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公益基金会及新公民计划媒体报道2008-试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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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公民计划篇 1、南都公益基金会探索农民工子女教育第三条道路 新浪网教育频道 2007-07 7 月 12 日，继“六一”儿童节宣布为农民工子女捐建百所新公民学校后，南都公益基金 会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非营利组织承建新公民学校，同时招标资助关心农民工子女成长的公 益项目， 这标志着南都公益基金会实施的以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为宗旨的新公民计划正式 启动。 南都公益基金会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宣布，2007 年下半年至 2008 年，新公民计划 招标建设 10 所新公民学校，每所资助资金 150 万至 200 万人民币；招标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 资助额 500 万元人民币，每个项目资助额不超过 20 万元，特殊情况下可增加至 30 万元。 南都公益基金会是新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将把资助重点锁定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 计划在未来 5 至 10 年内，以项目招标的方式，捐建 100 所新公民学校；持续不断地资助非营 利组织关爱农民工子女的公益项目， 以改善农民工子女的成长环境， 帮助农民工子女健康成长， 为和谐社会建设做贡献。 未来 10 年，南都公益基金会用于新公民计划招标项目的资助资金总额将超过 3 亿元人民 币。投入巨资以招标方式资助公益项目，这在中国还是首次。这对于普遍面临资金短缺困难的 本土草根组织来说，无疑是一个喜讯。 南都公益基金会欢迎所有致力于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非营利组织参加投标， 并将评 审出优秀的公益项目与公益组织进行资助，在协助政府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所面临困难的同 时，支持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

2、南都公益基金探索农民工子女教育 光明日报 2007-07-12 记者 张文 继“六一”儿童节宣布为农民工子女捐建百所新公民学校后， 南都公益基金会开始面向社 会公开招标非营利组织承建新公民学校，同时招标资助关心农民工子女成长的公益项目。 该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介绍,今年下半年至 2008 年,新公民计划招标建设 10 所新公民学校，每所资助资金 150 万至 200 万元人民币；招标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资助额 500 万元人民币， 每个项目资助额不超过 20 万元。 据悉,南都公益基金会是新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 它将把资助重点锁定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计划在未来 5 至 10 年内，以项目招标方式，捐 建 100 所新公民学校；持续不间断地助资非营利组织关爱农民工子女的公益项目，以改善农民 工子女的成长环境。

3、关心农民工子女成长资助项目向社会公开招标 经济日报 2007-07-12 记者 刘志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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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2 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选择非营利组织承建新公民学校， 同时招标资助关心农民工子女成长的公益项目，这标志着南都公益基金会实施的以改善农民工 子女成长环境为宗旨的新公民计划正式启动。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宣布，2007 年下半年至 2008 年，新公民计划招 标建设 10 所新公民学校，每所资助资金 150 万元至 200 万元人民币；招标新公民计划公益项 目资助额 500 万元人民币，每个项目资助额不超过 20 万元，特殊情况下可增加至 30 万元。 南都公益基金会是今年 5 月 11 日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它将把资助重点锁 定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计划在未来 5 年至 10 年内，以项目招标的方式，捐建 100 所新 公民学校；并持续资助非营利组织关爱农民工子女的公益项目，为和谐社会建设作贡献。

4、新公民计划资助项目向社会公开招标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电 记者 李玲 7 月 12 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非营利组织承建新公民学校，同时招 标资助关心农民工子女成长的公益项目， 这标志着南都公益基金会实施的以改善农民工子女成 长环境为宗旨的新公民计划正式启动。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宣布，2007 年下半年至 2008 年，新公民计划招 标建设 10 所新公民学校，每所资助资金 150 万元至 200 万元人民币；招标新公民计划公益项 目资助额 500 万元人民币，每个项目资助额不超过 20 万元，特殊情况下可增加至 30 万元。 南都公益基金会是今年 5 月 11 日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它将把资助重点锁 定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计划在未来 5 年至 10 年内，以项目招标的方式，捐建 100 所新 公民学校；并持续资助非营利组织关爱农民工子女的公益项目，为和谐社会建设作贡献。 为便于非营利组织申请项目，使招标过程更加公开透明，南都公益基金会专门开发了“基 金会管理信息系统”，申请机构可登录南都公益基金会网站 www.naradafoundation.org。

5、新公民计划资助项目向社会公开招标 新华社 2007-07-12 记者李玲 ７月１２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非营利组织承建新公民学校，同时招 标资助关心农民工子女成长的公益项目， 这标志着南都公益基金会实施的以改善农民工子女成 长环境为宗旨的新公民计划正式启动。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宣布，２００７年下半年至２００８年，新公民 计划招标建设１０所新公民学校，每所资助资金１５０万元至２００万元人民币；招标新公民 计划公益项目资助额５００万元人民币，每个项目资助额不超过２０万元，特殊情况下可增加 至３０万元。 南都公益基金会是今年５月１１日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 它将把资助重点锁 定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计划在未来５年至１０年内，以项目招标的方式，捐建１００所 新公民学校；并持续资助非营利组织关爱农民工子女的公益项目，为和谐社会建设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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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未来１０年，南都公益基金会用于新公民计划项目的资助资金总额将超过３亿元 人民币。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大量的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入 城市成为流动儿童。目前，全国有２０００多万流动儿童。据中国社科院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预测，到２０３０年，我国农民工数量将达到３．５亿人，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将达到１亿人。 新公民学校定位为非营利、 平民性与高质量。平民性指的是面对农民工家庭收入低的现实， 确立务实的办学标准。徐永光希望，通过建设非营利、平民性、高质量的新公民学校，促进民 办农民工子女学校整体提高教育质量，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相互补充、良性竞争的局面，让 农民工子女人人有学上、上好学，培养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 新公民。 南都公益基金会欢迎所有致力于改善农民工成长环境的非营利组织参加投标， 并将对评审 出的优秀公益项目与公益组织进行资助，在协助政府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所面临困难的同时， 支持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 徐永光表示，作为非公募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并没有必须采取公开、透明招标方式的 义务，但是，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公益项目质量，基金会以公开招标的方式，让市 场为公益项目、公共服务定价，寻求最合理价格与最优服务，使资金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为 便于非营利组织申请项目，使招标过程更加公开透明，南都公益基金会专门开发了“基金会管 理信息系统”，申请机构可登录南都公益基金会网站 www.naradafoundation.org。

6、南都基金会将资助 205 万元 公益时报 2007-10-30 记者 李小健 “1000 多块钱，太高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在云南资助一个留守儿童的学前教育，一年下来，花费达到 1500 到 2000，显然是比较昂贵。 汤敏的看法与其他评委所给出的意见相似。当场，申请南都公益基金会资金资助的“留守 儿童学前班”项目被“枪毙”，理由是，项目成本高、覆盖范围小。 而来自长春万佳流动科学技术馆有限公司的“流动科学技术馆民工子弟学校巡展”项目， 申请资助金额达 30 万元，却因该项目预计能让 30－40 所小学的学生直接受益，获得评审委员 会成员的一致认可。 10 月 23 日下午，由 9 名国内 NGO 领域的权威专家、实践者组成的项目评审委员会聚集在 南都公益基金会会议室， 就该基金会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新公民计划”一般公益项目进行 中评。这支豪华的阵容团队包括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研究院丁元竹、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张力、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杨团、中国人民大学 NPO 研究所教授康晓光、清华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南都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徐永光、美新路基金会董事长叶祖禹、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何进。 “为了保持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原则，在项目申请、考评或者以后的评估过程当中， 如果发现有项目申请者送礼的则取消资格，这个先把话说死了。”徐永光介绍说，今年 7 月 12 日，南都公益基金会正式对外进行招标项目，项目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建新公民学校； 一部分是资助一般公益项目。由于时间比较短，加之目前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组织还不多， 三个多月下来，只有 30 多个项目提出申请。在预审时筛选出 17 个项目，在初评环节再作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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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剩下 13 个项目还需要讨论，被提交给项目评审委员会进行中评。通过中评的项目将被提 交南都基金会理事会进行终评，决定最终资助项目。 据了解，进入中评环节的 13 个项目，有对农民工子女进行艺术培养的新公民艺术团项目； 以科技大篷车形式进入农民工子女学校进行科普巡展的流动科技馆项目；探索在农民工子女学 校建立驻校社工制度的项目等。 “今年资助计划已定，初步估算在 205 万元左右。”南都公益基 金会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一般公益项目最高资助额为人民币 20 万，重点项目最高资助额不 超过 30 万，其中资助额在 5 万元以下的为小额资助项目，基金会秘书处可以作出资助与否的 决定。此次中评得出的具体结果近日将在南都基金会网站上公布。

7、徐永光：南都基金重点是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 新浪网财经频道 2007-11-08 11 月 8 日，世界银行与民政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启动了第二届“中 国发展市场”，为中国最具有杰出创意的基层民间组织和最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成功人士 和基金会搭建一个平台，发现和支持民间组织创新。 以下为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发言实录： 杜大伟局长、孙局长、还有吴司长、各位朋友们上午好！ 世界银行和民政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中国发展市场”项目，反映非常强 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虽然第一次的资助总额不是很大，但是申请的项目超过了 900 个，这 就深切的反映了民间组织对这个项目的热情和中国民间组织自身发展和业务活动中对资金的 渴求。因此我本人和南都基金会都非常赞赏中国发展市场项目的成功举办。希望他们能够成为 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助推器，继续办好，发挥更大的作用。 由于第一届中国发展市场项目开展影响不是很大，所以筹资有些困难，我非常担心这样一 个好的项目，在中国不能继续办，听说这个项目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越南、菲律宾都收到很多 钱，而在中国，这样的项目推进有困难，我觉得也是很悲哀的事情，我们是应该继续做的。 南都基金公益会由民政部主管和注册的基金会，成立于今年 5 月份。基金会的使命六个字 “支持民间公益”。关注转型期中国社会问题，资助优秀的公益项目，推动民间组织的创新， 促进社会和谐。基金会成立以后，把改善农民工子女的成长环境作为项目的主要方向，项目名 称叫“新公民计划”。 已经在 7 月份进行了资助项目的公开招标。我们的资助包括了两个方面： 一、资助建立民办的非盈利的农民工子女的学校。名称叫“新公民学校”。对这些学校的 资助是每所资助 150 万到 200 万。今年开始到明年准备资助 10 所，我们的愿望是 5 到 10 年能 够资助 100 所“新公民学校”。这种资助的方式是公益性的，资助的钱能够成立一个非盈利的 “教育 NGO”。这些学校要有一个有能力的校董会，这个学校的发展希望校董会整合学校的资 源，帮助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面能够上好学。 二、“新公民计划”的一般项目。包括生活辅导、自愿服务，政策研究、政策推动等等方 面。南都基金会希望通过新公民计划的实施，能够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共同关注农民工子 女的成长。我们常务理事会做出了决定，参与中国发展市场项目。南都基金会提供 100 万元的 资金，这 100 万元资金的使用范围就是支持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公益项目。希望借助 “发展市场”这样的平台，能够扩大“新公民计划”的影响，使各种社会公益的力量，都能够 成为支持农民工子女的未来力量。 我们认为中国发展市场项目，是一个社会创新项目。它的成长需要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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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关心、共同的支持和参与。南都公益基金会愿意为这个项目做更多力所能及的工作，包 括项目的推广、筹资、信息、人力资源方面的投入。我们也希望优秀的民间组织和公益项目借 “发展市场”的项目，能够更好的成长和繁荣起来。这就是我们这样看重中国发展市场项目发 展的原因，祝第二届“中国发展市场”项目圆满成功！

8、“新公民计划”首现无锡企业身影 中国新闻网 2007-11-30 “社会各界都有责任关心农民工子弟的成长教育，作为企业愿意积极投入到建设‘新公民 学校’的公益善举中，”江苏雪豹日化董事长童渝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无锡企业首 次对“新公民计划”的热情参与。 据了解，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就业，留守的农民工子女数 量剧增。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有两千多万流动儿童和两千三百多万留守儿童。据中国社科院和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预测，到二 0 三 0 年，中国农民工数量将达到三亿五千万，流动儿童与留守 儿童将超过一亿，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的重大社会问题，减少流动儿童失学 率、改善他们的成长环境迫在眉捷。 童渝介绍，“新公民计划”由新公民学校建设项目和新公民公益项目组成，是一个探索政 府与市场之外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非盈利性公益项目。与公办和民办学校不同，“新公 民学校”通过社会捐款、政府资助、学生缴费等方式筹集办学经费，形成民办公助的办学模式 来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问题。该计划自今年五月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实施以来，已成为自 “希望工程”之后又一股社会捐资助学的新潮流。 童渝表示，为彰显企业的社会责任，营造社会的关爱氛围，雪豹公司愿与中国其它企业及 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携手鼎力支持“新公民计划”的实施， 让中国亿万农民工子弟享受与其它儿 童一样平等的教育机会，从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率，推进中国的和谐社会进程。 据悉， 一场由雪豹公司参与的“新公民计划”大型公益活动将于十一月三十日晚在央视二 套《春暖》栏目上演，该企业将向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孙女小香玉女士创办的五所新公 民小学捐赠五百册由童渝主编的大型系列连环画《游圣徐霞客》图书及相关生活学习用品，并 出资修建五所图书馆。 （编者注：末段“小香玉女士创办的五所新公民小学”一处信息有误。 ）

9、雪豹日化助推“新公民计划” 大商圈网 www.bbspace.cn 2007-12-18 来源：中国经济网 “社会各界都有责任关心农民工子弟的成长教育，作为企业愿意积极投入到建设‘新公民 学校’的公益善举中，”江苏雪豹日化董事长童渝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新公民 计划”的热情参与。 据了解，“新公民计划”由新公民学校建设项目和新公民公益项目组成，是一个探索政府 与市场之外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非盈利性公益项目。已成为自“希望工程”之后又一股 社会捐资助学的新潮流。 据悉， 一场由雪豹公司参与的“新公民计划”大型公益活动将于十一月三十日晚在央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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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春暖》爱心行动栏目上演，该企业将向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孙女小香玉女士创办的 五所新公民小学捐赠五百册由童渝主编的大型系列连环画《游圣徐霞客》图书及相关生活学习 用品，并出资修建五所图书馆。 此次赠送给新公民小学的连环画《游圣徐霞客》画面精美，文风流畅，分家乡篇、名山篇、 云南篇等九个章节，邀请著名画家殷国庆、王会祥等手绘一千五百余幅图画，特邀著名书法家 沈鹏先生题写书名。该书以图文并茂再现了徐霞客的生活和他步量目测的胜景、边隅，概括了 游圣“热爱祖国，献身科学，尊重实践”的霞客精神，是一本优秀的少儿读物。（编者注：文 中“小香玉女士创办的五所新公民小学”一处信息有误。 ）

10、12 个民工子女项目获资 220 万 新京报 2007-12-21 记者 李立强 昨日，来自民间的南都公益基金会与北京小香玉艺术团、天下溪教育咨询等 12 家机构签 约，向 12 个非营利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项目注资 220 多万元。这也是国内民间基金会首次大规 模向农民工子女教育项目注资。 项目最高获资 30 万元 昨日上午，非公募的南都基金会与小香玉艺术团等来自全国各地的 12 家机构签约，今后 一年多将分别向这些机构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项目资助 8 万到 30 万元。这些项目包括针对农民 工子女的艺术教育、科普、驻校社工、心灵关怀等，是该基金会从全国 39 个申请机构中评选 出来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评审委员会主席康晓光说，评选共分 4 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被淘汰 的项目。 评分最高的是流动科普车项目，车上有 100 个科学小实验。项目负责人表示，他们计划一 年巡展 30 到 40 所打工子弟学校，让 4 万多名学生看到或者动手做这些科学实验。 被称为香港社工之父的徐祥龄夫妇亦获得资助， 他们在广东东莞橫沥镇创办农民工子女的 拓展体验中心，以增强农民工孩子的自信心和沟通能力。徐太太在发言中感慨，第一年为了筹 钱，“眼泪都掉了一公升”，这次是从南到北来找钱。 结束后由第三方独立审核 项目资金将分三批拨出，额度分别为 60%、30%和 10%，中期还将进行评估，不合格者不能 继续取得资助。另外，项目结束后，也将由第三方机构进行独立审核。

11、12 个服务农民工子女的公益项目获得南都公益基金会资助 新华社 2007-12-20 记者 鹿永建 ２０日，１２个服务农民工子女的公益项目获得资助，从而增加了为农民工子女服务的能 力。 这是记者在此地举行的南都公益基金会首批新公民计划中标资助项目签字发布会上了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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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我国有 1．2 亿农民工，他们子女的生活和就学是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一批有志于帮助 农民工子女成为社会主义城市新公民的公益机构在各地兴起， 但这些机构大多处于资金短缺的 现状，常常感叹心有余而力不足。此次南都公益基金会出资２００多万元资助优秀的项目，被 称为雪中送炭。 这１２个项目涉及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和成长环境的许多方面。有的探索在农民工子女学 校建立驻校社工制度，有的对农民工子女进行艺术培养，有的以科技大篷车形式进入农民工子 女学校进行科普巡展，有的对农民工家庭进行家庭教育培训，有的是社工志愿者与流动儿童交 笔友，有的对乡村留守学生进行公民意识教育，有的在农民工子女学校培育孩子养成爱上阅读 习惯，也有的是希望工程受助学生与农民工子女结对互助。 今年５月份获得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南都公益基金会，在今年７月 12 日宣布实施旨在改善 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新公民计划， 通过公开招标资助新公民学校建设项目和新公民计划一般 公益项目。首批获得资助的 12 个新公民计划一般公益项目，作为新公民计划的开局项目和示 范项目，在获得资助前都经过了层层考察、论证和评审，先由南都基金会秘书处项目评审小组 完成预审和初评，再由一批公益、教育、法律和社会科学专家组成的独立项目评审委员对项目 进行严格的中评，最终于 12 月 9 日通过南都基金会理事会终评准予资助。

12、温州人创办“新公民计划”助农民工子女“进城” 温州晚报 2007-12-21 温州网讯 “新公民计划”首批 12 个中标资助项目签字发布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举行。全国 20 多家 致力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非营利组织和农民工子女学校代表出席签字仪式。 这个“新公民计划”对中国人来说是崭新的，是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创办的，而基金会的创 办人则是两位温州人——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和南都集团董事长周庆治。 南都公益基金会由 上海南都集团出资，于 2007 年 5 月 11 日经国家民政部批准设立，注册资金为 1 亿元，业务主 管单位为民政部。这是一个资助型基金会，通过项目资助与合作，改善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成长 环境。 “新公民计划”资助项目分为新公民公益项目和新公民学校建设项目， 计划投入 1.5 亿至 2 亿元，用 5 到 10 年时间，在全国捐建 100 所民办公益新公民学校。 基金会每所学校的捐资额在 150 万至 200 万元之间，预计将有 5 万名农民工子女受益。北 京市大兴区行知学校成为第一所由南都公益基金会支持的打工子弟学校。基金会资助的新公民 计划公益项目，每个资助额为 5 万至 30 万元人民币。所有资助项目都经公开招标，接受申请， 通过严格评审。昨天首批中标的 12 个项目，都是关系到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和成长环境的公 益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康晓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这个“新公民计划”是中国的“第二希望 工程”。 徐永光原先是中国青基会法定代表人，曾创造了“希望工程”这个中国公益第一品牌，到 2005 年国家“两免一补”政策全面实施的时候，徐永光最初要让农村穷孩子读得起书的愿望 完全实现，他的希望工程的使命结束了。于是，他封存了伴随“希望工程”而来的荣耀和是非， 要在公益的天空下开辟另一片“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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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进城农民工子女数目在逐年扩大，他们面临的教育、心理健康、 社会边缘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两位新温州人建立“南都公益基金会”，实施“新公民计划”， 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探索出了一条帮助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新路子，被教育界专家称为公办 学校吸收农民工子女读书和兴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之外的“第三种办法”。 在昨天的项目签字仪式上，基金会董事长徐永光说：他愿与社会各界一起，共襄义举，为 农民工子女的健康成长、为和谐社会建设尽绵薄之力。他希望温州也有公益组织，能积极加入 到“新公民计划”中来。

13、两位温州人助推中国“新希望工程” 都市快报 2007-12-26 记者 金立鹏 不但要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还要教他们如何融入城市生活 一项以农民工子女、 留守儿童为对象的“新希望工程”项目正在两个温州人的推动下拉开 帷幕。 它的名字叫“新公民计划”。 这项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创办的教育项目预计将用 5 到 10 年时间，捐建 100 所“新公民学 校”，每所学校投入 150 万到 200 万元，累计投入 1.5 亿至 2 亿元。 12 月 21 日，“新公民计划”首批 12 个中标资助项目签字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 大学教授康晓光评价这个“新公民计划”是中国的“第二希望工程”。 “第二希望工程”的背后，是两位温州人：南都集团董事长周庆治和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 永光。事实上，徐永光正是中国希望工程的创始人。 两位温州人 20 年后殊途同归 1988 年，徐永光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带着 10 万元注册资金注册成立了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创立希望工程。 3 年后，另一位温州籍官员也辞去了公职，但走上了另一条道路。1991 年，周庆治从浙江 省委办公厅辞职下海，经过多年拼搏创立南都集团， 《福布斯》2001 年把周庆治排在大陆百位 富豪榜第 45 位。 “20 年前，我离开政府做公益，他离开政府做商业；我看着他做大，他看着我做大。” 徐永光说。20 年后，两位各自领域的大佬又站到了同一条人生轨迹上。 “我们是一拍即合的。”徐永光说。 周庆治关注的城市化进程中弱势群体和徐永光多年的希望工程经历决定了南都基金会的 大方向——关注农民工子女以及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解决移民后代 如何融入城市的问题 “新公民计划与希望工程是不一样的。” 徐永光说，由于农村义务教育实现了“两免一补”，以解决偏远地区因贫困而失学问题为 主的“希望工程”将逐渐完成历史使命，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则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 根据南都公益基金会所掌握的数据，目前，全国有 2000 多万流动儿童。而根据中国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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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预测，到 2030 年，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将达到 1 亿人。 解决移民后代就学只是新公民计划的一部分， 帮助移民后代融入城市才是新公民计划更重 要，也是根本区别于希望工程的地方。 据徐永光介绍，南都基金会把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资助范围设定为：新农民工子女道德辅 导项目、学业辅导项目、健康成长指导项目、就业服务项目、生活方式辅导项目、社会交往指 导项目以及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研究和政策推动项目等。 浙江应该成为 新公民计划的重点区域 “如果做一个中国慈善排行榜，浙商数量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20 年的公益事业经历 让徐永光清楚，一个区域关注公益的程度，取决于经济的发展。 “浙江作为民营经济的大省，是全国农民工的主要流入地，在温州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 民工子弟就学困难，当地教学资源不堪重负的现象，浙江应该成为新公民计划的重点区域。” 徐永光说，目前已经建立的两所新公民学校都在北京，但他个人非常希望看到在浙江出现 新公民学校。 链接：如何申办新公民学校 根据这项计划， 南都公益基金会将为每所“新公民学校”提供 150 万至 200 万人民币的启 动资金，而学校的日常运行和发展主要依靠社会各界的捐赠。 现在，新公民学校对申请对象几乎没有门槛，有志于公益教育事业的个人和企业都可以向 南都基金会提出申请，审核后由南都基金会提供启动基金，学校将是一个独立的、在校董会领 导下的教育 NGO（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 。 （详见南都公益基金会网站 http://www.naradafoundation.org/）

14、新华时评:打开“城市新公民”与城市间的“玻璃墙” 新华网上海１２月２７日电 记者 张晓晶 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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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上海浦东育才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在上语文课。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上海浦东 育才小学等 4 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全市率先“转正”，成为民办学校。政府每学年将补贴每名 学生 1900 元，每个孩子每学期缴纳的学费从原来的 600 多元，减至 330 元。 上海浦东新区政府日前从财政专门拨款７００多万元，为４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近４００ ０名学生支付每人每年１９００元的教育补贴经费， 这与浦东户籍居民子女享受的补贴标准完 全相同。此举拉平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居民的教育补贴标准，对于实现教育公平意义重大，使农 民工由城市过客到城市主人的过程更顺畅。 目前我国有进城务工农民１亿多人，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数千万名，其中很多会成为 “城市新公民”。对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国务院出台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强化了 “两为主”政策，即义务教育阶段由输入地政府安置为主，以公办学校接纳为主。尽管现在不 少城市日渐重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但是一些“玻璃墙”仍然阻滞了“两为主”政策在基 层的落实。 一个问题是城市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的门坎依然较高。有的城市要求农民工凭迁出证、城 市暂住证、城市务工证、计生证、租购房证等证件才能按国家政策免除借读费。且不说这些证 件很难办齐，即便办齐以后，公办学校也常以“名额已满”为由变相索要“赞助费”。 城市公办学校无法接纳，不少地方的农民工只能自办学校安置自己的孩子。当然，这种学 校普遍没有办学许可证，面临资金短缺、条件简陋、师资力量薄弱等困难。一些这样的学校因 为办学条件不合格而被取缔，部分孩子因此又面临上学难。 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上学路为何不平坦？是城市公办学校没有能力接收这些农民工子 女？还是这些城市的财政无力承担这部分农民工子女的上学费用？说到底， 是很多城市管理者 仍然不把农民工看作新市民，而仅仅是看作城市的过客和劳动力。有的担心农民工子女大量流 入，本地教育资源会无法招架。这种城市本位主义的心态导致一些地方教育部门本着应付、不 出事的心理，取缔简易农民工子弟学校，而不舍得拿出已经过剩的校舍、师资力量为农民工子 女服务。 平等的受教育权，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孩子的权利。现在的农民工子女很多是出生在城市的 第二代，如果生在城市，却从小与城市孩子接受两样的教育，就会在他们心里播种下不公、歧 视的种子，长此以往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承认农民工的实际需求， 尊重他们的意愿， 扶持农民工子弟学校发展成为规范的民办学校， 浦东新区的做法是明智选择，值得提倡。更重要的是，每个城市管理者都要在心里打破根深蒂 固的城乡二元观念， 打开那堵“玻璃墙”， 以各项措施接纳农民工及其子女为“城市新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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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公民学校篇 1、南都公益基金会将为农民工子女捐建百所民办公益学校 新华社北京５月３０日电 为了让流动儿童有学上、上好学，“六一”前夕，南都公益基金会决定用５至１０年时间 捐建１００所民办公益学校，为全国农民工子女送上一份厚礼。 据介绍，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尽管各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但由于流动儿童规模大、增长迅速、流动性强，流入地政府和公办学校无法完全满足他们上学 的需要。 南都公益基金会负责人徐永光表示，民间公益资金进入农民工子女办学领域，有助于弥补 政府公办学校教育资源不足，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协助政府更好地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 题。 徐永光透露，学校将以“新公民学校”命名，意寓孩子们在这里学习励志，健康成长，成 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公民。南都公益基金会还希望在政府支持下， 探索出一条社会捐资、公民参与、民办公助的“新公民学校”办学新路子，为更多的企业和公 众参与农民工子女教育提供借鉴，为和谐社会建设做贡献。 据悉，“新公民学校”每所资助金额为１５０万至２００万元人民币，南都公益基金会将 于７月初开始进行项目招标，选择合适的地方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承接学校的建设和管理。

2、新华时评：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离不了制度创新 新华社北京６月１日电 记者 鹿永建 崔峰 今天是“六一”，各界纷纷给未成年人送大礼。新近成立的南都公益基金会决定用５至 10 年时间捐建１００所民办公益学校，帮助农民工子女上学。这在“六一”活动中显得十分 厚重：切中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要害问题，并进行实质性探索。 １．３亿农民工的４３００万子女，其中近２０００万随父母进城，成为流动儿童，其余 留在家乡成为留守儿童。城市能否和谐地融合农民工使之成为新市民，其子女能否随父母进城 就学是个关键。由于流动儿童规模大、增长迅速、流动性强，流入地政府和公办学校无法完全 满足他们上学的需要。这些流动儿童回到家乡，就增加了留守儿童的数量。这是一枚硬币的反 正两面。 留守儿童之所以越来越令全社会焦虑，是因为这些未成年人在人格成长过程中，因与父母 分离而普遍处于父母之爱和家庭教育的缺乏，这种缺乏可能形成人格的不和谐，进而成为全社 会的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各地都在进行多种多样的探索，其实质就是寻找和扩展资源，满足留 守儿童对于父严母慈的渴望，但这只是一种替代满足。 最质朴、最有效的办法是让更多的农民工子女既在父母身边，又能接受义务教育。中国目 前的财富和教育资源真的不能满足农民工子女进城入学吗？不是。 困难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一时 无法完全消除的现实下，如何通过制度创新，让财富和教育资源有序流入农民工子女教育这个 洼地，寻求多元化解决之道。 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办法是，通过合法渠道，让民间公益资金进入为农民工子女办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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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社会捐资、公民参与、民办公助的办学新路子。这个办法张扬教育的公益性质，既有别于 一些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水平偏低和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又有助于弥补政府公办学校教育资 源不足，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协助政府更好地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多种渠道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绝不是说地方政府可以袖手旁观了，恰恰相反。政府 作为义务教育的责任主体， 不仅要尽最大努力增加财政投入为农民工子女在父母打工地进入公 办学校读书，还要制订更有效的政策，创造更好的环境，鼓励民间公益资金和教育资源进入农 民工子女教育领域，催生更多的南都基金会式的机构。

3、5 万名农民工子弟将享受新公民学校高质量教育 新华社北京７月３日电 记者 吴陈 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公益资金支持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项目——“新公民学校”将于７月中 旬进行招标，选择合适的地方非营利组织（ＮＰＯ）承接学校的建设和管理。 项目发起者南都公益基金会将用５至１０年时间，捐建１００所民办公益学校，累计投入 １．５亿至２亿元，招募近３０００名教师和志愿者，预计有至少５万名农民工子女直接受惠， 从而走出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的新途径。 资金链条三步走 南都公益基金会是一个由私营企业出资建立的非营利性公益基金会，今年５月由民政部批 准成立，注册资金１亿元人民币。它通过资金支持来推动优秀公益项目和公益组织，扮演“种 子基金”的角色。 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介绍说， 南都公益基金会将为每所“新公民学校”提供１ ５０万至２００万人民币的启动资金，在完成相应审批手续取得办学资格之后根据《民办教育 促进法》申请适当的政府补贴，而学校的日常运行和发展主要依靠社会各界的捐赠。 据悉，南都公益基金会已和北京、广东、广西等地政府教育部门进行接触并达成初步协议， 项目启动初期采取改建现有私人投资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利用公立学校闲置校舍的方式试运 行几所“新公民学校”。 预计北京市朝阳区现有的两所私营农民工子弟学校有望于今年转制为非营利性质的“新 公民学校”，９月开始招收首批学生。 曾参与创立“希望工程”的徐永光说，由于农村义务教育实现了“两免一补”，以解决偏 远地区因贫困而失学问题为主的“希望工程”已经基本完成了历史使命，而农民工子女的教育 问题则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 “我们希望将来全国各地有更多的民 间组织能投入到这项事业中来。” “第三条道路” 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调查， 全国１０００多万跟随打工父母进入城市的流动儿童 中失学儿童超过１００万。另外一份研究报告发现，农村留守儿童也因为家庭教育和监护的缺 位，在行为习惯、人格塑造和身心健康等方面产生了许多难以弥补的缺陷和问题。 徐永光说，流动儿童如果不能接受到适当的教育，将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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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提出，要解决好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 学”。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地方政府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流动儿童的入学问题，而私人投资兴 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又面临着“低收费、低薪酬、低投入、低质量”的困境，“因此我们要探 索一条非营利性农民工子弟学校的道路。”徐永光说。 徐永光说，和“希望工程”公办民助即政府投资兴建校舍等硬件设施，社会力量捐资运行 的模式不同，“新公民学校”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办公助”。 “新公民学校”将实行“高中低”的办学模式：较高的软件和教育质量，中等的硬件条件 以及低收费，收支差额由学校向社会募集。“学校非营利的性质将更有助于吸引社会公益资 源。”徐永光说，“基金会将派出专门的财务人员对每所学校的财务状况进行监管，使资金使 用做到公开透明。” 双赢的教育模式 徐永光介绍说，基金会将成立专家委员会，指导“新公民学校”的课程和教育设计。 “新公民学校”在基本的文化教育之外，更加注重培养农民工子弟的自信心，教会他们自 食其力，把他们培养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公民。 为此，“新公民学校”将在不打破目前教育模式的前提下，探索一些新的教育教学形式和 方法，包括结合农民工家庭实际情况，对他们进行生活化教育；与ＮＰＯ合作，对他们进行成 才训练；吸引公立学校学生、家长、大学生、社会成功人士等与“新公民学校”学生结对子等。 “这种与社会的正面互动会使农民工子弟时刻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有利于他们的成 长。”徐永光说，“这对农民工子弟更好地融入城市，成长为城市社会积极正面的力量非常重 要。” “而参与帮助他们的人也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和升华。‘新公民学校’辐射出的精神价值 会为每个社会成员带来积极的影响，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很好模式。”

4、北京实验二小家长愿与新公民学校家长结对互助 新华社北京 7 月 4 日电 记者 汝涛 今天，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二年级 6 班的学生家长们，在班主任赵春玲老师带领下，发起一 个倡议：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家庭结对子，在教育孩子方面，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最近，北京实验二小二年级 6 班的家长参加了一个社会公益活动座谈会，了解到中国第一 个由民间公益资金支持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项目－－“新公民学校”近期将在北京等地创办， 以 探索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的新途径，9 月份就会有“新公民学校”在京招 生。 赵春玲老师和本班学生家长们成为“新公民学校”的首批“家庭志愿者”。他们提出要和 “新公民学校”的农民工家庭开展互动，在城里家庭向农民工家庭提供一些物质帮助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开展精神上的互动与交流。赵春玲说：“北京是一个大都市，是一个人的海洋，而 在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心里，大都市却好像是人的沙漠，他们在辛苦劳作的同时，却没有被接纳 的感觉。” 沈树中和朱焱都是二年级 6 班的学生家长，积极响应与农民工家庭结对互助活动：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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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自己的学习用具、书籍捐赠给农民工子女，培养孩子们的爱心，这还可以成为孩子们、 甚至是家长们更好地了解社会的途径。沈树中认为，城里孩子能够得到给予的快乐，同时也能 学习到对方身上吃苦耐劳等优点，是一种互动的交流，而不仅仅是单向的谁帮助谁。“这种社 会互助的公益行为应该得到大力提倡，” 沈树中说。 北京实验二小二年级 6 班家长、北京关爱家庭中心主任钱红林说，学习爱的智慧，守护你 我的家，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几乎每个家庭都应当做的。不然轻则影响家庭生活质量及下一代 人格成长，重则可能造成家庭破裂甚至酿成犯罪。公立学校学生的家庭与“新公民学校”学生 的农民工家庭结对互助则是帮助别人的家庭，并使自己的家庭得到祝福。她建议更多公立学校 学生家长参与这项家庭之间的美好互助。

5、5 至 10 年内 100 所新公民学校将解决民工子女入学难 人民网北京 7 月 12 日讯 “2007 年下半年至 2008 年，新公民计划招标建设 10 所新公民学校，每所资助资金 150 万至 200 万人民币；招标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资助额 500 万元人民币，每个项目资助额不超过 20 万元，特殊情况下可增加至 30 万元。未来 5 至 10 年内，南都公益基金会将捐建 100 所新 公民学校以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是在 7 月 12 日做上述表示的。南都公益基金会 自 12 日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非营利组织承建新公民学校，招标资助关心农民工子女成长的 公益项目， 这标志着南都公益基金会实施的以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为宗旨的新公民计划正 式启动。未来 10 年，南都公益基金会用于新公民计划招标项目的资助资金总额将超过 3 亿元 人民币。投入巨资以招标方式资助公益项目，这在中国还是首次。 据了解，目前全国有 2000 多万流动儿童，2300 多万留守儿童。据中国社科院和联合国发 展计划署预测，到 2030 年，我国农民工数量将达到 3.5 亿，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将达到 1 亿。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心理健康、道德发展、贫苦等矛盾和问题十分严重。国务院妇女儿童 工作委员会 2003 年调查表明，我国流动儿童失学率高达 9.3％，全国有近 100 万流动儿童处 于失学状态；流动儿童上学超龄现象严重，9 周岁还在上一年级的占 19.7％。农民工子女的失 范行为较多，犯罪率较高。据新华社每日电讯报道，上海市少年管教所在押的未成年犯上海市 籍与外省籍的比例，2000 年为 6：4，2005 年猛增至 3：7。这 7 成少年犯大部分是农民工子女。 农民工子女只占未成年人口的 10%，而无论在城市或是农村，这个群体已经成为未成年人犯罪 的主体——一些地区高达 50%以上。2003，国务院转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 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社会问 题”。 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很好地解决，不仅对农民工子女个人的一生有不利影响，而且对整个 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也将产生严重的后果。为改善农民工子女的成长环境，南都公益基金 会决定实施新公民计划。该计划由新公民学校建设项目和新公民公益项目组成。 为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政府提出了“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学校就读为 主”的政策。然而，由于农民工子女规模大、流动性强、公办学校办学成本高等原因，公办学 校无法完全满足农民工子女上学的需求。2006 年北京市教委统计表明，在总数约 40 万包括农 民工子女在内的外来户籍儿童中，公办学校只接纳了 62％，尚有十几万流动儿童（主要是低 收入的农民工子女）就读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这些民办学校为缓解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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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投入低、教师报酬低和主要属于私人投资办学难以得到政府补贴及社会 捐助，多数学校办学条件差，教育质量令人担忧。 新公民学校定位为非营利、 平民性与高质量。平民性指的是面对农民工家庭收入低的现实， 确立务实的办学标准。希望通过建设非营利、平民性、高质量的新公民学校，促进民办农民工 子女学校整体提高教育质量，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相互补充、良性竞争的局面，让农民工子 女人人有学上、上好学，培养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公民。 新公民学校的建设和管理模式还可为那些愿意直接捐建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的企业提供借鉴， 引导公众与企业参与农民工子女教育，成为自希望工程之后的社会捐资助学的新潮流。 与公办学校由政府举办和管理、资金全部来自财政拨款不同，新公民学校由非营利组织举 办，由独立的校董会管理与运作，通过社会捐款、政府资助、学生缴费等多渠道筹集办学经费， 形成民办公助的办学模式，资金使用效率高，办学成本相对较低。与私人投资的民办学校不同， 新公民学校是非营利性的，捐赠人和管理者不能从中谋取任何收益分配，学校没有营利冲动， 能够将资金更好地用于学校的发展，有利于获得社会公益资源与政府公共财政的补贴，从而实 现学校高软件（师资和教育质量） 、中硬件、低收费的运行目标，让农民工子女获得有质量的 公平教育。

6、 “新公民学校”启动建设招标——南都基金会 10 年将捐资建设 100 所学校 新京报 2007-07-12 记者 白杰戈 从现在起至明年内，将有 10 所面向农民工子弟的“新公民学校”开始建设招标。10 年内， 这一数字将达到 100 所。7 月 12 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宣布，“新公民学校”开始建设招标， 首所学校有望建在北京。 南都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介绍，由上海南都 集团出资 1 亿元、刚刚于 5 月 11 日成立的南都基金会，将为每所“新公民学校”提供 150 万 元至 200 万元启动资金，在完成相应审批手续、取得办学资格后，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申 请部分政府补贴，学校的日常运行和发展则主要依靠社会各界捐赠。 徐永光介绍，“新公民学校”定位为非营利、平民性与高质量，将实行“高中低”的办学 模式：较高的软件和教育质量，中等的硬件条件以及低收费。项目启动初期采取改建现有私立 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利用公立学校闲置校舍的方式，试运行几所“新公民学校”。朝阳区现有的 两所私立农民工子弟学校有望于今年转制为“新公民学校”，9 月开始招收首批学生。

7、南都基金为民工子女捐建百所校 中国教育报 2007-07-17 记者 张晨 南都公益基金会日前在京宣布，从 2007 年下半年至 2008 年，该基金会将建设 10 所新公 民学校，每所学校资助资金为 150 万至 200 万元，以改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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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该基金会是由民政部批准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重点资助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开展 的各种公益项目，包括道德辅导、学业辅导、健康成长辅导以及生活方式辅导等方面。基金会 计划在未来 5 年到 10 年内，以项目招标的方式，捐建 100 所新公民学校，资助总额将超过 3 亿元。

8、新公民学校：为农民工子女教育探新路 ——访全国政协委员、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 现代教育报 2007-08 记者 曾国华 刁文 新闻背景 2006 年，全国有 4300 万农民工子女，其中约 2000 万随父母四处漂泊，成为“流动儿童”； 约 2300 万留在家乡，成为“留守儿童”。预计未来 20 年内，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 民工子女动态累计将达到 1 亿人。 但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状况并不乐观，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均面临极大的困境。城里的 孩子难以上学，留守儿童则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危群体。南都公益基金会为此发起“新公民 计划”，希望通过计划的实施，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新公民计划”一方面资助为农民 工子女提供服务的公益项目，包括道德养成、心理健康辅导、艺术培养、科普教育等；另一方 面，用 5 至 10 年的时间捐建 100 所“新公民学校”，直接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难的问题，使其 获得“有质量的公平教育”，并将“新公民学校”创办成动员社会力量、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 问题的新模式。 日前，南都公益基金会正式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非营利组织承建新公民学校，每所学校资助 金额为 150 万至 200 万元人民币。为了解新公民学校的有关情况，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 近日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先生（以下简称“徐”） 。 关键词一：非营利性 记：目前，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路主要有两条：一是“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 公办学校就读为主”，二是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新公民学校被认为是政府与市场之外解决农民 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第三条道路。它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哪里？ 徐：首先，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非常重要。我曾经讲过两个“一百万”，一是十多年前 的希望工程统计， 农村贫困地区失学儿童有百万余人； 二是 2002 年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有 1000 万人，失学率为 9.3%，近百万儿童失学。两个一百万，数字虽相同，但性质却发生了根本变 化。 十年前，是贫困失学；十年后，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和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歧视性政策鸿 沟，导致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无学可上或上不起学。前者即便变成文盲，对社会危害也不大； 但后者如果被边缘化，不能融入城市，他们很可能成为定时炸弹和活火山，后果很可怕。随着 城市化加速，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需求很强劲。 其次，政府和市场都不能完全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两个为主”的政策很好，但 落实起来并不容易。流入地政府一方面要尽量接收他们入学，不做不行，但敞开大门也受不了， 一是公办学校无法完全满足农民工子女上学的需求，二是洼地效应更让政府顾虑重重。 而市场解决虽有公益性质，但毕竟是利益导向。收费高的民办学校，低收入的农民工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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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起；一些打工子弟学校为缓解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学校的营利 动机抑制了教育需求，也阻碍了社会力量的参与；学校前途的不确定性又加深了办学者的短期 行为，阻碍了对学校的再投入。“四低”是这些学校运营的基本特征，即低投入、低收费、低 薪水（老师工资平均约 700 元/月） ，最终导致低教育质量（硬件和软件）。 这就给新公民学校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我们主要是倡导示范，引导社会一起来关注农民工 子女教育，希望把这条路越走越宽。 记：相对于政府和市场，新公民学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徐：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非营利性，捐赠人和管理者不能从中谋取任何收益分配。南都基 金会、社会的捐款和政府的资助款一旦进入学校，就是学校合法拥有的独立财产，是社会公共 财产。 学校没有营利冲动，就能将资金更好地用于学校的发展，有利于获得社会公益资源与政府 公共财政的补贴，从而实现学校高软件（师资和教育质量）、中硬件、低收费的运行目标，让 农民工子女获得有质量的公平教育。 记：“有质量”如何体现？ 徐：高质量主要指“优质的教育资源”和“特色教育理念”。我们会在全国选聘优秀的校 长和教师，让孩子们得到适合他们特点的良好的教育。 同时，我们和一些全国最好的、专业的非营利组织合作，开展艺术教育、科普教育、环保 教育、心理辅导等，要让学校成为孩子成长的乐园，让他们的“幸福指数”比较高。一句话， 我们要让农民工的孩子享受有质量的公平教育，并对他们的未来产生积极影响。 记：低收费低到什么程度？ 徐：每学期 500 元以下，低于办学成本。非营利不等于不收费。美国非营利机构一年的收 入达到 9000 亿美元，来源有三块：一是捐款，占 20%以上；二是政府拨款，占近 30%；三是收 费，占到了 50%。 关键词二：民办公助 记：新公民学校的办学模式是民办公助，“公助”指的就是政府的支持吗？ 徐：“民办”就是民间捐赠建学校，“公助”就是指政府支持补贴，让学校可持续发展。 新公民学校承担了本该由政府承担的义务教育责任，法律规定政府要给予补贴，方式包括免费 或优惠提供校舍、 资助教学设施设备、 按照生均教育公用经费标准的一定比例给予经费补贴等。 记：经费补贴希望有多少？ 徐：不低于每年生均 200 元。这应该是可行的。以北京为例，公立学校小学生生均成本（含 教育事业费和公用经费）达到 7000 多元，200 元只是生均公用经费的 1/6。近年来北京市政府 流动儿童专项拨款每年约 1.6 亿元，相当于给每名流动儿童补助 400 元。 关键词三：风险 记：新公民学校在发展中可能会有哪些风险，如何化解？ 徐：最大的风险是学校可持续发展问题。南都基金会负责启动学校，但发展要靠社会支持。 所以建立一个有能力的校董会很关键，它要能整合社会资源，获得政府、企业、媒体等各方面 的支持。每一所学校都要成为一个小“教育基金会”。 这种设计使新公民学校成为农民工子女及其家庭与社会互动的平台，让孩子们时时感受到 他们的成长与社会的关爱分不开，从而抱有感恩之心。这对于他们在情感上融入城市，激发他 们做合格的城市新公民的责任感非常有利。如果南都基金会的投入让学校吃饱，不需学校去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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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社会资源，并不是好的设计。 最关键的一点是要保持学校的财务透明、管理规范，保证捐款的有效使用和及时反馈，树 立良好的社会品牌和形象。财务管理做不到规范、透明、公开，会砸牌子。所以，在设计中， 新公民学校的财务人员要由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派出。 我最担心的是能不能真正把学校办好。如果每一所新公民学校都是优秀的，不用发愁没人 关心、参与学校的建设，我们期望的示范倡导效果就一定会实现。 关键词四：未来 记：对于新公民学校，您的期望是什么？100 所不是南都基金会的终极目标吧？ 徐：我希望社会能认同新公民学校的办学模式，一起来办高质量的学校，接收更多的农民 工子女就读。如果有捐款人出资捐建学校，南都基金会不仅不抽取管理费，还会提供相当于捐 款金额 10%的项目管理经费，把学校建好。 但理性的想法还是追求高品质，做出示范，不求最大，但一定要最好。 记：我注意到，有不少孩子读完初中往往无学可上、无事可做，这也是个隐患。现在新公 民学校只办小学，您有没有考虑过，如果学校办得好，就一直纵深做下去，办初中、职业学校， 甚至高中？ 徐：理性、负责任的做法是一直做下去，帮助他们念到初中、职高，或者高中、大学，一 直到就业。我们也注意到了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的重要性。一位在上海从事教育慈善的朋友 告诉我，农民工子女初中后约有 40%在社会游荡，找不到就学、就业出路，他们已经成为青少 年犯罪的高危群体。新公民学校的设计包括未来的 9+1 或 9+2 模式，让他们在完成九年义务教 育后，能学习一些职业技能，更好地生存、发展。

9、56 家手机网共同搞调查 关注农民工子弟上学 赛迪网 2007-08-31 作者：太阳飞雪 8 月 30 日消息， 历时 15 天，由 56 家国内主要的手机网站发起和推广的“关注农民工网 民子弟上学行动”，今天顺利结束，活动贴子达到了百万级点击数。这次活动和南都公益基金 会合作，协助该基金会进行 10 所新公民学校的选址调查。 据了解，此次活动为了让流动儿童有学上、上好学，由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庆 治和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先生牵头创建的南都公益基金会决定，用５至１０年时间，按每所 150 万至 200 万的标准，捐建１００所民办公益学校——新公民学校。 这次活动反映上来的农民工子弟上学问题，主要来自广东等地区，包括农民工数量较大的 东莞等地。这种调查结果并非意味着，只有广东地区存在农民工子弟上学问题。组织这次活动 的万蝶移动博客 CEO 项方伟表示，由于广东等少数省份的手机上网资费较低，因此拥有一定数 量的农民工手机网民；而中国其它省份因为资费太高，农民工手机上网较少，因此导致这种极 大的地域差异。他认为，久而久之，这种运营商主导的严重地域失衡的资费政策，会无形之中 造成数字鸿沟，农民工的手机上网问题和农民工子弟的上学问题本质是一样的，是社会资源分 配的问题。 除了参加第一次移动互联网群体公益行动的 30 家独立 WAP 网站外，这次行动参加的网站 增长到 56 家，还得到了手机央视网 wap.cctv.com、手机人民网 wap.people.com.cn 等重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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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手机媒体的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人徐永光对记者说，“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新兴的手 机网络的负责人对公益事业的热心。 南都基金会作为一个民办的公益基金会， 和手机网络一样， 都在从事一种需要创新和需要激情的事业。这次通过移动互联网这个渠道的尝试，让我感受了 手机互联网的威力。”（责任编辑：胡祥宝）

10、北京大兴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变身为新公民学校 新华社北京９月１日专电 记者 鹿永建 南都公益基金会资助的第一所新公民学校——北京市行知新公民学校１日举行开学典礼。 北京市行知新公民学校前身是北京大兴行知打工子弟学校，以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为农 民工子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为理想追求。与当前多数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不同，行知学校主要靠 社会捐助发展起来，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据介绍，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变为新公民学校后，南都公益基金会将提供１００多万元的资 金资助，行知新公民学校将实行校董事会领导下校长负责的办学模式，吸纳社会资源的支持， 努力办成低收费、普通硬件、好的软件、优质教育的公益学校。 南都公益基金会今年５月在民政部注册成立。为了让流动儿童有学上、上好学，这家公益 基金会决定，用５年至１０年时间捐建１００所民办、公益性新公民学校。北京市行知新公民 学校是这个计划的起点。

11、开学首日

打工子弟易名新公民 ——今后 5 至 10 年将诞生 100 所“新公民”学校

北京青年报 2007-09-02 记者 邓兴军 昨天上午 9 点钟，来自安徽、父母在北京打工的 10 岁女孩谢崇崇，喜气洋洋地走进工人 师傅正在油漆的新校门：北京大兴行知新公民学校，参加了属于他们的隆重的开学典礼。据悉， 为了让流动儿童有学上、上好学，南都公益基金会决定用 5 年至 10 年时间捐建 100 所民办公 益性新公民学校。北京市大兴行知新公民学校就是这个计划的起点。 从 2004 年就在该校任教的沈桂香老师说，校名中增加的“新公民”三个字，让老师和学 生摆脱了“农民工”的痕迹，使学生觉得自己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并肩负着未来发展的责任。 而从小学一年级就一直在这所学校上学的女学生靖明霞开心地说，很高兴有属于自己的校服 了，另外学校也有了舒服的塑胶操场了。靖明霞三姐弟都在这所学校上学，学习优秀的他们目 标锁定清华大学等知名高校。 北京市行知新公民学校前身是北京比较知名的北京大兴行知打工子弟学校。 与当前多数民 办打工子弟学校不同，行知学校主要靠社会捐助发展起来。但由于学校在资金来源不稳定的情 况下追求较高质量，义务救助了大量失学的农民工子女，学校从创办之日起就一直因资金困境 而遭遇多次危机。同时，关于学校的治理问题、善款如何更有效使用问题也相伴提出。南都基 金会和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的介入， 将使这所靠社会捐助兴办的公益性打工子弟学校不再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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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资金的担忧。

12、新华时评：低价优质学校绝不是梦 新华网北京９月３日电 记者 鹿永建、张晓晶 南都公益基金会资助的北京市行知新公民学校９月１日开学，未来５年到１０年，这样的 新公民学校将达到１００所，解决５万名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更引人注目的是，新公民学校 提出一个很响亮的教育理念：用低收费、普通硬件、好的软件实现优质教育。这种理念恰恰符 合公众对于整个教育改革的期盼！ 如果这些目标能实现，将使数万农民工子女得到公平而优质的教育，更有助于中国教育清 扫目前追求豪华硬件和高价收费的歪风，拉动教育回归应有的本质。 新公民学校是民办、公益学校，其理念有针对性和特殊性。由于主要面对农民工子女，决 定了其低收费，学校的日常运行和发展则主要依靠社会各界捐赠。可贵的是，他们把来自南都 公益基金会的有限资金和其他公益资金支持，不是主要用于硬件改善，而是更多地投入到师资 力量等软件上。 倾心打造超一流硬件和变相的重点校、重点班，是目前不少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的狂热追 求，面上的口号是培育精英，潜在目的是掏家长腰包，结果让广大学生和家长在择校和高收费 的两堵墙之间进退两难。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有的学校设施之豪华如同星级宾馆，健身房、大型地下停车场一应俱 全，连厕所都是“星级”；有的学校占地几百亩，每间教室都有活动黑板，投影仪、宽带网。 追求硬件之风已形成忽视软件的现实，与教育的本质越来越背离，也使教育改革进一步退 半步。一些教育管理者认为，要提供优质教育必须要有高投入，要有一流的硬件设施，相对而 言软件投入却不甚了了。有的所谓公立名校一个年级就有近２０个班，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就当 上了班主任。高投入、大扩招，增加了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给这些所谓重点学校的教育质量 也带来很大风险。 新公民学校低价优质的教育追求符合教育本质，在历史上有成功先例。抗日烽火中的西南 联大办学硬件差，连基本的实验设施都缺乏，但一批饱学之士仍然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出不少大 师。当前，我国的教育资源有限，人们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旺盛，改善硬件设施应量力而行，满 足教学需要即可，对于这一点，新公民学校的教育理念值得喝彩。 教育改革不可能把目前的东西推倒重来，只能指望新的力量生长起来，冲破板结的土地， 带动整个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公民学校的担子沉甸甸。我们更期望，公办教育应以此为 镜，走出豪华办学的误区，给社会提供更多低价优质的学校。

13、南都基金会百万资助大兴行知学校 新京报 2007-09-02 记者 李立强 韩萌 编者按：该校成为第一所“新公民学校”，管理将由个人主导向董事会集体治理转变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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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打工子弟学校———大兴区行知学校的开学典礼上，南都公益基金会宣布，向该 校注资百万。该校随之更名为行知新公民学校，成为第一所由民间公益基金支持的打工子弟学 校，管理模式也将由目前的个人主导向校董事会集体治理转变。 据介绍，南都基金会计划在全国捐建 100 所类似的新公民学校。 行知学校获捐百万 新学期的大兴区行知学校面貌焕然一新，水泥地变成了全新的塑胶体育场，学生们穿上了 新校服，这都是新公民学校建设的一部分。 在昨日的开学典礼上，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表示，8 月份开始，南都基金会已为行知 学校注资 80 万，主要用于改造操场、实验室、桌椅等。接下来，基金会还将分批注资，主要 用于学校的师资等软件建设。 南都基金会是由上海南都集团发起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 “新公民计划”则是南都基金会 发起的一个项目，该项目计划投入 1.5 亿至 2 亿元，用 5 到 10 年时间，在全国捐建 100 所民 办公益新公民学校，每所学校的捐资额在 150 万至 200 万之间，预计将有 5 万名农民工子女受 益，希望探索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新路。大兴区行知学校是该项目资助的第一所学 校。 校董集体治理学校 目前，打工子弟学校多由个人投资或募集资金建设运营，筹资困难及管理不善成为通病， 大兴区行知学校就因缺乏办学资金多次面临停办，师生几经折腾，校长的个人作用很大，通常 一所学校的历史就是校长的个人史。 “新公民计划”希望能借此改变打工子弟学校的管理模式，徐永光介绍，下一步，该校将 成立董事会，由捐资方、教育专家、财务专家、法律顾问及家长代表组成，实行校董事会领导 下的校长治理模式，校长由校董事会聘用，只是执行者，基金会将向学校派驻会计并接受审计。 该校校长黄鹤说，校董事会已在筹备，本月即可运作。以前都是他一个人带着一个团队在 工作，以后就有一个团队带领自己走了。 徐永光说，按照基金会和现在的校董们的意见，黄鹤留任校长应该没问题，但计划聘用一 名执行副校长，专抓教学。 另据介绍，本月，朝阳将有两所赢利性质的打工子弟学校变身新公民学校，成为非赢利的 公益学校，这也便于这类学校争取政府补贴。 专职社工进驻校园 昨日，还有多个公益组织参加了行知学校的开学典礼，该校新建的谈话室也正式启用，这 是专供驻校社工和学生使用的。 刚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毕业的姜慧雨女士出任该校专职驻校社工。姜慧雨 说，驻校社工在港台和国外比较普遍，国内应该还是第一个。她的主要工作是和学生沟通交流， 协助学生处理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师生关系等。

14、第一所新公民学校诞生 公益时报 2007-09-04 记者 程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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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南都公益基金会资助的第一所新公民学校——北京市行知新公民学校举行开学 典礼。 该校前身是北京大兴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常常面临着交不起水电费的窘境。学校更名为新 公民学校后，南都公益基金会将提供 100 多万元资助。 据了解，南都公益基金会将在 10 年内捐建 100 所新公民学校，北京市行知新公民学校是 这个计划的起点。

15、新公民学校：农民工子女教育新路径 中国经济时报 2007-09-05 9 月 1 日，北京最有名的打工子弟学校——行知学校有了一个新名字：行知新公民学校。 而在这一天的开学典礼上，与更名同行的还有来自南都公益基金会提供的 100 多万元资 助， 这些钱不仅意味着可以让这个常常面临交不起水电费的打工子弟学校在较长时间里免于窘 境，更为重要的是，一种解决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的新途径也应运而生。 这是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公益资金支持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项目， 项目发起者南都公益基金会 将用 5 至 10 年时间，捐建 100 所民办公益学校，累计投入 1.5 亿至 2 亿元，招募近 3000 名教 师和志愿者，预计有至少 5 万名农民工子女直接受惠。 新公民学校计划诞生 2002 年全国妇联、儿基会联合调查显示，当时全国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有一千万人，失 学率为 9.3%，近百万儿童失学。而在其之前十多年的希望工程统计，农村贫困地区失学儿童 也是百万余人。相隔十年，两个一百万，数字虽相同，但性质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十年前，是 因为经济的贫困，偏远的农村学生因交不起 20 元学费而失学。十年后，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 和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歧视性政策鸿沟，导致在繁华的城市中农民工子女无学可上或上不起 学。 与之相伴，打工子弟学校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 1998 年之前，由于城乡分割体制，农民工子女一开始就被排斥在公共教育之外，打工子 弟学校应运而生，对于避免一些农民工子女流落街头变成文盲有无法抹杀的贡献。 1998 年后，国家开始重视流动儿童的就学问题，肯定了简易学校的存在，再加上农民工 进入城市速度加快，流动儿童增加，需求增大，民工子弟学校大量出现。 1998 年，国务院颁布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 ，办法规定：流入地政府应该承担 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职责， 同时也允许社会组织和个人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 学校或简易学校，并对“简易学校的设立条件酌情放宽”。到了 2001 年打工子弟学校已成为 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地下教育力量。2003 年，打工子弟学校在北京已经经历一个大发展时期， 规模已经达到数百所。 这一年，国家发布《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彻底废除了对 农民工进城就业的限制，同时提出以“输入地政府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承担“流 动儿童”教育责任。 然而，这些规定虽然确定了流入地政府的责任，但没有突破以户籍为主的入学原则，因而 户籍制度和地方负责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形成了制约流动儿童上学的瓶颈；同时，流动学 生的特殊需求与流入地学校利益间有潜在的冲突， 外来流动学生对教育资源的分享造成了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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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居民的利益冲突；如果依照公立学校的标准，现有的教育人力资源无法为现有的农民工子女 提供足够的教育， 而中国的城市化还在迅速地加大这一需求。公立学校还存在投资风险的问题。 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强， 常常出现生源暴增或暴减的现象，且往往居住在易于拆迁的城乡结合部， 使教育硬件投入风险大、难规划。因此，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仍然需要来自民间的灵活的力量的 补充，来帮助政府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在市场化程度高，民办教育发达的地区，民办学校较高的收费超过了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的 支付能力。支付能力在 800 元以下的流动人群需求的满足尚不足，很可能将其转嫁为留守儿童 问题。民办学校建校与办学的资金投入门槛很高，使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办学者具有极高的追 求回报的压力，行为短期，教育质量普遍不理想。在市场化程度低，民办教育受抑制的地区， 流动儿童只能获得低质量的教育。 以北京为例，进入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主要来自收入较高的家庭，低收入子女仍集中在民 办学校，很多民办学校的营利动机压倒了教育要求。民办学校绝大多数以非法形式存在 300 多所学校中仅 61 所具合法身份。民办学校普遍以“四低”为运营特征，即低投入——几万到 几十万元不等；低收费——300-600 元／学期；低薪酬——教师平均 700 元／月；低质量—— 硬件和软件。 因此，农民工子女教育迫切需要一个适合农民工子女上学的低门槛、高质量的、低收费的 学校。这样的学校，不仅要依靠民间的力量，更需要来自政府的支持。 在此背景下，以民办公助、非营利、高质量、平民性农民工子女教育为品牌的“新公民学 校”计划诞生。其理想中所设计的拥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优质的教师和有特色的教育理念，并 且拥有来自政府的支持和合法的身份，成为新时期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路径，因此也成为在政府 和市场之间的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 南都公益模式 南都公益基金会是一个由私营企业出资建立的非营利性公益基金会，今年 5 月由民政部批 准成立，注册资金 1 亿元人民币。它通过资金支持来推动优秀公益项目和公益组织，扮演“种 子基金”的角色。 南都公益基金会将为每个“新公民学校”提供 150 万至 200 万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在完 成相应审批手续取得办学资格之后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申请适当的政府补贴，而学校的日 常运行和发展主要依靠社会各界的捐赠。这意味着，南都基金会只负责启动学校，之后学校的 发展要靠社会支持。所以，建立一个有能力的校董事会成为关键，它要能整合社会资源，获得 政府、企业、媒体等各方面的支持。事实上，每一所学校都要成为一个小“教育基金会”。 为了选择最适合的团队，7 月 12 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非营利组织 承建新公民学校，所有致力于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非营利组织都被欢迎参加投标。经过 投标评审出的优秀公益项目与公益组织将得到资助， 从而在协助政府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所面 临困难的同时，支持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目前，其已收到许多资助项目申请，包括低于 5 万元的小额资助项目、5 万至 20 万（特殊的可达 30 万）的一般公益项目、以及按 150 万至 200 万的标准资助的新公民学校项目。其资助的第一个小额项目是 8 月 3 日至 15 日上海久牵青少 年活动中心开展的“新公民计划——牵手音乐回乡之旅”，40 多位流动儿童回到家乡，为留 守儿童和乡亲带去歌声。 南都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表示，作为非公募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并没有必须采取公 开、透明招标方式的义务，但是，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公益项目质量，基金会以公 开招标的方式，让市场为公益项目、公共服务定价，寻求最合理价格与最优服务，使资金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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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社会效益。 此外，“新公民学校”将实行“高中低”的办学模式：较高的软件和教育质量，中等的硬 件条件以及低收费，收支差额由学校向社会募集。基金会将派出专门的财务人员对每所学校的 财务状况进行监管，使资金使用做到公开透明。 基金会将成立专家委员会，指导“新公民学校”的课程和教育设计。在基本的文化教育之 外，更加注重培养农民工子女的自信心，教会他们自食其力，把他们培养为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公民。 为此，“新公民学校”将在不打破目前教育模式的前提下，探索一些新的教育教学形式和 方法，包括结合农民工家庭实际情况，对他们进行生活化教育；与ＮＰＯ合作，对他们进行成 才训练；吸引公立学校学生、家长、大学生、社会成功人士等与“新公民学校”学生结对子等。 “这种与社会的正面互动会使农民工子弟时刻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有利于他们的成 长，”徐永光说，“这对农民工子弟更好地融入城市，成长为城市社会积极正面的力量非常重 要。” 据悉，南都公益基金会已和北京、广东、广西等地政府教育部门进行接触并达成初步协议， 项目启动初期采取改建现有私人投资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利用公立学校闲置校舍的方式试运 行几所“新公民学校”。在行知学校后，９月１５日，北京市朝阳区另一家民办农民工子女学 校将挂牌“新公民学校”。

16、一所新公民学校的诞生 人民政协报 2007-09-12 记者：张眉 从北京市朝阳公园南门一路往东，是朝阳区绿化最好的地段之一。路的两边满是葱葱绿树 和整齐的花草，街心公园里有喷泉和盆景，人们在悠闲地散步。 车子开了大约半个小时后，到了一个丁字路口。车子左拐，出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路的两旁不是树，而是低矮的平房，多是一些小五金商铺。很多小面包车、公交车在路上飞快 驶过，掀起尘土飞扬。不时有商铺的门口有牌子写着“招工”两个字，招的多是裁缝、搬运工 之类的工人。 方原的学校——朝阳区京华希望学校，就坐落在这里。他的学生，就是生活在这样尘土飞 扬的环境下的来京务工农民的孩子。 京华希望小学变成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 来北京之前，方原在河南固始一个中学当教导主任。2003 年开始，他辞职到北京，和亲 戚一起举办了京华希望学校。目前学校已经从刚开始的 248 人发展到超过 1000 人。如果不出 意外，方原还会继续把这所学校经营下去。 2007 年 6 月，新公民教育发展中心的负责人刘文华一行在朝阳区教委的推荐下见到了方 原。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希望把方原的学校改制成为新公民学校。 继续办学，还是把学校交给南都基金会？接受南都基金会，就意味着把私人所有的学校变 成社会所有的公益性质的学校，方原将为此面临着来自同行、亲人等各方面的巨大压力。 “把学校卖给南都基金会，不如卖给我呢。”有一个同行对他说。但方原最终还是选择了 与南都公益基金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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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原的举动，给其他打工子弟学校的举办者带来了某种恐慌。因为改制后的新公民学校， 将实行“低收费，中等硬件设施，高软件投入，最后实现高质量的教育”，这比起私人办学， 无疑具有更大的市场竞争力。 “绝对不是我方原办不了这个学校了。”方原一再强调。京华希望学校在其所处的北马房 村和马各庄周边，有着不差的声誉，因此，尽管北马房学校地势比较偏，但学生还是源源不断 地来。“说实话，我的学校到现在还是赢利的。” “要继续办下去也不是不可以，反正大家都是在撑着。”更何况，方原是朝阳区为数不多 的获得合法办学许可证的打工子弟学校之一。 然而从整个行业来看， 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群体面临着发展的瓶颈。由于资金投入缺乏后续， 仅靠学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校的长期发展问题。“就好像养了一个孩子，你可以供他吃饱 穿暖，但是要让他吃好、穿好却很难，更无法应对可能出现的疾病或者意外。”一位业内人士 如是说。校长们面临着无奈又痛苦的尴尬局面。 尽管方原声称自己是赢利的，但赢的也只是薄利。方原看到了民办打工子弟学校长远发展 的潜在危机。“既然我没有能力让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那为什么不向政府和社会求助？” 方原说，最后选择了南都基金会，并把学校改制成新公民学校，最根本的原因是“我要对得起 我的学生，对得起学校的老师们。” 8 月 29 日，朝阳区京华希望学校正式完成了交接仪式，学校的名字也变成了“朝阳区第 一新公民学校”。 什么是新公民学校？ 全国政协委员、南都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说，新公民学校的宗旨在于，让农民工的孩子 “上得起学，上好学，享受有质量的教育公平。”那么，农民工的孩子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新 公民学校区别于其他打工子弟学校的特质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新公民教育发展中心的理事胡益文把家当都搬到学校里，开始了和学 校老师们朝夕相处的日子。 “我看孩子们排队打饭，整整半个小时，没有一个孩子对打饭的师傅说一声‘谢谢’！” 胡益文很激动。但是方原告诉他，“这些孩子能排队打饭已经很不错了！” 胡益文把记者带到学校的小卖部，里面的东西除了文具之外，更多的是零食。他指着在显 著位置挂着的女孩子用来装饰的长塑料指甲和指甲油告诉记者，这是商店里卖得最好的东西。 “农民工因为自己生活的艰辛，千方百计地改善孩子的生活条件，让他们的孩子获得和城 里孩子一样的物质条件，比如说给孩子很多零花钱买吃的，比如说穿戴、化妆用品，他们要让 自己的孩子看起来和城里人一样。” 外表上的一致很容易达到，但是人素质的高低，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日常行为表现上。于是 胡益文要求，新公民学校的孩子要做到干净、整洁、守秩序、懂礼貌。方原也为此请来了武警 大队的军官给孩子们做免费的军训。 “我们可以很穷，但是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纪律、礼貌和秩序感是可以并且应该在教育 中养成的。我们的孩子首先一定是要有道德、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的，然后才能谈得上其他。” 除了孩子，最大的特色是教师。和其他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一样，新公民学校的老师们早 上 6 点钟起来去接孩子，把孩子接到学校后，“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顾孩子。他们对孩子的爱， 并不次于任何一所公立学校的老师。然而，新公民学校的老师不仅仅是教育工作者，同时是一 个社会工作者，不但要加强教学业务能力本身的提升，同时还承载了爱心使者的角色，他们不 是单纯的教书匠，还要了解公益组织的理念，传递社会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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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为了一个工作到我这里来教书，对不起，你不够格。对于我们的老师，我们要 努力做到虽然你只是领一千块钱的工资，但是你要发挥三千块钱的价值。”胡益文说。 新公民学校中的各种社会资源 从 6 月份第一次接触到正式确定改制为新公民学校，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这所只有 311 名学生的学校所凝聚的各种社会资源已经超过了方原的想象。 “您挣的是辛苦钱， 这钱得给您。 ”“你们做的是好事， 也不容易， 算是我支持你们的吧。” 在一辆开往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的出租车上，一张一百元钱的钞票在司机和乘客之间推来推 去。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此前一日开往大兴区行知新公民学校的出租车上。新公民学校项目组 的工作人员坐出租车到学校门口时，司机问了一句:“你们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志愿者吗？”得 到肯定的回答后，这位司机无论如何也不肯收下路费。 “这是民意。”来自北京一家设计公司的设计师说，社会已经开始自发地对农民工和他们 的下一代表达关注并提供帮助。 在新公民学校项目招标会上，著名艺术家小香玉说，“我早就铆足了劲儿要给农民工的孩 子们做事情了！”；耐克体育（中国）公司负责人则表示，把新公民学校纳入其在中国开展的 LET ME PLAY 项目的实施点，而且新公民学校开到哪里，LET ME PLAY 项目也开展到哪里，他 们将持续给新公民学校捐体育器材，培训体育老师、开展体育教育、推动体育精神„„ 出租车司机、全国政协委员、知名企业家、武警官兵、将军、教育家、著名公办学校校长、 退休教师、著名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歌唱家、舞蹈家、建筑设计师、政府官员、NGO 人士、媒 体、律师„„新公民计划开展不久，各种社会资源很快汇集在一起，大家都以志愿者的身份参 与到新公民学校项目中。 值得一提的是，朝阳区政府在新公民计划中表现出来的开放态度并给予的支持。2007 年 6 月，南都基金会新公民学校筹备组的人找到朝阳区教委，请求帮忙推荐合适的打工子弟学校。 后来朝阳区教委推荐了两所学校。其中一所就是京华希望小学的北马房校区。 最后筹备组选择了京华希望小学。其中有着某种深层的寓意:北马房是朝阳区新农村建设 的试点。南都基金会希望通过参与北马房新公民学校的建设，体现出城乡社区和谐，城市人和 乡村人的和谐，本地人和外来农民工的和谐，实现和谐社会的建设。 这么多力量的参与，体现了社会各界对于农民工子女问题的关注。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 教师、原京华希望学校教导主任姓宣，安徽人，是一位有 40 多年教龄的退休老教师。他说， “这个地方干的活又累，工资不高，我干点什么不好，我图个啥啊？这些孩子，真不能再耽误 了。” “要像当年打仗的时候支持前线一样，全民都应该来支持农民工的孩子。 ”一位志愿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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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为农民工子女打造的公益学校开学（图） 新华网 2007-09-15

9 月 15 日，希望工程发起人、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在北京朝阳第一 新公民学校开学典礼上讲话。当天，这所新公民学校经过对校园重新翻修后举行开学庆典。新 公民学校是南都公益基金会捐建的民办公益学校， 旨在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兄弟的孩子们提供优 质的教育，让他们有学上，上好学。南都公益基金会 2007 年 5 月成立，是一家在民政部注册 的非公募基金会。 新华社齐平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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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在北京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开学典礼上，希望工程发起人、南都公益基金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左三）和各界嘉宾与孩子在一起。当天，这所新公民学校经过对校 园重新翻修后举行开学庆典。新公民学校是南都公益基金会捐建的民办公益学校，旨在为进城 务工的农民兄弟的孩子们提供优质的教育，让他们有学上，上好学。南都公益基金会 2007 年 5 月成立，是一家在民政部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新华社齐平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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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北京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学生列队欢迎各界嘉宾参加开学典礼。当天，这所 新公民学校经过对校园重新翻修后举行开学庆典。 新公民学校是南都公益基金会捐建的民办公 益学校，旨在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兄弟的孩子们提供优质的教育，让他们有学上，上好学。南都 公益基金会 2007 年 5 月成立，是一家在民政部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新华社记者王呈选摄

9 月 15 日，北京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学生列队参加开学典礼。当天，这所新公民学校经 过对校园重新翻修后举行开学庆典。新公民学校是南都公益基金会捐建的民办公益学校，旨在 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兄弟的孩子们提供优质的教育，让他们有学上，上好学。南都公益基金会 2007 年 5 月成立，是一家在民政部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 新华社记者王呈选摄

18、北京农民工子女公益学校开学 中国青年报 2007-09-15 作者： 陈昕 樊未晨 9 月 15 日，12 岁的田大康同其他 200 多名打工子弟在新的校园里迎来了新学年的开学典 礼， 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在北京市朝阳区援建的第一所新公民学校——北京市朝阳区第一新公民 学校宣告成立。 北京市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是以公益捐助的方式举办，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服务的民 办、非营利学校，旨在让农民工子女人人有学上，上好学。学校以“新公民学校”命名意寓孩 子们在这里学习励志，健康成长，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公民。 该校校长介绍，现在学校的课程与普通公立小学完全相同，为了增强这些孩子对北京的认 同感及道德教育，学校还增加了一些公民道德教育课程，另外，学校还计划为这些孩子开设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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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能培训课程。 穿着整洁的校服的田大康说：“我觉得能在这么漂亮的校园里读书很开心。” 据悉，南都公益基金会 2007 年 5 月成立，是一家在民政部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

19、南都基金会捐建首家打工子弟学校 科技日报 2007-09-15 记者 李凝 9 月 15 日，北京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举行开学典礼。200 多名打工子弟的孩子迎来了新的 学年。参加开学典礼的嘉宾和记者为孩子们踊跃捐赠了书籍和文具。 据介绍，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是在一所个人举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基础上改建而来，之前因 为经费拮据，学校发展困难，软硬环境均比较薄弱。在一个完全致力于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基金 会———南都基金会的资助下，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并有很多的支援者参与进来，献智 出力、捐款捐物，为孩子们营造了尽可能丰富的成长环境。 据了解，对于农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一直受到两会代表的关注，对此曾有多份提案。全 国政协委员徐永光在经过了全国的大量调查后认为，在现有条件下，政府和市场都暂时没有能 力很好地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迫切需要一种来自民间的、公益性质的力量参与到农民 工子女的教育中来，提供合法的、低收费、高质量的农民工子女教育，走一条充分利用社会资 源、积极争取政府支持的“民办公助”的办学之路。为了开辟这条道路，徐永光任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的南都基金会，决定用 5 至 10 年的时间为打工子弟捐建 100 所新公民学校。

20、北京朝阳成立“新公民学校” 中国教师报 2007-09-15 记者 叶飞 9 月 15 日，北京一所名为“京华希望小学”的打工子弟学校正式更名为“朝阳第一新公 民学校”。这所由南都基金会捐助的学校也将由原来的赢利性民办学校，变成非赢利性民办公 助学校。这也是南都基金会捐助的首家由赢利性质转为非赢利性质的打工子弟学校。 南都基金会秘书长许永光介绍说，“我们捐助这所打工子弟学校，就是希望把这所学校改 造成为一所高软件（师资和教育质量）、中硬件、低收费的学校，让农民工子女获得有质量的 公平教育”。 据了解，南都基金会将在今后 5 年到 10 年的时间，在全国捐建 100 所面向农民工子女的 新公民学校。

21、来京务工者子女 成为“新公民” 北京晨报 2007-09-16 记者 罗德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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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河南省的 11 岁少年柯望和他的 200 余名同学前天迎来了新学期的开学典礼。从这一 天起，他所在的学校不再叫做“打工子弟学校”，取而代之的是朝阳区第一所新公民学校。 记者昨天了解到，这家由南都基金会资助接管的新公民学校投入了 170 多万元，用来补助 原有办学者、改善学校软硬件建设、提供教师工资等。

22、京华希望学校“转型” 新京报 2007-09-16 记者 贾鹏 昨日下午，原京华希望学校正式更名为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由于南都基金会的捐助， 学校也将由原来的营利性民办学校，变成非营利性民办公助学校。南都基金会称，这也是基金 会捐助的首家由营利转为非营利性质的打工子弟学校，170 余万捐款将逐步到位。 5 年民办一朝“营转非” 昨日下午， 在朝阳区金盏乡北马房村， 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的操场和校舍已经翻修一新， 原本是泥土的操场已经被铺上彩砖， 两排教学楼的墙壁和课桌椅都被粉刷和更新。校长方原说， 第一新公民学校原名是京华希望学校，是自己 5 年前一手创办，受捐助后学校将成为一所非营 利性的打工子弟小学。他说，学校现共有在校生近千人，由于社会资金的捐助，学校的师资力 量和办学规模都会提升，将有能力接收附近地区的适龄学生。 每学期学费最低为 100 元 南都基金会项目总监刘洲鸿介绍，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与行知新公民学校一样，同属民 办公助非营利性质，也由校董事会领导。校董事会将对教师进行培训并考核，不达标者可能面 临淘汰。同时，校长的任命也由校董事会决定。 据校长方原介绍，基金会捐助后，学生免费获得了书本和校服，而不坐校车的学生一学期 的学费为 100 元，坐校车的为 200 元，而以前每个学生的学费和书本费加起来就要 350 元。

23、朝阳建首所新公民学校 京华时报 2007-9-17 记者 张灵 昨天，朝阳区京华希望学校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200 余名打工子 弟学生穿上整洁的校服在焕然一新的校园里举行开学典礼，由此宣告由南都公益基金在朝阳区 援建的第一所新公民学校正式建成。 新公民学校是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公益资金支持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项目。 南都公益基金会项 目总监刘洲鸿介绍，他们在北京将计划设立 10 所左右新公民学校，目前已建成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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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新公民学校学生重阳节慰问敬老院 搜狐 2007-10-22 10 月 19 日是传统重阳佳节。在这一天，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的小学生和金盏乡敬老院 的老人们在歌声笑语中共度， 共同组织这次活动的还有华夏志愿者服务社的 20 多名志愿者们。 据志愿者们介绍，新公民学校项目是新公民计划的子项目，是南都基金会资助的重点。朝阳区 第一新公民学校现有 317 名学生，都是农民工子女。 上午九点半，当志愿者到达学校时，村里的老人就已经来到了校园里，和胡益文校长愉快 地交谈，夸奖学校的硬件和师资力量与之前相比都有了很大改观。下课铃打响的时候，孩子们 涌出了教室，操场立刻生动了起来。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只属于孩子的无忧无虑的笑容，可爱， 快乐，甚至看到我们，他们会羞涩的假装看别处，但一直偷偷瞄着你。他们踢毽子、打篮球、 做游戏、做广播体操，伸展着小胳膊小腿。当课间操结束的时候，他们排队离开操场，这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比起其他普通小学的孩子，要稳重乖巧很多。 看着活泼的学生在活动， 一位老人感慨地说： “不知道这里面会有多少将来的科学家啊。” 他们称赞新公民学校的成立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拉着志愿者们的手一直说去他们家坐坐。 送别老人们的时候，志愿者们和校长还送上了小礼物以表示节日的问候。 随后，十位小学生代表和志愿者一道来到了金盏乡敬老院，为近百位老人表演了歌曲、舞 蹈和小品等节目，受到老人的热烈欢迎，一曲歌罢，还一齐说“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还有 一位老人被气氛感染，兴致勃勃为大家表演了一段京剧，激起热烈的掌声。表演中，学生、志 愿者和老人们愉快的交谈，掌声笑声不断。到了午饭时间，表演也在歌声中结束了，很多老人 还拉着孩子们的手嘱咐叮咛，不少老人被孩子们真诚的表演感动得流下眼泪，连连说“辛苦你 们了，谢谢，谢谢！” 四年级学生小丽一直陪伴在老人身边热情的和他们聊天，依偎在老人的怀中唱歌。在告别 老人后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因为她想起了自己的姥爷。本次活动不仅给老人们带来节日的问 候，对新公民学校的孩子也是一次成功的德育教育。志愿者和敬老院的张院长已经协议，会为 老人提供长期的服务，新公民学校也会加强和敬老院的联系。 慰问结束坐上回学校的车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好几个小女孩都在偷偷哭，她们哽咽着说： “想爷爷了”，“我想姥姥”。 胡益文校长表示，这样的活动对学校的德育教育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而德育教育正是新公 民学校最为重视的工作。 南都基金会决定用 5 至 10 年时间捐建 100 所民办公益学校，为让流动儿童有学上，上好 学，在父母的身边接受教育，成长为对社会有用之才。学校以“新公民学校”命名，意寓孩子 们在这里学习励志，健康成长，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公民。 在校园正在建筑的一排房屋前，有一棵看似孱弱的银杏树，可是突然有一个志愿者惊讶地 发现，在凛冽干燥的秋风中，摇晃的树枝上竟然冒出了嫩绿嫩绿的新芽。这新芽在光秃秃的嶙 峋树枝上顽强地生长着，在萧瑟的秋风中显得孤绝而傲然。这莫不是一个希望吗，纵使风大沙 急，枯叶纷飞，希望总是顽强和光明的。

25、新公民学校让民工子女上好学 中国教育报 2007-11-02 记者 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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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王智慧和 200 多名在这所原来叫做“京华希望学校”的打工子弟学校读了几年书的 同学们，走进铺好整齐地砖的校园和门窗全换、粉刷一新的教室，穿上了学校免费发的新校服， 变成了“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的学生。 据了解，目前作为公立学校补充的打工子弟学校，大多像这所学校以前一样，运营中普遍 呈现“三低”的状态：建校的低投入，教师的低薪酬以及相应的硬、软件低质量。 经过北京市朝阳区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牵线搭桥， 这所打工子弟学校接触到了今年 5 月经民 政部批准成立的南都基金会。这个由 18 年前“希望工程”的发起人徐永光发起成立的非公募 基金会，正致力于“让农民工子弟有学上、上好学”。经过磋商，学校被南都基金会接收，在 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校舍翻新和采暖、卫生、电路、绿化、教师宿舍等基础硬件的改造，还配 备了电脑室、幼儿活动区、社工活动室等，更名为“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据介绍，这样的 学校，南都基金会计划在未来 5 年至 10 年内，以项目招标的方式捐建 100 所，并持续资助非 营利组织关爱农民工子女的公益项目，其用于新公民计划项目的资助资金总额将超过 3 亿元人 民币。以“新公民学校”命名，意寓让流动在城市的孩子们在这里学习励志，健康成长，成为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公民。 据了解，每所“新公民学校”的资助金额为 150 万至 200 万元人民币。现在南都基金会已 凝聚了一批来自各界的社会资源， 在新公民学校实行“高中低”办学模式——较高的软件和教 育质量、中等的硬件条件和低收费，以帮助农民工子女更好地融入城市。

26、北大教授就任农民工子女学校校长 中国教师报 2007-11-17 记者 叶飞 11 月 17 日，著名经济学家、原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杨勋正式就任北京市朝阳区第一新公民 学校校长。杨勋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是中国当代农村经济学创始人之一，曾 积极推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的农村改革。 北京市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是南都基金会投入 150 万元于今年 9 月改建完成的社会公益 类学校，学校致力于提升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质量，为农民工子女教育创造更优越的社会条件。

27、专家详解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法制日报 2007-12-01 记者 朱磊 有这样一个群体，人们称他们为进城农民工子女；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关注着这群普通而 又特殊的孩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孩子们托起一片同样的蓝天。央视“社会与法”频道联 合本报等媒体推出的“法律服务你——12·4 普法大接力”行动中，著名教授易中天率法律服 务分队赴上海调查。 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和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徐永光做客央视演播室，共同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 问题。 在上海市洋浦区的一个大院里，法律服务分队见到了一个名叫屠文建的 13 岁男孩。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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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户口，到六年级时，他已经换了四所小学。现在学校停办，父母只得考虑把他送回老家读 书。屠文建参加了一个名叫“放牛班的孩子”的合唱班，这个合唱班的孩子都是进城务工人员 子女。合唱班的发起者张轶超得知了屠文建的困境后，立即联系了宝山区一所公办学校接收了 屠文建，而上学的代价是每学期比别的孩子多交 800 元借读费。在放牛班，几乎所有的孩子都 要面临像屠文建这样的难题。 在法律服务分队回到北京后， 节目组邀请柳斌和徐永光对法律服务报告中提到的问题一一 予以回应，并带来了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多个好消息。 柳斌表示，对于随父母进城的农村孩子升学困难的问题，新的义务教育法第 12 条明确规 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 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 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 育的条件。 易中天分队的法律服务报告还提出了另一个亟待解决的新课题，那就是在义务教育阶段结 束后，农民工子女进一步接受教育的出路在哪里。 对此，柳斌表示，这个问题政府部门已经考虑到了，今年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读完初中 的学生再升入职业中学、中专等，国家将实行奖励制度，每个农村孩子在读完初中后进入职业 学校，每年将获得一千五百元左右的补助。徐永光还透露，他们已经创立了一个专门致力于农 民工子女教育的南都公益基金会，打算在未来五到十年拿出两亿元捐建一百所新公民学校，让 农民工子女成为未来社会的新公民。

