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fengshuxun no 420 by Jifeng Books

 编后小记

编后小记对于东欧作家的译介，一直是国内出版界的一份小众的却始终坚持着的事业，其中也有成为畅销书的，如昆德拉。花城出版社从 90 年代就开始做这件事，最近几年又重拾心情，“蓝色东欧”的系列已经很可观，好像已经出到了第三辑。我所在的三辉也陆续地出过一些，罗马尼亚流亡作家马内阿的三卷加上一本他以流亡者在美国生活的自述小说《巢》，南斯拉夫作家契斯的三卷，以及，一部讲述三位伟大的东欧知识者的理论著作《欧洲精神》。在这部《欧洲精神》中，作者断言，真正的欧洲精神，不在西方，而在那个不断地经历苦难、压制，却仍不懈怠地坚持自由人性的东欧，在那些伟大的东欧异议者身上，才真正保留着重建新欧洲的精神基石。而本周上架的这本《天鹅绒监狱》，一位匈牙利作家 1986 年的作品，则是三辉和中央编译合作贡献的最新的一本。

但这些作品似乎大多都没有得到过想象中应得的反应，记得 90 年代初的时候，朋友之间一些私下的读书会还会专门讨论昆德拉，但就在前年，当米沃什那本《被禁锢的头脑》终于出版之后，竟已经看不到一篇像样的评论。我倒是在那年出版的托尼·朱特的《记忆小屋》中读到了一段朱特对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的评论，那年夏天，我将朱特的评论写进了这份没有多少人看的书讯编后中：

 编后小记

《被禁锢的头脑》在国内已经出版了 3 个多月了，很少见到评论，但这还罢了，问题是国内的那么多知识分子，竟并无几个真正去读并读懂了且感到羞愧的。托尼评论说：“在描绘权力和极权主义对知识界的诱惑方面，迄今没有一本书比它（《被禁锢的头脑》）更深刻、更经得起推敲的”。难道国内的知识界竟真已全面地被内在地诱惑和驯服，不再有自身分裂的感受了吗？或者，就如《被禁锢的头脑》中所说的，将分裂的人格内化于心，“一边游刃有余地适应每一个新统治者的要求，一边坚信自己仍保有自由人的自主性”。托尼对《禁锢的头脑》的这节评论，是我见到过的最好的评论。

《天鹅绒监狱》的命运也许也还是这样，无论我们与东欧曾经的生活多么相近，他们的批判还是很难成为我们的经验，也许就在这个意义上，《天鹅绒监狱》就直接地成为我们自身的生活样态。

《天鹅绒监狱》描绘了所有的集权体制下必不可少的一项伴生物“审查制度”，但在后极权时代，这项制度已经不像它的早期，在一套坚硬的理论体系下由一群信仰者所执行的进行精神清理的思想“牛棚”，而已经慢慢演变成一个开始自我进化的社会系统（怪物），它开始自我发展、自我体系化，开始自我同化和自我歌唱，它将犬儒变成一种“正确的政治态度”，因为它承认了现实的复杂性而到达了政治成熟。在这个系统中，作者嘲讽地说：“按照匈牙利人的说法，如果索尔仁尼琴住在匈牙利，他有朝一日会被任命为文联主席，那样就不会有人写作《古拉格群岛》了，即使有人写，索尔仁尼琴也会赞成将他驱逐出境。”这就是“天鹅绒监狱”，将异议者变成佞臣，然后与僭主同欢，而且，普遍化。

2012 年 4 月，Timothy Cheek 将这本书推荐给我，他推荐给我时有另外一个理由，因为这本书突然让他明白，他一向以为存在的“公共空间”，在这类体制

 编后小记

下只是一种“伪空间”，但 Cheek 不知道的却是，这个空间其实还不止是“伪” 的，它很可能还是一个能帮助体制缓冲危机的“有效空间”，尽管这些所谓的空间一旦坍塌，往往也只是一夜之间。那年 9 月，我们获得了版权。但这本小册子并不好译，第一位翻译失败了，其时我的同事们在东方历史评论上发现了此书的一部分译文，这份译文很好，晓畅且充满张力，现在的这本书就是用的这位译者的译文，谢谢她了！希望这份反讽的东欧经验，有多一些人注意。

2015.10.29 上海季风书园读书俱乐部

 目录

《薛忆沩对话薛忆沩 : “异类”的文学之路》《影像背后 : 吕克·达内电影手记》

季风本周排行季风本周推荐第一部分《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第二版）》《丁译<万国公法>研究》《<旧约>中的民间传说 : 宗教、律法与神话的比较研究》《例外的挑战 : 卡尔·施米特的政治思想导论》《亲历中苏关系》《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界译介日本 “中国研究”文献目录简编》《权力的边界》《共生 : 上海学派的兴起》《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 : 逻辑与历史的冲突和统一》第二部分《费恩曼物理学讲义（共 3 卷） : 新千年版》《邵雍全集（全五册）》《天鹅绒监狱》《那些说不出的慌张》《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亲爱的张枣》《我们这些流浪的中国人》

学术类非学术类

季风活动预告蓝白红电影沙龙第 76 场：【放映】爱沙尼亚电影《1944》

声音震惊法国知识界的宣言：《知识分子政治反攻宣言》自由的媒体与批评的议论：清末民初公共说理的发轫

评论杀死苏联的人是披头士德国民歌的是与非

三辉链接《天鹅绒监狱》前言反抗的男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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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风本周推荐

季风本周推荐

第一部分

《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第二版）》《丁译＜万国公法＞研究》《＜旧约＞中的民间传说：宗教、律法与神话的比较研究》《例外的挑战：卡尔・施米特的政治思想导论》《亲历中苏关系》《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界译介日本“中国研究”文献目录简编》《权力的边界》《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逻辑与历史的冲突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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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第二版）》 [美]罗伯特·A·达尔 / 钱镇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15-10 / 36.00

简介：本书是罗伯特•A•达尔的代表性著作之一，主要就美国宪法在促进民主的目标上的作用提出了质疑。罗伯特•A•达尔揭示了美国宪法潜在的反民主因素，探讨了个中缘由，将美国的宪政体制与其他民主国家的宪政体制进行了对比，认为与其他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相比，美国的宪法并不民主。随后，达尔列举了美国宪法中不够民主的一些主要因素：总统并非直接选举；国会两院制，其中参议院每州两名代表的规则违反了人口比例代表原则；“赢者通吃”的选择规则会导致小党派、非主流声音得不到有效代表；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力有悖于民主精神；最高法院法官的终身制……最后，达尔探索了如何改革政治体制，以实现公民之间更大程度的平等。罗伯特•A•达尔（Robert A. Dahl），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长期在耶鲁大学任教，2014 年 2 月 5 日病逝。由于其杰出的学术成就，于 1966 年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达尔主要致力于对多元民主理论和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其多元民主理论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民主理论之一。他著述甚丰，主要有《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论民主》《论政治平等》《现代政治分析》等。节选根据制宪者的意图和设计，总统的选举得与大众多数和国会控制隔绝。正如我们看到的，制宪者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设计是，让特别具有智慧和品德的人组成总统选举人团体，由他们在不受民众意见影响的情况下选择主要行政长官。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国家通常可能要求由两个或更多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而在实行领先者当选制的国家，单一政党更容易同时控制行政和立法机构。因此，在实行比例代表制、存在多党制和联合政府的国家，少数人往往在统治中得到更有效的代表。相反，在实行领先者当选制和两党制的国家，政府更有可能被单一政党控制，它或者通过绝对多数，或者通过更为常见的相对多数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和选民的多数选票。所谓的自由与政治平等间的冲突是虚构的。首先，因为实质性的基本权利、自由和机会是民主政

治制度的内在组成部分；其次，因为致力于民主及其政治制度的人民，几乎肯定会把基本权利、自由和机会的范围扩展到远超过民主和政治平等需要的最低条件。目录第一章导论：基本问题第二章制宪者不知道的事未知之事制宪者不能做的制宪者宪法中的非民主成分制宪者的宪法遭遇新兴的民主信念制宪者宪法的民主变化：修正案其他修正案政治实践和制度中的民主变革民主革命：麦迪逊的教训与教导第三章模范宪法：美国人的错觉联邦制还是单一制强大的两院制不平等代表权对国家立法的强势司法审查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独一无二的总统制第四章选举总统选举人团制度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采用选举人团制度? 失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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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译<万国公法>研究》杨焯 / 法律出版社 / 2015-9 / 108.00

简介：本书以《国际法原理》（原作）与《万国公法》（译作）的对比为研究重点，依托平行语料库进行量化和质化分析，对《万国公法》中的完整度进行描写研究。该研究重现了清末时期国际法译者在特定历史政治背景下采用的翻译策略，并运用社会学理论对该翻译现象做出了语境化的解释。杨焯，1978 年生，女，湖南长沙人。2014 年 5 月获香港理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就职于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兼任华东政法大学法制史博士后研究员。研究方向：翻译理论，法律翻译。节选以上前三条规则与通常的翻译规律接近。规律（5）则与《万国公法》产生的背景有所相关：1863 年 9 月，蒲安臣把丁韪良正式引荐给总理衙门的四位大臣。丁韪良带来了未完成的译稿，请总理大臣过目。文祥说，赫德在清政府的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Harotio N.Lay）手下担任助理的时候，曾替总理衙门翻译过其中一个重要的段落。随后，文祥追问： “这本书包括‘二十四’条吗？（……）我国向外国派驻使节的时候，这将是我们的指导方针”（Martin，1896：233；参见刘禾，2009：164）。这里的“二十四条”，就是第三卷第一章，因为涉及使节往来，对该文本内容的全部保留符合了目标读者的利益，也与目标读者的期望完全一致。至于规律（4），则在实际效果上有助于中国逐步建立国际法规则。与此同时，通过增加、删减或者置换信息来操控文本，通过删除所有关于“international law”起源及各名称意义的详细讨论，仅以“公法”一词作为统称，原作中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的区分被省去，自然法和成文法的界限也变得模糊。这种简化概念避免分歧的做法，一方面使读者更为容易地理解原作：另一方面也给译者在国际法的规定性问题上预留了操控空间。在翻译“right”的过程中，通过增补性描述以及将“权利”一词运用于不同语境，融入“庶人所有”以及“法治”的理念，该词（在一定程度上）被重塑。至于原作中涉及“China”的三处陈述，通过运用增删信息的手段，原作对于中国的贬低被屏蔽，（至少在文字上）中国被赋予了更为平等的国际地位。目录

第一章绪论一、文本背景与研究动机二、研究对象三、现有研究成果探讨四、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第二章理论框架一、文本信息的迁移与对应（一）翻译中的迁移（二）译素和句段二、从英文到文言文的平行语料库（一）语料的对齐（二）语料的标记（三）增删的认定三、信息的冗余与完整度研究（一）操作规范与完整度研究（二）法律文本的功能考察（三）国际法著作的伦理论证构成四、研究模式的设定与解释第三章从原作到译作的事实变化一、现有研究及不足二、整体增删规律（一）各章译出比例统计（二）删除的频次统计（三）删除内容概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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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中的民间传说 : 宗教、律法与神话的比较研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 (James Geerge Frazer)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2-12 / 68.00

简介：《<旧约>中的民间传说:宗教、神话和律法的比较研究》作者以过人的毅力、惊人的博学和独到的眼光穿越文明与野蛮、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隔阂，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揭示《旧约》传说中诸多古俗和神话的本义，为读者重新认识西方文明之源及其与异文化的关系开启知识全球化的大视野，也为后人继续思考人类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提供了历久弥新的启迪。《<旧约>中的民间传说: 宗教、神话和律法的比较研究》分为世界初始、族长的时代、士师和诸王的时代、律法。主要内容包括：造人；人的堕落；该隐的标记；大洪水等。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1854— 1941）英国著名古典学家、人类学家和宗教史学家。曾任利物浦大学和剑桥大学教授。重视从民俗学角度来搜集、整理各地原住民族和远古世界的宗教资料，以对法术、禁忌、图腾等原始宗教现象的研究而享誉学界。著有《图腾制》《金枝》《图腾制与族外婚》《永生信仰与对死者的崇拜））《自然崇拜》《人、神与永生》《火起源的神话》《原始宗教中对死者的恐惧》等。节选一般而言，似乎是在死后的三天之后复活，因为三天正是从残月消失到新月复出的时间。门特拉人（theMentras 或 theMantras）——马来半岛丛林中的一个胆小的蛮族部落 ——说：世界伊始，人是不死的，只是随着月亮的残缺而变瘦，又随着月亮的圆满而变胖。这样一来，人口不受限制，终于发展到了警戒的极限。第一个人的儿子把这种状况告诉了父亲，并且问父亲怎么办。第一个人心地善良，他说：“顺其自然吧。”但是，他的弟弟却对现状抱着马尔萨斯式的观点，他说：“不，就让人像香蕉一样死去吧，把他们的后代留下。”问题的争议被传到地下世界的冥王那里，他决定采纳死亡。从此以后，人不再像月亮那样死而复活了，而是像香蕉那样死去。西太平洋的加罗林群岛（the Caroline Islands）上的土著说，在早先时候，人们不知道死亡，因为那只是一种短暂的睡眠。人在残月的最后一天死亡，而在新月复出的那一天复活，就好像他们从一场修身养性的睡眠中又醒了过来一样。但是，有一个恶灵暗中使了坏，让人在死亡的睡眠中不能再醒过来。澳大利亚东南部的沃乔巴卢克人（the Wotjobaluk）说，当初所有动物都是男人和女人。当他们中间有人死去时，月亮就会说：“你再站起来。”于

是死人就复活了。可是，有一次，有一个老人说了一句“还是把死留给他们吧”，从那以后，除了月亮自己，就没人能够复生了。目录第一部世界初始第一章造人第二章人的堕落 1.《创世记》的叙述 2.篡改消息的故事 3.蜕皮的故事 4.篡改消息的故事与蜕皮故事的组合 5.结论第三章该隐的标记第四章大洪水 1.导论 2.巴比伦的大洪水故事 3.希伯来的大洪水故事 4.古希腊的大洪水故事 5.古印度的大洪水故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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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的挑战 : 卡尔·施米特的政治思想导论》 [美] 乔治·施瓦布 / 李培建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5-9 / 38.00

