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先生和“利他社” 冯子源 引子 铁链捆缚金世球，人类无形已被囚。 我生世界有何用，要为同胞争自由。 拚命流血求解放，一往直前不回头。 重层压迫均推倒，要使平等现五洲。 这是著名民主人士、爱国将领冯玉祥于 1926 年 10 月 16 日写的《述志》诗。60 余年后的今 天，重温冯先生语句朴实、激情充沛的诗句，使人更加缅怀冯先生救国利民、英勇奋斗的一 生。正如周恩来在“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一文中所称颂的。“自滦州起义，中经反对帝制， 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持御侮，在表现 出先生的革命精神。其中，尤以杀李彦青，赶走溥仪，骂汪精卫，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 力联苏，更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这正是先生的伟大处，这正是先生的成功处”。 冯玉祥在抗日战争期间，奔走呼号，唇焦舌敝，为唤起民众，坚持长期抗战，团结爱国 民主人士，反对专制独裁，抨击时弊，培育进步青年，诸般业绩，于国家民族贡献尤多。今 仅将我所知冯先生组织“利他社”从事爱国民主活动的一些事迹，奉献于读者诸君。 一、“利他社”的产生 1941 年初，国民党当局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 断然拒绝顽固派的攻击和诬蔑，重整新四军；另一方面又顾全大局，坚持抗战主张，继续与 国民党人合作。这时隐居峨眉山的冯玉祥先生，坚决支持中共的正确主张。他愤然下山，针 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倒行逆施，力主唤起民众，联合爱国民主人士、知识界人士和民族工 商业者，组织广泛的爱国民主抗日统一战线，以坚持长期抗日，反对投降和分裂。 我当时在重庆瑞华玻璃厂任经理，并担任了迁川工厂联合会和国货厂商联合会的理事， 通过迁川工厂联合会总干事沈天灵(民盟成员，冯先生随从秘书)的介绍，结识了冯玉祥先生。 之后不久，大约是 1942 年的春天，冯先生鉴于形势发展需要，经常让沈天灵邀请一些迁川工 厂联合会和国货厂商联合会中的爱国人士到他官邸吃便饭，我也是经常在座的一个。利用吃 饭的机会，冯玉祥一方面了解一些在抗战期间，如何惨淡经营，坚持办好民族工业的情况； 一方面积极鼓励我们克服困难，共渡时艰，支援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每次便饭，著名教育 家陶行知先生必到。后来，冯先生还同陶先生去参观了 20 多个工厂，一一垂询经营业务情况。 为了进一步加强团结，扩大影响，有次饭后，冯先生特别授意沈天灵，可否以迁川工厂联合 会和国货厂商联合会成员为基础，专门组织一个“聚餐会”。当沈就此向大家征求意见时，众 人都欣然同意。当即推选沈天灵为总干事，负责日常事务工作，并一致推崇冯先生为当然主 持人。大家商议既然“聚餐会”是个组织，总得有个名称。冯先生说，北伐战争时，我曾经组 织过一个“利他社”，这“利他”二字是互相帮助的意思。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支援抗战，利“大 他”，就是利国家。于是大家同意就定名为“利他聚餐会”，又名“利他社”。大家还商议决定： 社员不缴纳会费，亦不筹设基金，聚餐费用都由社员自理。社址设在重庆毛吟槎牧师主持的 基督教社交会堂内。此外，还由冯先生亲自作词，陈仁炳谱曲，作了一首利他社的社歌(可 惜歌词现已记不清了)。 利他社成立之初，只有 20 余名社员，随着大家互相介绍，发展到 500 余人之多。主要来 自工商、教育、艺术、医药卫生、宗教各界，而以工商界为主。最早参加的人士有陶行知、 李公朴、卢绪章、孟宪章、马侣贤、方与严、酆云鹤、陶晓光、臧其吉、刘国钧、陆绍云、 颜耀秋、冯子源、陈丰镐、陈祖光、黄次咸、佘绍、许士骐、刘汉堃、查济民、顾执中、罗 远炎、黄凉尘、樊陶斋，毛吟槎等。 利他社以间周聚餐一次的方式，进行一些爱国民主宣传活动。每次聚餐都邀请一些知名 爱国民主人士莅临讲演，先后有陶行知、郭沫若、邓初民、屈武、王芸生、刘王立明等。内 容主要是宣讲抗日形势和持久抗战必胜的道理等。