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多普勒》一文的五点对话 | Five Polemic Points on “Doppler” Essay

范凌，《围 绕 <多 普 勒 >一 文 的 五 点 对 话 》 《 时 代 建 筑 》 2008 年 01 期 上 海 ： 《 时 代 建 筑 》 ， 2008 年 1 月 ： 122－ 127

Ling Fan. “Five Polemic Points on ‘Doppler’ Essay.”

In Time + Architecture , Jan 2008 Shanghai: Time + Architecture , Jan 2008 :122-127

围绕《多普勒》一文的五点对话 Five Polemic Points on “Doppler” Essay 范凌 Ling Fan

[摘 要 ] 笔者与罗伯特·索莫（Robert Somol）和萨拉·怀汀（Sarah Whiting）讨论了《围绕“多普 勒效应”的笔记和现代主义的其他心情》一文的五个相关方面问题： 1）《多普勒》的学科性立场和操作纲领； 2）“投射性”和“后批判性”的差异及另一种政治性实践； 3）另一种设计、标准和多普勒的发展； 4）多普勒的俄狄浦斯情结和父亲的问题； 5）生产力和中国语境。

[Abstract] The author interviewed Robert Somol and Sarah Whiting on the five polemic points relating to their essay Notes around the Doppler Effect and Other Moods of Modernism 1) Doppler’s disciplinary situation and operational agenda; 2)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ojective and post-critical,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n alternative political practice; 3) Alternative project, agenda an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fter Doppler essay; 4) Oedipus Complex and Daddy’s problem; 5) Productivity and Chinese contemporary context.

学科性在两者（彼德 ·艾森曼和迈克尔 ·海斯）看来是 “自主的（ autonomous） ”（激发批判、再 现和意义），而不是 “ 手段的（ instrumentality ） ” （投射、表现和实用性）。他们反对具体化 （ reification ） 定 义 学 科 性 ， 而 倾 向 浮 现 （ emergency ） 的 可 能 。 “ 具 体 化 ” 把 定 性 的 经 验 （qualitative experience）消极简化为量化(quantification)，浮现则预示了一系列积累本身即可导 致新质量的产生。作为不同于批判性工作的另一种方式 —— 联系了 [ 与 “ 批判性 ” 相关的 ] 索引 （ indexical ），辩证（ dialectical ）和热的再现（ hot representation ） —— 这篇文章将发展一种 “ 投 射 性 ” 的 谱 系 —— 和 图 解 （ diagrammatic ） 、 氛 围 （ atmospheric ） 以 及 冷 的 表 达 （ cool performance）关联。 ——罗伯特·索莫，萨拉·怀汀 《 围绕“多普勒效应”的笔记和现代主义的其他心情》1

我也希望看到，那些批评性的新批评家们所提倡的所谓“投射的”形式，将如何提出相应的评判 模式，以检验这些形式的积极改造社会的理想和能力。如果没有这样的模式，建筑学会再次发 现自己的概念上与伦理上却发根基。 ——乔治·贝尔德 《“批判性”及其不满》2

近一年在《时代建筑》杂志上持续的“批判性/后批判/投射性”讨论试图把中国当代建筑发 展的特殊性置入一个“交融”的全球化言论系统中，这一比较和对话的姿态非常积极。但是，在 热烈拥抱这一乐观的积极主义之后，我产生了疑问：这个讨论变相地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阵 营选择，或者选择否定——“针对当前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状况，呼吁中国建筑师进行 仔细的反思（朱涛）”，或者选择拥抱——“认为中国会成为西方‘后批评’的动力出口国（朱剑 飞）”3。每篇相关的文献都被静态地分配在标记了“批判性”或者“后批判/投射性”的称盘中，并 被置于天平两侧进行宏观角力，而缺乏一些内在的、细微差异的、非对称的、动态的阅读。 从翻译投射性理论宣言式的文献《 围绕“多普勒效应”的笔记和现代主义的其他心情》（以 下简称《多普勒》）起，我都是通过被认为投射性据点的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包括斯 坦·艾伦，萨拉·怀汀，罗伯特·索莫等）介入这个讨论的。但是在我印象中，“投射性”和“批判 性”从来没有在那里正面交锋过。彼德·艾森曼在他的访谈中所说的，“投射性”是一种“俄狄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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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索莫，萨拉·怀汀 著，范凌 译，王飞 校，《关于“多普勒效应”的笔记和现代主义的其他心 境》，《时代建筑》2007 年 3 月号，P112-P117 2 乔治·贝尔德 著，都铭 译，朱剑飞 校，《“批判性”及其不满》，《时代建筑》2007 年 5 月号，P54-P58 3 朱涛，《近期西方“批判”之争与当代中国建筑状况——“批判的演化——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引发的思 考》，《时代建筑》2006 年 9 月号，P71

