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裡的人 by pastlife88

「那是一個大霧的時代。」

鄧伯宸

初始

說在故事之前我們因何而起？為何而行？幾經世代的交替，過了三十餘年載，臺灣似乎尚未從歷史的噤聲陰影中走出。西元二零一七年，恰逢解嚴三十周年。而臺灣，作為一個曾經實施全世界最久的戒嚴體制的國度，此段歷史是不容被遺忘的。儘管這段「白色恐怖」時期已經在政治上實質的結束；然而，時至今日，它所造成的遺緒仍如幽靈般附著於臺灣社會。面對著如此的歷史困境，我們能夠做些甚麼？此次成大歷史系系刊《跨史大》與成大歷史公演團隊合作，攜手製作了這個「窗裡的人」的系列專欄。因循著本次公演的「戰後台灣族群融合」、「小人物在大時代下的選擇」等概念，除將介紹一些過往的政治受難者、在戒嚴時代下的常民經驗，也將延續到我們這個世代如何看待「過去的那個時代」。希望透過這樣的探尋，讓讀者以及觀眾能有更多啟發與思考的空間，也能藉由這個專欄認識更多以往不曾仔細探尋的過去。在整體專欄的架構上，以林建農先生的記者經驗作為專欄的切入點，下探到三位在戒嚴時代打拼或是曾經遭受迫害的人們，分別是柯旗化先生、陳欽生先生與鄧伯宸先生，其中後兩位亦是成大的學長。接著進入「銜接者」的部分，我們希望能讓那些對於過去那個時代有著了解、同時在當下「處理並且思考」著的人們來現身說法。追尋真相一直是個未竟且應盡的路途，而我們始終只能盡力的貼近、再貼近。

洪靖翔筆於三十一年後春 ( 時任《跨史大》總編輯 )

目錄媒體人的凝視破繭

03 05

霧中微光欽聲

07 10 掙脫「不自由」 11 13

義與不義之間

從我們「角度」看戒嚴時期

媒體人的凝視

媒體人的凝視走過「戒嚴」、「解嚴」的記者視角

受訪人 / 林建農文 / 吳溥樺

烏雲密布的午後濕氣瀰漫，寂靜的街道只聽到風聲獵獵，似乎任何的一舉一動，都會觸動那一聲「轟隆」！轟隆一聲，震出台灣人長達三十八年的擔心受怕。「戒嚴時期」，對出生於民國 76 年以後的人，是個模糊且看似遙不可及的時期。「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保密防諜，人人有責」，是「戒嚴時期」許多人共同的生命經歷。而在「戒嚴時期」的記者，面臨著遣詞用字的慎重、書報的查禁、黨外運動的私下採訪，往往受到極大的壓力與檢視。這也讓走過此時期的林建農記者，對「戒嚴時期」有著特殊的認識。他歷經「戒嚴」、「解嚴」時代轉變的第一線新聞採訪，在接受我們訪談時，平穩流暢的語調、豐富的肢體動作、偶而摻入的笑點，讓訪談氣氛不那麼沉重。民國 70 年代，黨外運動紛至沓來、查禁書刊擋不了人們追求多元的心。「相較於『早慧』的朋友，我算是很晚才知道許多『狀況』的。」林建農坦言，他是在進入報社工作後，藉由新聞採訪、與大學時期恩師偷偷交換黨外書刊等方式，才逐漸認識所生長的「戒嚴時期」。

