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中人 by Manwen Guo

话中人创刊号

最好的访谈 | 最精彩的人生故事

春季刊 2013

目录前言对话交叉舞步——斯坦福大学社交舞教授理查德·鲍威斯行走的诗意——斯坦福大学艺术史教授亚历山大奈莫洛夫对话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香港大学徐立之校长：一路走来的注释对话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菲伦对话斯坦福大学计算机教授梅朗萨哈米对话斯坦福大学计算机教授泰瑞·威诺格拉德对话香港大学艺术史教授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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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主编：王書玉设计：洛真如

《话中人》（英文名为 Profiles in Converse）是一群斯坦福大学学生创办的公益性、多媒体、中英双语电子杂志，旨在通过访谈的方式了解采访对象的人生经历和故事。在这份创刊号中，我们访谈的对象均为大学教授和校长。但从第二期开始，采访的对象会变得更加多元化，将包括创业者、企业家、艺术家、学生，或是任何一个有着有趣的人生经历的人。《话中人》为季刊，同时也是一份中英双语的杂志。所有的文章并非由一种语言至另一种语言翻译而成，而是通常由两位撰稿人单独创作。我们了解两种语言创作过程的本质性差别，因此规避单纯的翻译。这是一份极有诚意的杂志。所有成员当初之所以加入，都是单纯地想做好这样一件完全不带有任何功利性、却让我们相信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努力工作的动力不仅仅来自于能给全世界的读者带来值得分享的人生故事，更是来自于能和这样一群有梦想、但也能脚踏实地做事的朋友们一起共事。现在…… 欢迎进入《话中人》的世界。从文字中了解“他们”的故事。

Welcome to the inaugural issue of Profiles in Converse

对话

“交叉舞步”

斯坦福大学社交舞教授理查德·鲍威斯

“你把舞蹈事业认作命运的安排么？”“不。”“你怀疑过自己选择的道路么？”“不。”“以过去的标准来看，有没有想过自己所做作为实属离经叛道？”“不。从来没有。” 理查德·鲍威斯认为，凡事背后总有原因，只是当时已惘然。对这个年过耳顺的老人来说，从 27 岁、连舞池都没有迈入过一步的斯坦福研究生到四十年后、指导社交舞蹈课程的斯坦福全职教授，他显然喜欢以出人意表的方式展开生活。在斯坦福的校园之外，人们谈论到这所西海岸新贵时的第一反应无非是科技、电子、芯片、MBA、硅谷和创业。然而在斯坦福内，“社交舞蹈”，一门洋溢着新英格兰大建筑小街道气息的课程居然在全校学生的许愿单上名列前茅，年轻而聪颖的男男女女为了抢占其中有限的位置你争我夺、口口相传。“异象”背后，始作俑者正是鹤发童颜、精力充沛的“舞蹈历史学者”：理查德·鲍威斯。在互联网可以获取的信息当中，有关鲍威斯出生年份、家乡和教育背景的内容均鲜有阐述。词条中用以概括他的标签多是诸如上述“舞

蹈历史学者”、“美国社交舞蹈专家”、“通俗舞”、“文艺复兴至 20 世纪早期”、“斯坦福教授”等一系列专业气息扑面而来的短语。值得玩味的是，这些名号在鲍威斯前半生的蹉跎里甚至连影子都没有露过。本科靠工程学文凭毕业的鲍威斯在斯坦福攻读硕士期间把重心放在了“设计” 上：平面设计、绘图设计、宣传设计、书法设计……时至今日，他对这些“本职工作之外”的事业依然不减当年热忱——事实上，当年底蕴的积重之深就连鲍威斯如今的教育事业也难免被波及。 “我等于是重新设计了斯坦福的舞蹈课程，”鲍威斯语气中流露出疑似沾沾自喜的情绪。“这也是为什么（做我现在做的事）能有如此成就感。” 叹服之余，我们注意到鲍威斯娓娓道来的叙述中不断暗示着另一个事实：不一般的生活背后，往往藏匿着不一般的生活态度。与其说跨领域的成就诠释了一个天赋异禀的鲍威斯，不如说鲍威斯穷其一生诠释了一种理念：触类旁通。 “当时为了进一步了解亚洲书法，我就想：必须让自己接触‘太极’。” 他兴奋地说，“于是我就去了。那年我 27 岁，一辈子没跟‘舞’字沾过边。不过经历了太极拳行云流水的动作之后，我立刻便能体会其中脱胎换骨的感觉。”在描述太极一词时，鲍威斯口中的 Tai-ji 将浊音完美地含在唇齿之间，一反美国英语安之若素的 Tai-chi，让人耳目一新。“太极之后，是日本剣道 (Ken-do)，然后是其他锻炼身体协调性的运动。可以想象，没过多久我就邂逅了舞蹈。” 这次邂逅看似偶然，却是多年积累埋下的契机。在此之前，鲍威斯热衷于研究历史和古典音乐，于是当他听说有一门货真价值的“历史经典舞蹈” 课程在东海岸一家机构里传授时，鲍威斯很快意识到这是集自身毕生爱好之大成的一次际遇，即刻不假思索地整理行囊，辗转前往了 Castle Hill。幸福来得略显突然，却也恰到好处。他方才入门太极、粗通剑道，虽在舞蹈方面尚未打通任督二脉，却对课堂当中文艺复兴时期的舞步兴趣远大于胆怯。同样是在这第一遭邂逅时，鲍威斯初次对舞蹈艺术产生了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将伴随他之后四十年的人生，渗入艺术、课堂与世界观。 “（那堂课）…花了两个小时讲解舞蹈理论和历史背景，讲完之后老师扫视了一遍房间，终于让学生们起身开始结伴跳舞。”鲍威斯说，“这么多年来，我已经完全记不得课上说了些什么，但最后那段学员舞的经历却恍如隔日。” 作为美国社交舞蹈的权威，鲍威斯对于舞蹈的看图 / 图为鲍威斯教授的书法作品法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来源： richardpowers.com

他对人际关系的理解。“我们所学的课程只到文艺复兴为止，20 世纪初叶那种拉格泰姆近身肉搏的调调对于他们精英范十足的历史舞蹈学院来说……太俗了。” 不过对鲍威斯来说，这却一点也不俗。事实上，他本人的专长就是拉格泰姆和其他现代世俗的社交舞蹈。比起那种维多利亚时期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交际方式，鲍威斯更喜欢“让舞伴坠入自己的怀抱”。这种面对面满足肌肤之亲的艺术形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鲍威斯的教学理念。 “传统意义上来说，习惯将美国社交舞的形式分为东海岸和西海岸两种。前者注重细节和规则，讲究步步为营、锱铢必较，后者更为热情奔放，以舞伴彼此的情感和图 / 访谈过程中的鲍威斯教授牵绊为重心。”话虽中肯，鲍威斯本人的偏爱却不言自明。“我在东西海岸都开过课。上课之前，我本以为这种舞蹈性格上的差异源自不同地域美国人的特点。上过课之后我才意识到：学生们本身并无多大区别。真正的区别，在于东西部的老师。” 同样“规则”较之“率性”、“仪式”较之“交流”的权衡也成为了鲍威斯划分大人与年轻人的标准。斯坦福的学生——和他们的同龄人——更喜欢以不会水的孩童被扔进池塘一般的方式接受新事物，迅速捕捉难处、寻找共同点、自由发挥、自娱自乐……而大人则更喜欢坐在椅子上，听取尽可能详细而冗长的指导意见。 “我想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的课之所以受欢迎——除去学生们彼此怂恿的因素之外——也许还因为我触及了这个时代的另一个敏感区域。”鲍威斯说。他所指的区域正是日益“社交网络化”社会当中逐渐被架空的“社交”成分。虚拟空间为人们提供远程快捷的交流方式，却以“脸书”的形式抽离了鲜活的脸孔。与此同时，网络社区的特性不断促使用户陷入一个自说自话、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里，使得一切皆在掌控内、一切尽在意料中。 “我想在人内心深处，有一种对‘平衡’的极大诉求。即便是我们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东西，如果出现得太频繁，占据了生命里太多的空间，也会让我们感到不适。”鲍威斯认为，舞蹈当中“舞伴”这一角色所代表的不确定性、有机质感和人情味是其吸引如此众多年轻人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舞动中，年轻人们看到的不再是自己，而正因如此，

