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曆2016年4月10日
11 公教報．香港開教175周年及教區成立70周年
教區成立七十周年 慈悲禧年回望主恩
在香港島中環威靈頓街的第一座教堂：聖母無 原罪堂。它於一八四二年著手興建，一八五八 年重建，一八六○年再度重建。圖為一八七二 年的印本。
在慈悲禧年內，本地天主教會慶祝開教一百七十五周年、 教區聖統制成立七十周年，別具意義。 一八四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教廷頒布法令，宣布香港成為宗 座監牧區，自此香港教會團體在獻祭感謝天主的同時，亦透過 慈惠工作、開辦教育事業等去服務社會。及至一九四六年四月 十一日，教會聖統制在中國建立，香港亦成立主教區。 翻開本地天主教的發展歷史，不難看到當中有著跌跌碰碰 的波折。教會是聖善的，但信徒畢竟有著人性，在這些人性面 貌當中，卻反映出天主必看顧和護佑 —— 祂的救恩就是在這 一百七十五年的歷史時空中，臨在於香港社會。 復活節剛過去，本年約有三千二百人領洗入教。一如教區 主教湯漢樞機在主持復活慶典夜間禮儀時說，新領洗者既有機 會聽從福音，往後便應慷慨地把這福音再傳揚開去。 這番話亦和應了教宗方濟各在慈悲禧年詔書所言：「教會 認識自己的首要任務，是默觀基督的面容，從而將天主慈悲的 偉大奧跡，介紹給每一個人，尤其在充滿巨大渴望及種種矛盾 徵兆的時候。」（慈悲禧年詔書25節） 本專頁整理前人資料，道出本地教會的發展， 亦蒙教區檔案處提供檔案和相片，讓讀者一睹往日 的教會生活。
若瑟神父 — —
教廷傳信部公布香港 成為宗座監牧區之法 令， 拉丁文文件及教區檔 案處中譯本。
首位宗座監牧
若瑟神父（Theodore Joset） 是香港首位宗座監牧，惟履任一年 便安息主懷。他的遺體目前安葬於 主教座堂（圖）。 若瑟神父一八○四年在瑞士 本恩出生，起初他在澳門服務於教 廷傳信部的總務處，其後在葡萄牙 「保教權」的爭議下，若瑟神父看 到總務處有需要遷往香港，於是他 在港籌建教堂和孤兒院。 一八四一年，「香港島及其 周圍六里地方」脫離澳門教區， 成為監牧區，由若瑟神父擔當首 任宗座監牧，主要照顧當時駐港 英軍（大多數為愛爾蘭天主教 徒）的牧靈需要。 然而此舉令葡萄牙方面 不滿，若瑟神父和其他司鐸於 一八四二年被逐出澳門。初期他 在香港艱 苦經營， 只能暫住 於茅草蓋 成的房屋，不過 他仍盡力興建教 堂，最終威靈頓 街主教座堂於他 卧病在床之際奠 基。他於四二年 八月病逝。
首位教區主教— —恩理覺主教 來自意大利宗座外方傳教會的恩理覺主教（圖，E n r i c o Valtorta，1883-1951）一九○七年晉鐸後來港服務，曾在中國內地 傳教，二四年參與了在上海舉行的第一屆中國天主教會議。 他一九二六年繼任為香港代牧區第四任代牧，同年祝聖為主 教，隨著教會一九四六年在中國建立聖統制，香港代牧區晉升為聖 統制主教區，他亦升為教區首任主教。 恩主教晉牧二十五年期間，創立不少社會事業，包括多間醫院 和學校，如深水埗的寶血醫院等。在教會內則成立香港仔華南總修 院及公教進行社等；也帶領香港教會渡過淪陷期間的艱苦日子。他 於五一年在港逝世。
公教報．主曆2016年4月10日
述說本地教會發展 重溫上主在香 監牧區時期（一八四一至一八七四年） 清政府於一八四一年把香港割讓給英國，同年教廷在香港成立宗座監牧 區。教會在選定地區建立聖統制的第一步是成立宗座監牧區，通常由一位司 鐸率領，香港首任監牧為若瑟神父（T. Joset），他是按傳信部法令委任的羅 馬代表。 教廷傳信部次年把總務處搬到香港，避免葡萄牙護教權的干預，得以 自由地安排傳教工作。這總務處至一九二二年才搬到北京，為兩年後羅馬 教廷與中國正式建交作準備。故此，香港天主教的成立與傳信部的總務處 有直接關係。 開教之初，香港教會人手很不穩定，沒有固定的傳教士人力來源，但 教會仍致力興建聖堂、修院、嬰堂及學校，以服務外籍及華人教徒。由於 其時香港衛生和社會狀況都很差，很多傳教士到來工作數年、三十多歲就 病死了。 這時期香港教徒以歐洲人或澳門葡國人為主，按一八五六年的統計，全 港七萬人口當中，有三千天主教徒，其中一半是澳門葡人，六百人是從廣州 或澳門來的華人，其餘為菲律賓人及歐洲人。一八五八年，宗座外方傳教會 （米蘭會）承擔起管理本地教會的工作。