長年被「噤聲」、「禁錮」的民眾，為了追求更多元、更自由的社會，幾經抗爭並走上街頭爭取民主。在「戒嚴」時期，街頭民主運動不被允許，往往遭軍警和情治單位取締。即使民國 76 年「解嚴」了，現在看似可以自由展開的集會遊行，卻因許多法規未修正、台灣的社會環境尚未調整適應，使得街頭民主運動仍有許多激烈衝突，甚至引發流血事件。林建農說，他有一次晚上採訪街頭抗爭，現場許多人推擠非常混亂。他拍照使用鎂光燈，被誤以為是情治單位蒐證的「抓耙子」，引來一陣叫罵喊打聲，幸好認識的民進黨朋友出手攔阻才脫困。「我始終記得當年七十多歲的 228 受難者王育霖遺孀，當著李登輝總統的面，哭著請求李總統幫她找出丈夫的忌日。」一說到採訪生涯印象最深刻的事，林建農不假思索說出這則故事。丈夫失蹤數十載，她明知不可能活著回來了，只卑微地希望確切知道丈夫那天遇害，卻至今仍未能如願。曾是台灣最大禁忌的 228，對受難者家屬的創傷與悲痛，超過七十年了依然難以撫平。解嚴至今已逾三十載，檢討「戒嚴時期」的聲浪，引發一波波爭議。是「先總統蔣公」還是「蔣介石」？「民族救星」抑或「殺人魔王」？因立場不同各有不同解讀，甚至對立謾罵。林建農為此感到憂慮。他說，許多人對歷史事件，無法理性討論，未就事件發生時代背景多所了解，以現代標準衡量過去，不免流於「今是」而「昨非」。如此一來，激情爭論之下，不是越辯越明的真理，而是越分越裂的台灣社會。「戒嚴」雖然結束了，但該如何看待「戒嚴」、「解嚴」，是台灣人重要的課題。「解嚴」後的社會，是否真的就解除「戒嚴」了？這點仍然值得我們深思，需要大家繼續投入心力，共同關心和努力。雨過迎接的是天晴？還是長夜漫漫？

媒體人的凝視

林建農在報社第一份工作，是編輯部的「校對」，一個在今日看似簡單，卻是「戒嚴時期」得小心翼翼，不能馬虎的差事。當時報社仍採鉛字排版再印刷，「先總統蔣公」的「蔣」前面得空一格，「中央」要是不小心誤植為「中共」，在反共抗俄年代更是大忌。萬一新聞報導出現「政治不正確」，勢將造成記者甚至整個報社的傷害。當時逐漸有如雨後春筍的黨外書刊，透過爆料內幕，大肆報導政府不允許的「台灣獨立」、「228 真相」等內容，屢遭警備總部等單位查禁，甚至逮捕下獄。

破繭

受訪人 / 柯志明文 / 汪佳蓉

他直挺挺地矗立在那抹紅裡。霎時，連串巨響劃破寧靜─—「啊，是鞭炮呢。」他輕聲的說道，兀自留下滿地的紅，及破碎的天空。「被關的不一定是壞人，那好人為什麼要被關 ?」這是國中的柯志明教授的疑問。 1960 年 9 月《新英文法》出版，為臺灣當時最暢銷的英文文法書籍，是許多四、五年級生的共同回憶。「英文要好，柯旗化文法從頭到尾唸一遍。」然而成書後的隔年，柯旗化先生受到其學生牽連，被捕入獄。審判人員以其名字有「旗」和「化」，有叛亂之嫌，確定關押。依照慣例，這些所謂的「政治犯」會被送往位於台東的泰源監獄，然而在 1970 年發生的泰源事件，政治犯們聯合當地原住民企圖發動監獄革命。事件驚動了政府高層，決定將這一批人調往綠島監獄進行關押。

