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研究季刊
丨 2016年07月 丨The Glocal 丨
全球化的橋頭堡︰ 二十一世紀城市外交
總編的話 以往香港常被拿來和紐約、倫敦、東京比較，但這已成歷史。未來我們的姊妹城市，只可能是中國「一帶一路」 戰略沿線的各個港口，前提還要是香港維持自身價值。正如早期香港屬於英國「港口外交」的一環，姊妹港口包 括威海衛、可倫坡、亞丁港等一樣，這些港口的管治模式相互影響，各種交流頻繁，成了大英帝國控制其亞太貿 易帝國的十字連線。 最新加入這個「香港新興姊妹港」名單的，正是近日國際焦點：習近平訪問巴基斯坦時，落實發展「中巴鐵路」 的終站瓜達爾港。 不少談及瓜達爾港的評論，都忽視了一點：瓜達爾港和香港的歷史其實有一定相似之處。香港長期作為英國殖民 地，至今在中國政體內依然是「特別」的行政存在，瓜達爾港也不是巴基斯坦立國時就存在的領土。今日的「阿 曼蘇丹國」曾是昔日稱霸印度洋的貿易帝國，擁有不少飛地港口，例如已屬於坦桑尼亞的桑給巴爾（Zanzibar， 也是一個值得和香港比較的沒落港口），與及瓜達爾港。由於瓜達爾港戰略位置重要，是南亞、中東、北非之間 的咽喉，當阿曼淪為英國保護國後，英國也就把其納入其港口戰略的一環。 直到巴基斯坦獨立後，才於1955年從阿曼「購回」瓜達爾港，22年後將之併入巴路支省。這時候的瓜達爾港被 低度開發，但並不代表它的特殊地位告終。巴基斯坦購回港口的金錢，大部份是來自阿迦汗的捐獻，「阿迦汗」 是伊斯蘭伊斯馬儀派宗教領袖的銜頭，在南亞頗有影響力，也是全球少數常被當作國家元首看待的宗教領袖之 一，此舉令巴基斯坦從開始就習慣依靠外力發展瓜達爾港。中國現在得到瓜達爾港的經營和開發權40年，變相令 其成為後殖民時代的「租約港」，其實此前巴基斯坦曾嘗試搞平衡外交，把瓜達爾租給被視為代表西方利益的新 加坡港務局開發，只是後者因經營不善放棄而已。 這次中國對巴基斯坦承諾的基礎建設項目總值高達460億美元，最重要的是中巴鐵路的興建，而鐵路終站瓜達爾 港的投資就佔了100億美元。這樣誇張的數字，單看瓜達爾一港的經濟潛力，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回本的。也因 此無論是任何根據正常經濟考慮的大國，都不可能以這樣的規模投資，否則美國、日本等早就承接了。 至於瓜達爾港的戰略潛能，例如作為中東能源直達中國西部的捷徑、打破馬六甲海峽現物流體系的棋子、乃至作 為中國常駐印度洋的軍事基地等，都不是短期內能看見成效的長線投資。然而重要的是，這些都是瓜達爾港「叫 價」的重要資本。這樣一來，急需發展基礎建設的亞洲各國，當發現就是未有亞投行，中國已如此投資基建，更 會明白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確是大手筆的創造，「一帶一路」確是動真格投放資源的大計劃， 乃至可視為21世紀亞洲版的馬歇爾計劃，發現只要把自身的戰略重要性充份演繹，就可能成為下一個瓜達爾港。 這一百億美元的樣板宣傳費，也就有了功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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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全球化，城市，與外交 Ｐ.4
訪談：LaboDemo創辦人米格爾 （Miguel Arana Catania) 當代民主的變奏曲：城市中的數碼民主 Ｐ.5 - 8
孫超群、 曾朗天 丨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助理
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交匯點 – 港口城市與城市外交 Ｐ.9 - 10
陳偉信丨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秘書長
何以建設以巴衝突：城市、空間和結構角力 Ｐ.11 - 16
孫超群、 曾朗天 丨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助理
汶萊首都斯里巴加灣的城市外交 Ｐ.17 - 19
李振良丨南進軒主席
上海與香港：中國「城市外交」案例淺析 Ｐ.20 - 24 洪明超丨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候選人
Saudi – Iranian future: 3 games – 3 scenarios Ｐ.25 - 29 Manal Saadi 丨 Postgraduate Researcher, Geneva-based UMEF University
Is Caucasus the next Syria - Don’t forget OSCE Ｐ.30 - 32 Aleksandra Krstic丨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Kent University
Hungry of Hungary– One (senti)mental journey Ｐ.33 - 35 Julia Suryakusuma 丨 Columnist, Independent Scholar and Author, The Jakarta Post 3
全球化，城市，與外交 面向全球化的浪潮，城市超越是單一個體的存在，而是國家之下的獨特生態：在文化、政治、經濟、歷史上各自 演繹，但又收歸在國家之下作不同程度的外交單位。現實上不少城市各自發展一套經濟邏輯，例如巴塞羅那的旅 遊城市、倫敦的金融中心、布魯塞爾的國際政治場所，隨之而來就是城市開始和他方進行交流、聯繫和連結。傳 統以來的雙城思維令到不少臨近城市合拼，而在地球村效應更把城市的影響力推展到遠方。在國家主權的容許和 認可下，城市可各自簽訂經濟條約、於其他地方進行合作、甚至擔當國家外交的橋頭堡。此時此刻，城市正發揮 前所未有的魅力，重新定義我們傳統認知的城市外交。同時香港作為全球重要的商業港和經濟經濟金融中心，定 要在國際上發揮城市潛能才不會被世界淘汰。本期季刊將向大家娓娓道來當代城市的千種面貌，一窺城市自處在 大國角力之下，如何發揮自古既有的獨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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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LaboDemo創辦人 米格爾 (Miguel Arana Catania) 當代民主的變奏曲：城市中的數碼民主 孫超群、 曾朗天 丨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助理 在2011年，被不少學者喻為抗爭時代的分水嶺，此
地方我主場」亦是其具體表達一例。直接民主還原政
年全球多處爆發大規模的抗爭，由馬德里、開羅、墨
治到最基本的自決精神，通過投票選擇自己的命運。
西哥城到特拉維夫仿如骨牌效應般迅速地擴散，滾滾
然而直接民主實在難以容許多人參與、同時實行亦耗
鴻流一發不可收拾。為人所知的抗爭包括阿拉伯之春
時甚多，於是歷史上就出現代議式民主（representa-
的埃及廣場革命，以及西班牙反緊縮連動，都意味人
tive democracy）的替代方案。現代大部分民主國家
民對獨裁者與傳統政客的不滿和怒嘯。究竟這一波民 主化運動，背後的啟示是甚麼？它與傳統抗爭有何差 異？ 西班牙馬德里市議會參與項目主任、LaboDemo創辦 人米格爾（Miguel Arana Catania）認為現今科技發 達為人民提供直接發聲的平台，可以擺脫「被代表」 的厄運，讓人民真正當家作主，命運自決，從而帶領 人民走出獨裁和傳統建制的陰霾。他的軟件目標旨在 促進城市之間的互動，並且可以像流行曲一般擴散到 全世界。科技發達及互聯網的出現，對普及政治參與 有著推波助瀾的作用，讓直接民主比以前更可行。數 碼民主無遠弗屆的觸角可以令公權力從授權代議士拉 回人民手中，聽來就像由獨裁政體或間接民主重新過 渡至直接民主。揚棄歷久的代議式民主，究竟直接民 主與自決概念有何關係呢？而傳統的間接民主又有何 不可呢？
LaboDemo創辦人米格爾（Miguel Arana Catania）。 來源：www.nesta.org.uk
直接民主／間接民主？
均以代議式民主框架為基礎，透過選舉擇賢別士代表
若要談民主之精神，相信不少人會舉代議式民主和直
人民處理決策、審議政策、參與討論和運作政府。在
接民主為例。由直接民主到代議式民主，自雅典城邦 的民主濫觴到英國君權下放的承接，橫跨二千多年的 歷史長河其實離不開當中的自決精神。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顧名思義即是由人民直接參與體 制，參與者直接決定群眾的運行和生活方式。自決精 神（self determination）可謂直接民主之根脈，貫 通整個選擇過程、決議程序以及實行形式，俗言「我
民意授權（delegation）之下，代議士有著代表人民 聲音、替人民於政府內當家作主的歷史任務。是故西 方政府多以國會、組閣、議會等不同機構構成，籍此 分散權力以平衡各方需要。儘管代議式民主試圖盡量 把人民聲音帶進議會，並透過人民投票去體現自決精 神，但實際卻和真正參與想法相差甚遠。 代議式民主並沒有真正把自決精神滲入到決策過程， 5
主要原因是現代民主社會伴隨的官僚主義和過度制度
身議會。相對地，沒有社會資本的群眾只能夠被精英
化。米格爾直言高度制度化的社會結構難以引進改變，
「代表」。此一公式，道出了不少發展中民主國家的政
人民只能通過劇烈的社會抗爭去表達訴求。大台高築、
治生態。至於在議會外的政治參與，街頭社運領袖也是
政客主導，代議式民主彷彿被外判到少數社會精英上，
充滿代議士的性質。米格爾認為在2011年以前，社運
而隔年舉行的投票更成為禮行如儀的「民主祭祠」：
基本上是由少數活躍社運分子所帶領，他們本身是知識
人民只能透過唯一的投票機制去表達訴求，其後就被
分子，既生於政治，也有特定的自己一套意識形態及經
所謂的民選領袖主導國家，令人民跟自決命運進行割
驗。因此，精英與群眾之間的差別，正正等於代議民主
裂。Chantal Mouffe認為代議式民主的最大問題是強
與直接民主性質之間的分野。
求理性，把人民放置上選舉和投票，卻忽視不理性的 一面。所謂不理性不是暴力、衝突和無謂的爭執，而 是一種正面情感的抒發。因為Mouffe一早接受政治是 充滿對立面，而妄想通過理性選擇是不可能抹取大家 之間的不同。好比今年歐洲大量大規模示威， Mouffe 承認這是一種合理的表達方法，亦反映現有民主制度的 不足。命運自決不但只是口號更是身體力行的表現，但 Mouffe強調一切的協商討論一定要導向共識，必然就
但在2011年後，新式社運頻生。第一，它開放予所有 人民參與；第二，運動的性質是橫向性發展，不分等 級、「沒有大台」。這意味著直接民主的再次興起。在 馬德里反緊縮連動往後，各地均有大大小小相同性質的 抗爭發生，比如以色列特拉維夫七‧一四運動、美國佔 領華爾街運動、墨西哥城社運（Yo Soy 132）、台北 太陽花學運以及香港的雨傘運動。在這些抗爭中都有共
會產生更大矛盾。
通點：領袖已不重要，人民有自己的平台及議會，自發
Mouffe和米格爾同樣視直接民主為抒發政治感情的渠
經過多年的洗禮，從政治舞台隱退下來。間接民主的登
道，通過人民直接對政府政策的參與，可以盡情轉化對
場卻帶來壟斷式的參與，結果在全球化和科技媒介的幫
政治之壓抑成參與的熱誠。瑞士有州份使用一種古老的
助，直接民主又被發掘重見天日。
地聚集一起交流及決策。由此可見，最傳統的直接民主
集會方式，參與者只需要對合議的議案舉手投票即可， 此稱為州民大會（Landsgemeinde）。如斯公開不隱 蔽的公投在次國家程度的政策決議上使用，也反映最基 本的直接民主並沒被時間洗漱而淘汰。
數位民主的捲土重來 當代科技日新月異，倒給了機會讓直接民主浴火重新。 美國商人羅斯.佩羅（Ross Perot）曾大力推動數碼科 技和民主投票的結合，在其1992年和1996年參與美國 總統大選時推廣電子社區會堂的成立。科技成熟之時， 數碼化的選舉在北歐國家開始試行，瑞典和愛莎莉亞在 幾年前引進電子公投讓市民參與，但他們都無奈地拋棄 不了代議式民主的身影。米格爾則順著這股大勢直流而 去，投身於推動數位民主（digital Democracy）的 工作，開發互聯網系統，讓普羅大眾更能有效傳達政 見，進一步賦予人民自決的權力。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硬件工具固是發展數位民主的一大條件。因 此他的團隊開發了一些程式軟件及互聯網平台。例如 「Decide Madrid」（詳見：decide.madrid.es）： 在這個平台裡每個人均可構思計劃書和進行參與式預算
瑞士格拉魯斯於2013年時舉行州民大會之情況。來源：維基百科
可惜，在代議式民主的浪潮下，採用直接參與民主方法 的國家絕無僅有。在某程度上，代議政制下的議會政治 是現代化的產物。由資本主義萌芽至成熟的過程，不少 新興商賈、中產階層及知識分子都相繼興起，認為衣 食足而知榮辱，取得社會或經濟地位後，也要求取得 相應的政治權力。因此，他們用盡一切影響力以圖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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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ory Budgeting），讓公眾決定和投票預 算及公共資源的最終用途。另外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 更是一例，她們建立了一個叫「Better Reykjavik」的 網上平台（詳見：betrireykjavik.is/），用途和「Decide Madrid」同出一轍。「當進行決策時，大家需要 一個平台去互相交流，去提出計劃，並一起決定。令此 過程實現的唯一方法，就是經過互聯網去拉近毗鄰。」
人多意見多？ 有人認為直接民主會令國家短視及缺乏長遠規劃，因每 人只關心各自感興趣的議題卻不能聚合意見。這想法契 合柏拉圖在《理想國》裡對民主進行的批評：帕拉圖把 民眾喻成短視的水手，他們將船長（領袖）捆綁起來後 在船上大吃大喝，最後因為沒有領導而遇到船難。米格 爾指出這問題正正是相反，在傳統的代議式民主體內只 有極少數分子有能力影響政客。他們直接和政客接觸並 Decide Madrid 網頁。來源：decide.madrid.es/
網上參與平台的接合作用，令米格爾的想法不再是天方 夜譚。 現時米格爾帶領的LaboDemo機構正在進行數個相關 項目，其中最大的項目是與歐盟合作進行的「d-cent Project」。通過創造和設立一系列電子工具，在整 個歐洲大陸上實行數碼民主，覆蓋城市包括馬德里、 雷克雅未克、赫爾辛基及巴塞隆那等等。在他故鄉西 班牙國內，米格爾則積極與各地政黨如我們可以黨 （Podemos）和現在馬德里黨（Ahora Madrid）， 試圖推廣網上電子政治參與平台，並為政黨設計電子參 選策略。米格爾和他的團體在推動普及政治實在不遺 餘力，而透過數碼硬件的支持，使直接民主模式更有效 率，人民自決的理想便應運而生。然而不少人覺得透過 網路形式去直接參與政治存在不少弊端：各人意見分散 而不能聚合，忽略國家長遠重點發展；互聯網多普及於 年青人階層，可能激化世代之爭，使社會政治生態兩極 化；全民參與更使政治效率驟降，不利建構單一國族 觀；更有可能把社會打成一盤散沙等。 這些指控不非無的放矢，然而對數位民主及直接參與的 負面印象，米格爾在推行時發現未有想像中嚴重，甚至 根本就沒有上述問題。下文筆者將試圖正本清源，通過 米格爾的實際經驗一探數碼民主的虛實。