他们找到了自己。 “我上课时偶尔也给学生们讲讲这些，”鲍威斯似乎有点不情愿地承认， “在我的课堂里不光能学到交叉步华尔兹，偶尔还有一点人生哲学。” 从舞蹈触类旁通到人生哲学的教授鲍威斯也并非全知全能的。事实上，在他一直笃定的前进道路上也发现了许多自己始料未及的关系链和故事。他从没想过，自己的父母正是在一场舞会上相识、相爱、相许一生，而搁下舞步近半个世纪的两位老人正是看到儿子理查德于辛辛那提大获成功的表演之后才决意重返舞池，让耄耋之年只若初见。他从未想过，自己的祖父鲍威斯爷爷曾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舞蹈协会里荣膺主席——直到祖父去世，家里人整理旧人遗物的时候方才发觉。他从未想过，当斯坦福聘请他带领本校舞蹈部门的教职工时，校图 / 鲍威斯教授办公室墙上的一幅油画方并不知道这个中年男子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同样作为一名莘莘学子而存在过。虽然 27 岁方始领悟，但鲍威斯的一生其实都在跳舞，跃动的舞步滑过许多必然，踩遍许多偶然，最后又仿佛回归了一种更加宏大的必然。当然，鲍威斯本人对这些因因果果的事情并不感兴趣。他正热衷于和同僚们写一本关于舞蹈、历史和人类精神的书籍，忙着布置下一学期的课程。当被问起他喜不喜欢尘埃落定后自己现在的道路时，鲍威斯如是说： “我曾有过一些梦想般的计划，和一些梦想中的工作。可惜比起梦想，我的现实要美妙多了。”

采访：王書玉撰稿：李孟元编辑：张益清摄影：Quyen Nguyen

行走的诗意：

亚历山大奈莫洛夫

亚历山大奈莫洛夫 , 斯坦福大学艺术史教授。 1985 年佛蒙特大学荣誉毕业，获得英语和艺术史学士学位。 1992 年在耶鲁大学完成了艺术史博士学位。 1992-2000 年在斯坦福大学担任艺术史教授，并于 1998 年获得“院长奖” 2001 － 2012 年在耶鲁大学任职，担任艺术史部门主席，同时也是美国研究教授。作为一位美国艺术的学者，奈莫洛夫教授发表了许多关于艺术的存在、对过去的回忆以及人文在现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方面的文章。他致力于教授美国视觉文化以及更广泛的艺术历史，是个世界闻名的艺术史学者、作者和演讲者。

这是一节普通的艺术史课。奈莫洛夫教授穿着整齐的西装，右手臂上挎着笔记本电脑，不疾不徐地从台阶的顶端走进几百人的大礼堂，准备开始这天的讲座。环顾四周，除了几百个学生还有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只见其中一个打开自己的笔记本，慢慢悠悠地对自己前方的另一个老人说：“哎，今天怎么忽然下雨了。早上还在犹豫要不要开车过来听课。不过后来还是决定来了。” 那个人答道：“我也是啊！不过前天那次杰克逊波洛克的讲座他讲得实在是太精彩了，所以很期待他今天的关于现代艺术的讲座！” 学生们鱼贯走入礼堂，走向自己每节课固定的那个座位。从自己的包中拿出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耐心等待讲座的开始。到了十点整，礼堂的灯光暗了。聚光灯打在舞台中央。他站在舞台中央的 PPT 银幕下，开始了五十分钟的讲座。讲座的过程中，他的目光总是向舞台的下方的那方平地看去。但他那专注的样子却不像是在看那一片地板，更像是在看一个无形的平行世界，一个只有他才看得见的艺术和思想交汇的领域。他手上没有拿任何讲义，只有自己身后的那块白色屏幕。他在舞台上缓缓移动着自己的步伐、有时双手停在空中，用他那并不高的音量讲出一串串对每幅画极

富诗意的注释。 “看这匹马。当你凝视着他的眼睛的时候，你便能感受到画家那一刻感受到的震惊。当一个艺术家完成了自己的创作的时候，眼前的画瞬间就变成了一个令他自己都感到陌生的东西。” “当一个艺术家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中的时候，他就再不是生活中的那个自己了。” 50 分钟就这样悄然过去。他顿了顿，缓缓地说出了那句结束语，以他惯用的发人深思却又出其不意的方式结束了他的讲座。然后在全场的掌声中走向自己的电脑、整理他的上课用品。在宿舍里邀请教授一起共用晚餐的那个晚上，我看到他在楼底下被四个新生簇拥着，左手拿着一瓶香槟，笑着和大家聊天。看到我走近，他对我微笑，向我打了声招呼。我仿佛能看到他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意气风发的样子。想必他当年在耶鲁也是个非常帅气、极受女生欢迎的男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对他性格内向的印象大抵是错了。学期过半。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准备好了一系列要采访他的问题，正式开始了我的采访。

家庭

奈莫洛夫教授出生在一个艺术世家。父亲是获得普利策奖的诗人霍华德奈莫洛夫（Howard Nemerov），婶婶是很有成就的摄影师黛安·阿勃斯（Diane Arbus）。但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并不认为自己受了家人很大的影响。黛安·阿勃斯住在纽约，在他八岁的时候自杀了。他当时住在圣路易斯，对这个有名的婶婶没有一点印象。而他的父亲对他的影响更多的还是在他二十七岁时过世之后。当时的他还太年轻，思想上还不能很好地了解自己父亲创作的诗歌。对于这两位长辈，他都是在他们过世之后才受到他们非常大的影响。高中的时候他修了 AP 艺术史，拿了 3 分。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学习艺术史的积极性。当时作为 AP 艺术史课的一部分，他从圣路易斯去堪萨斯的一个博物馆，看到了卡拉瓦乔的那幅《施洗约翰》（John the Baptist）。约翰低着头沉思的样子深深得吸引着他。但是不仅仅是这些油画的美感亦或是强烈的存在感吸引着他，更多的还是因为这些油画本身对他来说就是来自过去的历史文物。他的母亲对历史非常感兴趣，从小一直会带着他去各个历史古迹看许多文物。因此这些油画对他来说就像是历史的遗迹。因此他在大学里继续学艺术史，但当时的他却并没有想好自己会不会成为一个学者或是教授。实际上，在研究生的学习快要结束、他必须要给自己找一个工作的时候，他才给自己找了一个教书的工作。问起他研究黛安·阿勃斯的摄影作品和自己父亲的诗歌时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他说：“我以前在别的大学做讲座，会用父亲的一段诗歌

作为讲座的开头。讲座结束后，我也被问到同样的问题。现在我在这里教一节关于黛安·阿勃斯的摄影作品的课。这种和两位长辈跨越时空的对话让我每次研究他们的作品都能对他们有更深的了解。这种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深。”

工作奈莫洛夫教授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所有的授课和工作都从这样一个观点出发：’主观性’并不总是一个傲慢和空虚的个人主义的产物，而是一种本质上令人兴奋却又伤感的抗拒社会的方式。是对’我们都像是被各种代表形式创造出来的’以及’我们应该通过控制这些代表形式来抗拒这种建设性’的抵抗，好像这种操纵就是一段富有创造力的人生的全部了。相反的，我把一个艺术家以及艺术史学家的作品看作是一种发现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一个完全自主的、让画家以及观者和读者同样地感到陌生的一个作品。我认为创作这种艺术品比一种习惯性的，充满着距离感，脱离感和不抱任何幻想的职业更加的困难，也更加值得付出。这种我所赞赏的主观的艺术能够拥有一种不透明的性质，导致它不会轻易被从不间断的、形成我们的每一种情绪的大众和政治文化而左右。所以，是的，在试图找到和探索创作和创作关于艺术的文章时有许多至关重要、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不管它可能带来的一些风险，我还是抱有很坚定的信念。” 谈到自己的工作。他说：“在现在的社会里，我们都想要有一个自主的人生。无处不在的广告都在告诉我们应该要做想做的自己。但是我们的主观性也有可能是虚构的，而我们本身就是从头到脚被创造出的个体。我们身处的商品化市场创造出我们的种种需求和欲望，告诉我们需要什么，一方面也阻止了我们发掘自己真正是谁或是我们究竟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认为我教授的内容和我如何对待生活在于两者之间：逐渐了解自己并且通过油画、诗歌等媒介来了解这个世界。这与其说是对自我的满足还不如说是一种对世界更强烈的感知。这是一个抗拒的模式。’我是一个奇怪的、不透明的个体。’于我很重要的事情无法被减少、量化或被包装。这样的生活方式是非常有魅力的。” 我问：“那么你觉得对艺术的学习是一个哲学性的、逐渐发现自己内心的过程吗？” 他回答到：“我们的社会中似乎大家都想有种文化鉴别能力。能够说出’这是伦勃朗’，自己仿佛就成了一个更加有教养的人。是的，这确实是一个哲学性的过程。但是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是发现自己的内心的过程。而是你会对究竟什么对自己更加重要有更加清楚的感知。”