28、新华时评：以新思路善待城市新公民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4 日电 记者鹿永建、张旭 新华社 13 日播发《希望工作和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温家宝总理与〈农民工之歌〉》 ，报 道了温家宝总理关心广厦重庆一建公司农民工的故事，这些农民工唱响的《农民工之歌》，已 确定进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单。这篇报道的启迪意义良多，值得各地政府官员和 社会人士深思。 进城的农民工，也有权在城里享受物质文化生活，这往往是为人们所忽略的。在温总理考 察过后，广厦重庆一建公司进一步转变思路，组织农民工学电脑，帮他们建立“农民工之家” 网站，成立了农民工合唱团，可谓雪中送炭。此举，值得各地企业效仿，更值得各地政府深思： 我们不能只把农民工当作建设者，而忘记把他们作为身边的邻居、居民来接纳，与之分享城市 生活。 “昨天我是农民，今天当工人哪，城市的新主人意气风发。”《农民工之歌》里这几句唱 词道出了这些“城市的新主人”的内心梦想：他们不愿一直被作为农民工对待，而是想作为城 市的新公民被接纳。他们的梦想是合情合理的，在城市化过程中，相当多的农民工要成为城市 的新公民。但是，他们可能成为颇有幸福感的新公民，也可能成为对新家园心怀抱怨的二等公 民。 最近，在央视《春暖爱心总动员——关爱城市新公民》主题晚会上，“小香玉打工子弟艺 术团”正式更名为“小香玉新公民艺术团”。把农民工子女改称城市新公民，意味深长。说实 话，进城打工的父辈对于“农民工”的称谓还觉得正常，对于不公平待遇还有一定的耐受力。 但是，他们的孩子很多在城里出生、长大，几乎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去生活；这些地道的城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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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对于得到与城里孩子相同的社会资源特别是教育公平的机会，有着更为强烈的诉求。 新思路正在各地成为新行动。占上海就业人口近 40%的“新上海人”在政府部门的帮助 下，正在这个“梦开始的地方”寻找机会实现梦想。苏州市政府也提出苏州的发展离不开外来 务工人员的辛勤奉献，要加大力度让“新苏州人”享受到更多的教育公平。今年 5 月成立的南 都公益基金会发起了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新公民计划”， 计划五到十年拿出两亿元捐 建一百所非营利的公益性新公民学校。学校以“新公民学校”命名，意寓孩子们在这里学习励 志，健康成长，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公民。这样的举措，还需 要更多、更持久、更广泛。 愿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 帮助进城打工的城市新公民和他们的下一代公平分享改革发展的 成果。 （完）

29、“我是真正在为社会做事”——退休老教师老宣和新公民学校 人民政协报 2008-01 记者 张眉 1 月 17 日，一个飘着雪花的阴冷天，记者只身来到北京东郊朝阳区金盏乡北马房村的朝 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天很冷，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由于下雪的缘故，公交车开得很慢， 在路上颠簸了将近两个小时后，记者终于到达新公民学校。 到了学校，只看到铁将军把门，学校寂静而空荡——放假了，老师、学生们都回家过年了。 经过守门人的指点， 记者终于在学校最后一排教室中间的一个小屋子里见到了学校的教务主任 老宣。 老宣的屋子里没有暖气，只有一个小电热风扇开着——但也不顶事，屋子里感觉不到一丝 热气。老宣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说是头疼难受——放假第二天，好不容易闲下来，老 宣就病倒了。但是他说，自己是高兴的。 “原来你干得再好，也是给别人挣钱。现在做事，是真正为社会做。我心里高兴啊。” 变化 “一个学期过去了。”躺在床上的老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刚刚过去的这个学期，对老宣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2007 年 9 月开始，老 宣原本供职的私人所有的营利性的打工子弟学校（北京朝阳区京华希望学校）被改造成了公益 性非营利性的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老宣的工作没发生多大转变，仍然是教务主任，仍然是 主抓学校的教学工作，但是他的心理却完全是两样。 老宣最大的变化，是变得自信了：从升旗到军训，从教学管理到接受媒体采访，学校的大 事小事他都管，把学校搞得有声有色。老宣有很大的功劳，可是他津津乐道的，还是孩子们的 变化： 以前一放学，孩子们就一哄而散，挤出校门。“我们的孩子现在吃饭排队，放学回家排队， 干什么都排队，排得整整齐齐的。” 以前孩子们见到老师都躲着走。但是现在走在校园里，“校长好！”、“老师好！”的声 音不绝于耳。老宣看到孩子们这么有礼貌，打心里高兴。 以前学校里到处都是孩子们乱扔的垃圾，“现在学校里一张纸屑，一点垃圾都没有。每个 孩子见到垃圾就捡起来，放到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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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不仅仅是老宣、孩子和学校的容貌，还有北马房村民的反应。“乖乖！你看新公民 学校的孩子，变化那个大啊。”每天孩子们排着整齐的队伍，穿着整齐的校服走出北马房的小 巷子到公路上去坐校车，村里人看到孩子们精神抖擞地走在路上，都竖起了大拇指。 老宣和学校的老师们教孩子们：见到人的时候要主动打招呼，“叔叔阿姨好！”回到家要 对父母说，“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吃饭的时候，妈妈给夹菜时要说，“谢谢妈妈。妈妈， 您辛苦了，您也吃。” “哎呀，学校教的太好了！”在家长会上，农民工家长们无不对老宣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 表示感谢，看到孩子们的成长和变化，每一位家长都感到十分高兴。老宣比他们还高兴，“学 校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我特别自豪。” 招生 学期结束了，学校马上面临的是招生的问题。因为竞争激烈，招生往往是打工子弟学校最 难的一个环节。为了招生，打工子弟学校“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者发广告，或者挨家挨户 去敲门劝家长送孩子来自己的学校上学，或者雇人到农民工集中的菜市场上舞狮子，吸引家长 报名。 可是老宣和他的老师们不需要这么做，他们就在学校招生。从学校放假到记者来访，才两 三天工夫，就已经有 24 个来报名的学生。对此，老宣很得意。 放假前，学校给孩子们发了一张表，让孩子们填写是继续在新公民学校读书还是回老家， 或者去别的打工子弟学校读书。结果发现，311 名孩子中，除去 30 多名回老家读书的之外， 几乎都选择了留在新公民学校继续读书。老师们也一样，除去一名老师不确定之外，其余的都 选择了继续在学校任职。 采访中间，来了一位家长周女士，她想把孩子从老家四川转到新公民学校来。“你能来我 们学校，我要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老宣热情地招呼。 “孩子死活要跟我们来北京。以前他爸在西宁打工的时候想带他去，但是当地说不能办学 籍，所以就没有带他过去，”周女士很急切，“家里只有一个孩子，我们也不放心把孩子一个 人留在家呀。” 周女士的想法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在北京能读到初三就行。如果孩子成绩一般，就让孩子 初中毕业后读一个技校；如果成绩好，就送回老家读高中；如果实在是读不下去，也就不勉强。 “你的想法还是很现实的。”老宣肯定地说。 老宣和周女士的对话简洁而流畅。看得出来，老宣在家长们面前很有一套。家长也很容易 接受老宣，所以对他因病躺在床上接受家长的咨询，家长也并不见怪。 周女士关心的是，学校能不能够接受他的孩子。“你们能给孩子办学籍吗？”“能！”老 宣回答得很痛快。“你们能上初中吗？”“能！”老宣说，京华希望学校有初中部，以后新公 民学校自己也会开办初中部。 老宣让女士把孩子的性别、年龄、年级以及家长的职业、联系方式都写下来，临走跟周女 士说，“我们 6 年级只招一个班，40 个人，多了不招。”女士赶紧说，我们还有几个朋友， 我回去跟他们说一声。 周女士离开后，老宣有点得意地说，“我们不做宣传。也不需要做。你看那些学校为了招 生，发那么高一大摞广告，没用！把工作做好才是根本。” 学习 现代的“孟母三迁”就发生在新公民学校。有两户人家，以前住在东坝，后来听说新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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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办得好，就把家搬到离学校大约 50 米的地方，开了一个小商店，一方面做生意，另一方 面方便孩子上学。 “为什么家长会送孩子来？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啊。我们的安全工作、教学、管理都做得好 啊。我们的学校干净啊。我们的孩子懂礼貌啊。”“我们”是老宣的口头禅，采访中间，“我 们的孩子怎样怎样”、 “我们的学校怎样怎样”这样的话总是不时从他嘴里说出。在他的心里， 已经把学校视为自己的事。 “很少有人特别是年轻人能做到我这样的。”学校里的宣传画，都出自老宣的手。在教室 外面的围墙上，老宣画满了鲜艳的向日葵和微笑的太阳；在学校的食堂的墙上，老宣画了很多 的蔬菜和水果，白菜、胡萝卜和西红柿等等，每一样都栩栩如生。 “除了英语不能教，没有我不能教的课。”老宣说，因为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流动性大， 有的时候一些教师离开后撂下的担子，老宣往往二话不说就给扛起来。 学校里缺音乐老师，老宣自己一边自学乐谱，一边自学“多来咪”，一边教孩子们。教完 了，他要求孩子们回家必须唱给爸爸妈妈听。听到孩子歌声的家长喜出望外，问孩子是谁教的， “宣老师！”为此，老宣很高兴。 “我喜欢看电视。”老宣说。记者看了一下，他房间里的电视很小，只有 12 寸。“看电 视业是有学问的。”除了看国家新闻，老宣还爱看艺术类的节目，比如小品，相声，演唱，“那 里面都有很多讲究的。”老宣不仅爱看，还爱琢磨，经常把他从电视上看到的东西与老师们分 享，并总想着应用到学校的工作当中。他不仅自己这么做，他还要求老师们也这么做。 “做公益事业光有爱心还不够，还得有能力。” 老宣 老宣全名宣家文。今年 66 岁的老宣退休前是安徽省一所农村中学的教务主任。当初他来 北京，是来投靠儿子的；在此之前他的老伴也到了北京。退休后的老宣一个人在家，觉得很没 有意思，就萌生了来北京看看的想法。 刚开始，老宣只想着来玩玩，满足他从小对祖国首都的向往。玩了几个月之后，他发现北 京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大街小巷、大小商场和别的地方一样”。于是他就想找一些活来 干。由于老宣在老家几十年的教学和管理经验，很快有人推荐他到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任教。 “我的性格决定了我的今天。”老宣说，“我是一个爱干事的人。”只要给他活干，他就 很高兴，而且不计较报酬。“有人让我当校长，我说我不当。”他说自己就爱干事，不爱当官。 学校从私人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改制成公益性的打工子弟学校，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探索， 中间经历了很多的质疑，甚至是争执。面对学校的风云变化和起起落落，老宣波澜不惊。“他 们折腾他们的。只要是对学校发展有利的事情，我就去做。只要有我老宣的在这里一天，就要 让大家放心一天。” 他说自己是人老心不老，越干越起劲，越干越觉得人活着有奔头。“不错，我也是打工的 啊。不过打工的和打工的之间不同，境界不同。我不在乎金钱。金钱啊、名利啊那些东西对我 没有什么用。”对他来说，只需要有人说“宣老师好，宣老师有能力”就足矣。 学校 尽管孩子们都盼着老宣回家过年，但是因为下学期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老宣决定一个 人留守学校。飘着雪的冬日下午，记者在老宣的小房间里，坐在他的床边，听他一个人在说他 和新公民学校的故事。言语间，老宣散发着超出他的年龄的热情和干劲。 “做好工作才是根本。”老宣说。不过他还是遇到了难题。“我更想埋头把学校好好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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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要做什么宣传。”但是新公民学校是一个公益性的学校，如果不宣传，就不会有人知道， 也不会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唉，”老宣叹了一口气，“所以还是得宣传。” “我们的教学硬件还不行。虽然现在外表看起来已经可以了，但是教室里面的东西还是没 有到位。比起公办学校差远了。”接着老宣转过话题，“不管怎么说，我们和以前相比确实已 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要知道我们用了半年的时间， 在这么多人的帮助下才达到这样的效果， 普通的打工子弟学校的情况可想而知了。” 学校里除了老宣之外，大多是年轻人。他发现有些年轻人做事情总是先计算得失，总是先 把自己的前途放在前面。他很担忧，“年轻人啊，前途是奋斗出来的，你不做事，哪里来的前 途啊。”不过他自己也承认，社会上不计较得失做事的人不多，而像他这样退休后到一所学校 不计较报酬全身心地干的退休老教师更少。他能这么做的原因，还是那句话，“原来你干得再 好，也是给别人挣钱。现在做事，是真正为社会做。”

30、城乡家庭共迎新春 新华网北京频道 2008-02-02

2 月 1 日，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的学生们和北京新公民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共同展示他们的 画作。 当日， 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的学生和家长们与北京新公民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和他们的家长 欢聚一堂，做游戏，演节目，并以“同在蓝天下，同为北京人”为主题比赛绘画，城乡家庭手 拉手、心连心，共迎新春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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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张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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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 日，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的学生家庭与北京新公民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家庭一起围绕 烛光许下新年愿望和祝福。 当日， 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的学生和家长们与北京新公民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和他们的家长 欢聚一堂，做游戏，演节目，并以“同在蓝天下，同为北京人”为主题比赛绘画，城乡家庭手 拉手、心连心，共迎新春佳节。

新华社记者 张旭 摄

31、北京朝阳新公民学校与北京实验二小部分家庭联欢 新华网北京 2 月 2 日电 记者 李可 红红的灯笼，五彩的气球，欢快的音乐，温馨的氛围。2 月 1 日晚，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 ——朝阳新公民学校与北京实验二小部分学生及家长一起在北京联欢。 同在蓝天下，同为北京人，一起在首都过个奥运年。来自公立名校和农民工子弟学校两个 不同社会群体的 100 多位学生和家长不仅相互接纳， 相互帮助， 而且还牵挂着南方灾区的人们。 “请小老乡去我家过年！” 这项活动是由北京实验二小三（六）班和朝阳新公民学校家长共同创意、南都公益基金会 和北京关爱家庭中心协助举办的，本意是让两个不同群体的学生和家长在活动中相互接纳，共 建和谐社会。由于南方冰雪灾情，他们一起把关切的目光投向了灾区。 “我很高兴认识我的安徽小老乡，我邀请他去我家过年！”互动游戏后，牵着新公民学校 三年级学生杨子墨的手，北京实验二小的学生家长沈树忠真挚地说，我们都来自安徽农村，现 在我们家乡受雪灾了，小子墨也回不去了，我们两家就一起过年了。在一旁的小子墨抿着嘴笑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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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9 岁的沈树忠原籍是安徽蚌埠人，1991 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他对记者说：“我 小的时候，冬天家里也下很大的雪，那个时候，我要走上半天的路去学校，真是很不容易，现 在虽然在北京工作了，但一直关心家乡的发展。如今家乡受灾，听说有这个活动，我自己一定 要来看看留在北京过年的家乡孩子们。” “希望灾区早日摆脱困境！” 联欢活动有个环节是以家庭为单位，由孩子执笔作画，画出自己心中的愿望。结果很多家 庭在一幅幅充满爱心的绘画作品中，寄托了他们对灾区的感情。 “我们一家希望灾区早日摆脱困境！”籍贯山西的新公民学校 11 岁学生王娜在她的绘画 作品上写道。她画的是冰雪融化了，红红的太阳高高升起，人们喜笑颜开的情景。 北京实验二小的张泽宇画的是在灾区公安民警疏通道路的场景，在民警们的帮助下，一辆 辆车都顺利开回了家。小学三年级的他显得很懂事，他说：“这两天在电视上看到南方受灾的 情景，感觉公安民警真的很辛苦，所以就画这画为他们加油，也向叔叔们学习！” “我们一起在北京过个奥运年！” 晚会进入高潮，孩子们围绕在大蛋糕前，一起在烛光中许下了新年愿望和祝福，然后互相 赠送贺卡，还合影留念。 短短几个小时，实验二小三年级的韩晴已经和朝阳新公民学校二年级的李梦雪成了好朋 友，两个人分别在纸上歪歪斜斜地留下了自己的姓名、爱好、联系方式，并恋恋不舍地分开回 家。 “大雪终将过去，奥运会也即将到来了，在北京过春节迎接奥运感觉很有意思，也很开 心。” 朝阳新公民学校学生家长姚中萍对记者说，家乡受灾了，自己一家就在北京的“新家” 过春节了。 晚会结束前，大家还把对灾区的祝愿、捐款投进了临时做成的爱心箱，委托北京关爱家庭 中心寄给灾区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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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驻校社工制度篇 1、一次发人深省的城乡小伙伴对话 新华社北京 8 月 26 日电 记者 鹿永建 两队８岁左右、身穿“新公民”字样 T 恤的小朋友相遇了。在相隔一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好奇、远远地相互观望，不好意思跟对方说话。 8 月 24 日到 25 日，来自北京市实验二小和北京朝阳区京华新公民学校（打工子弟学校） 的二年级学生， 在北京一所生命教育基地， 一起度过了为期两天的“新公民快乐成长夏令营”。 来自北京有名的公立小学的 16 个孩子和来自农民工子弟学校的 16 名学生，两天里发生了 一些令营会组织者、公益机构、志愿者和家长们始料不及的故事，令人深思、发人深省。 说到父母和家乡，他们哭了 差别是一目了然的。同样的年龄，新公民学校的孩子个子却比北京实验二小矮半个头。北 京实验二小的孩子大多数穿运动鞋，国产或国际名牌，而新公民学校的孩子多数是穿凉鞋，看 不出什么牌子；实验二小的孩子肤色白皙，新公民学校的孩子大多肤色黝黑。 另一种不同，却让本来有优越感的实验二小学生家长心里很不是滋味。 24 日上午的活动有个环节，让孩子们画自己的家和家乡。城里孩子画的是高楼大厦，还 有的画了两处房子，因为家里有两处房产；而农民工孩子的画面里，多是矮小的房子，旁边是 山、树、花草和小路。当主持人问农民工的孩子，父母做什么工作时，好几个孩子都哭了。 哭的孩子一个是男孩，他只说了一句：“我想我爸爸了。”他爸爸是开车的，平时工作非 常辛苦，每两三天才回一次家。儿子很喜欢爸爸，看见父亲的辛苦，从心底里心疼父亲。 哭的还有一个女孩。别人问到她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时候 ，眼泪就下来了。后来从老 师那里得知，她妈妈是卖菜的，每天 4 点就起床去进菜到市场去卖；爸爸是收破烂的，每天都 要早出晚归地骑车出去收废品；60 多岁的爷爷奶奶也在北京，每天在大街上捡破烂。 当农民工的孩子哭的时候，城里孩子觉得有点莫名其妙。而且，他们说起自己的父母时， 并不觉得自己父母有多么辛苦，有的觉得自己的父母为自己做得还不够多。 “其实我们也很辛苦”，既是家长又是组织者的钱女士说，“但是我们的孩子并不觉得。 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个细节让二小的学生家长很受触动：我们的家庭教育到底缺了什么？ 最看重的优点 在一个环节中，主持人要求每一个孩子说出别的孩子身上的优点。 新公民学校的孩子认真地想，认真地写在别的孩子背后的纸上。记者注意到，他们写的词 很多是“诚实、善良、有很多朋友”等。 实验二小的孩子则一边玩着闹着一边写，他们给同班同学的评语是“成绩很好、聪明、懂 得很多”之类的词。 二小学生家长朱焱感慨：农民工的孩子欣赏的，是做人的一些基本的素质，而我们的孩子 看重的，则是一些外在的技能和技巧。“农民工的孩子对父母的感恩、对家庭和亲情的眷恋、 对生活的热爱，都是我们的孩子所不及的，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太多太多了。” 人们有一种偏见，认为农民工的孩子比较功利、没有修养，但是这些孩子心中对人类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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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的品质的看重和向往，足以让每一位对这个群体有偏见的城里人汗颜。二小学生家长沈树忠 说，显然，众多农民工朋友，在艰辛谋生时，没忘记把优秀品质的重要性告诉孩子。 为什么这些词汇没有出现在城里的孩子的笔下？一位家长志愿者深思之后说：“也许，我 们把太多时间花在让孩子取得好成绩，在班上当班长，下课后上奥数班、英语班，绘画班、音 乐班了。” 孩子没有成见 本次营会核心目标就是让两群孩子学会相互欣赏、合作，看来，目的达到了。短短的两天 中，两个学校的孩子已经形成了强烈的集体意识和荣誉感。 本次“城乡小伙伴——新公民快乐成长夏令营”由北京新公民学校中心主办， 北京关爱家 庭中心协办，南都公益基金会资助的一个公益项目，也是第一所新公民学校正式开学前的一次 热身。 “两天过去，从他们的脸上，你还能看出这些身着‘新公民’标志的Ｔ恤的孩子，谁是农 民工的孩子，谁是城里的孩子吗？”一位志愿者自豪地说。 活动现场，孩子们玩的时候的确是心无芥蒂的。在看电影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瞪大了眼 睛，全神贯注地看着屏幕，看到高兴处都哈哈大笑；当记者指着其中一个角色，问“那是谁” 时，周围的小朋友均异口同声地说，“是坏蛋！”自由活动时间，孩子们玩着一样的游戏：顶 气球。每个孩子一个气球，用头顶着让气球在空中不让它掉到地上，一边顶一边快乐地笑，时 不时有淘气的男孩子满场子跑，专门把别人的气球打飞。 “其实孩子们比大人更容易玩到一块”，来自新公民学校的学生家长夏女士说。的确，当 父辈之间因为工作、收入等种种原因而产生隔阂的时候，孩子们却只要给他们提供一个场地， 就能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 “孩子不像大人，他们的心灵是不设防的。”看着在场地里开心玩耍的孩子们，家长翟天 津说，孩子没有成人世界里的成见，因此，在孩子们没有形成自己的成见之前，应该让他们有 机会在一起玩，增进相互的了解。但在现有的条件下，孩子们很难有这样的机会。 出乎意料的梦想 一个将来梦想做“现代垃圾王”的孩子来自北京实验二小，这是又一个意料之外。 展望未来的游戏环节，一个叫做昕卓的二小学生写了三张纸条。第一张纸条是：我的梦想 是当一名捡破烂的人，因为这样可以打扫城市。第二张写的是：我希望北京的绿化多一点，少 一点污染。第三张写的是：要实现理想就要从学习垃圾分类开始。 有一个来自新公民学校、家乡在四川的孩子则写下了 ：我希望把北京变成四川，因为四 川有高山和流水，山上有很多梨树、苹果树，那边的水池里有很多小鱼和荷花，很漂亮„„ “我想让北京不堵车”“我要做北京的建设者”“我要给北京建体育场馆”“我想把北 京变成绿色的城市”„„类似的话还有很多很多，表达了对北京未来的美好愿望。在这里，人 们看到的不是孩子们的不同家庭背景，而是一群正在成长中的北京未来建设者。 营会资助方南都公益基金会有一个计划：在未来 5 至 10 年的时间内，为农民工子女建设 100 所新公民学校，为 5 万名农民工子弟提供优质教育。 另一个美妙设想是来自北京关爱家庭中心：每一所新公民学校开学之前，都有公立学校的 学生和家长与新公民学校的学生与家长结对子，通过“成长营”等，从小种下相互欣赏、长大 后共建和谐社会的种子。 孩子有梦，大人有梦。愿美梦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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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乡孩子之间没有成见 ——“城乡小伙伴新公民快乐成长营”侧记 现代教育报 2007-8-29 记者 曾国华 “我爸爸是开车的，两三天才回一次家，我想我爸爸„„”才说了一句话，来自北京市朝 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原打工子弟学校）的三年级学生周雷霄哭了，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一位 孩子走上前去，用一个紧紧的拥抱来安慰小伙伴；玩游戏时，一个孩子的脚被绳子勒疼了，哭 了起来，马上就有几个孩子过去询问„„ 8 月 24 日、25 日，来自上述两所学校的 30 名孩子，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青少年生命教 育基地参加“城乡小伙伴新公民快乐成长营”，一起生活，一起做游戏，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刚开始时，两所学校的孩子还不愿主动与对方说话。在志愿者教他们用中、美、法等各种 打招呼的方法并介绍自己时，孩子们还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陌生感很快消失了。在玩了“松树搬家”的游戏后，现场热闹起来，孩子们快乐的笑声回 荡在整个大厅里。而在志愿者把孩子们分成四组、让他们自己起组名时，每个人都开始愿意主 动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粉红天使”、“快乐伙伴”、“胜利队”、“辉煌队”，几个小脑袋 一碰，四个响亮的组名诞生了。 本次成长营的核心目标就是让城乡孩子学会相互理解、欣赏、合作。为了达成这些目标， 来自香港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和湖北师范大学、武汉科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以及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的社会工作志愿者们一起，设计了很多有趣的游戏。30 名孩子被分成上述四组，参与游 戏。 “优点大碰撞”要求每一个孩子说出别的孩子身上的优点，引导城乡孩子看到各自的优 点；“寻梦北京”让孩子们写下自己对北京的期望，增强他们“北京未来建设者”的身份认同 感；而在“奥运圣火”游戏中，通过“两人三足”的方式，增强了孩子们的合作意识。 在两天的活动中，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城乡之间的隔阂和陌生感一扫而光。“其实，孩 子之间没有成人世界里的成见，我非常愿意让孩子来参加这样的活动，与农民工的孩子接触， 这能让他学会关心、帮助别人。”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一位孩子的妈妈说。 “变化真的很大，之前是各干各的，不说话，现在不管做什么游戏，每个人都能出主意， 很主动，很团结。”一位志愿者自豪地说。 成长营的主办方南都公益基金会有一个计划：在未来 5 至 10 年的时间内，为农民工子女 建设 100 所新公民学校。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新公民成长营”将是 每所新公民学校开学之前的“规定动作”，以帮助农民工的孩子发展“城市小主人”和“未来 建设者”的身份认同感，也协助城市的孩子消除偏见，学习感恩和接纳，从小种下相互欣赏、 长大后共建和谐社会的健康种子。

3、北京：行知新公民学校来了个“姜社工” 新华网北京 11 月 24 日电 作者：叶飞 编者按：社工走进学校，用专业的眼光及早发现存在情绪、社交困难的学生并提供服务，同 时针对全体学生提供潜力开发、生涯规划等发展性的服务。这是北京一所农民工子女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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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知新公民学校创新学生工作的新举措。 正文： 小鹏（化名）穿着干净的校服、精神抖擞地举着一面画着红色“爱心”的旗子，带领由 12 个同龄人组成的小队，走到全校大会的主席台上。这是北京行知新公民学校“爱心大使” 与全校师生见面仪式上的一幕。很少有人知道，就在几个月前，小鹏还是个非常敏感、内向， 不敢主动与别人说话的男生。 小鹏的转变是因为一个名叫姜慧雨的专业社工的到来。 洗脚的故事 姜慧雨今年 7 月份刚从香港中文大学社工系研究生毕业，来到北京行知新公民学校，成为 一名驻校社工。到学校第一件事，就为该校学生组织了一个夏令营，小鹏就是这个夏令营的一 员。 “在营会中，小鹏表现很拘谨，很矛盾：他很想参加大家的讨论，又不敢近前。”姜慧雨 回忆，“于是我刻意选他作为‘艺术工作坊汇报晚会’主持人，鼓励他大声、大胆表达自己。” 小鹏在晚会上最初表现得小心翼翼。姜慧雨就不断给他鼓励，并推动全体同学来接纳他， 支持他。最终，小鹏不仅能挥洒自如，而且可以灵活改编串场词，调动现场气氛。 小鹏在自己的“生命故事”分享中，终于敞开了自己的心扉，向全体营员分享了自己从小 随父母在各大城市之间颠沛流离的心情故事，并且倾诉了父母离婚带给他的伤害。 接下来，姜慧雨为每一位孩子洗了脚，并告知给他们：脚是身体中不经常露出来的部分， 代表每个人都有的幽暗的一面。希望通过这个仪式，替孩子们洗去过往所有的内心负累，并学 会接纳自己。 洗脚的时候，小鹏哭得最厉害，在事后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那次洗脚时我哭了，泪水 好像把这些年的所有压抑和难过都冲走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 驻校社工：方兴未艾 小鹏与他的同学一样，都是在这个营会中第一次接触到学校社工。他们得益于行知新公民 学校一项制度设计——设立“驻校社工”。 这是北京市中小学校首次建立“驻校社工”制度。在全国其他地区，“驻校社工”也是个 颇为新鲜的字眼。 共青团广州市委 11 月 20 日公布《青少年事务社工调研报告》显示，有近 70%的广州青少 年期望寻求社工的帮助以解决在学习、生活或是就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据悉，共青团广州市 委将推动政府出资购买社工服务，让社工进驻学校，帮助青少年提升抗逆力和走出情绪困扰。 我国香港地区有较为完善的专业社工体系，但“驻校社工”在内地中小学校刚刚起步，与 之相关的一些配套服务体系，比如社工资格认证、社工工资的保障等也还没有完善。姜慧雨的 社工资格的认证和注册，是在香港进行的，而她的工资，则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发放。说起目前 的发展状况，姜慧雨说：“驻校社工制度的建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希望有更多的组织和 个人来关心这项工作，来帮助青少年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完善他们的人生规划，增强他们 的安全感、归属感和成就感，从而引导孩子走上健康的社会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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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驻校社工：学生成长路上“北斗星” 现代教育报 2007-12-5 记者：曾国华 编者按：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立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后，社工在内地迅速发 育，“驻校社工”在上海、广州、深圳、北京等地相继出现。本报 11 月 28 日第 4 版以《“一 校一社工”进驻内地校园》为题报道了来自香港的“一校一社工”制度进入内地的情况。这一 制度将对学校的工作和学生的成长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这一前瞻性的话题吸引了不少学校 管理者关注的目光。 正文： ■ 专家声音 政府、NGO 携手助社工走进学校 中小学校呼唤社工 记：社工被称为“拿工资的雷锋”，校长们想知道的是，“驻校社工”这个“雷锋”能做 什么？ 史：社工就是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是一个助人的、服务性的职业。“驻校社工”的服 务对象主要是学校师生。 社工的服务内容在不同的阶段有所不同，针对性很强，如用科学方法对学生厌学等问题进 行干预，协调学生与家长、老师、同学等的关系，帮助他们认识青春期的生理心理问题，等等。 驻校社工也要为学校服务，比如学校周边环境出现问题，社工就要与政府有关部门交涉，以改 善学校的环境。 记：他们做的事有些与学校心理教师的工作雷同，有的校长可能会想：我已有心理教师， 还需要社工吗？ 史：心理教师这个岗位是基于孩子们都有心理问题的认识而设置的，这种认识对不对首先 要画个问号，学生出现的问题有些是心理层面的，有些则不是，如社会交往困难、学业遇到难 题等。心理教师不能替代社工，社工也不能替代心理教师，但经过专业的学习和训练，社工也 可以解决一些轻微的心理问题。而一些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恐怕心理教师也无法应对，只能 送专业的心理治疗机构。两种专业相比较，心理专业面比较窄，而社工关注的面更广。当前社 会变化大，学生希望得到的帮助更多，我个人认为学校还是更需要社工。 政府为主 NGO 为辅 记：既然社工这么重要，“一校一社工”制度在内地将如何推广？人员、编制、工资等问 题如何解决？ 史：过去提出了两种解决途径：一是在学校再设一个社工岗位，但编制和经费投入是个问 题；二是通过在岗培训，使心理教师掌握社会工作的理念、方法和技巧。而现在深圳的制度设 计是政府出钱，扶持 NGO 组织，让 NGO 组织招人，再根据学校的需求派驻社工，这个服务实际 上是政府购买的。深圳的做法起点高、力度大，如果能在全国推广，是比较理想的。 记：也就是说，要快速推广“一校一社工”制度，需要政府和 NGO 组织联手？ 史：中国这么多学校，社工的需求非常大，如果只靠 NGO 组织，时间会很漫长。理想模式 是政府为主，NGO 组织辅助。只有政府出面，“一校一社工”制度才能更快生根。现在中组部 牵头在各个系统调研社会工作现状， 进行制度设计。 深圳的这个政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 政府的责任规定得很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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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校社工需校长支持 记：外围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校长可能会担心在实际工作中出现“外行”服务伤害师生的 事情，如何保证社工的质量？ 史：现在民政部等部门准备组织一个关于社工的考试，这个考试是以能力为本的。考试合 格的可以获得助理社工师、社工师、高级社工师等证书。助理社工师还需要参加继续教育和在 岗培训。 记：校长如何支持驻校社工，以发挥其作用？ 史：校长首先要认识到社工的重要性，并聘请到称职的人。在工作中，要让学校成员配合 社工的工作，并创造一定的办公条件，提供一些经费支持，以便让社工放手工作。 记：驻校社工面对的往往是负面的事情，难免出现心理波动，而这可能影响其工作。据调 查，20%-30%的香港社工有情绪压力，这将如何疏解？ 史：有压力和困惑是正常的。在社会工作体系中有个督导制度，督导一般由高级社工师或 经验丰富的社工师担任。社工要定期向督导汇报工作，有问题也可以请督导帮助解决。 ■ 当事人说 内地驻校社工要更积极主动 姜慧雨（以下简称“姜”） ，今年 7 月从香港中文大学社工系研究生毕业后加入北京大兴 区行知新公民学校，成为专业的“驻校社工”。姜慧雨说，在香港，社工被称为“北斗星”， 为他人指明方向。 记：在内地，很多人对社工还不太了解，最初进入学校时，你是如何“推销”自己的？ 姜：主要通过几种方式：一是我刚来时组织了个成长营，通过活动让师生体验社工的工作； 二是我出席了开学前的所有教师会议，并向老师们简单介绍了社工的作用；三是开学典礼上， 我正式把自己介绍给全校师生；四是开学后做班级探访，听课、课间与学生聊天；五是开放社 工室，邀请小学生来“做客”。 记：初见你时，师生的反应是什么？ 姜：有点懵，非常好奇，社工？是干什么的？也有误解，说我“折腾几天就会走”。 记：现在呢？ 姜：现在他们也可能无法说清楚“社工”这个概念，但他们遇到一些问题会主动来找我， 比如有的老师要做研究课题，就来找我，希望一起做问卷；有的会把自己不好教育的学生转介 给我；而平时接触比较多的老师，会邀请我参加家长会，一起来做家庭教育。 记：你的工作与学校心理教师、辅导员、团支部书记等有什么区别？ 姜：在具体工作上，社工做的可能与做学生工作的老师有相同之处，但工作手法、专业操 守、服务质量等都不同。在香港，学校有训导组，也做学生辅导工作，但他们是学校的老师， 一般从学校的整体考虑自己的工作。而驻校社工由 NGO 派驻，主要考虑学生个体的发展。理想 的状态是心理教师、社工和专业课教师组成一个团队，共同为学生的成长服务。 记：你目前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姜：主要是三类：一是为情绪、社交等方面出现困难的学生提供预防性服务，比如针对初 三学生这个即将离开学校的群体进行就业指导、生涯辅导，并尝试探索与社会资源合作；二是 做发展性工作，如“爱心大使计划”，培养爱心大使们的自信心、自尊感、抗逆力以及解难能 力，以及基本的社交技巧；三是根据老师的转介，做少量的个案辅导。要强调的是，需要帮助 的学生不是有问题的学生。 记：从师生感到好奇到逐渐信任你的过程中，你遇到了什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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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我觉得最难过的是自己这一关。得脸皮厚，每天走出办公室，主动去操场找学生聊， 不能在社工室等人来找你。 刚开始时，我也有一些紧张，不知道服务怎么开展。在香港时，社会工作有一个完善的体 系，上面还有督导指导，我只要做就行了。“一校一社工”制度进入内地，面临的不是本土化 的问题， 而是本土什么都没有。 我发现自己学到的那些服务的理念现在根本无法在实践中操作， 只好把自己恢复到“无知”的状态，慢慢去了解学生，建立关系。 记：你希望得到学校哪方面的支持？ 姜：当前需要学校提供学生的信息，如人数、性别比例、学生家庭情况等基本资料。还有 就是做调查时有可能占用一点上课时间，希望老师们配合。 香港的校长很看重社工，他们一般会在开学前与 NGO 沟通，根据学生的需要选择合适的服 务，并提供相应的支持。 ■ 个案 爱心大使的成长 姜慧雨 11 月 13 日早上，北京大兴区行知新公民学校的初二学生小鹏（化名）精神抖擞地举着一 面画着红色“爱心”的旗子，带领一个由 12 个同龄人组成的小队，走到全校大会的主席台上。 他们成为了这所学校历史上第一批“爱心大使”， 他们将帮助小学低年级的同学和自己班级中 的新同学。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小鹏还是一个非常敏感、内向，不太敢主动与别人说话的男生。是 什么转化了他的心？ 这种变化要从小鹏夏天参加的“新公民成长营”——一个关于梦想、关于爱的营会说起。 在营会中，我刻意选他作为“艺术工作坊汇报晚会”的主持人，鼓励他大声、大胆地表达自己。 晚会接近尾声，小鹏在自己的“生命故事”分享中，终于敞开了自己的心扉。接下来，我们通 过“洗脚”这个的主题活动，为每一位农民工孩子洗了脚，并告诉他们：脚是身体中不经常露 出来的部分，代表每个人都有的幽暗的一面。现在通过“洗脚”，替孩子们洗去过往所有的内 心负累，并学会接纳自己。小鹏在洗脚的时候，哭得最厉害。他在事后的日记中写道：那次洗 脚时我哭了，泪水好像把这些年的所有压抑和难过都冲走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 现在，小鹏加入了我们发起的“爱心大使计划”。他开始帮助小同学，主动与身边的同学 谈话，用自己的“爱心日记”记录同学们的需要，并与其他 12 名爱心大使定期聚会，和社工 一起探索个人成长，并推动校园“彼此关爱，爱人如己”的关怀气氛„„ ■ 地方探索 培育社工成为深圳强市战略 10 月 26 日，深圳市发布《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工工作发展的意见》以 及 7 个相关文件，规定社工人才须通过国家职业水平考试，取得证书并登记，才能正式成为社 工。 深圳市社工岗位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市、区、街道有关部门和社区工作站配备具有社会工 作专业或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公务员、职员、雇员；另一类是针对特定的服务对象，按 一定比例，在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机构、学校、医院、社区等设置的社工岗位，学校、医院原 则上按“一校一社工”、“一院一社工”配备。第二类社工是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由社 会公益性民间组织派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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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校一社工”进驻内地校园 现代教育报 2007-12-05 记者：曾国华 几个小脑袋在门口探了探，很快缩了回去。一段小声的对话传了过来，“慧雨姐姐在吗？ 里面好像有人了。”“是有人，快排队。” 记者走到门口，发现几个孩子排着队，正眼巴巴地朝屋里望着。他们是北京大兴区行知新 公民学校的学生，每天午饭后来这个“社工办公室”玩玩，和“慧雨姐姐”聊聊天，是他们最 快乐的事情。 孩子们口中的“慧雨姐姐”，是今年 7 月从香港中文大学社工系研究生毕业的姜慧雨。作 为北京的首位“驻校社工”，在来行知新公民学校的四个月时间里，她用一连串的专业“动 作”诠释了来自香港的“一校一社工”制度。 “慧雨姐姐”小试牛刀 为了让孩子们愿意接近自己， 姜慧雨和其他社工志愿者一起，精心布置了“社工办公室”。 在那里，没有高高的作业、课本，而是许多精美的儿童玩具：蹦蹦跳跳的小青蛙、会说话的毛 绒大嘴猴、精致的塑料卡车„„仿佛一个玩具商店。在屋子的角落，淡粉色的百叶窗还包裹着 一个约三平方米的小世界——辅导室。里面只有两个淡黄色的小圆形沙发和两个绿色的小抱 枕，显得简单而温馨。 因为办公室不大，孩子们得排队轮流进来。“他们挺愿意接近我们的，有些孩子来这里就 是想和我们说说话、握握手。”来自辽宁渤海大学的实习社工廖书楠告诉记者。而赢得孩子们 信任的姜慧雨，则成了“慧雨姐姐”。 姜慧雨告诉记者，她的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为出现问题或适应不良的学生提供补救性 服务；用专业的眼光及早发现在情绪、社交等方面存在潜在困难的学生，为其提供预防性服务； 针对全体学生，提供潜力开发、生涯规划等发展性的服务。 经过调查和研究，姜慧雨将第一年的工作重点放在初中同学身上。到学校第一件事，她就 与来自香港的志愿者一起，为学生组织了一个夏令营——“新公民成长营”。 在这个以梦想和爱为主题的活动中，姜慧雨和志愿者们帮孩子们认识自己，探寻对这个城 市的身份认同，让孩子们体验到爱。他们亲自给每一个孩子洗脚，告诉他们：脚是身体中不经 常露出来的部分，代表每个人都有的幽暗的一面。现在通过“洗脚”，让孩子们洗掉过去所有 的内心负担，并学会接纳自己„„一个平时很敏感、内向的初二男生在洗脚时，哭得特别厉害， 他在事后的日记中写道：那次洗脚时我哭了，泪水好像把这些年的所有压抑和难过都冲走了，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 就是这个孩子，不久前加入了“爱心大使计划”，成为学校的“爱心大使”。他开始愿意 帮助小同学，更会主动与身边的同学谈话。 “‘爱心大使计划’不仅仅倡导同学们去服务学校和社会，更注重他们自身的发展，培养 他们的自信心、自尊感、抗逆力以及解难能力和基本的社会、人际交往技巧。”姜慧雨说，“这 项计划还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有力措施。青少年有安全感、归属感和成就感三大基本需要，而 家庭的流动、家庭教育的不足，现实受教育条件的限制，未来出路的渺茫，使得这些孩子的支 持系统非常薄弱，这三种基本需要很难得到满足，不法分子很容易趁机而入。这个计划发展农 民工子女的同伴支持网络，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并在服务他人和社会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从 而引导孩子走上健康的社会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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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掘并优化利用学校自身资源的同时，姜慧雨还积极引入外部社会资源，引导企业、媒 体、职业学校，为农民工子女建立一个有效的社区与社会支持系统。 社工供不应求却大量流失 对于姜慧雨的工作，行知新公民学校校长黄鹤用了两个“非常”来形容：“农民工子女非 常需要社工，慧雨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他认为，农民工孩子的社会化、发展和心理健康比学习知识更重要，是成长的第一要务。 这几个月来，社工在帮助这些孩子融入社会、吸引社会资源支持学校、建立家校联系等方面做 了很多好的工作。 其实，不仅农民工孩子需要驻校社工，很多城市的孩子也需要社工的支持。共青团广州市 委 11 月 20 日公布《青少年事务社工调研报告》 ，报告显示，广州市青少年出现“三弱三缺乏” 的普遍现象，即“身份认同弱，生涯规划缺乏；情绪管理弱，舒缓渠道缺乏；情感支持弱，联 系归属缺乏”。目前家庭、学校和社区给青少年的支持非常有限，青少年对这三个系统的联系 感和归属感不强，有将近 70%的人希望寻求社工的帮助以解决在学习、生活或就业过程中出现 的各种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在将“一校一社工”制度引进新公民学校 前曾专门就此做了调研，他发现，如果按发达国家的标准配备社工，中国需要 300 万，而全国 200 多所学校的社工院系培养的专业社工迄今不过十万。在这些人中，从事社会工作的又不到 10%，出现了“极大的需求、极少的供给、更少的对口就业”现象。 驻校社工的“星火”能否“燎原” 专业社工人才供不应求，却又为何大量流失？徐永光认为，对于社工，政府已经出台了一 些政策措施，如《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考试实 施办法等，社工的发育已经没有政策障碍。但政策落实起来还有很大困难。在国外和香港地区， 许多社工是由政府出资雇用，派到学校、社区服务。而我国一些地方在公务员考试规定的专业 系列中，把社工排除在外。也就是说，社工专业毕业生连考公务员的资格都没有。每年几万毕 业生中有很多人转行，是苦于没有岗位，这需要发展专门的社工 NGO 组织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呼吁民政部门、教育部门为公益组织的注册“开绿灯”，为社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他表示，南都基金会将和大学、公益组织以及香港和国际组织合作，培育更多的社工组织。 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研究生处处长、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秘书长史柏年教授担心的则是 经费问题。“民间捐赠没有保障，人还是留不住。”要解决社工人才紧缺的问题，他认为要两 条腿走路，一是专业院校正规培养，二是通过培训等方法，使目前在岗的社会工作人员实现专 业化。 最近几年，为了适应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国家非常重视社会工作。2006 年 10 月，中共 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做出部署，强调国家要“建立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2007 年，中 组部等 15 个部委开展了“社会工作人才问题研究”；今年 9 月，民政部等单位将组织实施首 次社工资格认证考试。而在中共十七大结束后不久，各地就纷纷行动起来，推出了不少有力的 举措—— 10 月 26 日，深圳市委市政府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工工作发 展的意见》以及 7 个相关文件，培育社工人才成为深圳人才强市战略的重大举措。“一校一社 工”制度将建立，由政府购买服务。社工薪酬不低于同等条件专业技术人员薪酬水平，最低 3330 元/月。政府在购买服务的同时，将对民间组织设立扶持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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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四川省启动了“社工人才百人计划”，首期社会工作人才培训班日前开班。社工服务将 由政府买单。 11 月 21 日，广州首次引入“驻校社工”，目前已在赤岗、绿翠两家中学设立试点，这些 社工将常驻学校。 “如果都能像深圳那样，由政府购买服务，经费支持将不是问题。”史柏年说。而徐永光 对社工的未来的判断是：社工已开始为社会所认识，也没有政策障碍，“驻校社工”在内地将 大有用武之地。 相关链接 驻校社工的历史 学校社会工作起源于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当时美国社会剧烈变迁，出现了大量的移民，移 民们向城市集中。于是出现了一种“学校家庭访问员”（home and school visitor） （驻校社 工的前身） ，目的是促进家庭和学校之间有更多的合作和更好的了解。1919 年， 美国社会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学校社会工作在福利体系中的地位，学校社会工作起步。 从华人文化圈来看，香港从 1971 年开始推行学校社会工作，1977 年学校社会工作正式确 立。1982 年全港中学获得了学校社会工作服务。到 2000 年，全港全部实行“一校一社工”的 制度。 社工与志愿者的区别 （1）社工是受薪人员，是拿工资的，而义工则是无偿地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等， 没有任何工资等的报酬。 （2）社工有专业的知识和技术，比如说个案社会工作，比如说聆听的技术，等等，而从 事公益事业的义工，有时候也需要一定的方法和技术，比如说医护人员，但社工则是一种专业 特有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这有别于其他的专业。 （3）社工要遵循严格的专业伦理和价值，而义工也要遵循社会的伦理和价值，但不如社 工严格和专业。这些伦理和价值是作为一个社工人员所必须遵守的，其规定也非常严格，有时 候甚至会互相冲突，或者跟社会总体的价值观相冲突。 （4）社工需要有从业资格，就像律师需要有律师资格证书一样。但目前中国的社会工作 还处于起步阶段，或者说还不完善，社工证照制度还没有建立，只是在上海等地有了社工资格 认证，社工协会、民政部等在今年 9 月将实施首次社工资格认证考试。而义工则没有专业资格 的限制，只要是自愿的助人都可以看做是义工。 （5）义工所服务的范围要比社工的服务范围更为广泛，包括一系列为了他人、社会而进 行的无偿性的活动。而社工则指专业社工人员所从事的服务活动。

6、驻校社工助打工子弟成新公民 公益时报 2007-12-18 记者 胡丽波 “慧雨姐姐，风代表随遇而安，我就选风吧。”“慧雨姐姐，雨就代表脾气很暴躁，然后 水就代表很容易包容别人，我觉得我很符合这两种性格，我可以填两个吗？”11 月 26 日中午， 行知新公民学校的社工办公室里，几个女孩正急着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但他们了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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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简单地说出来或写出来，而是选择能够代表自己性格的风、雨，水、电等自然界中的事 物。 “里面怎么样了？”几个在门外排队等候的孩子，正朝屋内张望，打探着里面的情况。对 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每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午饭后到社工室，跟“慧雨姐姐”聊天、做游戏。 孩子们口中的“慧雨姐姐”，是今年 7 月从香港中文大学社工系研究生毕业的姜慧雨。作 为北京的首位“驻校社工”，在近四个月时间里，每周二、四、五的早晨，姜慧雨都要坐上近 一个小时的公交车赶到位于北京近郊黄村镇的行知新公民学校，诠释她从香港带来的“一校一 社工”制度。 播种秘密的地方 刚到学校的时候,姜慧雨的工作并不被老师们看好，都认为她“折腾不了几天就会走人”。 对此，姜慧雨表示理解：“社工的概念对他们来说很陌生，刚开始他们根本不知道社工到底是 做什么的。这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 为了让孩子们愿意接近自己，姜慧雨和另外两名志愿者，把办公室精心布置了一遍。和其 他老师办公室不同的是，在那里，没有堆积如山的作业本和教科书，而是许多由姜慧雨筹集的 精美玩具：会说话的毛绒大嘴熊、会走路的洋娃娃、蹦蹦跳跳的大青蛙、漂亮的汽车模型等。 在屋子的角落，粉色的百叶窗帘还包裹着一个 4 平米的隔音小世界——辅导室，里面摆设着两 把淡黄色的小圆形沙发和两个绿色的小抱枕，简单而温馨。 办公室装修好以后，就把孩子们吸引过来了，“由于跟我不熟，刚开始他们只会好奇地在 外朝办公室张望，可当我跟他们打招呼的时候，他们就会一哄而散。”姜慧雨说，为了跟孩子 们拉近距离，她经常会去教室听课，下课后，跟他们一起做游戏。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多，到社 工室找姜慧雨玩的孩子也越来越多。 由于办公室不大，孩子们得排队轮流进来。“在空闲的时候，我会把社工室打开，孩子可 以进来玩。他们很愿意接近我，有的孩子玩了一会后，就会跟我说，我们可不可以聊一会，于 是就会把我拉进辅导室，由于里面有隔音效果，会让他们觉得很安全，他们会跟我说一些不愿 意跟别人提起的秘密和困惑。” 与其说这是一个隔音辅导室，不如更形象地说这是一个“播种秘密”的地方。王成迪现在 已经把去社工室跟“慧雨姐姐”聊天，视为最幸福的事情，他说：“原来我有很多事情憋在心 里不敢跟老师和父母说，怕他们知道以后会批评我。可慧雨姐姐不像别的老师，她很有亲和力， 帮我处理好事情后，还会帮我保密。跟她聊完天我觉得很舒服。” 帮助学生融入社会 “现在行知学校大部分孩子初中毕业以后，就辍学了，他们面临着未来出路的问题。”姜 慧雨说， 目前她正在跟北京花旦工作室合作，给初三的同学做“我是谁——生涯规划工作法”。 在生涯规范工作法中，结合香港的“戏剧治疗法”，虚拟出一个名叫大伟的戏剧人物，在 他身上设计一个可能发生在农民工孩子身上的问题，让孩子们帮忙想办法解决。通过戏剧表演 的方式，让孩子们正确地认识自己，为自己做职业规范设计。“我们这个工作法，可能做不到 让每一个孩子都看到一个明显的出路，但是通过戏剧的方法，可以让他学会给自己的未来作规 划，定目标。” 在为学生组织的夏令营——"新公民成长营"。姜慧雨和志愿者会给每一个孩子洗脚。她希 望通过这个仪式，替孩子们洗去以往的内心负担，并让他们学会接纳自己。 在姜慧雨帮这个平时敏感、内向的初二男生在洗脚时，发现他哭得特别厉害，而事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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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迪却在日记中写道：那次洗脚时我哭了，泪水好像把这些年的所有压抑和难过都冲走了，我 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我们就是要让孩子们感觉到，我们都很重视他们，让他们学会尊重 自己。”姜慧雨说。 姜慧雨凭借专业的社工知识在学校开展活动，赢得了老师们的尊重。尽管还没有完全理解 社工的概念，但老师们从姜慧雨的工作中多多少少得到了一些启发。三年级班主任黄宝凤说： “从她身上，我学到了很多，比如孩子出现问题了，我们该怎么做。怎么样通过做游戏的方式， 让孩子有所感悟。” “驻校社工”期待国家买单 对于姜慧雨的工作，行知新公民学校校长黄鹤给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民工子弟学校需 要社工，慧雨的工作做得很好。” 然而，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言，“驻校社工”是一个新鲜而又奢侈的字眼。由于“驻校 社工”在内地中小学校刚刚起步，与之相关的一些配套服务体系，比如社工资格认证、社工工 资的保障等也还没有完善。姜慧雨的社工资格的认证和注册，是在香港进行的，而她的工资， 则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发放。 其实，不仅农民工孩子需要驻校社工，城市的孩子也需要社工的支持。共青团广州市委 11 月 20 日公布的《青少年事务社工调研报告》显示，有近 70%的广州青少年期望寻求社工的 帮助以解决在学习、生活或是就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广州在赤岗、绿翠两家中学引入社工。共青团广州市委将推动政府出资购买社工服务，让 社工进驻学校， 帮助青少年提升抗逆力和走出情绪困扰。“一校一社工”制度也将在深圳建立， 由政府购买服务。社工薪酬不低于同等条件专业技术人员薪酬水平。 “如果都能像深圳那样，由政府购买服务，经费支持将不是问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 授史柏年说。

7、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杂志）我也想帮助别人 中小学心理健康杂志 2007 年第 12 期 作者 武苗 本期的爱心天使是大兴行知新公民学校的初二学生小鹏（化名）以及他代表的由 13 名同 学和驻校社工组成的爱心大使团队。 这个爱心团队源于行知驻校社工姜慧雨发起的“新公民校 园-爱心大使计划”。接受采访时，姜社工跟我们分享：在爱心计划当中，学校社工主要提供 的是“发展性服务”，即培养爱心大使们的自信心、自尊感、抗逆力以及解难能力，以及基本 的社会、人际交往技巧，和服务社群的志愿精神。这个计划之所以可行还在于学校学生自身内 部拥有宝贵的资源，同学虽然生活艰辛，但质朴懂事，有着关爱他人的潜力和资质，有强烈的 助人愿望，得知了爱心大使计划，都踊跃报名参加。 小鹏就是这样走进了爱心大使团队的。初见小鹏时，他穿着干净的校服、头发打理得很“有 型”，一脸的阳光。然而，就在几个月前，小鹏还是一个非常敏感、内向，不大敢主动与别人 说话的男生。是什么改变了他呢？小鹏夏天和 30 多个打工子弟学校同学参加了一个关于梦想 和爱的营会——“新公民成长营”，在营会中学习实现梦想和体验爱，并探寻他们对这个城市 身份认同。刚开始，小鹏表现的很拘谨，也很矛盾：他很想参加大家的讨论，但是又不敢近前。 后来被选为“艺术工作坊汇报晚会”的主持人之后，他才试着小心翼翼的表达自己。在工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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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体同学不断的鼓励和支持下，最终，小鹏的表现出人意料：他不仅能挥洒自如，而且可以 灵活改编串场词，调动现场气氛„„晚会接近尾声，小鹏在自己的“生命故事”分享中，终于 敞开了自己的心扉：自己从小随父母在各大城市之间流动，生活很不稳定，他从此不敢自信的 表达自己，所有的苦累都自己一个人在心中默默承受，直到今天„„他流下了眼泪。接下来， 社工和其他志愿者通过“洗脚”这个符号性的主题活动， 为小鹏在内的每一位农民工孩子洗了 脚，并教给他们：脚是身体中不经常露出来的部分，代表每个人都有的幽暗的一面。现在通过 “洗脚”，替孩子们洗去过往所有的内心负累，并学会接纳自己。小鹏在洗脚的时候，哭得最 厉害。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那次洗脚时我哭了，泪水好像把这些年的所有压抑和难过都冲走 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 在这个营会中，小鹏第一次接触到了学校社工。开学后，得知学校设立了“社会工作室” 和“爱心大使计划”，小鹏主动走进社工室，问道：“我是否也可以去帮助其他的同学？我也 很想帮助别人„„”于是，小鹏成为一名爱心大使，并和其它 12 名爱心大使及社工一起共同 探索个人成长，学习爱人爱己，为了明天更好的履行自己爱心大使的职责和诺言。 编者的话：在新公民学校，像小鹏一样的成长故事有很多。他们大多随父母在城市间流动， 有过不止一次的转学经历，他们比同龄人更早的面对诸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 去？”的自我统一和认同命题，需要心理的成长和支持。采访中，我们有感于他们成长的艰辛， 更被他们渴望帮助别人、融入集体、回报社群的愿望深深感动。我们相信，在诸如老师、社工、 社会力量的帮助下，这群小天使爱的羽翼会更加丰满，会更有能量去爱人帮助人。

8、香港内地社工专家倡导推广驻校社工制度 新华网北京 1 月 8 日电 作者：赵敏雅 驻校社工在学校与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因此加强青少年社会教育需要推广驻校社工 制度。这是在 8 日结束的新公民学校驻校社工及 NGO 研讨会传出的专家观点。 我国中小学教育不同程度存在着社会教育不足的状况，学校与社会脱节，结果是学生难以 认识到真实的社会，对于身心发展特别是责任感的培养不利。香港明爱服务总主任黎永开举例 说，在香港“学校失败者”（即在学校里表现比较消极的学生）往往会出现沉溺网络的习惯。 原因是因为在学校教育的失败， 加上缺乏对真实社会的认知，所以会在网络的虚拟社会中迷失。 驻校社工制度是解决学校与社会脱节的有效方法。与会专家介绍，驻校社工的目的，是找 出那些在学业、社交、情绪发展上有困难的学生，帮助他们解决个人问题，使他们能更好地学 习与成长，顺利地融入社会。 另据了解，美国在上世纪 20 年代就已经在移民学校尝试这项制度，促进移民与社会的融 合。香港地区也在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实行，现在香港地区的中学已经实现了一校一社工，小 学里还会有专门从事社会辅导的教师，同时还有大量致力于青少年社会教育的义工为之努力。 社工开展大量丰富生动的活动， 帮助青少年在学校中也能了解真实的社会，从而加强自我认知， 使他们能够尽早开始职业设计，更好融入社会。这值得在内地学校推广。 北京行知新公民学校已经在姜慧雨等驻校社工的探索下开展了三个月的社工工作， 成效显 著，是驻校社工在内地的良好开端。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表示，今后将在 其他新公民学校开展驻校社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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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校社工制度的完善与推广和专业的社工队伍建设是分不开的。香港理工大学王红博士提 出，可以设立“督导+社工+社工助理”的模式来缓解目前我国专业社工严重不足的局面。北京 大学社工专家马凤芝提出，要设立有阶段有层次的社工教育计划，把社工专业学生和该制度结 合起来，发展义工队伍建设以补充社工队伍不足。 驻校社工工作的开展离不开社会的理解与学校的支持。马凤芝提出要推动学校对于社工的 接纳，还要充分利用社区资源，促进学校教育和社区建设之间的联结。

9、内地与香港社工专家：驻校社工经验待固化 现代教育报 2008-1-16 记者 曾国华 十七大召开后，“社会建设”成为一个热词。中组部牵头做的社会工作研究已经结束，中 央关于推行社会工作的意见即将出台，而学校社会工作制度也很快要逐步建立。如何让驻校社 工充分发挥作用，为建设和谐社会出力？日前，内地与香港社工专家聚首北京，为推进学校社 会工作出谋划策。 嘉宾 黎永开（香港明爱青少年及社区服务总主任） 邓惠雄（香港青年协会督导主任） 曾育彪（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员） 王

红（香港理工大学博士）

马凤芝（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姜慧雨（北京大兴区行知新公民学校驻校社工） 讨论 驻校社工制度将在全国推行 马凤芝：2006 年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十七 大又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推进社会建设，就是要促进社会融合，建设 和谐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题。在这个过程中，社工要起的作用很大。 十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中组部就牵头在作各方面研究，学校社工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 个研究已经完成了，估计今年 3 月前，中央关于如何具体推行社会工作的意见就要出台，而学 校社会工作制度也很快要建立。 南都基金会在新公民学校率先推行驻校社工制度，是搭了快车， 先走一步。 人员配置：督导+社工+社工助（义工） 姜慧雨：我们从南都基金会获得了一个一般项目的资助，专门用于驻校社工体系研究的项 目；在学校的支持下，有了一个社工室开展工作。钱和环境的问题都解决了，但学校社会工作 在北京，尤其在新公民学校（原打工子弟学校）没有什么基础，新鲜的东西和旧有的制度怎么 配合，我们也有很多困惑。比如，在行知这样一所一千多人的学校，到底需要一个怎样的专业 团队来提供服务？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目前我们是三个人，另外两个是来自渤海大学的实习生、社工助理廖书楠和马利，她们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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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专门在社工室工作。 曾育彪：我看现在这个团队特别好，有一个专业社工、两位社工助理。这个团队要和学校 的老师配合，找出学生在学习课程之外的一些要发展的项目，并把这些项目和社区、整个社会 联合在一起，这很重要。 邓惠雄：他们现在是服务小学生和中学生两个群体，严格来说，一个驻校社工肯定不够。 当然，在初步建立阶段，也不太可能有很多人手配置，这个可以慢慢再建立起来。 王红：慧雨虽然没有督导，但她碰到什么问题，也经常给黎先生、邓先生、曾先生和我打 电话。我们虽然不是督导的身份，但实际上也起到了督导的作用。在建立驻校社工制度的时候， 可以考虑“督导+社工+社工助理（义工）”的模式。 找义工不是问题，但义工的使用和发展值得研究。我觉得比较实际可行的方法是培养可持 续的义工，而不是一次性的或者是偶发性的。可以考虑建立义工数据库。 另外，在内地，义工的发展以后可能会是一个大问题。大家社会责任感很强，但庞大的义 工没办法用。很多时候，义工也是需要培训指导的，要不就可能好心办坏事，伤害了农民工孩 子。 社工服务要与学校需求结合 慧雨：社工做的服务要从人的基本需要出发，而且是量身定做。我们是先研究师生的需要， 边做需求评估边做服务。老师的需求主要侧重在与学生的关系方面，而学生主要是适应、共融 的需要和初中生生涯发展的需要。 农民工孩子流动性大，我们要帮助他们适应这种不断的变化，处理好与同学的关系，尽快 融入学校和社会。学生的另一个大需求是未来出路的问题。行知学校 90%的学生不能升入高中， 或者说困难非常大，过早进入一个对他们来说茫然无知的社会，很容易出问题。 针对这样的需求，我们这学期给孩子们提供了发展性的服务，如爱心大使计划和社区服务 学习课，引导学生去服务同学、学校和社会，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安全感、归属感和成就感。 我们的社工助理就曾带学生去考察学校旁边的行知河，跟河周围的居民打交道，去询问行知河 的历史、污染情况等。 我们还针对初中的学生提供预防性服务，并做一些补救性服务，如校园危机和师生冲突事 件的处理。 邓惠雄： 面对新公民学校的孩子， 驻校社工和社工助理要参照他们的一些特性去开展工作。 我很同意上面所讲的一些工作重点，比如新同学进校以后的适应问题，学生离校之前的辅导工 作，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黎永开：学校社会工作配合学校的目标很重要。在香港，社工和校方的年度计划都会提前 互相交流。社工一般在三、四月准备来年的计划，在写初步计划前，一般都会与校方沟通、协 商，听取校方的意见。 马凤芝：首先，学校社会工作要配合学校育人的需要，确立一个大的主题。新公民学校就 是要培养新一代的社会公民，驻校社工就要弄清楚我们培养的新公民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 然后才去想我们怎么做。要制订长期计划、中期计划、短期计划，抓一些主题。 其次，我们要有一些策略，即打算用什么方法、步骤和措施来实现培养新公民的理念。我 的看法是，新公民学校的学生有很多宏观的、微观的、中观的、个人的、家庭的、社区的不同 层次的需求，我们不可能全满足。我们的工作要以新公民学校的学生群体为对象，解决慧雨刚 才提出来的他们整个群体的身份认同、群体发展、群体社会融合的问题。通过这种群体活动， 带动他们身心的发展，以消除和预防个人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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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和社区之间的桥梁 黎永开：驻校社工首先要关注的就是如何把社会与学校连在一起。慧雨他们带学生做的社 区服务很好，可以提升孩子的社会责任感。社会责任感是很重要的，拥有责任感的人做事不会 马马虎虎，会追求卓越。 马凤芝：从社会与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群体的关系上来看，学校社会工作就是以社区为导 向，驻校社工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加强学校跟社区的连接，运用社区的资源，在社区中解决 学校发展和学生发展中的问题。比如让城市公立学校的孩子与新公民学校的孩子一起参加营 会，就是一种很好的社区活动方法。通过这种伙伴连接，加强相互了解，消除社会排斥，农民 工子女才能打开封闭的状态，真的融进城市。 王红：社工作为学校与社区资源的连接者，是一个桥梁，帮助新公民学校的孩子跟社会连 接起来。而且不仅仅是做到跟社会资源连接，更重要的是提升他们作为社会主人的感觉。 曾育彪：农民工工作很忙，他们要融入这个社会，缺少一些资料。 姜慧雨：我们做过社区资源的分享，告诉家长这个区里有哪些社区资源。 曾育彪：这些资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农民工孩子接触城市资源比较少，所以要多 给他们一些机会，开阔他们的视野。告诉他们这个社区、这个城市里有一些什么活动，如果他 们生活在城市的文化里面，对社会有多一点的了解，他们的责任感就比较容易建立起来。 驻校社工经验 需要制度化 马凤芝：我们要重视制度建设的问题。我觉得要以行政研究来做需求评估，然后实施刚才 说的策略，把如何做群体活动、社区服务、发展性服务等这些东西设计出来。工作慢慢推开之 后，我们要把经验积累起来，慢慢形成工作手册。不管哪一类问题，我们都有解决的办法。 王红：慧雨已经获得了一些比较好的经验，希望可以把人力资源配置、培训、发展和使用 方面的一些好的做法记录下来，形成制度。其他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或城市的公办学校，将来可 能还来取经。南都基金会最早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做这样的模式，有这样一个使命。 新闻回放 学校社会工作研讨会召开 1 月 7 日，学校社会工作研讨会在南都基金会举行。来自香港的社工专家就学校社会工作 的内涵、香港学校社会工作服务的框架与模式、中国社会工作的演进等主题，做了非常详细的 报告，并与内地的社工专家一起，就新公民学校如何建立驻校社工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在研讨会上，北京大兴区行知新公民学校驻校社工姜慧雨总结了近期开展的社工服务。社 工专家们在肯定其开创性工作的同时，从驻校社工人力建设、服务内容、发展策略等方面提出 了很多有益的意见。 相关链接 学校社工服务目的 一、协助学生发展潜能，建立和谐人际关系，关心社会。 二、加强学生、家庭、学校与社区之间的联系。 三、协助学生解决个人、家庭、人际关系和学业的问题。 学校社工服务手法 一、个案辅导：透过面谈、家访等，协助学生克服在情绪、社交、行为、家庭及学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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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遇到的困难。 二、转介服务：将特殊及有需求的个案转介给相关的专业服务，如临床心理学家及教育心 理学家。 三、小组及活动：透过小组及不同形式的活动，帮助学生了解自我、发展潜能，建立正确 的价值观。 四、危机介入：为遇到危机的学生及其家庭提供实时的危机介入辅导服务，让他们通过实 时的支持和辅导，安然渡过难关，在困难中成长。 五、咨询服务：向前来询问的学生、老师、家长提供数据及意见，在有需要时参与校内的 会议，如家长教师会、学生组织及教职员会议等，提供专业的意见。 六、协调及引进校外资源：通过引进小区资源，如儿童及青少年中心、青少年综合服务、 外展工作队、家庭生活教育服务等等，加强学校与小区的联系，共同协助学生成长。

10、北京第一位驻校社工：为农民工子弟洗脚 民主与法制时报 2008-01-28 记者 张涛 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姜慧雨， 已经完全走进北京市行知新公民学校每一位同学 的心灵。孩子们会把心中的苦闷、不如意和老师父母说的话讲给她听。作为北京市第一位驻校 社工，姜慧雨努力想让这些农民工子弟健康快乐地成长。她也希望，“一校一社工”在我国内 地能早日实现。 1 月 19 日，北京的天气异常寒冷。在北京行知新公民学校，一群孩子们大胆地和老外交 流、热情邀请北京大学的哥哥姐姐们留下联系方式。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丝毫看不到农民工子 弟身上常有的拘谨。 行知新公民学校的校长黄鹤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孩子们以前的性格不是这样开 朗，而是内向、胆怯，与人交流有障碍。他们今天的表现，归功于驻校社工姜慧雨女士。 洗脚洗去过往的内心负累 香港中文大学社工系硕士研究生、已经取得香港注册社工资格的姜慧雨，2007 年 7 月正 式成为行知新公民学校的驻校社工。她是北京市首位驻校社工，现在已经成为孩子们的知心姐 姐。 驻校社工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除北京外，只有广州、深圳、上海、四川的个别学校设 有驻校社工。 驻校社工的工作是一种专业服务：运用社会工作的理论，协助学校改善学习环境，帮助学 生提高适应学习和生活的能力，克服其成长中遇到的困难，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得到更好 地发展。 姜慧雨的社工生活中充满了各种故事，其中的一个故事，她始终难以忘怀。 初二学生小朋（化名） ，有着农民工子弟身上的性格特点，在学校的集体活动中表现得非 常拘谨。他很想参加大家的讨论，又不敢近前，根本不敢和陌生人说话，他的目光甚至不敢直 视同他说话的人。 在姜慧雨组织的一个夏令营活动“新公民成长营”中，她刻意选小朋作为晚会主持人，鼓 励他大声、大胆表达自己。小朋在晚会上最初显得手足无措、小心翼翼，姜慧雨就不断给他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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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并鼓动全体同学来接纳他。 小朋在自己的“生命故事”分享中，终于敞开心扉，向全体营员分享了自己从小随父母在 各大城市之间颠沛流离的心情故事，并且倾诉了父母离婚带给他的伤害。 接下来，姜慧雨为每一位孩子洗了脚，并告知他们：脚是身体不经常露出来的部分，代表 每个人都有幽暗的一面。希望通过这个仪式，替孩子们洗去过往所有的内心负累。 洗脚时，小朋哭得最厉害，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泪水好像把这些年的所有压抑和难过 都冲走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 从此，小朋就像变了个人。后来他还成了学校的爱心大使。 像小朋一样，孩子们都是第一次知道“社工”这个名词，第一次得到了社工的关爱。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慧雨姐姐已经成为知心姐姐。 姜慧雨的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为出现问题或适应不良的学生提供补救性服务；用专业 的眼光及早发现在情绪、社交等方面存在潜在困难的学生，为其提供预防性服务；针对全体学 生，提供潜力开发、生涯规划等发展性的服务。 中国需要 300 万驻校社工 社工一词在我国，对一般人而言还是很陌生的。其实，不仅农民工孩子需要驻校社工，城 市的孩子也需要社工的支持。 由于驻校社工在内地中小学校刚刚起步，与之相关的一些配套服务体系，比如社工资格认 证、社工工资的保障等也还没有完善。姜慧雨的社工资格的认证和注册，是在香港进行的，而 她的工资，则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发放。 共青团广州市委 2007 年 11 月 20 日公布的《青少年事务社工调研报告》显示，有近 70% 的广州青少年期望寻求社工的帮助以解决在学习、生活或是就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徐永光在将“一校一社工”制度引进新公民学校前，曾专门就此做了调研。 他发现，如果按发达国家的标准配备社工，中国需要 300 万，而全国 200 多所学校的社工院系 培养的专业社工迄今不过 10 万。在这些人中，从事社会工作的又不到 10%，绝大多数毕业后 即转行，出现了“极大的需求、极少的供给、更少的对口就业”现象。 姜慧雨在行知新公民学校，不仅要解决小朋们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针对一个群体，处 理校园危机，而师生冲突是最常见的。 2007 年 12 月的一天，初三一名任课老师与学生丁杰（化名）在课堂上发生了口角，丁杰 推搡了老师，老师的情绪很激愤，要开除此名学生，丁杰及其家长的道歉被拒绝。但全班同学 都站在丁杰的一边，把平时积累的对老师的不满和不敢表达的愤怒表达了出来„„ 姜慧雨先向班主任了解了情况，然后找到该班同学访谈，一方面了解当时冲突的情景，另 一方面了解其他同学的现状。 姜慧雨告诉班主任她的专业分析：这场冲突，对于处于“寻找身份认同”阶段的青少年来 说，至关重要。处理得好的话，他们从中可以学习如何面对冲突，面对权威；处理得不好的话， 他们只会用一种方式，那就是暴力，来面对来自权威人物的压力。 然后，姜慧雨进入事发班级，用了一堂课的时间，对所有的同学进行情绪疏导：“马上就 是圣诞节了， 这应该是一个感恩的日子。你们先想一想，生活中有哪些值得你们感恩的人呢？” 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说着，课堂气氛轻松而愉快。 然后，姜慧雨话题一转：最近发生在你们班的事件，我想知道如果这件事情继续发展，你 们希望它以怎样的情形发展呢？ 一个同学站起来说：“让她（事发老师）横着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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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慧雨顺着这个同学的思路说：“她横着出去之后呢？” “我要赔她一大笔医疗费！”“她的家属来了，再让我横着出去！” “上法院了，我是不是还会被判刑„„” 同学们在种种假设的猜想中， 放松了情绪。 姜慧雨最后给大家的辅导是“冲突来临不要紧， 关键看怎么处理冲突”。姜慧雨告诉大家，当发生这样的冲突之后，可以找老师谈心，或者找 中立的第三方倾诉，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而最要不得的就是使用暴力解决冲突。 轻松而意义深远的 45 分钟，让这个班的同学们永远难忘。后来回到班集体中的丁杰表示： “慧雨姐姐教我们的，比我们书本上讲得更好。” 社工没有政策障碍 对于姜慧雨的工作，行知新公民学校校长黄鹤这样评价：“农民工子女非常需要社工，慧 雨的工作做得非常好。”他认为，农民工孩子的社会化、发展和心理健康比学习知识更重要， 是成长的第一要务。这半年以来，社工在帮助这些孩子融入社会、吸引社会资源支持学校、建 立家校联系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目前，全国仅有几个地区开始尝试将专业社工引入学校。 2007 年，姜慧雨成为行知新公民学校的驻校社工，成为北京驻校社工的第一人。 2007 年 10 月 26 日，深圳市委市政府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 工工作发展的意见》以及 7 个相关文件，培育社工人才成为深圳人才强市的举措。“一校一社 工”制度将建立，由政府购买服务。社工薪酬不低于同等条件专业技术人员薪酬水平，最低 3330 元/月。政府在购买服务的同时，将对民间组织设立扶持专项资金。 而四川省启动了“社工人才百人计划”，首期社会工作人才培训班日前开班。社工服务将 由政府买单。 11 月 21 日，广州首次引入驻校社工，目前已在赤岗、绿翠两家中学设立试点。 “如果都能像深圳那样，由政府购买服务，经费支持将不是问题。”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研究生处处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秘书长史柏年说。而徐永光对社工未来的判断是：社工 已开始为社会所认识，也没有政策障碍，驻校社工在内地将大有用武之地。 驻校社工期待国家买单 姜慧雨点滴的工作，已经渗透到学校同学的心理、情绪、社交、行为、学业等各个方面。 她强调学生与社会的共融、倡导“全人成长”对青少年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的爱心、帮助初中 毕业生进行生涯规划„„ 专业社工人才供不应求，却又大量流失。徐永光认为，对于社工，政府已经出台了一些政 策措施，如《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考试实施办 法等，社工的发育已经没有政策障碍。但政策落实起来还有很大困难。在国外和香港地区，许 多社工是由政府出资雇用，派到学校、社区服务。而我国每年几万毕业生中有很多人转行，是 苦于没有岗位，需要发展专门的社工 NGO 组织来解决这个问题。 徐永光呼吁民政部门、教育部门为公益组织的注册开绿灯，为社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他表示，南都基金会将和大学、公益组织以及香港和国际组织合作，培育更多的社工组织。 而史柏年教授担心的则是经费问题。“民间捐赠没有保障，人还是留不住。”要解决社工 人才紧缺的问题，他认为要两条腿走路，一是在学校再设一个社工岗位，但编制和经费投入是 个问题；二是通过在岗培训，使心理教师掌握社会工作的理念、方法和技巧。而现在深圳的制 度设计是政府出钱，扶持 NGO 组织，让 NGO 组织招人，再根据学校的需求派驻社工，这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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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政府购买的。深圳的做法起点高、力度大，如果能在全国推广，是比较理想的。 中国对社工的需求非常大，如果只靠 NGO 组织，时间会很漫长。理想模式是政府为主，NGO 组织辅助。只有政府出面，“一校一社工”制度才能更快生根。现在中组部牵头在各个系统调 研社会工作现状，进行制度设计。深圳的政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政府的责任规定得很 明确。 现在民政部等部门准备组织一个关于社工的考试，考试是以能力为本的。考试合格的可以 获得助理社工师、社工师、高级社工师等证书。助理社工师还需要参加继续教育和在岗培训。 资料链接 社工的渊源 西方的社会工作（social work）产生于 1860 年之后，当时的“慈善组织会社”和“睦邻 组织运动”可以说是其雏形。 2004 年秋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召开的世界社会工作大会上，根据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 会（IFSW）和国际社会工作学院联合会（IASSW）的提议通过了新的社会工作的定义：“社会 工作专业致力于促进社会变迁，解决人类相处中发生的问题。人权原则和社会公正是社会工作 的基本要求。” 社会工作是指综合运用专业知识和方法，为有需要的个人、家庭、机构和社区提供专业社 会服务，帮助其舒缓、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的职业活动。 学校社会工作起源于 20 世纪初的美国，当时美国社会剧变，出现了大量移民，移民们向 城市集中。于是出现了一种“学校家庭访问员”（home and school visitor） （驻校社工的前 身） ，目的是促进家庭和学校之间有更多的合作和更好的了解。1919 年，美国社会工作会议正 式确立了学校社会工作在福利体系中的地位，学校社会工作起步。 香港从 1971 年开始推行学校社会工作，1977 年学校社会工作正式确立。1982 年全港中学 获得了学校社会工作服务。到 2000 年，全港全部实行“一校一社工”的制度。记者 张涛

11、驻校社工化解学生“成长的烦恼” 中国消费者报 编者按：2004 年，社会工作者进入中国职业标准目录，成为我国的一种新职业。社工走进学 校，能帮助学生解决各种心理困惑和成长烦恼，引导学生学习与人相处的技巧，同时针对高年 级学生提供未来发展规划等服务。在内地，这项工作刚刚起步。据了解，目前，我国已经有 200 多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但是，只有不到三成的毕业生从事这项工作。一方面，相 关部门应尽快为社工搭建可以施展抱负的平台，另一方面，社工这项工作也需要社会各界对其 充分了解和认识。可喜的是，北京、广州等地已有部分学校进驻了社工，其工作正在逐步展开。 为了更好地了解社工的工作，本期我们对北京市首家有驻校社工的行知新公民学校进行了采 访。 正文： 姜慧雨，北京行知新公民学校首位专业驻校社工。今年 7 月，她刚刚从香港中文大学社工 系研究生毕业。 行知新公民学校是一所农民工子女学校，也是北京市第一个有驻校社工的学校。 每周二、周四、周五的早晨，姜慧雨都要坐近一个小时的公交车赶到位于北京近郊黄村镇 的行知新公民学校。目前，她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南都公益基金会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助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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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事，另外一个是行知新公民学校驻校社工。读本科的时候，姜慧雨曾来行知学校做过志愿者， 研究生毕业， 姜慧雨进入南都公益基金会， 顺利选择了行知新公民学校开始她的驻校社工工作。 姜慧雨给记者介绍了她在行知新公民学校当驻校社工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组织一个夏令 营。在夏令营里，姜慧雨发现了一个特别的学生鹏鹏（化名） 。“鹏鹏的样子很拘谨，但是， 看得出来，他很想参加大家的讨论。于是我选他作为‘艺术工作坊汇报晚会’的主持人，鼓励 他大胆地表现自己。”最初，鹏鹏表现得很腼腆，姜慧雨就不断给他鼓励，并鼓动全体同学来 支持他。最终，鹏鹏主持晚会时变得自然了许多，还学会了调动现场气氛。在夏令营“生命故 事”分享活动中，鹏鹏终于敞开心扉，与全体营员分享了自己从小随父母在各个城市之间为生 计奔波的故事，并且倾诉了父母离婚带给他的伤害。 在夏令营中，姜慧雨还为每一位孩子洗脚，并告诉他们，脚是身体中不经常露出来的部分， 代表每个人都有不愿为人知的一面。她希望通过这个仪式，替孩子们洗去以往的内心负累，并 能够让他们接纳自己。通过这样一个夏令营，学生们不仅接纳了姜慧雨，而且她也更加了解了 这些学生，解决了学生们很多问题。 现在，姜慧雨在学校里开展了两个经常性的活动，“新公民校园——爱心大使”计划和初 中生未来出路课程。今年秋季开学后，姜慧雨和另外两名渤海大学大四的实习生开始着手实践 这两个活动。现在，行知新公民学校已经给她们开辟了一个专门的活动教室。 这些生活在城市，却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更容易出现“成长的烦恼”，因此， 也更需要社工的辅导。姜慧雨说，在这些学校中，学生流动性很大，班级中每学期开学时会有 将近 1/3 的新生，他们面临着适应困难，同学之间彼此难以建立积极关系，隔膜较大。也有同 学流露出自卑，甚至仇视学校、仇视社会的倾向。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中，亟须培养学生“自 信、自爱、爱人如己、服务社会”的品质。同时，农民工子女也有自身的优势资源，那就是， 虽然生活艰辛，但学生们普遍质朴懂事，懂得关爱他人。 因此，姜慧雨开展了“爱心大使”计划，主要内容包括自我认识和个人成长、爱心大使素 质训练、问题处理和沟通技巧训练、同伴关怀技巧培训、团队精神培训，以期增强学生的个人 素质和服务他人的品质。 作为农民工的子女，许多学生初中毕业就要面临就业问题，因此，姜慧雨又有针对性地开 设了初中生未来出路课程，引导面临毕业的初三学生，合理规划未来发展。

12、港女北斗星成北京首名驻校社工 香港明报 2008-01-28 香港注册社工姜慧雨，早前走进北京一间学校，聆听每一名学生心中的苦闷，让他们倾诉 不愿意和老师父母说的话。作为北京市第一位驻校社工，姜慧雨努力想让这些农民工子弟健康 快乐地成长。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目前是硕士研究生的姜慧雨，去年 7 月正式成为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行知新公民学校的驻校社工，从此与一群学生结下不解缘。 姜慧雨的工作主要有三方面﹕协助无法适应学校生活的学生；解决学生情绪和社交等困 难；向全体学生就发展个人潜能及职业规划等提供意见。姜慧雨常常告诉学生，同学之间的摩 擦很难避免，关键是怎么处理。发生冲突后，可以找老师和她倾诉，但绝不能诉诸暴力解决。 新公民学校的校长黄鹤表示，该校学生以前都比较内向、胆怯和怕与别人交流，但经姜慧 雨开导后，他们都变得开朗了，再看不到农民工子弟学生身上常有的拘谨，这些都要归功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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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目前中国还需要 300 万名驻校社工，但由于驻校社工制度才刚起步，很多配套安 排如社工资格认证及社工工资的保障等还有待完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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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资助项目篇 （一）“新公民杯”大学生公益项目征集大赛 1、大学生公益项目征集大赛启动 新华网 2007-04-14 4 月 14 日，“携手 关爱 成长 探索——农民工子女成长和大学生参与”论坛暨“新公民 杯”大学生公益项目征集大赛启动仪式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有专家学者、打工子弟学校教师 代表、NGO 代表、学生社团代表及新闻媒体代表等近 200 人共聚一堂，探讨当代大学生能如何 通过志愿服务，为改善农民工子女的成长环境尽一份力。 据称，农民工子女一叫流动儿童，一叫留守儿童，人数有 4000 万之巨。他们要么跟随父 母漂泊流动，要么父母远行，留守农村。他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都存在很多困 难和问题。对流动儿童而言，他们存在着身份认同障碍、遭受歧视、城市边缘化生存等难题， 对留守儿童而言，他们面临着学习成绩滑坡、道德发展危机、人格发展不健全、违法行为趋多 等困境。 “‘新公民杯’大学生公益项目征集大赛”以关注和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为宗旨， 由 北京、上海 10 所高校学生公益社团联合发起主办，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社区与文化委员会、 全国展望计划办公室协办，南都公益基金给予资助。 大赛面向全国的大学生征集有关农民工子女成长的公益项目， 号召全国的大学生能加入到 志愿服务队伍中来，发挥他们的创意，设计出创新的志愿服务形式或者将他们已经或正在实施 的优秀志愿活动做成方案参加比赛。 全国各高等院校（含民办高校）3 人以上组成的团队均可参赛。参赛方案分为实施类项目、 设计类（具有创新性、实践性、示范性）的新项目，并须做成可播放的 PPT 演示稿，或不超过 10 分钟的 DV 作品，通过访问大赛专用网站 http://www.xingongmin.cn 进行报名，按照参赛 方法传递参赛方案。 所有参赛方案将通过初审、复审、决赛等三个环节，结合网络投票和专家评选，按实施类、 设计类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并分别获得由南都公益基金提供的 5000 元——10000 元的 奖励及项目资助。为鼓励大学生积极参赛，大赛还将设纪念奖和提名奖。

2、“新公民杯”大学生公益项目征集大赛启动 中青网 2007-04-15 4 月 14 日，“携手 关爱 成长 探索——农民工子女成长和大学生参与”论坛暨“新 公民杯”大学生公益项目征集大赛启动仪式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有专家学者、打工子弟学校 教师代表、NGO 代表、学生社团代表及新闻媒体代表等近 200 人共聚一堂，探讨当代大学生能 如何通过志愿服务，为改善农民工子女的成长环境尽一份力。 “‘新公民杯’大学生公益项目征集大赛”的启动仪式与论坛同期举行。 大赛以关注和改 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为宗旨，由北京、上海 10 所高校学生公益社团联合发起主办，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社区与文化委员会、全国展望计划办公室协办，南都公益基金给予资助。 大赛面向全国的大学生征集有关农民工子女成长的公益项目， 号召全国的大学生能加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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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队伍中来，发挥他们的创意，设计出创新的志愿服务形式或者将他们已经或正在实施 的优秀志愿活动做成方案参加比赛。 全国各高等院校(含民办高校)3 人以上组成的团队均可参赛。参赛方案分为实施类项目、 设计类(具有创新性、实践性、示范性)的新项目，并须做成可播放的 PPT 演示稿，或不超过 10 分钟的 DV 作品，通过访问大赛专用网站 http：//www.xingongmin.cn 进行报名，按照参赛 方法传递参赛方案。 所有参赛方案将通过初审、复审、决赛等三个环节，结合网络投票和专家评选，按实施类、 设计类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并分别获得由南都公益基金提供的 5000 元——10000 元的 奖励及项目资助。为鼓励大学生积极参赛，大赛还将设纪念奖和提名奖。

3、“新公民杯”大学生公益项目征集大赛启动 现代教育报 2007-4-18 记者 刁文 近日，“携手•关爱•成长•探索——农民工子女成长和大学生参与”论坛暨“新公民杯” 大学生公益项目征集大赛启动仪式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希 望工程发起人徐永光先生在会上发言指出：“这次由大学生主办、大学生来唱主角的征集大赛 非常难得。” 大赛以关注和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为宗旨，由北京、上海 10 所高校学生公益社团联 合发起主办，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社区与文化委员会、全国展望计划办公室协办，南都公益 基金给予资助。 大赛面向全国的大学生征集有关农民工子女成长的公益项目， 号召全国的大学生能加入到 志愿服务队伍中来，发挥他们的创意，设计出创新的志愿服务形式或者将他们已经或正在实施 的优秀志愿活动作成方案参加比赛。 全国各高等院校（含民办高校）3 人以上组成的团队均可参赛。参赛方案分为实施类项目、 设计类（具有创新性、实践性、示范性）的新项目，并须做成可播放的 PPT 演示稿，或不超过 10 分钟的 DV 作品，通过访问大赛专用网站 http://www.xingongmin.cn 进行报名，按照参赛 方法传递参赛方案。 所有参赛方案将通过初审、复审、决赛等三个环节，结合网络投票和专家评选，按实施类、 设计类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并分别获得由南都公益基金提供的 5000 元至 10000 元的奖 励及项目资助。为鼓励大学生积极参赛，大赛还将设纪念奖和提名奖。