简介：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深刻地影响了 20 世纪的西方政治和法学思想，然而他的生平和著作也激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例外的挑战：卡尔·施米特的政治思想导论（1921-1936 年）》是美国著名历史学者乔治·施瓦布教授的精心之作，是揭示施米特思想的一把钥匙，也是美国学界第一部研究施米特的专著。作者清晰地阐释了施米特的关键概念，并将这些概念的重要性与政治、国家和国际关系联系起来。作者并不仅仅满足于论述施米特对 20 世纪思想的深刻贡献，还用了大量篇幅论述施米特与第三帝国的妥协，并且对多面的施米特的描述为读者提供了一次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的跨学科远足。乔治·施瓦布（George D.Schwab），1968 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2001 年至今任城市学院和研究中心荣休教授。1974 年和国际法大师汉斯·摩根索共同创立了“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并自 1993 年起任该会主席。施瓦布教授是美国战后第一个系统研究施米特思想的学者。节选施米特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所写的著作主要论述《魏玛宪法》所固有的各种法律问题。这些法律观点实在社会形势极度不稳定的背景下展开的。德国的危机与其说是例外状态，毋宁说是常态。共和国诞生时所处的环境也离正常状态想去甚远、这些问题——甚至在谢德曼于 1918 年 11 月 9 日宣告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困扰着德国——只是导致 1918 年柏林的人民海军师奇异事件和 1919 年 1 月 11 日发生在柏林《前进》杂志社大楼里的屠杀事件的前奏曲。德国到处发生着的这样的和许多类似事件是导致普遍的无序状况的主因，这些骚乱有时使德国处于发生内战的边缘。甚至 1919 年 8 月共和国的成立也没有结束这种危机状况。到 1920 年德国来世遭遇各种财政问题，这些问题到 1921 年 1 月变得令人忧心忡忡，到 1922 年 11 月更是一团糟，当 1923 年 11 月旧马克最终被新货币代替时已越发不可收拾。目录初版序再版序缩略语

导论一、传略二、思想遗产第一部分施米特与《魏玛宪法》：1921—1933 年第一章独裁的含义一、委任独裁与主权独裁的区别二、宪法第 48 条的委任性质第二章主权的含义一、决断主义对规范主义（凯尔森）二、政治的标准一一友与敌三、政治的统一体对多元主义（拉斯基）第三章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含义一、民主主义的标准——同一性与同质性二、自由主义的标准——商讨与议会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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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中苏关系》阎明复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15-10 / 68.00

简介：《亲历中苏关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的十年 (1957-1966)》内容简介：中苏关系是 20 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办公厅成立的中央翻译组负责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工作。作者作为翻译组组长，亲历了中苏关系史上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见证了中苏两党、两国由友好到破裂的全过程。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有关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的珍贵史料。全书资料翔实、细节生动、情感饱满，兼具史料性、思想性、可读性，是研究中苏关系、国际共运史、党史国史等不可多得的精品佳作。阎明复（1931—），辽宁海城人。抗战时期，在重庆巴蜀小学、南开中学读书。1947 年，到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从事翻译工作， 1957 年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文化大革命” 期间受迫害，1967 年被关进秦城监狱。1975 年恢复工作后，历任中共中央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编译室定稿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部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节选 1956 年 6 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率中国代表团出访苏联。中国代表团有 50 多人，李富春任团长。不知经过谁的推荐，国家计委的同志找到全国总工会，要我去给李富春当翻译。6 月 19 日，我们乘坐苏联政府派来的专机离京赴苏。中国代表团赴苏，主要是同苏联政府商谈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整个会谈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分组会谈，一个组谈计划，另一个组谈项目。会谈方式一般先由中国方面说明情况，再由苏联方面提出问题，然后由苏方在小组中提出意见，经双方交谈后报告综合组，由综合组进行总的平衡和研究。第二阶段是由苏联方面提出对中国“二五”计划草案的初步意见和对中国方面请求苏联援助项目的初步答复。 7 月 22 日，李富春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的说明。他说，我们在计划工作中，一直学习苏联的经验，我们过去的“一五”计划就是同苏联专家一起研究、讨论制定

的，实施得很顺利。今年中共即将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要向大会提交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由大会代表审议。这次我们带来的“二五”计划草案，就是征求我们的老师——苏联同志的意见的，希望你们帮助我们把第二个五年计划编制好。他的这一番即席讲话是由我当场翻译的。李富春的说明有中文文本，事先已译成俄文，内容包括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预计、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基本任务和主要指标、草案中的几个问题以及几个尚未肯定的因素。在会场上他没有宣读说明。目录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十年在全总工作期间我见证的中苏关系 1952 年随刘少奇参加苏共十九大随李富春赴苏商谈“二五”计划……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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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界译介日本“中国研究”文献目录简编》马军 / 上海书店出版社 / 2015-9 / 98.00

简介：日本是海外汉学和中国研究的重镇，其严谨细密、视角独特的成果，一直是中国人认识本国历史文化问题的重要参照。本书以文献著录形式详细载录全面抗战时期（1937 年 7 月 7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中国文化界译介日本“中国研究”的专著、译著、论文和文章等成果，其意义不仅在于为相关治学提供参考资料和检索功能，亦为当今方兴艾未的日本汉学的中国学研究贡献了一条管窥历史的捷径。马军，1969 年 11 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上海史、中华民国史、中外近现代军事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所史。主要成果有：《上海通史·当代文化》（合著，1999 年）、《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1946— 1953 年）》、《泰西新史揽要》、《1948 年：上海舞潮案》、《中国近代科学家徐建寅传略》、《近代中国高校校歌选》、《国民党政权在沪粮政的演变及后果》、《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舞厅·市政——上海百年娱乐生活的一页》。

节选

收录范围——本目录收录了约 2000 条中国人士研究、翻译、评论、介绍和辑校日本“中国研究”的文献条目，该文献应为 1937 年 7 月 7 日至 1945 年 9 月 3 日首次用中文出版、刊印的专著、译著、论文、文章或译文等。须注意的是，未正式发表的手稿不在其列；日本人士自行用汉文书写或自行日译汉的成果亦不在其列。条目要素——其一，文献分类：1、书籍类（含专著、译著、论文集等）条目，收有文献名、责任者、出版地、出版社名称、出版时间；2.期刊发文类（含论文、文章、译文等）条目，收有文献名、责任者、期刊地或主办单位、期刊名、卷期（号）、刊发时间；3.报纸发文类（含论文、文章、译文等）条目，收有文献名、责任者、论文集责任者、论文集名、刊发时间、版次；4.论文集内论文类条目，收有文献名、责任者、论文集责任者、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社名称、出版时间。其二，注释：必要时，在文献名后加说明性的页下注……

序编纂缘由凡例 1937 年（7 月 7 日起） 1938 年 1939 年 1940 年 1941 年 1942 年 1943 年 1944 年 1945 年（截至 9 月 2 日）人名索引主要参考工具书本书编纂者“海外汉学史”方面成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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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边界》李炜光 / 九州出版社 / 2015-10 / 48.00

简介：本书收录了李炜光先生近年来关于中国财税问题的论文和评论文章，反映了他近年来对中国财政制度改革和立法修法过程中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成果。阅读本书，看李炜光如何从公共财政理论的视角，评析现代中国财税制度之短长，明晰税收与权力的边界，解读税收·改革·革命的关系。李炜光，1954 年出生，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当代中国最具思想力的财政学者之一，多年来致力于鼓吹纳税人权利，推动中国财政改革。代表作有《李炜光说财税》和《税收的逻辑》等，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节选人大的税收立法权授权存在问题采访者：最近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燃油税却连续 3 次上涨，引起很大的舆论反弹，您觉得这 3 次涨税存在什么问题吗？是否违背现行法律？李炜光：违背现行法律倒说不上，关键是现行法律在当初设定规则时就不是特别科学，它的问题主要就是 1985 年全国人大对国务院的那次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依据就是那次授权，否则的话就没有依据了。现在这个授权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是它的授权范围太大了，凡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事都可以授权给国务院。授权不应该是这样的授法，国际上立法授权是一事一授权的，不能说这堆事由你随便订立法律，由你来说了算，这种授权就不是授权了，是把权力拱手相让，授权应该是很细致、具体的。第二，授权应该有一个期限，要有时间限制，授权给你在这一段时间内可以去立法，过了期限就失效。可是我们的授权是 1985 年授权，现在是 2015 年，已经三十年了。一个授权三十年，这种程序就有问题了。第三，这个立法权力授出去，应该是可以收回来的。因为权力的所有者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果权力授出去不收回来，或者想收也收不回来，那怎么解释呢？现在问题是规则本身的问题。你问它合不合现有的法律，基本上它是合的，但是规则本身或程序上有问题。采访者：第二次提高燃油税的时候，给出的理由是环保，这个理由说不说得通呢？李炜光：是不是说得通，得看它有没有相应的法律或者制

度来限定这个钱只能用在你说的环保或者是节约能源上。据我所知，它还没有这样一些规定，税征上去以后怎么支配我们不知道，也不透明。比如 2009—2012 年这头 4 年，燃油税就征了大概 9000 亿元，这样一笔财政资金用在哪儿了？如果确实用在了环境治理或者是环保事业上，那还是可以的。消费税税率一再涨，每年就增收一两千亿了，这个数字还会越来越大，这笔钱究竟能不能用到这个上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能光看它怎么说，能不能做到是一个问题。目录序李步云自序以《大宪章》为理念之基石第一篇从效率走向公正：大转型中的税制改革……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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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 : 上海学派的兴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15-10 / 48.00

简介：近数年来，上海学界围绕"共生"理论相关问题展开了积极活跃的学术探讨。这一探讨由社会学界开其先，尤以复旦大学社会学者胡守钧先生等为代表，出版了《社会共生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一版，2012 年第二版），并成立了"社会共生研究中心"，开展活动。之后，上海社会学者的工作及其发表的撰述引起了上海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一书汇集了迄今为止上海学者在共生学说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意在作一个阶段性的小结并前瞻。它是一个展示，也希望成为一种促进，以利上海学界并进而国内学界在前一阶段研究讨论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使上海学派由起步而成熟，促进学术发展，并使中国话语、中国理论在国际上产生影响。任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迄今已出版中英文论著多种，包括在美国出版的英文 New Frontiers in China’ s Foreign Relations 一书（ 2011 年，与 Allen Carlson 共同主编），另有专著《中国行政改革》、《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韩国政治体制》、《中美日三边关系》等，主编或共同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新视野》、《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现实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节选事实告诉我们，思考当今世界的问题必须超越西式或美式思维，另辟蹊径，另寻出路。博大的中国思想文化有可能为之提供建设性的选择方案，共生就是这样一种思维或思想。作为事物间的一种状态，共生是不同事物在共存中相生相成、共同生长的良性状态，其要义不仅是互不覆盖、互不否定、共存共处，而且超越之而及同生共长、相互促进。它是生命力的来源，是事物生长发展之本。因此之故，共生的原由，并不停留在“一花独放不是春”的表层（一种防御性的姿态），而在于从本体上认识事物生长的规律。因为，只有在多样和多元共存的状态中，事物才可能具有生机，才有可能不断地生长发展。反之，如果归于“一”，定于“一”，那就失去了生长发育的生命力，发展的生机就停止了。因此之故，共生是本，共生也是源，共生意味着事物发展的生机和活力。目录代序：以共生思考世界秩序任晓任晓：共生学派的由来和发展胡守钧王世进李友钟：共生哲学论纲

李友钟：共生：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 ——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杨洁勉：中国走向全球强国的外交理论准备——阶段性使命和建构性重点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 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任晓：共生体系的存在和持久性——对熊李力、陈雪飞先生的回应苏长和：和谐共生与世界秩序：回应和解释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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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 : 逻辑与历史的冲突和统一》汪丁丁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5-9-30 / 118.00

简介：《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是著名经济学家、身体力行的教育家汪丁丁教授最新推出的讲义。汪丁丁教授从思想史视角反思经济学及其历史已近十年，他认为，逻辑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冲突和相辅相成实为“经济学思想史”这一原创学科贯穿始终的主题，他的方法论理想就是希望有一套逻辑与历史的分析框架。而未来的经济学必然是跨学科的存量经济学，融入社会科学以为公共政策提供理论基础。汪丁丁，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博士（1990）。曾任教于香港大学和德国杜伊斯堡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及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并担任《财经》《新世纪周刊》及“财新传媒” 学术顾问。著作包括《经济学思想史讲义》《制度分析基础讲义》《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等 20 多种。教学研究广泛涉及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演化社会科学等重要的前沿学科领域。节选自从有了文字以来，后人若要理解前人的思想，通常有两条途径：其一是文本分析方法（例如经典阐释学）；其二是思想史方法。文本，也包括口述史的文本。因此，在文明史阶段（不是史前史阶段）——或许更晚，在西方社会，“实践智慧”的传统中断之后，文本成为思想传承的主要途径。但是，随着人类社会范围的迅速扩张，最初嵌入于具体情境的文本脱离了原来的情境，于是很容易误导后人陷入怀特海所谓 “错置实境的谬误”（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或者陷入詹姆士（William James）所谓“vicious abstractionism”（邪恶的抽象主义），总之，这些文本或概念容易误导后人以抽象概念取代真实情境的切身体验，因此很难获得关于重要性的感受。可是，消失了重要性感受之后，哪里可能有智慧呢？知识取代智慧，这就是文字的代价。在一个缺乏常识的时代，我认为上述第二种途径——就是通过思想史方法来理解前人的思想，可能更好一些，当然也更累一些。至少，对以前的人物和他们的思想，我们通过思想史方法可以有韦伯所谓“同情的理解”。在运用思想史方法时，我们首先试图想象作者的生活情境

（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然后试图感受作者通过作品试图表达的重要性。我们常要重复这一过程，直到获得比单纯文本分析所得的更令人信服的理解。现在，第二讲，这种思想史方法被用于理解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和他们之前的经济学思想。目录序言第一讲经济学思想史概说一、重要的是观念本身，而不是阐述观念的人二、核心参考文献介绍三、课程思路概述第二讲长期史视角下的经济学及其核心议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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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费恩曼物理学讲义（共 3 卷）：新千年版》《邵雍全集（全五册）》《天鹅绒监狱》《那些说不出的慌张》《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亲爱的张枣》《我们这些流浪的中国人》《薛忆沩对话薛忆沩： “异类”的文学之路》《影像背后：吕克・达内电影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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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恩曼物理学讲义（共 3 卷） : 新千年版》【美】费恩曼莱顿桑兹 / 潘笃武、李洪芳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2013-5/ 498.00

