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邊外劇場《漁港夢百年》-歷史導覽 by Elaine ToTo

歷史導覽

《漁港夢百年》第一部曲沙田大會堂文娛廳荃灣大會堂文娛廳

2014年11月28-30日 2014年12月6-7日

製作團隊顧問意念/導演編劇創作/演員

羅永生博士陳曙曦黃國鉅博士王林、張翼東、趙之維、周詠恩、何健汶、何康汶、譚玉婷、歐芷菲、梁嘉進

形體設計莫蔓茹燈光設計馮國基佈景設計陳寶欣服裝設計麥芷筠音響設計陳偉發燈光設計助理郭佩欣舞台監督張惠婷製作經理陳淡疇萬星佑助理舞台監督張仲珩執行舞台監督莫蔓茹杜易玲助理監製陳凱欣監製宣傳許晉邦宣傳品劇名題字莫建鎏資料搜集陳衍若

目錄引言 ..........................

有關盧亭的傳說 ................

香港名稱的由來 ................

英國殖民統治前期的香港(1841-19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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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殖民地香港(1841-19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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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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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的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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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的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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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現代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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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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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香港開埠初期是一個漁港，每兩個香港居民就有一個是漁民，「浮家泛宅」便是早期香港人的生活寫照。所謂「浮家泛宅」或是蜑家，是指在艇上生活的漁民，由於他們很多時候要出海捕魚，所以一家大小全都住在艇上，以海為伴，而漁港當中又以香港仔最興盛。南區的香港仔、筲箕灣、大澳、長洲、青山、大埔、沙頭角和西貢，以前合稱香港八大漁港，由於香港的氣候一年中約有260天以上是吹東南風或東北風，所以位於香港南端的南區，地利位置非常適合極需要「順風順水」的漁民居住，故此在1841年香港開埠初期，大部分居民都聚居在南區，所以當地成為了漁港時期香港最繁華之地。八大漁港中以香港仔避風塘條件最優厚，不單鄰近海域漁產豐富，本身港口亦非常寬闊，是最多漁民聚居的地方。香港漁業早於香港開埠之前便已出現，到現時在本地產業中仍然有一定的重要性。

有關盧亭的傳說盧亭（又稱為盧餘、盧亨魚人、盧亭魚人）是傳說中的一種半人半魚的生物，為中國東晉年間（317-420年）地方民變首領盧循之後，居於香港大奚山（大奚山為今大嶼山和香港島等島嶼的合稱），相傳為蜑家人的始祖；也是一個於香港大澳及珠海萬山群島一帶出沒的神秘族群。有關他們的神秘傳說，從東晉一直到現今都有流傳。所謂的「盧亨魚人」或「盧亭魚人」，都是一些外貌與一般人有異的人，在香港的傳說指他們的身上長有鱗片，而且愛吸雞血；有時會用漁獲與大澳的居民換雞，亦有時潛入農家偷雞。早在東晉時就已有記載有關「盧亭人」的說法，不過有關這些盧亭人的描述，與今日有關「盧亨魚人」的傳說不同。據唐代劉恂的《嶺表錄異》記載：「盧亭者，盧循前據廣州既敗，餘黨奔入海島野居，惟食蠔蠣，疊殼為牆壁。」在歷史裡，東晉末年，孫恩和盧循相繼起兵，想推翻東晉，史稱「孫恩盧循之亂」。當時東晉經過數場內亂，無力征討盧循，只好封他為廣州刺史。410 年，盧循聽從姐夫徐道覆建議，領兵北伐，結果幾乎全軍覆沒，不斷南下，後佔領廣東湛江，希望以此為據，攻打交州（即今日越南的河內市）；但當時交州刺史散盡家財，犒賞士兵，決意與盧循死戰，結果盧循兵敗自殺。上面的故事，其實與香港無關。不過故事未完，當日盧循的一些部下並沒有跟隨盧循攻打交州，反而留在香港的大嶼山、澳門、珠海一帶定居。當時他們的生活環境甚差，只是住在水邊的洞穴，日日打魚為生，後來以漁業和產鹽業為生，成為傜民的一支。盧亭一族，世居於大奚山，本來與中原的漢人並無紛爭；南宋時期，隨著九龍官富場（宋朝的一個官方鹽場）的設立，朝廷明令打擊私鹽販賣，遂於宋寧宗慶元三年（1197年）引發大奚山鹽民起義，島民被官兵大屠殺，盧亭一族幾乎被殲滅，倖存者為今日蜑家人的始祖。

有趣的是，這群盧循的餘黨後來由歷史變成傳說的半人半魚生物。明清末初，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記載，「晉賊盧循兵敗入廣，從舟逃居水上，久之，無所得衣食，生子皆赤體，謂之盧亭。嘗下海捕魚為充食，其人能於水中伏三四日不死，盡化為魚類也。」同時期屈大均的《廣東新語》云：「人魚之種族有盧亭者，新安大魚山與南亭竹沒老萬山多有之，其長如人，有牝牡（即有雄性和雌性），毛髮焦黃而短，眼睛亦黃，面黧黑，尾長寸許，見人則驚怖入水，往往隨波飄至。人以為怪，競逐之，有得其牡，與之媱，不能言語，惟笑而已，久之能著衣食五穀，攜至大魚山，仍沒入水。」（明清兩朝香港隸屬新安縣，新安大魚山即是現今的大嶼山，老萬山即現今萬山群島一帶，地處大嶼山西南面。）盧亭魚人黃髮黃眼，臉部黑黃兩色相雜。相傳曾經有人抓過一隻女性的盧亭魚人，不過她只懂笑，不懂說話，慢慢才學會穿衣及食五穀類食物。在明朝正德年間，更有漁民抓了盧亭魚人送官，初時言語不通，過了一排後，盧亭魚人就通曉漢語了。所以，女性的盧亭魚人可說是土炮「美人魚」。(註1) 屈大均亦作有「盧亭詩」云：「老萬山中多盧亭，雌雄一一皆人形。綠毛遍身只留面，半遮下體松皮青。攀船三兩不肯去，投以酒食聲咿嚶。紛紛將魚來獻客，穿腮紫藤花無名。生食諸魚不煙火，一大鱸魚持向我。殷勤更欲求香醪，雌者腰身時嫋娜。在山知不是人魚，乃是魚人山上居。編茅作屋數千百，海上漁村多不如。」清朝東莞人鄧淳著的《嶺南叢述》亦有提到「大奚山，三十六嶼，在莞邑海中，水邊岩穴，多居屹蠻種類，或傳係盧循遺種，今名盧亭，亦曰盧餘」。

「香港」名稱的由來關於「香港」名稱的由來，眾說紛紜，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明代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的《新安縣志》，也有「香港村」的記載，指的是黃竹坑的香港圍。說法一：香港的得名與香料有關。宋元時期，香港在行政上隸屬廣東東莞。從明朝開始，香港島南部的一個小港灣，作為轉運南粵香料的集散港，因轉運廣東東莞生產的香料而出名，被人們稱為「香港」。據說那時香港轉運的香料，質量上乘，被稱為「海南珍奇」，香港當地許多人也以種香料為業，香港與其種植的香料一起，名聲大噪。不久這種香料被列為進貢皇帝的貢品，並造就了當時鼎盛的制香、運香業。後來香料的種植和轉運逐漸式微，但「香港」這個名稱卻保留了下來。(註2) 這裡指的是一種土沉香，又俗稱香樹 Aquilaria sinensis (Lour.) Gilg，亦有牙香樹、白木香或女兒香之名。這種原產南中國的植物於宋朝時在香港的新界沙田及大嶼山被大量種植，農民把樹脂從上述產地由陸路運到尖沙頭(尖沙咀)，經渡舢運至今天的香港仔，作為土沉香的集散地。土沉香經此輸往中國及東南亞地區，甚至抵達絲綢之路的沿途地區。由於香港仔一帶(石排灣)為聞名的土沉香產品的出口港，故被稱為「香港」，意即「香的港口」，此後「香港」代表現今香港島。雖然十九世紀時被英國人稱為「維多利亞城」，但不被一般所沿用，十九世紀末期英國人除佔領香港島外，還租借了九龍及新界，「香港」一詞從此包涵整個其管治的區域，一直使用至今，甚至將來，如今，無論發生在香港島、九龍半島、新界及離島的事，皆是香港的事。(註3) 說法二：香港是一個天然的港灣，附近有溪水甘香可口，海上往來的水手，經常到這里來取水飲用，久而久之，甘香的溪水出了名，這條小溪也就被稱為

「香江」，而香江入海沖積成的小港灣，也就開始被稱為「香港」。有一批英國人登上香港島時就是從這個港灣上岸的，所以他們也就用「香港」命名整個島嶼。直到今天，「香江」仍然是香港的別稱。說法三：因「香姑」而得名。據說，香姑是一位海盜的妻子，海盜死後，她就占據了這個小島。久而久之，人們就用她的名字給這個小島命名，稱為「香港」了。(註4)

鴉片戰爭前的香港香港的歷史，最早可追溯至東漢（25-220年）。1955年發現的李鄭屋古墓，可以証明早在二千多年前，香港便已有人居住。唐朝時期，青山（屯門）一帶，已有很多中國人居住，當時的青山是頗為繁盛的港埠，並有唐朝駐軍，外國來的船隻，必須經過青山，才可轉去廣州。宋朝時，鄧符協被派到廣東做官，經過青山，很喜歡這地方，在任滿後，和家屬定居於錦田山谷，建立了一個村落，稱為「北圍」。他的子孫後來又建立了「吉慶圍」。清朝時期，清兵在1662年派兵到現在的新界，並命令鄉民留辮。香港在清朝時期，一直在對外通商中扮演重要角色，她在地理上與廣州唇齒相依，而廣州是清朝對外開放的唯一商埠。英國在後來的對華貿易中，發現香港的重要性，認為如能據為己有，將對其擴大對華及其他遠東諸國貿易有極大好處。因此，在1841年，中英鴉片戰爭後，要求戰敗的中國清政府割讓香港。在英國佔領香港前，島上南部的赤柱、大潭篤和石排灣，東部的阿公岩，水井灣等，有一些漁民居住。其它如黄泥涌、燈第洲、七姊妹等則有一些小村灣，有說當時島上的居民約3000人。(註5) 不過根據港英當局首次公佈的人口資料，1841年5月香港島共有華人7450 人，當中的4350人分布在沿海的赤柱、簡冀灣等近20處村落，約佔總人口的 58.4%，基本上是當地人。在北岸（今中環）附近商貿市場聚居的800人和來自九龍的勞工300人，大體上是抵港不久的新移民，約佔人口總數的14.9%；另有2000人即總數的 26.7% 是以舟樨為家，漂泊無定的船民。(註6)

鴉片戰爭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又稱「第一次中英戰爭」或「通商戰爭」，是1839年9月 4日（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至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期間，清朝和英國因港腳商人 (註7) 以飛剪式帆船在廣東沿海武裝公開販運鴉片爆發的戰爭。戰爭的直接導火線是清欽差大臣林則徐奉道光皇帝聖旨於