情结”4。也就是说，“投射性”挑战的不是“批判性”或“批判计划（the critical project）”本身，而 是“批判性”在学科中所处的支配地位，是对于中央集权发起攻击的一种政治倒幕行动。其行动 本身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标准和操作，而是建设性的，或者按照《多普勒》一文中说的“手段 性”的“另一种选择”5。 《时代建筑》陆续翻译了乔治·贝尔德的《“批判性”及其不满》，迈克尔·斯皮克斯的《设 计智慧和新经济》、《理论之后》等文章对《多普勒》一文提出的观点进行进一步补充和延 展；DOMUS 国际中文版举行的朱剑飞和朱涛关于后批判的对话，以及库哈斯在中国的巨大影 响力，也旁敲侧击地帮助“投射性”被等同于“乐观主义/积极主义”而接受。 正在乐观积极弥漫之际，最近两期《时代建筑》杂志上刊登了两篇经典的批判论文：彼 德 · 艾 森 曼 的 《 现 代 主 义 的 角 度 —— 多 米 诺 住 宅 和 自 我 参 照 的 符 号 》 （ ASPECTS OF MODERNISM - Maison Dom-ino and the Self-Referential Sign）和迈克尔·海斯的《批判性建筑 ——文化和形式之间》(Critical Architecture-Between Culture and Form)又把讨论从政治、经济、 文化的宏观态度拉回建筑学内部——一个建筑学切实需要面对的操作层面。杂志编辑的时间编 排与其说是一个倒叙的历史回演，不如说是有意识的材料策划，产生对“投射性”的批判性考古 或对“批判性”的投射性反思。 正是在这个语境下，我又回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校园，就《多普勒》一文中的五个不同角度 和罗伯特·索莫和萨拉·怀汀进行了交流。这五个方面包括：1）《多普勒》的学科性立场和操作 纲领；2）“投射性”和“后批判性”的差异及另一种政治性实践；3）另一种设计、标准和多普勒 的发展；4）多普勒的俄狄浦斯情结和父亲的问题；5）生产力和中国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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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范凌，凯洛林·奥当娜，《采访艾森曼》，《时代建筑》2007 年 11 月号 见引言 1

时间：

2007 年 5 月 10 日

地点：

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

受采访人：

罗伯特·索莫（以下简称 RS） 萨拉·怀汀（以下简称 SW）

采访人：

范凌（以下简称 FL）

1） 《 多 普 勒 》 的 学 科 性 立 场 和 操 作 纲 领

FL：《多普勒》一文的撰写和出版都具有浓郁的学者意味。你们是作为教育家、理论家和历 史学家而不是建筑师的角度谈建筑实践（Practice）和设计（Project）的问题——一种学者对业 界的观察从而反映到如何进行学界角度的修正，是一种积极主义的立场……

SW：建筑师必须了解学科发展的过去和现在，从而能够定位自身的论点（argument），回应 学科内部的问题而不是盲目的无中生有。界定建筑教育，需要分辨建筑学专业的教育与历史、 文学和艺术史专业教育的区别。建筑师当然需要理解历史，但在史实之外，更是通过理解历史 在当代情境下的角色，使历史为学科带来新的活力。

FL：你指的是“学科性（disciplinarity）”而不是“交叉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

SW：《多普勒》中的云状图解（图 1）表达了建筑和经济、政治及其他学科交叠，建筑师通 过建筑介入这些学科。也就是说，建筑师并不是以经济学家的方式直接处理经济问题或以政治 学家的方式处理政治问题，而是处理这些问题和建筑的交叠，建筑师认为这些学科有趣其实是 认为这些学科和建筑学的交叉部分有趣。虽然现在的大学都在强调“交叉学科”，但是我们认为 建筑学本身就具有“交叉学科”的特征，或者说建筑学是交叉学科的一个完美范例。

FL：如果说有一种比较宏观的教学发展是提倡学科性边缘的模糊化，通过其他学科的介入进 行本学科的拓展性反思的话，你们的方式是通过在学科内部进行自省。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 “投射性”仅能成为对“批判性”支配地位的一种挑战，而不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建筑学基层。

BS：我必须就当下所处的环境——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同时作为普林斯顿的局内人和局外人。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向来是批判性的阵地。如 果考虑到在博士生教育话题和形式主义设计话题上的关键影响和作用，普林斯顿可以说是批判