干預甚至賄賂政府，傳統政治被少數有錢和有權的害群 之馬矮化成手中把玩。在舊體制內政客更甚為了贏得選 舉，不斷向民眾作出短暫承諾卻忽視長期發展藍圖。米 格爾批評傳統體制內的政客不會為國家作出長遠計劃， 反而科技革命使政治普及化，最後產生多元的聲音和角 度，把一些長期備受忽略的議題暴露於人前。 互聯網是年青人的專利？ 「我的母親和身邊的年長一輩都會使用智能電話上網， 上面那句話也許是十年前還能說得通。」米格爾認為資 訊科技和高端數碼不是年輕人的專利品，而數碼民主不 會成為年齡階級之間的溝通斷層，他更直言當地沒有實 際數據以證明該論點。 我們參考其他地方的情況，據英國國家統計局於二零一 五年第一季的最新數據顯示，超過99%的16至34歲的 用戶群組在過去三個月內有使用互聯網的習慣，但其他 年齡組別的用戶也絕不遜色，如35至64歲的群組有超 過85%、而65至74歲則有71%；於香港，根據政府統計 處於二零一四年的數據顯示，10至44歲的群組有超過 95%的人於過去一年有使用互聯網的習慣，而45至54 歲的群組就超過八成半以上，55至65歲組別也有約七 成是網路用家。 雖然使用互聯網不等於有網上政治參與的習慣，但足證 互聯網普及於各年齡人口；而未來網路使用者將不斷上 升和邁向各年齡化，潛力無可限量。因此，無論是現在 或將來，互聯網政治參與並不是年青人的專利。我們可 預計數碼網絡會覆蓋所有年齡層，不分男女老幼都可透 過網上平台表達對自決理念的決心，使直接民主融匯於 社會各階層之內。 網路參與更見效率 李光耀曾經說過跟隨民意猶如「Catching the wind」 ：太多聲音，太多意見，中間諮詢民意太過廢時，根本
D-cent除建立不同的電子工具外，亦針對了數碼民主進行了不 同的研究。來源： http://dcentproject.eu/
無法達到有效率的政治決策，直接民主導致政府效率低 下的憂慮不無道理。米格爾卻認為透過數位民主去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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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政治參與，足夠解決以上提及的問題。由於代議
內有三個城市採用米格爾所開發的軟件及平台，而他
式民主與直接民主最大分別在於參與人數的規模，當
的團隊亦正於世界各地大概四十至五十個城市商討使
有大量市民同時參與時，是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帶到去
用他們開發的平台。「當我們證實這是可行的，其他
一個地方進行政治表態，代議制度就化身為橋樑，於
城市都會採用。這是地方與地方一個很重要的互動關
是在缺乏足夠條件下間接民主成為主流制度。時過境
係。」雷克雅未克影響馬德里，馬德里繼而影響其他
遷，電子網路的使用可以把既有的物理條件打破，通
城市，周而復始生生不息地把自決民主宣揚開去。
過建立虛擬空間解決了舊有費時失效的問題。再者， 當網上出現了大量的回響後，開放性的網絡可供使用 者淬煉有用的資訊和方案，以供人民作進一步做出討 論和選擇。James Bohman也曾說過，網絡賦予人新 一種的身份和權力，通過虛擬數碼的接觸人民不會再 被物理性阻隔政治參與。逾越物理極限去到隨時立即 的民主反饋，數碼民主把直接民主提升到另一個層次 的參與方式。 國族主義的另一維度 也許有人會說這種直接民主的模式並不能夠使意見聚 合，使人與人之間不能通過共識去樹立身份認同，比 如統一的歐洲身份及國族認同等等。有論者搬出近年 歐洲議會的投票率不斷下降，而各國人民開始轉向本 土政治等不同表徵，作為直接民主失敗的一例。但是 如此想法只流於非大一統不可的思想陷阱，身份認同 不過是自決精神的一種演繹方法，更重要是：自決精 神為必不可少的民主要素，不能為了妄求統一而失去 討論空間。「分離主義並不是一個問題。巴塞隆那與 加泰羅里亞提出獨立，這只是一個政治選擇，這也是 我們開發這些工具的意義。」國族認同對一些人來說 可能是一件重要的事，但對有些人來說卻是相反。米 格爾坦言有人不希望和歐盟建立關係，卻希望西班牙 可以與非洲建交。這一切都完全取決於人民，亦唯有 人民通過理性討論後才可做出的合理選擇。超越單一 議題，拋棄個人先驗的身份認同，再思索國家應該如 前進；這是直接民主的唯一表現，也是民主社會應該 珍重的思想資產。 無分疆界的自決理想 現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此一網絡民主典範將廣泛地使 用在各種範疇，使民間自決的概念不分區域與城市遠 播開去。並且在開發新軟件方面，米格爾說城市之間 可以互相借鑒對方的成功經驗，採納各自有用的軟件 和運作方法，政治交流更會比從前更有互動，一同追 尋自決民主的夢想。當冰島成功開發用於參與式預算 的網上平台後，馬德里聯通其他城市都有採用之。同 樣地馬德里會「走出去」面向世界，現時西班牙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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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舊有格局、擴納老幼參與、提升決策效率、超越 議題利益以及城市互為影響，這些都是在通訊科技及 互聯網的幫助前提下，推動直接民主模式的五重意 義。米格爾對現時的計劃充滿憧憬，在他的願景圖中 來年將會有成千以上的城市利用他們的工具進行民主 自決。在科技發達的大氣候下，地球村各地自發地追 尋著同一種民主模式，就是一種令人民有能力表達自 由意志的生活模式，這股政治自決及數位化民主的決 心必定大勢所趨、勢不可擋。
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交匯點 -
港口城市與 城市外交 陳偉信丨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秘書長
未來學學者奈斯比特夫婦（John and Doris Naisbitt）預言，21世紀將是城市的天下︰城市發展將成 為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自2010年起，全球已 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鎮而非鄉郊，而他們的經濟貢 獻更佔全球生產總值的五份之四。聯合國於2014年 的研究報告更表明，於2050年將會有25億人移入城 鎮，足見城市發展及管治的好壞，決定國家未來經 濟發展。
香港亦是一港口城市。
就傳統的海權學說，港口，特別是軍港，屬國家海權 及地緣戰略的延伸。Slack與Starr的研究表明，美國
但國際關係研究卻甚少討論城市與國際政治的關
在海外基地的分佈及存廢往往受到冷戰的地緣戰略
係，但觀乎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影響，典型的例子為1992年美國因應東南亞形勢改
Relations)及英國漆咸樓(Chatham House)均曾以
變，與菲律賓達成協議關閉蘇碧灣的軍事基地。當中
智慧城市為題邀請IBM主席Samuel J. Palmisano演
國近年在南海有所動作之時，美軍隨即與菲律賓及
說，可見城市今天不再從屬於國家，反而是宏觀的
新加坡達成協議，可使用她們的港口作補給及暫駐之
全球治理及國家政經發展一個重要元素。
用。此外，國家海軍到不同的港口訪問及演練也代表
筆者不是城市規劃師或資訊科技專業出身，自然難 以評論智慧城市的可行性以及提出具體方案。因 此，筆者嘗試以政治經濟學及國際關係為切入點， 討論城市 – 特別是港口城市 – 在國際關係的價值。 事實上，筆者近年的研究興趣除了是歐盟外交以
著國家間的友誼，對香港而言最熟悉的不外是美國軍 艦定期來港，除了對灣仔一帶的夜生活事業有所裨益 外，對香港社會而言也代表著美國一定程度關係香港 事務。事實上，正正是中美關係轉差，原定的美艦訪 港在中央的否決下取消，足證艦艇訪港的外交意義。
外，也開始涉獵有關港口城市及城市外交的問題。
然而，這些軍事上的交流不足以反映港口城市在國際
畢竟對於筆者而言，了解港口在國際關係的角色，
關係的角色，特別是二戰後常規海戰及海上衝突減
對於分析及處理香港涉外關係及國際定位有一定的
少，即使主權爭議激烈的東海及南海，港口的軍事角
裨益。
色是可有可無。因此，近年討論港口在國際關係的角 色多以政治經濟學及政治地理學出發，特別是港口建
港口的角色︰在戰略學走到政治地理學
設對於國家政經發展的影響。Oliver與Slack回顧近20
回顧有關港口與國際關係的文獻，大致可分為戰略
年有關港口研究的文獻，指出港口的重要性可從三方
學與政治經濟學兩大類，前者多涉及港口對於海權
面理解︰第一，從政治經濟學而言，港口與內陸城市
(sea power)及海洋外交(maritime diplomacy)的
之間的關係，以及港口作為區域以至世界運輸及貿易
重要性，後者則涉及港口對於國際經濟的影響力。
的樞紐；第二，從公共行政及港口管理而言，港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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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持份者如何影響港口管治，繼而影響政府政策
實力的一大部份，從而展現民族及國家的多樣性。以
及行為；第三，從政治地理學而言，港口作為異於
英國為例，本人雖不是英國文化的專家，因此難以評
中央政權的空間 (heterogeneous space)，其人口
論何謂正宗、真實的英國文化面貌，但本人過去半年
流動及文化面向如何影響社會架構、族群構成及國
在英國蘭開夏特市留學，因此也不時到倫敦遊覽，兩
家與地方關係。
地的「文化差異」可算彷如隔世。本人的倫敦朋友不
這樣的說話也許有些複雜，但以近年中國提倡的經 濟外交可作解說。學者Barston提出近年中國外交的 方式不再是直接以元首間會談為主、政治及意識形 態掛帥來鞏固自身利益，而是透過「港口外交」， 以商貿團的形式投資港口建設及通訊網絡，從而建 立一個促進物流、人流、資訊流的港口網絡，為中 國的能源安全及經濟發展打好基礎 – 這亦是「一帶 一路」為何通訊、鐵路及港口基建先行的原因。對 於Barston而言，軍艦訪港不再是中國國家海權能力 的指標，而是有多少國企、民企等經貿團訪問一個 國家，並在當地投資建設。「民間海權」(civilian sea power)成為了中國希望開拓的領域，而商港亦 取代軍港成為國際關係的重要一環。
是告訴本人，倫敦與英國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倫敦是 國際的知名大都會，在皮卡迪利地段你會找到不同國 家的商鋪，在街上行走的可能十有其九都不是族群定 義下的「英國」人，可能是來自巴黎或布拉格的模特 兒，或是來自新德里及杜拜的商家，又或者是來自首 爾及東京的學生及遊客等，與本人在蘭開夏特的經驗 不盡相同。有趣的是，國際社會對於英國的認知往往 是源自對倫敦的偏面想像，卻不知道伯明翰的有色人 種生活問題、高雲地利的老人化社會實況，英國政府 自然也樂意不對外提及這些英國城市的社會問題。慢 慢地，國際社會便接受英國等同倫敦市︰英女皇、多 元文化、金融中心，而倫敦的輝煌就是英國的軟實力 的重要一頁，成為了國家對外宣傳國家個性的重要參 考。
港口的特質︰異於國家的社會空間 但對於筆者而言，港口在國際關係不能被取代的原 因，是在於它是一個異於國家的社會空間，因而在 軟實力及外交戰略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回顧國際 關係的演變，現代國際關係始於1648年《威斯特 伐利亞和約》，和約後世俗國家之間平等，國家及 國際條約成為國際關係的重心。然而，假如讀者有 玩過某著名日本廠商名作《大航海時代》，均會了 解中世紀的歐洲，港口城市之間的聯盟及角力才是 王道，例如威尼斯、熱那亞及比薩三港鼎立、漢撒 同盟如何壟斷波羅的海及北海的貿易圈。它們不但 「富可敵國」，甚至可直接挑戰國家的軍事地位， 如漢撒同盟戰勝當時的丹麥王國。這些港口的興衰 在於其獨特的港口性︰「外向」、「冒進」、「開 放」，特別是港口往往處於國家權力核心的邊陲，
英國倫敦。
另一方面，正因為港口是一個有異於國家主流的社會 空間，對於追求一統的民族國家而言，它亦是潛在 可被其他國家利用的漏洞。對此，筆者不用多費召唇 舌，只要回顧明中葉及清初的海禁政策，以及閩粵地 區如何被河北政治文化邊緣化的故事可知一二。
但因著經濟的重要性享有近乎國家地位的自主性，
結語
令其經濟模式及文化發展有異於內陸地區。這些在
借用歷史學家王賡武與東南亞研究所副所長黃基明
特性在民族國家尤其明顯，原因是民族國家在社會 文化強調統一的個性(民族性)，但港口城市因著日 常生活與不同的族群接觸及交流，形成了一個與別 不同的文化體系︰上海、香港及澳門的文化特色， 明顯有異於北京及西安這些傳統政治都市。
(Ooi Kee Beng)的對話中提及的一點，「所有政治皆 由本土而起」(all politics are local)。近年不少國家 將城市發展包裝為國家軟實力的一部份，而港口城市 因著其在戰略、經濟及文化的特性，重新成為國際關 係 – 特別是中國外交的重點。而香港作為一個良港，
這些國家內部的「異文化」是國家外交的雙面刃。
如何維持其「港口」特性，從而在國際關係及中國外
從國家外交而言，這些「異文化」可以成為國家軟
交中找一席位，似乎是掌握香港未來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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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建設以巴衝突：
城市、空間和 結構角力 孫超群、 曾朗天 丨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助理 美國學者安德森之著作《想像的共同體》明言民族
出來的，而中間的決定因素當然是人與人之間在思想
主義是人為產物。民族主義除了由大眾集體去塑造
及價值觀上的互動。其次，當這些制度或社會規範形
外，亦能被國家力量系統地「發明」或「操作」。
成後，他們就像中間的一層媒介，影響著不同人所認
人民將民族精神建築在歷史之上，政府繼而透過手
知的利益及身份認同，從而決定他們的政治和社會個
段去干預過程。立國前後的錫安主義者和以色列政
人行為，此成為了一種結構。到了最後的階段，就是
府更是箇中高手。敝文將會帶大家探討以色列政府
一些行為者（actor）如國家、個人或非政府組織如何
這一行為者，如何在以巴衝突的前提下，透過操控
在處於這既定結構之下，重新定義其結構的運作及內
人民對空間的想像，建構與眾不同的猶太民族觀。
容。
