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 後 左 翼 口 述 計 畫 系 列（ 四 ）： 以 陳 映 真 為 線 索
陳瑩恩
鄭鴻生訪談側記
1988 年底，我出生於台北；1987 年 7 月，台灣解嚴；一九七○年代後期 至解嚴前，黨外民主運動的眾聲喧嘩；1971 年，台大保衛釣魚台運動；1951 年，鄭鴻生出生於台北、成長於台南。因著參與這場 2015 年初春的「戰後左 翼」訪談及其後的訪談稿整理，使身為「解嚴後新生代」的我得以「戰後新生 代」的鄭鴻生的成長經歷與思想發展為介面，循著燭光窺見那一段我僅有朦 朧認識且失感的、卻內在於我這一代青年的生命史質地的台灣戰後三十年社 會史—五○年到八○年代。是以為「重新認識台灣」的契機。 鄭鴻生筆下的戰後台灣社會史，是關於具體活在他成長歷程中的各樣人 群經驗與生活地域。五○年代到 1975 年出國前的台南，鄭鴻生的生命肌理 與思想意識是從這塊土壤中哺育萌芽，這使得訪談開場白，是在台南府城的 「檨仔林」。循著鄭鴻生的憶述，我們跟著走進五○年代後期的永福國校、 六○年代初的台南市立中學、經緯書店，到 1966 年到 1969 年在台南一中經 歷思想的初初豐碩。六○年代是戰後新生代思想發展的轉折期，南一中時期 參與「南一中青年社」與讀書會使鄭鴻生這幫知青接上了西方啟蒙思想—個 人價值與民主自由；存在主義哲學對於生命情境的追索，則被那一代文藝青 年讀為自我認識與自我實現的養分、與作為攻擊生命對立面（政權、社會習 俗、傳統）的思想武器。接著，1969 年在台大的知性探索以覓尋對於己身生 命境況及所身處社會的探索、困惑甚至反叛，延續到台大保釣運動，在反帝 反殖思想的驅動中啟蒙「大我」意識。鄭鴻生在訪談時說，戰後新生代的他這 一代人，「大我」意識啟蒙首先來自於中華民族的教育。這種「大我」意識與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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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歷史語境下的愛鄉、愛國主義情感有著內在聯繫，而其中涵融著青年們對 於其時現況的關心乃至不滿。爾當接合到陳映真的文學筆觸，以及六○年代 世界青年反叛運動的文化、政治意識化為台灣知識青年的思想伏流，那種意 識到個人生命境況與台灣社會交錯雜揉成的記憶、情感欲望、身體感覺，必 然生成對於「大我」進行重新認識的動力—於是在己身所處的歷史語境與積 累的思想資源，尋找對於台灣社會發展動理的解釋與出路的想像。 鄭鴻生的「激進的個人史」發端於台大時期。從台大保釣運動到哲學系 事件，訪談內容與《青春之歌》的交互閱讀，鄭鴻生細緻而清晰地鋪陳台大 保釣運動到哲學系事件的歷史意義：台大哲學系事件中一群人在保釣運動中 的「左轉」，從歷史中的人脈關係來細緻梳理，他們的政治意識啟蒙與運動歷 程與海外保釣運動有連帶，而海外保釣與陳映真在思想與人脈關係上的「藕 斷絲連」，鄭鴻生與台大一群「同志」在六○、七○年代同陳映真的「藕斷絲 連」。這闡明了戰後台灣的島內左翼與海外左翼的歷史，在思想交流與人脈關 係上是不能切割而論斷的。是故，鄭鴻生在訪談時提及：「我在談台灣左派 時試圖抓到他們共同的生命趨向。」鄭鴻生對於自身家族史、成長經驗與啟 蒙過程的書寫，一方面是對於「左翼」在戰後台灣的歷史化書寫，另一方面， 更是從具體的生命經驗、人脈關係與思想啟蒙內容來脈絡化「左翼在台灣」這 個命題。亦可說，這項工作是以戰後台灣的歷史問題出發，重新構造台灣社 會認識論與「左」的解放理論的動力。 歷經七○年代黨外運動到八○年代中期解嚴後的歷史狀況，政權的「本 土化」、歷史敘事的「國族化」，作為「解嚴後新生代」的我這一代青年，或許 我們的「解放理論」至少得先「赤手空拳」直面鄭鴻生抽絲剝繭而出的台南府 城的家族史、小時生活記憶的外省人家、六○年代初期湧來母親洋裁班的客 家農村婦女、不同時期的流行歌曲與民謠意味著的社會意義、知識青年的人 脈關係與思想資源等等。也就是說，基於八○年代、解嚴前後的「本土化」 運動對於台灣社會史的模造，解嚴後新生代的「解放」工作大概首先得是對 於戰後台灣歷史認識的自我解放，因為我們承繼的更為艱難的課題，是戰後 台灣社會的人群複雜性及其歷史關係被簡化或閹割，以及不同歷史語境中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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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大我」意識的思想資源之難以為批判性繼承乃至互為參照。在這個意義 上，戰後新生代的鄭鴻生之於解嚴後新生代的我，是作為歷史際間的穿針引 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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