冯先生总是命其副官随带纸张笔墨和他的 印章，随时为一些社员题词作诗。他鼓励大家要互助团结，一致抗日。他还经常说：“古不 如今，旧不如新，你们要新而又新”。每遇“利他社”成员反映有不合情理的事情时，他就让 副官记下来，并在短期内设法帮助解决。 冯先生对“利他聚餐会”非常重视；每会必准时到，到后必演讲某一专题。内容都是有针 对性地阐明形势，鼓励大家团结起来，支援抗战，坚信抗战必胜。他的讲演从古论今，旁征 博引，雄辩铿锵，有的放矢，幽默诙谐，妙趣横生，深受大家欢迎。有时冯先生也讲一些做 人的道理，他经常说：“人不只是光为自己而活着，要为社会做些好事，有利于国家和人民， 才不愧傲一辈子人，也才有点人生的意义。所谓„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就是这个道理”。 这对激励社员们树立民族气节，反对投降卖国，反对分裂倒退，也起了积极作用。 二、倡导民主运动反对专制独裁 1944 年，郭沫若访苏归来，国民党正大肆进行反苏宣传，不让他有向国内人民汇报访苏
经过的机会。而冯玉祥却特别邀请郭沫若到宝元渝(即宝元通公司前身)为“利他社”社员进行 演讲。郭先生详细地介绍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挫败德国法西斯的英雄业绩和恢复经 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并对国民党的反苏宣传作了有力的驳斥。使利他社成员不仅明辨是非， 了解苏联的真实情况，而且认识到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及其人民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 马寅初是我国蜚声中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在抗战时期任重庆大学校长。他忧国忧民，大 义凛然，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集团搜刮民财、贪污中饱、鱼肉百姓的行径，在多次集会上作 了无情的揭露。当时重庆《大公报》以“专家作狮子吼”的特大字标题，披露了马先生的坦率 讲话。从而触怒了国民党当权者，蒋介石密令特务将他关进了贵州息烽集中营。这一镇压行 动不仅没有压垮“铁肩担道义”的马寅初，反而激起了各界人士的强烈抗议，在全国范围掀起 了波澜壮阔的民主爱国运动新高潮，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非议。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 国民党当局才不得不释放了马寅初。冯玉祥对此事十分关注。在马寅初返回重庆不久，冯玉 祥就邀请他到青年会为“利他社”社员作演讲。马寅初在会上严正控诉了他本人所受到的政治 迫害，慷慨激昂和声色俱厉地谴责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压制民主的滔天罪行。在座的利他 社社员无不义愤填膺，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民主教育。 1946 年，重庆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为庆祝当年政治协商会议所取得的胜利，在重庆较场日 隆重集会。国民党反动当局竟派遣大批特务捣乱会场，对主席台上就座的各界知名人士也大 打出手。除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和陶行知没有被打外，其余如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章乃 器等都受了不同程度的殴伤。事件发生后，冯玉祥立即叫沈天灵通知我们，召开了一个“利 他社”的紧急会议。冯玉祥向社员们报告了“较场口事件”的真实情况和严重影响。大家听后 都非常气愤，纷纷发言谴责国民党当局压制民主、迫害进步人士的罪行。一致通过决议，立 即对受害者进行慰问。并推选社员唐亚伍、承烈武、冯子源、陶晓光、万芸、陈丰镐、沈天 灵等为代表，买了鲜花、水果等，分别到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章乃器等人士的住处进 行了慰问。 