4、更好帮助农民工孩子 大学生成为志愿者队伍中最活跃的群体 中国青年报 2007-04-19 实习生 江江 站在演讲台上的是一位大二学生，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协会的宋霞。 台下，坐着的是各方专家、打工子弟学校校长、NGO 代表和媒体人，他们抢着向这个大学 生提问。 这是“新公民杯”大学生公益项目征集大赛启动仪式上的一个场景。首届“农民工子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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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大学生参与”论坛在大赛同期启动。在这个由京沪 10 所高校学生社团联合发起的大赛会 场里，大学生成了报告厅的主角。 除了助学支教等相对传统的志愿者活动， 当代大学生还能为农民工孩子的成长做些什么？ 学生们已经开始用行动来寻找答案。 “作为学生，我们没有社会资源，我们能做的就是调查、走访、记录，发现问题，反映出 去”，宋霞上台展示他们的“促进流动儿童在京就学项目”。从去年暑假开始，项目组所有成 员深入到农民工子女生活的环境中去，发现最真实的问题。扎实的一手资料，“一对一”跟访 得到的切身感受，让在坐的专家频频点头。 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追问这个不满 20 岁的女孩对于“打工子弟进入公立学校政策”的 看法。 在主持人的时间提示下，宋霞结束了和同学们的交流，走回座位时，一位 NGO 工作人员主 动递上名片。 “你们这个活动得到了谁的资助，一共需要多少经费？”资助本次大赛的南都公益基金负 责人徐永光紧随两个学生之后，饶有兴趣地向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西部之窗协会会长谭前飞提 问。 得知同学们靠 6000 元赞助，加上每人垫付 400 元完成四川山区支农调研项目时，这个希 望工程的发起人点了点头，轻声叹了句“那不容易”。 而针对谭前飞提出的“大学生支农支教基本上都是自费，NGO 一般不会给大学生类似赞 助”问题，21 世纪教育沙龙总负责人贺春兰建议学生要有资源意识，应该多向徐永光学习关 注贫困孩子的方法，“对于公益事业的参与，既需要热情，也需要方法”。

5、沪上高校学子为农民工子女开展义务家教、组织活动 中国上海网 2007-05-03 5 月 1 日，上海海事大学三位学生，兴冲冲到兴知中学学生玲玲家访问。他们是在这所农 民工子弟学校支教时，结识玲玲的。 玲玲家境比较贫困，妈妈每天给她 3 元钱，2 元坐公交车上学，1 元中午买包子吃。懂事 的女孩每天步行半个多小时来学校，中午只花 5 毛钱吃一个包子，省下的钱交给妈妈。“现在 玲玲面临初中毕业，有什么打算？”大学生们很挂念。 玲玲告诉大哥哥大姐姐，面临毕业，同学们有的要回家乡读高中，有的想直接就业。她计 划留在上海借读高中， 或报考技校。 她说， “这段时间， 大哥哥大姐姐们为我们开‘法律知识’、 ‘职业规划’讲座，告诉我们今后会面临哪些问题，怎么去克服，告诉我们要树立社会责任意 识，对我们很有帮助。” “五一”节里，复旦、华理、海事大学等沪上 5 所高校的公益类学生社团，紧锣密鼓地筹 划“新公民杯公益项目设计大赛”，主题是“关爱农民工孩子”，希望能在全国高校范围内征 集好点子，让更多人关注这个群体。 复旦学生于一是大赛组织者之一。小于定期到农民工子弟学校育英中小学支教，他深有感 触地说：“我们一进教室，有的孩子会激动地爬到课桌上向我们招手。”从去年 11 月至今， 复旦已有 100 多名学生报名到农民工子弟学校支教。独特的绘画作品令研究生称赞。 节日里，华东师大“乡土建设学社”的大学生们忙着批阅作文竞赛卷。最近，他们组织了 “农民工子弟作文竞赛”，吸引了沪上 14 所农民工子弟学校、700 多名学生参加。作文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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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小鸟的对话”、“××，谢谢你”、“其实我真行”等。节后将举行决赛，大学生们抓 紧时间阅卷，定下决赛者名单。 孩子们的初赛作文，表达了真切情感和愿望。有的孩子悄悄告诉小鸟，希望和上海小朋友 交朋友；有的孩子说，“从小到大，我几乎没有参加过什么竞赛。华师大，谢谢你，给了我展 示自己的机会。” 大学生们搭台，农民工孩子展示自己的机会越来越多。沪上不少高校专门为农民工子弟举 办诗歌朗诵、演讲和绘画比赛等。华东师大组织的一场绘画比赛中，有个六年级“外来娃”用 油画颜料画了一幅东方明珠塔，蓝底、白色图案，画面构思和色彩都非常独特，连华师大艺术 学院研究生见了都连连称赞。

6、上海：“五一”期间启动“关爱农民工孩子”计划 新华网上海频道 2007-05-04 记者 叶锋 “五一”期间，复旦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上海５所高校的公益类学生社 团没有闲着。 一项主题为“关爱农民工孩子”的“新公民杯公益项目设计大赛”正由他们紧锣 密鼓地筹划。 据悉，这项大赛以关注和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为宗旨，由北京、上海１０所高校的学 生公益社团联合发起主办，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社区与文化委员会、全国展望计划办公室协 办，南都公益基金给予资助。 复旦大学学生“远征社”的于一是大赛参与者之一。 小于定期到上海农民工子弟学校义务 支教。他描述说：“我们一进教室，就会有孩子激动地向我们招手。”从去年１１月至今，“远 征社”已有１００多名学生报名到农民工子弟学校支教。 据统计，我国农民工子女包括流动儿童及留守儿童，人数有４０００万左右。他们或跟随 父母漂泊流动，或在父母远行后，留守农村。他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都存在很 多困难、问题。对流动儿童而言，他们存在着身份认同障碍、遭受歧视、城市边缘化生存等难 题，对留守儿童而言，他们面临着学习成绩滑坡、道德发展危机、人格发展不健全、违法行为 趋多等困境。 据介绍，此次大赛面向全国大学生征集有关农民工子女成长的公益项目，号召大学生们能 加入到志愿服务队伍中来，发挥他们的创意，设计出各种志愿服务形式，或者将他们已经或正 在实施的优秀志愿活动做成方案参加比赛。 全国展望计划办公室的相关负责人说，希望能够通过此次活动，唤起全国大学生以及更多 人群对农民工子女问题的重视。 （完）

7、上海各界关心坚守岗位的劳动者 新华网上海 2007-05-05 记者 肖春飞、高路 放弃休息、坚守岗位的千百万劳动者，使上海这个大都市生机勃勃；而愈来愈多的对劳动 者充满人性化的关怀，也使劳动者在“五一”长假期间感受到了大都市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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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期间，一批流动体检车在上海众多建筑工地间穿梭，为农民工免费体检。目前， 上海有数十万建筑行业农民工，“五一”期间他们大多坚守岗位。 “现在我们也可以体检了，以前不敢想。”来自四川的建筑工王绍林从上海建工医院的体 检车上走下来，兴高采烈地说。 体检项目包括血检、Ｘ光胸片、量血压、内科和外科检查等。２００６年，上海４７．８ 万建筑业农民工已经办理了综合保险，体检费用就从综合保险中扣除，目前上海全市已有３３ 万农民工接受了首次体检，到今年底这一数字将达到５０万，基本覆盖该行业农民工。 跟享受免费体检的建筑业农民工一样，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在“五一”期间感受到了这座他 们参与建设的城市的温情——除了例行的节日慰问外，政府、媒体与社会方方面面的人士，都 在努力为坚守岗位的劳动者多做一些实事。 上海市劳动保障部门出台的《劳动争议仲裁管辖暂行规定》从今年５月１日起施行，根据 这一新规定，劳动者申请劳动争议时，即使弄错了申请地，相关申请也将被自动移送到对应管 辖部门予以受理， 这样能够有效杜绝各区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受理劳动争议时“踢皮球” 的现象。 长假期间，农民工要坚守岗位，他们的孩子怎么办？上海的大学生志愿者们纷纷为农民工 子女义务进行家教、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例如农民工子女诗歌朗诵、演讲和绘画比赛，“农 民工子弟作文竞赛”„„复旦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上海５所高校，还筹划了 主题为“关爱农民工孩子”的“新公民杯公益项目设计大赛”，希望在全国高校范围内征集好 点子，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个群体。 农民工在长假期间享受文化生活的权益也没有被遗忘。“五一”期间，浦东新区东明社区 为农民工送上了“音乐大餐”，举办了“唱到一起来”——东明社区来沪青年歌手大赛，３０ ０多名外来务工者登台表演。这项活动一结束，接下来又是新的活动：“让笑声充满第二故乡 联欢会”，农民工与社区居民同台演出„„ “今年‘五一’还没到，老板就提前跟我们说有加班费了。”在上海莘庄一家餐馆打工的 刘郁林说。他表示，长假期间不能放假的群体是否有加班费这个问题，已经成了社会热点话题， 这证明“关心我们打工仔的人越来越多了”。

8、新公民杯大学生公益征集大赛进入网络投票阶段 新华网 2007-06-18 作者 李玉生 新公民杯大学生公益项目征集大赛于 2007 年 6 月 15 日停止提交参赛项目材料。大赛共收 到来自全国 23 个省市高校学生 210 个有效参赛团队报名，其中普通参赛团队 196 个（实施类 68 个，设计类 128 个） ，发起参赛团队 14 个（实施类 8 个，设计类 6 个）。 经大赛评审委员会项目初审组评选，实施类、设计类各有 18 个参赛团队项目入围，这 36 个参赛团队项目将于 6 月 17 日下午－25 日，在中国高等教育网进行网络投票。 大赛评审委员会将结合网络投票及评委意见进行复审评分，并根据各参赛团队得分情况， 最终评选出实施类、设计类各 6 个参赛团队项目进行决赛，7 月 4 日公布决赛入围团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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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牵手音乐回乡之旅” 1、农民工子女“牵手音乐回乡之旅” 新华网北京 8 月 1 日电 作者 李玉生 2007 年 8 月初，张轶超将和他的志愿者们带着近 40 名上海的农民工子女开始“新公民计 划－牵手音乐回乡之旅”。 这也是南都公益基金会“新公民计划”首个通过招标资助的公益项 目。 从去年开始，张轶超和“牵手音乐”的志愿者伙伴们就在策划一个活动：让上海的农民工 子女把他们排练的一台精彩节目带回自己的家乡， 既让他们学到的音乐表演才华能够在家乡父 老面前得以施展，又让这些从两三岁就随父母进城的孩子重新认识农村，体验农村。然而，大 半年的筹款工作进展甚微，当他几乎决定放弃的时候，朋友介绍说，新成立的南都公益基金会 正在推进旨在改进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新公民计划”。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递交了项目申 请书，令他非常惊讶的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得到了同意资助的回复。 “牵手音乐”发起人张轶超是上海平和双语学校的教师，2006 年，他在上海根与芽青少 年活动中心的牵线搭桥下， 与归国留学生柯慧婕一起发起成立农民工孩子合唱队——“放牛班 的孩子合唱队”。“放牛班”的称号来自德国儿童音乐电影“放牛班的故事”。“放牛班的孩 子合唱队”已经先后在上海市少年宫、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海金茂大厦音乐厅等场合参加正 式演出。 “放牛班”的孩子从小就跟随务工的父母从外省来到上海，对家乡已经十分疏远。因此， 张轶超在暑期组织“牵手音乐回乡之旅”也是孩子们的寻根之旅。“放牛班”将从上海出发， 前往江西、安徽和江苏三省境内的上饶、新余、怀远、阜阳和徐州等五个城市附近的五个乡镇 村庄进行音乐表演，为当地的村民表演音乐节目并和当地的孩子进行交流，到农户家去采访， 让他们了解农村，认识家乡，不要忘掉自己的根。也让他们在给他人带来欢乐的同时获得参与 社会服务的满足感。 这一活动的资助方南都公益基金会是 2007 年 5 月正式成立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其使 命是关注中国本土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以资金支持带动民间公益组织的社会创 新。目前，其重点推进的关心农民工子女成长的公益项目新公民计划既包括建立民办公益性的 新公民学校，又鼓励各种民间力量自发地以各种方式为改善农民工子女的成长环境出力。 “我们希望有更多像‘音乐回乡之旅’这样优秀的项目来基金会申请资助， 这样的好创意 我认为多多益善。”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说。

2、35 名“放牛班”孩子牵手音乐回乡之旅 公益时报 2007-08-07 张轶超万万没想到，自己向南都公益基金会提交的“牵手音乐回乡之旅”，被选定为新公 民计划首个招标项目，获得整整 5 万元资助。 8 月 2 日下午，张轶超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正在对孩子们和志愿者进行培训。” 他将和 11 名志愿者领着 35 名“放牛班合唱队”的孩子踏上回乡之旅。 “放牛班”的称号来自德国儿童音乐电影“放牛班的故事”。 作为上海久牵青少年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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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牵手音乐”项目发起人，张轶超表示，该项目专注于为农民工子弟提供免费的专业音乐培 训。从去年开始，他和“牵手音乐”的志愿者伙伴们“密谋”了一个点子：让农民工子女把他 们排练的精彩节目带回家乡，既让他们的音乐表演才华在家乡父老面前得以施展，又让这些从 两三岁就随父母进城的孩子重新认识农村，体验农村。 然而， 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却是大半年的筹款工作进展甚微。就在张轶超决定放弃的时候， 他从朋友那里听到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新公民计划”，能为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项目提 供资金资助。 今年 7 月 4 日，张轶超抱着试试看的心理，通过南都公益基金会网站递交“牵手音乐回乡 之旅”项目申请书。7 月 30 日，项目得到了审批，成为新公民计划首个招标项目。 “一般来说，项目审批过程只需两周左右。”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五万元以下的资助项目可以由基金会秘书处作决定， 超过五万元的资助项目则需要理事会讨论 通过。“牵手音乐回乡之旅”项目的服务对象是农民工子女，之前该项目在社会上已产生比较 好的效果，因而入选。 据张轶超介绍说，“牵手音乐”是为外来工子弟创设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试图通过音乐 等各种课外教育，培养孩子们的社会责任感，使之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才。 “我们希望有更多像‘音乐回乡之旅’这样优秀的项目来基金会申请资助， 这样的好创意 我认为多多益善。”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说。自 7 月 12 日，南都公益基金会“新公 民计划”向社会抛出“项目招标”绣球之后，一个月不到，目前已有 13 个项目找上门来。

3、农民工子女“牵手音乐回乡之旅” 中山日报 2007-08 2007 年 8 月初，张轶超将和他的志愿者们带着近 40 名上海的农民工子女开始“新公民计 划——牵手音乐回乡之旅”。 这也是南都公益基金会“新公民计划”首个通过招标资助的公益 项目。 从去年开始，张轶超和“牵手音乐”的志愿者伙伴们就在策划一个活动：让上海的农民工 子女把他们排练的一台精彩节目带回自己的家乡， 既让他们学到的音乐表演才华能够在家乡父 老面前得以施展，又让这些从两三岁就随父母进城的孩子重新认识农村，体验农村。然而，大 半年的筹款工作进展甚微，当他几乎决定放弃的时候，朋友介绍说，新成立的南都公益基金会 正在推进旨在改进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新公民计划”。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递交了项目申 请书，令他非常惊讶的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得到了同意资助的回复。

4、上海市“牵手音乐回乡之旅”活动团在观巢镇表演 新余日报

2007-08-16

作者 习桂生 近日，渝水区观巢镇影剧院内载歌载舞，充满了喜庆气氛。这是上海市农民工子女和观巢 镇小学的学生正在举行“手拉手”联谊活动。 组织联谊活动的是上海市“久牵青少年活动中心”， 这是上海一个非营利性公益事业服务 机构，成立于２００２年２月，其宗旨是为父母长年奔波在外的学龄儿童提供一个属于他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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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教育环境，以唤醒其作为个人的自由天性与作为公民的公共意识。 这次活动的主题是“牵手音乐回乡之旅”，计划在８月３日至８月１４日，组织３０个上 海外来工子女前往他们的家乡，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演出，给家乡的同龄儿童带去歌声与微笑， 特别是为家乡的留守儿童送上一份诚挚的祝福。活动团将在安徽、江西、江苏三省９所农村中 小学举办１０场演出。渝水区是“回乡之旅”的第２站。

5、“放牛班”回乡 南方周末特别报道 2007-08-30 特约撰稿 沈亮 8 月 2 日出发，8 月 15 日返沪，12 个志愿者带着 35 个正在上小学或初中的孩子，途经三 省五市农村巡回演出，并在到达的每个地方进行了农村现状调查。 这次巡演的有趣之处在于，孩子都是民工子弟，生于农村，长于城市，名为“放牛班的孩 子合唱团”，实在是一群未曾放过牛的孩子。 这是略带尴尬的一次旅行，也是组织者与孩子未经教化的粗糙持续较量的一次旅行。 “他们根本瞧不起农村了” 二十天前，当离开农村多年的孩子重新站在农村的土地上时，他们用种种方式刻意保持着 和农村的距离。他们在车上看到路边的牛羊会拍打着车窗故作兴奋地大叫，就像第一次看到动 物园里的大象。 他们会抱怨农村的卫生状况，特别是那里的厕所，“简直不能忍受”。 他们亦自觉不自觉地掩盖自己的身份。到当地孩子家里做客的时候，会向孩子的父母解释 说“我们来自上海”，而省略了“我们出自农村”。有时同行的志愿者对当地人说，这些孩子 也是从农村随父母去的上海，孩子们的眼睛里便流露出不大情愿的神情。 这样的行为，让随行的志愿者们感到了一些失望。一位志愿者在到达此行第二站江西新余 市的当晚找到活动的组织者张轶超，说着说着就落下泪来，带些质问地说：“他们根本瞧不起 农村了，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孩子？！” 孩子的这种表现是张轶超在出发前未曾想到的。几天下来他自己也有所察觉，觉得“他们 都好像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样子，我几乎没看到一个孩子对当地人有亲切感”。 相反，这些孩子很享受变为城市孩子的优越感。他们喜欢主动而耐心地向农村孩子描述他 们在上海就读的公办学校，“我的校园很干净很漂亮的，有很多种类的课程和兴趣小组。知道 么？跑道都是塑胶的。”这个时候，农村的孩子只呆呆地听着，说不出一个字。 这样的掩饰不是没有效果。每当真实的身份一显露，他们所得到的尊重就会减少一点，尴 尬就会增加一点。 在江西上饶樟村村，他们按例和当地的学生们做游戏。 “你们是不是上海人？”一个当地的女孩子怯怯地问她的游戏伙伴。“不是。”被问者迟 疑了一下，然后把目光移向了另一个地方。 “原来他们和我是一样的。”这个当地女孩子后来承认她当时有一点点失望。她本想看看 城里孩子的漂亮衣服，没想到他们与自己并没有什么区别。 在从新余出发去第三站安徽怀远的当晚，张轶超召开了一次志愿者会议，会议上有一半的 志愿者提到了小孩子们的“虚荣”行为。张轶超鼓励大家说，不要太悲观，这些孩子已经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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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活看作正常，而把农村视为反常，他们想要把自己装扮成城里人，也是人之常情。但张轶 超并不愿旁观这些欲念的发展，到达安徽怀远后，在他的要求下，孩子们在晚上演出的主持词 里加入了对自己家乡的说明。 每一个这样的细节， 都是张轶超和这些孩子身上暴露出的人性中未加掩饰的功利和未经教 化的粗糙进行的一次较量。 喊叫是他们的说话方式 32 岁的张轶超是上海人，高三时因病休学了一年，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在这一年中阅读 了大量的书籍，改变了价值观，他开始愿意为促进一个自由公平的社会而努力。 第一次接触这些随父母进城的孩子时，张轶超还在复旦哲学系读研究生，他想为他主编的 校园报纸《常识》写篇报道。他觉得这些孩子求知欲很强，特别的敏感、可爱。回到学校后便 叫上《常识》报纸里的其他同学来为这些小孩子上课，回报孩子们对他的热情。 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这些孩子表面热情和可爱背后的“无理和野蛮”。 新学期开始，张轶超给他们找来了两个乒乓球桌，意外的是，这些孩子为了占领乒乓球桌 竟然大打出手。张轶超还为他们买了毽子和跳绳，这些东西也总是在一瞬间被一抢而光。那些 抢到跳绳和毽子的孩子，也从不愿意和别人分享。 又带来糖果的时候，张轶超开始发愁如何分配。权衡之后，他把糖果交给学校的老师，他 以为熟悉孩子的老师会有比他更好的办法。然而他所看到的场景是：这位老师跑上二楼，高喊 几声“发糖果了”，然后将一袋糖果天女散花般地倒出，所有的孩子蜂拥而上„„ 张轶超现在觉得，这些野蛮行为根源于孩子们的家庭教育以及平时物质资源的匮乏，他不 断地看到“在物质的引诱下，人的占有欲的爆发”，一次一次目睹着他带来的物质帮助破坏着 他们原本看来和谐的同学关系。他对简单的物质资助产生了无力感。 2002 年 2 月起，张轶超租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为这些孩子开办了课外兴趣小组。 他和志愿者给孩子们补课，带他们拍夜景、种植物、看星星，希望用各种活动来改变孩子的心 灵。 四年之后的 2006 年 2 月，在中国做科研项目的美国学生柯慧婕找到张轶超，一起组建了 一个由外来务工人员子弟组成的合唱队，取名为“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这个名字来自法国 电影《放牛班的春天》 ，影片讲了一个通过教授音乐来改变他人命运的故事。 合唱团刚创办的时候，上海戏剧学院的研究生孙悦凌过来帮忙拍个短片。第一天去拍摄， 孩子们一看到摄像机便围过来上手就抓，孙悦凌陷在孩子里，只感到四周的声音已经超出了人 类所能承受的分贝。柯慧婕陷在另一处，手中的吉他琴弦就快要被伸进来的无数双手拉断，她 只能双手将吉他举过头顶，跑到办公室里。 喊叫，是这些孩子常态下的说话方式。张轶超去过这些孩子的居住地，他理解他们说话大 声的原因。他们大多居住在上海市江湾镇一个废弃的机场，那里尘土飞扬，道路泥泞，最高的 建筑物是一座塑料瓶堆成的小山，声音更是嘈杂到让他觉得“恐怖”，卡车不断地穿梭，做小 买卖的人在不断地吆喝，“这样的环境里，他们只有学会高声表达，才能不被忽视。” 让张轶超高兴的是，这些喜欢喊叫的孩子，也喜欢唱歌。他们平时就经常边看电视边记下 歌词，还会相互对照着补补，他们记下一份完整的歌词要用很长的时间。 即便如此，做他们的音乐老师依然需要拥有非常的精力。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纠正，进度 慢纪律差，让在一旁拍摄的孙悦凌“大多数时间都觉得头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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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姑娘变公主 在合唱团成立几个月后的 2006 年 5 月，“放牛班的孩子”第一次得到了去上海市少年宫 演出的机会，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登上如此豪华的舞台。少年宫原是一位英籍商人的私人别墅， 主要用大理石建成，所以也称为“大理石”大厦。它拥有一座宫殿式的主楼，进入主楼是一间 欧洲宫廷舞场式的大厅，充满着上层社会的气息。 在上海市江湾镇高境三中读初一的周艳君，在那次演出结束一年后的今天，还会提起当初 的兴奋，她清楚地记得那间大厅的样子，“很辉煌的，舞台上有红色的幕布，大厅里空荡荡的 但有绚丽的灯，发出白色和橙色的光，那灯好像水晶一样。”她也记得台下那些外国观众的掌 声，“有个人站起来说‘孩子，你们是最棒的’。” 在跟拍者孙悦凌的描述中，当这些孩子看到这座上海最好的别墅后，就“傻掉了”。”宽 敞的舞台、 富人的尊重以及一时间聚拢过来的媒体， 让他们自己感觉从灰姑娘变成了公主。 “后 来孩子们再去上海第一高楼金茂大厦演出的时候已经比较放松了。 “这些孩子从此觉得自己颇 见过些世面了，他们觉得金茂大厦正是适合自己的演出场所。” 孩子喜欢这样新的生活，让他们在上学和帮父母干活之外，感受到了从未属于过他们的被 人尊重后的自信。合唱班的孩子侯学琴在她的作文里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她带回家一个 葫芦丝，遇到一个同龄的孩子，那个孩子指着葫芦丝问她：“这是什么？可以吃吗？”她说不 能吃但可以吹。那个孩子请求给她吹一下，当她第一次听到葫芦丝发出的声响，高兴得笑了起 来。在作文的结尾，候学琴写道：“看见了她，我才知道我是幸运的。如果没有合唱队，或许 那个孩子就是我吧。” 当某个人从一个场景转移到另一个场景里时，原本与周围协调的行为可能会立刻显得突 兀。环境改变的不仅是孩子们的心态，也让张轶超对他们的期望值发生了变化。 一次演出结束后，张轶超第一次带孩子们去吃夜宵。每上一盘菜，男生就会把它一扫而光， 他和女生都没吃到什么。这使张轶超突然意识到，走到这一步，对于孩子们的慈善性帮助已经 到顶了，重复的慈善性演出遮挡不了这些孩子的局限。在张轶超心里，那一天是从慈善到教育 的转变。在那之前，他只是希望给这些原本一生都没可能走上舞台的孩子以掌声和尊重。 “若想再往前走，教育是惟一的可能。” 葫芦丝和吉他之间 去农村演出和调查的想法，张轶超酝酿了大半年。他的理想目标是带着孩子回去寻根，因 为他觉得他们对家乡的归属感已经不太多了。 “孩子听到这个消息都很开心。 ”他回忆说， “对 于他们来讲，这不过是一次旅游。” 五站的巡回演出全部结束后，张轶超问：”你们觉得哪场演出最好呢？“他让孩子们按照 地名一一举手，结果在其他地方均只有两三个孩子的举手的情况下，新余一站获得了 19 票。 孩子们解释说：“新余的观众最好，很安静，还给我们鼓掌。” 与其他地方不同，由于新余当地政府的安排，”放牛班的孩子“的舞台安排在新余观巢镇 镇政府的礼堂，而观众是前一天便被通知必须要到场的当地学校的老师。每一曲完毕，老师都 会礼貌性地鼓掌。 孩子们最不喜欢的是在沛县的鹿湾村的演出，在那里，舞台是一所小学的操场，观众是听 到消息而聚拢过来的村民。这次演出孩子们大都不在状态，唱歌跳舞有些敷衍。演出结束，观 众便四散离去，没有好奇也没有掌声。孩子们于是给了沛县观众“不懂音乐”的评语。 在张轶超看来，孩子做出这样的判别，意味着他们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自己。很多孩子的快 乐和自信建立在对掌声的依赖之上，他们的演出态度也被舞台的大小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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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观众的掌声并不是因为你们的表演，只是出于礼节。而在其他地方，那些从很远地 方赶过来的农民， 才是对你们表演的尊重。 ”张轶超反复告诉他们唱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 而不是为了有人来喝彩，“就好像教堂里的唱诗班从不是为听众而歌唱，而是为了对天主的 爱。” 但是，“这个道理大多数孩子是不能领会的。” 容易领会的是现实的利益。有一次，张轶超听到几个孩子在讨论乐器的优劣。一个孩子说： 葫芦丝再好也不能出名，而弹吉他可以出名。“孩子已经可以判断出不同乐器隐含的不同的实 用价值，很多的孩子跟我说过不想学葫芦丝而想练吉他。” 对此张轶超的评论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开放的心态，就很容易变得势利，迎合别人而不 自知。” 脾气暴躁的合唱团 在阻碍张轶超的教育效果的因素里， 最根深蒂固的是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 性格和思维习惯。 志愿者郜艺是张轶超复旦毕业后在浦东平和中学任教时的学生，一年前过来帮张轶超教这 些孩子英语和音乐。郜艺和孩子的关系很好，张轶超甚至觉得她比自己更了解他们。 在郜艺看来，这些孩子的脾气暴躁，情绪波动很大，即使是好朋友之间也会突然翻脸。他 们对人好时特别好，但随即就可能反目成仇。 郜艺现在很理解他们，她觉得这些孩子的弱点来源于社会对他们的伤害。她感觉得到他们 对平等的渴望，而这些渴望正是来源于他们体会到的不平等。他们看得到上海孩子得到了怎样 的宠爱，他们看着想要的东西就在眼前，却很少得到。郜艺从不对他们说刻薄的话，因为她觉 得他们所承受的刻薄已经太多了。 有一次，他们租用复旦体育教室排队唱歌，两个复旦的生活老师过来问“这些是不是民工 子弟的孩子”，眼里充满不屑。这些孩子保持了沉默，闭口不答，但他们上前使劲去推这两个 老师，想让他们快些离开。 还有很多时候，张轶超租下的公寓的物业保安和邻居也想把他们赶走，每次都需要张轶超 不停地解释和说服。“每当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很怕的，我们都躲在张老师的身后看着他和 别人讲道理。”张轶超曾经的学生姚茹惠说。“面对外界歧视的时候，他们都选择了压抑自己， 看上去没有很明显的举动，但他们心里其实很难受。这些点滴积累下来的情绪，都需要发泄的 出口。合唱队里的环境相对自由平等，他们的情绪就会在这里爆发。” 郜艺这样理解他们暴躁脾气的成因。 除了脾气暴躁，给志愿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他们的自私和自我。 在这次旅途中，几乎所有的孩子晚上都要洗掉自己当天的衣服，而晾衣绳的长度却十分有 限，于是占领足够长的晾衣绳成了孩子们每晚要做的“功课”。一些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的湿 衣服搭在别人已经晾干的衣服上， 甚至故意不收起自己已经晾干的衣服， 以便用其霸占着绳子。 在郜艺看来，这样坚决不肯吃亏的特点，是家庭和社会教给他们的生存方式。这些孩子大 多不是独生子女，家里原本就贫乏的资源还经常要和兄弟姐妹分，获得吃的玩的很多时候都要 靠抢。有些在家弱势的孩子抢不过，心里的难过会慢慢积累，当来到合唱团这样平等的环境里， 他们就会用最直接的行为来表达欲望。 “凭什么？凭什么他有我没有？”是他们的口头禅。除了“凭什么”，他们还常说“我 的”二字，我的书，我的饼干，我的衣服，我的位置„„ “你怎么才能帮他们把这个'我'字去掉？”孙悦凌曾这样问张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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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情况也并不总是如此悲观。在很多时候，这些孩子懂事的行为也让张轶超和他的志愿者 看到希望。 一次演出结束后，主办方没有为孩子们准备晚饭，只给了张轶超一小袋面包。在回去的车 上，参加演出的二十多个孩子都饥肠辘辘。张轶超对他们说：“我现在把面包传下去，你们想 拿多少就拿多少，但在你们掰面包的时候要想到别人也没有吃饭，你有多饿别人就有多饿。” 最后，当这一小袋面包在传了一圈回到张轶超手上时，还有一大半。 “我想改变他们看世界的眼睛” 这些孩子们性格复杂，带给教育者的感受总是时喜时悲。张轶超意识到要使孩子们感动一 时很容易，但若要让他们将这种的品质稳定下来还是很难。他知道虽然大多数孩子在他面前显 得很懂事，但他们也很容易适应一种分裂的状态：在这里是一个人，在家是另一个人，因为他 们还不具备在各种环境里维持一个稳定的自我的意志力。在郜艺看来，在这场与孩子们积习的 战争中，张轶超惟一的胜算就是唤醒学生的自我辨别能力。 “如果张轶超对孩子们使用权威，他们的父母就最终还是会赢。因为孩子与父母相处的时 间远远超过和张轶超的相处，并且很多能决定孩子命运的选择权还是握在他们父母的手中。虽 然他们的父母也是不平等的体制下的牺牲品，但是已经不可能被改变。只有教会孩子们自己去 判断和选择，张轶超的教育才可能真正地发生效果。” 8 月的暑期活动告一段落，上海市的中小学即将开学。此时的张轶超对他下个学期的课程 也有了新的构想，他打算设置五类周边课程以及一项核心课程。周边课程是艺术、电脑技能、 综合科学、逻辑思维和批判理性、历史和文学，核心课程则是社会服务。“我想改变他们看世 界的眼睛，培养他们的独立意识。” 虽然郜艺一直认为张轶超将要遇到的最大困难并不是资金问题，而是他到底能在多大的程 度上改变这些孩子；虽然在能否改变孩子们的命运上，张轶超也承认自己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他觉得自己惟一可以肯定的是，他给了孩子们更多的可能性。这个希望的可能性，至少在姚 茹惠身上已经渐渐展现出来。 此次回乡巡演活动到达安徽怀远的时候，张轶超在 2002 年教过的学生姚茹惠从相邻的镇 子跑过来看望他。姚茹惠说她在遇到张轶超之前的梦想是找到有丰厚薪水的工作，但现在，她 更希望以后能像张轶超一样，去帮助更多的学生。2004 年，当她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小学上 完五年级的时候，张轶超帮助她进入上海市江湾镇高境三中读初中。她不仅凭借着自己的刻苦 获得了上海老师和同学的尊重和友爱，还学会了不断地思考，她说她想努力学着把问题看得更 深些。现在上初三的她常常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命运会是这样？为什么生在农村和生 在城里会有如此之大的不同？ 8 月 25 日，参加了此次巡演的孩子在浦东市民中心举办了一场报告会。三个孩子分别做 了关于农村的经济、土地和农村儿童与父母关系三个主题的调查报告。他们在台上神情放松， 声音稳定，脆生生的童音就像当日下午的阳光一样明朗。 合唱队的孩子们登上过各种样式的舞台，他们已经非常适应当下的场合。对他们来说，农 村的语境似乎真的很遥远了。

6、“放牛班”的音乐回乡之旅 解放日报 2007-09-03 本报记者 周楠 林环 实习生 金霖萍 章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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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这是一次孩子们的寻根之旅，让从小随父母来沪、远离家乡多年的他们重新体验 家乡，认识家乡，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那么，无论身处何地，纵然历经繁华，他们的心，都 依恋着自己的家。 ——民工子弟合唱团“放牛班的孩子”发起人张轶超 “放牛班的孩子”，是上海第一个民工子弟合唱团的名字。 从 8 月 3 日到 8 月 14 日，趁着暑假的功夫，“放牛班”的 30 多个孩子，在 12 名志愿者 的带领下，走访了江西、安徽、江苏三省的农村，进行了一次特殊的“音乐回乡之旅”。 所经之地，都是合唱团成员们的家乡。孩子们一路走一路演，还一路对农村的现状进行了 调查。所收获的，远远超出了“巡回演出”的简单范畴„„ 音乐，最热烈的掌声 坦白说，演出不算完美。 “条件太简陋了，因时间关系，我们的准备也不足。在安徽怀远，‘舞台’就是当地中学 的操场，晚上快演出时我们才发现，压根没照明设备，黑漆漆一片。幸亏附近有个工地，我们 把那儿的一盏 200 瓦电灯，绕过篮球架拉到操场上，花了两个多小时，才让一直等待着的老乡 看上演出。”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合唱团的发起人和志愿者张轶超说。 简陋的舞台并不妨碍孩子们演出的受欢迎程度。 “我觉得全村的人都来了。 ”合唱团成员、 14 岁的王强说得眉飞色舞，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线。“一次，我们找不到场地演出，就在村里 的一条大马路上表演，来看的村民站满了一条街呢！” 张轶超告诉记者，每场演出都有一两百名村民观看，他们带着自家孩子，围成圈蹲坐在合 唱队员周围，静静聆听歌声或演奏，遇到熟悉的旋律，还会和着节奏打拍子。节目结束，他们 的鼓掌总是热烈而持久，“包括让他们等了两小时的那次”。 合唱《箫》 、 《唱得响亮》 、 《可爱的家》，电子琴独奏《浏阳河》 ，笛子独奏《茉莉花》 ，葫 芦丝合奏《马兰花开》„„孩子们的表演的确不错。成立了一年多的合唱团，一直有专业的合 唱和器乐老师志愿指导，坚持每周训练，演出经验也堪称丰富，在上海的东方艺术中心、中福 会少年宫、金茂大厦„„都曾响起过“放牛班孩子”的歌声。他们的演出，在文艺生活缺乏的 农村，既新鲜又富有吸引力。 但敏感的孩子们仍然能感受，老乡们的偏爱或许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合唱团成员唐洋 扬回沪后写了这样一段感想，“当英文歌《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今夜你是否感 受到爱） 》旋律响起时，老乡们屏住呼吸静静等待，我想，他们不是想去听那一串串的 abcd， 而是被我们提交的成绩单所打动，为农村走出来的孩子能在上海受到这样的教育，变得这么有 出息而感到欣慰和荣耀。如同每次我飞奔回家把满意的成绩单交到父母手里，他们眼里饱含的 感情。” 老乡们的掌声和关怀，是这些孩子们在回乡之旅中收获的第一份礼物。 调查，最真实的家乡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农村青少年有以下特征：不爱与父母沟通；留守儿童更成熟；相 对较早地承担了家庭的责任„„” 这是合唱团成员刘珂珂在《农村青少年与父母关系调查》中的结论。30 多名合唱队员， 分组写了十余篇调查报告，题目听起来都挺大：《农村合作医疗调查》、《农村水电资源利用调 查》 、 《农村使用媒体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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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 11 岁到 16 岁孩子，至今对何为“调查报告”并不明晰，五年级的丰成芹对记者说： “你得管这叫‘总结’，不然我们听不懂的。”但在张轶超看来，调查才是这次音乐回乡之旅 的重点。合唱团 12 天走访了 5 地。每到一地通常是下午，队员们先和当地的孩子联谊结对、 游戏聊天，晚上演出，第二天起就由当地孩子领着“放牛班的孩子”去调查。 志愿者刘婧深刻体会到，调查对这群民工子弟的锻炼。在城市里，他们普遍比较内向、自 卑。比如有个男孩叫王强，平时一说话就脸红，上台发言时会紧张得用笔在裤子上划，留下密 密麻麻的印迹。调查中，刘婧“逼”着他主动问人，在他退缩时告诉他，“别怕，有事老师担 着。”王强越来越有主见，在江苏的沛县做活动总结时，就像换了个人，思路清晰，回答问题 理直气壮。 更重要的是，孩子们亲自走访和分析得来的报告，帮他们认识了更真实的家乡： 12 岁的王雪蒙调查的是农村交通状况，她走访了 20 多户人家，对村镇附近公交站数量、 等一趟班车的时间、车费以及拥有自行车、摩托车的家庭数量等作了详细记录，发现村民“通 常骑自行车去田里干活，通常骑摩托车去赶集”，“上海的交通是很方便的，尽管有时会塞车， 但农村会经常等不到车”。 3 个男孩李灿、刘海东和武孝洒，负责考察当地农村环境，除了观察废弃电池回收情况， 还留意到不少农户仍有把麦秆晒干烧成灰做肥料等不利环保的习惯。 14 岁的陆霞妹所在组调查的是农村使用媒体情况。他们走访农户 25 家，结论为电视是农 民的首选媒体，天气预报和电视剧最受欢迎，选择读报的家庭有 1/4，听广播的家庭只有 1/6， 但网络的普及率却比预想的高，被调查的 5 个村每村都有 1 至 4 家网吧。 13 岁的屠文建和同学合作完成了《农村土地调查》，“种庄稼每亩土地一年大约能赚 500 至 800 元，去掉化肥等费用赚不了多少钱；种棉花一年每亩能赚 500 元，但一年只能种一季， 又难种；玉米虽然每亩一年只能赚 200 元，但它好种„„” 碰撞，最直接的体验 自己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喜欢城市还是家乡？ 带队的志愿者清晰地感受到回乡之旅中孩子们遇到的碰撞。刘婧回忆，初到农村时，孩子 们把“我是从上海来的”挂在嘴边，女生小唐看到一男生和农村孩子打架，不屑地说：“和这 些农村孩子打什么呀？”志愿者宋海生说，去当地的厕所，结果有的队员夸张地大叫：脏死了， 怎么上啊；有的孩子原本非常活跃，但跟当地小伙伴在一起时，就一直沉默„„ 说孩子们虚荣，恐怕失之偏颇。在城市生活久了的他们，确实有些不习惯农村。14 岁的 侯学琴是孩子们中离开农村时间最短的，但也有整整 4 年了。“这次回了板集村的奶奶家，街 上的楼房多了，不过地还是泥巴地，又正好下过雨，我们都得脱鞋赤脚。”3 岁半随父母来上 海的王雪蒙，则对老家安徽霍丘毫无印象，她告诉记者回家的感受：“上海到处都是高楼，可 那里基本都是平房、草房，有的人家地面坑坑洼洼，还有积水。心里很不好受。” 张轶超能够感受到孩子们在家乡同龄人前的优越感，同时也能感受他们身份认同的焦虑： 总有村民问孩子们是不是上海人，孩子们说不是，村民们的态度就多少冷淡些。老师们告诉孩 子：“你可以这样向当地人做自我介绍：‘我在上海上学，我的老家在„„’那是一个最真实 的你。” 12 岁的黄艳告诉记者，农村的孩子衣服穿得土，没有城里孩子那么多花哨的颜色。可当 记者问她城里小孩穿得有多花哨时，一直滔滔不绝的小姑娘沉默了一会儿说：“其实我来上海 5 年了，从没和上海小孩做过朋友，所以不大了解他们穿得有多好。” 在复旦读研究生的志愿者刘婧，家乡也是安徽农村，她理解这些身处城乡夹缝境地的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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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也深信他们终能找到自己。以前，刘婧和同样来自安徽的队员李慧娟说家乡话，慧娟从 不接口，但这次在安徽，慧娟大方地和当地小朋友说起了家乡话。 “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都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我们在上海学到了很多农村孩子学不到的 东西，见了很多世面，各方面都比他们懂得多一些。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同龄人之间的感情。”14 岁的唐灿在回来后，郑重地在感受中写下：找回自己，学会感恩。 桥梁，最本真的愿望 “希望孩子们在城乡差异的撞击中，在家乡人民无条件的热情和信任中，找到今后生活的 一种力量。”张轶超解释“音乐回乡之旅”的出发点时说。 “放牛班的孩子”，这名字来自于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 ，电影讲述的恰恰也是一个 教师用音乐改变一群孩子人生的故事。但复旦哲学系毕业的张轶超，放弃高薪工作全身投入这 个民工子弟合唱团，期望自己改变的，可不止一群孩子的命运，“希望这些孩子们不仅能改变 自己，更能以一己之力，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架一座桥，让城里人更关注农村，帮助那里的建设， 帮助那里的孩子赢得成功的梦想。” 如果孩子们回乡，城市成长的收获，有可能让这些孩子很大程度地改变农村。16 岁的丁 佳怡说，她一直想当一名服装设计师，但这次农村考察回来，她改变了这个想法。“我现在的 理想是回家乡开一个服装厂，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这样乡亲们就不用到外地打工了，也 不会有那么多留守儿童。” 如果孩子们留城，他们与农村也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生在上海的陆霞妹毫不犹豫地向记者 表示，以后要留在上海。“老家江苏高邮只在小时候回去过一两次，没什么朋友在那里。”但 她也肯定地表示，她愿意做个志愿者经常去老家给小朋友上课，“就像现在张老师对我们这样 好。” 在这座城市里，还有很多“放牛班的孩子”。截至 2006 年末，外省市在上海就业的人数 达到 400 万，占上海从业人员的三分之一。其中，85％以上是农民工，有近 40 万名学龄段的 农民工同住子女在上海接受义务教育。 他们对生活抱着坚定的梦想，就像合唱团成员侯学琴说的那样：“我的家，在一个从农村 来打工的人聚居的地方。住在那里的人们知道，通过努力，好的日子会离他们越来越近。” 志愿者刘婧说，“这些孩子现在可能还很懵懂，不能理解那么多事。我希望他们以后无论 在哪里，都能更积极自信地面对生活，这是他们去帮助或改变别人的前提。”

（三）迎奥运，讲文明 “君子动手不动口” 1、“君子动手不动口”网站助国人改随便扔垃圾吐痰习惯 新华社北京９月１５日电 记者 鹿永建 一家旨在倡导中国人改掉随便扔垃圾、随地吐痰习惯的公益网站“君子动手不动口” （www.cleanchina.org.cn）１５日正式开通。这是记者在１５日举行的北京朝阳区第一新公 民学校开学庆典上了解到的。 近年来，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加，物质财富日益增多。但是，天安门广场等公共场所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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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多的情况依然存在。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所做的社会文明调查均显示：随地吐痰、乱 扔垃圾排在三地居民最厌恶的五大陋习前两位。 为此， 北京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和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部分学生和家长日前联合承诺并 向北京及全国各大中小学的学生及家长倡议：迎奥运、讲文明，从我做起，改掉随地吐痰、乱 扔垃圾的习惯，为自己和他人创造卫生的生活环境。 在这些学生家长的倡议推动下，在南都公益基金会支持下，一家名为“君子动手不动口” 的网站应运而生，“动手”就是指随手把垃圾扔进垃圾箱，“不动口”就是指不随地吐痰。网 站将开展网络签名和线下活动，让更多中国人承诺并在实际行动中做文明的“君子”。 北京实验二小学生家长翟天津、徐静波告诉记者，距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召开还有不到 １年时间，奥运会来临之际，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国的形象大使，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中国的形象。 我们应当借此良机，从自己做起，让众多大人孩子形成随手把垃圾扔进箱、不随地吐痰的基本 文明习惯。

2、君子动手不动口公益活动启动 新华社 2007-09-15

9 月 15 日，来自北京实验二小和北京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的孩子和家长在背板上签名 承诺。北京实验二小三（6）班和北京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三（1）班的孩子和家长率先倡议了 一项名为"君子动手不动口"的公益活动。意为：动手--把垃圾扔进箱，不动口--不随地吐痰， 做文明君子。 这项活动当天在北京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开学典礼上宣布启动，君子动手不动 口的公益网站：www .cleanchina.org.cn 也同时开通。新公民学校是南都公益基金会捐建的 民办公益学校，旨在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兄弟的孩子们提供优质的教育，让他们有学上，上好学。 南都公益基金会 2007 年 5 月成立，是一家在民政部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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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益组织孵化器 1、Pudong Launches Center for Nonprofit Enterprise Shanghai Daily 2007-4-3

By Zou Qi A CITY-BASED development center will open in Pudong this month to serve as an incubator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Funded by the Pudong government, the center aims to provide support services to Shanghai's growing not-for-profit sectors, especially grassroots NPOs.

“The capacity and accountability of grassroots NPOs are not strong enough. Many of them lack regular offices, stable source of funds and professionals,” said Lu Zhao, director of the incubation center. “So we have established an office center in Pudong provided to those NPOs for free.”

As NPOs in China are still in their infancy, the center will provide professional training programs such as financial management, volunteer management, fundraising and strategic planning.

From this month NPOs in the city run by members of the public can apply to become members of the incubation center.

“The organization should meet two standards to become a member - be a philanthropic NPO, and have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Lu said.

The center has already attracted six applicants.

Among them is a nonprofit Website called Time Donation, which provides an online platform to link volunteers with people who need help.

“Our staff are dispersed all over the city on the Internet,” said Liu Run, founder of Time Donation. “If we could have a regular office, we will do this service better and help our Website integrate into the mainstream.”

2、首家公益组织孵化器开张 NPI 助推公益组织成长 中国青年报 2007-05-26 记者 龚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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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公益组织“捐献时间”是国内第一家借助互联网力量把志愿者和需求者联系起来的 公益平台，是团上海市委组织的“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的成员之一。目前，他们正与 某电视台合作一个新计划——“慈善 1＋1”，随着网站志愿者的注册人数越来越多，“捐献 时间”开始需要全职人员和固定的办公地点。 据了解，这是包括很多民间志愿者组织在内的众多社会公益组织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想创 办一个企业，你可以去找风险投资；银行、股票交易所会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为你提供服务； 财务顾问、法律顾问、管理咨询顾问、猎头公司等专业机构也会为你出谋划策。而在公益领域， 谁可以提供这些支持性的服务呢？ 现在，“捐献时间”的创始人刘润已经找到了服务的提供者——上海出现的国内首家为 NPO（非营利组织）提供支持服务的 NPI（Non-Profit Incubator 非营利孵化器）。 走进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中路上一栋并不显眼的白色大楼，4 层楼的左半边刚粉刷过，散 发着新鲜的油漆味。在一间窗明几净的屋子里，记者见到了吕朝，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 心主任。 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是一个去年在上海浦东新区民政部门刚注册成立的民间非企业机构， 也是国内第一个对 NPO 组织进行孵化的机构，它所推行的理念也还没有广为人知。但是吕朝在 这里怀抱着一个热诚而远大的理想：让更多人在公益事业领域创业，成为“社会企业家” （Social Entrepreneur） 。理想的现实起点就在他租下的四五百平方米的孵化器中，在这里， 空间被充分分割和利用。大会议室作为培训教室，入驻的 NPO 非营利机构和全市的同行都可以 来接受专业知识的吸收；小会议室是将来进行头脑风暴的地方，预计这里会产生很多项目的创 意；还有图书室兼信息中心，接受捐赠的 NPO 图书和资料，展示各机构的专业刊物；NPO 办公 区被分成方方正正的独立工作区，目前可容纳至少 6 个初创的 NPO 机构，他们可以免费使用网 络、电话、文件柜、桌椅和传真打印等服务，每个工作区可供 3 人同时展开工作。还有一个喝 茶聊天的茶座。 参照一些高科技孵化器，吕朝也为他的 NPI 设计了一个类似的目标——“社会硅谷”，或 者说孵化社会创新和社会服务领域的“Yahoo”。“在硅谷的咖啡厅里，一张普通的纸巾上涂 鸦式的商业计划可能就蕴含了一个个雅虎的崛起， 我也期待在 NPO 孵化器里出现同样精彩的创 意。” 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 4 家机构与 NPO 孵化器达成了进驻的意向：捐献时间、妙心家政、 新途社区健康服务社和“渐冻人”俱乐部。 刘润希望孵化器能为“捐献时间”提供一个工作地点，固定的联系地址、电话。但更重要 的是，能够让“捐献时间”在接受服务的时候也能为其他公益组织服务。 “捐献时间”的创始人刘润有一个形象的比喻，NPI 就像一个城市的创业园区，用优惠政 策帮助 NPO 起步。“孵化器会是一个有趣的尝试，希望孵化器不会仅仅成为一个免费的资源， 因为免费本身无法使组织更优秀。孵化需要更多的是指导、环境、培训等。我对于 NPI 在国内 的发展充满了期待。”刘润说。 为了能够选定合适的孵化对象，吕朝花了大半年时间在上海做了 NPO 机构现状的调查，和 不下几十个机构进行了面谈。他发现，不少 NPO 存在着发展水平低、能力弱的问题。 同时，民间组织在满足公共服务需求、创造就业、缓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明 显。整个上海地区的公共服务需求非常旺盛，政府在社会服务领域鼓励民间力量的参与，而政 府购买民间组织服务的大门也已经慢慢打开，需要一批合格的 NPO 填补这个市场。 目前已经入驻孵化器的上海新途健康促进社（以下简称“新途”）就填补了这样一个空白。 新途是一家由专业人士发起的致力于健康促进的民间非营利性机构，2006 年 5 月在上海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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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注册。 项目官员曹瑛在孵化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孵化器吸引他们的原因之一就是免费提供的 办公场地，而这里也为他们和其他公益机构进行专业方面的交流和分享提供了空间。对刚入驻 的新途而言，交流是通过不定期的会面、会议和网络交流等来实现的。 场地、软硬件设备、能力建设、小额资助、架起政府和 NPO 之间沟通的桥梁„„吕朝为 NPI 设定的使命总而言之就是“为那些以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服务需求为己任的非营利组 织和在公益领域创业的‘社会企业家’提供支持性服务”。 此外，NPO 孵化器还承担了一些政府委托的研究工作，如建立规范的政府购买民间组织服 务的流程等。 作为国内此类孵化器的首创者，吕朝希望从所孵化的 NPO 的成功中寻找自己机构的成功， 但他也表示， 孵化器一路走下去每一步都不会平坦。 “但这种探索在当前的中国将是有价值的， 因为无论经验还是教训， 都可以为公益界同行的实践和国家对非营利事业的管理提供可借鉴的 素材。”吕朝说。 在访谈中，吕朝几次强调了“社会硅谷”这个词，在他心目中，硅谷是一个商业领域的概 念，而他想把这种成功扶植商业创业的模式移植到社会领域。 吕朝希望自己的这个梦想得到更多的年轻一代公益人的认同。他同时强调：“孵化器的成 长需要政府部门、热心公益的捐助人、具有使命感和创业精神的实践者等共同努力。更重要的 是建立一个支持在社会领域创业的氛围和扶持体系。”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主任吴庆教授表示， 青年志愿者组织是共青团工作对象之 一，非营利组织也包含了一些青年志愿者组织，因此非营利组织可以在与共青团组织打交道的 过程中建立起良性关系。“共青团组织本身的运作需要在社会中寻找资源，可以依靠非营利组 织；团组织也可以采用服务外包的形式，把部分工作委托给一些青年志愿者组织来完成，比如 专业训练等。其中，在与非营利组织孵化器的合作中，团组织起掌舵、引导的作用，合作的同 时也能促进团组织的发展。” “在全国其他地方，只要非营利机构有需要，也就有孵化器的空间。”吴庆也指出，对于 非营利组织的孵化期还有待观察，并期待这一新事物的发展。

3、职业志愿者孵化器落沪 青年报 记者 蔡玲玲 朱常青递交了申请表，正在耐心等待被批准成为孵化中心的首批成员。长期以来，她带领 的公益团队为许多像她一样被称为“渐冻人”（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的患者服务，却没 有一个固定的办公场所，以她名字命名的基金筹款能力也很弱。不久前，她听说有一家专门为 民间公益组织提供支持的机构将落户浦东。这家孵化机构的全称是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NPO） 发展中心，是一家已正式在民政部门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本月下旬，他们将开始运作。据 悉，这是全国首家 NPO 孵化基地。 【“凤巢”】 提供免费办公场地 在浦东联洋社区市民中心边上的一幢大楼里， 机构负责人吕朝正与助手小阎忙前忙后地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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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刚刚装修好的办公场地。几名工人还在做最后的收尾清扫工作。不久，就将有第一批被孵化 的民间公益组织进驻。 这里一共有六七间房间，总面积大约在四五百平方米。站在最大的一间办公室门口，小严 告诉记者这间办公室叫“凤巢”——取自“筑巢引凤”的说法。办公室被蓝色的隔板分隔成六 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每个空间里可以摆放三张办公桌。这里最多可以容纳六个民间公益组织同 时办公。 “我们为大家安装好了网络、电话等，还有传真、打印、复印等公共设备。”吕朝表示， 同时孵化中心还将为进驻的组织提供包括公共接待室、会议室、培训室、小型图书馆在内的各 种必要办公设备。而这一切，都将是免费的。 【“梦工厂”】 期待值得孵化的公益项目 打开走廊尽头的那扇门，是一个宽敞明亮的小会议室。“这里叫‘梦工厂’，今后将不定 期地举办一些小型沙龙，让热心公益事业的年轻人在这里进行‘头脑风暴’。”吕朝介绍。 对吕朝来说，有些年轻人可能会有很好的点子，但缺乏更专业的指导，只停留在想法层面， 这里将为他们提供交流分享的平台。 “也许一个好的想法通过专业指导就能够成长为一个值得 孵化的公益项目。”这是吕朝的期待。 在另一个房间， 记者看到了由六张长方形桌子拼成的长型会议桌，平时这里将充当会议室， 根据需要也可以成为进驻机构的团队成员的培训教室。据介绍，对于那种已经相对成熟的公益 组织，孵化中心则提供一些更专业的培训，包括如何搭建一个高效的团队，如何进行组织的能 力建设，如何成为一名职业化的志愿者或公益事业从业人员。 【入选标准】 公益慈善+可持续发展 怎样的民间组织才能成为孵化中心的成员？吕朝列出了两大标准： 一是从事公益慈善类的 非营利组织；二是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捐献时间”公益网站的工作团队正在和孵化中心接洽。 “捐献时间”是一家专为志愿者 和受助者“牵线搭桥”的网络平台， 发展一年多已经拥有了超过 838 名会员捐献了 5357 小时， 服务了 21725 人。它的创始人刘润认为，孵化中心为民间公益组织提供的最大实惠是提供了固 定的办公场所。“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都分散在网络的各端，如果能有一个交通便利的固定办 公场所，对我们的工作开展将有很大好处。”刘润说。 朱常青则说：“我们的组织资金非常有限，至今连办公室也没有。”所以，对于孵化中心 能提供一个公共办公场所，并且可以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公益组织一起分享工作平台，在交流中 彼此促进，朱常青相当期待。 ■对话 “公益性创业”是年轻人的好机会 吕朝在政府机构干过，当过记者，也经营过企业，几年前他成为《公益时报》总编。“有 时候我想，我之前所有的经历，都是为了能让我在今天做公益事业。”在陆家嘴一家安静的咖 啡馆里，吕朝与记者聊起了一个关于“公益”的梦想。 记者：是什么促使你创建这个孵化机构？ 吕朝：我们提倡志愿者精神的同时，社会也需要“非营利机构的职业化”，由他们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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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提供更多的专业服务，比如社区服务、特殊人群服务等，属于职业志愿者。 我认为，将来的 5 至 10 年，将是公益组织迅速发展的黄金阶段，会有很多机会和需求产 生。目前，北京、上海都有很多民间公益组织，但他们通常有好的想法，却缺乏资金和办公场 所，缺乏支持性的中介机构。我们的孵化中心，就是希望能为社会培植一批具有良好资质的公 益组织，协助政府，服务于社会的各个层次的人群。 记者：公益组织的发展对年轻人意味着什么？ 吕朝：非营利领域的创业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是上世纪 90 年代末大学 毕业的， 那时衡量一个年轻人的成功与否的标准很单一——就是看你大学毕业后能否找到一份 好工作，最好是大企业的高级白领，能领取高薪。总之，当时“创富”能力成为衡量一个人成 功与否的关键标志。 随着社会发展，选择越来越多，价值观也日趋多元。年轻人创业可以选择创立一个企业， 也可以选择创立一个非营利性的公益机构。前者带来直接的财富，后者则是为社会提供更多的 服务。 但在运作方法和营销手段上， 经营好一个非营利机构的难度绝对不在创办一个企业之下， 这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事业，年轻人应该抓住这个机遇。 记者：如何吸引年轻人加入这个行列？ 吕朝：开出让年轻人满意的薪水。在我国香港地区或一些发达国家，在非营利组织中的职 业也属于高级白领，他们能取得相当有吸引力的报酬。所以那些地方的公益组织能够吸引到更 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在内地，目前我们的情况还相差很远。 只有实现非营利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给予优秀人才与他们的付出相匹配劳动报酬。非 营利机构与营利机构区别之一是，它的收入不作为利润分配。但是，找到一个合理的发展模式， 为从业人员提供足够体面的报酬，是非营利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以，我们的孵化中心希 望能为更多具有潜力的民间公益组织提供发展空间，让他们真正强大起来，吸引更多优秀青年 加入这个事业。 ■提示 民间公益组织发展遭遇瓶颈 缺乏固定办公场所、 缺乏稳定资金来源和缺乏专职工作人员是目前的民间公益组织面临的 普遍问题。为此，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期望为这些日益蓬勃的民间公益组织提供免费 的办公场地，提供专业的咨询指导，以及成为争取资金和政策的中介。本月内将有四五家民间 组织将正式进驻这里，成为首批被孵化对象。 ■观点 有利于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社会学教授顾骏听闻“NPO 孵化中心”后表示很欣赏：“NPO 的发展是个大趋势，但目前 各方条件仍不具备。”他认为，NPO 作为重要的服务业，“可以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大量就业岗 位，并实现体面就业。” 但他同时指出，在目前情况下，能够专职去做非营利组织工作的人很少。“目前青年人对 公益的认同度高，但要把公益作为职业，条件还没有成熟。那些发展得好的公益组织，大多是 白领在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后，利用兼职再去实现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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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政府组织上海经验——NPI 孵化 NGO 第一财经日报 2007-05-29 作者 穆之 北京以上课培训来为 NGO 发展提供协助，NPI 更多地采用一对一的服务，帮助它们做战略 规划。吕朝认为，对 NGO 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提供不同的咨询服务。 5 月 17 日到 20 日，上海 NPI(非营利孵化器)主任吕朝应邀参观考察了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和香港乐施会等 NGO(非政府组织)。与吕朝一起考察的还有西部志愿者网络、广西壮族自治区 民委、云南省扶贫办等机构的人员。 这是香港乐施会资助的项目，目的是增加内地对香港 NGO 筹款、内部治理以及开展社会服 务等方面内容的了解，以帮助国内 NGO 加强能力建设。 NGO 被称之为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近年来，国内 NGO 发展迅速，尤其是在一些大 中城市，出现了诸多公益性非政府组织。 “对于 NGO 在国内的发展，前些年还有些争议，现在已经没有，都认为应该发展 NGO。” 吕朝说。 孵化 NGO 吕朝曾经担任民政部下属《公益时报》总编辑，并因此进入 NGO 这一领域，后来又进入北 京 NPO 中心。 2005 年年底，北京 NPO 中心接到被浦东区政府有关部门邀请，希望能为浦东新区 NGO 发 展献计。 “他们希望在上海复制北京 NGO 的模式。”吕朝说。 2005 年，浦东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主要内容就是行政体制改革。在政府职 能转变、收缩管理范围的时候，留下了很多公共服务的空白。 “政府方面看到了 NGO 的功能，认为这应该由 NGO 来负责。”在这样的背景下，吕朝创办 了 NPI。 “北京 NPO 更多是为其他 NGO 做能力建设、咨询服务。到了上海，我发觉相比较北京，上 海的 NGO 数量相对少一些、质量相对低一些。因此，我们更多是参考企业孵化器的做法，来发 展上海的 NGO。” 吕朝的逻辑是，浦东区政府职能转变需要大量的比较强的 NGO，而要涌现出大量 NGO 组织， 就更需要 NGO“孵化器”。 2006 年 2 月，在政府支持下，NPI 很快就注册为“民非”。“民非”就是“民办非企业组 织”。 在国内，NGO 注册有三种选择：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组织。“‘民非’很难注 册。北京 NPO 中心也只是注册为企业。注册难的问题在于政策法律环境以及 NGO 的公信力和能 力难以赢得政府的信任。”吕朝说。 NPI 成立之后，主要提供 5 项服务：免费场地、提供办公设备、能力建设、小额资助、注 册协助。 “我们的场地，政府现在给我们补贴，我们再免费给其他 NGO 提供场地；办公设备，比如 电脑、打印机，传真机等，这些东西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对于刚创立的 NGO 来说是至关重要 的。因为很多 NGO 缺乏经费来源。” 北京以上课培训来为 NGO 发展提供协助，NPI 更多地采用一对一的服务，帮助它们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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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吕朝认为，对 NGO 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提供不同的咨询服务。 更为重要的是小额资助。“我们从政府和国际资助性组织那里募集资金来资助他们。”目 前，国内 NGO 没有公开募集资金的渠道，资源来源匮乏。而 NPI 资金来源主要是国际资助性组 织，政府住房补贴、企业筹款。 另外，由于政府对 NGO 不了解，NGO 创立时很难获得“民非”的注册。“我们可以在政府 和其他 NGO 之间架设桥梁，帮助他们与政府沟通。”吕朝说。 目前，NPI 已经引进妙心家政(给外地来沪务工妇女提供家政服务培训)、渐冻人俱乐部(为 上海肌无力病人提供帮助)、新途社区健康服务社等。 资料显示，近年来，浦东新区民间组织在区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迅速发展。截至 2006 年 3 月底，浦东新区注册登记的民间组织共有 516 家，其中社会团体 155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361 家，分布在劳动、民政、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 2005 年，浦东区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浦东新区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扶持意见》 ，确定了 以政府购买服务为支持民间组织发展的重要方式。 经不完全统计，2004 年浦东新区共有 14 个政府职能部门出资 2228.2 万元购买民间组织 服务；2005 年共有 15 个政府职能部门出资 4197.3 万元购买民间组织服务，出资总额比 2004 年同期增长了 88.37%。 国际 NGO 的角色 国内 NGO 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政策法律环境的改善和政府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因为 国际 NGO 的支持和资助。 从 2004 年开始，香港乐施会将民间组织作为独立议题，主要在支援民间组织能力建设、 促进政策法律环境和推动公众民间组织的理解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据了解，香港乐施会 2006 年~2007 年内地项目的预算中，有 346 万港元投入到民间团体 的发展。 乐施会中国内地项目经理王云仙博士介绍，支持 NGO 能力建设主要是帮助 NGO 对社会视角 的培训，加强内部治理结构，做一些人力资源培训、资源动员和财务管理。 香港乐施会一方面通过中介机构向 NGO 提供小额资助(一般在 2000~8000 元)；另一方面直 接支持草根组织，金额一般在 5 万元以下。 像香港乐施会一样，还有其他国际 NGO 在推动内地 NGO 的发展。加拿大公民社会、福特基 金会、香港社区伙伴、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都在其中。 其中，福特基金的“好邻居”项目，每个资助 1 万美元，世界银行的小额资助 1 万美元， 还有“中国发展市场项目”从 100 家中选出 10 家 NGO，每家资助 20 万元人民币。另外，国内 的扶贫学校也在资助其他 NGO 的发展。 不过，国际 NGO 的进入也使得 NGO 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因此，有人提出，要加强管理国际 NGO 在国内的活动。 NGO 面临的难题 乐施会 NGO 发展项目官员岳耀介绍说，最近几年，国内 NGO 蓬勃发展，尤其是草根力量。 数量增加，另外，范围也在不断拓宽，尤其是在西部，比如贵州、甘肃出现很多志愿者组织。 这些志愿者基本都有全职工作，参加活动都是业余时间。贵州有十几家志愿者团队，比如 民间助学会，已经有几年的历史，且有固定的筹款活动，每年一次的烛光晚会，固定的资助学 校资助对象，队伍也相对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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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耀介绍说，在这些志愿者组织中，还有走得更远的，已经投入专职人员。 贵州大山助学会已经投入专职人员负责组织运转，但是没有一分钱行政费。不过，这些组 织也面临困难，比如组织稳定性，“很多人认同理念，但不一定认同组织。” 目前内地 NGO 一直没有突破名分、募集资金渠道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问题。 另外，国内 NGO 除了几个大的公募基金比如青基会等可以公开筹款，其他 NGO 都不能公开 募集资金，因此资金来源很困难。另外，这些机构组织很小，能力建设也比较差。 上海通过孵化器帮助 NGO 组织的做法，也许能为国内 NGO 发展提供借鉴。

5、非营利孵化器为公益创业保驾护航 人民政协报 慈善周刊 2007-06-12 作者 韩辉 公益创业新帮手 前不久，在成立了四年之后，上海民间公益组织“渐冻人俱乐部”结束了四处漂泊，有了 固定的办公场所。这个我国首家由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患者自发组织，开展自我服务的民间草 根组织的事迹虽然在社会上反响很大，已经成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患者进行交流的平台，但 固定活动场所的缺乏一直制约着机构的进一步发展， 这让机构的发起人朱常青女士感到困扰不 已，办公场所的解决令朱常青女士看到了机构乐观的未来发展前景。与“渐冻人俱乐部”同时 获得办公场所的是沪上另一家民间草根组织“捐献时间”，“捐献时间”是国内第一家借助互 联网力量把志愿者和需求者联系起来的公益平台， 也是团上海市委组织的“青年家园民间组织 服务中心”的成员之一。随着网站志愿者的注册人数越来越多，“捐献时间”开始需要全职人 员和固定的办公地点。为这两个民间草根组织提供的这一切来自一个出现在上海的全新机构 ——非营利孵化器。 近年来， 随着我国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民间草根组织和志愿者组织成立起来， 这些民间社会公益组织在成立以后发现，在自身发展的道路上，他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 果想创办一个企业，你可以去找风险投资；银行、股票交易所会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为你提 供服务；财务顾问、法律顾问、管理咨询顾问、猎头公司等专业机构也会为你出谋划策。而在 公益领域，谁可以提供这些支持性的服务呢？而非营利孵化器为非营利组织提供支持服务，填 补了非营利组织在发展初期迫切需要的支持与服务的空白。非营利孵化器在我国的出现，在业 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期待。 非营利孵化器应运而生 这个位于上海浦东的非营利孵化器的全称叫做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 它是一个去 年在上海浦东新区民政部门刚注册成立的民间非企业机构，也是国内第一个对 NPO 组织进行孵 化的机构。机构创始人、中心主任吕朝先生是近年来活跃在公益领域的资深专家。看到近年来 公益事业在我国蓬勃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到公益事业领域创业， 却苦于找不到支持和帮助， 吕朝由此产生了一个想法:建一个非营利孵化器，帮助更多的人在公益事业领域创业， 成为“社 会企业家”。 为了找准孵化器的服务定位，吕朝花了大半年时间在上海做了 NPO 机构现状的调查，和不 下几十个机构进行了面谈。他发现，不少 NPO 存在着发展水平低、能力弱的问题。同时，民间 组织在满足公共服务需求、创造就业、缓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整个上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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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公共服务需求非常旺盛，政府在社会服务领域鼓励民间力量的参与，而政府购买民间组织 服务的大门也已经慢慢打开，需要一批合格的 NPO 填补这个市场。通过调研，吕朝发现公益事 业的发展对孵化器需求迫切，于是他在上海浦东租下了四五百平方米的房子，成立了全国首个 非营利孵化器。 孵化器根据吕朝的创意设置了不同的功能区:大会议室供入驻的 NPO 非营利机构和上海市 的同行来接受专业知识，分享经验；小会议室是将来进行头脑风暴的地方，预计这里会产生很 多项目的创意；还有图书室兼信息中心，接受捐赠的 NPO 图书和资料，展示各机构的专业刊物； NPO 办公区被分成方方正正的独立工作区，可容纳至少 6 个初创的 NPO 机构，他们可以免费使 用网络、电话、文件柜、桌椅和传真打印等服务，每个工作区可供 3 人同时展开工作。还有一 个喝茶聊天的茶座。 吕朝把他的孵化器称为“社会硅谷”，他的理想是孵化社会创新和社会服务领域的 “Yahoo”。“在硅谷的咖啡厅里，一张普通的纸巾上涂鸦式的商业计划可能就蕴含了一个个 雅虎的崛起，我也期待在 NPO 孵化器里出现同样精彩的创意。”吕朝说。 雪中送炭般的支持 按照吕朝的标准，目前已有 4 家机构进驻了 NPO 孵化器，它们是:“渐冻人”俱乐部、捐 献时间、妙心家政和新途社区健康服务社，入驻的草根公益机构都对孵化器充满期待。 “捐献时间”的创始人刘润希望孵化器能为“捐献时间”提供一个工作地点， 固定的联系 地址、电话。但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捐献时间”在接受服务的时候也能为其他公益组织服务。 刘润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孵化器就像一个城市的创业园区，用优惠政策帮助 NPO 起步。刘 润希望孵化器不会仅仅成为一个免费的资源，因为免费本身无法使组织更优秀。孵化需要更多 的是指导、环境、培训等。 目前已经入驻孵化器的上海新途健康促进社是一家由专业人士发起的致力于健康促进的 民间非营利性机构。项目官员曹瑛在孵化器表示，孵化器吸引他们的原因之一就是免费提供的 办公场地，而这里也为他们和其他公益机构进行专业方面的交流和分享提供了空间。对刚入驻 的新途而言，交流是通过不定期的会面、会议和网络交流等来实现的。 场地、软硬件设备、能力建设、小额资助、架起政府和 NPO 之间沟通的桥梁„„这些都是 有志于公益领域的创业者在创业之初迫切需要的支持，吕朝孵化器的出现，为那些以解决社会 问题、 满足社会服务需求为己任的非营利组织和在公益领域创业的社会企业家提供了恰如雪中 送炭般的支持。 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作为我国 NPO 孵化器的首创者，吕朝希望从所孵化的 NPO 的成功中寻找自己机构的成功， 但他也表示， 孵化器一路走下去每一步都不会平坦。 “但这种探索在当前的中国将是有价值的， 因为无论经验还是教训， 都可以为公益界同行的实践和国家对非营利事业的管理提供可借鉴的 素材。”吕朝说。 吕朝几次强调了“社会硅谷”这个词，在他心目中，硅谷是一个商业领域的概念，而他想 把这种成功扶植商业创业的模式移植到社会领域。 吕朝希望自己的这个梦想得到更多的年轻一代公益人的认同。他强调:孵化器的成长需要 政府部门、热心公益的捐助人、具有使命感和创业精神的实践者等共同努力。更重要的是建立 一个支持在社会领域创业的氛围和扶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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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非营利孵化器 大陆 NGO 发展新尝试 中国时报 记者 亓乐义 据中国民政部统计，中国登记立案的非政府组织（NGO）有 35 万多个，这些组织绝大多数 都非常小，小到看不出它的存在，于是有人突发奇想，何不成立 NGO 的支持性机构，以孵化的 方式为 NGO 催生。上海浦东就有这样的组织，称为“非营利孵化器”（NPI） ，堪称中国第一家。 政府职能转变慈善家涌现 《中国时报》报道，NPI 主任吕朝曾是新华社记者，做过《公益时报》总编，人脉广布， 谈到中国 NGO 发展时，显得信心十足。他说，中国目前正处于“公益发展”的前叶，政府职能 开始转变，许多公共服务不再由政府一肩挑起，慈善家陆续涌现，NGO 躬逢其盛。 问题是，除了有政府背景的 NGO，其它的规模都很小，经由孵化并逐步形成 NGO 公益产业 链的做法，不失为新的尝试。基于理念，吕朝离开此前任职于北京恩玖（NPO）信息咨询中心 （http://www.npo.org.cn） ，来到上海浦东。他认为，NGO 在中国不是一二个代表独占鳌头， 而需要整个公益产业的发展。 提到恩玖，在中国 NGO 领域赫赫有名。早于 1998 年，恩玖从网络做起，架起大陆第一个 NPO 公共服务网，并为 NGO 提供人员培训等能力建设。因此，上海 NPI 在工作性质上，从某种 意义上说，是北京恩玖的一种延伸。 问题是，中国之大，NPI 何以看中浦东。原来，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被列为中国综 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发展 NGO 持乐观审慎态度，并提供经费支持。经过申请投标，全大陆首 家 NPI 就在上海浦东落户。浦东区政府提供资助，称之为“政府购买民间组织服务”，是“小 政府、大社会”的思路体现。恩玖信息咨询中心负责人商玉生说，为这件事，特别向浦东区区 长说明 NPI 性质及其社会功能。 NPI 新尝试变数不少 毕竟，成立 NPI 是新的尝试，浦东区政府首次面对，吕朝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双方权利义 务未明确规范，明年有无经费，仍是未定之数，需要一段时间磨合。 为能永续经营，NPI 下一步准备向企业募款。吕朝说，几年前中国推出慈善家排行榜，他 是催生者之一，眼看慈善家群体在中国出现，意味 NGO 将大有可为。 NPI 去年注册成立，今年正式启动。此前，吕朝和工作人员，针对约三十家的 NGO 进行调 研，最后选出四家作为孵化对象，并借镜台湾创投若干做法，改称“公益创投”。 所谓“公益创投”，即对孵化对象提供办公场所、基本设备、咨询培训乃至小额补贴，除 了小额补贴暂存困难，其余都已履行到位。这四家孵化的 NGO，主要从事小区健康、渐冻人复 健、家政培训和都市白领阶层担任志工等服务项目，每项工作讲求实效，在社会发挥潜移默化 的影响。 吕朝说，上海很多白领愿做志工却不知道找谁，这些都需要 NGO 引导和整合。世界博览会 将在上海召开，很多工作政府不可能包办，NGO 大有挥洒空间，可做事情太多太多。 不可讳言，中国近年社会变迁加快，NGO 成长惊人，其中，90%NGO 属于地方性组织，良莠 不齐，滥竽充数的不在少数。为了加强自律，恩玖中心今年 1 月提出《中国公益性非营利组织 自律准则》 ，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推动，初期先找三十家 NGO 加入逐步推广。 此种自发性的自律行为，不仅有助于获得政府的“宽松”对待，也容易取得社会信任和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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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商玉生说，这是中国 NGO 发展迄今的一次新尝试，也是恩玖下阶段的工作重点。

7、新民营运动 上海慈善基金会至爱杂志 2007-11-16 一、形势比人强 “中国公益事业的春天来了”这句话在业内已讲了多年，但春雷涌动是一回事，甘霖普降 又是另一回事。当你看到中国最早的“妇女热线”创始人王行娟 76 岁高龄还在为如何养活她 的几个固定员工而四处奔走； 名声在外十几年的自闭症儿童康复机构“星星雨”还只有非常简 陋的活动场地， 你就会感到“春天来了”与其说是对形势的客观判断还不如说是乐观派们的自 我激励。 对大量步履维艰的公益慈善组织及其从业人员来讲更实用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中瓦尔特的那句明言“谁活着谁就看得见”。 不过，事情正在起变化！ 从去年开始，“公益慈善”几乎成为从政府到民间，从媒体到公众，从强势集团到弱势群 体共同关心的话题。在大多数人还没有搞清 NPO、NGO 究竟代表什么以及“公民社会”的确切 含义的同时，对诸如“企业公民”、“社会企业”、“公益创投”等新概念的讨论已相当热烈 了。发展社会组织、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宏大的社会工作队伍”这本身就是“和谐社会”的 题中之议。 主管公益慈善和民间组织的民政部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良好机遇”。 然而，作为公益业者，我们应该是冷静的，这个历史机遇的形成恐怕并非是由于我们的工 作有多么出色使社会各界终于发现了我们的存在，而是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需要非营利组织 （包括公益慈善组织，下文中可能混用）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来满足某些迫切的社会需求，正所 谓“形势比人强”。 第三次分配 为区别现有的按劳取酬的“一次分配”和利用税收等手段调节个人所得的“二次分配”， 学界普遍把富裕人群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来帮助穷人的“公益慈善事业机 制”称为“第三次分配”机制。 虽然周其仁等学者对过分迷信基尼系数来衡量贫富差距提出置疑， 但我国确实已到了由于 贫富差距而导致社会不安定的警戒线。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体现在城乡之间 (城乡居民的收入 差距 2005 年为 3.2：1)、区域之间(东中西部已有的收入差距，由于倾斜式发展战略实施而被 进一步扩大)、行业之间(有数据表明，从 2000 年到 2004 年，4 年间行业差距扩大了 1.6 倍， 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间相差 5—10 倍)、阶层之间(收入最高的 20%群体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 20%群体的 33 倍)。2006 年 5、6 月间，政府最高层专门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 配秩序等问题，在专家开出的所有“药方”之中，推进慈善事业发展，运用“第三次分配”机 制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正在引起广泛的关注。以“希望工程”为例，中国青基会的统 计，希望工程捐款每支出 100 元，就有 89.8 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有 87.7 元从发达地区转移 到贫困地区，有 88.2 元从中高收入阶层转移到低收入阶层。 “贫富差距”在中国历史上 曾经导致数次以“均贫富”为口号的农民起义，同样也“造 就”了西方的现代慈善制度。 这种在洛克非勒口中的“伟大的制度创新”百多年来为维护发达 国家的社会稳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以至于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宝贵传统，当国内舆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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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相继宣布捐出绝大部分个人资产而惊叹的时候,西方社会也只不过把它 视为又一次财富的轮回。 “因使命而生”和“因需求而生” 在非营利界，大家普遍接受一个说法，即“NPO（非营利组织）是因使命而生的”。不错， 许多从事公益慈善的职业人士和志愿者，都有一种圣徒般的狂热和使命感。当所有的 MBA 教程 都在强调使命（Mission）和愿景(Vision)之于企业的重要性的时候，使命之于一个非营利组 织则更应是立身之本。然而，许多非营利组织的使命表述动辄“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则显得大 而无当。“身在北大洼，胸怀亚非拉”的笑谈其重点不是对志大才疏的讽刺，而是对漠视身边 虽琐细但真实的需求的批判。 NPO 同样是因需求而生的。这个“需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在现阶段所出现的大 量的社会“公共服务”空白。 海南中国改革研究院的迟福林教授指出： 当一国处于人均ＧＤＰ从 1000 美元向 3000 美元 过渡的时期，也是该国公共服务需求快速扩张的时期。有专家估计，近十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总 需求中，个人公共服务需求年均提高的比重，相当于过去 50 年的总体增幅。这种社会成员对 公共服务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现有的公共服务体系不到位、 公共产品短缺的现状形成了中国 现阶段的一个突出矛盾， 最近公众对教育、 医疗领域存在问题的普遍批评就是这种矛盾的体现。 有些学者把目前公共服务方面产生的矛盾归咎于“市场化”， 认为还是应该政府把所有的 公共事务都管起来，而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政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社会性公共服务和社 会事务实行全方位的直接管理，相当部分社会性、公益性的公共服务职能，应当也可以从政府 的职能中分离出来。国际经验证明非营利组织在就业、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 等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可以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目前公共服务需求的全面凸显，既对政府从经 济发展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提出越来越迫切的要求， 同时也为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提供了 重要机遇。 谁更需要公益 如果说人们对发展非营利事业对于“促进第三次分配，缓解社会矛盾”和“提供公共服 务， 促进政府转型”的重要作用还有所疑问的话，那全社会对“发展公益事业， 传播慈善文化” 的社会教化功能则应没有任何怀疑。 “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徐永光说：慈善文化的传播，将使中国人更加接近“上帝”。这个 “上帝”就是隐藏在每个人心中的慈善心、公德心、公益心、博爱心；就是宣扬 惩恶扬善， 扶危济困，助人自助、感恩之心、心灵关怀、灵魂救赎，重温“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千年古训。他进一步指 出：17 年希望工程的全部收入才 30 多个亿，拿到上海只够修 4 公里地铁，用纯经济价值计算 是很小的，但慈善项目的设计宣传、慈善活动的实施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弘扬了志愿 精神，注重施、受双方在精神、情感上的沟通、互动，让公益慈善成为呵护心灵的社会工程„„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公益慈善的发展都优于大陆的台湾， 非营利业者说自己从事的是“公 益运动”，也就是社会上总会有那么一群人，通过他们的工作呼唤爱心，传播善念，从而影响 着社会风气。 狄更斯在描述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社会现状时写到： “这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 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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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我们不希望这是时下中国的写照，然而无须讳言的是 20 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并没有与精 神道德价值体系的建设同步。最近周围很多成功人士对各种通过学习“爱他人、做善事”来取 得内心宁静与平衡的心理辅导课程趋之若骛，有的据说学费高达几万元。这种每星期要花高价 去购买的“心理按摩”服务，其实与遍及西方的教堂礼拜活动如出一辙，但其表现形式的如此 不同，不能不令国人感到可悲。当传统的灌输式思想教育在民众、特别是青年人眼里很难引起 共鸣的时候，志愿精神和慈善文化无疑是帮 助我们找回正在缺失的精神道德价值的有效路径 之一。可见，与受助的弱势群体相比，更需要公益慈善或者说公益慈善精神的恰恰是社会本身， 公益慈善事业的最大 受益者也正是社会本身。在一个专门为扶贫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公益机 构的宣传册扉页上这样写到：衷心感谢那些让我们的爱心得以释放、心灵得到升华的农民兄 弟„„诚哉斯言！ 宋朝理学家张载把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归纳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 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中“为天地立心”的“心”就是全社会应普遍遵守的价值观、道德 观。时代对这一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公益慈善业者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二、“新民营运动”的来临 增量为王 按照国家民政部门的有关资料，民间组织（对非营利组织的官方正式叫法）共 28 万家。 其中包括行业协会等在内的社会团体 15 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13 万家，基金会近千家。另外， 清华大学 NPO 研究所把大量存在的工商注册的非营利组织，城市社区基层组织，农村经济合作 组织，海外在华项目组织等十类组织，就其基本特征而言也都归入了 NPO，据估计总体规模大 约有 200－270 万家。他们活跃在扶贫、环保、法律援助、教育、医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他们虽然数量巨大，但更象一盘散沙，散落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国的非营利业作为一个 整体并没有浮出水面，由于缺少统一的规范和法律地位，和中国的其他行业一样，也不免泥河 俱下。 有人认为,对现有官办 NPO 的存量改革是中国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的重中之重,也确有有识 之士曾经或者正在做着这种尝试,然而,到目前为止其效果还未彰显。其实，“没有天敌谁都不 完善”在公益界同样适用。与对现有存量的改造相比，对增量的拓展显得更加重要。“增量” 是什么：新人、新钱、新机构、新思路、新制度。任何改革都会因为动了别人的“奶酪”而增 加阻力，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创办特区、引进外资、放开民营经济等等无一不是在发展上 做文章，在增量上做文章，并以增量的拓展促进存量的改造。 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新兴的行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据统计，目前美国的非营利 业占整个 GDP 的 8％，创造的就业更是占总就业人口的 10％以上，我国在慈善捐赠方面与西方 发达国家相比更是天壤之别。可见，虽不能说中国在这方面是一张白纸，但充其量也只能说是 初级阶段。用非营利研究的前辈朱传一先生的话说：对国际非营利部门的整体而言，我们现在 才刚刚打开一条门缝。 从“三条腿”到“三个圆” 非营利部门的增量拓展需要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本文将着重探讨如何挖掘企业进入非营 利部门的潜力。首先，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我国三大部门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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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业界最津津乐道的理论莫过于“板凳”论，即政府、企业、NPO（公益慈善类组织是 NPO 的重要组织部分，但并非全部）是支撑社会的三大部门，就像板凳的三条腿，只有三条腿 都很强壮，社会才能稳定。有学者认为现在提“三大部门”为时尚早，虽然中国已经出现了数 量众多的民间组织，但其不仅普遍存在资源缺乏、规模有限、能力不足、专业化程度低下等问 题，更重要的是社会大环境对民间组织的地位和作用缺乏认知和共识，因此，其作为一个独立 的第三部门体系尚未形成。 如果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观察支撑西方社会的这三条腿就不难发现，在中国，政府、 企业和 NPO 更象三个互有交集的圆，并且他们自身的面积和相交情况还在不停的变化中： 图表一

