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与文化 by Bin Xia

教会与文化 Church and Culture Tim Keller 提示：这是最近完成的文章，视野范围是美国的文化。我清楚地意识到英国和欧洲同美国之间有着相同与不同之处。我写出来是基于 a) 全球化意味着美国教会的许多运动和冲突已经影响到其他地方的教会了， b) 有想法的读者可以从任何的案例中看到很多可传递的概念。文化之战在今天的福音派群体中，没有哪一个议题的分歧比“基督徒应该如何与我们更广范围的文化相联系”更大的了。传统上，福音派对于文化的态度是漠不关心。这个世界被认为终要烧毁的，所以重要的是尽可能地带人信主。如果我们做好这方面，社会就会被“万众一心”改变。仍然有许多教会和基督徒持一种“敬虔主义”（peitistic）的立场。然而，自上一代人开始，美国社会开始发生变化。态度和道德价值上的革命意味着很多基督徒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严重的“落伍”了。许多基督徒深感要作出回应，因此，除了传统的敬虔主义的态度，还出现了其他三种对基督教与文化关系的看法。第一类，我称之为“保守行动派保守行动派”（conservative activists），认为当今主要的问题是绝对道德观念的缺失。他们认为基督徒和文化靠得太近，以致不再相信绝对真理了。这种看法鼓励年轻人恢复基督徒的世界观，并占领文化经济的至高点。他们期待一种保守的“精英体制的远征”，就像60年代那批年轻的激进分子在过去30年里做成的事情。围绕着堕胎、同性婚姻、父亲角色、禁酒等议题，这个群体也倾注了大量精力在政治活动和草根的社会运动上。作为对这类运动的回应，另一类群体强调我们的主要问题恰好相反：他们认为教会过分地从我们的世界中撤退了。这个群体我称之为“关切福音派关切福音派”（evangelical relevants），他们抱怨基督徒被看成是怀有敌意和定罪意图，并且说的话都是一般人听不懂的。这种看法认为，我们的社会认为基督徒只关心自己群体的增长，而对世界的疾苦置身事外。这种模式中，教会深刻地认同大众的表面需求，而不是抨击绝对道德的丧失。基督徒要用服事对抗社会的不公和不义，将爱和真理实实在在地表现出来。第三类看法的声音在过去十五年里尤其突出，我称这个群体为“文化对抗派文化对抗派”（counter-culturalist），他们认为当今的主要问题是教会一直努力将世界改变得像教会。他们强调这是一个“基督化的错误”，而唯一的结果只能是教会变得跟世界一样。试图占领精英阶层（如保守行动派）的做法只会导致教会变成另一个权力掮客；而通过努力满足大众的表面需求赢得他们（如关切福音派）只能让教会变成另一处消费主义的商场。这种看法认为教会需要随基督“去到城外”1，关照那些贫穷者和边缘群体。这需要有厚重丰富的仪式和敬拜，将基督徒塑造为新的群体；单单将教会做好，成为世人面前的见证，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群体。基督徒肯定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从事世俗职业，但在这些呼召中，基督徒要表现出良好公民的样式，成为其他人的好邻舍，他们根本就不应去“转化文化”。四类群体就像构造板块一样相互碰撞，持续地带来大大小小的喷发和地震。他们都要求教会做不同地事情，并且经常相互攻击。他们的观点和行动也让没有主见的观察者们十分困惑。评价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如果从“三万英尺”的高空俯看，这四个“板块”是相互补充的。缺乏振奋人心的、有果效的布道是一个主要问题吗？当然是。福音派在美国社会影响的最高峰是在19世纪30年代，经过一系列强有力的奋兴，教会的人数和活力都大大增长了。在文化经济的很多领域中基督徒缺乏代表是一个重要问题吗？绝对是。在视觉艺术、文学、诗歌、戏剧、舞蹈、哲学、法学、学术智库、主要的研究型大学、意见领袖类杂志和期刊、高端记者、大多数主要的基金会、公共电视、电影、高端广告机构中，极少有或根本没有突出的基督徒的声音。除了一些个人之外──他们只是形单影只的个体，没有形成可以相互支持、鼓励和塑造的密集社会网络。福音派教会作为亚文化群体存在，不能用大多数美国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宣讲福音，并被看作是只关注加强自己的力量、而不关心共同利益的群体是一个主要问题吗？诚然是。早期的基督教主教们在罗马帝国中通常被看作是贫穷的和弱势的群体，尽管只是少数派宗教的一部分，但最终他们被视为有权柄起来为当地整个社区代言的角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关顾贫穷者和弱者最终成为教会带来文化上影响的主要

原因。如果教会没有被看作是边缘化的群体，教会自己也会将自己边缘化，这就是神的（诗意的）公义。基督徒群体的浅薄是问题的主要部分吗？当福音派基督徒不再饮酒，但和所有人一样，也崇尚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追求物质主义，陷入权力追逐的时候就是问题了。确定的是，这还是一个很庞大的问题。文化对抗派在批评福音派的肤浅和文化同化时可是振振有词的。在我们的教会同文化的关系这个问题上，这些群体中的每一份子都关联了一个关键的且不可替代的部分。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可是，哪怕对他们所有核心观点的描述不那么精确，在策略与实践上，这几个群体之间可谓泾渭分明，甚至以邻为壑。敬虔派、文化对抗派和保守行动派都认为“处境化”是非常糟糕的，但关切福音派却相信 “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是关键。敬虔派和保守行动派不只是投票给共和党，并且还要质问任何不投给共和党之人的属灵状况。敬虔派和关切福音派欣赏教会成长类的作品，而其他派则对此避之不及。关切福音派和文化对抗派对于社会公义给予主要的强调，而其他两派认为这是“社会福音”甚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投降。