驗法，從偏見同化理論和社會直覺主義模型的角度，探討平衡報導是否能影響人們的道德判斷，減少立場極化。發現平衡報導會帶來反效果，造成對於不支持既存立場的論據更不支持，另外，不同報導立場之間無偏見同化之現象，顯示人們的道德判斷會被立場不一致的報導說服。

關鍵詞:平衡報導、偏見同化、道德判斷、道德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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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B-2 論文發表一言不合就爭吵？以偏見同化探討 Facebook 政治討論異質性對政治參與和不文明言論的影響

葉明諺（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碩士）本文討論 Facebook 的政治性使用與政治討論異質性如何影響政治參與行為和不文明言論行為。以 Brundidge 的不經意接觸理論和 Scheufele 的差異獲得模型觀點，結果顯示 Facebook 政治性使用會透過政治討論異質性間接或直接影響政治參與。本文亦採用偏見同化理論觀點，探討政治討論異質性是否會觸發憤怒情緒，進而導致不文明言論行為的發生，結果顯示，Facebook 的政治討論異質性會觸發憤怒情緒，進而產生不文明言論。

關鍵詞：Facebook 政治性使用、不文明言論、政治討論異質性、政治參與、偏見同化理論、憤怒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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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B-3 論文發表你的交友軟體刪了幾次，又載了幾次？以 IS 接受後持續採用模式、依附風格與不當使用探討交友軟體的「刪載行為」

吳承遠（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許立融（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謝婷昀（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資料顯示，交友軟體乃下載平台中，最容易被刪除又下載回來的軟體（John Koetsier， 2018），有鑑於此現象尚未被國內外研究證實，本研究欲以「刪載行為」定義之，並以持續使用意圖、依附風格與類成癮行為探討。研究結果發現使用者對交友軟體的「感知有用」與「刪載行為」呈正相關；此外，使用後的「確認程度」可藉由「感知有用」的中介預測「刪載行為」。在人格方面，焦慮依附風格者更容易有「刪載行為」的現象。而「不當的交友軟體使用行為」也顯著預測「刪載行為」。

關鍵詞：IS 接受後持續採用模式、不當的交友軟體使用、交友軟體、刪載行為、類成癮、依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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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C-1 論文發表政令梗圖引⽕上⾝？以訊息折扣檢視公部⾨嘲諷圖⽚之逆⽕效應

賴冠伶（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碩士）

嘲諷圖⽚作為公部⾨經常使⽤之政策宣傳形式，時常導致討論議題失焦。端看過往研究，多著重於幽默的正⾯影響，分析幽默如何帶來更⼤的訊息接受度，鮮少探討訊息折扣之負⾯效果，也並未對訊息當中的幽默類型予以細分。對此本⽂從訊息折扣視⾓，探討以嘲諷圖⽚進⾏政策宣傳之短期說服效果。本研究得出以下結論：⾸先，訊息折扣使民眾將此政策圖⽚視為玩笑訊息，不僅無助於政策宣導，更從⽽導致討論議題失焦；其次，低感知論點質量之政策圖⽚，若與嘲諷此⼀⾮友善之幽默類型相結合，將傷害⼈們對政府部⾨的好感度與信任度，在實務上可供公部⾨對此⼀跟⾵⿎譟的⽅式進⾏反思。

關鍵詞：訊息折扣；嘲諷；政治信任；感知論點質量；消息來源好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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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C-2 論文發表責任越大越不該攻擊？以情境危機溝通理論檢視負面政治文宣的影響

朱韻筑（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碩士）本研究以情境危機溝通理論，分析政治文宣類型及政治文宣來源是否會對政黨聲譽及政治信任感產生影響。結果發現，文宣來源與政黨認同之間具有交互作用，對知覺危機責任及政黨聲譽皆有顯著影響。當民眾的立場與政治文宣立場一致時，負面文宣反而能有助於政黨聲譽的提升，但對中立民眾而言，使用正面文宣才能有效提升政黨聲譽。而政治信任感只與政黨認同有顯著關係。

關鍵字：負面情緒、政治文宣、政治信任感、政黨聲譽、情境危機溝通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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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C-3 論文發表政治敘事的力量：以轉移理論探討懷疑暫停於說服過程扮演的角色

陳彥蓉（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碩士）政策敘事要如何操作才能影響態度？研究以轉移理論探討政治敘事影片的心理機制與不同敘事條件對政治態度的影響效果，並援引懷疑暫停作為敘事轉移效果具體化概念。轉移理論主張敘事使閱聽眾暫時失去與真實世界連結；懷疑暫停則為可以容忍違反事實的敘事。透過線上調查實驗法，挑選 Facebook 中開放美豬美牛議題影片分析閱聽眾的政策態度。結果發現，在非娛樂性敘事手法與自媒體意見領袖敘事者條件下，將產生最佳的轉移效果。

關鍵字: 轉移理論、懷疑暫停、認知路徑、情感路徑、政策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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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D-1 論文發表企業社會責任？偽善？漂綠？探討企業一致／不一致訊息對公眾認知的影響

楊意菁（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教授）本研究探討綠色廣告／一般商業廣告搭配一致／不一致新聞內容後，對公眾認知的影響，並探究企業偽善以及漂綠認知是否扮演影響公眾認知的中介效果。實驗調查 432 位樣本發現，不論何種廣告搭配不一致新聞的受測者，其對企業的態度、形象以及關係建立的正面認知皆大幅下降；另外，閱讀商業廣告搭配一致性新聞的受訪者，其對企業的正面認知反而增加。而偽善認知以及漂綠認知也扮演著不同的訊息設計對公眾認知的完全以及部份中介角色。

關鍵字：企業偽善、企業公民形象、企業態度認知、漂綠、綠色廣告、關係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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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D-2 論文發表台灣能源轉型爭議論述的媒體建構：減碳、非核家園與空污防制的三角習題

徐美苓（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特聘教授）本研究以同時涉及因應氣候變遷的減碳、非核家園推動、及空氣污染防制等問題論述為分析對象，探討台灣在能源轉型過程中，作為科技風險議題建構主要場域的新聞媒體如何再現上述爭議論述及新聞工作者所扮演的角色。透過量化內容分析四家主流與四家另類媒體 563 則相關新聞文本，及質化深度訪談七位曾採訪相關議題的媒體記者，本研究發現不論是提及何種能源或何種選擇的目的，能源供應或穩定的優先考量是新聞中最常被提及的。其次，相對於其他傳統或再生能源彼此間會互相提及，核能論述自成一系統。除此，多數媒體均以「政治治理評價」框架佔比最高；新聞引述的消息來源則多為政府單位或個人與非政府之議題相關團體或個人，媒體在消息來源的選擇上會避免知識類型的學者專家。若以同一媒體整日所有報導論述作為分析單位，多數媒體以單一傾向立場為最高。受訪記者針對上述新聞內容分析結果也提出了新聞實務操作上的解釋與理由。本研究成果期能提供學術與媒體實務界進一步挖掘科技風險溝通的重要問題所在，俾使媒體在促進公眾理解與參與議題上能發揮更有效的成果。

