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世界衛生大會台灣青年團成果報告書 by Po-Chin Li

2017年世界衛生大會台灣青年團 2017 WHA Taiwan Healthcare Students’ Delegation

成果報告書

青年團成員…………………………………………………………………………01 第一章青年團新聞工作與拜會成果……………………………………………03 青年團新聞稿………………………………………………………………………05 會前記者會新聞稿……………………………………………………………05 日內瓦記者會新聞稿…………………………………………………………06 會後記者會新聞稿……………………………………………………………07 青年團成員進行專訪文稿…………………………………………………………08 青年團拜會中華民國駐瑞士臺北經濟文化團……………………………………19 第二章

青年團成員培訓與學術研究成果………………………………………21

第三章青年團成員會議參與紀實………………………………………………63 青年團 2017 世界衛生大會周邊會議參與紀實…………………………………65 青年團會期快報……………………………………………………………………99 鳴謝…………………………………………………………………………………123

代表團成員本屆代表團由全國醫學、牙醫、獸醫、藥學及護理學系學生共 15 位成員組成。

陳映晴蔡宇揚張瑞麟林會筑王亦勻黃序立李柏錦宋佳諺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台灣醫學生聯合會會長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台灣獸醫學生聯合會理事長 (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中華民國藥學生聯合會理事長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台灣牙醫學生聯合會 (國立臺灣大學護理學系)：台灣護理學生聯合協會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台灣醫學生聯合會國際事務副會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台灣醫學生聯合會秘書長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台灣醫學生聯合會財務長

陳明利許承越簡瑋廷吳懷玨李俊康林純如陳一雄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台灣醫學生聯合會公關長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台灣醫學生聯合會公關長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台灣醫學生聯合會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台灣醫學生聯合會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 ：台灣醫學生聯合會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台灣醫學生聯合會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 ：台灣醫學生聯合會 1

【第一章】

青年團新聞工作與拜會成果

2017 世界衛生大會台灣青年團會前記者會新聞稿記者會資訊：2017 年 5 月 18 日立法院中興大樓 101 會議室撰稿人：台灣醫學生聯合會第 29 屆秘書長李柏錦「2017 年世界衛生大會台灣青年團」是由台灣醫學生聯合會發起，邀請台灣獸醫學生會、台灣牙醫學生聯合會、中華民國藥學生聯合會以及台灣護理學生聯合會共同組成。青年團預計在 5 月 22 日至 31 日 (即世界衛生組織之大會期間) 前往瑞士日內瓦旁聽正式議程，並且出席由各個非政府組織籌辦的會外活動。期間也安排與國際組織的代表團會面，並針對議題倡議交換意見。

青年參與新紀元青年參與是國際的潮流，也是國際組織的發展目標。不論是世界衛生組織或是聯合國相關單位，都正著手將青年納入諮商甚至是決策的過程。在台灣積極爭取投入世界衛生組織的同時，透過醫學、藥學、牙醫、護理、獸醫五個領域的學生專業、實際的參與，相信能夠蒐集更多國際健康衛生的最新資訊，並帶給台灣推動國際參與的正向力量。

專業議題取向台灣青年團本次著眼以下三大議題：非傳染性疾病、緊急公共衛生災害應變以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第三項─良好健康與福祉(Good Health)。15 名青年團成員依據專長與興趣出席相關活動與會議，並計畫在回國後發行專刊及組織一系列的後續活動，除了作為與會記錄及交接資料外，也希望能擴展這些議題在國內健康領域學生的關注程度。本次青年團可以順利組織與成行，要特別感謝財團法人寶佳慈善基金會的大力協助。在各界為台灣的國際衛生參與努力的同時，我們也期待能以學生的身分創造不同的可能性。

新聞聯絡人：李柏錦 (0932-081-777)、許承越 (0975-666-339)

2017 世界衛生大會台灣青年團日內瓦記者會新聞稿記者會資訊：2017 年 5 月 24 日洲際飯店撰稿人：台灣醫學生聯合會第 29 屆秘書長李柏錦台灣青年團是第一次這麼大規模的台灣學生參與世界衛生大會，也因此可以同時去參與更多的會議與活動。目前議程進入第三天，如同媒體所知，我們觀察到包含美、澳、德等國家呼籲世界衛生組織應當邀請台灣參與 WHA，以及聖文森和帛琉為台灣挺身辯論，在今年這樣的狀況中實是令人感動的事。

現階段成果過去的幾天青年團實際參與了超過 15 場周邊會議，並訪談數位國際、國內衛生官員與學者，並且透過我們在國際組織的正式代表參與了 WHA 的議程。此外，與國際兒童癌症學會、世界外科學會等數個國際非政府組織官員的座談開啟我們對國際階層衛生事業的視野與見解。相關的會議評論以及採訪專文都會再刊登在青年團的網站以及粉絲團。

後續計畫依照目前世界衛生組織的網站訊息，剩下的會期期間我們會繼續排隊取得進入世界衛生大會的入場證；部分代表團成員也已經收到包含國際世界醫學會 (Medicus Mundi International, MMI)等國際組織年度會員大會的邀請函。在會議以外的時間也安排一些紀錄與影片的拍攝，期待可以搭配會議評論及研究專文之外，比較輕鬆的方式讓更多台灣公民認識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台灣一旦加入世衛等國際組織後，要面臨的義務與相應需要調整的社會制度等等。

WHO 需要台灣 22 日晚上青年團與帛琉、聖文森兩國衛生部長訪談，除了再次提及台灣與友邦的合作外，他們更直言「世界衛生組織需要務實地提供台灣一個席次」。稍早在台灣公布大法官針對婚姻平權的解釋文可以看出，台灣在「人權」以及對「多元」的包容性是全世界的領頭羊。這樣的價值也是聯合國以及世界衛生組織所強調的核心概念，我們期待未來在新任幹事長領導的事就衛生組織中，台灣能以「醫療技術先進」與「重視人權理念」這樣的角色，更完整的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我們也相信「承認台灣在衛生領域的能力與貢獻」是世界衛生組織面臨一連串不信任與檢討聲浪中，最有效證明其在健康事業領域領導力的作為。新聞聯絡人：李柏錦 (0932-081-777；+41-767507127)

2017 世界衛生大會台灣青年團會後記者會新聞稿記者會資訊：2017 年 6 月 14 日立法院中興大樓 101 會議室撰稿人：台灣醫學生聯合會公關長許承越「2017 年世界衛生大會台灣青年團」是由台灣醫學生聯合會發起，邀請台灣獸醫學生會、台灣牙醫學生聯合會、中華民國藥學生聯合會以及台灣護理學生聯合會共同組成。青年團在今年 5 月 22 日至 31 日 (即世界衛生組織之大會期間) 前往瑞士日內瓦旁聽正式議程，並且出席由各個非政府組織籌辦的會外活動。期間也安排與國際組織的代表團會面，並針對議題倡議交換意見。青年參與是國際的潮流，也是國際組織的發展目標。不論是世界衛生組織或是聯合國相關單位，都正著手將青年納入諮商甚至是決策的過程。在台灣積極爭取投入世界衛生組織的同時，透過醫學、藥學、牙醫、護理、獸醫五個領域的學生專業、實際的參與，相信能夠蒐集更多國際健康衛生的最新資訊，並帶給台灣推動國際參與的正向力量。台灣青年團本次著眼以下三大議題：非傳染性疾病、緊急公共衛生災害應變以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第三項─良好健康與福祉(Good Health)。15 名青年團成員依據專長與興趣出席相關活動與會議，在發行圖文報導及組織一系列的後續活動，除了作為與會記錄及交接資料外，也希望能擴展這些議題在國內健康領域學生的關注程度。本次青年團可以順利組織與成行，要特別感謝寶佳基金會的大力協助。在各界為台灣的國際衛生參與努力的同時，我們希望能以學生的身分做出貢獻，並在未來有一系列的後續活動，宣傳 WHO 及其他國際衛生相關知識。

帛琉衛生部長 Dr. Emais Roberts 專訪撰文者：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李柏錦第 70 屆世界衛生大會首日，11 友邦提案支持台灣參與 WHA 舉行「二對二辯論」。中國及古巴分別對此一提案表達反對，而帛琉及聖文森衛生部長則為台灣參與 WHO 進行實質的支持發言。 Dr. Emais Roberts 今年甫上任帛琉衛生部長，其與台灣的淵源甚深。在就讀完美國的醫學院後，他輾轉來到台灣義守大學醫學院接受訓練。此外，他更參與了多次帛琉國民赴台新光醫院等醫院就醫的合作事項。Dr. Roberts 提及 1999 年帛琉在中國與台灣之間選擇，同年年底與台灣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爾後該國相當多的醫療建設計畫都由台灣協助，並且也接受相當多包含帛琉第一夫人等帛琉國民來台就醫的協助事項。 "Taiwan deserves a seat here (WHA)."(台灣值得在這裡擁有一個席次) 他提及：世界上各個國家其實都已經意識到「台灣是一個獨立而自主的國家」，在衛生領域更是有相當先進的發展。然而，他們害怕而不敢說出想法，但「我們不怕，我不怕。(We are not afraid, I am not.)」他也直言，「帛琉的資源並不多，他們能給的只有實質的支持。(We don't have many, all we can give is our... support.)」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more cooperation programmes with Taiwan."(我們期待與台灣更多的合作計畫。) Dr. Roberts 在他的衛生部長任期中，期望達成兩項公衛成就：一、將醫療人力與資源送達各個社群。二、建立以個人為單位的健康資訊系統，已達成病例檢索及預防醫學等目標。由於帛琉也是一個群島國家，醫療資源近用是該國待改善的問題；而個人健康資訊系統其實也是類似台灣的健康保險個人資料的設計。Dr. Roberts 表示，這些都是台灣的強項，他也期待未來能持續與台灣政府或民間保持良好的互惠合作關係。更期許在未來，台灣能夠在眾多努力的累積之下，正式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會員。

國民健康署王英偉署長專訪撰稿人：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吳懷玨、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林純如 Q: 請問署長此行參與 WHA，預期有什麼樣的收穫嗎？在 WHA 的參與過程中，能夠認識到很多朋友，包括國外專家學者，甚至是各個單位、組織。像是有幸認識的日內瓦大學教授就幫台灣與瑞士衛生部門官員安排健保論壇，彼此得以進行意見交流。除了建立與其他個人與單位的連結外，透過參加許多 WHA 的週邊會議，像是我今天參加的老人聽力與生活品質的座談會，也會為未來政策提供一些想法。除了接收新資訊、建立新連結以外，透過分享台灣經驗，和其他國家相互參照，也能了解台灣其實在許多地方都做得很不錯，這種自我肯定也是重要的。 Q: 台灣國民健康成果，有什麼是可以向國際分享的呢？而我們又是否能以這些成果，作為支持台灣參與 WHA 的理由？當 WHO 把政治放在前面時，健康政策多強就不在他們的考量範圍內，即便全世界都認同該成就也一樣。 Q: 請問台灣參與 WHA，對國民健康有什麼樣的幫助？最近 Lancet 的 Health Report 出來，發現台灣排名 32 名那麼後面，其實是出於諸多的資訊錯誤，諸如肺結核盛行率等其實是過去好幾年的資料。我們瞭解 Lancet 是個嚴謹的學術期刊，但在該項報告內所收集到的資料，因為台灣不在世界衛生組織，無法將正確、即時的資訊傳遞出去，以致報告在撰寫時的參考數據，會以過往資料，甚至是中方提供的資料做考量。這便是種資訊不對等。反過來說，世界衛生組織一些即時性的資訊也很難立即地傳送到我們手中。

Q: 台灣能怎麼樣提高國際能見度？如同林奏延前部長所講的，台灣不能只打悲情牌，還要以實力見長。許多台灣的學者、老師與制度都有很值得國際學習的地方。政府部門也要想辦法連結學術，避免台灣人內部爭吵內耗。台灣制度面的好處在於執行較為容易。歐美學術與民間有許多很棒的點子，卻沒有中央支持；台灣可以做的就是吸納這些點子，從中央落實。 Q: 明後年如果沒有收到邀請函的話怎麼辦？這個部份外交部與衛福部會有更完善的計畫。不過會以不同於以往的方式，例如運用網路力量、策略性技巧爭取參加 WHA 的機會。像是中國表示台灣參加技術會議沒問題，然而，台灣只有 1/3 的會議能參加，其他都被阻擋，那就可以 9

透過社群網站與其他媒體來宣傳中國隱瞞阻撓台灣的事實。我們千萬不能放棄和台灣接軌。 Q: 署長有想要給 WHA 青年團的話嗎？我們其實非常重視青年團的。很多國家都會派人到不同國家受訓，因為他們未來可能會是上位者。培力並不是一兩個星期的事，這也是我說「最反對教育訓練」的原因，我在意的是「增能賦權（empowerment）」，有能無權是浪費資源，無能有權會有災難。期待大家在自己本來的領域做得更好。

帛琉大使 Mr. Luke Browne 專訪撰稿人：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李柏錦第 70 屆世界衛生大會首日，11 友邦提案支持台灣參與 WHA 舉行「二對二辯論」。另一位代表支持方發言者為聖文森衛生部長 Mr. Luke Browne，不論在演講中或是私下的會談，對於台灣與世界衛生大會的關係，他都有特別的見解。 "Read, Feel, Resolve." (閱讀、感受、解決。) Mr. Browne 擔任聖文森衛生部長，他說自己雖然不是醫師出身，然而對於衛生議題或者國際外交等等，靠著「閱讀 (研究)、感受 (發現問題)、解決 (想出辦法)」的過程，在這次世界衛生大會以及國內工作的期間試圖解決國家衛生及健康問題。他同時提到：台灣的教育體制非常良好，這對於國民整體是非常大的助益。基於良好的教育體制，人民對於「資訊」就有更好的理解與取得管道。這也是為什麼台灣在國際上會有一定影響力的原因：民主、選舉、教育、衛生事業等等，這些是台灣的力量。 "Fact is Fact." (事實不容狡辯。) 關於台灣與世界衛生組織關係的一系列言論中，Mr. Browne 指出：無論中國或台灣的關係如何，世界衛生組織曾經邀請過台灣當局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的事實不會改變。除了應該要延續台灣作為觀察員的狀態以維持世界衛生組織內部的一致性，更應該了解到台灣既然曾在 WHA 有一席之地，就實質的承認中國與台灣是獨立互不包含的兩個當局。聖文森是在加勒比海的一個國家，台灣也是海上的一個國家，雙方的更進一步的合作是非常有助益的。如同任何國家都存在與台灣政府為友或者與中國政府為友的辯論，但 Mr. Browne 表示：支持台灣實質的參與 WHA 是他以及他所代表的政府不會改變的道路。

衛福部行動團四位立法委員專訪撰文者：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蔡宇揚、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陳一雄代表團學生向四位立法委員提問：委員對青年團這次來日內瓦參與 WHA 有什麼看法？委員對青年團未來持續參與 WHA 有沒有建議？

周陳秀霞委員我看到年輕人來參加 WHA 覺得很欣慰，畢竟前輩年紀都大了，需要晚輩來傳承。這次我們在 WHA 的處境非常艱困，雖然事前已經預料到這樣的結果，但還是感到遺憾。這次會這樣的主因應該是我們的政府無法接受中國的九二共識，希望未來兩岸能更心平氣和地處理這些議題。未來在年輕人努力參與這些活動之前，政府應該要先努力。我們過去在 WHA 的成果在今年可說是幾乎被歸零了。

邱泰源委員很鼓勵年輕人來參加 WHA，為下一代努力。我在國內醫師全聯會也是積極為醫事人員爭取友善的工作環境，而且我重視團隊合作，不會特別偏重西醫師。以前擔任全聯會的醫療政策委員時，我也會邀請醫學生代表一起來開會。期待年輕人對公共事務的參與，但不應該捨本逐末，要先把自己的醫療專業做好，再來關心公共事務。我也認為應該鼓勵年輕人，而且要給你們實質的幫助。另外健康議題也有很重要的社會人文決定因素，我在醫學院教書時也都強調要重視全人、家庭和整個社區的醫療。我們這一代還有前輩們，講台語可能比國語還溜，不像你們從小就把英文學好。英語能力在國際事務的參與中非常重要，所以我也積極培養年輕醫師和醫學生，讓他們能幫忙國際事務，例如去（2016）年世界醫師會的大會在台灣舉辦，就有很多年輕醫師來幫忙。 WHA 青年團這種行動未來當然要持續進行，多一點努力就會有多一點機會，台灣在國際衛生的參與應該要是永久追求的目標。但年輕人也要弄清楚追求的核心價值是什麼，例如基本人權等等，而且這些議題和參與應該是平常就要多準備、思考的。以前台灣在這方面的努力大多只靠政府，例如外交部，以後年輕人也可以幫忙政府。我也期待在拉拔這些年輕人的過程中，能培養出未來的部長等官員。我自己在日本唸研究所的指導老師，就是 WHO 的官員，所以我希望有更多年輕人出國唸研究所。這些投資不一定能產出想要的成果，但我們仍然應該投資下去。 12

林靜儀委員我非常非常高興能夠看到來自臺灣的年輕學生組成的青年團一起來 WHA，原因可以分成兩點。第一點是我認為年輕人應該要接觸政治及國際關係，而親自來到日內瓦的你們，會有更直接的體會政治已經國際關係的概念及如何發生在台灣自己身上。國家的未來是年輕人的，但其實我們的文化被儒漢文化影響很深，也就是要守倫理以及尊長，在大人面前不能自由的發表自己對事物的看法，而你們已經超過二十歲了吧！我認為超過十八歲，你們就已經成年並且有資格倡議自己的觀點、看法，而且很重要的是成年人們必須尊重你們的看法及觀點。第二點是這個青年代表團對國家非常重要。你們能來到這裡，交到很多國外的青年朋友可能來自自己本身參與的國際組織，或是別的國際組織，跟這些外國的年輕朋友建立良好友誼是非常重要的，也許在十幾二十年後他們會成為自己國家的重要官員甚至還會成為總統，這時候跟你們跟他們的良好關係可能就是一個機會，讓台灣在國際社會上能夠有能見度。加上你們的英文能力本來就非常好，能夠接觸的人更多。總體來講我是非常鼓勵年輕人能夠來 WHA 參與並從中學習未來的話希望青年團不只是參加 WHA，其實其他的國際組織大會，例如世界醫學會、內科學會的大會等等我也鼓勵年輕人能夠參與，並且是以組織身分參與，這樣政府會比較方便溝通跟協調。而且政府跟學生之間平常就應該要有合作，不只是在 WHA 這段時間而已

高潞˙以用委員我認為年輕人應該多多參與公共事務，像我自己主要關注原住民的議題，就需要一直參與各種公共事務。而像你們跟醫療相關領域的學生也要多家參與公共事務，現在的年輕人從小就對政治以及公共事務冷感，但政治不管怎麼樣跟每一個人都有關係。總之很高興看到你們來，年輕人！