关于艺术史专业，实用主义，前景和灵魂 “许多大学的本科生并不明白一点就是：你的专业对于你的求职真的并不那么的重要。我从我的年龄和经历可以告诉大家的一点就是许多在银行业、法律界非常成功的人本科阶段的专业其实非常的多元化：比较文学、艺术史等等都有。一个艺术史专业是否会让你失去寻找某些工作的机会？不可否认，确实有这个可能。但是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许多领域并不严格地要求你大学的专业一定需要是什么。 “这是我对人文的辩护，也许这也会是年轻人在向他们的父母解释自己对人文学科的兴趣的时候会提到的理由。其实在我看来，这有关你的灵魂。毫不夸张的说，当一个人在二十八岁、有过几年的从业经验之后，他们有时会问自己那个和喜欢人文的自己究竟去哪儿了。在我看来，如果你的人生中从来没有被一首诗、一幅画所深深地影响的话，你的人生不是那么的完整了。但是那些喜欢平时经常去博物馆、歌剧院，喜欢读小说的商人和律师们的生活也未尝不是极有滋味的。他们不需要经受研究生院多年来写不出论文、背诵各种知识的痛苦，而只需要花一些时间欣赏艺术。这种生存状态也许比专业的艺术史学家们还要好。他们永远是业余的鉴赏者、逐渐地成为了那种真的非常在乎某些事情但是却不用为之写毕业论文的一群人。但是显然这种纯粹的欣赏并不能让他们得到深层次的思想上的升华。同样的，在研究生院你会经历许多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时刻。当然了，我并不是说毕业论文的写作的过程就一定是痛苦的。但是每个研究生都会面临非常类似的求职方面的问题。把自己投身于一个没有明显的实用作用的工作在我看来是你能做的最实用的一件事情。你和你存在的世界会因此变得更加有生气。在斯坦福，学校很重视创业精神和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但这并不是我思考问题的方式。很久以前（在计算机被发明之前）我也被问过许多次，自己在学的东西是否和现实社会有联系。但是我会说这种选择的勇气正是生活的美丽之处。生活在人生的魔力中，而不是一步步走好一个被别人安排好的人生。”

后记奈莫洛夫教授是个极其感性的人。生活对他来说是一个个流淌的瞬间，而他总是能从一个个看似平常却又不平常的细节中找出给他带来快乐的、富有诗意的点滴。例如一次他站在一条小溪边看着溪水潺潺流过，一圈圈涟漪荡漾着散开，形成一个个美丽的弧形。那一个瞬间让他真正感受到了幸福感。但他也提到，这也绝对不是一种存在主义的发现，一种“这就是活着才能感受到的瞬间”的感受，也并不是从这种瞬间中学到了什么。它们对他来说更像是一种哲学性的感触。而他也一直抱有这种生活态度，从身边的一切，例如自己的女儿们脸上的表情的变化中，

找出一个个闪光的、给自己惊喜的瞬间。他希望自己能过一个美丽的人生。不管“美丽”这个词究竟该如何定义。听他每周三次的讲座，都像是看三场无比精彩，引人入胜的独角戏。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台下观众的心，让所有人跟着他语调的变化、语言的停顿与他一同观察并且思考荧幕上的每一幅油画，享受一次艺术的盛宴。奈莫洛夫教授的到来在斯坦福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原本是耶鲁艺术史部门的主席，以讲座的质量而闻名。在耶鲁，他的艺术史入门课是整个大学里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这个学期伊始，阔别十二年，他正式回到斯坦福展开了自己在西海岸的旅程，表示希望对斯坦福的艺术教育做出自己非常草根的贡献。在做讲座时，他在舞台上是难以接近，琢磨不透，带给人惊喜的。在办公室里，他是极其耐心，友善解答学生的所有问题，并总是微笑着指引学生。现在的他还在继续谱写自己极富诗意的人生。无论是在每次讲座上用自己无比精致的语言震撼在场的所有学生，还是在自己的研究中一直持续地发现新的美丽，他的存在都为这个世界添上了极有诗意的一笔。

采访、撰稿：王書玉编辑：张益清摄影：Quyen Nguyen

对话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

转眼间，约翰·亨尼斯担任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已经 12 年了。他带领着这所国际先锋学校，在创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刚刚与校长确认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我们的团队感到非常荣幸。采访开始的时候，校长的亲切与健谈轻而易举的打破了严肃的气氛。约翰·亨尼斯校长有一张圆脸，说话时夸张的口型把整张脸上的表情都放大了，露出孩子一般的天真与喜悦。刚刚注意到这些的时候，我甚是惊讶，一个曾在商界打拼这么多年，又领导着受全世界瞩目的大学的人，是如何保有这天真好奇的赤子之心。后来再想，若非有这样的校长，斯坦福大学的“自由之风劲吹”之校训和常年位居全美首位的学生幸福指数也很难得以保持吧。

关于教育作为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当把教育一词与他联系起来时，总难免有把此“教育”的定义分成两部分，首先是他自身的受教育经历，其次是他成为教育者后的变化。每每被问及自己的教育经历时，校长总要停顿些许，似乎在强调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我们都很好奇，他曾经是个什么样的学生。校长说，他在高中时期便对电脑技术深感兴趣，在高中结束时，算是正正经经的成为了别人眼中那种只关心科技发展的书呆子。有意思的是，在刚上高中时，他却是老师眼中的聪明却爱偷懒的学生，直到他听到高中数学老师对他的评语，“John 很聪明却很不用功”，他才像是被大棍击醒般，摄影 : Linda A. Cicero / Stanford News Service 图片来源： http://news.stanford.edu/news/2011/december/hennessy-ieee-honor-120111.html

意识到不努力发挥自己的潜力就是一种对才能的浪费。数学老师的一句话，也就成为了他的人生转折点之一。虽然那时候的电脑技术还不足以形成一个产业，亨尼斯校长却乐在其中，最终把它变成了自己的职业。而讲到自己对教育行业的态度，校长就彻彻底底的变成了个响应时代发展的实用主义者。常年以来，斯坦福大学依托硅谷发展工程专业，却也提出了这样的发展模式会不会造成重理轻文的不平衡状况的疑问。校长对此的答案是，硅谷代表的并不仅仅是对理工科以及创业的鼓励，更代表的是一种创新精神。作为一所大学，在这种硅谷精神的领导下，斯坦福鼓励学生尝试各种领域，包括科学类也包括人文类学科。这个答案让我经不住想起来所谓的美国梦，每一个都抱着自己的梦想，勇气十足的为之奋斗。在采访中校长多次提及，想要管理一所大学是很难的。当他把大学和公司作比较时，大学的有机性和可变性便非常明显。他说：“在一个产业链中，所谓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是很容易确定的，而在一个教育领域中这样的界定则是非常难以划清的。” 对于斯坦福大学，乃至整个教育界的未来，校长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希望学校能够在创新的路上越走越远。他是网上远程教育的支持者，非常希望能通过网络授课，改变非洲亚洲等地区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同时他也坦言，在网上授课这个技术上，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了解，网络课堂与实体教学有什么最大的不同，那些课程适合网上教学，如何将技术带入相关地区……无论是对自我还是对他人，校长都能够准确的发现“教育” 这个进程中的问题，且并不为之掩饰，坦诚的对待我们，和其他所有的采访者，收到这种态度的影响，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大多也有这种坦然。

关于人生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不同的时间段组成，而我们往往可以从几个“最” 来了解这个人，那么约翰·亨尼斯校长的人生三大最又是什么呢？我们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觉得你到目前为止做过的最为伟大的，最特别的事情是什么呢？”校长毫不犹豫的说：“你要知道，伟大的事情都不是由个人完成的。”听到这里，我不禁联想到他把大学与公司做得比较。仔细想一想，确实是这样的。伟大的成就都是在一个有规律的体系中产生的，光凭一己之力就算赚个英雄的称号，很难成就真正的大业。他最近的最为骄傲的时刻大概是斯坦福大学的化学教授拿到诺贝尔奖的时候。而这样的闪光时刻，如果没有这位教授，只有校长，是永远也不会实现的。第二个“最”是最疯狂。校长说自己做过的最疯狂的事情，是在对经商与管理一无所知的时候与一群搞技术的工程师合作，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当时的公司，没有人懂得算成本，估计销售额，写招商报告，所幸他们手里握着当时市场上最为吸引人的革新技术。回顾自己的从商经历，校长说，如果是现在，他一定会做好更为充实的准备才开始，可是正是因为这样仓促的开始经营自己的公司，他从中学会了非常多的东西。

而第三个“最” 则是最大的困难。校长说，“人生中最大的困难都是和人有关的”。对他来说，从商人到教授再到校长，最难的事情一直是对那些努力用功的人说不：公司需要裁员的时候，博士生的论文无法通过的时候，或是要驳回终身教授申请时。这些年的历练，虽然他找到了应对这些问题最温和，对他人造成最小伤害的方式，他却从不曾为此感到轻松容易。通过这三个“最”，亨尼斯校长的处世哲学渐渐浮现：把握机会，敢于面对未知，充分的了解人类是相互关联的，没有个人能够取代整个社会。