简介：《费恩曼物理学讲义》从普通物理水平出发，注重物理分析，深入浅出，避免运用高深烦琐的数学方程，因此具有高中以上物理水平和初等微积分知识的读者阅读起来不会感到十分困难。至于大学物理系的师生物理工作者更能从此书中获得教益。《费恩曼物理学讲义》是迄今最为经典、最为成功的物理学教材，也可以作为（高级的）科普读物。本书自 50 年前出版以来，好评不断。多次重新修订。 2010 年，编者根据 50 年来世界各国在阅读和使用本书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对全书的错误进行了全面订正，这就是新千年版的由来。本书正是根据新千年版翻译的，除了与原著保持一致，在中译文字上也做了修正，使之阅读起来更为流畅。费恩曼（R．P．Feynman）1918 年生于布鲁克林区，1942 年在普林斯顿获得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洛斯阿拉莫斯，尽管当时他还很年轻，但已在曼哈顿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后，他在康奈尔大学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任教。1965 年，因他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工作和朝永振一郎及施温格（J．Schwinger）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节选费马原理的更精确表述实际上，我们必须把最短时间原理表述得更正确一些。在前面，它并没有得到正确的表述。称它为最短时间原理是不正确的，我们只是为了方便起见，一直沿用着这个不正确的表述，但现在我们必须考虑正确的表述应该是怎样的。假如我们有如图 26—3 所示的一面镜子。是什么促使光一定要跑到镜面上来？最短时间的路径显然是 AB。所以有些人也许会说：“有时这是一条取时最长的路径。”但这里的时间并不是极大值，因为一条弯曲的路径需要的时间肯定要更长！正确的表述如下：在某一特定路径上行进的光具有这样的一种性质，那就是，如果我们不论用何种方式使光路作微小改变（比如说移动百分之一），例如改变它射到镜面上的路线的位置，或改变曲线的形状，或任何别的方式，都不会有时间的一级变化；而只有时间的三塑变化。换句话说，这个原理是：光取的是这样一条路径，在它邻近有许多取时几乎与它完全相同的其他路径。下面是最短时间原理的另一个困难，它也是那些不喜欢这种理论的人所永远不能忍受的一个困难。利用斯涅耳理论我们能够“理解”光。当光在行进中遇见一个表面时，会因为它与表面有相互作用而发生弯曲。光从一点跑到另一点，再到又一点等等的因果关系的思想是容易理解的。但最短时间原理却是

关于自然界行为方式的完全另一种哲学原理。它不是把我们做了某件事后，又发生另一件事等等说成是因果关系，而是这样说：我们建立起一种装置，由光束判断哪一条是需时最短或最终的路径，从而选定由这条路径走。目录第 1 章原子的运动 1—1 引言 1—2 物质是原子构成的 1—3 原子过程 1—4 化学反应第 2 章基本物理 2—1 引言 2—21920 年以前的物理学 2—3 量子物理学 2—4 原子核与粒子第 3 章物理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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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全集（全五册）》邵雍 / 郭彧编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15-9-1 / 380.00

简介：邵雍是南宋以来象数易学之宗主和理学诗派的鼻祖。《全书》不仅收入目前所见的邵雍全部著作，而且还把历代以来（包括海外）研究、议论邵雍的重要著述，作为附录收入，便于研究者使用。邵雍（1011 年—1077 年），字尧夫，生于范阳（今河北涿州大邵村），幼年随父邵古迁往衡漳（今河南林县康节村），天圣四年（1026 年），邵雍 16 岁，随其父到共城苏门山，卜居于此地。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 年），邵雍 30 岁，游历河南，因将父母葬在伊水（河南境内南洛水支流）之上，遂而成为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少有志，喜刻苦读书并游历天下，并悟到"道在是矣"，而后师从李之才学《河图》、《洛书》与伏羲八卦，学有大成，并著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先天图》、《伊川击壤集》等。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 年）定居洛阳，以教授为生。嘉祐七年（1062 年），移居洛阳天宫寺西天津桥南，自号安乐先生。出游时必坐一小车，由一人牵拉。宋仁宗嘉祐与宋神宗熙宁初，两度被举，均称疾不赴。熙宁十年（1077 年）病卒，终年六十七岁。宋哲宗元祐中赐谥康节。链接物之大者无若天地，然而亦有所尽也。天之大，阴阳尽之矣。地之大，刚柔尽之矣。阴阳尽而四时成焉，刚柔尽而四维成焉。夫四时四维者，天地至大之谓也，凡言大者，无得而过之也。亦未始以大为自得，故能成其大，岂不谓至伟至伟者欤？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柔一刚交而地之用尽之矣。动之大者谓之太阳，动之小者谓之少阳。静之大者谓之太阴，静之小者谓之少阴。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尽之矣。静之大者谓之太柔，静之小者谓之少柔。动之大者谓之太刚，动之小者谓之少刚。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体尽之矣。日为暑，月为寒，星为昼，辰为夜，暑寒昼夜交而天之变尽之矣。水为雨，火为风，土为露，石为雷，雨风露雷交而地之化尽之矣。暑变物之性，寒变物之情，昼变物之形，夜变物之体，性情形体交而动植之感尽之矣。雨化物之走，风化物之飞，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飞草木交而动植之应尽之矣。走感暑而变者，性之走也，感寒而变者，情

之走也，感昼而变者，形之走也，感夜而变者，体之走也。飞感暑而变者，性之飞也，感寒而变者，情之飞也，感昼而变者，形之飞也，感夜而变者，体之飞也。草感暑而变者，性之草也，感寒而变者，情之草也，感昼而变者，形之草也，感夜而变者，体之草也。木感暑而变者，性之木也，感寒而变者，情之木也，感昼而变者，形之木也，感夜而变者，体之木也。…… 目录第一卷《皇极经世上》第二卷《皇极经世中》第三卷《皇极经世下》第四卷《伊川击壤集》第五卷《邵雍资料汇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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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绒监狱》 [匈牙利]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 戴潍娜 / 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 2015-11 / 38.00

简介：《天鹅绒监狱》是一部探讨东欧“被囚禁的艺术”、泄露统治者内心秘密的地下文学，由一个天生爱唱反调的人以一种“御用作家之良心”的口吻所写就。它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地剖析了被“审阅”的文学和匈牙利艺术家、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极富洞见地描述了“镣铐下的美学”、艺术家与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事实就是这样：碰不得的禁忌，不宜居的生活，不可说的言论，无形的条条框框，流产的不被接受的思想，这一切并没有让我们的作品在审美意义上贫瘠乏味。艺术大厦就从这些国家设置的栅栏里拔地而起。我们巧妙地在艺术宅邸里改组家具。我们学习在规训中生活，那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一部分，不久我们将变得渴望它，因为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创作。米克洛什·哈拉兹蒂（Miklós Haraszti），1945 年出生在耶路撒冷，后随父母回到匈牙利。他是匈牙利当代重要作家、思想家、人权运动者、大学教授，同时也是匈牙利民主派异议者重要的地下期刊《讲述者》（Beszél）的编辑和突出贡献者。20 世纪 70 年代匈牙利民主与自由出版运动发起者之一。90 年代，作为议会议员，他起草了匈牙利一份自由出版法律。2004—2010 年曾指导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OSCE）媒体自由监督机构。另有著作《工人国家的工人》。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欧美影响深远。

节选有一点可以肯定：不会有国内出版社愿意与哈拉兹蒂签署出版合同。通常，“不可能文学”的作者可以反观到“可能文学”的性质。“如果我的作品是不可能的，”米奇沉思地自言自语，“可能的作品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淘气的小男孩，被老师罚站到角落里，冷眼反观那些还坐在位子上的好学生们。呆在角落里的小男孩，这个天生的异议者，他心里琢磨着我身上到底缺少什么？他们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东西？他们是如何叫自我与现实相妥协的？成为一个可能的作家需要怎样的代价？此前，在题为“知识分子通向阶级力量”的与伊万·塞勒尼（IvanSzelényi）合著的书中，我试图探讨知识分子如何成为国家社会主义中的一个独立阶级。该理论认为，在国家社会主义中，审查制度乃是固有的组成部分，它是文学合法性和建设性的元素。审查制度事实上为 20 世纪 70 年代中

期的社会情绪所鼓舞，正逐渐被权力精英征用。我们得出结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系统工程，维护其存续不单单是依靠警察的力量。布拉格之春刚刚过去，波兰的团结工会还未见端倪。然而匈牙利的异议者运动正在蓬蓬勃勃的萌芽中，米奇就是其中的活跃分子一个被查禁的危险的角色。他的选择无形中也为他提供了一个战略高度，在这个有利地形上，他人的行为尽收眼底。目录导读高墙内的作家自白前言反抗的男爵 I 无伤亡的审查制度 II 艺术和自由 III 传统的悖论 IV 审美传统 V 艺术的解放 VI 戏仿御用风格的一章 VII 审查的文化 VIII 艺术与经济 IX 审查的美学……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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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不出的慌张》李宗陶 / 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 / 2015-10 / 49.00

简介：《那些说不出的慌张》收录文化记者李宗陶写于 2008 年－2014 年的 17 篇人物特稿和访谈，受访者涵括作家、画家、学者、导演、艺人等，其中不乏文化界重要人物。宗陶以她的专业、认真和沉着，细心体贴每一位受访对象，为他们，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社会景观，留下一帧帧传神的剪影。李宗陶，七〇年代生于上海。曾任《南方人物周刊》高级主笔，现为《289 艺术风尚》杂志总主笔，在思想者访谈、人物特稿、历史写作、非虚构报道等领域均有出色作品。本书收录的《中国制造：欲望年代的干露露们》荣获首届非虚构写作大奖之时代表情奖。节选采访龙应台的故事尊敬的龙应台女士：我是《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李宗陶，在同行前人访过、写过您无数遍之后，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赴台拜访您。我的挑战是：如何写得更深切、更细微一点，让它们配得上您这个人，您这颗心。如果一年前，我可能会把这封担负采访提纲功能的信写得长些，好比对着一个同性、同好的前辈慢慢讲话。但考虑到您现在的生活节奏以及每天要面对的诸多事务，有必要提高表达的效率，用尽量少的文字讲明我的方向。首先，我不想放过这个背景：在您的身后，不仅有马英九先生“以文化立台湾”的志向、他向公众示范的姿态，以及在您履任期间可以想见的坚实支持，还有台湾文化人的爱护和襄助。想听您讲这部分正进行时的、或者完成时的故事。一个批评者能够进入“内阁”成为一个理念的践行者，这背景是一个必要条件，一种弥足珍贵的生态，对于大陆，应能产生意义。我大概要写一个“官员龙应台”，把正在发生的记录下来，而将那些较远一些的事物，比方我很喜欢的您的第一本书《龙应台评小说》，以及之后种种著作言说、行动经历，垫在底下。哀公问孔子“为政”，孔子回答说“敬妻”，看似答非所问，实在揭示根本—人伦之始，乃王化之基。我想，作为母亲的那个龙应台，和出现在议会讲坛上的那个龙应台，是相通的。所以，日常的一面，容我多问几句。比如，2 月您

离港赴台任职，安德烈为什么哭了。若您应允受访，申请跟随一天：参加会议，会见某人，演讲，或者与某人共进工作午餐，等等，扮演一台带颗头颅的摄像机。能否在寻常的日程中随意挑选一天，容我先“看”再“访”，尽管这样的截取是不可能穷尽一切的。请理解，我只是在尽一个记者的本分：如果条件允许，不该只听受访者说，还应当看看他的做。如果写成的报道里多用动词，少用形容词，至少海明威先生会比较欣慰。期待与您会面。致礼目录自序我总想进到心灵层面，在这个时代，会不会不礼貌龙应台台上-台下林青霞一代大青衣朱新建一笔一笔救自己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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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 林光 / 南海出版公司 / 2015-4 / 49.50

简介：聂鲁达，20 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他周游世界，足迹遍布亚洲、欧洲、美洲。他是历尽沧桑却始终保持一颗童心的孩子。《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是聂鲁达晚年撰写的一部自传体回忆录，他随意而自然地把一个个生活的片段，随着他生命走过的踪迹，缓缓地铺陈拼合成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映照出一段举足轻重的历史。这里记录的故事，那些欢喜和悲伤，都是第一次说给世人。巴勃罗·聂鲁达 Pablo Neruda，1904 年生于智利帕拉尔。13 岁发表诗作，19 岁出版第一部诗集，20 岁享誉全国。著有数十部诗集，被誉为“人民的诗人”。1971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节选我的书刚刚印好并装订成册时，共和国就突然溃败了。由西班牙通往国外的各条大路上，挤满了几十万逃亡的人。这是西班牙人的大规模出逃，是西班牙历史上最令人悲痛的事件。东线军队的幸存者也加入这些队伍走向流亡地，其中有曼努埃尔·阿尔托拉吉雷，有造纸和印制《西班牙在我心中》的士兵。我的书是这些人的骄傲，在向死神挑战时他们还努力让我写的诗面世。我得知，他们有许多人宁愿用自己的袋子搬运这批印好的书，而不是携带自己的食物和衣服。他们扛上这些袋子，开始了奔赴法国的长征。这支向流亡地进发的庞大队伍遭到几百次轰炸；许多士兵倒下了，他们肩上的书散落在大路上。余下的人则继续进行无休无止的逃亡。在边界以外，已到达流亡地的西班牙人遭到粗暴对待。在激战中诞生和毁灭的那本热情洋溢的书的最后几册，在一堆篝火中化为祭品。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到智利大使馆寻求保护，使馆在战争期间曾允许多达四千的长枪党徒避难。这时候卡洛斯·莫拉·林奇大使却拒绝为这位杰出的诗人提供保护，尽管声称是他的朋友。几天之后他就被捕了，并被监禁起来。过了三年多，他患肺结核病死在关他的地牢里。夜莺是受不了囚禁的。我的领事职责早已告终。因为我参加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抗争，智利政府决定撤掉我的职务。

目录题记一年轻的乡巴佬智利的森林童年和诗艺术和雨我写的第一首诗三位寡妇的家麦堆里的爱情二浪迹城市膳宿公寓腼腆学生会阿尔韦托·罗哈斯·希门尼斯寒冬里的狂人大生意我最早的几本书词语三走向世界之路瓦尔帕莱索的流浪汉小洞里的智利领事蒙巴纳斯东方之旅阿尔瓦罗……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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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张枣》宋琳、柏桦编 / 中信出版社 / 2015-9 / 46.00

简介：《亲爱的张枣》是诗界朋友对诗人张枣的怀念集，以诗的形式、以回忆和书评的形式，还原了一个天才诗人魅力四射的形象，以及诗人之间惺惺相惜的知音传统在当代的延续。 2010 年，诗人张枣因病逝世于德国。2015 年是诗人逝世五周年，值此之际，《亲爱的张枣》再版既是为了纪念，也是为了满足读者对本书热情的吁求。在增添诗文的基础上，不少作者也对初版原文进行了认真修改，以作心香之祭。诗歌部分包括：柏桦、蓝蓝等诗人的怀念诗作。回忆与评论部分包括柏桦、陈东东、北岛等人对张枣的生平追忆与诗歌评论。柏桦：诗人，教授。著有诗集《表达》《往事》等。宋琳：诗人。著有诗集《城市人》《断片与骊歌》《城墙与落日》等。陈东东：诗人。著有诗集《海神的一夜》《明净的部分》等。编有诗选集《最高虚构笔记——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文选》等。北岛：诗人、作家。著有诗集《在天涯》《守夜》，散文集《青灯》《城门开》，评论集《时间的玫瑰》等。节选每次回国，他似乎都奋力投入到声色犬马的漩涡之中，然而每次，从漩涡里挣扎出来便都是“丢失感”，是“痛失中国” 的忧伤——2009 年在北京，他碰到从北欧的孤单、寂寞、忧郁和压抑里一头扎进北京声色犬马漩涡的李笠，张枣说：“这是座文化沙漠！除了灯红酒绿，还是灯红酒绿。但天天洗脚又有什么意思啊？！” 他在苏州的太湖边上也买了套房子，安排着生活，但他越来越没有可以写诗的那种高兴，而越来越写不出诗又令他越来越不高兴。也是 2009 年，秋天，我到北京他那儿去玩，他开口便说“生活没意思”，像是说德国“真是没意思呀”的一个回声。“要么恋爱，要么写诗，否则生活就没意思。”他这么说，在他到处摆放着各种零食、吃剩的青蒜炒腊肉和酸豆角鸡杂碗盏的客厅里走动，尔后又喝起了啤酒。我们一起去大觉寺玩，车在暮色里开来开去却怎么也找不到大觉寺，张枣开心得咯咯笑个不止，说：“这样最好玩……去一个地方玩却找不到那个地方是最好玩的……”这话听起来倒是有点儿意思……从大觉寺回来那天晚上，他指着墙上镜框框起的一幅毛泽东书贾岛句“秋风