计划（critical project）的归零地。随着马克·威格里（Mark Wigley）、彼德·艾森曼（Peter Eisenman），以及更早一些时候的安东尼·维德勒（Anthony Vidler）、迈克尔·海斯（Michael Hays）等批判学派人物的离开。以斯坦·艾伦（Stan Allen）为代表的另一批学者和建筑师的到 来——包括萨拉·怀汀、罗·威狄（Ron Witte）、伊纳奇·阿巴罗斯（Inaki Abalos）、胡安·希耶 罗（Juan Herreros）、妹岛和世和我本人，学校变成了一个“投射性”的据点。甚至有媒体称这 种情况为“新普林斯顿学派（New Princeton School）”。似乎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等同投射 性。矛盾的是，不久前这里还是批判学派的坚实堡垒。也许因为普林斯顿实在太小，所以能够 迅速的改变身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Harvard University，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从来 没有改变过身份。

FL：在乔治·贝尔德的文章中称迪勒+斯科菲迪奥（Diller+Scofidio）的设计能够代表批判性。6 SW：迪勒 2007 年秋季学期在普林斯顿的讲座7最后，总结了她的工作如何介入投射性。这个 现象非常有趣，因为迪勒是批判计划的最好候选人，她早期的艺术作品和建筑设计审视的是限 制、标准和问题。现在，不论在事务所的具体工作中还是在设计课教学中，迪勒都试图重新考 虑标准和制度问题，并转化为积极的操作因素，或者说：他们力图把问题最终转化为设计的措 施和决策。 2006-2007 学年她在普林斯顿所指导的设计课以巴格达的美国大使馆为题，是一个深思熟 虑地审视政治问题的尝试，在政治上具有投射性。投射性的设计在这里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FL：那么你们所提倡的观点创造了怎样的教育纲领呢？

RS：如果“批判计划”已经支配美国建筑教育三十年的话，是否存在这个特定教学范式之外的其 他可能模型？比如“投射性模型”或者其他？ 批判性建筑教育模型内向地关注建筑形式（form）问题。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德州骑警 （Texas Rangers）”8的“九宫格问题（Nine Square Problem）”。可以认为批判性建筑教育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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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贝尔德在《“批判性”及其不满》（乔治·贝尔德 著，都铭 译，朱剑飞 校，《时代建筑》2007 年 5 月号，P54-P58）指出：迪勒+斯科菲迪奥的设计“成功的以某种形式体现了‘抵抗性’”。 7 迪勒的讲座时间为 2007 年 4 月 9 日，题目为《那些让我熬夜的事情（Things That Keep Me Up at Night）》， 讲座录像可在 http://www.princeton.edu/WebMedia/lectures/ 在线收看。 8 50 年代在美国德克 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建筑系，由一群欧洲青年建筑学者组成的学术团体，对现代建筑教 育与学术体系的新探索更是具有冲击力。这段奋斗经历被誉为"德州骑警" （Texas Rangers），尽管他们的试验 并未能持续很长时间。然而，他们的贡献已经被后人广泛重视。从他们中的几位主要成员随后各自在建筑学术 界的影响就足可证 明其重要意义：如柯林罗（Colin Rowe）在"德州骑警"之后的岁月里，在美国数所建筑学术 单位停留，著述也甚多。受其影响的美国建筑界有不少人物成为当今美国建筑学术的中间力量，包括 "纽约五

的是几何（geometry）问题，训练强调过程（process）、可读（legibility）、阅读（reading） 三个方面，然而，这三者都对教师进行教学有利，易于产生评价和标准。 “投射性”的教学方法是什么？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质问我“如何教学生绿色圆点 9

（green dots）？” 。我从两个途径进行试验性的回应： 一是通过《Hunch》杂志第十一期上关于“绿色圆点”的文章； 二是通过我和约翰·麦克莫伦（John McMorrough）对俄亥俄州立大学卡尔顿建筑学院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The Knowlt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研究生一年级课程教学的改 革。 我 们 称 这 个 课 程 为 “ 懒 惰 和 散 漫 / 无 学 科 性 —— 建 筑 学 的 五 个 快 速 修 正 （ Lazy and Undisciplined –Five Quick Fixes of Architecture）”。我们试图从另一个层面上看待建筑学，什 么样的教学模式会成为这些另一种（投射性）设计的“九宫格问题”？换言之，如果几何的复 杂性源于“九宫格问题”，那么图案（graphics）的权宜之计（expediency）会源于怎样的一个 模型呢？ 十周课程被细分为五个作业： 一、“色彩（color）”，学生需要设计一种颜色并进行论证，然后制作一本相关的册子； 二、“拷贝（copy）”，关于 Photoshop 和拷贝，拷贝这一行为作为学科的工作先例，涉及 文字的拷贝、报纸拷贝和剧情写作； 三、“剪切（cut）”，关于空（void）的问题； 四、“边界（confine）”，关于最终设定形状（shape）的内力、外力设置； 五、“策展（curate）”，关于如何再组织材料。 所有这些作业的基础是认为建筑学是一种论证（argumentation），建立在论证和论点 （polemics）的基础之上。我们试图发展的能力不仅是让学生产生设计概念，更需要学生能够 在建筑学语境下论证这个概念。