什么是幸福对这个访谈的固定问题，校长给我们的回答是，“这个问题的答案随着年龄一直变化，而现在对我来说，幸福是能够帮助别人，为这个社会作出贡献。”他说，在他的大学毕业典礼上，有人说出了同样的话，当时的他感到难以置信，可是周围的家长却频频点头，如今，他到了家长们的年纪，对于“幸福”的定义终于也有了相同的认识。大概人生正是这样，从以自己为中心到以他人为中心，最后回头时，像约翰·亨尼斯校长这样，一直在成长，一直对生活保持忠诚，大约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采访：王書玉撰稿：杨舒迤编辑：朱小福

一路走来的注释

香港大学徐立之校长

我们在约定时间前进入了校长室。校长办公室的气氛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凝重，各种纪念品安静的躺在玻璃柜里，办公桌上整齐堆放着分好类的文件。晌午的阳光穿过窗子，投射下窗框沉重的影子。立之先生此刻并不在办公室里，于是我们开始做准备工作。正当我们在调整相机的时候，立之先生端着陶瓷杯从里间走了出来，安静地坐到办公桌前，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我们停下手头上的工作看着他。他温和的对我们说，“对不起，我还有一个邮件没有处理。” 我之所以称其为立之先生，而非徐校长，是因为他并非那般高高在上，而是始终以平等的姿态与我们交流对话。于我而言，他更是一个亲切的前辈，一个有丰富生活阅历的老者。有趣的是，当我们在采访的开始提及他的“丰富”的人生经历，这个可爱又睿智的小老头表现出一脸的困惑。在他眼里，他所经历的人生起伏不过是“理所应当”的生活，他从不刻意追崇宏大的人生命题并将丰富的经历当做炫耀的资本，而是在全身心的体验之后，以异常宁静的心态，笑看生活的种种玩笑。立之先生出生于上海，小学的时候来到香港读书。由于家庭贫困，他与家人迫不得已常常搬迁，也因此多次转学，如今，他曾经就读的小学有些已经被迫关闭，不复存在了。小学毕业后，班上只有 7 个同学考上了中学，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正如他自己描述的“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中学时期，立之先生接受了一位面试官的建议，选择了中国模式的教育体系，报考了香港浸会大学的建筑学系。由于对极致的美的追求，立之先生一直想做一个设计师。但最终阴差阳错，他被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录取。立之先生将这一经历看作是人生的转折点，对此他有这样的感悟： “生活并不总是在你的意料之中，因为一些有趣的原因，我们选择了一条路，而非另一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立之先生屈从于现实中的不如意，如果将立之先生的人生轨迹比作一条大河，大河的左岸是理想，右岸是现实，那么立之先生正是驾驶着小舟航行于其间，他努力保持一个平衡，不让命运的风将他过多的吹向任意一边，他希望实现梦想与现实的融合。正如同他自己所言：“我的梦想是做一个设计师，我欣赏美的事物，在生命的形体中，我也能发现和学习很多美的事物，比如生命组织的结构，又比如在我的实验设计和课业展示中，我希望能给观众带来美的感受而不会觉得它们无聊。当人们越来越多的提及基因工程，我想起我可以成为基因的建筑师，设计人类的有机组织。” 我想，立之先生想要强调的是，生活并不总能如我们所愿，诸事总在规划之中，但梦想与现实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仍可以发现梦想与现实的交接点，将二者融合，我们可以最大化的释放我们生活的热情，而不致被金钱和荣誉驱使。立之先生在中大香港中文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之后，赴美国匹兹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后，他又分别在美国田纳西州的 Oak Ridge 国家实验室和加拿大多伦多的病童医院遗传系进行博士后研究。谈及加入多伦多病童医院遗传系的原因，立之先生说，“基因研究在当时是很新的东西，我迫切地需要把我所掌握的知识运用到有用的东西上，同时又可以帮助别人。” 即便立之先生在生活上很是随和，但他对于工作却近乎苛刻。对于不了解他的人来说，立之先生或许是个很难共事的老顽固。他尊重并欣赏他人的工作，但同时也要求更多，对于他人的成果，他总会客观地提出自己的评论，怀疑和建议。对于自己，他也力求完美。他建议青年人能够打开自己的思维，接触并学习新鲜的事物，他认为一个人无法通晓万法，却应该了解世间诸事的可能性以及他人对于事件的不同观点和看法。同时立之先生也提到，一个领导者，除了能够与他人合作，自己还必须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而不能对情况一无所知只依赖他人。我想，这是他工作的哲学。工作中，立之先生非常注重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他注意到即便是不同的研究项目，之间也存在着内在联系，甚至可以给彼此启发促进。于是，在立之先生的办公桌前，常常有讨论多个科研项目的热闹场面上演，他可以与五个人同时对话。但诚如他所言，“每一个人都不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一心多用，平行思维只是我针对我的团队采用的独特方法。” 除此之外，立之先生也提及他的实验方法，他说他非常享受一个人做实验的过程，独自坐在长椅上，设计一个实验，与此同时又在思考另一

个实验，在完成一个实验时，脑子里已经有了下一个实验的雏形。说到此，他想起一个有趣的小故事，他对他当时的女朋友，也正是现在的妻子，说，”我十分钟之内完成这个实验“，但十分钟过后，他脑子里已经想到了另一个实验，于是全然忘记了自己十分钟前的承诺。成为香港大学的校长，并不在立之先生的预料之中，“我从没有计划做香港大学的校长，但机会就这样来了，我想这就是人生。或许你会觉得在人生的岔路口，你会有充裕的时间去选择下一步的方向，你可以仔细思索往左还是往右，但大多数情况下生活并非如此，机会在不经意间来到你的门口，又在转瞬之间消失。所以我们总是应该规划我们的未来，而不至于在机会来临时候因为犹豫而错失。” 对于立之先生，大学的意义在于年轻人思想上的交流与冲击，他喜欢看到年轻人聚在一起，彼此提问，争论。看到学生成功使他感到欣慰，或许，他的快乐建立在其他人快乐的基础上，正如他坚信的中国传统士子所推崇的价值观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总的来说，立之先生是个乐观主义者。“当人们不快乐时，我时常能让他们快乐，因为我总能从不同的角度想问题，因此可以看到其他人人生的积极意义。我喜欢思索一些隐藏在深处的东西。”立之先生这样说，使我不能断言，他辗转贫困的童年中对他的生活态度和人格养成产生了多大的负面影响，但他给我的回答使我确信，即便是有影响，这个影响也是很小的。“我很享受生活，我感激生命中出现的人和事。当我站在路上，我喜欢观察市井巷陌中的芸芸众生，我观察小商铺的老板，奔跑的孩子，路边的乞讨者，我感恩他们所做的一切”。说起给年轻人的建议，立之先生期望年轻人能学会感恩，感恩生活为我们提供如此之多的机会和挑战，对于人生的起伏，年轻人应该乐观面对，因为人生里会有很多机会。同时，他也鼓励年轻人充分利用身边的资源，从学校，工作环境和社会中汲取营养，不断丰富完善自己，并将自己的知识实际运用工作和生活中。不要觉得自己学到的东西没有实际用处，它只是现在没有被用到而已，把目光放长远，最终我们学到的东西都会受用于我们的生活。

采访：刘珊霓，郑诗雨，高暄琪撰稿：郑诗雨编辑：朱小福

对话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菲伦现任教于斯坦福大学， 2007-2010 年间担任斯坦福大学政治科学系主任，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 1985 年作为本科荣誉毕业生毕业于哈佛大学，1992 年取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科学博士学位。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民主和国际冲突，内战以及种族间暴力的起因。 1999 年获得 Karl Deutsch 奖，是“每年奖励给 40 岁以下、在十年以内取得博士学位、其出版刊物被评定为对国际关系与和平的研究做出最大贡献的一位学者”。 2002 年被推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10 月 5 日下午，快要到了约定好的下午 2 点，我骑车赶到了詹姆斯菲伦教授的办公室，准备进行和他一个星期前约定好的访谈。加州特有的和煦的阳光轻柔地撒在斯坦福的一草一木上，而我也带着一颗好奇的心，希望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了解尽可能多的有趣的故事。这是《话中人》杂志的第一次采访，也是我生平做的第一次采访，因此心中难免有些忐忑。詹姆斯菲伦教授的办公室或许和其他教授的办公室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几排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一本本政治学的书籍，而现在他的书桌上正放着几本关于中东局势的书。从外表上看他似乎并不是一个性格外向的人，略有些严肃，但是面对我这样一名试图从一次对话中窥探出他的“人生秘密”的大一新生，他虽然会对自己的人生经历有所保留，但也与此同时尽可能地配合我的访谈。

学术生涯 1985 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在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情况下菲伦教授就去了华盛顿特区，最终找到了一份研究非洲经济发展的助理研究员的工作。他说那个时候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想要继续读博，但是在华盛顿从事多份研究员的工作让他明白，如果想要以后在这里从事和政策有关的工作，有必要获得一个博士学位。虽然那个时候他还不确定自己会不会成为一个学者，但他确实非常喜欢做研究员时的那些学术经历。菲伦教授本科的时候不喜欢经济，四年里只上了一门经济课，但他非常喜欢政治学的课。在华盛顿的时候他曾为一个经济学家工作。这位经济学家曾在密歇根大学教书，后来离职自己成立了一个咨询公司。他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甚至让他想继续读经济了。虽然在读博的过程中，他并不喜欢政治学课繁琐的数据处理的部分，但他最终坚持