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的印刷品说： “看到这幅字我就会想，什么时候我可以写出一首诗，有这样的滋味。” 张枣说：“我觉得自己的写作基本上是一次有计划的活动。”而这个“有计划的活动”并没有让他尽兴，因为，他说：“我还没有做出我想做的东西……”写诗越到后来，越像在朝高海拔的峰顶迂回，会有越来越多的缺氧感，会越来越迈不动步子。他写于新世纪的《钻墙者和极端的倾听之歌》《醉时歌》《父亲》和《枯坐》，包括只写了第 1 节的《看不见的鸦片战争》堪称杰出，只是写得太少了，而烟却抽得太多。目录自序受众模型的多元分析通约的数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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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流浪的中国人》梁实秋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2015-11 / 38.00

简介：梁实秋，生于大陆，留学美国，战乱中颠沛流离，晚年寄居台湾，一生中很多时光都在流浪中度过。但是，心中对于中国的感情永远不变，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台湾，一颗心一直是中国的。他的女儿梁文茜说过：“人不管流浪到多远，对于故乡的感情永远是割不断的。我父亲死的时候，穿着一身中式的长袍马褂，不要穿西装。他上美国去，人家让他入美国籍，他说我不入美国籍，我是中国人，我以是中国人为自豪。他说如果中国和美国发生冲突，我必然要站在中国这边，因为我是中国人。”这就是梁实秋所代表的流浪的中国人，人虽流浪，但是感情永远扎根在中国。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感情，我们也都一样“流浪”在世界各地，孤独过，迷茫过，苦过累过，但是我们心中都有一个相同的感情——对故国故乡的眷恋，在这种感情的慰藉下，再多的颠沛流离，都是对人生的献礼。本书辑选梁实秋论中国人，写中国事，念中国情的散文杂文，文中或戏谑幽默，或讽刺针砭，或优雅温和，其实都体现了他对中国的一种拳拳之意。梁实秋，中国著名的散文家、翻译家、学者、文学批评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人士。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著作，代表作有《雅舍小品》《雅舍谈吃》，长篇散文集《槐园梦忆》等。他自幼受家庭熏陶，爱好古典文化，一生温文儒雅，颇有大家风范。这种爱好和性格，使得他以雅致、闲适的独特文风享誉文坛。节选唐人自何处来我二十二岁清华学校毕业，是年夏，全班数十同学搭杰克孙总统号由沪出发，于九月一日抵达美国西雅图。登陆后，暂息于青年会宿舍，一大部分立即乘火车东行，只有极少数的同学留下另行候车。预备到科罗拉多泉的有王国华、赵敏恒、陈肇彰、盛斯民和我几个人。赵敏恒和我被派在一间寝室里休息。寝室里有一张大床，但是光溜溜的没有被褥，我们二人就在床上闷坐，离乡背井，心里很是酸楚。时已夜晚，寒气袭人。突然间孙清波冲入室内，大声地说： “我方才到街上走了一趟，我发现满街上全是黄发碧眼的人，没有一个黄脸的中国人了！” 赵敏恒听了之后，哀从衷来，哇的一声大哭，趴在床上抽

噎。孙清波回头就走。我看了赵敏恒哭的样子，也觉得有一股凄凉之感。二十几岁的人，不算是小孩子，但是初到异乡异地，那份感受是够刺激的。午夜过后，有人喊我们出发去搭火车，在车站看见黑人车侍提着煤油灯摇摇晃晃地喊着： “全都上车啊！全都上车啊！” 目录代序不管流浪到多远，都永远是中国人所感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回忆抗战时期北平年景记得当时年纪小童年生活我在小学我的暑假是怎样过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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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忆沩对话薛忆沩 : “异类”的文学之路》薛忆沩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5-8 / 39.80

简介：薛忆沩将其写作生涯中应邀所写的各类访谈文字，重新梳理，以未删节、未编辑的“原汁原味”的薛忆沩风格，呈现在这部全新的随笔集中。包括多篇颇具影响的访谈，如《面对卑微的生命》、《写作是最艰难的人生冒险》、《文学永远只有一个方向》等。薛忆沩，生于郴州，长于长沙，现居蒙特利尔。1996— 2002 年任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2006—2007 年为《南方周末》及《随笔》杂志撰写读书专栏。2009—2010 年受聘为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2013 年受聘为中山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驻院学人。主要出版作品有：长篇小说《《遗弃》（2012 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白求恩的孩子们》（台湾版）、《一个影子的告别》（台湾版）、《空巢》等。节选我于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处女作发表十二年之后，开始接受关于文学的采访，至今已经有将近十六年“被采”的经历。我的大部分访谈都是根据文化记者提供的采访提纲 “写”成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书面文字。为了文本的连贯、清晰和全面，我还经常会需要增减采访提纲的内容，调整采访提纲的结构，甚至润色采访提纲的语言，以增加问题与回答之间的张力。因此，我一直将这一部分访谈视为是自己的“作品”。它们的完成过程与我其他作品的创作过程有不少的相似之处。这些“作品”中有不少的名篇，如《面对卑微的生命》、《写作是最艰难的人生冒险》、《文学永远只有一个方向》等。就像我的其他作品一样，这些“作品”不仅是我个人文学道路上的坐标，也为一代人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精神追求提供了见证。收集在这里的访谈作品大都是我的“原作”，与媒体上经过删节和编辑之后发表的版本有程度不一的出入。而为了这一次结集出版，我一如既往，又对每一篇“原作”进行了重新的梳理。我将近三十年独立于主流和正统的文学道路是一条从没有人走过的路。我总是说，文学不是我的选择，而是我的宿命。但是，在整理这些访谈作品的过程中，我还是忍不住会不断责问自己：为什么要如此孤独？为什么要如此抗争？为什么要如此殚精竭虑？为什么要如此含辛茹苦？……从

我们那个年代的流行歌中借用的书名就是我对所有这些责问的回答。如果我能够选择，我肯定，我还是会选择悲天悯人的文学。目录为了梦中的橄榄树(代序) 薛忆沩采访薛忆沩面对卑微的生命 “我的一生终将是这种苛求的祭品” 在语言中寻找自己的天堂与薛忆沩谈《流动的房间》对话薛忆沩：从这一“步”到下一“部” 长跑和长篇：身体与精神的韧性 “最迷人的异类” “异类”苦修成的“正果” “精细的写作成了我反抗异化的主要手段” “朗读是我验收自己写作的方式” “写作就是我的宗教”……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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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背后 : 吕克·达内电影手记》 [法] 达内 / 王恬、王瑛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5-8 / 45.00

简介：《影像背后》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的电影创作笔记，记录和分享了达内兄弟在构思创作《一诺千金》、《罗塞塔》等知名影片过程中，对于剧本方方面面细节的思考、修改，对于演员的选择、机位的运用，以及电影发展的现状与未来的思索等等，其中亦包含了面对观众、媒体意见的反思和创作过程中汲自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各领域的灵感源头。第二部分是笔记中提到的三个剧本：《儿子》《孩子》和《罗尔娜的沉默》。第一部分的思考与探索在这一部分中得以具体呈现，即便没有观看过影片，读者也不难通过剧本文字，感受到达内兄弟的影像魅力及艺术造诣。达内兄弟（让–皮埃尔·达内和吕克·达内），比利时著名电影导演。1970 年代开始联合执导纪录片与剧情片，但直到 1996 年，才凭借影片《一诺千金》在世界影坛崭露头角，并奠定自身的独特风格：影片多描述移民、失业者等社会底层人士的生活状态，其视觉语言简练、直接，与内容完美切合。之后的《罗塞塔》（1999）、《儿子》（2002）、《孩子》（2005）、《罗尔娜的沉默》（2008）受国际影展和评论界的一致认可，而《罗塞塔》和《孩子》在戛纳电影节上两度夺得金棕榈大奖——达内兄弟由此成为比利时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导演组合。其作品《单车少年》（2011）和《两天一夜》（2014）也荣获多个国际奖项。节选在一次访谈中，达内兄弟说，拍电影时他们一直在寻找戏中人物的生命力（life force)，如果在一场戏中看不到这种生命力，他们就会找出问题在哪儿，然后重拍，直到这种生命力自己跳进摄影机。这种生命力到底是什么？他俩在访谈里没有详说。看完本书后，我想斗胆替他们哥儿俩来回答。其实，这种生命力就是一种戏剧张力和艺术真实（比实际生活更真的真实）的混合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一、剧本自己写，只拍自己喜欢的电影。二、有固定的创作团队。三、所有的电影都是按剧本顺序拍摄，而不是为了省钱按场景、地点来规划拍摄。四、每天早上他俩先和演员排练当天要拍的戏，直到他们

和演员找到了感觉，才会把摄影、灯光、录音等工作人员喊进来开拍。五、因为他俩要求摄影师去捕捉演员的表演，而不是演员去迁就摄影机的机位，所以他们要求灯光全部采用大散光，从而让演员在戏中毫无顾忌地走动。目录一诺千金，不忘初心（代序）影像背后（1991—2005）剧本儿子孩子罗尔娜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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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本周排行

3 学术类

序号书名 1

出版社

作者

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单价 [英]丹

尼尔·汉南

民主的历史

法律出版社

许良英、王来棣

明代的漕运

鹭江出版社

[美]黄仁宇

(第九版)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罗伯

特·所罗门/凯思林·希金斯

用地图看懂世界经济

世界图书

[日]生命科学编辑团队

经济学原理

西北大学

张维迎

守先待后:思想、格局与传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68 刘仲敬

39.8 8

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

重新定义公司:谷歌是如何运营的中信

森·罗森伯格/艾伦·伊格尔 10

译林出版社

[美]埃里克·施密特/乔纳

长尾理论:为什么商业的未来是小众市场

里斯·安德森

[德]弗兰克·巴约尔 38

中信

[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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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学术类序号书名

出版社

作者

单价

小王子

新蕾

圣埃克苏佩里

张爱玲:少帅(附少帅别册)

十月文艺

张爱玲

39.5

洗牌年代

文汇出版社

金宇澄

给孩子的古诗词

中信

叶嘉莹

人生不过如此而已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梁实秋

39.8

青灯

江苏文艺

北岛

繁花

上海文艺

金宇澄

人生真相:米歇尔·奥巴马传

中信

彼得·斯莱文 (Peter Slevin)

59 9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导览

北京大学

余辉

收纳全书

京华出版社

[日]文化出版局

 季风活动预告

季风活动预告 10 月 27 日：蓝白红电影沙龙第 76 场：【放映】爱沙尼亚电影《1944》

蓝白红电影沙龙第76场：【放映】爱沙尼亚电影《1944》

时值二次大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精选一部最新的二战题材影片《1944》和电影沙龙的各位影迷分享。

相信很多影迷对来自波罗的海的小国爱沙尼亚的电影都会感到陌生，这部《1944》震撼的战 28

 季风活动预告争场景丝毫不逊色好莱坞大片。这是一部反思二战历史视角非常独特的影片，这个波罗的海的小国五分之一的人口丧生在这场战斗中，他们夹在苏联与纳粹德国两大强国之间，苏联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入侵了爱沙尼亚，爱沙尼亚把纳粹德国当成解放者来欢迎，当1944年苏联反攻的时候，一个国家的同胞，身穿纳粹党卫军和苏联红军两种军服厮杀在自己祖国的战场上，历史分外的荒谬，荒谬的背后是爱沙尼亚民族历史的悲怆。

借助这部电影我们分享一下战争题材电影的拍摄方法与艺术欣赏方法，欢迎您的参与。【时间】10月30日星期五 19:00 【地点】季风书店（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1555号地铁十号线上海图书馆站站层厅）

 声音

声音震惊法国知识界的宣言自由的媒体与批评的议论：清末民初公共说理的发轫

震惊法国知识界的宣言：《知识分子政治反攻宣言》叶超

澎湃新闻（2015-10-28）

米歇·翁福雷（Michel Onfray）是法国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曾自命为“左翼中的左翼”。不过自从他上月发了一通关于欧洲难民的讲话后，左翼的《解放报》便控诉他“为（极右党派）国民阵线站台”，这事在整个法国知识界和媒体中炸开了锅，十月以来，讨论渐多。翁福雷只是被人指责为想法与极右党派相近的法国思想家中最新的一位，在这一串名单中，还有伦理哲学家亚伦·芬凯尔克劳特（Alain Finkielkraut），他曾是激进左翼分子，现在是法兰西学院院士，写过几本有关法国传统共和文化衰落和法国“不幸的身份”的书；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1960 年代时曾是切·格瓦拉的同伴，后来成为前社会党总统密特朗的顾问；埃里克·齐穆尔（Eric Zemmour），一名极右的记者，其著作《法语的自杀》在去年成为一本畅销书；当然还有小说家米歇·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他的小说《屈服》描述了未来法国被伊斯兰神权统治的情景。近一个月来，法国乃至欧美各大报纸都密切了关注了法国知识界“右转”的这一事件。作为法国舆论风向标的《世界报》（Le Monde）连发数评论，讨论“为什么知识分子辩论偏向右翼”、 9 月底， “左翼知识分子哪去了” ，两位年轻学者——一为 80 后的莱甘锡（Geoffroy de Lagasnerie），一为 90 后的爱德华·路易（Edouard Louis）——在《世界报》上发表了题为《知识分子政治反攻宣言》的文章，分析阐述了法国知识分子的窘境，并提出所谓“右翼知识分子”不过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引起热议。日前，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也在《洛杉矶书评》（LAReview of Books）发表题为《Power，Powerlessness，Thinking，and Future》的文章，针对“左右之争” 提出不同见解（详见：https：//lareviewofbooks.org/essay/power-powerlessness-thinking-and-future）。为使读者更深入了解这一事件，澎湃新闻翻译《知识分子政治反攻宣言》全文如下：