國際兒童癌症學會主席 Mrs. Carmen Auste 專訪撰稿人：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三年級林會筑從 6 個擁有癌症孩童的父母開始，發展到擁有 94 國的會員的組織 Childhood Cancer International，今日我們採訪到了主席 Carmen Auste。在 24 號早晨的 Side Event ”Better Medicine for Children” 的會後進行訪談，因此以兒童癌症藥物的缺乏為開場主題；Mrs. Carmen 提到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在近 40 年間，藥廠只有開發出兩種新型對抗兒童癌症的藥物，其因是開發兒童癌症藥物，藥廠獲利太差(患者太少 1，導致市場不夠大、藥物的人體實驗困難等)，在無利可圖的情況下，許多兒童慢性疾病缺乏藥物可醫。雖然兒童癌症藥物成為新藥孤兒，但 Childhood Cancer International 的會員致力於提供免費兒童癌症藥物給開發中國家。Mrs. Carmen 指出，其實最效率且有執行力的方法是由政府、WHO 帶領，修正法律、增加獎勵政策，以此提升新藥的開發，但他們總是比 NGO 還晚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 2。青少年癌症也是組織關注的議題之一，很多國家(包括已開發國家芬蘭)，皆將青少年癌症的年齡定義下降至 15 歲，這反而降低了患者的生存率。因為罹癌的青少年很可能因為服用成年癌症患者的藥物量，導致 over-dosage，進一步危害生命健康；除了用量過度的問題，藥物價格也是決定存活率的因素之一。提供可支付的價格範圍內的藥物，藉以提高普及率，才能有效降低死亡率。 Mrs. Carmen 笑談，她兒子 James 的癌症還是 James 自己發現徵兆的呢！醫師在面對 James 的疼痛，只是輕描淡寫的診斷是運動傷害，但 James 了解自己的病痛與平常的擦撞傷不同；因此醫師診斷和治療的延遲、缺乏青少年和年輕患者的治療指南以及相關臨床試驗，都是目前兒童、青年癌症的困境，根據他自己的經驗，不只要提升父母的相關意識，也能透過兒童節目、或其他針對兒童的方式，使他們擁有疾病的自我認知。 “First survive, and then fight for others.” Mrs. Carmen 轉述他的兒子 James 的理念，James 也是腦癌的青少年病患，並創辦 Cancer Warriors 協會。希望以此句勉勵罹癌病患、家屬以及醫療背景學生。 1. Mrs. Carmen 提到兒童罹癌人數會因為錯誤、不成熟的診斷機制而被低估。 2. 經過許多 NGO alliance 的遊說之下，EU 在 2007 年通過 Paediatric Medicines Regulation。此條例規範所有兒童疾病藥物並承諾支援兒童癌症藥物開發。 14

歐洲台灣醫事聯盟張良子醫師專訪撰稿人：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林純如張良子醫師為歐洲台灣醫事聯盟副執行長，在德國 Pforzheim 擔任家庭醫師 (Allgemeinärzte)已有 26 年經驗。中興大學社工系畢業後，先在勞動局工作，並在 UN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實習時獲得赴德獎學金。後來在德國研究室當了兩年研究助理，並有繼續待在德國的想法，不過當時外國人士鮮少能留在德國工作、工作簽證十分困難，若以學生身份會比較容易申請到居留證，於是她決定在德國申請醫學系並選擇家醫科。考取家醫專科執照後，曾到中國短期學習中醫針灸，回德國後在南德小鎮 Pforzheim 開了一間 Praxis(診所)並有提供針灸治療。除了家醫診療以外，幾十年來張醫師也致力於爭取台灣在 WHO 的觀察員身份，以及連結在歐洲的台灣醫事人員。台灣每天約有一萬急診人次，爆量的急診人數加上內部行政調妥不當，讓醫護人員不堪負荷，最近爆發的便是林長急診醫師出走風暴。根本的問題不外乎：爭論已久的健保財政收入及分配、遲遲未能落實的家醫及轉診制度。在此不討論台灣健保問題，讀者可以自行閱讀其他更精闢的文章，值得拿來比較的是：德國與台灣 DRG 執行狀況。目前台灣的 DRG 因為反抗聲浪太大，執行到第二階段就先打住，而已全面實行 DRG 的德國其實仍有尚未解決的問題。DRG 規定一種疾病只能擁有特定數量的治療資源(醫師必須在給定的資源內治好病人，若超出保險公司只會部份支付或須由醫療院所全部吸收)，如此可以控制醫療成本及提升醫師治療成效，好處是可以防止醫院提供不必要的醫療資源，例如：將病人留在院內來申請較多健保點數; 壞處是醫師必須在規定的住院天數內或診療費用內將病人治好，多出的花費由醫院自行吸收。張醫師提到，其實 DRG 在德國實行到現在都是有問題，她的診所就有接過被趕出醫院的病人，手術傷口都還沒癒合好，但因為他住院天數已超出 DRG 給付天數，所以醫院不願意繼續收留他。另外，張醫師也非常關心台灣家醫制度及轉診制度的落實情形。街上專科診所林立小兒科、腸胃科、眼科、婦產科，民眾想去哪間就去哪間，沒有固定的家醫師而每次的就診記錄就分散在每間診所裡，半夜不舒服也沒有第一線的家醫師可聯絡，加上被台灣俗又大碗的醫療資源寵壞，就直接往醫學中心掛急診。衛福部多年前就開始推動家醫制，呼籲醫師們合作成立「醫師診斷關聯群」，除了每個病人有自己的家醫外，地區內的一群專科醫師組成互相合作的轉診關 15

係，完善分級醫療制度。但現今加入´´醫師診斷關聯群´´的診所仍不到一半，擁有固定家醫的病患只佔健保人數 20%，其中多為長者及慢性病患者。加入´´ 醫師診斷關聯群´´對醫師而言並沒有太大的誘因，雖有增加的健保點數，但需要完成的行政事務也較繁多，需要家訪問診、家醫病例登錄、提供衛教..，導致許多醫師興致缺缺。家醫未能落實造成轉診也無法落實，比起德國極高的轉診率，在台灣卻只有 5％家醫師做到轉診的責任。相比起來，德國的家醫制度比台灣落實許多。病人會找固定的家醫看診，並由家醫評估後轉診到專科醫師、地區醫院進一步治療。德國家醫也提供家訪問診，行動不便的老人家可以打電話請家醫到住處做治療。德國家醫診所每天的營業時間較短，營業時間外病患可以撥打家醫的急診電話，這也代表家醫要保持隨時 on call 狀態，近年來為了減輕家醫值班負擔，在地區醫院成立緊急家醫診療中心(不等於醫院的急診)，由地區的家醫師輪流值夜班，行動方便的病患可以直接到該處接受治療，行動不便的病患直接由值班家醫到住處治療。不過筆者隨機採訪德國人，民眾對於看似井然有序的制度仍有許多抱怨。德國醫師素質參差不齊，民眾也會一窩蜂地想看名醫，例如海德堡當地有名的皮膚診所，在暑假預約門診通常要等一個月，而且未經家醫轉診就直接找名醫，診療費用就要部分自行負擔(並非所有，例如婦產科醫師就可不經轉診)。雖然民眾可以在診療時間以外撥打家醫的緊急電話或到緊急家醫診療中心求助，但民眾普遍仍認為診所營業時間太短且與民眾上班時間重疊，就診並非十分方便。現在來淺談德國的健保。德國人民 90%參與一般健保(多保險人制)，10%參與私人保險(多為公司經營者、教師、公務員)，一般健保由聯邦政府控制健保費，現在保費約為 15%個人所得，7.5%雇主負擔 7.5%受雇者負擔，並且徵收保費的比例會依每年 GDP 做調整，參與一般保險民眾看診時大多不需支付掛號費（德國之前全面實施掛號費，但民怨如潮所以後來又取消了），除非未經家醫師轉診便掛號專科醫師，需自行負擔額外掛號費。私人保險的保費較高昂，而私保公司間也存在競爭關係以維持市場機制，其大多方案比起一般保險對公司經營者較有利，在就診方面，私保患者與一般保患者得到的醫療服務差不多，在進階的檢查或者住院病房才有略微差別。長照制度在德國是以保險方式運作，在台灣則以稅收方式(遺贈稅及菸稅)為財源，德國如同台灣有長照評估員，評估患者失能程度，共為五級。政府會依照嚴重等級核發給病患補助款，幫助病患獲得長照資源。德國有三種養老機構：重度失能者住的 Pflegeheim (如同台灣住宿型長期養老院)、輕度失能者住的 Altersheim、輕度失能或無失能者住的 Seniorheim (較像養老村，長者能自行打理生活)。台灣約有 76 萬失能者，40 萬由家人自行照顧，20 萬由外籍移工照 16

顧，另外 10 萬居住於長期療養院，台灣最大的問題就是過度倚賴外籍照護員、台籍照護員培訓及福利不完善、長照制度財源不穩，過度依賴便宜的外籍照護員會競爭掉台籍照護員的市場，雖然台灣有將近十萬人擁有居家照護員執照，卻只有 8000 人擔任居家照護員工作，原因不外乎薪水低(25k～30k，日本的照護士薪水為 7 萬元)、沒有升遷制度、職業傷害嚴重(歐美國家已禁止居家照護員在沒有輔具下，幫受服務者翻身、移位)、社會不夠尊重...。台灣在預防失能方面也尚未落實，許多輕度失能者是可以藉由輔具訓練、復健，來顯著恢復生活功能的，但許多人覺得請個外籍照護員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忽視了自主照護能力的重要。現在實行的長照制度 2.0 雖然增加預算、擴大了補助對象、新增預防失能醫療服務，但在台籍照護員的訓練上仍然未有明確政策，是否能夠順利執行也仍是未知。 Q:當初為什麼會想到德國當醫師呢？醫師說她其實本來根本沒有這個計畫。當初唸的也是與醫學不相干的社工系，甚至還在社會局工作了好幾年，後來是因為到被派到 UN 去實習，得到一個到德國學習的獎學金，學一段時間後為了要繼續留在德國，就想說一定要找個大學學位念，才好申請居留簽證。一開始上生物系，她不大有興趣，所以又等了一年重新申請，才申請上醫學系。 Q:在德國執業時，病患會因為是外籍醫師就不大信任您嗎？其實不管在台灣或在德國，要讓病人信任你，都是要耐心跟他們對話。不要一進來沒講幾句話就開始寫 Rezept(處方籤)，然後想換下一位。在台灣好好受訓的醫師能力不會比德國差，如果又說得一口好德文，病人都是視同德籍醫師一樣尊重你的。張醫師也想提醒大家，不要為了迎合病患的需求，就妥協自己的專業決定，這樣是沒有醫德的。有些病人會主動要求醫師 krankenschreiben(醫師開立的病假證明)多給幾天、或指名要吃抗生素、要求針灸治療來改善各種疾病...，這時候就不應該妥協了自己的專業判斷，不然時間一久病人就不會再尊重你的決定，大家也知道你就是「開假單可以討價還價的醫師」、「開抗生素很隨便的醫師」，自己輸掉自己的名聲。 Q:聽說中醫在德國很流行，是真的嗎？張醫師覺得中醫的針灸很流行，但是中藥草不流行。針灸一直都是一種很流行替代療法，只有領有德國醫師執照的醫師可以進階考取針灸執照，不過以前都是要病人自費，幾年前張醫師與團隊做了一連串的研究，發表論文證明針灸可以有效減輕疼痛，所以現在針灸的疼痛治療變成一般健保給付的項目之一了。在張醫師的診所也有提供此項治療，深受德國病患信任。 17

不過對於中草藥，張醫師抱持遲疑的態度，中草藥的烘乾及保存過程是否添加有害人體的化學藥劑？中草藥的副作用真的有詳盡記載了嗎？再者許多中草藥是禁止進口到德國的。張醫師認為中藥記載的功效太多、副作用記載太簡略，有些民眾覺得中藥就像食品，有多吃多補的錯誤觀念，台灣龐大洗腎人數、換肝人數的原因是否有可能是濫用中藥材導致的？中藥的用量及療效還需要更多科學證據，來說服德國民眾。 Q:聽說德國長期缺乏醫師，是真的嗎？張醫師就她的觀察而言，德國是滿缺醫師的，近年來的外國醫師也越來越多。在他開 Praxis 的小鎮 Pforzheim，越來越多要退休的家醫師找不到醫師來接手他的 Praxis ，像是張醫師自己規劃明年退休，而她的 Praxis 目前就仍找不到有意願的醫師。他翻開醫師月刊，上面刊登著許多尋找住院醫師、專科醫師的職缺，而這個情形在東德區就更加明顯了。她也曾經回台灣問台灣醫師有沒有意願到德國發展，但德國醫師薪水扣完稅後可能還比台灣醫師薪水低，人生地不熟的又要多學德文，所以沒有人想過去。 Q:請問醫師想要對台灣醫學生說什麼呢？張醫師覺得台灣醫學生應該繼續保持謙虛向學的態度，不要只關心自己而已，多想想可以為身邊的人做什麼、可以為社會做什麼。也應該主動一點去爭取更多學習的機會，這個年代已經比張醫師的年代還要多出很多可能性了，可以自由的飛到異國交換、實習，雖然台灣很小不是很強大的國家，但你有實力、有專業、又積極爭取機會，別人會一樣尊重你的。

拜會駐瑞士臺北文化經濟代表處谷瑞生大使夫婦

本次青年團 10 位成員於世界衛生大會休會期間應谷瑞生代表之約赴伯恩拜訪，谷代表針對瑞士駐處的業務以及外交工作向代表團成員們鼓勵與打氣。以下摘自駐瑞士代表團網站新聞：本處谷代表瑞生夫婦於本（2017）年 5 月 28 日下午在代表處接見前來瑞士日內瓦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活動之「台灣醫學生聯合會」學生代表，就本年我政府及民間相關組織參與 WHA 情形交換意見，會後，谷代表夫婦另以便餐招待，氣氛熱絡融洽。谷代表除鼓勵學生們專注課業外，亦對渠等積極熱心參與國際事務表示歡迎與感謝並強調我國醫療衛生技術與設備先進，對國際各項人道援助向不遺餘力，惟本年因政治因素致未能獲邀參加 WHA，學生們當時在現場，定能感同深受及理解我在遭受孤立及打壓之困境，期許未來透過醫學專業之國際學生組織、非政府組織、醫師協會組織等創造合作平台，以凝聚共識及各界力量共同推動我國際實質參與。與會學生代表熱烈發言，對於我駐外人員犠牲奉獻精神深表敬佩，尤針對創造更多國際合作平台事甚表贊同並期許明年再度相會。

【第二章】

青年團成員培訓與學術研究成果

Ebola Outbreak-WHO to blame?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吳懷玨伊波拉病毒爆發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非洲 Ebola 案例一般被視為地區性 (endemic) 傳染病，一年大約一百多個病例數，2014 年才突然爆增一萬多例，躍升至流行性 (epidemic) 傳染病，而超過預期發生率(incidence)的疾病即謂「爆發」(outbreak)。這次會爆發的原因，除了病毒本身有些變異外，還加上 Ebola 脫離原本疫區 (Uganda, Congo)。西非一直以來經濟、衛生結構很不完整，再加上和中非相比，沒有那麼多處理 Ebola 的經驗，以及後續會討論的諸多因素，才釀至此次的疫病流行。 Ebola 傳染方式大致透過接觸、體液(血、嘔吐物、精液、黏膜...etc)，在發病時才有傳染力，但也因為發病時會上吐下瀉與出血 (然而，有出血症狀的比例也不高，提高掌握病例數的難度)，其散播速度極快，而致死率之高，也造成極大的健康與經濟損失。 2014 年三月，Guinea 59 人死於 ebola，之後迅速傳到 Liberia，五月時 WHO 確認 Sierra Leone 為疫區，七月傳至 Nigeria，到八月，WHO 才發佈全球公共衛生警報，宣佈 Ebola 為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PHEIC) 。月底時，無國界醫師組織(MSF)指責 WHO 對 Ebola 的態度「不負責任」、「緩慢得可笑」。九時時歐巴馬承諾美國派遣 3,000 人的軍隊至西非協助、之後西方國家零星出現境內感染者，海關加強防疫。直到 2015 年底，疫情才大致停歇。陳馮富珍在當時聲稱：「我並沒有接受到爆發進展的全面資訊。」 (“I was not fully informed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outbreak.” - WHO Director-General Margaret Chan) 為何 WHO Director-General 會表示自己沒被告知 Ebola 疫情完整的進展，這到底是推諉之詞？還是 WHO 的訊息真的那麼不流通？陳馮總幹事表示在爆發三個月後才接受到地方團隊資源匱乏的通知。當地的醫護人員因為簽證問題無法受僱。而約聘人員也拒絕工作，因為他們害怕自己不會拿到薪水。世界衛生組織內部的官僚體系讓五十萬美元支援疾病控制的開支備受延遲。基本的疾病控制措施，像是隔離病房，甚至在一些疫區不見蹤影。

有篇彭博的文章提到 “Amid the cutbacks(WHO 預算被砍)，機關的疾病反應系統損失了一千多位工作人員，而將近一半在非洲地區工作。這對防疫工作可能造成什麼樣的影響？而集中在非洲地區，又是否有其他政治因素呢？值得深究。

淺談 WHO 政策-從健保來看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吳懷玨 WHO 將健保列入發展目標是個價值的轉變，畢竟它帶有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很多國家都沒有辦法達到全民健保 (照定義是要 90%以上的人民被照顧到)，194 個國家中只有 58 個國家做到，連美國都沒有辦法。有沒有實施全民健保和國家人民的健康水平沒有直接相關，迦納、盧安達、巴西、肯亞都有全民健保，G20 裡面美國沒有，俄羅斯也沒有。除了全民健保外，其實有很多有效的公衛策略是可以採用的：補充水份、哺乳、施打疫苗等，都被有效證明可以降低新生兒的死亡率。然而，這種針對單一疾病/生理狀況的方針是有缺點的：2000 年 HIV 橫掃非洲，死亡率再度劇增。也因此，我們了解除了目的單純的公衛策略外，還要佐以全方面的醫藥設施與人力配置。由此可知，UNC 應該是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它的重點除了著眼財務以確保可行，還希望透過醫療服務供給的普及，讓所有人可以享有必要醫療 (essential medicine)，也不會因此陷入貧困。台灣健保的實施目的其實也可以同理一言以蔽之：不讓人民因病而貧，因貧而病。醫療是個非常昂貴的東西，cost-down 的方法百百款，但也會面臨品質的折損。中國曾經在毛澤東時期實施了赤腳醫生計劃，當時廣受 WHO 等衛生組織好評，因為它同時達成了三件事：低成本、高效率、分佈廣。當然這些醫生的訓練與現今醫生不可同日而語，從毛的話可以看出他對赤腳醫生的醫療水平要求：「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麼多書。華陀讀的是幾年制？明朝的李時珍醫學教育不用這麼多年...，主要要在實踐中學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中，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或巫醫要好，而且農村也養的起。」（1965）這的確減少了中國當年「缺醫少藥」的狀況，在計劃因為人民公社解體後停止，還是有不少老百姓緬懷此政策。很簡單，市場化的醫療之下，很多人反而因此得不到醫療。針對死亡率高、公衛環境不佳的地區，是否可以採用類似的模式？當然赤腳醫生的實施有上山下鄉的時代背景在，但我們是否可以利用大量「醫護未滿，平民以上」*的醫事服務人員來達成目標，這大概是很可以考慮的。而這是否會打破醫學知識擁有者對於社會資源的壟斷，我個人還是有點懷疑。畢竟以傅柯的觀點來看：「一旦涉及對疾病、醫療經驗和醫生對社會結構進行分配，就會要求確定醫學的政治地位、建構國家層次的醫學意識。」醫學本身或許不會被大幅更動，但醫生這個階層應該是會的。 25