完成了博士学位。面对这样一个花了二十多年研究政治学的人，我忍不住问他：“你有想过从政吗？” 他笑着说：“没有，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我从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成为政客的很好的人选。” 虽然隐约知道他所说的政客应当具备的一些基本条件是什么，我还是追问了一句：“为什么？” 他回答道：“因为我觉得一个成功的政客需要有一种特定的性格。我并不具备这种性格。你需要不介意成为公众人物；性格外向也会有帮助。虽然学术界的人大多都有成为一个管理者的技能，但是通常选择从政的学者都有管理的（实际）经验。而我不具备这些条件。”

热情究竟是什么？菲伦教授观察到，很多大学新生走进他的办公室，谈到他们对这个或是那个领域抱有多大的热情。但是反思一下这其实是由现在大学申请过程中的疯狂竞争所造成的。为了突出自己的优势和与众不同，年轻人似乎必须要在申请大学时强调自己对某一个方面特别感兴趣。而申请文章或是入学面试过程中也经常会被问到相关的问题。但是如果仔细想一想，这其实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虽然不可否认，有一些学生确实很早就发现了自己的兴趣，但是我们的整个大学申请机制似乎迫使学生早早地就要确定自己的方向。诚然，每个学生都希望在申请过程中能够脱颖而出，使自己变得很特别，但他提到并不希望学生觉得早早确定自己的‘热情’所在是申请大学时的必要条件。高中生完全可以带着对很多领域的好奇心到大学里再进

行广泛的学习。 “对高中生来说，不知道自己今后将会做什么是非常正常的。我甚至会鼓励他们不要一味地试图去寻找这种’热情’。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非常值得推敲的。相反，我们需要接受人生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比如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会花二十五年的时间在政治学的研究上。甚至当时申请读研的时候我也不会说自己对政治的爱好是一种’热情’。我只是纯粹地享受这个过程，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人生的不可确定性。年轻人就应该多尝试。”

非洲之行问及他人生中的转折点，菲伦教授谈到了大学第三年的间隔年去非洲的经历。在肯尼亚，他了解了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的生存状况，继而对非洲的政治和发展有了浓厚的兴趣。他观察道，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在那里经历文化冲击的同时也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这直接导致他写了一篇关于非洲政治和发展的毕业论文。 “在这之前我对非洲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但是这段经历直接影响了我之后的学术研究方向。正如这段经历的偶然，婚姻也是一样。你遇见了什么人，最后和谁成为了夫妻，都是非常偶然的。你去哪个大学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有些人在大学里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有些人则是在毕业后遇到了另一半。这种偶然性太大了，你无法控制。但正是这种偶然的事情会影响你的一生。”

对目前以及将来国际局势的看法

饭桌上的教授显得更加放松 , 也没有一周前访谈时那么的拘谨。谈话间他提到了韩国流行音乐（他的女儿很喜欢少女时代），音乐在年轻人中的影响，还有最近江南 style 的兴起。他说 :“我不知道江南 style 为什么会那么红，也不知道这首歌的歌词讲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看上去非常有趣，所以我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一顿晚饭的时间里，我们还谈到莫言和诺贝尔奖，谈到中国，谈到各个地区和国家的口音和方言。我能感受到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年轻的心态，对新鲜事物有种孩童般的好奇心。无论是面对生活还是工作都始终保持着一种不断学习的态度，因此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崭新的起点。我不禁又想起了我们的另一次谈话。当时他和我在内的三个新生一起讨论人生的意义以及所有人都在追求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当时他刻意挑战我们对幸福的定义，已经为什么每个人追求的幸福感是完全不同的。我想，他一定在这么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渐渐体悟到了自己想要的幸福是什么；做着自己喜欢的研究，将知识传承给年轻的一辈。与此同时看到江南 style 的风靡还会像孩子一般由衷地说：“这个人很有趣 , 我想进一步了解他。” 他承认有了自己的家庭后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虽然一直投身于学术界，自己日常最大的乐趣还是经常接送孩子上下学，看着他们逐渐成长。 “这恐怕是全人类共通的一种经历，”他笑着说： “有了自己的孩子，生活的重心就会发生改变。这也算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有家庭和事业之间的完美平衡，这种生活于他便是幸福。

我其实对美国在很多地方造成无政府状态，进而导致大量杀戮的行为并不赞同。但我觉得美国在利比亚的干预是必要的。如果卡扎菲被允许镇压国内的反对势力的话肯定会有更多的杀戮。未来世界上的冲突应该会逐渐减少。如果你看长远的走向，我们能清楚地发现世界上的冲突的总量呈逐渐下降的趋势。我对很多人现在正在担心的美中关系和中日冲突还是保持相对乐观的态度。当然国际关系并不是一个能够对未来发生的事做精确预测的领域。

后记非常感谢詹姆斯菲伦教授能在这个项目完全没有起步的情况下就同意接受我的采访。第二次见到他时我就邀请他来我们的宿舍参加斯坦福传统的 Faculty Dinner。邀请一位自己欣赏的教授来自己的宿舍共进晚餐，这是为了学生表达对教授的谢意，也方便互相能有非正式场合下的交流。

采访、撰稿：王書玉编辑：张益清摄影：洛真如

对话计算机教授梅朗萨哈米出生于伊朗，五岁时随家人移民美国。在斯坦福大学完成了他的本科以及博士学位。2001 年至 2006 年曾在斯坦福大学担任讲师。同时（2002 年至 2007 年）曾担任谷歌高级研究员。在 2007 他重新回到斯坦福大学担任计算机系教授。萨哈米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计算机科学教学、机器学习技术以及互联网信息检索。

“家庭是我最好的后盾。” 萨哈米的办公室并不大，两位采访人员，一台摄像机和他已经使这个房间显得略为局促。不大的房间里有一个不小的书柜，放眼望去，大致都是与计算机科学有关的书目。他穿着一件灰色的 T 恤，一边耐心地等着我们调试设备一边和我们随意地闲聊。萨哈米是伊朗人，在他两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了美国。“我的父母觉得美国能够为我和哥哥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所以我们移民到了这里。”家庭一直是他最坚强的后盾。萨哈米坦言“不论我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他们都会尊重我并且支持我。” 他人生中的第一台电脑是父母赠送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电脑还十分昂贵。我求了我父母很多次。虽然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权衡之后，他们依旧替我买了。”他对于他的父母心存感激，父母的理解给了萨哈米自由的空间去实现他的梦想。 “这种语言的规律性能够使你去创造新的东西。” 萨哈米第一次接触到编程是在他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电脑只有 4 位的内存，4 英寸的屏幕。当时因为我数学好，于是学校里的人便让我接触学习了一些电脑编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屡见不鲜的格言很好地概括了萨哈米的学习生涯。萨哈米通过买来的几本书自学编程。当时的他，并没有对编程或者计算机科学这门学科有一个宏观的、清晰的概念，一切都是兴趣使然，“和其他的年轻人一样，那摄影 : John Todd 图片来源： https://commencement.stanford.edu/events/class-day-lecture

时的我很热衷于用电脑制作游戏。而真正了解以及认真开始编程，已经是到了斯坦福上本科之后的事情了。”回忆起对于编程的第一印象时，他说道， “当时，编程语言的整齐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在我看来，这种整齐与规律能够使得你去创造新的东西。”萨哈米对于编程的语言有着近乎文艺的见解。如同缪斯指引着历代的诗人们一样，编程的语言为他打开了新的世界的大门。

“人生中机会与风险共同存在，你要懂得权衡两者。” 萨哈米的人生中有着两个转折点，一个是在 Epiphany 工作，另外一个则是离开 Epiphany 去斯坦福任教。“我的朋友为我介绍了一个刚起步的公司 Epiphany。我和他们公司里的人沟通过之后，我发现他们公司有很好的技术人员也有很好的销售人员。我将要接手的工作也是和我博士毕业论文中所提出的理论有关的，因此我觉得我应该尝试一下。”说起自己当初的选择，萨哈米感慨道当初的确冒着很大的风险。当初的 Epiphany 还只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小型公司，之后又经历了“互联网泡沫”时期的风暴。“幸运的是，我们公司存活下来了，应该说是活得很好。”如果说来到 Epiphany 是希望尝试新的事物，离开 Epiphany 则更像是听从潜意识里的召唤。“在 Epiphany 工作了四年之后，我对于自己的职业产生了动摇。那时我的工作重心已经在管理上了，我问自己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吗？正好斯坦福大学在找讲师，我立刻就申请了。”萨哈米能够快速地为自己做决定的原因很大一方面来源于他对于自己蓝图的自信——他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不论是当初他选择朝阳企业，还是之后计划重新回到斯坦福任教，萨哈米的每一个选择都可能会有失败的危险。“人生中机会与风险共同存在，你要懂得权衡两者。但是无论如何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他是幸运的，而幸运则总是亲睐于有准备的人。