破繭

當時的監獄裡，這些政治受難者因理念不合，時常群起鬥毆，而柯旗化先生也在曾經的一場鬥毆事件中險些失明。無論是來自政府的監控與慘無人寰的逼供，還是來自獄中的不和諧，長期處在精神壓力頂點的狀態下，很多人都會因此自我放棄，喪失人格，成為一個破碎的個體。「我爸爸也是每天都過得很痛苦啊，只是對於家庭責任的重視和對家人的掛念、求生意志的強烈及自我人格的尊嚴，他始終抱持著希望，希望能有一天與家人重新團聚，也相信有一天他能走出這個大門，以一個完整的人活下去。」柯教授說道。 1976 年 6 月 19 日，柯旗化先生終於盼到了這天，他被釋放的日子。然而獄後的生活卻沒有因此變得輕鬆，牢災的痛苦回憶成了柯先生的心理負擔。這次的入獄帶給柯旗化先生難以抹滅的傷痛，長達 12 年的獄中生活使柯旗化先生在精神及身體上遭受了極大的痛苦與壓力，既便是在出獄後也無法對家人敞開心胸，對周圍的事物懷有強烈的警戒心。「那時候我爸啊，他的心情真的是又氣又怕，氣是因為遭受了如此不公的對待，怕是怕自己要是有所怨言，很快就會再有一場牢獄之災。但人總要自己想辦法來排解壓力去寄託精神，所以他就寫寫詩、寫寫小說。而他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從事有關台灣這方面的研究的。」柯教授回憶道。而其中最著名的《母親的悲願》也是在這時完成的 :「請不要燃放鞭炮，鞭炮會使我發狂。我的兒啊，我的心肝兒，那一天，你的雙眼被矇住，全身被綁著，在一陣槍聲中倒下去，鮮血染紅了故鄉的土地……。」「我父親他沒有多偉大啦，他只是位普通人而碰巧遇到了這些事，成為一歷史見證者而已。」這是柯教授眼中的父親，柯旗化。「我覺得他是想讓我們知道不管遇到任何處境，都要抱有希望，要有志氣的活下去，人的生命才會有意義。我認為這是我父親想告訴我們的事。」從柯教授的眼裡看來，對持有權力者加以警戒並抱有政治警覺心，這是最重要的。「在那時候太早清醒是很痛苦的一件事。你要傻傻但快樂的活下去，還是清醒但痛苦的活著，這是很難抉擇的事。」「人是軟弱的，在壓力下常自我擊敗，但，人要有志氣才能活得下去。」 17 年的淚水，6205 天的含恨，終在 2000 年 1 月時獲得平反。

霧中微光

受訪人 / 鄧伯宸文 / 曾婕

當鑰匙轉進去、栓子落下，「哐當—」很大的聲響，驚醒了所有人，大家都在聽，然而半點聲息都沒有。當時的死刑犯標誌是帶著厚重的腳鐐，一旦判刑後有一次非常上訴的機會，但只要非常上訴被駁回，就會在行刑日的凌晨五點左右被帶走，鄧伯宸學長回憶到隔壁房的那名年輕人被帶走的那天，鋼質的大鎖落地「哐當—」的劃破了靜謐，接下來卻悄無聲息，對方以布條事先綁著鐵鍊並以手拉著，以免喀拉喀拉的聲音打擾他人，就如此的從容赴義。鄧伯宸學長談起了在軍法處看守所的過去，談起了在戒嚴時代一路走來的感受，他始終以一種平靜而理性的方式娓娓道來：「真正願意為理想犧牲的人，他是不會有恨的，他反而是有愛的，他心中有一股愛，他要去實現這股愛，所以當他碰到跟他相反的力量的時候、他去跟他抗衡的時候，他知道結果的，沒有恨的。」鄧伯宸學長在看守所四號房所見兩個不同的例子使他印象深刻。他提起那個時代的受害者分為兩種，一種是為了理想而被抓，另一種是冤枉。「追求理想」聽起來彷彿是很模糊的形容，對鄧伯宸學長而言卻是讓一道陽光落在他迷濛的腦海。高中時赴台北求學，他開始接觸了西方哲學與古典音樂，也接觸到了李敖先生的書、《文星》等，視野由此開闊，更從西方哲學中認識了馬克思、《資本論》、共產主義等思想。在成大時結識了蔡俊軍、沈寧怡兩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幾人經常一起談論時事、理想，當思想不再受限於時代下的教育與意識形態，卻也因此感受到了戒嚴的壓力。「他們的教育就是我喝的水，他們的體制就是我的糧，他們的意識形態就是我的空氣。」鄧伯宸學長多次如此形容，在那時代的一般人就像在霧中一樣，而「霧」就像是時代所給予的教育、意識形態這些有限的資訊，由於並非全面的看不見、接受不到資訊，是以人總會降低警戒。不同於他人面對被抓走時的慌亂，鄧伯宸學長一路而來的心境總是淡定的，他藉由歷史警覺到如果要去追求理想，那就必須學會面對危險、挺身冒險，總是做好最壞的打算，為自己做好心裡最好的準備。「理想是歸理想，現實是歸現實，我永遠都是這樣子去面對生命跟自己。」