關鍵字：空氣污染防制、非核家園、新聞框架、能源轉型、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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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D-3 論文發表自我參照、涉入程度對國軍文宣影片效果之影響：論點強度的調節效果

范宜君（國防大學新聞學系碩士班）近期國防部擬修法設立「防衛後備動員署」，並於民國 111 年試行教召新制，以因應平、戰時後備部隊戰力之需求。近年國軍聚焦於數位媒體行銷，政策溝通與形象樹立為國軍重點任務之一，本研究在此背景下，以準實驗法（n=191）探討具自我參照性質之文宣影片是否會提升後備軍人之影片態度與對國軍之態度，進而增強其動員意圖。研究發現（一）後備軍人觀看分析型自我參照性質高的國軍文宣影片，其涉入程度、影片態度會較分析型自我參照低的影片高；（二）後備軍人觀看影片後的涉入程度、影片態度及國軍態度具有正向顯著關係；（三）論點強度會調節分析型自我參照對影片態度的影響；（四）後備軍人觀看影片後的影片態度、國軍態度會影響動員意圖。

關鍵字：自我參照、論點強度、涉入程度、國軍態度、動員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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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B-1 論文發表台灣民族主義報業 2.0 初探

夏士芬（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日治時期，《臺灣新民報》歷經《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等階段，迂迴地從日本到台灣、從月刊到日刊，成為台人重要喉舌，用心良苦，是為台灣民族主義報業史之第一階段。國民政府遷台後，台灣本位主義者不能見容於執政當局，只得在海外發展，成為台灣民族主義報業 2.0。民族主義報業的特色就是組織、出版與教育之三位一體。從廖文毅於 50 年代在東京組織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開了獨立建國的第一槍，槍聲傳遍北美與歐洲地區，各地區性組織紛紛成立，逐步結合為區域性、進而成為以建立民主的台灣共和國為目標的全球性團體。這些團體創辦刊物，傳揚政治理念，凝聚內部成員共識，也對外招募新血、爭取各界認同。在日本，有「台灣青年社」之《台灣青年》、日文《台灣》月刊、英文《Independent Formosa》；北美地區，有許信良的《美麗島週報》、「台灣獨立聯盟」(WUFI)之《台灣公論報》、《太平洋時報》、倡議母語的《台文通訊》；在歐洲，有從比利時到德國「全歐台灣同鄉會聯合會」之《鄉訊》、歐洲「台灣社會主義協志會」之《社協通訊》等。

關鍵字：臺灣新聞史、戒嚴時期、民族主義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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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B-2 論文發表數位遊戲產業與國族主義的兩難：以《還願》爭議為例

楊鎵民（逢甲大學博士後研究人員）本研究聚焦於台灣遊戲《還願》爭議事件背後所反映的獨立遊戲開發商發展困境，雖然赤燭遊戲接連推出的《返校》、《還願》遊戲廣受喜愛，然而在 2019 年 2 月推出《還願》遊戲，因為遊戲內容被玩家發現有「習近平小熊維尼」等字眼，因而激起中國網友的強烈抗議，最終被迫從 Steam 遊戲平台下架，這當中包含了政治、國族主義與資本的複雜因素，值得進一步探究。透過文化迴圈理論，本研究發現中國網友透過「舉報」、「退款」、「差評」抵制行為，促使 Steam、GOG 遊戲平台接連下架《還願》，而這也與兩個平台的中國用戶數遽增有關。再者，赤燭遊戲透過開發遊戲周邊商品、建立自家網路商店的策略試圖打破遭到封殺的困境，或許能夠提供其他台灣獨立遊戲開發商參考。

關鍵詞:數位遊戲、國族主義、還願、文化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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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B-3 論文發表新自由主義下「脆危的」影視勞動:再思考 COVID-19 時期的影視產業紓困政策

蔡蕙如（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林玉鵬（聯合大學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在後疫情時代，電影產業更加嚴峻，好萊塢預估有近 20 萬人失業，台灣電影院票房也損失慘重。面對如此嚴峻的環境對於影視工作者的工作勞動實為一大挑戰，自由工作者或自僱者工作的脆危性 (precariousness)和不平等(inequalities)亦可能加深，本研究即以影視工作者的文化勞動為主題，透過深度訪談以及相關政策分析，試圖回答兩個層面的問題:第一層面在於目前脆弱的文化勞動環境，在疫情的影響下，影視勞動的樣貌為何?是否因此加深其脆弱性。第二層面於政策層次的討論，公部門對於影視產業相關的紓困方案和執行，對於工作者的影響，以及透過這次疫情是否可能發展出更具公共性更具包容性的新政策。第三層藉由疫情期間全球各國政府、影視工會、影視產業行動和趨勢，觀察疫情下文化勞動的困境與新的可能性。本研究希望能提供文化勞動與脆危性的批判性觀點，亦能提出文化勞動和政策間關係的實質建議。

關鍵字：COVID-19， cultural labour， film & TV industry， film & TV relief policy， neoliberalism， precar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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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C-1 論文發表檢視「雞排妹」的品牌打造與道德困境

丘忠融（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在 2021 年 1 月底，名人「雞排妹」表示她在主持尾牙活動的過程，被主辦公司的老闆與男歌手性騷擾，這包括了言詞騷擾與可能的肢體騷擾。然而，有些名人與鄉民卻對於「雞排妹」的指控不表同情，反而針對她的過往與現在表現進行「言語霸凌」。本文認為，這種「言語霸凌」與網路社群中普遍的厭女文化(Tate， 2016 & Barratt， 2018)有關，例如網路中的體面政治(respectability politics)是建立在要求女性必須節慾、端莊、自制、性壓抑、得體，並且有整潔的外觀與自我保護，以此來決定這位女性是否值得受到尊重。但是以藝人鄭家純(雞排妹) 來說，又有厭女文化之外的可觀察點(見下表一)。舉例來說，雞排妹指控藝人翁立友在活動中觸碰到她的臀部，事實的狀況目前仍不得而知。但是根據她過去的發言(例如：鼓勵鄉民與她牽手)以及行動(例如：主動牽起柯文哲的手以及在短劇中被藝人許效舜牽手)，有可能會被鄉民誤認為她較不介意自身的身體界線，又為何忽然對翁立友的「刷卡」臀部提出性騷擾的指控？更引發爭議的是，鄭家純在發生性騷擾爭議之後，在 2021 年 3 月到 4 月間舉辦了「38 號樹洞」展覽，刊出受性侵故事，目的是讓社會大眾知道性騷擾的無所不在，儼然成為女權運動代言人。然而，鄭家純除了過去的「性感女星」框架，她從出道至今，還曾經公開針對其他女性的年齡、身材、穿著等進行批評，例如她曾經批評香港模特兒孫旗拍清涼照，為了博版面什麼都做得出來，或者批評藝人張永歆身材下垂，是平胸。這也可能讓鄉民懷疑她擔任女權運動領導者是否適當？例如她曾針對自身的貶抑女性言論進行反思嗎？表一：雞排妹鄭家純大事記時間