先看政府和企业的交集，30 年前，中国不但没有真正意义的 NPO，甚至没有真正意义的现 代企业，计划经济使全社会只有一个部门，那就是政府，企业只不过是政府职能的延伸，“企 业办社会”几乎成为那个时代企业的通病。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外资企业的引入和民营企业 的发展使得中国真正出现了作为独立市场竞争主体 的企业，政府对市场、对企业的管理逐渐 向调控、监督和服务型转变。 当然，这个第二部门（市场和企业部门）的产生过程，始终伴随着“公”与“私”、“姓 资”还是“姓社”的激烈争论，每前进一步都有着巨大的阻力。在这种转变的初期，一些国有 企业成为政府和企业的交集部分。 他们一方面占有政府垄断资源和“近水楼台”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在参与市场竞争，社会 普遍认为这有违公平竞争原则，反“官倒”就是一例。随着政企分开，打破行业垄断等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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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改革，政府和企业的交集越来越小。 回顾第二部门近 30 年走过的道路无疑对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NPO/NGO 顾名思义就是非政府、非营利的社会部门，它是一种民间自发的出于公众利益目的的 组织形式， 在我国这类组织被称为“民间组织”，也就是说虽然其非政府和非营利性未被强调， 但其“民间性”则是讲的很清楚的。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可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公益 慈善事业是民间的事业”则几乎成为各界一致的共识。然而，在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初期，政 府主办或有政府背景的 NPO 仍然是“民间组织”的主体，他们处在政府和 NPO 的交集。这种情 况的出现是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NPO 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无可厚非的。“亦官亦民”的身份 在这些组织发展的初期最大限度地获得各方信任，聚集社会资源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对中国公 益慈善在萌芽阶段的开创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然而其作为“二政府”垄断公益资源，并由此 产生的衙门作风、透明度低、效率不高等问题已开始为人诟病。官办 NPO 只凭政府资源获得竞 争优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虽然“草根组织”还不足以和官办 NPO 形成竞争，但不同背景的官 办 NPO 之间的竞争已经开始） ，靠品牌、靠公 信力、靠资金的使用效率竞争的时代已经来临。 可喜的是有些有着政府背景的民间组织已经开始了以“自愿、自律、自救”为宗旨的行业自律 行动，它们自觉地按照 国际 NPO 的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应该说官办 NPO 的民间化和民间自发 NPO 的成长共同催生着中国第三部门的壮大。 企业和 NPO 的交集是本文的重点。反观西方公益慈善业的发展历史，建立公益慈善科学体 系的是 100 多年前的卡耐基、洛克非勒等企业家，在当代，比尔·盖茨等新一代慈善家在捐出 巨额财产 的同时，也并不满足于在仅在支票上签字，以“股神”巴菲特之盛名而宁愿把钱捐 给盖茨基金会， 而非自己运作， 则足以证明“行善”是一件专业性极强的工作。 卡耐基、 比尔· 盖 茨、李嘉诚这些一流的企业家为公益慈善贡献的决不仅仅是金钱，他们领导着这个行业的潮流 和方向。在当今中国的企业界，“咸与慈善”已经成为 新的风潮，但企业与 NPO 之间的联系 还停留在捐款层面。其实，国际经验和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现阶段的现实要求需要企业界对社会 的广泛参与，NPO 在很多方面也应借鉴企业部门的成功经验和方法理念，我以为突出表现在四 个方面： 1. 理念，公益领域应引进企业界的“产业链”概念和市场竞争机制。 2. 资源，现金并不是企业参与公益事业的全部，员工时间和物品的捐赠同样重要。我们 倡导企业帮助 NPO 要发挥企业的所长,最近国际知名的麦肯锡公司帮助中国 NPO 进行战略咨询 就是这方面的范例。 目前最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是“企业公民”现象和“非公募基金会”的 发展。 3.方法，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都掀起了一股 NPO 向企业界学习管理方法和管理理念的热 潮。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借鉴风险投资操作模式的“风险公益”或称“公益创投”（Venture Philanthropy）;把 NPO 的使命清晰、开放、信任和分享与企业的注重创新、高效和结果导向 相结合“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以及最先出现在高科技领域，后被美国、日本等 国运用于培育处于发展初期 NPO 的 NPO 孵化器（Non-profit Incubator）模式。 4. 人才，在中国 NPO 发展的初期，其从业人员以政府退休和分流为主，长此以往，势必 出现人才尤其是中高层的骨干力量匮乏的状况。最近，我们可喜的发现无论是企业家还是白领 一族，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希望在某种程度上参加公益慈善事业。 他们有的会成为“志愿者” （在 国外，企业经理人在 NPO 挂职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才流动方式） ，有的则全身心的投入社会创新 的洪流，成为新一代的“社会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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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尤纳斯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对于这位新科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纳斯来说，中国政商各界给予了异乎寻常 的关注，似乎从他的成功经验中大家可以各取所需：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和研究农村金融改革的 学者希望通过尤纳斯模式推进中国小额信贷事业的发展， 甚至有学者希望此举间接激活农村信 用社改革；企业界人士欢呼尤纳斯和他的格莱珉银行的获奖是最佳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范 例，它标志着企业在创造一个商业模式的同时也能够最大限度的惠及穷人„„ 我们应该如何称呼这位尤纳斯先生呢？教授、 银行家？我想可能尤纳斯先生最喜欢的称呼 莫过于“社会企业家尤纳斯”。 他在《社会企业家的解决之道》一文中说：“长期以来，我们把企业家描绘成一种只关心 利润最大化的动物，整个的商业机器都在塑造着只具有这一种价值取向的投资人和企业家，似 乎除此之外的宗教、感情、政治等取向所产生的影响都与‘真正的企业家’行为格格不入。” 尤纳斯本人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企业家：“他们不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 为最终目标，他们致力于促进社会变革，他们希望改变人们的生活。而这些目标的达成是通过 创办或支持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企 业的方式来实现的。 尤纳斯进一步说明了这种模式存在的可能性： “我们真的能够在真实的世界中发现这种企 业家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和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做好事的人’是同一种人，只不过我们会 给他们一个正式的称呼叫‘社会企业家’。社会企业家精神是人类社会的固有传统，它与‘助 人为乐’一脉相承。所有的宗教都在弘扬这种人性的光辉，所有的政府都会鼓励这种行为（比 如免税） ，很多优惠政策会被创造出来以保证他们可以创办法律意义上的实体以实现他们的理 想。” 尤纳斯作为社会企业家的现身说法无疑会推动“社会企业”在中国的迅猛发展。有人甚至 欢呼这是迄今为止企业和非营利部门最激动人心和最富有前景的结合方式。 那么什么是“社会 企业”呢？其实，在国际上社会企业并无公认的定义，这反映出世界各地的实践者都在依据各 自的具体情况对社会企业活学活用。当然，基本共识是存在的： 1) 社会企业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唯一使命，并不聚敛财富； 2) 社会企业以创新思维高效整合资源并力图博采众长，尤其是把 NPO 的使命清晰、开放、 信任和分享与企业的创新、高效、结果导向等相结合； 3) 社会企业强调受益人的自尊和自立，它把原来的社会福利的依赖者变成自食其力的产 品和服务的提供者。 正如《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的力量和新思维》的作者大卫•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对社会企业的定义，他认为：变革时代的很多社会问题不能为公共部门和商业组 织所能回应，而“社会企业是无数受各种变革使命驱动，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途径的总 称。” 中国社会目前同样是处在社会的剧烈变革时期，同样出现了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政府和 商业组织同样不能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快速反馈和有效回应， 也就同样需要一批对社会需求有 着敏锐嗅觉的社会企业家创办社会企业去填补这些空白， 比如以社会企业方式广泛吸纳失业下 岗人员在从事社区服务的社会企业中就业，就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节中提出的“新民营运动”是一场不亚于改革开放中民营企业在中国兴起的伟大变革。 两者都是社会转型的产物，都是思想解放运动，都是政府对民间力量的伟大发动，所不同的是 前者点燃了中国人奔向富裕追求个人经济上成功的财富梦想； 后者则将唤起中国人守望相助的 社会良知和服务社会造福他人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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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二：传统 NPO、社会企业和企业的比较

基本特征

治理 受益人 关键 利益相关 体

资本提 供 物资提 供 人力资 源提供

传统 NPO 利他动机 使命驱动 非市场运作

社会企业 解决社会问题 使命驱动 市场运作

使命约束下的理事 会治理

投资方深度介入

零支付

按补贴价格由第三方支付

捐款

捐款、投资和按低于市场利 率提供资本的混合

物资捐赠

捐赠或按折扣价提供物资

志愿者或按低于市 场水平支付报酬

综合薪酬体系

企业 利己动机 市场驱动 在商言商 利润约束下的董 事会治理 管理层受托管理 客户，按市场价 格支付 投资或按市场利 率提供资本 按市场价格提供 物资 按市场水平支付 报酬

资料来源： “Enterprising Nonprofits” － J. Gregory Dees “新民营运动”的主体是“社会企业家”。 “社会企业家”顾名思义就是以企业家精神经 营社会事业的创新者，是那些对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的敏锐洞察者和实践家。他们是悲天悯人 的情怀与脚踏实地作风的完美结合体；他们唤起爱心，更主张“爱是需要能力的”；他们摒弃 “授人以鱼”的传统作法，甚至也不满足于“授人以渔”，不革新整个的渔业产业他们就不会 罢休（社会企业家德累顿语） ；他们善于整合资源，又常常被看作是“不顾自身资源去寻找机 会的人。 三、从边缘到主流 我们生活在一个如高速旋转的陀螺般的现代社会，“风水轮流转”的速度已被提高了 N 倍。在这样的社会中，主流几乎等同于落伍。如今，互联网媒体对传统媒体的话语权起着颠覆 性的破坏作用，超女海选使众多的平民子弟看到了等级社会几乎无法完成的超常规发展；郭德 刚的“草根相声”因为它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使得那些长在温室里的相声艺术家 们几乎全军覆没„„追捧边缘、自诩草根反倒成了“主流的”社会意识。 在与我们的公益慈善相关的领域，同样存在此等现象： “企业公民”这个因直译而略显蹩脚的汉语新词的传播速度之快足以证明中国社会对西 方热门语汇的欢迎程度。两年前还只是在跨国公司的高级经理之间偶尔被提及的边缘概念，现 在已经和他的近亲“企业社会责任”一起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本来是钢铁大王的卡耐基，摇身一变成为美国的现代公益之父；本来是全球华人的创富英 雄，却一再声称要把精力投入到第三个儿子“李嘉诚基金会”。有谁知道下面会是哪一个生意 场上风光无限的人物会突然宣称“慈善才是我的主业”； 哪些虽成长于贫瘠的土壤却仍顽强生 长、奋斗不止的“草根”民间组织是否也将会成长为中国公益事业的主要力量之一呢？ 要挤掉“企业公民泡沫”吗 人性的悲观论者说：人们做一件事总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告诉你的原因，一个是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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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企业公民的走红也引起了头脑清晰的观察者的警惕，有资深媒体人撰文指出：“当一个 严肃的话题被过度谈论之后，也是它有可能走向庸俗化的开始。来自社会各界对企业公民的追 捧使人想起了法国大革命中的罗兰夫人的名言：自由，自由，有多少恶行假汝之名。”从这场 “企业公民风潮”中不难看出不同参与者背后的动机：政府以此鼓励捐款，媒体大搞评选进而 征收“会费”，企业推崇“善因营销”，行业协会推出企业公民标准接着推广认证，第三方咨 询机构强调的总是“验厂”、“验厂”„„ 有人惊呼：中国的企业公民已经到了挤掉这些本来与企业公民无关的“泡沫”的时候了。 这使我想起当年对市场经济泡沫的批判声中，一位经济学者的比喻：市场就像啤酒，如果 没有泡沫就没有味道了。如果我们把企业公民参与者的利己动机都称为泡沫的话，挤净泡沫只 能是书生意气纸上谈兵。 伦敦标准集团提供了一个企业公民的行为分析表， 它把企业参与社区公益的动机分为商业 目的社区投入、长期社区投资和慈善捐助三种，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企业投入公益的复杂性。 图表三(资料来源 LBG Model)

慈善 管理并衡量企业 社区做出的贡献

社区投资

商业目的为主的社区投入

强制性社会贡献 基本商业活动

在此，我想强调的基本观点是：企业是企业公民的主体。也就是说企业公民虽然是企业和 其它利益相关方博弈的结果，但最主要的动力还是来自企业内部，它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选择，即企业公民行为一定基于企业的自愿选择，其实现方式也一定因企业的行业、战略、发 展阶段不同而千差万别。任何要把企业公民法律化的 努力和建立企业公民“标准霸权”的企 图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企业参与社会公益应追求互益和双赢，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追求 社会认同和品牌提升不但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应该提倡的。 公益光谱论 在 NPO 业内，大家谈起和企业界的合作经常有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感觉，经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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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是企业做公益都带有功利目的，要么要求见某位领导，要么要求宣传企业或企业家个人， 要么干脆要拿捐赠换一个什么奖等等。这些要求使得 NPO 的从业人员觉得其“动机不纯”。 这使我想起朋友推荐的一本外文书，书中提出了一个叫环保主义者的“光谱”的概念，作 者把他接触到的参与环保的几十类机构和个人按照其理念和参与程度绘制了 一个颜色渐变的 光谱。光谱的一端是绝对激进的环保主义者，他们素食索居，拒绝现代生活方式，甚至被称为 “政府和大企业的敌人”；光谱的另一端是利用环保概念推销产品的商人（我曾经在北京参加 过一个地产商召集的研讨会，研讨如何在新楼盘的定位中加上“环保概念”以促进销售，我想 就属于此类吧） 。 此书作者的观点是：虽然他们参与环保的动机不同、表现方式不同、影响大小不同，但他 们都对环保事业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因此都应该叫做“环保主义者”。 我认为还有一点更重要：哪怕他一开始参与环保的“动机不纯”，只要他经常参与环保主 义者的活动，逐渐接受环保理念，受到周围人的影响，他在“光谱”中的地位是会变化的。正 所谓“近朱者赤”，再坚定的环保主义者也不是一天炼成的。 受此启发，对从事公益的人我们不要总是纠缠于“动机论”，总要揪出其“不可告人的目 的”，就算是企业家的捐赠是为了个人出名或是公司“公关”的需要又有何罪呢？企业和 NPO 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有着不同的行为标准和考核体系。进入商业系统的人就必然按照这个系统 的游戏规则才能生存，所谓“在商言商”。让一个商业系统的人按照 NPO 的方式思考问题是既 不现实，也不明智的。许多 NPO 在筹款或寻求企业合作的过程中如果能多一点换位思考，多站 在对方的角度思考，追求双赢和互益，我想成功的几率会大得多。 同时，我们自己的“动机”也要调整，不能只想着筹款。其实我们每一次对企业的宣讲， 都是在介绍另外一种生活方式，都是在播撒公益的种子，这些种子即使不是现在，将来总有一 天会发芽的。 寻找中国的“卡耐基” 下面我想谈一谈作为公益事业重要参与者的慈善家群体。 2004 年《公益时报》和胡润百富榜合作推出中国第一个“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在社 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但人们大多关心的是慈善家的捐款数量和评榜本身，而忽略了这个活动 的另外一个标题“寻找中国的卡耐基”，顾名思义，我们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中出现对中国的公 益理念有突出贡献的人物。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工业巨头卡耐基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把巨额家产捐出成立了当时最 大的私人基金会之一——卡耐基基金会， 更在于他提出了一整套直到现在仍有很强现实意义的 公益理念而真正奠定了现代公益慈善科学体系和实践模式的基础。他在那篇著名的《财富的福 音》中系统的阐述了他的公益理念：财富集中是优胜劣汰的结果，其所造成的贫富分化是文明 进步不可避免的代价；现行制度不能改变，公益慈善是对现行制度的完善；富人对社会有着不 可推卸的责任，是穷苦兄弟的经纪人，其财富属于社会，但不能平均分配，尤其不能鼓励懒汉； 聚财和散财同样需要高超的经营能力，最好的方法是生前散尽家财， 以便自己掌握财富的用途， “拥有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 他的另一篇文章《公益捐助的最佳领域》更明确的阐述了他心目中的最佳的捐助方向，令 人钦佩的是这些方向与现代公认的公益事业的主要工作范畴极为接近，已经成为公认的传统。 比如大学和免费图书馆——教育；医院、医学院和实验室——医疗和科学研究；建公园——公 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建游泳池——体育；教堂——文化、宗教„„ 与他同时代的洛克非勒也提出了慈善捐赠要科学化， 捐赠要变“零售”为“批发”的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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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据说当今世界的“首富”和“首善”比尔·盖茨极为推崇卡耐基，他经常阅读《财富的福 音》 ，最近更是宣布他将效法先贤把大部分家产捐给基金会，可见其思想影响之深远。 从 2004 年 6 月国务院颁布《基金会管理条例》，允许企业或个人举办非公募基金会使得 中国出现类似卡耐基及其基金会的个人和机构成为了可能。很多公益界的资深人士甚至断言： 中国公益事业的新纪元在于非公募基金会。不难理解在中国 NPO 资源如此困乏的今天，作为资 金提供者的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无疑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在西方，新一代慈善家更愿意以一种他们称之为“风险公益”（台湾也叫“公益创投”） 的方式从事他们的慈善事业。与他们的前辈不同，这一代慈善家投入到非营利事业中来的年龄 大大降低，比尔•盖茨创办其基金会的年龄只有 42 岁，更有一些由高科技创富后转入慈善领域 的富豪年纪更轻，他们自信、精力充沛、勇于进行新的尝试和探索，他们总是要追问“我捐出 的钱会不会被浪费？”在企业界的成功经历使得他们对被资助的非营利组织的绩效总是提出 更高的要求， 他们自然而然的认为包括风险投资在内的很多成功运用于企业的方式经过修正后 同样适用于 NPO。于是，这些新一代的慈善家成为发展“风险公益”最强有力的推动者。 “风险公益”是指支持非营利组织（尤其是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资助型机构。它不 仅提供资金支持，而且提供管理和技术支持。通过与被投资人建立长期的、深入参与的合作伙 伴关系，达到促进非营利组织能力建设和模式创新的目的。“风险公益”的五个要素包括参与 管理的伙伴关系，2-6 年的投资期限，结果导向的评估体系，资金加咨询的资源网络，完善的 退出策略等。 图表四：

对象 目标 着眼点 评估 投资期限 投资组合

传统基金会 非营利组织 公益慈善 项目实施 项目实施细节 1-2 年 随意性强，同时多个项目

风险公益 社会企业 创新性解决社会问题 组织能力建设 总体能力表现 2-6 年 5 个以上

风险投资 企业 利润回报 组织能力建设 总体能力表现 3-7 年 10 个以上 关注所有管理细节， 伙伴关系

合作方式

仅限于项目，保持距离

深度介入

风险

NPO： 高风险 基金会：低风险

取决于不同标准

高风险，但风险共担

退出策略

项目结束自然退出

渡过亏损期后退出

IPO、出卖股份、公司 倒闭

目前，已经有一些熟悉商业风险投资的人士试图在中国尝试创办风险公益基金，不久，他 们就会浮出水面。 四、打造中国公益“产业链” 供应链、市场细分与市场主体的多元化 这里要引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即公益是不是一个产业，存不存在一个公益市场？ 首先要澄清的是我从来不认为产业化、企业化、市场化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恰恰 相反，我认为任何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公共事业”都应该以“非营利”为主。公众诟病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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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医疗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批评学校和医院越来越象企业，只想着赚钱，而对如何更好的 惠及弱势群体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兴趣不高。 这里之所以要提出“公益产业”和“公益市场”是要指出公益领域应借鉴企业界的“产 业链”概念和市场竞争机制。 由众多的从业人员和专业机构组成的非营利业，自然也有供求，有上下游，有供应链，有 体现不同机构定位的市场细分。比如，在美国，有联合募捐协会，它的主要工作是筹款，而不 直接操作公益项目， 每年把募捐的资金分配给那些精于项目操作的操作型 NPO； 那些操作型 NPO 只要专心把项目做好就可以了，而不用在他们不擅长的筹款上花太多时间。在筹款方面既有象 联合募捐这样的全球性大型筹款机构，又有以收取佣金为生的个人筹款专家。 再拿基金会来说， 美国分为私人基金会，社区基金会，公司基金会和操作型基金会，它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不同类型的非营利组织共同形成了非营利事业的产业链和生态圈。当然，这种市场细分并不是 由谁事先规定好的，而是在长期的市场发展过程中市场竞争的结果。 中国的公益产业还明显处于市场发育的早期，即参与者数量很少，质量不高，机构市场定 位模糊，还远未形成若干细分市场，供应链中的上下游关系不明确，多元化的市场主体还远未 形成。以基金会为例：他们大部分采取“一站式”的运作模式：自己做研究、自己设计项目、 自己筹款、自己操作、自己评估。 我们拿中国新生的公益产业和已经有十几年历史的证券业作一个可能并不恰当的类比： 在证券市场里，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公司、投资基金、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 证券类媒体、股评家等等，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相互关联的，即博弈又共生的证券业生态圈， 参与的个人和市场主体越多，创造的就业越多，整个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重要。中国证 券市场出现的问题不断，丑闻数不胜数，也从未听说证券市场办不下去了。而在非营利界却经 常出现的是“一人生病，大家吃药”的局面。也许由于两个行业性质不同、发展背景不同，他 们之间没有可比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公益产业要在社会上争取地位，增加抗风险能力， 除了自身的发展壮大别无他途，而行业壮大的前提是在这个行业从业的吸引力的增加。 一棵大树之所以不容易被折断，不是因为它露出地面的枝干有多强壮，而在于其地下的根 系与周围的土壤以及其它大树的根系发生的密切联系。 “零成本”阻碍公益职业化 有朋友说他认为只有两种人会从事公益慈善活动：一种是富人，他即便不像比尔•盖茨一 样富可敌国，起码也要衣食无忧，另一种则是“高僧大德”，在宗教信仰驱使下从事公益慈善 事业。其言外之意，公益慈善本不是一个谋生的职业，我相信，有这种看法的人大有人在。 一个行业的壮大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上文谈到西方的公益产业是一个能够创造大量就业 的巨大产业，公益组织职业经理人的素质很高，待遇也并不比营利部门差多少，因为公众和捐 赠人都深知“行善同样需要能力”，而有能力的人同样需要过体面的生活。做公益需要“雷 锋”， “雷锋”自己可能也不计较个人得失，但社会要创造一个“不让雷锋吃亏”的从业环境。 在国内，人们普遍认为，做公益慈善应以志愿者为主，最好不领薪水，所以国内慈善组织的管 理费提取比例一般在 3％－ 8％之间，甚至有的提出了“零成本”的口号。这一方面当然使捐 赠者的钱最大限度用到受赠人身上，而另一方面使得公益组织的财政经常处于危机之中，也就 不敢聘用更专业的人才，这种状态当然不利于事业的发展。 我们在全国的高校中其实有许多的社工系，但其毕业生真正进入社会工作领域的只是少 数，年轻人要“养家糊口”，收入太低使得很多有志于此青年只得像老舍所说的“为了肚子而 牺牲了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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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一种现象非常可喜，那就是很多有企业经历的人转入 NPO 工作。多年来，“全民经 商”的热潮使得大量的优秀人才涌入企业界，创富英雄成为时代的骄子，商业成功几乎成为了 年轻人实现自我的唯一标准。但其实确有很多年轻人虽还没有能力做慈善家，但一直抱有从事 社会工作，帮助弱势群体的理念，只是社会在这方面为他们提供的机会太少了。公益慈善事业 的发展，尤其是对民间公益力量的发动，使得他们有了在非营利领域创业或成为职业经理人的 可能。这对第三部门来说，是非常可贵的人才流动。他们不仅弥补 NPO 在管理、获取社会资源 等方面的能力不足，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待遇、条件都较好的企业界进入 NPO，经过一次慎重的 人生选择和个人价值的再思考之后，一般不会轻易“变心”，会更坚定的在非营利事业的道路 上走下去。 “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务之急 图表五是美国互联网行业发展初期纳斯达克市场最受追捧的公司股票， 它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新兴行业的市场细分过程，其结论强调产业发展初期基础设施建设者的重要作用。任何行业 的兴起，都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在公益慈善领域也是如此。那么什么是公益产业的“基础设 施”呢？我认为产业政策、行业自律标准、服务体系等等都属于这个范畴。 在这里我想谈谈大力扶植 NPO 支持性机构（NPOSO）的问题，何谓 NPOSO?顾名思义，就是 为 NPO 成长和发展提供支持性服务的组织和个人（朱传一先生晚年把很大精力用于发掘和推荐 年轻人进入 NPO 行业，他曾经玩笑说他自己就是一个 NPOSO）。在企业界，管理咨询公司、律 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猎头公司等等服务机构门类众多，专业化极强。而在公益界这样的 机构则少的可怜， 北京 NPO 信息咨询中心多年来致力于为 NPO 提供能力建设服务算是这个领域 的先行者之一。最近，麦肯锡、德勤、奥美等国际知名的服务品牌宣布将为中国的非营利组织 提供战略规划、财务管理、品牌建设等方面的针对性服务也是在试图做这方面的努力。 图表五：

NPOSO 在中国本土的一个重要发展是 NPO 孵化器模式，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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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开始了建设 NPO 孵化器的研究和实践。 下面列举一些 NPO 孵化器对初创 NPO 的服务内容 1. 硬件设施 向被孵 NPO 提供包括文印、上网、办公设备、通讯系统在内的办公必备的硬件设施。 2. 设立辅导 进驻 NPO 都需经过严格的筛选,并将签署管理协议和 NPO 自律公约，其要求应高于政府颁 布的 NPO 管理条例，孵化器将向 NPO 注册机关推荐合格的组织注册成为正式民间组织。 3. 能力建设 孵化器将向进驻 NPO 提供一系列咨询与培训服务，包括公信力建设、治理结构、管理技巧、 领导力、筹款、机构自我评估和机构外评估等目前已经成熟的培训、咨询体系。 4. 筹资中介 帮助被孵 NPO 寻找资金支持。 在图表六中 NPO 孵化器在促进 NPO 合法注册以及发展公益创投和社会企业中也将起到重要 的中介和桥梁作用。 图表六：

公益产业供应 链 NPOSO 资金提供者

NPO/NGO

受益人

演进

演进

为 NPO/NGO 提 供 咨 询、培训等能力建设 服 务 ， 如 北 京 CNPON、上海映绿等

演进

演进

公益创投基金

NPO孵化器

•优秀的创业者、项目和点子 • 降低监督、评估成本

• •

社会企业

社会需求/问题

合法注册的有效通道 初创期的场地及设备

“造钟人”和“报时人” 众所周知，在中国发展公益事业，政府的引导和监督作用是最为关键的。2004 年《基金 会管理条例》 的颁布和去年底的“中华慈善大会”的召开传递出政府支持公益慈善事业的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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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十六届六中全会更是对“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实施步骤。应该说中国公 益慈善事业的春天确实到来了。 目前，公益学术和实务界对改革现行的管理体制呼声很高，甚至有学者建议参照英国慈善 委员会的模式，建立直接隶属于国务院的民间组织监管委员会（简称“民监会”）统一行使对 NPO 的备案、登记和监管职能。 我们希望政府充当“造钟人”的角色，做公益这口大钟的设计者、建造者、保护者、监督 者和维修者，至于它的运转则应相信市场自身的调节能力。 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到今天，我所要做的不只是使社会上增加多少“好人好事”，而是催生 一个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巨大产业。

8、打造中国公益“产业链” 上海慈善基金会至爱杂志 2007 供应链、市场细分与市场主体的多元化 这里要引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即公益是不是一个产业，存不存在一个公益市场？ 首先要澄清的是我从来不认为产业化、企业化、市场化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恰恰 相反，我认为任何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公共事业”都应该以“非营利”为主。公众诟病我们的 教育、医疗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批评学校和医院越来越像企业，只想着赚钱，而对如何更好的 惠及弱势群体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兴趣不高。 这里之所以要提出“公益产业”和“公益市场”是要指出公益领域应借鉴企业界的“产 业链”概念和市场竞争机制。 由众多的从业人员和专业机构组成的非营利业，自然也有供求，有上下游，有供应链，有 体现不同机构定位的市场细分。比如，在美国，有联合募捐协会，它的主要工作是筹款，而不 直接操作公益项目， 每年把募捐的资金分配给那些精于项目操作的操作型 NPO； 那些操作型 NPO 只要专心把项目做好就可以了，而不用在他们不擅长的筹款上花太多时间。在筹款方面既有像 联合募捐这样的全球性大型筹款机构，又有以收取佣金为生的个人筹款专家。 再拿基金会来说， 美国分为私人基金会，社区基金会，公司基金会和操作型基金会，它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不同类型的非营利组织共同形成了非营利事业的产业链和生态圈。当然，这种市场细分并不是 由谁事先规定好的，而是在长期的市场发展过程中市场竞争的结果。 中国的公益产业还明显处于市场发育的早期，即参与者数量很少，质量不高，机构市场定 位模糊，还远未形成若干细分市场，供应链中的上下游关系不明确，多元化的市场主体还远未 形成。以基金会为例：他们大部分采取“一站式”的运作模式：自己做研究、自己设计项目、 自己筹款、自己操作、自己评估。 我们拿中国新生的公益产业和已经有十几年历史的证券业作一个可能并不恰当的类比： 在 证券市场里，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公司、投资基金、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证 券类媒体、股评家等等，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相互关联的，既博弈又共生的证券业生态圈， 参与的个人和市场主体越多，创造的就业越多，整个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重要。中国证 券市场出现的问题不断，丑闻数不胜数，也从未听说证券市场办不下去了。而在非营利界却经 常出现的是“一人生病，大家吃药”的局面。也许由于两个行业性质不同、发展背景不同，他 们之间没有可比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公益产业要在社会上争取地位，增加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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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身的发展壮大别无他途，而行业壮大的前提是在这个行业从业的吸引力的增加。 一棵大树之所以不容易被折断，不是因为它露出地面的枝干有多强壮，而在于其地下的根 系与周围的土壤以及其它大树的根系发生的密切联系。 “零成本”阻碍公益职业化 有朋友说他认为只有两种人会从事公益慈善活动：一种是富人，他即便不像比尔.盖茨一 样富可敌国，起码也要衣食无忧；另一种则是“高僧大德”，在宗教信仰驱使下从事公益慈善 事业。其言外之意，公益慈善本不是一个谋生的职业，我相信，有这种看法的人大有人在。 一个行业的壮大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上文谈到西方的公益产业是一个能够创造大量就业 的巨大产业，公益组织职业经理人的素质很高，待遇也并不比营利部门差多少，因为公众和捐 赠人都深知“行善同样需要能力”，而有能力的人同样需要过体面的生活。做公益需要“雷 锋”， “雷锋”自己可能也不计较个人得失，但社会要创造一个“不让雷锋吃亏”的从业环境。 在国内，人们普遍认为，做公益慈善应以志愿者为主，最好不领薪水，所以国内慈善组织 的管理费提取比例一般在 3％－8％之间，甚至有的提出了“零成本”的口号。这一方面当然 使捐赠者的钱最大限度用到受赠人身上，而另一方面使得公益组织的财政经常处于危机之中， 也就不敢聘用更专业的人才，这种状态当然不利于事业的发展。 我们在全国的高校中其实有许多的社工系，但其毕业生真正进入社会工作领域的只是少 数，年轻人要“养家糊口”，收入太低使得很多有志于此青年只得像老舍所说的“为了肚子而 牺牲了理想”。 目前有一种现象非常可喜，那就是很多有企业经历的人转入 NPO 工作。多年来，“全民经 商”的热潮使得大量的优秀人才涌入企业界，创富英雄成为时代的骄子，商业成功几乎成为了 年轻人实现自我的唯一标准。但其实确有很多年轻人虽还没有能力做慈善家，但一直抱有从事 社会工作、帮助弱势群体的理念，只是社会在这方面为他们提供的机会太少了。公益慈善事业 的发展，尤其是对民间公益力量的发动，使得他们有了在非营利领域创业或成为职业经理人的 可能。这对第三部门来说，是非常可贵的人才流动。他们不仅弥补 NPO 在管理、获取社会资源 等方面的能力不足，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待遇、条件都较好的企业界进入 NPO，经过一次慎重的 人生选择和个人价值的再思考之后，一般不会轻易“变心”，会更坚定的在非营利事业的道路 上走下去。 “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务之急 图表五是美国互联网行业发展初期纳斯达克市场最受追捧的公司股票， 它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新兴行业的市场细分过程，其结论强调产业发展初期基础设施建设者的重要作用。任何行业 的兴起，都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在公益慈善领域也是如此。那么什么是公益产业的“基础设 施”呢？我认为产业政策、行业自律标准、服务体系等等都属于这个范畴。 在这里我想谈谈大力扶植 NPO 支持性机构（NPOSO）的问题，何谓 NPOSO?顾名思义，就是 为 NPO 成长和发展提供支持性服务的组织和个人（朱传一先生晚年把很大精力用于发掘和推荐 年轻人进入 NPO 行业，他曾经玩笑说他自己就是一个 NPOSO）。在企业界，管理咨询公司、律 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猎头公司等等服务机构门类众多，专业化极强。而在公益界这样的 机构则少得可怜， 北京 NPO 信息咨询中心多年来致力于为 NPO 提供能力建设服务算是这个领域 的先行者之一。最近，麦肯锡、德勤、奥美等国际知名的服务品牌宣布将为中国的非营利组织 提供战略规划、财务管理、品牌建设等方面的针对性服务，也是在试图做这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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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五： （见下页）

NPOSO 在中国本土的一个重要发展是 NPO 孵化器模式，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率先 在国内开始了建设 NPO 孵化器的研究和实践。 下面列举一些 NPO 孵化器对初创 NPO 的服务内容： 1、硬件设施 向被孵 NPO 提供包括文印、上网、办公设备、通讯系统在内的办公必备的硬件设施。 2、设立辅导 进驻 NPO 都需经过严格的筛选,并签署管理协议和 NPO 自律公约，其要求应高于政府颁布 的 NPO 管理条例。孵化器向 NPO 注册机关推荐合格的组织注册成为正式民间组织。 3、能力建设 孵化器将向进驻 NPO 提供一系列咨询与培训服务，包括公信力建设、治理结构、管理技巧、 领导力、筹款、机构自我评估和机构外评估等目前已经成熟的培训、咨询体系。 4、筹资中介 帮助被孵 NPO 寻找资金支持。 在图表六中 NPO 孵化器在促进 NPO 合法注册以及发展公益创投和社会企业中也将起到重要 的中介和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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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六：

公益产业供应 链 NPOSO 资金提供者

NPO/NGO

受益人

演进

演进

为 NPO/NGO 提 供 咨 询、培训等能力建设 服 务 ， 如 北 京 CNPON、上海映绿等

演进

演进

公益创投基金

•优秀的创业者、项目和点子 • 降低监督、评估成本

NPO孵化器

• •

社会企业

社会需求/问题

合法注册的有效通道 初创期的场地及设备

“造钟人”和“报时人” 众所周知，在中国发展公益事业，政府的引导和监督作用是最为关键的。2004 年《基金 会管理条例》的颁布和去年底的“中华慈善大会”的召开，传递出政府支持公益慈善事业的明 确信号。十六届六中全会更是对“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实施步骤。 应该说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春天确实到来了。 目前，公益学术和实务界对改革现行的管理体制呼声很高，甚至有学者建议参照英国慈善 委员会的模式，建立直接隶属于国务院的民间组织监管委员会（简称“民监会”）统一行使对 NPO 的备案、登记和监管职能。 我们希望政府充当“造钟人”的角色，做公益这口大钟的设计者、建造者、保护者、监督 者和维修者，至于它的运转则应相信市场自身的调节能力。 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到今天，我们所要做的不只是使社会上增加多少“好人好事”，而是催 生一个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巨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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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T.I.P.教师英语培训 1、让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快乐说英语 公益时报 2008-2-19 作者 徐寒梅 “昨天还以为自己绝对做不到不说汉语，但今天，我竟然做到了！”走在北京大学昌平分 校通往宿舍的小路上，徐丽英用英语兴奋地对记者说。 徐丽英是南都公益基金会向北京大学-美中教育机构（ESEC）全封闭英语口语培训项目 （Total Immersion Program，以下简称 T.I.P.）所派送的 32 名农民工子女学校英语教师学 员之一，目前任职于北京市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 1 月 7 日，是徐丽英参加 T.I.P 全封闭英语培训正式上课的第一天。在接下来的 24 天里， 她的生活被外教和英语包围，没有任何机会说汉语。 “说三次汉语就不能拿到结业证” 徐丽英的宿舍门上，贴着“This is an English only room（本室内只允许说英语）”的 纸条；在食堂买饭，她们也被规定只能跟食堂师傅说英语。如果被发现说三次汉语，就不能拿 到结业证。 更“可怕”的是，这里不允许翻词典，碰到任何语言表达问题，她们只能通过和身边其他 学员以及外籍教员的相互沟通来解决。 这个规定让徐丽英紧张万分。“昨晚睡觉醒来三次，早上一起来就跟室友们说，我们一定 要做到，不说汉语！”徐丽英用英语对记者说道。 徐丽英做到了。与她同来的其他 31 名来自北京其他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老师们也做到了。 T.I.P.的外籍教员们非常耐心地陪他们一起吃饭，和他们一起用英语做游戏，鼓励他们随 时随地说英语。 在这里，外籍教员们把自己称作“facilitator（‘帮助者’的意思）”——他们在课堂 上、在生活中随时为学员们提供帮助，用细致的生活关怀和轻松的课堂游戏，把他们张口说英 语的“苦差事”变为快乐分享的“美差事”。 “我喜欢这里的生活，它让我快乐、兴奋！”北京市昌平区智泉学校的侯伶茹老师说。 教英语一定要先培养学生兴趣 “这种教学方法对我启发很大。我以后在教孩子们英语的时候，一定要帮助孩子们培养兴 趣，鼓励他们在平时随口用英语表达，说错了也不怕！”北京市朝阳区京华希望学校的英语教 研组长徐淑英说。 37 岁的徐淑英是这批农民工子女学校 T.I.P.学员中年龄最大的学员。刚来到这里，看到 身边其他的学员比自己都年轻，徐淑英压力很大。她担心自己跟不上。但是，她的顾虑很快被 打消了。在课程说明观片会上，她从 T.I.P.毕业生录像中看到了一位满头银发、76 岁高龄的 “师姐”，在镜头前不紧不慢地用英语讲述自己的培训成长故事——她就是 T.I.P.项目第四 期 NGO 学员，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理事长王行娟。 王行娟报名之初颇费了一番周折。工作人员见她年龄太大，一度不让她报名，担心身体出 现意外情况。后来让王行娟写下“生死状”——培训期间若发生意外情况，一切后果自负，这 才收下了她这个 T.I.P.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学生。如今，王行娟已经能够在没有翻译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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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自如地与国际友人交谈。“她这么大年龄都能学好，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徐淑英 信心十足地对记者说。 作为学校的英语教研组长，徐淑英还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带回去和 其他几名没有能够来参加培训的老师分享，提高整个学校的英语教学水平。 徐淑英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作为本届 T.I.P 培训项目北京地区 14 个农民工子女学校 32 名免费参训教师中的一员，徐丽英深知这次培训来之不易，凝聚了社会各方的支持和期望。 免费培训带去新希望 T.I.P.是北京大学与 ESEC 针对中小学英语教师联合开设的一项培训课程，24 天的全封闭 英语口语培训期结束之后，合格的学员将获得北京大学与 ESEC 联合颁发的结业证书。 2007 年 12 月 22 日，T.I.P.培训项目学员、助教雷琳走访两所农民工子女学校。这些学 校艰难的生存状况让她深为震撼，也因此在她心里播下了一个愿望，那就是找机会帮助这些在 生存维艰的环境之下仍然坚守在教师岗位的农民工子女学校老师们。 走访回来后，雷琳向北京大学与 ESEC 申请到一批奖学金名额，用于北京地区的农民工子 女学校英语教师培训。免去每人 3480 元学费的同时委托南都公益基金会动员农民工子女学校 教师参与。 收到合作意向邀请之后，南都公益基金会立刻联合北京市真爱教育服务机构、北京市农民 之子文化发展中心与滋根基金会三家兄弟机构，共同推荐了 32 名学员，并为每位学员提供 850 元食宿费。 每位学员免除学费与食宿费总计 4330 元，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北京地区农民工子女学校教 师普遍年收入的一半。真爱教育服务机构（《北京地区农民工子女学校教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 显示，目前北京地区农民工子女学校老师的普遍工资状况是八百元/月，一年只能领到九至十 个月工资，年收入八千元左右。虽然徐丽英和徐淑英的收入稍高于这个水平，但她们从前不敢 想象能够免费参加如此“昂贵”的培训。 作为 T.I.P.项目助教，雷琳向北京大学和 ESEC 争取到这批名额的同时，也为她带来了很 多麻烦，老师们生活上事无巨细的问题都要来找她帮助解决。但雷琳忙前忙后不亦乐乎。她告 诉记者： “这些老师在这里学习非常认真。他们太需要这样的机会了，只要他们能够从中有好的收获， 并把这里学到的方法带给自己学校的其他老师和孩子们，那我做的这些都非常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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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策倡导篇 1、南都基金会税收困局：三百万企业所得税该不该交 法制日报 2008-01-27 记者 万静 编者按：徐永光，曾经的希望工程创始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第一任秘书长，现任南都 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新年伊始，他准备又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向相关政府部门提出建议，停 止向非公募基金会的投资收入征收企业所得税。 正文： 300 万企业所得税的困惑 南都公益基金会是 2007 年 5 月经民政部批准、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成立的一家非 公募基金会。从创立伊始，南都基金会就把资助重点放在了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方面的公 益项目上，协助政府缓解农民工子女入学难、融入城市难的社会问题。 从成立后的短短半年时间里，南都基金会拿出六百多万元，用于资助新公民计划，为 1600 多名农民工子女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基金会还计划在 2008 年再拿出 1800 万元，用于农民 工子女教育公益项目。 然而巨额企业所得税，给南都公益基金会今后的资助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由于 2007 年 投资市场行情看涨，南都基金会通过有效投资获取收益一千六百多万元，扣除支出，净收益超 过 1000 万，按照 2007 年企业所得税税率 33%计算，需要缴纳三百多万的税款。 对此，徐永光先生感到困惑，基金会拿自己的公益资产去投资，所获盈利是用来扩大自身 规模，资助更多的公益项目，最终受益的还是社会。既然如此，政府为何还要对这部分收入征 收企业所得税？国家的税收是用来改善民众生活，服务大众，公益基金会投资赚来的钱同样也 是服务社会，二者殊途同归。国家通过税收的方式征走这部分收益来服务大众，无形中增加许 多成本，费时费力。既然如此，何不对基金会的投资收入实行免税政策，让其来直接服务社会 公益，岂不更合理？ 国税总局 24 号文对公益基金会征税 2004 年出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降低了基金会设立门槛，鼓励民间资金进入公益领域， 旨在推动基金会尤其是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 使基金会成为政府之外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 务的一支补充力量。 然而，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公益组织，基金会的资产投资收入该不该被征收所得税一直是 业内热议不断的话题。根据 1999 年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基金会应税收入问题的通知》 （又称 国税局 24 号文）规定，对基金会在金融机构的基金存款取得的利息收入，暂不作为企业所得 税应税收入；对其购买股票、债券（国库券除外）等有价证券所取得的收入和其他收入，应并 入应纳企业所得税收入总额，照章征收企业所得税。从此，对公益基金会的投资增值收入（除 银行利息外）征收企业所得税成为惯例。 然而，对于这种惯例，众多公益基金会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纷纷指其不合理。也没有听说 从 1999 年以来哪家公募基金会的投资收入缴纳过企业所得税的。基金会的收入属于公共资产， 完全用于公益，对政府公共产品不足起弥补作用。对基金会征收企业所得税存在不合理性。 2008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 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这项政策给企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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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捐赠提供了很大优惠空间。对于有实力的企业来说，捐款一般不会超过这个比例。比如，一 个年利润 1 亿的企业，如果捐款 1200 万，就可以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相反，国家却对 企业出资成立的公益基金会投资收入征收所得税，没有优惠。这将打击企业办公益基金会的积 极性，即便办也只会办小的，不会办大的。道理很简单，大基金会的增值收入要交所得税，向 小基金会捐款则享受免税优惠。这明显是一个悖论。 因此，对基金会征收企业所得税，显然与新税法提高公益捐赠的税收优惠比例、鼓励企业 捐赠的政策相矛盾，其效果是让中国企业和个人对创办大型非公募基金会望而却步，遏制基金 会的发展。 公益基金会免税是国际通例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公募基金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 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 70%；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 得低于上一年资金节余的 8%，这与其他国家相比是高的（美国法律规定是 5%） 。 徐永光秘书长向记者介绍说，基金会的投资收益一般会随经济形势的好坏波动，丰年时除 了保证 8%的公益支出外还要缴纳企业所得税，歉年时则要消蚀本金完成规定的 8%支出。如果 还要向基金会的投资收入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话，那么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就只有一条道路，就 是越做越小，不断萎缩，不可能出现类似于福特这样的基金会———原始基金 4 亿多美元发展 到现在超过 100 多亿美元。同时，他也指出，非公募基金会就是靠原始基金的增值来保证资助 活动的，每年依法支出 8%之外还要向国家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大多数非公募基金会来说都是 难以长久维持的。 对此，红十字基金会某负责人介绍，不缴纳企业所得税不是他们故意违法，是因为像红十 字等公募型基金会成立都比较早，那时还没有国税局 24 号文，也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在 基金会当初成立过程中，压根儿就没有办理税务登记，缴税无从谈起。但是现在，随着资本投 资市场的繁荣，要想提高基金会资助能力，扩大资助规模，光靠社会各项公益捐赠来保证基金 会收入是不够的，基金会应该在确保安全、有效的原则下，实现资产增值，因此，基金会缴纳 企业所得税的问题就浮出水面。中国青基会财务负责人则表示，我们都是遵纪守法的，但现在 的规定让我们很难办，对捐款人都不好交待。 据了解，税收优惠是世界各国激励公益捐赠、鼓励基金会宏观发展的通例。为了支持公益 基金会的发展，世界各国普遍对基金会投资收益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美国私立基金会只缴纳相 当于净投资收益 1%至 2%的消费税。英国税法对公益组织的税收优惠分为对慈善团体的税收优 惠和对非慈善团体的税收优惠。其中对慈善团体的大多数形式的收入免征收入和资本利得税。 而非慈善团体则有义务对其所有的收入和资本利得纳税。同样，德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尼 等国， 决定是否征收基金会和其他非营利组织投资收入所得税， 通常取决于收入是否用于公益， 如用于公益，一般免征基金会所得税。 公益基金会发展亟待税收扶持 据记者了解，2006 年，全国 1000 多家基金会的资产总额大约在 100 亿元。估算一下，投 资收入充其量有 10 亿元，扣除公益支出和人员成本，按照净收益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国家税 收的贡献微不足道。为了从基金会征收一点点税款而冒牺牲基金会发展的代价，肯定是得不偿 失的。 在公益基金会的支出合乎《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的前提下（公募基金会当年支出不低于 上年捐款收入的 70%，非公募基金会支出不低于上年资产余额的 8%），允许其投资净收入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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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将使公募基金会形成自有资产，保证可持续发展；使非公募基金会资产壮大，公益支出 相应提高。 南都基金会的徐永光秘书长指出，假设南都基金会资产每年保持递增 10%，7 年就能从 1 亿增至 2 亿，年公益支出也就相应从 800 万提高到 1600 万，受益的是社会。况且，非营利组 织给社会提供的是竞争性公共产品（不同于政府的垄断性公共产品）。各国研究表明，使用同 样的钱，非营利组织的效率比政府高。不仅如此，公益资金在流转的过程中可以激发公众的公 益热情、志愿精神，增加社会资本，这是和谐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希望工程迄今捐 款 36 亿人民币，算经济账只够在上海修 5 公里的地铁，但它给社会带来的精神、道德、文化 价值是很难用钱来计量的。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基金会应税收入问题的通知》出台于 1999 年，到 2004 年《基 金会管理条例》发布后才出现以自有财产的投资增值服务为主要支出来源的非公募基金会， 2008 年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才开始大幅度提高企业捐赠公益的税收优惠政策。情况已经发 生了很大变化，对基金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旧有体制应该与时俱进，进行改革，否则将非常不 利于公益基金会的发展壮大。

2、南都基金会 300 万税款之惑 财经时报 2008-01-31 记者 孙维晨 公益基金博弈企业所得税 南都基金会，这个成立于 2007 年 5 月份的私募公益基金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一笔 高达 300 多万的企业所得税款压在了肩头。新颁《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基金会投资所得利益要 纳税。南都的投资获收益为 1600 多万元，净利润 1000 万。因此按照 2007 年税率 33%换算， 须缴纳 300 多万元的税款。 目前的现状让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忧心忡忡，因为如果公益基金会必须缴纳企业所得 税的话，那么基金会的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其 2008 年预计支出的、用于农民工子女教育项 目的 1800 万资金将出现巨大缺口。 “惑”不单行 2008 年 1 月 15 日徐永光看到了基金会的审计报告，南都基金会自从成立以来通过投资获 利 1600 余万元，净利润为 1000 万元。徐知道这意味着他们要缴纳 330 万元的企业所得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1999 年下发的《关于基金会应税收入问题的通知》：对基金会在金融机 构的利息收入，暂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对其购买股票、债券(国库券除外)等有价证券 所取得的收入和其他收入，应并入应纳企业所得税收入总额，照章征收企业所得税。 徐告诉记者，据他了解，这项法规自从 1999 年施行以来，没有任何税务部门向基金会征 收过，也没有任何基金会向其缴纳过税款。 而 2008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 织的收入，为免税收入。实施条例据此从登记程序、活动范围、财产的用途与分配等方面，界 定了享受税收优惠的“非营利组织”的条件。同时，考虑到目前按相关管理规定，我国的非营 利组织一般不能从事营利性活动，为规范此类组织的活动，防止从事营利性活动可能带来的税 收漏洞，实施条例规定，对非营利组织的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不予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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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政策其实是国家对公益基金的指向标。”徐永光说，如果税收越来越高说明国家在 逐步抑制公益基金会的发展。相反，税率越低说明国家在进一步扶持公益基金会的成长。 但新税法对这一问题存在明显悖论。 《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以内的 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政策。而且在全世界范围 内也算是一个十分优惠的政策。”徐举例说，一个年利润 1000 万的企业，如果捐款 120 万， 就可以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这样的政策可以大大促进中国公益基金会的发展，也许以 后会出现像美国福特基金一样的大型基金会。” 但对于基金会的投资收益，国家通过税收的方式征走这部分收益再来循环服务大众，无形 中增加各种成本。“既然如此，何不对基金会的投资收入实行免税政策，让其来直接服务社会 公益，岂不更合理？” 徐告诉记者：“如果国家要征收基金会所得税，一方面将遏制我国大型非公募基金会的发 展，一方面是让已经办起来的基金会竭泽而渔。” 曾参与《慈善法》起草的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锦萍也认为：“这样的 规定肯定是不合理的。尽管享受税收优惠从来不是从事公益的人首先关心的问题，但是合理的 税收政策和相关法律制度却昭示出一个国家对分配公平的不懈努力和追求。” 对于从事公益的人来说，都是出于对某一种宗旨或者价值的追求，捐助 100 万能享受的税 收优惠永远小于 100 万， 但国家用政策去鼓励和扶持这样一个追求的意义显然不止于税收所给 予的优惠。 然而， 抱有疑惑的不仅是南都那样的纳税人。作为税务执法部门的税务局也“一头雾水”。 徐告诉记者，作为该区域的税务执法机关，朝阳区税务局竟然也不知道基金会要缴纳企业所得 税。“也就是说，税务机关根本从来没有向公益基金会征收过企业所得税款。” 同命相连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南都基金会在 1 月 24 日举办了名为“基金会企业所得税问题”研讨 会。“我就是故意要亮出这 300 万，也别让其他的基金会再捂着自己的应缴税款。”徐如是说。 “永光是在自焚。用自焚的方式来引起关注。”参加会议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王汝 鹏如此评价徐的行为。 注册于 1994 年 3 月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是经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是具 有独立法人地位的非营利性民间公益团体。王汝鹏告诉记者，他们从未缴纳过企业所得税款， 也没有进行税务登记。 王告诉记者：“我们不像南都有一流的投资专家，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合法、安全的、有效 的投资方法。公募基金会有良好平台，募来钱用于资助，年年募年年资助。所以我们这三年没 有做投资，我们现在一个多亿就在银行。” 但对于非公募的基金会来说，不去投资则很难发展。 相比南都的主动出击，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却“安分守己”。 副秘书长陈一梅告诉记者： “我们与南都基金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 1 月 15 日，友成基金会就已主动缴纳了 53 万的税 款。” 这家注册于 2007 年 2 月 16 日的基金会投资收益有 162 万，主要用于公民素质教育、城市 和农村贫困社区建设等方面。“如果一个一年期的项目花费 20 万的话，53 万几乎够做三个项 目了。”陈一梅认为，作为一个小公益基金会，缴纳这么多税款对自身的打击很大。“国家要 是能在近期免征公益基金会的所得税，我们真希望能把缴的税款拿回来， ”在陈一梅看来，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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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是个很大的数字。” 前途未卜 目前，徐永光联合其他基金会正在准备两份报告，分别递交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以申请 减免企业所得税。“我认为基金会的投资所得一分钱都不应该征税。”在徐永光看来，取得免 税资格的几率“比较大”。 徐告诉记者：“据说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已经申请到了投资所得免税资格。”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内的这家非公募基金会成立于 1994 年 1 月 25 日， 原始基金数 额 2000 万人民币，据悉这家基金会一年的投资收益达到了 1 亿元人民币左右。 记者以公益基金会的名义电话咨询了国家税务总局，但得到的答案模棱两可：基金会应该 按照相关法律进行纳税，有相关规定就要缴纳说款，没有就不缴纳。 “4 月 30 日是我们缴纳税款的最后期限。”徐永光告诉记者，如果在此日期后缴税南都 基金会就属于违法。尽管时间已不足 100 天，徐永光依然乐观，“如果传闻是真的，那么我们 就更有信心取得免税资格。”

3、基金会增值面临企业所得税困境 公益时报 2008-02-05 记者 程芬 “这个会要是早点开，我们可能还有救。”陈一梅是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下称友成基 金会）秘书长，此前，她所在的组织已经主动缴纳 50 多万元的企业所得税。 1 月 24 日，南都公益基金会与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基金会 企业所得税问题研讨会”，探讨基金会增值收入是否应该缴纳企业所得税。 虽然陈一梅表示她乐于为国家税收做贡献，但是如果这 50 多万愿留在基金会可以资助更 多的公益项目，更好的扶持基金会的发展。在她看来，对基金会增值收入征税对基金会专业化 发展是一个打击。 跟陈一梅一样，为 119“企业所得税”头疼的还有来自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公募基金 及南都公益基金等非公募基金会的负责人。 增值也烦恼 “对于 2007 年这部分收益，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可以想一点现实的对策申请减免？” 中国青基会财务主管姚文为难地说：“到 2008 年呢？能不能出个制度能给我们一点阳光？” 据知情人透露，2007 年度中国青基会投资股市收益超过 2000 万元。按照 2007 年企业所 得税税率 33%计算，需要纳税六七百万元。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基金会应当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基金的保 值、增值。目前基金会的“保值增值”，除了利息、租金这样的“消极收益”之外，还有股市 红利等其他积极收益。 但是根据国税总局 24 号文和《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 ，只有前者可以免税，后者则要像营 利机构一样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一规定导致很多基金会尤其是大型公募基金会对“增值”却 步。 “我们是趋于保守的。”姚文说，“如果这个政策不改，青基会的巨额资金就会存在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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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老老实实的什么也别干。” 姚文对这种“无为”表示出了担忧，完全靠捐赠人的钱，青基会怎么会发展？ 除了基金会自身成长的需要外，姚文表示捐赠人也同样希望让这些钱保值增值。事实也证明， 去年青基会资金的保值增值做的就很好。 作为一家很有影响力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虽然近两年捐赠收入均在亿元以上，但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也面临着增值的烦恼。 中国红基会秘书长王汝鹏透露，中国红基会也同样找不到合法、安全、有效的增值渠道。 由于在增值上曾有过挫折，所以目前比较保守，已经三年没有增值。还曾经有过一个多亿资金 存在银行里的情况。 提起“企业所得税”，王汝鹏颇有抵触情绪，“红基会就没有交过税，也没人管。反正增 值的收入也装不到私人口袋里。红基会是公募基金会，年年募款年年资助。” 愈做愈大＆愈做愈小 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锦萍博士认为，红基会的理事会没 有尽到“谨慎投资人”的义务。“多可惜，去年如果在资本市场冲一把„„” “基金会与其他慈善组织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其有运作资金、使其增值的使命。”民政部 法制处处长吴明先生说，基金会如果增值得快，公益事业就做得大。如果没有增值，那么愈做 愈小，做到最后慢慢就淡出了。 “红基会是公募基金会，存得起，我们存不起。”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 光说。 徐永光表示，非公募基金会的年度支出必须不低于剩余资金的 8％，这与其他国家相比是 高的（美国法律规定是 5% ） 。基金会的投资收益一般会随经济形势的好坏波动，丰年时除了 保证 8% 的公益支出外还要缴纳企业所得税，歉年时则要消蚀本金完成规定的 8% 支出。 “非公募基金会就是靠原始基金的增值来保证资助活动的，每年依法支出 8%之外还要向 国家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大多数非公募基金会来说都是难以长久维持的，而不可能出现类似于 福特那样的基金会—— 原始基金 4 亿多美元发展到现在超过 100 多亿美元。”徐永光说。 交税为公平竞争？ 吴明还表示，曾经出现过一些非营利组织用接受捐赠的资金搞一些营利活动，不仅跟公益 无关，收益还用于私人身上，而立法规定基金会的经营性收入要交税也是对基金会滥用权力的 一种限制。 根据规定，目前我国基金会的经营性收入与其他经营性企业一样要缴纳所得税。当时为什 么考虑对基金会经营所得征企业所得税？金锦萍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为了避免不正当的 市场竞争。 “很多时候营利部门很叫屈，”曾经与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有过“密切合作”的金锦萍说， “比如说办学校的，我们有一些机构，工商登记也办培训，有的是竞争不过他们，因为他们是 非营利的，挂上牌子有好多支持活动，同时还从事营利活动，这个活动是不是和我营利部门有 竞争？” 虽然基金会交企业所得税有一定的依据， 但是民政部法制处处长吴明也承认这对基金会发 展是不利的。 “不管是公募基金会还是非公募基金会，它的原始基金来源于捐赠。捐赠和投资是有区别 的，投资就要有回报、要分红，有限公司、股东都是这样。而基金会没有分红这一说，它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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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公益。” 在吴明看来，营利组织的经营性收入即要交税又要分红，而非营利组织既不应该交税、更 不能分红。不过，要改变这一现状还依赖于立法。 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第 28 条，没有具体规定基金会所能从事的营利活动，而只是原 则性的规定基金会应该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去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金锦萍认为，这 其实是授予了基金会从事与其宗旨一致的营利活动。 金锦萍表示，大多数国家立法允许基金会从事营利活动，对于基金会从事营利活动可能会 对其他营利组织造成的不正当竞争问题，通常通过税收问题予以协调。 据其介绍，在美国，不禁止基金会从事任何合法活动，但会区分与基金会宗旨相关的商业 活动和与基金会宗旨无关的商业活动，并在税收上加以区分。 “比如一个艺术馆出售印有艺术图案的贺卡和纪念品，一个非营利大学出售教科书等活动 是与基金会的宗旨紧密相联系；而博物馆开设一家餐馆以攒取资金与基金会的宗旨不相关联， 要征税。” 各界承诺合力推动制度改革 王汝鹏承认国税总局 24 号文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我们基金会拥有这些基金投放到市 场上，对其他的营利组织来讲，也有不公平的一面，所以也不能一味批评这个政策的出发点。 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应该看看，我们的投资收益是来做什么的。” 王汝鹏认为，关键是基金会的投资收益用途要界定清楚。“如果增值继续用于公益慈善， 那么，支持公益组织的投资收益不纳税，我觉得还是利大于弊的。” “徒法不足以自行。”金锦萍说，《企业所得税》尽管出台了，但仅仅有这个是不够的， 相关的配套的制度，配套的程序，配套的机关，相关的制度衔接问题都必须立马进行，否则这 些法律就是空中楼阁，“我们看着很好看却吃不到，所有的实惠也落不到我们非公募基金的身 上。” 而徐永光已经下定决心代表南都基金会联合同行呼吁有关部门停止向基金会投资收入征 企业所得税。 他的理由充分而尖锐：如果南都基金会资产每年保持递增 10%，7 年之后，年公益支出就 将从 800 万元提高到 1600 万元，受益的是社会。况且，各国研究表明，使用同样的钱，非营 利组织的效率比政府高。不仅如此，公益资金在流转的过程中可以激发公众的公益热情、志愿 精神，增加社会资本，这是和谐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希望工程迄今捐款 36 亿元人 民币，算经济账只够在上海修 5 公里的地铁，但它给社会带来的精神、道德、文化价值是很难 用钱来计量的。 吴明认为，在鼓励公益事业方面，《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很大的进步，不仅扩 大了税收优惠主体的范围，而且捐赠扣除比例从 3%上升至 12%。但制定该法时，还没有出现像 南都基金会这样的案例，所以在一些规定上可能还不完善，而他也将向国务院法制办等有关主 管机构反映这一问题。 作为国内最早开始关注非营利部门的学者，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也表示了同样的 见解。“在《基金会管理条例》里，我们对成立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提出的标准是 2000 万元 初始资金。实际上，后来有 5000 万的，我们都觉得比较大了；现在，一个亿的基金会有好几 个，甚至还出现了要拿 10 个亿来做基金会的。通过税收政策和财政支持来推动大型基金会发 展的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得重视了。” 王名判断，中国现在跟上个世纪初美国的情况非常接近，“卡耐基和平基金会、福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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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都出现那个时期。如果制度能跟上，可能会迅速出现一批资金规模几个 亿的私人基金会„„” 王名是全国政协委员。他表示将在今年两会期间提交议案，建议修改有关基金会企业所得 税政策。

4、南都基金会：300 万企业所得税该不该交？ 公益时报 2008-02-05 本报记者 程芬 2007 年，中国股市形势大好，南都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南都基金会）的“增值”业务 也迎来了大丰收：仅五个月，9500 万本金实现投资收益 16,340,449.29 元，扣除支出，净收 益超过 1000 万元。 “年增长率达 30%。”该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一度备受鼓舞：“扣除牛市因素， 假设每年保持递增 10% ， 只要 7 年多时间，南都基金会的资金规模就能从 1 亿元增至 2 亿元。 ” 南都基金会成立于 2007 年 5 月 11 日，1 亿元原始资金来自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在徐 永光的设想中，这是中国第一家资助型的非公募基金会，“每年将剩余资金的 8%以上用于资 助优秀公益项目， 其他本金则由理事会下面的投资管理委员运作，就像美国的福特基金会那样， 通过资产组合实现增值，原始基金 4 亿多美元发展到现在超过 100 多亿美元。” 然而，徐永光的“大基金会梦想”刚开始起步，一个征税规定便令他化喜为忧：跟据国家 税务总局 1999 年颁布的《关于基金会应税收入问题的通知》(下称国税局 24 号文)、以及《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 （国税发 [1999]65 号） 的有 关规定，我国公益基金会的资产增值收入，需要跟营利性企业一样缴纳企业所得税。 根据原《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 ，税率为 33％；根据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企业所 得税法》 ，税率为 25％。按现行税制的算法，南都基金会大约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300 万元。 合理避税并非不可能 “这不合理。”徐永光说：“基金会的收入属于公共资产，完全用于公益，对政府公共产 品不足起弥补作用，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对投资收入征收企业所得税？” 南都基金会的宗旨是支持民间公益，即关注转型期中国社会问题，资助优秀公益项目，推 动民间组织的社会创新，促进社会平等和谐。2007 年 7 月，南都基金会开始实施"新公民计划 "，这个项目计划在未来 5-10 年内，资助建立 100 所民办非营利的新公民学校，每校资助额为 150 万-200 万元，并资助帮助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的相关公益项目。南都基金会理事长何伟 曾在项目招标会上表示，预计未来十年，基金会资助总额会累计达到 3 亿元以上。 2007 年下半年，南都基金会支出了 600 多万元资助公益项目，其中 500 多万元用于新公 民计划，已资助建立 2 所民办非营利的新公民学校，为 1600 多名农民工子女创造了良好的学 习环境；此外还资助了一批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公益项目。2008 年，南都基金会预算 支出 1800 万元，其中 80%以上用于农民工子女教育。 300 万元企业所得税，相当于建两所新公民学校的费用。这笔“损失”让徐永光心疼。有 位同行建议他“闷头不说，反正你不交也没人去找你。”因为自 1999 年以来，多家公募基金 会都未缴过企业所得税。 徐永光摇摇头。他曾因“壹周刊诽谤案”、“青基会投资风波”惹来争议无数，比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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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理解“遵纪守法”的必要。 也有专家向他提供了一个“合理的避税渠道”，比如，将增值所得捐给某个有免税资格的 基金会，并让这个基金会将捐赠当作项目款用于新公民项目。这样循环一圈，“企业所得税” 就被全额扣除了。 徐永光不置可否。春江水暖鸭先知，进入公益领域近 20 年，他对“体制困境”有更深切 的体会。他认为，“企业所得税”关系到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长远发展，此事不能简单地“避 税”了之。 愿为政策倡导付代价 徐永光决定“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向相关部门申请减免南都基金会的企业所得税；另 一方面，联合多家基金会呼吁有关部门从制度层面解决这个问题。 他认为，现行的关于基金会税收优惠的法规存在硬伤。 《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 以 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这项政策给企业公益捐赠提供了很大优惠 空间。比如，一个年利润 1 亿的企业，如果捐款 1200 万，就可以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徐永光分析，“相反，企业出资成立的公益基金会，投资收入要交收所得税，这将打击企业办 基金会的积极性，即便办也只会办小的，不会办大的。道理很简单，大基金会的增值收入要交 所得税，向小基金会捐款则享受免税优惠。” “对基金会征收企业所得税，与新税法提高公益捐赠的税收优惠比例、鼓励企业捐赠的政 策相矛盾，其效果是遏制我国大型基金会的发展。”徐永光说。 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基金会应税收入问题的通知》出台于 1999 年，而以自有资产 的投资增值为主要支出来源的非公募基金会到 2004 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后才出现，而 且，大幅度提高企业捐赠公益的税收优惠鼓励政策，直到 2008 年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才 有规定。南都基金会所面临的企业所得税困境，也许只是“新形势下的新问题”。 徐永光对劝其“闷头不说”的同行说：“这个 300 多万元，我们今年也可以不兑现的，我 干什么要兑现？但是，对基金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旧有制度如不改变，会影响基金会和公益事 业顺利发展的大局。国家所得甚微，社会所失巨大。权衡利弊，这项制度是到了非改不可的时 候了。” “要推动政策，总得有案例，我必须说出这件事。”徐永光的语气充满了悲壮，但是他的 态度相当坚定：“政策倡导总要付出代价的！就算申请免税不成，这个代价大了一点，我们也 认了。”

5、企业所得税法伤及慈善 经济观察报 2008-02-02 记者 王毕强 让 2.5 亿元人民币进入国库成为巨额财政收入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还是让这笔钱变成深 入中国乡村的 1000 所希望小学？——按照新实施的 《企业所得税法》，这 1000 所希望小学将 无望拔地而起，而必须上缴国库。 自 2008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将对非营利组织的投资经营性收入征 收 25%的企业所得税。这将使中国民间的慈善公益力量承受巨大压力。作为中国公益事业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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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资金提供者——基金会，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备受新法打击。 已经有全国政协委员透露， 将在今年 3 月召开的两会上建议对公益基金会的投资经营收入 免征所得税。而据接近国家税务总局的人士透露，税总目前也在考虑基金会的税收问题，有可 能在未来出台相关的政策文件。 上缴 1000 所希望小学 中国的民间公益力量本就薄弱，基金会十分弱小。 民政部数据显示：2006 年，全国 1200 多家基金会的资产总额大约有 100 亿元人民币。而 美国比尔•盖茨基金会一家的资金就有 650 亿美元。 徐永光算了一笔账：照此计算，全国基金会的年平均投资收益率即便能达到 10%，总收入 也不过 10 亿元，而按照新税法 25%的税率，需上缴税款 2.5 亿元。 “2.5 亿元，相比于中央政府每年六七万亿的收入，可以说微不足道。但如果按照每所希 望小学需 25 万元的惯例来计算(当地政府还要投入一部分的资金)，每年收走 2.5 亿元，就相 当于每年要少建 1000 所希望小学。”徐永光说。 徐永光是“希望工程”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简称青基会)第一秘书 长，现为全国政协委员、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希望工程”最初正是由青基会发起和实施 的。据其数据显示，自 1989 年发起至今 18 年来，共援建希望小学 13000 多所。 徐永光说，“希望工程迄今捐款 36 亿元人民币，算经济账的话，只够在上海修 5 公里地 铁，但它给社会带来的精神、道德、文化价值是很难用钱来计量的，因此，公益资金钱数虽少， 但其社会价值不容忽视。” 徐永光现在负责的南都公益基金会就是一家非公募基金会。“非公募”是指不向公众募 捐，而有特定的资金提供方，比如某家企业或某个私人。 南都基金会 2007 年 5 月经民政部批准成立，原始注册资金 1 亿元，来自上海南都集团有 限公司。2007 年下半年，南都基金会总支出近 617 万元，用于资助农民工子女教育的 “新公 民计划”项目。 2007 年，南都基金会投资净收益超过 1000 万元。按新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 ，南都基 金会大约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300 多万元。 青基会财务总监助理姚文告诉本报，青基会在 2007 年有 2000 多万元的增值收益，如果严 格按照原税法 33%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就要交七八百万元的所得税。 “这七八百万可以建多少所希望小学？”姚文认为对基金会的投资收入征税不合理。 新税法的慈善悖论 民政部法制办处长吴明认为，对基金会征收与普通企业一样的所得税，于法理上也不通。 民政部是国内基金会的主管部门。 吴明认为，作为非营利机构，基金会的投资经营，严格来讲是对社会公共财产保值增值。 也就是说，基金会的资金来源是别人捐赠的，获得的收入也全部用于公益事业。这与一般意义 上的企业营利活动，不是同一种行为。 而且，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不能仅仅依靠募款。吴明说，募捐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段，肯定还 需要由一些专业的投资人员去规划， 让资金保值增值，但与一般竞争性企业获取投资回报不同， 慈善基金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做大公益事业。 吴明认为，政府从基金会的投资收入中拿走一部分税收，其用途无外乎是用于公共和公益 事业，这与基金会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为民做事，因此“至少由原始基金运作的这部分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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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收入，不应该缴税”。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王汝鹏赞同吴明的观点，“政府如果从我们这里收税，然后再去 分配给希望小学，再分配给教育、卫生，那成本该有多高？”他认为，政府在从事公益事业时 的效率并不高，不如让更节约成本的公益组织去做。 而且，法律、法规应该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主体，同样的活动给予同样的待遇。中国社会科 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副主编吴玉章研究员认为，按照新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 ，一方面是 企业捐助公益事业可以按照 12%税前扣除，而另一方面公益组织的经营收入却要缴纳 25%的所 得税。 吴玉章说， 这两种情况实际上都是公益活动，对同样的活动实施两种差距很大的税收政策， 并不符合法律的平等精神。 此外， 据北京大学基金会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锦萍教授介绍，为了支持公益基金会的发展， 世界各国普遍对基金会投资收益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美国私立基金会只缴纳相当于净投资收益 1%-2%的消费税。金锦萍曾参与起草《慈善法》 。 一位参与企业所得税法和其实施条例起草工作的官员表示，在起草企业所得税法的时候， 就觉得把公益基金会与其他类型的税收优惠放在一起并不是很合适， “但可能是由于财政部和 税务总局对公益事业部门并不是很了解， 当时财税部门也很难分清公益单位的收入哪些是用于 公益事业”。 另外，也有个别单位打着公益活动的幌子，从事非公益的经营活动，所以财税部门才会比 照类似刑法中有罪推定的原则，做出了现在的规定。 政协委员建议免税 王汝鹏用“悲壮”来形容南都基金会主动提出缴税 300 万元的行为。作为南都基金会的负 责人，徐永光说他希望通过南都的案例引起有关部门和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同为全国政协委员，徐永光和王名都表示会在今年 3 月召开的两会上提交提案，建议对基 金会的投资经营收入免征所得税，或者给予合理的税收优惠。 与此相配合的是，青基会等公募基金会，与南都等非公募基金会都表示，要在近期联合给 税务和民政部门写报告反映这个问题。 “有关部门今年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金锦萍说，按照税务部门的规定，纳税人要在 2009 年的 4 月 30 日前进行纳税申报。因此，有关部门必须要在此之前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基 金会在 2008 年就没有办法做账。 王名则给基金会带来了一个积极的消息。他透露相关部门正在讨论公益认定的问题。

6、新税法规定公益基金按企业纳税 南都基金会感压 300 万 中国产经新闻 2008-02 记者 栾璐 南都基金会，这个成立于 2007 年 5 月份的私募公益基金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一笔 高达 300 多万的企业所得税款压在了肩头。 自 2008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将对非营利组织的投资经营性收入征 收 25%的企业所得税。南都的投资获收益为 1600 多万元，净利润 1000 万。因此，按照 2007 年税率 33%换算，须缴纳 300 多万元的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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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使中国民间的慈善公益力量承受巨大压力。作为中国公益事业的主要资金提供者—— 基金会，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备受新法打击。已经有全国政协委员透露，将在今年 3 月召开的 两会上建议对公益基金会的投资经营收入免征所得税。 南都基金会税收困局 2008 年 1 月 15 日，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看到了基金会的审计报告，南都基金会自从 成立以来通过投资获利 1600 余万元，净利润为 1000 万元。徐知道，这意味着他们要缴纳 330 万元的企业所得税。 目前的现状让徐永光忧心忡忡，因为如果公益基金会必须缴纳企业所得税的话，那么，基 金会的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其 2008 年预计支出的、用于农民工子女教育项目的 1800 万资金 将出现巨大缺口。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南都基金会举办了名为“基金会企业所得税问题”研讨会。“我就是 故意要亮出这 300 万，也别让其他的基金会再捂着自己的应缴税款。”徐如是说。 相比南都的主动出击，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却“安分守己”。 副秘书长陈一梅告诉记者： “我们与南都基金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 1 月 15 日，友城基金会就已主动缴纳了 53 万的税 款。” 这家注册于 2007 年 2 月 16 日的基金会投资收益有 162 万，主要用于公民素质教育、城市 和农村贫困社区建设等方面。“如果一个一年期的项目花费 20 万的话，53 万几乎够做 3 个项 目了。 企业所得税法伤及慈善 民政部法制办处长吴明认为，对基金会征收与普通企业一样的所得税，于法理上也不通。 吴明认为，作为非营利机构，基金会的投资经营，严格来讲是对社会公共财产保值增值。 也就是说，基金会的资金来源是别人捐赠的，获得的收入也全部用于公益事业。这与一般意义 上的企业营利活动，不是同一种行为。 而且，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不能仅仅依靠募款。吴明说，募捐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段，肯定还 需要由一些专业的投资人员去规划， 让资金保值增值，但与一般竞争性企业获取投资回报不同， 慈善基金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做大公益事业。 吴明认为，政府从基金会的投资收入中拿走一部分税收，其用途无外乎是用于公共和公益 事业，这与基金会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为民做事，因此，“至少由原始基金运作的这部分营 利性收入，不应该缴税”。 而且，法律、法规应该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主体，同样的活动给予同样的待遇。但新实施的 《企业所得税法》对这一问题却存在明显悖论。 按照新税法，一方面是企业捐助公益事业可以按照 12%税前扣除，而另一方面公益组织的 经营收入却要缴纳 25%的所得税。曾参与《慈善法》起草的北京大学基金会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金锦萍教授认为：“这样的规定肯定是不合理的。” 据她介绍，为了支持公益基金会的发展，世界各国普遍对基金会投资收益实行税收优惠政 策。美国私立基金会只缴纳相当于净投资收益 1%-2%的消费税。 一位参与企业所得税法和其实施条例起草工作的官员表示，在起草企业所得税法的时候， 就觉得把公益基金会与其他类型的税收优惠放在一起并不是很合适， “但可能是由于财政部和 税务总局对公益事业部门并不是很了解， 当时财税部门也很难分清公益单位的收入哪些是用于 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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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有个别单位打着公益活动的幌子，从事非公益的经营活动，所以财税部门才会比 照类似刑法中有罪推定的原则，做出了现在的规定。 目前，徐永光联合其他基金会正在准备两份报告，分别递交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以申请 减免企业所得税。

7、田坤律师看南都基金会的政策倡导 田坤律师法律服务博客 2008-02-13 http://tiankunlvshi.blog.hexun.com/16930580_d.html

南都基金会刘洲鸿讲：“政策倡导是现代基金会的重要功能之一。南都基金会举行此次研 讨会，不仅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更希望通过南都基金会这个个案，引导学界、政府、媒体和基 金会同仁一起关注这一问题，推动政府制定更加优惠的基金会企业所得税政策，最终促进中国 公益事业的发展。 ”这是南都基金会 2008 年 1 月 24 日召开“基金会企业所得税问题研讨会” 的初衷。我们无可厚非。 我们看到的是同是基金会，在同一个问题目前，有不同的态度。 我们从《财经时报》的报道中找到了下面的几类心态： 心态一：注册于 1994 年 3 月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是经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全国性公募基金 会，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非营利性民间公益团体。王汝鹏告诉记者，他们从未缴纳过企业所 得税款，也没有进行税务登记。 “永光是在自焚。用自焚的方式来引起关注。 ”参加会议的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王汝鹏如此评价徐的行为。 心态二：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却“安分守己”。副秘书长陈一梅告诉记者：“我们与南 都基金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 1 月 15 日，友城基金会就已主动缴纳了 53 万的税款。” 心态三：徐告诉记者：“据说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已经申请到了投资所得免税资格。”位 于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内的这家非公募基金会成立于 1994 年 1 月 25 日，原始基金数额 2000 万人民币，据悉这家基金会一年的投资收益达到了 1 亿元人民币左右。 我们首先看到了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会领导人的不同心态。公募基金会不用交税同时 都不进行税务登记。当然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是可以的。所以公募基金会要减免税 必须依法申请，其实税务机关不掌握他们的情况。这样的机构捐赠人能放心吗？公益组织必须 公开财物，这是你们的义务。 其次，我们看到同是非公募基金会，有的已经缴纳税款。我看徐永光不是在自焚。他作为 全国政协委员应该有组合资源的能力，同他最宝贵的法治精神。法律不是只能走上法庭，才能 捍卫法律的尊严。我们有各种方法让法律开口说话。只要法律开口说话，法律就成为了一种神 圣的力量。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我们要做的就是拿起这些法律武 器，让它在权利保护中产生出应有的威力，一同捍卫我们的基本权益。南都基金会的政策倡导 方式是开放的。 再次，为何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已经申请到了投资所得免税资格。我在网上查了查，该基 金会是没有投资性收入的，所以可以免税。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他们可以免税。 只可能是他们积极的申请，并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南都基金会的政策倡导内容我认为太大，没有充分区分不同类型的基金会。 同时法律观点不精辟。虽然是知名公益律师的观点。我的理念是公益必须行动才能造福人 类，法律必须行动才能彰显权利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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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大年初六，常坤发短信问我“农村土地征收问题研讨会”应讨论的内容。我没有义 务帮他，但我还是发了邮件给他。因为法律必须行动，所以我支持所有合法的行动。至于常坤 是否感谢倒不重要。上年的今天，我匆匆到崇文门参加汇天羽的理事会议。我给大学生讲课时 常常说“三力合一——感悟力、思想力、行动力”。中国人最缺的就是行动力。我们的水平如 何放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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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电视电台报道篇 1、春暖 2007 爱心总动员 2007 年 2 月 4 日，徐永光以南都公益基金会筹办人的身份露面中央电视台《春暖 2007 爱 心总动员》首期节目，现场宣布南都公益基金拟出资千万元支持农民工子女教育。

2、城乡小伙伴新公民快乐成长营 中国教育电视台 2007-08 摄，已播 2007 年 8 月 24 日至 25 日，来自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原京华希望学校）的 15 名三年 级的同学，以及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 15 名三年级同学齐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青少年生 命教育基地，参加为期两日的成长营。本次成长营的主题是“共同成长”，通过团队挑战、体 验式学习，小组分享，艺术工作坊等方式来促进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同龄人共同发展城市“新公 民”的身份感，共同成长。中央教育电视台对本次活动做了新闻报道。

3、行知新公民学校开学典礼 中央教育电视台 2007-09-01 摄，已播 2007 年 9 月 1 日，南都公益基金会捐建的第一所新公民学校——行知新公民学校正式开 学。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在开学典礼上发言强调，从原来的行知学校到现 在的新公民学校，这是民间公益资源投入农民工子女教育、城市移民后代教育的新的起步。中 央教育电视台对本次开学典礼做了新闻报道。

4、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开学典礼 中国教育电视台 2007-09-15 摄，已播 2007 年 9 月 15 日，南都公益基金会捐建的第二所新公民学校——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正 式开学。该校由原民办的京华希望学校改建而成。中央教育电视台对本次开学典礼做了新闻报 道。

5、“放牛班”回乡 央视新闻频道 社会记录 2007-09-26 12 个志愿者带着 35 个正在上小学或初中的孩子，途经三省五市农村巡回演出，并在到达 的每个地方进行了农村现状调查。 这次巡演的有趣之处在于，孩子都是民工子弟，生于农村，长于城市，名为“放牛班的孩 子合唱团”，实在是一群未曾放过牛的孩子。 这是略带尴尬的一次旅行，也是组织者与孩子未经教化的粗糙持续较量的一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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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天前，当离开农村多年的孩子重新站在农村的土地上时，他们用种种方式刻意保持着 和农村的距离。 他们在车上看到路边的牛羊会拍打着车窗故作兴奋地大叫，就像第一次看到动物园里的大 象。 他们会抱怨农村的卫生状况，特别是那里的厕所，“简直不能忍受”。 他们亦自觉不自觉地掩盖自己的身份。到当地孩子家里做客的时候，会向孩子的父母解释 说“我们来自上海”，而省略了“我们出自农村”。有时同行的志愿者对当地人说，这些孩子 也是从农村随父母去的上海，孩子们的眼睛里便流露出不大情愿的神情。 这样的行为，让随行的志愿者们感到了一些失望。一位志愿者在到达此行第二站江西新余 市的当晚找到活动的组织者张轶超，说着说着就落下泪来，带些质问地说：“他们根本瞧不起 农村了，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孩子？！” 孩子的这种表现是张轶超在出发前未曾想到的。几天下来他自己也有所察觉，觉得“他们 都好像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样子，我几乎没看到一个孩子对当地人有亲切感”。 相反，这些孩子很享受变为城市孩子的优越感。他们喜欢主动而耐心地向农村孩子描述他 们在上海就读的公办学校，“我的校园很干净很漂亮的，有很多种类的课程和兴趣小组。知道 么？跑道都是塑胶的。”这个时候，农村的孩子只呆呆地听着，说不出一个字。 这样的掩饰不是没有效果。每当真实的身份一显露，他们所得到的尊重就会减少一点，尴 尬就会增加一点。 在江西上饶樟村村，他们按例和当地的学生们做游戏。 “你们是不是上海人？”一个当地的女孩子怯怯地问她的游戏伙伴。 “不是。”被问者迟疑了一下，然后把目光移向了另一个地方。 “原来他们和我是一样的。”这个当地女孩子后来承认她当时有一点点失望。她本想看看 城里孩子的漂亮衣服，没想到他们与自己并没有什么区别。 在从新余出发去第三站安徽怀远的当晚，张轶超召开了一次志愿者会议，会议上有一半的 志愿者提到了小孩子们的“虚荣”行为。张轶超鼓励大家说，不要太悲观，这些孩子已经把城 市生活看作正常，而把农村视为反常，他们想要把自己装扮成城里人，也是人之常情。 但张轶超并不愿旁观这些欲念的发展，到达安徽怀远后，在他的要求下，孩子们在晚上演 出的主持词里加入了对自己家乡的说明。 每一个这样的细节， 都是张轶超和这些孩子身上暴露出的人性中未加掩饰的功利和未经教 化的粗糙进行的一次较量。 32 岁的张轶超是上海人，高三时因病休学了一年，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在这一年中阅读 了大量的书籍，改变了价值观，他开始愿意为促进一个自由公平的社会而努力。 第一次接触这些随父母进城的孩子时，张轶超还在复旦哲学系读研究生，他想为他主编的 校园报纸《常识》写篇报道。他觉得这些孩子求知欲很强，特别的敏感、可爱。回到学校后便 叫上《常识》报纸里的其他同学来为这些小孩子上课，回报孩子们对他的热情。 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这些孩子表面热情和可爱背后的“无理和野蛮”。 新学期开始，张轶超给他们找来了两个乒乓球桌，意外的是，这些孩子为了占领乒乓球桌 竟然大打出手。张轶超还为他们买了毽子和跳绳，这些东西也总是在一瞬间被一抢而光。那些 抢到跳绳和毽子的孩子，也从不愿意和别人分享。 又带来糖果的时候，张轶超开始发愁如何分配。权衡之后，他把糖果交给学校的老师，他 以为熟悉孩子的老师会有比他更好的办法。然而他所看到的场景是：这位老师跑上二楼，高喊 几声“发糖果了”，然后将一袋糖果天女散花般地倒出，所有的孩子蜂拥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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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轶超现在觉得，这些野蛮行为根源于孩子们的家庭教育以及平时物质资源的匮乏，他不 断地看到“在物质的引诱下，人的占有欲的爆发”，一次一次目睹着他带来的物质帮助破坏着 他们原本看来和谐的同学关系。他对简单的物质资助产生了无力感。 2002 年 2 月起，张轶超租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为这些孩子开办了课外兴趣小组。 他和志愿者给孩子们补课，带他们拍夜景、种植物、看星星，希望用各种活动来改变孩子的心 灵。 四年之后的 2006 年 2 月，在中国做科研项目的美国学生柯慧婕找到张轶超，一起组建了 一个由外来务工人员子弟组成的合唱队，取名为“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这个名字来自法国 电影《放牛班的春天》 ，影片讲了一个通过教授音乐来改变他人命运的故事。 合唱团刚创办的时候，上海戏剧学院的研究生孙悦凌过来帮忙拍个短片。第一天去拍摄， 孩子们一看到摄像机便围过来上手就抓，孙悦凌陷在孩子里，只感到四周的声音已经超出了人 类所能承受的分贝。柯慧婕陷在另一处，手中的吉他琴弦就快要被伸进来的无数双手拉断，她 只能双手将吉他举过头顶，跑到办公室里。 喊叫，是这些孩子常态下的说话方式。张轶超去过这些孩子的居住地，他理解他们说话大 声的原因。他们大多居住在上海市江湾镇一个废弃的机场，那里尘土飞扬，道路泥泞，最高的 建筑物是一座塑料瓶堆成的小山，声音更是嘈杂到让他觉得“恐怖”，卡车不断地穿梭，做小 买卖的人在不断地吆喝，“这样的环境里，他们只有学会高声表达，才能不被忽视。” 让张轶超高兴的是，这些喜欢喊叫的孩子，也喜欢唱歌。他们平时就经常边看电视边记下 歌词，还会相互对照着补补，他们记下一份完整的歌词要用很长的时间。 即便如此，做他们的音乐老师依然需要拥有非常的精力。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纠正，进度 慢纪律差，让在一旁拍摄的孙悦凌“大多数时间都觉得头晕”。

6、十七大期间专题讲述行知新公民学校历程 央视经济频道 2007-10-19 2007 年 10 月 19 日，在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期间，中央电视台二套《春暖》专题报道北 京市大兴区行知学校，讲述学校从年初因负债面临关闭，社会关注纷纷捐款，直至改建为新公 民学校的历程。