霧中微光

鄧伯宸學長總是以理性的態度去面對現實與理想，而不會為了理想干擾現實的生活，因此四年的看守所出來後，被貼上了思想犯標籤的他卻還是在公營報社的工作上一帆風順、節節高升。當他能夠追求理想時也努力的實現，即使為此在壯年時期失業，他反而另闢新路，以大學的專業和曾經埋下的興趣與理想的種子，從事翻譯的工作，這一做便是直至今日。談到那個「大霧的時代」，我們試著以各種方式去理解、去面對，從轉型正義的推行嘗試著達到時代的和解，從諸如戲劇、文學等形式題材試著去反思。在鄧伯宸學長的經歷中看見了一段窮理致知、追尋自我的路程，當後世為過去貼上迫害、黑暗的「白色恐怖」標籤時，我們卻能見到不少為了追尋而坦然面對未知的人們，他們就彷彿是這場大霧中從四面八方投射進來的光，交織在冷涼的霧氣中，或許被遺忘或許被掩埋著，但卻是讓一條追求理想的漫漫長路點上了閃閃光輝。

欽聲受訪人 / 陳欽生文 / 鄭雨鈴

欽聲

作家米蘭 ‧ 昆德拉（Milan Kundera）曾經在《笑忘書》（Kniha smíchu a zapomnění）中說過一句話：「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對於曾經遭受過酷刑逼供的受難者來說，不論是選擇記憶或是遺忘皆不是容易的一條路，那曾經遭受過的切身之痛不只留下外傷，對心靈的傷害更是無法抹滅，要教人如何忘記呢？但若不選擇遺忘，難道要日日夜夜不斷憶起刑求場景，一直戰戰競競地活在創傷的沉重之下嗎？在因緣際會之下來到台灣就讀大學的一位僑生，甚至連中文都不甚流利的狀況之下，竟是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的主謀？在 1971 年 3 月 3 日陳欽生先生無緣無故地被黑衣人士強行帶走，從此他踏上了長達 12 年的冤獄之路。期間遭受各種常人無法想像的酷刑審問，反覆拷打、審問直到陳欽生先生寫出官方滿意的自白書。獄中生活使陳欽生先生痛苦難堪，甚至數次尋死未成，原本一片大好的青春便葬送在莫須有的案情中。如果說 12 年的冤獄令人不勝唏噓，那麼出獄後生活，便是上天給他的另一份考驗了。

欽聲

在服完 12 年的無妄之災後，陳欽生先生想要逃離這個葬送了他的青春及未來的國家，然而身無分文、無家可歸甚至沒身分證的他，任何事都很難執行。由於中華民國政府拒絕發給他身分證，因此他無法回到馬來西亞與家人相聚也無法在臺灣申請到一份正式的工作，陳欽生先生告訴我們，那時的他心中只有一個「恨」字，他說：「為什麼？我已經付出了我不應該付出的代價，你還不讓我回馬來西亞去？到底為什麼要把我逼到那般死胡同裡面去？」在無法取得身分證的三年中，陳欽生先生不只一次曾經想要放棄自己甚至想過要以死相逼，脅迫中華民國政府發予他身分證，然而當報仇行動進行到最後一步時，他想起了那遠在馬來西亞的年邁母親，在他服刑期間便一同備受煎熬的母親，他問自己：你對得起你母親嗎？「親情」的羈絆將他從無法挽回的不歸路一把拉了回來。憑藉著自身堅強的意志力以及那份對於母親的愧疚，陳欽生先生冷靜下來，並且告訴自己：我媽媽還活在這個世界上，我不應該再一次的傷害我的母親，我必須勇敢的活下去，不管是再艱難。陳欽生先生調整了心態，以意志力將過去抑制住，並在 1986 年 5 月取得身分證後，在台灣重新出發，開始了他的生活。在自身努力及各方難友親人的幫助下，陳欽生先生陸續得到工作機會、走遍世界各地，並在苦盡甘來後於 39 歲時踏入了婚姻的殿堂，正式落腳於台灣，在台灣有了歸屬—家庭。陳欽生先生在打拼了十幾年後，生活找回原本應有的那份平和與寧靜，逐漸對台灣有了較好的印象，認為它是一個安全的好國家，且也發現了台灣這塊土地上的美麗之處。他從家人身上、從朋友身上、從陌生人身上，他感覺到的善意與回報，已遠超過當年國民黨所剝奪他的青春與前途，另外加上這幾年來看見台灣青年開始為了他們生活的這塊土地發聲，這些的種種使陳欽生先生開始覺得：這塊土地是我應該要留下來，是應該要為他做一些事情的國家。對於台灣的國家認同與情感由此而生，但陳欽生先生告訴我們：「我既然認同了台灣這塊土地，我今天也是台灣人，我必須為台灣這塊土地做一些我可以做的事情，我們唯一能夠做的就是把我們的故事不斷的傳下去，希望我們活著的那一天把那些紀錄全都記錄下來，讓更多人去了解。」而這也正是陳欽生先生為何選擇走出害怕與陰影傳承故事的原因之一。