他們試圖將猶太人放置比巴勒斯坦人更超然的地 位，藉此鞏固政權和延續兩族之間的矛盾。 被建構的以巴衝突 若從國際關係理論來探究以巴衝突的話，我們便會 察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甚至馬克思的理論都不足 以解釋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恩怨情仇及糾纏千 載的關係。現實主義除了輕視非國家行為者在此兩 個族群之間矛盾的角色（例如哈馬斯、法塔赫、聯 合國及一些境外非政府組織），也忽略了兩個族群 的利益、價值、身份認同的根源；自由主義者的理 論亦然，和現實主義犯上相同的毛病；至於馬克思 的國際關係理論，只把問題聚焦在物質與經濟層 面，把一切的衡突單純地歸納為階級矛盾，忽略了 問題的異質性，無視唯心的視角。 那麼，建構主義理論（constructivism）如何解釋 這錯綜複雜的以巴衝突呢？建構主義論者所關心 的是理念及價值觀等之間的互動如何定義國際及社 會的結構（structure）。在國際關係學者基歐漢 （Robert Keohane）的眼中，制度（institution） 是代表著一些習以為常的模式，一連串的活動及社 會系統，他們都是透過約定俗成或是人為刻意建構
我們若將以上理論應用於以巴衝突的話，便得出以下 邏輯：在最初，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歷史情繫著這 片迦南上帝應許之地數千載。兩個民族有他們自己不 同的歷史、經驗、價值觀及意念。這一切都定義了兩 個民族之間「我者」與「他者」之間的關係，及塑造 了兩者截然不同的習慣、社會系統以及行為。經過這 些世紀的蘊釀及演變，到了近代，建構了他們兩種不 同的民族，及他們不同的身份認同及利益。猶太復國 主義，亦即錫安主義運動（Zionism）成為了猶太人放 在首位的利益，而這種利益的構成，是基於猶太人族 群的集體回憶及歷史。自從經過羅馬帝國時期的多次 猶太人起義後，猶太人早就遷徙各地，之後巴勒斯坦 人就在這片土地上一直生活。 在近幾個世紀，歐洲經歷了反猶主義（Anti-Semitism），1894年法國的德雷福斯事件，二戰時面對納 粹的殺戮等，這段猶太人遭壓迫的歷史成為了他們的 集體歷史記憶。再者，錫安主義不僅只於是一場高舉 復國主義運動的意念，更為是對佔領巴勒斯坦領土提 供認受性的一種有力論述。自從1917年《貝爾福宣 言》及1918年鄂圖曼帝國土崩瓦解後，猶太後國主義 運動進入了嶄新的階段。在一戰後二戰前，已不斷有 猶太人移居到這片迦南之地，同時間巴勒斯坦阿拉伯 11
民族主義的興起，使他們兩者之間形成了「我者」與 「他者」這個二元對立色彩鮮明的結構。而根據猶太 教教義，以色列地帶為猶太人的上帝應許之地，從而 提供了神聖而不可侵犯的認受性。基於這個重要的認 受性，立國後來的以色列政府對領土安排寸步不讓， 特別是被猶太教認為是世界中心的聖城耶路撒冷。一 些掌握話語權的行為者（例如立國後的以色列政府） ，便能夠逐漸重新詮釋這個結構的涵意，透過不同的 手段去宣揚猶太人的國族觀。 行為者眼中的錫安主 以上從建構主義角度解釋以巴關係的前世今生，道出 了他們各自行益及行為的根源所在。但是，建構主義 中的行為者與結構有著一種微妙的關係，他們互相輝 映，同時也存在矛盾。根據著名的建構主義理論的佼 佼者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的學術文 章《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他著眼於把行為者與結構之間 的關係概念化。溫特講述這個問題來自於兩種現象： 一來人類與其組織都是一個心懷既定目的的行為者， 而他們都透過行動來改變他們現在所身處的社會現實 （或結構）；二來社會現實（或結構）是由人與人互 動而得出來的社會關係所建構出來的。反過來說，在 這結構中同時產生了根據自己利益與身份行事的行為 者。 在這篇論文之中，溫特當然認為結構決定一切，因為 最起始的個體互動早已形成了一層牢不可破的結構， 而這個結構並不是來自某個權力者由零開始定義出來 的，而是經過個體的互相反映，潛移默化地構成於社 會現實之中。在唯心層面上，結構不只限制了行為者
以色列第一任總理本。古里安。來源：維基百科。
在以巴衝突的例子中，「鍚安主義」這個意念長久以 來影響著行為者（鍚安主義者）意圖復國的行為，而 他們更成為1948年以後以色列政府中的中堅分子， 擔當政權的核心，例如第一任總理本‧古里安（Ben Gurion）及第一任總統魏茨曼（Chai Weizmann） 等人。筆者將這一類以色列的政權核心分子歸納為 國家這個具有話語權的行為者。這個行為者再復國之 後，對重塑結構（以色列民國族主義及其國民的身 份認同）作出很大貢獻。這一種以國家行為者主導 的社會建構過程，被另一位建構主義的學者卡贊斯坦 （Peter J. Katzenstein）稱作以國家為中心的建構 主義（State-Centric Constructivism）。他曾經說 道：「國家精英可以透過制定及維繫一套獨特的身份 認同，來建構自身的利益。」這套建構主義的另一種 論述，強調了國家行為者的作用。因為這些精英掌握 著話語權，他們可以在本身的結構之中，再重新定義 一套符合自己或國家利益的結構。
的意念，並限制了他們的個人選擇。亞歷山大‧溫特
當重新立國後，猶太復國主義此一意識形態似乎已經
所言甚是，然而當我們研究以巴衝突這個例子時，我
完成了歷史任務，因為這種意識形態本身的目標經已
們並不能忽略行為者這個舉足輕重的因素。當結構形
達成，告一段落。但是，在1948年以後，巴勒斯坦
成後，行為者便會自覺地根據一切大家所理解的既定
人及阿拉伯諸國不斷𡚒勇抵抗外侮，兩者之間不斷的
知識及習慣，而去重塑一些新的社會規範。這些再被
連年征戰，例如以色列立國戰爭、六日戰爭、贖罪日
重塑出來的規範，不單只影響著每一個行為者的動機
戰爭等等，使這兩族衝突的結構無間斷的延續下去。
與利益，並再次影響著結構本身，周而復始，這就是
此一背景為以色列的國內精英提供了以後不斷侵佔巴
建構主義中反映理論（Reflectionism）的邏輯。因
勒斯坦土地的合理性與認受性，並成功地把過往的猶
此，在研究「結構－行為者」之間的關係時，後者的
太復國主義運動，重塑為猶太化及去阿拉伯化的國家
角色不容忽視。
工程。這個國家行為者重構的過程，正正應驗了卡贊 斯坦所言及的論述。例如，透過官方所制定的國民教 育，重新定義何謂以色列民族。自從以色列政府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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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零四年／零五年度教育改革，全國上下的初高中課
由、生活範圍、日常經驗和文化交流。在政治層面則
程便加插了關於「100 Basic Concepts」的課程，旨
是一種權力伸延，透過對生活空間的纂改描述，扭轉
在讓其國民重新接受關於猶太人的文化及歷史教育，
巴勒斯坦人既有的文化根源。以色列政府對土地使用
加強國民身份認同，並合理化自立國以來侵佔巴勒斯
的追求，化成空間權力的實踐，最後成為政治理念的
坦人家園的行為。
載體。由此可見，刻意的土地運用成為以色列政府重
國家行為者在建構社會分層時，必然在不同角度上滲
新建構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文化與身份認同的工具。
入其意識形態和思維角度，務求做到大統一的文化氛
空間被置換成政治考量，絕對不是後結構主義的產
圍。大眾傳播、社會氣候、教育、歷史描述、集體記
物，更不是在冷戰格局下的思維導向。法國哲學家
憶等不同時空下的文化產物，都被國家精英主導甚至
亨利•勒費弗爾（Henri Lefebvre） 認為空間可被
操控，最後都離不開規劃大眾的主旋律。上述的「100
歸納為三種層次：分別為構想空間（conceived
Basi
Concepts」，旨在定義權力及加強「我者」（
space），感知空間（perceived space）及生活
猶太民族）與「他者」（巴勒斯坦民族）之間的分
空間（lived space）。構想空間是上而下對空間權
野，然而生活實踐上的文化集合才是我們體會到的現
力的控制，專業人士把城市規劃成為一種空間的展
實總結。比如在街道上寬窄界定該區的人口密度，而
現。如斯展現反映出建築師及設計者對空間使用的定
街道之間的社區通常是當權者的安排。半山腰的豪庭
義，而設計亦包含了他們想賦予空間的意識形態和文
大戶象徵一種居高臨下的征服者高地，唯有財雄勢大
化定位。其次，感知空間顧名思義就是從日常生活
的上流社會才可入住，這已經建立一種從屬階級，更
中感受到的可見經驗，把空間呈現成客觀的物理世
是意識形態的結構。同樣地放大到國家層面，一個城
界，是一種對生活體驗之總結和領會。最後，生活空
市自我發展亦和國族結構契合。下文將另闢新路，透
間是一種象徵式的生活經驗，作為空間使用者對空間
過對以色列空間學的分析，解構國家機器如何以殖民
的詮釋和結論。這種空間更甚是由下而上對權力刻意
者的姿態，透過官方所制定的土地運用及城市規劃等
的顛覆，群眾集體自主交織的文化聚合。三者可謂一
硬性的手段，影響以巴兩個民族之間的互動，從而有
脈相承，由設計到建設、實行到感受，構想空間就是
系統地重塑出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之間南轅北轍的身
物理空間的骨架，制定了它具體的表現模式。感知空
份認同，分化與煽動兩族之間的關係，以達到「敵我
間則是使用者對空間的感官感受，直接對空間作出批
矛盾」的效果。
判。生活空間則是對空間的掌握轉移到使用者身上， 由使用者自己選擇如何理解和延伸空間。空間置於土
土地、空間與國家結構
地之上，想窺探以色列的空間學，我們可以把目光放
人運用土地需要對自身文化的掌握與控制，土地經過
在盧德市（City of Lod）——一個位於以色列中心
歷史塑造會產生特有的地理氛圍和人文結構，將空間
Tel Aviv區，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混居的城市。
逾越物理界限成為文化產物。以色列既生於迦南，建 於巴勒斯坦人之上，她的城市光譜必然充滿猶太人和 巴勒斯坦人的交疊點，在空間運用上可體會到兩大族 群的角力衝突。巴勒斯坦人和猶太人因各自的民族信 仰而對耶路撒冷產生強大的地理依存，而猶太人更把 猶太教中的聖殿山描繪在阿拉伯圓頂清真寺的位置 上。阿拉伯人固然指猶太人言虧無理，導致雙方各執 一詞成為日後以巴衝突的濫觴。耶路撒冷經過六日戰 爭後被分裂東西兩部分，阿拉伯人退守尚由約旦管治 的東耶路撒冷，形成現時耶路撒冷各族分治的局面。 當代以色列政府使用圍牆去包圍東邊阿拉伯城區，高 度限制他們進入以色列管理的聖城，阻隔他們和宗教 文化的關係。在現實層面上限制了下位者的個人自
盧德市市中心。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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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想出來的社會結構 盧德市前歷英國託管地的管治、後經以色列之入侵， 兩次人口大規模的變動都對以巴之間的關係帶來根本 性的改變。論及盧德市之前，敝文先要論及一個叫無 主之地（Terra nullis）的概念。它源於古羅馬律法的 土地佔有權概念：當開拓者發現一塊無主之地，最先 的發現者將擁有其使用權；十七世紀的歐洲帝國主義 者就常以此為殖民地的道德基礎。當殖民者佔據無主 之地之後，會有兩個方向去進行殖民：一是跨國界的 外部移民，二是重新規劃內部的人口結構。1948年
梏在民族少數的邊緣，備受限制的巴人失去使用空間 的話語權，甚至連已來的土地掌控權亦被政府剝削。 結果盧德城的空間構成由原本巴人為主變成錫安主義 的搖籃，以色列政府的構成空間亦安置錫安主義成城 市規劃的主調，令現在所感受到的以巴衝突透過空間 體現出來。通過對人口結構的擺設，我們可以明白到 以色列政府刻意營造出以巴兩族不平等的地位，如此 結構更成為第一重構想空間的具體表現。 感知空間的持續更變
第一次中東戰爭時，以色列進行Operation Dani 並
「None of us is completely free from the struggle
成功佔據盧德（英國託管地時稱Lydda，希伯來文稱
over geography. That struggle is complex be-
al-Ludd，現稱Lod）。這是一種單向上位者對下位
cause it is not only about soldiers and cannons,
者的人口安排，而當局成功引導城市最基本的結構轉
but also about ideas, about forms, about images
變，埋下伏線。
and imaginings」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adie
以色列並沒有繼承先前英方Lydda的城市規劃想像， 反而透過軍部的人口管治施政對盧德進行殖民。同樣 地以色列欲以無主之地的道德框架去合理化自己的土 地：他們試圖把錫安復國計劃描述成一塊無主之地等 待無地之人（“a land without people” waiting for a “people without land.”）的歷史進程。如 同迦南地的應許一樣，猶太人的復國利益彷彿至上而 神聖不可侵犯，而土地上的原住民（巴勒斯坦人）在 建國神話上無足輕重。以錫安主義為主脈的以色列政 府已經賦予城市的構想空間的基本任務——就是重建 復國神話。這直接影響政府對盧德的方案。為了在盧 德內勾畫出沒有巴勒斯坦人的基本藍圖，以色列在掌 控它後進行一次強制巴勒斯坦民族遷徙，有近數萬名 巴人被勒令離開家園並集中在一個叫Sakneh的地方 （1948 Palestinian exodus from Lydda and Ramle）。以色列亦防止巴人難民再次進入盧德，更把他 們原本的財產私有化成國家資源。 以色列連番驅逐巴人的舉動是樹立空間運用的先決條
Said）始終無法令我們脫離後殖民時代的權力架構， 殖民地的思維如同東方主義一樣對他者存在偏見和敵 視，先驗地界定他者的表達形式和意識形態。昔日中 世紀阿拉伯如是、遠東亞洲、奧圖曼帝國也如是、巴 勒斯坦人亦如是，以色列人進駐盧德時就認為這巴藉 城市落後、骯髒、低發展，帶上歧視色彩的目光注 視這個中東小城。風風光光的猶太想像被當局誤植 在大批失居的沙漠房屋、荒廢失修的市外農地和低 發展的市容面貌之上。50年代大量米茲拉希猶太人 （Mizrahi Jews）從中東國家游離至此，以色列政府 陷入一個尷尬非常的囹圄：他們想在缺乏發展的盧德 城上映照陽剛熾熱的錫安神話，但現實生活上的落差 卻把復國主義中的理想想像打個粉碎。以色列政府的 構想空間無法在破舊的盧德市上生根，於是把活化城 市當成建國後一大目標，一來整頓市容以揚棄盧德市 的落後巴人身影，二來重整過程契合社會轉 化，徹底 移植猶太人的構想空間在感知空間上。以國家為中心 的結構主義，開始從構想空間挪移到感知方向，使以 巴人口衝突延伸到土地運用。
件，透過抹去巴人歷史、文化和土地的關聯性把原本
以色列工程師Michael Barr在1954年的城市規劃記載
巴人之空間進行「去地化」（de-territorialization）
到：「詳細的城市規劃應該無視既有建築而進行」，