1839年6月3日在廣東虎門銷煙，接着又宣布正式封港，永遠斷絕和英國貿易，英國為打開中國國門而發起戰爭。戰爭以英國遠征艦隊炮擊廣東九龍為開端，最後以清朝失敗簽訂《南京條約》告終。清朝道光年間，中英貿易處於不平衡狀態，英國自印度輸出大量的鴉片到中國，利潤驚人，並使中國吸食鴉片的人民大量增加。清政府有見及此，擔心在貿易中不斷漏出白銀，又擔心社會風氣日壞，固有禁煙之意。1839年，林則徐被委為欽差大臣，到廣州執行禁煙。他諭令外國商人將煙土交出充公，並將沒收的煙土在廣東東莞縣的虎門海邊燒毁，林則徐要求西方商人以後不准再將鴉片輸入中國。中英雙方正在爭持之際，廣東寶安九龍山的尖沙嘴村，又發生了林維喜案 (註8)，事件連同林則徐封鎖港口，終於成為鴉片戰爭的導火線。 (註9)

所謂《川鼻條約》 1841年1月18日，琦善派親信鮑鵬與義律在穿鼻洋面的船主會唔，雙方達成初步協議，即英軍退出所佔領的虎門沙角炮台和淅江定海，琦善則答應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人寄居，中國保留在香港徵稅的權利。1841年1月20日義律照會琦善，英軍將按草約規定開赴香港島駐扎，同時單方面以公告形式公告了《川鼻草約》的內容。《川鼻草約》被英國人作為侵佔香港的原始依據，但這個草約完全不具法律效力，只是琦善和義律兩人私下交易的結果。中國政府事先完全不知道，既未授權，事後也沒有在條約上簽字及加蓋大印，所以這個條約始終被稱為草約。

登陸香港島 1841年1月25日，英艦「硫磺號」(HMS Sulphur) 艦長拜切爾 (Edward Belcher) 率英艦在港島西北角的水坑口登陸。次日，英國遠東艦隊支隊指揮官伯麥 (Gordon Bremer) 到達，並舉行升旗儀式，宣布佔領香港。2月1日，伯麥與英國駐華全權公使兼商務總監義律上校 (Captain Charles Elliot) 聯名向居民發布告示，表明清政府已把香港全島讓給英國管治。

《南京條約》清政府在英軍兵臨城下的情况下，不敢抵抗。1842年8月29日，清廷派出耆英•伊里布與英國代表砵甸乍談判。雙方在停泊於南京江面的英船「華麗」號上簽署了《南京條約》。《南京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與西方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條約共分十三條，其主要內容是割地賠款。《割地》─ 割讓香港島給英國。《賠款》─ 清政府賠償 2100 萬兩白銀給英國；開放廣州、褔丹、卜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為通商口岸；准許英國在五口岸派駐領事；協定

關稅；英商對中國進出口貨物應繳交的稅款，中國政府需要和英國政府商定。

第二次鴉片戰爭鴉片戰爭後，英國人以為憑藉侵略特權，可以在中國廣銷工業品，謀取巨額利潤。但從1843年至1855年，英國對華輸出的工業品總值幾乎沒有什麼增長。原因是鴉片貿易迅速增長，中國可動用的現銀被鴉片所吸收，無錢再買其他的英國工業品。但英國人認為中國開放還不夠，必須要迫使中國進一步開放。1854年，英國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條約》擴大侵華權益，為清政府所拒絕，於是，英國又密謀發動侵略戰爭。

戰爭的借口一、「亞羅號事件」 1856年10月8日，懸掛英國旗的華人東主香港商船（登記已過期）亞羅號遭中國水師登船搜查，拘捕多名涉嫌走私和海盜活動的華籍船員，英方宣稱在事件中船上的國旗被扯下，要求釋放船員和道歉（中方和船員則指稱當時根本並未懸旗）。中方釋放船員但拒絕道歉，皇家海軍當即兵臨城下，炮擊兩廣總督葉名琛官署，中方則以火燒洋人商館作回應。10月23日英國以「亞羅號事件」為借口派軍艦進攻廣州，正式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當時的港督寶靈(Sir John Bowring) 在事態中扮演了積極角色。二、失去九龍香港島和九龍半島之間是天然良港，佔據九龍且將港灣完全據為己有，是英國人多年的想法。1860年英軍攻佔定安門，強迫簽定《北京條約》。為掩護侵佔的罪行，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中國六代皇帝經營了150餘年的萬園之園，在烈火中成為灰燼。「北京條約」使中國失去九龍半島。三、「北京條約」與授土儀式 1860年10月24日（咸豐十年）簽訂的《北京條約》規定：開天津為商埠；准許華工出國；發還天主教資產；對英、法賠償白銀800萬兩；割讓「九龍地方一區」給英國。至此，九龍（包括昂船洲）終由強佔成為租借進而割讓。英國人又一次為他們強佔中國領土提出「法律依據」。1861年1月19日，英國駐廣州代理領事把一個裝有九龍泥土的紙袋交給清朝官員，又重新交回自己手上，以象徵九龍轉交給英國。(註10) 四、租借新界 1856年，英國糾合法國，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1860年10月24日《北京條約》簽訂，九龍半島被割佔。甲午中日戰爭之後，英國政府又趁機逼迫清政府於1898年6月9日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强行租借九龍半島大片土地以及附近的 200多個島嶼（後統稱「新界」）。 1898年，是香港歷史上相當重要的一年。這一年，香港的邊界從北九龍再向北

推進至深圳河岸，西至后海灣，使香港行政區的面積擴大了十倍。 1898年，列强企圖瓜分中國，清朝朝政腐敗，任人宰割，英國政府乘機向清廷提出租借新界。當時的港督羅便臣向英國政府提出了擴大香港地域的範圍。他認為只有佔據廣大的陸地、水域、島嶼才能在軍事上防止清軍或其他列強由北部突擊九龍。同時在經濟上解決水源、糧食、蔬菜、肉類的供應，緩解人口壓力。當年6月9日，英國駐華公使賓納樂和李鴻章在北京簽訂《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以租借為名，取得了新界，為期99年，7月1日生效。新界 (New Territories)，是英人所制定的一個名詞，專指租供的新領土，在此之前，這些地方屬廣東新安縣南部一部分，包括大嶼山等離島。該「專條」規定英國在界內有「管理全權」，但中國可保存九龍城砦和原有的碼頭一座。(註11)

英國殖民統治前期的香港(1841-1941) 香港曾被形容為「荒島」，這個說法並不正確。 1841年1月25日，一隊英國海軍官兵在中國南方珠江三角洲一個小島的北岸登陸，並升起英國國旗，這個小島就是香港島。一般人提到「香港」這個名稱時，往往是指包括三個主要部分的大區域：香港島；1860年根據《北京條約》割讓的九龍半島，面積有八平方英里；還有在 1898年租借給英國99年的新界，這個面積365平方英里的區域，包括約230 個離島。雖然香港沒有天然資源，但它的海港水深港闊，四周又有高聳的花崗岩山丘作屏障，是世界良港之一。此地全年大多數時間都潮濕燠熱，無怪乎有些早期的英國殖民者，對於他們的政府當初竟會看上這個小島，也感到大惑不解。時光荏苒，香港發展為蓬勃的港口和繁榮的大都會。高馬可(John M.Carroll) (註12) 指出：正因為香港在政治上不屬於中國的一部分，才會在過去150年成為堪稱對中國最重要的地方。領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中國最後一個王朝的孫中山，是在香港這個殖民地接受教育。香港自殖民時代早期起，都是內地逃難百姓的庇護所，如太平天國時期（1851 年至1864年）、1911年辛亥革命後和整個動盪的1920年代、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以及1949 年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後。香港是自絲路和蒙古人之後，中國與世界聯繫的最重要紐帶。直至最近幾十年為止，約百分之九十從中國移民海外的人都取道香港。肯定的是，由於香港的地理位置，它的歷史主要受發生在中國（特別是與之一衣帶水之隔的廣東省）的事件影響。香港人口一直以華人為主，而因其鄰近中國，對大多數居民來說，中國事務比英國事務更為重要。但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錯綜複雜。如一句中文俗語所說：「香港有難去中國，中國有難回香港。」但是，在香港殖民時代的歷史裏，大部分時間都是中國有難，也就是說，香港往往接收大批從內地湧入的移民。香港與中國唇齒相依，中國發生鉅變，直接影響香港：

1851年太平天國起義，不少華南商人遷往香港逃避戰亂香港人口由1851年的33,000多人，增至1865年的12萬多人（加上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清政府最初只實施廣州一口有限通商，自五口通商以後，香港成為列強與中國的主要轉口港，來自廣東以及福建各地的商人亦移居香港。香港開埠後，英國人的公司（以鴉片為主）都改以香港為中心，亦由香港運

到五口通商城市。除了貨物的轉運外，香港亦成為華南中國人移居海外的中轉站。從1851年至1900年期間，超過200萬廣東及福建人經香港移居海外，當中主要是四邑人以及廣府人以華工身份（俗稱賣豬仔）興建鐵路或偷渡到發達國家如歐美以得到比在中國更多的工資。福建人從營商取得大量財富，而且一直希望推翻滿清政府以建立一個資本主義和民主的中國，有志得到資本的人不少和香港的福建人通婚，如孫中山娶了陳粹芬。而廣東人經商地主要在香港以及廣州。

1901年《辛丑條約》 1900年春季直隸，成千上萬習練降神附體和刀槍不入的貧苦農民，號稱為「義和團」，他們殺害天主教徒並延及基督教徒、焚毀教堂和教徒房屋，並且迅速向北京和天津蔓延；6月，義和團在清廷許可下進入北京，隨後展開了攻擊教徒和焚燒教堂的暴力活動，義和團又先於清軍進攻天津租界，最終引發八國聯軍遠征。《辛丑條約》是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強迫清廷訂立的喪權辱國條約。1901年（辛丑年）7月由清廷與英、美、意、西、荷、比等十一個國家的代表在北京簽訂。《辛丑條約》的主要內容為：中國賠償白銀四億五千萬兩，以海關等稅收作保；清廷保證嚴禁人民參加反帝活動；清廷拆毀大沽炮臺，允許帝國主義國家派兵駐紮北京到山海關鐵路沿線要地；劃定北京東交民港為「使館界」，允許各國駐兵保護，不准中國人居住。這條約進一步加強了外國對中國的控制。

1912年清朝滅亡中華民國成立，然而其局勢一直動蕩不安，使不少人逃難來香港。而民國政府對廢除包括香港割讓的不平等條約顯得有心無力，更因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未能藉《凡爾賽條約》收回德國控制的山東，使排外情緒更為高漲，並蔓延到香港，成為1922年海員大罷工及1925年至1926年省港大罷工的導火線之一。

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 3000多名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示威遊行，抗議帝國主義的侵略，要求嚴懲政府中的親日派賣國賊。事件起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完結後舉行的巴黎和會中，列強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即山東問題。當時北洋政府未能捍衛國家利益，國人上街遊行表達不滿；當時最著名的口號之一是「外爭國權，內除國賊」。6月3日以後，上海等地工人罷工，工商業者罷市。運動中心轉移到上海，成為全國規模的反帝愛國運動。