“梦想之路，从来都是由坚持不懈铺就而成的。” 二十年前的萨哈米在斯坦福求学，如今的他在斯坦福授课。他承认他和斯坦福之间有着很深的羁绊，回到自己的母校是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 “相较起二十年前，不论是计算机语言还是课堂的规模都发生了变化”，当被问起二十年间的课程变化时，萨哈米这样回答道，“一些基本的概念是一直不会变的。不论形式如何改变，实质却是一直统一一致的。” 萨哈米的访谈给人一种他的人生一帆风顺的错觉。在采访过程中，他专注于叙述他的经历却并没有提及太多曾经经历过的挫折与困境。在回忆在斯坦福的大学生涯时，他突然感叹道，“很多人都以为当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开始追寻梦想的时候，一切便万事大吉一帆风顺了。但是事实往往不是如此。”我们并不能深入追问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困难，但是每个人在追寻梦想的过程中，多多少少有着相似的经历。如同在做出

总结，萨哈米说：“梦想之路，从来都是由坚持不懈铺就而成的。” 从一个访问者的角度来看，虽然坚持不懈固然重要，但是萨哈米拥有着除此之外更多的特质。他是一个孩童和中年人的集合体。他自有着单纯的热情带领着他一往无前地做梦，又已经拥有了成年人的深思熟虑，能够以成熟的姿态脚踏实地地实现自己的理想。萨哈米是一个很讲究平衡的人，不论什么决定都为自己预备了可进可退的两条路，但这并不说明他瞻前顾后缺乏勇气。他多次在访谈中提到在乐于接受挑战的同时，也应该做好充足的准备。他的脸上一直有着朝气蓬勃，对于事物仍旧充满兴趣的神情。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他的 CS106A 如此深受学生欢迎的原因。除却他的专业知识之外，他有着一颗年轻人的心。

采访：徐川，高赫琳撰稿：陈亦昳编辑：朱小福

对话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泰瑞·威诺格拉德泰瑞·威诺格拉德教授现任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担任斯坦福人机交互系 HCI(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主任。本科修习数学，1970 年取得麻省理工学院 -MIT 应用数学博士学位，此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展教学和研究， 1973 年来到斯坦福。上世纪 80 年代初，他与同伴创建了联合计算机专家肩负社会责任的 CPSR 组织，并成为第一届主席。关注下一代的他还是斯坦福著名的 d.school 的创始人之一。当今搜索引擎领袖谷歌的创始人拉里·佩奇在斯坦福修读博士学位期间曾是威诺格拉德教授的学生，他不仅在当时给予佩奇很多指导，还在 2002 年亲自到谷歌做客座研究员。

络的经验，研究了无数人做过的各种计算机试验。如果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站在你面前，趾高气昂地说：“我的直觉告诉我我走的路是对的。” 你大概只会有一种反应，他疯了。可是当面前这位儒雅的长者，神情诚恳地向你道出同一句话时，你会不禁感叹，这是时间的历练。

“下一代是我们的未来” “我有两个很棒的女儿，我很享受和她们在一起的时光。”任何一个走近他，与他对话的学生都能强烈地感受到格拉德对学生，对教学的热情。” 我享受教学的过程，它滋养了我的性灵。“ 重视教学的背后，是对下一代的殷切关护。回忆与女儿共处的时光，与学生之间发生的趣事，格拉德眉飞色舞，“下一代，是我们的未来。” 教育对于格拉德来说，不是教授事实，而是唤醒学生的自我。“学生有能力自己去寻求知识与真相，不需要再通过老师获得它们；他们真正迫切需要的，是来自那些了解他们的能力和缺陷，知道他们的兴趣所在，懂得如何促使他们成长的人。”他默认自己便肩负了这样的责任：鼓励学生了解自我，发现兴趣，根据每个人的能力和缺陷，发掘他们的潜能，与学生共同成长。这也正是当今教育中缺失的很大一部分。教育的本质不在于填鸭式的传递所谓的知识，更多而在于“唤醒自我，”促使学生自发的去深入思考，去主动探索。这才是教育，或着说身为老师的职责。

“我非常相信我的直觉”

“帮助他人令我幸福”

坐在自家的庭院里，威诺格拉德（以下简称“格拉德”）开始自述自己的一生。“我四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做学术，”他顿了顿，微微一笑，“那个四岁的小男孩说自己要做算数的生意。”他曾跳过两级，在故乡科罗拉多州的一所高中被认为是“最聪明的孩子”，从小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中学时写学期报告，格拉德找到了比“做算数生意” 更通俗的词汇来描绘自己充满光明的未来：“数学家”。他似乎总是那么好运，22 岁遇到自己现在的妻子，6 个月之后便马上结婚，这个决定至今仍是他认为自己做过的最好的决定。人们惊叹，格拉德竟曾是谷歌创始人佩奇的博士生导师，这个当时不起眼的网页搜索项目竟成长为今日全球搜索引擎的领袖，而格拉德，早在这棵大树萌发的初期，就已经预见了今日的繁茂。“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本能，在事物发展的初期就感知到它的发生，并能预测它未来的走向，”格拉德一笑，“比如万维网，这似乎是一种从内心浮起的直觉，我知道它将统治世界。”Terry 并没有炫耀甚么，我觉得从这段话中我感受到的更是他对自己的自信和适当的评估，在每一个阶段。人们总是艳羡天才的幸运，怨叹自身的平庸。然而故事总有另一面。在预见万维网的走向之前，格拉德已经有了二十年有关计算、程序、网

格拉德的母亲从事心理健康的相关工作，父亲则热衷于推广教育，受到家庭的影响，他也将帮助他人视为生活信条和幸福之所在。他的两个女儿，一个正在从事绿色能源的研究，另一个则是犹太法学博士，也继承了“帮助他人”的家庭传统。 “当我感到自己在帮助他人的时候，我感到最快乐。无论是帮助我的孩子，或是我的学生，抑或是我的国家。这时我感到我不只是在为自己付出。” 格拉德鼓励学生积极思考自己毕业后的工作将对他人造成的影响，“你当然可以赚钱，但是同时必须思考，’我可以通过我的工作作出什么积极的改变？’ 我相信人类生来便具有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本能，既然如此便不可任之荒废。”不仅是创造个人价值，还要更多的考虑到社会价值。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个世界变的更好，自己也会获得无与伦比的快乐。

对年轻人的忠告格拉德回顾完自己的人生，发出这样的感叹：“虽然我们一直自认为是独立的个体，其实我们时时刻刻都处在周围人的潜移默化之中。你和不同的人共度人生，你的人生会呈现不同的形态。所以年轻人们，不要彷徨犹豫，寻找那群正在做你想做的事的人，加入他们，你的人生由你决定。” 谈及当今的学生，似乎很多都给予自己心理暗示，将自己引向某一个特定的方向，而对其它领域便宁可视而不见，格拉德对此并不认同： “年轻人，应该有勇气尝试不同领域的事物，不要过早将自己限制于一隅。努力寻求你的兴趣所在，并用行动去探求它，而不只是停留在愿望和言语。”年轻的格拉德在大学修习各个学科的课程，还曾担任校报的编辑，而他在本科主修的是数学。作为学者，与不同领域的人合作的美妙体验让格拉德坚信：“正是这些看似无关的不同思想，碰撞出世界上最美妙的智慧火花。”

采访：洛真如高赫琳撰稿：刘珊霓编辑：朱小福摄影：Quyen Nguyen

对话陶格陶格 (Greg M. Thomas) 教授现任教于香港大学艺术史系，同时担任系主任。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 19 世纪法国艺术，以及 18-19 世纪西方艺术与建筑和跨文化艺术交流。他曾在圆明园开展长达一年的主题为 18-19 世纪中欧艺术交流的研究。目前他已出版了两本学术著作：《19 世纪法国的艺术与生态》和《印象主义中的孩子们》。