7、易中天走访上海放牛班 教育专家情牵新公民教育 央视社会与法频道 2007-11-29 央视“法律服务你——12.4 普法大接力”特稿之三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全国普法办、司法部和央视社会与法频道联合推出的大型媒体 行动“法律服务你——12.4 普法大接力”昨晚播出“公民教育接力站”。 有这样一个群体，人们称他们为进城农民工子女，他们怀着遥远的梦想生活在城市和农村 的边缘地带。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关注着这群普通而又特殊的孩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孩 子们托起一片同样的蓝天。“新公民”取代“农民工子女”，绝不仅仅是汉字组合的变化，更 寄托着一群孩子的梦想和无数公益人士的教育理念。在“法律服务你——12.4 普法大接力” 的第三站，著名教授易中天率队赴上海调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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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演播室予以回应，共同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新公民教育工程。 易中天教授沪上行 提交法律服务报告 缘起：农民工子弟，你在上海还好吗？ 在这次媒体行动中，央视首次派出八支由公众人物、知名律师和主持人组成的法律服务分 队，各领一个主题任务，奔赴年度热点法治事件的现场，还原事件经过，了解最新进展，并为 当事人提供最急需的法律服务。调查采访结束后，每支分队提交各自的法律服务报告，并将问 题带到央视演播室。 著名教授易中天、心怀梦想渴望良好教育的农民工子女，这样的组合再恰当不过。“普法 大接力”的第三棒于是交到了这支法律服务分队的手中， 易中天领队与央视社会与法频道主持 人路一鸣启程前往大都市上海。对于他们来说，这决不是一次简单的普法宣传、法律服务，而 是一次美丽的心灵之约。 调查：易中天体验农民工子女求学之路 在繁华的大上海，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合唱团——“放牛班的孩子”。他们都是随进城务工 的父母一起来到这个城市生活的孩子。 “放牛班的孩子”， 它的得名并不是因为孩子们会放牛， 而是缘于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老师用音乐改变孩子们一生的故事， 而此次法律服务分队接触的故事也正是关于一群孩子的梦想。 一个名叫屠文建的孩子首先走进了法律服务分队的视线。在上海市洋浦区的一个大院里， 易中天见到了这个 13 岁的男孩。屠文建的老家在安徽，4 岁时随父母从安徽老家来到上海。 由于没有户口，到六年级时，屠文建已经换了四所小学。现在学校停办，父母只得考虑把屠文 建送回老家读书。就在他为何去何从忧心不已的时候，有人伸出了援手。原来，屠文建参加了 一个名叫“放牛班的孩子”的合唱班。合唱班的发起者张轶超得知了屠文建的困境后，立即联 系了宝山区一所公办学校接收了屠文建，而上学的代价是每学期比别的孩子多交 800 元借读 费。屠文建为什么要多交这笔钱呢？易中天教授带领队员来到这所学校了解情况。校长说，上 海市对于农民工子女在初中阶段的教育有规定，像屠文建这样希望进入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 数量很多，他们只能在能力范围之内解决一部分，并且参照民办学校的收费情况要收取一定费 用。 在放牛班，几乎所有孩子都要面临像屠文建这样的难题。在扬东中学，易中天教授还见到 了一个名叫李梅的女孩。李梅在上小学一年级时随父母从四川老家来到上海，由于无力同时承 担她和哥哥两人的学费，父母把李梅送回老家读书。回到四川后，李梅陷入了痛苦的境地，日 夜想念着上海的老师和同学。她将自己的苦恼写信寄给了班主任吴爱华。最后，在众人的帮助 下，李梅又回到了上海读书。 行动：易中天为农民工子弟击鼓放歌 说到法律，人们会想到保护。提到服务，人们会想到温暖。这次法律服务分队的调查采访 正是带着温暖和服务而来，期待这群孩子同在一片蓝天下，享有同一个身份——公民。 在调查即将结束的时候，法律服务分队又一次来到放牛班，易中天教授带着孩子们唱起了 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曲——《希望世界充满爱》 ，“易氏唱腔”传递了法律服务分队对于这 群孩子浓浓的爱意。法律服务分队在上海宝山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调查时，正遇上孩子们在排 练腰鼓，易中天教授一时兴起，接过学生的鼓棰，拉开架势与孩子们一起排练起来。响亮的鼓 声回荡在狭小的场地里，它传递的正是对于新公民教育的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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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教育专家共同研讨新公民教育 阵容：权威教育专家 殷殷护苗之心 在法律服务分队回到北京后， 节目组邀请相关部委领导、权威专家和知名律师做客演播室， 针对法律服务报告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并围绕热点法治话题进行盘点和梳理。 昨天来到“公民教育接力站”参与接力的两位嘉宾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全国人大常委 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柳斌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柳斌是 原国家教委副主任，而徐永光是教育公益事业的积极推动者、希望工程的创意人。在演播室现 场，两位教育专家对易中天分队法律服务报告中提到的问题一一予以回应，并带来了公民教育 的多个好消息。 回应：国家正积极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问题 从易中天教授领衔提交的法律服务报告来看，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最主要矛盾在于费用太 高和难以融入城市教育环境。柳斌寄语孩子们，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首先要做一个自信 的人，教育的本意就是要把每一个孩子都培养成为合格的国家公民。柳斌表示，对于随父母进 城的农村孩子升学困难的问题，有关部门已经多次出台政策，要求关心和帮助农民工子女在人 口流入地解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而且每隔一两年就会下发文件要求改进孩子们的就学条 件。新的义务教育法第 12 条还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 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 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柳斌介绍说，免费义务教育首先是从农村开 始实施的，目前部分城市已经实行免费，但全国范围的普遍推广还要等几年才能完成。随着城 市免费步骤的实施，一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回应：义务教育结束后何去何从 嘉宾带来好消息 易中天分队的法律服务报告还提出了另一个亟待解决的新课题，那就是在义务教育阶段结 束后，农民工子女进一步接受教育的出路在哪里。徐永光理事长介绍说，根据他们所做的调查， 很多农民工子女在城里读完初中以后要么回老家读高中、 考大学，要么读学费昂贵的职业高中， 要么就闲在家里准备打工。那么，这些孩子初中毕业后怎么办？对此，柳斌表示，这个问题政 府部门已经考虑到了，今年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读完初中的学生再升入职业中学、中专等， 国家将实行奖励制度，每个农村孩子在读完初中后进入职业学校，每年将获得 1500 元左右的 补助。 观点：民办学校硬件要提高

门槛要降低

“法律服务你——12.4 普法大接力”还启动了网络演播室，开通了多个互动平台，为公 众提供法律服务，并针对一些典型问题作出回复。在演播室录制现场，一个在上海某民办学校 上小学四年级的农民工子弟李江宁与嘉宾视频连线， 他说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自己的学校能有 一个电脑教室。 徐永光理事长说，小江宁的愿望反映了目前很多民办学校硬件设施薄弱的问题。此外，他 认为民办学校的审批标准太高也是一个大问题。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要 达到当地同类公办学校的标准。比如北京就规定，民办学校要有 200 米的跑道。这对于很多民 办学校来说是做不到的。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徐永光就提交提案，希望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 降低审批标准。可喜的是，目前上海等地已经把一些外来务工者子女学校纳入到政府的管理和 资助体系当中，民办学校的硬件设施正在改善，教育质量也正在提高。 徐永光还表示，他们已经创立了一个专门致力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南都公益基金会，打算 在未来五到十年拿出两亿元捐建一百所新公民学校，让农民工子女成为未来社会的新公民。在 演播室现场， 徐永光还转交了北京一所新公民学校的孩子们送给节目组的一幅画。在这幅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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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新公民学校的一棵小苗正在茁壮成长。

8、 《春暖 2007》关爱城市新公民晚会 央视经济频道 2007-11-27 11 月 27 日周二晚，由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CCTV-2）与南都公益基金会联合举办的《春 暖》“小香玉爱心总动员”关爱城市新公民专题晚会录制完成。晚会展示了城市新公民健康活 泼、坚韧向上的新形象，突出传递了农民工子女是城市新公民的核心理念。 行知新公民学校小香玉新公民艺术团的《开场鼓》 、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小香玉新公民艺 术团的《弟子规》 、以及京华希望学校小香玉新公民艺术团的《中华祖训》相继精彩亮相。晚 会邀请《中华祖训》演出学生姚瑶的家长、普通的建筑工人家庭上台，分享孩子演出成功的喜 悦，并呼吁社会各界来关心帮助这些城市新公民。孩子与家长的真情互动，感动了在场的每一 位观众，为小香玉新公民艺术团的《春暖》汇报演出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由南都公益基金会资助的上海“放牛班的孩子”合唱队为观众带来了活泼轻灵的表演唱 《铃儿响叮当》 。这些孩子是生活在上海的城市新公民。在他们的成功表演背后，是“久牵志 愿者服务社”的志愿者们的默默关心与支持。 著名歌手齐秦现场倾情献艺，并当场用十分钟培训北京市通州自奋希望学校的七名孩子， 和他们共同演唱《外面的世界》 ，呼吁歌迷们献出爱心，更多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音乐人羽 泉为孩子们伴奏，并用《最美》的歌声，鼓励孩子们积极向上，努力学习。 晚会于 11 月 30 日周五晚 19：30 在央视 2 套春暖节目中播出，12 月 2 日周日晚 23：45 重播。

9、全国法制宣传日“牵手 2007——12·4 晚会” 央视社会与法频道 2007 年 12 月 4 日，央视社会与法频道播出 12•4 全国法制宣传日“牵手 2007——12.4 晚会”，盘点 2007 年度国内最具代表性和社会影响力的公益事件。该晚会是 CCTV-12 在 2007 年推出的“法律服务，和最需要的人在一起”系列节目的重中之重，而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新 公民计划”则是晚会着力宣传的重点。 “新公民计划”环节从农民工子女的尴尬身份切入，对徐永光进行了现场访谈，徐永光阐 释新公民理念。 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学生与华夏志愿者服务社的志愿者现场诗朗诵配舞，演绎《快乐剪 影》 ，倡导广大志愿者加入到关注城市新公民的队伍中来。

10、走进学校的社工 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教育报道——社会热点》 主持人：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物——社工。大家可能知道，社工是社会 工作者的简称，但是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有什么作用呢？可能就不是每个人都清楚了。那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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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还带点神秘的工作，已经开始走进我们生活了，因为不久以前，北京著名的打工子弟学 校，行知新公民学校，就专门从香港请到了一位社工专业的硕士生，那这位社工，在学校的工 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受到了老师和学生的好评。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走进校园的社工。 认识一下我们请到的嘉宾。 【嘉宾简介】 姜慧雨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硕士毕业

现任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助理总干事

北京

行知新公民学校驻校社工 黄鹤 北京行知新公民学校校长 史柏年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研究生处处长 教授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秘书长

研究

方向：社会工作 社会保障 主要著述： 《社会工作实习》、 《社区治理》、 《城市边缘人——进城 农民工及其子女问题研究》 主持人：大家来看一段短片，了解一下我们社工，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短片】 社工：你的学校这么对你，你怎么不和你爸爸妈妈说呢？ 女孩：我爸爸妈妈？我还很小，他们都已经死了，没人理我。 社工：怎么你是孤儿呀？ 女孩：是呀，你同情我呀，那你照顾我啊。 这是 1995 年香港播出的电视连续剧《边缘故事》中的一个片段。它以一群社会工作者的 遭遇及经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青少年问题，例如：新移民不能适应香港教育制度，并受同学 歧视，最后误入歧途贩卖迷幻药；问题少女因家庭破碎，终日街上流连，为贪图享乐任卡拉Ｏ Ｋ伴唱女郎。低下阶层青少年受黑社会影响，喜欢以暴易暴，终被学校拒诸门外等等。而以程 立仁为代表的一群社工为挽救这些边缘少年，忘我工作，帮助他们摆脱了不良情绪，竖立了正 确的人生观。 主持人：从短片上，我想大家能够了解到社工面临的这种复杂的情况和他们工作的辛苦程 度，那首先问一下史教授，社工刚才说是社会工作者的简称，那他和我们知道的志愿者、义工， 它有什么区别？ 史教授：社会工作者是这样一个职业工作者，他就是用利他主义的精神指导，用科学的理 论知识、方法、技巧来为那些处于困境中间（的）人，提供帮助，使他们恢复社会功能，重新 融入社会的这样一个职业。 主持人：他应该是有报酬的？如果是职业的话？ 史教授：他是有报酬的。所以前不久北京电视台做过一期节目，也是介绍社工，它题目就 叫《带工资的雷锋》 。这个非常形象，也就说，这种说法也就把他跟这个志愿者和义工相区分 开来。 主持人：我们还想知道，社工到底都有哪些种类？他们都有哪些工作呢？ 姜社工：弱势群体是他的工作对象，比如说在医院当中，在残疾人的复康机构，在学校， 甚至在一些社区矫正的一些监狱，也会有社工，比如说在香港，这些单位都是非常普遍的。 主持人：那我们说到我们本期的主题，就是走进校园的社工，黄校长最有发言权，为什么 要从香港请一位专门的驻校社工到学校里来？ 黄校长：因为我们都知道，农民工子女的学校，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它是一个相对而言是 一个弱势的教育，是一个比较边缘化的教育，也就是说，农民工子女，他们没有真正地融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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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主流社会当中，那么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心理的问题，还有一个社会化的问题，一个社会 适应的问题，那么这个工作谁来做，社会工作者。 主持人：对，像黄校长说的，我们大家可能都感受到了，就是像行知新公民学校，这样的 学校，它们真的很需要社工这样一个角色，这样一种职业，那我们下面来看看，我们这位姜社 工是如何在学校里开展工作的？来看看片子。 【短片】 这个小小的集体游戏要求大家依次从 1 数到 30，中间谁遇到 7 或者 7 的倍数则不能念出 来，必须击掌示意。姜慧雨的一次辅导活动就是在这样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开始了。这此辅 导活动的主题叫“我是谁”，是专门为初三毕业班的同学设计的，目的是让同学们了解自己， 然后做好人生的规划。 北京行知新公民学校社工姜慧雨：我们整个活动下来全部都是互动性、参与性的一种体验 式学习。 在活动中，姜慧雨让同学们了解自己优缺点的方式并不是简单地说出来或者写出来，而是 让他们选择能够代表自己性格的自然界中的事物。 北京行知新公民学校初三学生：我选择了好几种，有风有雨还有水。雨就代表了脾气很暴 躁，然后水就代表了我很容易包容别人，然后风就是代表我很随遇而安，就是没有什么太挑剔 的。 生动活泼的辅导活动拉近了姜慧雨与同学们的心理距离。记者发现，同学们管姜慧雨不叫 姜社工，也不叫姜老师，而是叫慧雨姐。 北京行知新公民学校初三学生：1、我觉得慧雨姐姐第一个（跟）我们有非常大的亲和力。 她不像别的人就是说我上来我是你们的老师，你们就得听我的。2、我们原来很多心里事、心 里话感觉出来说不出口，还有跟老师也不好聊，在你这儿来聊，觉得聊得也是心里更舒坦一些 吧。 姜慧雨对学生充满感情，并且凭借专业的社工知识赢得了老师们的尊重。其他老师也从她 的工作中得到了启发。 北京行知新公民学校初三年级班主任黄宝凤：怎么样就是对孩子出现问题了，我们应该怎 么做，怎么通过一些活动然后让孩子有所感悟，我从她这方面我也学到了很多。 主持人：看了这个片子，我想大家对于姜社工在学校的工作，就有一个特别感性的了解了， 那你能告诉我们，你到学校之后，是怎么开始工作的？到底都要干哪些具体的事？ 姜社工：在北京的学校当中，目前还很少有一个驻校的社工，所以我进学校的第一个事情 呢，还不是说要做具体的很多服务，而是（让）大家怎么样认识我。我们的办公室是和老师的 办公室是不一样的。 主持人：怎么不一样呢？ 姜社工：里面我们没有一大摞一大摞的作业，也没有很多书，然后有一个，是粉红色的窗 帘，然后是淡黄色的沙发，然后孩子们进来还有大嘴猴，还有很多。 主持人：我想大家可能很愿意去你的办公室。 姜社工：对。孩子们会很好奇。空闲的时候，我会把社工室开放，低年级的孩子，他们就 可以进来玩，孩子们他就很熟悉我，跟我非常近。比如说他们玩一会儿，他就会跟我说，我们 可不可以聊一聊，因为在我的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个 4 平方米左右，不是很大的一个辅导室， 是隔音的，他们可以进去，很安全的，在里面我们可以聊聊。 主持人：很私密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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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社工：对，聊一些他不大想和老师讲，也不大想和父母讲的话题，通常会跟我讲一讲。 主持人：那你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史教授，那是不是就像心理咨询师，或者是这样一种角 色跟社工也比较相近呢？ 史教授：对，现在有不少学校都配备了心理老师、心理咨询室。那么这样一种制度设计， 它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也就是说，这个年龄的孩子，问题都反映在心理层面上，所以需要我 们来心理咨询，心理辅导，实际上，这样的假设，它应该画一个问号，这个年龄的孩子们，有 许多问题，确实反映了心理问题，但不尽然。实际上这个年龄的（孩子）正处于发展时期，生 理、心理发展，它非常快速，孩子们有时候就说会产生一些困惑、疑问、问题，另外他学习的 压力，将来工作的压力，还有和同伴的关系，老师的关系等等，都需要我们一一地去帮助他们 解决。 姜社工：比如说初中的同学，他们可能面临着未来出路的问题，所以刚才片子里面看到的 这个活动，就是我和北京的花旦工作室，我们合作的，在给初三的同学搞的“我是谁——生涯 规划工作法”。我们虚拟出一个戏剧人物叫大伟，他呢，其实就是按照一个农民工的孩子，他 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会让孩子们一起来帮大伟想办法，你觉得大伟现在他有什么样 的困扰，其实讲的是他自己嘛。 主持人：自己，对。 姜社工：我们这个工作坊，可能也做不到每一个孩子都看到一个明显的出路，但是通过大 伟这么一个戏剧的方法，让他练习规划，定目标，那我们这个工作坊就有这样的效果。 黄校长：它不简单地是一个心理的问题，因为农民工子女这个群体的本身，他们是很常态 的。中国有两千万这样的群体，怎么可能是两千万群体都有心理问题呢，肯定不是，但是他们 需要帮助，我们要让他对未来的前途有信心，所以我们要对他现在就进行职业的规划，人生的 设计，那这是一个发展性的问题，这个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心理的问题，所以这个工作谁来做？ 老师做也可以，但不专业，那么社会工作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主持人：对，我听说姜社工刚进学校的时候，就组织了一个夏令营，而且夏令营当中还有 专门是说给大家安排了，为孩子们洗脚的这么一个活动，那不知道是活动当中你突发奇想，还 是说，也是专门设计好的？ 姜社工：这个洗脚是最后的一个上午的活动，那么原来打算也不是做这个，但是经过前面 的三天，我们看到孩子，跟着他，此时此刻的那种需要和那种反应，我们在当天的早上，我们 大家碰头会的时候，就决定，砍掉上午的活动，换成洗脚，这个也是社会工作的一个，工作的 一个方法。 黄校长：这个触动了农民工子女，他心灵的深处，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他来到城市， 他很自卑，他认为自己不重要，那我们通过洗脚这样一个参与式的，体验式的活动，我们要让 孩子们感觉到，我们从香港来的社工，我们的老师亲自给你洗脚，也就是说你很重要，对，你 很重要。让他被接纳，被认同，很有价值感，所以当时他们孩子们痛哭流涕，痛哭流涕，因为 他感到，从来没有这样人认为他很重要，其实他们真的很重要，他们的父母对我们的城市也很 重要，但是我们意识不到，他自己也意识不到，那么这个对他们的心态的校正，或者说让他们 重新认识自我，这点是最明显的。另外还有对家长，我们把家长请来，让家长也认识到跟孩子 之间的亲子关系的重要。他们原来的沟通，在农民工的子女当中是很少的。因为他们只管打工， 那么这个社工，把他们连接起来，那么这个家庭就和谐了，所以我们说和谐的校园，和谐的家 庭是怎么做的？就是我们的社工在这里面穿针引线。 主持人：那史老师觉得，就是我们普通的学校，能推广吗？有可能也引进社工这样一种职 业，这样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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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教授：非常需要。 主持人：有必要。 史教授：实际上在国外和我国的港台地区，像学校社会工作，它已经成制度化的东西了。 比如说香港，香港它是现在，过去是每 2000 个学生要配备一个驻校社工，那么现在提出来， 一校一社工。 主持人：那您说到必要性，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因为我听说，全国的 200 多所大学，现在 都开设了社工专业，但是我们这儿有一个数字，就是每年上万名相关专业毕业生，但是真正能 够做社工工作的不到 5%，原因在哪儿呢？ 史教授：你点出了一个非常矛盾的这样一个现象。因为过去那个学校的建制中间呢，没有 把它这个岗位制度化。政府已经意识到这样问题了，所以像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一个 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那么现在各地还有各个系统都在进行制度设计，进行调研，马上要 出台相关的这样一些制度化的配套的措施。 主持人：那的确像刚才各位讲的一样，这个岗位是不可缺少的，不可替代的，因为我就拿 到一个数字说，上个月我们共青团广州市委就公布了一个调研报告，说有 70%的学生、青少年 都期望在学习、生活或者就业过程中，得到这个社工的帮助，那我们也希望像刚才这个史老师 讲的那样，我们的社工能够进到校园里面，而且能够成为一个制度化，我们的身边能够看到更 多的社工，再一次感谢三位的到来。

11、为了第二个“一百万”——徐永光和新公民计划 温州电视台 2007-12-28 记者 许宁 大海 徐永光创办了中国“希望工程”，这个谁都知道。 徐永光又创办了中国“新公民计划”，知道的可能就不多了。 2007 年 12 月 20 日上午 9 时半，“新公民计划”首批 12 个中标资助项目签字发布会，在 北京万通中心举行。 为此，我们先后两次采访了徐永光—— 两位老友殊途同归 “新公民计划”是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创办的，而基金会的创办人是两位温州人——希望 工程创始人徐永光和上海南都集团董事长周庆治。 南都公益基金会由上海南都集团出资，于 2007 年 5 月 11 日经国家民政部批准设立，注册 资金为人民币 1 亿元，业务主管单位为民政部，由徐永光担任主要负责人。 周庆治和徐永光是同乡加朋友。18 年前，他俩几乎同时下海，周庆治从事商业营利行业， 徐永光从事非营利公益事业。当年面对朋友的惋惜和不解，徐永光说：“当官的把官做大做好， 做生意的把生意做大做好，我办公益把公益做大做好，此生足矣。”如今，周庆治把生意做大 了，要把“实现自我，回报社会”的理想付诸现实。徐永光成功运作了一个公募基金会，把希 望工程做成了中国第一公益品牌，仍不满足，还希望做一个优秀的非公募基金会。2006 年初， 当徐永光找周庆治商量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时，两人一拍即合。经研究，南都集团拿出三 个亿的资金，一个亿用于注册，两个亿作为公益基金。 南都基金会是一个非公募的基金会，同时也是一个资助型的基金会。“新公民计划”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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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民公益项目和新公民学校建设项目。基金会计划投入 1.5 亿至 2 亿元，用 5 到 10 年时间， 在全国捐建 100 所民办公益新公民学校，每所学校的捐资额在 150 万至 200 万元之间，预计将 有 5 万名民工子女受益。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是指为改善民工子女成长环境，有利于民工孩 子融入城市，所开展的各种各样的公益项目，每个资助额为 5 至 30 万元人民币。所有的项目 都通过公开招标，接受申请，经过严格的评审后再给予资助，使资金的使用效率最大化。 徐永光说，之所以叫做“新公民计划”，是说这些进城务工者的孩子，将来都要成为城市 的新公民，因而所有的项目都叫新公民项目，所资助的学校也一律改叫“新公民学校”，不再 叫民工子弟学校，是让孩子们感受到一种自信和平等，不再有一种受歧视的心理，能够健康成 长。 开辟另一片公益“江山” 创办新公民计划，是徐永光境界的又一次升华。 1988 年底，徐永光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长职务，以 10 万元注册资金，和几个志同道合者一 起，成立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创立了希望工程，一直干到 2004 年。希望工程先后募集 海内外捐款逾 30 亿人民币，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 289 万人，建设希望小学 12500 多所，成 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公益品牌。“一张名片用了 15 年，除了电话升位，一切都未变，在 中国这叫没出息。”徐永光常向朋友如此自嘲，并引以为荣。 2005 年，国家全面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徐永光最初要让农村穷孩子读得起书的愿望 完全实现，他和希望工程所担负的使命结束了。于是，他封存了伴随“希望工程”而来的荣耀 和是非，在同龄人开始规划“颐养天年”时候，遵循《道德经》中“功成而弗居”的道理，远 离官场，砥砺升华，要在公益的天空下开辟另一片“江山”。 早在 2002 年，全国妇联和儿童基金会的联合调查显示，当时全国进城民工子女有 1000 万人，失学率为 9.3%，失学儿童近 100 万。而 10 多年前的希望工程统计，农村贫困地区失学 儿童也是 100 万余人。 两个一百万，数字虽相同，但性质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十多年前，是因为经济的贫困，农 村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 十多年后，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和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政策鸿沟， 导致城市中的民工子女无学可上。而在未来 20 年内，“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动态累 计数预计将超过 1 亿人。 这个世纪性难题，引起了徐永光的极大忧虑：前者毕竟是地域和环境造成的，后者是体制 造成的，当若干年后，这些新移民的第二代长大了，被边缘化而不能融入城市，很可能成为社 会的不安定因素。 2003 年 3 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徐永光就递交了一份《依法保障进城农民工 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的提案，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引起了教育部的重视。 当年 11 月， 国家六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进城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有关文件，规定“以 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小学为主”，解决流动儿童的就学问题。然而，公办学校资源不足，难做 到对农民工子女敞开大门。 作为一个尝试，2004 年 1 月，在徐永光的策划下，由嘉里集团捐助 5000 万元，启动了“金 龙鱼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分 5 年资助家庭困难的民工子女上学。 新公民计划与希望工程有什么不同？徐永光说有三：一是基金的性质不同，二是面向的对 象不同，三是解决的问题不同。 教育界专家称：这是在政府与市场之外，解决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康晓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新公民计划”是中国的“第二希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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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12、徐永光和他的“第二个希望工程” 温州人民广播电台 2008-12 温州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 ： 在中国，说起希望工程，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可提起中国第一个由大型非公募基金会支持 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项目——“新公民计划”，知道的人可能还不多。其实，这个被称为“第二 希望工程”的公益项目，是由两个温州人发起的，而其中一人正是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徐永光。 随着今年 12 月 20 号“新公民计划”首批中标资助项目的签约，这“第二个希望工程”开始在 中国大地上全面铺开。 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章艳在北京采制的录音专稿： 《徐永光和他的“第 二个希望工程”》 （上篇） （“启动仪式”现场音压低混播） 20 号上午 9 点半，“新公民计划”首批 12 个中标资助型公益项目签字发布会在北京万通 中心举行。会上，20 多家非营利组织负责人和农民工子弟学校代表与资助方——南都基金会 达成了合作共识。 “新公民计划”是南都公益基金会实施的、旨在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公益资助计 划，该计划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来资助民工子弟学校建设项目和开展涉及农民工子女道德、就 业服务、社交指导以及政策推动等方面的公益项目。未来 10 年，南都公益基金会用于“新公 民计划”招标项目的资助资金总额将超过 3 亿元人民币。可以说，“新公民计划”是一个“花 钱工程”，而且所要花的钱的数额还是个天文数字。人们也许会问：南都公益基金会究竟为什 么会去实施这样一个看似赔本的计划？它对于改善民工子弟的成长环境将起到什么样的实质 性作用呢？要回答这些问题，不得不提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希望 工程”的创始人——温州人徐永光先生。 “新公民计划”12 个中标公益项目的合作人之一——长春万佳流动科学技术馆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旭辉，就是冲着“徐永光”这三个字而来的： （出录音）“教育是平等的，为什么农民工子女就不能有教育呢？我们应该去努力。我 听说徐永光干农民工子女教育的事情，我说这好啊，我就毛遂自荐直接来了。” 在过去的 20 年间，“希望工程”先后募集海内外捐款约 36 亿人民币，救助贫困地区失学 儿童 300 多万人，建设希望小学 13000 多所，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公益品牌。“希 望工程”取得的空前成功，使徐永光这个名字为人们所熟识。 1988，年徐永光毅然辞去了团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组织成立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并创办了“希望工程”。他说，可能是他的“温州人”秉性在“作祟”： （出录音）“就是特别想做事，体制里可能不太适应吧。整体上和我这种人生的价值的 取舍可能是一脉相承的，很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做一些对社会有用的事情。就象每一分 钟、每一天，你付出的努力都是有用的。” 随着 2005 年国家全面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徐永光最初要让农村穷孩子读得起书的愿 望完全实现了，他对希望工程所担负的使命也宣告结束。这时，徐永光 56 岁，身兼中华慈善 总会副会长的职务。在常人眼里，徐永光满可以伴随着“希望工程”而来的荣耀，就这样颐养 天年了。可温州人“想做事”的性格再次起了作用，这时的徐永光又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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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辞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的职务，摘下头顶上“希望工程”的光环，潜心致力于探索 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于是，一切又从零开始了。 （主持人） ： 徐永光决心一切从零开始，可如何开始？前方的路该如何走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 听《徐永光和他的“第二个希望工程”》（中篇） （主持人） ： 昨天本台播出了希望工程的发起者、温州人徐永光放下希望工程的所有光环，并辞去了 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的职务，开始为探索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而奔波忙碌。一切从零开 始，徐永光该如何走这条新路子呢？今天请继续收听记者章艳采制的录音专稿： 《徐永光和他 的“第二个希望工程”》 （中篇） （快检：DEXWGC2（第二希望工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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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永光的电脑里保存着这样一份资料：2002 年，全国妇联和儿童基金会的联合调查显 示，当时全国随父母进城的民工子女有 1000 万人，失学率为 9.3%，失学儿童近 100 万。预计 到 2030 年，“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动态累计数将超过 1 亿人。所有这些数据都强烈 震撼着徐永光的心： （出录音）“对于这个群体的研究我一直没有中断，譬如说 03 年我就给全国政协递交了 一份关于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的建议案。和希望工程初期不一样，一些孩子失学主要 是贫困，今天农民工子女进城后，读书碰到困难或者失学，这个是表现为教育不公平，问题 就比较严重了。那么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解在哪里，我感觉就是进城读书、融入城市。” 徐永光意识到，如果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解决不好，若干年后，这些被边缘化了的新移民 的第二代，很可能会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不良后果。虽然早在 2003 年，国家六部委就针对进城 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下发了“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小学为主”的规定，可至今都没有起到 实质性的作用。据徐永光了解，目前公立学校的资源严重不足，很难做到对农民工子女敞开大 门。而单纯的民办学校中，很多是低投资、低收费、低薪酬、低质量的“四低”学校，而且大 多是非法办学，这些学校虽然给了农民工子女一个能上课的地方，可如果不提升，难免会误人 子弟。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寻找第三条路来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徐永光认为，这第 三条路就是公益捐赠非营利性办学： （出录音）“有些事情政府没有做到，市场也没有做到，那么就需要民间的、公益的这 些组织来弥补。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考虑以后呢，我们觉得通过民间公益的捐赠，建立民办 非赢利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应该说是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特别是解决入学难的第三条道 路。” 有了这个想法后， 一直坚守着“真实地有责任感地生活”信念的徐永光开始“蠢蠢欲动” 了。恰巧在这时，他遇到了周庆治。 上海南都集团董事长周庆治也是温州人，跟徐永光是多年好友。1991 年，周庆治从浙江 省委办公厅辞职下海，经过多年拼搏创立了南都集团。如今，生意做大了，周庆治也 希望把“实现自我，回报社会”的理想付诸现实。南都集团也曾参与过各种慈善活动，但周庆 治从来不认为填写捐款支票就是慈善的全部。他想得更多的是探索“回报社会”的最佳方式， 并把它看作第二次创业。2006 年初，当徐永光找周庆治商量进城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时，两人 一拍即合。经研究，南都集团决定拿出 3 个亿资金投入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中。 随后，徐永光他们又确定了基金会的资助方向——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并起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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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计划”。 说起当初为什么这么命名，徐永光解释说： （出录音）“对农民工子女吧，有很多名称，有些名称实际上也都带有一种身份歧视，农 民工子女、打工子弟、流动儿童，听起来都不是那么好。我们认为，这些农民工的子弟，他 们早晚都会成为城市的新公民，所以用新公民这样的一个名称来命名我们这个计划，他自己 会增强一种自信，同时有一种公民权利意识。” 敢于吃“螃蟹”的徐永光说，他们现在所做的正是在为中国民间慈善事业探索一条新路 子。南都公益基金会作为一个资助型的非公募基金会，其实就是整个公益产业链中资金和资源 的提供者，扮演着“种子基金”的角色。它通过资金支持来推动优秀公益项目和公益组织的发 展创新。南都基金会计划投入 2 亿元左右的资金，用 5 到 10 年时间，在全国捐建 100 所民办 非营利性质的“新公民学校”。基金会只提供给每所学校 200 万左右的“种子”资金，而学校 的日常运行和发展主要依靠社会各界的捐赠。这样办起来的每一所“新公民学校”，都是一个 独立的教育非营利组织。据记者了解，这种运作模式在中国还是首次采用。 （主持人） ： 如今，在北京，已经有两所以这种方式办起来的“新公民学校”，那么这些学校如今运 行的如何？“新公民计划”究竟能走多远？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徐永光和他的“第二 个希望工程”》 （下篇） （主持人） ： 本台昨天播出了徐永光在“希望工程”成功后，又开始探索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解决之路， 并和周庆治创办了南都基金会，用于投资“新公民计划”。如今，该计划已经资助了两所“新 公民学校”，这些学校目前情况如何呢？今天请继续收听记者章艳采制的录音专稿： 《徐永光 和他的“第二个希望工程”》 （下篇） （快检：DEXWGC3（第二希望工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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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民计划”目前已资助了两所新公民学校。北京市大兴区行知学校原本在今年 2 月份 因交不起房租而被迫申请停办。在南都基金会的帮助下，如今这所“新公民学校”正发生着巨 变：以前破旧透风的窗户变得崭新明亮了，水泥操场变成了全新的塑胶体育场，实验室设备更 新了，学生们穿上了新校服，师资力量增强了，管理模式也由以前的个人主导向校董事会集体 治理转变„„行知新公民学校初三学生郝敏说： （出录音）“新公民学校建起来了以后，我感觉城里孩子有的我们也有了。” 新公民学校不只是注重对学校的“硬件”改造，更注重孩子们的“软件”教育。学校专 门设立了驻校社工制度，目的是找出那些在学业、社交、情绪发展等方面有困难的学生，帮助 他们更好地成长，更顺利地融入社会。事实证明，“新公民计划”颇具吸引力。香港中文大学 硕士研究生姜慧雨原本可以留在香港当个都市白领，可她却放弃了大好机 会，来到北京行知新公民学校从事驻校社工工作： （出录音）“其实我现在特别满足，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使我实现了以前的一个梦想。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去农民工学校做志愿者，没想到我香港毕业的时候，这新公民有这么个平 台，让我回来能继续再做我当年那个愿望，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开心做这个事。” 虽然目前“新公民计划”起步起得不错，可他未来的路是否能走得远、走得稳呢？中国人 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教授康晓光认为，作为私募基金会，这类组织之间不存在竞争 关系，它们的目标正是促成更多的人来做农民工子女教育这件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公民 计划”比“希望工程”更开放。因此，康晓光对“新公民计划”的未来前景非常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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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录音）“它会走得很稳！这个作为一个公益的项目来说，背后有稳定的资金的支持、 永光这么一个有经验还有激情的人，带领着一个比较好的团队，它响应的又是中国现在社会 最紧迫的需求，那当然它有好的前景了。这个项目从长期发展、建立一个和谐的城乡关系这 些方方面面意义都是很大的。这个项目做得好、做得扎扎实实，然后行得远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离开温州已有近 30 年了，可徐永光的骨子里的温州人特质还是没有改变。他说，大 家知道的是温州出商人，其实温州也是出慈善家的地方，象王振涛、胡成中等知名企业家都非 常热衷慈善事业，自己身边也有一群温州朋友在默默支持着慈善事业，“新公民计划”的未来 也离不开温州人的支持。徐永光认为，“新公民计划”可能将伴随中国城市化的全过程，他希 望温州能有更多的民间组织和民间力量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 （出录音）“温州是有最好的条件来实施新公民计划和举办新公民学校。温州这个地方 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比较善待。而且温州外来工又比较也多，有这么好 的基础，还有南都基金会无论是出资人也好，还是我是一个执行人也好，都是温州人，所以 我希望在温州能做一点。” （歌曲《让爱住我家》响起）“我爱我的家，弟弟、爸爸、妈妈，爱是不吵架，常常陪 我玩耍。 。 。 。 。 。”（压低混播）一打开南都公益基金会的网站，你就能听到这首充满爱的歌曲， 同时也能看到“新公民计划”的宣传画：一名穿着校服、戴着红领巾的小男孩端端正正地坐着 听老师讲课，他的眼睛里充满着对读书的渴望。 徐永光说，他们把象征着坚忍不拔、生命力旺盛的国树银杏树作为南都基金会的会标，而 把银杏树的小树苗作为“新公民计划”的标识。“希望工程”用了 18 年的时间从小树苗长成 了参天大树，“新公民计划”这棵小树苗什么时候才会枝繁叶茂，是 10 年、20 年，还是 50 年？可以说，新公民计划起的是一种示范作用，建 100 所新公民学校也只能解决几万名农民工 孩子的读书问题。 重要的还是要有更多人投入到这项事业中，来关注和支持农民工子女的教育， 那么，这棵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的那一天才不会遥远： （出录音）“它肯定要慢慢的长大！对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社会的关注度和公益资 源的投入，未来一定会超过希望工程。”

13、 《封面 2007》晚会 央视经济频道 2007-12 摄，2008-02-02 播 2008 年 2 月 2 日， 《封面 2007》晚会在综述篇中对南都公益基金会“新公民计划”做了介 绍。该片编导有感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不公平，非常认同“新公民计划”为改善农民工子女成 长环境所作的努力， 在拍摄此片的基础上跟进拍摄了一部反映农民工子女学校教师生存状况的 纪录片。

14、行知新公民学校驻校社工专题 上海东方卫视 《人在东方》栏目 该片已摄制完成，拟于 2008 年 2 月底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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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徐永光与南都基金会报道篇 （一）记者采访 1、徐永光：中国公益史的偶然与必然 公益时报 2007-08 记者 程芬 编者按：回望徐永光已经走过的近 60 年的岁月，他的人生指向汇集了多种职业路径：日语翻 译、高级官员、企业老总、自由撰稿人„„然而，这些路径终究没有被单一实现。在或是巧合 或是必然之中，徐永光走上了公益之路，这条路点燃了希望的火种，在他和他所在的时代，书 写了异乎寻常的历史。 正文： 一切都是新的：繁荣富裕的 CBD，人少车稀的新马路，落成不久的万通中心，刚刚装修完 毕的办公室——还有一份令人满怀希望的新事业。 这是徐永光在 2007 年的心境。封存了伴随“希望工程”而来的荣耀和是非，在同龄人开 始规划“颐养天年”的 5 8 岁，徐永光又精神焕发地开始了新的征程。 这一次，他的身份是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快 20 年了，“希望工程”已经实现了当初的使命，中国青基会也在百花齐放、百舸争流 的竞争中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但是，徐永光，这个创造了中国公益第一品牌的温州人，却 遵循着《道德经》中“功成而弗居”的道理，要在公益的天空下开辟另一片江山。 虽然还是“基金会”， 还是“秘书长”，但是此基金会非彼基金会。自称“骨子里很草根” 的徐永光，从共青团中央的组织部部长到中国青基会法定代表人，再到一个公司出资的非公募 基金会的“操盘者”，他一步步远离官场，彻底走向了民间。 对于“后希望工程时代”的徐永光，这是另辟蹊径，也是砥砺升华。 那些青春往事 “没有张铁生，就没有希望工程” 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平民子弟，有着大众化的苦难童年和那一代精英共有的青春奋斗故 事。 1998 年，徐永光到大连出差，看到“大连海运学院”的校牌，他忽然对同行的朋友说： “没有张铁生就没有希望工程。” 这个命题似乎荒谬。徐永光解释，1973 年，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后恢复大学考试入学制 度，他报考大连海运学院日语专业，自信可以中榜。不料出来个“白卷英雄”张铁生，考试作 废，重新推荐。 “我是属于有前科的那种人，与推荐无缘，大学梦破灭。” 徐永光笑谈往事，朋友点头称是。 实际上，回望前半生，徐永光的人生有很多种可能性：日语翻译、高级官员、企业老总、 自由撰稿人„„然而，这些终究只是假设。在一些巧合、一些必然之中，徐永光走上了公益之 路，让他和他所在的时代，书写了不一样的历史。 徐永光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出生于浙江温州一个城市贫民家庭。还没学会说话，父亲就离 开了人世，母亲靠给人缝补浆洗养育 5 个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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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 8 岁才上学。那年母亲已上班，哥哥姐姐都上学，谁也顾不上管他。看到邻家孩子 都在上学，徐永光也翻到户口簿，自己到学校报了名。那时贫民孩子交学费有两种优惠，一个 是分期，一个是减免，这两种待遇，徐永光都享受过。 “童年的家庭生活和环境影响，往往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道路。”这一论断可以用来概括 徐永光的人生。“出人头地 ”后推出希望工程帮助失学少年，也是命运让他做出的选择。 少年徐永光十分珍惜读书的机会，小学五年级就当上少先队大队长，初一时就成为全校的 第一个团员。 “文革”开始， 身为校干部加“红五类”的徐永光成为红卫兵头头， 然而不幸“站 错了队”，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被关、被打。后来越墙逃跑，躲到姐夫家乡的一个小岛养伤 避难。 1968 年 3 月，徐永光应征入伍，当兵三年，他的最高职务是班长。退伍后进入温州邮电 局当了汽车修理工。他不满足于车钳刨铣焊，想搞点小革新，想读书。1973 年的大学梦终因 张铁生而破灭。 “四人帮”被粉碎后，徐永光以一名解放者的热情投入工作，被评为浙江省“邮电学大庆 先进个人”。1978 年抽调参加共青团十大筹备工作后，时任团中央组织部长的陈白皋要正式 调他到团中央组织部工作。徐永光认为自己更适合基层。谈话进行了整整一天，他才表态：既 然组织上这么信任我，那就留下好好干吧。 徐永光的创新意识比较强，加上做事一向认真踏实，他在团中央的发展可用“直升飞机” 来形容。不到 7 年，就从一名普通干事升至组织部长。 徐永光是温州人， 而温州人在南宋永嘉学派之集大成者叶适的“道不可须臾离物”和“善 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择福而不择祸”的影响下，形成了务实、创新、重商的文化基因。因 此，温州人不怎么热衷政治，即使从政，也很少做成高官。 “仕途光明”的局级干部徐永光也没有改变温州人的官场宿命，他认为自己“做官不得要 领”。80 年代末期，人们都想干点事、社会改革的气氛很浓，同时，第一波“下海”潮兴起， 《基金会管理办法》鼓励成立“民间基金会”。1988 年，共青团十二大通过了体制改革的决 议。徐永光希望搞一块实体，把事业开发做起来。不久成立团中央事业开发委员会，同步推进 两件事：一是创办中国华青公司，后因清理整顿，公司没有办下来；另一个就是筹办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结果基金会办成了。 “如果公司注册下来了，我会去做公司而不是做基金会。这样的结果无非是中国多了一个 小商人，也许就少了一个希望工程。”90 年代末，徐永光曾经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康晓光说， “希望工程的出现有许许多多的因素，其中就有这样一些偶然因素。这也许就是命运！” 希望工程是与非：“在天堂地狱间走钢丝” “谤随名高”，制度不健全，高速发展的青基会如何“摸着石头过河”？希望工程的灵魂 人物徐永光，如何在质疑和监督下走过是与非？ “希望工程”的诞生是一个必然。上世纪 80 年代末，我国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人还有上亿， 每年有 100 多万小学生因家庭贫困交不起四五十元的书杂费而失学。 1986 年，徐永光曾在广西柳州地区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他发现，“金秀瑶族自治县共 和村，全村人口 2000 多人，解放后没有出过一名初中生，250 名学生中，小学一年级学生 71 名，五年级 7 名，辍学率达 90％以上。” 1989 年初春，已经请辞团中央组织部长的徐永光和几位志同道合者在办公室里畅想基金 会的发展方向。大瑶山孩子渴望读书的眼睛在他脑海中闪现，希望工程的灵感跃然而出。 公益事业有三个最佳选择：贫困、儿童、教育。希望工程将这三个点捆到一起，一诞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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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关注。汇款单如雪花从海内外飞来，到 1994 年，中国青基会和省级青基会 接受的捐款总额达到了 3.85 亿元，救助总规模达到了 101.5 万名，建希望小学的总数量达到 了 749 所。这些数字，是基金会原计划的 10 倍、20 倍。 超常规的发展，必然带来某些方面的失衡，比如，全国地县基金的数量难以控制，放任自 流的现象已经出现。有些地县筹到钱后不报、不交，要留下自己用于希望工程；有些未经授权， 就以希望工程名义接受捐款。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树大招风，谤随名高。希望工程的捐款中，既有海外富豪百万千万元 的投入，也有普通孩子几元几角的压岁钱。由于这样的规模和影响，整个社会都不允许希望工 程有任何污点。因此，1994 年 1 月 21 日，当香港一家名为《壹周刊》的杂志以“千里追寻七 千万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踪”为封面标题，说希望工程“数千万拨款不知去向”、 “穷 人读破校”、“掠水现象到处都有”、“港人捐钱无资料”时，善良的捐款人震惊了。 《壹周刊》的文章造成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名誉的极大损失。据统计，在文章发表之前 的 25 个月内，来自香港的捐款每月平均达 300 多万港元，之后的数月内，每月仅有十几万港 元捐款。 “为了希望工程和青基会的荣誉，我们只有豁出去了，就是刀山也要上，就是油锅也要 下。”徐永光咨询了律师的意见后，对同事说：“我们打官司！把官司打到他们家门口去！” 徐永光没有想到，这个官司，一打竟然打了 6 年。 在法律制度上，香港实施的是“英美法系”，内地实行的是“大陆法系”。由于是异地诉 讼，徐永光和青基会毫无经验，加上《壹周刊》试图私下和解，其律师运用合理的法律程序设 置障碍。对方提出一个证据需求，原告方就要经过 6 道环节当面呈交。开庭时间就这样一拖再 拖。直到 2000 年 3 月 13 日，此案才得以开庭。 徐永光作为原诉方的第一证人接受了对方律师整整一天半的盘问。在 2000 年 4 月出版的 《中国青基会通讯》上，徐永光在《庭审归来谈感受》一文中说，有一处“很险”： 大律师让我看一份 1993 年的希望工程公告，其中一项“1993 年 11 月 30 日，希望工程接 受捐款 1 亿零 40 0 万”，问我“是正确的吗”？我回答“正确”。他反复问了几次，我心里 开始发毛，心想后面一定有个炸弹，不知何时引爆。在继续盘问中，我突然想起来：审计报告 1993 年 12 月 31 日的捐款数为 1 亿零 100 万，就是说时间多了一个月，钱还少了 300 万，这 是怎么回事？我很紧张，幸好下午的盘问时间到，没有引爆。我舒了一口气，赶紧回去查个究 竟。原来在发布公告时，财务没有经验，把非希望工程的捐款也统计进去了；而审计时则审查 每一笔捐款的内容，减去了非希望工程捐款。第二天，大律师追问我这“300 万”问题时，我 不仅把来龙去脉解释清楚，还变被动为主动，阐明自己的观点。 官司最终因铁的事实和律师、证人等的出色表现而获得胜利。2000 年 6 月 20 日，法官判 《壹周刊》诽谤罪名成立，并赔偿青基会 350 万港元。这是当时香港诽谤诉讼史上赔偿额最高 的案件。 凯旋而归的徐永光没有因此而轻松，他曾给希望工程概括了“八大隐患”：没有纳入统一 管理的募捐“体外循环”；借希望工程之名搞非法牟利的“假名营私”；不按管理规范办事、 另搞一套的“体制磨擦”；法律、政策不完善带来的“制度风险”；实施机构自己的“管理疏 误”；个别不负责任媒体的“中伤毁誉”；外界以偏概全的“失准评判”；道德风险导致的 “自砸招牌”。 “这八大隐患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希望工程的身边，每一个隐患的恶性发作都可能带来灭顶 之灾。而另一方面，公众要求我们万无一失，这使得我们犹如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钢丝，每日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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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南方周末》准备在 3 月 21 日的报纸上刊登记者采写的调查徐永光的报道。这 篇调查列举了徐永光挪用超过一个亿的捐款草率投资、放在私人名下炒股、指示下属做假账、 为青基会少数领导“谋取”第二套住房、在香港设有“ 秘密账户”等“十大罪状”。 然而，3 月 20 日晚上，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周末报社通知全国十余印点停止印刷， 撤换新版。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调查中，没有徐永光本人的声音。 这次“舞弊报道”风波，又将徐永光推入“黑幕”。 时隔 5 年，徐永光对此事表现得十分坦然。“我想得很明白。南怀瑾先生早在十几年前就 告诫我:‘永光，你要记住一句话，谤随名高。’做这么大的事情，承受这些算不了什么，心 底无私天地宽嘛。” 实际上，此时对徐永光困扰最大的，不是此类“中伤毁誉”，而是民间组织的法律制度不 完善所带来的“制度风险” 。从 1988 年国务院《基金会管理办法》颁布实施直到 2004 年执 行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 ，我国基金会一直处于“零成本”运作状态。 《办法》规定“基金会 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在基金利息等收入中开支”，这意味着基金会不能从捐款中列支 工作成本。 “我们只能打捐款收支的时间差，去搞投资增值。” 从整体上看，青基会的投资是盈利而不是亏损的。审计结果表明，到 2002 年底，中国青 基会的增值扣除亏损部分，净收益是 7400 多万。“正是这些纯收益，支撑了希望工程 10 多年 的运行。世界上哪个非营利组织能够‘零成本’运行如此？”说到此，徐永光有些愤愤不平。 “投资项目里确实有失误的，对此，我需要承担决策责任。但是，我个人的自律是针插不 进、水泼不进的。假设我有过一分钱的不检点，今天也不可能在这儿和你聊天了。” 功成身退探新路：“银杏树”的“野心” “希望工程”类的神话和徐永光式的英雄传奇不会再有了。因为，法制在健全，公益文化 正在规范，所有的公益领袖都将回到制度之内，要么决策，要么执行，他们只能是“机构治理” 中的一部分。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到 2005 年国家的“两免一补”政策全面实施的时候，徐永光 最初要让农村穷孩子读得起书的愿望完全实现，他的希望工程的使命已经结束了。 而此时的青基会，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体系，培养了一批成熟的专业人才。 “青基会有没有我都无所谓了，我再做其实也是浪费。”受《道德经》“功成、名遂、身 退，天之道”的影响，徐永光萌生了退意，相继辞去了秘书长和常务副理事长的职务。 2005 年初，受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的邀请，徐永光出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 这一年，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提出要召开“中华慈善大会”，徐永光任大会组委会秘书长。 他急切地想让草根组织登堂入室，在他推动下 100 多位草根组织代表应邀参会，一批草根组织 代表获得中华慈善奖的殊荣。 徐永光自己也被最基层的这些民间公益组织朋友们的精神感动得 难以自已，也为他们的困难和艰辛忧虑万分。他写过一篇《非公募基金会，背负中国第三部门 的希望》的文章，现在他想自己试试了。 中华慈善大会一结束，徐永光就向范宝俊会长提出辞职，理由是：“我的心野了，收不回 来。” 想起那段短暂的经历，徐永光半开玩笑地说：“我这个人，一直是有九分能力只做七分的 事情。只有这一次，我的能力小于我希望推动的事情。于是，马上知难而退。” 《易经》中有一句话：“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徐永光深谙此道，总能把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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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情和脚踏实地的务实结合得恰到好处。 今年 3 月，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参加政协工青妇三个团体的联组讨论。小组安排的 9 名委员发言后，还余半个小时，主持人宣布：“现在自由发言。”全场一片沸腾，委员们举手 一片。徐永光的座位比较靠后，等主持人点是没戏了。于是也顾不得斯文，跑出座位一把抢到 了话筒，向总书记建言应该发挥民间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还列举了民间组织登记难 的问题。 该低调时低调，该张扬时张扬，该进则进，该退就退，这就是徐永光，决不含糊。 2006 年，徐永光似乎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 2007 年 2 月 4 日，他以南都公益基金 会筹办人的身份露面中央电视台《春暖 2007 爱心总动员》 ，并宣布出资千万元支持农民工子女 教育。 顷刻，他的短信爆棚了，有人称他是凤凰涅槃，有人打听“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出资人是 谁。 实际上，这个基金会将由南都集团出资 1 亿元人民币注册。该集团董事长周庆治曾在浙江 省委工作，是徐永光的同乡兼朋友。18 年前，他俩几乎同时下海，一个经商，一个做公益， 如今做生意的把生意做大了，办公益的也把公益办出了名堂，两人又走到一起关注第二代移民 的教育。 南都公益基金会从 2006 年年初开始酝酿。当年 2 月，徐、周讨论了《南都基金会设立计 划书》 ，提出“2006 年 3-4 月向民政部递交注册申请，2006 年 6 月机构挂牌”。但是到 2007 年 5 月 11 日，他们才收到《南都公益基金会设立登记的批复》 。 “基金会审批历时 1 年，与预期的时间相去甚远”，徐永光说，“这个过程，应了好事多 磨这句老话。” 虽然“多磨”，“省惯了”的徐永光和筹备组却一直努力节俭办事。一年多来，筹备组业 务招待费一项共支出 760 0 多元，每月不到 600 元。有一次，理事长何伟到民政部签备忘录， 基金会工作人员花费 600 元安排了一桌饭菜。徐永光当着理事长面批评他们：“理事长又不是 外人，点那么多菜干嘛！” 南都基金会的运作模式与国际著名的大基金会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福特基金会通过一 个投资组合来实现基金会的增值，南都基金会在理事会下面也设立了一个投资委员会，“这个 做法将为国内基金会的投资探出一条路子。” 在“花钱”方面，南都基金会和福特、盖茨基金会一样，定位为资金提供者。“南都基金 会锁定农民工子女教育，8 0%的支出用于这个领域，我们进行项目招标。”徐永光说， 南都基金年会只有五六人管理项目，但是一年下来，“起码有十倍或更多的人来花这些钱做 事。” “支持民间组织”也是南都基金会的一个使命。“这样不仅让优秀的民间组织有钱做事， 还能使资金的效率达到最大化。有人可能想不通，我们有这么多钱，干嘛要给别人花？我们自 己养得起几十个人啊！但是自己养人干活，一定是低效的。 ” 8 月 9 日， 刚刚立秋的北京迎来了热情万丈的艳阳。正在开“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理事会” 的南都基金会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民政部部长李学举。 李学举是徐永光在团中央时的领导，后来李学举到民政部任职，徐永光办了中国青基会。 “各奔前程”19 年后，两位老同事又“殊途同归”走到了一起。这次李学举还是徐永光 的领导，代表业务主管单位对南都基金会表示支持，提出希望。满头银发的李学举与会议室中 的专家志愿者们一一握手致谢，语重心长地说，保障农民工孩子受教育的权利是政府的责任， 但是从他从事政府工作多年的经验来看，政府做不到“包打天下”，人手也不够，所以南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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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会实施新公民计划、捐建新公民学校，关爱农民工子女的成长，意义非凡。 李学举肯定了南都基金会成立以后的工作，认为非常规范、民主、透明，高效。希望它在 非公募基金会类型的民间组织中，能够起到典型、示范、榜样的作用，树起一面旗帜，促进民 间组织特别是基金会事业的发展。 徐永光心领神会。他的目光落在办公室的玻璃门上。 那里贴着一个银杏树状的标识。 银杏树植根本土，生命力旺盛，有中国国树之称。南都公益基金会用“银杏树”为标识原 型，其实包含了李学举的期待—— “这棵小树扎根大地，就像中国民间公益组织从小到大、顽强生长的品格，同时又蕴涵着 南都公益基金会倾力培育民间公益之树的寓意。” 徐永光毫不掩饰“引领风向”的“野心”。他欣赏着银杏叶状的标识，很欣慰、很知足地 微笑着。那神情，犹如看到了公益人生的“第二春”。 企业基金会：第三部门的希望 徐永光很乐观。 2004 年，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个人和企业出资成立基金会得到了法律认 可。还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任常务副理事长的徐永光备受鼓舞，写了一篇题为《非公募基 金会：背负中国第三部门的希望》的文章，推断未来中国最具实力的基金会将是由私人设立的 非公募基金会。 三年之后，非公募基金会渐渐走入中国人的事业，但远未如徐永光所预计的那样“形势大 好”。 徐永光依然乐观。或许是因为他自己已从中国最牛的公募基金会中告退，成功注册了一个 资金为 1 亿元的非公募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 作为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徐永光给人的印象，好像总会站到了浪潮尖上。他要么不出手， 要出手，就一定是得意之作，必然成为同行的榜样。 那么，这一次，他将引领什么样的时尚呢？ “做资助型基金会，支持民间组织发展。”在《梁祝》的背景音乐中，徐永光靠在沙发上， 闲定中透出些兴奋。“只有具有公益理念的财富力量的介入，才能改变第三部门的现状。”

时间：7 月 25 日 地点：南都基金会办公室 “三国演义”和“独角戏” 都难搞好治理 记者：为什么要一步步走向民间？ 徐永光：我的这个脑子啊，就是适合民间。离体制太近了，我玩不好。温州人的个性。 记者：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治理结构是怎样的？ 徐永光：首先出资人有很大的决策权，他再吸收一些独立的理事，就像上市公司的独立董 事一样，决定是权威的，不是橡皮图章。有权威的决策层必然需要一个强的执行层，干得不好 就换人。执行层对理事会负责，理事会对社会、公众负责。 记者：南都基金会的理事会中，有 5 个是股东。他们的决策能代表公众利益吗？ 徐永光：这个理事会原来报 11 个人，两个是外籍，后改任为顾问。以后还要增加新的理 事。周庆治是企业法人，不能做理事长，所以做名誉会长。最后由南都集团的财务总监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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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6 月 29 日，我们开了第一届理事会议，通过了 17 个决议，否定了两个决议，一个没通过， 一个被改变。都是专家理事起的作用。每项决议都举手表决，真正实现了民间组织的自治。 记者：民政部是南都基金会的业务主管，这个婆婆对基金会的决策有何影响？ 徐永光：民间组织管理局派了杨岳副局长做理事，她参加理事会有利于业务主管单位对基 金会的了解，只要基金会依照法律法规运行，民政部不会干预。杨岳理事也是一票，没有特权 的。 记者：你觉得公司基金会与政府背景的基金会有什么不同？ 徐永光：南都基金会的治理机构非常分明，理事会的决策和秘书处的执行是分开的。这与 官办的公募基金会不一样。公募基金会的理事会并不能真正成为决策核心，因为上面还有业务 主管部门。执行层听业务主管还是听理事会的？如果意见不一致，肯定要听“婆婆”的。 记者：草根组织呢？ 徐永光：基本上是个人说了算。他们是创新领袖，有社会理想，周围凝聚一批追随者。我 常说，作为草根组织，前面的五六年一个人说了算可以理解，但是十年以后还是一个人说了算， 没有治理，不符合民间组织的发展规范。 记者：很多草根组织越来越意识到了这一点。 徐永光：没错，理事会代表的是公共利益，非营利组织一定要有这个结构。但是，理事会 一定要与执行层分开。草根领袖成立一个理事会摆在自己头上管自己，结果常常导致理事长和 执行长打架。 记者：草根领袖也可以做理事长，然后去找一个执行长。 徐永光：这个理事长往往还是干执行长的事情，最后还是掰不开。个别还不屑于搞治理， 认为我就行。所以，有政府背景的组织是理事会、执行层、业务主管部门“三国演义”，草根 组织是“独角戏”，搞治理都有困难。 非公募基金会资产总量 将超公募基金会 记者：2004 年你写过一篇文章， 《非公募基金会：背负中国第三部门的希望》。当时的估 计是不是太乐观了？ 徐永光：这两年，非公募基金会的上升看起来没有我想象的快。但是，我感觉，已经出现 加速度发展的苗头了。 记者：何以见得？ 徐永光：财富力量的到来。带着公益理念的财富力量开始关注这一块。近三十年的改革开 放，民营企业做大了。少数做大的企业已经在思考，怎么安排他们的财富。有几个亿资产的人， 自己花不了这些财富，子女也花不了，就要考虑回馈社会。这个力量正在出现。我相信，五年 之内，非公募基金会提供的资助要超过公募基金会。 记者：五年？还是乐观了吧？ 徐永光：也许五年之内，非公募基金会资产总量要超过公募基金会。我感觉非公募基金会 起来的劲头非常大，将对民间公益的推动起到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 记者：具体是什么作用？ 徐永光：第一，它要做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同时也吸收国际基金会经验的非营利机构。这 样的机构，首先，它是独立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理事会，虽然有政府主管部门，但不会干涉你 正常开展业务。 第二，它能成为本土草根组织的资源供应者，为他们提供财力支持。我国的草根组织应该 在中国这个土地上慢慢成长，但是现在，本土提供的养分不够，他们只好向国外机构要钱，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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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出现“早熟”的问题。因为有些钱里带有“激素”。 第三，将大大提升非营利组织的人才结构。人才匮乏一直是非营利组织领域最大的困扰。 过去的情况是不正常的：一是官办组织有很多退休人员在那里撑着，他们不在乎工资。二是草 根领袖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不求回报只在乎社会理想。非公募基金会有条件吸引优秀人才，特 别是吸引年轻的从业者，给他们相应的报酬。 财富力量介入 利于培育民间组织 记者：你曾经批评过一个现象，经过民间力量募集的资金，最后又回到政府体系，由政府 来分配。 徐永光：主要是因为公募基金会都依托某个政府系统，拿到的钱，基本在体制内使用。比 如，慈善总会的钱民政系统用，青基会的钱共青团系统用，儿基会、妇基会的钱妇联系统用， 人口福利基金会的钱计生委系统用，法律援助基金会的钱司法系统用。一圈下来，这些钱的使 用又回到了体制内。 记者：这样有什么利弊关系？ 徐永光：利，是成本比较低，不用再给机关人员发工资；而且比较安全，腐败不多的，毕 竟是使用老百姓的捐款。弊呢？实际上还强化了政府对资源的垄断，这并非我们做民间公益的 初衷。我们提倡小政府大社会，本来就是希望政府不要揽得太多。但是做来做去，到了基层， 还是加强了政府对资源的控制。 希望工程的捐款，很多来自香港的、国外的，到了下面捐建学校，大家都喊社会主义好、 共产党好。有一次，我到香港企业家陈廷骅捐款建的希望小学(他捐了 600 所)。在仪式上发言 的学生讲感谢党，感谢社会主义。我说你们还应该感谢香港的大慈善家，他的名字叫陈廷骅。 记者：非公募基金会能改变什么？ 徐永光：在资金分配上肯定坚持平等竞争的原则，谁做得好就把钱给谁，不会偏重某一个 系统。像南都基金会，是通过项目招标支持优秀公益机构来做事。但是原来在青基会就不能这 样办，你不通过共青团系统花钱，“肥水外流”那可了不得。 黑色、白色 都是环境色 徐永光的新办公室里有幅很打眼的照片：他站在泰山顶上，遥望远方。照片是仰拍的，背 景只有天空和白云。留白处有句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我的第一印象是：伟人的姿态。 徐永光说，这是在他五十岁生日时，青基会的同事集体送的礼物。 他补充：“这是最高峰，身后就是悬崖。” 我一愣，这不正是世纪之交的徐永光的真实写照吗？ “在天堂与地狱间走钢丝。”这句话才是这幅照片的点睛之笔。不仅是这幅照片的点睛之 笔，它还是了解徐永光、了解中国公益处境的点睛之笔。 “希望工程”的“投资黑幕”和青基会的“舞弊报道”风波似乎过去了多久， 然而关于徐 永光的争议还没有消停，很多人对徐永光依然充满了好奇和怀疑。 他到底是黑的？还是白的？或者，是介乎于黑与白之间的灰？ 徐永光不怎么说自己的家人和家事。但是在探讨人生的时候，他会主动说起母亲的影响。 这是一个 89 岁高龄、信仰基督教、常把“奉献爱心”四个字挂在嘴边的老人。遇到一些大灾 大难，她会问儿子有没有捐款；儿子回家探望她，她都要弄清楚是出公差还是自己回家。如果 不是公差，必须自己出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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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有伤，贻亲羞”，徐永光怎么能让母亲失望呢？ 但他还是让母亲担忧了。每当希望工程出现了一些问题，很多人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徐 永光个人的品质。 那些“黑幕”传闻，肯定有许多误会，也肯定不是空穴来风。问题的实质，还是一切太神 秘，不仅希望工程和青基会的红盖头都没有被掀开，而且媒体内还形成了一个“希望工程只能 作正面报道”的惯定思维。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人“硬碰硬”地检查中国青基 会的财务和管理状况——信息不透明的时候，他们只能带着有色眼镜审判徐永光。 徐永光自己并不抱怨“被冤枉”，甚至由衷地感叹在中国做媒体人的不易。他非常赞赏南 都基金会监事白岩松的话：“做好事的时候一定要接受别人对你的怀疑、非议，不要去计较； 《道德经》说了，无私为大私，做到无私，反而得到最多。” 实际上，关于疑点最多的“违规投资”，2004 年实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已经给徐永 光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法律依据。另外，随着制度建设的完善，青基会也越来越透明。去年，希 望工程的衍生品牌“圆梦行动”遇到山西个别款项发放不到位的情况，也被媒体放大、跟踪， 从而将青基会项目运作的所有环节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 这件事情的结果是皆大欢喜——“圆 梦行动”获得了很好的公众印象， 发放助学卡的地方部门也不敢舞弊敷衍了。 而媒体， 也在“揭 露问题”的自由上促成了问题的解决。 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揭开之后，很多误会就会烟消云散。 那么，现在对徐永光的黑白之争还有什么必要？我们看到黑、白、灰，都是时代和环境赋 予他的一种环境色。 关于希望工程、关于青基会、关于公益事业的很多问题，与其质疑一个领导人，还不如揭 露他们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瓶颈更明智。

2、徐永光：公益事业的一些感悟 中国教育在线 2007-08-28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嘉宾，亲爱的各位大学生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第 四届全国高校社团会长年会公益论坛！很高兴能够与大家相聚在此！我们本次年会是由我们的 中国教育在线以及华人英才网共同举办的。 [主持人男]：通过前两天的会议和论坛，我相信各位同学从我们的嘉宾的身上学到了很多 的东西，我相信每位朋友心中也会有自己的感悟，那么我们今天的论坛也是我们大学生非常关 心的话题，就是公益。 [主持人女]：今天上午的年会我们分两个板块，首先有请我们的嘉宾进行主题演讲，稍后 的时间我们进行圆桌论坛！主持人男：说到公益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浮现四个字，就是中国现 在最具有影响力的公益品牌“希望工程”。主持人女：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请到我们希望工程 的创始者，同时是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先生。首先有请徐永光先生。徐永 光：谢谢主办方的邀请，第一个一般都比较差一点，因为演讲是越来越精彩！ （笑）主持人给 我一些题目的提示，我了解。今天需要跟大家交流一下，自己做公益的一些感悟。 [徐永光]：我以前是团中央的干部，现在是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有些人会 问为什么会走这样的一条道路，有什么原因？大家可能都记得黑格尔的一句话：存在的都是合 理的，发生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这可能是命中注定。我的童年非常不幸，我还不会叫爸爸的 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孩子艰难的生活，也没有工作，在家里给人家补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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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就这样的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我大概 4 岁的时候，我和我的一个姐姐都送人了，我姐姐 一去就没有再回来，我到了一个富人的家里，这个人家和我家住得很近，结果我可能还比较功 利，每天在他家里吃好喝好的，但是晚上一定哭着闹着要回家，这样很长一段时间，最后那个 人家觉得没有希望了，我就回到了我母亲的身边，可以说 4 岁的时候我选择的是一种贫困。以 后我和我的哥哥姐姐他们的读书都得到了政府的帮助，当时有助学金有减免， 我们都学有所成， 79 年我到团中央，78 年参加团中央的筹备，在团中央期间，我一直在做组织工作，研究了共 青团的历史和现实，1987 年的时候，我担任团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组长，起草了共 青团体制改革的设想，在这个设想里面提到了要自筹资金来为青少年的发展进行有效的工作。 [徐永光]：改革设想当时也正是党当时提出政治改革的背景之下，所以说应该说还是改革 的色彩比较重，有一些团干部认为我是冲击了他们的利益，他们说团中央出了一个叛徒，不顾 我们共青团干部的利益，结果在 1988 年团的 12 大选举的时候，我的得票是倒数第二，差一点 落选，当时我就思考怎么办？我要选择一条新的道路，一条道路是转到另外一个政府部门，继 续去从事走仕途，但是我选择了“下海”，这个“下海”不是做生意，而是创建了中国青基会， 筹集 10 万块钱，以后就开始做了希望工程，但是大家觉得还是不太明白，在仕途走得很好的 时候，为什么要选择“下海”，那是 1988 年，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原因，是一个文 化的基因，我是温州人，温州人大家都知道很会做生意， 但是有一条大家可能还不是太清楚，温州人不会做官！现在的中国没有一个正部级干部，所以 说明做官是不行的。那么它的文化基因有可能来自于南宋那个时候，温州有一个永嘉学派的代 表人物叫叶适，他当时提出的一些基本理念，我一直感觉我就是流的这样血液里面，他有这么 一句名言叫做“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择福而不择祸”。所以可能做官就不得要领。我为 什么要辞职呢？就是这样一个文化的基因在起作用。 [徐永光]：上次我也参加过一个大学生的公益论坛，大学生问过我这么一个问题：你们现 在都希望大学生能够投身公益，选择公益，但是我们有理想，可是理想和现实有很大的冲突， 我们还要生存，我们也有自己发展的梦想，那么公益能够给我个人带来什么？这是很多大学生 的困惑。我记得在 15 年以前，我到南怀瑾，当时他正在建设铁路，他请我去温州铁路做总经 理（笑） ，当时我拒绝了，他说永光，“功成身退天之道”。我说才开始不能退，当时他给我 讲了四句话，讲温州铁路建设的理念，他说我们要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 主义的经营，中华文化的精神。南先生还在其他地方说到，一个青年人在 30 岁以下，如果没 有共产主义理想，这个青年人他不会有大的出息，什么叫共产主义理想呢？他实际上是一个人 类平等大同的理想，不一定说南老说的就是那个共产主义的理想，他是人类追求的一种平等、 公平的、共同富裕的目标。 [徐永光]：那么对一个青年人来讲，你的理想可以有很多方面，在大学期间我觉得做公益， 从事公益，参与自愿服务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大学生做的，如果一个大学生他连参与公益，参与 自愿服务这样的愿望都没有，直接想到的就是自己个人的一切，这样的一个大学生，我觉得将 来不一定会有很大的出息。我再给大家讲一点我自己的一些观察：一个自私的人，一个非常自 私的人他一般生活的都不好，一般来讲是功不成名不就，利也不大，他要赚钱也不会赚很多钱， 甚至还有一条，有的很多我碰到的一些短命的甚至命不长，都是太自私的人。我观察了，因为 我看到很多同事、朋友这 30 多年在北京，英年早逝的这些人，大概有两种情况，不一定准确。 有一种人很自私，斤斤计较、小心眼，这个人不好，他心里面很紧张。还有一种人是好人，这 种好人他谨小慎微，非常自律，也非常地内敛，这种性格有一些是好人，命也不长，这不是一 个普遍真理，但是是我的观察。所以我们不要处处的考虑个人的利益，有时候你总是考虑个人 利益，恰恰你个人利益得不到，老子说过“无私为大私”你首先要无私，才能实现你大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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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私我觉得可以实现你个人一切的理想，你的理想实际上就是你个人的大私。 [徐永光]： 那么中国的公益事业是不是值得我们青年人投入呢？我这个话在十几二十年以 前我不敢说，那个时候我们开会，基金会的领导人开会，坐下来，清一色差不多都是退休干部， 都是白发苍苍的，就只有我比较年轻才 40 多岁，基本上都是老人在那儿坐着，后来出现了一 些创新领袖，创新的精英做草根组织，但是还是很不景气，那么公益事业发展到今天，我觉得 情况大不一样了，特别是 2004 年国家出台了《基金会管理条例》，那么这个条例出台以后我非 常兴奋，我写了一篇文章，叫“非公募基金会背负中国第三部门的希望”。虽然这两年发展不 是很快，但是转折好像已经到来，最近很多企业家要开始办非公募基金会，前几天我跟万通的 老总冯仑吃饭，因为他要办基金会，就跟我咨询一些问题，冯仑讲光他房地产圈的，现在准备 拿出钱来做非公募基金会的有 10 个多亿，我现在参与的南都公益基金会是浙江南都集团创办 的，这个公司就一次性拿出 3 个亿的资金，在民政部用 1 个亿注册南都公益基金会。未来十年， 这个基金会为新公民计划提供资助 3 个亿的资金，实际上我想可能还会更多，我会给他做更大 的计划！9 月份就有两所改建的“新公民学校”要正式开学，同时我们还资助提供良好的环境， 前一段时间我们已经资助了全国的大学生，新公民杯征集大赛，有 200 多个学校的社团参加， 获奖的项目都非常优秀，9 月 8 号在北京颁奖。 [徐永光]：到了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两个情况值得大家考虑，是可以参与的。一个情况， 中国的公益事业，这口井或者我们的民间参与公益事业的这种投资，捐款，这口井如果是 100 米的话，现在才挖了 5 米，不到 10 米，井还没有挖下去，挖井还可以很深，越往深里挖，资 源来得越多，所以这个井还挖得很浅，所以是我们参与的一个非常大的平台、舞台。第二个情 况，现在由于非公募基金会的崛起，崛起这个词是 8 月 17 号《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大概 3 千字，它的题目是，民间慈善，崛起新生代，这个话是很积极的，指的就是非公募基金会的 崛起，他明确的提出来了从官办到民办，明确指出了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能够给草根组织提供 本土资源。我曾参加过，友城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一个会议，帮助一个草根的农民工，叫协作 者，他说协作者成立 5 年来，这是第一次获得本土的资助，过去它所有的资助都来自境外，这 可以大大地改变草根组织获取资源的渠道，不是完全依赖海外境外的机构，如果全部拿境外机 构的钱，有时候也不是最好，要培养本土的资源，那么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就能够使草根组织 获得本土资源！因为非公募基金会它基本上是自己不做项目，就是提供资金给非盈利组织提供 资金，在这个期间，我们又出现了一个支持公益组织发展的机构叫 NPP，也是这次大会协办的 一个机构，NPP 是国内的一批跨国公司还有一些大型基金会联合发起的一个公益组织的创投基 金，同时是公益组织的合作平台也是一个技术支持中心，那么 NPP 集中了一些优秀的人才，给 非盈利组织的发展提供咨询，帮助他们做战略规划！所有这些机构的出现，从非公募基金会的 出现，从草根组织的发展，都需要大量的优秀的人才，而且还会改变非盈利组织这个领域的薪 酬结构，过去这个领域人才短缺，这种现状非常的严重，那么王名教授做过一个研究，就是说 非盈利组织最缺什么，结果接受问卷的这些机构都是填第一缺少资源，第二才是缺少人才，我 说说实在的，应该倒过来，第一是缺少人才，第二是缺少资源，资源多得很，你是不会去拿， 是因为填表的人他不是人才，所以他填出了是资源缺少（笑） ，所以他填第一是缺资源，实际 上第一是缺人才，有人才就会获得资源。那么非公募基金会他应该可以给从业者提供比较和市 场接近的薪酬，同时由于他们对草根组织的支持，草根组织他的薪酬水平也要得到改变，不能 让大家去喝西北风，尤其是不能让刚刚从学校出来的大学生喝着西北风做公益事业，这是不现 实的，所以这样的一种局面的变化，是有利于我们有公益愿望的，愿意从事公益事业的这些大 学生能够进入这个领域。 [徐永光]：我还做过一个比较，如果是同样的有两批人才，年轻的人才，他们的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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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热情，他们做事业的投入程度，都是相当的，两组各十个青年人，这边十个他去经商， 自己在市场上创业，这边十个人他去做公益，他在公益领域去创业，同样的水平，同样的热情 和投入，到市场上去的这 10 个人，有可能成功一个或者两个，到公益领域去创业的这 10 个年 轻人，有可能成功的是 8 个、9 个，你们同意吗？（笑）不同意。 观众：同意！ （鼓掌）徐永 光：我相信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井才挖了 5 米，市场已经被挖得千疮百孔了，当然制度也在建 立，在市场上建立不是很好办的事情，但是如果是优秀的人才到公益领域去创业的话，你用你 的真心一定会感动人，一定会有人帮助你，支持你。那么做公益事业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 件呢？我觉得有两条是成功的充分条件，一定要有的，它保证你一定会成功，一条要自律，一 条要坚持， 为什么要自律呢？因为做公益事业你是要获得社会的捐赠，如果你自己手脚不干净， 不检点，有任何的错误闪失你就会失去社会对你的信任，那么公益事业，我有一个故事就是迪 斯尼它在一个运行过程当中，它说出一个口号：“迪斯尼是生产快乐”。那么我想公益事业， 我们的公益组织生产什么呢？我觉得首要的一条是生产“信任”，生产社会对你的信任。 [徐永光]：大概 94 年，中国青基会中国希望工程受到香港《壹周刊》的诽谤，当时发表 一篇文章使我们受到伤害，这篇文章之前，香港的捐款平均每个月 300 万，文章发表以后基本 上没有捐款，零零星星每个月还有 10 多万，那么希望工程在香港完全就不行了，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得已在香港起诉《壹周刊》 ，这个官司打了 6 年，最后判我们胜诉，这 6 年当然非常艰 难，我不具体说，在香港开庭半个月，我是一直在出庭，其中有 8 个小时，一天半的时间我是 坐在证人席上接收对方大律师的盘问，盘问了 8 个小时，这 8 个小时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觉 得很兴奋，它这么 500 页的掌握的证据来向我盘问的东西，100 多个问题，几乎每一个问题都 给他答回去，没有一个问题让他得手，那么整个都非常好，这当然是我们给予我们自己的自信， 因为我们把所有的财务资料都送到了香港，他们法院和对方的律师事务所要我们的这些资料。 最后法官判决有一个 35 页英文的判决书，法官用了这样的词，就是面对黄大律师的盘问，原 诉方的证人徐先生还有杨先生还有一位副秘书长，他们在责任方面的证词完全可信并可靠！法 院用了这样的一个词。 [徐永光]：我觉得这种自律是最重要的，我在这里可能还涉及一下我在 2002 年以后，受 到了一些媒体的批评，说我们投资出现失误，说挪用捐款，实际上这不是挪用，是必须要投资 才能养活这个机构，因为过去是零成本运作，在这种强烈的攻击下面，全国的审计部门，几百 人投入审计，还有纪律检查部门进行几次的审核，结果怎么样呢？零道德风险。我可以告诉大 家，有责任在某些方面有问题，可能有一些决策失误，经过将近半年的审计和纪检核查之后， 团中央领导找我谈话，最后告诉我，永光，有一个问题，个人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他们 是发了所有的财务的票据，这个还不是他们告的东西，他说你家里装修房子有一笔钱是公家报 销的，我一听觉得很吃惊，因为我从骨子里我是不占公家的便宜，我自己甚至参加外面的董事 会的收入，车马费我都是交公的，我说不会吧！后来我就让他们再调查，到底怎么回事，最后 基金会办公室找出了一个根据，因为我当时用的房子是公房改建，改建里面的厕所，把厕所拆 掉，当时的北京市的政策就是说公房结构改造的费用由房屋的所有权人支付，所以应该是公家 支付了，最后所有的问题就是书记处找我谈话，就是这么一条，最后搞清楚了，完全是照章办 事，就是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做公益事业，一定要真诚，你不能欺骗公众，你有任何欺骗 公众的事情，最后你就会自砸招牌，所以我说希望工程不会被别人打倒，只会被自己打倒，谢 谢！ [徐永光]：还有一条就是坚持，这个内容不用我解释，大家都知道，因为公益事业道路还 是非常的艰难，还有很多的风险，只要我们坚持它一定会成功。最后我想给大家做一个表态， 因为南都公益基金会它的使命就是支持民间公益，我们对大学生的公益行动，对大学生的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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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我们是特别的关注，特别的支持，所以以后大学生们，有一些什么社团的公益活动，可 以向南都基金会申请，你们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就是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实名，还有大学生如果 毕业以后，想自己进行公益创业，你自己要办一个机构进行创业，也向我们提出申请，我们一 定会给你们支持！谢谢！ [主持人女]：徐先生请留步，现在进行提问环节！ [提问]：徐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在前几天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事情，一个姓 周的律师帮农民工讨要欠的工资，结果农民工跑掉了，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据我最近的了 解，我发现在电视上，所有的公益广告都在逐渐的减少，相比以前是逐渐的减少，现在我就想 问一个问题，我想知道一下，这些现象您是如何看待的？ [徐永光]：现在人们的这种公益意识或者是一种信用，确实还比较缺失，你讲的一个律师 为农民工代理诉讼，结果农民工拿了钱就跑掉了，这样的现象实际上也不是个别的现象，这需 要整个社会的一种信用的提高，关于公益广告少了，我倒是注意到报纸上的公益广告少了，但 是电视台，尤其像央视他们在做公益方面的投入，给的容量还是非常大的。 [提问]：我的想法就是这样，我觉得从周律师，像您刚刚所说的，的确是一时的减少，我 就觉得公益事件这一块，如果加大公益广告之类的，影响人的思想道德规范或者行为规范这一 方面，我是这么想的，不知道您对这个想法是如何评价的？ [徐永光]：当然我非常赞成，这种广告宣传我是非常赞成的，公益组织还有志愿者的行为 对于提高社会的诚信，实际上它的推动应该是非常有用的。 [提问]：大家好，我不是大学生，我是一家养老院的投资者，我叫王沿。现在我们比较困 惑，做了这么多也是公益事业，为咱们的社会、国家养老付出了很多，我跟我爱人，我们在做 养老院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说资金的困难，还有外界社会力量的压力，我们觉 得得不到帮助和支持，不知道什么地方能保护我们，能支持我们？ [徐永光]：首先你这个养老院是非盈利注册的。 [提问]：对。 [徐永光]：这个问题我觉得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单位体制的改革，现在我们的一些养老院有 些包括孤儿院现在还是政府办，就是政府事业单位，实际上这一类准公共服务的，不是纯公共 服务，纯公共服务是人人有份，准公共服务只是针对部分人的，这一类的公益事业应该民营化， 不应该由国家养，这样政府应该给你们购买服务，同时社会也应该给你们捐赠，因为你是公益 的，除了收费以外还需要政府的补贴，也需要社会的捐赠。 [主持人]：感谢徐老师！

3、徐永光：求解农民工子女教育“世纪难题” 中国经济时报 十届政协提案专题系列报道（3）2007-09-19 记者 张帆 2003 年的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徐 永光与另外三名政协委员王名、褚平、海飞一起递交了一份“依法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 务教育的权利”的提案，引起了教育部的重视，并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 事隔数年，说起提交这份提案的动议，主要提案人徐永光仍记忆犹新。 那是在 2001 年的一天，一位年轻人突然闯进徐永光的办公室，说：“我想办农民工子女 教育”。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名动京华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校长黄鹤。当时，徐永光通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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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渠道为行知学校资助 50000 元，并捐出自己获得的全国“两基”教育先进个人奖金 3000 元。这 53000 元就成了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启动资金。 而从此，徐永光也深深地陷进了农民工子女教育的“世纪难题”中苦苦求解。 两个 100 万的背后 在提交提案之前，有两个“100 万”的数据让徐永光非常震撼：2002 年全国妇联、儿基会 联合调查显示，当时全国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有一千万人，失学率为 9．3％，近百万儿童失 学。而十多年前徐永光所在的希望工程统计，农村贫困地区失学儿童也是百余万人。 相隔十年，两个一百万，数字虽相同，但性质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十年前，是因为经济的 贫困，偏远的农村学生因交不起 20 元学费而失学。十年后，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和城乡二元 结构造成的歧视性政策鸿沟，导致在繁华城市中农民工子女无学可上或上不起学。 徐永光对记者说，残忍一些看，前者即便变成文盲对社会的危害相对较小，因为那毕竟是 地域和环境造成的，善良朴实的农民和他们的后代可能会“认命”。但后者是体制造成的，若 干年后，等这些新移民的第二代长大了，被边缘化，不能融入城市时，他们很可能成为社会的 不安定因素，可能成为定时炸弹和活火山。这使他想起了法国巴黎的骚乱，那也是北非和阿拉 伯移民的后代引起的。 由此，在提案中，徐永光等毫不隐讳地指出：目前进城农民工子女就学难的问题已十分严 重，突出地表现为农民工子女教育与农民工子女学校两个“边缘化”。 在深入调研后徐永光们这样总结说：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学难主要表现在：一是“上不 起”，尽管城市公立学校是接纳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重要渠道，但因公立学校需收借读费、赞助 费等费用，使得农民工子女望而却步；二是“容不下”，公立学校的容量有限，不能满足农民 工子女入学的“学位”；三是“不愿上”，有的公立学校不能对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当地学生一 视同仁，甚至有歧视现象，致使农民工子女不愿上公立学校。 与此同时，农民工子女学校自诞生之日起，就“先天不足”：首先，“非法”办学的多， 因“无法”可依，许多学校并未通过流入地教育行政部门的审批，没有工商、税务登记，没有 教师任职资格审核，有的屡遭取缔。如北京市约有 300 所该类学校，几乎都未获正式批准。其 次，没有自己固定的校舍，靠租借流入地闲置的危旧建筑或民房，办学条件差。第三，办学者 多为农民工自身，教师多是农民工，素质普遍不高。由于民工子女学校是“简易学校”，许多 流入地政府对民工子女学校，要么“堵”，强行“取缔”；要么“放”，让这些学校“放任自 流”。只有少部分流入地政府对之采取扶持引导规范的办法。 寻求破解之策 徐永光委员指出，进城农民工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创造产值，增加税收， 城市政府有责任来解决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 他认为，教育部应督促地方政府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限期解决问题。 应该坚持“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统筹安排，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 他建议设立解决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专项补助经费”，对农民工子女就学比较集 中的区（县） ，给予经费上的倾斜，以减轻区（县）政府、相关学校和农民工子女家长的经济 压力。 同时，本着“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流动儿童少年入学的原则，流入地政府应对 接收农民工子女在当地的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入学问题作出统筹安排，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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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条件等方面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在收费上予以减免。 此外，针对农民工子女学校，委员们提出应加强扶持，将其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和体系， 统一管理。简易学校的办学标准和审批办法可适当放宽。教育部门要在师资力量、教学等方面 给予积极指导，公安、工商、劳动、物价等部门则应积极支持配合，不应采取简单的关停办法， 造成农民工子女失学。 字字所指，尽是要害。 徐永光等委员的提案立即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教育部进行了书面答复，其中特别 表示，正如委员们所说，要从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和社会公正的高度，认真 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 而在具体实践中，教育部表示要坚持“两个为主”的精神，强化流入地政府的责任，充分 发挥公办中小学作用，尽可能多地接收学生就学。要降低收费标准，减少收费项目，有些费用 可以按月收取。通过设立助学金、减免费用、免费提供教科书、捐资助学、捐赠衣物与学习用 具等办法，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 对简易学校，教育部表示要加强管理和扶持。制定简易学校的办学标准和审批办法，对简 易学校进行清理登记，对符合标准的，及时予以审批；对达不到标准和要求的，限期整改；到 期仍达不到标准和要求的，予以取消，并妥善安排好在校学生的就学。 此外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解决接受打工子女就学较多学校的实际困难。流入地政府应设 立专项经费，对区（县）政府和相关学校进行补助。教育部正在筹备成立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以开展社会救助活动，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以及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 持续关注亲自求解 从第一次提案至今， 一晃四年多时间过去了，但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现状并不让徐永光乐观， 他对记者说，自己的使命远未完成。 在今年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徐永光委员又就此提出了两个提案。一是《关于修订民办 教育促进法，降低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门槛，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难的建议》，一是《关于 加大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力度，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建议》。 这两个建议案都是他多年来调查研究思考的结果：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难的关键是“修 法”；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关键是“寄宿”。他相信找到了打开“流动儿童”和“留 守儿童”教育问题的两把钥匙——目前制度背景下最好的“解”。 在关于“修法”的提案中，徐永光指出：“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困境，原因是法律规定 的民办学校设置标准过高，农民工子弟学校难以企及”。为此，他提出：修改《民办教育促进 法》第十条中关于“民办学校的设置标准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设置标准执行”的规定。对 于为农民工子弟提供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该适当降低设置标准。 在关于“寄宿”的提案中，徐永光指出：“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来说，通过寄 宿制学校的规范化管理和集体生活有助于这些父母不在身边、缺失家庭教育的儿童养成良好 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和人际交往能力，有利于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同时可以 降低留守儿童的安全隐患。” 这一切都取决于资金的投入，但地方政府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他建议：以中央财政投入 为主，加快留守儿童寄宿制学校的建设步伐。全国现有农村留守儿童约２０００万，经估算， 按照学生宿舍和配套设施生均３平米、每平米造价５００元计算，投入３００亿人民币即可基 本解决留守儿童寄宿制的设施建设。当然，还必须配备负责任、有爱心的老师来管理和指导寄 宿学校的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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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建议，徐永光还在身体力行。２００４年，他利用嘉里粮油集团５０００万元捐款， 推动了中国青基会的“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 该计划已资助近１０万名家庭贫困的农民工 子女上学。如今他的身份是非公募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基金会把配合政府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难题作为核心业务，正在实施的“新公民计划”是 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公益资金支持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项目。 徐永光说：为了让农民子女有学上、上好学，南都公益基金会将用５至１０年时间，累计 投入１．５亿至２亿元，捐建１００所民办非营利公益学校——新公民学校，希望在政府和市 场之外，探索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并以此带动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公众共同关注农民 工子女教育问题。在记者发稿时，北京大兴区行知新公民学校和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已经正 式挂牌。