欽聲

他認為自己有其義務與責任讓更多人了解那段歷史悲劇，希望後世的人們能從中及汲取教訓，雖然不知道效果多大或者甚至是有沒有效果，陳欽生先生告訴我們那是不得不做的事。在多次述說故事的日子中，雖然身上背負的重擔以及心理負擔漸漸淡去，然而在那其中總有一個無法令陳欽生先生釋懷的—真相。真相是什麼？當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為什麼是他？究竟為什麼那些不該發生的事會發生在他身上？在說清楚真相為何後，下一步便是究責，究責並非要讓加害者受到像硬的懲罰或是站上法庭受人批判指責，而是讓社會了解到當年的事是誰造成的？是因誰而造成了社會莫大的不安及那些諸多的犧牲？是體制的施暴抑或是威權之下的悲劇？在訪問的尾聲，筆者問到怎麼做才是對政治受難者應該存有的敬意，陳欽生先生提出了幾個要點：真相及一句真誠的對不起、賠償而非補償、究責、……等，從中可以看出政治受難者所希冀的其實並不多，同時他們也希望從自身的經歷可以為社會有所警惕及回饋。轉型正義的推動已有一段時日，然出現的往往都只有被害者而無加害者，台灣的轉型正義究竟出現了什麼問題呢？這是一個政府及人民要共同努力的問題吧。

文 / 黃俞翔

或許對於很多現在生活在台灣的人來說，憲法保障的權利——自由權，就像是空氣一般無所不在，但我們有曾經去思考過這「自由」的核心概念是什麼嗎？而現在的「自由」又是怎麼來的呢？「『自由』這兩個字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還能想像所謂『不自由』的年代嗎？」探討「自由」的概念時，不外乎會去思考這兩個面向：首先，我有能力做哪些事？其次，我有哪些範圍是能不被干涉的？事實上，法律上的「自由」，是各種被法律保障的權利，並不能任意為所欲為；此外，就算擁有自由，多數人亦為環境所束縛。如果有稍微關注這屆歷史公演粉專貼文的觀眾應該會發現，這學期我們都在為大家介紹那個「不自由」的戒嚴時代，這裡的「不自由」是指既無「新聞自由」，也無「言論自由」和「人身自由」的時代，只要執政者認為你「違法」，你就會像陳欽生先生、鄧伯宸先生和柯旗化先生他們那樣被抓去監獄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現今社會，就會發現從來就沒有一件事情應當被視為理所當然。今天我們所享受的自由權，實為民主化運動開展後，立基於逐步確立的民主法治上，所建立起來的自由。歷史上許多看似決定性的事件大多時刻只是引爆點，事件發生前後的歷史脈絡才是我們該去深究和探討的重點。以臺灣社會的自由權演進為例，解嚴是台灣民主化的關鍵時間點，但我們需要去探討的是當時政府為何會決定施行該政策？背後的原因和其成形的脈絡是什麼？而這件事對日後台灣社會的發展又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其實，在臺灣經濟逐步起飛後，伴隨國民整體消費力的提高，政府對國家戒嚴的力量亦逐漸減弱，解嚴前夕的戒嚴體制下除黨禁和報禁外，大多時刻政府已不干涉臺灣社會的運作。而解嚴後，自由權逐漸深入不少新生代的心中，成為大多數台灣人的認同和普世價值之一，然而，事實上，戒嚴時代所形塑的價值和習慣並沒有隨著戒嚴的結束而結束，像是受戒嚴教育的老一輩仍恐懼政治；國人普遍厭惡和害怕馬克思主義等等。或許我們可以藉由認清何為自由？何謂當今我們所認同的普世價值？並從中找到新的態度與思維來看待和理解這些殘留的戒嚴時代。