。當局大幅接受來自美洲、歐洲和中東的猶太難民，
將政府破壞巴人建築物的舉動合理化，更強調猶太人
安置他們於原本巴人家園上，逼使巴勒斯坦人成為 少數民族，對國家空間進行錫安主義的「再地化」 (re-territorialization)，也就是猶太人沖淡既有民族 的人口工程。Haim Yacobi 認為以色列從人口控制 上製造了空間「監獄」，把原本佔絕大多數的巴人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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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據空間的正統性。在1950年代盧德市的雙重人口 結構（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令到這座城市的發展有 強烈對比，時任發展部部長的Arie Sharon在一份叫 “Physical Planning in Israel”的計劃書上定義了三 個城市建立的要點：分別為土地、人民和時間。Arie Sharon欲以猶太錫安主義為經緯，認為只要提供一
個適合居住的社經複合體，不同外來人（主要指各地
1990年代有近16000名前蘇聯俄羅斯移民進入盧德，
的猶太難民）自然可融入當地生活。由此可見公屋計
打破了當時以巴兩族的人口結構，以色列政府於是把
劃是一個共同身份的建構載體，旨在把1948年進入盧
俄羅斯人安置在一個既非猶太人，亦非巴勒斯坦人的
德的外來猶太人內化成當地居民。於是，50年代猶太
民族地位。他們肯定俄羅斯人的公民身份，給予一定
人進駐在原本巴人的居住地上，對殘舊破落的社會設
程度的自由，但主流文化依然充滿對俄羅斯人的排斥
施進行一系列的拆遷，在遺址上新建名為Mizrahi Shi-
和恐懼。Haim Yacobi發現當局想透過俄羅斯人去沖
kun的大型公共房屋。而巴人被遣送到公屋的外緣範
淡以巴對立的氛圍，將俄羅斯人安置在社會的灰色地
圍，在無人管理的土地上搭建了臨時帳篷暫住，於是
帶，作為政治實行的緩衝區。比方說，俄羅斯人在90
Shikun就成為了以巴兩族的生活邊域。猶太人的公屋
年代可以在郊外地區Ganey Aviv（盧德市的城郊）
政策對巴人空間的「去地化」，顯示以色列掌有土地 的絕對控制主權，並把空間轉用成社會發展的誘因。 土地和社會結構帶連改變，以色列成功變成殖民統治 者，生硬地把他們想建築的意識形態套落感知空間的 發展上。 Shikun公屋劃開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地理分割，猶 太人可以在公屋中建立家庭、發展社區、建設公共活 動；而巴人只能非法地在周遭生活，不能有效地享有 社會權力。幢幢工整方正的房子形成一個成功的錫安 社區，創造了以色列人驕傲的感知空間，亦提供土壤 於民族主義滋生。Shikun公屋計劃乍看是以色列現代
Ganey Aviv 景色。來源： Anton Gurevich。
化的里程碑，透過分隔過去落伍的巴人社區，盧德進 化成先進的猶太城市。事實上Shikun是一個經過精心
置地建房，甚至設立私人公司進行房地產商業。相比
規劃的感知空間，有意分隔兩大族群的人口和社區，
50年代的大一統公共房屋思維，一瞥之下90年代的俄
令到猶太人可以長期佔據文化和文明的前端，排斥巴
羅斯人的城郊置房計劃宛若生活特權。俄羅斯人自詡
人在體制之外。當局成功地在盧德上放置他們理想的
成優人一等的以色列公民，更在今年選舉中打出拒絕
猶太人構想空間，及後在建立Shikun區實現了錫安主
「拒絕阿拉伯人的社區」政綱，鼓勵以色列繼續壓迫
義為主的感知空間。
巴勒斯坦人。現實上，此貌似特權的生活自由是以色
生活空間的強制植入 50，60年代猶太人生活在長久的以巴文化對立之中， 這裡所指的對立不是現在我們所見之民族衝突，而是 指雙方文化位置沒有完全顛倒。猶太人儘管政治上控 制了盧德，但生活上巴人尚有空發展（比如貧民區和 法外之地），於是盧德變成一個猶巴混合的斷層空 間，各自為政互有發展。90年代一批來自俄羅斯的第 二波移民，卻巧合地提供多一次機會讓以色列再度規 劃盧德市。由構想空間的思考到感知空間的實踐，生 活空間依然未能圓滿地充滿在現實生活之中。社區的 建立還在政府的主導下蹣跚學步，而第二波移民提供
列政府刻意安排，當局通過彈性的土地自由度，適量 放鬆於外來者（俄羅斯人）建立社區，卻集中他們在 城外郊區生活，製造出另一個空間「監獄」。俄羅斯 人在自由市場的光影下擁抱了以色列人的身份，誰不 知這也是以色列刻意分割出的生活空間。通過生活上 的實際體驗，錫安身份甚至可包攬其餘外族，令他們 為之歸心信服於民族旗幟之下。最後，空間的三重層 次化成以巴衝突的最後結構，通過以色列政府的悉心 安排，無間斷的衝突戲碼不是即興劇，而是幕幕早經 策劃的預演。 現在進行式的空間結構
猶太人生活空間的呈現方式，猶太社區純化盧德成一
盧德市現在都未能除去以巴衝突的遺毒，而以色列
個以錫安主義為中心、充斥國族主義的城市。是次以
政府更選擇性地賦予空間於不同族群：猶太人的公
色列對空間的定義邁向第三層建構，不斷加固的國族
共房屋、巴勒斯坦人的貧民窟和俄羅斯人的郊區，
思維結構，成功固化一直以來的以巴衝突，令以色列
準確拿捏各族的空間經驗和生活空間的需求。在公
政府最終以殖民地成功者的姿態睥睨巴勒斯坦人。
共房屋附近猶太人可接受教育、參與社區團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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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結婚、生育等空間體驗，充分給予他們生存自 由，他們亦會成為社會上流動性最高的一群，民族主 義亦在他們豐富的空間經驗中叢生。俄羅斯人的同 化，關鍵在於他們自以為擁有超越巴勒斯坦人的生 活權力，卻可悲的僅限於Ganey
Aviv一區之中。縱
觀盧德市的城市經脈，物理空間不再是感知經驗的 提供者，也轉身成政府意念的信使，反覆在我們日 常耳邊喃喃囈語，建構一個無從置疑的理想鄉。由 理想鄉到失落園，一切都是當權者的撥弄和操控。 Franz Fanon 說得對：「[it] is a place of ill fame, peopled by men of evil repute. They are born there, no matters little where or how ... men live there on top of each other ... [it] is a hungry town, starved of bread, of meat, of shoes ... of light ... It is a town of niggers and dirty Arabs.」空間的權利 結構，也離不開殖民者和被殖者的捆綁，以巴衝突的 淵藪就在城鄉巷弄間一步步裂開、蔓延、惡化下去， 再也離不開世代鬥爭的漩渦。以色列政府既是復國主 義的始作俑者，亦是構想空間的共謀：在幕幕以巴衝 突背後延續那意思結構和城市運行的方式。以色列政 府作為一個居高於上的行為者，自然有話語權及影響 力去透過有系統的操作，如操控人口、實行規劃和管 理空間去彰顯權力，以擺佈民族間的結構，最後建立 猶太人國族主義去延續衝突。這正正是國家為中心建 構主義的核心理論之實踐，而以色列政府把它發揮得 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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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首都斯里巴加灣 的城市外交 李振良丨南進軒主席 汶萊 (Brunei)，一個位於東南亞婆羅洲東北部的小型 富庶國家，雖然在1984年獨立，其博基亞皇朝卻有 近七百年歷史。13世紀東南亞伊斯蘭化浪潮下，蘇丹 穆罕默德沙 (Sultan Muhammad Shah) 娶馬六甲公 主，以及汶萊皇位由來自阿拉伯半島塔伊夫 (Taif) 的 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後裔沙里夫阿里 (Sultan Sharif Ali)
以汶萊駙馬身份繼承皇位，汶萊就以伊斯蘭教國
家自居。19世紀中葉開始被英國人逐步殖民，不斷損 失國土，至1906年大致形成今日的版圖。1929年，汶 萊馬來奕縣詩里亞發現石油，改變了汶萊的歷史，前
斯里巴加灣景色。來源： Bernard Spragg. NZ。
任蘇丹奧馬阿里沙義夫丁三世 (Sultan Omar Ali Saifuddien III) 被譽為汶萊現代化建築師，將汶萊建設 得比之前漂亮得多。首都前稱汶萊市，現稱斯里巴加 灣市，Bandar，市也，Seri Begawan，奧馬阿里沙 義夫丁三世之尊稱，又有人認為該名乃福地之意。在 現代全球化下，到底汶萊這個富裕小油國，怎樣透過 建設這座城市來展示它的活力，令人認識這個城市之 餘，又能令這個城市走向國際，擴大這個國家在國際 的生存空間呢？ 早在1953年，已經開始有爭取獨立的端倪，成立七 人會議 (Tujuh Serangkai)重建蘇丹權力已經是一個 先兆。1959年，汶萊蘇丹奧馬阿里沙義夫丁三世，已 經和英國政府簽訂了憲政協議 (Constitution Agreement)，規定蘇丹為國家行政最高地位，下面有立法 會、行政會、樞密院、國家宗教委員會、皇位繼續 委員會，以及五個行政，即部長、國家秘書、總檢察 長、財政文員和宗教建議官，為走向獨立做好準備。 爾後，當地局勢變化，馬來西亞對汶萊覬覦，婆羅洲 又先後發生獨立運動和共產黨馬印邊界之戰，復又有 汶萊叛亂事件，蘇丹奧馬阿里沙義夫丁迅速平定，一 方面在1967年退位給兒子哈山納博基亞，自己背後 垂簾，一方面推動汶萊現代化工程，特別是首都的建 設。自1968至1979年，汶萊和英國多次討論國家前
途，終簽訂了條約，在1984年1月1日獨立，1984年2 月23日英國正式退出汶萊。 蘇丹奧馬阿里沙義夫丁三世時，基建工程佔汶萊開支 約近六成，他們聘請不少外勞，包括來自廣東、福 建的華人和少量印度人、當地原住民去建設城市，其 次著力改善健康衛生和教育，提高人民教育水平和改 善水建設。當時除馬來文和宗教科外，一般都用英語 授課，直到現在考的公開試仍是英國普遍教育證書 (General Certification of Education) ；又提供獎 學金予學生往外國升學，特別是英國和澳紐，以增加 人民的知識和實力為社會服務；又加強師資培訓和廣 建學校，鼓勵女生就學，同時廣建宗教學校以培養學 生在伊斯蘭教的知識。 這些社會建設，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汶萊人的英 文普遍相當強，而且經過蘇丹奧馬阿里沙義夫丁三 世的現代化，汶萊人的生活，不論是馬來人還是華 人，都很西化，比如他們認識西方文化，把西方的自 由和平等概念引進汶萊並按情況應用在現實生活。 隨著全球氣候問題嚴峻，又參與國際環保活動，包 括興起廢物回收，關注氣候極端對全球影響，更著 力保護自然植林，希望在提高現代人的生活質素之 17
餘，又能提倡人們對乾淨環境的重要。出於石油開始
10月汶萊宣佈推行伊斯蘭法，華人和西方的節日
短缺，加上全球能源結構改變，以及油價去年不穩定
慶祝受伊斯蘭法影響，齋戒月期間所有餐廳包括華
下，開始考慮改變能源供應及研究可再生能源的可行 性，今年財政預算案就有提出這點。這些，都是國際
人餐廳都不可堂食，只能提供外賣給華人及非回教 徒，但汶萊奉行的是經濟親中，結盟新加坡，外交
外交場合常見的，也在首都斯里巴加灣市看見得到。
親美政策。本來，汶萊蘇丹就有華人背景，蘇丹穆
然而，60年代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政治變化，令汶
兒嫁蘇丹穆罕默德沙之弟弟蘇丹阿默 (Sultan Ah-
萊不得不為自身前途著想，以國際外交來看，汶萊是
mad)，其女嫁蘇丹沙里夫阿里 (Sultan Sharif Ali)
小國家，僅比香港大五倍，但要鞏固自身安全、博 基亞皇朝和石油利益，就不得不小心考慮。馬來西亞 把新加坡趕出馬來西亞聯邦，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變相 成為競爭對手。印尼雖然信奉伊斯蘭教，但是印尼的 貪污問題長年不能解決。新加坡和汶萊有不少相似地 方，新加坡是華人主導，汶萊是馬來人主導；新加坡 面積比汶萊細小，而且鄰近馬來西亞，文化都很相 似，因此汶萊選擇了新加坡作為長期盟友。比如新加 坡和汶萊互設大使館在對方首都，兩國領袖在重要 日子互訪，兩國貨幣一兌一互等匯率，新加坡進口 教科書、藥物及重要日用品，汶萊把石油給新加坡 提煉；新加坡航空公司辦公室置在首都中心地區， 也就是蘇丹奧馬阿里沙義夫丁街，新加坡在汶萊的
罕默德沙之女娶嫁福建人黃總兵，而黃總兵又有女
。汶萊在經濟上，除了新加坡，鄰近選擇的經濟合 作對象就是中國，汶萊國內第二最大的人口，就是 華人，佔當地人口15%，而這些華人在汶萊雖然沒 有公民地位，但是有居留地位，能拿到汶萊公民的 人其實很少，若在40年代中期前來到汶萊的人就有 公民權，但之後的華人要考公民試合格且連續居住 汶萊25年方可獲得，而且能得到的人數也很少。但 這些華人自身的語言和背景，卻是汶萊和中國建交 的重要人才，所以汶萊外交部和財政部，就有華人 擔任，但不會很高級，不過當汶萊和中國有交往時 候，這些人就大派用場。其實可以說，首都斯里巴 加灣市之能建成，也得力於華人的努力，特別是福 建華人，至於汶萊西部馬來弈縣，則主要是四邑人 和少數印度人、原住民建設。汶萊並沒禁止華人宗
最高專署置在汶萊外交與貿易局隔離；而汶萊駐新
教信仰，雖然伊斯蘭法下不能向穆斯林宣傳非伊斯
加坡最高專署，也同樣就在新加坡外交部不遠處。
蘭教的宗教，但是汶萊首都有道教、佛教、基督教
不但如此，如果細心發現，就會看到新加坡市中心
等宗教場合。其實美國駐汶萊使館官員來訪汶萊騰
的設計，和汶萊首都斯里巴加灣市的格局，非常相 似，且有填海而得之地(奧馬阿里清真寺及哈山納博 基亞基金大廈原本是海的)。新加坡市中心，新加坡 河以南，以民居為主，新加坡河以北，以政府建築 物為主，有不少外國使館在此，新加坡歷史博物館 也在新加坡河以北。汶萊斯里巴加灣市中心，汶萊 河以南，以水鄉居民區為主，汶萊河以北，以政府 建築物為主，有不少外國使館在此，汶萊歷史博物 館也在汶萊河以北。兩國河以北甚至有一個重要公
雲殿 (在Radisson酒店對面)，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 美國關注和研究汶萊在推行伊斯蘭法下，華人的宗 教活動有多大程度上可以繼續進行和得到保留。 當然，皇室以捍衛和弘揚伊斯蘭為宗教責任，和中 東國家交好，鞏固皇權及提高蘇丹政教合一地位， 所以汶萊把蘇丹奧馬阿里沙義夫丁清真寺建在市中 心，首都有不少伊斯蘭教國家的外交使館，像沙地 阿拉伯、阿曼、巴基斯坦、印尼、孟加拉等國家。 自伊斯蘭化後，汶萊就和菲律賓南部的蘇祿、北部
園，新加坡的公園代表的是新加坡自古至今的歷史，
的呂宋、馬來亞半島的霹靂、彭亨和廖內等各地蘇
汶萊蘇丹奧馬阿里沙義夫丁公園，代表的是見證汶
丹通婚，因此今日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尼邦交也