敬虔派和文化对抗派对于文化上任何积极的改变都极其悲观，而保守行动派和关切福音派则满怀希望，他们的筹款材料正是基于他们能够改变现状的承诺。从一个很高的角度看，他们主要的观点似乎是互为补充的，可为什么他们之间激烈地争吵甚至彼此敌视呢？ 1. 对自我看法的不平衡。对自我看法的不平衡。所有异议的首要原因是每一个群体更多是在回应其他基督徒群体，而不是回应文化。他们不是针对世界来形成自己的事工立场，而是与其他观点对抗来定义自己：他们是和其他那些基督徒不同的。由于他们这种定义方式，他们夸大了其他群体看法的的不平衡性；而由于这种夸大，他们也蒙蔽了自己。保守行动派倾向于把对社会公义的强调看作是“社会福音”，因而他们就不必在此方面投入了，但那正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几乎不去关注如何支持边缘群体，以至于当他们努力将基督徒的世界观带到公共领域时遇到极大的抵挡，并且还被看作是“神权体制”（theocracy）和“法西斯主义”。敬虔派对那些谈论“处境化”的人十分不屑，老派的福音才合他们的胃口。可那是因为他们害怕花时间去深入地倾听文化，他们最后总是用福音来回答大众并没有提出的问题。处境化并非要给大众想听的答案，而是对他们实际提出的问题给出合乎圣经的答案（或许是他们并不愿意听的）。讽刺的是，对于处境化的恐惧意味着这个群体时常在他们认为的至善（summum bonum）──传福音──上也是没有果效的，特别是对我们社会中非传统的群体时。关切福音派则对保守派和文化对抗派对于教义、传统和礼仪的强调不以为然。他们一味强调“现代的敬拜”，但令他们惊讶的是，他们发现很多年轻人渴望的只是一种臆想中与过去无关的形式。文化对抗派对于其他群体的反应也是过激的。他们常常断言所有的政治活动只是权力游戏，是试图将世界变得像教会的“基督化”错误。可是，禁止堕胎的运动只是权力游戏吗？而那诚然是一场政治运动。那些说“我们永远不能改变文化”的人只是一种过激反应。没有人可以中立地活在世界上。文化就是我们将我们真正敬拜的活出来，而每个人都在敬拜一些东西。我们在世界上工作生活，不将我们的信仰在工作中束之高阁，就会转化文化。 2. 对于圣经情节主线认识的不充分。对于圣经情节主线认识的不充分。卡森（Don Carson）的新书《再思基督与文化》（Christ and Culture Revisited, Eerdmans, 2008）检视了历史上和当下基督徒关于文化的对策。卡森权衡了所有的模式，也发现每一种都是化约式（reductionistic）的──将某一方面的强调置于独一的中心地位，而对其他群体的看法完全封闭。而他对于这种现象的原因所下的诊断是每种方法都不完全合乎圣经。圣经叙事的线索是──创造、堕落、救赎和恢复。敬虔派十分强调救赎（当然也有重要性），却忽视了发展物质受造界的美善。保守派盼望基督的国度却又过于得胜主义，对于圣经中救赎的十字架认识不深刻──救赎是透过服事、受苦和失去得来的。关切派有时对处境化的过分强调使他们被蒙蔽，对人性过分乐观，导致对于人类文化顽梗与黑暗的幼稚看法。讽刺的是，文化对抗派对于文化进步过分悲观，以至于他们对罪和恩典作用的看法都很不成熟。在不信者中持续的罪意味着教会永远无法达到正确信仰中

的美好与出众的地步；而在信徒中的普遍恩典则意味着世界也不会落入到错误信仰会造成的那般糟糕的局面。因此，在教会和世界之间的区别并不像文化对抗派所强调那么大。一些文化对抗派在创造和普遍恩典的教义上也很薄弱。卡森的结论是每一种看法都是代表一个综合的完整看法中可能强调的某方面。一些基督徒生活在集权主义统治下和传统文化当中，而另一些则生活在民主社会与后现代文化中。他们的优先考虑和对策毫无疑问地会有所不同。圣经对于基督教与文化的教训是非常丰富的，对每一世纪和每一种文化里的基督徒都有界限和自由，给出最适合他们情况的方式。 3. 对于我们当今文化现状的不当理解。对于我们当今文化现状的不当理解。然而，简单地将这些看法拼凑在一起是不够的。其中没有一种看法足够深入，并直面当今两个重要的文化现实。结果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归化或“服从”了这个世界。信仰的多元主义信仰的多元主义是首要的文化现实。某种意义上说，罗马曾经也是一个多元主义的城市，因为很多民族的人居住在其间。但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一个多元的文化，因为公共生活领域所有的重要象征都指向了异教的神祗。艺术、政府、学术、公民社会都是建基在这些神灵崇拜上的。直到最近，所有的社会都还有一套全面的的宗教信念（或反宗教信念，就像在共产主义俄国和中国那样）是属于“官方的”。但今天没有一个群体将自己的信念视为我们文化结构中所有领域的代表性反映。“全面的”宗教信仰被严格限制在私人领域，而在公共生活中没有一席之地。每个人都是不快的，都感到他/她的看法处于攻击之下。无神论者很在意“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成为所有人的公共话语，以及无神论者从来没有被选上担任公职。而基督徒却被告知他们不可在公共政策辩论中将他们宗教的价值带出来，因为那是将“你的信仰强加于他人”。我们的文化设想将每个人的信仰限制在他们的私人领域就可以带来和平，而在公共谈话中只能用理性的辩论和陈述。敬虔派和文化对抗派在这一点上是向当今的文化投降了。敬虔派明明地忘记了还有基督徒世界观这回事，他们终究认为基督教主要还是关于心灵的。已死的欧洲国家教会的溃败萦绕在文化对抗派心头，他们强调基督徒不应该试图将世界改造得如教会一样。最终，这两派所做的正是今天的主导文化希望他们去做的──将他们的信仰在公共生活中封存起来。基督徒进而变成一个“言语共同体”（linguistic community），只是在内部有连贯的交谈，而放弃了将福音用整个社会可以理解的语言传递出来的责任，也拒绝了不只是在崇拜活动中，也在文化中所有深入的领域作光作盐的职分。语言的空洞语言的空洞是第二个当今重要的文化现实。当代的文化最推崇怀疑，并极力否认语言、真理陈述和现实之间有任何真实的联系。这类观点就如“语言的意思只存在于我表述的当时”、没有固定的参照系、每件事都是关于诠释的。这不单意味着我们在干细胞研究、堕胎和同性恋这些道德议题上有不同的公共观点，而是说对我们是否能够──甚至愿意──以原则、真理和忠诚为基础而生活抱有深深的怀疑。如果有什么是对于事物本质的一致信念，那或许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在寻求权力，特别是那些声称自己没有这么做的人。