代牧區時期（一八七四至一九四六年） 一八七四年，香港宗座監牧區升格為宗座代牧區，直屬教廷傳信部 的傳教區，代牧區首長由一位主教擔任（領銜主教），是以教宗任命函 件委派領銜主教管理的教區。在代牧區成立後四十多年內，先後有高主 教（T. Raimondi）、和主教（L. Piazzoli）及師主教（D. Pozzoni）三 位代牧。 此時期香港教務發展迅速，成立更多學校和慈善機構。除了宗座外方傳 教會在港服務外，巴黎外方傳教會更在香港設立納匝肋出版社，成為當時亞 洲最具規模、出版語言最多的出版社，專門應付亞洲各地傳教工作的需要。 與此同時，香港傳教士亦照顧中國內地農村的傳教工作。十九世紀末 年，全港人口約有三十萬人，其中有八千多名天主教徒；非華籍教徒所佔比 例仍多。 一九一○年代後，中國社會屢經波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軍閥割據 等也影響著香港。一九二○年至三○年代，是香港教會的興起時期，本地國 籍女修會耶穌寶血女修會和香港仔華南總修院等重要團體相繼成立，為本地 教會培育人才。
教區建立期（一九四六至一九六七年） 一九四六年，聖統制在中國建立，教廷把中國所有代牧區升格為教區， 香港代牧區也成為了教區，繼續由宗座外方傳教會管理，時任香港宗座代牧 恩理覺主教成為香港教區首任主教。跟監牧區及代牧區不同的是，教區由本 地主教名義所管理，雖然教區主教從屬教宗，但並非教宗的代理人，而是本 地教會的領袖。 及後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據時期，香港教會受到重大打擊，戰前有二萬教 徒，戰後一度只剩下三千人。 香港天主教教徒人數於二次大戰結束後回升。一九四九年中國政 局變更，從是年至一九五○年，約一百萬人從大陸來港 ── 約每天三百 人，香港人口由四五年的五十萬急升至五○年的二百萬，五年後更升至 二百五十萬人，房屋、醫療、社會福利設施等需求大增。白英奇主教（L. Bianchi）一九五二年從內地獲釋後來港履任教區主教，而在他領導下， 香港教會為湧港難民及本地貧民提供不同支援，促使了不少人皈依，教 徒人口於戰後因此而遞增。
更新與本地化的時期（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五
到了六十年代，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改革推展到香港教會，最 變是實行本地化。白英奇主教有見及此，主動提出香港教會應以華人來 此由輔理主教徐誠斌於一九六九年繼任教區主教，成為本地首位國籍主 香港教區配合本地教會實況，徐誠斌主教於一九七○年召開一次教區 接梵二的革新。本地教會隨之而展開各種新的福傳事業。 一九七三年徐主教因心臟病去世，李宏基主教繼任，惟李主教於七 心臟病逝世，林焯煒神父遂擔任署理主教。
回歸前後的教會（一九七五至今）
一九七五年，胡振中主教繼任為第五任教區主教（八八年擢陞為樞機 經濟於七十年代起飛之際，社會漸趨富足，教會也穩步發展，教徒佔全港人 之一，而教會所籌辦的學校和服務機構，約佔總數五分之一；教會人士也經 會事務，以及投身正義和平工作。 香港面對前途談判，中、英雙方簽署聯合聲明之後，香港正式進入過渡期 生八九民運事件，香港人面對信心危機。胡振中樞機於一九八九年發表《邁向 年》牧函，肯定香港教區未來的牧民承擔。 九十年代，教區成立勞工牧民及青年牧民委員會等機構，加強推動牧 一九九五年，為落實執行《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各項建議的中期報告及其後 劃書，以「傳揚福音，拓展天國」為方向。 