4、徐永光：“希望工程”创始人 《中华慈善家》杂志创刊号 “爱心官员”版 2007-10 文 基山 徐永光：打造中国公益第一品牌 快 20 年了，“希望工程”已经实现了当初的使命，中国青基会也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但是，徐永光，这个创造了中国公益第一品牌的温州人，却遵循着《道德经》中“功成而弗居” 的道理，要在公益的天空下开辟另一片江山。 自称“骨子里很草根”的徐永光，从共青团中央的组织部部长到中国青基会法定代表人， 再到一个公司出资的非公募基金会的“操盘者”，他一步步远离官场，彻底走向了民间。 希望工程灵魂人物 1986 年，徐永光曾在广西柳州地区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他发现，金秀瑶族自治县共和 村，全村人口 2000 多人，解放后没有出过一名初中生，250 名学生中，小学一年级学生 71 名， 五年级 7 名，辍学率达 90%以上。 1989 年春，已经请辞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徐永光和几位志同道合者在办公室里畅想基金 会的发展方向。大瑶山孩子渴望读书的眼睛在她脑海中闪现，希望工程的灵感跃然而出。 公益事业有三个最佳选择：贫困、儿童、教育。希望工程将这三个点捆到一起，一诞生就 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关注。1994 年，中国青基会和省级青基会接受的捐款总额达到了 3.85 亿元， 救助总规模达到了 101.5 万名，建希望小学的总数量达到了 749 所。 创造香港诽谤诉讼史之最 1994 年 1 月 21 日，香港一家名为《壹周刊》的杂志以“千里追寻七千万元下落，希望工 程善款失踪”为封面标题，说希望工程“数千万拨款不知去向”、“穷人读破校”，善良的捐 款人震惊了。 “为了希望工程和青基会的荣誉，我们只有豁出去了，就是刀山也要上，就是油锅也要 下。”徐永光咨询了律师的意见后，对同事说：“我们打官司！把官司打到他们家门口去！” 徐永光没有想到，这个官司，一打竟然打了 6 年。 官司最终因铁的事实和律师、证人等的出色表现而获得胜利。2000 年 6 月 20 日，法官判 《壹周刊》诽谤罪名成立，并赔偿青基会 350 万港元。这是当时香港诽谤诉讼史上赔偿额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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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件。 开辟公益事业新天空 2006 年，徐永光似乎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 2007 年 2 月 4 日，他以南都公益基金 会筹办人的身份露面中央电视台《春暖 2007 爱心总动员》 。 这个基金会将由南都集团出资 1 亿元人民币注册。 该集团董事长周庆治是徐永光的同乡兼 朋友。18 年前，他俩几乎同时下海，一个经商，一个做公益，如今做生意的把生意做大了， 办公益的也把公益办出了名堂，两人又走到一起关注第二代移民的教育。

5、再立潮头 掀民间公益慈善巨浪——专访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 秘书长徐永光 中国贸易报 公益慈善周刊 2007-11-08 作者：张起花 周晶 在公益慈善领域，徐永光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一位果敢而特立独行的前辈。从共青团中央 组织部部长、中国青基会法定代表人、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再到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徐永光走过一段不同寻常的历程。在仕途光明时他脱离官场涉足公益慈善。在公 益慈善领域掀起浪潮，并步入平稳而成熟的发展阶段时他又止步慎思，彻底走向民间，站在 了发展非公募基金会的新潮头。 频繁变换角色并非为了名利，他到底在追寻着什么？带着疑问， 近日，记者采访到了这位充满活力的中国公益慈善界老前辈、南都公益基金会的 “操盘 者”——徐永光。 拨亮心灵明灯，重塑国人核心价值观 做了近２０年的慈善事业，在徐永光看来，尽管公益慈善所创造的ＧＤＰ微乎其微，只能 占到总量的万分之一，但公益慈善主要是建设精神世界，它所辐射出来的精神价值远超过它创 造的有形ＧＤＰ。以希望工程为例，徐永光分析说：“希望工程１８年所接受和使用的捐款累 计３０多个亿，用经济的价值衡量，仅相当于在上海修４公里地铁，但这３０个亿的爱心却救 助了３００万个孩子，建了１２０００多所希望小学。它在社会撬动的精神、道德、文化层面 的价值很难用金钱去衡量。” 正如徐永光所言，中国的确是一个缺少信仰的国家。牛津大学的一份报告，指出，全世界 有１３亿人不信教，１２亿在中国。这个表述有不准确的地方，因为全世界不信教的人不只１ ３亿，但是中国有１２亿人不信教却是确切的。据国家宗教局统计，中国信众仅１亿人。在缺 乏宗教传统的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加之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竞争，我们整个民族的 精神道德体系受到了严重冲击，中国出现了信仰真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很多人开始 思考和寻找。十六届六中全会，党中央也提出了要建立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通过１０多年的实践和思考，我感觉志愿精神、公益精神、慈善文化能够凝聚我们的精 神，在这样一个共同价值观的推动下，社会才能和谐和进步。公益慈善有某种宗教替代的功能， 宗教讲灵魂救赎，实际上做慈善就有灵魂救赎的作用，这和宗教信仰倡导的爱人、助人是一致 的。通过做公益慈善能拨亮自己和别人心灵的明灯，我认为应该塑造这样一个核心的价值。” 徐永光说。 这正是徐永光之所以一步步走向民间，又再一次伫立潮头，充当公益慈善领域弄潮儿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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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原因，他在寻找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寻找创建这个核心价值观的新路子。和朋友——南都集 团董事长周庆治创建南都公益基金会，徐永光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个创新而灵活的资助型、支持 性的实体鼓励民间公益组织，更深远地发展我国公益慈善事业，更广范围内传播爱心文化，塑 造我们国家的“核心价值”。 走规范化道路，树非公募基金会标杆 ２００４年，国务院出台《基金会管理条例》 ，鼓励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非公募基金会 的发展被业内人士看好也被徐永光青睐“非公募基金会是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独立公益机构， 是 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其灵敏的运作模式和有效的管理方式，是改变我国资源配置结构的有 效途径，它将代表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趋向。”徐永光说。 记者了解到，南都公益基金会是严格按照基金会的管理条例成立的，建立了一个规范的治 理结构和民间组织的运行规则。理事会是决策机构，是基金会所有事务决策的核心；理事会下 设投资管理委员会，由理事会通过投资计划、专家团队专管资金的增值，确保基金会的可持续 发展；秘书处是执行机构，负责基金会所支持项目的选择和具体执行；在项目选择上，南都集 团每年支出２０００万左右资助公益项目，采取招标的方式，选取优秀的机构合作，将钱投给 优秀的项目，让优秀的人去操作，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但优先考虑草根民间组织，帮助他 们获得本土资源；对项目实施过程，南都公益基金会也有一套严格的监测程序；对项目实施结 果还会进行评估。 据徐永光介绍说，南都公益基金会创办以后就与南都集团完全脱离。其注册资金为１亿， 增值、运行与公司不产生任何关联的交易，关联交易被视为违法，基金会完全自己做基金的运 作投资。目前，在徐永光看来，有了《基金会管理办法》和《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我国相 关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法规和财务制度已经很到位了，而且很多省已经应允，非公募基金会的 业务主管部门统一由民政厅担任，这实际上相当于取消了业务主管部门，非公募基金会的注册 登记不存在太多麻烦了，但我国的非公募基金会数量还比较少，主要是因为企业对办基金会的 必要性、价值缺乏认识，需要逐步的引导。 支持民间公益，实施新公民计划 支持民间公益是南都公益基金会的使命，据了解，南都公益基金会为使命的顺利实现，将 资金分为两部分运行。２０％是有具体的指向，主要资助最有效率的，具有创新性的公益组织 的项目。另外８０％用来开展南都公益基金会所选择的重点资助计划——新公民计划，帮助解 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该计划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围绕农民工子女成长的项目、活动进行 资助支持，一方面用来资助建立新公民学校，解决农民工子女进城以后读书难的问题。 对于民间公益组织的资助，目前，南都公益基金会已经有了行动，６月份，基金会给上海 浦东非营利发展中心资助了８０万， 这个资助计划可以帮助更多的成长中的公益组织迅速发展 起来。 关于新公民计划，徐永光已经酝酿许久。从２００２年起，徐永光就一直关注农民工 子女的教育问题，感触很深，“农民工的孩子本来应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中国有句古话‘父 母在，不远游’，现如今，父母远游，子女留守，这把全中国乃至人类的家庭伦理颠覆了，骨 肉分离，这是农民工不愿意的，也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徐永光动情地讲到。经过充分调研和 分析，徐永光认为，在真正的户籍制度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实施有很多 困难，因为这和地方政府的人口政策及社会人口的均衡布局相冲突。实际上，在一些外来人口 多的城市，收入高的农民工家庭才有能力让孩子进入公立学校或私利高收费学校，低收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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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让孩子留守或进入“四低”学校（即：投入低、收费低、教师薪酬低、教学质量低）。鉴 于此，徐永光意识到，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最根本原因是无校可上，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和父母一起生活，有学上，上好学。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需要寻找 到除了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因此，南都公益基金会设立了新公民计划，并打算修建新公民学校。据徐永光介绍，到２ ００８年计划建１０所公民学校，对每个学校投入１５０万到２００万元，对新公民学校的定 位是：高软件，即师资队伍素质高，教育理念、思想先进；中硬件，即场地、教学设备和器材 能满足普通教学需求；低收费，每个学生每学期只收３００至４００元的学杂费。因办学成本 高，收入低，会出现收支差额，对于这个差额，南都基金会在建校第三年将不再资助，而是交 给学校自己解决，目的是让学校办成一个开放的、能够动员社会资源支持的“教育基金会”。 “我们就是要创造出一个平台，让社会各界力量参与进来，形成互动，这样的结果不仅会得到 很多物质、资金上的支持，同时也能让孩子们感受到他们是被城市接纳的，而不是排斥的，它 们的成长离不开城市人民对他们的关爱，孩子们从小会在心里埋下感恩的心，最终形成良性循 环。这比学校由南都基金会养起来好。”徐永光介绍说。 据了解，目前，南都公益基金会一方面正在招标选择一些能够承建新公民学校的ＮＧＯ组 织，并计划建立一个有能力的校董会，校董会将由即懂教育又懂动员社会资源的人组成，由校 董会招聘校长，校长主管学校教学情况。北京大兴行知学校和北马房京华学校这两所学校于９ 月１５日开学，对此，徐永光强调说，“新公民学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需要执行，今年，新公 民学校正在建设之中，要达标的话起码还要经过１年努力。” 另外，记者还了解到，虽然现在校董会还没有建成，但截至目前跟进的社会资源已经很丰 富。“有一位叫许京骐的８８岁老人，已经拿出了１０万元要给第一所新公民学校建立一个奖 励基金，奖励道德品质优秀的学生；耐克公司要给学校捐体育器具；“小香玉”要办新公民艺 术团；校园流动科技馆打算参与到新公民计划中；北京试验二小三六班家长委员会倡议，家长 和学生要和第一所新公民学校的家长、学生交朋友，结对子，我们在８月２４日集中两天让他 们住在一个地方， 搞一个活动， 叫‘城乡小伙伴新公民快乐成长营’„„”徐永光欣慰地细数。 对于新公民学校，徐永光给予了很大的期望，“我希望新公民学校的孩子们能够养成非常 好的读书习惯，读书即能长知识，又能提高道德修养。同时，也希望他们受到好的艺术教育， 艺术可以开启一个人心灵的窗户。体育活动也很重要。新公民学校的教育不一定是硬件最好的 教育，但我希望新公民学校的孩子们有一个很高的幸福指数，能在城市快乐成长。” 虽然年近花甲， 但徐永光却再次站在了公益慈善领域的潮头，欲掀起民间公益慈善的巨浪； 虽然已经创造了“希望工程”的神话，赢得了众多的荣耀，但他还想在有生之年创造另外一个 神话，一个非公募基金——南都公益基金会的神话。我们期待他的努力能带来民间公益组织蓬 勃而健康成长，能带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突破性发展。

6、为了第二个“一百万”——徐永光和新公民计划 温州电视台 2007-12-28 记者 许宁 大海 徐永光创办了中国“希望工程”，这个谁都知道。 徐永光又创办了中国“新公民计划”，知道的可能就不多了。 2007 年 12 月 20 日上午 9 时半，“新公民计划”首批 12 个中标资助项目签字发布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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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通中心举行。 为此，我们先后两次采访了徐永光—— 两位老友殊途同归 “新公民计划”是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创办的，而基金会的创办人是两位温州人——希望 工程创始人徐永光和上海南都集团董事长周庆治。 南都公益基金会由上海南都集团出资，于 2007 年 5 月 11 日经国家民政部批准设立，注册 资金为人民币 1 亿元，业务主管单位为民政部，由徐永光担任主要负责人。 周庆治和徐永光是同乡加朋友。18 年前，他俩几乎同时下海，周庆治从事商业营利行业， 徐永光从事非营利公益事业。当年面对朋友的惋惜和不解，徐永光说：“当官的把官做大做好， 做生意的把生意做大做好，我办公益把公益做大做好，此生足矣。”如今，周庆治把生意做大 了，要把“实现自我，回报社会”的理想付诸现实。徐永光成功运作了一个公募基金会，把希 望工程做成了中国第一公益品牌，仍不满足，还希望做一个优秀的非公募基金会。2006 年初， 当徐永光找周庆治商量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时，两人一拍即合。经研究，南都集团拿出三 个亿的资金，一个亿用于注册，两个亿作为公益基金。 南都基金会是一个非公募的基金会，同时也是一个资助型的基金会。“新公民计划”包括 新公民公益项目和新公民学校建设项目。基金会计划投入 1.5 亿至 2 亿元，用 5 到 10 年时间， 在全国捐建 100 所民办公益新公民学校，每所学校的捐资额在 150 万至 200 万元之间，预计将 有 5 万名民工子女受益。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是指为改善民工子女成长环境，有利于民工孩 子融入城市，所开展的各种各样的公益项目，每个资助额为 5 至 30 万元人民币。所有的项目 都通过公开招标，接受申请，经过严格的评审后再给予资助，使资金的使用效率最大化。 徐永光说，之所以叫做“新公民计划”，是说这些进城务工者的孩子，将来都要成为城市 的新公民，因而所有的项目都叫新公民项目，所资助的学校也一律改叫“新公民学校”，不再 叫民工子弟学校，是让孩子们感受到一种自信和平等，不再有一种受歧视的心理，能够健康成 长。 开辟另一片公益“江山” 创办新公民计划，是徐永光境界的又一次升华。 1988 年底，徐永光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长职务，以 10 万元注册资金，和几个志同道合者一 起，成立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创立了希望工程，一直干到 2004 年。希望工程 先后募集海内外捐款逾 30 亿人民币，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 289 万人，建设希望小学 12500 多所，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公益品牌。“一张名片用了 15 年，除了电话升位，一切都 未变，在中国这叫没出息。”徐永光常向朋友如此自嘲，并引以为荣。 2005 年，国家全面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徐永光最初要让农村穷孩子读得起书的愿望 完全实现，他和希望工程所担负的使命结束了。于是，他封存了伴随“希望工程”而来的荣耀 和是非，在同龄人开始规划“颐养天年”时候，遵循《道德经》中“功成而弗居”的道理，远 离官场，砥砺升华，要在公益的天空下开辟另一片“江山”。 早在 2002 年，全国妇联和儿童基金会的联合调查显示，当时全国进城民工子女有 1000 万人，失学率为 9.3%，失学儿童近 100 万。而 10 多年前的希望工程统计，农村贫困地区失学 儿童也是 100 万余人。 两个一百万，数字虽相同，但性质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十多年前，是因为经济的贫困，农 村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 十多年后，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和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政策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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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城市中的民工子女无学可上。而在未来 20 年内，“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动态累 计数预计将超过 1 亿人。 这个世纪性难题，引起了徐永光的极大忧虑：前者毕竟是地域和环境造成的，后者是体制 造成的，当若干年后，这些新移民的第二代长大了，被边缘化而不能融入城市，很可能成为社 会的不安定因素。 2003 年 3 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徐永光就递交了一份《依法保障进城农民工 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的提案，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引起了教育部的重视。当年 11 月，国家六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进城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有关文件，规定“以流入地 为主、以公办小学为主”，解决流动儿童的就学问题。然而，公办学校资源不足，难做到对农 民工子女敞开大门。 作为一个尝试，2004 年 1 月，在徐永光的策划下，由嘉里集团捐助 5000 万元，启动了“金 龙鱼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分 5 年资助家庭困难的民工子女上学。 新公民计划与希望工程有什么不同？徐永光说有三：一是基金的性质不同，二是面向的对 象不同，三是解决的问题不同。 教育界专家称：这是在政府与市场之外，解决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康晓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新公民计划”是中国的“第二希望工 程”。

7、徐永光：打造南都的希望工程 《中国企业家》杂志 2008 年 1 月刊 记者 雷晓宇 编者按：他的多年公益经验和游走于官方和民间的特殊体验，使他成了公司慈善的专业操盘 手 正文： 徐永光的办公室里挂着南怀瑾的一幅字：“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 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对徐永光来说，从当年的希望工程、后来的“青基会风波”中全身而退已是旧事，如今他 有了一个新身份和新事业：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徐永光说话就和他的长相一样没什么棱角。不过离开体制内之后，他不需要再说正确又乏 味的话了。当他这样开口的时候，的确有意气风发的意思：“南都公益基金会一定是对希望工 程的超越，而不是复制。说超越，我是有理由的——这会是一个标准化的基金会，标准化的散 财样本。” 1997 年，徐永光提出给希望工程划句号。当时白岩松问他，老百姓希望你们万无一失， 怎么办？“我想万无一失的事情不能再干了，世界上没有万无一失的事。我当时就说，怕下地 狱，就在希望工程现在还好的时候把它供起来，就是最大的成功。”从 2006 年开始转而加入 由企业家发起的非公募慈善基金，徐永光并不就到了“天堂”，也不能回避“万无一失”。 你仍然可以感受到他的热情和理想主义，但他的谈吐中也增加了企业、投入回报、“公益 创投”等字眼。南都基金会的运作类似商业投资机构。在“新公民学校”——南都名下用于解 决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项目中，南都基金会将提供超过 3 亿元的资助金额，以项目招标方式捐 建 100 所新公民学校，并帮助学校“自助和可持续”，不再依赖南都基金会的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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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把这称为“这是希望工程的升级版”， 希望工程为许多偏远山区的农村儿童解决了 上学问题，而新公民学校关注的对象是进城农民工子女。但徐永光坚持说，南都基金会有自己 的创新点，“这个创新点希望工程是没有的。”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新意。 以下为徐永光自述： 私人基金会 我和南都房地产的周庆治周总是温州老乡，我们是在 1990 年认识的。当时他在珠海工作， 我正好出差到广东，两个人第一次见面。那时候我刚刚从团中央组织部出来，开始做希望工程， 他也刚刚下海。虽然是两条不同的路，但是都是创业阶段，所以很有共同语言，之后一直有交 流。 到 2005 年底，正好庆治把南都房地产卖给万科，拿到 37 个亿，通过一次并购彻底实现了 财务自由。这个时候他就有钱拿出来做公益，我也刚刚从中华慈善总会出来，想做点事情。我 们算是殊途同归，是两个人的缘分。这样能够高度契合的缘分不多。 散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07 年 5 月 11 日，民政部发出《南都公益基金会设立登记的批 复》 ，这和我们当初预计的“2006 年 3-4 月向民政部递交注册申请，2006 年 6 月机构挂牌”的 预期相去甚远，应了“好事多磨”这句话。 冯仑的新书《野蛮生长》里面也提到这件事：“我有一个朋友注册一个一亿的公益基金， 他把钱拿到民政部，民政部蒙了，这个人拿那么多钱想干嘛？最后这件事情到了国务院，最后 是国务院副总理批的。而且这个朋友为了做这件好事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来注册办手续。就像做 一件赚钱的事一样，要搞这个，求那个，最后才批下来。” 因为等待批复的过程比较长，我们正好错过了中国资本市场的黄金时期，这是个损失，不 过也正好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比较从容地对机构发展战略进行深入的分析。 庆治是个很冷静的 人，他说，“我从来不认为填写捐款支票就是慈善的全部。聚财和散财同样需要能力。我想的 最多的是探索回报社会的最佳方式，我把它看作第二次创业。” 事实上，基金会的定位有三个：一个是急功近利的基金会，就是说恨不得拿钱换回来好处 更多；第二是公司发展战略型基金会，这是公司基金会的正常定位，大部分公司也期望做这种； 而南都基金会现在不要宣传企业、不要宣传个人，就是追求一个社会理想，这样的基金会在国 外基本不叫公司基金会，是私人基金会。像克林顿、盖茨、福特，这样的基金会已经不是公司 基金会，是私人基金会。 南都基金会说到底，如果给它定性，就是私人基金会。最近我们在上海开理事会，有一个 理事还说，永光，是不是不叫南都基金会更好？庆治也跟我谈，不要叫公司名字，我们再想一 个名字。不过我想不出名字来，再说反正私人基金会和公司名字一致也是一个惯例。将来会改 名吗？没有必要。 就类型来说，我们一开始就打算做资助型基金会，这个非常明确。美国有 56，000 多家基 金会，总资产近 5，000 亿美元，其中私人基金会约占 85%，公司基金会约占 5%，面向公众筹 款的社区基金会资产还不及基金会总资产的 10%。私人和公司基金会主要是资助型的，社区基 金会兼有资助型和运作型。 为什么要把钱给别人花而不是建立自己的渠道？非常简单，明年我们的预算是 1800 万支 出，你想想，自己花 1800 万得多少人去花？你自己养人花钱，还不如找人花钱。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要成立基金会，我说你一定要找人花钱，一定不要自己花钱。第一，我要选择最好的 项目、最好的机构，我才给你钱。而我们自己要生出这么好的一只团队来，很难的。你把钱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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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高效率运行，这也是一种整合——我有钱，你有队伍，就在一起。第二，我把钱给了你这 个项目，每个项目都要评估的。如果好，就稳定合作。如果不好，那么以后就不再给它钱。这 样你自己也有纠错的机会——如果你自己做渠道，一旦出了什么问题，你就自己背了。 现在确实有人说，民间组织能力也不强，把钱给它们花不如自己来花。这个不对。民间组 织弱，正好我们有责任帮助它们成长，你给它一些资源使它能够成长得好。弱就不给，不是更 弱？中国的民间组织要强起来肯定有一个过程。 南都现在做的事情一定是对希望工程的超越，不是复制。它有自己的创新点，这个创新点 希望工程是没有的。首先，南都基金会的架构容易理顺；第二，不存在运营费用的问题；第三， 也不用担心投资的问题。南都基金会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理事会，同时有独立监事来监督基金会 的运作。在理事会下设专门的投资管理委员会，负责资本运作基金会的本金。运作产生的收益 则由专门的项目评审委员会和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来分配。 怎么判断这些公益投资的效益？当然是社会效益，不过资金收益也能算得出来。比如南都 基金会投一个新公民学校，才 150 万-200 万，那么这个学校它自己将来要从社会每年动员资 源可能上百万，这么算，他十年动员一千万。这个机构自身会动员上千万资金进来用于孩子的 教育，那么你的投入回报率很高。 风险？风险就在于不知道将来会做成什么样。我建还是好建的，建完了以后，它们将来的 发展怎么样，这个机构未来能不能有一个好的治理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能不能有能力动 员社会资源进来。我不能建个学校成了包袱，或者建了以后它活不下去了，那样我就失败了。 所以，到明年计划要建 10 所新公民学校，看来任务艰巨。 要降低风险，就要监管。对于新公民学校，最重要的监管就是会计，由我们指派或者由我 们找第三方来给它进行服务。校长做教育，也管钱，但是不会他说了算，有一个外部监督，这 是规避风险的措施。新公民学校将来的发展靠的就是社会对你的信任，你的财务透明规范才会 支持你。如果有一个校长里面自己捞钱，那将来一暴露，完了，整个新公民学校计划就崩溃， 就砸牌子了。 非公募基金会将成热潮 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是社会“板凳的三条腿”。三大部门均衡发展，三足鼎立，社会才 能稳定。现在是政府这条腿太长太壮，民间组织这条腿太细太短，非公募基金会代表第二部门 说话，是强壮第三条腿的重要力量。非公募基金会算是中国公益环境的分水岭。 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有助于改变现在民间公益的资源配置。现在的公募基金会都有很强的 政府背景，依托某些政府系统，这些机构筹款能力很强，可能吸纳了民间 90%的捐款。这些资 金从民间来，在体制里循环，利弊都有。利就是低成本，因为不用发工资，都是政府系统的人； 弊就是帮助政府进一步强化了对于民间公益资源的垄断， 这就导致大量草根组织得不到本土资 源。草根组织没有体制的靠山，它都是一个个长出来的，长出来以后本土资源没份，只有拿国 外的钱，喝洋奶——这样有时候政府会对他们比较不那么信任。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草根组织从哪里得到资源？非公募基金会将来捐助的对象主要 就是这些草根组织。它的出现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能够改变民间公益资源的配置解构，不 能都配置到政府系统里。非公募基金会基本上都会做资助型的机构，成为民间公益的资金提供 者，发展本土的 NGO 组织。 非公募基金会还有助于民间组织突破治理瓶颈。现在官办的 NGO 和草根组织都有治理困 境，就是理事会不能真正成为决策核心，理事会很难成为老大。官办 NGO 理事会不但不是老大， 还是老小，老大是政府部门业务主管，他比理事会大。而草根组织最大的问题往往是一个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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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领袖个人说了算。治理的要点就是说，要有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理事会是最大的，他是处 于决定地位的机构，而且保持独立性。如有一个比他大的机构来管他，那就不是治理，因为民 间机构最大的特点就是独立性。 遵照《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会由 11 名理事组成，并聘请 3 名 监事。 南都集团有 5 名投资股东担任基金会理事，其他 6 名理事和 3 名监事由非营利组织专家、 财务专家、著名社会慈善人士和民政部官员出任。 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还有助于改变非营利部门的人才结构。原来低薪酬、资源匮乏，吸引 不了人才，好像做公益事业就是应该喝西北风。一部分组织是官办的，官办组织中有很多工作 人员都已经得到体制的好处，工资、福利、甚至行政级别，所以他压力不大。草根组织本来就 穷，还过于清流——做公益慈善嘛，就应该做出牺牲。现在基金会可以用 10%作为行政经费， 但是整个薪酬也不敢提高。一提高，人家说我给你捐款你工资奖金还发那么高？都是我省下来 的钱捐给你，你还拿那么多？毕竟不是你挣来的，不像企业靠本事挣到钱，该发就发。 非公募基金会就比较好，钱是自己的，腰杆子就硬。钱是我自己机构拿出来的，我建一个 机构，那我会按照市场需要找到优秀的人才。你看我这儿，我现在有香港的社会福利博士，有 香港硕士、英国硕士，有北大 EMBA，薪酬比企业低 10%-20%。中层项目总监月薪一万。这样一 个行业，如果只是留着退休干部来做事情那是不行的，只靠一批怀抱社会理想不计个人得失的 这样一批领袖人物也是不行的，你还是要给年轻人职业吸引力。 非公募基金会将越来越多。预期今后 2、3 年内会出现注册热潮，5-10 年内渐成气候，与 公募基金会平分秋色。我常和那些企业家聊，万科从今年开始有四个公益基金要组建，万通也 会有两个公益基金组建。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将会有不少于十亿的资金用于公益事业。 很多企业家来咨询我——慈善公益到底该怎么做？多数的企业是直接捐款，甚至万科王石 他们一开始也不想办基金会。 他们说能不能就在南都搞一个万科基金， 把万科的钱放到南都来， 像巴菲特给盖茨基金会那样。我说，你要把钱放在我这做基金可以，但是必须我来管，我对这 个钱负责，但是你不能派人来管。 我还是动员他们自己做基金会。 一些有钱想做公益慈善的朋友， 我都劝他们自己做基金会。 因为捐款和做一个公益机构来运行这笔钱，它对于社会产生的效益价值大不一样。你给别人捐 钱，基本上你是按照别人的意志去落实钱，你自己去使用这笔钱，你就可以去研究社会的需求。 你想清楚了以后，你这笔钱的资助又能够撬动社会的资源，起到一些示范倡导的作用。 还有，最好要一些专业人员来做。你一点点人工成本、机构的运行成本和你带来的社会价 值和效益的倍增相应，是很值得的。确实现在有些企业成立了基金会，可还是贴着企业，办公 室也不一定有。这样做看起来省了一点成本，其实大大影响了效果。非公募基金会是有条件成 为一个能够建立良好治理结构的民间组织。 可以这么说，以前的这些民间组织，官办的和草根的都有先天不足。非公募基金会基本上 是先天没有问题，足月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把后天做坏了。先天不足有情可原，它毕竟有一些 瓶颈突不破。比如说，官办的有业务主管部门大还是理事会大的问题，业务主管是婆婆，婆婆 还比你大一倍呢，这就是瓶颈。草根组织本身制约因素更多。非公募基金会，国家法律法规给 了你这么好的一个条件，能够做一个公益组织，基金会让你注册，门槛也不高，而且你背后还 有钱——你先天条件很好，那你做不好就不好怨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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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说我毁誉参半？言重了” 《中国企业家》 ：现在你能用平常心来看当年的“青基会风波”了吗？ 徐永光：一直满平的。南怀瑾 1992 年跟我说，永光你要记住，谤随名高。现在我还能做 事，而且还能够照自己的想法做事，我觉得上帝对我很公平。只是当时已惘然。 《中国企业家》 ：有人形容你的前半生，用了“毁誉参半”这个词，同意吗？ 徐永光：不准确。但不算骂人，为吸引眼球吧。还没到这程度，我很知足了。 《中国企业家》 ：你现在做南都公益基金会，有重塑自己公众形象，为自己正名的意思吗？ 徐永光：还真没这么想过。曾国藩有诗：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中国企业家》 ：还在青基会的时候，你曾经跟香港的记者说，自己既做慈善家又做企业 家，很辛苦。怎么理解？ 徐永光：那时候没有办法，制度让你不得不去做。现在《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可以有三 项成本：筹资成本、行政成本和项目成本，现在你甚至拿出 20%都是合法的，但过去是零成本， 所有工作支出只能靠利用时间差对待拨款做投资增值。 另外，一直到 2005 年之前，基金会没有会计制度。2005 年以前基金会的会计制度要参照 事业单位的会计制度。这个叫什么呢？基金会和事业单位完全两码事，事业单位是国家统收统 支的。这意味着我穿了一件本该不是我穿的衣服，很不舒服，我稍微一抬手，线就开裂了。说 你违规，这个怎么说呢？所以，会计制度和管理条例出台以后，我有雨过天晴的感觉。 以前都是不得已。好多机构面临这样的风险问题，有的被人捅了，有的没有，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还真没有把钱搞没了，还是有赚有赔，而且赚大于赔。现在青基会我至少留下两个亿， 净挣的。我是业余的，用时间差挣了 7600 多万净收益，扣除亏损。另外，有一个项目投资， 嘉士堂药业，明年上市，一上市，1000 多万就变成一个多亿。还有一个项目北京商业银行， 我投了 23 万，现在 3000 多万。 《中国企业家》 ：个人命运受制于体制困境，这是你后来和企业家们的共同语言之一吗？ 徐永光：对。回头看那个年代，大家会觉得都是过来人，而且都一样，意志坚强，宠辱不 惊。 《中国企业家》 ：你离开希望工程之后去了中华慈善总会做副会长，为什么干了一年就离 开了？ 徐永光：我当时跟范会长说了一句“心野了，收不回来了”。我做希望工程的时候和草根 组织接触多了，发现草根组织和官办组织各有一套文化系统，互相碰撞，有些东西我不再能够 接受了。这时候有内心冲突，不过这冲突我不会自己去煎熬，差不多了一看不对，马上就退。 赶紧退，做什么不行啊，什么都可以做。 《中国企业家》 ：就从没想过自己创业做个企业家？ 徐永光：从来没有，我做不了。我这个人做生意会赔本，直到现在人家还说谈判别让永光 过去谈，他谈一定我们吃亏，他不够狠。 我是温州人，温州人普遍文化基因就是想干事，务实。做官的念头还真的就是很小，我们 平民出身，曾经做到一个团中央局级干部，已经挺赚了，还做什么大官？ 《中国企业家》 ：你希望自己如何被记住？ 徐永光：做一件能够确实给社会留下痕迹的事情，一辈子就满足了。南都一定会有这样一 个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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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永光：“新公民”的华丽转身 《环球慈善》杂志 2008 年 1 月刊 创刊号 文/ 武云溥 一张“青基会”的名片，徐永光用了 15 年，他喜欢提及这个细节，来证明自己算不上过 于“喜新厌旧”。2007 年，希望工程十八载，昔日的幼苗已成参天大树，徐永光却在近三年 内换了两次名片：一次是 2005 年，他出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一次是今年，他成为南都公 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现在用的名片，淡黄底色上勾勒出一棵橙色的银杏树，他开始栽 培新的幼苗。 这次需要多久，才会枝繁叶茂？ “十年我不敢说，”徐永光面色和蔼，语调沉稳：“但要是和希望工程做同样的时间，这 项事业一定大大超过希望工程。” 徐永光所说的“这项事业”，已经注册了一个寓意深远的品牌——“新公民”。 从青基会到南都 2005 年，徐永光组织召开了“中华慈善大会”，给一批民间公益组织的代表颁了奖。开 完会，徐永光就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向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提出了辞职。“人一定要做 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才会实现价值。”徐永光认为，慈善总会固然是个很好的平台，但目 标已经超越了自己的能力，这就没意义了。 他开始寻觅新的机会。还有什么事业，值得他像对待希望工程那样，全心投入十几年呢？ 1989 年，徐永光从团中央组织部长的位置上毅然退出，赶在第一波“下海”大潮方兴未艾之 时，创办了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旨在救助贫困失学儿童。而如今，国家对贫困学生的“两免一 补”政策已全面实施，徐永光当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可以功成身退了。但他注意到，市场经 济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大量的农民工子女如何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在农村里，他 们是“留守儿童”，在城市，他们则是徘徊在公立学校高门槛下的“新移民”。对徐永光来说， 这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天地。 恰在此时，他遇到了周庆治。 “好多事情是没办法预料的。”徐永光说，南都集团董事长周庆治是他的同乡，多年的好 友。刚好当时南都集团把旗下的房地产业务卖给了万科，一下子有了三十多个亿的现金储备， 周庆治就欣然同意支持徐永光的计划。“要在平时，想做事情也没这么多现金。”2006 年初， 徐永光从周庆治那里拿到了一亿元，开始雄心勃勃筹划成立一家私募基金会，目标就是给农民 工子女办学校。 好事多磨。经过层层报批，2007 年 5 月，徐永光终于拿到了批文，“南都公益基金会” 正式成立。 “上级主管部门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徐永光说，“民政部和南都基金会签订了一份 备忘录，其中最关键的规定是，我们必须保证有 30%的资金投入到民政部关注的领域。”而实 际上，在徐永光的规划中，80%的资金都将用于发展农民工子女教育，在民政部的有关文件中， 这恰恰是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所以，徐永光底气很足。他借鉴国外许多大型私募基金会的成功经验，将南都基金会定位 成一家公益创投机构——不直接参与学校管理，只提供每所学校 200 万元左右的种子资金，这 样办起来的每一所“新公民学校”，都是一个独立的教育 NGO 组织。而徐永光本人，也就成为 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益领域职业经理人。“南都基金会明年计划支出 1800 万，我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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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怎么把这笔钱花出去，花好。”徐永光解释自己的职责。 所以，他不需要亲手组建庞大的团队，南都基金会现在算上他自己，一共只有 6 个人。徐 永光认为只有这样的管理模式，才能保证低成本和高效率。以前在美国考察学习，徐永光就开 了眼界。有一次美国朋友带他去参观一家“小规模的基金会”，徐永光去了大吃一惊。这个基 金会确实够“小”，只有两个人：创办者是个 90 岁的老头，打理实际业务的只有一名女秘书。 而这两个人管理的公益基金，却有一亿美元。“所以我现在倾向于招标资助项目，而不是自己 去做。”徐永光说，这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你不担风险，就不会有好的民间 机构出现。而如果你肯做，就总能在全国范围内找到最好的人，他们做不好可以换，比自己养 人做事要好得多。” 非公募基金之变 在实际操作了几个月之后，徐永光发现，情况并不简单。 “原来的计划需要调整。”徐永光看到了两个现状，一是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非营利组 织很少，二是中国的民间公益组织还比较弱，因而响应他的号召，来投标创办新公民学校的人 并不多。反倒是不少私立学校希望改制，借助徐永光的帮助脱离困境。“我们正在评估，这可 能也是合乎实际的一种调整方案。” 徐永光规划中的新公民学校， 既然不由南都基金会直接管理，那么如何保证实现公益目标， 而不偏离轨道呢？“我们会主导校董会的建立，校董会必须由代表社会各方面资源的专业人士 组成，由他们监督学校运转，决定校长任免。”徐永光对此成竹在胸，“而且学校的财务人员 是要对基金会负责的，可能我们派出一个财务人员，管理两三所学校。”财务的规范和透明， 是公益机构获取社会信任的关键，徐永光深知这点。 作为私募基金，与有官方背景的公募基金的区别很大。徐永光介绍说，希望工程是用项目 去吸引捐款，而南都基金会是先划一个项目的范围，让那些愿意做项目的机构把钱拿走。至于 项目的共同点，则一定要有前瞻性，能引导社会潮流。“我非常希望将来能有几十个、几百个 和我们类似的机构来做这项事业，我们现在做得吃力，是因为做得早。也正因为早，才更有价 值。”徐永光说，这些类似的私募基金会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他的目标正是促成更多的人来 做这件事，农民工子女教育的世纪难题才可能破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公民计划比希望工 程更开放。” 开放的态度，也理所当然地赢得了许多支持，“新公民学校”开局良好，一些优秀的教育 项目纷纷来找徐永光合作。眼下已经有 5 个“新公民艺术团”在组建中，由耐克等国际知名公 司策划的 3 个体育发展项目也在积极运作，徐永光还准备和央视合作搞一次新公民学校的文艺 演出，他对新公民学校未来的教育质量充满信心。 还有众多的志愿者慕名而来。“我发现南都和青基会有个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官办的机构 里很少看到志愿者，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这里志愿者很多。”南都基金会旗下专门负责新公民 计划实施的“新公民发展中心”，理事长就是志愿者，法律顾问也是志愿者，奥美公司给南都 基金会设计品牌标识和运营方案，也是分文不取。“可能因为，我们这个机构本身资源有限， 很多事都需要大家帮忙，志愿者在这里就更能实现自身价值。”徐永光笑呵呵地说。 非营利组织之道 58 岁的徐永光满头浓密的黑发，嘴角永远挂着笑意，温州人骨子里的精明干练，在他身 上更多体现为一种内敛的亲和力。年轻时，他当过红卫兵，被打成过“现行反革命”，然后是 当兵、退伍，去做汽车修理工。后来，他被抽调到团中央工作，从普通干事升到组织部长，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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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 7 年。他却在仕途坦荡之时转身离开。“这么多年，我总在转变，别人觉得，这个人脑子 有毛病啊。”徐永光说，“其实我觉得，还是一种要做事情的冲动在支撑我。而且对做成的事 情，我的兴趣就淡了。”过去 18 年，希望工程吸纳善款 36 亿元，未来若干年，徐永光希望南 都基金会至少投入 4 个亿，建 200 所学校，每所学校再吸纳两倍于种子投资的资金，这就赶上 半个希望工程了。而让农民工子女真正融入城市，不再被歧视，不再被边缘化，是更加宏大的 理想，徐永光还需要唤起更多人的行动。 自己的人生，是足够圆满了。他感受到更多的，是推动整个行业前行的责任。欧盟的一个 项目培训班请徐永光去讲课，他就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我讲了四个题目：第一，非营 利组织生产什么？答案是生产信任，信任是道德底线，生命之根。第二，非营利组织建设什么？ 我认为建设精神世界重于建设物质世界，这是立身之本。”徐永光侃侃而谈。“你的价值是创 造 GDP 吗？那微乎其微，希望工程发展 18 年，也就相当于在上海建 4 公里地铁，你能创造多 少物质价值？”想到这一层，他才真正放下了包袱。“第三，非营利组织经营什么？其实是需 求导向，捐款人的需求是第一位的，这是经营之道。第四，非营利组织缺少什么？我想是缺少 治理，而目前最有可能在治理上突破瓶颈的，就是非公募基金会，这是发展之理。” 生命之根，立身之本，经营之道，发展之理，合在一起就是“根本道理”。 “我还能再干十几年。”徐永光说。

9、徐永光转身——一个半官方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如何转型为社会投资 家 《东方企业家》杂志 2007-12-13 作者：张芸 这位中国最知名也最富争议的半官方公益组织负责人，选择加盟一家非公益基金会，成为 一名社会投资家。 从北京朝阳公园南门一路往东，经过北京绿化最好的地段，直到五环外的马各庄，葱葱绿 树和街心公园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路两旁的低矮平房与小五金商铺，和一座名叫“朝阳区 第一新公民学校”的小学。 这所小学，目的是要为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子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在 9 月开学之前，它 已经悄然完成了一次转变，一家名为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机构介入了这所私人学校，为它提供 155 万元的资金，并且为之建立校董会，挑选校长。新校长胡益文将家搬到了学校，每天 6 点 就起床迎接学生的到来，他在这里非常快乐，“因为看到学生们眼睛发亮精神好”！一学期 100 元的学费，和 50 元的餐饭费，就可以让孩子们穿着免费的新校服，在中午时排队到食堂 打饭，然后对师傅说“谢谢”。老师们的月薪上涨了两倍，尽管只有 1500 元。 所有转变的幕后操盘手是徐永光。当《东方企业家》的记者在东三环内南都基金会的办公 室内见到徐永光时， 这位中国最有名也最富争议的慈善组织负责人已经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引 退，转而成为一家非公募基金会的操盘手，从一名官方公益组织的领导者转变成一名社会投资 家。他运用南都基金会的资金进行社会投资，与商业风投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不同，他作为社 会投资家追求的是所投机构的社会效应最大化。新公民学校是他的第一个社会投资项目。 毁誉参半退出希望工程 1949 年出生的徐永光在 30 岁时开始离开温州。用了 7 年时间，徐永光从一个干事成为正 局级干部，职位是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在政治机构内部的升迁中，据说很多人一辈子也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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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这一过程。 但是徐永光在这个位置上只待了两年。1988 年，徐永光决定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 时，祖籍温州的南怀瑾先生希望徐永光为自己运营他推动修建的“金温铁路”，这也是中国第 一条无政府投资的地方铁路。但徐永光选择以 10 万元注册资金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当时团中央给了我 10 万块钱。 10 万块叫什么基金会呢？要靠筹款。 筹款要做什么事情？ 马上就想到，救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又想了个名字，叫希望工程”，58 岁的徐永光用简 短几句话勾勒出近 20 年前的这个决定。这几句话的结果是中国最具知名度，也最具实际效应 的慈善事业，以及众多关于徐永光和青基会官员的争论。徐永光的个人网站上写道，“希望工 程 17 年，募集海内外捐款逾 30 亿元人民币，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 289 万人，建设希望小学 12559 所，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公益品牌”。 同时，从 1994 年香港《壹周刊》对希望工程资金使用的质疑开始，关于徐永光的争论就 从未停息。日后徐永光总用一句话为自己辩解，他说这句话是南怀瑾在十多年前就告诫他的： 谤随名高。徐永光的脸柔和而毫无棱角，对任何人都笑脸相迎，头发总是梳理得整齐，总是身 着并不昂贵的深色套装西服。难以想象这样的人会身处争议的漩涡中长达数年，曾经和《壹周 刊》进行了 6 年的马拉松官司，并曾接受过 8 小时的律师当庭盘问。 基金会的进化 徐永光自称，在 1997 年前后，希望工程和徐本人风头正旺时，他就已萌生退意，“希望 工程风险太大，我几次提出要结束。1997 年时，我提出这是希望工程最后一轮”，原因是一 个他无法解决的制度性难题：“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三种社会组织：第一是政府部门；第二是企 业；第三是非政府非营利部门。这个部门应该是脱离政府的。但在官办的情况下，政府是管着 第三部门的。从制度上讲，理事会应该是第三部门的最高机构，可是后面还有政府这个婆婆， 到底是理事会大还是政府大？” 另一个难题是这些官办的非政府组织并没有专门的运营费用。 从公众手中募集来的资金如 果用来作为运营费用，必定难逃外界的指责。徐永光的解决办法是用募集资金投资，用投资赚 来的钱做运营费用。这也是他备受指责的原因：投资失败、资金在谁的名下运作等等。 徐永光坚持在 2001 年辞去了秘书长职务，2005 年他又辞去了青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和随后 的中国慈善总会副会长职务，从当年 11 月开始筹办南都基金会。 南都集团的董事长周庆治是徐永光多年的朋友，二人同是温州人。18 年前，“我离开政 府做公益，他离开政府做商业；我看着他做大，他看着我做大”，希望工程名扬天下， 《福布 斯》2001 年把周庆治排在大陆百富第 45 位。 18 年后二人殊途同归，“没有人说服我，我们一拍即合”。上海南都集团投入三亿元， 一亿元为注册资金，另外两亿元作为基金会的本金，徐永光则是操盘手。“资助型基金会的定 位有三种：一种资助社区服务和公益项目；一种培育非政府机构和社会企业家，比如阿育王； 第三种资助学术研究和思想库。南都基金会是前两类。”徐永光说。 这种新型的基金会和徐永光服务多年的半官方基金会截然不同。徐永光终于逃离了始终悬 挂在他头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首先，南都基金会的架构容易理顺；第二，不存在运营费 用的问题；第三，徐永光也不用担心投资的问题。南都基金会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理事会，同时 有独立监事来监督基金会的运作。在理事会下设专门的投资管理委员会，负责资本运作基金会 的本金。运作产生的收益则由专门的项目评审委员会和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来分配。因为他多 年的公益组织经验，徐永光正是负责资金分配的最好人选，“我从 2007 年的 7 月开始项目招 标，招标的资金大体是 2000 万元。这个钱要用来建设 10 所新公民学校。这样的方式能够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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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的高效率。我会选择优秀的机构，做得不好的得不到资源，这样也有利于这个行业的 优胜劣汰。” 以风投方式运作 除了专业的投资团队之外， 充裕的运营费用也让徐永光可以为基金会招募到可以长期工作 的优秀人才，“南都中有香港大学的硕士，也有北大 EMBA 的毕业生。虽然我们的收入仍比商 业机构低，但是适当的金钱回报可以让理想主义更持久”。南都基金会目前的中层管理者年薪 10 万元。 徐永光至此成为一个管理着专业团队的社会投资家。基金会的运作完全类似商业投资机 构，只是社会投资家的目的是要寻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举例而言，在新公民学校的项目中， 南都基金会投钱保证学校初期启动和三五年内的正常运行，却并不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正如 风投投入资金保证一家有前途的公司有运营和扩张费用，但却不会介入公司的管理。商业投资 机构如投行和 PE 会帮助自己投资的公司建立董事会，南都基金会也会帮助新公民学校建立校 董会，“校董会的任务是把握学校大势，整合社会公益资源，让学校成为自助和可持续的公益 机构，不再依赖南都基金会的资金投入”。然后，商业投资机构等待自己的投资产生丰厚股权 回报；南都基金会则期待自己的投资能够解决尽量多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不过徐永光面临着和风投同样的问题，手中握着钱，却不知道投给谁，“找不到好的机构， 好的个人。这个行业太弱”，“到时候，徐永光有钱花不出去，才会成为新闻”！这笔钱在 2007 年是 800 万元，2008 年将是 1800 万元。

（二）网络访谈 1、徐永光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做客网易 网易 2007-09-03 访谈嘉宾：徐永光 主持人：林海 南都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做客网易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各位网友准时光临网易北京直播室，我是主持人 林海。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全国政协委员、希望工程发起人、南都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徐永光先生。 各位网友看到访谈预告的话可能会比较了解，如果不知道的话我给大家说一个故事，北京 行知学校是大家比较了解的，专门招收打工子弟的小学，前两天也闹过关闭呀、开支困难等情 况，突然发现现在行知学校已经被“兼并”了。不知道用兼并这个词是否准确？ 徐永光：改建。 主持人：徐先生现在把它的名字改成了“新公民学校”，关于这个学校能不能跟我们谈 谈？ 徐永光：行知学校是 01 年时用很少的钱建起来的一所非营利、专门接受农民工子女读书 的学校。大家可能了解，在民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当中，可能有 99%以上是营利性的，私人投资， 还需要回报。行知学校是非营利的，一个是它投资比较少，再一个是它在发展过程当中，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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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赤字运行。所谓赤字运行就是说，这类学校和其他学校一样，包括和城市的公立学校一样， 也是要收一些费用的，但是它的收费比较低，远远低于它的办学成本，所以它一直带着赤字运 行，经常发生财政上的危机。到了今年年初时这所学校负债累累，欠水电费，最后被停水停电， 学校办不下去了，向地方教育部门申请要停办。 主持人：正好有这么几个机会，您就把学校改建过来了？改成了“新公民”？ 徐永光：今年年初发生危机之后，首先帮助行知学校的是中央电视台春暖 2007、中国青 基会、苏宁电器，大家可能看到春暖 2007 有一次拍卖活动，拍卖了两位世界冠军的金牌，苏 宁电器买下了这两块金牌，一共为行知学校筹了一百七十二万，这个钱将近有九十万为行知学 校还了债务，另外八十万为基金会管理，将来运行。 实际上行知学校还有很多困难，比如它的初中部已经在进行初中教育，但是它没有理化实 验室，所以还没有被证实批准。另外它的操场、运动场、整个环境状态还非常差，我去看了以 后觉得孩子们在这样的运动场上活动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坑洼不平。在这种情况下，南都基金 会决定把行知学校改建为行知新公民学校。 新公民学校的建设是南都基金会的一个发展战略，南都基金会成立以后已经向社会宣布， 准备用五到十年的时间给每一所学校资助 150 万到 200 万，新建或改建一百所新公民学校。 主持人：资助的名称就要改为新公民学校是吗？ 徐永光：是这样的。新公民学校有自己的一套发展规划，这个学校首先是资助非营利的农 民工子女学校，同时它现在有一些营利的，我们把它改制为非营利的。就是说，原来的投资人 可以把投入的钱拿回去，使它变成非营利的学校。政府还可以提供一些闲置的校舍，我们办学。 非营利学校的特点不同于公立学校，也不同于现在的私立学校。 主持人：我理解您现在的学校应该是不收费的？ 徐永光：不收费的话，现在还是有问题的。像公立学校，政府有很大的投资。就公立学校 的情况来说，北京一个小学生的教育成本是 7000 多元人民币，这是国家投入的。 主持人：一学年吗？ 徐永光：一年。也就是说一个农民工孩子如果进入北京的学校，政府的负担是 7000 多元 人民币，这样的学校也还是需要交费的，也没有免费，就是政府办的公立的小学和中学，城市 里，现在也还是没有免费的。 主持人：是针对外地员工还是针对北京？ 徐永光：包括北京和外地都没有免费的。现在所谓的“两免一补”还是对于农村，尤其是 西部地区。我们的《义务教育法》也没有对城市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免费教育作出规定。所以连 公立学校这么大的投入都要收费，对于我们现在非营利的学校，如果完全免费，它的整个运行 负担就太重了。 主持人：我看新闻里您说五到十年要建 100 所，这么庞大的资金，为什么不求回报呢？ 徐永光：南都基金会的出资人是上海南都集团，这个集团是一个民营企业，集团投资人和 我个人有一种共同的公益理念，希望在公司发展状态比较好的情况下能够拿出资金来回报社 会。 南都集团为创办南都基金会拿出了三亿人民币， 其中一个亿是在民政部注册为公益基金会， 另外两亿作为公益基金，每年继续给基金会捐款。基金会未来十年要用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 包括建学校，也包括资助一些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条件、成长环境的公益项目，整个计划支出 要达到三亿人民币。当然是为了改善农民工子女的成长环境。 主持人：问一下今年北京新公民学校的初中部的招生已经满了吗？ 徐永光：招生是非常满的，整个学校招了 1200 个学生。 主持人：还招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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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现在容纳不下了。 主持人：现在有一个网友居住在海淀区，他说，我是外地来京人员，儿子该上初一了，可 是没有学校要，我在海淀永丰附近，今年有规定，附近的学校已经招满不再接收了，稍远一点 的有其他问题，我们也上不起，只能让孩子闲着了。 徐永光：这种情况不是个别情况，我们为什么要资助办农民工子女的非营利学校呢？也是 因为出于现在农民工子女上学的需求非常大，但很多孩子进城以后不能正常地进入学校，这个 问题应该说非常严重。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入学的背景情况。在 03 年时，全国妇联有一 个调查，当时的调查是，进城务工农民的孩子进城以后，在义务教育阶段没有上学的孩子达到 9.3%，其中上一年级的有 20%都已经到了 9 岁。说明他们在 7 岁、8 岁的时候都不能上小学。 现在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数量越来越大，已经超过一千多万将近两千万流动儿童。如果按照 9.3%的比例，现在进城以后失学的可能要超过一百万。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过去我做希望 工程的初期，在 1989 年那个时候，农村因为贫困失学的孩子，全国有一百万，而现在进城的 流动儿童就有上百万失学， 和过去一百万的情况相比要严重得多。过去农村贫困地区孩子失学， 原因是贫困，现在进城的孩子失学，原因是教育不公平。他们应该享受义务教育而没有享受到。 过去的孩子失学会成为文盲，结果对社会的危害还不会很大。但现在的流动儿童如果失学，他 们游荡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将来会成为社会的麻烦。不仅是他们的家庭受到影响，甚至他们还 会来影响社会。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呢？首先中央政府有明确的要求， 流动儿童入学要以流入地政府为 主，以公立学校为主，中央的政策非常正确，非常英明。但是这个政策的背景是建立在户籍制 度还没有改变的前提之下，教育资金的投入还是按照户籍投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公立学校 是不是能够完全满足流动儿童入学的要求呢？我觉得是有困难的，困难在这两方面： 第一方面，公立学校接受一个农民工孩子入学，像在北京，它的成本是 7000 多块钱。如 果北京让 30 多万流动儿童都能进公立学校的话，北京政府每年都需要 30 多亿的财政安排。这 是一个财政上的压力。我觉得更大的压力是人口政策的压力，假如北京的公立学校向所有外来 务工的人员子女敞开大门，来一个收一个，就算他有能力接收，但这种敞开大门的后果会出现 一个“洼地效应”，“水”全流过来了。 实际上这也有可能是一个北京城的灾难。全国农民都可能带着孩子到北京来读书，哪怕不 来工作，作为一个教育移民他也会来。所以政府的公立学校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其实是有门槛 的，它不是完全敞开的。这种门槛设立的结果让一些低收入的农民工家庭，那些卖菜的、捡垃 圾的农民工孩子很难进入公立学校。大部分低收入的孩子进不了公立学校，接着就会有市场这 一块作为补充，私立的民办学校作为补充。 私立的民办学校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高投资、高收费的，这一类对于贫困家庭也是可望而 不可及。还有一类是低投资、低收费的。这些低投入低收费还有两个低，就是低薪酬，教师薪 酬很低，教育质量也比较差。我认为这类学校的存在有它的价值，因为确实有很多农民工的孩 子没地方读书，这个地方能够让他们来读书，这个价值已经具备了，至少不会让孩子失学。但 是由于这些学校不敢有大的投入，因为它是低收费的，所以它的教学质量就会比较差。在这样 的情况下，还有大量的低收入家庭的农民工家庭，这个低收入是什么情况呢？就 2006 年的一 个调查显示，全国月收入在 800 元以下的农民工家庭占 54%。也就是说，低收入的农民工家庭 占大头， 但是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的孩子进入公立学校和进入教育条件比较好的私立学校的数量 很少，大部分低收入的农民工家庭孩子有一部分进入了那些低投入、低收费、低教育质量的学 校，但大部分以“留守”作为代价，这类家庭只好把子女留守在家乡。对于留守儿童的问题， 现在社会都非常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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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好几个省的数据表明，在少年犯当中，有一大半来自于留守儿童，这些留守儿童缺乏家 庭教育，他们的心理状态、人格健康发展都存在很大的问题。我非常赞成全国妇联的一个领导 讲的话，他说，解决留守儿童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和父母一起生活。我非常拥护他这 个判断。这是一个家庭伦理啊，过去孔子讲过“父母在，不远游”，现在是“父母远游，儿女 留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只好让他们进城。进城以后，我们现在学校的现状能不能满足 他们的要求呢？不能满足。 所以要通过社会公益的捐赠开办一些非营利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来解 决这些孩子读书，这是一条新的道路。因为过去只有政府，接着就是市场，非营利的学校是凤 毛麟角，像行知学校，这样的学校非常少。所以通过公益捐赠创办大量非营利学校的需求非常 大。 主持人：现在在北京开了几所？ 徐永光：南都基金会是 5 月份成立、6 月份开理事会，7 月份开始进行项目招标的，这些 项目是通过招标，由我们进行实施的。现在已经安排建设的是两所。 主持人：哪两所？ 徐永光：一所是行知新公民学校，第二所是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朝阳区的第一、第二 所都已经在运作。第一所已经开学了，但是 9 月 15 日要做一个开学仪式。北京还会有第三、 第四所。 主持人：您刚才也说了要适当收取一些学费，这两所学校小学收多少？初中收多少？ 徐永光：现在行知学校的小学是 500，初中的我具体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是安排具体学校 的运行。现在第二所，朝阳区新公民学校收费要低一些，第一学期就收 200 块钱左右。这所学 校是从私立的改为非营利的学校，需要收费，但我们要求新公民学校收费尽可能地低。 主持人：“尽可能”是什么标准？ 徐永光：首先我讲一下我们的制度设计，我们对于新公民学校的制度设计是这样。南都基 金会投入建校的基本费用，建起来以后，这类学校的运行要求高软件，高软件就是需要有比较 好的师资队伍，优秀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中等的硬件和低收费。这样的“高、中、低” 一定 会形成收支差额，在这样的差额下，南都基金会原则上不再给予补助，不由南都基金会把养起 来。为什么这样？实际上这是一种制度的设计， 让每一所新公民学校在赤字运行的过程中一定要有能力整合、吸引社会公益的资源。我们 要求新公民学校要建立一个有能力的校董会，一是需要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参加，出资方，教 育专家、财务专家、法律专家，甚至有媒体人士参加，他们有明确的使命，有资源动员能力， 由他们聘校长，校长主要是办学。校董会要保证这个学校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供应。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一定不让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非营利学校办成一个被养起来而封闭 的学校，而是让它成为一个开放的学校，这个开放的学校就是社会各种公益资源整合在这里， 在这里合作，大家共同为农民工子女教育奉献爱心、贡献自己的财力资源、智慧，成为这样一 个合作平台。 农民工的孩子在这种学校里读书会时时刻刻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心、帮助和支持，这样 他们进城以后不会感觉到他们是受排斥、受歧视的，而是受社会接纳的，而且社会给了他们这 么多的帮助。那么他们将来会用同样的感恩心理，或者是强化他们的责任感，在未来用自己好 的行为回报社会。 主持人：有两个问题，这两个新公民学校是否招收有北京户口的孩子？ 徐永光：这个学校是一定不排斥接受北京户口的孩子的。现在我相信他们也不会愿意来， 为什么不愿意来呢？ 主持人：这是我要问的第二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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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如果学校办得好了，北京户口的孩子愿意来，那当然也应该接受。 主持人：第二个问题我还没问，我以为您能回答，是这样的，现在这两所新公民学校，原 来是行知学校，里面全部都是外地来京人员的孩子在那儿上学，虽然他们已经被接纳进一个学 校了，但好象也孤立于城市之外，这个问题在新公民学校中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徐永光：这个问题，我想第一是现在有很多农民工孩子没有地方读书，我们建了学校，首 先要满足他们读书的需求，这是第一需求；第二个需求，他们还有融入城市的需求，把他们“孤 岛化”绝对不是一个好事情。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考虑。譬如说第二所新公民学校现在已 经和北京实验二小的同学开展了一些活动。 北京实验二小三六班班级的家委会提出倡议，要和新公民学校的孩子（孩子和孩子，家长 和家长）进行结对，互相帮助。我们已经给这两所学校的孩子开办了一个“新公民快乐成长 营”，所谓新公民不是说农民工的孩子要培养成新公民，城里的孩子照样，也应该成为新公民。 所以这两所学校， 一个是北京最优秀的公立学校和新公民学校的孩子在政治学院开了一个“新 公民快乐成长营”，让他们在一起。我们发现，孩子们一开始差距很大，或者他们在几天之内 也不能完全缩小差距，但是他们能够融合，几天下来以后他们就成为了难舍难分的好朋友了。 这些事情我们是要不断地做的。 同时我前面讲到，一定要让新公民学校建成一个开放的平台，让社会的各种资源，包括一 些家庭，包括一些孩子，都能够和新公民学校的孩子们进行联系，比如北京有一家公益机构叫 美新路（音）基金，美新路基金的建立人是朗讯中国的总裁叶祖禹，他有一个项目叫做“大朋 友”，这个大朋友项目就是在北京招募志愿者，让这些志愿者和农民工的孩子交朋友。 现在他们的学校已经在一所民办学校蒲公英中学进行，做得非常好。叶先生给我打电话， 他说接着我就要到新公民学校，我们的“大朋友”项目要进入新公民学校。让这些孩子有城里 的朋友帮助他们，使这些孩子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我觉得你刚才提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不 能让他们孤岛化。但是从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学校也只能集中建立，在这种情况下要避免他 们被孤岛化。 主持人：前面的网友在访谈前留言的时候也说要让农民工子女融入到当地城市中去，这一 块可能要提一下徐先生的另外一个身份，全国政协委员，应该利用您这个身份更多地呼吁我们 国家尽快普及免费教育，使之更完善。徐先生所做的学校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留守儿童 的上学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您一直关心教育，这么多年的这些提案里，教育的问题占绝大多 数，新希望工程、希望工程、新公民学校，是什么让您一直关心教育？ 徐永光：是这样的。在我的童年时代我家里也很贫困，我哥哥和我姐姐的上学也是得到了 政府和其他人的帮助，可能有一点点这方面的因素。但最主要的是，我在团中央工作以后，了 解到农村教育的困难，我经常下去做调研，尤其是我 1986 年在广西贫困地区待了两个月，在 这两个月中我发现农村的教育贫困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所以 1988 年我就提出，我要创办基金 会，来做一个救助农村失学儿童的项目，开始做希望工程。 主持人：希望工程进入本世纪以后，农村的任务逐步减弱了，因为政府的投入力度越来越 大，尤其实施了 “两免一补”，所以在 2000 年以后我主要就是关注农民工孩子的教育。譬如 说 01 年我帮助黄鹤办起了行知学校，04 年的时候我推动了嘉里粮油（音）公司捐了 5000 万， 实施希望工程助学进城的计划，用这些钱来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助学，让他们能交上学费。 徐永光：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我发现了更重要的问题，更大的问题还不是这些农民工的家庭 拿不出这一年一千多块钱的费用让孩子读书，更重要的是无学可上，没地方读书。这是一个最 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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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这个无学可上的问题，我觉得完全依靠政府解决基本上不可能。让到北京的孩子全 部在北京的公立学校读书，这个不现实，城市也不堪承受，城市的家庭也会有意见。我举一个 例子， 北京的近郊区城乡结合部有几所公立学校目前全部是接受农民工子弟读书的。 公立学校， 清一色都是农民工的孩子。 怎么来的？是因为在这些城乡结合部，当农民工的孩子数量越来越多、比例越来越高时， 城里的家庭就不愿意了，觉得自己的孩子和他们在一起，素质会降低，教育质量也会降低。所 以城里的孩子就跑掉了，现在变成了纯粹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学校。所以让城里的公立学校完全 接受农民工子弟读书是非常非常困难，甚至是不现实的。 市场的学校也有它存在的局限性，有的收费高，有的质量低。而且可以这么说，一半以上 农民工的孩子进城读书没有解决，因为现在留守儿童的数量超过了流动儿童，它是以留守作为 代价，以骨肉分离，甚至可以说以放弃了家教作为代价，让自己的孩子留在农村，不能进城， 因为进城没有学校。所以南都基金会希望通过我们的探索、实践，我们的梦想是希望有越来越 多的企业、社会各界来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尤其是流动儿童的教育。 大家一起来建学校，通过公益捐赠来建学校，它的直接效益就是两条，一条是让很多进城 以后没地方上学的孩子能够有地方读书，还有一条，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这些孩子在这些公 益性的、非盈利的学校里读书，他们的成长过程是伴随着社会的爱心，这对这些孩子融入城市， 将来用同样的爱心来回报社会，应该说是非常正面、非常有效的。我们新公民学校建设的理念 就是通过办公益学校，让农民工的孩子人人有学上，上好学。 主持人：谢谢徐先生作客网易新闻中心，您的宏伟计划是非常地庞大，而且从您推动希望 工程来看，那个项目也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希望新公民学校也能非常成功，能够解决更多的打 工子女的上学问题，谢谢徐先生。谢谢各位网友一直在电脑前观看我们的访谈。