事件

簡要描述

2012.9

批評劉香慈

當時 19 歲的鄭家純認為 27 歲的劉香慈太老，拍寫真集修圖，也沒有誘惑性。

2012.9

開放粉絲牽手大方承認與「科技男」牽手，卻也歡迎大家與她牽手。

2013.7

嘲笑孫旗

嘲笑香港模特兒孫旗拍清涼照時用「假乳頭」來博取版面，指出「香港嫩模什麼招能做得出來」

2014.12 與「小歪」互藝人小歪批評鄭家純愛露，鄭家純反批「露沒我少卻不紅！」。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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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 批評張永歆胸部下垂 2015.2 虧柯文哲不要害羞 2016.5 評論馬尾妹

鄭家純在臉書分享張永歆的照片，並指出「如果把下面 3 分之 1 的畫面卡掉，就會變平胸！」。鄭家純在活動中牽起柯文哲的手，並表示「你為甚麼看到我就那付嬌羞的樣子，不要害羞」。國民黨執行長蔡正元再婚，鄭家純針對婚禮照片表示「不要小看 40 歲以上初婚女人對結婚的憧憬、集浮誇於一身」，但是肯定新娘馬尾妹「身材很好應該沒有生過小孩」。

2018.5 嘲諷王思佳

女星王思佳參加活動時，不慎胸前走光，鄭家純大讚王思佳是「台灣解放乳頭運動的先驅者」，「女權運動就靠妳了」。

2020.1 批評柯文哲

鄭家純表示「柯文哲臭俗辣沒卵葩，那麼恨小英怎麼不出來選贏她？」

雞排妹是否有資格成為女權運動者領導者，或許見仁見智。在本論文中，針對鄉民可能因為前後印象矛盾而引發的霸凌，試圖透過社會學者高夫曼論點來提出解釋。高夫曼指出，當人們出現在其他人面前時，會進行「情境定義」，這包括他對他人有哪些期望，這也能讓其他人對自己做出某些期望。這種最初情境定義會成為人們後續如何進行合作的指南，因此帶有明顯的「道德特質」(moral character) (徐江敏等譯，2011)。然而，在人們的一連串互動過程，其他人可能對情境定義進行對抗、否定或懷疑。當出現了這類事件，就會出現令人尷尬、惶恐的僵局。進一步而言，當某個人做出情境定義，必須與許多參與者進行密切合作。人們是否屬於同一「劇班」，重點是這些人是否具有一種「共謀」或「默契」，願意進行同一種的印象操控(impression management)─這些成員雖然不見得屬於同一種社會地位與階層，卻都對某事件「統一口徑」。換言之，當支持者基於某事件開始不接受雞排妹的說法，就會開始分裂成不同的「劇班」(team)。總結而言，本文會以雞排妹臉書「雞排妹 ili 鄭家純」為主要的資料來源，分析從 2021 年開始，雞排妹透過粉絲頁經營了哪幾種自我形象以及這些形象的意涵。其次，本文將對比本事件中「聲援者」 (如：「鬼才阿水」)與「異議者」(如：陳沂)劇班是站在何種立場來詮釋此事件，乃至不同立場背後的道德意涵。最後，本文會回顧雞排妹出道以來的形象轉變，並且推敲她何以進行這些形象轉變。進而反思女性公眾人物在具體情境中，由於難以進行「觀眾隔離」，因此必須面對難以切割汙名與現實的雙重角色困境。關鍵字：厭女文化、汙名、印象操控、劇班、觀眾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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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C-2 論文發表印象管理策略跟分享意圖的關聯：檢視圖文作家的臉書貼文風格

鄧玉羚／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曾鴻／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近年來社群媒體蓬勃發展，而臉書又以最多使用者佔據第一。本研究採用線上調查實驗，結合社群媒體及商業經營，聚焦在圖文作家的自我及他人導向印象管理策略，延伸探討品牌在社群媒體上的印象管理，並且將商業性廣告對臉書使用者觀感視為重要影響變項。結果發現，臉書使用者觀看他人導向印象管理策略之貼文會有較好的態度，在商業性部分，含有商業性訊息之貼文對其態度不會造成影響，此外，使用者對貼文態度愈高，愈能顯著預測其分享意圖。

關鍵詞:他人導向策略、印象管理、圖文作家、Facebook 品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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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C-3 論文發表 Instagram 放閃有事嗎？從人際相像性與閃照親密度探討動機推測與社會規範對閃照印象形塑之影響

王允庭（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謝婷昀（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鄭宇芯（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為探討社群媒體中閃照的印象形塑，本研究從行為動機推測與社會規範的角度，控制觀者與閃照發布者間的人際相似性與閃照親密度，探討變項對閃照印象的影響。透過線上實驗法，共回收 406 份有效樣本。研究結果發現：當觀者覺得自己與閃照發佈者間有高相似性，會認為兩人的動機相近性越高，進而對閃照形塑較正面的印象；若閃照顯現的親密度低（牽手），被認為較符合社會規範，觀者對該閃照的印象也較正面。

關鍵字:人際相像性、印象形塑、社會規範、閃照、動機相似性、親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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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D-1 論文發表台灣媒體報導新冠肺炎公衛危機新聞框架：個資、隱私及資安議題分析