對世衛這種國際組織來說，不像 Neorealists 所述一般被動接受會員國指示，亦不像 Contructivist 所述一般遂行其意志，面對與該組織秘書長、行政人員相衝突的決議時，他們是如何巧妙地避開、扭轉、忽略這些決策。即使現行社會以資本主義為主流，從上述 WHO 在全民健保上採取的立場可以看出其決策受到高度專業化之影響。 WHO 之所以有別於 UN 與其他組織，源於其高度專業化的組成成份：公衛學者、醫師、醫療相關人員，他們的專業使他們擁有共通的 ethos (這個字有點難翻，在這邊很像是專業倫理)。也因此，這些組成份子會以人的健康、性命為重，而與其相衝突的決策，則容易被否決與阻擋。

對 WHO 在資料處理上的批判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吳懷玨官僚作風一直是世界衛生組織面臨的指控，然而，很少人關注到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數據也有其問題。世衛組織和其他國際政府組織並沒有一統的統計方法，以致結果不同。舉例來說，根據世界銀行的人口、衛生和營養部門，剛果 1980 年到 1985 年的平均餘命是 60.5 歲。而聯合國人口司轄下的估計與預測部門則表示是 44 歲。以納米比亞來說，差異是 12.2 歲；南非的差異則是 10 歲。然而，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針對 1980 年兒童死亡率的報告結果，前者 3000 萬人(用死因統計)，後者不及 2000 萬(用個數統計)，相差 1000 萬名兒童死亡數。而資料登錄的漏洞也造成不少問題。工程師所說的「GIGO」，正是此事一言以蔽之的最好形容。使用的死因記錄沒有醫學意義或者過於廣泛而沒有價值，沒有人真正死於「衰老」，卻時常列為官方死因；腦部創傷也太過模糊，到底是車禍還是跌倒也不清楚。不同單位產生的數據也有所落差：1999 年時，聯合國人口部、聯合國統計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世衛組織，對於尚比亞兒童死亡率分別做出四種不同的估計。資料錯誤倒還好，但使用錯誤的資料卻是個大問題。決策者根據片段及矛盾的資訊來做出決策和分配資源，而大多數資訊充其量只是猜測而已。將想要解決的衛生問題，然後比較世界各地人們實際發生的衛生問題，會發現有著「10/90」的差距：開發中國家的人們承受著世上超過九成的衛生問題。然而，那些問題所得到的衛生相關研究投資還不到一成。全球可預防死亡人數的 93% 發生在開發中國家。然而，1986 年全球 300 億美元的投資中，只有 5%，或者是說 16 億美元。用於開發中國家的衛生問題。以結核病來說，利用管理良好的化療計劃來治療所有結核病新病例的總增加成本，每年不到 7 億美元。然而，不去治療結核病反而會在這個十年結束前讓美國人損失 41 億美元。除了國際間的分配不均，國內不同疾病的分配也有不公之處。開發中國家的非傳染性疾病占他們疾病負擔的 48%，但這類疾病卻只占衛生援助費用的 1.2%。世上有關瘧疾或結核病或者任何特定疾病與問題的專門知識多到不可思議，可以卻沒有人後退一步說：「整體情況是如何？」如果沒有掌握大遠景，團體迷思很容易就會專注在幾件事情上面，便可能遺漏真正重要的事。（整理自《全球生死大數據》） 27

論參與 WHA 對各方角色的影響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宋佳諺現狀坦白而言，作者我可以大膽論斷，各國不到 50%的人有在持續追蹤全球醫藥衛生相關的議題，而 99%的台灣人根本不在意跨越國境之外到底正在發生什麼。遑論一般民眾，有多數的醫藥衛生相關領域的工作者，對於公共衛生此一命題是無視或嗤之以鼻面對。可憐可惜可惡... WHA 是什麼?---一個大大的伸展台簡而言之，WHA(World Health Assembly)是一年一度全球最高級的醫藥衛生會議，來自全球 195 位會員、合作機構及非政府組織列席參與，討論、研擬議題與其解決方針或指導大綱。時程表上所列的議題，是由一年兩度的 EBM 經過對於全球的重要性和代表性的指標判斷遴選而出。 WHA 對於 WHO 的意義---展現對於 WHO 的意義，或許能夠分為兩方面檢視，其一是整體組織，其二是個計劃或各部門。對於世界衛生組織整體而言，這一年一度的盛事能夠建立一個平台，使全球和平相處或有矛盾摩擦的各個相關角色參與，去討論並去解決正在發生或未來會發生的問題，達成組織成立的初衷與維持聯合國體系一個重要部件的正常運作；除此之外，增加存在感以招募更多的資金和支持也是重中之重。對於單獨的部門或計劃而言，增加關注度絕對是首要任務，透過發表成果與宣揚理念及行動，他們試圖引起各國的關注並且說服他們自己正在執行的業務內容對於全球是不可或缺的。吸引更多的資金挹注 WHO 不只能夠為行動募得能量，更能增加自身在整體組織的話語分量。 WHA 對於政府們的意義---聚會對於政府的意義，也同樣要分成兩大種類做檢視，其一是所有政府組織概論，其二是台灣。每年在瑞士日內瓦齊聚全球的菁英們與領導人物，可悲可嘆的是大部分的問題或許有得到改善但仍然存在。究竟是為什麼呢?為何集中全球的力量卻還不能順利解決任一小小的議題?就如戰爭是政治的延伸，WHA 就是政治。不可否認，不可否認有部分政府非常積極的參與個議題探討和解決方針的推行，但我們必須要以最大的惡意去提出另一種可能性。他們是否是將自身國內的問題外部成本化，利用全球的資源?他們是否透過相關資金的挹注或議題解決完成度來展示自身國力，並藉計畫或宣言對其他客體施加影響?細看政府官員，更重要的任務除了達成國內上級的期許，更急迫的是建立跨國的人脈關係網絡並尋覓合作機會，附帶的提升自身在大體系下的地位。 28

參與 WHA、加入 WHO 對於台灣來說真的很重要嗎?即使當年被封鎖、沒有 WHO 的第一手資料，我們不也妥善處理 SARS，應對及時?對於台灣整體的意義分為兩層面進行詮釋，基於人道的理念，當大規模傳染疾病爆發時能夠獲得更多資源及資訊，能夠減少生命財產與經濟的損失；另一方面是戰略層面的意義，加入 WHO 代表的是被納入聯合國體系，在某種程度而言是台灣主權的體現。然而，不憚以最大惡意論之，對於台灣官員們來說，參與 WHA 除了拓展自身人脈、假借公帑旅遊，最主要的任務是向國內表示:「你看!我們真的有在工作喔~~」。台灣民眾甘願被欺瞞，也不能怨天尤人，只能怪自己蠢! WHA 對於研究機構或非政府組織的意義---發聲研究機構或非政府組織時常要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組織的存續。因為某種理念而成立繼而採取行動，存續換句話說就是資源的獲得。WHA 是一個展現自身的良好機會，能夠進行成果發表、主持周邊會議、會議中言論呼籲，甚至是接觸到許許多多平常無法觸及的政府方或是產業。這是一個聯合、聯絡感情、交換的時機。 WHA 對於產界的意義---偽裝對於產業界而言，出席高層級全球醫藥衛生會議，不僅能夠接觸能夠給予幫助的人，更能夠藉此洗白，塑造正面的形象扭轉一般民眾對於產業界的既有印象。

Addressing the global shortage of, and access to, medicines and vaccines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李俊康這個議題對要達成永續發展目標(SDG) 3.8 ，universal coverage of health 至關重要，要讓所以有人能有安全、有效、有品質且可負擔的基本醫藥。在 2016，聯合國針對醫藥的可近性開了高峰會，來對合理的發明者權利、國際人權法律、貿易公約、公共衛生之間政策的不協調提供建議及解方，結論要求 WHO 與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世界貿易組織(WTO)有更密切的合作、協調。想要達成如此的目標，就要有全面性的視野來著手處理，從需求導向的研發、製造端的品管及控管劣藥和偽藥、公共衛生導向的智慧財產及貿易政策、定價及給付的政策、整合性有效率的採購供給、適當的處方及使用，透過整個過程的監督，確保藥品的品質、安全、效用。而先前從來沒有對短缺(shortage)有明確的操作型定義，所以難以做出相應的研究，並依此訂出政策，WHO 的作法是請會員國各自遞交國內的定義。從供給端來看，現有的定義或指標大多是各國的藥品管理機關所自行訂出，所以國與國間的差異很大，多是用來偵測國內的藥品總量是否可能出現短缺，若出現警訊，則迅速找到其他適當的供貨或者是替代藥品來補缺。從需求端來看，現有的定義大多跟採購和供給鏈的管理相關，可以從零售端的缺貨到無法滿足個體病患的需求。而缺貨(stock out)的定義通常會有時間性，但是這樣操作性的定義單位只有用小時或天數來計，沒辦法考慮到病患因為無法即時用藥產生的後果。統合後，WHO 對短缺的草案定義如下：從供給端來看，短缺(shortage)發生在藥品、健康產品或疫苗不能滿足公共衛生或病患需求時，且此定義只限於已經被認證且上市的產品。從需求端來看，短缺(shortage)發生在任何時間點當需求超過供給時而最終造成缺貨(stock out)，當貨品不能「及時」的滿足病患的臨床需求時(有時間性的概念)。然而這樣的定義，仍要避免非預期的結果發生，例如：因為囤貨或市價格增 30

加，在大規模的層級下，造成瞬間的假性短缺現象。此外，在基層的供給端，缺貨是件敏感的事，基層的醫療人員可能因為缺貨而被輿論譴責，所以選擇不回報缺貨的發生。希望在明確定義產出後，能夠幫助各國更有效解決缺藥的問題。

Outcome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utrition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李俊康在 2014，食物農業組織(FAO)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共同舉辦了第二屆國際營養會議(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utrition,ICN2)，發表了羅馬營養宣言，並組織了相應的行動架構，這項宣言與聯合國 2030 的永續發展目標的第二點─終結饑荒、確保食物安全、增進營養、推展永續農業是相一致的，聯合國也相應的做出「十年營養行動」(Decade of Action on Nutrition)，指派由 FAO 及 WHO 領導，並與世界糧食計劃署(WFP)、國際農業發展基金(IFAD)、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共同合作。目前的初步成果分別由六個方面呈現：永續的糧食系統提供健康飲食 102 國採取食鹽加碘、42 國在油中加維生素 A、至少 10 國採取減少食物中反式脂肪的措施、51 國有減少向兒童銷售非酒精性飲料的政策、30 國用財政政策來提供改變民眾食物選擇的誘因均衡的健康系統提供全面的營養覆蓋對育齡婦女的鐵及葉酸的補充(111 國)、對小於五歲的兒童提供維生素Ａ(71 國)、鐵(37 國)、鋅(33 國)的補充、與 HIV/AIDS(71 國)、肺結核(57 國)的計畫整合營養教育學校中的健康營養教育(89 國)，116 國有飲食指南也有許多國實施營養標示，但只有 25 國有食品包裝外的營養標示貿易及投資以增進營養 WHO 鼓勵使用 SPS(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委員會的國際食物安全標準。另外，有些國家會對高油、高糖、高鹽的食物限制進口或加上關稅，但挑戰的是同時要遵守國際貿易公約對所有年齡層的營養條件提供安全、支持性的環境 114 國建議在嬰兒 6 個月大前單用母乳哺育，85 國建議婦女持續哺育母乳直到幼兒 2 歲，但是只有 11%的嬰兒是處在「嬰兒友善」的環境。135 國有針對行銷母乳替代品的國際行動準則(International Code of Marketing of Breast-milk Substitutes)的相應法律制定，但只有 39 國的做法包含了大部分的願景。167 國中的 77 國有保證 14 周的育嬰假還至少可以領到本薪三分之二的規定。

而反觀台灣，勞基法規定產假八星期(分娩前後,含例假日)；懷孕三個月以上流產者則四星期。受僱六個月以上者給薪 100%；未滿六個月者給薪 50%。育嬰假最多 6 個月給薪 60%。另一方面，工作處(46 國)、醫院(32 國)、學校(97 國)有相應的政策或行動計畫要建立健康的食物環境，但只有 40 國有明確的學校中可提供的食物及飲料準則，只有 23 國有青少年體重過輕及貧血的相應措施。加強營養的管理 146 國有至少一種跨部門的協調機制，這些機制中，115 個是由衛生部門主導， 27 個是由農業部門主導，36 個是由行政首長或總統主導。51 國的機制有納入私部門，以防範利益衝突的發生。總結而言，ICN2 的承諾已經被執行，雖然目標都還沒有達成，但已經有出現一些相應的進展，聯合國的十年營養行動計畫是加速這些進展的契機。

WHO 受到的挑戰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林純如新任 DG 選出這次選舉一如以往地暗藏著政治角力，尤其非洲國家希望由出身非洲的候選人勝選，而最後也由衣索比亞現任外交部長(前任衛生部長)Dr. Tedros 順利勝選 DG 一職。另外兩位候選人分別為：聯合國 SDG 顧問英籍 Dr. Nabarro、巴基斯坦前任聯邦部長 Dr. Nishta。其實三人的政見並無太大出入，都承諾將 WHO 透明化且效率化、爭取財政上的主導權、加強緊急反應機制、降低藥價及疫苗價錢，卻也都擔憂美國川普政府的抽資、對何項計畫將被砍經費模糊其詞。新任 DG 以 Dr. Tedros 以成功降低衣索比亞 50%傳染病盛行率、訓練 40,000 名女性醫療照護者、處理 Global Fund 財務危機聞名。不過，新任 DG 才剛上任就有許多棘手問題等著他。經費問題自 1948 成立~1990 年，WHO 經費來源都是以 Assesed Contribution (每個會員國的會費,AC）為主要，而 Voluntary Contribution （會員國或國際組織的自願捐款,VC）為輔。WHO 可以自由地分配 AC 在所有計畫經費的比重，但 VC 常常受限於資助方的意願，只有資助方有興趣的計畫被資助而已。VC 中較大的資方為美國、英國、挪威、國際扶輪社、比爾蓋茲基金會...，普遍而言他們希望資金偏重於糖尿病、精神疾病而非小兒麻痺根除上。在 1970～1990 年間，VC 逐年超越 AC，至今 VC 更是佔了 70%、AC 佔只剩 30%，這顯示出 WHO 在經費分配上漸漸失去主導權，無法隨其所欲地運用款項。一如外界所知，WHO 沒有制裁力，財力也很薄弱，一年的總經費只有紐約 Presbyterian 醫院的一半，但近年來預算仍然逐年升高，甚至在 2008 年出現財政赤字。當時 WHO 官員也被批評奢扯浪費，出差費用就佔了兩億，相當於花費在愛滋病、肝炎、瘧疾、肺癌計畫加總的金額。為了減少赤字，2010 年 WHO 大動作砍減預算及人員，其中緊急反應機制方面的預算就被減少了 20%，這當然也被外界指責 WHO 未能對伊波拉病毒做出快速反應的原因，除了盛傳的日內瓦總部與非洲分部的內鬨外，另一個原因就是這一波大砍預算所直接導致的傷害。

在 70th WHA，各會員國最後同意在 2018-2019 兩年間，增加 3%的 AC 以彌補 WHO 財政缺口。不過這與前任 DG 期待的 10%及新任 DG 期待的 50% 相比，是很大的差距。中立問題傳聞有藥廠提出條件交換，如果 WHO 讓他們維持高額的專利權費用，藥廠願意提供免費的藥物給開發中國家。食物製造商也遊說 WHO，多報導他們研發健康嬰兒食品的資訊，少報導嬰兒食品對於母乳的不鼓勵以及零食導致糖尿病的早發資訊。這些遊說事件的風風雨雨，讓 WHO 中立性一度受到懷疑。能力問題伊波拉病毒及茲卡病毒的迅速蔓延，使外界對於 WHO 的處理能力提出嚴重質疑，這些疫情，最後還是得靠無國界醫師等的組織緊急支援。而 WHO 身為世衛領頭羊的角色也輩受挑戰，有需多新興組織也漸漸取代 WHO 的工作，例如：兒童用疫苗的普及現在漸漸由美國的 Children Vaccine Organization 主導、世界三大流行病(愛滋病、肺結核、瘧疾)由 The Global Fund 主導，甚至該組織每年的經費是 WHO 的兩倍、Gates Foundation 主導著非洲瘧疾及小兒麻痺的根除。 WHO 內部也承認仍有許多挑戰尚未解決，如：受到協助國家的優先順序、執行的效率改善、與國際藥物法規協會(ICH)的協調、提高基因治療藥物的接受度 …。 WHO 應對及外界期許整篇文都在闡述 WHO 的困境，仍然要一提 WHO 近年來對世界衛生的重要貢獻，像是對於非洲疫苗短缺的警告、 C 肝疫苗價錢壓制、非洲區黃熱病的擴散、美洲區麻疹的根除、歐洲區瘧疾的根除、東南亞新生兒破傷風的大幅降低、南蘇丹及奈及利雅的人權救援、各國禁菸入法的推動...。其實 WHO 在近年也警覺到挑戰而提出改革計畫，主要針對於該組織在世界衛生的角色重新思考與緊急反應機制的大動作改革，包含是否將部分計畫交給更專業的組織接手、是否以扮演協調各國政府與組織合作關係的角色為主、緊急置用金的設立及救援機制改善...。 WHO 目前仍被公認為最代表性的國際衛生組織，承擔著全球人民健康的責任，我們期待新任 DG 讓 WHO 有新氣象，重掌世界衛生領頭的角色。 35

Migrant Health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林會筑前言《世界衛生組織憲章》序言二：「享受最高可達到的健康標準是基本人權之一，沒有種族、信仰、政治信念、經濟或社會狀況的差異。」我們關注第三世界國家的公共衛生、人民健康福祉，是因為我們認可普世人權價值。但因為全球化的人口流動，讓 Ebola 不再只停留在非洲，病毒隨著人類遷移，最後出現在自家門口；自全球化浪潮推倒各國疆界之後，健康、衛生已經不再只是基本人權，而晉升成後冷戰世界新安全議程的一部分。因此在重新定義了安全的概念之後，各國想要維持自身的衛生與安全不再只是自掃門前雪，全球衛生變得極為關鍵。概述了衛生的觀念轉變後，我們將細談主題：難民健康。自 2010 阿拉伯之春、2011 敘利亞內戰以來，我們正面臨二戰後最大的難民危機。人口流動規模空前。絕大多數移民自願離開原籍國尋求更好的經濟、社會和教育機會以及更好的環境。截至 2016 年底，全球估計有超過 2250 萬難民（敘利亞難民占了其中的 24%）

