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集 by Nora Lai

詩詞創作

書評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

小說分析

王文興《玩具手槍》

小論文

〈抗戰時期梁實秋「與抗戰無關」與左翼作家的論爭〉

〈國民政府在戰後接收之社會問題〉1

本篇為與人合寫文章，所負責內容為前言及第二章「肅奸問題」的部分 1

詩詞創作

〈點絳唇〉

冷月彎鉤滿山遍照如初雪赴身燃血懷志遺芳烈似水華年曾誓情無絕燈漸滅憶君傷別長相今生訣

詞序：這首詞的靈感是來自抗日名將張靈甫以及他的最後一任妻子王玉齡。張靈甫將軍，本名張鐘靈，字靈甫，陝西人，生於西元 1903 年，中國國民革命軍中將，曾參與對日抗戰中的松滬會戰、南昌會戰、常德會戰等，有「常勝將軍」的美稱。於第二次國共戰爭中的孟良崮戰役中陣亡，而由其指揮的「王牌模範師」整編七十四師遭到共軍全數殲滅。張靈甫能文能武，在中國軍人之中極富有個人魅力。他的書法作品曾受長於書法的于右任稱讚。同時戰功彪炳，他的軍功都是憑著自己努力而得來。英雄並非完美，他性格剛烈，脾氣衝動又暴躁多疑，曾經因為懷疑自己的妻子是地下黨員，而將其槍殺，因此入獄十年。但是這位軍風剽悍的將軍也有屬於他的鐵血柔情。他與妻子王玉齡的感情極為融洽，婚姻生活十分美滿，但是二人的幸福時光只有短暫的三年。1947 年張靈甫在孟良崮戰役中陣亡，王玉齡剛產下一子，成了年僅 19 歲的年輕寡婦，此後終生未再嫁。之前為了寫作業，查閱了很多張靈甫的相關資料，深深的受他吸引。他不是完美無瑕，毫無缺點的人，甚至他的死亡也是因為他性格上的缺陷所造成的，過分的自信，恃才而驕看輕敵手，但是悲劇的結局更為他的傳奇增添色彩。而他與他的王玉齡之間的愛情更是讓人羨豔。王玉齡是他的第四任妻子，兩人之間年齡的差距也不小，但是在他們短暫的婚姻中卻有著十分深厚的感情，從許多的小細節中可以見到張靈甫對嬌妻的呵護與信任。戰爭造就了英雄，但是更多的是生離死別的悲劇。在戰場上的人在死前一刻，心中所掛念的會是什麼？而在家中的妻子，在知道等待的人永遠不會歸來後，又是什麼樣的心情？這是寫作這首詞想嘗試表達的內容。

〈古風〉

冷月流光映畫屏青煙慢舞逐流螢淚猶未盡紅燭滅孤影隔窗任娉婷

〈秋夜思〉

未覺秋已至，風吹日漸涼。倏忽白晝短，日落戶凝霜。夜暮人聲靜，感寂思故鄉。遙望心懷處，身遠在他方。天寒星半隱，皓月形如璜。思鄉如何解，獨坐人倚窗。

書評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

書籍資料書名：《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作者：張淑雅出版：衛城出版出版日期：2011/10/6 ISBN：9789868729537