林翠絹（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邱品傑（政治大學傳播碩士生）林奕瑄（政治大學傳播碩士生） 2020 年新冠肺炎爆發期間，台灣政府利用傳播科技與數據分析有效控制疫情擴散，與民間合作共創口罩實名制，防疫中心使用入境檢疫系統與電子追蹤監控記錄隔離者健康資料(Cheng et al.， 2020)，相較於他國慘重疫情，此次台灣數位防疫有效率防止疫情蔓延聞名全球。維護隱私是公衛系統核心 (Mbunge，2020)，但近期研究在 Covid-19 數位追蹤科技、數據共享和用戶隱私呈現分歧觀點 (Fahey & Hino， 2020)，為緩減傳染病公衛危機，高效防疫科技在傳染病流行期大量收集分析民眾健康個資與移動軌跡，有心者恐趁機散佈錯誤資訊，導致資安風險或監控危害 (Raskar et al.， 2020)。Covid-19 運用個資數據進行科技防疫在歐美引發以數據優先或隱私優先的兩難爭議(Cho， Ippolito & Yu， 2020)，在台灣數位防疫也漸趨重視維護個資隱私及保障資安。新冠肺炎期間全球媒體大量報導疫情發展，假訊息大流行(infodemic)如病毒般擴散，讓各國政府與新聞工作者高度警覺，祭出事實查核、即時澄清及課處罰則等作法，避免假訊息帶來嚴重風險 (Brennen et al.， 2020)。當發生公衛危機時，新聞媒體扮演民眾、政府及專家間重要溝通橋樑(Lin， 2019)，回顧過往流行疾病新聞框架研究，報導選擇框架與建構健康危機具高度相關 (Ma， 2005)，亦影響觀眾理解健康問題並對其形成態度與行為反應 (Lee & Basnyat， 2013)，新聞報導框架形塑民眾對疫情及防疫措施之認知與詮釋，進而影響社會輿論(Garfin et al.， 2020)，使用特定框架對閱聽人產生顯著差異(Mutua & Oloo， 2020)。本研究選擇以 Shih et al. (2008) 公衛危機新聞報導六大框架(行動、保證、後果、不確定性、衝突、新證據)，檢視台灣媒體報導新冠肺炎防疫衍生個資、隱私和資安議題之新聞內容，並從資訊技術角度出發，分析隱私之機密性、可控制性和透明度(Troncoso， 2019)。本研究首先檢視台灣媒體報導新冠肺炎疫情「個資」、「隱私」和「資安」相關新聞之內容呈現趨勢，在假訊息脈絡下進行大數據資料蒐集，透過源大 uMiner 平台撈取從 2020 年 1 月本土首例至 5 月底在台灣 44 家傳媒與 53 家新媒體新聞內容，關鍵字設定依序為「假新聞」、「新冠肺炎」、「個資」、「隱私」及「資安」概念，人工排除後有效新聞數量為 740 筆。接著，以 Shih et al.(2008)公衛危機新聞框架進行內容分析，進一步了解台灣媒體如何使用新聞框架報導 Covid-19 個資、隱私和資安議題，及隨著疫情變化不同時期新聞框架運用上之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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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分析結果顯示:針對 Covid-19 個資、隱私和資安議題，台灣新媒體新聞報導比傳媒稍多，引用比例高接近一半，其中以文字與圖片並呈方式最多(88.8%)。台灣媒體在 3 月前報導個資、隱私主題為多，之後資安內容逐漸增加，於 3 月底與 4 月份出現三次高峰。在假訊息影響下，台灣媒體報導 Covid-19 與個資、隱私、資安相關新聞，使用行動框架(72.7%)最顯著，後果(35.9%)、保證(33.2%) 框架其次，媒體多半以行動框架陳述政府防疫具體作為，包括「防疫措施」、「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罰違法」、「打擊假訊息」及「資安工作站」;在後果框架方面，媒體多半報導「假訊息增加」、「詐騙頻傳」、「公權力擴張」及「資安爭議」;而媒體使用保證框架報導時，提及政府防疫作為時，也引述權威者觀點和國際肯定。整體而言，媒體報導較少使用負面框架，衝突(22.8%)、不確定性(11.6%)及新證據(6.6%)框架使用比例低。圖一顯示新聞框架在疫情三期使用趨勢，行動新聞框架不分區段高度使用(前 79.8%、中 72.5%、後 64.6%);由於台灣科技防疫有成，後果框架前期使用較少、中後期增加 (中 62.7%、後 58.2%);保證框架則是後期大幅上升(50%)。分析台灣媒體 Covid-19 新聞報導，與資安「非常相關」佔 30.9%，遠超過隱私和個資，分區段結果顯示:資安後期報導上升至 56.5%，其中「非常相關」達 51.9%。相較下個資和隱私新聞雖比資安多、僅是略提，反而資安報導較深入，媒體陳述網路惡意威脅、假訊息橫行，主題包括「駭客攻擊」、「資安工作站」與「視訊軟體資安風險」。在報導隱私與資安時，行動框架使用(43.4%，33.8%)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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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其他，網路攻擊和科技防疫引發不少資安疑慮，後果框架在資安報導佔 26.2%，遠高於個資(16.2%) 與隱私(16.4%)。內容分析報導數量最多的隱私新聞(60.4%)顯示:媒體報導最常呈現隱私的機密性 (59.7%)，遠超過可控制性(10.4%)和透明度(7.2%)，相關報導包括「政府權力擴張侵害人民隱私」、「民眾侵害他人隱私」，媒體指出政府某科技防疫手段合法正當，卻有侵犯隱私和權力擴張之虞。最後本研究關注媒體針對 Covid-19 國際關係與事件相關報導，數量以中國最多(42.3%)、美國次之(25.7%)、歐洲較少(19.7%)，中國與國際間 Covid-19 矛盾是高比率報導主因，其主要內容是「國際衝突」、「假訊息事件」、「防疫措施爭議」、「資安風險」;美國相關報導除「國際衝突」外，以「國際駭客攻擊」、「科技巨擘協助防疫」和「台美交流及肯定」為重點，歐洲方面亦強調「國際駭客攻擊」和「對台肯定」，歐美讚譽台灣防疫是後期報導增加之因。台灣媒體重視 Covid-19 國際資安，中國常被報導形塑為國際駭客攻擊「源頭」，美國和歐洲多被描述成「調查者」與「受害者」，美國報導側重科技資安，歐洲更強調數位人權和隱私。本混合法研究以大數據及內容分析法提供 Covid-19 傳染病公衛危機於不同疫情時期在台灣跨平台新聞報導之趨勢與新聞框架分析，在理論方法與實證結果均有所貢獻。

關鍵字: 新冠肺炎、公共衛生危機、新聞框架分析、內容分析、隱私、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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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D-2 論文發表《人民日報》對新冠疫情報道的框架分析——正當性的視角

林鈺穎（政治大學傳播所碩士）框架理論認為，媒體的報道會通過對現實內容的選擇影響讀者對事件的認識。而在風險事件發生後，媒體會如何報道和論述這一風險以及風險所帶來的危害成為值得研究的問題。本文以新冠疫情為例，研究《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自 1 月 21 日宣佈病毒可人傳人至 4 月 8 日武漢解禁期間的媒體論述框架為何，並從政治學中正當性(legitimacy)的角度切入，對框架內容進行分析。本研究通過對 297 篇新冠相關文章的分析與歸類，總結出九種風險論述的框架。

關鍵詞:正當性框架分析風險論述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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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D-3 論文發表疫情訊息影響了誰？探討新冠狀肺炎新聞的第一與第三人效果

許玟心（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蘇耘萱（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許立融（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於 2020 年重創全球。新聞報導為民眾獲得疫情相關資訊的主要來源，因此，本研究以路徑分析，探討閱聽人的媒介注意、涉入度、感知知識，是否能預測疫情相關的媒體訊息對第三人效果認知與行為影響。本研究以線上調查法回收 265 份有效樣本，結果顯示新冠狀病毒肺炎相關資訊對閱聽人產生第一人效果，其所產生的認知差異可預測後續防護行為。媒介注意、涉入度負向預測第三人效果認知;感知知識愈高則正向預測第三人效果認知。