首先，这意味着今天的个体对于权威有着非同寻常的不信任和敌视。表面上，有一种对于“共同体的饥渴”，其实那只是寻求更广的支持关系以致可以在这样的关系代价太高时轻易地将其抛弃。那种比个人幸福更重要的“约的关系”，被个体需要有所得才会忠诚的消费关系所取代。甚至婚姻和出席教会现在也被视为消费的名词，而不是一种约的关系。另一个含义则是人们不再相信语言足以说服和保证。现代政治（包括保守派政治）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尼采对现实的理解所影响了。用夸大对手的缺点并讽刺其言辞的方式来将对手妖魔化，而自己则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并通过愤怒和委屈煽动忠实选民（demographic base）。在对话中，在“公平辩论”（fair-minded debate）中，在“令我尊敬的对手”的问候中，都没有信仰的成分。过去所有这些表现在今天看来都成了让人绝望的幼稚。当然，尼采相信语言的空洞，每件事情都是在寻求权力。他的看法已经得胜了，并且不只是影响到现代政治，也影响了机构的筹款方式、本地社区的公民生活以及许多其他的方面。当敬虔派和文化对抗派已经向多元主义投降时，保守行动派则一意孤行地遵从世界的权力政治行事。许多福音派机构的筹款信就是妖魔化和受害者叙事的完美例证，他们和后现代那种绝无可能在对话中寻求到真理的宣传是如此地切合。同时，许多旧式的关切福音派（巨型教会）已建立庞大的教会，将人群都吸引进来，形成的却只是消费主义式的、缺乏责任感的共同体。强调会友制、教会训练和对牧者权威的顺服都已成为明日黄花，而新一代的关切福音派看到其中的危机，其中许多人几乎全盘接受了后现代所兜售的主张，认为真理肯定不能被认识。

何去何从？ 1. 福音福音──丰富而清晰。丰富而清晰。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呢？首要的是，我们需要对福音有更丰富也更清晰的理解。今天的福音派对于福音的本质众说纷纭。许多人用传统福音派的眼光看待福音，并抱怨其过于个人主义、肤浅，而且有“诺斯底主义”之嫌。一个典型的大众版本是“耶稣为你的罪而死，所以你可以和祂有一个个人的关系”。他们争辩说，这套陈旧的福音表述给人一个印象，就是福音的全部就是叫人逃离这个世界上天堂。与这种老式观点不同的是，许多福音派宣称福音是“耶稣是主，天国近了”。在这个描述中，更强调耶稣的死是消除了世上的邪恶和暴力，而不是平息了神对我们罪的怒气。借着祂的死，耶稣打败了世上的各种权势，展示了一种非暴力和服事的方式，并且呼召我们也进入祂的天国群体当中，为着世界的和平和公正而努力。那些更多谈论天国和胜过诸权势，而不是平息神怒气的代赎的人，希望用福音塑造基督徒在世上的行为。他们发现个人主义式的福音将其作为“逃离地狱”的凭据，而在更新他们的生命上则没什么效果。通常来说，文化对抗派和很多关切福音派倾向于用这种方式来传递福音。但这种说法的问题是，它将改教者们对于福音与律法之间的清楚区分给模糊了，而那也曾是大觉醒运动的核心。我们是透过基督的（而不是我们的）工作借着恩典而被拯救。如果福音主要是“为自私的生活悔改，并且加入耶稣的‘天国计划’”，那么这只是另一套的律法主义。敬虔派和保守行动派明确地反对将律法-恩典割裂，而努力表明福音和人的生命及问题息息相关则常常会模糊这种反对。我们必须同时认识福音的丰富性和直接性，进一步说，我们要看到福音清晰性使其丰富。“靠恩典不靠行为”意味着福音可以更新并重塑我们所有的态度、观念、关系以及同文化的互动。看看保罗给哥林多人的信中是如何应用这一点的，当保罗指责哥林多人分门结党时（1:10-17），他说这是因为他们的骄傲和自夸，背离了完全恩典的福音（1:26-31）。当保罗在第5-6章中处理淫乱和次序的问题时，他给出了行为上的指导，而基础则是他强调称义的福音（6:11）和他们是基督借着死重价买来的这个事实（6:19-20）。在哥林多后书9:13中，他说完全的和谦卑的慷慨是因着“承认基督顺服祂的福音”（比如物质主义则是没有真正认识基督献上自己我们而死的福音）。类似的还有加拉太书2:14，保罗挑战彼得对外邦基督徒的种族主义态度时，他强调彼得“与福音的真理不合”，那真理就是称义的福音。因此，福音事工不只是将福音告诉人们，以致他们可以接受并相信，同时也是以福音教导和牧养信众，使他们的生命在教会中和世界上都完全地被福音所塑造。福音派要继续前进的话，他们就必须能够达成共识，对神的心意有更丰富的理解，就是神要更新世界，这离不开福音的清晰性和更正教对于福音经典理解带来的力量。如果我们的策略不是根据我们对于福音的把握而制定的，那么我们就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是在努力用一些技巧来控制文化。如果我们达成一个共识，都对福音有丰富而清晰的理解，那么我们参与文化的策略将如何呢？ 2. 光──恩典的和充分的服事。恩典的和充分的服事。在马太福音5:14-16中，耶稣告诉祂的门徒，说他们要像“城造在山上”，他们的“好行为”要像光一样使不信主的人将荣耀归于天上的父。成为“城”意味着成为一个群体，你自己是不能成为一座城的！可为什么耶稣要将我们称作“城”，而不单单是一个团契呢？基督徒被呼召在每一座地上的城中成为一座与众不同的“城”，在每一个人类文化中建立特别的“文化”，来展现性、金钱和权力如何被福音所重塑，并以非破坏性的方式来运用。在性的方面，这座与众不同的城必须同时避免世俗社会对性的偶像化和传统社会对性的恐慌。这个群体中的成员真实地彼此相爱和照顾，使得纯真有了意义。它教导它的成员在他们的身体上合乎福音的样式 ──在婚姻之外克制情欲，并忠于婚姻。在金钱的方面，基督徒要对抗文化，应该鼓励在时间、金钱、关系和生活空间上有完全慷慨的委身，致力社会的公正和关顾贫穷者、外来者、以及在经济上和身体上虚弱的群体。在权力的方面，基督徒群体应该与基督身体之外的人一道，明确地委身于种族和阶级之间的权力分享和关系建立。这方面确实的证据就是我们的教会在会众构成和领导层当中有更多族群的参与。耶稣并非简单地呼召我们成为一块“飞地”，而是要让在这座城中的“好行为”可以赢得非信徒的尊重和对神的称赞。希腊文中“好行为”一词通常并非用来描述广义上有道德的举动，而是特指怜悯和服事的行动。在这点上，关切派和文化对抗派肯定是对的。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的作品中提到在圣经中没有比要我们去爱、赒济和照顾穷人更清楚和看重的伦理要求了。早期教会为人所知的是，他们比罗