2） “投 射 性 ”和 “后 批 判 性 ”的 差 异 和 “另 一 种 ”政 治 性 实 践

FL：你们为什么拒绝把自己置入“后批判”阵营？

人组"（New York 5）；赫伊斯利（Bernard Hoesli）回到瑞士联邦苏黎士高等工业大学建筑系（ETH-Z）。在 那里他建立了全新的一套现代建筑教学体系。经过多年的磨合推广，在全球受到广泛的 重视；另一位重要的 人物海杜克（J.Hedjuk）在其随后的学术生涯之中更是为美国的后现代建筑思潮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是一国际 影响巨大的人物。 9 “你如何教学生绿色圆点？”问题的回应在荷兰贝尔拉格学院（Berlage Institute）的《Hunch 11》杂志上有 具体文章阐述。索莫认为标识符号（logo）具有抽象的直接性，他常以 OMA 和布鲁斯·毛（Bruce Mau）合 作设计的 Downsview 公园项目中的“绿色圆点”作为范例（如图 2）。关于标识符号的具体讨论请见下文。

SW：“多普勒”一文中我们并没有认为“批判性”应该被完全扔掉。反而，我们认为批判本身创 造了一个丰富的基础，唯一的问题是“批判性”太自然而然了。批判方式的教学相对更容易， 因为教师教学生如何破坏对象。 我们从来没有自称过“后批判”。“批判性”破坏对象，但对我们的问题是在破坏之后提供了 什么？虽然有很多批判性建筑师确实提供了建设性的设计可能，但是我们的担心是大多数批判 性设计最终可能仅仅回顾（review）问题。

BS：“后批判”的称谓来自于批判阵营，该命名本身暗示了和“批判性”的延续关系。我们更愿意 使用另一个（不具有批判/反批判暗示的）词语“投射性”。 首先，辩论并不产生于“批判性”对抗“投射性”，而是“标准化（normative）”对抗“批判 性”，“投射性”作为在“标准化批判性”动态之外的另一种可能。事实上，通过把“投射”纳入“后 批判”，批判学派试图重新界定这一讨论，抗拒把“投射”作为另一种可能。

BS：投射本身具有很多种形式，你需要确定哪一种投射是要推广的。对我而言，新城市主义 （New Urbanism）是一种完全不值得推广的投射，也许太接近标准化的市场模式、标准化的风 格和品位文化（taste culture）。

SW：“新城市主义”在规范允许的运作范围之内确实提供了另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从标准 本身直接寻找答案的一种方式，这一方式的确奏效，但是并不形成具有质量的投射模型，因为 “新城市主义”本质上是通过风格化的回顾而不是前瞻的解决问题。

BS：“标准性”、“批判性”和“投射性”三者的分野也可以理解为对公众（public）或者听众 （audience）问题的不同操作策略。“标准性”力图巩固现有听众群体，“批判性”通过破坏所有 可能性而引发观众的自我认知（self-consciousness） 10、交换和孤立（alienation） 11，“投射性” 则发现/发明新听众。 建筑学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和角度进行剖析，比较直接的是美学角度和科学角度。但是，政 治角度也同样不可忽略。“投射性”从一个宏观角度思考建筑学的政治维度，抗衡美学（思考美 的问题）和科学（思考真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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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的，自觉的：作为个体或自己的存在、行动或思想意识到自己 【心理学】 孤立：个人与客观世界之间或个性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分离状态

当下的数字化建筑（digital architecture）讨论同时存在美学和科学两个方面——美学数字 化设计研究“畸形（monstrosity）”、美和丑的问题，科学的参数化（parametric）数字化设计研 究真实（的模拟）、超级功能化（super-functional）和技术统治论（technocratic）。然而，政 治化的数码建筑的缺席，一方面可以认为政治化的角度能够进一步打开探索的空间，或者当代 建筑学科的政治性还没有充分再现在媒体层面上。