關鍵字:防護行為、第一人效果、第三人效果、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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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1 論文發表誰監控了你的身體？以物化理論探討 Instagram 下的媒體消費對身體監控之影響

蔡敏敏（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碩士）綜觀過去自我物化相關之研究，主要探討個人在傳統大眾媒體下的自我物化行為，討論社交網站能否體現個體產生自我物化的研究仍相當有限。本文以台灣女性用戶主要使用的社交網站-Instagram 作為研究平台，採用線上問卷法，從物化理論(objectification theory)的角度，探討台灣年輕女性使用 Instagram 是否加深身體監控。結果發現女性用戶在 Instagram 上的媒體消費是產生身體監控的主要原因，且美的理想標準內在化與自我物化均會產生身體監控，兩者身體監控的效果沒有顯著差異。

關鍵詞:Instagram、美的理想標準內在化、自我物化、身體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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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2 論文發表誰監控了你的身體？以物化理論探討 Instagram 下的媒體消費對身體監控之影響

謝婷昀（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王允庭（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傅湘妮（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本研究以「大眾人際傳播模型」(Masspersonal Communication Model， MPCM)作為研究架構，由資訊的感知可得性(Perceived Accessibility)以及訊息內容的個人化程度(Personalization)此兩大連續性的向度所形成，而社群媒體則同時兼具了這兩個面向的特性。本研究探討 Instagram 用戶基於對 MPCM 之兩大特性的認知與意識與隱私管理功能使用頻率間的關係，其中分別以個人隱私管理、媒介潛水 (mediated lurking)、網絡異質性(network heterogeneity)與粉絲人數去說明用戶對於 Instagram 上資訊的感知可得性，以及利用自我呈現(self-presentation)、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與總貼文數來討論 Instagram 中訊息內容的個人化程度。透過上述不同面向以 MPCM 的兩大特性對 Instagram 此一社群平台做深入的探討，結果闡明了對於越是意識到 MPCM 之社群媒體特性的 Instagram 用戶，越會透過社群媒體上不同的隱私管理功能來對個人所發佈的內容進行隱私管理。

關鍵字:大眾人際傳播模型、社群媒體、隱私管理、媒介潛水、自我呈現、自我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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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3 論文發表什麼樣的道歉會被接受？以形象修復理論探討 Youtuber 的危機處理

吳亭樺（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碩士）劉孟儒（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碩士）隨著 YouTube 等影音平台崛起，網紅的定義也不斷擴張，從過去的部落客發展至 YouTuber，究竟當網紅發生危機時，什麼樣的修復策略可以挽回形象?本文採用量化內容分析法，以形象修復理論檢視危機傳播中，網紅道歉策略的差異以及網友針對道歉是否會選擇饒恕，以及其留言情緒為何。研究結果發現，網紅的逃避責任策略與網友感知到的誠意是負向顯著的，此外，網紅使用修正行動策略對產生正向情緒是奏效的。

關鍵詞:形象修復理論、網紅、饒恕、誠意、留言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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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B-1 論文發表朗讀與身體敘事：傳播取向的研究

臧國仁（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退休教授）本文以「朗讀」為例，初則檢視並整理來自五個含傳播在內的不同領域相關活動，繼而引入「敘事論」與「身體論」兼而提議以「身體敘事」為理論核心，強調「朗讀」並非僅是聲音的傳送而更是「說者／朗讀者」轉換故事文本後，透過肢體動作而與聽者互通有無的傳播歷程，可重新定義為「整合身體各部位以充實並啟動故事念讀內涵的傳播（溝通）行動」。

關鍵字：朗讀、朗誦、啟動、敘事論、身體論、身體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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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B-2 論文發表奇幻文學改編立體書（pop-up book）之紙藝（材）展演與共構「第二世界」：文本遊戲之觀點

賴玉釵（銘傳大學新聞學系教授）立體書設計者藉紙藝（材）媒介物理屬性，運用紙結構及互動機關，建構可玩性及可動性。設計者透過文本介質平台，召喚閱聽人（玩家）「手動」參與敘事遊戲。本研究考量立體書以視覺奇觀為旨，故以奇幻文學改編立體書為例，探索紙藝（材）如何形塑「第二世界」。立體書扉頁為視覺展演舞台，設計者轉化紙藝（材）為可玩裝置，召喚閱聽人共構奇幻場景。紙藝（材）形塑彈立效果及多維度敘事空間，激發閱聽人融入手作／手感等「跨感官體驗」。紙藝設計突破「書」慣常表現，增加文本遊戲「不確定性」及閱聽人「驚喜感」，吸引玩家持續投入魔幻圈。

關鍵字：文本遊戲、紙藝設計、敘事遊戲、圖像敘事、彈立式立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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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C-1 論文發表中國大陸對台政治態度及政策？以文字探勘技術分析蔡英文首任期間《新聞聯播》之涉台議題

盧宥丞（北京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吳呈（北京清華大學軟件學院碩士）《新聞聯播》作為中國影響力最大的電視新聞節目，時常被視為探究中國大陸政治訊息的重要管道，被視為重要的政治風向標，本文透過研究《新聞聯播》的文本內容，來理解《新聞聯播》究竟如何報導台灣議題？本文以北京清華大學所提供的新聞聯播語料庫為數據源，利用文字探勘技術蒐集 2016 至 2020 年中所有涉及「台湾」或「两岸」一詞的相關新聞共 406 條進行分析，研究指出，主題模型分析發現文本大致涉及經貿、兩岸互動、政治與意識型態、地區時事等四大類主題，另外利用關鍵詞頻分析找出文本中所有的涉台人士、組織、活動等，發現當中主要為大陸對台官員與泛藍相關政治人物或商人等，組織與活動則以經貿互動為主、文化為輔。集群分析與前後並詞分析則看出了詞彙的相互使用狀況，發現到新聞基本仍以促進經濟發展、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推動民族復興等內容為主要論述基調。

關鍵字：中國新聞、新聞聯播、兩岸關係、文字探勘、中國特色新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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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C-2 論文發表英雄所見略同？社群媒體使用者共現行為之研究