早期殖民地香港英國早期管治香港採高壓統治。據高馬可《香港簡史》所述：「英國首次佔領香港島時完全沒遇抵抗。有位英國軍醫寫道，香港居民『似乎勤奮而溫順……從各方面看，他們似乎總體上性格溫和；對於英國統治，看不出他們有明顯的贊同或厭惡。』」(註13) 但在英國殖民统治前期，英國曾遇新界鄉民的反抗：

英國殖民管治香港時期最血腥的一頁：被遺忘的六日戰爭 1899年，即中英簽署《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把新界租借給英國後一年，英國人進入新界接管此地。此舉觸發新界鄉民反抗，繼而爆發一場六日戰爭，華人在這場戰事中死傷枕藉，稱得上是一場大屠殺。新界史研究專家夏思義博士，首次詳細研究這場已完全為人遺忘的戰爭，並以生動方式述說這段故事。當時香港總督卜力 (Sir Henry Arthur Blake) 和輔政司駱克對於這場仗的打法意見相左。作者運用他對於新界歷史的深湛知識，詳細描述參與戰事的鄉民領袖和普通群眾。此書對於在這場戰爭陣亡的人數提出了新估計，不是一般史書記述的「人命傷亡不大」，而是有近五百名鄉民被殺，作者同時探討英方資料大都低估死傷數字的原因。(註14) 1899年3月28日錦田屏山成千的百姓曾聚集起來，決定反對英國對新界的強行租借。次日，鄧族父老在廈村鄧氏宗祠集會，一致反對英國的接管。30日，錦山廈村、屏山、屯門、八鄉和十八鄉的代表共22名，在元朗舉行集會，決定聯合進行武裝抵抗，並向雙魚洞的群眾呼籲，4月10日新界各村代表在元朗區正式成立「太平公局」作為抗英的指揮機構。1899年4月15日上午，港英警察百餘人，分兩路強行闖進大埔為接管「新界」修建警棚，早已守衛的一千多名錦田、粉嶺、林村、八鄉武裝民眾，向英軍猛烈進攻。要由英國軍艦「名譽」號趕來，才使英軍脫離被圍的困境。4月16日英軍得到增援，用先進的武器擋住抗英民眾的進攻，在新界升起第一面英國國旗。

上村之戰與吉慶圍 1899年4月16日抗英武裝失利後，第二日再次出現在大埔的山頭，向大埔英兵營開火，最終無法抵擋英軍火力，只好退到林村附近山谷。第三日二千多名抗英志士在上村附近與英軍決一死戰。他們手持大刀長矛，向英軍發動進攻，英軍依借先進的武器，打散了抗英武裝。後來英軍衝進吉慶圍，掠走那裡的兩扇鐵門，並將它們當作戰利品運回英國。

毒麵包案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香港發生駭人聽聞的「毒麵包案」，包括港督夫人在內數百名歐籍人士吃了「裕盛辦館」製造，被混入砒霜的麵包後嘔吐大作，且相信下毒是蓄意的。因為事前曾有華籍僕人提點其歐籍僱主小心避禍。辦館東主其後以證據不足獲無罪開釋，過程中42名僱員被囚禁於一間小牢室中超過20 天，稱為「香港黑洞」事件。（註：名稱來源於1756年「加爾各答黑洞事件」，123名歐籍犯人因過度擁擠死於一間小牢室之內）。此事極大地加深歐人對華人的猜忌，數百名華人被「遞解出境」(註：新創的政令)。政府頒布多項歧視華人政策，包括户籍登記制度和宵禁令，並持續實施多年。

九龍城爭端九龍城是清政府設置的九龍巡檢司和大鵬協副將衙署，城中駐軍負有保衛邊界領土的任務，城中官員管理著周邊的土地。儘管清政府同意租借新界，但不同意將九龍城一帶交給英方，理由是展拓的土地是租借性質。英國人一直想佔領九龍城，1899年以中國軍隊支持「新界」民眾反抗英人為理由，要求九龍城的清軍撤走，由英國接管城寨。清政府拒絕英國的要求，英軍強佔九龍城，收繳清軍武器，迫他們撤出城外，並佔領深圳，企圖把深圳也劃入租借範圍。由於英國用武力將清朝官員趕走，中國對九龍城的治權成為一句空話。但英國人從不敢將九龍城說新界的一部份，只是說清朝官員自己放棄。 (註15)

政治及施法隨着鴉片戰爭中清廷割讓香港島予英國，香港遂成為英國殖民地。當時仍然為英國代表的砵甸乍(Sir Henry Pottinger) 於1842年10月27日在香港發出告示，指「香港乃不抽稅之埠，准各國貿易，並尊重華人習慣。」其後維多利亞女皇於 1843年4月5日頒發《英皇制誥》，《制誥》在同年6月抵港，而耆英與砵甸乍於6月26日在香港就《南京條約》換約，砵甸乍遂依據《制誥》，正式成為首任香港總督。砵甸乍上任總督後，隨即依據《英皇制誥》成立香港政府，設立了議政局（其後稱為行政局）、定例局（其後稱為立法局）和最高法院。《英皇制誥》授權總督在徵求定例局意見後，制定香港法律和條例。砵甸乍在1843年8月宣佈委

任3名官守議員加入定例局；分別為莊士敦（前護理總督）、摩理臣（商務總監中文秘書兼傳譯員）及金尼（首席裁判司），因此定例局最初連總督在內，只有4名成員。定例局在1844年1月11日舉行首次會議，於同年2月26日通過首條《香港法例》。港督是立法局和行政局當然主席，獨攬立法和行政大權。立法局通過任何條例，均須得港督批准才能成為法律；港督在會議上擁有否決權和最後投票權，甚至可以解散立法局。至1888年，英國政府修訂《英皇制誥》，規定總督在制定法律的過程中，不但要徵詢定例局的意見，亦須取得定例局的同意。定例局首次擁有立法權。(註16) 至於行政局，則所有重大政策及決定，必須經過港督批准或通過行政局以他的名義批准；港督有權決定行政局所討論的一切事項，遇到緊急情況或局內意見不一時，更有獨自決定權。港督亦有各級官員的任命權；他也是名義上駐港英軍三軍總司令。由此可見，港督掌握香港政府最高權力，形成一種絕對的「行政主導」的管治模式。歷任香港總督皆由英國政府任命，英國政府擁有決定香港一切事務的真正權力，而議政局及定例局，議員則由香港政府委任，大多數為官守議員。當時以總督為首的殖民官僚大都是軍人出身，他們集軍事、行政、立法、司法等職權於一身，壟斷了一切權力。隨著英資及外商財團勢力日大，他們要求參政的願望愈來愈強烈，政府只好開放部分權力給他們。1850年，港府任命香港英商大衛．渣甸和約瑟．艾德格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是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之始。1896年，任命怡和洋行總經理艾溫和大地產商遮打出任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在1899-1941年間，本地華人的勢力不斷壯大，港府開始吸納華資財團和華人精英進入權力核心。這時期的管治特色，可用殖民官僚、英資及外商財團為政治主體，向華人上層作有限度開放政權來形容。由開埠至20世紀上半葉，總督及高級官員一律由英國人出任。不少英商亦被吸納到行政、立法兩局擔任非官守議員。四大英資財團：匯豐、渣打、怡和、太古，也一直在香港商界居於壟斷地位。在宗教方面，政府亦為聖約翰座堂﹙英國聖公會教堂﹚立下特別條例，保障它的教權。政府也有限度地吸納部分非英籍外國人參政。阿美尼亞裔的遮打、猶太裔的沙宣及庇理羅士等，均晉身立法局。政府的中級職位，如警隊督察等，都會優先考慮聘用非英籍的外國人。 1880年，伍廷芳出任立法局暫代非官守議員。伍廷芳是英籍華人，早期在英國留學，為香港首位華人大律師。1926年，港督金文泰提名富商周壽臣擔任行政局非官守議員。行政、立法兩局的華人非官守議員，都是精通英語、受過良好教育的華人精英；但兩局華人議員佔極少數，享有的政治權力十分有限。司法方面，英國政府於1865年修訂對港督的訓令，規定「任何法例若對亞非裔人士有所禁制，而歐籍人士則不受其限者，總督均不得批准施行」，確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並為日後穩固的司法制度奠下基礎。(註17) 另一方面，一個類似市議會的機構潔淨局（市政局前身）於1883年成立，於 1887年起引入由選舉產生的成員。

英國政府對華人實施高壓懷柔兼備的政策。政府頒布了不少歧視華人的法令，如在山頂劃定「歐人區」，規定不准華人居住和建造中式房屋；華人只能擔任公務員內的低級職務；法庭審訊以至政府法定語文亦全為英語。懷柔政策方面，則保留華人傳統及風俗；委託東華三院、保良局、樂善堂等華人社團，濟貧養疾；1926年把新界村民組織的「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改名為「新界鄉議局」，並予以承認，作為政府在新界施政的諮詢團體。1935年成立的市政局 ﹙前身為潔淨局﹚，也設有華人議員的席位。(註18)

華律治華早期英國管治香港方針是以「華律治華」。根據1841年1月大英駐華全權欽使兼商務總監義律發出的告示：「有禮儀所間，鄉約律例，率準如舊，亦無絲毫更改之意。且末逢國主另降諭旨之先，擬應以大清律例規矩之治……凡有長老治理鄉里者，仍聽如舊。惟雖稟明英官治理可也。倘有英民及外國人等，害居民，準爾即赴附近官前稟明，即為爾查辦。」(註19)

社會民生教育方面，香港政府於1847年推行公立學校教育制度，補助中文學校的經費，於1873年將教會學校納入在內。而首間官立學校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於 1862年開辦。1887年，香港西醫書院成立，為香港大學醫學院的前身。醫療方面，最早建立的華人醫院為1872年創立的東華醫院，為上環華人居住區的市民提供醫療服務。1874年，西營盤醫院（政府公立醫院）成立，是為香港第一所非軍用的政府醫院。當時的主要醫院還包括那打素醫院及雅麗氏紀念醫院等。1884年，聖約翰救傷會在香港成立。治安方面，香港警隊於1844年5月1日正式成立。早期的警察事務極為廣泛，除了負責公共安全，亦需要肩負起人口登記、出入境事務、海關、消防、稅收、簽發牌照（包括出生證明書、身份證、商業、轎子、山兜、人力車、車輛、妓院、大煙及狗等）、郵政、小販管理及潔淨局的相關事務等等。(註20)

自由港政策 1841年6月7日，英國宣布香港為自由港，所有貨物都可自由進出香港，無須交納交出口稅。第二年又宣報各國貨幣在港的兌換方法，從中勾勒出中轉貿易港的雛形。自由港政策只是為英國切身利益所想到的一個揚長避短的辦法。最初吸引的僅是一大批鴉片商人。在早期的中轉貿易中進項最大的是鴉片和苦力的貿易。19世紀下半期被掠販出國的苦力有205萬之多，1847年美國加尼福尼亞發現金礦，1851年澳洲的悉尼也發現黃金。這在世界範圍內掀起巨大的淘金熱潮，隨之而起的是販賣及轉運勞工的熱浪。