马政府和其他文化群体更能委身并有效地帮助穷人。除非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否则我们不能期待在文化上有影响。世俗主义会导致人自私，宗教和道德会让人搞小群体，但是基督的福音将人从他们的自私和自义当中带出来，像耶稣那样服事他人──为了祂的仇敌而交出自己，只有这一点被人们广泛了解的时候，我们影响文化的那一天才会来到。就像以色列被要求为异教的巴比伦大城“求平安和繁荣”（耶 29:4-7），基督徒也应该被其他人看作是寻求服事他人──不论他们相信基督教或是不信──的群体。我们被呼召成为在每一座城中美丽的“明光之城”；同样，上帝之城中的居民也应成为地上之城中最好的居民。除非这一点实现，否则圣经中马太福音5:13-16和彼得前书2:11-12所说的“文化影响”不会出现。世上的人还记得教会过去在拥有更多权力时是如何滥用的，他们也就不会相信教会在公共事务当中发出的任何呼吁。我们无权对我们的文化指手划脚，除非我们能表明我们已经学会了我们的功课：我们理解了为真理作见证和借真理之名狂傲压迫之间的区别。我们必须表明我们认识到见证（marturia）并不是指统治和控制，而是受苦。 3. 盐─信仰的和文化的参与。信仰的和文化的参与。在马太福音5:13中，耶稣也呼召门徒们成为“世上的盐”。在制冷技术之前，盐曾是一种防腐剂，它可以使肉长期保存，不会变质；盐也被用来防止伤口溃烂。但如果盐的盐分不被释放出来是不会有效果的。耶稣说独特的基督徒群体可以给社会带来影响，远离社会上和文化上的变质。因此这个比方是和光的比方相互呼应的。光的比方是建立在其应许上：瞎子就近的时候可以看见！而盐的比方则更适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基督徒的生活（就像肉中的盐那样）对于阻止文化变坏非常重要，但在此提醒我们的是不必对根基性的社会更新过于期待。盐也是一个更消极的比方。盐可以防止伤口溃烂，但也会带来疼痛。这意味着基督徒是如此捍卫真理立场和正统的信仰与实践，但也无可避免地会带来反对（比较彼前 2:12）。盐的比方在另一个方面也有不同，就是盐必须洒出来并且能够渗入才有效果。因而基督徒不只是要成为一个对抗文化的群体（“光”）来影响世界，也要成为分散的个体，将基督教的信息和世界观带进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和领域。盐的比方使我想到詹姆斯·亨特（James Hunter）提出的一个片语，我觉得可以不偏不倚地地用在我们和文化的关系上。亨特提出基督徒“信仰”。与敬虔派和文化对抗派不同，我们不是要造成文化上的缺席；但也不同于保守派和关切派，我们更应该避免去谈论文化拯救，我们要避免任何形式的得胜主义。我们对于文化更新既不能像文化对抗派那样悲观，也不能像政治活动派那样乐观。兰道尔·科林斯（Randall Collins）的《哲学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一书中提到大多数有力的文化变革并不是来自于草根大众，也不是来自政治权力中心的精英份子。通常文化的改变是从 “外围精英”开始的──那些艺术家、学者、商人，和其他更新、更年轻、组织更网络化、但更少建基在传统权力中心基础上的人。草根大众的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希望看到任何的文化变革。当基督徒不再热衷于获得权力或者愤世嫉俗到完全不用权力时，文化变革就会发生了。如果基督徒更渴望服务于共同利益而不是去掌控；不是对社会抱着自义的态度、拒绝在我们文化的屋檐下共处而是为之努力，那么文化变革就会发生。在盐和光这两个比方之中，我们要辨别一种我们称之为“文化参与”的平衡，而不是缺席文化、漠视文化或者“挽救”文化。盐的形象意味着我们应该在更广的文化范围内有基督徒的影响力并且“更新”它──注入活力并用某种方式塑造它。而城和光的形象强调教会自身应该是一个有所区别并且美好的微型社会。这些比方提出一种将出众的的基督徒影响力带入社会的可能性，但它们并不是主张任何“占领”或者让整个社会基督化的观点。 4. 教会教会──道与行为。道与行为。我们已经说过福音是既清晰又丰富的。耶稣的救恩不只能赦免个人，也能带来新天新地。因此，我们也不应该惊讶圣经不只清楚地呼召使世界福音化，也强烈地要求寻求正义以及关顾穷人。雅各书就是一个例证。更正教徒曾经对雅各书第2章的教导有些挣扎，得出的结论是这段在教导：“我们单单因信得救──但不是因为保持信而得救；没有好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不是真正称义的信心。”但请注意，在雅各书的上下文中，所有的像看顾孤儿寡妇（1:27）、尊重穷人并公平地待他们（2:2-6）、满足他人食物和衣服的需要（2:15-16）这样的“行为”，都是真实的、得救的信心的记号。雅各直言那些自称

有称义之信却对穷人塞住自己的心的人是谬误的和说谎的（2:15-18）。雅各总结说“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2:13）雅各这里说的怜悯是对穷人的强烈关心和帮助。（道格拉斯·穆，《雅各书注释》，第117页 - Douglas Moo, The Letter of James, Eerdmans, 2000）多么不同寻常的教训啊！如果你在你的生命中对于穷人没有显出怜悯的话，那么你在神审判的日子也将无怜悯可寻。这不是因为照顾穷人可以使你得救，而是因为这是得救和称义之信的必然结果。借着行为的服事，神可以从舌头的敬拜之外判断出对祂真实的爱（比较赛 1:10往后）。硬心、冷漠或高傲将心中的自义显明出来，说明这人并没有真正地拥有真理──就是他/她是一个失丧的罪人，惟独靠着白白得来却又是代价极大的恩典得救的。爱德华兹说，当我们思想约翰壹书3:17-19时，“（关顾穷人）是一件如此核心的事情，若不是如此的话，是不会对神有真诚的爱的。”