步入陶格的办公室，整整占据一面墙的暗红色木制书柜一下子吸引了我，一排排关于历史和艺术史的中英文呢交杂的书册，安静地立在柜中。我环视一周，中西交织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背对着他办公桌上方的西式油画，陶格随手拿起桌上的一块不规则的中式玉片，得意地向我们介绍起来， “没有人知道它有什么用，但我爱它，因为它的独一无二。” 走近看，遍布世界各地的学生寄来的明信片和纪念品随处可见，若是见过课堂上神采焕发、魅力四射的陶格，就不会感到意外。挂在书柜边侧的木偶，是陶格为女儿在学校的木偶剧收集的，“我喜欢给女儿的木偶剧做迷你剧场，”陶格神色喜悦，眨了眨眼。坐在露台上，面对阳光，背对碧蓝的海，陶格开始回忆他的高中生活。“那时候的我是一个‘无趣’的男孩，沉浸在学习中，沿着惯常的道路向前滑行。……但到了大学，我途遇了人生第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进入华盛顿大学修习物理的陶格，喜欢去旁听各色各样的课，大一经朋友推荐，走进了西方艺术史的课堂。他坦言，自己一度认为自己憎恶艺术史，更无法想象会坚持两个学期坐在那个艺术史课堂里。但慢慢地，年轻的陶格发现，自己的物理成绩虽然还不错，但是似乎天赋平平，而同时，艺术史像是一块强力磁铁，深深吸引着他。大四的时候，他选了人生第一门艺术史课。当他得到物理学士学位时，也下定了决心：“我要学艺术史，要成为艺术史学家。”要完成从物理到艺术史的转变，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陶格从华盛顿毕业后，又回到家乡，在匹兹堡大学专修一年艺术史，后来的 9 年时光都在哈佛度过。他嗤笑一声，“我又重新变回了一个‘无趣’的人——沉浸在学习中，沿着惯常的道路向前

滑行。” 他仍清楚地记得，那个将他引向艺术史殿堂的人。“他总是有非常鲜明的意见和观点，恰好与很多我的想法碰撞，我因此深受启发。”当陶格谈起自己的教学方法时，坦言深受这位启蒙者的潜移默化：“我尝试不仅仅是告诉学生事实，还有我的态度和想法，当我在从个人角度谈论艺术背后的伦理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时候，学生也会自然而然地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这就是他们学习的过程。”陶格似乎将自己的观点视作为“砖”，而最终的目的是为引出学生多种多样的观点这块宝“玉”，抛砖引玉，是为陶格教学之哲学。陶格似乎很享受培育的过程，教学如是，养育孩子如是。“第一个孩子呱呱坠地，使我的生活从此不同。”孩子的降临似乎唤醒了潜藏在陶内心深处的一种本能，使他看待生活的眼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享受与学生互动的老师，享受与孩子共处欢乐时光的父亲，安然自得地默默培育着下一代。 1999 年，陶格同家人从美国搬来香港。他的妻子是在文化革命中成长的中国人，后来在哈佛，两人浪漫地相遇。“她机智聪慧，极具魅力，而我反应比较迟缓，性情温和。”陶格说到这里扑哧一笑。他与中国的缘分，早在这个偶遇之前，便已开始。高中时代，他便已对中国的语言文化颇感兴趣，大学的陶格继续学中文，并开始练太极。“选择香港作为新开始，一是希望孩子能在中西交融的文化下长大，二是对我研究欧洲和中国的艺术交流大有裨益。”陶格给出理由，总是条理清晰。 “在香港居住了 13 年，我发现这里的学生和家长对老师非常尊重，这是我在美国从未感受到的，”陶格顿了顿，“但或许也因为这样，学生们不太勤于独立思考，很少质疑老师的想法和观点。”过去在美国大学教书时，即使学生浅知皮毛，似乎也依旧自信，经常追根究底。“学生应该有质疑精神，尤其对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长大的学生，或许需要克服文化传统渗透下对老师的敬畏心理，更大胆地质疑老师，独立思考，”陶格眨了眨眼，“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质疑权威的勇气。” 对于我们的问题， “你对幸福的定义是什么？”陶格并没有太多犹豫： “教书，还有家庭时光，是最令我幸福的两件事。”看到学生有所成就，陶格也会很快乐，对他而言，如果成功的人不乐其所为，恐怕也便不能被称为真正的成功，以个人的快乐为代价，趋附某些系统的价值标准而获得的成功，却是遍行于现代社会的。坐在陶格的旁边，望见他真诚而若有所思的神情，我恍惚间似乎回到了他的最后一课，屏幕上放映的是至今市场上以最昂贵的价格出售的艺术品，陶格站在演讲台旁，一字一句地对我们告诫：“记住，那些市场标准评判下诞生的惊人高价对我们并无价值，真正重要的是，你与艺术作品建立了独特的联系，只要它对你有珍贵的意义，便已足矣。”语罢，他的双眼闪烁。对于陶格，个体由于顺从主流而丧失了个性和快乐，是多么令人叹惋之事，在他的人生哲学里，个体的独立与幸福，是人生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个享受做艺术史学家，享受与学生互动，享受和家人共度快乐时光的中年男人，似乎已被幸福敲过无数次门。

陶格专注于追求生活中意义的来源，他尝试从艺术与宗教中探求意义。 “当我在研究那些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作品时，我似乎在同他们对话，他们经历过什么，思考过什么，仿佛一一向我道来。”陶格在这些思想的火光中，尝试探寻自己的意义之所在。陶格并不信仰任何宗教，但却对宗教很感兴趣——他自高中便一直欣赏佛教和道家思想，自己的很多态度和观点也源自于此。“因为宗教满足人类最根本的需求——探寻人生意义的来源。”陶格笑了笑。这位珍视意义的艺术史教授，担忧人文学科在现代社会的没落，会影响人类未来的发展。“资本主义文化冲击下的现代社会，将金钱视作幸福的主要标准之一，人们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为财富互相争斗，人文价值观中珍视的平等和正义受到很大的挑战。”同样危及人文价值观的还有现代社会对科学和技术的盲目崇拜——“科学拯救世界”的信条从基础教育便可见一斑：从美国到中国，中小学课程设置重视数学和科学，而对人文学科轻描淡写，对科学的崇拜便自然地延续到年轻的学生中间。 “但当今世界的种种问题，真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发达的技术’、 ‘足够的资金’、和‘先进的生产力’才产生的吗？不是，”陶格坚定地反驳，“是因为我们不够宽容彼此，无法好好地活在一起。纵使我们有了最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力，如果我们无法理解文化的多元性、无法包容不同信仰的存在，我们恐怕举步维艰。”陶格相信人文和社会科学是现代社会必需的精神工具，因为它们能“造就更好的世界”，担负起科学无法胜任的角色。“因此，我鼓励来自各个领域的学生学习人文学科，因为它们真的必不可缺。”陶格教授对自己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的积极角色引以为豪——通过引导学生更多地思考伦理、道德和文化问题，对他们的未来留下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间接地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世界。对于年轻人，陶格的第一条忠告是：要大胆地尝试不同领域的事物，从而探寻自己真正热情之所在。在大学里旁听各色各样的课是年轻的陶格选择的方式，每个人可以去探求适合自己的那一种途径。“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许多年轻人对‘成功’的定义太过狭窄，他们似乎更愿意去迎合资本主义文化渗透下的社会标准，”陶格流露出担忧的神色。他的第二条忠告是：“年轻人应该对自己的未来保持开放的态度。如果你愿意跟随主流标准按部就班，只要你感到快乐，那便去做，但是不要觉得自己必须要跟随它。尽可能最大地保持你的个性，去寻求你自己的人生意义。”陶格的双眼闪烁而有力。站在这位中年男人面前——他正在忘情地凝视那些来自他亲爱的学生的纪念品和明信片，和那只将他与挚爱的女儿紧紧牵系的木偶—— 我望见他的双眼在午后温和的阳光中轻柔地闪烁。

采访：刘珊霓，高暄琪，郑诗语撰稿：刘珊霓编辑：朱小福摄影：宋千里

背后的故事

王書玉，《话中人》创始人及主编，讲述杂志背后的故事

——杂志的由来开学的第一个星期，在政治学教授詹姆斯菲伦的办公室里，我和他谈起自己初到校园的感受、大学的规划和自己先前的教育背景。我说起在收到斯坦福录取通知书之后的那一段时间里脑子里忽然蹦出了很多有趣的想法。他听着我讲着这些想法，微笑的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疑惑和不解。在肯定了这些想法听上去非常“有趣” 的同时，他似乎希望从我的教育背景或是生长环境来解释我的这么多想法的起源。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要学会取舍，不可能会有时间去做每件事情。” 诚然，有这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大学里的课余时间却是非常有限的。在所有的想法之中，每周和一位有趣的人谈话是我给自己的大学生涯定的一个长期目标。最初的想法只是自己单纯地想从不同人的人生经历中学到一些东西，了解他们为什么当初会做某些决定，以及他们如何怎么找到了为之奋斗了一生的那个目标。我始终相信人与人之间真诚的沟通，相信这些人的故事会对全世界各地的读者有预料不到的正面影响，相信了解他们的经历能使我们逐渐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一条路。看着一个人光鲜的简历，我们很难知道那一张纸背后的人究竟是谁，或是他 / 她经过了什么样的挫折和磨砺。我想抱有一颗好奇的心、坐下来和一个人有一个小时的谈话，让他谈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并从一个大学生的角度提出一些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我想，如果能够一直坚持做这一件事，大学四年过后我一定会受益匪浅。