萊七百多年歷史、後來改建而成的公園。兩國首都 的東南部，就有海關往印尼或馬來西亞。如此匠心 獨運的城市建設，不得不說是見證兩國首都外交的 獨立模式。也因為汶萊選擇了新加坡為盟友，且是 眾多伊斯蘭教國家較安全的國家，因此汶萊是唯一 一個伊斯蘭教國家可以有美國免簽證待遇的國家。 汶萊雖然捍衛馬來伊斯蘭君主制以鞏固其自身皇權， 但並沒太大阻礙華人生活和文化交流。儘管2013年 18
是很重要的，在首都就見到他們的大使館。不但如 此，他們和中國南京作為姐妹城市，還有著特別的 意義，即蘇丹阿都馬捷哈山 (Sultan Abdul Majid Hassan)，是在南京去世和下葬的，選擇和南京作 為姐妹城市，不但是因為大家都是千年古都，更有 皇室親情的考慮。同時，在首都街名，還可看到 不少英國保護國時代的痕跡，像首都中心就有好 幾個街名，包括伊莉沙伯二世路 (Jalan Elizabeth Dua)、羅拔路 (Jalan Roberts)、麥阿瑟路 (Jalan
McArthur)、占斯皮斯路 (Jalan James Pearce) 等，這些都是汶萊為英國保護國時的重要官員或 元首名字，麥阿瑟是成為保護國後第一個長官；Jalan
Stoney是紀念Stoney捍衛水鄉居民繼續居
住的權利，因為英國政府曾經計劃過清拆；Jalan Cator是指1916年至1920年擔任長官的英國人Cator，Robert是1906年公共工程部部長，Pearce是 1950年教育主任等，展示汶萊首都與英國的特殊歷 史關係。 但對汶萊首都斯里巴加灣市來說，向外交展示汶萊 文化實力的最佳地點，又能讓外界認識汶萊首都， 正是汶萊水鄉和蘇丹奧馬阿里清真寺。水鄉就是汶 萊的地標，也是反映早期汶萊的原貌，因為傳說蘇 丹穆罕默德沙自淡武廊下汶萊時，就見到這樣的水 鄉，數百年來一直沒太大變化，最能反映汶萊首都 的文化。而與之相襯托的是用黃金製造圓頂的蘇丹 奧馬阿里沙義夫丁清真寺，雖則水鄉有不少富民， 然其樸素之水鄉與富麗堂皇之清真寺相比，絕對是 汶萊向外展示城市實力的最佳設計，每到一定時 間，水鄉就會聽到聲音洪亮的呼籲人們祈禱聲，彷 彿在訴說著汶萊古典與現代交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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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與香港：
中國「城市外交」 案例淺析 洪明超丨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候選人 上海於1842年中國清朝政府簽訂下的《南京條約》
未有地模糊；非國家行為體開始從經濟、文化、政治
列為對外通商口岸，隨後國際列強在上海地域劃設租
等方面顯著影響國際關係的實踐，削弱了國家獨力壟
界，拓展勢力，外國人進駐經商，令上海成為「十里
斷處理國際關係的地位。國家或中央政府在制定和執
洋場」、中國的「國際文化集中地」。另一方面，同
行外交政策時，積極地向城市等地方政府和次國家行
是《南京條約》亦開始了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的歷
為體實施「權力下放」（devolution）成為一大趨
史。在「日不落帝國」的殖民戰略下，被定位為轉口
勢。
港的香港是英國位於遠東地區重要的樞紐，具備連接 西面印度和東面馬來亞的功能，輻射範圍更南至大洋 洲，北臨日本列島。1949年後，香港一度成為新中國 窺探世界的窗戶；1970年代中期中國改革開放後，香 港憑藉高速起飛的經濟成為中國門戶，連接中國與世 界。上海則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縮影，在1992年鄧小 平南巡後獲中央定調重點發展，如今重獲國際城市地 位。從學術理論上可以說，滬港兩市在「城市外交」 （city diplomacy）的框架下，以各自不同的條件和 特點進行著外事（external affairs）活動，一方面實 現國家的廣泛政策目標；另方面對城市自身而言，有 著促進發展，增強於國內、區域，以至國際的影響力 的作用。 「城市外交」理論源流與中國「城市外交」的特色
而學術界早於20世紀80年代開始對研究城市或和地 方政府的外交角色產生興趣，至於城市外交的理論 源頭其實可追溯至1990年美國學者詹姆斯．羅斯瑙 （James Rosenau）提出的「兩個世界政治的世 界」（two worlds of world politics）理論；1其後 伊夫．杜恰切克（Ivo D. Duchacek）等人提出的 「平行外交」（parallel diplomacy）2；布賴恩． 霍金（Brian Hocking）的「多重外交」（multilayered diplomacy）理論亦被視為城市外交概念化的 鋪墊。3 最終「城市外交」的概念於2007年由荷蘭國際關係研 究所（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外交項目主任羅吉爾．范．德．普拉伊吉 姆 （Rogier van der Plujim）和簡．梅利森（Jan
冷戰結束後的現代全球化浪潮下，以及氣候變化等全
Melissen）確立。普氏和梅氏二人將「城市外交」
球問題的出現，國內事務和國際事務的分野變得前所
定義為「城市以代表它們自身及代表它們面對他者
1 James N. Rosenau,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243-297. 2 Ivo D. Duchacek, ”Perforated Sovereign Ties: Towards a Typology of New Act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Fed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ole of Subnational Units, ed. Hans J. Michelmann and Panayotis Soldatos, (UK: Clarendon Press, 1990). 3 Brian Hocking, Localizing Foreign Policy: Non-central Governments and Multilayered Diplomacy,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imited, 199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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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利益為目標，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與行為體築構
導下，與日本神戶配對成為中國的第一對「友好城
關係的制度和過程」。4 在這個定義下，執行和實踐
市」。截至2016年5月24日，中國大陸（不包括香港
城市外交的主體明確為市長（mayor）、市議會議
和澳門）已有30個省、461個城市，和五大洲133個
員，和市政府的公務員。
雖然「城市外交」和由政
國家、496個省（包括州、縣、大區、道）、1,524
府針對公眾為對象而實施的「公共外交」（public
個城市結為2,297對「友好城市」。6 范．德．普拉伊
diplomacy）有重疊部分，但「城市外交」的代表例
吉姆和梅利森認為城市為自身和社群利益而投身城
子「友好城市」（twin towns）是「城市對城市」層
市外交，而公民運動亦是城市參與外交活動的一個重
面的外交活動，是為「城市外交」的一個特性。城市
要推動因素。7 與此不同的是，中國的城市外交實踐
外交以城市或地方政府的組成人員為執行主體，亦明
具有濃厚為國家利益服務的色彩。2004年，時任天
確與以公民社會為主體的「民間外交」（civil diplo-
津市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秘書長龔鐵鷹在學術論文中提
macy）區分開來。
出城市外交是總體外交的一個組成部分，性質屬於半
5
國際間對於城市外交的實踐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在歐洲興起的「友好城市」項目，讓城市間就共同 利益和處理問題交換意見，互相學習，務求在整個歐 的洲層面上找到解決城市問題的方法；此外，友好城 市項目亦有促進市民間友誼的目標。2001年成立的 「全球本土化論壇」（The Glocal Forum）重視城 市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認為各國大城市的市長已被 賦予外交官的使命。2004年世界城市與地方政府聯 合組織（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UCLG）由當時幾大城市和地方組織合併而成，是為 目前國際間開展城市外交的一個重要舞台。 中國的城市外交早源於20世紀70年代，當然雖然尚 未出現「城市外交」這一明確的概念，但城市外交 的實踐早已大大超前了與之相關的學術研究：1973 年，天津在當時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直接指
官方外交。8
2009年11月8日，時任中國人民對外友
好協會會長陳昊蘇在中國國際友好城市大會開幕式 致辭，強調城市外交要服從和服務於總體外交。9 而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4年5月15日舉行的中國國 際友好大會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成立60周年紀 念活動上發表講話，強調要推進城市外交，大力開 展國際友好城市工作，促進中外地方交流；是為中 國領導人首次明確提出城市外交的概念，對中國城 市外交的實踐而言具有標誌性意義。10 清華大學國際 關係學系副教授趙可金指出，目前中國普遍城市在 實踐城市外交時，都服從中央統一指揮，圍繞堅持 「三個服務」，即服務中央總體外交；服務地方經 濟社會發展；服務地方日益增長的國際交往需求。 11 上海：轉型中的中國城市外交典型案例 上海自19世紀開埠以來，一直是中國與世界交流的重
4 Rogier van der Plujim, “City Diplomacy: The Expanding Role of Cit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Hague,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Diplomacy Papers No. 10, April 2007) 5 Ibid. 6 《中國國際友好城市聯合會 -- 友城統計》， http://www.cifca.org.cn/Web/YouChengTongJi.aspx,上網日期：2016年 5月24日 。 7 Van der Plujim, “City Diplomacy: The Expanding Role of Cit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8 龔鐵鷹：“國際關係視野中的城市 – 地位、功能及政治走向”，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8期，第42頁。 9 陳昊蘇：《在中國國際友好城市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國國際友好城市聯合會，2008年11月8日，http://www.cifca. org.cn/web/videoDetails.aspx?id=1542&ztid=26. 10《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講話》，中國國際友好城市聯合會，http://www.cifca.org.cn/web/videoDetails.aspx?id=1547&ztid=26%E3%80%82, 上網時間：2016年5月27日。 11 趙可金，陳維：“城市外交：探尋全球都市的外交角色”，載《外交評論》2013年第6期，第61-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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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地方，故上海是中國城市外交實踐方面的一個典型 案例。2015年版的《中國公共外交發展報告》中提 到，目前上海的公共外交實踐已歸結出「上海經驗」 ，供中國其它城市參考。 上海的城市外交可以2010 12
年上海世界博覽會作為分水嶺。此前上海已分別於 1999年和2001年舉辦過《財富》全球論壇，以及亞 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世博後， 上海於2014年5月舉辦了第四屆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 措施會議，獲4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領導人、負責人 或代表及其夫人參與。2014年10月31日，全球首個 「世界城市日」活動在上海舉行，內容包括以「城市 轉型與發展」為主題的一系列慶典、論壇、展覽和宣 傳活動。通過這次「世界城市日」活動，上海加深了 和世界其它城市的交流，並對外宣傳了上海的城市建 設經驗，推動上海建設成為「全球城市」。
少75間外國領事館，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的地方 截至2015年底，累計落
戶上海的跨國公司地區總部達535家、外商設立的投 資性公司312家、外資研發中心396家。14
在轉型，中國的城市可配合吸引更多重要國際組織到 來落戶；（二）中國的城市可在公共外交方面發揮更 大作用，令外國民眾能對釋除對中國崛起的疑慮，理 解其性質和目的；（三）中國城市可通過與外國城市 的交往，分享自身的發展經驗，向國家的援助外交提 供資源和支援。18 陳志敏亦提及中國的城市外交正向 市場放權化、民生趨向化和規制改革化方向發展。19 上海的「城市外交」則一直主要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外 事辦公室，以及上海市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兩個分別官 方和半官方的機構統籌協調。而上海政協對外友好委 員會於2015年7月發表政策諮詢報告，一方面建議上 海的城市外交實踐按照中央部署，服務於中國的「大 外交」和「強外交」；另一方面亦強調上海城市外交 需要戰略、模式、規模和資源創新；重心下移往基層
此外，上海的城市外交成果亦包括：該市目前有至 政府辦事處也落戶上海。13
學院院長陳志敏最近提出：（一）中國的大國外交正
同時，上