經歷了一九九七年回歸，本地教會踏入第三個千年的挑戰，胡振中樞 年召開了香港教區會議，旨在檢討過去，策劃未來；該會議協助教區主教促 區團體的福祉，靠天主恩寵的助佑，提出新的牧靈計劃重點。 在八十、九十年代，教區曾發表不少文件探討關社使命，例如於九七 發表的「九七牧民指引」，講述面對轉接期如何調整教會服務；一九九九年 布「成立堂區關社組指引」，鼓勵堂區成立關社組。 胡振中樞機於二○○二年病逝，陳日君助理主教繼任為香港教區第六任主 ○○六年擢陞樞機。 陳日君樞機任內，香港社會接連面對挑戰，陳樞機與教會團體一方面
香港開教175周年及教區成立70周年 12、13
五年）
最明顯的改 來接替，故 主教。 區會議，承
七四年亦因
機）。香港 人口二十分 經常參與社
期，直至發 向光輝的十
牧民工作。 後五年的計
樞機於二千 促進整個教
七回歸前所 年教區亦頒
主教，他二
面從社會訓
堅道主教座堂於一八八八年啟用，圖左的鐘樓於香港重光後拆卸。本相片拍攝年份不詳。
香港的足跡
導表達信仰立場，如回應二○○三年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及政制改革的爭議；另一方面 透過關社培育幫助信徒認清先知角色，以及幫助堂區成立關社組。天主教會等辦學團 體一直加強校本管理、問責及透明度，惟「校本條例」於二○○四年在爭議下通過， 規定所有資助學校須成立校董會，陳樞機指新法例無法保證教會能一如以往按天主教 理念及使命辦學，故此教區提出司法覆核，經過多重訴訟後，於一一年遭終審法院裁 定敗訴。 牧民工作方面，陳樞機在新市鎮成立新聖堂，整體發展方面亦透過「教區會議 後監察小組」檢討教區會議議決的執行進度。 湯漢主教二○○九年奉委為第七任主教，一二年擢陞樞機。 湯漢樞機重視四個 牧民優次：推動堂區福傳、推動聖召、關顧非華裔教徒及履行橋樑教會使命；並配合 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的信息，推動家庭牧民工作；也善用主題年如「司鐸聖召年」推動 聖召文化；明愛徐誠斌學院一一年易名為「明愛專上學院」及開辦學士學位課程，近 年更邁向成為天主教私立大學。 面對近年貧富懸殊問題及政改爭議，教區一二年發表《香港天主教會對新一 屆特區政府的一些建議》文件，呼籲政府推廣婚姻及家庭的核心價值，並徹底消 除貧富懸殊日漸惡化的社會現況；教區於一三年及一四年先後發表呼籲，促請有 關人士誠懇而有持續溝通交談，以消除所有導致「公民抗命」的原因，並落實普 選。民間推展民主運動的同時，教會團體亦透過普選商討日及毅行爭取普選等行 動表達訴求。 隨後二○一四年九月至十二月的公民抗命行動期間，天主教會及基督教會的 領袖在早前肯定民間的雙普選訴求外，曾多次呼籲有關人士採取務實態度及恢復 政改對話。 二○一四年，教宗方濟各宣布年屆七十五歲退休年齡的湯樞機延任教區主教三 年，同時任命楊鳴章、李斌生及夏志誠三位神父為香港教區輔理主教，而李斌生主教 於二○一六年獲委為澳門主教。 教區於過去一年繼續加強福傳和培育工作，同時亦響應普世教會的信息，例如 落實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的建議，加強關心家庭的處境和困難；也回應教宗方濟各的生 態通諭去推動環保；在獻身生活年結束之際延續聖召文化，並為慈悲禧年推出一系列 活動，讓教徒分沾天主慈悲。 • 資料來源：《香港天主教會一百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傳教歷史之旅》第五 冊；《香港天主教傳教史1841-1894》；《香港天主教手冊》。
主教座堂兒童歌詠團。
白英奇主教為天主教道理研究所主持領洗。
宗座外方傳教會達碑立神父分發救濟品給災民。
尖沙咀玫瑰堂早年的禮儀活動。