難民面臨的健康問題大量民眾流離失所，現已形成一種全球危機，而這種危機並不只存在於難民的健康本身、更會影響收容國國民。目前的證據顯示，在傳染病方面，人口遷移的影響因素低，因為傳染病主要來自於惡劣的生活環境，包括沒有安全的水源、衛生條件不好(意即，在難民營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因此新到的難民最常見的健康問題包括：意外傷害(受到本國的戰亂影響) 燒傷非傳染性疾病(源自於缺乏藥物、營養障礙、酗酒和遭受暴力、衛生服務的中斷) ex 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高血壓精神疾病 ex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也可能來自於自我認同障礙、社會的不信任與文化差異女性難民常會面臨：性衛生和生殖衛生以及暴力方面的問題。而孩童難民常經會面臨社會心理障礙，尤其是北非的童軍的精神健康，這也是近幾年 NGO 及世衛組織關注的部分。解決健康問題的障礙精神疾病的就醫障礙羞恥感語言困難：醫師難以進行精準的精神檢查難民們沒有餘力解決溫飽以外的事應對非傳染病的關鍵障礙無法獲得醫療服務流離失所導致了對慢性疾病持續治療的中斷

世界衛生組織的行動呼籲國際社會，消除造成難民流動的根源(ex 調停敘利亞的衝突) 保障難民的遷徒安全 ex 在過境國、收容國建立難民醫療照護的系統，且不考慮其居留是否具有合法性在難民進入庇護國之後給予適當的支持 ex 包括降低本國人民仇外心理、減少歧視世衛組織不建議在難民到達時，進行分類和強制性的疾病篩查(obligatory screening for disease) ，但可以進行一般性的體檢，確認他們已存在的衛生問題，並做出適當的診斷和治療。世衛組織強調，體檢的檢查結果不可作為遣返難民的理由。與會員國密切合作，準備在 2018 年通過（Global Compact on ResponsibilitySharing for Refugees 難民問題全球契約）時，可以充分處理衛生方面的問題國際責任分配不均在 70 屆的 WHA 大會上，討論 13.7 的議程時，約旦與黎巴嫩提到了難民負擔過重，並呼籲國際資金援助。由於各國缺乏政治意願和資金承諾，此兩國向國際社會的募款都達不到資金需求的一半，但接收的難民數都超過總人口數的四分之一。 <黎巴嫩在土耳其、巴基斯坦之後，成為第三多的難民接收國>

在非營利組織 Oxfam International，發布的 2016《公平份額報告》（Fair Share Analysis）中，按各富裕國的經濟實力通過統一標凖（例如一國人口規模、就業率、國民生產總值和難民申請人數）來分配，計算出各國可承擔的援助金額及 38

安置難民的配額

依據各國所提供的資金援助及安置難民的分配責任，約旦所花的金額已超出其應負責份額的 50 倍以上。在庇護難民這個整體責任中，超出基準 12 倍以上。解決分配不均的問題。有待國際社會建立一個公平且有效率的難民安置分配機制。但可惜的是，在過往的議程中，包括 2016 年 9 月各國共識的「紐約宣言」，皆沒有訂出相應的監督機制，以確保各國承擔起此一國際責任。

結語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緊迫、數量也最大的難民危機，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說：「這不僅是一場數字危機，也是團結和聲援方面的危機。」為了實現移徙、難民和發展方面的 SDG (可持續發展目標)，原籍國、過境國和目的地國必須遵照第 70 屆 WHA 會議上討論的《促進難民和移民健康的優先事項和指導原則框架草案》開展合作，包括重視發展、關注難民健康與尊嚴；以解決這項人權挑戰。

參考資料： UNHCR： http://www.unhcr.org/figures-at-a-glance.html Bartsch, D (2004), ‘Microfinance and refugees’ Forced Migration Review 20,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seeds of success?’, Oxford, 2004. 《世界衛生組織》 StevenP. Wallace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and Health Care Reform’’ Syria Crisis Fair Share Analysis 2016：https://www.oxfam.org/en/research/syriacrisis-fair-share-analysis-2016

淺談 WHO 與私部門的關係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林會筑與私部門的夥伴關係在第五屆的世衛組織總幹事 Gro Harlem Brundtland 女士，意識到世衛組織必須與外部相關組織(包括 NGO、其他聯合國機構，以及私部門)維持良好且具有建設性的合作關係之後，外部關係與 WHO 決策機構〈the cluster on External Relations and Governing Bodies〉部門隨之成立；私部門除了提供實際的財力支持之外，也開始參與各種 WHO 計畫。比如：因應發展中國家，公部門的平均供藥量是 34.9%，因此世衛與製藥商合作，向這些國家提供負擔的起的基本藥物製藥廠受邀為煙草控制框架公約（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FCTC〉出力，並研發尼古丁替代療法私部門的不當影響力 WHO 致力於與各大公、私部門建立合夥關係，但這種合作是否會使其指導方針受到影響，值得我們深思。世界衛生組織雖然極力堅守中立性，卻仍然無法阻擋相關的利益部門的不當影響。例如：2002 年 WHO 頒佈必要藥物(essential drugs)清單時，表列所有藥物都被質疑圖利特定藥商。Anita Hardon 這麼敘述：「在抗瘧疾藥物的發展與差別定價上，WHO 一直被批評過度依賴與諾華藥廠的協議。」

世衛組織回應 2003 年，世衛組織通過全球衛生政策證據行動規劃（Global Programme on Evidence for Health Policy〉，力求在世衛組織與私營部門合作時，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確保其制定政策和指南的工作不受產業影響。依據世衛組織的政策，若是企業與其資助的專案結果有直接的商業利益，則世衛組織不得從這些企業尋求或接受資金；同時，負責制定規範、標準的世衛組織諮詢小組中的專家，必須對自己的工作領域進行利益回避，意即他對商業實體，沒有構成任何的實質、潛在、或顯著的利益衝突。

私部門與世衛組織的博弈 (一)煙草篇 2003 年 WHO 頒佈的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內容包含煙草製品成分管制、禁止煙草廣告、提高香煙售價和稅收、印製健康警示標籤等)，是全球第一個公共衛生條約，也是史上最快獲得成員國批准的國際條約。反對方：以最大煙草製造公司 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 Inc 為首的煙草商，認為健康警語應為消費者提供資訊，這些警語不應只是誹謗、指責和嚇唬決定吸煙的成年人。使用圖片警語不會增加公眾對於吸煙風險的認識，因為吸煙者和非吸煙者都已經很清楚此類風險。支持方：WHO 無煙計畫、公衛倡議團體、NGO 建立起合作聯盟，至今已有 180 國締結公約。 (二)母乳替代品篇 1970 年代，發生了雀巢奶粉風波：奶粉在發展中國家獲得極大的利潤，卻造成意想不到的情形，奶粉導致了嬰兒死亡率上升。Derrick Jellife 將這種情況稱之為「嬰兒餵養革命」。 1981 年 WHA 通過《國際母乳替代品銷售守則》，監管母乳代用品銷售的建議，旨在阻止母乳代用品的侵略性和不當銷售行為。 2016 年 3 月美國乳製品及食品貿易團體指控《國際母乳替代品銷售守則》造成貿易限制及違反國際協議，例如-：WHO 之建議中規定販賣母乳替代品或其他幼兒食品的公司，不得對兩種產品使用相同的包裝。產業團體認為，此「交叉促銷（cross-promotion）」禁令將限制公司使用其商標的權利。兩方皆仍在磋商中，並且有很大的討論空間。論健康衛生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 WHO 總體經濟與衛生委員會(commission on macroeconomics and health)在 2000 年 1 月設立，提出了「投資衛生領域，促進經濟發展」的新思維，並引用資料指出：擴大政府的衛生干預、投資健康資本，雖然支出龐大，但可成倍的減少疾病、並提升經濟。據統計：在低收入國家增加干預的額外費用總額約為每年 660 億美元(其中約半數來自捐助國)，預期結果是每年可以挽救 800 萬人口的生命，且在 2015-2020 年間，每年將創造超過 3600 億美元的經濟效益(約莫是 6 倍的回報)。畢竟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延長壽命也就間接提升了生產力。如果說解決地方衛生問題，可以刺激經濟發展、減少醫療成本的浪費的話，那能不能等同于，投資健康與全球衛生，是一項賺錢的事業? 健康投資才是帶動一國經濟成長的動力引擎，在這項事業中，以利益導向的私部門，逐漸佔有一席之地。但反過頭來想，若是將全球衛生與經濟視為一體兩面；私部門的加入，可以將基金挹注衛生組織，的確可以解決部分財政問題。但若健康成為賠錢事 42

業，那麼沒有強制執行力的私部門，是否將抽身離開? 世界衛生組織與利益部門的合作，是要建立在”互利”上，抑或可以提升到” 為了全人類更大的福祉”，我們可以更深思。

參考資料： WHA A55/5 13.1 整理自：Lee, Kelley (2009).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Global institutions series.; Abingdon, Oxon ; New York, N.Y.: Routledge) p.157、160 Siddiqi, Javed (1995). World health and world politics :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UN system. (London: Hurst) Mother Jones: Is the Junk Food Industry Buying WHO? 1 November 2012. Reuters: Special Report: Food, beverage industry pays for seat at health-policy table, 19 October 2012. 世界衛生組織（吳易叡）經貿法訊第 195 期（2016.5.10）

《煙草控制框架公約》與其經濟相關性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林會筑簡介 2003 年於日內瓦簽署，包括歐盟在內的 168 國家簽署該項法案，成為 WHO 史上最多國家簽署的案子之一。其內容包括重申人們享有最高的健康標準(highest standard of health)以及要求簽署國提出減產菸草的方案以及減少簽署國內的煙草需求量。解決方法用 price and tax 來達到減少市場需求非 price and tax 方法，如：減少菸草在市場上的曝光管控市售香菸的內涵物(ex 不要太毒、太傷害呼吸系統) 教育宣導，提高民眾意識香菸的包裝規範(如會傷肺等等) 減少非法菸草交易加強執行未成年人禁止購買香菸支持可行的香菸替代品 FCTC 產生的經濟效應第五屆 WHO 總幹事 Gro Harlem Brundtland 曾說：「控制煙草的理由是健康，而不是經濟論點，但卻往往以經濟論點來阻擋煙草控制政策。」 Framework convention of tobacco control(FCTC) 之所有在經濟影響層面的合理性，多由世界銀行的數據背書。為了要減少菸草製造商，菸草生產商以及販賣商對於 FCTC 對經濟影響的疑慮，世界銀行出版了 Curbing the Epidemic: Governments and the Economics of Tobacco Control (CTE)，並藉此申明菸草管控並不會造成經濟影響(除了高度依賴菸草製造的國家以外)。但有學者認為這完全忽視了煙草商提出對管控所產生的經濟影響之疑慮。在 FCTC 成行之前就已經有許多菸草商透過各種方式來阻擋法案的通過，包括派員成員 WHO lawmaker, 遊說各國代表等等。由於菸草對健康的影響無法被忽視，多數菸草商緊咬經濟議題不放。包括：由於需求減少和非法活動增加導致稅務收入降低；減少生產、種植和零售部門的就業機會；提高價格致使吸煙者陷入貧困。 44

菸草商也使用 International Tobacco Growers' Association (ITGA) 的關係來影響公共輿論，甚至聘請 non world bank economist 來做出他們自己的數據分析(對經濟影響的)。由菸草商供應資金的 ITGA 也在各地有多場演說，闡述世界銀行的數據是如何低估了菸草管控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影響。但這些動作並沒有成功阻擋 FCTC 法案的推行。 FCTC 有申明過，菸草管控無可避免地會影響種植菸草的農民的生計，因此法案 *註 1 中，他們鼓勵簽署國協助農民，轉換跑道或協助轉種植其他作物以及協助小盤商人(individual seller)。而簽署國也應該增強該國基礎建設，讓 farmer 以及小盤商人能更容易的觸及到更多不同人，使得他們在轉植其他作物後，能有機會順利賣出，如此才能確保他們不再重操舊業(a.k.a 菸草)。因此，FCTC 只對相關就業產生輕微影響，在大多數的國家不會造成淨失業人口上升。

*註 1：第十七條內容：Article 17 of 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states: "Parties shall, in cooperation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competent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promote, as appropriate, economically viable alternatives for tobacco workers, growers and, as the case may be, individual sellers

參考資料： Support for WHO's Tobacco Free Initiative (2003)

Climate Change and Health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許承越氣候變遷不斷地在惡化中，而呼籲人們正視問題、採取行動的方式有許多種有時候。或許「Climate Change」與「Health」兩者乍看之下沒有什麼關聯，然而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健康問題，每一個人都可能會遇到，因此在做氣候變遷相關的宣傳與論述時，「衛生健康」便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切入點。依據聯合國人類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中，處理氣候變遷問題被明確列出在第 13 項(Take Climate Action)，然而氣候變遷是一個非常廣的議題，相關的項目包羅萬象，因此其他 16 項 SDG，幾乎都與氣候變遷議題有相對應的部分。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Assembly)曾經估計，在 2030 到 2050 年間，全球每年都會多出約 25 萬起因為氣候變遷導致的死亡(飢荒、營養不良、腹瀉、熱浪等)。今天我們已經看見了許多極端氣候導致的後果了，而很不幸地許多國家的醫療系統中，無論是人力、財力、或是物力，都無力負荷如此的突發狀況。每年夏天各地的熱浪變得越來越炎熱而頻繁、2015 年印度新德里地區的熱浪光是兩個禮拜內就有 1500 人死亡，而且這樣的極端氣候只會越來越多。泰國這幾年來每到雨季時都豪雨成災、嚴重影響偏遠地區人民的生計、甚至造成社會的暫時停擺。酷寒的冷氣團更密集地強襲中高緯度國家，誘發更多心血管疾病的惡化。馬爾地夫、斐濟等熱帶低海拔小島國家更遭遇著前所未見的危機：國土隨著海平面的上升而逐漸淹沒，如果冰川溶化現象沒有改善，那麼這些島國的人民變會被迫成為氣候難民(Climate Refugee)，離開他們的家園。我們常常只看到氣候變遷所導致的各種疾病，而忽略了當氣候惡化下去，許多被迫成為氣候難民的人，除了要面臨各種身體上的疾病時以及難民營裡極易得到傳染疾病的環境外，他們的心靈健康(Mental Health)也會受到巨大的影響，更不用提收容氣候難民背後所需要的政治協商、社會經濟衝擊等等。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與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在共同編寫的「Atlas of Climate Change and Health」提到的人類社會所會面臨的問題，在此整理出三個重點：傳染疾病在流行病學上的改變與惡化：因為氣溫上升與降雨型態改變，許多原本只局限於低緯度-熱帶地區的疾病逐漸地往緯度較高的地方擴散，傳播速度也會受限在高速發展的全球化經貿型態所影響。 46

更為頻繁的極端氣候所帶來的衝擊：例如水災與旱災的影響，對於自然環境條件都較為脆弱的發展中國家更為嚴峻，極易對於社經環境造成惡性循環。而原本已經無力的醫療系統更沒辦法處理突發狀況。 (例如：農業產值不高→乾旱惡化→農業產值變得更低落→無法供養當地的人口 →經濟發展停滯→治安惡化等等)。順帶一提，當討論瘧疾等蚊蟲傳播疾病時，我們往往認為潮濕的環境較容易造成流行，但是當乾旱時，人們更傾向於將水源儲存於住家周遭的環境，而這樣子沒有流動的不佳水質，往往更容易造成瘧蚊的孳生。結合地區因素的新型環境挑戰：包含嚴重的臭氧層變薄與空氣汙染、造成更多的呼吸道與心血管疾病、影響孕婦與幼兒的健康等，然而在全球化與經濟的加速發展下，環境與健康往往是被忽略的議題，等到政府或人民有意識地發現與試圖改變時，往往都已經造成了不可逆的傷害。並同時會結合當地的不同社會因素，變得更為棘手而無法統一處理。身為醫學生，我最關心的便是氣候變遷對於人類健康的影響。我自己曾經作為世界醫學生聯盟的代表，參加舉辦於德國波昂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技術與行政會議。(UNFCCC,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and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在準備會議的過程中，除了拓展更多我在氣候變遷-健康相關議題的視野以外，也加深了我對於氣候變遷影響人類社會健康衛生程度的憂心。我不想在未來看到病人帶著各式各樣因氣候變遷導致的疾病而深受折磨，我也不願意看到不同國家的醫療系統無法照顧他們。唯有健康的地球與環境、才有健康的人類社會。世界衛生組織曾經條列出”Health”與其他 SDG 目標的重疊之處，而與氣候行動的重疊之處便是：保護人類健康免於氣候變遷的威脅，並基於低碳發展(low-carbon development)推廣人類的健康──人類在拯救地球健康的同時，也在拯救自己的健康。

Human resources for health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outcomes of the UN HighLevel Commission on Health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許承越醫療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 for Health)一直以來在各國的醫療界都是熱門的議題，於 2016 年 3 月設立的聯合國高級別委員會(UN High Level Commission)任務是以創新的方式解決衛生人力短缺問題、確保衛生工作者的技術符合工作需求、並提高衛生部門的效率，並將許多執行細項設定了明確的目標。整個委員會共有十大主要建設目標，並希望可以在 2017 到 2021 年間得到明顯的成效，帶動往後的發展。這十項建設分別是：創造就業機會性別平等權利教育、培訓與技能提供和安排衛生服務技術籌資與財政空間夥伴關係與合作國際交流人道主義環境與緊急情況數據與訊息其實衛生部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部門，結合衛生工作者的人力資源、現有或潛在的市場與經濟發展，對許多地方經濟發展停滯對醫療系統造成的諸多影響(包含對於衛生工作者的不友善工作環境、與工作負荷不成比例的低薪資等)或許可以因此改善。衛生部門的工作機會取代性低、一直以來也都有很大的人力需求、投資在衛生部門不僅可以提供就業機會、刺激經濟成長，更可以改善衛生醫療系統，使人民的健康素質得以提升。有了更健康的人民，便會有巨大的經濟與社會動力來創造永續的發展。委員會希望可以在 2030 年在全球創造出超過 4000 萬個就業機會(尤其是中低收入國家的 1800 萬名就業機會)，尤其是在適當的地方為青年與婦女創造出相關的工作。透過將領導婦女在衛生工作中的地位提昇，希望可以減少教育與衛生領域中的性別不平等、並最大限度地提高婦女地位與其經濟參與程度。然而，要完成這些建設目標，委員會希望可以藉由國際社會的力量，籌集足夠的私人或公共資金、改善醫療系統的人力、物力、與財力。除了創造出足夠的 48