2、希望工程发起人徐永光访谈 腾讯网儿童频道 http://kid.qq.com

2007-09-17

主持人芬芬：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腾讯儿童频道的访谈，我是主持人芬 芬。金秋九月，相信很多小朋友已经重返校园，高高兴兴地上学了，但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 小朋友跟我们同龄，没有上学，可能因为农村的原因，或是环境的原因，他们叫做流动儿童、 留守儿童，我们今天关注这一话题。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全国政协委员，希望工程发起人，现 在是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先生。欢迎您。 徐永光：您好，网友好。 主持人芬芬：我们知道希望工程您是它的一个符号，一个引子，希望工程关注的是儿童、 教育、贫困。我们现在进行的这样一项公益活动，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内容，跟希望工程有什 么联系？ 徐永光：我现在在南都公益基金会，这是一个非公募基金会。这个新的基金会成立以后， 把关注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作为重点，实际上两件事是一脉相承。希望工程是让农民子弟人人 有书读，特别是让贫困的农民子弟。我现在的这个基金会推出的计划叫做“新公民计划”。我 现在推出的新公民学校是面向农民工子弟。 主持人芬芬：还有一群人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就是农民工子弟，能不能说一下现在有多 少农民工子弟没有学上？ 徐永光：关注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中央政府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就是以公立学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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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学校也是解决了一半以上的农民工孩子上学的问题。由于城市化进程速度非常快，现在一 亿五左右，总共四千万是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绝大部分都还是能够读书的。但是进城以后，也 出现了进城流动儿童没学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在 03 年的一个研究报告当中，进城的孩子 9.3% 失学，如果一千万的话差不多就是一百万。现在进城的将近两千万。还有一部分进城以后不能 上学，这个问题很严重。进城儿童如果有一百万不能上学的，和希望工程十八年前开始实施的 时候，也是有一百万贫困地区的孩子失学。这两个有区别。希望工程的孩子失学的原因是贫困， 现在流动儿童进城以后如果失学的话这是属于教育不公平，他们不能享受教育平等的权利。这 是原因的变化。还有地域变成，希望工程是在偏远城市，而这些孩子是大中城市，如果游荡在 大中城市的孩子不能读书的话， 它的后果跟前面也是不一样的， 前面还不至于造成很大的危险， 而这部分孩子如果部分受到很好的教育，被边缘化以后，他们要承受文盲和贫困这样的一种后 果的话，可能会报复社会的。 主持人芬芬：没有上学的，进城务工的农民子弟，他们如果不能很好地接受教育的话，可 能对社会造成很多负面影响。 徐永光：也可以说是定时炸弹，法国巴黎 05 年发生了骚乱，骚乱的这些人都是移民人群， 也是因为被边缘化，不能容为城市，造成了一种不满，最后要宣泄。这个问题是压力越来越大， 首先是政府压力，政府要完全满足流动儿童，或者说完全满足所有农民工的孩子进城读书的需 求的话，他们有困难。这个困难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制度还是一个城乡分割的制度，还是有 户籍制度。教育经费是按户口分配的，都由城市来负担，首先财政压力承受不了，或者是更深 层的原因，城市也有它的人口政策，如果每个城市的公立学校完全敞开大门，完全一视同仁， 农民工的孩子一进城就能够到公立学校读书，这个城市还会出现一个“洼地效应”，这个水都 流过来了，城市政府也不堪承受。所以现在城市政府解决农民工孩子，尤其是流动儿童上学大 体上有三种情况。公立学校解决得最多的是中部地区，像湖北、四川等地区，这些地方的人口 流动是省内流动，所以他们城市解决的比较好，大约解决了 80%；第二类是大城市，像北京、 上海，应该说这些地方也进行了很大的努力，解决了 50% 左右；还有一类地区，就是在加工 工业集中的地区，像珠三角，这些地方外来工的数量非常大，像广州是两千多万外来工，实际 上政府要解决很大一部分，困难就更大，所以政府鼓励发展民办教育。政府大概解决了 2、30%， 都是 7、80%还是由民间来解决。我现在的基本判断是，要求城市政府全部接收农民工子弟读 书是不可能的，要发展民办教育，民办教育目前基本上的状态是私人办学。 主持人芬芬：目前给人感觉民办教育的竞争力非常有限，跟公立学校竞争起来，它的生存 状况是很难的。 徐永光：跟公立学校没法竞争，根本就不是竞争的问题，私立学校目前是两种情况，一种 情况是投资大、收费高的，对于一些农民工家庭贫困的来说，也进不来。还有一类是投资很少， 设施很简陋，教师工资也很低，收费也很低，满足了一些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入学问题，但教育 质量肯定是不可能高的，也是很低的。这种学校的存在是必要的，而且他们是有贡献的。无论 你怎么样，他们的教育质量还是有基本的保证。还有一个，孩子们毕竟受到了教育，他们的生 存非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公立学校不能完全满足，私立学校也不能完全满足。实际 上大部分的这些投资很低的私立学校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合法性，他们没有拿到办学的许可证， 没有被批准。北京有三百多所民办学校，只有五十多所有办学许可证，有二百多所都是没有正 式许可的，目前是出于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这种状态对于农民工孩子的教育非常不利，尤其是 很多家庭带着孩子进城以后没地方读书，最后以留守为代价，“留守儿童”我觉得这是非常不 正常的。一个家庭应该团聚，不能骨肉分离，我们的传统文化讲，父母在不远游。现在是父母 远游，子女留守，把我们传统的，或者是人类的一个家庭伦理都颠覆掉了。这种颠覆后果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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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不堪，就是说将来不堪承受这种后果。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首先要依靠 政府，但完全靠政府，压力也很大，所以需要社会，需要公益部门介入这个领域。 主持人芬芬：我们把学校可以分为三方面，一方面是公立学校，一方面是私立民办学校， 还有一种是公益人士，非盈利性质的一些学校。 徐永光：民办学校也叫公益性质的，但是私人办的，可以有盈利，公益就是非盈利的。钱 给这个学校，就是一个资助，你不能收回，而且将来学校办的再好，也不能拿钱回来，全部用 于学校的发展。包括办学者，承担办学的董事会、校长，他们也不能在学校里面获得收益分配， 但是他有报酬，他的报酬是工薪，应该有应得的薪酬，但不能在学校里面有一些利益分配，或 者是从学校的收入当中拿走。 主持人芬芬：您是全国政协委员，是第九、第十届，我们知道今年 3 月份您提出了两份提 案，都是关于农民工上学的问题，不知道国家目前有没有出台一些政策，或者是给您一些回复， 在农民工子弟上学方面的一些政策调整。 徐永光：我研究了很长时间，感觉解决农民工子女读书，一定要发展民办教育，一定要走 这条道路。现在有一个坎儿过不去，就是《民办教育促进法》 ，这个法里面要求民办学校的办 学标准要和当地同类公办学校相同。 主持人芬芬：就是门槛太高了。 徐永光：这个在立法的时候可能针对那些私立学校，私立学校投资很大，它的标准要达到 公立学校同等标准，比如北京规定小学要有一个二百米的跑道，对于私立有几亿投资的学校来 说可以。但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是一个贫民学校，穷人学校，可以说北京的民办农民工学校 90%是不可能达到的，甚至 100%都达不到的。如果你不修订这个法律，那么这个坎儿就过不去。 比如城市政府不批准，它也在执法，如果批准了，政府就违法了。所以我在政协会议上的一个 提案，就是要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降低办学门槛，让流动儿童有书读。关于留守儿童我 也做了一个提案，他们应该跟父母在一起生活，这是我的一个理想。我觉得不应该有留守儿童， 孩子都应该和父母在一起，现在这个留守儿童也是现实存在，我认为有一个唯一可行的补救办 法，所以我提出留守儿童要政府投资，办寄宿制学校。我算了一笔帐，两千万人口，每个孩子 投入的硬件大概一千五百块钱，提供三平米的设施，基本上就可以住宿了，但还要增加师资、 管理人员，管理措施要跟上。因为寄宿制整体上还是正面的，现在有一些家长求着学校寄宿。 有一个地方家长集资，就是给学校钱，你们进行托管，学校说要建房子，增加成本，家长说我 们愿意交费，结果安徽有一个学校，家长进行了集资，后来又受到了处罚，说他们是乱收费。 后来家长抗议，说我们愿意，学校给我们托管了，怎么能说学校乱集资呢。说明寄宿制是解决 这些留守儿童没有家教的唯一可行的弥补措施。 主持人芬芬：是补救和弥补。 徐永光：但是发展民办教育是一个重要的出路，因为政府不能完全承担，发展民办教育得 好处在哪里呢？像北京市一个小学生一年的成本，政府要投入七千多元人民币，意味着北京市 的公立学校接受一个流动儿童入学， 政府要负担七千多元的成本。跟公立学校接受城市的孩子， 成本是一样的。如果发展民办教育，政府也要给补贴，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责任， 《民办教育 促进法》规定，承担义务教育的这些民办学校政府应该给补贴。这个教育蛋糕，也应该给民办 学校一点，我们现在做的可行性报告当中，希望政府哪怕拿出公立学校教育成本的 1/20，大 概是每个人三四百块钱，要给民办学校每个农民工的孩子三四百块钱的政府补贴，1/20 就解 决一个，你说这个效益多好，何乐而不为呢。我觉得政府应该想到农民工家庭骨肉分离的后果， 将来承担的不光是这些农民工家庭的灾难，甚至会成为社会的灾难。我觉得政府、民间都有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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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芬芬：办学校当然是一件好事，我估计大部分农民工也希望学校越来越多，这样的 话孩子入学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上好学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大，选择子也就越来越大。而现在 有公办、民办的，以及私立的，管理上是不是一个问题？ 徐永光：有一个根本道理，就是让孩子读书，孩子的管理要适应这样的一个需求。 主持人芬芬：不能够把公立学校的入学门槛降低，或者在户籍制度做一些调整，在一些流 入城市适当地接纳大部分的农民工子弟去上学，分享一下城市的教育资源。 徐永光：如果是这样，就太好了。 主持人芬芬：有可能实现吗？ 徐永光：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实际上是有困难的。政府的财政压力会很大，还有一点， 解决的越好，“洼地效应”越明显，谁门开的大，谁就更招架不住了，人家全来了，有一个“洼 地效应”或者是“热导效应”，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对于一些特大的城市，像北京、上海等 地方，这些地方的政府要设定一定的门槛，我本人还是表示理解的，因为对政府来说，总得要 把握一个度，这个度你说解决的太好，也不行，有压力，人家说政府怎么不开明啊，不顾农民 工的利益。它大了，政府也不堪承受。同时城市居民也有意见，北京已经有很多学校，一批公 立学校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后果，有些城乡结合部的公立学校，因为流动儿童，农民工的孩子进 来多了，多到一定的比例城市家庭不干了，教学质量还是要被拉下去的。所以城里的孩子是一 哄而上，全跑掉了，全转走了，现在有好几所学校变成了全部是农民工子女读书的公立学校， 这个公立学校并不是说一开始就是专门接收农民工子女，而是城市居民的孩子转走了，最后就 成了农民工孩子读书的地方。这也反应城市居民对你解决的度，他们也还是有一个认可程度。 我觉得这些是现实问题，我们在转型期，中国有很多不合理的东西，但这种合理到不合理是一 个过程。不可能一天之内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变合理了，是有一个慢慢的渐进过程。所以目前政 府的一些政策，我认为还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公立学校设门槛，你们能不能给民办学校开绿灯，降低门槛，你发展民办的，假如公 立学校设门槛，民办教育又设门槛，这个政策我认为就有问题了，这个逻辑上就有问题。我讲 到了公办学校接收农民工孩子的一些困难和问题，现在私立学校的困难和问题，所以发展农民 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通过社会公益捐赠建立这些非盈利的民办学校，来缓解农民工子女 上学的学校，这条道路非常重要。 主持人芬芬：我们知道在今年 9 月，北京朝阳区第二所由南都基金会捐建的这样一个学校 开学了。我不知道通过基金会捐建的学校有什么特点，如何保证农民工子女上好学？ 徐永光：南都基金会的资助使一所学校的起动，让它进入一个基本的正常运行程度，现在 这些学校条件很差，我们需要改善他们的办学条件，提高硬件水平和师资水平。我们追求的这 些公益性，非盈利的民办学校，追求的是高的软件，所谓高的软件，就是师资水平提高，还有 教育思想、理念要先进，好的软件能够给这些孩子适合他们的教育，要中等硬件，但不能和公 立学校比。比如说适当的电脑、运动场所都是需要的。我们把学校建立起来以后，还是希望它 尽可能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它的资金来源应该是三块，第一学生要交费，这个交费和公 立学校、私立学校相比略微低一点，甚至比公立学校还要低，因为公立学校还有其他费用。所 以它的负担要低一些。 主持人芬芬：这样的话上学门槛就降低了，大家都有机会上学了。 徐永光：现在不是上学门槛，是学校少，只要有学校，都会来，主要是让一些比较穷的家 庭的孩子来读书。这是第一项收入。第二项收入，政府补贴，这是一定要实现的，也是法律规 定的，国家是有责任的，不能让他们享受不到一点点的蛋糕。现在有两免一补，目前带不过来， 还没有接轨，所以国家的好处一点没得到，不合适的，要补贴；第三块，也就是说前面两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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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的，不足以学校的正常运行，就需要社会公益的捐赠。这个捐赠靠谁呢？主要不靠南都基 金会了，南都基金会在设计新公民学校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把新公民学校建成一个开放的公益 平台。 主持人芬芬：所有的公益基金会都可以过来。 徐永光：包括企业、城市、家庭、爱心人士、公益机构，大家都可以来做事。为什么南都 基金会不满足它的需求呢？每年不足的部分，南都基金会给它不就行了吗？不行，再给它就变 成了一个封闭的，没有了价值。我们希望它的价值，是企业、公民、城市，大家共同参与，帮 助农民工的孩子读书。我在开学典礼上说了一个意思，他们的父母给我们社会作出了很大的贡 献，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没有他们父母的贡献，可能吗？不可能的。现在我们帮助他们，不 是说他们欠我们，而是我们欠他们，我们给他们回报。我说我要设计一个让城市社会回报这些 农民工孩子的平台，这才有意思，这里面需要学校建立一个非常强的校董会，这个要非常强， 由各方面人士参与，包括懂教育的，懂学校的，公益机构以及媒体等等。 主持人芬芬：是不是我们公益机构的投入，对于这部分资金的使用会有一个监督机构？ 徐永光：非常透明。校董会是两个责任，一个责任是能够整合社会资源，它有能力，类似 于小小的教育基金会，这个董事会要能够调动资源，保证学校良性运行，保证学校可持续发展。 同时要聘一个好的校长，由好的校长来管教学，带一个师资队伍。这样有资源，也有好的教育。 你办好了教育，社会就会支持你，它就能够动员社会资源进来。我觉得良性的部分特别多，进 这个学校读书的孩子，他们从小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感受到，我的成长离不开社会对我们的关 爱，我是要感恩的，他自然就会产生这些，将来长大要回报社会，不用你说，他就会明白。他 的受教育，是在社会、大家的帮助下面受的教育，会很好的成长。这样的话是呈良性的。我特 别有信心的是，希望工程是大部分，也是城市居民、企业帮助偏远地区农村的孩子，新公民机 遇是城里人帮助自己眼前的这些孩子，这些孩子受的教育和一个城市的企业、家庭的利益实际 上都是息息相关的，你现在善待他们，将来他们也用善来回报你，你现在不是善待他们，甚至 在播种仇恨，将来会成为定时炸弹的。我觉得这个符合城里的机构或者是家庭伦理。 主持人芬芬：今天我们时间有限，很快要结束今天的访谈了，很多网友也是提了问题。从 80 年代末，到现在，您从事公益事业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了，曾经在演讲当中提到了这样一 句话，公益事业是挖一口水井，现在是挖了五到十米，还有很远的路。在有生之年，您希望做 到什么程度，还要挖多远，还需要作出哪些内容？ 徐永光：整个公益社会是一个初级事业，就像我们国家在初级阶段一样，实际上是井挖的 太浅了，水还没有来，所以需要很多人一起来挖。我做事情，想把一件事情做好。前面做希望 工程，希望工程发展非常好，我在中青会待着已经没事干了，后面的人做的非常优秀，所以我 还是有可能再创一个摊子， 这个摊子我也是把目标锁定在农民工子女教育上面。 这里特别强调， 我是没有钱的，南都基金会是由上海南都集团拿出了三个亿，其中一个亿注册基金会，还有两 个亿作为企业的公益基金，基金会的钱不够，南都集团再往里捐。基本上就是用这笔钱做“新 公民计划”，“新公民计划”就是改善农民工子女的环境，南都基金会计划未来五到十年建一 百所新公民学校，实际上就是一百个为农民工子女服务的公益机构，这样的话他们再辐射、影 响社会。希望通过我们的探索，影响、动员更多的人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如果这样的话，南 都基金会一家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有十家这样的机构，有一百家这样的机构，那么农民工子 教育问题就会得到很好的改善。 主持人芬芬：谢谢徐委员做客我们今天的访谈，我们也希望社会上更多的爱心人士都来赞 助这样的一项公益行动，同时我们也期待新公民学校能够培养出真正的人才，能够感恩的，有 才能的，回报社会的农民工子弟。谢谢您，谢谢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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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 届政协 5 次会议期间关于南都公益基金与农民工子女教 育的报道 1、徐永光：降低办学门槛 解决留守儿童受教育难题 新华网 2007-03-10 3 月 10 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徐永光做客新华网，就农民工子女教育解决的途径与网友 交流。 [主持人]下午好，各位网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华网两会访谈。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 嘉宾是全国政协委员、南都公益基金会筹建负责人徐永光。欢迎您，徐委员。 [徐永光]你好，各位网友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在新华网和大家一起聊天。 [主持人]不久前徐委员做客我们新华网的身份还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副理事长， 那 次访谈我们交流的主题是希望工程，我想广大网友记忆犹新的还是您的那张用了 17 年头衔都 没有变的名片。那么，徐委员，能不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新身份？ [徐永光]我现在又有一个新的身份，叫做“南都公益基金会的筹建负责人”。这个基金会 还在报批过程中，所以现在还叫筹建负责人。 [主持人]我们知道你在十七、八年之前发起希望工程，给农村穷孩子带来了希望，现在又 发起设立南都公益基金会，并且非常投入地研究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能不能透露一下创办南 都公益基金会的背景？ [徐永光] 筹建中的南都公益基金会是浙江南都集团出资创办的。南都集团董事长周庆治 和我都是温州人，我们几乎是在 18 年前同时“下海”，他做商业的、营利企业，我做公益的、 非营利事业。南都集团的理念是“实现自我，回报社会”，周庆治认为办公益基金会就是“回 报社会”的最佳方式。所以，我们今天的合作正是殊途同归。南都公益基金会是一个资助型的 基金会，资助重点是什么？我和南都集团的所有股东做了沟通，大家一致同意把改善农民工子 女的教育成长环境作为资助的重点，也希望通过基金会的资助和倡导，推动社会各界都来关心 农民工子女的成长。 [主持人]能不能介绍一下现在基金会起步的状况呢？ [徐永光]基金会现在正做充分的准备，包括未来要资助什么样的项目、项目的资助如何操 作等等，都在进行充分的论证准备。因为这是一个资助型的基金会，是专门给钱的基金会，自 己不做项目。但是基金会也有关注的项目重点，那么要在这个重点的范围内进行项目招标。根 据提出公益项目的申请，之后由专家委员会进行评审，最后由理事会研究决定，确定把这个钱 交给谁来做。毕竟围绕农民工子女教育资助的项目很多。 [主持人]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将全面免除农村儿童学杂费，但是 我们国家有 1.5 亿进城务工农民，他们的子女受教育将得到什么样的保障，这是大家很关注的 问题，听说您在这次两会上就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提出了两个提案，那您为什么如此重视这 个问题呢？ [徐永光]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问题出现的时间已经有十来年了，近年来这个问题越来越突 出，而且也越来越受关注。这个群体有两个名称，一个叫“流动儿童”，一个叫“留守儿童”， 从他们的名称可以看出来，这个群体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留守儿童”的父母远走他乡，孩 子留在家里；“流动儿童”则随着父母漂泊。他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都面临很 多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的话，就有可能对他们自己的未来和对国家、社会都造 成非常不良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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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那能不能展开谈谈会造成哪些后果呢？ [徐永光]好的，首先是“流动儿童”入学难的问题，突出表现在适龄儿童入学率较低、超 龄现象严重、失学情况普遍。据几年前的权威调查显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当时大概有 1000 万，有 9.3%失学，现在有 100 万农民工子女失学，希望工程前也有近百万的农民子女失 学。我把这两次的数字进行比较，结果令人吃惊：首先从原因看，希望工程失学主要是贫困， 现在则是地域的不公平，前者生活在偏远农村地区，后者生存在中心城市；从影响后果看，前 者会成为文盲大军的后备军，但是后者——这些游荡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儿童，不仅耽误自己的 前途，他会成为未来社会的定时炸弹，这是非常可怕的。 两年前法国巴黎发生的骚乱大家都还记得，参加骚乱的暴徒都是外来工移民的第二、 三代， 原因就是教育落后，贫困文化差异，导致不能融入城市，被边缘化、孤岛化，他们有机会就会 出来宣泄，这件事对我们是很严重的警示。 流动儿童还算幸运，他们跟着父母进城。新华社曾经发过一篇报道“两千万留守儿童成了 留守孤儿”，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是讲“父母在，不远游”。但是现在是儿女留守，父母远行， 把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都颠覆掉了，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麻烦。这些“留守儿童”大多是和祖辈、 老人一起生活的，大概有 70%左右，少数由亲人照看，大约还有 5%的孩子是单独生活的，处于 无人监管、教育的状态。 这些孩子在学习、生活、情感、品德、心理、安全等方面都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儿童早 期的环境和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决定人的一生的。每一个成人， 大家都可以从他的表现、他的成功或者不成功想象到他儿童时的样子。所以这些“留守儿童” 的心理健康、人格和智力的发展都存在很多的问题，他们往往对社会很冷漠，缺乏安全感，容 易出现攻击性的行为。有几个省的调查显示，未成年人犯罪中，“留守儿童”占 50%以上，实 际上留守儿童的人数只占这个群体的不到 10%。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网友]从“希望工程”到“南都基金会”，您为什么如此关注我们下一代的成长呢？这是 否是因为您有一个苦难的童年，所以怀有悲天悯人之心有关呢？ [徐永光]会有一些关系吧，我出生不久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五个孩子生活，因为实在 过不下去了，母亲就把我和我一个姐姐送人了，结果我的姐姐被送出去就再也没回来。我被送 到一个邻居家，因为比较近，他家里条件又很好，每天白天去吃好喝好的，晚上一定要回家睡 觉。很长时间也没办法改变，结果就没有送成。 我想家庭背景肯定对我有所影响，从这些孩子身上我也看到了自己童年的影子，自然会有 同情心的，这是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这么做，因为这件事需要有 很多人关心、关注，现在关注的还不够，需要全心全意地来关注。 [主持人]我们国家还在实行户籍制度，农民工的流动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那么“流 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现象还要继续存在下去， 对于他们的教育有没有好的办法或者补救措 施呢？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徐永光] 在目前的制度背景下，还是可以找到最合理的办法途径、尽量让农民工子女得 到比较好的教育的。我想，首先是依靠政府的努力。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级政府 尤其是中央的重视。为保护“流动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新颁 行的《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 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 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从法律层面上保护了流动儿童平等接受教育的 权利；2006 年 3 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要求“输入地政府要承担 起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列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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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预算，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并按照实际在校人数拨付学校公用 经费。” 中央要求输入地政府承担“流动儿童”教育责任的意见是非常正确的，我非常拥护，说明 政府赞成孩子和父母在一起，他们和父母在一起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进城以后是应该以公立学 校为主来接收他们。但是这里就出现一个矛盾，就是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不够，他们要想敞开 大门，实际上没有这个能力。有些地方也做过这样的事，比如浙江温州瑞安市公立学校敞开大 门让农民工子女都进来，结果来的人很多，出现了热岛效应，这也是个问题。 而如果采取排斥的态度也不好，政府压力就很大，也会受到社会的批评。所以对城市政府 来讲，敞开大门很难，关闭大门、排斥他们也不合适，这就使政府处于两难境地。这是一个很 现实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就应运而生，吸纳很多农民子弟入学， 为解决流动儿童教育发挥了很重要的补充作用。北京市 2006 年近 40 万农民工子女，有近三分 之一就读于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有些大中城市在民办学校读书的有 50%以上，这些民办农民 工子弟学校教学设施相对简陋，教学质量也比不上公立学校，但是毕竟为许多农民工家庭子弟 解决了教育问题，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应该说他们也为国家义务教育做出了贡献。但是这 些学校很难取得合法办学资格，以北京市为例，2006 年已经办了 300 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 大部分没有办学资格。海淀区 40 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只有 3 所取得了办许许可证。去年七月份 海淀区政府叫停 30 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上万名孩子面临分流困难，受到社会严重关注。 [主持人]那么我们公立学校在接收农民工子女的问题上，除了有接受压力的问题，是不是 在学费方面对于农民工来说也比较昂贵呢？ [徐永光]是这样的，公立学校已经有国家投资了，按说他们的收费应该低一些，现在反倒 是民办学校收费比公立学校低。我觉得收费倒还不是一个主要问题，更主要的问题是没有那么 多“学位”，这是最主要的因素，因为公办学校的成本很高。 [主持人]那么他用什么来卡这些农民工子女呢？ [徐永光] 有的地方提出进公办学校要五个证，这五个证是很难办的。实际上一个孩子要 到公办学校读书，公办学校说我现在没有位子，满了。他已经满了，你能找谁去？你也不能告 他。还有一个情况，有一些地方说我这里公办学校有“学位”，可以容纳农民工子弟来读书， 于是就把民办学校关闭了。但关闭以后有些孩子到了公办学校不适应，他觉得我原来在民办学 校虽然条件比较差，但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在一起很快乐；现在到了公办学校，他觉得处 处不如人家。城里的孩子和农村孩子的差别非常大，他容易产生自卑感，产生精神压力，学习 也学不好。有些孩子的感受是：“你说公办学校是天堂，但是我在这个天堂里不快乐；你说民 办学校是地狱，但是我在那里很快乐，我愿意到快乐的地方去”。所以很多孩子到了公办学校 以后待不住又跑回来了。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办学条件固然是一个问题，但是一个好的、宽松的、有利于他们 身心健康的环境也许更加重要。 [主持人]没错，既然民办学校是很多孩子的天堂，而且也有助于缓解政府的压力，那为什 么我们的政府不积极地倡导这种打工子弟学校发展下去呢？或者是普及打工子弟学校呢？ [徐永光]主要是法律规定的民办学校标准过高，那些学校做不到。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 十条规定：民办学校设置标准参照同类公办学校的设置标准，各地又有自己地方的标准。比如， 《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规定：体育场地应当满足学校规模所需的 200 米、或 300 米、400 米的环形跑道和 100 米直跑道用地，以及有篮球场地、器械场地所需用地。这样的条 件实际上在某些公办学校也没有达到，你要求民办学校达到实际上是非常不现实的。所以地方 政府不批准或者取缔这些农民工子弟学校，实际上也是在依法办事，他没有违法。但是这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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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办事的结果却使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难以生存和发展，大批流动儿童无学可上啊。这种情况 又让很多家长不能把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不得已把孩子放在家里，这样就使“留守儿童”和 “留守孤儿”的队伍越来越大， 所以这种依法办事的结果是损害了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的权 利，并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是贫民学校，绝对不是贵族学校，他的特点是低投入、低成本运行， 不可能有大的投资。 《民办教育促进法》是一个农民工子弟学校合法化跨不过去的门槛。所以 我经过这几年的研究，感觉到这就是一个瓶颈，一定要修法、降低办学门槛，才能把这个“扣 子”解开。 对于办学条件地方政府也非常强调，你一定要达到办学条件，否则教学质量不行。前几年 我看到有些民办学校被关闭，孩子流着泪离开校园，我对《中青报》记者说：“孩子哪怕在草 棚里学习，也比流浪在街头好”！我还说了一句更重的话，我说“我们不要播种仇恨”。你不 能这么不顾后果、不顾他们的心理感受把他们拒之于学校门外，这对他们心理的伤害是非常大 的。 现在我们城市化的进程在加快。未来二十年，大概每年还要增加一千多万的农民工，“流 动儿童”数量也是急剧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受教育的问题和矛盾会越来越尖锐，政府不 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独立承担流动儿童教育的责任。对民办学校来进，他的经费有四个来源， 一个是社会投资，一个是政府补助，一个是公益捐赠，还有一个是向学生适当地收学杂费。相 对公办学校而言，民办学校的收入多了两项，一个是社会投资，一个是公益捐赠。 特别重要的是一个是， 公办学校接收一个农民工的孩子成本和接收一个城里孩子的成本是 一样的，成本很高。像北京就要三千多块钱。一些民办校长就对我说，政府只要拿公办学校接 收一个孩子成本的十分之一补贴给民办学校我们就能活。譬如说最近媒体上关注的“行知学 校”，有 1200 个学生。它办了五年，出现了 50 万的赤字。假如政府按每个学生一年三百块钱 的标准来补贴学校，那么它一年就可以得到政府将近 40 万的补贴，这个学校肯定就能办下去。 而政府补贴承担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是《民办教育促进法》里面明确规定的，因为他在承 担国家的义务教育责任。 [主持人]但是并不是所有民办学校都能获得这部分补贴。 [徐永光]基本上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没有得到这部分的补贴。所以啊，既然这类学校成 本很低，用公办学校接收一个学生的补贴，民办学校就可以接收十个学生，这是多好的事啊。 但是，我相信并不是政府对民办学校就那么冷漠，而是因为有一个法在那里，政府如果降低标 准去批准农民工子弟学校，那政府不就违法了吗？所以政府不批也是在依法办事。 [主持人]但是即便批准了也不能够保证政府的补贴是吗？ [徐永光]对。政府基本上没给补贴。民办学校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要有回报，即要盈 利，投资人还要在里面有收益，这也是法律上允许的；还有一种是非营利的。政府对有盈利性 的民办学校的考虑是：我要是补助了你，不就是补助你个人吗？其实不是的。政府可以设定把 补助用在改善办学条件上，我给你添置设备、配备图书资料，完全可以把这些补助补到孩子身 上，让孩子直接受益，这也是可操作的。 当然，如果这个学校是非营利的民办学校，那么任何人都不能把钱拿走，将来学校办大了 也是社会的。这种非营利的学校，政府对他们进行补贴，心理上的障碍可能会小一点。 [主持人]那么这种打工子女现象是不是就是我们国家独特的现象呢？在国外有没有这种 现象呢？或者他们有比较好的教育模式可供我们模仿呢？ [徐永光]实际上这个问题也不能说是中国独有的，在发达国家，无论是美国也好、欧洲也 好，也都有一些外来的移民，这些移民主要是从事社会上比较“蓝领”的工作。譬如说美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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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南美来的移民，欧洲像法国有很多来自北非、阿拉伯国家的移民，都存在着移民问题、外 来工和他们第二、三代的教育问题。只是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农民工进城的势头和力度特别强， 其他国家没有到这种程度，中国则是“爆发性”的。 像美国也有一些办法，美国对外来移民的孩子有一种模式叫“特许学校”。这种学校是民 办公助，民间来办政府来补贴。 [主持人]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 那是不是说我们现在民办学校的门槛需要降低？如果门槛 降低了，很多农民工子女上学就会容易很多呢？ [徐永光]是的。如果这条突破了民办教育就会得到发展。你可以想象，在目前这种法律背 景、政策背景下民办学校还在顽强地挣扎，还在存在着，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它绝对是有需要， 是一种需求。公立学校不可能满足农民工孩子入学的需求。面临这些孩子“入学难”的问题， 很多民办学校其实都是农民工自己办的。我们来了这么多人，很多孩子都没书读，干脆我们就 自己办吧。所以很多农民工就自己办起了学校。正因为需求非常强，才会出现这么多“非法” 的民办学校。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修法”降低办学门槛，而且政府的扶持政策又能够落实， 这样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会比较健康地发展起来。这种发展是从根本上解决流动儿童，甚 至解决“留守儿童”受教育难题的一个“解”—把这个问题解了； 或者是打开一个“结”—把 这个“扣子”解开。 [主持人]但是您不觉得解决办学门槛和提高教育质量是一对矛盾吗？ [徐永光]是矛盾。但是这种情况下你不能追求完美、追求最好的教育。先要有书读，再把 书读好。我相信将来法律和政策比较开放以后，这类学校会蓬勃地发展起来。而且社会上很多 有爱心的个人或者企业，也会像过去支持希望工程那样去支持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社会上很多 的捐款也会流到这个领域来。 [主持人]那除了“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之外， “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您是不是也找到了 解决之道？ [徐永光]关于“留守儿童”教育的问题甚至比“流动儿童”更加严重，我觉得“流动儿 童”和“留守儿童”都缺一些东西。 我们说一个儿童的社会化， 要有三个教育——“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流动儿童”实际上缺少两个：“流动儿童”有家庭教育，他们跟着 父母，但是缺少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状态也不是很好；“留守儿童”也缺两个，并且缺得更 厉害：留守儿童学校教育基本上还是好的，在农村他们能够得到正常的学校教育，但是家庭教 育和社会教育两个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他们是隔代教育，隔代教育是管教不了的，社会上 又有很多东西对他们有负面影响。 “留守儿童”到底怎么办呢？只能找到一个补救的办法——寄宿制。有些地方也在做这个 事情，比如苏北地区的灌云县，从 2004 年开始建了 47 所“留守儿童”全日制寄宿学校或者叫 寄宿班，让三万多“留守儿童”全部进入寄宿学校，过上寄宿制生活。寄宿教育对学生的成长 基本上是正面的，各国都是给予肯定的。中国传统教育也是这样的，南怀瑾老师对我说：孩子 应该寄宿制，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孩子最好住校。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传统。 《礼记·学记》 里面有四个字叫“敬业乐群”，这个“业”就是学业。通过寄宿制对“留守儿童”的管理和教 育，有助于使这些儿童养成良好的品格和习惯，他们的安全也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 前一段时间媒体也炒过这个事，安徽怀宁县的一个中学的家长自愿拿钱让学校办托管班。 孩子托给学校，学校管吃、管住，由老师管理当然需要钱了。学校没这个钱，家长出很正常， 结果以“乱收费”为由被解散了。家长集体抗议，他们就说我们自己出钱让老师来管孩子，你 为什么要强行解散呢？ 搞寄宿制学校， 目前农村学校自己确实没有这个条件。 最近我对“留守儿童”集中的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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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等地 50 多所希望小学实地调查，并且从和校长的座谈中了解到，学校对“留守儿童”寄 宿制都很认同。但是我调查的 50 多所学校没有一所学校有能力对“留守儿童”实行寄宿制教 育，原因就是学校仍然面临经费短缺、师资缺乏的困扰。有一个 1000 多人的学校，校长是当 地的优秀校长。她说我们学校为了达标，砸锅卖铁建起了计算机教室，结果计算机买来了，但 开课付不起电费，所以计算机就一直闲置着。几年过去了，这些计算机要当垃圾卖了，有一个 人就来谈 50 块钱一台卖不卖，学校还开了好几次会研究卖还是不卖。如果卖还能收回几千块 钱，不卖就放在那里做摆设；但是卖掉了连摆设都没有了。所以校长很矛盾。 有的学校因为缺老师，八、九十人一个班，这种情况在农村还是很普遍的。 [主持人]就是我们在各个地方实行寄宿制的模式还存在很多困难？ [徐永光]现在是这样的。中央已经实施“农村学校寄宿制工程”，但是目前主要在西部地 区实行。西部地区有些是分散的教学点，把这些教学点撤了以后，让学生集中在寄宿学校读书。 因为这些学生家离学校很远，不得不住在学校，实际上是解决学生上学离家远的问题。这个工 程实际上还没有考虑到“留守儿童”。 当然，原来实施的寄宿制工程也包括了以部分“留守儿童”，但主要并不是针对“留守儿 童”的。解决“留守儿童”寄宿的问题，主要用依靠中央财政投入、需要中央拿钱，地方确实 很困难。我算了一笔帐，现在针对两千万“留守儿童”，按照学生人均学生宿舍和设施三平米 的话--差不多够了，每平米造价 500 块钱，一次性解决只要 300 亿元。如果分期解决，中央和 地方一起承担，我觉得只要下决心，这件事两、三年就能够办到。当然，也要同时考虑师资和 管理方面的投入和落实。 寄宿制学校的建设，社会也有参与的可能性。比如过去社会捐助希望小学，现在可以捐助 农村学校建寄宿制宿舍。企业对这方面的捐赠应该给予免税。同时对于托管班，我觉得应该承 认它的存在有它的合理性，在学校自己办寄宿制还没有财力的情况下，家长自愿拿钱我觉得还 是要给予支持的，不应该简单地以“乱收费”的名义取缔掉。 [主持人]事实上我们的身边可能就有很多进城务工者的子女， 那对于他们的关怀是不是不 仅仅是政府和地方的责任呢？也应该是社会各界共同来关注的呢？那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做的 又有什么呢？ [徐永光]通过这几年的研究， 我认为和农民工子女教育相关的利益相关者大概有十三个方 面： 三个政府： 1、中央政府：要求对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以输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要求 一视同仁。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这样的根本制度没有改变之前，落实起来是有很 多困难和障碍的； 2、流入地政府或者叫输入地政府：面临两难处境，敞开公办学校大门财政不堪承受，排 斥政策又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 3、输出地政府：流动儿童走的越多越好，解轻负担；而对留守儿童教育的危机感还不强。 有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员说：“我们只考虑为农民抓票子，没有想到还要为农民带孩子”。 三个学校： 4、农村学校：经费捉襟见肘，没有办法在留守儿童教育上投入更多； 5、城市的公立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有门槛和名额限制，不可能敞开大门； 6、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条件差、师资水平低，收费低，80%没有合法的资格，但是 它的存在缓解了流动儿童入学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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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庭： 7、农民工家庭：我要多说一点。农民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出去打工，挣一点钱非常辛苦， 自己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们真的没有想到搞不好还会牺牲掉自己的下一代。孩子们在呼喊： “爸 爸妈妈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但是这种原本的伦理常情对于孩子还是一个遥远的梦。 社会各界有六方面： 8、城市居民：还没有危机意识，没有未雨绸缪的准备； 9、企业：公益捐赠还很少关注到这个方面； 10、共青团和妇联：属于工作范围，但是他们的干预影响有限； 11、非营利组织：有一些小型公益活动，但是影响不大，能力不足； 12、学术界：多限于对现状的研究，缺少解决办法； 13、媒体：开始关注，做了一些有影响的报道。 现在关注得最好、最有效的是媒体，如果不是媒体关注，各个方面的危机意识可能还要更 差一些。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确实还没有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历时 20 多年 GDP 高速增 长，没有亿万农民工的辛勤劳动是不可能实现的；无视他们贡献的廉价劳动力，不尊重他们的 利益是不公平的。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不只是中国农民的家事，实实在 在也是国家和全民的国事。如果说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成本的话，那么这 个陈兵应该由国家和社会共同来担，不应该由农民独自来扛。 农民工子女本应该成为农村最有希望的一代， 但是如果他们目前的教育环境不得到很好的 改变，流动儿童被社会边缘化，留守儿童被家庭边缘化，那他们就有可能成为被毁掉的一代。 我经常讲农民工的孩子注定会成为城市未来的新公民，俗话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帮助 农民工的孩子就是帮助我们自己，善待他们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整个社会都在关注他们、帮助他们，他们上好学， 受到良好教育的那天应该不会太遥远。 [徐永光]我也希望如此。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作客新华网，接受网友的提问，也感谢网友问了那么多和教育有关的 问题，对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关注，本次访谈到此结束。

2、徐永光委员：“送孩子一个光明的未来” 光明日报 2007-03-07 记者 李韵 “南都公益基金会筹建负责人”,这个头衔引起了记者的兴趣。在铁道大厦的会客区里, 徐永光委员——名片的主人,向记者介绍:这个基金会主要就是为改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做一 些事情。 徐永光说,随父母进城的子女,即所谓“流动儿童”,他们面对的不单单是一个读书的问题, 更有如何融入城市社会的问题。因为,农民工的后代,将不再是“农民工第二代”,而是城市新 一代,城市新公民。“这些未来的城市公民,比他们的父辈更多感受到了不公平、受歧视。”徐 永光神情凝重,“我看到过一个报道,一个农民工的孩子哭着说:‘我不喜欢北京的孩子,他们 欺负我。’我还看到多项调查数据,表明差不多 50%的农民工子女有受欺负、受歧视的经历。” 说到这儿,他有些激动。然而与“留守儿童”相比,“流动儿童”还算是幸运的,毕竟是跟 随父母流动,他们还能在父母的关怀庇护下找到童年的幸福。徐永光感慨地说,“留守儿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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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个更大的难题。“农民工的孩子注定会成为城市的未来公民。城市人应该懂得,帮助 他们,就是帮助自己,善待他们,就是善待自己。 城市人自己不用付出太多,却将改变这些孩子的 整个人生。”徐永光眼中闪着光,“做些实事吧,送孩子们一个光明的未来!”（记者李韵）

3、徐永光委员：建设寄宿制学校改善留守儿童教育 中国青年报 2007-03-0４ 记者 刘声 “寄宿制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难题唯一有效的补救措施。”全国政协委员、希望工程 发起者、南都公益基金会筹建负责人徐永光今天接受记者专访时说，寄宿制学校的规范化管理 和集体生活，有助于父母不在身边、缺失家庭教育的留守儿童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同 时可以降低留守儿童的安全隐患。 日前，徐永光委员在留守儿童集中的湖南、四川等地 50 多所希望小学的实地调查和与校 长座谈中了解到，虽然学校对于留守儿童寄宿制非常认同，但还没有一所学校有能力实施留守 儿童寄宿制教育。 “实施留守儿童寄宿制教育需要修建学生宿舍、食堂等生活设施，需要增配老师和管理人 员，这一切都取决于资金的投入。”徐永光委员举例说。 今年徐永光委员准备向政协大会提交名为《关于加大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投入，解决留守 儿童教育问题的建议》的提案，具体建议包括： 一、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加快留守儿童寄宿制学校的建设步伐。全国现有农村留守儿童 约 2000 万，经估算，按照学生宿舍和配套设施生均 3 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 500 元计算，投 入 300 亿人民币即可基本解决留守儿童寄宿制的设施建设。 二、政府应支持社会力量关注和捐赠留守儿童寄宿学校的设施建设。目前一些地方出现的 留守儿童家长自愿付费委托学校对子女进行托管的做法， 是在学校寄宿制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 下，加强留守儿童教育管理的过渡办法，符合家长和孩子利益，不应简单以“乱收费”为名加 以取缔。

4、降低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门槛，政协委员建议修订《民办教育 促进法》 中国青年报 2007-03-05 记者 刘声 “我国有约 1．5 亿农民进城务工，近 2000 万流动儿童随父母进城。流动儿童的教育，已 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希望工程发起者、南都公益基金会筹建负责人徐永光 今天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现在问题突出表现在适龄儿童入学率较低、超龄现象严重、失学 情况普遍。 据介绍，目前公办学校资源不足，无法满足流动儿童入学的需要。20 世纪 90 年代初，农 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吸纳大量的农民工子弟入学，为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发挥了重要 的补充作用。据北京市教委统计，2006 年，北京市近 40 万农民工子女中，有 1／3 就读于民 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而在不少大、中城市，这个比例都在 50％以上。 徐永光委员在调研中发现，农民工子弟学校虽然教学设施和条件相对简陋，教学质量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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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公办学校，但毕竟为许多不愿骨肉分离的农民工家庭解决孩子入学难的问题，缓解政府的 财政压力，为国家义务教育作出了贡献。然而，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却很难取得合法办学的资 格。 以北京市为例，在 2006 年已经开办的 350 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大部分没有办学许可 证。北京市海淀区 40 余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当中，只有 3 所学校取得办学许可证。2006 年 7 月， 北京市海淀区叫停 30 余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万余名学生面临分流困难，受到社会严重关注。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困境，原因是法律规定的民办学校设置标准过高，农民工子弟学 校难以企及。”徐永光委员向记者介绍，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条规定：“民办学校的设置 标准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设置标准执行。”各地据此制定地方标准。以北京市为例，《北 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规定“体育场地应当满足相应学校规模所需的 200 米（或 300 米、400 米）环形跑道和 100 米直跑道用地，以及篮排球场地、器械场地所需用地”，这条即 便是一些公办学校也没有达到的标准，要求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达标”实在很不现实。 徐永光委员说，地方政府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不批准与取缔大部分未取得合 法办学资格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属于依法办事。 而这种“依法办事”的结果却使得民办农民工子 弟学校难以生存和发展、大批流动儿童无学可上，更让许多进城务工农民无奈地把子女留在家 乡成为“留守孤儿”。其后果是损害广大农民工孩子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也不利于和谐 社会建设。 徐永光委员指出，未来 20 年，我国每年将新增 1000 多万农民工，流动儿童数量也将急剧 增长， 其教育问题也将越来越突出。 政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独立承担流动儿童的教育责任。 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资金，来源于社会投资、政府补贴、公益捐赠和学生交纳的学杂费。相 对于公办学校，多了社会投资和公益捐赠两项来源。 调研中，一些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校长的话也让徐永光委员很受启发，“政府只要拿出公 办学校接收每名学生成本的十分之一来补贴民办学校，我们就能存活。”因此支持民办农民工 子弟学校的发展，不仅有助于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提高政府教育资金的使用效率，还有助于 引导社会公益捐赠资源向农民工子女教育倾斜，从根本上解开流动儿童入学难之结。 今年，徐永光委员准备向政协大会提交《关于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降低民办农民工 子弟学校办学门槛，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难的建议》的提案，提出两条具体意见：“修改《民办 教育促进法》 第十条中关于‘民办学校的设置标准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设置标准执行’的 规定，对于为农民工子弟提供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该适当降低设置标准；对民办农民工子 弟学校应减少限制，增加扶持。” 徐永光委员建议，在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时应要求各级政府加大对农民工子弟学校 的帮扶力度，在建校用地等政策上给予优惠，以降低其办学成本。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十 九条关于“人民政府委托民办学校承担义务教育任务，应当按照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 费”的规定目前在各地普遍没有认真执行，必须监督落实。本报北京 3 月 4 日电。

5、让农民工的孩子人人有书读 经济日报 2007-03-06 记者 苏大鹏 刘溟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进入城镇。农民工队伍 日益壮大的同时，他们的子女有的跟着进了城，有的则留守在农村，这些农民工子女如何能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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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 让农民工的子女有书可读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应该下大力气解决。”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陈 清华说起这个话题的时候，带着一种深情。 “这些孩子的教育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农民工 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子女需要在一个稳定和谐的环境中接受义务教育，学 习知识，健康成长。”陈清华委员说。 “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知道教育和知识对农村孩子意味着什么。”陈清华委员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说：“九年制义务教育是我国的基 本教育政策，接受义务教育是儿童的基本权利。为此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这在《义务 教育法》以及《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都有体现。” 徐永光委员告诉记者：“由于公办学校资源不足，无法满足流动儿童入学的需要。20 世 纪 90 年代初，一些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吸纳了大量的农民工子弟入学，为解决 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但是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很难取得合法的办学 资格。像北京海淀区的多所打工子弟学校中，只有 3 所学校取得了办学许可证。这个问题应当 尽快解决。” 由“公办民助”到“民办公助” 徐永光委员认为，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遇到困难，原因是法律规定的民办学校设置标准 过高，农民工子弟学校难以达到。比如，有的地方规定：体育场地应当满足相应学校规模所需 的 200 米(或 300 米、400 米)环形跑道和 100 米直道用地，以及篮排球场地、器械场地所需用 地。这条即便是一些公立学校也没有达到的标准，要求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达标”实在很不 现实。 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资金，来源于社会投资、政府补贴、公益捐赠和学生交纳的学杂费。 相对于公办学校来说，多了社会投资和公益捐赠两项来源。徐永光委员说：“支持民办农民工 子弟学校的发展，不仅有助于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提高政府教育资金的使用效率，还有助于 引导社会公益捐赠资金向农民工子女教育倾斜。” “过去在农村建设希望小学是用‘公办民助’的方式来解决农民的孩子人人有书读，现在 也应该鼓励用公益捐赠创办非营利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我认为这类学校的定位应该是‘民办公 助’，用这种新的方式让农民工的孩子人人有书读。”徐永光委员说。 多途径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不少政协委员建议，对为农民工子弟提供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适当降低设置标准。 徐永光委员说，对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应增加扶持。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十九条关于 “人民政府委托民办学校承担义务教育任务，应当按照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的规 定，目前在有些地方没有认真执行，必须监督落实。 对此，陈清华委员提出了建议： 一是制定和落实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收费与当地城镇学生一视同仁的政策， 取消借 读费和择校费。二是组织教育行政管理等部门成立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管理协调机构，使流动人 口子女的教育管理逐步组织化、规范化、有序化和制度化。三是整合并扩大义务教育资源，加 强师资建设，降低入学门槛。四是在政府主导下，多渠道筹措资金，兴办专门的农民工子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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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资助特困学生，逐步实行义务教育全免费。五是引导鼓励和支持民办学校按流入地常住人 口义务教育收费标准，接收流动儿童入学，政府给予一定补贴。六是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家长 对孩子学习知识和接受教育的重视。 七是创建平等和谐的学习环境， 减轻流动儿童的心理压力。

6、徐永光接受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访问时讲话 [一丹两会信箱]《关注留守儿童》2007-03-06 徐永光：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非常容易导致他们的行为失范，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攻击性 的行为。现在在未成年犯罪当中我，很大一部分是留守儿童。有一个省的少管所里面调查，50% 的未成年人犯是留守儿童。而留守儿童本身的总数实际上整个不到未成年人的 10%。 徐永光：留守儿童的现象现在一时不能马上解决，怎么办呢？我这次在会议上的提案， 就是要求政府加大对寄宿制学校的投资力度，让留守儿童能够在寄宿制学校里生活。那么寄宿 制学校可以把留守儿童集中地进行管理，同时在他们的学习辅导，还有心理关怀方面，学校能 做很多事情，可以弥补由于家庭教育缺失带来的不足。

7、给农民工子女公平的教育机会 人民政协报 2007-03-10 顾意亮 朱德瀛委员：填补“真空带”要从体制上入手 按现行体制，我国义务教育费用主要由各地各级政府负责。在农村，则主要由县乡两级政 府从财政收入中划出一定比例，作为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在城市，这笔支出主要由区财政负责。 但是当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农村县乡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不可能随着这些打工者 带走，因为这笔投入主要用于支付教师工资。而城市区政府从财政中划出的经费，是给本地区 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用的，不包括外来工子女。所以，不妨参考国外的一些做法，比如外来工户 籍所在地政府发放相当于代金券的“教育券”，子弟在哪儿读书，就把教育券交到哪儿。 薛慕煊委员：“免费”的公办学校缘何上不起 “借读费”提高了民工子女入读公办学校的门槛， 客观上制造了城里孩子和民工子女受教 育权的不平等，也由此形成了民工子女上得起收费的民工子弟学校，却上不起“免费”公办学 校的怪现象。实际上，一些大城市的基础教育资源是相对过剩。过剩带来的公办学校生源不足， 又反过来成为民工子弟学校受排挤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没有收费较低的民工子弟学校争夺生 源，就会有更多的民工被迫将子女送进公办学校，默默承受那一大笔“借读费”。 徐永光委员：办学门槛低一点、再低一点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困境缘于法律规定的民办学校设置标准过高，《民办教育促进法》 关于民办学校设置标准的规定成了这类学校合法化难以逾越的门槛。与办学条件是否达标相 比，“流动的花朵”能否上学更加重要。各级政府如果能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降低民办农民工 子弟学校的办学软、硬件门槛，再辅之以包括建校用地等政策倾斜和扶持优惠等，必将有效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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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

8、农民工子女有望告别上学难 燕赵都市报 2007-03-07 “要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不断提高保障水平。今年全国财政安排农村义务 教育经费 2235 亿元，比去年增加 395 亿元。„„同时，继续解决好城市困难家庭和农民工子 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我们一定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特派记者刘丽普北京报道 我们的校园很小， 放不下一个鞍马， 我们的校舍简陋， 还经常搬家„„ 刚刚过去的春晚，一群平凡可爱的孩子表演的《心里话》诗朗诵，震撼了人们的心灵，在 城市的一隅安放一张课桌，成为农民工及其子女最大的期盼！ 3 月 2 日，当北京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的菜商许女士发现站在面前的“顾客”是一位记者 时，一阵狂喜：“我们的孩子没地上学，你能反映一下吗？”许女士来自河南周口，在北京做 蔬菜批发已经 9 年了，由于周边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被取缔了，孩子如果到新发地小学上学，不 仅需要交 8000 元钱，而且就算交钱也进不去。许女士说，她十分希望有位记者能全程跟踪孩 子报名的过程，切实感受一下农民工子弟的上学难。 孟兆斌：农民工子弟上学难是社会问题 孟兆斌是北京通州区自奋希望学校的副校长， 他所经营的这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在风雨飘摇 中坚持 10 年了，2002 年取得了当地的办学资格证。 “不管是有没有办学资格，农民工子弟学校面临的多是挫折和无奈。”孟兆斌说，去年 6 月，一群不明身份者手持凶器、驾驶 4 辆铲车将学校租赁的校舍铲平了好几间，半年多过去了， 虽然没有水，没有电，但 400 多孩子仍然在简陋的校舍中上课，“他们如果从这里出去，很可 能就意味着失学。” 在孟兆斌看来，农民工子弟上学难问题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是关系到农民子弟下 一代成长的大问题。 易本耀：农民工子弟渴望免费义务教育 北京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校长易本耀告诉记者，目前北京有 400 多万流动人口，40 多万 需要入学的流动儿童，主要分布在 300 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在这 300 所民工子弟学校中， 只有 60 多所学校取得了办学资格，“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弟学校属于‘非法’办学， 孩子们也属于‘非法求学’。”事实上，去年北京全面取缔“非法”农民工子弟学校后，由于 公立学校“门槛”高、成本高等问题，很多孩子没有走进公立学校，而是回到农村老家求学或 失学。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等机构对中国九城市流动儿童状况调查的结果显示，我国目前 随农民工父母进入城市生活的近 2000 万流动儿童，失学率高达 9.3%，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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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入学。 易本耀呼吁：在解决农民工子弟上学难的同时，这些孩子也要能享受到免费接受义务教育 的“阳光普照”。 ■两会声音 徐永光委员建议：降低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门槛 徐永光委员向政协大会提交的《关于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 ，降低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 办学门槛，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难的建议》提案，提出两条具体意见：一、“修改《民办教育促 进法》第十条中关于‘民办学校的设置标准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设置标准执行’的规定， 对于为农民工子弟提供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该适当降低设置标准；二、对民办农民工子弟 学校应减少限制，增加扶持。” 他说，在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时应要求各级政府加大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帮扶力度， 在建校用地等政策上给予优惠，以降低其办学成本。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十九条关于“人 民政府委托民办学校承担义务教育任务， 应当按照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的规定目前 在各地普遍没有认真执行，必须监督落实。 李崴委员建议：推行农民工子弟“教育券” 全国政协委员李崴向政协大会建议，借鉴美国经验，推广“教育券”的做法，让农民工从 流出地政府领取相应名额的“教育券”，再向流入地政府“买”免费义务教育权，让流动人口 的子女也切实享受到“义务教育学杂费全免”的好处。此事靠一市一省之力不行，应由国家全 面统筹。

9、温家宝：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中国教师报 2007-3-7 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 据新华社消息 3 月 5 日上午 9 时，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 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政府工作报告。 温家宝说，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要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 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各级各类教育发展。 温家宝说，今年要在全国农村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使农村 1.5 亿中小学生家 庭普遍减轻经济负担；继续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活费。 温家宝还说，要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不断提高保障水平。今年全国财政安排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2235 亿元，比去年增加 395 亿元。“十一五”时期中央财政将投入 100 亿 元，实施农村初中学校改造计划，地方政府也要相应增加这方面的投入。同时，继续解决好城 市困难家庭和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今年还要确保全面完成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 划和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我们一定能够实 现这个目标。 在总结过去一年政府主要工作时，温家宝说，去年全年中央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为 536 亿元，比上年增长 39.4%。全国财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1840 亿元，全部免除了西部地区 和部分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5200 万名学生的学杂费，为 3730 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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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教科书，对 780 万名寄宿学生补助了生活费。410 个“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 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攻坚县已有 317 个县实现目标，西部地区“两基”人口覆盖率由 2003 年 的 77％提高到 96%。中央财政连续三年累计投入 90 亿元，用于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7651 所学校受益。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已投入 80 亿元，覆盖中西部地区 80％以上的农村 中小学，1 亿多中小学生得以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据新华社消息 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宣布，优先发展教 育的总体布局是，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温家宝说，要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不断提高保障水平。要把发展职业教育放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这是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 重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健全覆盖城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深化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 革，建立行业、企业、学校共同参与的机制，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高等教育 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加快教育教学改革，相对稳定招生规模，加强高水平学科和大学建设，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努力造就大批杰出人才。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 发挥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 两大措施促进教育公平，鼓励更多优秀青年终身做教育工作者 据新华社消息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5 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 为了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将采取两项重大措施： 一是从今年新学年开始，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健全国家奖 学金、助学金制度，为此中央财政支出将由上年 18 亿元增加到 95 亿元，明年将安排 200 亿元， 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增加支出；同时，进一步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使困难家庭的学生能够上 得起大学、接受职业教育。这是继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之后，促进教育公平的又 一件大事。 二是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建立相应的制度。这个具有示范性的举 措，就是要进一步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教育成为全社会最受尊重的事业；就是要培养 大批优秀的教师；就是要提倡教育家办学，鼓励更多的优秀青年终身做教育工作者。 两会声音—— 优化农村教师队伍结构 民革委员马志伟在提案中指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短缺的问题十分普遍，教师素质偏 低和短缺的现状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村义务教育质量。他建议优化农村教师队伍结构，加大农村 教师继续教育和岗位培训力度，全面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素质。 创办农村师范院校，改善农村师资 来自沈阳的赵金城委员建议，应该创办国家、省、市三级农村师范院校，凡报考农村师范 学校的学生，可享受免费教育，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必须到指定地区农村学校任教 4 年以 上。 将教师纳入公务员序列管理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王斌泰提交了《关于将教师纳入公务员序列管理》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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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建议把教师工资保障机制列入法律条文，彻底解决长期困扰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的待遇问题， 真正把尊师重教落到实处。 降低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门槛 全国政协委员、希望工程发起者徐永光建议，修改《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条中关于“民 办学校的设置标准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设置标准执行”的规定，对于为农民工子弟提供义 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该适当降低设置标准；对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应减少限制，增加扶持。 （康丽 潘其勇 整理） 农村义务教育实施进程 政策 2005 年 3 月 5 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宣布，从当年起 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生 活费。 2006 年 3 月 5 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宣布，用两年时 间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 继续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 生活费。 2007 年 3 月 5 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宣布，今年要在 全国农村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继续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 宿生活费。 资金投入 2005 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专项资金 70 多亿元。 2006 年全国财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1840 亿元。 今年全国财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2235 亿元。 受益 2005 年对 592 个重点贫困县 1700 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和补助 寄宿生生活费，为中西部地区 1700 多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 2006 年全部免除了西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5200 万名学生的学杂费， 为 3730 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对 780 万名寄宿学生补助了生活费。 2007 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将扩大到中东部地区，至此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 段的学生将免交学杂费，农村 1.5 亿中小学生家庭普遍减轻经济负担。 （翟晋玉

整理）

10、全国政协委员为“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建言献策 中国教育报 2007-03-12 记者 翟帆 赵秀红 “让农村孩子也拥有花样年华” “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当成千上万的青壮年劳动力由农村涌入城市， 为一家人的幸福生活打拼时，留守在家乡的孩子们却在孤独地成长。因为缺少父母的关爱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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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分“留守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走上了一条坎坷的弯路。 “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 来自四川、 重庆、江西、广西等劳动力转移大省份的委员们多次为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建言，找寻进一步 解决的方案。“让农村孩子也能拥有一个花样的年华”成为委员们一致努力的方向。 “留守儿童”问题不容忽视 “1.5 亿、500 万、2000 万”不少委员在谈到“留守儿童”问题时，都提到了这三个数字。 1.5 亿，是目前我国农民外出务工数量的粗略统计，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个数 字预计将以每年 500 万人的速度递增。这些外出务工者大都处于青壮年，他们的子女一般处于 基础教育阶段，2000 万，就是留守在家乡他们的子女的数量。 农工党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由于父母外出打工，缺失了正常家庭教育的“留守儿 童”，在生活、学习、心理、道德、习惯养成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隔代 亲”的溺爱导致正常教育缺失。由于祖辈文化少，对“留守儿童”物质上给予的多， 精神上关注的少；品行上溺爱的多，教育引导的少。特别是祖辈无法对孩子进行学习辅导与人 格培养，也很难与孩子进行思想交流。有些孩子因成绩不良而逐渐产生厌学情绪，进而走上辍 学道路。 与父母的长期分离，导致“留守儿童”性格上的缺陷。“留守儿童”缺少了父母的关爱， 在人格发展上会表现出不健全的特征:内向、冷漠、孤僻、逆反心理、抑郁自卑、缺乏安全感， 社会适应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生活习惯等均较差。 缺少有效保护，导致“留守儿童”人身安全隐患。一方面，由于缺乏正常的家庭保护环境， 农村“留守儿童”被拐卖、受侵害、出现意外伤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父母 的管教，一部分孩子我行我素，自私任性，一旦教育不慎，就会成为受伤害的对象或走上违法 犯罪的道路。 打破二元体制是治本之策 “政府要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同解决‘三农’问题、同促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结合起来，一并规划，一并实施，统筹解决。”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 席邓浦东在讨论中说。对于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政协委员们都有着 十分清醒的估计，这样一项工程的彻底解决，既要有治标之略，更要有治本之策。 委员们认为，这个治本之策，就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彻底打破。全国政协委员、云南 省丽江市副市长杨一奔告诉记者，政府必须尽快改革与户籍相联系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各种制 度，拆除就业、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城乡壁垒，减少农民进城的“迁移成本”，同时制定和实 施优惠政策和配套措施，使进城务工人员享有城镇原住居民同等的政治和社会权益，他们的子 女也享受与城市孩子同等的待遇，从而保障劳动力合理流动。这样就能从政策层面上鼓励更多 的进城务工农民将子女带在身边生活和学习，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遏制“留守儿童”数量迅速增 加的趋势。 全国政协常委、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吴正德建议，政府要将农村劳动力就业作为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改善小城镇的投资环境。因地制宜兴办农产品加 工企业，建立现代农业园区，千方百计增加农村就业机会，使部分农民能在本乡或本县打工， 缩短务工农民回家周期。加强农村吸引外资力度，从政策上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尽量 减少“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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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上强化父母监护责任 最近两年，在政府、学校、社会关注和帮助“留守儿童”的同时，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正 在引起人们的深思， 这就是“留守儿童”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父母对孩子监护的缺 位。 为此，全国政协委员郑小燕建议，要在婚姻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增加有关父母对子女监 护的条文，同时逐步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监护制度。 郑小燕告诉记者， 婚姻法并未把监护制度纳入其中，而只是在民法通则中作出过一些规定。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未满 18 岁都算是儿童，对于儿童成长要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这个环境除了社会以外就是家庭。父母是子女最初的启蒙老师和利益直接保护者，他们不能推 卸教育、抚养未成年人的责任。 吴正德委员提出，要加强对农村父母正确处理“票子”和孩子关系的引导，降低双亲特别 是母亲外出的比例。对于只有一方外出的家庭，政府可以出台政策上的照顾措施，如将其纳入 政府的农业经济项目安排、再就业安置计划和助学对象等。 实施关爱工程，加快寄宿制建设 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由于家庭教育缺位，学校不得不承担起更多的教育职能。吴正德委员 建议，下一步，学校要全面实施“留守儿童关爱工程”，建立“留守儿童”情况登记、帮扶沟 通、寄宿优先等制度，并安排专门教师培训临时监护人。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将农村“留 守儿童”教育管理工作纳入素质教育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总体规划，在安排、指导、检查、考 评学校工作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全国政协委员、希望工程发起者徐永光认为，通过寄宿制学校的规范化管理和集体生活， 有助于这些父母不在身边、缺失家庭教育的儿童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增强组织纪律观 念和人际交往能力。“建议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加快‘留守儿童’寄宿制学校的建设步伐。 全国现有农村‘留守儿童’约 2000 万，如果按照学生宿舍和配套设施生均 3 平方米、每平方 米造价 500 元计算，投入 300 亿人民币即可基本解决‘留守儿童’寄宿制的设施建设。”徐永 光委员认真地算了这笔投入账。 来自“留守儿童”工作开展比较早的江西省的罗永明委员则建议， 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 下，除了寄宿制学校，各地还应鼓励社会力量创办各种形式的托管中心，对留守儿童进行集中 管理。 各部门积极配合形成社会合力 在调研和讨论中， 委员们形成了一个共识——“留守儿童”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 程，需要各级各部门积极配合，共同参与。 对于工作体系的建立，杨一奔委员提出了自己很详细的想法：“留守儿童”所在地政府要 把“留守儿童”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文明办要将关爱农村“留守儿童” 工作纳入到“三个文明”建设中，总结交流开展关爱“留守儿童”工作的成功经验；妇联要广 泛开展“代理妈妈”活动，组织留守母亲接受文化教育，更好地承担起对留守子女的抚养和教 育的责任；共青团要组织城市儿童和“留守儿童”开展手拉手、献爱心等交流活动；各级关工 委要发挥“五老”优势和作用， 积极参与“留守儿童”的教育工作„„各有关部门要强化济困 助学服务，通过“春蕾计划”、“希望工程”、民政救助等扶助资金，帮助贫困“留守儿童” 完成学业。同时要发挥社会化协调机制、法制服务机构的作用，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和 自护教育， 依法维护“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 为“留守儿童”创造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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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农民工子女初中教育对策 合肥市第 29 中学于 2000 年创办农民工子女学校，首届招收３６名农民工子女，２９中 人以特有的顽强精神，不畏艰难，励精图治，学校的办学规模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２００６ 年秋季达到了３０个教学班，近２０００学生（农民工子女占７０％） ，具有一定规模的初级 中学。为什么２９中会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这得益于２９中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教学，进行 了大胆的尝试， 机制的创新， 逐渐摸索出适合２９中的农民工子女教育教学为特色的管理模式。 青少年道德建设综述 在亿万青少年心中播洒阳光 我国有 3．67 亿 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还有 1600 万在校大学生，他们是祖国的未来，民 族的希望。广大干部群众普遍认为，加强和改进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是党中央着眼于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 工作、战略工程、民心工程。 福建建立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年度报告制度 福建将建立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年度报告制度。来自当地教育部门的消息，从今年开始， 福建省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情况和“留守儿童”教育情况均须按规定上报。 农村留守儿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顾秀莲指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已达２０００万，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工作是服务于“三 农”工作大局，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她要求各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扎实有 效推进农村留守儿童各项工作。一是建立留守儿童长效工作机制。目前，在国务院农工办领导 下，由全国妇联牵头，正在成立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工作专题组。二是加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 查研究，全国妇联正在对１２省市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进行调查。三是创新留守儿童工作载体。 四是扩大留守儿童社会宣传。五是发展一批农村留守儿童指导和服务阵地。六是切实为留守儿 童办好事、办实事。她希望各有关部门密切协作，推动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监护网 络，共同为促进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出谋划策。 福建：农民工子女免试入学 “留守儿童”将寄宿 今后，在闽务工的农民工子女可按就近入学的原则免试就读公办学校，学校无正当理由不 得拒收；福建省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工作将逐步与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结合起来，建立“留 守儿童”教育和监护体系。福建省教育厅日前出台的《关于贯彻落实解决农民工问题有关文件 精神的实施意见》对此作了明确要求。 安徽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 安徽省还将进一步完善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经济困难子女、残疾儿 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运行机制。在城市学校中指定了１００多所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就学， 让他们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利。同时还将增建寄宿制学校，为农村留守儿童和边远山区孩子就学 提供便利条件。 温岭对“空巢学生”试行德育监护 针对父母外出务工经商的学生容易出现不良心理倾向的情况， 浙江省温岭市日前试行“空 巢学生”德育监护制度，由任课教师担任德育监护人，对学生的思想、学业等进行全方位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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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谨防“悠悠万事政绩第一”心态 中国青年报 2007-03-13 本报北京 3 月 12 日电（记者赵飞鹏）“中央这两年对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民生问 题出台的惠民政策非常振奋人心！但好的政策关键在落实，所以，两会以后的工作更重要。” 全国人大代表林东池对记者说。 林东池代表的想法道出了众多代表委员的心声。民革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庄威委员说， 中央政府以人为本、关心民生的治国方略非常好，但我非常关注地方政府落实惠民政策的态度 ——是把民生福祉放在第一位，还是悠悠万事、政绩第一，这直接关系到惠民政策落实时会不 会被拖沓打折。 庄威委员说，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成为代表委员的强烈呼声，地方各 级政府官员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政府官员要大力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减少 接待、公车使用等方面的行政开支，使有限的财力发挥最大的作用。 监督机制也非常重要，他强调，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家将对卫生、教育等社会事业加大投 入力度，少则十几个亿，多则上百、上千亿。为防止有的地方政府截留这些资金，非常有必要 对资金的使用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建议人大、政协选出一部分代表、委员对这些钱的使用 进行监督。 两个月前刚从农村调研回来的政协委员徐永光，对中央这些惠民政策出台感到高兴的同 时，也有一丝忧虑，“能不能落实，这是我最关心的。” 徐永光的调研显示，部门地区落实农村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并不理想。“中央投了不少 钱，但农村教育欠账太多了，有的地方一家两个孩子就只落实一个。” 有委员呼吁，要想使中央好的政策落到老百姓身上，一要保证中间环节不截留、挪用，不 跑冒滴漏，确保资金到位。二要健全监督机制和体系，切实加强监督力度，对落实不力的相关 部门和人员要有追究责任的具体措施。

12、后“希望工程”时代的教育困境 法制晚报 2007-03-13 记者 赵冠军 编者按：尽管卫生部部长高强在 3 月 7 日上午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委员会医卫组讨论时，表示 羡慕国家对教育经费的投入数量，但是，一部分政协委员在提案调研的基础上依然提出，实现 教育公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正文： “我们的基础教育欠账太多！” 作为国内著名助学公益品牌“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副理事长徐永光在读完《政府工作报告》之后，显得并不像其他关心教育公平的委员一样乐 观。 在他看来，中央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还是远远不够的，一些地方的教育困境令人触目惊 心。对此，重庆市人大副主任陈雅棠也在小组讨论时，道出当地的义务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困 境，希望能够引起“两会”代表委员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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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教育经费下拨创历史最高 “首先要明确一点的是，对于教育问题，国务院在 2007 年年投入将是比较大的，在农村 开展‘两免一补’，大学生和职业教育的助学基金等，体现了政府对于教育的重视。”3 月 8 日下午，徐永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此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2007 年，要在 全国农村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使农村 1.5 亿中小学生家庭普遍减轻经济负担；继 续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活费。全国财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2235 亿元，比去年增加 395 亿元。“十一五”时期中央财政将投入 100 亿元，实施农村初中 学校改造计划，地方政府也要相应增加这方面的投入。 同时，为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温家宝表示，国务院将从今年新学年开始，在普通本 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健全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为此中央财政支出 将由上年 18 亿元增加到 95 亿元，明年将安排 200 亿元，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增加支出；同时， 进一步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使困难家庭的学生能够上得起大学、接受职业教育；在教育部 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建立相应的制度。 闲置在希望小学的电脑 徐永光对记者表示，最近他在对留守儿童集中的湖南、四川等地 50 多所希望小学的实地 调查和校长座谈中了解到，虽然学校对于留守儿童寄宿制非常认同，但还没有一所学校有能力 实施留守儿童寄宿制教育，原因是农村学校依然面临经费短缺、师资缺乏的困扰。一个学校几 年前为了“达标”砸锅卖铁建起了计算机教室，却花不起电费开计算机课，现在准备以 50 元 一台的垃圾价把电脑处理掉，校长说：“收点钱总比做摆设好。” 此外，令地方学校感到焦虑的，就是师资力量，有的学校因师资不足，一个班级挤了八九 十名学生。 徐永光说，“师资素质也亟待提高，中央电视台下去采访，还是去的条件好一点的希望小 学，教师们大出洋相，英语老师不会念单词，电脑课老师不懂什么叫做计算机配置。” 事实上，“两免一补”落实起来是需要地方财政支付一部分，但落实情况并不乐观，“对 于教育，现在绝对不是万事大吉了，‘希望工程’还得继续搞下去，我们所到之处，学校穷的 没有一个不叫苦连天的。”徐永光很担心地说。 陈雅棠在小组讨论会上干脆提出，实行“两免一补”之后，当地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普遍 下降，他此前与一些老同志作调研时发现，有的学校，学生中午都是带饭来，但是由于学校买 不起燃煤，学生们只能中午吃冷饭、喝凉水，甚至有的在 11 月份时，孩子们还光着脚上学， 去调研的老同志都落泪了，但是地方财政已经很吃紧，拿不出多余的钱来。 “一个教室只能有 25 瓦的灯泡，没有黑板，尤其是在寄宿制学校，一个床铺上睡 3 个小 孩，司空见惯！”陈雅棠谈话时的语气很沉重。陈雅棠提出，希望中央在考虑预算时，能够多 考虑一些不发达地区。

13、委员表示农民工子弟教育矛盾亟待破冰 公益时报 2007-03-13 农民工子弟教育矛盾亟待破冰 当超过亿人次的农民进城务工时，近千万农民工子弟受教育状况成为社会问题之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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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随父母融入城市的潮流中，另一部分则留在家乡，由此而来产生了一系列流动儿童和留 守儿童的教育困境。 “关注农民工，我感觉需要切实解决一点的是，他们的子弟受教育状况。”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对记者表示。 他的两份关于教育的提案当中，一份是降低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门槛、解决流动儿童 入学难的建议，另一份则是，加大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投入、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流动儿童教育成严重社会问题 据不完全调查，目前我国有约 2000 万流动儿童随父母进城。流动儿童的教育，已成为严 重的社会问题，突出表现在适龄儿童入学率较低、超龄现象严重、失学情况普遍。 20 世纪 90 年代初，农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吸纳了大量的农民工子弟入学，为解决流 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据北京市教委统计，2006 年，北京市近 40 万农民工子女中，有 1/3 就读于民办农民工子 弟学校，而在不少大中城市，这个比例都在 50％以上。 农民工子弟学校虽然教学设施和条件相对简陋，教学质量也比不上公办学校，但毕竟为许 多不愿骨肉分离的农民工家庭解决了孩子入学难的问题，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为国家义务 教育作出了贡献。然而，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却很难取得合法办学的资格。 以北京市为例，在 2006 年已经开办的 350 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大部分没有办学许可 证。北京市海淀区 40 余所打工子弟学校当中，只有 3 所学校取得办学许可证。2006 年 7 月， 北京市海淀区叫停 30 余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万余学生面临分流困难，受到社会热切关注。 地方政府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不批准与取缔大部分未取得合法办学资格的农 民工子弟学校属于依法办事， 而这种“依法办事”的结果却使得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难以生存 和发展、大批流动儿童无学可上，更让许多进城务工农民无奈把子女留在家乡成为“留守孤 儿”。其后果是损害了广大农民工孩子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也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徐永光认为，与办学条件是否达标相比，流动儿童能否上学更加重要。随着城市化进程 加快，未来 20 年，我国每年将新增 1000 多万农民工，流动儿童数量也将急剧增长，其教育问 题也将越来越尖锐。政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独立承担流动儿童的教育责任。民办农民工子 弟学校的资金，来源于社会投资、政府补贴、公益捐赠和学生交纳的学杂费。 相对于公办学校，多了社会投资和公益捐赠两项来源。一些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 说：“政府只要拿出公办学校接受每名学生成本的 1/10 来补贴民办学校，我们就能存活。” 因此，支持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不仅有助于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提高政府教育资金 的使用效率，还有助于引导社会公益捐赠资源向农民工子女教育倾斜。总之，发展民办教育是 集政府和民间之力，从根本上解开流动儿童入学难之结的有效途径。 为此，他建议，修改《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条中关于“民办学校的设置标准参照同级 同类公办学校的设置标准执行”的规定。对于为农民工子弟提供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该适 当降低设置标准。 同时，对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应减少限制，增加扶持。 《民办教育促进法》指出：“民办 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但是，对于民办教育的发展， 该法限制性规定多，支持性条款少。他建议在修订《民间教育促进法》时应要求各级政府加大 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帮扶力度，在建校用地等政策上给与优惠，以降低其办学成本。《民办教 育促进法》第四十九条关于“人民政府委托民办学校承担义务教育任务，应当按照委托协议拨 付相应的教育经费”的规定目前在各地普遍没有认真执行，必须监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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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教育难题亟待解决 2006 年 3 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要求“输出地政府要解决好 农民工托留在农村子女的教育问题”。2006 年 5 月，教育部发出《关于教育系统贯彻落实<国 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 ,要求“农村劳动力输出规模大的地方人民 政府要把做好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工作与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结合起来， 满足包括留守儿童在内 的广大农民子女寄宿需求”。 徐永光认为，寄宿制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难题惟一有效的补救措施。实施留守儿童寄 宿制教育需要修建学生宿舍、食堂等生活设施，需要增配老师和管理人员，这一切都取决于资 金的投入。 为此，他建议，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加快留守儿童寄宿制学校的建设步伐。全国现有农 村留守儿童约 2000 万，经估算，按照学生宿舍和配套设施生均 3 平米、每平米造价 500 元计 算，投入 300 亿人民币即可基本解决留守儿童寄宿制的设施建设。建议在已经实施的西部地区 “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的基础上，继续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地方政府匹配适当资金， 分若干年时间实现留守儿童寄宿制的目标。 同时，政府应支持社会力量关注和捐赠留守儿童寄宿学校的设施建设。企业的这部分捐赠 应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的所得额中全额扣除。 目前一些地方出现的留守儿童家长自愿付费 委托学校对子女进行托管的做法，是在学校寄宿制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加强留守儿童教育 管理的过渡办法，符合家长和孩子利益，不应简单以“乱收费”为名加以取缔。

14、进了城的孩子，怎样“过三关” 农民日报 2007-03-14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解决好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 南都公益基金会筹建负责人徐永光提出， 涉及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大概有 13 个方面， 诸如中央政府、流入地政府、流出地政府、民办学校、公办学校等。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这 诸多的关系背后，形成了“入学”、“办学”、“升学”三道难题。 入学：设门槛，上学受限；不设门槛，教育资源有限 建议：城市教育规划要将农民工子女考虑在内 目前，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允许农民工子女就地入学，但设置了“附加条件”， 抬高了“门槛”。有人将这些限制条款看作阻碍农民工子女城市入学的“罪魁”，认为只要废 弃这些“门槛”就能解决问题，但情况并不是这么简单。 长期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胡平平代表说，中国 1．2 亿常年外出务工人员有 3600 万子女， 有相当多孩子进了城。在城市教育资源本身就很紧张的情况下，废弃了各种限制条款后，靠什 么保证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能如愿入学？在当前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情况下，倘若更多的农 民工让孩子到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城市“借读”，城市又该如何应对？为此，她认为，农民工 子女跟随父母在城市就学应该有一定的门槛，而这种门槛是针对其父母的，比如北京提出要有 “五证”（原籍地无监护人证明、城市务工证、城市暂住证、户口本证明、实际居住所证明） 等。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郑惠强认为，如果父母不是来打工的，即不 是“农民工”，或者只是进城打零工，其目的只是为了让孩子进城读书，这应该被限制，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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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中提的是“农民工子女”而不是“农民子女”。 郑惠强强调，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难”的症结不仅在于“限制条款”，说大了其实是 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户籍制度的问题。胡平平也持相同看法：“解决户籍制度是个长期的问题， 但是目前现实一点的解决办法是，特别是中等城市在不断发展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学 生入学人数的增加，而这个人数不仅要考虑常住居民，也要考虑流动人口的子女，要把他们也 规划进去。” 办学：公办学校，没有经费划拨；民办学校，门槛太高 建议：降低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门槛 有了规划之后，资金的问题又来了。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的生均经费是由国家财政直接划 拨到学生户口所在地，所以，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经费还在流出地。有专家提出“教育券” 制度，即生均经费跟着学生走，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对此，胡平平认为不妥：一方面农民工为 当地城市建设做了贡献，缴税也在城市；另一方面，进城读书的农民工子女多半也会留在城市 工作，所以城市应该承担这部分教育成本。 虽然国家规定流入地政府要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负主要责任， 但是， 学校也有学校的难处。 “这个问题不能一边倒，政策是这样规定的，作为学校我们也应该有这个责任，但是没有经费， 没有具体的操作办法，很多事情还是办不了。”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实验中学校长龚玲如是 说，“一般来说，学校的规模、学校的招生计划都是由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然后，按招生情 况配备生均经费、办学经费等，如果政府不加强这方面的投入，会给学校带来很大的困难。” 徐永光委员认为，政府应该大力支持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农民工子弟学校虽然教学设 施和条件相对简陋，教学质量也比不上公办学校，但可以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民办农民工子 弟学校的资金，来源于社会投资、政府补贴、公益捐赠和学生交纳的学杂费。相对于公办学校， 多了社会投资和公益捐赠两项来源。”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很难取得合法办学的资格。“地方政府依照《民 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不批准与取缔大部分未取得合法办学资格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属于依法 办事。而这种‘依法办事’的结果却使得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难以生存和发展。”徐永光说。 为此，他建议修改《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条中关于“民办学校的设置标准参照同级同类公办 学校的设置标准执行”的规定，对于为农民工子弟提供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该适当降低设 置标准；同时，对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应减少限制，增加扶持。 升学：回原籍中考，教育不接轨；留下务工，加大城市就业压力 建议：适当放开城市职业教育 近日，记者在北京等地采访农民工子弟小学时发现，部分农民工子女陷入了“进城上学— 中学毕业—辍学打工—成为第二代农民工”这一怪圈。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学生要在原籍参加中考和高考。这样一来，农民工子女初中毕业后就 面临两条路：回老家中考或辍学打工。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坦言，自己既然出来上学就不愿意再 回去，况且回原籍参加中考，也面临教育不接轨的问题。这样一来，他们初中毕业后大多数滞 留在城市里，一方面增加了城市的就业压力，更重要的是荒废了自身的学业。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结束后的情况更复杂，更为头疼。”郑惠强说，“学业不能荒废， 成长不能偏废，成材不能半途而废。从这个意义上说，职业教育应该是农民工子女在完成义务 教育后比较好的选择之一。”为此，郑惠强还大胆设想，是否可以将城市的中等职业教育适当 放开，不再受户口的限制，使农民工子女可以进入。当他们具有一技之长后，也能更好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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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玲也提出， 既然国家把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作为民生问题的重要方面来考虑， 那么， 就应该在政策、机制上有所突破。国家是否可以出台相关政策，比如，农民工务工若干年后， 其子女可以参加城市的中考。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说，把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孩子放在同等地位考虑 不可能一步到位，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是尽量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免费义务教育。“改革是循序 渐进的，所有的改革包括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都要兼顾各方，要考虑改革的目标，更要考虑 改革的承受力。 ”

15、解开心结 寄宿制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现实路径 中国妇女报 2007-03-14 从开始记事的 7 年来，11 岁的李霞对父母的印象更多来自于电话。 “爸爸只回来过一次，妈妈没回来过。与妈妈联系，就是每周六通一次电话。”与姥姥刘 登碧共同生活的李霞说。 “打工子弟和城里的孩子一样 都是中国的娃 都是祖国的花” 在今年的春晚上，这段名为《心里话》的朗诵，让无数人为之动容。30 名来自北京行知 打工子弟学校的农村娃，并没有多少朗诵的技巧，却感动了最多的观众。 但是，与那 30 名农村娃不同，家住四川营山县小桥镇白岩村的小李霞，被父母留在老家 读书，同样被留下的，还有她舅舅的两个孩子。 “小李霞们”带来的，是一个颇为现实的问题：并非所有打工者都将子女带在身边。据统 计，目前中国进城的农民工约 1.5 亿，而 18 岁以下被父母留在农村的儿童已达 2290 万，约占 全国农村儿童总数的 8%。这 2290 万的儿童群体，因为父母双方或一方已外出务工，不能与父 母双方共同生活。“留守儿童”，成为他们的专属名词。 现状：留守“心结”最难解 全国政协委员叶文玲接受采访时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帮助留守儿童打开父母不在身边的 “心结”。“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对处于人格形成阶段的孩子而言，最亲近的人却长期不在身 边。有些孩子会变得很坚强，但还有很多孩子容易形成自闭、不愿意与人交流等性格特征。此 外，这些孩子也容易受到他人的非法侵害或人身伤害。”3 月 12 日，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 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在谈起留守儿童时，表达了自己的担心。而三份分别来自北京师范大学、 最高法和公安部的调查，也印证了张新实的担忧。 北师大的调查显示，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生对社会、他人等外界因素抱有严重敌对态度的 所占比例是普通学校初中生的 12 倍。法院方面的数据表明，外来人口子女的犯罪率将近当地 人口的 3 倍。公安部的调查则显示，在被拐卖儿童当中，流动儿童占第一位，留守儿童占第二 位，有些地方出现的女童被强奸的恶性案件中，也是留守女童居多。令人欣慰的是，留守儿童 的问题，已从国家层面得到重视。 去年 10 月 19 日，在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统筹指导下，由全国妇联牵头，12 个相关部门参加的农村留守儿童专题工作组成立。 由工作组成员单位及有关专家组成的调研组 分 4 路赴江苏、四川、湖北等 8 个人口流出大省调研，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有关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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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从寄宿制学校开始 “虽然宿迁是欠发达地区，但在应对留守儿童问题上，我们走在了前面。”3 月 12 日， 在本次人大会江苏代表团召开团会的间隙，张新实代表自信地对记者说。宿迁市农村初中、小 学共 68 万名学生中，留守儿童占 30%，达 20 万人。部分乡镇小学和初中的留守儿童甚至超过 学生数量的 70%。面对 20 万留守儿童带来的压力，张新实，这位宿迁市委书记的自信，来源 于宿迁留守儿童的现状。在一份来自宿迁市政府的统计文件上，记者看到，宿迁已投入近 1.3 亿元，在当地农村中小学创办寄宿制学校，同时建立健全留守儿童寄宿的各项管理制度，促进 留守儿童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道德行为。“目前，宿迁的中小学校都有寄宿制，寄宿学生达 到 12 万人，其中留守儿童占到 53%。”张新实表示，2007 年他的目标是：孩子每人都有一张 床、一个整洁的校园，每个学校都要有冷热饮水设施和餐厅。“为此，宿迁已准备投入近两个 亿。”张新实告诉记者，这相当于去年宿迁市财政收入的 8％。 宿迁的做法，与全国政协委员、希望工程发起者徐永光的想法不谋而合。两会期间，徐永 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明确表示：“寄宿制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难题唯一有效的补救措 施。”在徐永光看来，寄宿制学校的规范化管理和集体生活，有助于父母不在身边、缺失家庭 教育的留守儿童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同时可以降低留守儿童的安全隐患。 “通过寄宿制，也可以有效解决留守儿童中，普遍存在的‘单亲扶养’和‘隔代扶养’问 题。”张新实认为，集体生活更容易使孩子们觉得充实。 期望：政府应为他们担责 其实，对于实行寄宿制，张新实还有更多的期望。“寄宿制学校的建立只是一个载体，我 们还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更好地掌握留守儿童的心理状态， 同时实施‘一对一’的心理辅导。”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宿迁已在全市成立各级关心留守儿童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留守儿童的 教育与管理工作。同时，各学校还建立“家长代管制度”，发动教干、教师、共青团员、少先 队员和其他学生与留守儿童进行结对，从生活、学习、经济等方面进行帮扶。有一个细节是， 张新实等当地干部以前去看望留守儿童时，“以前问个问题，孩子们往往一下就散开了”，而 现在“孩子都开始踊跃地回答问题”。对此，张新实觉得很开心。“从学习生活环境和心理环 境两个方面入手，留守儿童的成长历程无疑会更加健康。”“留守儿童们真的很辛苦。”如今 每季度都去看望留守儿童的张新实告诉记者，“解决他们的困难，理应是我们各级政府的责 任。”(记者 王长路)

16、代表委员谈“空巢老人”、“留守儿童” 光明日报 2007-03-15 记者 王斯敏 蔡闯 春节之后召开两会，代表委员很自然地谈到了与农民工有关的话题，特别是农村青壮年涌 向城市以后，那些留在农村的老人、孩子，更牵挂着代表委员们的心。 期待关注：老人和留守儿童 据统计，2005 年底，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达 1.44 亿；而 1.5 亿外出务工人员留在家 乡的孩子则达到 2300 万人左右。这“一老一小”两个庞大的数字，是个人、家庭、社会都必 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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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副校长李冬妮委员到农村调研。她看到一个孩子显得十分孤 僻、封闭，不论说什么，那个孩子始终不开口；而另一些孩子虽然有问有答，眼神里却含着冷 漠与疏离。“孤单的生活、亲情的匮乏，已经对他们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伤害。”李冬妮说。随 后，她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注‘留守儿童’”的提案。今年，她又在网上开设了“委员博 客”，发的第一篇稿子，就是关于“留守儿童”的，吸引了很多网友纷纷跟贴。 全国人大代表刘明华、尤全喜、金烈，全国政协委员吴正德、杨一奔、郑小燕、吴雁泽、 毛增华、徐永光等也提出了相似内容的议案、提案。 同时，杨魁孚委员、马克宁代表等呼吁：关注“空巢老人”！马克宁说，一些“空巢老人” 的生活状况是“出门一把锁，回来一盏灯”。杨魁孚表示，关注养老、特别是农民养老的问题，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 亲情饥渴：心理满足至关重要 代表委员发现，解决“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问题，不能仅仅依靠经济手段。事实上， 一些家庭的老人、孩子在经济上是有保障的。但是，由于缺少家庭成员的关爱，他们普遍存在 着难以解决的心理问题。 李冬妮委员认为，现在的“留守儿童”，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首先，对于孩子的心理来 说，父母是不可替代的；其次，父母的行为和对城市的向往，使一部分“留守儿童”对上学产 生厌倦，盼望能够尽早通过打工进入城市。“很多‘留守儿童’在教育方面存在问题，不是因 为外界条件不好，而是有这样的深层心理原因。” 吴雁泽委员说，大多数“留守儿童”由隔代老人照顾，祖辈抚养较多地给予物质生活上的 满足和过多的宽容放纵，而较少精神、道德上的管束和引导。孩子们由于在情感和精神上缺少 健全的关爱和沟通，遇到困难不能获得感情支持，出现差错得不到及时的引导、纠正，容易形 成心理问题。 同样，“空巢老人”的精神依托也存在缺位。杨魁孚委员说，由于外出打工，老年人得到 的家庭照顾明显减少，很多农村老年人没有开展学习和文体活动的场所，不能满足老年人的文 化需求。 建立机制：夯实养老育小根本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认真落实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各项政策措施”，“加 快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 “要让城乡百姓特别是困难群众都能享受到公共财 政的阳光”。对此，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表示，党和政府始终关注民生，为民谋利。而关注“留 守儿童”和“空巢老人”，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正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 建立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机制，是代表委员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 杨魁孚委员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要“逐 步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投入，进一步完善农村‘五保户’供养、特困户生 活救助、灾民补助等社会救助体系。探索建立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其他保障措施相 配套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我们应当认真落实中央的要求，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养老问题， 努力开创解决农民养老的新局面。特别是要把农民养老作为造福百姓的民心工程抓好，把提高 农村老年人生活保障水平、 完美为老年人服务机制作为各级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考核指 标之一。 马克宁代表说，根据她的调查，“空巢老人”普遍都有几个忧虑：疾病的医护问题和生活 照料问题，还有就是发生意外时如何得到援助的问题。她建议，国家及政府有关部门应采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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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和解决“空巢老人”问题：加大财政对养老事业的供给，进一步加快养 老服务事业的发展；对“空巢老人”开展统计调查，掌握“空巢老人”的信息，建立“空巢老 人”档案；各地政府可根据财力和大多数老人的经济承受力，修建和新建一批养（敬）老院， 使更多的“空巢老人”得到照顾和服务；为“空巢老人”搭建“安全网”，投入经费建立老年 人应急求助信息系统，老人如遇突发事故，只要按下“一键通”电话，社区服务中心即可派出 服务人员火速上门为老人解决困难。 李冬妮委员建议，有关部门应该拿出切实措施，为农村孩子创造一个随父母进入城市稳定 生活、感受亲情的机会，或者下大力气鼓励农民回乡创业，让孩子虽然“留守”，却是守在父 母身边。 杨一奔委员认为，解决“留守儿童”的治本之策，就是打破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拆除 就业、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城乡壁垒，减少农民进城的“迁移成本”，使进城务工人员享有城 镇原住居民同等的权益。 这样就能从政策层面上鼓励更多的进城务工人员将子女带在身边学习 生活，遏制“留守儿童”的增长趋势。 齐抓共管：人人尽到社会责任 如果政策到位，养老育小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吗？ 杨一奔委员说：“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光靠国家政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心理 上的偏差。”她希望全社会积极参与解决这个问题，“那些远离孩子在外地打工的父母们也要 承担起做父母的责任，尽自己最大努力来沟通，给孩子更多的亲情。” 重庆市南川区鸣玉镇“留守儿童”人数众多，政府动员当地组成关爱队伍，“一对一”帮 扶孩子，逐步形成了“代理家长制”，这种政府倡导的义务监护人制度，因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而很快得到了推广。 刘明华委员说：“‘代理家长制’是一个很好的理念，但有利有弊，并不能解决所有问 题。”他建议在不发达地区的农村中小学加大教育投入，大范围推行寄宿制，让国家和学校更 多地担负起儿童教育监护的责任。 尤全喜代表建议，教育部门可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波动和行为差异，开设心理辅 导课，定期对“留守子女”进行情感疏导，对“留守儿童”进行更多人性化管理。同时，建立 农村学生教育和监护体系，使学生在教育环境之外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并开展有效的社会宣 传，进一步转变农民的教育观念，树立“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人人成才”的教育观。 同样，让“空巢老人”老有所依也是代表委员们的希望。杨魁孚委员说，要广泛开展宣 传教育，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的传统，营造敬老、养老的社会环境，积极发挥孝道在调节 家庭关系、实现代际和谐、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把家庭养老提高到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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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业务主管部门领导指导篇 1、李学举提出要通过榜样带动全国民间组织的发展 新华社北京 8 月 9 日电 记者 鹿永建 民政部部长李学举今天说，我国慈善事业处于起步阶段，民间组织也处于初级阶段，要在 全国树立有影响、对社会贡献很大的民间组织，通过这些民间组织的作为和对社会的作用，影 响社会，并带动民间组织的发展。他是在到南都公益基金会做调研时说这番话的。 目前我国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民间组织有 34 万多个，民间组织发挥的作用不同于政府，也 不同于市场，是一种良好的补充。李学举说，但是，社会上对于民间组织作用的认识不够，这 一方面是认识层面的不足，另一方面与民间组织自身影响力不足、不够壮大有关系。有的民间 组织自立、创新意识不强，总是想靠“婆婆” ，有的不太规范。 民间组织要发展，需要民间组织树立起自立、自主、自我发展的意识，也需要树立起一些 典型，起到示范和榜样的作用，带动其他民间组织的发展。李学举说，南都公益基金会把协助 政府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作为工作重点，这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业，从目前看基金会 的工作非常规范、民主、透明，高效，希望南都公益基金会在非公募基金会类型的民间组织中， 能够起到典型、示范、榜样的作用，竖起一面旗帜，促进民间组织、特别是基金会事业的发展。

2、民政部部长：要通过榜样带动全国民间组织的发展 新华社北京 8 月 10 日电 记者 鹿永建 民政部部长李学举 9 日说，我国慈善事业处于起步阶段，民间组织也处于初级阶段，要在 全国树立有影响、对社会贡献很大的民间组织，通过这些民间组织的作为和对社会的作用，影 响社会，并带动民间组织的发展。他是在到南都公益基金会调研时说这番话的。 目前我国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民间组织有 34 万多个，民间组织发挥的作用不同于政府，也 不同于市场，是一种良好的补充。李学举说，但是，社会上对于民间组织作用的认识不够，这 一方面是认识层面的不足，另一方面与民间组织自身影响力不足、不够壮大有关系。有的民间 组织自立、创新意识不强，总是想靠“婆婆”，有的不太规范。 民间组织要发展，需要民间组织树立起自立、自主、自我发展的意识，也需要树立起一些 典型，起到示范和榜样的作用，带动其他民间组织的发展。李学举说，南都公益基金会把协助 政府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作为工作重点，这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业，从目前看基金会 的工作非常规范、民主、透明、高效，希望南都公益基金会在非公募基金会类型的民间组织中， 能够起到典型、示范、榜样的作用，树立起一面旗帜，促进民间组织、特别是基金会事业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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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政部长李学举：民间组织需要榜样带动 新浪网 2007-08-09 据新华社民政部部长李学举 9 日说，我国慈善事业处于起步阶段，民间组织也处于初级阶 段，要在全国树立有影响、对社会贡献很大的民间组织，通过这些民间组织的作为和对社会的 作用，影响社会，并带动其他民间组织的发展。他是在南都公益基金会调研时说这番话的。 目前我国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民间组织有 35 万多个，民间组织发挥的作用不同于政府，也 不同于市场，是一种良好的补充。李学举说，社会上对于民间组织作用的认识不够，这一方面 是认识层面的不足，另一方面与民间组织自身影响力不足、不够壮大有关系。有的民间组织自 立、创新意识不强，总是想靠“婆婆”，有的不太规范。 民间组织要发展，需要民间组织树立起自立、自主、自我发展的意识，也需要树立起一些 典型，起到示范和榜样的作用，带动其他民间组织的发展。李学举说，南都公益基金会把协助 政府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作为工作重点，这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业。从目前看基金会 的工作非常规范、民主、透明、高效，希望南都公益基金会在非公募基金会类型的民间组织中， 能够起到典型、示范、榜样的作用，树立起一面旗帜，促进民间组织、特别是基金会事业的发 展。

4、李学举部长视察南都公益基金会 民间组织网

2007-08-09

8 月 9 日，民政部长李学举在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杨岳的陪 同下来南都公益基金会（简称“南都基金会”）视察。 南都基金会是一家非公募基金会，成立于 2007 年 5 月，原始基金 1 亿元来源于上海南都集 团有限公司，民政部是业务主管单位。李学举部长指出，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将增强非营利组 织的整体实力，为优秀的公益组织和公益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对于推动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李学举部长对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工作表示了肯定， 认为基金会的工作非常的规范、 民主、透明。 他指出，中国的民间组织发展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对南都基金会这样的非公募基金会的 发展、壮大需要关注、支持，同时也要实施监督。民间组织还应该自立、自主、自我发展。 对南都基金会实施新公民计划，捐建新公民学校，关爱农民工子女的成长，李部长认为非 常有意义。 他指出，农民工孩子受教育的权利是政府的责任，政府有责任让他们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 利。从他从事政府工作多年的经验来看，政府做不到“包打天下”，人手也不够，所以动员社 会力量关注这些问题和协助政府解决这些问题非常重要而且必要。 他还指出很多贫困人群一直贫困，贫穷的链条不断，有很大的原因是教育跟不上，子女得 不到好的教育。所以打断这个链条，孩子的教育非常非常重要。教育出有出息的孩子不仅改变 本人命运，改变的是全家的命运。 此外，李部长还表示，他今天来的目的，除了作为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予以支持， 还要予以“希望”。社会上对民间组织作用的认识有差别，民间组织发挥的作用不同于政府， 也不同于市场，是一种良好的补充。原因一方面是认识层面的不足；另一方面与民间组织自身 影响力不大，不够壮大有关系。所以他指出要在全国树立有影响，对社会影响很大的民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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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民间组织的作为和对社会的作用，来影响社会。所以希望南都基金会，在基金会类型 的民间组织中，能够起到典型、示范、榜样的作用，竖起一面旗帜，促进这个领域的进步。这 是他作为业务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提出的希望。