書評內容

本書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員張淑

著墨較多。並且主要使用了杜魯門與

雅於 2011 年 10 月出版的著作，為作者

艾森豪的白宮相關檔案。以及國務院、

的博士論文，經過修改後出版。作者

國防部，陸軍部，國家安全會議、經

提到其著述此書的目的，「是希望了解

濟合作總署、共同安全總署與住台北

中國在此段期間有關『臺灣』的政策，

大使館等等各機構的官方檔案。另外

從行動構思、辯論到決定性的過程，

還有一些主要決策者的個人檔案。從

以及最終決策的原因。並藉以瞭解美

決策過程中，可看出決策者並非外界

國決策的模式與特性」其特點是對其

所認為的那麼理性，周全。

餘著作很少觸及的政策規劃分析細節 6

到目前為止，各界都認定 1950 年

如此？根據書中研究所敘，美國並未

6 月爆發的韓戰，以即中共的介入戰事，因韓戰爆發或是中共的介入，而決議促使美國對中華民國政府伸出援手，

拯救國民政府

因而「拯救」了臺灣，但是事實真是或是保衛台灣，與中共為敵；反共的

問題的決策過程。本書可說是採微觀

意識形態也非華府加深與中華民國政

的角度來描寫韓戰與台灣的關係。且

府關連的主要原因。一直以來所認為

作者力求對事件的描述盡量不帶個人

的因為第七艦隊而成功的阻止了中共

的情感和偏見，客觀講解事情的經過。

的侵台，其實際效果也沒有美國所預

討論的範圍是從 1949 年開始關切台灣

期的大。華府的決策事實上一直都是

的前途問題開始，到 1953 年韓戰結束

以美國利益為第一優先。作者認為，

之後的這段期間內，美國對臺測的轉

美國的介入，對於安定人心、提高士

變。討論的主線，沿著美國總統有三

氣和穩定台灣內部情勢，發揮了作用，

次有關台灣問題的正式申明，分別是

給予了中華民國政府近義不努力的基

1950 年 1 月 15 日聲稱美國將不協助台

礎。以作者的說法是「韓戰給了國府

灣防衛，一般稱之為「袖手旁觀」政

一個拯救自己的機會」，相較於過去認

策；同樣 1950 年 6 月 27 日，杜魯門宣

為因為韓戰而使美國介入，拯救了國

布派遣第七艦隊到臺灣海峽阻止兩岸

民政府的論點而言，給予了一個從不

互相攻擊，一般稱之為「中立臺海」

同角度來思考韓戰對於國民政府的意

政策；1953 年 2 月 2 日，艾森豪在國

義。

會咨文中的「解除中立化」申明，聲稱不再以第七艦隊「保護」中共，被

本書特別的地方在於作者利用了

媒體稱之為「放蔣出籠」政策。

許多檔案資料來作分析，且其著眼點不同於大部分討論相同議題的著作，

本書首先是從二戰過後，美蘇兩

是利用這相資料來分析美方對於台灣

強對峙，因而逐漸形成的冷戰背景講

起，說明在「臺灣問題」尚未形成前，

灣是展現堅決反共的最理想地方，而

就已開始關心台灣的未來。主要原因

最理想的辦法是由美國宣布「中立」

還是為了「圍堵」共產勢力的擴張。

臺灣。華府申明中立化政策，純粹只

美國對於臺灣最初所採取的立場是

是為了維持太平洋地區的和平所採取

「袖手旁觀」，認為臺灣並不具備攸關

的措施，絕未偏袒任何一方，也強調

美國重大安全利益的價值，儘管若是

對臺灣並無任何企圖心。

在大戰中被共黨利用，有可能會危害美國安全利益，但是當時評估認為，

韓戰爆發後，杜魯門政府仍然試

就算美軍佔領了臺灣島作為軍事基地，圖繼續維持對兩岸的中立立場，但是也不會獲得實質的戰略利益。

卻發現保持中立幾乎是不可能的是，在政策的執行上幾乎是無法作到不偏

總統杜魯門在 1950 年 1 月 5 日申

頗，華府無法不和國府打交道，此點

明對臺灣的未來將「袖手旁觀」。華府

在中共看來，很難相信美國的立場不

在公開為其立場辯護時，強調「尊重

偏頗。且麥克阿瑟應國際戰爭退伍軍

其他國家領土的完整」。但是到了四月

人協會(Veterans of Foreign Wars)會長之

間，因為中共和蘇聯的關係越來越親

邀，寫了一篇講稿，其中有部分對因

密，而英國試圖和中國共產政權建立

擔心疏離亞洲大陸而反對保臺的主張，

外交關係時倍受挫折，加上美國本身

批評為姑息養奸、失敗主義。其說法

的經驗，因此對臺政策被重新評估。

給予人美國人打算將臺灣拿下當作軍

雖在北韓進攻之前，華府並未作出最

事基地的印象。麥克阿瑟此舉等於是

後的決定，但是杜魯門政府絕不插手

公然挑戰華府的政策。對此杜魯門不

保臺的決心已遭動搖。

得不採取一連串動作以澄清立場，安撫盟友與中共。

當時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認為，針對當時共產黨的侵略和擴張意圖，臺

美國對於韓戰的策略，是盡可能

把戰爭衝突限定在朝鮮半島之內，如

任何長期承諾，也不願意和蔣介石政

果能以非武力手段結束紛爭是最好的

府有任何瓜葛。因為臺灣可能會對中

班法。華府對於中共介入韓戰的回應，

共的圍堵中有所貢獻，地位因此而大

清楚地遵循避用武力的傳統。在中共

為提高。防衛島鏈和圍堵共產主已的

正式介入戰事之後，美國將對臺灣的

重要性，都使美方改變對臺灣國民政

政策逐漸附屬於對於中共的政策。中

府的態度，美國對臺灣的支持開始轉

共介入韓戰後，所展現的軍事力量和

趨積極，美援不再被視為可隨時中止

其獨立精神，使得美方決策者不得不

的危機因應措施。到 1952 年春天，參

正視其份量，開始考慮修改對華的長

謀首長聯席會議裝臺灣的戰略價值提

期政策。美軍在韓戰中的狀況好轉，

升，而至當年年底，決策文件中所顯

美方決策者意識到，無需為了停火而

示的臺灣和國府的價值亦大幅升高。

做出太多的讓步，而保全臺灣可用來

華府開始採取阻止中共控制臺灣的具

對北京施加壓力，甚至作為和中共合

體步驟。

作的工具，對臺政策開始轉變。待艾森豪上臺後，在韓戰停戰前美方的政策，實利主義才是政策

後在對國府與中共的政策上，採取了

思考最重要的因素，美國一直是以自

一條中間路線，對臺政策的出發點也

身的利益作為第一優先，而對臺政策

是要擴大臺灣的利用價值。其對於支

也是在此基礎上形成。1951 年春天，

持國府的態度還是也所保留，與杜魯

國安會通過一項文件，設定對臺政策

門政府差異並不大。1952 年的《中日

目標，是不使臺灣落入任何與蘇連結

和約》將國府的權力限制在當時實際

盟，或是受蘇聯宰治的中國政府手中，

控制的幾個島嶼之內。在美國決策心

並且加強臺灣的防衛能力。這份文件

目中，這個政體的生存權賴美國的全

所顯示的對台承諾，代表華府官員的

力支持，而其存在的目的是純粹為了

一大改變，他們原本不願意對臺灣作

維護美國的利益。

本書的優點在於提供了一個不

美國的價值是可有可無。而後儘管對

同的角度看待韓戰對美台關係的影響，臺政策開始有所轉變，臺灣的地位逐書中一直強調的一項重點，美國一直

漸提升，實際上一樣是出於利益方面

以來都是以自身的利益為最優先考量。的考量。臺灣可以作為反共的重要基因此作者認為，美國並未因為韓戰的

地，經濟和軍事潛力提升，政治局勢

爆發或是中共介入韓戰，而立刻決定

亦有所改變，蔣介石的形象也逐漸變

要保衛台灣，給予國府幫助。反共意

成大陸反共運動的指標，在美方決策

識形態並非加深美國與台灣雙方政府

者看來，將國府發展成制衡中共政治

間關係的主要原因。顧維鈞為韓戰時

力量的概念，看來相當可行。因此美

國府與美國第一線接觸的外交人員，

國開始強調國府的改革成果，積極提

他對於美方對國府的政策觀察相當細

升臺灣的國際聲望。但是這些作為其

緻，指出美國雖然反共，但重歐輕亞，

出發點仍是基於美國自身利益的打算，

只想以最少經費阻止共產黨在亞洲的

臺灣地位的提升，是因為對美國而言，

擴張。且在韓戰時，美國並未將國府

具有高度的利用價值。

平等的納入反作戰的盟邦中，甚至還有隨時被犧牲以換取韓戰停戰可能的

整體而言，作者利用檔案資料，

籌碼。而「中立政策」更是嚴重傷害

從一個不同的觀點講述了美國對臺灣

了臺灣在國際間的主權地位。美國的

問題的決策過程，使讀者可以用不同

重歐輕亞的策略走向，使得對於臺灣

的角度來重新審視這一段歷史，也可

的地位，故意保持一種模糊不清的情

以知道過去對於韓戰期間，美國與台

況，以隨時保持機動性。

灣關係的一些問題處所在，改變舊有的一些迷思，以檔案呈現出美國在對

書中所呈現的美國對台灣問題

此問題上的討論與決策過程，對於美

的決策過程，並非始終如一，在最初

臺關係能有一個不同的認識。

因為對蔣介石政府的反感，臺灣對於

小說分析王文興《玩具手槍》 (一)背景１、顏色 (1)紅：當胡昭生進入房子映入眼簾的客廳是一片火紅色：「地板是紅漆的，天花板也是棗紅色，甚至沿著窗子一一拉上的大幅窗簾也是火紅的。」2火紅給人的感覺是充滿熱情和活力，活力和熱情是年輕人的標誌，作者用火紅的顏色營造出年輕人群聚的生命感。同時，紅色也有警戒、不安感，例如紅燈和滅火器，因此在文本一開始充滿紅色的客廳，也營造了一種危險的氣氛。 (2)黑：由於黑色通常有沉重的感覺，所以當文本在開頭「六點鐘時，無邊無際的黑暗像潮湧一般鯨吞了整座台北市。3」即用黑色營造了一種沉重的氣氛，又用了「鯨吞」使人有被吞噬之感，因此兩者合在一起給人被黑暗吞噬及沉重、窒息的感覺。在文本中描寫胡昭生的模樣是「矮個子，身材瘦弱，渾身上下，被衣服包裹得密不透風。脖子上，纏著一條黑格子紅圍巾；上身，穿一件黑皮夾克，拉鍊從底一直拉到頂；下身，穿一條黑呢西裝褲」4此處作者用穿著為胡昭生的性格及與同儕不合埋下伏筆。因為周遭環境是代表年輕人活力感的紅色，但胡昭生幾乎一身黑的穿著與外界形成強烈對比，另外文本中的一些情節如眾人玩牌、聊天時

王文興，《十五篇小說》，頁 1，台北市：洪範書店，1988。同前注。 4 同前注，頁 2。 11 3

胡昭生無法融入其中等他與同儕不合的情節描寫，在此處「黑色和紅色的對比感」被埋下伏筆。此外，由於黑色通常給人沉重之感且不顯眼，似乎也暗指著他性格的沉悶，及不想被人注意到，較想要隱身在黑暗的角落中，而身上唯一的紅是「黑格子紅圍巾」5，似又表示他性格中還是有年輕人的活力與熱情，只是為自己黑色沉悶的性格所壓抑，最後，將自己包得密不透風亦表現出自我保護、不想與外界接觸。在文本的最後胡昭生離開時，馬如霖「望著他投進廣大如海的黑暗裡，黑暗只一口，就把他吞掉。6」作者再次運用了黑色的沉重之感，營造出同文本開頭人被黑暗吞噬及沉重、窒息的感覺。 (3)白：飯廳是「點著慘白的日光燈，輝映著白牆，白冰箱，白桌布。」7這是在胡昭生遭受同儕「開玩笑」後隨眾人進入飯廳吃飯，作者說白色為「慘白」似暗指著胡昭生在衝突過後的心情是慘白、痛苦，甚至是想哭的。２、巨宅與人群胡昭生走入「一座築有高牆的巨宅」 8，走入封閉的空間，進入他所不熟悉的世界，同時人在面對巨宅的「巨」和「高大」時會有一種壓迫的感覺，因此似乎藉由「巨宅壓迫的感覺」暗指胡昭生被壓迫必須與人相處，迫使他面對自己不願面對的自身真相。另外，人群也是一種壓迫。文本第十頁，當胡昭生被眾人圍著時他覺得那些人「好像一群餓狼，準備把他撕成片片，吞下肚子」，9此外，在第十三頁「他木然地望著他們，這群狂樂的人：他們嚷著，笑著，搖著，圍困住他，如非洲野人歡跳祭神舞一般。他們對他嚷些什麼，他卻聽不見。這是一群野人，他們已經把

王文興，《十五篇小說》，頁 2，台北市：洪範書店，1988。同前注，頁 25。 7 同前注，頁 18。 8 同前注，頁 1。 9 同前注，頁 10。 12 6

祭品宰殺了，就要生食人肉了，因此興高采烈地狂歡著」10這段文字描繪出一幅景象：一個人被眾人包圍、圍困其中，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是自己被圍困在裡面，所會有的那種壓迫的感覺，作者更用野人跳舞祭神、宰殺祭品、生食人肉等加重描繪那種景象，同時也讓讀者能更了解胡昭生的感受，因為讀者可以想像非洲野人那段描寫的景象。因此在此或許可將「人群」與「大宅」同樣視為具有壓迫的隱喻，胡昭生被一群人圍困著，受一群人的壓迫，如同進入巨宅給人壓迫的感覺。

（二）人物１、胡昭生 11

文本第四頁「他感覺停留在這裡，簡直就是浪費時間。」對他來說，如果在家裡的話自己已經做完很多事情，而不是像在這裡無所事事，表現出他喜歡待在自己可以主宰的世界，討厭處於無法控制的環境中，同時以「看書」躲進自己的世界，將自己與外界隔離、拒絕與人接觸。在文本第四和第五頁的部分，他離開角落試圖融入他人中，看似走出自己的世界，然而實際上他並沒有，從文本中一些描寫可以看出這一點，如：他看人打牌覺得對方應該跟自己打招呼，別人罵的不是他卻自以為是指自己，事實上別人的敵意來自於他對所有人都有敵意及自己主觀的猜想。試想，如果一個人心中對別人充滿敵意或總認為他人有敵意，想與人建立良好的同儕關係應是有困難的，因為基本上他並不信任人，而同儕關係的建立是在一定程度的信任上，因此胡昭生性格中對人主觀的猜疑、敵意、不信任影響了自己與同儕的關係。當他看到大家都在玩玩具手槍時「他也希望把槍拿在手裡，放它幾槍玩玩。 12

」但是「他必須按捺住參加奪槍的念頭，因為假如他也過去奪的話，一定會被

人視為驚奇。」13在此顯示出胡昭生想融入同儕中，卻因為自己主觀的猜想他人

同前注，頁 13。王文興，《十五篇小說》，頁 4，台北市：洪範書店，1988。 12 同前注，頁 8。 13 同前注。 13 11

對自己的看法而畫地自限，由於自己的畫地自限而使自己放棄了可能融入同儕中的機會，同時表現出他壓抑的性格─想玩卻壓抑自己去玩。文本第九頁末段，鐘學源拿玩具手槍指著胡昭生，並且數落他的性格時，他被迫面對真實的自己，雖然想反擊自己並非是那樣的人卻又不敢，只能低著頭，即使被迫抬頭並試圖瞪鍾學源卻又因為無法忍受對方的回瞪而逃開了，顯示出胡昭生雖然欲以言語反駁、逃避真實的自己，他自身的行為卻是一再的證實真實的自己確實是懦弱的，面對外在的威脅、刺激只敢在心中罵人，即使表現抵抗不是不敢就是很快的退縮了，這表示他是一個無法堅持到底的人，他無法堅持到底地瞪人，已經熬過五顆子彈卻無法堅持熬過最後一顆子彈。２、胡昭生 VS.鍾學源胡昭生為〈玩具手槍〉的主角，他身為男兒身，卻少有屬於男性的陽剛氣質，他的性格特徵較安靜、喜愛靜態的活動如閱讀、寫作等，他不善與人交際甚至可以說他也不願意與人多做交際，他清秀的容貌以及瘦弱的身形也使他產生自卑的心態，他將自己關在一個他可以容身的世界，一個不會被搖晃的玻璃瓶。在那裡他很自在，不需與活生生的「人」有接觸、有對話，他可以安穩的與書中的文字、知識對話。既然外在的環境充滿著被貶損、不被重視的可能與傷害，胡昭生決定向內尋求，他在他自己的世界安逸的活著，直到參與了生日派對，他被迫走出了他所熟悉的、可以掌握的世界後，他面臨到劇烈的搖晃感、不適感，而他仍舊帶著自卑，他人的言語甚至是眼神都讓他感到充滿了諷刺、敵意。胡昭生在群體中顯得格格不入，處於弱勢。鐘學源的性格與特徵和胡昭生則有著強烈的對比，他就是富有陽剛氣息的大男生，容易讓自己成為其他男生注目的焦點，他活潑、直言、善於交際，他看不慣胡昭生的陰柔氣息，他用力而且殘暴的將胡昭生的自尊心撕裂，他與胡昭生是屬於兩種完全相反的人格特質。

〈三〉事件的層疊累積文本中共有四個層次的將胡昭生遭受的外在事件層層疊疊的加大，而這層層疊疊的事件也對胡昭生的心理造成逐層加大和加深的壓力，最後這些累積的壓力促使他在最後行為的巨大反彈(拿槍指著鍾學源)。首先，第一層是被人嘲謔的說「清秀14」，這使他「面露不快之色15」在心理層面上累積了不舒服的感覺；第二層是文本第九和第十頁他被鍾學源數落自己真實的一面，胡昭生被迫面對自己不願接受的一面，被硬生生的從自己的世界拖出，這在他心理上又是一層的壓迫，甚至「有幾次，他忍不住了，就抬頭急掃鍾學源一眼16」，可看出第二層的事件對他的心理造成的壓迫、不適感，只是他極力的忍耐和壓抑情緒；第三層是不堪、不欲人知的向楊玉梅告白之事被鍾學源公諸於眾，他心中最隱密、屬於自己的事情被暴露出來，在文本中描寫他面對這樣的情況的反應是「木然地望著他們17」，並「覺得什麼都完了18」，作者更進一步說明其心情：「一件最可恥的私人秘密，竟突然在大庭廣眾之間被宣布出來，一種破產的，無可收拾的劫後感覺淹沒了他。19」從這段描寫可知道這第三層的事件對胡昭生造成更大的心理壓迫，不舒服、痛苦的情緒已經到了淹沒他的地步；最後，第四層是鍾學源一發發向胡昭生開槍，胡昭生雖然極力否認且想表現出不害怕的樣子，卻在每一次的開槍後身體因害怕而跳起，他發現自己這樣的反應因此「重重咬了一下嘴唇，因為他恨他自己20」，他對自己的反應是感到不滿的，甚至是恨自己的反應，而更加深他討厭自己的情緒是在最後一槍時他不僅無法堅持否認沒有，甚至因為沒有準備而「不禁驚聲叫起來21」，這使他不僅對於他們的戲弄感到無比的憤怒，更使他感到無比的丟臉，他心理情緒所感受到的壓迫瀕臨了一觸即發的臨