工作數量外、這些資金與資源也將被用於提升衛生工作者的質量。面對千變萬化的現代社會，擴大高品質的教育與終身的培訓計畫，也能確保衛生工作者的質量──藉由高速的網路與科技、加強教育，並創造出以人為本的系統，並以《國際衛生條例》所要求的核心能力進行投資，發展國內外工作者的技能、使之得以面對人道救援、緊急情況、或長期海外支援等不同工作環境。為了釋放全球衛生健康人力的社會與經濟潛能，國際社會必須做出強而有力的政治承諾，同時展開國與國之間大規模的跨部門合作。為了準備實用的人力資源，需要反覆地協調與對話，同時將金融、教育、福利、外交等領域採取有效的行動、也必須促進不同的部門如政府、私人企業、NGO、工會、勞工本身不同團體的教育培訓與對外工作。最重要的是，希望可以投入足夠的國際資源組成統一而標準化的交流平台，並隨時依據狀況進行研究與調整。 21 世紀是高速發展的世紀，人口的增長、流行病的改變、技術的發展等皆以不同的面相衝擊著全球的衛生人力，因此我們更應該重視健康的「社會決定因子」(social determinant)，如教育、經濟發展、農業資源、社會政策等其他非醫學技術層面、卻會大大地影響醫療與健康的社會因素。隨著全球化的程度越來越高，跨國醫療資源的整合與交流看來是明顯的趨勢。聯合國訂出了遠大的目標希望可以改善醫療人力資源的各個面向，然而卻需要考量到許多政治協商與財務資源的分配，究竟 2017-2021 的計畫最終會完成多少，值得我們持續追蹤與省思。

WHO 的旅行費用爭議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陳一雄一、前言 WHO 近年面臨日漸嚴峻的財務問題，縱使一年有 20 億美元的總預算，其中約有 80%是來自會員國和國際組織的自願捐款 Voluntary Contribution，其使用會受到捐贈者的限制，只有 20%是可以自由運用的 Accessed Contribution。但 WHO 作為全球衛生的領頭羊，被各會員國和 NGO 要求處理各種議題，因此它的計畫和項目包山包海，導致左支右絀，需要不斷向國際社會尋求募款。在這種情況下，WHO 內部的花費便容易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和檢視。二、對 WHO 的批評美聯社在今(2017)年 5/22 發表一篇題為「衛生機構（WHO）對旅行的費用比愛滋還多」的報導，便引起世人的注意與爭論，並使 WHO 的公關形象和募款能力面臨更嚴峻的挑戰。美聯社提到 2016 年 WHO 7000 名員工的總旅行費用約為 2 億美元，比花在愛滋、肺結核和瘧疾等疾病的費用總和還多。而總幹事 Dr. Margaret Chan 時常搭乘頭等艙，也被報導曾在訪問幾內亞時下榻於五星級飯店的高級套房，且她的旅行費用有時會由地主國支付。對比於其他類似的單位，無國界醫師組織 37000 名員工的總旅行費用為 4300 萬美元，且包含主席在內的所有人皆只能搭乘經濟艙；美國疾病管制署雖未公開總金額，但聲明員工只有在遭遇特定醫療需求時才得以搭乘商務艙；聯合國的兒童機構 UNICEF 13000 名員工在 2016 年的費用則是 1.4 億美元。美聯社更進一步指出，WHO 的財務長 Nick Jeffreys 曾坦承「面對旅行時，我們無法信任人們會做對的事。」並說員工「有時可以對他們的旅行進行一點操控。」總幹事辦公室的執行長 Ian Smith 也說 WHO 的運作有時「是打破規則，例外而非常規已經成為了規則。」美聯社取得的內部報告則指出，員工對於「事先預定旅行」這項規定的遵從率只有 28-59%。面對上述情形，哈佛大學的全球衛生機構執行長 Dr. Ashish Jha 認為 WHO 若未能在旅行費用的議題上讓國際社會信服，未來募款勢必會更為困難。三、WHO 的解釋可能由於事先得知美聯社即將發文，WHO 在 5/21 便先於官網發文強調「旅行是為了支持工作的進行」。為了推展 WHO 在全球的衛生工作，專家、官員需要大量的旅行以獲取資訊、評估狀況、落實工作、提供協助並強化管理。2 億的旅行費用中只有 40%是內部員工所使用，另外 60%是支付給外部專家和會員國的代表。且相較於 2015 年的 2.34 億美元，2016 年已經減少了 14%。 WHO 也提及總幹事 Dr. Margaret Chan 已經帶領 WHO 強化對旅行的規範並 50

從自身嚴格遵守，包含禁止任何人搭乘頭等艙，對商務艙有一定規範，每日花費也遵守聯合國的費率。她在幾內亞的住宿同樣符合規範，若有時由地主國招待，WHO 便不會支付任何費用。WHO 最後強調他們一直很努力降低旅行費用，員工對旅行政策的遵從率也很高且逐年進步。四、為 WHO 辯護在前文 WHO 和美聯社隔空交火一個月後，華盛頓郵報在 6/22 刊出了一篇題為「WHO 的旅行花費比重要疾病還多，這其實 ok」的文章。文中認為 WHO 作為一個官僚系統，必定會有一定程度的浪費，但構成 WHO 旅行費用的主體，仍然是為了進行 WHO 工作所必須付出的成本。作為一個由各會員國組成的國際組織，WHO 必須遵從會員國的要求而進行工作。為了順利進行，WHO 需要在世界各地舉辦眾多的會議、工作坊，而各國官員、學者前來參與便會花費大量旅行支出。再者，WHO 必須透過旅行以獲取第一線的即時消息。眾所周知的是，由於 WHO 6 大區域的行政首長是由各區域會員國選出並對該區域負責（而非總幹事），且有時為了更彈性、快速地因應區域危機，各區域辦公室和日內瓦總部之間的連結並不理想。區域辦公室和國家辦公室回報總部的訊息也時常會有延遲、不完整、不正確的問題，因此總部需要派人前往各地直接收集資訊以彌補這樣的情形。另外同樣重要的是，正如同許多大型組織，WHO 也高度仰賴員工之間的個人交情以維持運作，因此他們也需要藉由旅行達到面對面互動維繫感情的目的。該文也強調，占 WHO 經費來源最大宗的 Voluntary Contribution，其使用目的受到捐贈者的限制，而 Accessed Contribution 又不足以讓 WHO 自由進行各項會員國期待的工作。因此整體而言，WHO 在各項目的花費多寡並不是官員們可以自行決定。言下之意，便是官員們無法為預算的分配負全責。五、筆者評論僅根據美聯社的報導和 WHO 的回應，較難對這項爭議有客觀的評論。美聯社的許多資料來源皆為「內部消息」，並未公告詳細的文件或紀錄，而 WHO 的解釋似乎也有所保留，因此觀者對美聯社提出的一些指控仍無法得到較確切的結論，僅能希望未來有更多明確的證據。另外關於華盛頓郵報該文認為為了因應總部和區域的不協調，以及促進員工間的感情，而需要大量的旅行，筆者認為這對面臨嚴重財務問題的 WHO 不是最理想的解決方式。各單位之間的溝通問題，應從根本下手，增強區域和總部之間的連結，而非倚賴大量派遣總部員工前往區域出差。員工間情感的維繫固然重要，但應該有除了旅行之外的其他途徑，例如前文提及的其他類似組織便未支出這麼多旅行費用卻仍能運作。

六、結語 WHO 作為世上歷史最悠久且影響力最大的國際組織之一，仍然承載著人們對它的期待。但經歷 70 年國際社會和全球衛生的發展，它現在面臨的挑戰比以往更為艱鉅，同時也有更多強而有力的組織和它競爭。面對內憂外患，WHO 自 2007 年啟動了一系列的改革，現在卻仍在旅行費用的議題上遭遇國際社會的質疑，不免令人失望。筆者衷心期盼 WHO 在未來能盡快重拾人們對它的信心並改善自身體質，繼續為全球的健康努力。七、參考資料： 1. Maria Cheng (2017, May 22). AP Exclusive: Health agency spends more on travel than AIDS. Associated Press New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pnews.com 2. WHO Media centre (2017, May 21). WHO travel to support programme work.WHO Media centre. Retrieved from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 3. Mara Pillinger (2017, June 22).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pends more on travel than on key diseases. That’s actually okay. The Washington Pos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

WHO 近年對精神衛生的關注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陳一雄一、前言 WHO 的《組織法》對於健康的定義，是「健康不僅是疾病或羸弱的消除，而是身體、精神與社會之完全健康狀態」。由此可看出精神健康在人類健康福祉中的重要性。而精神、神經和物質濫用疾病共同對人類造成極大的代價，佔了全球疾病總負擔的 14%，其中單是憂鬱症便佔了 4.4%，是全世界最大的疾病原因之一，佔全球障礙生命年(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的 11%。2011 年的世界經濟論壇也預估在 2011-2030 年間，精神障礙將在全球導致共 16.3 兆美元的經濟產出損失。因此 WHO 近年日漸注重精神衛生的相關議題並採取相應行動。二、組織架構與預算 WHO 總部的主要部門之一為「非傳染性疾病與精神衛生部」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and Mental Health, NMH)，其下有「精神衛生與物質濫用部」(Mental Health and Substance Abuse, MSD)，便是 WHO 中精神衛生的主管單位。其 2018-19 年的兩年預算約為 4700 萬美元（一年約 2350 萬美元），占 WHO 總預算約 1%。2014-15 的兩年預算為 3920 萬美元，至 2016-17 年成長 17%變為 4600 萬美元，而 2016-17 至 2018-19 間微幅成長 2%。三、計畫與行動 1.Mental health evidence and research (MER) 為了有效促進全球的精神衛生，在制定行動計畫之前，需要先進行研究並收集證據，以下是 MER 的 3 個核心計畫： (1) Mental Health Atlas 從 2001 年開始，收集全球與精神衛生有關的資料，包含政策、計畫、財務、照護、人力資源、藥物、資訊系統等。最新的更新是 2014 年的版本。 (2) WHO-AIMS Assessment Instrument for Mental Health Systems 是 WHO 新開發來收集各國和各區域精神衛生體系資訊的工具。 (3) Mental Health in Emergencies 這項計畫是針對遭遇極端壓力的群體，例如難民或恐怖攻擊倖存者，近期的焦點是敘利亞內戰難民的精神健康。 2.mhGAP WHO 於 2010 年提出 WHO Mental Health Gap Action Programme (mhGAP)，目標是提高對精神、神經和物質濫用的疾病患者的服務，尤其針對中低收入國 53

家。該計畫的宗旨認為，儘管是在資源缺乏的地區，只要提供適當的照顧、心理社會支持和藥物，上千萬的憂鬱症、思覺失調症、癲癇病患便能享有正常生活，也能有效預防自殺。（目前全球每年自殺死亡人數約 80 萬，是年輕人的第二大死因）第一版的 mhGAP Intervention Guide 已經在超過 90 個國家被使用，藉由收集回饋資訊並更新許多研究、臨床的新發現，第二版的 mhGAP Intervention Guide 已經在 2016 年推出。 3.WHO MIND- Mental Health in Development 這項計畫的旗艦是 2013 年成立的 WHO MiNDbank，一個整合國家和國際資源的線上平台。在平台上可以收尋各國、區域和國際對於精神衛生、物質濫用、殘障等相關資源、法規、政策等資訊，目標是維護基本人權並促進實際行動。 4.Comprehensive mental health action plan 2013–2020 2013 年 66th WHA 通過的「2013-2020 精神衛生綜合行動計畫」（WHA66.8 決議），是 WHO 第一個針對精神衛生的完整行動計畫。這份計畫以 mhGAP 為基礎，但重點是在全球對國家級別的政策提供指導。如同 WHO 其他的行動計畫，它對秘書處、會員國和 NGO 在精神衛生的各個面向都提出了策略方針，並設下 2020 年要達成的諸多指標。其中特別關注精神疾病患者、家屬、照顧者的人權，強調他們在治療過程中的自主參與，另外也特別提醒要依照社會經濟文化因素特別關懷弱勢群體，例如原住民、移民、遭受家庭暴力的婦幼等。在 2015 年 68th WHA 的進度報告(A68/36)中，秘書處回報了當時的進度。他們發現許多國家對社會支持、照顧的持續性等指標回覆率較低，顯現這些國家在資訊系統的限制。同時也發現高收入和低收入國家之間的情形差異極大。未來在 71th 和 74th WHA 也會有進度報告。 5. Global action plan on the public health response to dementia 2017-2025 在「2013-2020 精神衛生綜合行動計畫」中便提到需要針對失智症特別擬定行動計畫，因此今(2017)年的 WHA 便通過了「公共衛生領域應對失智症全球行動計畫草案」（WHA70(17)決定）。詳細內容可參照筆者撰寫的議程 15.2 會議記錄，主要架構類似於「2013-2020 精神衛生綜合行動計畫」，也是從各個層面提升失智症患者的照顧、人權、研究等工作，目標是在 2025 年達到設定的諸多指標。 6. 2017 World Health Day: Depression 今年的世界健康日主題為憂鬱症，WHO 在其官方媒體大量進行宣傳，在 WHA 現場也能看到大型的活動海報和立牌。

四、筆者評論筆者認為 WHO 近年固然在精神衛生領域的計畫與行動不斷推陳出新，但具體成效仍十分有限。從「2013-2020 精神衛生綜合行動計畫」在 68th WHA 的進度報告便可發覺，多數國家離 WHO 設下的目標仍有頗大差距，這樣的成果令人感到失望，但也在預料之中。原因除了精神疾病相較一般生理疾病更為複雜、難解外，更重要的是 WHO 在這方面的預算投入較低。面對佔據全球疾病總負擔 11%，尤其在中低收入國家特別嚴重的疾病類群，WHO 只投入了該組織 1%的預算，一年約 2300 萬美元。而美國負責精神健康研究的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一年預算便有 15 億美元，差距高達 65 倍。但 WHO 僅能投入如此少的預算也是非戰之罪。WHO 過去的重心一向是傳染性疾病的治療、預防和根除，近年的預算仍有這樣的傾向。加上占 WHO 財源大多數的 Voluntary Contribution 也多針對傳染性疾病，2015 年的 Voluntary Contribution 中只有 11 萬美元是針對精神衛生。而這又呼應近年許多對 WHO 改革的呼籲。有評論認為 WHO 面對健康需求空前龐大且複雜的現況，被各會員國、NGO 和捐贈者要求包山包海地在各個健康領域都要有所建樹。但 WHO 的經費如此困窘，又欠缺強制力，想要無所不包只是不可能的任務。WHO 應正視並接受現實，選擇最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進行工作，例如將不擅長的領域外包給其他合作單位。相關的各國政府、國際政府組織與 NGO 也可能需要通盤檢視目前全球衛生的分工模式並加以調整。如此一來，縱然未來 WHO 不是全球精神健康的領頭羊，全人類仍能享受精神健康促進所帶來的福祉。五、參考資料： 1.WHO Mental Health. Retrieved from http://www.who.int/mental_health/en/ 2.WHO/ About WHO/ Budget. Retrieved from http://www.who.int/about/financesaccountability/budget/en/ 3. Draft global action plan on the public health response to dementia 2017-2025. Retrieved from http://apps.who.int/gb/e/e_wha70.html 4. NIH/ About NIMH/ Budge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imh.nih.gov/about/budget/fy-2017-budget-congressionaljustification.shtml

非傳染病的傳染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陳明利非傳染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s，NCD，有時又稱為慢性病。不會在人與人之間傳播。這類的病程通常較為緩慢，歷時也比較長。根據 WHO 的在 2017 年 5 月的最新分析，非傳染性疾病的四種主要類型為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以及糖尿病。這些慢性使人死亡的因素在現在，也正在一滴滴的侵蝕著國家的棟樑，尤其是中低收入國家，近乎貢獻了所有死因的四分之三。自視為已開發國家的台灣，非傳染病的威脅也不容小覷。但在講 WHO 與這類疾病關係前，讓我們先認知三件事情。一、哪些人會面臨此類疾病的風險？答案是所有人。所有年齡組以及所有地區的人都有受到此類疾病的影響而導致過早死亡。小至常食用不營養食物的孩子，大至有心血管疾病的長者都有義務體認到非傳染病的威脅。有資料顯示，非傳染性疾病的所有死亡中，有 1600 萬發生在 70 歲之前。這類“過早”死亡情况中，有 82%發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兒童、成人和老年人都容易受到引起非傳染性疾病的危險因素的影響，無論是不健康飲食、缺乏運動、接觸菸草，抑或是有害使用酒精带来的影響。二、為何我會說傳染病會傳染？這些疾病會受到包括高齡化、迅速而無秩序的都市化，以及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全球化等因素的影響。舉例來說，像不健康飲食這類不健康生活方式透過媒體和社群的渲染的全球化，在個體中可能會以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和肥胖的形式出現。肥胖不會傳染沒有錯，但有一個讓你肥胖的環境就易使你肥胖。三、非傳染病對社會的影響是什麼？對於 UN 和 WHO 來說，NCD 對於 UN 的千年發展目標，和 2015 年後發展議程的進展帶來威脅。對於低收入國家來說，NCD 和阻礙它們進展的窮困又緊密相連。脆弱的經濟體哩，脆弱的人群和若是比社會地位較高的人所患得疾病的風險更高，疾病更為嚴重且死亡過程更快。它們能接受的卑微的醫療服務更使這環境雪上加霜。總之非傳染疾病的預防與控制並不是單一個國家可以處理的事情，身為醫藥健康老大的 WHO 勢必有責任擔負起與政府、企業、社會三方的角色的中介。同時也要擴大合作，與數種組織聯合一併消擬貧窮、增加教育、提高各國協商可能、管制企業行銷等等，才能有要遏阻非傳染病在這個地球上恣意傳染。在 WHO 領導下，190 多個會員國於 2011 年就減輕可避免的非傳染性疾病負擔全球機制達成了一致意見，其中包括最出名的《WHO 2013-2020 年預防和控制 56

非傳染性疾病全球行動計畫》。希望到 2025 年將由非傳染性疾病造成的過早死亡數目降低 25%。重點是解決菸草使用、有害使用酒精、不健康飲食和缺乏身体活動等危险的因素。這計畫有趣的地方在於，有別於 WHO 以往從生物醫學的角度出發，這次使用社會醫學的角度去解決問題。也是難得可以見到 WHO 硬起來對於龐大惡勢力做干擾，例如禁止所有形式的菸草和酒精廣告，促使食品業用多不飽和脂肪替換反式脂肪，限制母乳替代品廠商的行銷並促進保護母乳哺育，以及通過篩檢預防子宮頸癌。 WHA 只是一個每年使這些進程曝光的段落，WHO 對於新世紀最棘手疾病的防治目前還稍嫌緩慢。除了金源不足的問題外，擴大參與和良好的合作是我們還可以再觀察的未來。