苦力貿易是屬於契約勞工，由西方的人口販子、投機商或代理人進行直接的掠販。在出國前進行簽約。賣豬仔是屬於債奴。由華人豬仔頭進行掠販，到達目的地後（主要是海峽殖民地即馬六甲、檳榔嶼與新加坡），在出售時再向僱主簽約。自由移民則主要是從香港往美國、加拿大等地的「單勞工」。三者的人口貿易統稱「苦力貿易」。(註21)

經濟人口自從香港於1842年成為自由港後，香港便成為區內一個重要的轉口港。多間英國洋行在香港設立，也吸引不少華人從事與貿易相關的業務，如搬運及運輸等。部份華商也來港設立南北行經商。工業方面，早年香港主要依賴造船業，在紅磡及香港仔等地均設有船塢。香港開埠初期政府不收取任何稅款，只依賴賣地及牌照等收入。雖然自1850年代起收取小量稅項，但由於一直不抽關稅，故對香港經濟發展影響甚微。人口方面，1841年，英國為全香港島進行人口統計，當時島上只有村民約 3,650人，聚居於20多個村落，他們是最早期的香港原居民。1851年太平天國起義，香港人口由1851年的33,000多人增加至1865年的12萬多人。當時香港的華人圈子及洋人圈子壁壘分明，洋人主要聚居在中環一帶，華人則主要聚居在上環一帶。華人聚居地的衞生問題一直為人詬病。1890年代，華南發生鼠疫。1894年春，在廣州傳出逾10萬人死亡的消息。同年5月，上環太平山街一帶的中國人集中聚居的地區亦爆發鼠疫，每天的死亡人數最多達100 人。結果當年之內共有2,552人死於瘟疫，為數約十萬名的華人離開香港，貿易額亦一度大幅下降。之後30年內，鼠疫仍然偶爾出現，1898年至1900年期間，再有1,290人死於鼠疫。

公共事業及建設隨着香港逐漸發展，公用事業相繼開辦。香港中華煤氣於1861年成立，為香港島提供煤氣，另外，政府於1863年完成興建香港首個水塘——薄扶林水塘，成為當時香港島的淡水供應主要來源。而電力則由1889年成立的香港電燈所提供。交通方面，當時一直只以馬車、人力車和轎子為主，缺乏集體運輸系統。雖然政府於1880年代提議了6段電車路線，但在踏入20世紀前，只有連接洋人聚居地的山頂纜車於1888年通車。由於香港島山多平地少，因此政府自1852年起陸續進行填海工程。雖然上環的文咸填海計劃得以於1860年代落成，可是於1856年提議的寶靈填海計劃因為備受反對而未能即時推行，以至中環至銅鑼灣一帶的填海工程至19世紀末仍未能完成。

殖民地的語言教育從香港殖民地政府成立開始，英語一直是唯一法定語言，無論是政府文件、司法或立法等行政文件一律只用英文。而民間則使用中文。及後香港政府發佈通告時也會顯示中文在旁邊，但一定會註明一切以英文版本為准，表示在官方機構及法律體系內，中文只作「僅供公眾參考」之用。民間語言方面，在殖民地初期，香港原居民主要以圍頭話、客家話溝通，隨後香港經歷多次難民入港和普及教育，粵語成為香港最多人使用的語言。電台及電視台都以粵語作中文廣播。(註22)

中英文教育政策的轉變軒尼詩總督於1878年決定加強在學校推行英文教育，總督盧押在1912年成立香港大學，其原因乃是，在體系性的層面上自1842年以來，英國取得香港成為殖民地後，香港是扮演著英國在亞洲外交、軍事和商業的角色，在這三者中以與中國貿易最為重要。加上，英國在香港推行自由港政策，香港漸漸成為與中國貿易的轉口港。在1860年之後，因太平軍之亂，從中國大陸湧來了不少人口，使香港的勞動力增加不少，香港轉口貿易也在此時有很大的增長，香港社會的內部經濟結構產生變化，與轉口貿易有關的職業層序例如：會計、文員等漸漸形成，由於要處理中英貿易等事宜，符合這些職位的條件便是懂中、英兩種語文。於是，社會上對懂英文的人才需求甚殷。(註23)

香港用地早於1941年香港淪陷前，港府已經計劃發展大嶼山和荃灣，原因是當時大量大陸難民湧入香港，人口由1937年的60萬急升至1941年的160萬，土地嚴重不足，甚至連基本糧食供應也不能保證。當時的想法是發展荃灣作商住用途，大嶼山則作為墾殖用途，以便大幅增加糧食供應。然而，由於戰事迫在眉睫，該計劃不能實行。戰前的九龍半島人煙仍屬稀少，因此有大量土地可用作工業及運輸發展，例子有紅磡的黃埔船塢、青州英泥廠、中華發電廠及紅磡火車總站，以及九龍灣的淘化大同醬油罐頭公司。相比之下，商業的菁華則集中於港島的中環及上環，前者是外商為主，後者則是以華人為主的南北行、金山莊等。由此可見，港島與九龍既存在與外圍的關係，也存在分工上的不同。至於新界，在新市鎮未興起之前，一直以地方大族及原居民為主，目前仍存有一些圍村及祖祠。保留下來的建築和習俗，卻無意間為華南甚至中國保留了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提倡社會主義文化，打倒舊文化的氣氛下，很多具地方色彩的文化被當成「舊文化」而遺忘及消失，以至新界成為了中外學者研究南中國原居民文化如打醮（即太平清醮）等的田野實習地點。造成這個現象，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港府採取不干預新界鄉村的政策。當然，新界村民因經濟原因，到港九打工，甚至大規模出國，而使部分村落荒

廢，則作別論。由新界的鄉村氛圍，可以看出，港九與新界一直以來的城鄉分野十分明顯。空間與政治從來都有很密切的關係，透過香港、九龍和新界的地理關係，歸納出三者在功能上的關係，可以進一步理解香港的歷史演進。上述的「雙城記」，嚴格來說，並非指香港和九龍，而是域多利亞城 (Victoria)與九龍 (Kowloon)。開埠以後，隨即建設起域多利亞城，是為香港的首府(capital city)，西起堅尼地城，東至銅鑼灣。首府的中心地段則為「中區」(Central District)。這個中心格局，自 19 世紀中葉至今仍未改變。

香港的工商業對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吞噬中國的混亂局勢，英國殖民統治者和其華人子民皆感到恐懼，他們也共同致力維持經濟自由和政治穩定，這常為雙方提供彼此都能理解的語言。 1841 年，英軍宣佈香港為自由港；當年香港第一次賣地，英商渣甸投得東角 (今銅鑼灣）一段。隨著轉口港貿易的發展，香港成為東西方交通樞紐，也是內地人民往來南洋、日本、歐美的中轉站。早在1877年，港督軒尼詩(Sir John Pope Hennessy) 在一次定例局發言中說，香港是「全球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航運中心」。每年進出香港的船隻數量，以現今航運業相對息微的情況比較，尤其驚人。以1916年為例，進入香港並已清關的船隻數量為642,794隻，噸位達 36,381,457噸。這些船隻，註冊於全球不同地方：英國、法國、德國、荷蘭、希臘、美國、日本、智利等等，尤是經營東亞航運的公司，均在香港設有辦事處。因此，早在轉口港時代，數十間世界各地的船公司旗幟每天飄揚於香港港口內，每逢有大洋船出入港口，便會鳴放禮炮。除船運外，香港與世界各地保持著密切的貿易關係。以水泥（又稱英泥、士敏土、石屎）為例，由於本地建設造成大量需求，除了有本地的青洲英坭廠的生產外，香港還從比利時、德國、意大利進口水泥。

香港「社團」今天不少還活躍在香港社會的幫派，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葉的香港開埠初期。在香港，人們通常把黑社會組織統稱為「三合會」，因為香港的黑社會大都發源於三合會。三合會，以前叫做洪門三合會，據說是1760年在中國成立的著名反清復明組織天地會在廣東地區的一個分支。洪門子弟在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中作過貢獻，近代三合會則演變成從事非法活動的集團，以牟取金錢利益。三合會的英文名“Triad”，是港英當局根據其名稱和旗幟命名的。19世紀中期是香港黑幫的孕育時期，當時香港開埠，西環和上環一帶多為碼頭，搬運工雲集，經常為生計而發生衝突，打著打著就打出了幫派，有的是老鄉會，有的是同業行會。 1909年，香港「義勇堂」堂主黑骨仁為調和各個幫派之間的矛盾，出面召集

了香港第一次「洪門大會」，後決定在各堂口前加上一個「和」字，表示各幫派之間應「以和為貴」，這樣形成了既獨立又相互聯合的「和」字派三合會組織。杜琪峰電影《黑社會之以和為貴》開頭描述的正是這個故事。 1866年，說福佬話的潮汕人成立了「萬安幫」，1919年「萬安幫」內部分裂，部分成員自組「義安幫」，1921年以「義安工商總會」的名義向香港華民政務司署註冊。「和」字頭幫會有30多個堂口，活動範圍包括整個港九地區。其中，以「和安樂」、「和勝和」、「和合桃」最為活躍。「和安樂」是「和」字派的第一大幫，它的前身是「安樂堂」，早期成員多數為茶樓酒館、熟食攤檔的從業人員。因其總部曾設在九龍安樂汽水廠，又被稱為「水房」或「汽水房」。「和合桃」，原稱「和合圖」，成立於1886年，是香港現有的最老牌的三合會組織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大陸地區取締所有「會道門」，孤懸海外的香港成了三合會成員理想的外遷目的地。如「洪門忠義會」是1949年後才進入香港的。會首葛肇煌為掩人耳目，以原會址西關寶華路14號為名，自稱「14號」。以「洪發山、忠義堂、珠江水、白雲香」作山頭訣，將洪門原宗旨「反清復明」改為「反共復國」，其支派直接以蔣介石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個字「堆」進行活動。之後，「14號」又被稱為「14K」。「和勝和」是在1930年從「和合圖」中分離出來的，是「和」字派中僅次於「和安樂」的第二大幫。1947年，「義安工商總會」因為從事黑社會活動，被港英當局取消了社團註冊，「龍頭」將組織改名為新安公司及其分支「永安公司」，這就是今天的「新義安」。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起，隨著香港現代法治建設的進步和回歸祖國日期的迫近，眾多幫派組織紛紛用聚斂的金錢收購合法企業以及投資各類生意業務，竭力在一些合法和近乎合法業務中確立壟斷權。當然，一些新集團要在一些新行業中取得壟斷權，不僅要花費相當的時間和精力，還常伴有一連串的幫派火併。建築裝修業、運輸業、飲食業和娛樂業都是他們樂於從事的行業。 1940年，一個年僅20歲，帶著潮汕口音的內地新移民走進香港警察招募處，成為香港警隊的一分子。數十年後，他的職位僅次於英籍總警司，為香港警務處刑事偵緝處前總探長，在任時期建立了一套與黑社會制度相關的貪污機制。以他當時的身價，足以收購大半個九龍，他的名字叫呂樂。(註24)