王文興，《十五篇小說》，頁 2，台北市：洪範書店，1988。同前注。 16 王文興，《十五篇小說》，頁 10，台北市：洪範書店，1988。 17 同前注，頁 13。 18 同前注。 19 同前注。 20 同前注，頁 14。 21 同前注，頁 16。 15 15

界點。這四個事件逐層累積了胡昭生心理的負面情緒，每個事件情緒的累積在最後變成巨大的壓迫，而這巨大的壓迫使胡昭生有了反彈的行為─同樣拿槍指著鍾學源，胡昭生的情緒因事件而層層累積，最後反映在行為上的「爆炸」。（四）玩具手槍１、未上彈 VS.上彈文本中鍾學源和胡昭生二人皆曾拿著玩具手槍威嚇對方，但是從手槍的上彈與否可看出兩人的動機和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也可從中看出二人對於彼此的看法。第一次是鍾學源拿著手槍要脅胡昭生公開自己的羅曼史時，雖然聲稱是放了一顆子彈的「俄羅斯輪盤」遊戲，但是實際上槍是空的，因此可以看出他的態度其實是在開玩笑。雖不能否認這個玩笑是帶有惡意，但他並未有對胡昭生造成身體上的傷害的意圖：「片刻後，他才能明白第六槍也沒有鞭炮。22」「鍾學源把手槍還給小馬，然後伸開手臂，像一隻張大翅膀降落地面的巨鷹，一大把抱住他連聲笑道：『Sorry！Sorry！開玩笑的，你不生氣吧？』」。23 但是，第二次換成胡昭生拿著手槍對著鍾學源時，其態度並未如第一次鍾學源對自己一般的談笑自如，甚至帶有些許的緊張，因為他對鍾學源是懷有恨意的，其動機是想要對他復仇，雖然在最後一刻停止（依舊下不了手），但是從手槍的彈匣中填滿子彈這一點(文本第 26 頁：「鍾學源正抓著手槍，把一顆顆猩紅的鞭炮倒出來。他數了一數，整整六顆。」24)可以看出胡昭生對於鍾學源的恨意，以及欲復仇的意圖之深刻，他想要讓鍾學源為他對自已的所作所為付出實質的代價。２、玩具手槍之寓意

王文興，《十五篇小說》，頁 16，台北市：洪範書店，1988。同前注。 24 同前注，頁 26。 16 23

(1)手槍的象徵 A.

與英詩序的連結：

英詩原文：

〈Fire and Ice〉

Some say the world will end in fire, Some say in ice. From what I've tasted of desire I hold with those who favor fire. But if it had to perish twice, I think I know enough of hate To say that for destruction ice Is also great And would suffice.

Robert Frost

人們說世界末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世界被「火」毀滅，另一種是世界被「冰」所冰封。原本作者同意世界將會被「火」給毀滅，但是後來他也同意「冰」也有足夠的能力毀滅世界。因為「火」象徵的是一種暴力、一種戰爭、一種激烈的衝突；而「冰」則是象徵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與冷漠，作者認為疏離與冷漠的「冰」也足以毀滅世界。如與文本連結，或許作者表達的是同儕對胡昭生的忽略、不重視也是一種冷漠，這樣的冷漠長久下來導致胡昭生為了保護自己(他怕被同儕拒絕)也對同儕抱

以疏離、冷漠的態度，甚至衍生出他之後躲在自己的「舒適圈」25(舒適區 Comfort zone 指的是一個人所處的一種環境的狀態，和習慣的行動，人會在這種狀態之中感到舒適並且沒有危機感。非常成功的人通常會走出自己的舒適區，去達成自己的目標。舒適區是一種精神狀態，它導致人們進入並且維持一種不現實精神行為之中，這種情況會給人帶來一種非理性的安全感。類似惰性，當人圍繞自己生活的某一部分建立了一個舒適區之後，他就會開始傾向於呆在舒適區內，而不是走出舒適區。走出一個人的舒適區，他們必須在新的環境中找到新的不同的行動方式，同時回應這些新的行動方式所導致的後果。26)外界給予的冷漠，加上胡昭生不知怎麼應對而衍生出的態度、性格，兩相作用下導致了如冰一般強大的破壞力，毀滅了胡昭生。 B.

雄性示威，作為男性象徵意義『胡昭生看獃了。他的興趣，跟他們一樣也被挑了起來。他也希望把槍拿在

手裡，放它幾槍玩玩。「現在玩具工業真比從前進步，精巧的連大人都想玩了，」他心中解嘲地說。』27 以「清秀」一詞暗示胡昭生的內在自我(陰性特質)，例如：陷入羞憤沉思時不自覺咬指甲、鐘學源對他說「越來越清秀了28」等。當他第一次看到玩具手槍時也有想要把玩的衝動，其內心還是具有雄性的原始本能，但是卻因在意遭到旁人的眼光而又將其壓抑。 C.

玩具手槍在鍾學源身上是一種暴力的象徵，在胡昭生手上是一種冷漠的象徵。手槍是人們內心外在的表現，內心是如何，內心的狀態表現在手槍上就是如

何，鍾學源他很粗莽，所以手槍很有威摄力，玩具手槍即使沒有裝上任何一發子彈，也能讓胡昭生膽戰心驚，象徵霸凌帶頭者的壓迫；胡昭生很軟弱又自視清高，自我與他人隔絕，所以玩具手槍即使裝滿的子彈，他仍然很快速地被言語擊倒。

黑立言，《最好的零分》，台北市：平裝本出版社，2003。 White，Alasdair A. K.，《From Comfort Zone to Performance Management》，PM-Solutions，2008。 27 王文興，《十五篇小說》，頁 8，台北市：洪範書店，1988。 28 同前注，頁 2。 18 26

(2)個人與群體的衝突〈玩具手槍〉呈現出個人與同儕的衝突。文中並未提及過去胡昭生與同儕的情況，但我們可以在文本的第九頁「小叛徒胡昭生，綽號叫小老鼠，生性膽小如鼠，體弱多病，卻還耍性情驕傲，孤高自賞，只知閉門念書，不和同學來往。29」中推想他似乎在過去就已與同儕不合，因為會用如此帶有貶意感的言詞「性情驕傲、孤高自賞」來形容一個人，應是因為不喜歡這個人才會用具貶抑的詞，且眾人對於鍾學源對待胡昭生的態度、行為也表現出附和大笑(文本開頭當鍾學源說胡昭生越來越清秀時，眾人大笑)。按照我們現實生活中的常理推斷，現在會有的嘲笑在過去應也有同樣的嘲笑，不太可能現在嘲笑但過去卻未嘲笑，因此可以推想胡昭生在過去就已經有與同儕不合的情況了。另外作者描繪了一個會令讀者討厭的角色，使人不尤得認為他受同儕排擠是其性格使然，如果反過來想，說不定是因為被排擠才使得他性格如此。但是文本中我們無法知道後者情況的可能性，所以只能就前者而論。從文本可看到同儕對胡昭生隱性排擠(非顯性排擠的主動、直接的表明不理會他)的情形。首先同儕以言語的刺激、嘲笑對胡昭生施以暴力，接著又拓展到鍾學源拿槍威脅，並暴露其陰暗的性格和失敗的告白，這樣的暴力雖然不是肢體上打架的暴力，卻已足夠對胡昭生造成很大的傷害。因為那使他自我構築的牆被打破，他被硬生生拖出自己的世界，這對於習於封閉自己的人而言，如此的「拖出」會對他造成極大的傷害。另一原因是胡昭生已經瀕臨極限了，當他跟同儕間的相處一直不順利，同時對自己的軟弱感到厭惡，在加上鍾學源等人的刺激，而胡昭生又禁不起玩笑，這些都使他瀕臨極限，再也無法承受任何一點點的挫折，且他又不知道該如何正確處理這些挫敗，他的處理方式是強大壓抑下的反彈，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因此，當鍾學源拿槍指著他並暴露他的一切時，他崩潰了。這兩點原因使得如此的暴力能對他造成極大的傷害。

同前注，頁 9。 19

而同儕眼中的胡昭生則是一個可以作為玩笑、嘲弄的對象，在文本一開始當他一進門被鍾學源說越來越清秀的時，大家哄堂大笑的情況可看出胡昭生被當作玩笑看待。同時他們並不胡昭生當做一回事，對於他嘗試融入他們時的態度是感到厭煩，例如文本的 22 頁「那個人挑了一張牌，準備打出去。胡昭生勸住他說：『不要打這張！他有老 K！』『你不要講啊！』鐘學源笑著道。胡昭生不說話，也對他笑一笑。第二次，那個人亮出一張紅心 A 時，胡昭生又說：『不要打，他已經沒有 Heart 了，他要出王牌！！』坐在鐘學源對面的一個，怒氣沖沖的站起罵道：『請你不要囉唆好不好？』『你罵誰？』胡昭生轉向他。他們對望著，約莫有三秒鐘。『打牌打牌，老王！』鐘學源說。那人做了下來。胡昭生又瞪了他 30

一會兒，然後轉身走開。」我們可以從這段中看到胡昭生試圖表達他的憤怒與想法時，不但沒人同情他所遭遇的嘲弄，還反遭指責，顯出他不受同儕的重視與接納。（3）胡昭生個人成長問題作者設計了一個令人討厭的主角，或許有兩個用意。以直觀而言，因為這是小說，所以作者用一個比較極端的性格來凸顯他所想表現的主題；以較複雜的面向而言，作者是為了凸顯群體與個人間的關係。也就是說，從群體的角度來看比較極端的性格，也從主角極端的性格的角度，來看其他群體。在小說中胡昭生無法面對自己真實性格中的懦弱，不斷以自、、貶低他人和對他人充滿敵意來掩飾自己。另外，基本上他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彷彿活在井中當井底之蛙，看似安全但無法面對外界的挑戰，就像人不能一直活在自己舒適區，必須要走出去與外界接觸、面對外界的挑戰，才能得到成長的機會，進而有所成長。文本表現出只活在自己的世界、當井底之蛙的人，是無法面對、克服外在的挑戰的，只要一把玩具手槍就足以摧毀他，同時也表現出一個人如果無法正確突破自己的問題，他就

王文興，《十五篇小說》，頁 22，台北市：洪範書店，1988。 20

無法獲得成長的機會，也因此使自己在成長的過程中與同儕群體發生衝突，因此使自己能被一支玩具手槍擊垮。文末胡昭生離開派對為黑暗一口吞掉，而生日派對照樣進行，不僅營造出活在自己世界的井底之蛙的可悲，更殘酷的是，即使遭遇無比的傷害與挫折，世界仍然繼續進行並不因此有所改變。

小論文〈抗戰時期梁實秋「與抗戰無關」與左翼作家的論爭〉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抗戰時期的文學