冯玉祥对此事件极为震怒，斥责蒋介石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还写下脍炙人口的“较 场口”诗，公开把蒋介石比作段祺瑞。并偕同利他社副理事长杨亚西等，去较场口附近袁中 周医师楼上，由他的秘书把原部下、青帮头子张树声叫来，责问较场口事件的肇事者是哪些 人。张答马上查明汇报。 在冯玉祥的领导下，利他社除了加强和扩大列爱国民主进步人士的密切联络和交往外， 还通过秘书王梓木(中共党员)、周懋凡，赵力钧和中共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保持频繁的接触， 从而不断了解到解放区的情况和抗战前线的形势。 1945 年 8 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歼灭了日本关东军，摧毁了伪满政权，帮助我国收复 了失地。对盟国的真诚相助，国民党当权者不但不感谢，反而恩将仇报，大肆进行反苏宣传， 恶意造谣中伤，说什么：苏军在东北烧杀掳掠，抢劫物资，并散布斯大林“去世”的消息等等， 在重庆制造反苏仇苏气氛。为了澄清事实真象，利他社决定邀请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到社演 讲。为此，冯先生亲笔写了介绍信，派沈天灵前往洽谈。沈去后，周恩来正在开会，即由邓 颖超亲自接待。邓十分热情地说：“恩来这几天实在太忙，无法脱身。对于你们的邀请，我 们一定接受。如恩来不能去，我们就另派人去，反正我们一定要派人的。” 几天后，中共驻重庆的另一负责人王若飞即应邀来到利他社演讲。他介绍了苏联红军击 败关东军的经过，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赞扬了苏联对我国抗战的有力支持。并详尽地介 绍了苏军在东北的一切行动，有力地回击了反动派的无耻谰言。王的演讲，生动而富有鼓动 力，严正而有说服力，幽默而具有战斗力，博得了听众的热烈掌声。当天重庆基督教青年会 的会堂上挤得水泄不通，听众除了利他社的全体成员外，还有风闻而至的群众约 300 余人。 三、发动捐献支援抗战 抗战期中，冯玉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为了动员全民支援对日抗战， 不辞辛劳地走遍四川各地，进行抗日爱国的宣传，发动节约献金救国运动。他在“利他聚餐 会”上，常常晓喻全体社员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做到带头长期捐献救国，直到 抗日战争胜利为止。他说：“大家应该懂得„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皮之不存，毛将 焉附‟的道理”。有时还吟诵他在 1937 年抗战开始时所写《献身》这首诗给大家听： 献身给国家，不怕刀枪砍和杀! 献身给民族，情愿粉身与碎骨! 民族生存，我方生存； 我身虽死，换得民族永存。 国家自由，我方自由； 我身虽死，换得国家自由。 社员们在冯将军的爱国精神感召下，都积极踊跃地自愿捐献。 1945 年，在庆祝抗战胜利的一次聚餐会上，沈天灵和我分别汇报了几年来“利他社”的工 作和为救国长期捐献的情况。冯先生频频点头作了肯定。特邀来宾李济深还兴致勃勃地在会 上发言赞扬说：“利他社的全体同仁能长期不断地捐献，而且坚持到抗战胜利为止，这充分 表现了大家抗日爱国的赤胆忠心，也表现了抗战到底的民族自尊心，使我深深敬佩。”就是 在这次会上“利他聚餐会”正式定名为利他社，推选冯玉祥为名誉会长，义林医院院长李义铭 为理事长，设两位副理事长，由我(冯子源)和陈锡章担任。由于社员人数增加到 5100 余人，