李柏彥（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碩士）劉慧雯（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紀明德（政治大學資科系副教授) 網際網路以及行動裝置的普及化，人們已開始注意演算法在新興社群平台上扮演「可見性」篩選機制的角色，並且討論演算機制對社會生活形成的負面效果。從議題的角度來看，當同一社群平台的使用者關注單一議題，並且透過社群平台機制留下各種數位足跡時，這個議題就更容易被該平台的其他使用者查知到。同時，大眾媒體也更容易掌握閱聽人議題的當前面貌，並且成為社群媒體平台議題設定效果的接受者。倒過來說，透過觀察使用者「群聚」與「共現」的狀態，研究者也能查知某些議題正在引起關注、某些人正在成為意見領袖。尤其是因為眾人關注而發展勃興的議題，就必須從使用者集結的角度切入，回溯出該議題的意見領袖。本研究試圖透過蒐集、分析使用者數位足跡的群聚樣貌，反向指出「現身中的意見領袖」。本文好奇的是，這些使用者群聚共現的行為，到底是自然偶發的？還是有所謂「抬轎行為」，乃至於被「網軍」操控？本研究希望透過蒐集使用者在社群平台上的行為資料，探究社群平台使用者的共現現象。本文所稱的「共現」現象，是指社群平台使用者在相近時間中，聚集在同一個貼文、同一頻道，或者同一討論區的現象。要觀察共現現象，需要蒐集帶有時間標籤的使用者數位足跡，並且看到特定時間中已經/有潛力發生的群聚現象。本文設計一探索式視覺化系統「PTT Finder」（下圖）試圖拆解 PTT 上俗稱「帶風向」的現象，並以一個完整的個案說明如何反向追溯出現身中的意見領袖，並進一步解釋 PTT 帶風向研究的意涵。

關鍵字：社群媒體、意見領袖、探索式視覺化系統、PTT、共現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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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C-3 論文發表從社群大數據觀點分析全民國防意識之建構

謝儀臻（國防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本研究利用大數據資料分析 2020 年討論度相當高的有關全民國防的四個議題：中共對臺武嚇議題、軍購議題、國防自主議題、兵役改革議題，試圖勾勒出網路社群對於全民國防意識的輪廓；同時也將各議題的訊息來源進一步劃分為五個訊息來源進行分析，釐清訊息建構的脈絡。研究結果顯示，全民國防意識在社群中益發受到重視，且在共機繞臺成為常態性事件的背景下，其它國防議題所受到的關注也逐漸提升；此外，軍購議題的貼文會與我國總統大選、美國總統大選及中共對於臺灣向美國軍購之反應等事件相互扣連；國防自主議題的貼文則和我國總統大選、飛官殉職等事件密切相關。而在各議題訊息建構部分，主要訊息來源仍是以新聞媒體為主；政治人物也在相關議題上獲得很高的影響力，但國防部並未取得主要話語權。

關鍵字：大數據、民意、全民國防意識、現代化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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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D-1 論文發表立院丟豬內臟新聞報導分析：國內外媒體比較研究

劉宜庭（台灣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張碩芬（台灣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 2020 年中，政府宣布開放美豬進口，因涉及國際經貿以及食品安全等公共利益，引發社會高度關注，更引爆朝野衝突。本研究以 2020 年 11 月我國立院爆發丟豬內臟衝突事件，透過內容分析法、框架分析法，輔以小報化、馴化理論，分析不同政治立場的國內媒體如何報導「立院丟豬內臟」新聞？與國內媒體相比，國外媒體又如何報導「立院丟豬內臟」新聞？研究選取兩家國內報紙，分別為自由時報、中國時報；國外媒體則以各國通訊社、公廣媒體為主，並搜尋事件發生三天內的相關報導。本研究發現，國內不同政治立場的媒體，報導「立院丟豬內臟」事件皆以網路為媒介的則數為多，主要消息來源則以政治人物（目前有官職者）為主。針對「消息來源」和「歸責」進行比對分析，觀察到「消息來源」的泛綠或泛藍傾向，與「歸責」結果的藍綠傾向呈現反向。本研究也發現，媒體報導本事件採取四種框架，分別為責任框架、衝突框架、趣味框架、社會安定框架。自由時報採取衝突框架的次數最高。中國時報則是高度採取責任框架。兩報對於社會安定的框架，採用次數最低。比較國內外媒體報導「立院丟豬內臟」事件的差異，我們發現國內媒體較多採用單一政治傾向作為主要消息來源的報導；國外媒體的報導文類以純淨新聞為主，主要消息來源無明顯政治傾向，會引用網友說法，並連結該國的議會生態呈現衝突脈絡，以提高該國閱聽眾對衝突事件的理解程度。此外，國外媒體的圖片及影音使用比例更高，「小報化」傾向明顯。總而言之，本研究之特色在於針對單一衝突事件深入分析，一改過去台美農業貿易議題多採歷時性的巨命題研究。透過個案分析，了解不同媒體的報導立場與框架之異同，並比較國內外媒體報導面向的差異。研究發現與過去文獻作連結對話，同時，對台美農業貿易研究或國會衝突研究，本研究亦提供實證資料的補充。

關鍵字：關鍵詞：立院衝突、丟豬內臟、框架分析、小報化、馴化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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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D-2 論文發表臺、美、英三地事實查核機構與政治類假新聞的比較研究

廖子豪（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陳憶寧（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特聘教授）本研究比較臺灣、美國與英國三地的事實查核機構，檢視其查核假新聞方式、查核報告架構、組織架構，以內容分析法將三地機構之異同以及其所匡列的政治類假新聞進行探討。本研究發現：（1）誤導內容最容易成為假新聞。（2）我國惡意程度較高之假新聞較多、英國最少。（3）附有圖、影片之假新聞為主要隱患（4）三地中，我國包含國際行為者之假新聞較多。我國在全球化愈發緊密的當代，探索大國之間對於相同議題的處置與呈現，作為我國未來之借鑒。

關鍵字：事實查核、政治假新聞、內容分析、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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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B-1 論文發表流動於 3C 中的另一個我

王昱凱（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科技學系碩士）本研究以 IT 身分理論為基礎，將網路遊戲玩家在科技中的身分認同操作化，並以雙系統理論來解釋 IT 身分與成癮的中介機制。使用 PLS 驗證研究模型後，發現嵌入性、自我效能和感知愉悅是形塑 IT 身份的關鍵，也間接導致使用遊玩習慣與自我調節不足。但最終僅有自我調節不足導致成癮行為，習慣與成癮則是顯著的負相關。此研究拓展了 IT 身分、雙系統理論的應用，為預測、抑止遊戲成癮提供見解。並以此為切入點，探討 IT 身分在科技成癮中的作用。

關鍵字：IT 身分理論、自我調節不足、成癮、習慣、雙系統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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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B-2 論文發表穿梭虛實之間：上班族玩家在線上遊戲的社會資本運作之探討

黃書瑋（政治大學傳播碩士在職專班）線上遊戲已成為人們重要的休閒娛樂選擇，其中上班族更是最主要的遊戲族群。爬梳以往研究，強調人際關係是上班族玩家參與線上遊戲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卻鮮少有研究或專文探析原是娛樂取向的線上遊戲，是如何轉變成上班族經營人際關係的重要工具？據此，本研究以線上遊戲、第三空間與社會資本理論為核心，探討上班族玩家在虛實空間中社會資本的運作。研究採取民族誌對玩家所處空間與社會資本間的關聯性做深入討論。本研究提出線上遊戲對於企業、個人在社會資本上有著正面與負面兩種影響，線上遊戲若使用得宜，有助於上班族玩家轉換資源與創造協作的可能性；若玩家彼此間對於遊戲的認知與價值產生差異，就有可能導致衝突的發生，造成社會資本的消逝。