234

二、新月社與創造社的比較

三、梁實秋在「新月」與左翼的論戰

四、「文協」的背景

五、「與抗戰無關」相關討論

六、結論

參考資料

研究動機與目的：有關梁實秋先生的文章在兩岸皆有相當多的論著，但是「與抗戰無關論」相關主題目前為止所所蒐集到的相關論文皆為大陸方面的文章，台灣方面幾乎沒有人處理相關的問題。 1938 年 12 月 1 日，梁實秋在其主編的中央日報副刊〈平明〉「編者的話」發表了一段邀稿的文字，其意原本是指他寧可要「與抗戰無關」而真實流暢的文字材料，而不要硬與抗戰搭上邊而影響真實性與流暢度的「抗戰八股」。但是這篇文章一經刊登，文壇反應強烈，尤其是當時由左翼作家領導的「文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更是猛烈攻擊，認為處於抗戰時期，文章不可能與抗戰脫節，梁實秋的說法是脫離現實，雙方因而展開筆戰。雙方產生筆戰的原因並非單純只是意識形態問題，因此想要藉由比較雙方對於「文學」的不同的觀點來討論筆仗產生的原因以及對於相關文章的討論。

一、抗戰時期的文學抗戰時期的文藝是以文學作為武器，為抗戰而服務，此種主題的作品消極可揭發日人侵略的殘暴，積極則可鼓舞民心激勵士氣。此便是抗戰時期文學發展的背景。自抗日戰爭開始，各界皆積極投入戰爭爭取勝利，文學界亦不例外。文學乃是時代的產物，其形式和內容自然也會順應著時代的潮流而不斷的變動和創新，因此在戰時，報告文學、朗誦詩歌和戰時劇團等都應時而生。許多作家或是親赴戰地，或是徙轉後方，因為環境的關係，缺乏潛心創作的環境和閒暇，因此少有宏偉巨著的產生。戰時文學的特點，一為宣傳重於藝術，一為政治高於文學，作家們受到此潮流的影響，作品由其以速成為多。而「抗戰文學」為一個特定的時間階段：民國 26 年到 34 年的抗日戰爭時期

的文學稱謂。因為戰時的特殊性，而導致文學走向徹底的實用性，但是為了達到立即的宣傳效果，情緒化、煽動性的言論難以保持文學的品質，以至於出現大量粗糙的濫情之作。 31

中國的新文學自始就有十分濃厚的食用色彩，特別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

將其作為改革政治的手段。從 30 年代到抗戰時期，文學與政治密不可分。但是抗戰時期的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太過於密切，使作家在創作上受到了侷限，而降低了文學作品的價值。抗戰時期的文藝路線之爭，很少涉及到文學的本身形式和內涵、風格、技巧或是傳統、創新的發展等問題，取而代之的是濃烈的政治性，甚至主觀武斷，以尖刻的嘲諷代替嚴肅的批評，尤其是左翼作家特別如此。抗戰初期，多數作家都認識到文學必須反映抗戰現實，「抗戰文學」因此蓬勃而生，也頗能鼓舞人心。但是在「宣傳第一，藝術第二」的口號普遍流行，抗戰文學逐漸顯現出公式化的傾向，因而降低其藝術性。

二、新月社與創造社的比較創造社是 1921 年間在中國上海成立的現代文學社團，由日本留學歸來的郭沫若、郁達夫、田漢等人共同創建，與太陽社為當時中國兩大革命文學團體。其成員無論是前期的郭沫若等人，或是後期的彭康、馮乃超等都留學日本多年。其成員提倡浪漫主義而不提倡現實主義與他們的經歷有很大的關係。因為長期留學日本，而接受了日本的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思想影響，加上國內五四運動的衝擊，便很自然的書發出強烈的愛國主義。而在文義思想和創作方法上則或多或少受了歐洲文學的影響。創造社的大多數作家有浪漫主義的傾向，使他的理論和創作都包含著強烈的革命情懷，無論是郭沫若的詩或是郁達夫的小說，都顯示出他們對於時代和社會的熱烈關切，對於舊社會的憤怒和反抗。 31

李瑞騰編《抗戰文學概說》(北市：聞訊月刊雜誌社，民 76) 頁 109 24

在五卅慘案爆發後，在中國革命浪潮的衝擊下，創造社的代表作家無論是在政治思想或是文藝思想上，都有了很大的轉變。不僅在刊物上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學說，而且參加了實際的革命工作。32在文藝理論上提出了一些富有時代精神的主張，如郭沫若在 1926 年 5 月發表的〈革命與文學〉一文中提出了「革命文學」的口號，提倡「表同情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創造社在第二時期展開了廣泛的社會影響，最大原因是由於它表現出了當時一般革命青年的要求，在文學主張上更趨於實際。在中國革命的激勵下，隨著革命型式的發展，創造社由參與文學革命轉變到倡導革命文學，不少成員甚至發展成為共產主義者。而新月社是 1923 年由胡適、徐志摩、梁實秋、聞一多等人在上海所成立。1926 年

徐志摩在《晨報副刊》上創辦了《詩鐫》、《劇刊》，1927 年新月書店在上海成立，隔年的 3 月徐志摩、羅隆基、胡適、梁實秋等創立了《新月》月刊。提倡新格律詩，主張「理性節制情感」的美學原則與詩的形式格律化的主張，把主觀情緒化為具體形象，反對濫情主義和詩的散文化傾向。而在文化思想以極爭取民主自由方面，《新月》也盡相當的力量，以討論「人權」問題為多。發表在《新月》上的相關文字後來集結編印成《人權論集》，集中各文，闡借歐美自由思想以及民主精神，或者指陳國內在法治與人權上的某些缺失。不同的留學背景使新月社與創造設兩社成員在文學上有不同的主張。新月社的成員留學歐美，受到西方社會意由開放的風氣所影響，讓他們採納浪漫主義與人性論，認為文學應當要歌頌自然、愛等美好事物。在政治方面則認為必須要在法治的結構之下才能成立，因此對於政治他們多採取溫和且趨向於保守的態度。相對於新月社，以留日為主的創造社成員在日本卻是截然不同的體驗。他們看到的是日本如何成功轉型成為國際上的強國，並且對於中國人是如何的受到日本人的欺辱有深刻的體會，例如魯迅早年棄醫從文的經歷，決心要用文章來替中國人治病。

林志皓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79) 頁 229 25

新月社認為文學應該不具任何特定色彩或主張，是沒有任何特定前提的。但創造社為文的前提便是為了凸顯現時而存在的。例如魯迅要以文章喚醒中國人的意識，因此撰文是為了拯救中國。兩者的歧異原本可以並存，但在後來創造社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蘇聯文學，受到社會主義的影響極深。創造社的方向也開始有了謂無產階級服務而存在的目的，因此相對於創造社的新月社被貼上資本主義的標籤，是必須被革命所推翻的資產階級，雙方的衝突不斷的升高，論戰也趨於尖銳。

三、梁實秋在「新月」與左翼的論戰梁實秋在 20 年代末作為新月成員時期就曾與左翼作家展開了一系列論戰，所發表的數篇文章中以〈文學與革命〉、〈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所謂文藝政者〉等幾篇文章為具代表性的著作。他針對了左翼作家所提倡的「革命文學」以及「無產階級的文學」作出攻擊。梁實秋在根本上否定了所謂的「革命文學」33其理由是：文學的劃分是根據最跟的性質與傾向，外在的事實如「革命運動」等是不能用作衡量標準的。唯有人性才是測量文學的唯一標準。再者，他也否定了「文學的階級性」，他認為文學應以人性為本，故文學絕無階級之分。文學作品創作出來之後，不屬於任何階級或是任何人，而是由全人類所共有的，人人皆能欣賞、批判或領受，文學作品是沒有界線的，既然沒有界線也不會有階級之分。但是梁實秋所提倡的「人性論」正好是與左翼作家所提倡的「階級論」相對立的。左翼作家於政治立場上用階級分析的觀點看待問題，認為梁實秋提倡人性論是在反對無產階級革命。34但是梁實秋實際上是反對將文學作為階級革命的工具，在他看來，文學家不能存有階級的觀念，也不能有謂某一

33 34

陳敬之《新月及其重要作家》(北市：成文出版，民 69) 頁 10 李志孝〈論梁實秋的理性論文學觀─兼論與左翼作家的論戰〉《西華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 06 期頁 52-54 26

階級謀利益的觀念，文學家不能失去獨立性，將文學作為革命工具「那便是小看了文學的價值」。梁實秋在否定了「文學的階級性」的同時，也否定了所謂的「文藝政策」。他認為這只以政治的手段來剝削作者的創作自由。35他不否認政治和文藝的關係，因為政治也是生活中所不能少的一段經驗，文藝也經常表現出政治生活背景，但是這是一種自然而不做作的，而非人工勉強的。事實上，梁實秋並不是單指左翼文學，他對於任何方式力求統一思想的行為都是無法理解的，不希望文壇都是清一色的、作品是清一色的。受西方思潮影響，對於思想自由、文藝自由的堅持，在國民黨查禁普羅文學時，他便立即站出來反對。而國民黨全國宣傳會議第三次會議上要求用「三民主義」來統一文藝的所謂宣傳政策，他也同樣表示輕蔑。梁實秋最終反對的，便是把文學當作鬥爭的武器。他反對將文學作為宣傳品或者是階級鬥爭的工具。36他表示：我們雖不反對任何人利用文學來達成另外的目的，這與文學本身無害；但我們不能承認宣傳式的文字就是文學。即使宣傳文字果有文學意味，我們能說宣傳作用是文學的主要任務嗎？他反對文學為政治服務，淪為工具。在這一次的論戰中，梁實秋了否定「革命的文學」、「文學的階級性」、「文藝政策」與「文學是鬥爭的武器」，表現他對於文學的態度，即堅持思想的獨立、文藝的自由以及堅持理性制約之下的人性表現。

四、「文協」的背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於民國 27 年在武漢成立。37當時日本已攻伐至中國的許多大城市，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皆陸續陷落，一大批原住在華北、華 35 36 37

同注 3，頁 12 同上關紀新《老舍評傳》(北市：台灣商務，1999) 頁 291 27

東的作家相繼流亡至武漢，一時間武漢成了中國文人的聚集地。而此時的中國，第二次國共合作大局才剛剛奠定，兩黨都有意將文藝界攏為一體，以推動聯合抗日形勢縱向發展的願望。在此背景下「文協」因此成立。但因國共雙方皆不願放輕易放棄這個在未來整個抗戰時期將產生較大社會影響的文化團體的控制權，為避免此團體未問世就面臨分裂，因此最後在周恩來的建議下由歷來無黨派色彩的老舍出任「文協」的主要負責人。雖然表面是由無黨派色彩的老舍出任主要負責人，在表面上人事分工也是採三三制，即國民黨、共產黨和無黨無派各占三分之一，但是實際上國民黨的代表只是就名義上是重要職位，但並非實際工作者，而相反的，左翼看起來只是擔任次一級的職位，但是卻要負實際責任，也就是說「文協」的實際責任和權力都落在左派人士之手，而參與文協的作家也以左傾的居多，因此文協自準備期便已是受左派所領導。文協的成員其實十分複雜，有許多的非作家成員，音樂家、畫家也都加入，此外如周恩來、馮玉祥等也都是文協的成員。所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這個組織的目的實際上是各界聯合的抗敵協會，而非作家、藝術家們的文藝協會。其目的是在於「抗敵」，不在文藝，到了後其甚至流於「政治」，距離文藝是越來越遠了。

五、「與抗戰無關」相關討論由梁實秋所引發的「抗戰無關論」是起因於他在 1938 年 12 月 1 日的中央日報副刊〈平明〉上發表了邀稿性質的〈編者的話〉，因而引發了文藝界對於與抗戰無關論的論爭，38論爭實際上持續到了 1944 年，時間長達了 5 年之久。他在其中的一段文字：