WHO 與全球疾病對抗行動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陳明利世界衛生組織，是一個世界衛生協調者的腳色，是世界衛生的領導、龍頭。他十分的龐大、號稱能突破國界但往往卻在國界與界之間躊躇。但是，疾病是沒有國界的。疾病的預防和控制的責任，相較於單一國家的力量，WHO 責無旁貸。尤其在二十一世紀，數次大規模的流行行疾病的爆發和擴散，例如伊波拉病毒，已經喚起不只是社會大眾，更時常的在聯合國刷存在感。不管是對有利的捐贈者或是一般大眾來說，透過全球疾病活動來預防，治療，甚至有可能的話根除疾病，已經蔚為 WHO 的象徵性腳色。正因疾病影響的人口眾多，對於經濟社會發展的衝擊非常巨大，因此不論是以人道主義或是經濟學的立場，都認定應該努力對抗疾病。此外，大型疾病計畫也具有某種政治意義，如果能迎合大眾喜好，這類計畫就有可能獲得大筆的金援，最著名的例子如瘧疾、愛滋病與肺結核。如果計畫成功，甚至還可以一舉提高投資國或組織的政經地位，也可以穩固 WHO 在國際上不可動搖或取代的地位。不過一旦計畫失敗，也會招致等量的批評。 WHO 在過去六十年間，致力對抗各種疾病，其中有成有敗，早期的瘧疾根除計畫可以說是徹底失敗，然而原本不受重視的天花根除計畫卻意外的成功。在今年的 WHA 上面秘書處關於小兒麻痺的報告表示，在 2016 年時，全球已僅剩 37 名小兒麻痺案例，集中在三個國家，一個位於南亞，兩個位於非洲區。小兒麻痺的根除也盡在眼前了，也將連帶地讓製藥業轉向投資在二價疫苗的製作。在這兩個極端之間，WHO 也試圖琢磨於許多疾病，不過彼此成效差異甚大。因此 WHO 的業務仍以專注於疾病的計畫為大宗，全球性的疾病對抗行動一直是鎂光燈的焦點，但卻有許多計畫只能獲得有限的關注與資源投入。上述分析的目的是希望大家，甚至是醫學生可以在未來大醫藥衛生環境可以更聰明的做出貢獻，並且了解到資源有限之下，如何做最有效率的分配以達到最佳效果。另外，WHO 在促進並改善全球健康的工作目標下，全球對抗疾病行動將面臨到哪些機構、政治、與技術等不同層面的問題。

WHO 與 OIE 的夥伴關系及合作項目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蔡宇揚 OIE 簡介 OIE (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中文名為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其英文縮寫是來自於舊時名稱國際獸疫局(Office International Des Épizooties)，成立於 1924 年，於 1952 年與 FAO 簽訂關方協議，於 1960 年與 WHO 簽訂官方協議，並於 2003 改名為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OIE 總部設於法國巴黎，目前有 180 個會員國，台灣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 身分成為會員。 OIE 的主要使命有六項，分別為保證動物疾病狀態的全世界透明性收集，分析和傳播獸醫科學知識提供專業知識並推動動物疾病控制的國際團結通過發展動物和動物產品國際貿易的衛生規則，保證國際貿易的衛生安全促進並推廣各國獸醫資源服務提供認證的動物肉品來源及藉由科學方法改善動物福利 OIE-WHO Agreement 簡介: 此協議在 2004 年 12 月 16 日簽訂，以下為節錄一部分的協議內容出來討論，其中此協議總共有 7 條，其中在第 4 條力比較有實質的合作部分，但其實內容還是滿空泛的，所以之後雙方在 2014 才又簽訂較有實質內容的合作框架。內容節錄 4.1. Reciprocal exchange of reports, publications and other information, particularly the timely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on zoonotic and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Special arrangements will be concluded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to coordinate the response to outbreaks of zoonotic or/and foodborne diseases of recognized or potential international public health importance. OIE 與 WHO 的共同注重的疾病面像可以看出來是在人畜共通傳染病及食物傳播的疾病，從 4-1 到 4-3 從應該雙方互相分享資訊、舉辦相關題目的研討會以及要共同控制且消滅這兩類疾病。 4.4. Promoting and strengthening, especial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PH education, operationalization of VPH and effectiv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ublic health and animal health/veterinary sectors. 4.6. Promoting and strengthen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network of OIE 59

Reference Centres and Laboratories and that of WHO Collaborating Centres and Reference Laboratories to consolidate their support to WHO Member States and OIE Members on issues of common interest. 4-4 到 4-6 主要提到人醫公衛以及獸醫的動物健康間的合作。還有關於 OIE 與 WHO 實驗室的合作。小結:回頭把整份協議看完會就可以了解由於這是雙方的第一份協議。因此在合作項目上的描述會較為空泛，通常只會提到說哪個方面、部門、實驗室要合作、將換資訊，並沒有一個實質的 SOP 或細項規範去描述如何雙方合作。因此相較於此協議，在 2014 提出的合作框架就相對於非常重要，但也不能因此就輕忽此協議的重要性，到最後總結的地方會再拿出來討論。 WHO-OIE Operational Framework 簡介:此框架於 2014 年成形，是一份 99 頁的類似操作守則的文件。其目標為幫助會員國發展全球健康控管的系統;目的則是提供會原國工具去發展及執行符合原則的疾病管控。內容第一部分(Part 1):介紹何謂好的疾病管控，以及是基於哪些人、動物疾病的國際標準還有提到有哪些資源可以用來預防可能對人及動物有重要衝擊的疾病。第二部分(Part 2):介紹 WHO 及 OIE 對於疾病控管的工具，分別為 IHR 及 PVS，還有兩種系統之間重疊的部分會特別討論。最後還會討論跨部門合作的活動來共同應對傳染病。第三部分(Part 3):討論更細的 WHO、OIE 疾病控管工具的細項內容。小結:這一份執行框架的內容非常豐富，分別對於 WHO 的 IHR 以及 OIE 的 PVS 系統都有詳細介紹，並將兩系統互相比對，找出共同覆蓋處，而這些共同覆蓋的區域是需雙方討論如何做權責劃分，之後可以讓各會員國政府單位在面對人畜共通傳染病實能夠更有效率的處理。因此可以遮這個文件是非常實用且有依據價值，是各國政府可以直接取得參考並執行的守則。總結綜觀從 2004 年第一份協議開始，在 2005 年 WHO 發展了 IHR，2009 年 OIE 發展了 PVS，此兩種分別對於人及動物疾病的控管系統分別形成，並且經過幾年的執行研究，待兩系統接近於成熟後 WHO 與 OIE 才正式將完整的兩疾病控管系統做合作比較，因此 WHO-OIE Operational Framework 才會在 2014 應運而生，這都是有時間脈絡可以探詢的。因此再回頭看 2004 的協議雖然內容非常空泛，但是對於 WHO 與 OIE 未來的合作上奠定一個重要的基礎，因此不會因為其沒有實質內容而否定它的重要性。最後此我相信未來，在雙方遵循 Operational Framework 幾年後，會發現其中的不足會需要修改的地方，屆時可能會在出新的合作備忘錄或是增修此框架的情況。 60

世界毒品問題&WHO 與 UNODC 之合作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蔡宇揚背景介紹藥物濫用以及毒品已經是世界公共衛生領域裡非常大的問題。根據 WHO 最新的估計，在 2015 年精神藥物的使用造成超過 45 萬人死亡。因要誤導致的疾病佔全球疾病的 1.5%，其中注射型藥物佔了沙哈拉非洲區域外的新感染 HIV 病例的 30%，並且顯著的導致全世界 B 型、C 型肝炎的傳播。由於快速的全球化、科技以及傳播的進步，加上越來越多種類的合成精神藥物的上市，這些都是需要充足且合比例的政策去應對日益嚴重的藥物問題。因此是需要公共衛生策略以及健康相關部門的參與，同時也會面臨一些問題，例如當新的精神藥物要上市，衛生機關得在取得便利性以及謹慎於不讓大眾濫用之間做出平衡。這些挑戰不僅存在於已開發國家，甚至在發展中國家由於沒有足夠的基礎建設及完善的系統管理藥物而導致更嚴重的藥物管控問題。 WHO 政策(文件 A70/29) 加強對於藥物的標準規範(預防、早預防、早期介入、治療、照護等)且強調藥物的副作用及併發症。WHO 會定時更新這些資料，並且會蒐集其分配預防及治療策略規範策略。加強並擴展建立規範準則，及持續提供各國際術支援已達到衛醫療、實驗為目的的取得這些管制藥物。WHO 會與 UNODC 以及其他聯合國和其他民間組合作。特別關注一些健康需要者(孩童、青少年、女人)。將發展、執行、評估標準規範放在優先位置以達到足夠的健康覆蓋;有效的預防、治療、照護、減少損害的介入。最近 WHO 與 UNODC 及 UNESCO 合作發展教育部門專注在預防藥物濫用的教育及宣導。小結:可以看到 WHO 非常積極的要處理世界藥物及毒品濫用的問題，在與各國的資訊及技術提供上給予很大的助力，也特別與 UNODC 及其他 UN 相關部門積極合作一同處理。與 UNODC 的 Technical Guide (2009) UNODC 簡介: 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英語：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簡稱 UNODC），位於聯合國維也納辦事處，成立於 1997 年。由聯合國藥物管制規劃署與國際預防犯罪中心合併而成。 Technical Guide 簡介:此為 WHO、UNODC、UNAIDS 共同出版的技術指導，其目標為提供各國全面的防範 HIV 以及照顧注射性藥品使用者。內容: 61

給予框架及如何設立國家目標的過程全面性的指導對於 IDUs 的核心預防一組指標及目標用來實際的設立目標，且可以監控及評估 IDUs 的介入資料來源的範例總結對於 WHO 此次在大會上將 A70/29 放入正式議程裡討論，各國的反應是非常正面的，不僅是肯定 WHO 對於毒品使用的重視，其重一點各會員國在發言時幾乎都會提到的:非常樂見 WHO 與 UNODC 合作。原因是在今年二月 WHO 與 UNODC 簽署備忘錄，功能維加強且擴展現存在公共衛生及世界藥物問題上合作，且特別強調健康相關建議的實行，包含在正式大會的針對世界藥物問題的特別議程後所通過的文件。因此各國是非常樂見有除了 2009 所發行的 Technical Guide 外，WHO 與 UNODC 更深的合作來加強處立世界藥物的問題。在各國發言時能看到各國對於此議題的憂慮，並且非常需要 WHO 提供資源以及技術指導，因此在 A70/29 文件裡才特別要求 WHO 提供各國所需要的公共衛生協助。其他項目裡則是不斷重申該如何與 UNODC 合作。整體來說此次 WHA 對於毒品控管的政策已經向前邁進一大步。

【第三章】

青年團成員會議參與紀實

2017 世界衛生大會周邊會議參與紀實主題：Access to Diabetes Medicines 與會者：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陳映晴 Dr. Etienne Krug - Director of management of NCD, disability, violence and injury prevention  2015 年，15 millions of people 死於糖尿病，而這是可以避免的。  2040 年，422 millions 人將生活在糖尿病中。  長期以來，NCD 忽略糖尿病這個議題。2014 年，NCD 才開始有 time

bound、有目標，將理想化為行動，逐步產生規劃。 Lack of political commitment，not translating into actions...是進步如此緩慢的原因。

   

Metformin, SU 成為 essential medicines。 End of diabetes 此計畫，在幾個國家中逐步推行。明年的 High Level Meeting，DM 將會是重要議程。我們應該要讓政府、民間組織之間，有更多的合作。

Ms Riva Greenberg - Health Coach, Member of the IDF Blue Circle Voices Network        

Blue Circle Voices 是由 IDF 創造的，我們也希望能更推廣這個理念。這也讓 IDF 成為推廣糖尿病相關議題的中心。在美國，DM type I 的病人，因為 medi-care 的制度變革，可能用藥不再受到保障。在過去十年，我在美國大小城鎮旅行，遇見許多無法負荷 DM 用藥的病人。我的一生，將為了這群人、這個目標努力。我們過去 look at the disease，not look at the person，運作的並不順利。我們將 Health care providers & DM patient 放在同一個空間，促進關於糖尿病的討論。在我們的努力之下，在 India，18 歲以下的 DM type I 病人不再因為藥品缺乏而死於糖尿病。壞消息是，在以色列，很多女性卻因為文化因素，無法出門參與我們推動的糖尿病運動活動。在日本，disturb life style 跟糖尿病畫上等號，所以大家都隱藏自己有糖尿病這件事。但我們試圖告訴病友，我們正在 re-create the life style。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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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影片來自智利、象牙海岸：在這些國家，education for diabetes 十分缺乏，甚至有些醫療專家認為這不重要。在象牙海岸，DM 用藥只提供給孩童、不提供給成人。

主題：Health Workers Count! – for health, security & economic growth 與會者：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陳映晴由 Global Health Workforce Network (GHWN)主辦，這一場獨特的週邊會議在一個沒有椅子的地點進行，除了不時服務生會送上一些小食物之外，入口處還架設了一個立可拍，可以供參與者拍照後上傳到主辦單位的官方網站，或是選擇列印下來做紀念。這是場不算是會議的獨特週邊會議，其實是希望參與者、也就是這些 Health Workers，可以有一個純粹的交流與聊天的空間，了解彼此在醫療工作上所遇到的困境、分享解決方案。第一位與我攀談的中年女士，是因為進來時完全搞不清楚這場會議究竟是怎麼進行的。我想在場多數人對於這樣新興的會議方式，多少還是有些陌生。接著也遇到了幾位來自 Junior Doctor Network(JDN)的住院醫師。雖然其中一位來自土耳其的學長非常希望與我們多聊聊，但我們很快地被來自澳洲的學姊帶往另一間教室，遇到另一位來自緬甸的學長，他雖然半年前在台灣舉辦世界醫師大會(WMA)前夕，並未能選上 JDN 的主席，仍然繼續積極代表 JDN 活躍於國際會議中。而這一晚和我聊最久的，是一個剛到 WHO 熱帶醫學部門工作一個禮拜的 intern，來自中國北京大學醫學部的女生──詩情。她因為身體不好，後來沒有選擇走入臨床工作，想說來 WHO 看看公共衛生。而參加 WHA 這個盛會，讓她覺得這一趟實習之旅已值得了、笑著說可以回去了，不用再看老闆的臭臉了。我們從她對台大的印象、聊到我對北醫的印象，再從她上班地點──WHO 總部頂樓的風景，聊到兩岸年輕人對於統獨的想法，最後也留下了兩人的合照與聯絡方式，一起離開了會場。

主題：Priorities for the Next WHO Director-General 與會者：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陳映晴講者： Jan Beagle－Deputy Executive Director,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UNAIDS John Flannery－President and CEO, GE Healthcare Dr. Ashish Jha－Director, Harvard Global Health Institute Dr. Thomas Price－U.S. 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Jenifer Healy－Counsel, Dentons US LLP Loyce Pace－President and Executive Director, Global Health Council Dr. Ronald T. Piervincenzi－CEO, U.S. Pharmacopeial Convention Marian Wentworth－President and CEO, Management Sciences for Health 財務問題，更精確地說「募款問題」，近年來可以說是 WHO 面臨的一大挑戰，也因此被列入 Priorities 這一個命題之中。大家都說，每年 WHO 的經費都十分困難，但事實上，也有講者提到，並不覺得現在使用在公共衛生的經費比起十年前還要少。不過的確，因為每個組織、機構都有彼此的工作重點項目，彼此也都不一樣，如何讓這些贊助者願意資助其實並不容易，需要大家坐下來好好談一談。重新塑造「西方國家的健康照護體系」，是否會是未來的工作重點呢？觀眾提到即使在美國，也可能會有沒錢看病、或是無法取得藥物的情形發生。講者認為這的確是很重要的一塊，不過發展一個 21 世紀的新模式個超大的任務。但至少我們可以注意到一個重大的轉移：從 input-driven 到 output-driven 的轉移，也就是比起我們過去只看醫院的數量、醫師的數量、護理人員的數量等等指標，未來更應該關注的應該是照護健康照護的分配與覆蓋、達成的健康結果(health outcomes)等等。也有講者幽默地說，應該不會有資金可以用來發展西方國家的健康照護體系，而且可能也不會對 WHO 整體有多大的貢獻。一位觀眾提出，有一些大學其實是可以跟 WHO 有相當的「學術合作」的，例如在資料的蒐集、統計與分析方面，之後 WHO 跟學術界會有甚麼交流嗎？不過從 WHO 角度來看，WHO 很大一個部分著重在與政府的工作上，跟學術界的合作經驗或許不差、但也稱不上很好。講者表示很樂見下一屆的 Director General 將與學術界的合作視為工作重點，也很想看看下一屆的 Director General 會怎麼做。

主題：衛生福利部與七國衛生官員多邊會談與會者：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李柏錦(撰文)、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黃序立

衛福部與外交部此行最重要的一場週邊會談：《七國多邊防疫專家座談》順利舉行，青年團成員黃序立、李柏錦獲邀前往參與旁聽本次多邊會談。本次會談由疾管署周志浩署長主講，分享台灣自 SARS、H1N1 以來防疫準備 (Preparedness)與應變(Response)的革新與成果。其中提及，台灣 2009 年 H1N1 期間的每百萬人死亡率在 OECD 國家中僅次日本與比利時。更提及：台灣已經準備好協助 WHO 對抗疫情。與會的衛生代表針對前述台灣低死亡率的表現感到興趣，並且提問台灣在這段期間「疫苗接種率」與「感染死亡率」的關係。由於歐美國家人民對於疫苗的副作用多有憂慮，因此在西方國家的疫苗接種並不一定非常完善，也間接導致疫情較為嚴重。此外，周志浩署長也提及：台灣非常主動的將疫情的資訊提供給國際單位，也不吝於提供分離的病毒株予相關單位作為研究及開發疫苗用的檢體。然而，台灣現階段不是世界衛生組織的會員，雖因國際組織邁向資訊透明，但在疫情爆發期間往往無法取得「預認證疫苗 (pre-qualified vaccines)」，而提高了台灣疫情治療與應變。儘管如此，各國針對台灣這幾次的疫情表現仍然讚譽有加。除了歸功於良好的健康保險系統，更重要的是每一次經驗的累積與制度的翻新。而各國提問較多但現階段政府著墨較少的領域，包含：One Health，則是未來政府與民間可以努力的方向。台灣醫學生聯合會與其他健康照護學生團體也將在 2017 年下半年針對相關的議題開設專案小組 (Task Force)，除了是學生之間議題研究的平台，更預期能夠提供政府作為政策與議題倡議的工具。