海與55個國家的80個城市（含省、州、縣、大區、 道）建立了友好城市或友好交流關係。15 最近統計顯 示，在滬的外國常住人口有逾17萬。16 2016年1至3 月的訪滬外國遊客逾1千4百萬人次，同比增長4%。17
化交流方向發展，傳達了市場放權化和民生趨向化的 訊息。20 香港：從外事實踐中取得「城市外交」實果 香港於1997年7月1日主權回歸後，成為中國的一個 特別行政區。香港外事活動的展開受《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下稱《基本法》）所規 制。《基本法》第二章第十三條所定：
「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
上海的城市外交目前正配合中國的總體外交，進入轉
交事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在香港設立機構處理
型期。專研公共外交的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
外交事務。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
12 李永成，胡泊：“打造全球城市”：上海城市公共外交的品牌戰略”，載趙啟正，雷蔚真 主編《中國公共外交發展報告 （201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13 《外國在華設立領事館突破186家 上海數量最多 – 新京報（微博）》騰訊新聞，http://news. qq.com/a/20150406/002384.htm, 上網時間：2016年5月26日。 14 《回首十二五| 内地之首，535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落戶上海 – 澎湃新聞網》網易新聞，http://news.163. com/16/0101/10/BC8550E900014AED.html, 上網時間：2016年5月26日。 15 《上海外事辦 -- 上海市國際友好城市及友好交流城市總體情況》，http://www.shfao.gov.cn/wsb/node466/ node548/node549/index.html, 上網時間：2016年5月26日。 16 《上海統計年鑒2014 -- 表2.11 主要年份在滬外國常住人口》，上海統計網，http://www.stats-sh.gov.cn/tjnj/nj14. htm?d1=2014tjnj/C0211.htm, 上網時間：2016年5月26日。 17 《上海市統計局 -- 2016年3月國際旅遊入境人數》，2014年4月20日發佈，http://www.stats-sh.gov.cn/ sjfb/201604/288130.html. 18 陳志敏：“新時期中國城市外交的轉型與全球治理”，載《上海城市管理》2015年第1期，第24頁。 19 同上。 20 《上海政協—關於上海推進城市外交，加強“兩個服務”的建議》，2015年7月2日發佈，http://shszx.eastday.com/ node2/node5368/node5376/node5388/u1ai94984.html.
22
法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 21 《基本法》第七章對外事務中的第一百五十一條又列 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 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的名 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
與上海不同的是，香港政府沒有專職負責外事的單一 機構，中國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代表中央政府協 調處理涉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行政、軍事外事問 題和事宜，主要為香港參加有關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 問題；處理有關國際公約在港的適用問題；協助辦理 香港特別行政區與涉外雙邊協定的有關事宜；協調處 理外國在港設立領事機構或其他官方、半官方機構的
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 22
有關事宜；以及承辦外國國家航空器和外國軍艦訪問
第一百五十二條的內容則為：
國際性的的經濟貿易交流會、訪問團、展覽活動；接
「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同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 的、適當領域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可派遣代表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的成員 或以中央人民政府和上述有關國際組織或國際會議允 許的身份參加，並以“中國香港”的名義發表意見。 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不以國 家為單位參加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23 第一百五十三條訂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的國際協議，中央人民政府可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情況和需要，在徵詢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決定是否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 區。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參加但已適用於香港的國際 協議仍可繼續適用，中央人民政府根據需要授權或協 助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作出適當安排，使其他有關國 際協議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24
香港等有關事宜。25 香港貿易發展局承辦對外和參加 待訪港貿易團；協助香港中小企業聯繫全球業務夥 伴。26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禮賓處負責與各國派駐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龐大領事團聯繫，並為這些領事團提 供東道政府服務。禮賓處亦代表特區政府接待訪港的 國家及國際顯要，並策劃和統籌外國皇室成員及政府 高層領導人的正式訪港活動。27
例如2016年，香港
特首梁振英邀請了逾40個國家的駐港領事到禮賓府 參加農曆新年派對，並一同向香港市民拜年。28香港 政府缺乏推動香港外事或城市外交實踐的意識。筆者 檢索2013年至2016年四份施政報告內容，完全沒有 出現「外事」或「外交」兩個用詞，僅2014年的施 政報告中出現了一次「境外交流」一詞。29 但若以城 市外交的幾個成效指標檢視香港，則會發現從意義上 香港取得了城市外交的實果：直至2016年4月1日， 駐港外國代表機構共有61間總領事館，59間領事館 及6間官方認可代表機構。30 香港以「中國代表團成 員」身份參加36個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政府間國際
21 同上，第31頁。 22 同上。 23 同上，第31-32頁。 24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 – 公署職能》，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 fmcoprc.gov.hk/chn/zjgs/gszn/, 上網時間：2016年5月27日。 25 《香港貿易發展局 – 關於我們》，http://aboutus.hktdc.com/tc/#home, 上網時間：2016年5月27日。 26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 政府總部禮賓處 – 歡迎辭》，http://www.protocol.gov.hk/chi/welcome/, 上網時間：2016 年5月27日。 27 《梁振英新年賀詞 邀請逾40國駐港領事拜年》，信報財經新聞，2016年2月7日，http://www.newsjs.com/url. php?p=http://www2.hkej.com/instantnews/current/article/1238294/%E6%A2%81%E6%8C%AF%E8%8B%B1%E6%96 %B0%E5%B9%B4%E8%B3%80%E8%A9%9E+%E9%82%80%E8%AB%8B%E9%80%BE40%E5%9C%8B%E9%A7%90%E6%B8% AF%E9%A0%98%E4%BA%8B%E6%8B%9C%E5%B9%B4 28 《二零一四年施政報告演辭全文》，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4/chi/pdf/PA2014.pdf, 上網時間：2016 年5月27日。 29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 政府總部禮賓處 – 領館及官方認可代表》，http://www.protocol.gov.hk/chi/consular/,上網 時間：2016年5月27日。 30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對外事務》，http://www.cmab.gov.hk/tc/issues/external1.htm, http://www.cmab.gov.hk/tc/issues/external2.htm, 上網時間：2016年5月27日。
23
組織；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42個不以國家為單 位參加的政府間國際組織。31 香港政府於華盛頓、東 京、倫敦、悉尼、新加坡等11個國際主要城市設有海 外經濟貿易辦事處。32 此外，2015年，境外母公司駐 港的地區總部數目達1,401個。33 直至2015年8月，香 港人口有約724萬，當中外籍人士佔8%。34 至3月訪港的非中國內地旅客逾330萬人次。
2016年1 35
香港貿
易發展局每年於香港舉辦近30個國際性貿易展覽會， 以及參加全球超過300個商貿活動。36 辦的「M」品牌大型體育活動有12個。
香港2016年舉 37
2016年香港
主要的文化盛事包括香港花卉展覽，以及山頂抬轎比 賽暨慈善嘉年華。38 香港取得以上外事或城市外交， 這與它長期作為國際城市的歷史背景，以及作為中國 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擁有獨特的政治、行政和經濟地 位不無關係。 總結 上海的城市外交實踐正朝將上海打造成「全球城市」 的目標展開，並踏入轉型期，將加深為國家的廣泛政 策目標服務，於操作方面則將向市場及基層人民放 權。香港則憑獨特的政治、行政和經濟地位，從外事 實踐中獲得城市外交的實果，於促進香港城市自身和 香港社群利益方面取得重大成就。香港在中國「一帶 一路」戰略中被賦予「超級聯繫人」角色，此外香港 亦在人民幣國際化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預期未來 香港外事或「城市外交」的實踐，為中國國家利益和 政策目標服務的目的和作用將會加強。
31 《香港政府一站通 -- 香港境外辦事處》，http://www.gov.hk/tc/about/govdirectory/oohk.htm, 上網時間：2016 年5月27日。 3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 政府統計處 -- 代表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 sub/sp360_tc.jsp?tableID=133&ID=0&productType=8, 上網時間：2016年5月27日。 33 《香港政府一站通 -- 香港概況》，http://www.gov.hk/tc/about/abouthk/facts.htm, 上網時間：2016年5月27日。 34 《香港旅業網 -- 2016 年 3 月訪港旅客統計》，http://partnernet.hktb.com/filemanager/intranet/ViS_Stat/ViS_ Stat_C/ViS_C_2016/Tourism_Statistics_03_2016_0.pdf, 2016年4月29日發佈。 35 《香港政府一站通 – 展覽活動》， http://www.gov.hk/tc/business/global/trade/,上網時間：2016年5月27日。 36 《「M」品牌活動日程（2016）》，http://www.mevents.org.hk/tc/calendar.php, 上網時間：2016年5月27日。 37 《香港政府一站通 -- 主要盛事及活動》，http://www.gov.hk/tc/residents/culture/recreation/#/tc/residents/culture/events/,上網時間：2016年5月27日。
24
Saudi – Iranian future:
3 games – 3 scenarios Manal Saadi丨 Postgraduate Researcher, Geneva-based UMEF University Manal Saadi, of Saudi-Moroccan origins, is a postgraduate
While the Shah was in power, Iran’s relations with
research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 at the
the Arab Gulf States were normalized, Iran’s navy
Geneva-based UMEF University.
used to act as the policeman of the gulf. The
She was attached to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Morocco to the UNoG and other Geneva-based IOs, as well as to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GCC to the UN in Geneva.