 声音

米歇·翁福雷（MichelOnfray）。（图片来自网络）几个月前，我们还在想：“我们这一代人正生活在混沌和噩梦之中。我们已经跌落到最糟糕的境地。”而今天情势愈加恶化了。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难民试图逃脱战争，远离残垣断壁和灾祸苦难，然而他们在欧洲却找不到一片能保护他们、接纳他们的容身之地。各个国家没有大方好客的表现，而是踌躇不定、挑挑拣拣。警察首先出动；难民营接着围起；国境线随之关闭。这个夏天我们眼睁睁任由欧洲的各个机构令人遗憾地处理希腊危机，硬生生将紧缩的政策强加给一个已经被贫困蹂躏得不行的国家。欧元，这一载体，无视民主的选择，让一切替代性政策在欧洲变得不可能实行。在法国执政的左翼社会党叫人心痛的表现，让我们不禁自问该党还属于左翼吗？总理瓦尔斯和经济部长马克隆的轴线联盟倒人胃口。秩序、社会后退是他们不变的说辞。由此，我们的疑虑随之而来：左翼怎么到了这般田地？又或者，法国怎么成了难民眼中一个应该避免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希望的支点？最后，越来越接近极右派的言论在公共舆论空间不间断地膨胀。这些论调通常领先于极右派，在客观上滋养着后者，以至于民族阵线党借势叫卖，从中汲取灵感。一些思想家越来越大胆地组织攻势，推动着公论空间中最危险的冲动：民粹主义、伊斯兰恐怖症、鄙视女性、排外主义、反对同性恋、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一旦这些思想家被圈被点之时，他们就大声疾呼，抨击舆论审查（辩解道：“我们说什么都是不对！”），尽管对他们的批评是有道理的。面对这么大面积的知识分子政治活力，一个普遍的情绪就此生根。不夸张地说，今天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生活在忧郁不安的模式之下。对于我们之中的大多数来说，从今往后，经历政治等同于体验阳痿。议事、研讨的会场，有多少激动的人士在传达他们愤懑的同时，流露出无能为力和不知如何表达的无奈，就好像当今的民主政治体制剥夺了我们行动的能力和干预的可能。怎么办？怎么说？说什么？除了老生常谈的话，怎么还能说些别的？

 声音对知识分子沉默的考证几个星期以来，两个讨论通常被分开摆出：一方面是部分政论笔者和作家们越来越昭然可见、靠近极右派的主题论文；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对政治议题的沉默不语。但是这两方面其实隶属于同一、也是唯一的一个轮廓。如果我们应该对这份沉默进行考证分析，我们会发现我们有三个理由这么做： 1.今天社会上对极右派有一股昏沉痴迷：比如说，维勒贝克只要发表一部粗鲁无礼的伊斯兰恐怖症小说，就可以成为各个报纸的封面头版。围绕这些令人作呕的提问，媒体-知识分子空间大范围的磁化效应使得我们之中的很多人在规定的术语中不再能自我识辨，继而躲避公论空间。知识分子的沉默也是面对如此情境时的慌乱不安所造成的。 2.各种诽谤声势也可以解释舆论批评的供应不足。知识分子中的大人物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就成了被诋毁的对象。像今天这样组成的文学和知识分子世界是侮辱他们之后的产物：这样的欺凌环境最终限制了不同政见者的活力，令他们失去了勇气。 3.最后，文学或学术领域内部的逻辑也负有责任。作家、社会学家、哲学家不敢投身于政治运动。对一些人来说，政治干预破坏了文学的纯净；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将使他们所出产知识的有效性受到质疑。文学和学术领域盛行去政治化的禁令（转而追求辞藻；纯粹科研等等）。政治介入被看作是一门危险，一个污点——可是政治解约才恰恰应该被看作是一个问题。我们不能仅仅悲叹局势的糟糕，应该问问自己怎么才能建立新的体制。而且，希望还在：格歇（MarcelGauchet）、翁福雷、芬凯尔克劳特、德布雷那一批的哲学家至少还奋力地谎话连篇，极力否认他们真实的自我；左翼至少仍然象征性地统治着法国；在法国，“右翼知识分子”这一表述仍然被认为自相矛盾，或者说，两者不可能结合成一体。为此，我们应该庆幸。应该采纳的原则如果我们有意重塑知识分子和政治面貌的舞台，采纳几个针对思想和行动的道德原则迫在眉睫： 1.拒绝原则：拒绝强加的辩论，拒绝指定一些思想家为对话者；拒绝讨论一些无需争辩的主题；拒绝承认一些问题的恰当性。因为如上三点使思想之间的碰撞变得没有可能。将其排除于外是进行讨论的必要条件。当我们把虚幻的公共空间看作是审议的集合场所，当我们瞥到思想之间一些议题的不相容性的时候，我们应该将两者对立起来。这些议题只是纠结于国家、民族、主权、国民身份或解体分裂。而我们真正的意愿是谈论阶级、剥削、暴力、镇压、统治和歧视的问题。这两个可能的舞台总是互相制衡对抗。由此看来，今天反对所谓的推论霸权，有时候意味着闭口不言，而不是同谋共犯。 2.提名原则：个体是什么样，就提什么名。不再认可他们尝试掺假的企图；不再接受某些观点作为公共讨论的可能，因为我们由常识就能判断出其错误性。在整个法国和欧洲蔓延的所谓的威胁，沉重地积压着难民们。这些危险理论不是讨论的主题，因为这些只是侮辱和骗局。 3.重新冠以耻辱概念的原则：改造政治舞台意味着改变舆论的空间。“知识分子的沉默”说 32

 声音到底，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是谁在说话，是谁在沉默。有些人我们情愿他们闭嘴。这不是要强行给他们封口，如同有些人指责我们的那样，而是相反，要让他们明白他们的论调除了我们的蔑视，什么都不配。极右派的思想家可以随便他们的思考，关键在于他们应该不敢轻易发言，因为这样会招来信誉扫地。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Elias，1897-1990，德国作家、社会学家）所说的“道德的文明”，指的并不是最最丑陋的思想完全消失的社会，而是那些想要提出丑陋观点的人能够被引导着控制住他们的冲动。干预的原则：尽可能频繁地干预，以便填充舆论空间。简而言之，使左翼活起来。■

 声音

自由的媒体与批评的议论：清末民初公共说理的发轫徐贲

东方历史评论（2015-10-28）

在人类开始有剪子之前，他们是如何处理指甲的呢？手指甲还好说，脚趾甲呢？在人类能够有效处理指甲之前，自然不会有今天所谓“美甲服务”（Manicure）的存在。同样，在出现现代大众媒体写作“报章体”（语出谭嗣同）之前，写作者是如何议论他们感兴趣的政治或社会问题的呢？又是如何评论发生在他们周围的“时务”（事件或现象）的呢？我带着这样的问题阅读了丁晓原的《媒体生态与现代散文》, 得到的答案是，由于没有合适的文体，以前的写作者无从进行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公共议论写作，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就无法意识到自己有公共议论写作的需要。有人说，报章体是一种写作形式的“创新”或“变革”，实际上，在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时，它也必然与内容上的深刻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相反，由于旧形式的限制，内容上的变革也会因此而不可能。清末民初正是一个大众媒体、思想启蒙使命感和公共议论形式同时在发生大变化的时期，因此也形成了这个历史条件下三者之间的积极互动。一、公共写作的“新文体” 德国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在《走向接受美学》中认为：“文学的形式类型既不是作家主观的创造，也不仅是反思性的有序概念，而主要是一种社会现象。类型与形式的存在依赖于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功能。”文体之所以得以形成，乃是因为有社会文化的需求，然而，文体虽说源于其自身的独特功能，但若无富有能动开创力的杰出写作者，仍然难以设立好的标准或成为有效的写作样式。丁晓原把“报章政论体”的创始追溯到清末的王韬、郑观应诸人，但他对“新文体”的讨论显示，梁启超才是中国现代公共说理和议论文体最杰出的开创者。 34

 声音梁启超在 1899 年 12 月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写作文体创新（他称之为“文界革命”）的想法，这一想法来自他阅读日本著名政治家，报人，历史学家德富苏峰著述的启悟。他说：“余既戒为诗,乃日以读书消遣,读德富苏峰所著《将来之日本》及国民丛书数种。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 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令梁启超兴奋不已的“欧西文思”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丰富的政治、社会、文化思想新议题，二是言说这些新议题所必不可少的写作形式，正如丁晓原所说的， “梁启超‘文界革命’的表述中核心语词是‘欧西文思’。‘欧西文思’相对于桐城派散文的‘义法’自然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异质，一种散文革命的要义。‘欧西文思’的意义是丰富的，但主要意指的是现代西方的价值理念和话语体系”。写作不仅是一种话语形式，而且包含着特定的价值。16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蒙田创立了“随笔”(essay)，这不仅是一种个性化的写作样式，而且蕴含着人的主体自由和独立判断的价值。用法国学者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来说，那是一个知识从“注释”向“评说”的转型的时代。18 世纪，随笔在英国作家艾迪生(Joseph Addison)那里成为早期公共传媒（《旁观报》）的写作样式，“把哲学从国王议事厅和图书馆、学校和学院搬进俱乐部、公民议会、茶桌和咖啡馆”。新随笔蕴含的价值也从个体自由扩展为公共说理的平和、理性、教养和尊重。从晚清到民初，中国的“报章体”写作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完成了西方随笔一个半世纪从个人写作到公共写作的转变。在梁启超那里，“报章体”是一个尚未得名的“新文体”。梁启超自述道：“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丁晓原指出，“梁启超这里并没有指出‘新文体’的具体命名者，他揭示新文体之‘新’关键所在。新文体，是对旧文体，对桐城派古文束缚的‘解放’，是一种没有规矩的（‘纵笔所至不检束’）的自由的文体。思想上解放，精神上自由，可以视为新文体区别于传统古文的最主要的特质”。新文体又因为它关注公共时务议论而被称为“时务文体”（或因为梁启超所办的刊物而被称为“时务体”或“新民体” ）。有意思的是，“报章体”也好，“时务体”“新民体”也罢，甚至之后出现的“杂文”“散文”“小品文” 等等，它们都与西方的 essay 不尽相同——它们至今没有能在中国形成一个像西方 essay 那样具有文体传承和人文价值内涵的“文类”概念（genre）。西方随笔的文字写作形式包含着一些普遍认同、共同遵守的人文价值，如注重每个人独特的个人经验、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的知识观、坚信“理”来自每个人自己的理性，而不是外力灌输或强迫，这些价值观的写作理念便是：说理必须文明，即自制、温和、稳健、不走极端；说理关于公众利益；说理不只是技能，而且更是有教养的行为；说理应该以逻辑、深入、令他人愉悦的方式为规范；说理的权利与把理说清的责任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说理有责任观点明确、条理清晰、措辞准确。更重要的是，说理是就多种多样的“人的事务”提出看法和主张，是对普通人和广大公众说理，而不只是在一个狭小的圈子内（政党、教派、小专业等等）的同声相求和互相吸引。这些人文价值在梁启超那里大致都可以找到。但是，在后来的许多“杂文”，如《新青年》的“杂感”或鲁迅的“杂感”那里，就完全不是这样的景象。而恰恰是那些后梁启超时代的“杂文”，至今仍然还在给公共说理带来不少负面影响。二、“新文体”的“骂”

 声音梁启超的议论文带有演讲的特征，修辞的感染与逻辑的说理并重，他说自己是一个感情充沛之人，文笔所至，情不自禁。尽管如此，他对待不同意见的看法和态度还是冷静、理智的。在《评非宗教同盟》一文中，他论及公共辩论中宽容和多元观点的重要，认为言论自由和思想交锋才是有利于社会的活力的。他说，“凡从事于公开运动的人，有一个原则必要遵守。那原则上：一面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抛弃，一面容许旁面或对面有别的主张、不肯压迫。为什么必须如此？因为凡一个问题总有多方面，又惟有多方面才成问题。我从这方面看，有这样的主张，你从那方面看，有那样的主张，于是乎问题成立。若只许甲方面的主张，不许有乙丙丁等方面的主张，那么结果还是‘不成问题’四个大字完事。德谟克拉西（民主）精神存在与不存在，所争就是这一点。 ” 体现民主精神的辩论和公共说理视对手为与自己一样的自由思想主体，因此会平等而尊重地对待他人，避免相互丑化、谩骂或恶语相向。因此，梁启超认为，“‘灭此朝食’、‘铲除恶魔’ 一类话，无益于事实，徒暴露国民虚骄的弱点，失天下人的同情”。章炳麟曾经这样赞许梁启超，从《新民丛刊》前二册中可见“任公宗旨较前大异，学识日进，头头是道，总之以适宜当时社会与否为是非之准的，报中亦不用山膏骂语以招阻力，大约此报通行，必能过于《清议》也。”（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上册，第 130 页。）章炳麟《为柳亚子题扇》诗曰：“江湖满地呜呼派，只遂山膏善骂人。” “山膏”是传说中的一种野兽，形貌像小猪，喜欢骂人，满口脏话。章炳麟称赞的不仅是梁启超的说理能力，而且还有他“不骂”的文明礼仪。如果说社会文化的需求造就了文体的话，那么，文体的文明和礼仪（civility）水准是要靠每个运用者来共同维持和提高的。文体的文明和礼仪一旦遭到破坏，便有可能为后来的效仿者提供方便的不良先例。丁晓原在《媒体生态与现代散文》关注的主要是现代“散文”的正面变化、发展和传承，不妨也可以对“散文”在梁启超之后的一些不良倾向做些介绍和评价，“五四”杂文的“骂”就是一个例子。《新青年》杂志以其“杂文”著称，且被称为后来杂文的先导。散文史学家俞元桂说：“《新青年》创办初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一些议论文，思想新颖，激情充沛，又写得生动活泼，平易畅达，可说是白话散文的一种最初形式。该刊从 1918 年 4 月号起开辟‘随感录’专栏，专登短小泼辣的议论文字。这些具有文学意味的杂感短评便是后来统称为‘杂文’一类作品的先导。 ” 但是，《新青年》却是以“骂”为人诟病。我最近读到宋声泉《文学革命时期的‘林纾败北’问题新探》一文，其中有一节专门就是谈《新青年》骂人的。更令人骇然的是，《新青年》不仅骂人，而且还坚持骂人有理，对此，当时的人就有所批评。不妨从宋文中取几个例子。 1919 年 2 月，胡适致信钱玄同说：“适意吾辈不当乱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若他真不可救，我也只好听他，也决不痛骂他的。”钱玄同回信称：“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却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必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可知道外面骂胡适之的人很多吗？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很骂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们的气呢？”胡适主张，即使意见对立，骂也不是公共说理的正当方式，钱玄同则认为，说话太平和、理性，便是“旗帜不鲜明”，太迁就“那些腐臭的人”。“好人骂坏人，应该！”这种对人不对事的态度，与“文革”斗争哲学的“好人打坏人，活该！”是同样的斗争逻辑。如张耀杰在《北大教授：政学两界的人和事》中所说，“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路线图由胡适而陈独秀而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就是从‘平等讨论’到‘不容匡正’到‘骂人有理’”。同是在 1919 年 2 月，蓝志先致信胡适时，再次谈及《新青年》的“骂人”问题：“讲到《新 36