主題：Governing the NCDs 與會者：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李柏錦聯合國在 2011 年 9 月針對非傳染性疾病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NCD) 舉辦了一次高階會議 (UN High Level Meeting on NCDs)，隨即通過一份政治宣言 (Political Declaration；聯合國決議文 A/Res/66/2)。2014 年 7 月由世界衛生組之召開另一次高階會議，針對 2011 年以來的政治宣言執行與各國改善的成效進行檢討。當次會議的報告指出：這段期間的發展方向"不適當 (inadequate)" 且各國改革的項目"不平均 (uneven)"。有鑑於此，聯合國會員決定於 2018 年召開下一次的高階會議，重新審視整體計畫並改善「聯合國營養供給的黃金十年計畫(UN Decade on Nutrition)」。在這幾年以來，學者們觀察到影響健康的因素中包含社會性因子 (Social Determinants)、政治性因子(Political Determinants)、商業性因子(Commercial Determinants)。 "Matmot’s focus on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need to be matched with an equal concern for the commer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Hasting 2012) 日內瓦高級國際關係研究學院國際衛生中心主任 Ilona Kickbusch 提到，國際衛生學者長期建議世界衛生大會在大會(Plenary)、Committee A(健康及技術議題委員會)及 Committee B(總務委員會)外，應當增設一個 Committee C 以作為國家衛生官員、學者、專家等更多領域的代表針對新興議題進行討論。這也是為什麼 WHA 期間有這麼周邊會議的原因。 Mrs. Kickbusch 提到：在健康議題當中，世人們正在一個「全球化危機」的處境當中。這並不表示全球化應當被完全禁止，它某一層面也提升了人類生活的品質與方便性。但是，這樣的商業模式與各個公民社會的文化相結合的時候，就可能造成危機。某些非傳染性疾病甚至是與消費模式有極高的關聯 (consumption-oriented)。因為，現今這個商業模式隱藏一個中心概念：more ─ 需要更多、生產更多，而使人類(Homo sapiens) 進化/突變為消費人 (Homo shopiens)。這也是為什麼聯合國可發展計畫(SDG)最強調的重點在於維護供給與需求「永續性」，以求人類社會的平衡。【商業因子的供給面】商業因子危害健康的三大層面在於有害的產品 (toxic product)、有害的生產環境 (toxic environment)及有害的行銷 (toxic marketing)。

過去一、二十年以來，包裝食品與非酒精性飲料生產公司增加的倍數極快。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Mrs. Kickbusch 舉出「食物系統 (food system)」作為示範，從生產、加工、物流、分配、消費到食物浪費控管，一連串完整流程的重新規範將有助公民取得健康食物。值得注意在商業行為中，我們往往積極關注、規範生產者 (producer)，卻對零售商 (retailer) 較不在乎。然而，事實顯示出後者對於消費行為的影響更甚。近年來零售商流行的策略：無所不在 (ubiquity)，一週七天、每天 24 小時，無處不在的提供服務；同時消費文化的需求端也促進這樣策略的形塑與推廣。然而這帶來的危害除了健康領域之外，商業大舉侵入公共空間，例如：隨處可見的商業看版、商店的設置與宣傳品等，都大大提高政府推廣健康食物的難度。【商業因子的需求面】如同 Jules Pretty 所說的：「我們一天生活中最接近『政治』的舉動，就是決定我們要吃什麼樣的食物。(The most political act we do on a daily basis is choosing what we eat.)」選擇，是公民的權利，也是被賦予的責任。Mrs. Kickbusch 提到一個概念：Health Literacy，指的是「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符合健康的選擇」。【政府如何管理商業因子】大部分國家對於菸、酒等產品課予另外的稅額，相同的策略也能夠在食品添加物或食品製造業上發揮效用。智利衛生部長 Mrs. H. E. Carmen Castillo 以智利所採行的策略提供與會者作為參考。智利對於兒童食品健康相關政策包含三大面向：提高警示、限制校園食品販賣、降低對 14 歲以下孩童的商業廣告。智利政府規範不符國家衛生規範的食品製造業者必須在產品包裝上，明確的標示「高卡路里」、「高碳水化合物」、「高鈉」......標示(如下圖包裝黑色八邊形圖示)。依據政府的抽測顯示，93%的民眾可以分辨這樣的標示，並會改變消費選擇。另外，校園提供以及販賣的食物也必須符合更嚴謹的標準。智利政府為了確保學童的食品消費選擇，對於包裝的規範也十分有趣。除了內容物的嚴格規範並做出相應標示外，任何「可能誘發孩童興趣的包裝」都不被允許。例如復活節最常見的兔子包裝巧克力全面禁止，必須改成普通而樸素的包裝(如下圖)。此外，包含美祿、麥片等外包裝一些運動員或強壯手臂的圖案必須刪除，因而只剩食品照片。 71

至於世界食物飲料生產聯盟秘書長 Rocco Renaldi 也認為：政府政策的領導力是食品健康政策最重要的要件。由於生產商這一類的私部門(private sector)是非常多元的組成，因此在談及產業對健康因素影響的同時，政府在政策決定過程間與越多型態的產業結合、討論將會有極大的助益。除此之外，各類公司往往會追求品質、過程與符合健康的產品升級(product imrpovement)，這不僅僅只是為了提高品牌聲譽，也有社會責任的成分在其中。因此，政府制定政策鼓勵升級或禁止陳舊生產概念使供給端的革新，實質上也是整體提供消費者更健康選擇的方法。 NCD Alliance 執行長]Ms. Katie Dain 最後則提到，NCD Alliance 成立初期就做成一系列對政府的建議及方針，第一項就是要求政府「制定完善的體系與架構」。而多年後的今天，政府的健康政策應該更進一步朝向一個「以人口數為基礎」並且「針對日常用品」的整體健康策略，包含政府挹注基金、產業規範及發展計畫等等。整體健康政策受到多種因子的綜合影響，其中商業因子從每個人的生活之中發揮效應，進而影響社群、產業以致國家的系統。探討健康中商業因子的同時，對於產業體系的理解顯得非常關鍵，而產業的變革則又與政策交互影響。各個面向環環相扣，也因此三位與會專家都提到「國家政府」在這項議題當中是最為關鍵且有效益的角色。這也再次提醒我們：「健康」、「公共衛生」與「政治」關係密不可分。

主題：Access to Diabetes Medicines and Care in Underserved Populations 與會人：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吳懷玨由 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 舉辦，「國際糖尿病聯盟」（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簡稱 IDF）是全球最重要的世界性糖尿病組織。此會議討論糖尿病用藥與照護。升糖素在世界糖尿病統計中是最難以取得的藥物，而在中低收入國家中，最易取得的藥物則是降血糖藥物 Metformin。胰島素（Insulin）的價格是藥物難以取得的重要阻礙，而三個因子加重這種情況：無法取得胰島素、缺乏教育、供給稀缺。世界衛生組織非傳染性疾病執行長 Etienne Krug 表示，低收入國家國民的糖尿病控制不理想肇因於缺乏政治承諾投入的政府，世界衛生組織已制定「藥物選擇指南」（medicine selection guide）供各單位參考。講者 Riva Greenberg 是美國糖尿病 Blue Circle Voices Network 的倡議者，寫了一些慢性病照護的書。她明確表示對美國健保制度的憂心，尤其是有著 preexisting condition 的人們，被排除在外。「我們談到 underserved population 時會想到第三世界國家，但其實這些人就在我們身邊。」講者表示，醫療單位與人們被訓練來處理急性的狀況，卻對慢性病管理不甚熟悉。她試圖建立醫療照護提供者與病患之間更緊密的關係。各國的不同文化背景也影響了當地糖尿病病患的照護情況：以印度為例，當地醫院揩油成性，醫生叫病患一個月去實驗室驗一次血糖，而不給她血糖機；穆斯林女性因為無法穿運動服，出門運動成為挑戰；日本的糖尿病被視為一種「讓人倍受困擾的生活型態」，影響病患接受自己身體狀況之意願。

主題：Biotherapeutics & the next 70 years: Delivering on their potential for patients globally 與會人：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吳懷玨《生物製劑與未來七十年》（Biotherapeutics & the next 70 years: Delivering on their potential for patients globally）由國際藥廠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 and Association)舉辦。據傳 2013～2020 年 9 成以上的大分子藥物專利將陸續到期，會中不時討論著生物相似藥(Biosimilar drugs，有點像是生物製劑的學名藥) 將會帶來的變革。講者 Durhane Wong-Rieger 是國際罕見疾病聯合會的主席(Rare Disease International)，她和國健署署長王英偉表示台灣罕見疾病法規與政策和世界其他國比起來，其實是數一數二好的。以目前的生物製劑的使用狀況來說，醫生與其他醫護人員對於開立、使用處方不甚信任，畢竟大家還不熟悉這類藥品。病患與醫護會需要更多上市後做臨床決策的參考。連歐洲的使用情況都極緩慢，有些國家透過其他國家的認證來進行認證，或許成本效益分析能夠加速整個進程。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醫生覺得病患在使用生物製劑後所產生的負面作用不值得向上通報，這成為現在與未來藥物使用者的隱憂。在座的講者也點出：生物製劑的研發與使用並不能全由成本考量推進。然而，聽眾也提出：大家避而不談的還是藥物的成本與花費，光是基本藥物清單是不夠的。

主題：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A Briefing for Delegates 與會人：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吳懷玨 21 日青年團抵達日內瓦後，便參與世界衛生大會會前會《世界衛生大會介紹：為代表們的簡報》（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 Briefing for Delegates），了解幾天來大會的議程與可能發展方向。會前會以專家論壇的方式進行，現場問答熱烈，議題涵括「世界衛生組織計畫經費」、「醫療近用權」、「健康急難危機」、「移民健康」、「營養面臨的挑戰」、「小兒麻痺疫苗轉型計畫」、「可持續發展目標（SDG）與全面健康保險」。【健康急難危機】在「健康急難危機」（Health Emergency）的主題討論中，青年團成員、成大醫學系三年級的李柏錦在問答時間提出問題，詢問《國際衛生規範》（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IHR）從 2005 至今尚未修改，請問本此會議是否會針對此一規範修正進行討論。針對此問題，世界衛生組織健康急難計畫 (Health Emergency Programme, WHO) 副執行長 (Deputy-Director-General) Peter Graff 表示：現階段還沒有相關的提案或是想法，更重要的是如何讓世界上的國家選擇遵守並使用 IHR 當中的規範與建議。【小兒麻痺疫苗轉型計畫】小兒麻痺根除計畫（Global Polio Eradication Initiative; GPEI）自 1990 年宣佈展開，在開始的八年間有了可觀的進展，然而，截至當時預定的時辰 2000 年止，全球根除目標尚未達成。爾後 2004 年再度延長根除時程，希望於 2008 年達成。然而，至今 2017 年，尚未消滅的小兒麻痺病毒仍於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奈及利亞肆虐。世界衛生組織在根除小兒麻痺方面最新進程將於大會中討論，文件 A70/14 試圖在諸國在小兒麻痺根除計畫上抑注資源漸減的情況下，世界日衛生組織可以以什麼方法繼續推動根除計畫。青年團成員，成大醫學系四年級吳懷玨在問答時間亦提出：巴基斯坦無法根除很大的原因在於 2009 年塔利班反對施打人員執行計畫，以及 2007 年諸多對基層執行計畫人員的暴力攻擊。請問衛生組織有何因應方式？計畫執行長表示，醫護人員的傷亡其實可以想見，在執行過程中很難避免，而最主要的解決方案還是要有足夠的資金。

【世界衛生組織資金的運用】世界衛生組織會因應資金來源不同，而在計畫投入比重上有所取捨。世界衛生組織必須平衡私人與公部門投資者的立場、各國分別的意向，以及集體認同的目標。然而，在資金相對不足的狀況下，如此的平衡更加難為。也因此，在 G20 高峰會時，德國代表很明確地表示「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There is no free lunch.），並承諾會於資源上支持可持續發展目標（SDG）的推行。世界衛生組織內部，也將就提高會員國攤款（assess contributions）方面加以討論。提出增加的 10%，在一些會員國的反對之下，也降為 3%，在十年來都沒有調高攤款的組織內，但仍不失為一大進步。提高攤款所增加的資源，會集中抑注在特定幾個焦點項目。【可持續發展目標（SDG）與全面健康保險】「可持續發展目標（SDG）」和「千禧年發展目標（MDG）」比起來，更強調社會健康決定因子，也不再那麼強調以「垂直途徑」解決特定的疾病問題，而是更著於於環域與社會。屬於「橫向途徑」的「全民健康保險」更是為普羅大眾提供一個對抗不同疾病的保障。今年三位總幹事候選人的選舉政見，更都把全面健康保險放在前面的順位。可以見得世界衛生組織未來會努力的方向。

主題：Transparency for innovation and access to medicines 與會人：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李俊康這場 side event 的主題 Transparency for innovation and access to medicines，首先聯合國的 Tenu Avafia 進行開幕演講： SDGs 被採納的當年    

1,100,000 人死於 AIDS 相關疾病 10,400,000 個 TB 感染個案，病造成 1800000 人死亡 1,400,000 死於 B 肝、C 肝全球的 50,000,000 總死亡人數中，四大慢性疾病就佔了死因的 60%

Challenges: Transparency on R&D and pricing  不同健康科技對於 R&D 的花費回報差異迥異  如果政府不能掌握業者對於 R&D 以及運輸的費用，很難與業者談判讓大眾合理受益 

現存的公開的定價資料庫平台包括像是 GPRM、V3P(Vaccine product, price and procurement web platform)、HAI data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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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的資料庫不能反應實際市場運作時的打折、加價(mark-ups)、稅、供需雙方的議價

Transparency recommendations: R&D and pricing  政府應該要求所有的製造商還有經銷商揭露給藥品管置者還有購買方 o 1.R&D、生產、行銷、配送貨的成本 o 2.任何來自公眾的 funding，比如：稅務減免、補助、計劃案 

WHO 要維持一個可進性高的資料庫，便於檢索專利藥、學名藥在註冊國家的價格

Transparency recommendations: Clinical trails and patent information  政府應該要求不論臨床試驗的結果為何(正向、負向、無結論)，或事研究是否完成，研究的原始資料都應該向大眾揭露 

政府應該維持一個可進性高的資料庫，讓大眾能獲知各項藥品、疫苗的專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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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資料需要被 WIPO 的準則認可 o Standard international common names for biological products o International non-proprietary names for products o Dates of patent grant and expiry

而這場 side event 要回答的問題是，what should be transparency 以及 transparency to whom，另外是討論 transparency 的利弊得失，在這個議題上，政府部門、公衛學者的聯盟與藥界業者形成鮮明的對壘。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 Associations 的 Fumie Griego 主張製藥公司需要良性競爭，競爭可以在市場機制運作下，達到均衡價格，對消費者是有利的，而這樣的競爭是需要維持一定的商業機密性，讓各公司能維持競爭力，她認為這個議題的重點在於，該提供什麼樣式的資訊給消費者？在什麼樣的時機？要怎麼樣有效率的把這些資訊提供出來？而政府及公衛學者則強烈針對這個議題批判，奧地利的衛生部長 ClemensMartin Auer 說當今的藥價之所以會如此高昂是因為，「我們笨到去接受這樣的價格」他說在私下跟其他國的衛生部長聊天時，斯洛維尼亞的衛生部長跟他說「Clemens 你這個叛徒，因為你接受了那樣的藥價，藥廠就拿著這個價錢當基準跟其他國家談判」，歐盟到現在都還有先進國家會缺基本的癌症用藥，而且還不是很貴的藥物，最後他語重心長說了 It’s not only the market failure but also the political failure Knowledge Ecology International 的 James Love 點出許多藥品是壟斷市場，這樣其實是沒有市場機制存在的，而且許多藥物的研究過程是完全不透明的，甚至連美國 NIH 都無法取得許多 prodrug 的 data 以及研究進度 WHO 的 Vasee Moorthy 則指出許多臨床研究的 data 是完全不透明的，而且業者不會主動接露研究結果，他主張要確保人體試驗都要在 WHO 的 ICTRP(International Clinical Trials Registry Platform)註冊 FIND(Foundation for Innovative New Diagnostics)的 Sharon Saacks 說，真正的 transparency 是就算原始資料也要發表，但業者不會想發表還有利可圖的資訊，而且當今的環境也沒有誘因讓業者去做到 transparency，而且現在做研究有個很荒謬的現象，你幾乎不可能去知道哪些技術環節是被專利保護的(patented)，但 patent 這個字的本意就是要昭告於世，就是 transparency，所以這個現象是應該被改變的在場觀眾提問到評論到：「剛剛討論提到公部門無法取得的資料，其實在業界都有，業者有所有自家的競爭對手的資料，而且這是花錢就可以買到的，他批評衛生體系的官員、學者很封閉，不懂得與產業界互動。他提到 Value-based pricing 本來就是產業界的黃金準則，就好比一樣的工作時間，醫師比其他許多 78

行業的薪水高是因為產生較多社會價值就是一種 Value-based pricing。」與談者則回應業者不該強迫政府要對藥價簽保密協定，認為在機密商業資料跟大眾健康的公益間需要平衡，也舉利回應到「比如我現在要趕計程車到機場，所以計程車司機開價三倍，因為這個價錢還是比我趕不上飛機的機票錢便宜，這就是人們為何不喜歡 Value-based pricing」

主題：WHA Technical Briefing: Reaching everyone, everywhere with life-saving vaccines 與會人：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李俊康這場 WHA 技術性簡報針對疫苗的全面覆蓋來談，首先由總幹事陳馮富珍引言，她指出先前全球面臨 Ebola 疫情爆發的威脅，其實當時已經研發出相對應的疫苗，但是因為疫苗的運輸、儲藏需要全程在-80 度的環境，由於 cold chain 的缺乏，疫情當下無法讓疫苗觸及疫區，後來在 Gates foundation 的幫助下才將 cold chain 建立起來。接著由各國的衛生官員分享自己國內的經驗，美國的 Dr. Carissa F. E tienne 簡報分享美國成功根除麻疹及德國麻疹的重要因素，關鍵因素之一是 PAHO’s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resolving fund for vaccine 的建立，成員國在高鋒會後達成共是目標並編列國家預算參與疫苗基金，在 2004~2016 共在 41 國施打五億四千萬劑 MR/MMR 疫苗，花費五億五千萬美元，讓美國境內的麻疹、德國麻疹個案數隨施打疫苗比率的上升而逐年下降(如圖)，在 2015 根除了德國麻疹，隨後在 2016 又宣布根除了麻疹。

她並分析這場疫苗戰役的勝利，學到的經驗有 1.要有很強的政治領導力，尤其在於確保資金及人力資源的投入 2.要有達成疫苗全覆蓋的團結心 3.WHO 有遠見的技術性領導 4.夥伴的積極參與及承諾 5.設定目標。她也分析過程中遇到的挑戰有： 1. 政治承諾及資金來源的永續性，直到達成麻疹及德國麻疹的根除; 2. 建立並維持國家疫苗計劃(i)在易感族群及難已觸及的族群達成至少 95%兩劑 MMR 的接種率(ii)維持高品質的麻疹、德國麻疹的監控系統，並能快速處理境外移入的感染個案; 3. 立法確保在衛生預算中有特定的經費用在疫苗。葉門的衛生官員分享，葉門的小兒麻痺盛行率曾經是世界最高，也是要達成根除小兒麻痺非常需要努力的地區，其中很大問題是在政治還有信仰層面，（註：美國逮捕賓拉登時，特務人員是偽裝成小兒麻痺疫苗的公衛人員，也引起中東地區民眾後來對疫苗接種的排斥），也造成像是運送疫苗的班機受阻的問題， 12%的葉門兒童死亡率是歸因於麻疹，葉門在 2004 引進麻疹疫苗，2005 引進五合一疫苗，2009 達到 Polio-free (最後一例是 2006)，2012 五月世界同意疫苗計劃，讓疫苗覆蓋率達 90%，努力達成全球根除小兒麻痺病毒的目標。丹麥的衛生官員分享，丹麥有世界上前幾名的子宮頸癌盛行率，所以政府投資許多資源在 HPV 疫苗，2010 達到 90%的 HPV 疫苗覆蓋率，但是要更進一步推展疫苗覆蓋率，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如何與社會大眾溝通： 1. 民眾很容意把有相關(correlation)直接當作有因果關係(causation)但這兩者是不相等的，2014 有少女打完 HPV 疫苗後出現頭痛、無力等症狀，這樣的事件透過網路傳播，讓許多家長對小孩的疫苗施打與否存疑； 2. “success equal failure”因為現在疫苗的高覆蓋率，讓許多人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小兒麻痺？什麼是麻疹？會有什麼後果？而輕忽了疫苗接種的重要性。所以他總結認為就算有考靠的證據、健全的副作用回報系統，還是很難以跟民眾解釋，而大眾沒有實際看到疾病的嚴重程度，所以難以理解疫苗的重要性，考驗著政府如何與民眾溝通及教育。