There is no need to argue on Saudi Arabia and Iran as the two biggest regional powers in the Gulf, the rising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ho are engaged in proxy wars in Syria, Yemen, Iraq and somehow Bahrein had installed
situation has changed when the Iranian Islamic revolution occurred in 1979, with consequences on both countries and on their relationships. Iran’s Ayatollah wanted to export their respective model and undermine Saudi Arabia that Iranian officials see as corrupt and unworthy due to its rel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 The Shia country is also supporting Shia communities in the Gulf which is seen as a direct threat
a climate of Cold War.2.
to Saudi Arabia. Not only the leaders of the Ira-
How did we get there?
country, but they also see them as treacherous
Saudi Arabia existed since 1932 as a Sunni country and the birthplace of Islam. Its history of creation is so unique, mesmerizing and fascinating.
nian revolution see Saudi Arabia as a corrupt and disloyal. The reason behind is more than a Shia-Sunni rivalry; it is important to contextualize the order before the Islamic revolution; an oil embargo was occurring in the world where Iran’s leaders wanted to stop selling oil to West-
Iran, has a glorious past, with various empires that conquered the Arab-Islamic world at certain period of time.
ern powers. They called upon Saudi Arabia to do the same in retaliation toward countries who helped Israel in the « Yom Kippur War », but Saudi Arabia didn’t stop selling its oil, and decided to increase the price of the barrel to destabilize the economy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at helped Israel, without disturbing their strategic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delayed.
Iranian Islamic revolution. Source: Wikipedia.
The succession of events from 2011 where Iran wants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a possible vac 25
uum of power during the Arab Spring, by supporting the Shia protests that erupted in Bahrein and the idea of a Shia Islamic republic, has proved the ability of Saudi Arabia and the GCC to sends its troops into Bahrain. Was it a symbolic gesture, or a warning for Tehran? Then it cames to Yemen, Iraq and Syria, where today Saudi Arabia and Iran are engaged in a proxy war. The Iranian Nuclear deal with the P5+1, the uncontrolled situation in Yemen, the Hajj crush where Iran claimed more than 400 dead citizens, The execution of 27 Sunnis by the Iranians, the execution of Nimr al Nimr (a Shia Sheikh) by the Saudis, the attack of the Saudi Embassy in Teh-ran, then the cuts of the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ri-valry. What is for the future to expect? 3 games
Saudi Arabia’s King Salman. Source: Wikipedia
mutual threat is not enough to push for negotiations what can be the other solution?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Iranian deal, the Saudis seem to be fed up with the shock therap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exerting in the region at a point that they refused a seat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3 scenarios
Saudi Arabia is today looking for new partnership
Accommodation game:
of the GCC has proved the lack of confidence of
In this scenario, Saudi Arabia and Iran will have to sit in the table of negotiation and find a compromise. But how can two rival countries negotiate? common interest if there is any or a mutual threat? Iran and Saudi Arabia are both rich countries, with large access to natural resources, big territories and their economic model is based on oil. If there is no common interest between the two powerful states in the region, the creation of ISIS constitute a threat to both governments. Iran doesn’t want a powerful Sunni group in Iraq and Syria and ISIS is threatening the Gulf monarchy. However, Teh-ran and Riyadh seems to have no intention to lower the temperature and talk again for a potential solution toward the defeat of « Daesh », and the rivalry between them is distracting attention from the war against ISIS. I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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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latest highest meeting the Saudis regarding their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ensions between Riyadh and Tehran, the Americans show no will to interfere and defend the interest of their historical ally, and Saudi Arabia is being exacerbated by the Washington-Tehran reconciliation. Recently Saudi Arabia’s King Salman met the Chinese President in Riyadh where they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temperature gas-cooled reactor that can help the growing energy demand for electricity and water desalination in the Monarchy. This will also evolve the beginning of a nuclear program in Saudi Arabia. Actually, Since 2006, The monarchy was projecting to construct and promote a peaceful nuclear capacity program within the GCC, and in 2007 the six Gulf States studied with the IAEA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the feasibility for a regional nuclear pow-
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France. Saudi Arabia
involved in Yemen and in Bahrain while Saudi
started singing many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Arabia would pull-out its intervention in the Syrian
for a nuclear cooperation with different coun-
conflict, and Iran would join the war against ISIS.
tries as France, Argentina, South Korea, China. Recently, in June 2015, Russia and Saudi Arabia signed an agreement for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nuclear energy including the design, construction, operation of nuclear pow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other aspects related nuclear reactors. Now, what if Saudi’s decide to weaponize the use of nuclear? It will have subsequent effects in the region and will lead to an arms escalation
Destruction game: The year 1979 marked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 the Iranian theoretical or « spiritual » leader was aiming at exporting the Shia-Islam brand to Shiites minorities within the Middle East, this constitute a threat for the powerful Sunni-Monarchy, as it can undermine the existing equilibrium in the region. The Iranian clerics were urging the Shiites
of WMD.
communities of the gulf States to rebel against
Nevertheless, if this situation is unwanted, it can
Arabia, Kuwait, Bahrain and Iraq.
bring back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the history has
their rulers, and demonstrations started in Saudi
proved it.
A year later, Iraq attacked Iran, and the two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interests of Iraq, and the Gulf countries, more pre-
United States were expending their ballistic mis-
cisely Saudi Arabia; despite the support by west-
siles, the Cuban missile crises and the threat of a
ern countries, this war undermining the West’s in-
nuclear war between the two blocs that can de-
terests in terms of oil flows disruption. Saudi Arabia
stroy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y be the
with Kuwait were financing Iraq, and the United
world, had generated the need for negotiations
States was indirectly supporting the Iraqi govern-
to find a compromise. Khrushchev was going to
ment by cutting off Iran’s supplies. The Iranian rev-
dismantle the offensive weapons in Cuba and
olution, followed by the war installed a climate of
in exchange the U.S made a public declaration
increasing rivalry between the powerful Shia and
that it would never invade Cuba without a direct
Sunni countries. With the recent uprising of the
provocation, but it also said it would dismantle
Arab Spring, the situation intensified.
its missiles from Turkey and Italy. The outcome of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two blocs resul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otline between the Kremlin and Pentagon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
countries engaged in a war that was serving the
Since the conflict in Syria and Yemen seems to offer no political solution, a climate of cold war is installed in the region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detente » period.
Iran.
The struggle of power in the region between
The 3rd round of the Geneva peace talks about
Saudi Arabia and Iran is already leading to an arms escalation, and it might be possible for both countries to start a weaponization of nuclear facilities, it doesn’t matter who will start first, as long as the other will follow. Pakistan never wanted a nuclear bomb until India got one. Achieving parity with a rival country would lead to sit in the table of negotiation and the achievement of a compromise. Iran can promise not to get
Syria, included the participation of delegates from the Saudi-backed opposition, the delegates from the Syrian government, the High Negotiations Committee and other opposition figures to discuss a possible ceasefire, relate of prisoners, humani-tarian aid deliveries and the threat posed by ISIS. The problem is that neither the opposition nor the actual Bashar’s government wants to negotiate with each others, and neither Saudi Arabia and Iran are willing to bury
27
the hatchet in Syria. With the Iranian nuclear deal,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Iran and the west and the failure of finding a solution in Syria and Yemen,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powerful nations in the
Syria. What is certain is that a Third World War can leave the economy,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Iran and Saudi Arabia completely destroyed, and would change the actual « World Order ».
regions are reaching their peak. One should not
Conversion:
forget that the assassination of Archduke Ferdi-
Since the Arab Spring, Iran started increasing its
nand was sufficient to cause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oday a small incident in the region can have large consequences. Both nations are exacerbated from each others, we can imagine a small event going wrong in Syria or Yemen leading to a direct war between Iran and Saudi Arabia. A war in the region can erupt at any moment, it is certainly the least preferable scenario, but the most likely to happen if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regional powers are not softened. A direct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influent States would undermines the west interests, the oil prices, and the economy of the world and will shift a regional war to a Third Word War. In one side,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European powers would back Saudi Arabia and the other Arab Golf States; on the other side Russia would back Iran and Syria militarily and financially. Who will be the winner? We can’t tell, but a War is very expensive for both countries and for their allies, especially for Russia that is now suffering economically from its intervention in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Middle East. In Iraq, it has sent its soldiers to fight alongside the Iraqi Army, in Syria the Iranians are financially supporting the Assads government, Hezbollah in Lebanon and the Houthis in Yemen are backed by Iran. Can Iran’s rising power destabilize the region stability and create a conversion of power? As my professor Anis Bajrektarevic well summarized on the Gulf and its surrounding intellectual scenery: “as it solely bridges the two key Euro-Asian energy plateaus: the Gulf and Caspian. This gives Iran an absolutely pivotal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posture over the larger region – an opportunity but also an exposure! ...Nearly all US governments since the unexpected 1979 Shah’s fall, … have formally advocated a regime change in Teheran. On the international oil market, Iran has no room for maneuver, neither on price nor on quotas. Within OPEC, Iran is frequently silenced by a cordial Saudi-led, GCC voting”. Therefore, only now, the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against Iran are formally lifted, which reconnected Iran to the global economy. The European embargo on Iranian oil is to come to an end and the Iranian banks will re-establish connections with the Euro-pean banking system and private companies would be able to operate with no fear of a western sanction. Nowadays, Iran is representing a diverse emerging market in the fields of manufacturing, retail and energy. The public sphere was demonizing Iran for dec-
Borders of Israel during Arab Spring. Source: Wikipedia.
ades, but with the Rouhani government Iran is converting to a charming country. Jawed Zarif, Iran’s foreign minister, gives the image of an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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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for negotiations, that is looking for long term solution and for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nd in the world, but also a country that is trying to improve the economical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of its young citizens. Meanwhile, Saudi Arabia is suffering from a huge deficit in its public financing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the crash of the crude prices, the deficit in the resource-rich Monarchy is more than 20% of the GDP that is according to Saudi Arabia’s finance minister around $120bn. To balance the budg-et, the kingdom needs an oil price of 100$ a barrel, its decision to keep the production high caused the plunge of the oil prices. The decision of OPEC with the influence of Saudi Arabia to keep the production high, is going to burden the U.S shale oil and put the U.S gas industry under pressure, which can und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llies in the region. The emergence of a prosperous Iran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could serve as a pattern in the region, and shift the attention from the petrodollar monarchy to the « charming » country not far from it. While today Iran is improving its image in the public opinion, changing from the « devil » to « the sexy lady », Saudi Arabia’s model of « Wahhabism » is more and more connected to Islamic ex-tremism and is blamed of causing terrorism. Iran can use its new charisma plus its energy resources to attract the west, improve the situation in the country, offer a stability in Iraq and Syria and fill all the gaps where Saudi Arabia has failed. The two regional powers are playing a poker game... Will the winner take i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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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Caucasus the next Syria -
Don’t forget OSCE Aleksandra Krstic 丨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Kent University
Aleksandra Krstić, studied in Belgrade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 Moscow (Plekhanov’s IBS). Currently,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at the Kent University in Brussels (Intl. Relations). Spe-
tion tools? The very mandate of the Co-Chairmen of the
cialist for the MENA-Balkans frozen and controlled conflicts.
OSCE Minsk Group is based on CSCE Budapest
Contact: alex-alex@gmail.com
conduct speedy negotiations for the conclusion
The recent all-shoot out in Azerbaijan between the ethnic Armenians and Azerbaijani forces brought yet another round of casualties, psychological traumas and property destructions. Sudden and severe as it was, the event sent its shock waves all over Caucasus and well beyond. Is Caucasus receiving the ‘residual heat’ from the boiling MENA? Is this a next Syria? Is a grand accommodation pacific scenario possible? Or will it be more realistic that the South Caucasus ends up violently torn apart by the grand compensation that affects all from Afghanistan up to the EU-Turkey deal?
of a political agreement on the cessation ofthe
Most observes would fully agree that for such
eruption of violence in the region in late March/
(frozen) conflicts like this between Azerbaijan and Armenia, mediation and dialogue across the conflict cycle have no alternative. Further on, most would agree that the OSC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with its Minsk Group remains both the best suited FORA as well as the only international body man-
Summit document of 1994, which tasks them to
armed confli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which will eliminate major consequences of the conflict and permit the convening of the Minsk Conference. In Budapest, the participating States have reconfirmed their commitment to the relevant Resolu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and underlined that the co-Chairmen should be guided in all their negotiating efforts by the OSCE principles and agreed mandate, and should be accountable to its Chairmanship and the Permanent Council (PC). Nevertheless, as it emerged from this sudden early April of 2016, the OSCE and its Minsk Group have been side-stepped from the settlement process. Why? Over the years, the role of the OSCE and its participating States, including those that are members of the Minsk Group, has been limited
dated for the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to extending formal support to the activities of
However, one cannot escape the feeling that
the conflict resolution process into conflict con-
despite more than 20 years of negotiations, this conflict remains unresolved. What is the extent of the OSCE failure to effectively utilize existing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post-conflict rehabil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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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chairmen. It gradually led to change tainment activities as reflected in artificial and out-of-mandate prioritization of tasks of the co-Chairmen to focus on prevention of esca-
lation rather than lasting solution, and interfer-
ples is in direct contradiction to the letter and
ence with the activities of other international or-
very spirit of the Helsinki Decalogue and its Final
ganizations wish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true and
Act, which in seven out of ten principles places
comprehensive settlement of the conflict.
strong emphasis on the necessity to fully respect
In parallel, one may observe rather selective approaches by some OSCE Member States and regional groupings to the principles with regard to the protracted conflicts in the OSCE area.Most observes would fully agree that for such (fro-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borders of states and their territorial integrity against any attempt of forceful acquisition of territories or change of borders, and (one-sided) application of self-determination.