香港教區去年十二月開啟聖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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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開教175周年及教區成立70周年 14
1946年，教宗庇護十二世基於中國天主教 教務發展已見成熟，為中國建立聖統制，在全 國各地共設二十個教省，每省設一總主教區， 各省內原有的代牧區均昇格為總主教區或教 區。1952年8月7日，教廷將台灣監牧區昇格為 新的教省，是為中國第21個教省。 在聖統制成立之前的三百多年間，不少國 內地區的主教只領宗座代牧身份。回顧歷史， 中國大陸上第一個宗座代牧區是1659年成立的 南京代牧區（Vicariate Apostolic）。1674年1月 7日，中國史上第一位國籍神父羅文藻獲教宗亞 歷山大七世委任為南京代牧。1690年，教宗亞 歷山大八世同時成立北京教區（Diocese）及南 京教區。但一年之後，羅文藻主教逝世。1696 年，教宗因諾森十二世制定北京、南京、澳門 三教區的界線。並另外成立九個宗座代牧區。 1 8 5 6年，北京教區及南京教區同時改組為冀 北、冀東南、冀西南及江南四個代牧區。自此 以後，中國大陸上只有澳門一地稱為教區，其 餘均為代牧區，或未昇格為代牧區之前的監牧 區（Apostolic Prefecture）。 1841年之前的二百多年，香港一直在澳門 教區的管 轄 領 域 之 下 ， 但 境 內 又 無 甚 教 友 。 至1 8 4 1年教廷成立香港監牧區，自此脫離澳 門教區的統轄；至1 8 7 4年，香港監牧區昇格 為代牧區，其教會首長為代牧領銜主教；至 1946年聖統制成立，香港列入廣東教省。當時 的文獻如下： 「第十七教省稱廣東教省，總主教區為廣 州，隸屬教區有香港、嘉應、江門、北海、韶 州、汕頭。」 在中國天主教歷史研究者當中，有人認為 中國聖統制在1950年代因政治現實的改變，已 不復存在。但筆者的考據結果卻是，儘管數十 年來有不少主教未能充分自由以實踐牧職，但 中國聖統制並未中斷，其理由有三。
教廷從未否定或撤銷中國聖統制？ 自1946年中國聖統制成立以後，從未有任 何一任教宗再申諭令宣布中國聖統制中斷。 聖座既無指示，則聖統制運作的機制必須繼 續維持。 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於2007年頒佈的致中 國教會成員信函，在第11項談及調整教區轄 境的問題，而該節的標題是「教省」。當中 寫道： 「近五十年來，政府在行政上作了很多 改變，因此也影響了某些教省。按照新行政區 的劃分，有些教區被取消了，有些教區被重組 了或修改了轄區範圍。有關這一問題，我要申 明，聖座願意與中國主教們作開放且建設性的 對話，解決教省與分區的問題。如果有必要， 也願同政府磋商。」 連同標題的短短數十字之內，教宗本篤三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一日 ，教宗庇護十二世頒布 宗座憲法， 宣布在中國成立教會聖 統制，將中國的所有代 牧區，包括 香港在內，一律晉昇 為教區。中譯本見教 區檔案處網頁 http://archives.catholic.o rg.hk
中國聖統制對 現代中國教會的重要性
林瑞琪
次用了「教省」這一概念，充分反映出聖 座對中國聖統制的絕對肯定。