（《基督徒的慈善：对穷人慈善的责任，解释与强调》，选自真理旌旗版《爱德华兹作品集》第二卷，第165页）（“Chrisitan Charity: The duty of Charity to the Poor, Explained and Enforced”, The Works of Jonathan Edwards, Vol. II, Banner of Truth) 然而当我们去要求心中寻求“城市的平安”，为穷人“寻求公义”时，会出现很多的疑问。保守行动派和敬虔派会提出新派主流教会在历史中的衰落。那些教会开始的时候非常强调服事和公义的事工，将其于传福音相提并论，但这些强调的事情最后取代了福音布道。传福音被重新定义为“是这个世界成为更适宜居住的地方”。而福音则被重释成包容一切，一视同仁，完全失去了传福音作为呼召人悔改、相信和皈依的概念。许多人害怕重新强调怜悯和正义的事工又会取代积极地布道和造就，他们也担心这些工作会抽走福音布道和传统的宣教所需要的资源。在回应对寻求公义新的重视时，许多人坚持教会的宣教应严格地限制在讲道、传福音和造就上。对“社会福音”的警惕是正当的，但我们也依然必须抓住圣经中对基督徒群体行公义好怜悯的呼召。教会的“建制”和教会的“有机组织”之间一个重要的区分在此或许会有帮助。荷兰基督教领袖凯伯尔（Abraham Kuyper）教导说“建制的教会”是世上的教会在圣职人员和传道人的组织下，宣讲福音、施洗和造就门徒。他将这种教会区别于作为“有机组织”的教会，也就是在世上的基督徒已经被训练和装备，将福音和生命的所有部分联系起来。我们不应只把基督徒想成是在世界上疏离和分散的个体，他们是一起思考和工作的，以各种富有创意的形式联合在一起成为世上的教会，也就是制度化的教会要造就他们成为的样式。在凯伯尔的看法中，那些去到各种岗位上的基督徒既不是建制的教会派出的“间谍”，也不仅仅是个体的信徒……基督徒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行动并不是直接从教会的结构和权威中流露出来的，而是借着教会里常规化的敬拜和事工的发展和关照，信徒可以在他们生活的诸多领域都活出信仰和属灵的状况并且有组织地表达出来。（约翰·博尔特，《自由的教会，圣洁的国度：凯伯尔的美国公共神学》，第429页）（John Bolt, A Free Church, A Holy Nation: Abraham Kuyper’s American Public Theology, Eerdmans, 2001）教会的福音事工同时包括向非信徒传福音以及用福音塑造信徒生活的每个领域，但这并不是说教会是一个在其长老带领下的机构，来一同实施所有装备我们的会众要去从事的活动。比方说，尽管教会应该训练那些从事电影制作的会众，使得电影艺术可以深入地被福音所影响，但教会并不应该去开一家电影制作公司──那是电影制作人自己应该去做的。教会应该透过长执事工部门，以实际行动服事其所在社区中的失业者、单亲父母、贫穷者，但是社会服事和社会公义的主要活动应该由那些基督徒组织起来的非盈利机构、协会、基金会、政治活动团体等来操作。凯伯尔正确地坚持教会作为教会本身是要去宣讲福音、敬拜、施行圣礼并进行教会训练。在这些活动中，教会能够带出将从事艺术、科学、教育、新闻、电影、商业等领域的会众。但教会本身并不应该去经营这些事情，教会没有这方面的专长或呼召。如果我们能够敏感于群聚的、“建制的”的教会和分散的、“有机的”教会之间的区分，我们就可以超越关于什么是“教会的宣教”──首要的是传福音呢？还是社会关怀呢？──这样的争论。从更狭义和更正式的方面考量，建制化的教会首先是为着传福音和造就门徒存在的，但是从更宽广的角度看，基督徒被呼召去寻求抵制并医治世界上的罪在属灵上、心理上、社会上和物质上带来的后果。他们是奉耶稣的名去传福音、辅导、给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处、给饥饿者提供食物、照顾生病的人、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

5. 工作工作──职业与信仰。职业与信仰。建制的教会装备基督徒去到世界上作盐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训练他们将他们的工作和信仰结合起来。大使命呼召教会去使人作门徒，教训他们在生命的每个领域都遵守基督的吩咐。然而，大部分的教会只是教导信徒如何在他们的私人生活──在下班后和周末──做一个特别的基督徒。我们的造就指导信徒如何进行个人的属灵操练，在基督徒群体中生活以及如何向我们的邻舍传福音，但实际上没有关注如何让福音塑造和掌管我们在事业和岗位上的工作方式。我们需要在每一个会众群体中创立可能的方式来帮助平信徒在他们日常的世俗工作里从福音寻求亮光。教会至少需要在四个方面教导基督徒如何让我们的信仰影响我们的工作。首先，我们的信仰改变我们工作的动机。对于专业人士来说，他们很可能会超时工作并且焦虑，福音使我们不再用金钱和成功来定义和寻求我们人生的意义。对于劳工阶层来说，他们通常会被保罗所说的那种“眼前事奉”2和苦工所迷惑，而福音让我们的工作“像是给主做的”3。其次，我们的信仰改变我们工作的概念。一个关于神创造、以及对祂创造物的爱与看顾的肯定的神学，能够帮助我们看到甚至仅仅如制鞋、补牙、挖沟这样的事情也是服事神和建立人类社群的方式。通过相信文化成果是对物质世界的重新安排，我们会嘉许我们的工作并看作是促进人类繁荣的方式。一个好的工作神学拒斥现代世界只是看重专业能力和有难度的工作，进而要求更多金钱和权力的倾向。第三，我们的信仰为基督徒在工作场合提供很高的伦理准则。许多在技术上合法但是圣经认为不道德和不明智的事情对于基督徒来说是越界的，而这会让他们在他们的工作中行出非常高标准的正直感。第四，我们的信仰给予我们一个基础，来重建我们从事的工作以往的运作方式。每个职场都被罪和偶像所扭曲了。基督徒里的医学专业人士会看到一些行动是为了自己赚钱而非加添病人的价值；在营销和商业中的基督徒也了解其中的惯例和可接受的模式，就是为了获得权力、地位和财富而不顾客户和其他同事的公平利益。基督徒的世界观为信徒提供了分析统治他们职场的哲理和实践的途径，并且带来更新和改革它们的方式。当大多数基督徒进入职场时，他们要么 a) 在自己的工作中将信仰束之高阁，只是和周围的人一样地工作，要么 b) 只是滔滔不绝地用圣经经文针对他人，让他们的信仰去犯众怒。我们不是很了解如何说服他人，显明每个人的工作都有以信念为基础的世界观根植其中。我们不懂得如何装备我们的会众去思考福音在艺术、商业、政府、新闻、娱乐也和学术界中的影响。然而发展出人道的、且有创意和卓越的商业环境也是我们对福音理解努力的一部分；喜乐、盼望和真理在艺术中的体现也是如此。