FL：所谓的“投射性”是否可以被认为是建筑理论家希望介入实践市场的一种姿态？或者说通过 你们的“另一种”方式，理论家可以获得一个更广泛的活动区域何活动内容？

BS：理论和实践的分野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的讨论。这个分野从很多角度看来都不再 存 在 了 。 从 “ 理 论 对 抗 实 践 ” 的 观 点 到 “ 理 论 和 实 践 ” 的 转 化 首 先 来 自 于 设 计 研 究 （ design research）的出现，这个变化影响了许多学校的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和课程设置，比如美国哈佛 大学设计研究院、英国建筑联盟学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荷兰 贝尔拉格学院（Berlage Institute）、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等基本上已经把毕业 论文/毕业设计改为设计研究或者研究设计课。这一改革的思路是希望通过“研究”把“理论”推向 “实际”，而通过“理论”把“实践”推向“设计”，从而形成复合的设计研究，克服理论和实践这两 个高级定义（high definition）之间的冲突。 虽然设计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发展，但同样要警惕其当下的发展状况。现在，设计 研究常常坍塌为两个极端：一方面发展为纯粹的技能（technique），另一方面是纯粹的数据收 集。我依然认为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应该灌输进论证和论点，否则设计研究仅成为一种信仰—— 或是对材料、建造和计算机生成的热衷（即技术）；或是对一些极特殊区域记录、勘察的兴趣 （即数据收集）。 早期论文的模式是“理论对抗实践”，设计研究则相应作为后期批判阶段（After critical moment）的对应模式。现在所暴露出的缺点是：设计研究模式被制度化为一种技能，或是 （纯）技术，或是（纯）社会。两极之间只有非常有限的操作空间留给意识形态的、论证的另 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仅有非常有限的空间留给了我们所说的“投射性”。我们希望把世界理 解为塑性的而不是固定的。虽然设计研究在现阶段暴露出了两个极端不同的表象，但是反过来 说两者——技术生产的现实或者社会经济文化的现实——在某种程度是共谋。

BS：前几天我在一个讲座上介绍伊纳奇·阿巴罗斯，称他为最后一批“建筑师批评家（architect critic）”。虽然这一群体依然存在，但是作为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主流，正在迅速缩水。这

个群体围绕着《抵抗（Oppositions）》 12杂志和其他出版物，建筑师写其他建筑师和其他建筑 师的设计。在写作和设计交织三十多年之后，现在这两种实践被分离了和制度化了。设计侧变 得越来越被技术，通过技术寻找形式的动力；而写作则通过博士课程或学者研究进行，与杂志 密切关联，这个传统正是来自于普林斯顿。两种实践的明显分离使建筑师批评家的杂合特质缺 失，而分离成为专门博士/历史理论家和技术支配编程师。两者互相需要但却没有交集，产生 了两个阵营的奇怪结盟，做设计的不说话而说话的不做设计。因此就会需要迈克尔·斯皮克斯 （Michael Speaks）写作设计的机智13，因为在设计中已经不存在机智了。建筑师评论家所占据 的说和做“之间（in-between）”的位置正变得越来越小，即使他们的工作也许是矛盾地强有力 不熟练，他们的缺席仍然是对学科的损失。

3） 另 一 种 设 计 、 标 准 和 多 普 勒 的 发 展

FL：《多普勒》一文中有广泛的其他文化形式范例，但是除了你们自己的设计之外缺乏更多 的建筑案例。一方面我感兴趣于你们是否在 IntraCenter 之后还有新的尝试，另一方面是否有一 些更广泛范围内的“经典的投射建筑案例”？

SW：“经典的投射建筑案例”本身暗示了一种分类（法），也许应该称为“有效的投射建筑案例 （productive projective example）”。 多伦多港区设计就是一个后城市版本的合作模式14。我们（WW Architecture）和斯坦·艾伦 建筑事务所（Stan Allen Architects）合作，索莫也是成员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投射） 模型。（见图三）

BS：对“高度定义的经典实践”的定义（也就是你听到过的建筑实践）可以被分为两种模式的感 知（perception）：批判模式的感知和投射模式的感知。批判模式的感知就是艾森曼的圣地亚 哥文化之城项目（City of Culture of Galicia），我称之为“哇！－什么？（Wow-What）”设计， 12