教區主教與領銜主教的區分 假如聖統制中斷，則中國大陸上 的主教，不再享有教區主教的身份， 而應以領銜主教的名義擔任宗座代 牧（A p o s t o l i c Vi c a r）。然而，過往 三十多年來，歷任教宗所委任的中 國主教，均享有正權主教（D i o c e s a n Ordinar y）的身份，而非領銜主教 （Titular Bishop）。 舉例說，在聖統制建立之前，即使青島教 區的首牧田耕莘樞機，亦以宗座代牧的名義出 任青島主教，他是領銜魯斯邦教區（Ruspem Diocese）的青島宗座代牧。然而，在聖統制建 立後，他改任北平總教區的總主教，他的繼任 人為吳伯祿（Augustinus Olbert）接任的卻是青 島教區主教。 到了1988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委任了韓 錫讓神父出掌青島教區，他的身份亦是青島教 區主教；1989年本人到青島訪問韓主教，他給 我的答案亦很清晰。
教省總主教的角色 假如中國聖統制已中斷，則各教省的總主 教所享有之法定權力及義務，相應取消。1981 年6月6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接見述職的廣 州教區鄧以明輔理主教時，公布鄧主教接任廣 州總教區的總主教職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 宣佈，明確反映出教廷一直堅持中國聖統制存 在，並且清楚確認教省總主教的職務在中國大 陸並未消失。 已故呼和浩特總教區王希賢總主教及西安 總教區李篤安總主教的貢獻，可以作為在現代 中國總主教的表表者。1999年，內蒙古包頭地 區的神長，就是否需要選聖主教的問題出現爭 議，結果由王希賢總主教居中調停，將問題呈 請教廷，並按教廷的指示將問題圓滿解決。西 安總教區已故李篤安總主教，生前同樣秉承法 典及宗座所賦予的重任，負責統籌陝西省各教 區的教務，確保各教區健康發展，居功至偉。
法典中教省的總主教所享的法定權力 總主教的權力，在新舊版的法典中，均有 明確的界定。中國聖統制成立於1946年，當時 天主教會所用的《法典》是1917年版的法典。 於1949年獲教廷任命為四川嘉定教區主教的鄧 及洲神父於1947年指出，1917年《法典》所賦 予總主教的權力有多項，其中很顯著的是： 「法典284條規定教省每二十年開會一次。 在開省議會之時，省總主教之地位極其重要， 他有召集議會之權，會議由他主持，會議程 序，開幕，閉幕，延長，遷移及選擇地點皆屬
省總主教定奪。 但是開會的地點，平常是在省總主教區域內。法 典292又規定，每五年內省總主教當設法使本教 省的主教們，齊集於省會或省內某主教處，討論 本省興革事宜，並籌備下屆省議會的材料。」 教廷於1983年公布了新《天主教法典》。 新法典保留了1917年《法典》中有關總主教的 大部份權力，而在其他相當的條文，也論及總 主教的權利與義務。其中第436條涉及視察教務 的問題： 「 1 項．教省總主教在省屬教區中的權限為： （1.） 督導保持信德和認真遵循教會紀 律；如有流弊，稟報教宗。 （2.） 如省區主教忽略法定視察，先經 聖座批准理由後，得作視察。 （3.） 依421條2項及425條3項所言，指 派教區署理。 2 項． 環境需要時，教省總主教可由宗座接受 特別法規定的特殊任務及權力。 3 項． 教省總主教在省屬教區內無其他治理 權；但得在所有聖堂內舉行聖禮，猶如 主教在自己教區內一樣，但如在主教座 堂，則應事先通知教區主教。 」
結論 從過往多年的歷史看，中國聖統制著實 帶給中國教會迫切需要的保護。我們應為此 而感謝上主，在1946年賜予中國教會這樣重大 的禮物。 在中國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理念中， 對教省總主教以至聖統制的概念一直都不很清 晰，這一點從歷史現實角度看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中國公開教會的種種文件中甚少 提到總主教的職務，因此在中國大陸的教省 總主教，履行牧職時較任何人都困難得多。 但無論屬於地下教會或公開教會，都有多位 堅毅而睿智的總主教，一直為教會的健康發 展默默地耕耘。他們的努力，更加值得我們 的敬佩及感謝。 •作者林瑞琪博士為聖神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