香港早期的公共衛生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下 (1841-1997)，人口的平均壽命則由1841年的33歲，上升至1997年的81.5歲。這應該與醫療衛生的改善有關，也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

影響，例如營養的改善。在殖民地的早期，華人人口由1841年的七千多人，增至19世紀末的28萬人。但對於英國這殖民政府來說，華人的健康並非他們最主要關心的課題，相反，他們更關心的是英軍和殖民官員的健康。 1841年6月，在英佔領香港幾個月後，爆發了瘧疾。1843年，在港的英國駐軍有24%死於熱病(fever)，另有10%的非軍事人口也因病去世，這引起了殖民政府的注意，成立了一個處理公共衛生的委員會，並於1844年訂立了香港第一條有關公共衛生的法律。到了1848年，駐港英軍的死亡率仍然達20.43%，殖民地醫官歸結為華人不潔，是由於惡劣的公共衛生環境所導致。潔淨局在1883 年成立，並於翌年草擬了公共衛生草案，但1886年英軍驅逐被認為是不潔和傳播疾病的華人出堅尼地城後，受到以何啟為首的華人領袖反對，反對的原因直指草案不尊重華人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提出華人的貧苦大眾情願吃好一點和穿暖一點，也不願意多花錢於租用有廁所和10尺後院的住宅。何啟等人的反對，可能與華人的地主不願花錢改建樓房，以及擔心改建後要提高租金而使低收入華人負擔不起有關，這從他們建議政府不應該強迫「私人」業主修葺房屋，以此來改善「公共」的衛生，或換句話說，不應由「私人」承擔「公共」的衛生責任。(註25) 英殖民統治者第一次嘗試大規模介入以至改造華人社區的公共衛生，是在1894 年鼠疫大型爆發之後。

1894香港鼠疫大流行這次鼠疫全球大流行相信源自中國西南的雲南。1850年代中起，當地每年皆有相信是鼠疫的疾病報告，但未向外擴散。1855年至1873年間，雲南回民之亂，部份雲南人口遷移，相信鼠疫是此時隨之遷移至人口較多之兩廣一帶。 1882年，廣西北海發生熱病爆發，經調查後懷疑是鼠疫，此後鼠疫成為當地風土病。1894年2月，疫病開始在廣州大規模爆發，至5月已導致超過5萬人死亡。其時香港廣州兩地交通頻繁，從廣州到香港的輪船每天有3至4班；每週從廣州抵港的人數超過1萬人。疫症2月在廣州爆發後，有部份人從廣州到香港暫避。香港中央醫院的主管醫生詹姆斯•勞森 (James A Lowson) 得知廣州爆發鼠疫，於4月底前往調查。勞森於5月8日回港。次日便在政府的中央醫院發現一名懷疑染上鼠疫的病者。勞森前往華人的主要醫院，使用中醫治療的東華醫院，發現原來該處已有20人患上鼠疫，而且病況嚴重。而據報，另外已有40多名華人死亡。病者多數來自上環華人貧困者聚居的太平山街。5月10日，代理香港總督據衞生條例，宣佈香港為發生鼠疫的疫埠，並隨即緊急頒佈防疫條例，試圖阻止疫病蔓延。政府的措施包括使用強制將鼠疫患者隔離治療；規定鼠疫死者屍體必須交政府處理；對曾有人染上疫症的民居進行清洗消毒。為接收眾多隔

離患者，將醫院船「海之家」（Hygeia，即健康女神）從昂船洲移至西環對開維多利亞港作專門醫院，又在堅尼地城警署成立臨時醫院。然而當時多數華人對西醫並不信任，亦不理解衞生當局的防疫方法，對這些措施不願合作。很多貧窮的病患者留在家中沒有接受任何治療，病死後屍體被人在黑夜中拋棄。政府出動軍隊及警察，前往疫情集中的地區逐戶入屋搜查，隔離病患及進行消毒，但這樣引來更多不滿。華人透過東華醫院向政府要求准許病患者離港返回內地。在香港及廣州皆有出現針對西醫以至英國人的傳言，稱西醫隔離治療有不可告人秘密。為了控制疫病在市內蔓延，政府規定同屋有人染疫，而知情不報者會受罰。同時將衞生情況惡劣的民居封閉。其中疫病傳染最為嚴重的太平山街一帶，土地被政府通過緊急條例收回，約7000名居民全部被遷出，更增加華人的不滿。此時有傳言，稱港府若清拆太平山街，將襲擊廣州的英人報復。香港總督羅便臣一方面要求兩廣總督李瀚章諭告闢謠及保護廣州的外國人；於5月底又在堅尼地城玻璃廠增設臨時隔離醫院代替醫院船海之家，專門用來接收華人，並交由東華醫院的華人管理及使用中醫治療。

卜公花園內記述鼠疫的紀念牌疫病在5至6月高峰時每天新症達80宗，死亡人數最多時每天超過100人。香港的華人大量離港前往內地暫避，至6月已有超過8萬人離港，佔香港人口三分一。至6月中，堅尼地城的玻璃廠接受病人已達200人，比原擬的人數超過一倍。此時廣州方便醫院向港府表示願意接收香港的鼠疫患者，政府於是讓步，將原來於堅尼地城玻璃廠關閉，大部份華人病者被送回廣州，其餘送往堅尼地城屠房改成的醫院或當時仍屬華界的荔枝角。7月起，疫情稍為緩和。至當年9 月底，疫情終於暫時終結。據官方統計，最少2500人死於這次鼠疫爆發；然而此統計不包括未被送入醫院的死者，實際人數不止於此。紀錄中，華人佔病患 98%以上，死亡率高達95%以上；非華人病者不足50人但死亡率則較低。死者中三名為醫護人員。上環太平山街華人聚居的房屋最終全部被拆掉，現時該處為卜公花園。(註26)

鼠疫與西方醫療的擴張劉潤和指出：面對這大規模的傳染病，殖民者採用西方醫療的方法，以隔離、搬遷、燒毀受感染者的家用品和衣物、強制患者住院等措施，以對付疫情。不過，這些措施受到華人的抵抗，認為政府的強制入屋搜查和清潔的政策，侵犯華人家居婦女的私隱，並利用各種不利於香港政府和西方醫療專業的謠言 ── 例如醫院會取去兒童的眼睛和割開孕婦肚皮作醫藥，導致了大量的華人離港避難，大多遷往廣州求醫或暫住。從西方醫療的角度看，當時華人的反應，會被認為是「落後民族」的愚昧和迷信表現，只需要經過教化和透過立法規管，就可以改變華人的愚昧和其「落後的」衛生觀念。不過，從當時華人的文化習慣和民間醫療的角度看，殖民統治者由上至下、不尊重甚至「粗暴地」干預華人的日常生活，才是公共衛生政策

難以有效推展的主因。無論如何，殖民統治者以現代西方醫療專業嘗試改造華人的文化生活，祈望藉此而抗疫的政策，顯然並不十分有效，導致往後30年間，鼠疫每年都重臨香港，直至1924年才退出香港的歷史舞台。這次鼠疫所帶來的一個不經意後果，是西方醫療專業在香港的公共權力的擴張，例如殖民政府藉改善西方醫療專業認可的公共衛生的名義，於19世紀末20 世紀初強行收回和重建太平山(儘管在重建之後，鼠疫仍未能完全防治)，以及之後重拾查維克(Chadwick)於1882年的建議，興建排水及排污系統，把西方醫療專業認可的公共衛生與建築環境統合起來。自此以後，香港的公共衛生日漸受到西方醫療視野的主導，華人的文化習慣和民間醫療的角度日逐被邊緣化以至消聲。西方醫療和科技為基礎的公共衛生措施和觀念逐漸大行其道，在聯合國、紅十字會、聖約翰救傷隊等國際機構的推廣下，發展公共衛生建設，當中以排污、食水系統和居住環境的改造作為公共衛生建設的首要任務。(註27)

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儘管中國長久保持一種以中原文明為中心的統一國家觀念，但「中國人」作為民族觀念，卻始於近代。太平天國期間(1857-1864年)，起事一方重申華夷之辨，與滿洲人猛烈抗爭。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人」作為民族觀念開始提出，當中又以「漢人」為主體民族。隨着西方國家入侵中國，1900年終於爆發義和團運動，形成民族主義運動的雛型。中國一直以「漢族」文明為絕對主體。1911年辛亥革命前後，曾以推翻滿清為主軸，並強調漢族正統，但中華民國立國後，「中國人」的定義變為「漢滿蒙回藏」，並由此推出中華民族這全新概念。有別於西方民族主義，中華民族的含意是以共同文化為基礎，穿華服、說華語、接受華夏文化，皆為中國人。 1919年的五四運動被看成民族主義發展的里程，1925年五卅運動的爆發更使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空前高漲，收回主權一時成為社會的潮流。前者出於捍衞國家主權，後者卻是捍衞中華文化。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官方觀點深受當時現代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該觀點認為文化同化是把不同民族，納入「高度文明」的漢文化，使之成為中華民族的成員，將中華民族塑造成血脈及文化相連的概念。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入侵中國，日本軍國主義從此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焦點，這情緒延續至今。其後中國民族主義又受到了俄國人種學思想的影響。種種影響下，中國民族主義只是一個統稱，各派的觀點並不一致，卻又有相似之處。他們都尊崇孫中山，認同三民主義，但在甚麼政治制度能引領中國走向富強、中國與列強的關係、以及漢族與少數民族和海外華人的關係，並沒有一致的主張。在近代自帝國列強侵入中國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強烈的民族主義一直是中國人民共有的首位情緒，貫穿於近代史中。

辛亥革命與香港香港曾在思想、組織、軍事和財政等方面，對辛亥革命運動產生過全方位的影響。它是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產生之地，是革命黨人建立革命組織、發動武裝起義、從事革命宣傳和籌集革命經費的重要基地，在辛亥革命運動中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革命黨人以香港為基地，發動過多次推翻清朝封建專制統治的武裝起義。從 1895年香港興中會建立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16年間，孫中山直接策劃的南方10次武裝起義，就有6次是以香港為基地進行的。這6次起義是乙未廣州之役、庚子惠州之役、潮州黃岡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廣州新軍之役和廣州