《抵抗》（Oppositions）是纽约建筑与城市研究院（Institute for Architecture and Urban Studies）的学刊，现 已停刊。供稿者包括杂志的编辑彼德·艾森曼，肯尼斯·弗兰普敦（Kenneth Frampton），马里奥·冈德桑纳 斯（Mario Gandelsonas），安东尼·维德勒（Anthony Vidler），科特·福斯特（Kurt Forster），也包括许多 著名的理论家，建筑师和历史学家：阿道·罗西（Aldo Rossi），艾伦·科洪（Alan Colquhoun），里昂·克 利尔（Leon Krier），德尼斯·斯哥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莱 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玛丽·麦克利奥（Mary McLeod），拉菲尔·莫奈尔（Rafael Moneo），戴安 娜·阿格斯特（Diana Agrest），斯坦福·安德森（Stanford Anderson），琼·奥克曼（Joan Ockman），柯 林·罗，曼弗雷多·塔夫里等。 13 参见 迈克尔·斯皮克斯 著 凌琳 译 王群 校 《设计智慧与新经济》，《时代建筑》2007 年 7 月号。本文把 intelligence 译为“机智”，以和“智慧”（wisdom）区分。 14 项目信息可参见 www.wwarchitecture.com

你先被壮观（Spectacular）所震惊，然后形成一种让你挠头的批判迷惑和隔离，通过壮观获得 批判性。投射模式的感知案例是 OMA 的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我称之为“什么？－哇！（WhatWow）”设计，先是吃惊，然后产生一种新的愉悦形式和集体特征（collective identity）。投射 模式的感知关于如何在抽象标志（logo）周围形成新的观众，或者如何使用原先吃惊的而后来 获得一种可识别的形式与新观众一起形成新集体性（collectiveness）。（见图四） 这还涉及另一个问题：一个人喜欢什么样的设计？投射性设计的纲领（agenda）是什么？ 我对图案（graphics）和卡通（cartoon）的兴趣正是来自于它们所具有的松弛和散漫的设计纲 领。通过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约翰·海杜克（John Hedjuk）的工作，以及最近的 NeutelingsRiedijk 的工作，或者妹岛和世和 MVRDV 的 Higenhiland 项目作为另一种版本……从许多方面 我们都能够识别出类似的操作线索。

FL：如果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ks）推崇的是“图像符号”，即某物像某物。相对于“图像 符号（icon）”你为什么更倾向抽象的“标识符号（logo）”？

BS：图像符号的操作是确认现有的观众，因此我认为图像符号是一种标准化的操作尝试。团 状物（blob）是另一种操作模式，拒绝任何形式的图像性（imagibility），提供多中心，通过 形式质量进行编码。团状物的设计依然是希望你挠头并思考，这是我认为其具有批判性的一 面。商标（logo）是一种抽象的东西，看上去并不像任何其他的东西，不产生图像，且可以提 供产生新观众的可能。对我而言，图像符号、团状物和标识符号是建筑回应观众的不同类型。

SW：投射理论被误解为仅仅来自于市场。这是一个有趣的误解。耐克（Nike）的商标是标识 符号的一个经典成功案例，标志本身不是具体的图像而是一个抽象的形状，但是却可以被识 别，产生一种共识性和理解，市场的反应确认了这个商标在很多方面的成功。投射的一部分工 作就是为建筑言论（discourse）提供这一在商业市场上早已提供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我们 要商业化。

FL：《多普勒》发表以后，你们在最近五、六年里进行了怎样的推进？

SW ： 我 们 现 在 正 在 感 兴 趣 于 两 件 事 情 ： 一 是 塑 造 某 个 形 象 ， 它 应 该 是 非 再 现 的 （ nonrepresentational）但仍然能够提供某种程度的可读性。二是我们感兴趣那些具有系统性但仅存 在脆弱整体性的东西，换言之，是一种具有整体形式但却不僵化，且不可线形还原的事物。这 就是索莫所谓的“形状”的质量：形状可以被辨认，但是本身并不具象。如果一个形状被搁置在

某个地方，那么它开始看上去像什么东西，但是又不能完全确定，从而可以提供给观众相关的 共性，但又不是完全相同的认识。

BS：我们的工作是用不同方式打开经典，从而可以让投射在内的不同实践可能性置入其中。 在《形状的十二个要点（Twelve Points of Shape）》和《如何教绿点的五个要点（Five Points of How to Teach Green Dots)）》等文章中，我都试图关注设计线索的说明性（prescriptive）问 题，这些问题在彼德·艾森曼为首的批判学派中认为是没有标准的和没有选择的，而我认为所 有都是关于选择和决定。对我而言，最终的目标是如何实现一个更容易改变的新世界。在这个 阶段，作为凉媒介的图案和卡通式的设计实践要对抗几何的、高技的和热的媒介。