李靜〈也談與抗戰無關論的論爭〉《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5)09 期頁 195-197 28

現在抗戰高於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我的意見稍微不同，與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至於空洞的“抗戰八股”，那是對誰都沒有益處的。

梁實秋此篇文章一出，立刻引起文壇一股強烈反映。39重慶《新蜀報》的副刊〈新光〉、〈新副〉於同年 12 月中旬就為此一氣發了 9 篇文章。而反應最快的則是孔羅蓀的〈與抗戰無關〉，他在這篇文章中並不理會梁實秋「與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的前提，但卻特別突出「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梁實秋立刻就在隔日 12 越 6 日再度於〈平明〉副刊上發表〈與抗戰無關〉為題的文章，重申他「最為歡迎」和「也是好的」的兩個立場。並且強調「我相信人生中有許多材料可寫，而那些材料不必限於與抗戰有關的。在此之後，任左派如何批判，他都不再發言。 40

在〈與抗戰無關論〉一文發表後，1938 年 12 月 10 日出版的《抗戰文藝》(文

協的月刊)第 3 卷第 2 期上，刊登了一組批判梁實秋的文章，有宋之的的〈談“抗戰八股”〉、姚蓬子的〈什麼是“抗戰八股”〉和〈一切都“與抗戰有關”〉以及魏猛克的〈什麼是“與抗戰無關”〉等。其中已宋之的的意見最具代表性。他分成了三點來駁斥梁實秋：第一，生於抗戰的時代，沒有一個人，沒有一件事，在現在是「與抗戰無關」的。第二，抗戰作品有缺點是事實，但是其人物是「真實」的、事情是「真實」的，情感也是「真實」的。第三，所謂空洞的抗戰八股於誰都無益處，那是武斷誣衊，讀者可從這些速寫中認識到抗戰的一面，從而增強抗戰的決心。認為無益處的只有兩種人，一為騎牆派，一為夢想著「王道樂土」的蠢奴才。 39

同上

管穎超〈與抗戰無關論論爭的實質〉《前言》(2010) 18 期頁 118-121 29

在梁實秋擔任〈平明〉副刊主編的四個月期間，《大公報》、《新蜀報》、《國

民公報》等報紙的副刊相繼撰文批評。而《抗戰文藝》、《今日評論》、《文藝陣地》等雜誌也先後刊載文章直接或間接的參與了這場論爭，所登載的文章絕大多數是批評「與抗戰無關論」的。所有批判的文章主要指向兩方面，一是指責梁實秋的主張對於抗戰是有害的，是一種有利於敵人而阻撓抗戰的論調，有轉移視線的「幫兇」作用。二則是在抗戰期間，文學想離開抗戰而作純文學化的作用是不可能的。這些批判意味濃厚的文章，都有幾個特點：第一，斷章取義，如同前面所提到的，只著重在「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上做文章，而完全不提「與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的表態。第二，大多數批評者認為，抗戰時其根本不存在「與抗戰無關」的材料。42孔羅蓀在 12 月 5 日於《大公報》所發表的文章〈與抗戰無關〉指出「抗日戰爭」已然成為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樞紐，影響之廣可說是歷史所無，在這種情形下想找出與抗戰無關的題材，是不可能的事。在孔羅蓀之後，陳白塵也同樣指出在抗戰時期，中國根本不存在與抗戰無關的東西。第三，將文學批評以政治的角度來切入，批評者認定抗戰是攸關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一切為繞抗戰，此種背景之下，從戰爭功利文學的角度而言，文學自然要發揮要為政治、為現實服務的作用，文意作品當然必須責無旁貸的發揮其鼓舞民心，激勵士氣的作用。 43

事實上根據統計，在梁實秋主編副刊〈平明〉的四個月中，其間所發表的

254 篇作品中，明確含有「抗戰」二字的就有 170 篇，其餘文章也大多與抗戰有關。梁實秋作為一個副刊的總編輯，考慮到報紙讀者來自各種不同的背景，對於 41

同上

段從學〈文壇究竟坐落在何處─論文協同人對「與抗戰無關」的批判〉《晉陽學刊》(2010) 01 期頁 103-109

李靜〈也談與抗戰無關論的論爭〉《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5)09 期頁 195-197 30

文章內容自然也有不同的需求。「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只是擴大了稿件徵求的範圍，至於與抗戰相關得題材，處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不需特意徵求就已源源不絕，在邀稿的文章中自然沒有特別申明的必要。梁實秋的主張是針對「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他認為這種現象導致文章創作中出現「勉強把文章截搭上抗戰」的空洞的「抗戰八股」，指出抗戰文學公式化的問題。但卻被延伸作其他的意義。對於抗戰文藝作品公式化的這個問題，其實很多左翼作家也曾經指出這麼毛病。441938 年初，矛盾就曾針對「一切文化人的工作應集中於為抗戰而服務」這個口號，對把「抗戰」看得太死而提出過批評。矛盾指出，盡管抗戰以來的文化工作做得很有成就，但是卻太黏「抗戰」，他認為文化工作者應當擴大工作的範圍，使一切文化工作都與抗戰發生關係，打破緊黏「抗戰」二字做文章。而率先發難的孔羅蓀，也早在武漢時期，就對各種抗戰刊物都存在著普遍的內容都「差不多」的問題提出批評。就在孔羅蓀批評梁實秋的同時，自己也批判過抗戰文藝題材狹隘和藝術性粗糙的問題，提出擴大描寫範圍，強調現實主義以避免「概念的文藝政論化」之弊的主張。此外郭沫若也在後來為文協成立五周年而寫的紀念文字當中，承認抗戰文藝初期的題材「一時曾相當狹隘」而提出「擴展題材的範圍」的必要性。在當時孔羅蓀的批評「與抗戰無關」和宋之的的批評都獲得當時讀者的認同，其它如魏猛克、姚蓬子、巴人、郁達夫、張天翼等人批評的文章，也都被讀者所接受。在由國民黨領導抗戰的時代，卻在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副刊上提出與抗戰無關的文章，引起批評是很自然的事。梁實秋在他主編的副刊中選擇刊登一些和抗戰無關的文章，增加文章的多樣性會令讀者的感到滿意，但是在公然在「編者的話」中提出確會使人認為他有隱士心態，而被對手抓到把柄而加以攻擊。

段從學〈文壇究竟坐落在何處─論文協同人對「與抗戰無關」的批判〉《晉陽學刊》(2010) 01 期頁 103-109 31

六、結論梁實秋對於文學的態度是強調文學的獨立性，文學不是為任何目的，更不是為任何政黨而服務的。而這樣的論調正好和當時左翼的觀點衝突，在加上雙方過往的恩怨，因而引發了這場論戰。左翼以文學作為階級鬥爭的一項利器正好是梁實秋所反對的將文學用作為工具。左翼文人認為梁實秋這段話的提出是針對文學反應抗戰的功能提出異議。但事實際上梁實秋所提出的觀點是希望做到文學能「真實」的反應抗戰，而若是作家本身對於抗戰並不熟悉則只要真實的寫出自己的經歷也是可以的。而且如同先前所提到過的，梁實秋的這份觀點是有大前提的，他所提出的只是文人也可以表現出抗戰以外的題材的文章而已。在現代文學史上，由梁實秋所引起的文學論爭至少有三次，分別是：1922 年與一些文學研究會成員所引起的論爭、20 年代末期作為新月成員時和左翼文人的論爭以及「抗戰無關」的論爭，盡管時間有所間隔，但梁實秋的主張未曾改變，始終堅持「藝術至上」，他反對的不是抗戰本身，而是抗戰借用「藝術」之名，因為無論如何「抗戰」只會是一個暫時的現象，但是文學和藝術卻是永遠的，若是因此凡事一下筆都硬是要與抗戰搭上邊，則是污辱了文學貶低其價值。梁實秋所師承的美國新人文主義學者的文化實踐，其主要觀點也在於人類的精神自由、人性自由問題。45他在哈佛大學時受到人文主義大師白壁德(Lising Rabbitt)的影響很深，白壁德在文藝思想方面是醉心於西洋文學正統的古典主義思想，而對於後起的浪漫主義思想和主章則是採取歧視的態度，甚至認為是微不足道的。受到他的影響，梁實秋在文藝思想上也從原來頗為嚮往的浪漫主義，因而轉移到了近於古典主義的立場。他在後來的文藝思想上之所已趨向於傳統的穩建的一派，寄不同情於過度的浪漫傾向，而對於左派文人在上海大力提倡的「普羅文學運動」也不以為然，便是受到此一時期的影響。

陳敬之《新月及其重要作家》(北市：成文出版，民 69) 頁 111 32

梁實秋所強調的是「人性論」，認為「文學的精隨在其對於人性之描寫」(〈現代文學論〉)，也就是「文學是人性的描寫」(〈文學講話〉)。46「文學發於人性，基於人性，亦止於人性」這句話可表現出梁實秋對於文學「人性論」的核心觀點。 47

他同時受到白壁德人文主義和中國儒家的正統思想的影響，兩者思想的觀點皆

是在強調「人性」。有此淵源，固他對近代文學上的兩個極端的趨勢：一是把文學當作工具的看法，亦即把文學作為社會運動附屬品的看法；另一則是將文學作為純粹藝術的看法，都認為是不健全的。而且對於後者，將文學視作純粹藝術，是將文學作為逃避現實的一種方法而有所不滿，使他一直不同情於過度浪漫的趨勢，他以為傷感的浪漫主義和自然的浪漫主義，都是和善良的人性以及現時的人生大有扞格的。 48

梁實秋一直是站在文人角度來看待文學的功能，抗戰前，他反對強迫沒有

革命經驗的人寫出革命文學。抗戰中期，他反對文藝在宣傳抗戰時淪為「抗戰八股」，使得文學不但未能為抗戰服務，反而因為過於追求功利而被踐踏。在抗戰結束後，他反對當局沒有給文藝自由，利用文藝為當局服務效力的反動文藝政策。這場論戰受到時代激情與政治的影響，有許多過於情緒化的文字，反而掩蓋掉了雙方對於文學觀念見解不同的問題。梁實秋的初衷「為藝術而藝術」本著文藝創作的原則，是希望文藝創作取材能夠更加廣泛，在行抗戰宣傳時能更加鮮活，而非千篇一律的抗戰八股文。在抗戰時期他並不否定文學「文以載道」的責任，只是提出對於文學的基本要求「真實而流暢」。此外，這場論戰還牽涉到文學的其他層面，例如：文學創作的材料選取以及文學表現生活的真實性，以及文學的

李志孝〈論梁實秋的理性論文學觀─兼論與左翼作家的論戰〉《西華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 06 期頁 52-54

同上，頁 118

李新〈梁實秋在抗戰前后關於文學與政治之關系的言論〉《通化師範學院學報》 (2010) 07 期頁 86-88 33

性質、文學的功能還有文學的服務對象等等，這一系列和文學本質相關的問題皆是梁實秋和左翼文學家有所分歧的地方，而對於文學觀的不同認的認知也是造成這場論戰產生的原因。因此在看待這場論爭時，應當抽離政治立場而以文學的眼光去審視雙方的立場。