「三‧二九」之役。興中會會員謝纘泰策劃的洪全福廣州之役也是以香港為基地進行的。香港之所以能在辛亥革命運動中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絕非偶然，而是因為香港具有革命運動開展的思想基礎、階級基礎和特殊的政治環境。香港西式學校的建立、西方報刊的發行和改良主義思想家的影響為辛亥革命運動在香港的開展提供了思想基礎。19世紀香港西式學校開設的課程，使在那裏讀書的中國學生，初步了解到當時西方比較先進的社會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學知識，影響到他們民主思想的形成。(註28) 另外，香港華人商業資產階級的形成和壯大，是辛亥革命運動在香港開展的階級基礎。由於香港是自由港，港英當局又採取許多資本主義經營管理方式，與中國內地封建社會相比，束縛工商業發展的陳規陋習較少，再加上中國內地不斷出現社會動盪，香港很早即吸引許多中國商人和手工業者前往謀生。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八十年代前期，香港華商已經發展成為不容忽視的社會力量。1881年6月3日，港督軒尼詩曾對立法局說：「香港稅收『華人所輸，十居其九』」。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和八十年代前期，香港華商基本上已完成了從舊式封建商人走向新式資產階級商人演變的歷史過程。他們不僅積累了按照資本主義方式經商的豐富經驗，擁有巨大的社會財富，還有反映他們意願的團體南北行公所、東華醫院、保良局和輿論工具《循環日報》等。李煜堂、李紀堂等一批香港商人義無反顧地支持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運動是有其階級根源的。英國政府對革命黨人在港活動採取睜隻眼閉隻眼的態度，則是有利於革命運動在香港開展的特殊政治環境。清末革命黨人能在香港從事革命活動，與當時港英當局的態度有一定關係。1900年10月惠州起義後，革命黨人的軍隊遣散到香港，香港當局並沒有找他們的麻煩。

1912-1913年拒搭電車運動高馬可認為，這事顯示香港如何受革命時代中國國內政治劇變的影響。辛亥革命後，廣東局勢惡化，廣東的中國錢幣貶值。1912年4月，香港政府禁止中國錢幣流通；同年11月，港督梅含理 (Sir Francis Henry May) 勸說天星小輪、電車公司和山頂纜車停收中國錢幣。許多香港華人把禁令視為對新生命的中華民國的侮辱。 1912年，電車公司停收中國毫銀（銀元和銅元），引發華人拒絕乘搭電車。事故起因是早期市面流通的貨幣仍未完全劃一，很多乘客以中國硬幣來購買車票；而中國硬幣（銀元和銅元）與英國硬幣的含銀成份不同，在折算方面有差額，令電車公司蒙受損失，盈利減低。為此公司宣佈拒絕接受中國硬幣為車資，只可用英國硬幣，此舉引起市民不滿，紛紛杯葛乘搭電車。1912年12月，

梅含理促請華人社會的頭面人物協助結束拒搭行動。他指電車公司不收中國貨幣純粹是經濟決定，並無侮辱中國之意，而拒搭電車只會損害香港和中國，因為有不少華人資金投資在電車和纜車公司。12月20日，何啟和韋玉這兩名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在一次華商公局會議上為電車和纜車公司辯護，並譴責拒搭行動損害香港和廣東經濟；說香港經濟不景，那麼香港居民能用於接濟廣東親屬的錢便更少了。為了挽回搭客和收入損失，電車公司亦實行三日免費載客，不收車資，事件到1913年3月才告平息。(註29) 早期電車服務在運作上有不少困難：當時的市民不知道電車只能依軌道行駛，及不能繞過車前的人或障礙物，是故車駛近了，路人也不閃避，就連司機敲鐘響號也不理睬，因而做成不少交通意外。更有一些人出於好奇，在車停站時跑到車廂走一圈，然後在車離站時才又急步離去，這舉動無疑對車上乘客和司機造成滋擾。還有，早年的搬運工人，特別在永樂街，文咸街一帶經常僭用電車路軌作滑輪運貨，令電車服務嚴重受阻，因此政府於1911年立例，防止運貨工人擅用電車路軌推運貨手推車，及禁止其它車輛駛上電車路。 1922年跑馬地線延長，建單軌環繞馬場邊緣，方便市民去馬場。1924年，其他單軌沿線開始鋪設雙軌工程（跑馬地線除外），接連銅鑼灣至筲箕灣。在此之前，乘客由筲箕灣搭電車到中環，如果錯過了一架車，須等待它回頭才可乘搭，因為由銅鑼灣往筲箕灣的電車路是單軌的，及只有一架電車來往。所以，早年有句流行話：「英雄被困筲箕灣，不知何日到中環」。(註30)

工人運動 ─ 香港海員大罷工 1922年l月12日，香港中國海員要求增加工資，遭到英國資方的拒絕，在中華海員工會聯合總會蘇兆征、林偉民等領導下舉行大罷工。2月全港十多萬工人支持海員，運輸工會舉行總罷工，共有14萬人參與。罷工開始後港口運輸癱瘓，英國當局極為恐慌，以軍隊鎮壓罷工工人，罷工工人離港返廣洲，路經沙田，被英軍警開槍槍殺，死六人，傷百多人，稱為「沙田慘案」。 2月1日，香港政府下令封閉海員工會及其他同情罷工的運輸工會，拘捕罷工領袖和工人，將工會招牌拆去，指「海員工會打算陷本殖民地生命於危險之境」。政府軟硬兼施，叫華工總會到廣州協同中國航業公司向海員工會調停罷工但不果，工會表示對政府野蠻行為反感，誓必堅持到底。 3月英國當局同意釋放被捕人士，增加工資，廣州30多萬人集會歡送海員工人返港。這是1920代中國第一次全國性罷工高潮的起點。罷工的勝利影響深遠，推動了全中國工人運動。海員大罷工後，香港接連出現木匠工人、電車工人、太古船廠工人要求加薪的罷工。1922至23年間全國各地罷工達100次以上，上海、武漢、開灤煤礦、安源煤礦、京漢鐵路的工人都先後發起罷工。罷工也給予之後的抗爭如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提供重要的戰鬥經驗、建立精密組織、發展鬥爭策略及培訓幹部與骨幹。

省港大罷工省港大罷工是一場在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在香港和廣州發生的大規模、長時間大罷工。數以十萬計的工人在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支持和組織下離開香港的工作崗位。廣州政府並且封鎖與香港之間的交通運輸。 1925年5月中，上海發生工潮，工人領袖顧正紅被殺。學生進行示威聲援，被租界的英籍巡捕開鎗射殺，十三人死，數十人重傷，是為「五卅慘案」。事件引起全中國出現反抗外國在華勢力的運動，各地直接參加聲援運動的人數估計有一千二百萬人。當中日本及英國更為矛頭所指。香港的工會由共產黨人鄧中夏(中華全國總工會總書記)及蘇兆征(香港海員工會）等人組織，以全國總工會名義，召集香港各工會聯席會議，成立全港工團聯合會，決議罷工。6月19日起，各個由共黨指揮的工會，包括：電車、印刷、船務，首先嚮應，三日內即有二萬人離開崗位，返回廣州；各學校學生亦同時罷課。在廣州，沙面英租界的華工亦於6月21日起嚮應，拒向英商及領事館提供服務。當時的廣州軍政府仍處於國共合作之下。在國民黨及共產黨組織下，廣州的學生、工人、農民代表及黃埔軍校學生等於6月23日進行遊行，抗議五卅慘案，並要求收回租界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下午3時，當遊行隊伍行經沙基西橋口時，雙方發生衝突，沙面內的英軍、法軍從沙面向遊行群眾開機槍掃射，駐紮在白鵝潭(今白天鵝賓館)的英國軍艦同時向北岸開炮。遊行隊伍毫無防備，當場59人死亡，172人重

傷，輕傷者無數，稱「沙基慘案」。慘案發生後，廣東革命政府立刻以廣東省長胡漢民的名義向英國和法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提出抗議，26日又再次提交抗議，提出各國派大員向廣東革命政府謝罪、懲辦相關軍事長官、各國軍艦撤離、沙面租界交由廣東革命政府接管、賠償死傷人員撫恤金等要求，但遭拒絕。29日，廣州各團體提出對英實施經濟絕交。同日，香港25萬工人開始全面總罷工。廣州政府由國民黨中央委員兼工人部長廖仲愷的主導下，決定援助香港工人回廣州生活。7月6日，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下設各部門主持罷工，成立二千多人的工人武裝糾察隊，封鎖香港，禁止糧食輸出香港及經香港之貨物入口。至7月8日，已有十三、四萬人離港，前往廣州、佛山等地。香港市面一度恐慌，至7月中旬後方才稍為回復。但經濟受經濟封鎖影響出現蕭條，1925 年香港出入口貨總值只有1924年的一半，大量商戶倒閉，政府收入大減，向倫敦借款三百萬英鎊以渡過難關。港英政府對事件最初持強硬態度，認為廣州政府受俄國共黨資助，要求倫敦派遣海軍封鎖華南各港口，並且試圖煽動反對廣州政府的地方軍事力量進攻廣州，但英倫則指示港府保持克制。至1925年底，對峙開始出現緩和現象。原本主張強硬的港督司徒拔離任，新任港督金文泰11月到任後，表現出較為友善態度，派出輔政司到廣州與國民政府談判解決罷工。至1926年初，國民政府內部出現微妙變化。廖仲愷於1925年8月底被暗殺，而省港罷工委員會於1926年3月初因中山艦事件而被蔣介石繳械。4月初以後，國民政府開始北伐，注意力有所轉移，大罷工逐漸鬆懈。至6月，國民政府派宋子文、陳公博及陳友仁與英國政府談判罷工問題，港督覆函指「罷工實際已成過去」。至9月18日，國民政府宣佈將於10月10日解除對香港封鎖。10月10 日，罷工委員會解散，省港大罷工正式宣告結束。進入30年代，1931年起，隨着日本佔領中國東北三省，香港開始面對日本的威脅。

1931年「九一八事變」 9月18日深夜，日本關東軍炸毀中國東北瀋陽北郊的一段鐵路，反稱是中國軍隊破壞，並以此為借口，佔領了瀋陽城，這就是著名的「九一八事變」。此後不久，東北三省10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全部淪於日軍之手，東北3000萬同胞受盡欺凌，流離失所，英軍考慮加強對香港的防衞。而當時全球經濟大蕭條及銀本位貨幣制度受到衝擊，都對香港經濟構成一定影響。

1932年「一二八事變」 1月28日深夜，日本軍隊突然進攻上海，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在著名將領蔡廷鍇、莊光鼐的指揮下，奮起抗戰，這就是「一二八」事變。愛國將士多次打退日軍進攻，迫使日軍三次更換主帥。這次戰事得到中國各界人士和海外僑胞廣泛而有力的支援。

1932年「偽滿州」日本扶植早已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在長春建立偽滿州國傀儡政權，企圖把東北從中國分裂出去，東北三省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東北人民過著恥辱的亡國奴生活。

1936年西安事變 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扣押了蔣介石，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中國各個政治派別以民族利益為重，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使中國走上停止內戰，進行全民族共同抗戰的道路。

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正式爆發 1937年7月7日，日本向北平西南的蘆溝橋發起進攻，全面發動侵華戰爭。中國軍隊奮起抵抗，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歷史上稱為「蘆溝橋事變」，又稱「七七事變。1937年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威脅南京，稱為「八一三事變」。中國軍隊抗擊，同日軍在上海及其周圍地區進行了三個月的戰鬥，史稱「淞滬抗戰」。1937年12月，日本軍隊在攻陷南京後的6週時間內，屠殺中國軍民達30餘萬，連老弱病殘甚至嬰兒也不放過，2萬多名婦女遭受凌辱，南京市有三分之一的建築在烈火中化為灰燼。這就是「南京大屠殺」。這時除了使大量難民湧入香港，更代表日軍的威脅更接近一步。日本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即展開對中國的侵略。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軍在大亞灣登陸，並迅速攻佔廣州及鄰近地區，之後南下至深圳河北岸，與英軍為界。