如果很大数量的基督徒住在主要的文化中心，仅仅是用一种出色的但是与众不同的方式工作，也会很自然地营造一种和我们现在所处环境不同的文化。目前还没有一个显著的教会网络有一整套处理“基督与文化”的策略、建立给予关怀的社群、为那些有异象整合信仰与工作的基督徒文化领袖提供支持的环境。我们大多数教会的造就模式是将平信徒越来越带离世界，并越来越多进入教会的生活中。比如，一个基督徒CEO没有时间作教会同工或者带领查经会被人侧目，而不是被认为在教会之外的世界当中为神做工。最近D·迈克尔·林赛（D. Michael Lindsay）在《权力殿堂中的福音派》（Evangelicals in the Halls of Power, Oxford, 2007）中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文化中心和机构中最主要的基督徒感觉自己非常不被教会认同，也和教会很疏远。大多数教会积极地反对那些试图更新文化的基督徒；少数教会则“不去伤害”并希望这些基督徒做得好。但是只有极少数教会积极地支持这些文化领袖们，通过 a) 常规性的讲道和教导，用基督徒的看法将他们的工作视为基督徒的呼召和天职，b) 造就装备信徒不止在他们个人生活中，也在他们的公共生活中跟随基督，c) 对于他们在教会之外的工作给与一些庆祝和称赞，d) 用基督教的具体化认知和沟通方式来解释社会中文化叙事（cultural narratives）的基线，回应我们文化所提出的问题──或许不能被接受，但不管怎样都要以能够为文化所理解并有吸引力的方式表述出来。 6. 热忱热忱──“教会奋兴主义教会奋兴主义”。。目前福音派已有的文化进路的主要弱点之一就是没有真正重视晚近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完全的多元主义和语言的空洞。我们有什么一石二鸟的方式来解决吗？马克·诺尔（Mark Noll）在《新世界中的旧宗教》（The Old Religion in a New World, Eerdmans, 2000）一书讲述了欧洲建立在教区制基础上的传统的基督教会事工。所谓教区制，就是一个划定的区域内的所有居民都被视作当地教会的职责范围，在那个区域的人成为基督徒会经过一个群体的、渐进的以及正式或客观的过程（我们在此称之为“教会模式”[“the ecclesial way”]）。基督徒的生活被视为一个毕生的旅程，其中有一些里程碑──像是全家人一起见证给婴儿施洗，然后在教会历史信条和传统中，借着教理问答教导儿童，盼望这个孩子有一天可以在圣餐礼中具备领餐资格。最关键的是，在这种教会模式下，

没有人是“选择”他们的信仰或教会的。重点是融入一个群体，其中有着代代相传成为传统的信仰，个人的思想和感情也在这个群体中被深刻地塑造。诺尔指出，当文化中有一个居于统治地位的教会和宗教传统时，教会模式可以运作得很好，所以个人不需要在许多教会甚至许多宗教当中作抉择。然而，毫不夸张地，北美为教会展现的是一个新世界。新大陆巨大的面积和空间、人口的流动性，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中在伦理和宗教上极度的多元主义，从根本上说，创造了一个任何美国人都可以在不同教会和宗教组织之间选择的“市场”。因此，在美国也就出现了新的教会运作模式，就是被称为“奋兴主义”的运动。奋兴运动“远离正式的、表面的和国家性的宗教，转而建立个人的、内化的和衷心的宗教”。（诺尔第51页）露天布道将福音直接地带给（一般教会崇拜之外的）大众，其中许多或大多数听众已经是教会正式的受洗会友，但被要求检视他们心中重生的记号，被呼召要回转、重生和归信。简言之，这种方式强调 a) 个人决志多过家庭成员一同地进入一个群体之中，b) 戏剧性地转变超过认识圣礼和教理的过程，c) 依靠强烈的主观经历过于像圣礼这样客观方式的记号。在奋兴主义者做事的方式中，参与教会和圣礼是在传福音、跟进和基本的属灵造就完成之后才随之而来的。而在教会模式中，参加教会和圣礼就是传福音和属灵造就的方法。奋兴主义的问题。奋兴主义的问题。直到今天，更加民主化的奋兴主义基督教形式最主要地是涌现于美国和加拿大。但在过去几年中，在学者和年轻的福音派领袖中出现了一些对于奋兴主义的批评。奋兴主义者的宗教被批评是“诺斯底主义的”（不包括身体，不关心物质层面）、个人主义的、寻求将主观经历而不是稳固的群体参与和传统作为确据的基础。他们呼吁重新强调教义和仪式、重视教理问答和交通的过程、以圣礼而不是将个人经历作为确据。许多对奋兴主义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我们的社会拒绝权威文本或社会结构的观念，认为个体的意识应被视为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没有传统或真理应该被仰视。奋兴主义诉诸厌恶真理、沉溺体验的人，他们要求戏剧性的经历，但最终不会接受失去自由，以及在权威之下和他人共存来一同掌控生活。许多 “归信者”看似决志归向基督，但很快便失去了他们的热情，因为他们很快地被给予许多“跟进”活动和小组“团契”，而不是进入一个终身的、将经历实体化的群体中。传统教会的交通过程更适于带来持久的、缓慢的和更彻底的生命更新。奋兴主义的合理性。奋兴主义的合理性。但是，重振传统教会生活的努力并没有真正注意到晚近现代性其他关键的标志── 完全的多元主义。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在《异端的必要》（Heretical Imperative）和《漂泊的心灵》（The Homeless Mind）中对这个问题很有见地。一个人信念的强度取决于许多的社会条件──不只是你周围有肯定和支持你信念的个人，也需要沉浸在每种语言、符号和社会活动都表达和强化那些信念的世界中。在传统文化中，日常生活中共有的符号都指向和肯定这个社会的宗教信仰，因而上帝似乎是 “无可避免的”，其世界观稳若磐石对信徒来说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多元主义的社会中，我们公共生活中所共有的在经济上、审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最重要的符号并不是指向某种对上帝的信仰或实在。