關鍵字：上班族玩家、線上遊戲、第三空間、社會資本、線上／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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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B-3 論文發表從《動森》窺探現代⼈的控制慾望：自我決定理論觀點

曾如韻（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碩士）過往多人線上角色扮演遊戲研究較偏重社交性的影響。《集合啦！動物森友會》的流行挑戰了這樣的觀點，反應除社交性之外的關鍵機制存在。本研究以自我決定理論觀點，提出可控制性(如虛擬化身設計、場景設計)的重要影響，並與社交性做比較。研究結果發現，可控制性也具有潛在的力量，甚至在疫情時代為人們帶來正面的心理效果。

關鍵字：控制(Control)、社交、《集合啦！動物森友會》、自我決定裡論、大型多人角色扮演線上遊戲(MMOR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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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C-1 論文發表 Podcast 元年：探討 Podcast 創作者的行為意圖

張采萱（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馬茗匯（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王允庭（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台灣 Podcast 產業從 2019 開始發展迅速，2020 年更因為其爆發性的成長被稱為台灣的「Podcast 元年」。本研究以延伸科技接受模式（TAM2）為基礎，並加入「認知有趣性」、「期望關係」、「期望報酬」及「利他主義」四個變項，嘗試探討 Podcast 創作者的行為意圖。研究結果顯示，認知有趣性為正向且最顯著影響行為意圖的因素，而認知易用性及期望報酬並不會影響使用者創作 Podcast 節目的意願。

關鍵字：利他主義、知識分享、科技接受模式、期望利益、認知有趣性、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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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C-2 論文發表你聽的是 Podcast 還是資本的鼓噪：以推敲可能模式透析 Podcast 節目類型與不同廣告訴求間的交互作用

蔡捷宇（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沈夏（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近期，Podcast 蔚為風潮，創作者紛紛在節目內加入廣告。但何種廣告才能讓聽眾有效接受？本研究透過推敲可能模式，將 Podcast 節目（資訊型／娛樂型）與廣告訴求（理性／感性）進行關聯性推論，探究其廣告態度、品牌態度和購買意願。結果發現，節目類型與廣告訴求間存在交互作用，當「資訊型節目加入理性廣告」和「娛樂型節目加入感性廣告」時，會因遵循同一條思考路徑而擁有較佳的廣告效果。本研究有助於未來 Podcast 廣告製作上有更深的參考依據。

關鍵字：Podcast 節目類型、品牌態度、推敲可能模式、廣告訴求、廣告態度、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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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播學會 2021 年會

3-2 C-3 論文發表臺灣 Podcast 聽眾剖繪：從科技接收模式與親密感探討閱聽眾對 Podcast 之使用意向

王聖輝（國防大學國防大學政治所輿論戰組博士）在臺灣，Podcast 產業正在拔地而起，2020 年被視為再生元年，本土 Hosting 平台、製作公司、 Podcaster、硬體商、廣告代理等業者數量大增，Podcast 產業在臺灣再次炒熱起來，無疑提高人們對於語音傳播媒介的注意力，並創造新的價值鏈，但由於 Podcast 在臺灣的市場仍屬於初步發展階段，相關的實務與學術研究極為缺乏，過往大多以教育、語言學習領域為主，較少涉及聽眾研究。藉由這波熱潮，本研究想探討臺灣 Podcast 聽眾的使用行為，描繪出聽眾輪廓樣貌、收聽習慣、消費行為與使用動機。本研究採用「使用與滿足理論」與「科技接收與使用整合模型」，一方面探討影響臺灣 Podcast 聽眾收聽行為的動機要素，再檢視其解釋力；另一方面觀察到親密感是 Podcast 帶給聽眾獨特的媒介特性，本研究將其視為中介變項，探討是否會影響聽眾對於 Podcast 的使用意向。研究發現：1.臺灣 Podcast 的聽眾族群，主要是年齡在 23-37 歲之間的高學歷未婚人士，且女性比例明顯高於男性，迥異於美國、中國的 Podcast 市場與臺灣傳統廣播、全球 YouTube 聽眾之性別分佈狀況。2.Podcast 有潛能與其他以視覺為主的娛樂媒介競爭，搶奪聽眾的注意力；而收聽 Podcast 所帶來的知覺娛樂性已經大於知覺有用性，如何讓聽眾覺得有趣、引起好奇心與可以專注其中是更重要的事。3.聽眾的性別與年齡會影響 Podcast 的收聽習慣，相較於女性聽眾，男性聽眾偏好單集時間較長、每週的平均收聽天數較多、每次收聽節目與死忠追蹤的節目數更多；此外，隨著年齡增加，聽眾偏好的單集節目長度就越來越短、每週平均收聽天數與死忠追蹤的節目數會越來越多。4.將近五成的臺灣 Podcast 聽眾曾經有過付費行為，且轉換率明顯高於其他媒介；而播放器的多重娛樂功能容易促使聽眾付費訂閱，可預期 KKBOX 未來可能會是最受臺灣 Podcast 聽眾青睞的本土播放器。5.相較於付費訂閱獲利模式，臺灣的 Podcast 聽眾族群更支持產業發展廣告置入獲利模式，男性對於這兩種獲利模式的支持態度均高於女性。6.臺灣 Podcast 聽眾的收聽動機有親密認同、主動控制、科技優勢、資訊娛樂、社會參與、支持系統等六個因素，共可解釋 45.31%的變異。7.以科技接收與使用整合模型檢視 Podcast 的臺灣聽眾行為與意向，發現親密感與各自變項之中介效果均達顯著水準，親密感部分中介了績效期望、努力期望、社會影響、有利條件和使用意向之間的關係。

關鍵字：Podcast、使用意向、科技接收與使用整合模型、動機、親密感

解封傳播：傳播學的本土化與實踐 Reopening Communication: The Indigenization and Praxi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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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D-1 論文發表客家數位能見度及其再現之研究：以 2020 年總統大選為例