BS：在某一时刻，我们需要停止对情况进行诊断而摆出主张，让人们假定这就是我们所做的 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感兴趣于大卫·西基（Dave Hickey）对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 褒义评论——只需要“表明（demonstrate）”而不需要“宣布（declare）”，不需要进行很多 修饰性的讨论。沃霍尔的例子中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西基怎样理解如沃霍尔这样对大众文化 保持乐观态度的重要人物们被“批判计划”征用的问题：即把沃霍尔假设为大众文化的批判者 姿态。这种挪用的做法是因为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仅能通过这种方式理解和运用沃霍尔（作为批 判者）的方式，而不能接受如此重要的人物其实既不反讽也不悲观，而只是一个现实的热爱 者。 在这个后期批判或投射的时代，建筑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形成建筑的爱好者（fan） 基础，这也是我们对于观众问题兴趣所在。建筑学科尤其是建筑学院正在失去形成爱好者的能 力，而使建筑学成为一个学习到实践的简单途径。建筑学生并没有和其他流行文化形式（例如 音乐、戏剧等）学生一样的激情、迷恋和喜好。

FL：我们当然不能把学生对建筑师穿什么衣服的热衷认为是对建筑爱好，这是一种名人崇 拜。我好奇的是爱好如何能够成为产生新设计的生产力呢？

BS：电影界的一个例子是昆丁·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 15，在他自己的电影中重新激活 了以前的电影技能，并且剪切入自己的电影。换言之，他喜欢和热衷电影这种媒介的各个方面 并重新认可那些不为人知的和非经典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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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丁·塔伦蒂诺，美国导演，作品包括《杀死比尔》。

SW：这里可以回到开头的学科性问题。提出学科性本身的重要性并不是指要回归到经典的约 束之内，而是回到某些可以获得新发现/发明的地方。塔伦蒂诺的例子正是我们所希望学生做 的，也是许多好的建筑师所做的。这就是懒惰和缓和学科性的目的，“拷贝”就是这样——使用 现有结构，通过复制的方式产生一些对学科依然正确的新结果。

4） 多 普 勒 的 俄 狄 浦 斯 情 结 和 父 亲 的 问 题

FL：能否简单的概括你们怎么定位库哈斯和艾森曼的关系？

BS：《多普勒》一文中已经交待的十分清晰了。 亚 力 山 德 罗 · 左 拉 · 保 罗 （ Alejandro Zaera-Polo ） 16 曾 经 写 道 ： 库 哈 斯 感 兴 趣 于 权 力 （power）而不是控制（control），而艾森曼感兴趣于控制而不是权力。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 的差异。

FL：那么艾森曼的问题是什么？

BS：艾森曼的建筑标记（notation）和阅读最终依靠的是几何，几何需要通过线框（wire）进 行控制，转化为建筑就是框架（frame）和网格（grid）。因此，在住宅的尺度上，用结构进行 注解可以实现，但是随着项目规模越来越大，结构本身并不能承受注解的负重，从而只能使用 附加的一系列网格性注解，期望观者能够进行阅读。从这个层面上而言，标记成为了装饰 （ornament）。在艾森曼的设计中，使用结构对设计在某个尺度进行标记不再奏效，因此需要 另一个维度的再现层次覆盖在此之上（因此显得装饰），从而形成阅读的可能。我之所以认可 年轻一代的形式主义者（formalist，比如盖格·林恩 Greg Lynn，杰西·莱塞 Jesse Reiser，普 莱斯顿·斯哥特·科亨 Preston Scott Cohen）通向一个微观的组织系统避免这个问题。但是建 筑结构的几何性确实会引发装饰的设计，就像我们在杰西·莱塞17的工作中所看到的把结构作为 装饰的做法（见图五）。也许回到马克·威格利和其他解构主义者的想法，结构和装饰之间分 野的坍塌也许可以表明在整个数码一代的设计中，装饰是免费赠送的副产品。我并不认同真正 透明性存在的必要。对于装饰的讨论，我更感兴趣图案的饱和度或者装饰（decorative）作为 技巧而不是使其真实、自然或者建构化。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装饰的问题是一个比例尺度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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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德罗·左拉·保罗，FOA 建筑事务所合伙人，荷兰贝尔拉格学院院长。 杰西·莱塞，美国建筑师，普林斯顿大学副教授，纽约 Reiser+Umemoto 事务所合伙人，具体信息请参见 http://soa.princeton.edu/02fac/fac_frame.html?reiser.html 17