在多元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信念系统都一定会比他们曾经所有的要弱。信仰是可能的，但它现在暴露在不确定性的枪口之下。因此，彼得·伯格指出，今天没有人可以像以前的时代那样能够真正传承他们的信念系统。每一个人必须自己选择他/她的信仰。不论父母在抚养孩子时在信仰上多么努力，他们的孩子都会经历怀疑对于信仰的轰击，会有许多实际的和直接的信仰替代品向他们呈现。信靠要求的一种意识和意向，是过去的基督徒不曾需要的。奋兴主义者直觉到文化中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这种变化，为了得人，福音派不得不走出教会，去做那些非得要求个人决志的呼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奋兴主义历史性的实践常常推动着一种不健康的个人主义。然而它基本的洞见──得救是关乎心灵的，是理解了恩典与功德的对立之后带来的回转和属灵更新──有很多圣经教导作为基础，也引起我们文化的共鸣。听听先知们对于那些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的以色列人的呼吁吧，他们要求以色列人“心受割礼”而不是徒有形式上肉身的割礼。教会的批评或许会造成一种在西方已不存在的文化约定的偶像。在此种约定中，纯粹的教会模式曾经相当有效，但我们现在生活在另一种文化中，和传统文化一样，这是一个充满普遍恩典和罪（虽然以不同的形式）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奋兴主义者的气质在某种程度上是重要的。这种文化需要教会走出去，用福音来和人面对面；而在教会中，应该给会众机会自我省察并再次委身。圣经给我们足够的资源使教会以前一种或后一种，或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方式运作。

教会的奋兴主义（教会的奋兴主义（Ecclesial revivalism）。）。所有好的福音事工都是“处境化”的，却没有对“处境”的妥协。如果你过分调整事工以适应文化，你就是在被文化拉拢，不能产生活出基督独特样式的门徒。另一方面，如果你调整得不够，你就无法得人，因为福音总是需要被转换成大众可以理解的语言。我的论点就是对于教会多方面的强调是必须的，以对抗我们的文化；同时奋兴主义的很多方面也是必须的，使我们能够调整以联系到我们的文化。不将两者结合起来，我们对现时的文化就会过分调整或调整不够。我们需要教会的和奋兴主义者的两方的推动力以有效地面对当代的文化。 “教会的奋兴主义”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这意味着我们要宣讲悔改，同时将传福音、造就、对会众的牧养关怀和圣礼的施行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洗礼和新信徒的宣信应该成为见证生命改变的场合，要邀请在参加慕道班和其他福音聚会的慕道友，这些都是鼓励慕道友在崇拜中“靠近基督”。不论是施洗还是新信徒宣信，其中造就的过程都应该凸显出来。如果一个教会遵照婴儿洗，“家庭属灵规范”的指导和父母职责就可以和洗礼仪式结合。同样，牧养关怀和指引可以更多和主餐联系起来。比方说，在圣餐主日前的两周，整个教会可以通过讲道、小组和个人自省来检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是否应该赦免什么人并与之和好？反复地将这些灌输到会众的心里，基本上就把基督徒的造就融入到一个群体中，置于一个毕生的旅程，其中有节日和一起的敬拜作为里程碑。 7. 城市城市──教区和延伸。教区和延伸。很可能在全球的主要城市之外的地方都不能让这一整套的策略结出更多文化的果子。中心城市的居民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对于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历来如此。历史学家指出，到公元300年的时候，罗马帝国的城市人口中大部分都是基督徒，而乡村中则多是异教徒。在公元1000年之前的欧洲也是如此──城市是基督徒的，广大的农村人口则是异教徒。然而当城市为基督徒所有时，尽管人口中的大多数是异教徒，整个社会还是走在基督徒所引领的轨道上。为什么？因为城市发展，文化也随之发展。文化潮流趋向于在城市中形成，然后再流向社会其他的地方。因此，那些住在大的城市文化中心，占据着艺术、商业、学术、出版、社会工作和媒体行业的职位的人会对文化的行事方式有着不成比例的影响。我在纽约市生活和事工超过17年，依然会惊讶和我一起生活、我认识的人在电视、出版、艺术和商业上对于全国的其他人有多么频繁的影响。我不是在这里唠叨那些富有和著名的“精英中的精英”，而是在说“草根中的精英”。这和制作音乐电视的顶尖执行人没多大关系，而是指向许多年轻的潮流引导者，他们刚从大学毕业，从事着各组织阶层的工作。生活在中心城市中的这个群体最有可能看到他们的“价值”在文化中表现。我是在说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住在城市吗？不。所有有人的地方都需要基督徒和教会！但真正的问题是，基督徒和教会在非城市中心的表现远比在有影响力的城市中要来得好。宣教学者告诉我们，甚至在世界上基督教成长最迅速的地方，教会也完全没有得着世俗中心城市的城市居民。或许这才是世界上最大影响力的“未得的民族群体”。我在这点上强烈支持鲍易士（James Boice）晚年的看法，鲍易士认识到福音派基督徒已经特别不愿住在城市中了。在《两座城，两种爱》（Two Cities, Two Loves）中，他断言除非福音派至少按照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那么多的人住在城市中，否则我们不应期待看到社会被我们所影响。但不是任何类型的教会在城市中都能带来影响。城市中的国教教会和自由派主流教会（mainline church）一直委身于一种传统的教区事工模式。他们的目标是为着所在社区的和平与公义努力，他们觉得和所有的居民都有联系，提供满足他们需要的服事。我并非是在谴责他们：本质上说，他们允许任何人都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不管他们的信仰或道德生活方式如何。另一方面，福音派教会将事工首先视为呼召人悔改和归信，用先知式的方式直斥城市的罪恶，引人回转，并在人数上增长。他们对所有会众在教义上和伦理上都有很高的标准。 8. 运动运动──生态系统和新的教会。生态系统和新的教会。为何不论是多大规模的教会都没有得着主要的城市？因为这需要一个福音运动去得着城市文化中心。运动是一个自然增长和繁衍、没有单一指挥中心的教会或事工网络。当出现一个平衡的、相互激发并互相依存的教会和专门事工的“生态系统”，发展出拥有这张纸上所勾勒的 “DNA”的福音事工时，运动就会到达迅速发展并具有自我繁殖能力的“临界点”。这些事工是什么？什么又是这种“DNA”呢？