1937-41 年是民族主義在香港發展的重要時期早在「蘆溝橋事變」前，香港的社會團體如商會、青年會等，已紛紛舉辦各種講座、讀書會，讓市民認識內地最新局勢。至日本全面侵華後，香港各界紛紛組成救國團體，甚至連學生也參與在內。以香港大學學生會牽頭的香港學生賑濟會，發動港九中、小學生，進行抗日宣傳，甚至派出「回國服務團」前往國內。一些華人團體如「香港中國婦女會」，也是於當時成立，目的是為抗戰籌款。至國內多數省份淪陷後，國內抗日團體紛紛遷至香港，使香港成為了抗日中心。如果說抗戰時期中國實現了短暫的民族團結，抗戰結束後中華民族便因為國共之爭而出現分裂，並持續至今。(註31)

三十年代的中國雄霸廣東多年的「南天王」陳濟棠（1890—1954）字伯南，廣東防城縣人，漢族客家人，官階為陸軍一級上將。早年曾與蔣介石北伐東征，在剿共期間，長期駐守於廣東一帶，民國三十八年出任海南島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素有「南粵王」之稱，又稱「南天王」。陳濟棠是個地方實力派，深諳靠戰爭起家、靠建設坐大的道理。因此，主政廣東的陳濟棠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機會，大力發展經濟、文化、教育事業，而這也成為了他一生中最為人所稱道的「業績」。陳主政期間（1929年-1936年），對廣東發展有建樹，先後興建各類工廠、港口公路、大中小學等。廣州百業繁榮，市政建設成績顯著、海珠橋、中山紀念堂、中山大學、德明中學五山新校舍（陳亦曾任省立中山中學校長）、愛群大廈等等，以及30多條馬路，皆是陳濟棠主政廣東時興建，被稱為廣州的黃金時代。陳濟棠發展廣東地方經濟，主觀上自然是出於鞏固自己統治的需要，以增強與蔣對抗的實力，同時便於自己聚斂私財，但客觀上也確實促進了廣東的建設事業。有學者稱，陳濟棠為「廣東及其夫妻桑梓之地，帶來了近代百年未曾有過的建設機遇」。以廣州為例，1929—1935年物價平均每年下降2.53% ，1934—1935年銀元購買力平均每年比1926年上升12.12%。廣州一舉成為華南的「首善之區」，整個廣東也跨進了民國年間的「黃金時代」。陳還暗中收購中共蘇區鎢礦砂，在香港轉手倒賣，幫助了紅軍渡過經濟封鎖難關。 1936年6月，陳與新桂系聯合，以「抗日救國軍」名義反蔣（兩廣事變）。但陳手下空軍大隊為蔣介石重金收買，司令黃光於7月帶領48架飛機飛往南昌投奔南京。陳手下其他大將，亦通電表示服從中央。陳濟棠被迫出走香港，廣東多年經營成果拱手讓給蔣介石。至此，紛擾了五十多天的「兩廣事變」遂告結束，同時也結束了陳濟棠對廣東的割據局面。陳濟棠到香港後，蔣介石派黃鎮球去安慰他，說將來借重他的地方還多。此後陳即出洋考察。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陳濟棠由歐洲回國，任國民政府委員及最高國防委員和戰略委員會委員。

黃金十年建國初期中國在1930年代，由中國國民黨一黨領導的國民政府執政，中國近代史上的「黃金十年」（1927年－1937年）大部份時間正是處於該年代。在黃金十年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國民政府在政治、經濟、基建、文化、教育、社會政策、邊疆民族政策、外交、軍事等項目上皆有一定成就，整體環境為1840

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最高水準。在政治方面，一方面中國各派政治勢力競逐爭鬥，並讓中原大戰與國共內戰等戰事於山東、江西等地持續爆發。但在中國其它地區，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國民黨逐步建立起了相對穩定鞏固的，由中國國民黨一黨執政的威權統治，同時開啟了中國政治、經濟等發展的新進程。惟年代中末期之1937年開始，鄰國日本的軍國主義政府卻發動了全面性的侵華戰爭，陸續增兵入侵中國。這場戰爭讓1930年代前幾年以蔣介石及中華民國政府主導的中國經濟現代化努力成為泡沫，所有建設成果幾乎完全消失。在所謂黃金十年建國初期，國民政府所遇的困難極大，除了財政方面收入少支出大，在政治層面，國民政府實際上只掌握長江下游的江蘇、浙江幾省，其他省表面上服從中央，收入卻不上交。佔總收入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關、鹽、統三大稅收，也因晚清及北洋政府向外舉債而早被當作抵押。戰事頻仍，導致軍費開支龐大且要償還前清政府所定條約債務。當時國民政府財政上面對的困局是中央喪失田賦收入及地方上存在着稅收混亂。加上1929年大蕭條，各國不敢向外投資。1920年代與1930年代之交，國民政府可謂處境惡劣。雖然1930年代前期中國的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但中國工業生產的總趨勢卻仍在跌宕起伏中繼續有所發展，並在1936年達到了近代歷史上最好水平，例如發軔於1920年代的針織、絲織、染織、印染、毛紡織等工業都有長遠發展，而且又產生了一批新興行業，如電器用具工業、電機工業、染料工業、酒精工業、酸鹼工業等等，新興行業又促進了工業部門結構調整。1930年－1936年間，中國工業成長率平均高達9.3%。社會經濟狀況也呈現蓬勃發展的趨勢。 1929年全球經濟危機波及香港後，港府籌謀多元化的經濟策略，除積極發展各種工業外，還著力發展旅遊業，於1935年成立了「香港旅行會」(Hong Kong Travel Association)，對中國大陸和海外推廣香港旅遊業。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香港百業蕭條，港府也銳意發展旅業，很多年輕人都視導遊為就業選擇之一。然而在戰前，「導遊」是一個「很壞」的職業。1930年代初，香港禁娼，部分娼婦轉為暗娼，以「導遊」為掩飾。結果是「導遊」成行成市，成為了內地因戰亂僑居香港的紈絝子弟消磨日子的對象。香港淪陷前夕，有關「導遊女」的廣告，在一些報紙如《南強日報》每天均佔三、四大版之多。

香港華資工業的起步時期

(註32)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是香港華資工業的起步時期，而且也是發展形勢頗佳的一個時期。1920年，香港華資工業資本總額為1,750萬元，至1935年則估算為 5000萬元，十五年之內增長了大約180%。1934年，全港擁有工廠總數為419 家。華資工業的門類也由初期的藤器家俬、餅乾業、煙業、梘業等手工業升級到以電筒、電池、機器、銅鐵、玻璃、織造、皮革、印務等為主的機械化生產工業，其中當屬織造業的發展最快，並成為華資工業主導性產業。

三十年代的香港然而，對於管治香港的殖民地政府來說，他們專注的仍是貿易、轉口、銀行等商業性領域，製造業在殖民者眼中幾乎是被忽略的，故華資工業的悄然興起，大出港府所料。1935年，香港政府任命的經濟委員會才正式指出，華人工業「近年來有偉大之發展」。委員會在報告書中如此描述：「本委員會未考察之前，委員等與本港各界人士存在一種傾向，認為香港工業範圍狹小，無甚重要。惟經詳細考察，搜羅證據之後，委員等乃認定本港工業佔有相當程度，使吾人不得輕視」。不過，委員會對當時香港工業發展的前景仍有所保留，這可以從報告書的總結陳述看出：「根據所搜羅之證據，認為香港之工業，其發展之勢，或不超出現在之情況」。由此可見，儘管戰前香港華資工業的發展已經有一定規模，但與世界上其他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城市(如英國曼徹斯特，美國匹茲堡、底特律和德國的魯爾工業區) 相比，仍相去甚遠。因此，當時的殖民地政府對香港這個以商業貿易經濟為主的轉口港的工業發展前途，並沒有作出樂觀的判斷。 1937年爆發的抗日戰爭並沒有波及屬於英國殖民下的香港，但對自1930年代以來社會發展蒸蒸日上的中國來說，日本帝國的的侵略可謂是重大的打擊。由於蘆溝橋事變後有近百萬內地居民南下避難香港，造成本地市場需求的迅速擴大，而香港的華資工業則得到了加速發展的機會，進入快速增長的年代。就以牙刷製造業來說，由於人口膨脹，本地牙刷需求大增，因而1937年後新開的牙刷廠達八九家之多。另外，基於對日本侵略的民族情緒，國人抵制日貨的意識高漲，越來越多中國人寧可選擇華資生產的「國貨」，也不購買儘管質量更佳的日本貨。這也為香港日佔前夕的華資工業注入了很強的發展動力。在境外市場方面，不論是1937年和日本對抗的中華民國政府和1940年納粹德國佔領全西歐後與之單獨對抗的英國政府，都需要大量的軍需用品以支持戰爭需要。香港的華資工廠因而接獲大批軍品訂單，出現了戰時景氣的特殊現象，其中以五金、樹膠、油漆等業受此影響最大。如大華鐵工廠承接中國政府、香港政府及英聯邦各國政府軍用物品訂單，僱工在2000人以上。鄭植之兄弟創辦的中美風燈製造廠，直接和間接為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服務，製造各種軍用附屬品，如軍用水壺、軍用皮帶扣等。手電筒業於1940年達到發展的鼎盛期，原因是其時遭受德國轟炸的英國需要實施嚴格的燈火管制，當地居民需要大量的手電筒作照明之用。當時從香港輸往英國的電筒、電池貨值每月可達百餘萬元。另一個行業樹膠業則承接了大批防毒面具訂單，香港的幾家樹膠廠日夜開工，為中華民國政府軍趕製防毒面具，如中英橡膠製品廠就僱傭了300多名工人晝夜生產，製造防催淚彈鏡、防毒面具、軍用雨衣等單兵防化裝具。不過，戰前香港工業的「特殊繁榮」，很快便因太平洋戰爭的爆發、香港的迅速淪陷和進入黑暗的三年零八個月日佔時期而結束。

香港「現代化」與中國近現代史不同，香港史的研究上很少使用「現代化」一詞，原因很容易理解：與中國大陸相比，香港實現現代化的時間十分早，在成為英國「殖民地」後半個世紀，已經從華南邊陲不起眼的小島，發展成為全球第一大港，港口吞吐量超越了利物浦、倫敦、紐約等世界大港。1905年英國一本介紹大英帝國「殖民地」的書中有以下一段文字：「香港是大英帝國面積最少的殖民地，但在一些方面它卻是最有趣的。1900年，香港在船務方面超越世界所有港口。在輪船入港與清關噸位數而言，香港超出利物浦五百萬噸、漢堡一百萬噸、倫敦和紐約五十萬噸。實際數字為：香港17,247,023噸，紐約16,797,700噸，倫敦16,000,527噸，漢堡16,087,673噸，利物浦11,677,708噸。」因此，香港在港口設施、公用事業和設施(如水、電、煤氣、通訊、交通等)等方面，在二十世紀亞洲甚至世界均名列前茅。例如，1907年太古船塢建成，成為亞洲最大船塢，能容納鐵達尼號等級的輪船入塢，進一步提升了香港作為世界大港的航運能力。