掙脫「不自由」

掙脫「不自由」臺灣社會自由之緣起

義與不義之間

受訪人 / 王健文文 / 劉

曄

「長大讀了歷史系以後，接觸更多史料後，才發現年少懵懂時身邊的大人們相繼遠行的真相。」回憶童年記憶中的片段，生長於花蓮王健文教授，說起 1970 年代初期有幾位熟悉的長輩相繼以不同的思想罪名失去自由。甚至是自己的父親在 1950 年因無端牽連，也被拘禁審查八個月之久。後來知道幾位長輩多因年輕時參與有左翼色彩的「讀書會」，事隔二十多年再被追究。印象最深刻是少年時一位好友的父親因此入獄感化三年，那段時間好友與其母親總是鬱鬱寡歡。王健文教授表示年少所見所聞，當年的困惑，直到自己年歲漸長，才得到解答。 . 在整理成功大學八十週年校史時，王健文教授與當時服務於成大博物館的張幸真老師合作撰寫成大歷史中被長期隱沒的政治受難事件。1950 年代主要由張老師寫作，王健文教授則負責 1970 年代初的「成大共產黨事件」與「大陸社事件」的訪談與寫作，並將成果發表於八十年校史系列《南方歌未央》一書。

相較過往，如今已有更多更開放的機會去認識過往威權時代種種，但是有時卻生新的迷障。健文教授認為，特別是學習歷史的我們，格外需要去挖掘更內在更普遍性的理由，要有更深刻的歷史認識。人性的扭曲、體制對人的壓迫與剝削，無法簡單判別黑白、區別陣營。健文教授也談到我們的年代常常將悲劇與不義簡化地歸咎於某些特定個人與特定群體，但真正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深切探問：那個讓人成為禽獸的惡的本質是什麼？惡之所以發生的土壤與條件是什麼？不能深入到到惡的根源與條件，悲劇可能會發生在任何時空，任何個人與群體也可能淪為禽獸。只有探究悲劇的根源，深刻的反省和體會，探究不義發生緣由，才可能阻絕當下與未來的不義。健文教授援引李鑑慧老師在成大校刊談到的概念：當我們只鎖定關注過去的某一個特定時空中的不義，我們是不是把人類可能在任何時空都會發生的普遍之惡凍結在那特定的時空，而忽略了它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時空，特別是我們必須警覺的當下。在訪談的最後健文教授若有所思地談到，現階段政府所在推動的轉型正義必須是社會整體才可能承擔，國家或政權是必須被嚴格監督的體制權力。要能跳脫權力與利益的計算，以深厚的文化力量去支撐。在我們理解這樣的過往並付諸行動的同時，要時刻自省義與不義往往只是一線之隔，有時候我們自以為正義的作為，卻可能造就新的不義。

義與不義之間

訪問的過程中王健文教授提到，成大前身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第一任圖書館館長林茂生，以及戰後第一任圖書館館長王幼石也都是威權年代的犧牲者。健文教授談到現今社會的人們應該要能認識過去發生過的美好或悲傷的事情，過去發生的事常常會作用在當下。而關於過去悲劇的認識，必須能剝開浮淺表層、深入底層深刻探索。