又增加杨亚西、李耀先为副理事长。 四，支持办学为国育才 抗战时期，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迎着反动派的种种打击，突破重重困难，在重庆北碚创办 了一所新型的“育才学校”，收容抗日前线流亡来川的孤儿、难童和沦陷区来的部分学生进行 培育。这些在日军铁蹄下逃出来的孩子，恨大仇深，抗日爱国的思想深深地铭刻在他们心里。 陶行知先生像园丁一样，含辛茹苦，决心把这些民族的幼苗，精心培育成国家民族的栋梁之 材。 冯玉祥则是育才学校的有力支持者。他常说：“陶先生办学才是真正的办学，我们应竭 力支持他。”他不止一次地到育才学校视察，了解该校的发展情况，帮助克服遇到的困难。 在利他聚餐会上，冯玉祥号召利他社成员，对育才学校积极募捐支持。社员们予以响应，作 了几次募捐和实物支援。然而由于法币贬值，物价狂涨，育才学校经费十分困难，几频断炊。 针对这一情况，我提出了改变募捐的办法，即按学生人头由社员们分别向有关企业和个人进 行劝募，请其担负一个或两个抗日流浪儿童的生活费用，并且每月根据报上公布的物价指数， 由学校派人去收款。这样就暂时稳定了学生的生活。陶行知十分感激地说：“这个建议，帮 了大忙，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并立即聘我为育才学校的校董。 陶行知十分钦佩那位筚路蓝缕艰辛办“义学”的武训。他对冯先生提倡的“利他”精神甚为 赞赏，认为武训的行动就是利他精神的充分体现。他说：武训为了“利他”，便不计自己贫苦， 不顾自己屈辱，不惜自己牺牲，不顾自己得失，那怕千辛万苦也不能动摇办学的坚强意志， 很值得我们佩服和学习。陶行知还在育才学校设立了由冯玉祥题写的“利他堂”，组织了“利 他工学团”。 陶行知本人是一个“利他”精神的典范。在学校经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生活十分清苦， 但坚持办学不辍。他在“利他聚餐会”上讲了国家要富强，必须兴办教育事业的道理。利他社 的成员，深为陶先生致力刻苦办学的精神所感动。在冯玉祥的关怀动员下，社员自动筹集了 部分经费来维持陶先生起码的生活水准。我和沈天灵曾到广大药房买一些滋补药品，准备送 给陶先生。药房的总经理卢绪章一听说是送给陶行知的，满腔热情，大力支持。当时就按我 们原来开出的药方剂量多配给一倍。卢说：“这些补药就作为我赠给陶先生的。”后来我们才 知道，这位卢经理乃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支持陶先生的正义事业的。 育才学校新的办学学风，很快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赞助。特别是该校师生走向街头， 以新鲜活泼的演讲、歌咏、话剧等形式，宣传抗日爱国的思想，对于唤起民众，坚持长期抗 战，引起了良好的反响。因而也受到反动当局的种种迫害。他们唆使北碚地区的恶霸、地痞 到学校捣乱，砸毁校牌；教育部的督学还亲自出马到学校诱劝陶行知知难而退，被先生严词 拒绝。 当冯玉祥获悉有人在育才学校捣乱时，他立即亲自赶至该校，命令副官把当地的“头面 人物”、恶棍、地头蛇等叫来，当面训斥，并警告国民党特务，如果继续制造事端，妨碍办 学，一定严惩不贷。这样终于顶住了各种压力，使育才学校能正常开展教学工作。 育才学校独树一帜的办学精神，在教育界中深受赞许。冯先生和“利他社”不仅大力支持 这所学校，而且经过许多努力，又支持我们在重庆江北石船场创办了另一所“育仁中学”。 这所学校是怎样诞生的呢? 原来江北石船场小学老校长李扬徽和新校长涂兆兴(中共地下党员)、教师颜成志(中共 地下党员)鉴于农村的贫苦孩子在小学毕业后，无力进城升学，遂想在当地办一中学。可是 议论了几年，苦于经费无着，只有望洋兴叹。后来，他们了解到我为育才学校募捐并被聘为 校董的情况，就推颜成志老师来找我，希望我出来支持，把这所中学办起来，造福桑梓的后 代子孙。我想到农村贫苦子弟要想进城上中学，经济上确实很困难，对此自己也是有切身体 会的。为他们就近办学，既是为国家民族培育人才，也是实行冯先生倡导的“利他”精神的具 体行动。自己经济实力虽有限，但还有一些社会关系，可以借社会力量来办。于是我就答应 下来，并立即去向冯玉祥作了汇报，请他出面支持担任董事长。冯先生欣然表示同意。石船 场李杨徽、涂兆兴、颜成志三位闻讯后，又专程赶来重庆，由我陪同他们代表石船场父老， 感谢冯先生对教育事业的关怀和支持。并请冯为这所中学命名。冯先生爽快地说：“就叫„育 人中学，吧!办成育才中学的姊妹校好不好?”大家齐声称好。 后来，冯先生又把“育人”改为“育仁”，意即以育人之心，达到“仁”的标准。并亲笔题了 “江北县私立育仁中学”的校牌，还题了“育仁中学募捐册”七个字，我们用木刻印下来贴子募 捐册封面。 我去向陶先生转达冯先生的意见：“把育仁中学办成育才学校的姊妹校。”陶先生当即表 示说：“欢迎、欢迎”我提出“育仁”的一切，要请陶先生来安排，指导。陶说：“你放心好了， 一切我来负责办理。” 后来颜成志来告诉我，育才学校教务主任方与严(中共地下党员)对“育仁”非常关心，是 陶先生让他来帮助“育仁”的。1947 年，政治风声很紧，颜成志来信说，方与严急需去沪，但 没有路费。我赠送了船票和一笔现金，以助成行，借以表示对他关心“育仁”的感谢。方在解 放后曾任教育部普教司司长。 冯先生为政清廉，向无产业，他又如何来支持办学呢?在一次“利他聚餐会”上，冯先生