题或者几何的问题，而图案的问题则是一个权宜之计的尺寸而不是尺度，不是局部和整体关系 的问题。18

5） 生 产 力 和 中 国 语 境 FL：能谈谈你们去中国的亲身经历吗？19

BS：我非常好奇为什么中国对西方的兴趣是以一种怀旧的方式展开的。西方在六十年代末期 放弃的，现在都正被中国以更快和更巨大的方式实现着。这种怀旧可能是产生中国旅游热的局 部原因，去看那些在西方没有实现的现代主义乌托邦理想。 所有塔楼都具有混乱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各种个性都可以存在。每个建筑都像是具 有各种风格的巨大战利品被拼贴在一起，形成变化的超级个人主义（super-individualism）。

FL：你所形容的这种速度、意识形态和现状特征，在华裔澳大利亚建筑学者朱剑飞的文章 《批判的演化——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中被积极的认为是一种资源，可以使中国成为后批判的 动力输出国。这也是在中国引发“后批判”讨论的原因。似乎中国的建造生产力/设计生产力、 建造量/设计量、问题、政策/策略可以成为一种新建筑学的催化剂。你们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 的？

BS：“投射性”和“生产力（productivity）”之间存在差异。我不确定大量的城市发展到底是促使 投射性的产生还是减少投射的可能。很明显，两者的差异是讨论的误区之一，我们和迈克 尔·斯皮克斯（Michael Speaks）之间对这个问题具有分歧。我们不认为投射性应该是对商业市 场的盲目拥抱。因为我们反对的不是在标准化的商业（模式）和批判之间的选择。这是批判内 部的争论，因此如果要克服批判，你不能后退地认为市场可以决定事物发展。 我不确定极端的高生产力是否能够保证投射性。问题还是回到如何创造新的听众，而不是 如何破坏或者如何确认。所以应该用一种更细致的方式来阅读（中国）发生的情况，而不是盲 目的说中国是投射的或者中国是后批判的。我的确感兴趣于在这个语境下同时存在的混乱发展 和自上而下规划的结合。这是一个有趣的混合模型，在西方的大多数部分已经被废弃。所以， 西方是一个“既不……也不……”的状态，而中国是一个“既……又……”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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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曼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可参见《时代建筑》2007 年 11 月号中的《采访艾森曼》一文。 索莫和怀汀都参加了在同济大学举行 Holcim 会议

数量一定能够带来质量。在中国，那么多的发展项目，其中一定有对的模式。就像猴子打 字，一定有些内容是对的。这基本上是实时和实地的快速原型化。西方会创造各种不同的可能 性然后选择。而中国则不用选择，只需要把各种模式都建起来。而且，对细部的问题似乎也可 以通过恶劣的空气质量进行妥协，因为所有的细部都被模糊化了。所以最后剩下的是形状 （shape），这正是我感兴趣的内容。坏设计加上坏天气等于有趣的建筑可能性。灰色空气的 图像就像薄纱一样，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效果，所有的细部都被掩蔽了。

FL：在中国可以看到你的观点的另一个版本。通过媒体（杂志、书、电视、电影等），你可 以得到不同的中国版本，能否比较一下你亲眼看到的版本和你阅读到的版本之间的区别？比如 最近的《VOLUME》杂志就有一期关于中国的专辑。

BS：我不读《VOLUME》。每份出版物都选择他们自己需要的，然后完全错误的进行再现 （representation）——或者是一种进步的符号，或者是让人再也没有兴趣的奇怪的、退缩的实 践。 在中国，我被亲眼看到的西方性（westerness）和其他性（alienness）所震惊。城市中的每 一个部分都试图让另一部分震惊，而另一方面又是完全标准化——同样的商标、同样的风格。 （不是本土性，而是）难以预料的标准化的文化实践让我觉得具有排它性。这些东西都只是身 体，而没有内在，很多空间都是闲置的。同样，人作为信息图案同样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 你没有技术，那么就用大量的人力完成工作。

FL：你对中国的片断化阅读就像我们对《多普勒》的阅读一样，充满了“再现”、“挪用” 和“编辑”。我希望两位也不介意我对这次对话的复制、粘贴，从而使其对当下的中国建筑相 关讨论具有批判性和手段性。谢谢两位。

（感谢《时代建筑》杂志社的彭怒女士的督促和鼓励，以及北京非常建筑设计研究所的仇玉暌 先生对本文的指正。）

作 者 单 位 ：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 作 者 简 介 ：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教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硕士，《时代建筑》杂志 兼职编辑 收 稿 日 期 ： 2007 年 12 月 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