從「我們」角度看戒嚴時期

從「我們」的角度看戒嚴時期博物館扮演為社會釋壓的安全閥

受訪人 / 黃裕元文 / 嚴

麗

「這次展覽沒引起太大爭議，算是全身而退，真是太好了！」黃裕元先生舒了一口氣，這位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的助理研究員，笑著談起自己策辦的當期特展，他的笑容中透露著處理敏感議題時動輒得咎的無奈，但也展現出逐漸摸索出策展方向的自信。自 2015 年以來，黃裕元先生籌辦了「沉思火燒島—被流放的青春特展」、「228．七 O：我們的二二八特展」、「挑戰者們：解嚴 30 週年特展」三場有關臺灣戒嚴時期的展覽，他以「臨危受命」形容在臺史博首次策辦政治相關展覽的壓力，並和同事努力找尋適切的敘事角度，「我們最後決定從大眾的角度出發，希望能讓觀眾產生共鳴！」。而大眾的需求是什麼呢？就是要貼近他們的生活經驗！因此策展小組嘗試將當年綠島政治受難者的經歷圖像化，把受難者從臺灣各地被押到臺北受審，再輾轉送到綠島的路徑製成〈臺灣政治審判地圖〉，讓受難者們零碎的口述記錄化為圖像，讓觀眾可以清楚的以觀看地圖理解受難者的遭遇。而在二二八回顧特展中，有一大特點是透過館內志工們互相訪問，呈現他們對二二八的看法，藉此描摹出 20 歲至 70 歲世代間的理解差異。 13

在摸索和嘗試中，漸漸走出一條屬於大眾的路。

「我們現在談到戒嚴時期的時候，都是希望能透過反省讓事情不再發生，但是，你有想過如果再次發生的話我們該怎麼辦嗎？會不會有人樂見再次戒嚴呢？」除了在內容和形式上貼近大眾，展覽中的意識形態也是重要的考量點，黃裕元先生和同仁們不斷要求自己從學者視角回歸大眾觀點。「轉型為了正義，轉型有時也會是不正義的！」正在經歷轉型正義的台灣社會，除了揭發威權政府惡行、紀錄受難者故事等普遍認為的「正義」，也有在戒嚴時期安然度日並認為秩序為上的「不正義」。黃裕元先生認為，既然以大眾的角度出發，就必須顧及每個人對所謂「正義」的不同看法，轉型不只要伸張人們認為的正義，更需要透過多方視角，讓過去的面貌更清晰，讓社會內部能在相互理解中，走出過去的陰影。在「挑戰者們：解嚴 30 週年特展」中，臺史博選擇不將重點放在批判戒嚴苛政，而是呈現大時代下人們的生活和對制度的挑戰，讓帶著各式觀點的人們可以從展覽中的各個面向得到共鳴，進而反思其中意義。「如果再次戒嚴，你要當挑戰者還是乖寶寶呢？」希望讓人們在展覽中理解前人的決定和行動，進而思索自己身處的時代。「當你看到受難者的悲慘遭遇時，真的會很激動、很難過，但是越是這種時候就越要冷靜！」，要求自己冷靜，是為了避免情緒氾濫而產生盲點。黃裕元先生認為歷史學者的責任並不是發掘一段歷史並大肆宣揚，而是應該再努力找尋各種的資料，讓歷史能有更多面向的呈現。「博物館在推動轉型正義中的角色，我認為，應該是像安全閥！我們要相對的冷靜、穩當。」在社會議論沸騰的時候，博物館的責任不是在議論中參一咖，而是以安全閥的姿態，為煮沸的輿論紓壓。訪問到了尾聲，夕陽斜映在正要閉門休眠的博物館，黃裕元先生也要下班了。當太陽再次高掛時，博物館會再次甦醒，敞開大門歡迎大眾。在我的想像中，門的開關就好比安全閥的開關，「嘶…碰！」閥門打開、洩出高壓，讓人們能在展間裡的歷史百態中卸下壓力，一起思考我們的歷史，一起走出我們的未來。 14

從「我們」角度看戒嚴時期

至於解嚴 30 週年特展的規劃，黃裕元先生希望能讓更多年輕人前來了解這段歷史，「希望視覺設計一定要活潑！要讓年輕人感覺到戒嚴時期並不只有黑白和血腥。」最後他們選擇以水彩、插畫的繽紛風格，展現高壓統治下仍生命力蓬勃的庶民生活。

製作人員名單

主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第六屆公演團隊、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系刊《跨史大》負責人：洪靖翔、吳溥樺、嚴麗、伍怡歡寫作團隊：洪靖翔、吳溥樺、嚴麗、汪佳蓉、曾婕、鄭雨鈴、劉曄、黃俞翔封面設計與排版：江紫雲特別感謝：政治受難者陳欽生先生政治受難者鄧伯宸先生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柯志明教授文字工作者林建農 ( 頭銜待確認 ) 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助理黃裕元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健文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第六屆公演宣傳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