——奋斗非常感谢有这么多教授从一开始就帮助我、也有这么多身边的同学或是以前的同学决定加入这个团队。开学的第二周我开始群发邮件希望同学能够加入我，同时我也联系了人人上的好友，向他们解释这个项目的运作方式并希望有他们的加盟。回想起来，这真是个最奇妙的过程。那时整个项目还只是一个虚无的概念，我自己也只进行了一次访谈，但是身边的朋友就已经认同这个理念、为这个项目感到非常激动并且希望能够加入我们一起把这个杂志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大学里我究竟想有怎样的生活或是达到一个什么目标？虽然曾经在脑海中预想过无数次，但是没想到从开学的第一个星期开始我就为这一个有了好几个月的想法着迷，并且决定动手开始去做。当然，有时反思为什么绝大多数人在听到这个想法的时候脸上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惊讶和不解，有些犹豫有些好奇地说：“这听上去很有趣！”答案非常明显。因为在我们整个团队投入无数时间和精力之后，我们自己并不会得到任何明显的 “好处”。我们会花时间邀请一个个潜在的访谈对象、每周聚在一起讨论并构思下一个访谈的问题和访问形式、认真研究并学习访谈的艺术、花时间创作高质量的文章并且追求以一种最美观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希望通过我们持续的努力，所有人会看到我们作为一个团队的成长并且逐渐认可我们正在做的这件事。

——特别鸣谢

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我决定把这个大学阶段的个人目标做成一个受众面更广的项目。只是单纯地觉得，既然我这么希望听这些有趣的人的故事，那么为什么不让更多的人同样受益呢？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于是就决定办一份电子杂志，同时有中文和英文版，将每周和这些人的对话化作文字和所有人分享。

斯坦福政治学教授 James Fearon 作为我的指导老师，他是第一个我与之谈起这个杂志的想法的教授，也同时欣然接受了我发出的邀请成为了这份杂志的第一位嘉宾。

在一次一小时的谈话中，我们究竟能挖掘出多少采访对象的人生故事？这不仅考验采访人的谈话技巧也取决于我们对采访对象的研究和了解。因此，我们在不断学习和探索，希望能在一次次的锻炼中提高我们的采访水平，为读者创作出更高质量的文章。

Structured Liberal Education Program 项目副主任 Greg Watkins 教授他同样鼓励我做这个项目并且指导我找到了校园里许多有用的资源、帮助我理清思路，一直给予我信心。

教学和学习中心口语交流项目主任（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Doree Allen 在我们的两次会面中教我访谈的技巧、推荐了许多有用的学习资源并且结合前两次的访谈录音向我指出需要改进的地方，并非常友善地提议今后我应该在学校开一门课，教更多学生如何进行采访和有效的沟通。斯坦福校长约翰亨尼斯 John Hennessy 不知道换作是另一位大学校长收到一封来自大一国际学生冗长并富有激情的邮件、邀请他成为一个还并不成熟的项目的嘉宾的时候，是否会在一天内就回复我说非常愿意参与这个有趣的项目。他的邮件不仅大大增加了我的信心也同时激励我在杂志的各个方面严格要求，努力达到我们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 Alexander Nemerov（斯坦福艺术史教授）, Merhan Sahami（斯坦福计算机教授）, Terry Winograd（斯坦福计算机教授）, Richard Powers（斯坦福社交舞教练），Lap-Chee Tsui 徐立之（香港大学校长），Gregory M. Thomas 陶格（香港大学艺术史教授）感谢他们接受了采访邀请并且积极配合我们的采访。

我们的团队《话中人》创刊号主创人员王書玉

斯坦福大学本科 2016 级学生。真诚待人，热爱生活。潜心学习，永不止步。对自己相信的事情有着执着努力的信念和绝不放弃的决心。《话中人》就是这样一件让我全力以赴的事。热衷艺术、文学、音乐、舞蹈、旅行、美食和电影等。

洛真如

斯坦福教育学院 2013 级教育科技硕士。专攻心理，设计和教育科技。2011 年暑假，同 27 个队友一起骑车横跨美国，东起纽约中心公园，西至三番金门大桥，一共 72 天。一路上为美国癌症协会募集超过 125,000 美元，同时积极宣传防癌常识。

徐川

在京西群山脚下长大，后被流放到美国的荒郊野岭上学。梦想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第一个还差得很远，第二个却早已完成。小时喜欢听别人讲故事。长大了更爱听别人的成长经历。其实一直喜欢听故事，只不过将童话变成了人生。

高赫琳

我是斯坦福大学数学专业的大一学生。平日里，除了浏览数学书籍，我也很喜欢爬山，玩香蕉拼字游戏，当然还有各种形式的写作。在学校，除了在话中人担任撰稿和采访工作外，我也是斯坦福校报的一名记者。我的座右铭是，‘只要小草不死，就一定会有新生’。

杨舒迤

大家好，我叫杨舒迤，目前是斯坦福大一新生。我生在西安，却长在深圳，两座截然不同的城市让我感觉到了历史和科技的碰撞。我参与杂志采访、纂稿、计划以及刚刚建立起来的 Facebook 主页维护。我兴趣广泛，一到选专业就觉得兴趣过于广泛，目前正在试图把生物、工程和艺术集合起来。十三年的国画经历让艺术成为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我会潜水，喜欢旅行，是个大吃货。

李孟元

耶鲁大学本科 2014 级，电影、政治专业；北京人，喜欢电影、政治、写作和苏格兰威士忌，也喜欢以上事物的任意组合。

郑诗雨

我来自中国，如今在香港大学读文学专业。作为话中人的采访者和撰稿人之一，我愿意做一只“狗仔”，并非追名逐利，挖掘他人隐私，而是始终对这个世界抱有一种好奇。生活中，我热爱旅行，艺术展，阅读，在这之中遇到的有趣的人和事，让我感受到对生活的满足感和愉悦感。很开心可以在话中人见到大家，我愿同大家一起聆听故事，创造故事。

Or Gozal

斯坦福大学大一学生，有可能会选择哲学专业。除了写作，她还喜欢交新的朋友，探索不同的文化、摄影等。

桂意茹

目前在宾州州立大学攻读供应链及管理专业，日语作为我长久以来的兴趣，也是我的专业之一。非常荣幸能加入 PiC 这个富有创造力，有实力，且颇具生命力的集体。自高中起我便开始接触网站建设，排版及印刷等事宜，也很乐于将自己仅有的一些经验及技巧投入到 PiC 的建设中。

宋千里男，来自香港大学。在话中人中负责采访和摄影。

侯芃卉

斯坦福大学大二数学专业学生。以摄影师的身份加入这个团队，希望结交学校中新的朋友。尤其喜爱在野外摄影。

Michelle Jia 斯坦福大学大一新生。女诗人。

Davis Wertheimer 斯坦福大学大一新生。

Quyen Nguyen 斯坦福大学大一新生。来自越南，热爱摄影。

朱小福

小福坚信，有趣的故事和新鲜的想法值得让所有人分享，而语言不应该成为其中的障碍。作为“话中人”团队的一名中文编辑，小福为所有中文读者服务，让英文访谈变得流畅易读。与此同时，小福还会把她在伦敦生活中的鲜活故事带给读者。

童潇南斯坦福大学大一计算机专业学生。

摄影：赵芷一，Quyen Nguyen，Peng Hui How，洛真如，宋千里网站建设与维护：童潇南，桂意茹，王書玉，洛真如，杨舒迤策划小组：徐川，高赫琳，杨舒迤，洛真如，王書玉，李孟元

创刊号制作团队

英文杂志撰稿人 :Michelle Jia，Sarah Lyo，Cecily Foote，Or Gozal, 徐川，刘珊霓 , 郑诗雨中文杂志撰稿人：李孟元，陈亦昳，刘珊霓，杨舒迤，王書玉，郑诗雨文字编辑：Michelle Jia，Davis Weitheimer，朱小福，张益清设计：桂意茹，赵芷一，孙宇童，童潇南，洛真如杂志主编：王書玉

《话中人》诚邀读者投稿现接受两种类型的稿件：可以采访一个有意思的人或是生活随想、介绍你所在地区的特色的文章。有任何文章要求方面的问题请发邮件至 profilesinconverse@gmail.com 话中人第二期已在筹备中，第三期的截稿日期为 6 月 20 日。收到投稿之后我们会尽快与你取得联系。

关注《话中人》第二期开始，我们的团队又加入了许多新的成员！他们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韦尔斯利女校，曼荷莲学院女子学院，剑桥大学，纽约大学，威廉与玛丽学院，人民大学，哈维穆德学院，巴黎政治学院等学府。敬请关注：《话中人》官方网站：www.profilesinconverse. org 《话中人》人人网公共主页：http://page.renren. com/601598353 官方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 profilesinconverse 《话中人》Facebook 公共主页：https://www. facebook.com/ProfilesInCon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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