城市化除了經濟方面外，香港的現代化最觸目的是城市化。雖然香港的已建成面積佔全港面積僅十分之一，但大部分已建成面積從前都是農村用地。將現今香港地名與差不多二百年前的《新安縣志》對比一下，便可以很容易發現，香港當時的村莊今天已成了繁盛城市的一部分：「官富司管屬村庄：屯門村、梅窩村、烏溪沙、馬鞍山、小瀝源、長沙灣、深水莆、九龍寨、牛池灣、九龍仔、尖沙頭、土瓜灣、芒角村、黃泥涌、香港村、蒲鳧林、掃管莆、赤磡村。」除新界外，港、九多是山地，缺乏平地發展。當都市擴張時，往往需要徵用村地。因此，村落的消失，除了荔枝窩等因村民流失而成為了「廢村」外，多數

是因為城市化而直接造成的。舉一個例子：北角七姊妹村，原址為今日健康邨一、二期，香港開埠之初已經存在。它於1931年在地圖上消失，所有村民均遷走，原因是政府徵地，以便擴大七姊妹石礦場。 1933年港紳周壽臣、曹善允、周俊年等曾上書港府，反對將七姊妹(即北角)泳棚填海發展成工業區，理由是游泳已是香港必不可少的活動，而七姊妹位置適中，不可取代。於是香港出現了一次「營救七姊妹運動」，最終港府收回成命，日佔以前並未在該區進行填海。現在只留下「七姊妹道」一名，供後人緬懷這個曾經十分重要的地名。由於香港實現現代化時間較早，它甚至成為了中國進行現代化時的學習對象。孫中山回憶在香港讀書時，曾說：「在香港讀書，功課完後，每出外遊行，見得本港衛生與風俗，無一不好。……因香港地方開埠不過七八十年，而內地已數十年，何以香港歸英國掌管，即佈置得如許妥當。……又見香港之腐敗事尚少，而中國內地之腐敗竟習以為常，牢不可破。始初以為我敝邑香山一縣始如是，及後再到省城，其腐敗更加一等。……深願各學生，在本港讀書，即以西人為榜樣，以香港為模範，將來以祖國建設一良好之政府。」其中一個被內地模仿的對象，是香港的路政。以廣州為例，它於1889年開始興築新馬路，縱觀晚清幾十年，香港的市政路政成為了它的模範。

有聲電影 1930年代初期，有聲電影開始流行，但在香港首先上映的兩部有聲粵語電影卻並非在香港本地拍攝，首部是1932年邵醉翁的天一影片公司，乘薛覺先及唐雪卿夫婦到上海演出時，開拍其首本戲《白金龍》，成為第一部有聲粵語電影，但遭到南京的國民黨政府禁演，經疏通後才獲准上映，因而在香港反被稍後在美國由大觀開拍的《歌侶情潮》（新靚就、胡蝶影主演）搶先上映。兩片取得極佳的票房成績，引發香港本土拍攝有聲電影的熱潮，黎北海的中華於1933年先完成一部局部粵語對白電影《良心》（白玉堂、唐醒圖主演），同年9月20 日公映香港製作首部全粵語對白電影《傻仔洞房》（廖夢覺、楊倩儂主演）。由於南洋地區有大量操粵語的華僑，粵語電影有龐大的市場等待發展，在中國內地由於國民黨政府推行統一國語，對地方方言電影採取敵視的態度，其屬下「中央電影檢查會」更於1937年初明令，同年7月1日開始禁止拍攝粵語片。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則持開放態度，1934到1936年香港的電影製作公司數量倍增，以香港為基地大量拍攝粵語電影，成為香港電影的第一次繁榮期。另一個在1930年代很重要的因素是日本侵華。「抗戰」電影 — 關於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愛國戰爭電影，成為香港電影的一個主要類型，例如1935年關文清的《生命線》（吳楚帆、李綺年主演）、1937年趙樹燊的《肉搏》（吳楚帆、黃曼梨主演）及1938年司徒慧敏的《血濺寶山城》（陳雲裳、李清主演）。1937年日軍攻佔上海後，大量電影公司及影人南移到香港，為香港電影業帶來新動力。但當香港於1941年12月亦落入日本手中，一度興盛的電影業亦告終止，香港的

電影公司及相關人員紛紛離開。

30年代中國人眼中的香港印象

(註33)

香港予人的印象是變成「一個完全近代化的大都市」，而令人驚異的是，這種印象起源很早。 1933年張若谷訪問香港，他這樣讚美香港: 「香港！多麼嫵媚的名字，在語源方面解釋它的意義，是芬香的海港…在那裡天氣老是酷熱晴朗，它的名使人關想到太陽，海水，沙灘，山巒，棕梠葉影，和赤腳的少女們，是幻夢的島嶼。」 1935年訪問香港的胡適對香港的夜景迷惑而有如下的評價.：「比紐約和舊金山的夜色還要壯麗」、「其魅力的秘密就在於『全市街電燈』。近代化產物與自然環境相互協調造成香港獨特的風光。」 1933年旅行香港的巴金，對香港山頂的電車有着強烈的印象：「離開地面有相當的距離，可是乘客感到安全而不會害怕，從瞬間抵達的山頂上，愉快地眺望展現於山下的整個島嶼的風景，到都是沐着陽光的綠樹，還有海水，還有各種顏色的洋房」。巴金寫上述遊記的六年前，即1927年下船到香港的時候他曾描述：「我們走出碼頭，路上看見的街頭都很整潔」。清末的一些改革家已從鄰近的香港發現了「近代」。出生於接近香港的廣東省南海縣的康有為是一個典型例子，他22歲時(1879年)訪問香港後所自編的年譜中留下了筆記：「薄遊香港，遊覽西人宮室之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宿，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清末時期香港被視為中國近代改革之樣本，但進入中華民國時期，香港在英國統治下變成「海上蜃樓」，在旅行香港的中國人眼中，竟變成一個被羡慕的對象，而且此種傾向隨着時間的流逝而逐漸加強。張若水：「昨天還是一座荒嚴孤島……荒島變成了人煙稠密的海上蜃樓。……到處是英國人的威風，中國人士，都在那裡過着安居樂業的生活。」 1930年代後期，中國人對香港的嚮往之心越來越強烈。中國本土愈是發生內戰或受日本侵略而而形勢不安定，越發使香港成為強烈的嚮往對象。1941年到達香港的楊彥岐也明確提醒一點：「香港雖是外國地方，但自由的空氣比上海討人喜歡得多，我到香港，便是這個理由。」又說：「除了香港外，在中國境內無從尋找比他更適宜於安居，置業，創業……，所以他們才渴望渡海至香港。」

結語香港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部分，也是英國殖民史的一部分。殖民統治改變了香港的歷史發展，塑造了華人與英人之間的交往方式，並決定他們之間的權力關係。總而言之，香港倘若沒有成為英國殖民地超過一百五十年，就不會有這種歷史面貌。香港也有助我們了解比較殖民史的重要案例。高馬可指出：我們過去認為，殖民統治對本土人來說是創痛的經驗，現在更多被理解為民族間的一場邂逅相遇，這些相遇的主調是困惑，另一些則以相互了解為基礎。香港的殖民統治無疑是高專制，也帶有種族歧視性質，但卻不一定會擾亂和破壞本地華人的生活。對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吞噬中國的混亂局勢，英國殖民統治者和其華人子民皆感到恐懼，他們也共同致力維持經濟自由和政治穩定，這常為雙方提供彼此都能理解的語言。因此，香港的殖民統治既建立在相似與類同之上，也建立在不同與差異之上。美國自十九世紀初起，就對香港有特別興趣，但歷史學家鮮有注意在香港歷史或美國歷史中的這一層面。在香港殖民時代初期，美國鴉片貿易商舉足輕重。香港更是十九和二十世紀美國跨太平洋貿易的終站。香港從美國進口人參、麵粉、木材和煤油等貨品，向其出口絲、茶、藤器和勞工。雖然很多美國人對帝國的概念心生厭惡，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之後，但到了冷戰時代，他們對帝國的批評卻減少了，因為比起當時共產主義的散播，殖民主義似乎還可取一些。香港因而成為對美國很有用處的地方，這裏是美國針對中國的監聽站，又是反共宣傳基地。處於中華帝國與大英帝國歷史交會要衝的香港，也有自己的歷史和身份認同，充滿矛盾、問題和特色，塑造了這座城市今天的面貌。香港的一些特色源於它是中國與英國相遇之地，造就了一個堪稱亞洲最國際化的城市（有些人會說這個稱譽應歸上海，就如它在1920和1930年代那樣）。中式小商店恰如其分地座落在以英國皇室成員和官員命名的街道上，而英國法律、基督教和現代西方醫學，則與各種中國事物並行不悖，包括傳統中醫、幾百間中國廟宇、眾多宗教節日和儀式。香港與英國和中國的歷史關係，也對人留下影響。由這種關係所造就的居港華人群體，常常自視為一群獨特的華人，有別於中國大陸上的中國人。許多學者認為這種香港身份認同是很晚近的現象，但其實早在十九世紀末，香港華人把此地的秩序與繁榮，對比於中國的政局混亂和經濟落後，這種香港身份認同早已紮根。(註34)

註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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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31. 32. 33. 34.

劉蜀永(2011年10月21日)《明報》〈文化人間官方博客—香港在辛亥革命運動中的歷史地位探討〉同12，p.102-103 香港大紀元網站〈香港掌故[交通工具電車]{二之二}〉（http://www.epochtimes.com.hk/b5/7/6/22/46834.htm?p=all）資料來源：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香港歷史簡介〉（http://tiehk.org/hkhistory.pdf）資料參考：劉蜀永(1998)，《簡明香港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白永瑞〈1930年代香港旅行——超越另一個境界綫〉(愛思想網站 http://www. aisixiang.com/data/78831.html) 資料參考：高馬可(John M.Carroll) (2007)：《香港簡史》，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緒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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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團簡介天邊外劇場於2006年成立，2011年正式註冊為非牟利有限公司，2014年改名為天邊外劇場有限公司。劇團由資深戲劇工作者陳曙曦出任藝術總監，由資深音樂及舞蹈工作者莫蔓茹擔任駐團形體指導，並邀得黃國鉅博士出任學術顧問。天邊外劇場一直堅持推動本土文化事業發展，是香港少數以鑽研表演藝術，探討各種表演體系、劇作風格、背後的戲劇理論及創作理念為主的劇團。劇團抱持以戲劇觀照生活及社會狀況的信念，在無邊際的劇場世界中，探求劇場表演的各種可能性。天邊外劇場現為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團體。董事局成員主席黃國鉅博士成員關信培先生梁毓恒先生李玉瑩女士莫偉強先生崔亮欣女士

（大學副教授及資深編劇）（資深演藝界工作者）（上市資訊科技公司助理總監）（資深會計師）（建築燈光設計顧問）（藝術及文化活動推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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