參考資料《中央日報》1938 年 12 月 1 日《中央日報》1938 年 12 月 6 日

專書艾曉明《中國左翼文學思潮探源》(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李瑞騰編《抗戰文學概說》(北市：聞訊月刊雜誌社，民 76) 林志皓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79) 殷國明《中國現代文學流派發展史》(廣東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陳敬之《新月及其重要作家》(北市：成文出版，民 69) 劉心皇《抗戰時期的文學》(台北市：編譯館，民 84) 關紀新《老舍評傳》(北市：台灣商務，1999) 蘇雪林等《抗戰時期文學回憶錄》(台北市：文訊月刊雜誌社，民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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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實秋在抗戰前后關於文學與政治之關系的言論〉《通化師範學院學報》(2010) 07 期頁 86-88

李敬敏〈對抗戰初期一場論爭的反思〉《重慶社會學刊》(2005) 11 期

李靜

〈也談與抗戰無關論的論爭〉《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5) 09 期頁 195-197

段從學〈文壇究竟坐落在何處─論文協同人對「與抗戰無關」的批判〉《晉陽學刊》(2010) 0 1 期頁 103-109 張祖立〈“抗戰無關”論的歷史是非〉《集寧師專學報》(1999) 01 期頁 62-66 管穎超〈與抗戰無關論論爭的實質〉《前言》(2010) 18 期頁 118-121 廖超慧〈也談與“與抗戰無關論”的論爭〉《求是學刊》(1999) 02 期楊劍龍〈論中國現代文學論爭與史料研究〉《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7) 02 期頁 16-20 劉聰

〈梁實秋與“抗戰無關論”的歷史因緣〉《青年思想家》(2005) 03 期頁 75-80

〈國民政府在戰後接收之社會問題〉目錄一、前言

二、肅奸問題

(一) 利用偽政府人員幫助接收

(二)檢舉問題

(三)漢奸認定問題

三、偽政府接收問題

(一)接收幹部良莠不齊

(二)不信任淪陷區人民

四、接收不統一所造成的問題

(一)發接收財

(二)層層剝削與衝突事件

(三)交通及產業停頓、浪費物資

五、經濟接收

(一)兌換偽幣問題

(一)兌換紅票問題

六、結論

徵引書目

55 37

一、前言 1945 年 8 月日本宣佈投降，長達八年的對日抗戰結束，然勝利來的太過突然，比國民政府所預估的時間早了一年多以上，儘管國民政府能在混亂多變的情勢下大體掌握紛爭局面，但是對於接收的準備明顯不足，缺乏周密的規畫與措施，引發後續的許多問題，甚至因而使得由抗戰勝利所帶來的聲望跌落至谷底，導致日後國民政府在中國的失敗。國民政府在戰後接收的措施不當可劃分為政治、經濟、社會等層面。而在社會接收方面的問題，主要右可以分成肅奸、偽政府接收、接收機關不統一以及經濟混亂四個部分。肅奸為社會接收方面最大的問題，對於漢奸身分認定的不明確，可無限上綱容易使人入罪，而造成人民的反感。而隨漢奸而來的偽政府問題，因為國民政府對於淪陷區偽政府人民的處理方式不當，亦大量失去民心。而接收機關不統一更是造成混亂，許多人趁機上下其手大楷油水。再加上經濟制度方面的混亂，而使戰爭結束後勝利的喜悅很快便消逝無蹤，人民可望過安定日子的願望遲遲不能達成，對於國民政府自然非常不滿。接收措施的不當對於國民政府日後影響甚鉅，而社會接收方面更是與人民關連甚大，文章中將針對社會接收的四個部份作詳細討論。

二、肅奸問題抗戰勝利後，「肅清漢奸」成為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全國淪陷區除東北偽滿洲國外，建有偽組織的有 15 省，漢奸人數極多。之中有利欲薰心而甘做賣國之人者，也有迫於生計無力躲避而被迫於敵偽組織工作者，此外還有潛入偽組織的敵後工作人員。肅監工作因而十分複雜，且勝利之始，淪陷區分子複雜，有些有心人士趁機進行勒索敲詐，問題繁複。

漢奸逮捕工作初期由陸軍總司令部負責辦理，但是因為這份工作不僅可以使主管部門掌大權，還可以趁機敲詐漢奸，因使其他機關人員紛紛插手此事，事權難以統一。為了調解內部矛盾，好執行漢奸逮捕任務，蔣介石發布手令將國民政府逮捕漢奸之權交給了由戴笠所領導的軍統。軍統局隨之成立了處理漢奸的最高機關「肅奸委員會」，並分別於全國 25 的大城市設立了分會。蔣介石之所以將逮捕漢奸重任交給戴笠領導的軍統，內部權責分工明確為期考慮之一，另外還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軍統人員曾大量留在淪陷區，設有敵後工作單位，因此他們對各地漢奸工作的活動有較完善、完整的資料，有利於逮捕行動的執行；另一方面則是蔣中正與漢奸之間進行了許多暗地的交易，而執行這些行動的主力是軍統人員，為了掩飾這些行為，因此蔣中正再次依靠軍統進行肅奸工作。但是國民政府肅奸工作卻存有許多缺失，主要分為以下三種：

(一) 利用偽政府人員幫助接收抗戰結束初期，國民黨軍隊因遠在後方，為防止中共對東南淪陷區的接收因而用了一批漢奸和偽政府人員穩住局勢幫助接收，並對他們進行庇護甚至委以重任，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便曾奉蔣中正之命，任命周佛海、羅君強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與副總指揮，帶領偽軍負責「維持上海市與滬杭一代治安」 49

。國民政府此舉自然引起民眾的強烈不滿與抗議，甚至落中共之口實。而後隨

著民間輿論的壓力，加上因汪偽政府人員的配合而使國民政府接收順利，漢奸的利用價值消失，國民政府於 1945 年 11 月底陸續公布《處理漢奸案例條例》和《懲治漢奸條例》開始了大規模的懲奸工作，並逐步動員民眾進行漢奸的檢舉，但由民眾檢舉漢奸卻又引發了另外的問題。

孟國祥、程堂發，〈懲治漢奸工作概述〉《民國檔案》，02 期，1994 年，頁 108。 39

(二)檢舉問題以浙江地區的檢舉工作為例，根據政府所頒佈的法令，密報漢奸及其財產者，經判決沒收確定者，密報人密報漢奸財產，准按值給予 10% 的獎金;公務員情報機關或偵緝機關人員密報漢奸財產，准按值給予 3% 的獎金。在物質利益的剌激下，密告案件頗多。而相較於密告的另一種檢舉方式「控告」，雖無獎勵方式，但很多民眾因利益問題在抗戰期間與漢奸產生過私仇，加上漢奸的賣國行為為害國家和民眾利益，因此控告漢奸行為也相當積極。50 但是民眾在檢舉控訴漢奸時，卻因對於漢奸認定意識模糊，有時對於漢奸的認定有時等同於欺壓百姓、橫徵暴斂者。另外還有夾雜著許多不同目的，有的可能只是出於對相關人士積怨已深，或因有獎勵的規定而為物質利益所誘，誣告案件層出。要釐清這類漢奸案件必然延遲懲奸的速度，且造成淪陷區內民眾人心恐慌人人自危的情形。51

(三)漢奸認定問題 1.國籍種族從文化意義方面而言，首先要有「漢」才會出現「漢奸」的存在。在國籍種族方面較有名的就是川島芳子的案子。川島芳子為滿人原名愛新覺囉‧顯玗，漢名金壁輝，為前滿清皇族肅親王之女，後送與其父好友川島浪速作養女，改名川島芳子。在審判當時，法官認為「川島芳子為清肅親王之女，後來才為日人川島浪速收養，而中國國籍法是採血統主義，其生父肅親王在民國成立後仍居住於國境(大連)之內，故已取得中國國籍，

鄭建鋒，〈戰後國民政府在浙江檢舉漢奸工作略論〉《江蘇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9

卷，第 3 期，2009，頁 17。 51

同上註，頁 18。 40

川島芳子自然也取得中國國籍。」52。主審官是以血統來決定國籍歸屬。但是川島芳子本人卻一再自稱自己是「中國人日本國籍」，她承認他是中國人，但她並不認為她是漢奸，她強調從民國建立以後，她與其父親肅親王所效忠的對象都是清帝溥儀，在中日戰爭期間，溥儀是滿州國的皇帝，因此，站在效忠溥儀的角度，她並不同意對她施加的漢奸罪名。而其辯護律師則是認為其被告在出生時就已送給日本人領養，取得日本國籍，認為既然川島芳子從未入中國籍，則不能施以漢奸的罪名。53 這顯示除了一般人對於漢奸身份的認定難有共識外，即使是在同樣的司法體系之中，國民政府的法官們對於漢奸的界定也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如究竟是依國籍法或是種族的標準，於是只能落得眾法官依據各個案例自由心證。另外還有一種國籍種族認定情況問題，中國對日抗戰時間長達 8 年之久，國土有一半落入敵手，甚至在民國 26 年戰爭爆發時中國就已有許多領土割讓給日本，包括抗戰爆發前自甲午戰爭後就已割讓的臺灣、澎湖。然重慶政府在民國 34 年 12 月 6 日公佈修訂後的「懲治漢奸條例」，曾通令全國各地一體施行，忽略了中國特殊的戰時經驗。臺灣在抗戰前就已淪入日人掌握之中，經半世紀後，終於重回中國的版圖，但國民政府所做的第一個舉動卻是處置在這段期間如有「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者」，或是「憑藉敵偽勢力，為有利於敵偽或不利於本國或人民之行動」者，一律嚴懲不殆。雖說施以同樣的一套標準，雖然便於國民政府在戰後懲奸行動的推展，但是卻不免激起更多的質疑與民怨。54

2.標準不一「只問行為，不問職位」抗戰勝利後蔣中正曾提出「只問行為，不問職位」的原則作為審判漢奸的根據，此原則雖不見於官方檔案中，但在戰後許多人的回憶裡都有提到此原則是國

張世瑛，〈從幾個戰後審奸的案例來看漢奸的身分認定問題(1945-1949)〉《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 期，2001 年，頁 10。 53 同上註，頁 10。 54 同上註，頁 11-12。 41

民政府對他們的承諾，此承諾也給了許多漢奸罪涉案人減輕罪行的希望。55但是此種模糊的標準卻使執行上有行為認定的難題。

3.誰才是「地下工作者」？關於漢奸身份認定上的另一個爭議不休的焦點是，漢奸與地下工作者之間應該如何劃分？由於「處理漢奸案件條例」第 3 條明定「前條漢奸曾為協助抗戰工作，或有利於人民之行為，證據確鑿者，得減輕其刑」。例如位於抗戰前哨的浙江等省委派了不少反奸人員滲入敵偽政府進行地下工作，而中統和軍統也派了許多培訓特工進入淪陷地區進行搜集資料等抗日諜報工作，這些人員是為抗戰出力 56

不能稱之為漢奸。卻也因此許多涉及漢奸案件的涉案人，都以曾經協助過地下工作等理由為自己辯護，然而既然是地下工作，就不可能是太公開的事情，難免就要面對如何證明其曾「協助抗戰工作」，而又是誰可以來證明？對此大公報的社論中建議，既然如此難以分別的話，乾脆「就是真正參加過地下工作的，也照樣要受審」，免得「不僅法院實感棘手，是非罪惡，亦將混淆不清」。57