zen) conflicts like this between Azerbaijan and
Such a deviation from the agreed character of
Armenia, mediation and dialogue across the
theprinciples unfortunately provided Armenia
conflict cycle have no alternative. Further on,
with a card blanche to justify its territorial claims
most would agree that the OSCE (Organization
against Azerbaijan, consolidate the status-quo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with its
and made the process of settlement depend-
Minsk Group remains both the best suited FORA
ent on whims of the Armenian side.
as well as the only international body mandated for the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Several FORAs (incl. the OSCE mechanisms)
In parallel, one may observe rather selective ap-
the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that the parties need
proaches by some OSCE Member States and re-
to demonstrate political will and to make neces-
gional groupings to the principles with regard to
sary compromises (‘no way to exert pressure on
the protracted conflicts in the OSCE area.
the sides’ and ‘we can only be a communica-
As an ending result, the Organization as such lost its control over the process. Such a lack of
openly claim that they have no responsibility for
tion channel between the two conflicting parties’ lines of usual rhetoric).
control over the activities led to negligence to
In the meantime, Armenia keeps holding a pre-
inherent balance and inter-linkage between
mium over th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terri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Security
ries of Azerbaijan, which it continues to occupy.
structure of Europe achieved ever – the Helsinki
Clearly, that ‘process’ is far away from OSCE
Final Act. It is rather dangerous and counterpro-
principles and commitments, and will danger-
ductive to equalize the principles of non-use of
ously backfire elsewhere in Europe.
force against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f the States,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equal rights and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which some publicly present as a basis for a settlement. Misinterpretation is evident even in
Unless we want another Syria, and yet Europe entirely enveloped by the insecure neighbourhood all the way from Mediterranean to Caucasus, we need a tremendous progress in the set-
naming of these principles.
tlement of the conflict. Over last years, most of
These voices claim that there is no hierarchy
blocked in the OSCE. Discussion on the conflict
among the above mentioned principles and
has been turned into a taboo within the OSCE,
that these elements should be observed and
even when the informal discussions are in ques-
applied independently of each other. In fact,
tion – and so, not only when Caucasus was in
such a volunt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inci-
case.
conflict resolution-potent initiatives have been
31
If we want to revive this particular process and
nian community there on a long run! (Min how
return it from a de facto conflict containment
much Serbs harmed their own community in
back on track to the conflict resolution process,
Kosovo by their rigid military stance.) If, as cur-
the following steps for Caucasus are needed:
rently as of now, Armenian Government is seri-
1.
To unblock and fully revitalize the OSCE
Minsk Group, and intensify the efforts towards earliest pacific 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especially by using the best services from the member countries willing to constru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2.
ous of the danger and incidents along the Line of Contact they should withdraw their troops. If so, people could at least feel safer in those territories, halt the massive migratory wave, and plan their own future viably; 5.
Serious attempt of the OSCE to re-estab-
lishthe dialogue at the level of the communities affected by the conflict is more than essential stabilizer. It is an indispensable instrument for any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 To it related as complementary is the exchange of data on the
And finally, a pacific, orderly and bal-
anced re-integration of the currently occupied territories back into the Azerbaijani political, legal,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 that serves ethnic Armenians on a long run the most. It will shield them from an otherwise lost demographic battle.
missing persons, a mechanism foreseen in a tri-
This would be the best way to reinvigorate the
partite approach by the French, Armenian and
OSCE’s relevance in mediation efforts and cre-
Azerbaijani presidents late last year. It should be
ate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OSCE as an
coupled and further enhanced by variety of the
organization can play a meaningful role ap-
P2P programs that could bring Armenians and
plying its existing tools – all for the lasting ben-
Azerbaijanis all profiles, ages and origins togeth-
efits of the peoples and nations of Caucasus.
er;
The OSCE area should be what is meant to be
3.
Items above surely presuppose the re-
laxation of tensions and renunciation of usage of military effectives as a means of conflict resolution. Both Armenia and Azerbaijan (either at different occasions, also through their top diplomats at the OSCE Vienna, ambassador Arman Kirakossian and ambassador Galib Israfilov) signalled their wishes and efforts to move beyond this status quo. That is in line with all statements of the UN and OSCE in past 20 years. Surely, the best way to shake this status quo of containment back on track to the lasting solution, is to eliminate the military factor; 4.
Regrettably, the only military factor re-
maining in the region in/around Nagorno Karabakh is the presence of the Armenian troops – something that surely does not service Ar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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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rea of security and stability. Stubbornness and irrational pride should never be an obstacle to this higher end.
Hungry of Hungary–
One (senti)mental journey Julia Suryakusuma丨 Columnist, Independent Scholar and Author, The Jakarta Post Julia Suryakusuma is the outspoken Indonesian thinker, social-cause fighter and trendsetter. She is the author of Julia’s
Indonesia’s Soeharto.
Jihad.
As dad’s daughter, I was invited to a luncheon at
Contact: jsuryakusuma@gmail.com
Joko “Jokowi” Widodo naturally — in honor of
Some days ago, I achieved historical continuity
Victor Orban, the current Hungarian prime min-
between Hungary and Indonesia — well, at least
ister who was here for an official visit. I had my
in connection to my father and me. How so?
photo taken with him. Cut-to-cut: in 1962 my dad
In the early 1960s, my father was assigned to set up the Indonesian Embassy in Budapest. Indo-
the State Palace on Feb. 1 — hosted by President
with the then Hungarian PM, in 2016, me with the current Hungarian PM.
nesia had already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
While 54 years have lapsed, my fond memories
tions with Hungary in 1955, but did not actually
of Hungary have not. My father passed away in
have a physical embassy.
2006, so unfortunately he could not witness the
During my father’s time there as chargé d’ affaires, he met with many high-ranking officials.
historical continuity his daughter created, albeit only as a snapshot (pun unintended!).
Among the old photos from those times, there is one of him shaking hands with János Kádár, Hungary’s prime minister at the time. Kádár was PM from 1956 to 1988. Thirty-two years, just like
Gellert Hotel. Source: Alistair Young.
When we lived there, we first stayed at the famous Gellert Hotel, built between 1916 and 1918 in Art Nouveau style. Situated at the foot of Gellert Hill and on the right bank of the River Danube, it wa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beautiPresident Joko “Jokowi” Widodo. Source: Wikipedia.
ful places to start our life in Hungary. 33
Indeed, it’s still one of the most famous historic ho-
luncheon, and even chatting with them briefly,
tels in Europe.
I couldn’t help thinking of their leadership styles.
We eventually moved to a house in Lepke Utca (Butterfly Street) on the Buda side of the city, which had a huge garden, two swimming pools
Both are close in age —Jokowi being born in 1961 and Orban in 1963, but like the countries they lead, they too are a study in contrasts.
and about 100 apple trees. Our household staff consisted of Mariko and Ibolya, and their families became our Hungarian family. The embassy chauffeur, Mr. Bologni, was my favorite because his taste in dolls and clothes that my mum would sometimes ask him to buy for me and my sister was great. One day, while driving my mother, he pointed to a beautiful mansion. “Madam, that used to be my house”. A former aristocrat, after the Hun-
Viktor Orbán, Prime Minister of Hungary for twice. Source: Wikipedia.
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 his property and wealth were seized by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that
Jokowi is sometimes said to be a karbitan (arti-
came into power. Changes in political power un-
ficially ripened) leader. Karbit is Indonesian for
fortunately do tend to have their victims. Some-
calcium carbide, which produces acetylene
times, lots.
gas used to artificially ripen fruit. His meteoric rise
What do Indonesia and Hungary have in common? It’s mostly an exercise in contrasts: one is archipelagic, the other landlocked, Indonesia’s population is 256 million, Hungary’s is less than 10
from mayor of Surakarta (2005-2012), to governor of Jakarta (2012-2014), then (narrowly) winning the 2014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s the reason for this epithet.
million; geographically, Indonesia is more than
After the initial euphoria, indeed it was often
20 times the size of Hungary; Indonesia predom-
painful to watch him in his first year. So far he has
inantly consists of Muslims while Hungary of a vari-
survived, still with his “mild and gentle” lead-
ety of Christian denominations.
ership style, except when it comes to the death
Indonesia has lots of natural resources, Hungary has some, but nothing compared to Indonesia. In terms of social indicators, Hungary is way above Indonesia. It has a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of 44, while Indonesia’s is 110. Hungary’s maternal
penalty. The recent disbanding of the Red-and-White Coalition (KMP), led by Prabowo Subianto’s Gerindra party certainly helps, giving Jokowi a majority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mortality rate and infant mortality rate are, re-
Orban is anything but karbitan - he’s a seasoned,
spectively, 17/10,000 live births and 5/1,000 live
skilled and consummate politician. At age 14-15
births, while Indonesia’s is 126/10,000 and 24.29
he was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youth organ-
/1,000 live births. Last but not least, Hungary has
ization KISZ. In 1988, he was founding member of
13 Nobel Prize winners, and Indonesia — none!
the Fidesz party (Alliance of Young Democrats),
Being in the presence of the two leaders at the
34
rising up the ranks until in 1993 he became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party. Under his leadership,
Fidesz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being a radical liberal student organization to a center-right people’s party. Those were turbulent years and fall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 region that my friend prof. Anis H. Bajrektarevic calls “the world”s last underachiever”. However, every rule has an exception. Orban was only a remarkable 35 years old when he became prime minister, serving between 1998 and 2002. From 2002 to 2010 he was in opposition, and won his second premiership in 2010, winning 53 percent of the popular vote and a two-thirds majority of seats. In the media Orban has been described as right wing and populist, even fascist. In July 2014 he announced his plans to make Hungary an “illiberal state”, citing Russia and China as examples. He also stated that it was important to secure his nation’s borders from mainly Muslim migrants “to keep Europe Christian”. Orban is said to be the new brand of politics in Europe, i.e. right-wing veering to ultra nationalist: France’s National Front, Poland’s new conservative leaders, and the Tories in Britain. Even in Nordic countries, extreme right wing political movements are also emerging. Denmark and the Netherlands are examples of ultra-liberal societies having a backlash. Love him or hate him, Orban is 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 He’s had a long and winding career, “Orban shapes as much as fits the European Zeitgeist,” as the Politico news website states, with migration being just one example. Jokowi, reckon you can pick up a few leadership tips from your Hungarian counterpart?
35
《國際關係研究季刊》 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 沈旭暉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編輯委員會 (排名按筆劃序) 丁偉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 于宏源教授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仇國平教授 澳門大學 王成至博士 上海社會科學院 王永平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 王建偉教授 澳門大學 白永輝教授 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系與地區發展研究院特聘教授 （Prof. JeanMarc Blanchard） 布思林教授 英國華威大學 （Prof. Shaun Breslin） 司馬晉教授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朱旭峰博士 中國南開大學 朱國斌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 向駿博士 台灣致理技術學院 何偉業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 李峻嶸博士 香港專上學院 吳木鑾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 吳逢時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宋恩榮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沈赫周教授 韓國明智大學 余曦博士 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CEFC） （Dr. JeanFranois Huchet） 阿古智子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學 邱林川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林泉忠博士 日本國立琉球大學 林和立教授 日本國際教養大學 金珍鎬教授 韓國檀國大學 邵宗海教授 台灣中國文化大學 侍建宇先生 台灣清雲科技大學 洪清田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 胡偉星博士 香港大學 唐小松教授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倪海先生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Mr. Tom Naris） 高原明生教授 日本東京大學 （Prof. Akio Takahara） 馬家輝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 唐納德先生 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 （Mr. Donald Gasper） 高琦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恩裡克．達塞爾． 彼得斯博士 墨西哥國立政治大學 （Dr. Enrique Dussel Peters） 孫學峰博士 清華大學 袁彌昌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堀內徹先生 駐香港日本國總領事館研究員 （Mr. Horiuchi Toru） 陳永傑博士 中山大學 陳成斌博士 美國杜蘭大學 陳至潔博士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 陳定定教授 澳門大學 陳宗巖先生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 陳智宏教授 紐西蘭奧克蘭大學 陳冠中先生 民間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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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顯強醫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港、 澳特區名譽領事團 郭榮星博士 北京大學 梁俊佳博士 浸會大學香港能源研究中心 梁啓智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許煜博士 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 麥志坤博士 英國倫敦大學 張志楷博士 英國杜倫大學 張泊匯教授 嶺南大學 張望博士 日本早稻田大學 張堅博士 世界銀行 張翠容小姐 民間國際 馮祖建博士 香港大學 黃偉國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 傅葆石教授 美國伊利諾大學 莊嘉穎教授 新加坡國立大學 莊陳有先生 低碳亞洲有限公司 詹晶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葉國華教授 香港政策研究所 葉國豪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 趙穗生教授 美國丹佛大學 蒲曉宇先生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鄭宇碩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 鄧羽騰博士 天津排放權交易所 禤志偉博士 教會智囊 盧兆興教授 香港教育學院 盧星杰先生 北京大學 鍾振平教授 嶺南大學 鍾開斌博士 中國國家行政學院 蕭裕均博士 澳洲國立大學 譚志強博士 澳門科技大學 龐中英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 蘇延芳小姐 哈佛大學 蘇耀昌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 Prof. Aleksander Pavkovic 澳洲麥克里大學 Dr. Adrian H. Hearn 澳洲悉尼大學 Mr. Daniel Krahl 中國外交學院 Dr. Glenn Shive 港美中心 Mr. Ghylam Ali 澳洲蒙那許大學 Prof. Joao Paula Veiga 巴西聖保羅大學 Dr. Rajeswari Pillai Rajagopalan 新德里觀察家研究基金會 Dr. Ramon Pardo 倫敦大學國皇學院 Dr. Winnie King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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