说：“子源家乡要办一所中学，他要为社会办一好事，请你们大家都来支持他，这就是„利他‟ 精神的具体表现嘛!他们还请我当董事长呢。”话音刚落就响起了赞成的热烈掌声。社员们纷 纷认捐，并立即推选代表，会后分头进行登记和向外募捐。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募到的捐 款就达 400 余万元。不久，我做了一笔生意，获利 75 万元，即全部捐出。石船场的父老也募 集了 50 多万元。基本上保证了建校之用。 陶行知为育仁中学介绍的校长范道棻(民盟成员)，教师胡世铭、雷雨田、梁治平(均系 地下党员)等几人到校后，因太虚寺校址的房屋修建工程尚未竣工，即由积极提议创办中学 的小学校长涂兆兴，将小学宽裕的房屋和部分设备借了出来，先招两班学生。这样，育仁中 学终于按照育才学校的办学精神正式开学了。但以后同样遭到了育才学校所遭受的阻挠和打 击，在那黑暗的年代，要为人民办点好事，当然是避免不了的。 1945 年，育仁中学成立校董会，推选教师雷雨田兼任秘书长。由于雷是中共地下党在育 仁的支部书记，他们的活动受到当地反动乡长李天鹏的监视。到 1947 年，蒋介石下令禁止中 共和民盟活动时，李天鹏即向县教育局控告说育仁中学里有共产党在活动。县府便指令将育 仁的校长、教师全部撤换，另派校长来接办。解放后，据雷雨田讲，当时，是他的上级指示 要把育仁中学作为地下党活动的基地，曾经掩护过 20 多个共产党员进行地下斗争。解放初， “育仁”即由人民政府接管，改为江北县立第二中学。 在陶行知、冯玉祥的亲自主办和有力支持下，育才和育仁两校，都培养了一批品学兼优 的青年，后来成长为国家和民族有用之材。 五、利他社的尾声 日本投降后不久，冯玉祥将随同国民政府迁还南京时，和他社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欢送晚 会，并共庆抗战胜利。第二天，在重庆市中区主要街道上贴满了“欢送抗日爱国将军冯玉祥 先生回京”的大幅标语。送行人群中除利他社成员外，还有仰慕他的一大批社会人士和群众， 共约 5000 余人。沿途人声喧腾，鞭炮齐鸣。送行队伍从上清寺康庄出发，跟随着冯先生同夫 人李德全等所乘的汽车，缓缓前进，一直送到朝天门码头上船。情绪之热烈，是当时重庆从 来没有过的。继后利他社社员的工厂有大部分都搬回上海，南京等地恢复生产。因此，利他 社也就按成员分布地分别成立了上海、南京、常州、重庆等几个分社，继续进行有益的活动。 1946 年，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次年正在美国考察的冯玉祥先生发表演 说，声讨蒋的反动罪行，指责蒋是“小袁世凯”。 1948 年，在上海的沈天灵通过民盟秘书长周新民介绍，去香港会见中共方面的许涤新， 沈根据当时的形势，要求通过利他社这一组织，鼓励社员们不要搬迁工厂企业，作好保护工 作；并收集有关情报资料，掩护中共地下组织，准备迎接上海解放。 1949 年秋，上海解放后，利他社立即通电拥护人民政府，拥护中共的领导。并致函冯玉 祥夫人李德全，希望她出来领导利他社。李回信说：“现在解放了，在毛主席领导下，冯先 生生前的愿望已实现了。我们大家就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好工作，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新中国吧！” 利他社随即解散，后来不少社员参加了民主党派，在不同盼工作岗位上，继续发挥“利 他”精神，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斗转星移，敬爱的冯玉祥先生离开我们已经 40 余年了。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的政治家胸怀和爱国爱民的大将风度，至今仍深深铭刻在我们的心中。在冯先生的领 导和教育下，利他社同仁为扰日救国利民和争取人民民主而团结战斗，做了一些虽属平凡， 却是很有意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