三、偽政府接收問題偽軍，是日本在侵華戰爭中利用漢奸及國民政府投敵分子組織的軍隊，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採取「以華制華、分而治之」政策的產物。他們在日軍的監視下成立，聽命於當地的日軍佔領軍並受其嚴密控制，為日軍的侵華戰爭服務。從 1931 年九一八事變至 1940 年 3 月南京汪精衛偽政權成立，日軍先後在中國扶植了 4 個較大的偽政府組織，即以溥儀為首的偽「滿洲國」、以王克敏、王

羅久蓉，〈歷史情境與抗戰時期“漢奸”的形成－以一九四一年鄭州維持會爲主要案例的探討〉，《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4 下期，1995 年，頁 835。 56

鄭建鋒，〈戰後國民政府在浙江檢舉漢奸工作略論〉，《江蘇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9 卷 3

期，(2009) p19 57

同註 4，頁 16。 42

揖唐等為首的偽「華北臨時政府」、以德穆楚克棟魯普為首的偽「蒙疆聯盟自治政府」和以梁鴻志為首的偽「南京維新政府」。581939 年底，汪精衛由重慶「還都」南京。次年 3 月，在日軍特務頭子影佐禎昭少將的導演下，將華北與南京兩個偽政府合併，成立了所謂「國民政府」，汪精衛自任政府主席。此後，「華北臨時政府」改稱「華北政務委員會」，它名義上雖屬南京汪偽政府，但實際上仍是獨立的。以上各個偽組織都擁有大批偽軍，其中以汪精衛偽政府最多，實力也最強。

(一) 接收幹不良莠不齊抗戰勝利時，國民黨只占有全國一小部分國土。當時的一線城市只剩下重慶、成都、貴陽、昆明、蘭州；大片繁華的東部地區，武漢、桂林、長沙、廣州全都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更不用說上海、南京、北京、鄭州和東北廣大地區。勝利之後，國民黨要派出大量官員去淪陷區工作，但根本沒有足夠的合格的幹部。接收大片淪陷區任務之重大是可以想像的。偽政權要接管，偽軍要改編，漢奸要懲處，地方秩序要維護，汪偽的貨幣要改制，日本人要遣返，生產要恢復，稅制要建立，還要防止共產黨的滲透，是一個百廢待興的時代，可是接收大員來到一個地方，首先是佔據最好的房子用做自己的官邸，接收偽政府的財產供自己享用，委派自己的親人出任新建政府的各級官吏。各式各樣想當官的人(包括從國管區和淪陷區來的人)賄賂接收大員，買官賣官之事層出不窮。汪偽政權在七八年佔領期間經營了巨大的資產，勝利後這些資產成為「逆產」，全部要沒收充公，在這產權變化的過程中有許多可乘之機。接收大員多半利用逆產改制的機會，將一部份資產據為己有。手裡有權，又缺乏監督，腐敗是必然的。接收大員紛紛忙於自己的私利，把要緊的事都放到了腦後，這引起當地百姓的極大不滿。

中國黃埔軍校網－華夏大地上的怪胎-抗日戰爭時期的偽軍，2011 年 12 月 29 日， http://www.hoplite.cn/templates/mct0020.html 43

(二) 不信任淪陷區人民國民黨又錯誤地認為淪陷區的百姓都是不愛國的人，而自己以抗戰勝利者自居，凌駕於淪陷區百姓之上。把偽政府官員都看成賣國者，其實死心塌地做漢奸的只是極少部分，大部分職員只是為了求生，混口飯吃，但仍心繫國民黨，將他們當成賣國者是極不恰當的。更有甚者，有些地方當局把當地學校的學生叫做偽學生，偽學生轉成正規學生需要經過甄別。國民黨實際上把國統區的百姓和淪陷區的百姓分成兩種不同的人：勝利者和投降者。這種區分不但存在於國民黨的官員中，也存在於國統區的百姓中。從重慶來的百姓到達淪陷區往往自是甚高，看不起當地的老百姓。這極大的傷害了淪陷區百姓的自尊心。從人口數量講，淪陷區的人口超過國統區的人口。把這樣大的人口群體視為外人，國民黨無異於孤立了自己。59

四、接收不統一所造成的問題抗戰勝利之時，為了開展收復區的經濟接收工作，國民政府早在 1945 年 8 月就制定了《行政院各部會署局派遣收復區接收人員辦法》，規定：為辦理收復區的接收，行政院各部會署局經陸軍總司令部批准，可派遣特派員或接收委員，特派員及接收委員乃至所有接收人員的工作受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的指導和監督。 60

根據以上規定，在 1945 年 9 月 5 日，重慶國民政府便決定，在陸軍總部之下，

成立黨政接收計劃委員會，由何應欽任主任委員，谷正綱、肖毅肅為副主任委員。各戰區、各省市亦相應設立黨政接收委員會。至 10 月間，又經行政院長宋子文簽請蔣介石批准，成立行政院收復區全國性事業接收委員會，由行政院副院長翁文灝主持。各省市相應設立敵偽物資產業處理局。此時，除有關軍事系統的接收

茅於軾，〈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為什麼迅速潰敗、輸掉大局？〉《同舟共進》，2011 年，第 7 期，頁 67-68。 60 包柱紅，袁成毅，〈國民政府戰後對日偽財產的接收體制考察──以浙江省為例〉《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0 卷，第 4 期，2005 年，頁 64。 44

仍由陸軍總司令部主持外，一切屬行政院範圍內的接收、處理工作，已全部劃歸行政院負責。東北地區接收較晚，情況略異，在東北行營主持下，成立東北敵偽事業統一接收委員會；各省、新設分會，各縣、市、旗設支會。全國的經濟接收工作，劃分為蘇浙皖、湘鄂贛、奧桂閩、冀察熱、魯豫晉、東北和台灣 7 個大區進行，從 1945 年 9 月起，至次年上半年基本告一段落。據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公布，共接收敵偽產物資價值 620 億元。實際上，除此而外，在接收過程中，貪污、竊盜的數量頗巨。據報紙估計，其接收總價值約達數萬億元之多。61

(一)發接收財許多國民黨軍政官員，趁接收之機，貪污盜竊，敲詐勒索。第 6 戰區副長官郭懺在負責接收湖北境內敵偽物資的過程中，為了買好部屬，貪污中飽，竟從接收物資中提出價值 40 億元的綢、布匹和日用品，無代價的分給戰區範圍內各軍事機關的官兵、眷屬；而他自己貪污、受賄的物資、金額，更遠過此數。據南京國民政府派出的「清查團」報告，日人遺留在海南島的各種車輛達 2 千餘部，但各接收機關造册登者僅 961 部，且多是待修車輛或廢車，其被偷盜數，可想而知。更有甚者，一些接收機關和接收大員，竟打著「接收」的旗幟，敲詐勒索，強占民產。僅武漢市被無端沒收的民有企業，即有上海大戲院、金龍雲記麵粉廠、太平洋肥皂廠、漢陽電器公司、福盛機器碾米廠等 29 家廠商，還有許多民房也被強行霸佔。據南京國民政府平津地區清查團報告，平津兩地「有占用已經處理局核准發還人民之房產，及占用人民空房者，既不遷移，亦不履行租佃手續，官廳無力干涉，人民徒喚奈何」。時任北平行營主任的李宗仁也深惑：「最令當時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這批接收官員為便於敲詐人民，故意製造恐怖氣氛，隨意加入以漢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時漢奸帽子亂飛，自小商人以至大學教授隨時有被戴上漢奸帽子坐牢的可能」。普遍的貪污盜竊敲詐勒索，使得社會不寧，民

丁永隆，孫宅巍，《南京政府崩潰始末》，(臺北市：巴比倫出版社，1992 年)，頁 21。 45

怨沸騰。老百姓稱國民黨的接收為「劫收」和「劫搜」，稱接收大員為「五子(金子、房子、票子、車子、女子)登科」人物。62

(二)層層剝消與衝突事件接收過程中，不同系統重複接收，大批機關互相爭奪。各地敵偽產業資產，一般都要經過 3、4 輪接收。當地的國民黨特務組織「近水樓台」，為第一輪；機動性較強的部隊和前線部隊捷足先登，為第二輪；陸軍總司令部系統與各省市接收委員會緊隨其後，為第三輪；行政院系統各部門及各地敵偽物資產業處理局取而代之，為第四輪。其接收機關，也多如牛毛，天津為 26 個，杭州為 28 個，北平為 32 個，上海多達 59 個。因此，往往出現「此封彼揭」、「封條重重」的情況。有的敵偽財產，被國府、省府和市府三道封條並貼，「文和武爭，官和民爭」。各接收機關，「一接再接，甚至三接四接」，「多一次交接，即多一次損失，及其流弊所至，行如一洗再洗，如梳如篦」。1945 年 9 月上海成立了「敵偽機關及資產接收委員會」，但 10 月又成立了「不動產處置委員會」和「敵偽侵佔平民工商企業處置委員會」。以後各種有關機構越來越多，如第三集團軍、海軍總司令部、國防部、經濟部、糧食部、上海市政府等都有自己的「辦事處」負責接收。63

軍政部接收組在徐州接受了菸草公司和醬油廠等民用企業，還強詞奪理的說：「當兵的不能吃紙菸吃醬瓜麼，誰說不屬軍用」。尚在籌建中的長春中央警官學校東北分校，竟以製桌凳為由，擅自接收大規模的鋸木廠；以將來製服裝為由，接收服裝工廠。這種邏輯，使得南京國民政府的「清查團」也慨歎：「如此間接擴張解釋，則一機關所有敵偽事業，無不可接收者。」軍事機關的恣意接收，在上海、北評等大城市，猶為突出。宋子文曾致電蔣介石稱：「上海方面軍政部接收之布尺，4 倍於經濟部所接收者，其中不合軍用者，達 300 餘萬尺」；「在北平 62 63

同上註，頁 24。雷頤，〈揭開國民黨全面潰敗之謎〉《黨史縱橫》，第 7 期，2007 年，頁 31。 46

方面，行營所接收各種物品，其價值至少 50 億元，遠較其他任何機關為多」。64

各經濟機關之間，在接收中也是爭先恐後，互不相讓。海南島本應由農林部接收的農業機構共 25 個單位，竟被經濟部搶先接收了 16 個，農林部本身只接收了 2 個單位。至於對房產的接收，因無明確管轄範圍，爭奪更為激烈。北平市長熊斌看中了西堂子胡同一號一所德國人的房子，立派 4 名警察前去看守，並貼「熊市長寓」4 個字；而第 11 戰區長官部參謀長也相中了這處房子，又派 3 名軍人前往看管，雙方因此相持不下，一時傳為醜聞。在上海，湯恩伯的第 3 方面軍，因與上海警備司令部爭奪一所日本俱樂部，竟互相開槍，死傷多人，發生了流血事件。蔣介石承認，此次接收，「系統紊亂，權責不明，有利相爭，遇事相諉，形成無組織狀態。」65

(三)交通及產業停頓、浪費物資國民黨當局如此混亂而無秩序的接收，給社會生產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南京國民政府派到粵桂地區的清查團發現，該區接收的車船多半不能行走，工廠多半不能復工。經濟部在海南島接收的 43 所工廠中，全未復工者 24 所，短期復工、中途停工者 18 所，繼續開工者僅有 1 所；在該島接收的農場和各種研究試驗場所，亦多半荒廢、停頓。最為可惜的是，農林部在榆亞區接收的全國唯一的熱帶產業試驗場，經多次搶劫，全被破壞。經濟部在徐州接受的 30 家工廠，只有 11 家復工，且「收益寥寥，難以發展」；其餘 19 家，「或因機械不全，或因破壞太甚，或因軍隊占據」，只好移交處理局標賣。同時，各地接收的物資，霉爛銹蝕也相當嚴重。天津社會局接收糧食倉庫中，一次就霉爛糧食 2000 餘包。糧食部接收的南京長江碾米廠倉庫內，存放的大麥 10000 餘石均遭蟲蛀。陸軍聯勤總部在徐州接收的兩個糧食倉庫，因漏雨，共霉爛山芋、雜糧 3000 餘萬斤；在南京