A. 神学的深度 B. 以恩典为基础的敬拜群体 C. 整合信仰与工作的主动性 D. 寻求城市平安的主动性 E. 传福音的场所，特别是校园事工 F. 联合城市的各界领袖这个“生态系统”的核心是一个被更新的成长中的新型教会群体（参见附录），其中每个教会都反应出所有这些价值，就是理查德·拉弗雷斯（Richard Lovelace）所说的“属灵更新的次生记号”。包括将属灵成长建立在恩典的福音而不是道德主义上的敬拜群体，并且具有神学上的深度和圣经上的可靠。这样的教会不只是装备人去传福音，也装备他们在世俗工作中可以忠心。这样的教会不只作为温暖、相爱、坚固的群体而存在，他们也摆上自己，服事城市中那些不信的邻舍的需要。尽管如此，建制化的教会还是不能靠自身来建立这个生态系统。围绕着这个成长的教会核心的是深入城市的专门事工，去做那些“建制化教会”不能也不应该去做的事情。比方说，在“神学的深度”方面，要有为家庭设计的基督徒学校和为领袖设计的大学和神学院；在整合信仰和工作的主动性方面，要有许多以新的方式工作的基督徒开办的新型盈利性商业机构；同时在每一个领域──艺术、商业、媒体、政府、学术等──都要有能够团契和支持的基督徒联盟。在为城市寻求平安的主动性方面，要出现数不胜数的非盈利性机构和事工来实际地处理每一个社区和有需要的人群的需求。在“传福音”方面，我们有意地在新移民或商人，或是特别在校园事工中拓展。在城市中一个有活力的校园事工能够为教会和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源源不断地供应新的领袖，他们会留在城市中、结婚并抚养孩子，在事工中工作。最后，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需要基督徒的商界领袖、学者、神学家、牧师和其他相互了解、相互尊重、没有猜疑、摒弃“抢地盘”观念的领袖。他们需要对他们的城市通盘考虑，找到生态系统的诸多部分能更好通力协作的方式。许多城市或地区都有两三个要素已经就位了，但那还构不成一个生态系统，你需要所有的要素。有些地方具备了所有六个要素，但是两三个很强而另两三个又非常弱。只有当它们都很强并且一起作用的时候，基督的身体才会成长并有机地伸展。这个身体是很大的，并且有足够的活力可以持续地输送各种刚强的能够起来前进的领袖。新的教会。新的教会。集合了所有这些特征的那种教会是很少的。有了这个平衡的“DNA”，就一定可能更新一个教会。20世纪50年代，斯托得（John Stott）在伦敦的全灵教会（All Souls Church）首先开始了一种新兴教会模式，它集合了 a) 充满活力的福音布道，b) 对于社区和城市需要的关注，c) 训练信徒整合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世俗工作，还有 d) 对于解经式讲道和神学的高度重视。大多数教会倾向着重于其中的一个，或者最多两个方面──要么是传福音/教会增长，要么是社会公义问题，要么是艺术与文化，要么是正确的教义和解经，诸如此类等等。全灵教会和其他传统的“城市中心”教会（比如费城的第十长老会）在上一代中找到了平衡所有这些事工并使之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方式。现实是大多数教会不能“跳跃前进”来达到平衡，以使他们可以进入一个有更新能力的福音生态系统。建立具有这种事工的教会的最佳途径，就是栽植从建立之初就有这样“DNA”的新教会。为什么是新的教会？新的教会比那些长期存在的教会能更有效地得着那些教会外的人。许多研究确认新的教会带新的人进入教会的数量是同等规模的老的教会的六到八倍。新的教会之所以至关重要，还因为一个新的教会在开始的时候只能寻求外界的启动资金，几年之内，它就会成为基督徒奉献给其他城市中其他事工的来源。最后，新的教会也是更新城市中已有教会的最佳方式。通常老的教会过于谨小慎微而不愿去尝试某种方法，并十分肯定这种方式“在这里行不通”。但当城市里新的教会用新方法大获成功之后，其他教会最后也会注意到并鼓起勇气亲自尝试。我们意识到有力地、持续地栽植新堂在得着一个城市上是单个最关键的策略。其他任何的策略──传道会、拓展活动、超教会事工、巨型教会、辅导、或是教会更新程式──都不能带来持续的有活力的影响，唯有广泛的植堂才做得到。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但是对那些在这个话题上做过研究的人来说，这并不会引起什么争议。总结

因着福音，基督徒应该有一个带着恩典却又忠心的文化参与，能够敏感于集合的教会和分散的教会之间的区别，将平衡的福音事工的生态系统在包括城市的每一个地方体现出来，而这个系统是围绕一个全新的有活力的教会群体建立的。结语既同情你的邻舍，又斥责他们的罪；既寻求城市的平安，又希望传福音的增长是困难的吗？既是，又不是。在某些情况下，两方面是相互支持的，新的归信者有很大的能量，也乐意倾注在城市的需要上，而公义和怜悯的事工似乎使福音的呼吁对于非基督徒的城市居民来说更加合情合理的。尽管“凭爱心说诚实话”十分的困难，即使能达到一个平衡也是很难的。庆幸的是，我们在这个方面有一个最重要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祂自己。当祂上十字架时，神用最深沉方式接纳我们和爱我们。祂成为不公、受苦、软弱和死──所有的本该我们去面对──的承受者。也就在那一刻，十字架用我们的罪质问我们，我们是如此的失丧以至于除了神儿子的死之外没有什么可以拯救我们。在十字架上，耶稣成为我们最好的邻舍，与我们认同，爱我们，也给我们关于我们的罪和需要悔改最具挑战性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