5、民政部李立国:发展公益事业需要更多创新 新华网上海频道 2007-08-20 8 月 14 日下午，国家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在民政部人事教育司司长孙建春、上海市民政 局副局长马伊里、浦东新区副区长过剑飞、新区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副局长王德宝等的陪同下， 来到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进行调研。 李部长一行重点考察了国内第一个公益组织孵化器（NPI）的设计和运行情况。中心主任 吕朝向来访者详细介绍了 NPI 的缘起、工作重点和发展方向，并将目前入驻 NPI 的公益组织向 来访领导一一进行了介绍。 在座谈中，李立国副部长对 NPI 提出的“有爱心，更要有能力”的口号非常赞同，他认为 提升民间组织的能力对发展公益事业非常关键。调研中，李部长详细了解了中心的资金来源， 并对上海市及浦东新区政府对公益组织的支持表示肯定。 当吕朝主任介绍到 NPI 工作人员的基本状况时， 李部长和其它领导对工作人员的高素质和 对公益事业的热情十分赞赏， 指出目前国内公益组织的发展切实需要有使命感和有创新精神的 高素质人才。 公益组织孵化器的运做模式，也给来访的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立国副部长充分肯定 了公益孵化器的创新性，并鼓励把公益组织孵化器的经验介绍给全国其它地区。与会人员还就 公益组织的会计制度、优惠政策、社工队伍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最后，来访各级领导希望公益组织孵化器能够更快的发展起来，并一致表示将继续关注和 支持它的成长。整个活动比原定日程延长了 30 分钟，并在亲切、愉快的气氛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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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综合报道篇 1、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调查 公益时报 2007-07-17 策划统筹：赵冠军 核心提示 尽管时间不长，但中国基金会的发展已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上世纪 80 年代，中 国一度出现基金会热的场面，1996 年国家民政部对全国社团清理整顿之后，基金会的发展基 本停滞不前，甚至 1999 年至 2004 年五年之间，国内没有一家新设立的基金会。 自 2000 年开始，国务院法制办和民政部开始修订《基金会管理办法》 ，经过了大量的研究、 论证，并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历时 3 年多，完成了《基金会管理条例》 。2004 年 3 月 8 日，温家宝总理签发颁布这一条例。2004 年 6 月 1 日，新条例实施，此举标志着停滞多年的 基金会重新开闸放水，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基金会的转折之年。 新条例首次提出鼓励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意见， 以公民个人或者企业名义创办的基金会开 始在中国亮相。随着国家“001 号”非公募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的正式成立，越来 越多私立基金将投入到蓬勃发展的中国公益事业中。专家预测，未来五年，中国最具实力的基 金会将是由私人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 截至 2006 年底，全国有基金会 1144 个，尽管其中大部分依然是面向公众募捐的公募基金 会，但非公募基金会已达到 349 家，且上升趋势强劲有力。事实上中国社会对发展基金会的需 求早已超出目前基金会的发育水平，如果导引政策更加积极，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必将呈现更 加蓬勃发展的良局。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四个标本 三年之前，当非公募基金会被允许成立之际，不仅企业家独自出资设立，还有教育机构和 社会名人等，分别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的这一新型公益体系之中。三年过去，作为中国公益领域 的新生事物，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并没有出现当初理论界预期的乐观局面，其发展脉络并不清 晰，运作模式也尚处于摸索之中。 标本 1 由企业出资，聘请公益组织专业操盘手运营的公司化基金会，被现阶段社会学者评为最具 发展潜力的公益组织。 南都公益基金会 3 亿元项目招标 本报记者 李小健 7 月 12 日，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小香玉早早地赶到了北京万通中心 C 座 15 层，向南都公 益基金会寻求项目合作。由她一手创立的小香玉艺术团，两年前就开始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全免 费的艺术教育培训。与小香玉怀有同样目的的，还有来自北京真爱教育服务机构等非营利组织 代表。 当天上午，南都公益基金会宣布，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非营利组织承建新公民学校，同 时招标资助关心农民工子女成长的公益项目， 这意味着该基金会实施的以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 环境为宗旨的新公民计划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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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 5 到 10 年，南都公益基金会将提供超过 3 亿元的资助金额，以项目招标方式，捐 建 100 所新公民学校；同时，持续不断地资助非营利组织关爱农民工子女的公益项目。 非公募基金会投入巨资以招标方式资助公益项目，在国内可谓开创先河。 竞标 NPO 投以热情 “我现在主要精力都放在基金会上。”7 月 11 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 永光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去年年初，他便着手基金会筹备工作；去年八月， 南都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捐出 1 亿元人民币，向民政部申请发起成立基金会。今年 5 月 11 日， 基金会正式获得民政部批准，为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 6 月 29 日，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以资助型基金会的形式，针对农民工 子女教育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实施“新公民计划”。 新公民计划包括新公民学校建设项目资助和新公民公益项目资助两大方面。2007 年下半 年至 2008 年，新公民计划招标建设 10 所新公民学校，每所资助资金 150 万元至 200 万元人 民币；招标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资助额 500 万元，每个项目资助额不超过 20 万元，特殊情况 下可增加至 30 万元。其中，2007 年投入 800 万元支持新公民计划。 徐永光表示，对于新公民学校建设，最理想的竞标者应该是有政府背景的非营利组织与执 行能力强的草根组织的组合，如此便于资源整合，优势互补。 在“新公民计划招标恳谈会”上，前来参会寻求合作的 NPO 代表均表示出超乎寻常的热 情。 小香玉十分激动，甚至有些按捺不住话头，她说，从去年基金会刚筹办时，就希望小香玉 艺术团能够参与到新公民学校中来，为农民工子女提供高水准的艺术培训。 北京可持续发展教育协会会长史根东告诉大家， 他早就听到南都公益基金会建新公民学校 的相关信息，现在，他已经将信息传递到北京各地区可持续教育分会，鼓励各分会积极参与新 公民计划。 “这是希望工程的升级版。”北京青基会秘书长陈淑惠说，希望工程为许多偏远山区的农 村儿童解决了上学问题；而新公民学校关注的对象却是进城流动儿童。 迈向标准化 据南都公益基金会项目总监刘洲鸿介绍， 基金会全年接受项目申请， 项目的评审分为预审、 初评、中评、终评四个阶段。预审与初评由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处完成；独立的项目评审机构 对申请项目进行中评；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会在项目中评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中标的项目。基 金会理事会每年召开 4 次评审会议，申请者须于评审会议前一个月提交申请文件。资助项目实 施周期通常在一个年度以内，对于一些优秀项目实施方，一个项目完成后，可继续申请。 “我们还专门在基金会网站上开发了管理信息系统。 ”该基金会负责信息技术的工作人员 说，这是为了保证招标过程更加公开透明采取的措施。 学校建立后，如何保证它能够长久运作下去？这是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吸引广大社会 资源参与是关键。”NPP 公益创投基金会副执行长程玉举例说，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二年级六班 的学生家长们，决定以实际行动与首批新公民学校农民工子女的家庭结对子，就是一个不错的 点子，值得大家借鉴。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何伟表示，在整个公益产业的产业链中，基金会是一个资金和资源 提供者，扮演“种子基金”的角色，支持民间公益发展。新公民计划只是投石问路，最终目的 是唤醒更多企业、成功人士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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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明确的是，公司从事公益活动最好不要与商业行为和目的挂钩。”徐永光认为，企 业或私人基金会从设立动机看有三种层次：一是“急功近利型”，在捐助过程中注重换取实际 利益；二是“公司发展战略型”，虽无短期的商业目的，但希望借此提升公司形象；三是“公 共利益型”，不谋求任何公司或个人直接或潜在的商业利益。一些跨国公司基金会在做公益事 业时，一般都涉及公司利益。南都公益基金会的价值追求属于最高层次。 徐永光的观点得到了南都集团控股公司董事长、南都公益基金会捐资人周庆治的赞同。据 了解，周庆治与徐永光同为温州人，也是老朋友。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两人先后 离开政府岗位，周庆治下海从事营利活动，徐永光选择了投身非营利事业。经过多次沟通和交 往，他们合作共同成立了南都公益基金会。 徐永光认为，在国内，得到政府批准的公司基金会并不多，做得比较好、有水平的也屈指 可数，南都公益基金会要做一个标准化中国公司基金会。他说，公司类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冲 动非常强劲，预计 5 年时间内，非公募基金会总量将超过公募基金会总量，最终占据主导地位。 标本 2 随着社会力量对教育事业关注日益加重，高校基金会获得社会捐赠也在逐年增加。这股来 自社会的支持高校发展的力量所显现的作用越来越大。 高校基金会强力吸引社会资源 本报记者 李小健 “目前基金会正处于一个稳健发展状态。”7 月 11 日，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张美 凤向本报记者表示，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最近又获得一笔捐赠。旅日侨胞傅在源先生自 2007 年起每年捐资 30 万美元设立“浙江大学富的奖助学金”。根据捐赠协议，浙江大学富的奖助 学金每年可奖励和资助 430 余人，每名同学可获得 5000 元到 10000 元的奖助学金，首次评选 将于今年 9 月份开始。 随着社会力量对教育事业的关注日益加重，高校基金会的力量所显现的作用越来越大。 社会资金扎堆流向名校 今天的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是国内最早成立的几个高校基金会之一。它的前身是 1994 年 3 月成立的浙江大学竺可桢教育基金会，用以纪念老校长竺可桢。 1998 年，该基金会的工作总结显示，基金会在扶持学校重点学科建设、奖励优秀教师、 优秀学生方面共出资 34.49 万元，有力地支持了学校建设。 随着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重新联合并走到一起，2000 年 5 月，原浙江大学竺可桢教育基金会和原杭州大学基金会也融合在一起，孕育成新的浙江大学竺 可桢教育基金会。 《基金会管理条例》实行后，2004 年 11 月，基金会重新登记注册并更名为浙江大学教育 发展基金会。为了强化对高校基金会的统一管理，两年后，浙江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进行了第 二次更名，在民政部登记后称为“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就在第二次更名后，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在善款募集上，刷新了基金会成立以来最好的成 绩。 “去年与我们基金会签订协议的善款超过 5 亿元。”7 月 11 日下午，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办公室主任顾玉林告诉记者，2006 年基金会到账资金近 3.3 亿元，而今年上半年，基金会到 账资金又逾 3000 万元。由于获得社会的捐赠愈来愈多，加之，投资收益也近千万元，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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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也加大了奖助学金额度，平均每年超过 1000 万元。不过，善款主要还是用于学校基础 设施建设、教育与科研、人才引进与对外交流等项目。 顾玉林说，去年之所以取得如此好的成绩，主要是因为去年 9 月 21 日，基金会接受网易 公司总裁丁磊、浙江大学校友段永平联袂捐赠的 4000 万美元，这成为基金会迄今为止最大的 一笔捐资。 正是这一笔大额捐赠，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强烈反响，世人热议，并引发了高校捐赠热潮。 就在去年，至少还有三家高校基金会在接受捐赠中获得不菲成绩，如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获得了两笔分别超亿元的大额捐赠；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年度捐赠收入达到 1.52 亿元；北 京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接受的捐赠额度约 1.13 亿元。 为何社会大笔资金会扎堆流向名校基金会？记者在与高校基金会负责人、 工作人员的沟通 中得知，主要是社会上有远见卓识、有爱心的人非常认可和赞同这一理念：知识是推动社会进 步和文明的重要力量，因此，他们愿意投入大笔资金资助国内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捐向知 名大学，争取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推动社会进步。另外，就是从名校中走出来的校友关心母 校的发展，乐于利用个人关系积极为母校建设出力。 一位高校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表示， 如果高校基金会能在更大程度上享受国家政策的免税 政策，流向高校的社会善款额度肯定会有新的突破。 高校基金会相继成立 在社会力量重点倾向于教育事业和知名大学成功获得大笔社会捐赠的背景下， 如何积极争 取和利用来自各界的捐赠，时下正成为各大高校关注的焦点之一。 6 月 30 日，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成立，成为全国首个绿色教育基金会，当天接受社 会捐款超过 350 万元。就在这个时间前后，南京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河海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也相继成立，均获得超百万元的社会捐赠。 同时，中国传媒大学校友会从 2006 年以来，积极开展资金募集工作，今年募集了 2000 万元的注册资金，向国家民政部申请基金会登记并已获准成立。除此之外，积极筹备基金会的 还有华南理工大学等。 自从 2004 年 6 月 1 日， 《基金会管理条例》实行以来，国家政策对非公募基金会注册登记 门槛降低，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全国高校基金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 由于高校基金会几乎全部都是非公募基金会，因此，在《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实行之后， 此前许多跃跃欲试的高校都将成立基金会纳入实际行动中。2004 年 6 月 1 日，上海复旦大学 教育基金会获得了当地民政局认可的合法身份；6 月 2 日，天津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宣告成立。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 6 月底，在民政部和地方民政厅登记注册的高校基金会数目在 30 家左右。其中，从 2004 年 6 月到 2007 年 7 月，三年零一个月的时间，登记注册的高校基 金会就达到 19 家之多。 在去年 9 月 13 日至 17 日举行的第九次全国高校教育基金会研讨会上，来自清华、北大等 全国 36 所高校的代表们已经看到：高校基金会在学校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筹资工 作不再是锦上添花行为，已经逐渐成为学校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 标本 3 不可否认的是，一部分由企业设立的基金会，目前仍然停留在企业内部运作的阶段，尽管 引入了部分投资性理念，但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机构还有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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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金会大多难“自立” 本报记者 胡丽波 “其实成立基金会并不是我们公司做慈善事业的起点。”2007 年 7 月 19 日，北京光华慈 善基金会副秘书长于秀红在接受《公益时报》采访时表示，到 2005 年成立基金会时，该公司 在中国大陆用于公益捐赠的资金就有 7000 多万元人民币。 “光华控股最初关注公益事业，主要是源于董事长个人。”于秀红说，光华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邵明路曾作为知青到延安市延长县插队，改革开放后，当事业有成的邵明路再次回到他 曾经插队的延长县时，发现当地农民依然是过着靠天吃饭的生活，而当地教育落后的情况，让 他觉得“跟 20 年前没什么分别”，他当即捐赠了 2000 万元。 “如果自己的企业也能成立一个的话，我就能很好地去计划我们公司关注的公益领域，最 重要的是我能更好地去监管自己的善款。”于是“想专门做慈善事业”的邵明路，便在美国成 立了“光华公益基金会”。2004 年，当他得知中国大陆允许筹办基金会后，就开始筹划自己 在中国大陆的基金会。 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张星告诉记者，2005 年 3 月，邵明路找到北京市民政局 救灾救济处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原始资金为 200 万元。“在北京市注册的过程比较顺利，一个 月以后，就批下来了。”张星说，基金会的业务范畴是面向全国的贫困地区，从事教育、卫生 和扶贫工作。 对企业的过分依赖 “基金会 99%的资金来源是‘光华控股’。”张星告诉记者，基金会主要的资助项目是光 华公益创业培训和教育扶贫。而光华控股有限公司是这些项目背后的一个强大支持者。作为主 要的出资者，公司不仅提供了注册资金，还将北京光华长安大厦 20 层无偿提供给基金会作为 办公场所和培训教室，甚至不收取任何水电费。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是由公司发放。 “虽然基金会也接受其他企业和个人的捐赠，但非常少。离开光华控股，基金会没办法继 续运作下去。”张星说。 尽管于秀红强调“光华基金会”是一个完全独立的 NGO 组织， 但基金会没有设置财务和人 事部门，“我们的财务和人事都是由“光华控股”来管理。基金会只负责做项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基金会是 ‘光华控股’的企业社会责任部门。”于秀红解释着基 金会与公司的关系，她说，“光华控股”对外的所有公益事业都是由基金会来完成。 随后，记者电话联系了几家由企业发起、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但这些基金会的负责人得 知记者想了解基金会与企业的关系时，均婉拒采访。 华夏慈善基金会的接线员则直接告诉记者：“董事会规定，基金会的秘书长不准接受媒体 采访。” 部分项目无法单独运作 包括秘书长在内，在光华基金会的 12 位工作人员中，只有两位工作人员在进基金会以前 是从事 NGO 工作，“注册的时候，基金会定的公益领域是‘公益创业培训、教育支持，孤儿关 爱、疾病防治和扶贫赈灾’，但由于我们精力有限，再加上光华控股在成立基金会以前，就关 注教育领域。因此，我们就把领域缩小到公益创业培训和教育支持。”于秀红说：“尽管如此， 我们的项目官员也很累，因为我们只有两位专业的项目官员，很多项目想做，但做不了，因此 我们会选择与其他机构合作。” “选择机构的重点是审查对方的资质能力，关键是公信力和项目管理能力。”于秀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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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与 NGO 的合作，光华慈善基金会的资金投入包括两部分，绝大部分资金是用于公益项目， 此外还会给合作 NGO 组织一定的管理经费。 “通过基金会与其他机构的合作，光华基金会在教育领域的项目做得比较成功。”于秀红 表示，有些项目，光华基金会自己没办法运作，“主要原因是缺少专业人才。” 此外，中远慈善基金会的吴红告诉记者，中远慈善基金会只有三名工作人员，而这三名工 作人员是中远集团的员工，他们每个星期会抽两天的时间处理基金会的相关事务。 标本 4 与企业或者高校成立基金会不同的是，一些社会名人的基金会尽管获得了审批，但由于运 营能力的局限，使得出现了类似冯骥才“卖血式”的英雄无奈之举。 名人基金会夹缝求生 实习记者 郑祖伟 “就算砸锅卖铁，我们也要让基金会存活下去！”2007 年 7 月 14 日，刚从江苏卖画回来 的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秘书长冯宽对《公益时报》记者说，“这次公益画展筹到了 358 万元， 这些资金将全部归入冯骥才民间艺术基金会，并会以专款的形式投入到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当 中。” 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然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冲击下，民间 文化身处濒危境地，如不紧急抢救和保护，先人创造的宝贵文化财富必将急速瓦解以至消亡。 在这一形势下，冯骥才于 2004 年 12 月 31 日成立了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 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冯骥才 “我们现在做的‘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得到了中宣部的支持，但是其他活动由于经 费不足，我们的活动开展得很艰难。”冯宽说，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基金会依然身体力行地 做了很多民间文化的保护工作：对云南甲马(甲马是中国民间原始宗教进行祭祀活动时用来焚 烧的各种雕版印刷品的总称)、北方草原民居和贵州民族民间美术遗产进行了全面普查等。 “一直以来，我们筹集资金的渠道非常有限，前段时间，冯骥才参加了《艺术人生》节目， 得到了朱军半年工资的捐款，这是我们基金会成立两年多来得到的第二笔捐款，第一笔捐款则 是基金会注册时赵文瑄捐赠的 100 万元。” 目前，卖画是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开展活动资金的主要来源，“资金出现困难，我们可 以使用卖画这个武器。” 和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遇到相似问题的还有田汉基金会。1995 年，财政部和宝钢集团 各出资 100 万成立了田汉基金会，“由于缺少资金的扶持，十多年来，基金会一直就在夹缝中 求生。”田汉基金会办公室的田刚说起基金会也是一脸的无奈。 2005 年由田汉基金会创意、策划的“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音乐会”赴澳大利亚演 出获得了成功，这也是田汉基金会的活动第一次走出国门，“这次演出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我 们也希望能让中国的艺术走向世界，但是缺少资金的支持，开展类似活动近乎空谈。” “我们虽然可以得到企业的捐款，但是这种捐赠很不稳定，可能今年有很多企业会给我们 捐款，也许接下来几年我们都收不到捐款”，田刚说，“没有资金的保证，活动的延续性也得 不到保证。” 现在国内有李可染艺术基金会、黄胄美术基金会、梅兰芳艺术基金会等以名人命名的非公 募基金会。“由于名人基金会不像企业设立的基金会，没有造血功能，完全靠捐助，想彻底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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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资金困扰很难。”冯宽说，这是国内名人命名的非公募基金会存在的通病。 地方性非公募基金会渐成主力军团 本报记者 赵冠军 宋扬 2004 年 6 月实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弱化官方色彩，促进社会公益 事业发展。 截至 2006 年年底，全国非公募基金会达到 349 家。但是，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的规模并 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迅速壮大，数量不过二十几家。与此同时，地方性的非公募基金会却正 在稳步上升，广东省从 2005 年的 1 家非公募基金会上涨到如今的 34 家，而北京市的非公募基 金会已经占据总数的 75.6%，成为绝对的公益事业主力军团。 “准确地说，非公募基金会成立的步伐还应该更加大一些。”7 月 11 日，广东省民间组 织管理局基金办主任邹雪萍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募性基金会由于行业属性 限制，存有局限性，而非公募基金会只要资金到位，在广东可以很快成立。 邹雪萍的话不无根据， 广东省民间组织管理部门在全国率先打破公益类基金会的“注册之 忧”，此类基金会，主管单位均由民政部门担任。 从注册审核的难度看，地方性非公募基金会明显易于全国性的。正因如此，在全国性非公 募基金会仅二十几家的同时，一些省份和地区的非公募基金会稳步上升，广东省从 2005 年的 1 家非公募基金会到如今的 34 家，上海已接近半数，而北京的非公募基金会已占据总数的 75.6%。 “公益类基金会一律由我们来做主管单位，这就为企业成立非公募基金会放开了很大的一 个口子。”邹雪萍坦言。 问题的另一层面是，由于并没有对基金会开展公益项目的属地做限制，这样使得很多在国 家层面由于资金数量等问题不能够顺利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选择到地方注册。 双重管理的另类破局 “我国的基金会必须有主管单位，这导致很多基金会无法成立。”对基金会素有研究的学 者资中筠说。 根据规定，我国的民间组织须由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管理，基金会必须找到 主管部门才有资格在民政部门登记。很多个人、企业有发起成立基金会的意图，遇到的最大障 碍就是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 因此，和只有 1000 余个基金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超 15.9 万。 据知情人士透露，早在《基金会管理条例》起草过程中，一度没有了非公募基金会需要业 务主管部门的条款，但是最终颁布的《条例》还是保留了“业务主管部门”。 为破解这一发展局限，广东省民政厅决定担任公益慈善类基金会主管单位。邹雪萍对《公 益时报》记者说，“现在民政厅已经对基金办增加了人员编制，加强了管理职能。” 就此，广东省非公募基金会走在全国前列，截至目前，共有 34 个。据邹雪萍介绍，“今 年上半年审批了 8 个，另外有几个正在审批中。” 令邹雪萍担心的是，前来咨询企业热衷于成立教育类的基金会，好几家经过民政厅劝导， 才改为其他方向。“现在审批速度也比较快，企业只要材料准备得全面，只要 2－3 周就可以 审批下来。”邹雪萍说，关键在于一些企业资金不能及时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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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非公募”占绝对优势 与广东省相似，目前上海市 76 家基金会中，非公募的也达到了 31 家，而北京市的非公募 基金会则以绝对优势超过了公募性的。2007 年 7 月 12 日，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基金会 管理处处长石怀淼对《公益时报》记者说，这是北京非公募基金会第一特点。 截至 6 月底，北京现有 82 家基金会中，其中非公募基金会 62 家，公墓基金会 20 家，非 公募基金会占基金会总数的 75.6％。 “北京的非公募基金会在平稳中前进。”石怀淼如此评价，这种平稳首先体现在基金会的 增长数量上。平均下来， 《条例》实施后，北京每个月都会有一家非公募基金会成立。 2004 年《条例》实施后，新成立非公募基金会 5 家，2005 年新成立 13 家，2006 年新成 立 12 家，今年上半年又有 6 家成立。从 2004 年 7 月开始至今年 6 月底，这 36 个月的时间内， 北京新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也恰好是 36 家。 “听说江苏去年一年就批了 38 家非公募基金会，北京市不会有这种情况的。”石怀淼笑 着说。 增长速度平稳的原因，石怀淼认为一方面是北京把关比较严，对申请者的审查十分严格， 不合乎要求、不符合条件的一概不予登记。 另一方面，在民政部注册的全国性基金会几乎全部在北京，这些基金会中，既有成立最早 的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也有因“希望工程”而享誉海内外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或成立 时间长、资格老到，或实力雄厚、资产过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公益市场、还是筹资市场 均已经被广泛开发。 此前， 石怀淼曾统计过， 北京的非公募基金会“每个基金会全职工作人员平均 3.5 个人”。 据介绍，在影响已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发展同时，税收优惠政策也是制约非公募基金会数 量增长的一大因素。 项目没有界限 “现在，很多基金会都把项目做到广东以外。”邹雪萍坦言。相对于广东的情况，北京的 表现更为突出。 “北京非公募基金会的特殊之处在于，虽然在北京登记注册，但服务却面向全国。”石怀 淼说，“有 10 家非公募基金会完全服务外地，另有 10 家非公募基金会大部分项目都在外地运 作。”他表示，这还是个保守的估计。 例如，于若木慈善基金会，由中共元老李德生的儿子李和平等人发起设立，以陈云夫人于 若木名字命名， 主要以在当年为中国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老区进行扶贫， 改变落后的教育条件， 资助贫困的孩子上学等为目标。还有，北京市美疆助学基金会主要是面向新疆的，北京今典苹 果教育慈善基金会的公益项目几乎全部在西藏开展。 石怀淼表示， 基金会 2006 年度检查的合格率不尽如人意。 在上个月刚刚结束的基金会 2006 年度检查中，在实际参检的北京市 41 家非公募基金会中，合格的基金会为 26 家，基本合格的 基金会为 15 家，合格率为 63.4%。 虽然经过民政部门的努力，基金会监管体制已初步建立，但是，除了近年刚刚开始强制执 行的年度公示，公众依然缺少监督途径，基金会的运作处于半封闭和不透明状态。 目前我国对基金会管理主要采取年度检查办法，但年检尚无法监督基金会的财务及公益活 动状况，而且报告中虽列出基金会收支的总数，仍不能清楚地反映基金会“钱从哪里来、到哪 里去”的问题。 就此，基金会的运作基本处于不透明状态，主管机关、捐赠人、社会公众对基金会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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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缺乏有效的途径，基金会的监督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自我监督”。监督主体的缺位给基金 会的违规留下了空间。 有分析认为，治理基金会乱相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鼓励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我国现有 的公募基金会大多数相当于“公共筹款机构”，容易出现问题且社会影响大。而非公募基金会 的捐赠方是固定的，不能向社会公众募捐，这类基金会更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也有利于财富 的第三次分配。 整体认知度有待提高 截至 2006 年年底，全国非公募基金会达到 349 家，但是，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仍 然很少，而由企业家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就更加“稀有”。今年新成立的王振滔慈善基金会， 是第二家在民政部注册、由民营企业家成立的基金会，第一家是 2004 年《基金会管理条例》 实施后，香江集团董事长翟美卿创立的“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从第一家到第二家，中间经 历了近 3 年的时间。 “最近二三十年，基金会在中国才开始发展，整体上说，社会认知度不高。”对于非公募 基金会发展尚缓的现状，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杨岳如此解释。 杨岳认为，随着基金会运作规范、透明度增加以及社会影响力的加大，会有更多的企业家 加入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的队伍， 从而促进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 促进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 而今年 1 月 18 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政策及 相关管理问题的通知》 ，扩大了基金会公益性捐赠免税范围，该项优惠政策的出台，也将促进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 “非公募基金会总体上很好，对公益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也存在一些没有太大作为 的。”谈到现存的非公募基金会运行的情况，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基金会管理处处长马昕告诉 《公益时报》记者。 对此，2007 年 7 月 11 日，作为国家 001 号的非公墓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干事 傅昆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坦言，“我们基金会实际的项目运作从 2007 年才开始， 之前都是捐赠性的。”傅昆表示，他感觉从此前的投资工作投身到如今的基金会工作，是一个 挑战，目前专职工作人员有 4 名，多来自于香江集团投资部。 尽管按照翟美卿当初的设想，原始基金最终将滚雪球般地达到 10 亿元规模，她的基金会 比较倾向于学习海外基金会的运作模式，管理上聘用了从事过慈善事业的专门人才做顾问，财 务上聘请会计师事务所，以此来保证每笔捐款的明确流向。 而王振滔的基金会由于刚刚成立，还在招聘掌门人。 美国私募基金会大唱主角 美国基金会中心给“基金会”定义是：“非政府的、非营利的自由资金，并自设董事会管 理工作规划的组织，其创办的目的是支持或援助教育、社会、慈善、宗教或其他活动以服务于 公共福利，主要途径是通过对其他非营利机构的赞助。” 资料显示，美国基金会中，独立的私人基金会约占 85%，公司基金会约占 5%，两项在数量 和总资产上占 90%以上，它们均属于我国意义上的“非公募基金会”一类；而面向公众筹款的 社区基金会和运作型基金会的总数和资产加起来还不及 10%，私人基金会占据着绝对领导地 位。 美国基金会的影响决不止于美国，而是遍及全世界。 2007 年 7 月 10 日， 从太平洋彼岸美国传来喜讯， 美国的黄汝斌基金会今年决定再捐资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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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支持广东省鹤山市龙口镇基础教育工作。 据悉，黄汝斌基金会是遵照祖籍龙口镇那白村的美籍侨胞黄汝斌先生生前遗嘱成立的。黄 汝斌先生幼年随父母移民美国，后来回广州市中山中学读中学。1949 年到美国谋生创业，经 几十年拼搏，事业有成。黄先生立下遗嘱：一旦乘鹤仙去，便变卖旗下所有物业成立黄汝斌基 金会，专门捐助祖国教育等公益事业。 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基金会已经悄然进入我国的各方面生活，特别是教育学 术界，就某个项目向基金会申请资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除了华侨成立的私人基金会外，还有 大型公司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都已同中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项目合作。 日前，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已批准盖茨基金会和克林顿基金会在华 设立代表处。 基金会的特殊独立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美国所所长资中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在美国，基金会不仅独立 于政府，还独立于捐赠者。这种独立有三个含义： 第一，基金会对于捐赠人在经济上是完全独立的，基金会的资产不会因为出资人的经济状 况有所改变，不过以出资人企业的股票为主要本金的基金会会受该公司股票价值升降的影响。 第二，一旦捐赠人把钱捐赠给私人独立基金会后，就再没有对这笔钱的支配权，即使他是 基金会的董事，可以在董事会上有发言权。第一代捐赠者在实际上发言权较大，有时还自任会 长，但是原则上他不是决策者。 第三，受到该基金会资助的团体和个人没有“感恩”的观念。比如说，如果某人的研究得 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有了研究成果，他不会因此感激福特家族，更不会在购买汽车时优先考 虑福特公司的车。他如果对自己的机遇心存感激的话，以后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回报社会。 对此，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提出，美国的私人基金会的资助主要分为 三种类型：一种是直接资助项目；另一种是公益创投，以培育民间组织为目的；第三种是建立 思想库，用于投资研究倡导。 事实上，美国的私募基金会可谓是全世界所有私募基金会的先驱，从私募基金会创立至今 百余年，美国的私募基金会在不断开拓新领域、自我完善的同时，更是将创新奉为基金会发展 的不二法则。 在 2006 年，当股神沃伦·巴菲特放心地将自己 80%的财产捐给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 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时，不仅让盖茨基金会成为美国历史上资金规模最大的慈善基金会 之外，更是继卡耐基、洛克菲勒后，掀起了 21 世纪新一轮的慈善高潮。 除了在关注领域上不断地拓宽，其管理模式也运用了商业公司的运作模式。盖茨基金会的 基金会理事会(类似于商业公司的董事会)有 3 名理事，分别是盖茨、梅林达和盖茨的父亲老盖 茨，他们是领导基金会运作的三架马车。在理事会下面设有 CEO，负责具体工作的执行。 盖茨认为，基金会最主要的功能其实是一个召集人的角色，其目标是找到最好的人和最好 的项目，至于项目具体怎么执行、善款具体怎么花则并不是基金会要操心的。 长远地改善社会条件 “向贫困的根源开战”是美国公益事业的核心思想。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医疗和教育两 大领域是公益事业经常资助的对象。如果一个健康的人能受到同样的教育，就可以在社会竞争 中获得平等的机会。他们相信机会平等、自由竞争，同时认为最重要的平等是教育机会平等。 作为 20 世纪美国最早的私人基金会，拉塞尔·塞奇基金会为日后美国基金会的发展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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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好的借鉴作用。拉塞尔·塞奇基金会成立于 1907 年，宗旨是“长远地改善社会条件”， 当时尽管在美国有一些机构从事社会改良，但是其范围、规模都十分局限。拉塞尔·塞奇基金 会成立后，将涉及领域主要放在调查研究、教育、出版、倡导合作，同时努力建立和帮助类似 的机构。 拉塞尔·塞奇基金会一直专门从事社会调查，大部分工作都是基金会自己实施，工作人员 都是聘请来自外界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拉塞尔·塞奇基金会成立之初，主要资助其他机 构、以及与基金会宗旨相符的公益工作，在 20 世纪后期转为基金会自己直接开展项目。 著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紧随其后，老约翰·洛克菲勒在 1913 年创立该基金会，以非营利 团体形式在纽约州正式注册立案。基金会董事会三年改选一次，领导班子包括会长、副会长、 各部门主任，由董事会任命。会长任期不限，是真正有职有权，对决策起决定性影响的人。 基金会的第一任会长是小约翰·洛克菲勒，工作方向和主导方针以及重大决策很大程度上 体现了小约翰的意志，但其宗旨始终坚持一句简单的话——“在全世界造福人类”。基金会最 早选定的重点是发展医学、公共卫生和农业，自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开始重视社会科学和人 文学科。 美国现代基金会的运行模式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税法改革和基金会的自我整顿，美国现代基金会已经有一套相对统一的 制度和大同小异的运作方法。 1.注册和申请免税 根据非营利机构法律，可在联邦国会、州议会或地方政府注册。在向有关机构申请注册时， 必须提交章程。 章程将存入州务卿或有关领导机构办公室的档案。一经审查批准，基金会就合法成立。在 章程中申明的宗旨需包含两个要素：①表明本基金会符合享受免税待遇的公益机构的条件；② 提供有效操作的框架。 在注册手续完成，依法正式成立为非营利公益组织后，基金会并不自动享受免税待遇，还 需正式向国税局有关部门申请批准。这一申请要在运行一年以后提出。后来由于基金会太多， 都集中到联邦政府税务局显然行不通，遂授权基金会所在地方政府有关机构审批。 2.董事会制度 与企业一样，基金会的决策权力机构是董事会。最初一届董事的产生多半就是注册人。在 章程中要先确定董事会人数和填补空位的规则，以后再由历届董事会聘请新的董事，必要时， 董事会也可以扩大人数。董事会成员也可以兼部门或项目负责人。 董事的人数除纯粹家庭基金会外，一般规定不少于 3 人。任期从一年一选到终身都有。 关于董事会成员的工作是应该无偿还是有偿，也有不同的做法。 3.财政管理 任何机构或企业都有财政管理。基金会的特殊处在于它享受免税，而其收入来源既有捐赠 又有投资所得，但是各种不同类型的或大小不等的基金会情况又不相同。 大的基金会除一般行政班子外，有几类专业人才是必需的：熟悉税法者；金融或投资专家； 另外，视基金会的工作重点，还应有各类专业“项目管理”人员。 大基金会多有专门的投资代理人或机构，与它的运作部门完全分开。基金会的捐资者与其 企业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公众和政府所关心的问题。 基金会本身的开销和庞大的工作班子也是受到诟病的一个问题。另外，各种基金会的运作 方式不一样，所需人力和费用就不一样。办公费占预算的比例最少的不到 1%，最多达 60%，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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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在 5%-10%左右。 4．行业组织和学科 基金会自己成立的行业组织是 20 世纪后半期的一项新事物。基金会的盛衰与美国经济的 起伏以及政府和国会的态度与政策有相当的关联。 基金会行业组织的出现最初是出于联合自保 的需要。另外，基金会也确实存在种种弊病，需要进一步加强自身的规范化。行业组织因此出 现了，非营利组织或私人公益事业本身也成为一门学科。

2、民间慈善，崛起“新生代” 人民日报 2007-8-17 11:20:50 记者 纪雅林 2004 年 3 月，国务院颁布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 ，首次将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 募基金会。民政部近日透露，截至去年底，我国已有在册非公募基金会 349 家，占基金会总数 的 30%。 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给热心善举的企业和个人打开了一条新通道，也给中国慈善事业的 发展提出新的课题。 南都公益基金会今年 5 月刚成立，志气不小：未来 5 至 10 年，以项目招标方式，捐建 100 所新公民学校；同时持续资助非营利组织关爱农民工子女的公益项目。未来 10 年，南都公益 基金会用于新公民计划项目的资助总额，将超过 3 亿元人民币。 这样的资助力度和规划，源于一个企业发起的非公募基金会，这在几年前几乎无法想象。 公益基金会，“官办”迈向“民办”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起的原始基金不低于 200 万元人民币，就可申请设立非公募 基金会——2004 年 3 月 8 日，国务院颁布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 ，首次将基金会分为公募基 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并规定了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的最低门槛。 这个规定，首次为民间公益基金会打开一条通道。 “此前，基金会基本上是个‘官办’机构。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一些政府部门或是想发 展公益事业，或是出于自身工作的需要，但是财政又紧张，于是想到成立基金会向大众募款， 这就是我国很多公募基金会的来源。”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所长邓国胜说。 很多至今颇具影响力的公募基金会，都脱胎于政府部委。比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是 团中央办的，中国少年儿童发展基金会是全国妇联办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农业部办的。多年 来，公募基金会在发展公益事业、尤其是募集公众善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中国少 年儿童发展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每年 的募款资金都在 1 亿元以上。 与此同时，一些公募基金会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运作方式等方面更接近政府部门的附 属机构，随着经济发展，有限的公募基金会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民间资本要求进入慈善领域 的呼声越来越强，大量的“草根慈善”组织不断涌现。在“官办慈善”遭遇管理挑战、“草根 慈善”面临募款窘境的同时，新《条例》关于非公募基金会的规定，给热心慈善的企业和个人 打开了一条新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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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募”运作，慈善优势初现 “公募”与“非公募”，最大的区别在于能否向公众劝募。不向公众劝募，非公募基金会 怎么维持稳定的资金来源？“依靠自有资金的运作增值，还有发起人自身或亲友的捐助资 金。”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说。 不向公众劝募，意味着不会给公众带来负担；依靠自我增值和私人捐赠，则对管理运作的 专业化、规范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据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调查显示，非公募基金会已初步体现出三大优势： 资金来源稳定，成长性强。非公募基金会一般有比较固定的一个或多个捐赠人，有相对稳 定的捐赠收入，容易进行长远的发展规划，有利于长期发展。 公益活动的实际效果显著。非公募基金会的决策层和管理层往往来自商业领域，基于商业 经验，他们比较注重项目的成本与收益，推出的公益项目注重实效，保障受助人能得到最大程 度的实惠。 强调内部控制。由于非公募基金会追求与特定捐赠人建立稳定的关系，向捐赠人负责 的意识更强。因此非常注重内部控制，包括节约成本、精减人员和对捐赠人的公开透明。 邓国胜认为，非公募基金会追求规范运作，善于选择专业化管理人才是其一大特点。比如 徐永光，就曾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创始人，管理经验丰富。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总体上看，非公募基金会的运作能力有其独特优势， 应该鼓励发展，这也是国际上慈善事业发展的趋势所在。 双重管理，带来“准生”难题 《条例》颁布之初，曾有人乐观地预测，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将投入公益事业，非公募性 基金会将蓬勃发展，未来中国最具实力的基金会将是由私人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 然而，在《条例》施行的相当一段时期内，非公募基金会有所发展，但是并没有如预期的 那样“一拥而上”。 行内专家认为，这固然是因为企业、个人对非公募基金会这一新生事物缺乏认知与了解， 处于观望阶段；但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政策因素， 《条例》虽然允许企业和个人设立自己的基 金会，但前提是必须找到业务主管部门。恰恰是这一条，让很多非公募基金会“难产”。 根据目前的规定， 我国的民间组织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管理， 也就是说， 如果要成立基金会，必须找到一个主管部门才有资格在民政部门登记。但是，很多公益相关领 域没有对应的专门的政府管理机构；有些可以找到对应部门，但出于利益或者是责任的考虑， 很多政府部门态度保守，这些都使得基金会寻找主管单位的难度加大。 民政部不仅是基金会的登记管理机关，也是１０家基金会的业务主管部门，其中７家都是 非公募基金会，包括新近成立的南都公益基金会。作为业务主管部门，不仅需要负责基金会的 筹备申请、成立登记、年检初审，更需要对其重大业务活动进行指导和把关，帮助基金会解决 一些实际困难。所以，尽管有民政部带头，愿意为“非亲非故”的基金会担起监管责任的政府 部门并不算多。 行内人士认为，尽管未能取得预期的发展，但是客观地说，我国的非公募基金会在这一两 年内还是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条例》颁布以后，新登记的基金会已经以非公募为主。 “非公募”，更需政府监管 公募基金会资金主要来源于公众募捐，自然需要公众监督其资金使用、项目运作，非公募 基金会不向公众劝募，是否就没有公开透明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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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对非公募基金会监管更严。”邓国胜说，因为公募基金会自有公 众用脚投票，市场会淘汰没有公信的公募基金会。而非公募基金会由于缺乏公众的监督，反而 更需要政府的监管。虽然非公募基金会没有用公众的钱，但它享受了减免税的待遇，因此，不 仅出资人，包括政府、媒体和社会，都应该加强对基金会的监督。 其实，国务院颁布的新《基金会管理条例》已有明确规定，无论公募基金会，还是非公募 基金会，在从事公益活动时，都应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主管部门都有责 任对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进行监管。 日前，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公布了基金会 2006 年年度检查第一批合格名单，首批５６ 家基金会通过年检，包括“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等９家非公募基 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无论是否“公募”，基金会都必须参加年检。去年是对基金会进行年 检的第一年，处在新旧法规的交替之中；从今年开始，年检逐年靠近《条例》规定，检查将更 为严格。通过年检后的基金会，还要把年度工作报告摘要登在指定媒体上，接受公众查询和监 督。

3、草根组织“找钱有道” 公益时报 2007-12-25 本报记者 李小健 “这次主要目的就是找钱。”12 月 20 日上午，74 岁的徐祥龄在接受《公益时报》采访时 表示，为了不占用公款，这次来京参加南都公益基金会资助一般公益项目的签字仪式，他和老 伴是从香港乘火车来的。 徐祥龄是东莞市横沥镇隔坑社区服务中心总干事，此次向南都公益基金会申请的项目是 “民工子女拓展体验——历奇创新天地项目”，申请金额是 11 万元，经过该基金会的层层考 察、论证和评审，先后经过预审、初评、中评及终评四个环节，终于获批。 南都公益基金会工作人员介绍，自今年 7 月 12 日宣布公开招标资助新公民计划一般公益 项目后，共有 39 个项目申请一般公益项目，首批 12 个服务农民工子女的公益项目，于 12 月 9 日通过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会的终评，并予以资助。 “广东东莞市这么有钱，为什么还要到处筹钱？” 面对众人的疑问，徐祥龄解释，主要原因是当地 NGO 发展刚刚起步，大环境尚未形成。他 说，自己曾在香港做专业社工达 29 年，其中 24 年是关注“边缘青年”和青少年健康成长，退 休后才在东莞定居。 期间，徐祥龄发现，由于东莞是一个外来人口居多的城市，农民工子女数量很多。这些农 民工子弟常常表现自信心不足，学业成绩差，不愿意与人沟通，因此，拥有多年社工经验的他 认为，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急需要支援，便引进了在香港非常成熟的社会工作方法之一—— 历奇辅导，通过游戏或者训练项目激发人的潜能和塑造自信心。 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主任段惠霞介绍，成立于 2003 年的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是国内首家 专业社会工作 NGO，该机构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志愿服务数年来在业内小有名气。但是成立 4 年 来，乐群获得的社会捐助非常少，此次从南都公益基金会获得的 10 万元资助款，是该机构成 立来收到的最大一笔资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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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散财”难倒慈善家 中国富豪“借脑”践行公益梦 公益时报 2007-12-25 记者 程芬 编者按：以个人或者公司的名义出资成立非公募基金会，曾经被誉为最时尚的散财之道。然 而，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实践证明，如何让每一分钱都发挥价值，才是对这些慈善家的真 正挑战。 正文： 对于连续四年蝉联中国慈善家排行榜榜首的黄如论来说，花钱似乎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然而，本月上旬，他在山西太原的一个论坛上碰到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的时候，竟然感慨：“我 做了这么多事情，都没有得到认可，甚至很多钱都被乱用了。” 黄如论是世纪金源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根据《公益时报》版的“中国慈善家排行榜”数 据，他和儿子黄涛历年捐赠共计 8.7 亿元。对于在福布斯富豪榜上排名第 70 名的地产商来说， 这样的捐赠手笔，绝对是“前无古人”。 闪耀着眩目光环的“首善”桂冠并非黄如论最想得到的“认可”。实际上，没有看到巨额 捐赠产生同等效果，才是他心底最大的痛。 “他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可以将爱心复制。”王振滔说：“他的很多捐赠，都是 一次性买卖，甚至不能保证所有的善款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这样的话，捐完款就容易失望。” 王振滔也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企业家。过去几年，他累计捐赠 7000 多万元，位于慈善榜第 13 位，绝对数字远远低于黄如论，但是他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更好的办法：成立个人基金 会，通过“爱心传递”的方式资助大学生。 “每个受助人参加工作以后，要寻找另外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像传递奥运圣火那样将爱心 传递下去。这样的话，我就把很多人的爱心都激发起来了，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比我一个人 的力量大得多。” 王振滔的自信，主要来自基金会成立之初的项目设计框架。按照他的计划，基金会今年要 解决 800 个大学生，退休之前救助规模要达到 20 万人次。然而，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 基金会成立以来，他一直在物色最合适的秘书长。 奥康集团的一位员工透露，不久前，王振滔基金会的秘书长还是由一位在其他公司做过经 理的新员工担任。但是，12 月 11 日，王振滔接受《公益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现在，我 们找到了一个北大毕业的高材生，不过他是临时的，可能就做半年。”顿了顿，王振滔强调： “我还没有放弃寻找更合适的秘书长人选。” 也许，这个秘书长，更像奥康集团的“经理培训基地”。这对正在走向国际化的奥康集团 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会花钱的人才”没有落实，王振滔的“爱心传递”计划还能顺 利进行吗？内行人都知道，仅确定今年这 800 名“货真价实”的受助人，就需要耗费相当大的 财力和精力。 如何才能找到那个会花钱的人，帮助自己最高效地将巨额钱财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毫无疑问，王振滔所面临的挑战，是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创始人都无法避免的现实。 做“资助者”也不省事 与王振滔一年花 1/3 的精力于公益事业的“操劳”相比， 南都集团董事长周庆治的公益之 路走得最为省心。 周庆治欣赏比尔·盖茨的观点：“随着巨额财富而来的是将其回报给社会的巨大责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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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些资源以最佳方式帮助那些需要它的人。”他认为中国同样需要一种机制，使得拥有财 富的人能够充分利用他们的资源和智慧，用最有效的方法回报社会。 多年来，南都集团参与过各种慈善活动，但周庆治从来不认为填写捐款支票就是慈善的全 部。他说：“‘聚财'和‘散财'同样需要能力。我想得最多的是探索回报社会的最佳方式，我 把它看作第二次创业。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成立将成为这个探索之旅的起点。” 今年 5 月，周庆治和公司其他几位股东出资 1 亿元在民政部注册了“南都公益基金会”， 但是，从筹备阶段寻找业务主管单位到正式登记召开新闻发布会，从基金会品牌项目“新公民 计划”的设计到规章制度的制定，周庆治都没有消耗很多脑细胞。因为，有一个更合适的人在 “代劳”这一切——“中国公益第一人”徐永光。 徐永光是周庆治的老乡兼好友。这两个人，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实现了公益事业的优势 互补。 周庆治为人相当低调，他要求基金会秘书处在开展业务活动时，尽量不要宣传南都集团和 自己本人。因此，作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的徐永光，就成了南都基金会名副其实的“操盘手” 。 当然，重大决策都是由理事会决定的。 徐永光此前一直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任职，那时候，筹款是他的主要 工作内容。现在，资金问题解决了，他的任务就是做好这个资助型的基金会，“一心一意去花 钱”。 7 月 12 日，徐永光公开称，2007 年下半年至 2008 年，新公民计划招标建设 10 所新公民 学校。另外，基金会也招标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每个项目资助额不超过 20 万元，计划资助 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 这个消息一公布，便令公益届人士欢欣鼓舞。因为，中国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其他草根组 织普遍面临资金压力，南都公益基金年会定位“资助者”，犹如久旱闻雷声。 然而，11 月 27 日，当记者拜访徐永光、专门讨论“资助型基金会的花钱艺术”的时候， 他坦言，新公民计划的招标情况不如想象中的乐观。 “原计划今年下半年建 3 所新公民学校，但是到现在，我们只做了两所，大兴行知新公民 学校和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而且不如想象的那么轻松。”徐永光说：“按我们的设计，地方 NGO 来投标这个项目，但是目前，正式申请资助建学校的公益组织很少，只有一两家，有一家 还是在兰州工商部门注册的，一直在做农民工子女教育，他们没有学校，但目前不一定符合具 体办学校的条件。” 徐永光说，当初推出“新公民计划”有两个目的：一是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难题，二是 促进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然而，现实情况是，北京除了有十来所私人学校申请改制成非营利的 “新公民学校”外，而民间组织似乎对建校无动于衷。 “公益项目的招标，也不是很热。从 7 月到现在，申请者总量不大，项目设计也不是很到 位。量不大，竞争性就低，现在，差不多每两三个项目就能批一个。”徐永光说。 按照“非公募基金会每年公益支出不低于剩余资金 8%”的规定，南都公益基金会今年至 少要花掉 800 万元，但是周庆治将这个标准提至 1800 万元，而且宣布未来十年，资助总额将 累计 3 亿元以上。这个数字对“新公民计划”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12 月 20 日，南都公益 基金会与“小香玉新公民艺术团”等 12 个公益项目签署了资助协议，这些项目总预算 185.667 万元。 “今年开张才 5 个月，新公民计划总资助金已安排 517.1208 万元。”徐永光说：“花钱， 总还是能花得出去的。但是我感觉，把钱花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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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金会感叹“花钱难” 担心钱花不出去的不止南都基金一家。2006 年起，本报开始对非公募基金会进行全面调 查。位于上海的宝钢教育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曾通过电话向记者诉苦：“今年任务完不成 了„„” 根据宝钢教育基金会的章程，其业务范围包括在全国部分高校设立“宝钢教育奖”、开展 “全国十杰中小学中青年教师”的评选和奖励、设立其他有关教育的专项奖励和资助。宝钢教 育基金会剩余资金接近 1 亿元，相当于当年要发 800 万元奖学金。 这确实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宝钢教育基金会（2006）年度工作报告显示，该基金 会上年度基金余额为 92,871,720.60 元，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是 6,858,974.00 元，所 占比例为 7.39%，连续两年没有达到 8%的标准。 其实，那些努力完成了任务的基金会也“苦不堪言”。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 2006 年公益 支出达 15，931，123.00 元，占上年度余额的 35.36%，但是其项目官员称，他们常常出差贵 州山区寻访救助对象，工作非常辛苦。 其他几家相同性质的公益组织也面临着“花钱难”的状况，比如，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的 目标是注册基金会，然而其秘书长杨鹏曾跟徐永光说，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每年 1000 万怎 么花出去。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成立于 2004 年 6 月 5 日，是由中国近百名知名企业家出资成立的环 境保护组织。当年，百位企业家作为发起人，承诺连续 10 年每人每年捐资 10 万人民币作为协 会运作的公益基金。 杨鹏是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第二任秘书长，今年刚上任。前不久，在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办 的环保 NGO 年会上，他就在公开场合说：“我们现在是有钱花不出去，找不到合适的项目。” 上任不久的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会长王石也感慨：“散财”比“聚财”难多了。 “其实，环保 NGO 是中国数量最多、最活跃的群体。”徐永光说：“新公民计划项目招标 为什么不火爆？一是基金会成立时间比较短； 二是公益组织本身比较弱， 申请项目的能力不够； 第三个问题最突出，就是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的 NGO 太少。” 杨鹏说，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一直希望通过自身的融资能力，给草根 NGO 更多财政及其他 方面的支持。但是，“如果你还在草创期，没有做出什么事情的话，我没法说服我的理事会来 支持你。只有你用你所做过的事情来支持你的人格和组织，理事会才会同意资助。” 徐永光打了一个比方，“资助型基金会有一点很像银行，越缺钱越不给你贷款，你越富有 却越要把钱塞给你。” 徐永光将同类机构“花钱难”的原因归为人才稀缺、民间组织不发达。杨鹏也说，这个问 题其实就是钱花不出去的问题。 “我们进行专业化管理，钱要按照一定程序和标准来花，得有恰当的人来花。我们愿意多 做些事，但是没有合适的人和组织文化能让我们把钱花出去，所以花钱真难，阿拉善 SEE 生态 协会需要更多有能力的专业人才加盟，才能把钱花好。” 一方面，企业基金会对资助对象要求很高，而另一方面，目前中国为数不多的优秀项目执 行者也在挑选资助人。自然之友创始人之一的梁晓燕说：“有些资助方，除了钱就什么都没有 了，脑子空空的等你给他想法。这样的资助人，怎么找得到很好的合作伙伴？” 梁晓燕曾经与福特基金会有过多次合作。 她认为，福特基金会有一些非常优秀的项目官员， 他们不仅能提供资金，而且还能提供思路和方法，“与他们合作，我的能力可以得到提升。谁 会不欢迎这样的资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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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花钱还是“借脑”花钱？ 说到“花钱的艺术”，营销天才王振滔满脑子都是“直觉式的创意”。 今年 5 月 10 日，奥康集团推出了“奥康奥运圆梦行动”，先后帮助 7 位奥运冠军实现了 “杨凌·奥康儿童复明病房”、“田亮·奥康爱心病房”、“高敏·奥康北京体育大学贫困地 区体育支教奖学金”、 “王军霞·西部万人长跑”、 “钱红·公开水域救助工程”、 “刘翔·奥 康十佳奥运冠军启蒙教练奖”、 “马燕红·奥康优秀退役运动员脊椎矫正康复计划”等系列公 益活动。 “做事情要讲究方法，做公益更需要借脑。”王振滔接受专访时表示：“对我个人来说， 这件事情做砸了，顶多就是浪费一点钱，做不好可以重来。但是从社会影响来说，这事不容许 失败，所以我们要树立明确的目标，动员更多的人参与。” 如果说，王振滔大力推崇“奥运圆梦行动”，完全是出于一个精明商人的营销直觉，那么， 徐永光坚决要走资助之路找人花钱，则是出于对中国民间公益事业发展的理性思考。 一般来说，中国企业和个人出资成立的基金会，主要有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执行型基金 会，自己出钱，自己招人做项目，比如翟美卿出资 5000 万成立的香江救助基金会、上海宝钢 集团出资 1 亿元注册的宝钢教育基金会；另外一种是资助型基金会，通过项目招标的形式给其 他民间组织提供资金，这种基金会在中国还是凤毛麟角，非常稀有。 在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内部，理事会常常讨论成立基金会以后是自己花钱还是找人花钱。 有一些理事认为，既然将钱交给别人花不放心，监控难，那么不如自己招项目官员，自己设计 公益项目，自己花钱。 对此，徐永光不表示赞同，他说，“首先，钱肯定不能乱花，如果我们对资助对象没有把 握，我宁愿完不成任务也不会冒险花钱。但是，到底是自己养人做项目还是选人做项目？当然 是选人给钱做事。” 徐永光认为，尽管目前选人还有一些难度，但是对机构发展是最有利的。“毕竟我还在挑 选最好的，而且，有了第一次，他还想着第二次。就算我第一次选错了人，错误也只会犯一次。 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筛选、培育，会筛选出一批优秀高效的项目合作机构。这跟自己养人做 项目不一样，养人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做得不好甩都甩不掉。” 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定位是做资助型的机构，这一点徐永光自始至终都很坚定。“南都的一 个使命就是支持民间公益，正是因为它们现在还很弱，才需要更多的支持。这就是培育公民社 会的过程，所以，花钱再难，也要坚持走这条路。”

5.从此新公民 《环球慈善》杂志 2008 年第二、三期合刊 “15 年自救”的连锁效应 文/周澎湃 1993 年，河南固始县民办教师张保贵创建了北京第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社会中小 学”，这被社会学家和媒体认为是全国第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那一年张宝贵 36 岁，正值盛 年。2008 年，张宝贵 51 岁。15 年过去了。 学界在剖析农民工子弟学校出现及流动儿童教育时并未归结为单纯的教育问题，他们认为 这是“劳动力流动”的副产品，是三农问题的延伸，是中国社会急剧变迁过程中现行教育体制 无法适应社会转型及变迁的结果， 而这类学校在过去及现在的一段时间内解决了低收入流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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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子女义务教育上的社会问题，发挥了对现行教育体制“补充”及“自救”的功能。 “自救”这个字眼的确令多方感到尴尬。 一方面是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对子女教育的强烈需 求，一方面是现行以户籍地为依据的义务教育入学政策，于是农民工子弟学校、政府相关部门、 流入地公办学校之间的发展中的矛盾产生了。 据了解，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子弟学校都曾为“合情不合法”所困扰，规范、取缔，经常性 搬家是一种常态，这使“教育公平”话题被不断提及，同时也促使政府对此引发的局部矛盾给 予了足够重视和化解的决心。 1998 年以来，国家层面涉及保障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权力的政策文本就有 9 个。涉及到 流入地政府职责、财政预算、学校保障、教育平等诸方面，明确了“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 务教育问题，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多种形式”。2006 年，财政部规定：“在城市中小 学就读的农民工子女，负担的学校收费项目应当与当地学生相同，不再收取借读费、择校费， 或要求农民工捐资助学及摊派其他费用。” 这是“自救”引发的“政府主导救助”。 在中央文件的指导下，各省、市也积极制定相关政策、采取多种措施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 务教育问题。上海浦东新区对民工子弟学校给予 3 年的“缓冲期”来“转正”，每有一名民工 子弟进入民办学校，政府每年补贴 1900 元。河南省教育厅规定：所有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的 学校都不得以“打工子弟学校”等命名，或在学校内单设农民工子女班等。截止到 2006 年， 上海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就读率从 2002 年的 37%升至 53.88%，达到 20.8 万人。这个数 字在包括北京、天津、深圳等农民工流入数量较大的全国其他城市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据此，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流动人口教育与培训中心主任韩嘉玲认为：近年来，全社会和相关 部门的态度发生很大的变化，基本上是比较主动的研究和关注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社会进步的 现象。 “自救”不仅促成了“政府主导救助”，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引发了“共救”。 2007 年 5 月，国内第一家大型私募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成立被认为是“共救” 的样板。对此，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说，我们的目标就是给农民工子女办 学校，“让农民工子女人人有学上，上好学。”从而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的社会主义新公民”。 南都公益基金会为农民工子女办学的模式给了人们更多的期待，南都基金会决定用 5 至 10 年时间捐建 100 所民办公益学校，每所学校资助金额为 150 万至 200 万元人民币，但是， 150 万对于一个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而言，只是一个种子基金，学校是否今后能够自己“造 血”——动员社会资源，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 2008 年 1 月 20 日，张保贵躺在病床上接受了《环球慈善》的采访，“15 年了，当初读一 年级的孩子有的今年即将大学毕业，现在他们中一些人的父母还在北京，见到我很尊重。这个 学校办学条件不算好的，但我敢说，他们接受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启蒙教育——从小就自立、自 强、自尊、自爱。对此，我问心无愧。”张保贵声音虚弱，语气坚定。 城市漂来新移民 文/王志宏 “农民工”，这个早已为我们耳熟能详的词仔细分析起来有点怪——有农民的身份，从事 着工人的工作，却没有正牌“工人”所享有的一系列待遇——但这就是现状。尽管从法律的角 度看，农民工这三个字充满了尴尬而暧昧的味道，但这一群体仍在制度和现实的夹缝中，在中 国的每一个城市顽强而茁壮地成长起来。甚至最近我们可以从官方报道中看到这样的字眼： “农民工正在成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政治上的承认虽然让人看到希望，但在目前尚不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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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扭转农民工长期以来形成的“弱势地位”。对于整个社会，农民工问题依然严重。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群体的处境及其引出的社会问题就被社会持续关注。有学 者曾指出我国农民工现象产生的主要根源：农村人多地少和农业收益低。事实上，经济利益的 驱动只是一个方面，更多的原因存在于社会制度的限制上：以户籍制度为标志的城乡二元社会 结构及国家实行的事业单位和企业用工双轨制等因素同样不可忽视，城乡用人制度的割裂不仅 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制造了歧视和不公，而且也限制着城市自身的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 模地向城市转移，近三十年的“民工潮”以乡土身份的改变为标志被划分为两个阶段：1978 －1998 年的就地转移即“离土不离乡”模式；1998 年后的异地转移即“离土又离乡”模式。 而如果我们从“人的一生”这个角度来观察——这两个阶段正好跨越了父子两代。从 1978 年 开始并延续下来的“农民工问题”，到了如今的“二代农民工”这里时，许多问题不但没有解 决，反而更为严重。 在早期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两端迁徙的“一代农民工”那里，子女教育、身份认同等问题 显得并不那么紧迫，他们的根在乡村，城市并不是他们的最大利益所在，对于城市而言，他们 只是一个个过客。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工开始大规模地参与到城市的各行各业，“离土又 离乡”成为经济发展对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的内在要求，季节性的工作变换方式便显出了它的局 限。经济的发展要求这些劳动者尽快地融入到城市社会，成为新移民，成为城市社会的“新公 民”。遗憾的是，城市社会的相关制度却给这个群体人为地设置了一个又一个门槛。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5）的研究发现，与中国第一代农民工不同，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把 孩子带在身边，出现“家庭式迁移”的趋势，流动儿童的比例不断增加。“流动儿童”的出现， 给社会提出了新的问题。 社会在发展，城市化进度在加快——这句话的另一个含义是，农民进城的速度越来越快。 有资料表明：在 1992 年，有大约 4000 多万农民工流入沿海城市去打工，而到了 2006 年，国 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已有 1.2 亿人左右；如 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 2 亿人。而且农民工进城的趋势还 在扩大。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6）估计，至 2030 年，中国初步完成城市化进程，农民工 总数将达到 3.5 亿人。 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亲人和他们的家庭，被城市的高门槛挡在了外面， 在冰冷的制度高墙下成了现实社会的“二等公民”。所以，我们一直看到的现象就是，农村把 青壮年劳力输送到城市，而城市却把劳动后的伤残病弱者退到农村，把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等 社会负担都抛给农村。如果说我们应该为这三十年经济改革的成就而感到骄傲，那么，同时也 应该记住中国广大的乡村为此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以及其中难以言说的悲哀——这种城乡不等 价不合理的交换形式正是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 孩子是家庭的核心和稳定剂，对于亿万个试图融入城市社会的“新移民家庭”而言，更是 如此。第二代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子女能不能很好地融入城市社会，是摆在我国城市化进程面前 的重要问题。随父母“流动”的农民工子女过早地承受了成人社会的各种压力。他们跟随父母 在不同的城市间辗转迁移，四处漂泊。在城市这样一个全新的环境中，教育歧视、师资质量、 心理创伤等问题都在困扰着这些孩子们，直接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资料显示，2006 年，全 国 4300 万农民工子女，其中约 2000 万随父母四处漂泊，成为“流动儿童”；约 2300 万留在 家乡，成为“留守儿童”。但无论“流动”和“留守”，恐怕都不应该是“农民工子女教育” 的正解。都说孩子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这几千万孩子的未来，无论如何不能被忽视。 不管我们的城市有没有准备好；我们的政府有没有准备好；我们的政策有没有准备好，我 们都无法阻挡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进程，更无法阻拦这些孩子进城的脚步。这是经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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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也是我们在享受城市化的同时，必须面对、承担的责任。正如一位媒体同行所言，那么 多的农民工子女生长在我们的城市，虽然有许多人不愿意让“我们的城市”让他们拥有，但这 个事实总归无法改变。他们是城市的新移民，他们必将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分子。与其说我们拿 出一点爱心帮助别人，还不如说我们是在帮助自己、拯救未来。 背景链接： 诗歌《我是谁》 ， （昌平区智泉学校校长秦继杰原创，后经社会人士修改而成） 我是谁 昨天，有人要问我是谁 我总愿回答 因为我怕，我怕被城里的孩子笑话 他们的爸爸妈妈送们上学 一路鸣着喇叭 有的开着本田 有的开着捷达 我们的爸爸妈妈送我们上学 一路都不说话 埋头蹬着板车 裤腿沾满泥巴 我们的校园很小 放不下一个鞍马 我们的教师很暗 灯光只有几瓦 我们的椅子很旧 坐上去吱吱哑哑 但是我们的作业工整 我们的成绩不差 今天，有人要问我是谁 我要大声告诉他 我是农民工的子女 是中国的娃，祖国的花 天空更加晴朗 阳光更加灿烂 温爷爷为我们题词 希望工程为我们把爱心播洒 不再低头，不再害怕 说出我们的心里话 要问我最想说什么 我爱我的妈妈，我爱我的爸爸 因为—— 是妈妈把首都的马路越扫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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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是爸爸建起了北京的高楼大厦 要问我想说什么 我爱首都北京 我爱我的国家

教育天平上的流动儿童 文/王志宏 如果把一国的教育比作一个天平，天平的一端承载着国民的素质，而另一端就是民族的未 来。成功的教育，它可能在国民心中播下对“真”的探求、对“善”的认知、和对“美”的追 求等种子，而失败的教育则可能制造出相反的效果。所谓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教育的成败， 关乎民族的未来。而通过制度的调整找到这个天平的平衡点，使公平、公正、公理深入人心， 正是培育现代公民社会需要的前提。 我们知道存在于目前社会中的这个“天平”长期倾斜的客观现实。在我国长久以来 “城 乡分治”的二元社会背景下，城市与乡村之间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由来已久。虽然在中国绝 大部分地区，教育已经越过了极度短缺、贫困的状态，教育外部环境和硬件条件明显改善，但 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师资力量的配置以及教育硬件方面对乡村投入的不足， 还体现在带有人 才选拔意味的高考中，分数线以城乡地域划分等诸多不公平。 我们也知道，教育“天平”过度的倾斜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无异于隐藏的灾难——当一个人 的“出身”可以莫名其妙地决定一个人的教育和就业时，它无疑会使某种不公代代相传，使一 部分人的机遇和另一部分人的贫穷打上世袭的可耻烙印。而且这种不公会进一步推动贫富分 化，阻断社会阶层的正当流动，使仅凭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途径越来越窄„„当这种不公平影 响到数以亿计的人群时，支撑社会健康运转的基石无疑将随之松动。 从乡村来到城市的“流动儿童”，他们面对的问题正是这种不公在他们身上可能的延续。 当“流动儿童”随着离土离乡进入城市的二代农民工的数量一起激增时，这个问题便越来越不 能被忽视。 我国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近年来出台了系列政策、法规，试图从各个 层面破解这一难题。 在早期的私立“农民工子弟学校”之类不太成功的尝试之后， 目前国家已经确立了解决流 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原则，但仍然有相当多的流动儿童 难以进入公办学校。各地媒体对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的报道历年来持续不断，从中我们屡屡看到 这些孩子在城市里上学的难度——父母的“暂住证”，甚至家庭的租房合同文本都可能成为这 些孩子进入学校大门的拦路虎。而诸多问题又使矛盾指向一个饱受诟病的制度——户籍制度。 一纸农村户口使社会对这些孩子关于“公平、公正”的一切美好承诺全部成为纸上的谎言。而 在此背景之下，城市主流人群 “关爱农民工”的俯视姿态和怜悯眼神无不带有或深或浅的虚 伪色彩。 资料显示，2005 年底，北京市打工子弟在公办中小学就读的比例为 62%。上海市的这一比 例 2006 年仅为 50.7%。近来的数据显示问题似乎有所好转，但仍不容乐观。国务院妇女儿童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等单位前不久在全国范围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 “流动儿童中的在学者 占全部流动儿童的 90.7%，一直未上学者占 6.85%，失学者占 2.45%，后二者合计显示的流动 儿童失学率高达 9.3%。调查结果表明，6 周岁流动儿童未入学的比例高达 92.1%，可见，在流 动儿童中，达到上学年龄却不能及时入学的比例非常高，流动儿童不能适龄入学问题表现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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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 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从法律上确定了流动人口子女居住地政府要为他们提供平等接 受义务教育的条件。然而我国教育自打出“产业化”大旗以来，“教育产业”对利益的追求已 经远远超越了它的公益冲动， 而且这一趋势目前看来，短期内难以扭转。在与国家相关“亲民” 政策的搏奕中，控制了教育资源的各个学校显得游刃有余。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仍然遭遇 “择优入校”、变相收费等障碍。比如在 2006 年的上海，普陀区公办的曹杨小学（分部）可 以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但学校同时规定，子女在此上学的农民工必须“五证齐全”，这五证 包括了计划生育证、 外来劳动人员手册和社会综合保险单据„„只有“五证齐全”才能免缴借 读费和杂费。这个隐性的门槛，毫无悬念地将不少农民工子女挡在了校门外。 从上而下的政策资源，就像流往沙漠的河水一样，到最后实施的时候，往往已经接近干涸。 虽说各级政府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农民工子女就学难的现状，但距离问题的根本解决还 很遥远。 综合来看，所谓的流动儿童入学难，其实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教育问题，而是我国的“户籍 之弊”在教育方面的爆发。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割裂，造就了“农民工”这一奇怪的称谓，也 使这一群体难以享受城市提供给市民的包括子女教育在内的各类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如果改 变目前以户籍为主的学校教育管理体制，建立以常住人口为依据的管理体制，从而为居住于本 地区的非户籍人口（流动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思路。但是，如果不能从源 头上废除户籍制度这一弊政，那么，旧的制度还会在某种条件下借尸还魂，“农民工子女就学 难”等一系列问题还会以新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背景链接： 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嬗变历程 政策分析：逐步开明但过于原则，地方执行差异甚大。 １、越来越开明：取消借读费、管理上的一视同仁 ２、两个为主：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公办学校就学为主 ３、法律保障教育公平权利 （见下页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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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时间

颁布部门

1996.4 教育部、 公安部

政策

主要规定

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

以公办中小学借读为主

年就学暂行办法

教育部、 1998.1 公安部

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

以公办中小学借读为主

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中小

2001.1 国务院

决定

学为主

2003.1 国务院

关于做好农民工进城务工就

在入学条件方面与当地学校一视同仁

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2003.9 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农

当地政府应使农民工子女九年义务教

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

育普及程度达到当地水平

见 2006.6 全国人大

义务教育法

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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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相关报道篇 1、农民工子弟学校需要深度帮扶 中国经济时报 2007-05-30 记者 黄胜利 ５月２０日，一个很平常的星期天，北京明圆学校（农民工子弟学校）大兴吉庆庄校区的 学生迎来了一场不平常的运动会。 运动会是由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学院朝晖青年志愿服务团的五十多名志愿者担任裁判。 运 动会的比赛项目是一些带有游戏性质的趣味活动，如踢毽、跳拉绳、拔河等。 对于每年难得一次的运动会，明圆学校的学生非常珍惜，现场充满了学生们和志愿者的笑 声。“效果非常好”，对于这次运动会，明圆学校的校长张歌真和朝晖青年志愿服务团的现任 学生负责人金鹏剑，都如此表示。 “这届运动会更正规，更有经验了。”谈及这次运动会成功的原因，金鹏剑告诉记者，这 已是朝晖青年志愿服务团在明圆学校举办的第三次运动会了。 基于明圆学校既没人力又没体育设备的状况， 运动会上的器材和奖品都是由志愿者自行筹 备，找赞助、学校团委支持、自己掏腰包，这是举办运动会经费的几个来源。 除了帮助明圆学校举办运动会外，朝晖青年志愿服务团的志愿者平时还开展支教活动，但 支教的课程非课程体系内的课，而是旨在扩大学生知识视野和素质的课程，且支教的方式是寓 教于乐，以轻松、活泼的方式向学生传授。 让金鹏剑有所遗憾的是，今年，对于志愿者支教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活动，校团委支持力度 有所下降，原因是其关注点都放在奥运会的相关社团活动上了。 民工子弟入学难的症结 国家对于农民工子女上学的政策是，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由流入地政府负责，学校以公 办学校为主，但实质上，民工子弟在城市入学难。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韩嘉玲，在名为《城市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研究——流动 儿童教育对我国教育体制改革提出的新问题》的调查报告中，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如下几个 原因： 虽然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捐资助学费是自愿缴纳的，但是众所周知，如果交不起捐资助 学费，流动儿童肯定跨不进公立学校的门坎。 另外，从 2002 年起部分城市的公立学校降低了借读费，2004 年开始进一步免收借读费， 但是公立学校隐性费用高。目前，北京市的流动儿童学校，小学阶段一般的收费标准为每学期 300 元-400 元或每月 60 元-80 元。而公立学校小学阶段，一般在每学期 500 元左右。两者的 差距不大。但公立学校儿童的教育费用除了教育部门规定的课本费及杂费外，还有各种名目的 费用，这包括午餐费、服装费、保险费、春游、上网、班费、兴趣小组等。根据北京市某教委 统计，公立学校儿童每学期需交 1000 元-2500 元。 农民工子女往往要面临随着父母工作地点的更换而不断搬迁的情况，如此一来，流入地的 学校接收意愿低。由于上述家庭迁徙的因素，父母往往无法找到合适的学校，流动儿童受家庭 迁徙影响，不能适龄入学问题突出。 由于受到户籍身份的影响，初中毕业后无法在流入地学校继续升读，得离开父母回到户籍 所在地，继续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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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差异及文化差异等因素， 使得流动儿童中家庭与经济收入处在最底层的农民工子女很 难真正融入公立学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表示， 尽管让大多数农民工子弟进入公办校学习 的愿望是良好的， 但考虑到我国目前城乡二元改革中很多问题尚未解决， 人为强制地将其取缔， 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而农民工子弟校在很多方面适应了部分打工者的实际需要，因此仍有其 存在的必然性。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名誉理事徐永光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 在政府不能全部解决农 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情况下，只有靠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来解决教育问题，“但目前，农民 工子弟学校存在‘四低’，即低投入、低收费、低薪酬（教师工资）、低教学质量”。 尽管如此，受现实情况决定，农民工子弟学校在二三十年内将会存在下去。徐介绍，包括 美国、欧洲一些国家，其移民子女的教育仍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因此，农民工子女的 教育问题，需要整个社会来关注和帮扶。 现状不容乐观 “当前，农民工子弟学校是要交税的，这一性质阻碍了政府和社会的帮扶力度。”徐永光 向记者分析，由于这些学校为个人所创办，创办者交完税后仍能盈利，鉴于此，政府在对其给 予补贴，公益组织、社会个人在对其帮扶时，就持怀疑态度。 当前一些社会团体包括大学生社团，由于受到自身财力的限制，其帮扶力量比较薄弱。他 们主要侧重于对农民工子女心灵、精神方面的关爱，虽然他们也捐书、文具等东西，但这些都 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社会对农民工子弟教育的帮扶，缺乏一个组织来协调。”张歌真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学校办得越好，受到外界的关注越多；学校办得越差，受到外界的关注就越少，甚至不受社会 关注。政府对农民工子弟学校进行补贴和扶持时，也同样存在这一情况。 北京真爱教育服务机构主任、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者郭斌也告诉记者，他曾见到某个学校 受捐赠的电脑多得用不完，而一些学校却一台都没有。 “实际上，有时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更重要。”张歌真表示，一些没拿到办学许可证的、 办学条件差的学校，更加需要帮扶，这些学校同样担负着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重任。 张歌真还透露，农民工子弟学校中也存在一些学校，以“做秀”的方式换取社会的财物， 这些学校是在给农民工子弟学校抹黑。 “社会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帮扶，还停留在一个感性的认识上。”郭斌表示。 曾经有个企业欲帮扶农民工子弟学校，让郭斌帮其找一家学校，他们的条件是，这个学校 越破烂越好，郭认为这种帮扶行为也是非理性的，“似乎谁的学校办得不好，就应该受到资助， 这容易让这些学校的创办者成为社会活动家。” 另外，由于目前政府对社工不够重视，国内志愿者的整体水平不高，“专业社工的现状是 极大的需求、极小的供给、更小的就业，”徐永光说。 对于目前帮扶农民工子弟教育的一个大群体——大学生志愿者，张歌真也认为存在一些问 题，其公益帮扶行为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这些大学生志愿者在支教时，往往会选择那些交通方便、知名的学校。有时，一个农民工 子弟学校同时接待几个大学的支教团队，“这些志愿者带着一颗热情之心，学校不接待显然不 行，但接待后，学校正常的上课都会受到影响。” “这些情况的出现，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协调、监管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协会组织。”张歌真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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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是个系统工程 “国家对农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一直缺乏一个相对稳定、长久的解决机制。”中央教育 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表示，农民工子弟教育问题不是给些钱，短期就能解决的，在目前国 内整个非政府组织发展不好的情况下，国家应当在政策上支持这些组织。 张歌真也表示，农民工子弟教育问题的解决主要取决于政府，社会的公益帮扶为辅，政府 应该制定一个明确的政策，提供稳定的资金扶持。 社会对农民工子弟教育的公益帮扶，缺乏一个系统理性的操作，张歌真认为，应该成立一 个协调组织，而即将成立的“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农民工子弟教育分会”将扮演这个角色。 张向记者介绍了这个组织将要担负的作用：协调学校举办人和各政府职能部门，加强他们 之间的沟通；加强各学校之间的联系，均衡社会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公益帮扶，对于捐赠的善 款，建立公开、透明的财务机制。 对于当前第二代农民工犯罪率逐年增加的趋势，郭斌认为，除了在物质上加大对农民工子 女教育的帮扶外，对农民工子女的心理教育、法制教育方面也应该重视起来。 作为“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徐永光向记者介绍，农民工的孩子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农 村的留守儿童，另一类是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前一类孩子得不到教育，顶多是新的文盲， 而第二类孩子得不到教育，将会是城市的定时炸弹。 因此，对于进城的农民工子女，整个社会要对他们关心、爱护，让他们有一个健康的心理 发展过程。 徐永光曾在２００４年推动实现了“希望工程”进城帮扶农民工子女教育，现在，他自己 成立了一个帮扶农民工子女成长的基金会——南都基金会，这是一个纯民间的、由企业赞助的 非公募基金会。 今年４月份，为了动员社会力量，帮助农民工子女解决其成长与发展环境中存在的问题， 该基金会资助启动了面向全国大学生的“新公民杯”大学生公益项目征集大赛。其中建议选题 包括：家庭教育、健康教育、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心理辅导、性教育、法律知识、科普教育、 环保教育、人格教育等方面。 徐永光向记者透露，该基金会还计划每年建设不少于１０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每所将投资 一百多万元，项目的招标工作即将启动。 该计划的目的，是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作一些示范，让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帮扶农民工子女 的教育，同时也对培养社工起到一定作用。

2、如何当丈夫妻子

专家提出和谐家庭建设

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８日专电 记者 王薇 在转型期的中国，３．７亿个家庭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农民工家庭、问题家庭、错误家庭 观念等，徐永光、尚秀云、钱红林、赵刚等一批热心和谐家庭建设的专家、人士提出，必须从 多方面入手，建设好中国的家庭。 家庭意味着什么，男人与女人的责任是什么，如何当丈夫、妻子，做父亲、母亲，如何孝 敬老人？“将心归家”中美高级专家论坛日前在北京落下帷幕，但与会的专家和听众至今还在 议论着这些话题。 由北京关爱家庭中心主办的此次论坛，引来世界著名家庭建造、家庭教育机构美国爱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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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第一副总裁格伦•威廉姆斯及多位专家，与中国教育学会、中国社工协会、中国家庭文化 研究会专家进行交流。北京、浙江金华、山东潍坊、江苏等地赶来的５００多名参加者带来自 己或朋友的家庭难题，其中有都市白领、企业老板，也有农民工家庭。 １．２亿进城农民工家庭是当前中国家庭建设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南都公 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说，农民工子女一部分是跟随父母四处打工的流动儿童，处 于不稳定的环境中；一部分是父母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处于骨肉分离的家庭状态。他们的家 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存在许多严重的困难与问题。当务之急，一是呼吁城市家庭关心 农民工子女及家庭，帮助接纳他们，二是动员社会力量，兴办非营利公益学校，让更多留守儿 童结束与父母分离的状态，随父母读书，让他们的家庭更和谐。 关注和减少问题家庭，才能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快速增长的势头。全国政协委员、“法官妈 妈”尚秀云说，她从事少年法庭工作２０年，亲自审判的未成年人８７０多个，他们背后多是 单亲家庭、问题家庭或不稳定家庭。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今年６月１ 日起施行，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抚养 教育未成年人。 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应当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供家庭教育 指导”。这要求每个父母依法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监护和对未成年子女进行法制 教育的职责，政府和社会组织也负有帮助问题家庭的责任。 中国ＧＤＰ和股市总值快速增长；但离婚率也在上升，还有人错误认为这是社会的进步。 北京关爱家庭中心主任钱红林、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赵刚说，中国家庭急 剧变化，研究家庭变化，服务家庭建设，促进家庭幸福，保证家庭稳定，成为中国教育研究者 的一个重要课题；而每个步入婚姻的人都必须抛弃家庭建设无师自通的谬见，学习爱，守护家。 关注家庭建设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途径之一。鲁能地产格拉斯小镇项目的宋沐菲说，开 发商应该具备社会责任感，不但要建造一个和谐的居住区，更要塑造一种和谐的社区文化，把 和谐之美从社区引入家庭，促进家庭幸福。

3、企业与社会责任 企业首要的社会责任不是捐赠 中华工商时报 2007-11-17 记者 贾林男刘跃珍 编者按：过去的 5 年，中国民营企业开始积极回应社会及公众对自己超乎利润之上的要求， “让 社会的空气湿润起来” ，这是这个群体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未来 5 年，企业社会责任将有着 更深远的意义，履行社会责任能否真正落到实处，不仅将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动力，还关 系到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能否走上更高境界。全国工商联十大期间，本报推出“企业与社会 责任”专栏，让我们听听企业家代表和有关专家怎么说。 正文：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在一次谈话中表示，中国只有 10 万家企业捐款 希望工程，按照比例，99%的企业没有参加捐赠。后来，这句话被媒体误读并传播开，成了“中 国 99%的企业不捐赠” ，引发了关于中国富人为富不仁的争论。 16 日，徐永光接受了本报记者 采访，他强调企业最根本的社会责任还是要把企业做好， “我所在的基金会是最需要企业捐钱 的，但还是认为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不是慈善捐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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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办好企业，再行善举 记者：相比国企和外资企业，中国民营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上受到的质疑最多，您怎么看 待这个问题? 徐永光：与民营企业不同，现在国企纷纷出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而我们也要看到，首先， 国企的最大社会责任是不要为了企业利益而垄断，哪个行业涉及到国家安全，不得不垄断，也 要严格限定；第二，国企产生了很大垄断利益，就不能把垄断利益部门化和个人化。社会捐款 慈善他们应该做，因为国企的资产本身就是国家、全民的资产。对于民营企业来讲，民营经济 真正发展起来只有十几年的时间，还是很幼稚、很弱小的。 记者：现在人人都在谈论企业社会责任，您认为对目前的中国民营企业来说，社会责任具 体包括哪几方面?哪方面又是最重要的? 徐永光：企业社会责任这个问题，近年来主要目光都关注在慈善捐赠上了，实际上中国企 业还十分不成熟，这个标准有些太高了。 在以利益为导向的现代市场经济竞争中，第一位的 社会责任是踏踏实实地把企业办好，给消费者提供好的产品；其次，是保证员工的薪酬、福利、 安全生产；第三是对环境的责任；第四位是照章纳税；企业做公益慈善，是第五位的社会责任， 也是最高层次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不光是企业的事情 记者：现在有人质疑，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是否“另有所图”? 徐永光：现在社会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偏差，总体倾向是要求民营企业家一下子要向美 国、英国看齐，这是不现实的。中国的企业家的历史很短，而且今天的富人，明天不一定还是 富人， 大多数的企业还在为生存拼搏， 能够达到管仲所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的企业家毕竟还是少数。所以民营企业现在最根本的责任，还是把自己的企业办好。 我特别强调，捐款一定要发自内心、心甘情愿。现在一种情况是，企业家不捐款就成了一 种罪过。 现在企业做的捐款，完全不要回报的很少，捐给政府希望回报，权钱交易的恐怕也存在； 相对较好的就是通过捐款，提高企业的美誉度，这个是值得肯定的；最高境界是企业不考虑回 报，完全出于一种公共利益来履行社会责任。总体来讲，中国企业还没有到达这个程度。 记者：社会责任只应是企业孤军奋战吗? 徐永光：当然，公民也有公民的责任，慈善就是一种公民互助，不光是有钱人捐款，没钱 也可以帮助人，做志愿者。 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中，履行社会责任还是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文化 氛围和制度保证，每一个群体，包括政府、官员、学者、媒体，还有企业家，都是要履行社会 责任的，不能说一提社会责任就只想到企业。 企业健康发展的动力 记者：从履行社会责任的角度看，我们应该形成一种怎样的企业家精神? 徐永光：第一，企业家要有高于买卖的理念，要和建设和谐社会联系起来，有更高的使命 感，这样企业才有可能做大。 第二，有一定实力的中国企业家，还要致力于把"中国制造"变成世界名牌，提高中国企业 的地位，这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第三，中国现在深陷信用危机，甚至信用崩溃，在构建一个信用社会上，中国企业家的责 任是首当其冲的。这方面企业家应该率先做好，因为企业在市场交易之中，包括你的产品质量、 国内外交换过程中、对整个社会信用的建立起一个引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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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把关心弱势群体，慈善捐赠提到日程上来。 记者：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来说会不会成为一种负担? 徐永光：对于急功近利，想一夜暴富的企业，是一种负担；对于有抱负有理想的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与企业的发展是完全一致的，强调社会责任的发展是非常正面的。社会责任意识增 强以后，大家对企业的监督会把急功近利的企业搞垮，却能增加有抱负有理想企业的凝聚力。

4、中国企业慈善路径之变 中国经济时报 2007-10-24 记者 张帆 “离开公司，我们就没法活了”，王平（化名） ，某县中学校长这样对记者说。 他口中的公司是当地一家焦炭企业，他所在的中学，目前已经是当地最好的县中学。而几 年前，这所学校却因为资金困难难以为继。不得已，县里想出了公办民助的路子，找到了这家 当地最有名的公司。公司老总是个苦出身，同情农村没书读的孩子，二话没说接了这个“活 儿”。 几年间，公司投入了近亿元来打造这个学校，不仅学校的硬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 高薪从省内外聘请校长和教师，很快，这个中学从濒临倒闭的境地走出，发展成当地最好的一 所中学。 说起公司，王平和老师们很感激它的大力资助，但感激之余，也有很多不安与苦衷。 一是学校目前的开支完全依赖公司，一旦公司效益下滑，或者公司负责人思路改变，资金 难以跟上，学校很难可持续发展；二是公司除了资助学校，对学校的各种事务插手太多。王平 对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公司的老总喜欢孩子们，也爱给孩子们讲自己的经历以鼓励他们好好 学习，但有一次学校正在考试，这位老总突然莅临，要求讲话，结果学校不得不停止考试，让 学生们先接受励志教育。 “公司慷慨助学，我们很感激，但是学校是不是因此就成为公司的附庸，惟公司马首是瞻 呢？”王平说。 王平的困扰，也是中国企业进行慈善事业的困扰。进入企业社会责任时代，慈善与公益活 动逐渐成为一种企业的理念与生态，但在现实语境下，其实现路径却成为一种不得不进行的探 索性实验，并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转变。 慈善未止于捐款 中国企业的的慈善行为最初是由直接捐款开始的，而捐助的对象多是各种“官办”基金 会。 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一些政府部门或是想发展公益事业，或是出于自身工作的需要，但 是财政又紧张，于是想到成立基金会向大众募款，这就是我国很多公募基金会的来源。 很多至今颇具影响力的公募基金会，都脱胎于政府部委。比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是 团中央办的，中国少年儿童发展基金会是全国妇联办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农业部办的。多年 来，公募基金会在发展公益事业、尤其是募集公众善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中国少 年儿童发展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每年 的募款资金都在 1 亿元以上。 但在此过程中，一种忧虑始终如影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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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企业家这样对记者说，中国的一些慈善机构不够公正、不够透明、不够清晰，钱是否 真的到了那些有需要的人手上？这是企业家们很普遍的不安。 出于这些渐进式的思考，中国企业家的慈善行为由零散、偶发，简单的捐款开始过渡到自 觉、有系统，甚至是一项事业，个人基金会形式成为企业热衷的形式。 尽管时间不长，但中国基金会的发展已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上世纪 80 年代，中 国一度出现基金会热的场面，1996 年国家民政部对全国社团清理整顿之后，基金会的发展基 本停滞不前，甚至 1999 年至 2004 年五年之间，国内没有一家新设立的基金会。 自 2000 年开始，国务院法制办和民政部开始修订《基金会管理办法》 ，经过了大量的研究、 论证，并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历时 3 年多，完成了《基金会管理条例》 。2004 年 3 月 8 日，温家宝总理签发颁布这一条例。2004 年 6 月 1 日，新条例实施。 该条例首次将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并规定了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的最低 门槛：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起的原始基金不低于 200 万元人民币，就可申请设立非公 募基金会。 截至 2006 年底，全国有基金会 1144 个，尽管其中大部分依然是面向公众募捐的公募基金 会，但非公募基金会已达到 349 家，且上升趋势强劲有力。 据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调查显示，非公募基金会已初步体现出三大优势： 资金来源稳定，成长性强。非公募基金会一般有比较固定的一个或多个捐赠人，有相对稳 定的捐赠收入，容易进行长远的发展规划，有利于长期发展。 公益活动的实际效果显著。非公募基金会的决策层和管理层往往来自商业领域，基于商业 经验，他们比较注重项目的成本与收益，推出的公益项目注重实效，保障受助人能得到最大程 度的实惠。 强调内部控制。由于非公募基金会追求与特定捐赠人建立稳定的关系，向捐赠人负责的意 识更强。因此非常注重内部控制，包括节约成本、精减人员和对捐赠人的公开透明。 可尽管如此，一个私募基金会的成立并非易事，跑手续办审批仍让许多有意公益事业的人 士却步。 一家正在申办基金会的企业人士对记者说，根据目前的规定，我国的民间组织实行登记管 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管理，也就是说，如果要成立基金会，必须找到一个主管部门才有 资格在民政部门登记。但这个挂靠单位很不好找，首先有这个资质的政府部门、半政府部门就 不多，而且这对人家不但没什么好处，而且一旦出事还要承担责任，所以并不热心。 基金会需职业化运作 王平的烦恼其实是企业如何处理与公益项目之间关系的问题。 怎样把善款用到最恰当的程 度，收取最好的效益？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骏豪集团主席朱树豪认为，慈善机构要引入职业化的管理运作模式， 管好用好救助资源。我国慈善业可以在管理机制上引入职业化概念，建立一个分工明确、专业 运作、资源优化组合的体系，把筹款与花钱明确分离，把慈善筹款机构和项目实施机构进行职 能划分，筹款机构专注做好劝募工作，实施机构专注做好可供捐赠人选择的好项目，监督项目 的实施过程和效果，使社会的善心善举通过慈善体系对整个社会进行捐赠。 由企业出资，聘请公益组织专业操盘手运营的公司化基金会，被现阶段社会学者评为最具 发展潜力的公益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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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专业人才难觅 北京万通地产正在谋划一个立足于环保节能方向的公益基金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 前他们正在做的就是找到一个熟悉该领域的“职业经理人”， 最好是有国外相关基金会工作经 验的人士。与此同时，相关项目如何去寻找，如何去遴选也是难题。 不可否认的是，相当一部分由企业设立的基金会，目前仍然停留在企业内部运作的阶段。 而人手较少，尤其是缺乏专业人士，是困扰其的突出问题。许多基金会不得不把领域缩小到很 小的范围内。 慈善活动都需要有一个专业的慈善项目组织管理人才，在中国这才是最为棘手的问题。据 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的性质是：专职人员占 60． 03％，退休和兼职人 员占 39．97％，年龄结构５０岁以上的占５２％，３１岁至４９岁的占３２％，３０岁以下 的仅占１６％；学历结构：大专以下的占６６％，本科以上的仅占３４％。显然，这样的结构 是难以提高组织的自身能力的。因此，提高慈善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是当务之急。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认为，基金会的领导人、理事都需要学习、掌握 非营利组织管理、运行方面的知识。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面临的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专业人才缺 乏。如何有效发挥资金效益的最大化是很多基金会考虑的重点，这不仅需要管理人才、外语人 才，同样更需要资本运作人才。而一些企业人士对记者表示，在企业内部，调入慈善部门等同 于被贬入冷宫，没有人愿意进入这个部门，所以通常都是兼差。（记者：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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