64 65

同註 13，頁 22。同註 13，頁 23。 47

接收的中央路汽車修理廠，堆放各種類型汽車 5 百餘輛，任其日曬雨淋，銹蝕嚴重，連南京市長馬超俊想要 10 來輛卡車改裝公共汽車，一時也不可得。航政局在海南島榆亞區接收的大小船舶 200 艘，沉的沉，爛的爛，經 1 年時間，只修復了 7 艘。66

國民黨當局對敵偽物資的接收，給收復區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老百姓失望的說：「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當時對經濟接收直接負有主要責任的邵毓麟深感問題的嚴重性，不得已直接向蔣介石當面進言：「像這樣下去，我們雖已收復了國土，但我們將失去人心！」蔣介石在經歷了一系列慘痛的失敗之後，對此也多少有了一些「醒悟」。他曾在 1948 年的一次軍事會議上說：「…… 在接收時許多高級軍官大發接收財，奢侈荒淫，沉溺於酒色之中，弄得將驕兵逸，紀律敗壞，軍無鬥志。可以說：我們的失敗，就是失敗於接收」。67

五、經濟接收戰爭期間，通貨膨脹嚴重，對戰後的接收造成極大的影響。抗戰勝利初期，經濟情況一度好轉，主要是種心理上的復甦，認為和平即將到來，失土收復，物資流通，日本將賠償中國，盟軍也會援助，樂觀的心理使法幣回值，物價也逐漸穩定。然而隨之而來的國共內戰，加上國民政府接收措施之不當，不僅使經濟惡化、引起公眾的恐慌和失望，更嚴重的是大眾普遍對現實環境失望的心理，影響復原工作的進行。通貨膨脹的影響主要體現在： 1. 復原進度受波及接收與復原是國府在戰後的當務之急，然而各部門經費有限，本就已有捉襟見肘之感，再加上通貨膨脹，預算更是不敷使用，故經常追加預算，復原進度自然受到影響。如北平政府有關文物整理工程費亦因物價上漲一再追加經費，影響 66 67

同註 13，頁 25。同註 13，頁 25。 48

原定工程，故經費不足不僅因陋就簡，費用時常挪作他用，復原工作遂無法如期完成，平常工作亦受影響，重大工程往往因通貨膨脹而延宕。

2. 公教人員及一般人民生活受波及價格飆漲，使生活本就不易的人民更加艱苦，而這其中受害較深的則是受薪固定的公教人員，自１９４６年中後所得便不敷入出，行政院雖於同年１０月做調整，但仍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還不到月底薪資就用罄，北大教授有因此而自殺者，或導致被迫轉業，或造成接收人員的貪瀆現象，皆與生活壓力有其關聯。 68

3. 工商業萎縮天津《大公報》一篇〈天津工商業的危機〉文中提到：「北方一直在打仗，鐵路被破壞，交通阻礙，原料無來路，出品無出路，生產動力方面，則煤炭缺乏，電力亦受限制，故生產日漸萎縮，工產逐步走入窮途。而由於通貨膨脹，產生驚人的高利貸......現在貨物滯銷，成本增高，而製成品價格卻不能相影相隨的上漲，高利貸就壓得一般工商業簡直喘不過氣來，甚或陷於窒息。」69胡沂生在《中國經濟的分析與改造》一書談到物價上漲的影響，認為物價快速膨脹的結果，一則使得工業生產無法計畫；二則民間企業寧可囤積貨物，而不願生產；三則造成倒風盛行，資金不易籌措。70另外，商人由於對市場沒有信心，轉向投機囤貨，對市場的穩定沒有幫助外，搶購風潮反而造成另一波物價膨脹的原因。71 戰後國府不僅要面對國共對立及軍事衝突，經濟及金融問題更是其發展的重要關鍵。美國原子彈快速得使對日抗戰結束，但國府還未完全詳細規劃戰後接收的問題，接收問題體現在各個方面，在經濟方面主要發生在兌換偽幣及紅票問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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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臺北市：臺灣商務，2003 年)，頁 199。天津《大公報》，民國 35 年 12 月 11 日，第 2 版。胡沂生，《中國經濟的分析與改造》(台灣：世界書局，民國 45 年)，頁 66。同註 20，頁 203。 49

(一)兌換偽幣問題日本侵華期間，在中國扶植許多親日政權，這些政權雖受日本控制，但有各自的政府和銀行，且發行各自的貨幣，如汪精衛國民政府的「中央儲備銀行」發行中儲券，平津地區的「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的聯儲券。抗戰勝利後國府為統一幣制，故必須解決偽政府之「偽幣」問題。721945 年 8 月，行政院長宋子文向蔣提出《收復區金融復員工作辦法》，其中有關臨時緊急處置偽幣及金融機關的意見如下：1.關於審查偽幣各機關及各銀行應明令封閉；2.關於市場偽幣應暫准照常流通，但不規定與法幣折合率，聽其自然；3.政府與銀行應一律以法幣為本位，不准收受偽幣；4.財政部組織各地臨時金融調查委員會，指派委員將當地偽幣流通情形，銀行錢莊實況，限期負責調查清楚，詳報財政部四聯總處，以便決定最後處置辦法；5.偽幣樣板應即銷毀，印製機關應即封閉；6.中國、中央、交通、農民銀行應即復業，但中、交兩行應不與偽組織時代之中交混合，以清界線。73 國府進一步擬訂戰時後方區流通的法幣，與各偽政府過去發行幣制兌換率予以固定。財政部於 1945 年 9 月公布「偽中央儲備銀行鈔券收換辦法」，10 月中央銀行發表公告，訂定偽幣收換辦法，規定中儲券 200 元兌換法幣 1 元，期限至 1946 年 3 月，辦法公布後，各銀行的收對情形相當理想，1945 年 11 月底收兌 3745 億元，至 1964 年 3 月 23 日止，共收兌 36874 億元。74 兌換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券方面，財政部於 1945 年 9 月公布「偽聯銀券暫准流通」，10 月中央接收華北聯合準備銀行，國府戰後貨幣的兌換本有一定的標準， 11 月，平津中央銀行復業，公布「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鈔券收換辦法」，以偽聯券 5 元兌換法幣 1 元，當時聯儲券發行總額為 1420 億元，但由於華北許多地區國府未能接收，因此收兌數額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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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註，頁 203。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檔〉《事略稿本》，民國 34 年 8 月 19 日。張維亞，《中國貨幣金融論》(台北：東方經濟研究所，民國 53 年)，頁 218-219。 50

法幣兌換「偽幣」的問題，主要有二項：其一，高估法幣的幣值，以當時的物價及貨幣流通情形，法幣兌換中儲券的理想是 35 至 50 兌 1 元法幣間，由於高估法幣，低估偽幣的結果，造成自由區的法幣大量流入沿海區，購買黃金、美鈔、貨品，資金大量東流，西南地區因人口復員回家，貨品供應增加，產品滯銷，物價下跌，不久後資金又回流，使物價暴漲。另外也使平民感到積蓄一下化為烏有，內心必然不滿。其二，各城市匯兌率未能統一，在武漢法幣與中儲券的兌換比率是 1 比 40，在上海是 1 比 150，在南京為 1 比 200，如此便讓商人從中操控獲利，亦使得幣制大亂。75

(二)兌換紅票問題中共為進行統治，在其占領區內實施「自給自足，自立更生」的封鎖經濟政策，另行樹立獨自體系的貨幣制度。共軍占領各縣後，有鑑於當時物價低落，以及民眾對聯幣失信，遂於玉田縣大量印製冀熱遼邊區銀行券，任意規定比率收對聯鈔，並以高壓手段禁止法幣的流通。法幣兌換紅票的問題，其一是國府對中共紅票的發行金額無精確的掌控，中共不但不配合，且從中操控，甚至大量印製邊幣，國府收兌的金額比預定金額為多，但紅票仍繼續在解放區內使用。其二是國府無法進入解放區，民眾仍在使用抗戰時期的幣制，表示人民對於法幣缺乏信心，且國府匯兌時一再拖延，民眾心存觀望，主動兌換者少，法幣遂無法施行於全國。76

六、結論國民政府雖收復了國土，但卻喪失了民心，在各項社會接收的紊亂下，對於戰後百廢待興的中國來說影響極大，原先人民樂觀的心理，在肅奸下的人人自危， 75 76

同註 20，頁 204-205。同上註，頁 206。 51

以及偽幣接收不當的情況下，且在接收過程中，官員大規模的貪污舞弊、以敵產名義強占民產，或在收受賄賂之后，將敵主發還者，均所在多有，使得人民對國民政府產生極多怨懟，亦成為其在接踵而至的內戰中迅速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對這種嚴峻的局面，國民黨本應內部嚴加整肅，挽回民心。可是錯誤地判斷形勢，以為自己的統治地位受到威脅是共產黨搗亂造成的，必須給予反擊。於是加強輿論控制，不許報道負面新聞，最後甚至暗殺同情共產黨的大學教授，結果徹底喪失了民心。共產黨以微弱的力量發展壯大，取得全國性的勝利。國民黨在政治上逐漸失去民心，同時共產黨聲稱要建立一個沒有腐敗的新中國，遂取得了民心，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國民黨在這之後可說是深切明瞭這句話的意涵。

徵引書目 (一)專書丁永隆，孫宅巍，《南京政府崩潰始末》，臺北市：巴比倫出版社，1992 年。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臺北市：臺灣商務，2003 年。胡沂生，《中國經濟的分析與改造》，台灣：世界書局，民國 45 年。張維亞，《中國貨幣金融論》，臺北市：東方經濟研究所，民國 53 年。

(二)期刊論文包柱紅，袁成毅，〈國民政府戰後對日偽財產的接收體制考察──以浙江省為例〉《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期，第 30 卷，2005 年，64-68。孟國祥、程堂發，〈懲治漢奸工作概述〉《民國檔案》，的 2 期，1994 年，頁 105-112。茅於軾，〈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為什麼迅速潰敗、輸掉大局？〉《同舟共進》，2011 年，第 7 期，頁 67-68。張世瑛，〈從幾個戰後審奸的案例來看漢奸的身分認定問題(1945-1949)〉《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 期，2001 年，頁 161-185。雷頤，〈揭開國民黨全面潰敗之謎〉《黨史縱橫》，第 7 期，2007 年，31。鄭建鋒，〈戰後國民政府在浙江檢舉漢奸工作略論〉《江蘇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9 卷，第 3 期，2009 年，頁 16-20。羅久蓉，〈歷史情境與抗戰時期“漢奸”的形成－以一九四一年鄭州維持會爲主要案例的探討〉，《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4 下期，1995 年，頁 815-841。

(三)網路資料中國黃埔軍校網－華夏大地上的怪胎－抗日戰爭時期的偽軍，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http://www.hoplite.cn/templates/mct00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