 声音青年》的缺点，有许多人说是骂人太过，吾却不是如此说。在中国这样混浊社会中讲革新，动笔就会骂人，如何可以免得。不过这里头也须有个分别，辩驳人家的议论说几句感情话，原也常有的事，但是专找些轻佻刻薄的话来攻击个人，这是中国自来文人的恶习，主张革新思想的，如何自己反革不了这恶习惯呢？像《新青年》通信栏中常有这种笔墨，令人看了生厌。本来通信一门是将彼此辩论的理由给一般人看的，并不是专与某甲某乙对骂用的，就便骂得很对，将某甲某乙骂一个狗血喷头，与思想界有什么好处呢？难道骂了他一顿，以后这人就不会有这样的主张了么？却反令旁观者生厌，减少议论的价值。吾敢说《新青年》如果没有这几篇刻薄骂人的文章，鼓吹的效果，总要比今天大一倍。”这也就是梁启超说的，骂人“无益于事实，徒暴露虚骄的弱点，失天下人的同情”。蓝志先说，彼此辩论的理由是给“一般人”看的，不是辩论双方用来相互顶嘴或打口水仗的。这指明了公共说理的一个重要特征：辩论是一种公共议论性质的说理，意在影响“第三者”，即普通公众。但是，他对“骂”的社会不良影响显然估计不足，他说，“在中国这样混浊社会中讲革新，动笔就会骂人，如何可以免得”，其实，骂本身就是一种混浊的语言，混浊的语言存在于混浊社会之中，帮助混浊社会的延续与再生，甚至使它越来越混浊。因此，社会越是混浊，就越需要清晰、平和、理性的不混浊说话方式来为其做出改良的示范和进步的目标。只有这样的说话方式才能促使人的内心和社会发生良性变化。三、“应于时势”的觉世写作和启蒙宣传 “五四”之后论辩杂文的一些不良发展更让我们看到梁启超的价值，这也是丁晓原文中阐述最精彩的部分。他指出，晚清至“五四”相对自由的媒体言论条件对觉世启蒙的公共写作样式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至少包括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在工具的层面上，媒体为这种写作及其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和方式，为满足社会传播的需要，它的语言更多地趋向平易通俗，它的形式得以随意自由。二是在价值的层面上，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媒体价值设置影响着它的价值取向，主流媒体倡导的“新民”、“立人”等启蒙新思维，成为媒体公共写作表达的基本主题，为新文体的丰富变化提供了现代性要素。三是在话语空间的层面上，面向社会传播的媒体，作为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同时也创设了公共议论的自由开放话语空间。时论写作的话题、体式、作者个人风格等的多样性由此而成为可能。梁启超的时代需要他那样的启蒙者，他充满激情的启蒙方式也是极其有效的。用丁晓原的话来说，“以思想启蒙为己任的作家，自然设计启蒙优先的话语策略，在审美与宣传的选择中，他们会取宣传而弃审美。这样他们与新闻合成就成为了必然。梁启超的一段话对此作了注释。他说： ‘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三十自述》）这里梁启超表达了写作意在传播的思想， ‘应于时势’的写作观念是吻合新闻的基本精神的。‘应于时势’不仅表示写作取材的现实方位，而且也表示写作旨在社会传播的价值期待”。一直到今天，这仍然是公共知识分子媒体写作，包括时事议论、思想评论、文化分析等等的基本取向。这样的写作不仅教人如何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理解生活，而且致力于用自己的言语方式去促进和维护这种生活。梁启超从事的是一种以启蒙为目的的“觉世写作”，而不是后来出现的那种以压倒对手为目的的“党争写作”。丁晓原写道，“《时务报》期间梁启超的文名不胫而走，而《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他又以《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新民说》等挟情入理的论说文字，召唤着读者的阅读注意力，成为牵引当时舆论风向的精神领袖式的人物。梁启超实现了一个报人散文

 声音家所期望实现的‘双赢’目标：报纸因文章的魅力而成为人们一时关注的信息中心，而文章又借助于报纸而广泛流布，使作者的写作价值有了一种极大化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新闻造就了梁启超，而梁启超又造就了新闻”。启蒙是一种人文主义——让人变得更优秀——的理想，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加林（Eugenio Garin）在论及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理念时所说，“人这个字本身就包含着赞扬人自己的含义（‘人用人这个字表现人的本质’），它通过文化来为人自己充分定义……，通过有说服力的语言，展示它在现实生活中的有效作用”，并以此对生活于同一共同体里的他人“进行真正的教育” 。这样的启蒙者“懂得恰如其分地使用语言，有很好的表达能力，其威力胜过军队。”（《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第 115 页）启蒙的目的需要有与之一致的写作手段和运用语言的方式，其目的与言说方式都体现了一种自由、平等、尊严的价值观，即便在其说理方式因运用“过度修辞”手段而偏向宣传的时候也是如此。梁启超便是非常善于运用修辞手段——大量的排偶和类比、非此即彼的两分对立、短语式的口号体和一言概之、犹如抒情诗的情感倾诉等等——的写作者。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的写作优势和局限都在于感情的充溢与奔放，这也使得他更适宜于演说家，而不是时论或评论说理者效仿。斯泰宾在《有效思维》中这样评价公共言说的情绪和感情作用：“如果我们说话是为了引起感情态度，那么使用带感情色彩的字眼就是好的语言。可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把我们相信是真实的情况作一直截了当的报道，那么，带感情色彩的语言就是坏的语言。在诗歌中，在雄辩中，带感情色彩的语言也许对于说话的人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必要的。这个时候它就是好语言，因为合乎当前的目的。但如果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使用带感情色彩的语言就妨害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这种语言可能成为有效思维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公共言论领域中的个体应该是自由的主体，每个个体都是一个有价值的“自我”。但是，公共言论并不是个人可以任意宣泄情绪或情感的环境，正如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在《为什么对话》（Why Dialogue?）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公共的环境和共同的约定要求人们放弃或积极克制自我的特定组成部分，包括诸如愤怒、妒嫉、仇恨一类的强烈情绪。这是自由言论的基本规范。如果人们忽视或根本无视这样的规范，那么，在自我克制岌岌可危的环境里，公共理性就会受到极大威胁。梁启超的“富有情感”尚未越出公共话语礼仪的范围，因为他总是能够做到对事而不对人。但是，一旦激情在另一些人那里变成了对人而不对事，那就会生发出像《新青年》这样的“骂”来。这样的恶性情绪宣泄至今仍在威胁和危害着我们的公共话语。在评价百年之前公共写作先驱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犯后见之明的错误，显得我们比前人高明。其实，如果我们处在前人的境地中，我们自己未必就能做得更好，我们比他们的全部优势只是在于今天可以从他们那里学习经验和汲取教训，其中包括对公共话语礼仪、对他人的尊重、对个人情绪与感情的必要节制等等的认识。在一个理性而非暴力的社会里，所有精神和语言活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创建和维持能充分体现自由、平等和人的尊严价值的共同群体，公共议论、劝说和说理是这个任务中的关键部分。一般来说，以公共事件、社会现象、伦理道德、政治或文化为题材的写作或言说，都是某种人际对话和公共讨论的形式，媒体应该为这种对话和讨论提供没有偏见的、不预设立场、不受权力和金钱支配或操纵的公共空间。清末民初的媒体为此作出了虽不完美，但非常难能可贵的示范。在这样的公共空间里，梁启超以鼓吹民权和铸造新民为目标的觉世写作更是一种公共写作的成功先例。即使我们今天从事公共写作不具备梁启超那种超群的语言魅力和才华，只要坚持运用符合礼仪规范的，有说服力的语言，我们应于时势的写作也还是能帮助促成和维护一种合理的，具有优秀人文价值观的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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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杀死苏联的人是披头士德国民歌的是与非

杀死苏联的人是披头士朱学东大家（2015-10-23）

（1960 年，披头士在汉堡的游乐场留影）

我不相信魔法不相信圣经不相信耶稣…… ——约翰·列侬 “当夕阳在克里姆林宫后面缓缓落下时，十万人涌入了俄罗斯的中心——红场。圣巴西尔大教堂那童话般的重重尖顶和克里姆林宫古老的红墙被夕阳涂抹上了火焰般的光彩。一个熟悉的和弦在广场奏响，人们应声呼喊——很多人已经热泪盈眶，‘回到苏联’（Back in the U.S.S.R），保罗·麦卡特尼终于在此唱出了这首歌。” 莱斯利·伍德海德在《回到苏联——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这本书里，以这样的开头描写 39

 评论披头士在红场的演唱会引领全书，此时是 1991 年 9 月 28 日，距苏联解体只有 3 个月。尽管在此前的阅读中，知道苏联崩溃的原因很多，也知道摇滚乐甚至电影在瓦解苏联帝国的过程中有相当影响，但我从来没有想象到那些影响是如此巨大，如伍德海德书中详细描述的披头士对苏联的影响。 “在苏联崩溃的官方历史中，披头士及他们引发的音乐革命的影响往往并没有得到记录，但他们其实是最终摧垮这个政体的重要力量，他们的音乐、形象和精神是这一力量的关键。他们曾被苏联官方查禁，但他们的音乐令人无法拒绝。他们是通向西方文化的大门，大门煽起的文化变革成为最终击垮苏联的力量之一。” 许多苏联披头士的热爱者和研究者的说法则更感性激进。伍德海德在俄罗斯采访的向导陀伊茨基说：“西方最终打赢了冷战，不是靠核弹头，而是靠披头士。”圣彼得堡俄罗斯历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萨弗诺夫则认为：“披头士冲垮了苏联社会的基石，人们可以认为，在苏联的专制被摧毁的过程中，他们比诺贝尔获奖者索尔仁尼琴或者萨哈罗夫的作用更大。” 我个人相信伍德海德的总结判断。在一个强力控制物质、思想和人生的封闭专制的世界，并不是一开始就会被异质文化冲垮，它也会有自己蛊惑人心的黄金岁月，但是，权力和体制对个人思想和生活的全盘控制，显然是反人性的，势不能持久，这种控制时间越久，效用越弱，最终形同虚设。在过往的历史中有太多这样的先例。一个完全控制了个人生活的帝国，最怕遭遇异己的思想异质的文化，因为异质的思想文化中隐含着反叛的因子，当遭遇到异质的文化所煽动的思想，最先是死水微澜，然后是波涛汹涌，直至溃堤而出。这也是专制帝国严厉管控人们的生活乃至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惟是开放的世界里，在任何一个社会，新世代的成长，都意味着对现实社会的反抗，这是一种自然规律。被严控日久的世界，一旦遇上了异质文化，便如干柴烈火般，异质文化的煽动性力量最容易成为封闭帝国的变革的动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曾经撰文写到自己看了美国电影《人猿泰山》后受到的震撼，认为对于自己和年龄相仿的苏联青年而言，1951 年在苏联上映的《人猿泰山》战后苏联年轻一代拒绝成为苏联官方希望塑造的“新苏联人”的开始，成为人猿泰山一样有自由精神的人，而不是成为集体黯淡的苏联“接班人”，是苏联失去年轻一代支持的开始——在《回到苏联》中，也有对《人猿泰山》影响的描述祖博克在《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中记录了 1957 年 7 月莫斯科举办的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细节，成千上万的西方青年涌进了苏联，带来了全新的西方世界的文化和其他信息，后来成为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和他夫人赖莎也参加了这一活动。冷战史专家祖博克认为，这一联欢活动改变了苏联，伍德海德则说，“这个联欢节为时仅仅两周，但在访问者回去之后，苏联已经不是之前的苏联了”。这两个例子，佐证了异质文化传播对于帝国变革的重大影响。披头士对苏联也是类似的影响。披头士的摇滚会穿越铁幕。《回到苏联》这部书里的种种细节，无论是他自己在柏林服役时

 评论遇上的两个爬过封锁线投诚的猫王的崇拜者，还是后来他在核基地遇见的披头士的歌迷，或者那些为传播披头士音乐的苏联的各类披头士拥趸，都把我们带回到了异国他乡的现场，看到那里的青年人，如何在严格的控制下，透过铁幕上被披头士撞出的孔洞，得以呼吸自由的空气，养育自由的精神。书中那些接受伍德海德采访的苏联披头士迷们公认，披头士狂热最重要的影响是“他们改变了那一代人头脑和精神中某种东西”，披头士所信奉的自由精神“消除了苏联青年内心的奴性”，改变了他们的思维和感受方式，“异化了整整一代人，让他们脱离了共产主义祖国，并让苏联年轻人准备好接受一种不同的价值观”。萨弗诺夫对伍德海德说：“约翰·列侬可以被称作是杀死苏联的人……我不认为披头士想到了这一切，但是他们做到了，所以我非常感谢。” 但是，无论是列侬还是披头士的其他任何人，抑或摇滚音乐，本身并不是针对铁幕开火的。他们只是用乐器和呐喊的音乐，宣泄着对现实威权的不满，尤其是反抗对人性的压抑，这是战后新世代的宣言，也是包括披头士在内所有摇滚乐的真正信仰。

（2014 年，保罗·麦卡特尼在达拉斯演唱《回到苏联 Back in the U.S.S.R》）美国左翼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1960 年后的爵士乐》中写到爵士乐如何失去影响时这样描述了摇滚乐的兴起： “这几乎可以确定是 20 世纪 50 年代‘经济奇迹’的结果，这场奇迹不仅创造了一个充分就业的西方世界，而且或许是首度让大批青少年获得适当待遇的工作，因而握有可支配的金钱，或是因中产阶级父母的经济宽裕而让他们获得前所未有的好处，就是这个孩童的与青少年的市场改造了音乐工业……