劉慧雯（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自從還我母語運動、客家電視台成立，以及鄉土語文教學以來，客家人的能見度在台灣社會已大大提升。客家台知名度與客家人能見度的提升，顯示出客家族群在台灣社會已經不再是隱形、難以接觸的族群。也正因如此，台灣政治（選舉）活動中，多年來亦常見各層級候選人提出「客家政見」。從總統、六都市長到縣市長，各層級都曾有候選人提出客家政見。各種層級候選人爭相推出客家政見的前提下，本文好奇客家人是不是只有在做為「選票」的時候，才具有被談論的價值？選舉激情結束後，新聞媒體，又是如何給與客家能見度，如何構造客家人形象的？在本研究以 2020 年總統大選（2020 年 1 月 11 日）為中心點，蒐集選舉前、後 4 個月社群媒體臉書上討論客家議題的資料，探究選舉前後客家人能見度與再現框架的分析，以瞭解新世代數位閱聽人如何透過社群媒體平台構成對客家人的印象。本研究第一階段利用 Facebook 官方粉絲團資料蒐集器 Crowd Tangle 蒐集所有在研究時期中發布於臉書粉絲專頁、在個人帳號公開貼文（開地球）且符合本研究設定之關鍵詞之貼文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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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第二階段中，本研究將研究區間（2019.09.25~2020.05.25）

中出現「客家」一詞的新聞篩選出來，進行再現框架分析。經由此二階段，我們便可分析出客家族群在選舉前後的再現能量（數量）與框架狀態。茲將本研究之研究方法詳細說明如下。最後，我們將進行選舉前後的能見度與再現框架比較。研究結果發現，在社群媒體臉書上有關客家的貼文，受到候選人言行、具體新聞事件（如：衛福部防疫記者會）、週期性事件（如：世界母語日），以及官方活動（如：桐花祭、浪漫台三線）。由此可知，屬於特殊事件的選舉，只有在競選期間影響社群媒體上的客家能見度，其效果並沒有持續到一般時期。另外，本研究也意外發現，在社群媒體上常態性的有以客家人為隱喻的論述（如：「分享學餐的客家吃法」），特定地強化小氣、節省等族群刻板印象。由此看來，台灣社會一方面享受各少數族群生活習慣帶來的文化多樣性（如：飲食、服飾），另一方面卻又持續強化錯誤的刻板印象。

關鍵字：客家、社群媒體、數位能見度、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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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播學會 2021 年會

3-2 D-2 論文發表公民募資在台灣，2012-2019 年：從文本分析看動員策略

張依萍（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本研究探討募資網站嘖嘖、flyingV 於 2012 至 2019 年「公民募資」的發展。公民通過網路捐款響應他人的募資，是「政治參與行動」也是別具意圖的「政治消費行為」。本研究發現：「黨政趨向」類的專案表現在募資人次及金額最突出，此類的訴求文宣，多與兩岸政治、罷免投票、環保有關，然而公民募資做為政治參與或有進步內涵的「政治消費」，其論述情境卻多與藍綠之爭、地緣政治有關。而募資發起方的行動召喚策略：直指「台灣認同」，且刻意淡化組織角色，突顯個別公民的倡議身份；其文本傾向使用「我們、年輕人、草根族」召喚捐款人，並以「否定」語境如反國民黨（59%）、反大陸政權（23%）為號召。公民募資看似是由下而上的改革力量，但研究顯示，推進募資動能策略，主要發揮在身份認同的議題，捐款人不可忽略隱藏在政治消費行為背後的政黨化意識形態。

關鍵字：群眾募資、公民募資、政治參與、政治消費、連結式行動

解封傳播：傳播學的本土化與實踐 Reopening Communication: The Indigenization and Praxi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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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名單大會專題演講大會專題一

講者：陳世敏

主持人：鍾蔚文

大會專題二

講者：唐

鳳

主持人：胡元輝

大會專題三

講者：李金銓

主持人：翁秀琪

年會論文發表（依場次順序排序）主持人：王亞維王淑美郭文平蕭

蘋胡綺珍許瓊文陳百齡張錦華王孝勇林富美

黃葳威

黃靜蓉孫秀蕙蕭丞傑許傳陽陳炳宏林翠絹吳宜蓁馮建三陳柏宇徐美苓

方念萱

胡紹嘉陳憶寧羅世宏林沛澧張郁敏王嵩音評論人：林福岳張時健劉平君吳翠松康庭瑜傅文成管中祥陳春富侯政男蔡如音劉慧雯曾國峰林芝璇潘令妍李明穎陳雅惠柯秀卿秦琍琍唐士哲張舒斐吳宜蓁陳志賢陳韻如鄭宇君羅慧雯吳岱芸林慧斐夏春祥發表人：許志明李美華林果葶賴宥儒林楷欣陳亭安黃韻倩簡廷哲王若瑜徐以琳王亞維彭俞蓉陳亭妤柯籙晏林志嘉張旭睿黃琝戩張時健王柏文蔡蕙如 Gabrielle C. Ibasco 黃彥瑄吳翠松賴禹安陳奕君戴林玉鵬洪貞玲沈

昀簡妙如黃俊銘蔡

珮曹琬凌許文宜簡陳中

夏蘇耘萱傅湘妮游郁慈鄧語華鍾國暉林照真韓義興凌采薇

葉明諺吳承遠賴冠伶朱韻筑陳彥蓉楊意菁徐美苓范宜君夏士芬楊鎵民蔡蕙如丘忠融鄧玉羚王允庭林翠絹林鈺穎許玟心蔡敏敏謝婷昀吳亭樺臧國仁賴玉釵盧宥丞謝儀臻張碩芬廖子豪王昱凱黃書瑋曾如韻張采萱蔡捷宇王聖輝劉慧雯張依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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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播學會 2021 年會

與會名單專題座談主持人：張卿卿程宗明蘇蘅王維菁黃順星陶振超林麗雲評論人：林淑芳程宗明賴至慧何吉森魏玓林日璇胡元輝發表人：張卿卿陶振超施琮仁陳百齡林果顯黃順星林芝璇陳怡璇蕭丞傑潘令妍洪貞玲陳炳宏劉昌德王牧寰蔡蕙如戴瑜慧林玉鵬賴以瑄張郁敏張鳳琴韓義興羅世宏陳順孝

解封傳播：傳播學的本土化與實踐 Reopening Communication: The Indigenization and Praxi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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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播學會 2021 年會

解封傳播：傳播學的本土化與實踐 2021 Chinese Communication Society Annual Conference Reopening Communication : The Indigenization and Praxi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主辦單位中華傳播學會、政治大學傳播學院贊助單位中華民國科技部、中華民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中嘉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特別感謝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玉山學者李金銓教授

理事長

郭力昕

年會主視覺設計

副理事長

秦琍琍楊意菁

理事

魏

黃奕寧

玓

劉慧雯

王孝勇

侯政男

張舒斐

許傳陽

郭文平

陳柏宇

陳雅惠

傅文成

黃靜蓉

鄭宇君

監事

陳順孝

洪貞玲

唐士哲

秘書長

劉昌德

執行秘書

姚其宏陳鴻嘉

秘書助理

翁珮恒高鉦詠張嘉恩楊雅安

手冊編輯

姚其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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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珮恒

中華傳播學會 2021 年會

鄭涵文

文宣排版

潘君綺羅英慈

葉冠銘

解封傳播：傳播學的本土化與實踐 Reopening Communication: The Indigenization and Praxi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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