 评论 “摇滚乐因此以星火燎原之势成为一个阶层表达其欲望、直觉、情感与抱负的全方位媒介，这个年龄层介于青春期与成年人安顿在某些传统的社会位置——家庭或职业——的时刻：现代工业社会中一种自觉的‘青年’与‘青年文化’的声音和语汇。它能够表达这个年龄范围内的任何事物与一切，它的基本语汇跨越了民族的、阶级的与意识形态的藩篱，像是众人一律平等、让人联想到青春期的大众……” 摇滚乐这样一个青年表达其欲望、直觉、情感和抱负的媒介，当它一出现，在西方世界就横扫一切，但是铁幕另一边苏联则如临大敌：唱片被销毁，广播被干扰，披头士甚至被称为虫子，被漫画成在杀虫剂下乱逃……赫鲁晓夫则批判电吉他是“苏联人民的敌人”，甚至二十年后，苏共总书记契尔年科还挥舞着拳头宣称：“摇滚乐是西方颠覆武器之一，是用来动摇苏联年轻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念的。” 赫鲁晓夫和契尔年科有一点没有搞错，电吉他摇滚乐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反叛的姿态，其背后还有西方的文化特质，这确实是可以动摇年轻人对现存意识形态和政权的信念的——因为音乐是超越性的，超越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立场的，更是对压抑人性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反叛，无论这个制度叫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无论所在国是苏联还是美国英国。但是，强权禁绝异质思想能够成功一时，却无法持久，因为它违背人性。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是，在西方世界，摇滚乐是在孟菲斯、底特律、利物浦这样的城市下层阶级里孕育的，但在苏联，摇滚革命却是由那些特权阶层的后代塑造的，米高扬的孙子以及其他苏联精英阶层的孩子们。 “如果有什么东西被宣布为非法，人们反而更加渴求它。如果克里姆林宫之前承认了披头士，那么一切可能就都不一样了。” 诚如此言。套用书中那句“克里姆林宫失去了披头士一代人，然后他们就失去了这个国家”的说法，无论哪个政权哪个国家，谁失去了年轻一代，他们就会失去这个国家。在这里，革命是以音乐，是以摇滚的名义发起的，其实质是服从人性，是对反人性压抑人性的文化和制度的革命。披头士无意之中，参与了瓦解苏联的那场革命。当我在披头士乐队的节奏中，敲击键盘写这篇文章时，我突然停下来问自己：“这音乐能够激发我像苏联那些披头士狂热爱好者那样么？”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正如《译后记》中那句话：“披头士风潮甚至突破了铁幕。但他们却没能穿破竹幕。” 或许对于我们来说，音乐未必能改变世界，但也让我们在苦难中有自己的追求。《回到苏联》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是在铁幕中，也是能够有所追求有所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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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苏联——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英]莱斯利·伍德海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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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民歌的是与非李伯杰大家（ 2015-10-28）

（《英俊少年》的剧照）上世纪 80 年代初，北京某高校德语专业的学生与西柏林自由大学的登克勒教授在一家餐馆聚餐。席间，为了增加欢乐气氛，一位同学应邀唱了一首德国电影《英俊少年》的插曲“小小少年，很少烦恼”。当时在国内，这首悠扬又带些感伤的、德国民歌风味十分强烈的电影插曲颇为流行，深得国人喜爱。然而一曲刚唱毕，登克勒教授立即颇有些激动地站起身来说道：您唱得很好，谢谢；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代德国人来说，听到这样的民歌，心里非常难受；我不是刻意要让您难堪，只是对于我来说，听这样的歌实在是一种折磨，因此不得不说这些话，云云。大家听了都颇为尴尬，为了打破窘境，有人提议唱一首中国歌曲，于是该同学又唱了一首《五朵金花》里的“蝴蝶泉边”。登克勒教授听罢有些夸张地叫好，一场尴尬就这样搪塞过去了。不过从这件小事却可以引申出一个大问题，即部分德国人为什么对德国民歌这种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这样厌恶？什么是民歌？这似乎不是个问题。在一般人看来，所谓“民歌”，一般要满足几个标准：例如必须是年代久远的、没有具体作者的、流传于民间的、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等等。但是在德国，民歌这一体裁却似乎更加复杂一些，传统的解释还没有触及到隐身于所谓“民歌”之后的宏大的历史背景。在德国，民歌不只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文化现象，而是曾经产生过一个民歌运动。正是在这个民歌运动之后，德国民歌就不再只是流传于民间的歌曲，而是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层面，与德国的意识形态纷争息息相关。德国的民歌运动肇始于诗人、哲人赫尔德。1770/71 年，赫尔德提出了自己“民歌”理论，他把英语中的“popular song”翻译成德语的“Volkslied”（民歌），以别于“艺术歌曲”。同时他号召人们去采风、收集民歌并将其整理出版。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收集了大量民歌并整理 44

 评论成册出版发行，例如他编的《民歌集》、《民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等。德国的民歌运动一经发轫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响应者层出不穷，特别是德国后期浪漫派作家纷纷响应，大力搜集德国民歌，于是一本本民歌集纷纷出炉，例如那本著名的《男童的神奇号角》。那么为什么赫尔德对所谓“民歌”如此感兴趣？最简单的解释是，流传于民间、主要是农村地区的大量民间歌曲正在迅速地消失，赫尔德为此感到痛心不已，所以开始拯救这些文化瑰宝。但是实际上，赫尔德的这些做法却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不单单是拯救国宝这样简单。所谓民歌的失传本是一个古老的现象，每当历史进入一个新时代，就会有一大批新的文化产品出现，一大批过去的文化产品被遗忘和湮没。赫尔德们在拯救民歌时，不是简单地把濒于失传的民间歌曲抢救出来这样简单，而是根据某些特定的标准来挑选。赫尔德在拯救民歌时，定下了明确的标准，例如他所选的“民歌”第一必须有教化作用，第二是这些歌曲必须具有文化意义及文化品位。此外，赫尔德们收集的“民歌”里，不仅包括大量真正源自民间的、原生态的民歌，而且包括不少当时的著名诗人创作的诗歌，譬如当时正在活跃的诗人歌德等人的作品（如歌德的《野玫瑰》等；后人出版的民歌集则把诗人海涅的《罗列来》也包括在内）。这就可以看出，他的指导思想并非是简单地拯救濒于失传的民歌，而是另有其深刻背景。而赫尔德之所以制定出了这样的标准，正是出于他的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思想，即他认为在文化问题上，没有一个超越时代、超越地域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艺术和文化标准，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文化都有其独特的背景，所以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可以看出，赫尔德之所以这样看待文化的相对性，是认为不可以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来衡量一切文化成果，实际上是用之来与当时流行的言必称希腊的思想相抗衡。恰恰在民歌这个文化现象中，赫尔德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地域的、民族的、时代的因素都包括在这种“民歌”里。

（歌德肖像）

 评论后人们在评价这个运动时，认为这是德国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初期，德国人对于社会转型带来的危机做出的反应。评论者认为，究其本质，这是欧洲思想史、文化史上的一个特殊的问题：只有当启蒙运动和浪漫运动把“自然”、“民族”神话了之后，人们才会对于这种被神化了的自然和民族性的丧失尤感痛心，于是乎才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所以，此民歌非彼民歌，赫尔德们的所谓“民歌”，并不就是指普通意义上的民歌，而是一个现代诗学的理念、一个人为的建构。赫尔德本人设定的民歌标准包括简单、轻盈、具象、来自民众的语言、来自村野、与城市无涉等，由此可以看到后来的浪漫派所主张的“自然”、“民族”理念。这些主张明清楚地显露出，当时的城市里的文化阶层有感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种种社会和文化的弊病，产生了强烈的忧虑，从而对于“过去的好时光”产生了浓厚的怀旧的思想和情绪，于是乎才对乡村、乡村里的磨坊和 “美丽的磨坊姑娘”产生了强烈的眷恋。据说德意志人的祖先日耳曼人就已热爱唱歌；作为日耳曼人的“正宗传人”，唱歌、特别是大家聚在一起唱“同一首歌”，在德国有着悠久的传统。16 世纪初，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又极大地促进了歌唱的发展。他反对罗马教廷繁复的各种仪式，反对用艺术来渗透宗教生活，却唯独钟情于教堂里的圣歌，他本人就创作了大量的圣歌。而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赫尔德的民歌概念一经确立，在德国社会中就被迅速接受。随着德国工业化的进度和力度不断加大，民歌在 19 世纪的德国愈发流行，终于登堂入室，成为了正统。诗人们深入民间采风，民歌集一本又一本问世，丰富了德国的民歌财富。当然，这些“民歌”当然都是被文人们根据他们的标准加工过的，充满了德国浪漫主义的情调、怀旧的。此外，德国 19 世纪中、后期风起云涌的社团运动也大力助推了民歌运动的发展，人们纷纷建立大量的歌咏协会、男声合唱团、男童合唱团，学校、家庭也都纷纷大唱民歌，德国民歌经历了一次复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20 世纪初德国青年运动中的那些“迁徙鸟”们。这些年轻人厌恶德国市民文化、憎恶城市文明，一到假日就背起行囊，把城市甩在身后，走向森林原野，拥抱大自然。无论是他们徒步行走时，还是在他们晚上点起的篝火旁，他们都热情歌唱；而在他们的歌唱中，民歌自然是少不了的。民歌的收集和出版也在继续，汉斯·布洛伊尔 1909 年出版了《弹吉他的汉斯》，对于迁徙鸟们影响很大，被迁徙鸟们看作是“我们的歌书”。此后此书不断再版，到 1933 年，已经出版了一百万册以上。

一战结束后，民歌运动曾经一度沉寂，但是很快又复苏，迁徙鸟人士弗里茨·约德在北德、

 评论瓦尔特·亨瑟尔在南德继续推广歌唱运动，所以，德国民歌在 20 世纪初的兴旺，也受惠于迁徙鸟运动。德国民歌从一开始就是理论家们的宠儿，20 世纪初，继续受到理论界的关注，德国语文学家、民歌研究家迈耶尔除了从学术上来阐释民歌之外，还于 1914 年建立了德国民歌档案馆。实践加理论，似乎预示着德国民歌风光无限。然而，1933 年纳粹上台，德国民歌进入了一个特殊阶段，其命运也就开始多舛。在文化艺术领域，纳粹实施了“文化一律”的政策，凡不符合其需要的作品或是被一纸禁令打入冷宫，或是像在焚书事件中那样被付之一炬，如从美国传进来的爵士乐、犹太血统作曲家的作品以及许多纳粹认为有害的“庸俗”音乐作品。组织上，左翼的文化团体被禁，许多其他团体则被纳粹收编进戈培尔统辖的“帝国文化局”，如大量民间的歌咏协会、合唱团，那个久负盛名的、创建于 1862 年的“德意志歌咏团体联合会”也难逃噩运。说到纳粹收编、吞并各种团体，青年音乐运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一方面，青年音乐运动（包括迁徙鸟们）的领导人惨遭纳粹的迫害；另一方面，这个运动又被解释为纳粹青年运动的先驱，迁徙鸟俨然成为“希特勒青年团”的前辈。纳粹之钟情于德国民歌，是一个颇值得思考的问题。从纳粹的思想路数来看，“民歌” （Volkslied）中的“Volk”（部族、民族、人民、民众等）是令纳粹着迷的一个概念。赫尔德在强调民族性的时候，就已经重视这个概念。德国浪漫派则认为，“民族”是一个“有机的”概念，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都是一个生命体，都具有一个特殊的形态和理念，所以也都有一个绝对的价值。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民族”与种族有着几乎是同一的性质。赫尔德认为，民歌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灵魂未经篡改的表述”，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民歌更具有生命的活力；每一个“民族”都具有来自遗传的、特别的风格。顺着这个思路，纳粹的理论家们进一步发展了“民族”的概念，把种族理论运用到音乐中，认为既然每个民族的民歌都是其精神的外在表现，那么作为“高等民族”的德国人，他们的民歌也当然体现出其特点，只不过这种特点是其种族的优越性。1932 年，里夏尔德·艾欣奥尔在他的《音乐与种族》中说道，德国民歌是“北方民族音乐精神的力量之源泉”，德国民歌就这样被卷进了意识形态的漩涡之中。这里有一个问题：纳粹究竟是“滥用”德国民歌，还是德国民歌与纳粹在精神上一脉相承？尽管作为一种民族传统，德国民歌与大力鼓吹国粹的纳粹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是说纳粹“滥用” 德国民歌，也还是有案可稽的。因为在实践上，纳粹并非热爱一切德国民歌，民歌也受到纳粹的理论家、出版家们甄别、遴选。他们挑选出来的，只是德国民歌的一部分，即他们认为能够展现雅利安人优越性、展现德国精神的那些民歌。而有些民歌，如那些所谓宗教性过于强烈的民歌则不为纳粹所青睐。1941 年的圣诞节，德国人却听不到他们一向钟爱的圣诞歌曲，因为所有电台都接到指示，不得播放这些宗教性强烈的歌曲，甚至某些地域性太强、方言太重的民歌也被淘汰出局。与此同时，大量“民歌风格”的纳粹创作歌曲却大行其道，响彻第三帝国。德国民歌的载体之一是齐唱。在家里、在田间、在森林中、在教堂里，人们聚在一起唱同一首歌，以享受个体融化在集体中的欢乐，以获得整体给予个体的庇护感。但是在纳粹统治期间，就是这种齐唱也遭到了限制。民歌被利用了，失去了生命和活力，成了纳粹宣传的工具。更有甚者，在集中营里，被押往煤气室赴死的犹太人还被迫唱着德国民歌中的漫游歌曲，这就使德国民歌不但有了褐色之嫌，而且还被泼上了犹太人的血渍。正是由于这些历史问题，二战结束后德国民歌跌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德国民歌整体都是褐色的，都与纳粹、种族、雅利安人至上、甚至与大屠杀有染。这种印象长期存在于许多德国人头脑中，久久挥之不去。所以战争甫一结束，德国民歌立即陷入沉寂，顶多只有传统民间风格的吹奏乐等有助于忘记痛苦的音乐尚可听到。西部德国人只是在私密的场合，如

 评论在家里，才唱德国民歌。德国民歌以及民间音乐用了多年的时间，才逐渐从这种印象中解脱出来。 1956 年，阿多诺发表了著名的随笔《音乐人批判》。在文中，他不仅批判了纳粹滥用和盗用德国民歌的行径，而且还更进一步，指出德国民歌赖以生存的载体——齐唱本身——就有着与纳粹运动的类似结构：例如取悦于大众、高扬民众中的所谓源于自然的力量、齐唱中集体重于个人、蔑视知性崇尚感性等。阿多诺文中有一句话，甚至把歌唱、歌咏本身也否定了：“没有任何地方写着，唱歌是必要的”，而阿多诺这句话本来还有一个补充句“值得一问的是歌唱的内容是什么？以何种方式、在何种氛围中歌唱？”则被忽略了。所以不仅是民歌，而是唱歌本身都遭到了质疑。一时间，这个所谓“阿多诺冲击”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德国民歌似乎骤然偃旗息鼓。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对于德国民歌而言，纳粹对于德国民歌的“滥用”产生了两个极其严重的恶果：其一是，战后一段时间里，德国人不再自发地聚在一起唱歌，无论是在野外还是在家庭里，聚在一起唱歌似乎都有纳粹嫌疑；其二是德国民歌被染成了成了褐色，此后很长时间里，德国民歌似乎与纳粹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弗兰茨·约瑟夫·德根哈特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歌曲死了，我们古老的歌曲。那些所谓的教师们把民歌撕成碎片，穿短裤的家伙们把民歌践踏了，穿褐衫的家伙们把民歌唱坏了，民歌被靴子踢进了垃圾堆。”德国社会中的左翼一脉，在批判民族社会主义、“克服过去”的历史清算运动中特别积极，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冷落了传统的德国民歌。作为音乐文化中的民歌替代品，他们喜爱美国的民歌民谣、爵士乐、摇滚乐，喜爱法国的香颂。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纳粹时代在时间上的距离逐渐拉开，许多德国人开始怀念德国民歌。但是因为德国民歌的褐色太浓，“妾身未明”，所以人们不愿意直截了当地把传统民歌拿来吟唱，所以有人便动了些手脚。在一些音乐节上、在许多集体公寓里，歌词经过改编的民歌又再响起，但是在多数公共空间里，却难以听到纯正的德国民歌。有些人则把民歌进行分类，尽量地把德国

 评论民歌同民族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为其正名，例如沃尔夫冈·施泰因尼兹编纂了一本名为《六百年来具有民主精神的德国民歌》的民歌集，把德国民歌同民主思想挂钩。上世纪 60 年代的西德，抗议运动风起云涌，在 1968 年达到高潮，西德的音乐文化也为之改变。抗议的大学生们热衷于摇滚乐、爵士乐，也钟情于英美的民谣运动，以及美国平权运动中产生的民权歌曲。他们抗拒传统的德国民歌，即使是演唱德国民歌，也经常玩旧瓶装新酒的游戏，重新填词以后再歌唱。直到 1970 年代，多数德国人才逐渐克服了民歌及唱歌恐惧症，开始重又唱歌、唱民歌。 1974 年，德国民歌第一次回归。德国民歌已被纳粹污染，在德国的音乐文化里产生了一个真空，而德国民歌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们则不甘于此，极力填补这个真空。一批流行歌手、流行音乐人受到美国民谣的启发和鼓舞，共同努力。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响应，许多“公民自发组织”、歌咏协会、文化中心也纷纷举办民歌演唱活动。到 1980 年，这个高潮退潮，但是德国民歌的名声已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

2005 年，随着德国世界杯足球赛的临近，一个复兴传统文化、认同德国的热潮兴起。德国民歌乘着这个潮流再度兴起，形成了二战后的第二次民歌热。颇富盛名的六重奏组合“纯粹歌者” 于 2001 年便邀请音乐同行改编民歌，演唱或演奏德国民歌。这个倡议得到了热烈响应，这个组合收到了大量民歌的改编作品，并从中精选出了一部分进行演奏。然而这第二次民歌热并不仅仅是一次复古运动，而是显示出了音乐人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并非仅仅是把现成的民歌搬上舞台或是录音棚，而是主要致力于改编、加工民歌，以体现自己的理念，以及寻找音乐探索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显示出了巨大的创造力，他们的作品则显示出了极其丰富的多样性，如斯堪的纳维亚风格、节奏布鲁斯风格、即兴爵士乐风格也影响了这些民歌改编作品，等等。专家、评论家们在总结这次民歌复兴运动时，认为当时即将举行的德国世界杯足球赛应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德国掀起了一股德国热，人们在这股热潮中希望找到久违的德国情感，因此特别希望听到一些非常德国的、带有明显的地域和历史特征的音乐作品，人们可以从中找到不甚清晰的、甚至有些久违的德国认同。另外，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家 —民族的概念逐渐淡漠，从而引起了许多人的忧虑，以及对本国、本土文化的眷恋。传统的意义逆向增长，传统的民歌便充当了填补这个空洞的绝好材料。还有一点应当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随着时间距离的拉开，二战和大屠杀加在新德国人心理上的历史负担递减，德意志民族与自己的和解基本实现，他们终于基本克服了德国认同的障碍，爱德国、爱德国的历史遗产不再是艰难的，

 评论爱德国的民歌当然也就比较容易了。当然，尽管如此，阵营思维分明的德国社会中，坚守“大屠杀认同”的德国人依然大有人在，特别是在德国的左翼阵营中、以及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们中。而且上世纪 80 年代初，德国民歌还远未被正名，所以登克勒教授才会对德国民歌如此反感，这也清楚地显示出他的左派立场。■

（德国童声合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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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辉链接《天鹅绒监狱》前言反抗的男爵

《天鹅绒监狱》 L’ ARTISTE D’ ETAT ［匈牙利］米克洛什·哈拉兹蒂（Miklós Haraszti）著戴潍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年 10 月定价: 38 元

 三辉链接匈牙利道德勇气的标志性人物言说东欧艺术自由与禁忌对国家社会主义之下的艺术家而言，做一个创造者意味着什么？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不无讽刺地嘲弄自己为异议者。他嘲弄自己，因为他天生就是个爱唱反调的人。米克洛什 1945 年出生在耶路撒冷，但他的父母却倾向共产主义多于犹太复国主义，他们回到了匈牙利，充当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颗普通螺丝钉。作为一个身材纤瘦、黑眼睛、黑头发的充满孩子气的男人，又兼有一张唯美而忧郁的脸庞，米克洛什被许多人所喜欢。他动作灵活迅捷，没准儿你会误认为他是个鲁莽的司机，但他不是。不过他可是个扮鬼脸的大师，就连他自己写的最好诗句，都没法儿媲美他的表情和俏皮诡谲的一瞥所能完成的传情达意。他也常常郁闷。一些由他和他的思想引发的蠢事时而发生，而他回敬嘲笑你的方式，则让你感觉自己像个十足的多管闲事的傻瓜。往往在对抗中，他表现出最棒的自己：一个呼吁民权的活动家，无政府主义者，激进的诗人，行为荒诞的小丑，政治变革的鼓动者。他是脆弱的，爱哭鼻子，也时常小心眼儿。当他心中认定了什么，他就会坚持到死。他能够，或者更确切地说，曾经真的不顾一切地去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读起书来可谓一目十行，用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抓住问题的核心所在。比较起纯历史而言，他更喜爱历史哲学，借助史实之外的更多逻辑去审视过去。

米克洛什忠于他的爱。人们在需要声援和支持的时候总是可以指望上他。虽然很少有人站在他这边，他却笃定地支持过许多人：被怀疑者，被指控者，不伏法者；宁愿坐牢也不肯服兵役的年轻的天主教徒;讽刺官僚作风的青年作家，以及持不同政见的人。对于这些人，他会慷慨地给予他的支持，即便他同他们意见不合。

米克洛什的浪漫社会主义完美地融合进了现今普遍的新人权意识形态。他的天命是要去针对缺失民主的社会承诺，这使得他的主顾有限，迫使他的作品成为地下文学。然而，缺失社会承诺的民主，也同样不为他受用。米克洛什访问过巴黎、伦敦、纽约、西柏林，但每次都还是回到了布达佩斯。像米克洛什这样的持不同政见的人是如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和我已是十六年的好朋友。因为没有弟弟,我拿他当亲弟弟般看待。似乎我总是需要一个比我更激进的朋友在一旁，这样我便可以安然扮演那个守旧的角色。我第一次遇见米克洛什的时候，他恰巧在被警察盯梢。不用说，他违反了限制被逮捕起来，他又

 三辉链接绝食反抗，继而被强行灌食，再后来终获释放。一些人为他鸣不平，其中就包括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Lukács）和我自己。

他又到底犯了什么罪行呢？也许仅仅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公寓为比自己稍年轻几岁的人们举办过一次研讨会。与会的一个女孩的父亲是个高官，他揭发了米克洛什。共产主义自育和培养出它自己的异议者。

他的书《工人国家的工人》制造出一个全国性的新闻。一个哲学专业的大学生，同时是初露头角的诗人和政治歌曲作词人，近来被大学除名，去到一家工厂里工作了一年，观察记录了他的工作经历。他把文本拿给一个出版商和一些朋友，并另有十一份打印手稿在城内流通。这些素材棒极了。作为一个案例研究，它无疑是一流的简洁、有力、尖刻。

一天晚上，我们一群人正在聚会。早上六点钟有人按门铃。这是警察前来搜索的讯号。米奇（米克洛什的昵称）被列为嫌疑人。后来，《工人国家的工人》被宣布定性为颠覆国家、鼓动骚乱的言论。米奇因此被捕。我头一个被叫去训问。紧接着他们又搜查了我的公寓。我被指控企图偷运米奇的手稿出境。之后，由于我自己的部分日记也有颠覆国家的嫌疑，我也被列为嫌疑人。虽然如此，我后来还是只作为证人出庭：我们家的老清洁工作证，我的柜子是锁好的，因此不论是我九岁的女儿抑或是我的妻子，都不可能读到我的日记。否则的话，我也将面临起诉。

这些事件都发生在 1973 年，时值匈牙利改革狂潮，米奇被正式指控。许多同情者为他作证，对他的审判也成为了国际新闻，记者们蜂拥而至，西方的匈牙利语广播电台争相转播，布达佩斯的知识分子们由此得知了米克洛什的名字，流言蜚语也莺飞草长。与此同时，好事找上了我们这群人后左翼分子、后嬉皮士、先锋艺术家、行为艺术家、社会学家、后现代的电影人、符号学家以及在每一个时尚又危险的潮流中勇猛试验的年轻人们。此后，这一拨令人惊奇、充满魅力的人群中的绝大多数都被驱散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当中有些人自杀，有些沦为了意外事故的受害者。而我们当中这些活下来的人，尽管不愿对人提起那些故去的人，却是在内心深处带着浪漫的怀旧色彩，深深牢记他们。

在他的书里，在他被调查的过程中，在他的审判会上，米奇都表现得非常高贵。他是个处理窘境的专家。有一次他在游行时被拖向警车。米奇像一个拒捕的经验丰富的老抗议者，任由自己在人行道

 三辉链接上被拖着走，突然他漂亮的新鞋的尖头从他心灵的眼睛前闪过。“哦，抱歉，”他说，“先生们，我自己来！”接着，他走了过去，像一个外交官。

作家哈拉兹蒂的著作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他的名字立马为那些关注东欧异议分子的人们所熟知。当然，这些著作在国内无法出版。这位年轻作家的名气在西方与日俱增；然而在他自己的家乡，他却是个地地道道的无名小卒。只有在青年艺术家俱乐部这种由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赞助和布控诱饵的地方，渴望互相结识的年轻艺术家们经常光顾，在那儿，米克洛什被视为一个名人，一个反抗的男爵。

他也是领袖同盟的成员。可以肯定的是，老领袖们打眼瞄着他，暗含恼怒：那小个头的英俊的小伙儿是谁啊？谁在那儿指手划脚地批评嘲笑我们？难道又是那个哈拉兹蒂？是的！是他，是他，又是他！

有一点可以肯定：不会有国内出版社愿意与哈拉兹蒂签署出版合同。通常，“不可能文学”的作者可以反观到“可能文学”的性质。“如果我的作品是不可能的，”米奇沉思地自言自语，“可能的作品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淘气的小男孩，被老师罚站到角落里，冷眼反观那些还坐在位子上的好学生们。呆在角落里的小男孩，这个天生的异议者，他心里琢磨着我身上到底缺少什么？他们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东西？他们是如何叫自我与现实相妥协的？成为一个可能的作家需要怎样的代价？

此前，在题为“知识分子通向阶级力量”的与伊万·塞勒尼（IvanSzelényi）合著的书中，我试图探讨知识分子如何成为国家社会主义中的一个独立阶级。该理论认为，在国家社会主义中，审查制度乃是固有的组成部分，它是文学合法性和建设性的元素。审查制度事实上为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社会情绪所鼓舞，正逐渐被权力精英征用。我们得出结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系统工程，维护其存续不单单是依靠警察的力量。

布拉格之春刚刚过去，波兰的团结工会还未见端倪。然而匈牙利的异议者运动正在蓬蓬勃勃的萌芽中，米奇就是其中的活跃分子一个被查禁的危险的角色。他的选择无形中也为他提供了一个战略高度，在这个有利地形上，他人的行为尽收眼底。这个不再年轻的异议者注意观察其他人是如何调整他们的整个行为及世界观，以获得他们的合法性。他所看到的是比自我约束、自我回撤、自我戕害更为高级的做法。那已经可谓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气质，一种对国家中心主义的自我同化。审查制度不仅

 三辉链接仅是一帖驱魔的咒符，它是一派完整的宗教，国家的宗教。它从系统内部自我生发出来。到如今它已经成为一种生命的血液，缺少了它，什么都别想生存成长。在国家社会主义中，人们不会讨论作家的自由，只会讨论作家的责任那些谈论自由的人，被视作是不负责任的。

在米奇的新书里，他书写的口吻似乎他是“御用作家（statewriter）的良心”，可如此怪诞的良心不可能存在。唯一的可能是，米奇决定表面上有时候以一个御用作家的口气去写这样一部探讨“审查的美学”，泄露统治者内心秘密的地下文学。哈拉兹蒂的讽刺里蕴含了一个几近残酷的图景：如果国家社会主义真的成为了世界文明，那么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它会像儒教在古代中国或者基督教在中世纪欧洲的胜利一样吗？也许，他脑海里浮现出的场景更接近于奥威尔在《1984》中的描写。

哈拉兹蒂的噩梦很简单：如果国家社会主义不断扩张，每一种异议都被邀请入伙，哪里还能有怀疑的声音？诚如小丑揭示了马戏团导演驯兽和维护剧团秩序的治理理念，与此同时，他意识到，他自己也恰恰属于这个马戏团。米克洛什这个异议者，大口声称异议是难逃一死的，持不同政见的人是疯狂的。然而，他自己却仍在死守。

不久，波兰的团结工会开始了，又终结了;勃列日涅夫上台了，又下台了，如今已是戈尔巴乔夫的天下。运动、危机、改革、镇压、自由化党的主导地位仍是神圣不可侵犯。在国家社会主义中，这是最基本的基本。服从者存活下来，不服者消失不存在。哈拉兹蒂就等同于不存在，写下这行字的我也是同样的命运。在此期间，哈拉兹蒂成为了匈牙利民主派异议者最重要的地下期刊的编辑和突出贡献者。

几个月前，米克洛什的母亲被殴打致死，行凶者在米克洛什的手稿上留下了血指纹。葬礼举行，罪犯被缉拿。凶手竟是个政治疯子一名被米克洛什拒绝收为门徒的年轻男子。一个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角色式的人物谋杀了米克洛什的母亲。这位眼睛亮晶晶的、迷人优雅的老太太，激进到甚至认为她儿子还不够激进。对于那些能用棍锤砸别人脑袋的家伙，米克洛什显得那么的陌生、格格不入。他在不自觉中惹祸上身。

我当初就告诫他，离开这里，这儿对你不是个好地方。如今我明白了，他是永远不会离开的。他希望在这里证明。证明什么呢？当然是他的真理。在布达佩斯，有一个强大的、敏感的真理，名字叫

 三辉链接作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在这本书中，他怪诞地用讽拟体模仿御用文人和御用文学的风格；可他最近却反过来提醒我，最好还是只写自己的想法，不要把其他人牵扯进一个淘气的理论。不管怎样，我还从没读到过比这更棒的描写这个国家审查制度的文章。别看这薄薄的一本书，它将会被众多美国研究生们在他们严肃的论文中引述；它将会出现在社会学教授推荐的经典阅读清单上；它将成为中欧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欧的文化宝库里不能没有它。

然而，在这里，文学神庙被国家所操控。这个聪明、幽默、脆弱、坦荡、审慎、感性的男子，尽管日益温和，却仍被视作傲慢。他应获得的地位和肯定，必是姗姗来迟。

乔治·康纳德（GeorgeKonrád） 1986 年 10 月于布达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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