主題：革新財務與轉型政府：對國家及國際組織的意義與會人：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李俊康這場會議由 Global health centre 的 director，同時也是 Health in all policies 的最初倡議者 Ilona Kickbusch 主持，邀請到四位與談人討論這個議題。 Global Fund 的代表 Harley Feldbaum 首先提到，WHO 絕大多數的經費來自高經濟發展國家，70%的 global fund 來自 G7 國家，雖然 WHO 規定各會員國至少要貢獻 0.1%的 global fund，但仍有很多國家未能達成，如何擺脫長期對大國(尤其是美國)的資金依賴，開拓新的可能資金來源，是達成 innovative financing 的重要思考方向，而目前公認的方式是朝向轉成往受援助國內找資源，而不是持續由國際組織長期挹注資金，至於該如何漸進式達成轉向受援助國自行籌資、編列政府預算的永續目標呢？ The Vaccine Alliance 的 Santiago Cornejo 接著提到可以用 co-financing 的方式，由國際組織出一部分，但受援助國政府也需要共同出資，再逐年減低國際援助的比例，但實際運行下來的現況是，不少受援助的國家還是長期仰賴國際援助，成功從 co-financing 轉到可以 self-financing 的比例約為 15%，而國際援助案，計劃期限的限制，一期計畫只能維持三年的援助，而每年投注在 global health 的資金約為九兆美元，是非常龐大的費用，要達成在援助計畫結束後，受援助國能自立維持計畫的目標，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更聰明的運用在地資源、從根本上改變計畫案的資金挹注模式、減少透支(out-of-pocket payment)。斯里蘭卡的衛生官員 Susie Perera 舉他們的疫苗計畫是個成功轉型的案例，原本要提供疫苗，有 42%疫苗計畫預算比例是 out-of-pocket payment，而透過政府逐年編列增高預算，目前斯里蘭卡的疫苗已經可以完全由政府預算維持，而 HIV、TB、malaria 目前還是由 global fund 提供援助，也逐漸朝政府自編預算的方向前進。德國的衛生官員 Hendrik Schmitz Guinote 則說如何讓在地的政府作出 political commitment，站在國際組織的立場並不該用強迫的而是鼓勵的方式。除此之外，要達成財務的永續，單靠衛生部門是無法完成的，更需要的是與財務部門的溝通合作，這也是許多國家的困難之處。斯里蘭卡的例子是，整體的公衛政策，並不是由衛生部門單獨制定，而是透過更高行政層級訂定，所以能夠有效的執行。雖然這仍是個需要持續耕耘努力的議題，不過從這場週邊會議是可以窺見些台 82

灣在做國際醫療援助可以思考、借鏡的方向。主題：Global Psoriasis Coalition 與會人：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林純如這次的會議由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soriasis Associations(IFPA)主辦，IFPA 是一個串連起各國的乾癬病協會的 NGO，旨在建立資訊交流的平台並且推動各國乾癬病的預防及治療。其實這次會議整體而言都在呼籲大家要更加重視乾癬(俗稱牛皮癬)，並且校正民眾對乾癬的錯誤觀念。以一語概之便是”Noncommunicatble, No boarder, No discrimination! (非傳染性、非地區性疾病、反歧視)”。首先是在 12 歲時即發病的乾癬病病友 Lars Ettarp，他已與乾癬奮鬥近 50 年，他表示自己很珍惜這次會議的機會，來呼籲民眾對乾癬病有更多的認識。全球乾癬病患者共有 125 百萬人，幾乎與糖尿病患者一樣多，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與良好的治療。乾癬病是遺傳性綜合環境因子的自體免疫性疾病，皮膚會出現疼痛性丘疹及紅斑且表面覆蓋著銀白色鱗屑。乾癬可怕之處不只是外觀上或者表皮上的傷害，而是自體免疫攻擊伴隨而來的症狀，患者幾乎都會併發劇痛的關節炎，50%會導致患者肢體殘疾，46%患者伴隨著糖尿病，有 58%患者伴隨著心血管疾病，而每年因乾癬症及併發症死亡的患者共有 13 百萬人。接下來的講者名單也顯現出 IFPA 成員的多元性，講者們向觀眾展現 IFPA 各國成員們努力的成果。阿根廷、厄瓜多、巴拿馬衛生署署長都表示在與 IFPA 密切合作下，政府近年來對乾癬症的預防及治療有顯著建設。第一個問題向 Cherian Varghese(Coordinator for Management of NCDs, WHO)發問「對於乾癬症的治療，哪些因素是重要的？」，他表示身體上併發症的控制很重要，而心理上患者自悲感的諮商更不可忽略。乾癬症是非常複雜難治的病，醫師常常只看見病而沒看見人，忽略了病患心理層面的健康。乾癬症在皮膚上會出現觀感不佳的紅斑及白屑，使得患者要忍受外界異樣眼光，而且誤以為乾癬症是傳染性皮膚病的民眾，常常會畏懼與患者的接觸，使得原本自卑的患者又被更疏遠了。第二個問題向 Sophie Andersson (IFPA Executive Director )發問「IFPA 的下一步規劃是什麼？」，她回答過去幾年的目標是整合各國的乾癬會，而下一步便是遵守 SDG 的目標：在 2030 年之前 NCD 要減少 30%。不過她承認這對於乾癬病的治療而言是天方夜譚，乾癬病是極為複雜的疾病，病發多年的患者症狀會更多種、更棘手，而現在研究也尚未對此疾病完整了解。不過我們可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以前誤以為乾癬症是皮膚病，但事實上它是自體免疫性疾病，而嚴重 83

延誤治療。現在要努力的下一步，就是增強醫護人員及民眾對乾癬症的知識，並且增加社會對乾癬病患者的友善。接著是 Wolf-Henning Boehncke (Chairman of the Division of Dermatology and Venerology,Geneva Unoversity Hospital)他比喻乾癬症患者病發時，如同一種酷刑，24 小時皮膚都感覺被小刀細細地割刮，但表皮上的病徵僅僅是此併發症的冰山一角，還有伴隨的一堆慢性病，如：關節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他說聖經壁畫上曾經畫出生活在地獄的人的外觀，滿身的疹子皮屑、彎曲變形的雙腳，極像乾癬症患者外觀寫照。除了讓聽眾同理乾癬症患者的痛苦之外，他還呼籲大家一同努力除去乾癬症的污名。身為醫師的他，在訓練年輕醫師時嚴格要求學生要綜合用內科與皮膚科來做判斷，他也十分鼓勵學者積極研究乾癬病致病機制，畢竟乾癬病患者數量龐大但相關的研究卻少得可憐。下一位講者是個年輕的女研究生 Maria Merino，乾癬症患者站西班牙人口的 2.3%（約 1 百萬人）她也意識到民眾對於乾癬症的認識很缺乏，於是她訪問了 1053 位西班牙乾癬症患者，統計結果為 50%患者有肢體上的障礙、15%患者有自殺傾向。最有趣的是，她為了要為乾癬症患者募款，又做了另一個研究，用數據模組(model)計算出，每人只要捐獻 1 元投入乾癬症治療，每人分配到國家醫療支出的稅收就可以少繳 5.04 歐元，等同於你只要支持乾癬症，就可以直接賺 4.04 歐元。最後的講者是病友 Josed de Guzman ，他在病發前是個成功的行銷專家，但 15 年前病發之後漸漸失去工作的體力，經過痛苦絕望的一段日子後，他才接受與病共存，並且成為乾癬症的倡導者。他有些情緒化地泛紅了眼匡提到，如果不是一堆止痛藥他今天根本無法站在這裡跟大家說話，但目前菲律賓政府仍然無法提供足夠的藥物以及補助金給乾癬者患者。他強烈希望外界可以對乾癬症患者多多伸出援手。會後我們簡短地與講者交談，問到身為醫學生的我們可以為乾癬病做什麼努力呢？Wolf-Henning Boehncke 建議學生們可以辦活動多多推廣乾癬病的衛教資訊，年輕學者們則可以多研究乾癬病的早期篩檢方法，未來也不要只侷限於自己的專科，要多結合其他專科下去做病情的診斷及治療。他微笑地說，其實光是看到年輕人積極地來參加這場會議、用心吸收資訊並思考，就能為乾癬症的發展增加許多正面能量了。

主題：Global Health R&D How can we best set priorities based on evidence 與會者：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許承越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UHC，中文譯作全民健康覆蓋，根據 WHO 的定義，是指一個社會中所有人皆可以在經濟狀況足以負擔的狀況下，享用充足、高品質而適當的醫療體系)，是 WHO 近年來極度關注的議題。但是要達到所謂的 UHC 或是全民健康，持續提供數據與證據的醫療資訊系統是不可或缺的，這些數據與資訊若可以引導特定目標導向的投資，並用於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指研發、研究與發展系統)針對不同疾病與公共衛生問題，將會成為一個良性循環，使得解決問題的速度與效率都大為提升。然而這個模式面臨著的考驗是：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當 WHO 或其他國際組織在根據數據與證據(evidence-based)模式決定全球議題的處理優先順序時，如何協調不同皆具有研發系統的組織或國家取得平衡、甚至是在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下，如何處理疾病相關議題。有趣的是，WHO 的官員也有提到，在推廣相關研發流程或是健康衛生產品(如藥物等)，也應該將價格合理的提升。若用很低廉的價格推廣出去，不僅會對 WHO 造成一定的財務負擔，也無法刺激目標對象的研發與市場潛能。這次會議討論不同的監測、分析、及研發方法，並建議全球健康議題的優先處理順序。主持人介紹一個新成立的全球健康 R&D 觀察組織：Global Observatory for Health R&D，這組織又可以分為六個部分：監測(訊息的進出)、檢測基準、分析與歸納、數據與資源、分類與標準化、研發指標。這個觀察組織的目標在於系統化與整合全球健康相關的研發資訊以外，也會提供許多線上開放資源，除了 WHO 認證的健康衛生產品，也包含其他組織開發的健康衛生產品的資訊建檔。這個組織的最終目標是：幫助釐清全球衛生健康相關的研發順序，並幫助我們的衛生健康系統。上述所有方法都將為新的衛生研發專家委員會議程提供議案，為潛在的健康產品研發基金及其他現有研發融資機制，提供全球研發優先順序提供諮詢意見。

主題：Governing NCDs: Addressing the commer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與會者：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許承越 NCD(Non communicable Diseases 非傳染疾病)，例如抽菸或肥胖導致的慢性疾病，是 WHO 近年來極欲解決的問題。根據 WHO 的統計，2012 年非傳染性疾病導致 3800 萬人死亡，其中約 40%屬於 70 歲以前的過早死亡。大部分非傳染性疾病導致的過早死亡是可以預防的。這對於是許多國家衛生與經濟發展的巨大挑戰，特別是社經條件脆弱的弱勢人口。這次周邊會議的主要重點便是探討如何處理健康與非傳染性疾病中的商業決定因子，特別是肥胖與飲食健康。與肥胖最直接相關的食物跟營養產業，是世界上最大的產業之一。根據 WHO 統計，食物與飲料產業在 2014 年的全球市場規模約是 15 兆美金，而全球的經貿總額大約在 75 到 90 兆美金左右，也就是說粗略估計，飲食產業佔全球經濟的 16 到 20%左右。這是非常驚人的數字。隨著人類農業與科學技術發展，其實現在全球的食物產出量是足以供養所有人口的。然而資本主義市場的過度浪費、貧富差距所造成的食物分配不均、加上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除了在不同地方造成不盡相同的 NCD 問題外，在未來爭奪水源與食物的衝突機會漸漸升高。如何讓民眾，特別是孩童，免於受資本主義市場強大行銷與宣傳能力的影響(其乃政治力量的延伸)，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知名的全球健康學者、女權運動倡導者 Dr. Ilona Kickbusch 也提到，從公共衛生與健康推廣的角度上看，提供一個更充足、更健康、而永續發展的食物供給市場，無論是對人類或是地球環境都是必要的。來自智利衛生健康部門的 Carmen Castillo 女士在這場會議中分享了自己國內對於飲食健康、特別是糖的政策。針對飲食中糖的政策一直是 WHO 內被熱烈討論的議題。智利已經開始嚴格監控任何食品內的糖、鹽、飽和脂肪酸(或其他脂類)的含量不得超過法定的上限，同時也規定超過特定上限含量的食品不得對 14 歲以下的兒童做廣告或宣傳、各級學校也開始禁止垃圾食物的推廣與販售。 WHO 東地中海區域的主席，此次周邊會議的主持人 Dr.Ala Alwan 提到在這樣子的巨大市場利益中，我們看似可以獨立自主地做出自己的飲食選擇，其實市場行銷、國家政策、教育背景等都在影響我們的日常選擇──任何的選擇都是政治選擇，所以健康與營養也是政治選擇。當我們往後在面對 NCD 問題時，也更應該深入考量更多社會/商業決定因子，才能做出更全面的決策。

主題：Health Cooperation Beyond Aid 與會者：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許承越這場周邊會議舉辦於日內瓦國際紅十字會總部的博物館中，是一場開放性高且有許多互動的會議。MMI(Medicus Mundi International network)，一個跨國醫療合作以及全球衛生的交流平台，主持了這次的周邊會議，並引導許多不同背景的與會者針對主題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與看法，就國際醫療合作的 international/local 兩個層面作討論。會議中討論希望許多國家可以藉由合作的方式提升高品質健康照護的可得性，除了主動致力降低不同流行疾病的影響外，政府以應該改善人民的生長居住以及工作環境。經濟發展、政治與環保等社會決定因素也應該納入考量中。現今的跨國醫療合作，尤其是在面對人道危機或是緊急狀況時，常常過於零碎、沒有整合、也沒有針對未來訂定長遠的計畫。MMI 認為現在的國際醫療合作主要的問題是： 1. 缺乏和諧、沒有一致性、相異的工作過程 2. 許多工作部門與勞力的定位與分工不夠明確，造成工作效率的低落。 3. 沒有足夠的監測與調整系統。 4. 常常忽略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與社會條件。 MMI 也認為如果需要改善，必須確保下列數點： 1. 2. 3. 4.

確保國家對於政策的計劃與執行有足夠的主導權與支持。將國際衛生合作納入國家政策中。衡量成效時除了衛生相關的成果，也應該依據系統或計劃分類。清楚定義分工、部門配置、以及利益分配。

除了提供金錢技術上的規範與支持以外、建立對外夥伴關係以外，也應該更積極面對自己國內發展時所遇到的困境，並成立資訊流通的平台(或許可以參考 UN High Level Commission on Health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針對醫療人力市場的整合與經濟發展作參考)。在近年區域衝突增加、難民問題等背景下，舊式的跨國醫療合作已無力負荷，各國都希望可以擁有更多的新式整合方式，而此次周邊會議中所提到的許多想法都有發展的空間，希望未來可以看到各組織與國家間有更多的協商與合作，改善舊有的國際醫療合作缺點，並將新的知識與技術導入全新的合作模式。

主題：由商業出發，著手進行全球衛生安全：透過企業和政府的合作，發展實際的解決方案與會者：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林會筑、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陳一雄由 Johnson & Johnson 公司的首席醫療官 Dr. Alan Tennenberg 開場，Johnson & Johnson 與 GE foundation 是今日主題 (PSRT ,private sector roundtable)的領頭羊。他也指出，若是要提升全球醫療並即時因應各種急難，私部門的加入不可或缺。 Global Health Security Agenda (GHSA)，在 2014 開始，是一種 IHR(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的執行；而現在發展出另外一個新的 Private Sector Roundtable (PSRT)。 PSRT 的首要任務就是動員私部門的產業，去協助政府(公部門)及時解決衛生相關的危機，並強化整個醫療系統，執行面分成三個面相: 1.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Intel 的 Ms. Jennifer Esposito 提到，PSRT 開始建立出技術方面更完整的照護系統，包括醫療數據化，提供各國共同標準的軟體等。 2. sufficient numbers of adequately trained people Harvard Global Health Institute 的 Dr. Ashish Jha 呼籲，要放眼於未來，專注於學術教學，使下一個世代有更多專業人員。他指出，這不僅只是為了下一次的衛生危機，或下個月的醫療成果，這是一個長遠的任務。 3.

strong systems to hold the elements together and advance care delivery

Rabin Martin 的 Dr. Jeff Sturchio 引用數據，去年的 pandemic cost 為直接支出 600 億，間接支出 5000 億，但如果把支出跟成效對比，將會發現其中有挺大的落差，他因此質疑，私部門的加入是否會增加問題的複雜度? Dr. Sturchio 詢問 Dr. Jha 和 Ms. Esposito ，跨部門合作的是如何執行的? 兩位皆認為，建立信任是很重要的一環。Jeff 提到，當疫情已經爆發，人們其實沒有足夠的信任關係可以合作，因此 PSRT 把建立信任這件事情提前，公私部門將可以提前合作，共同參與目前的議題、預測未來。 Ebola 造成全球經濟體衰退的問題是否將全球衛生與經濟視為一體兩面? 私部門的加入，可以將基金挹注衛生組織，解決部分財政問題。但是若是健康成為賠錢事業，那麼沒有強制執行力的私部門，是否將抽身離開? 這是我們值得深思的問題。

JEE：Joint External Evaluation 是 WHO 在 GHSA 架構下採用的新一代評估工具，讓國家自願用以檢視 IHR 的執行成效。而烏干達的衛生部長 Hon. Jane Ruth Aceng 提及烏干達是最先採用 JEE 的國家之一，透過這套工具提升國家面對衛生問題的能力，也進一步與荷蘭、美國等國家合作，使得烏干達政府在面對 2016 的黃熱病疫情時，能比 2010 年爆發疫情時更快速地因應。她提倡面對衛生議題時，我們需要各部門之間的合作，這包含私部門的參與。而這次會議強調私部門的重要性，是因為對衛生議題準備的投資，很可能是確保衛生安全時最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芬蘭社會事務及衛生部常務次長 Päivi Sillanaukee 同樣讚賞 JEE 的重要性，並提及 JEE alliance 這個平台，讓各個參與夥伴可以分享 JEE 和其他衛生議題的相關經驗，進一步提出創新的解決方案。目前這個聯盟已經有許多成員，包含 59 個國家、非政府組織和私人企業，而今日主角 PSRT 就是私人企業在聯盟中的積極成員。她認為若要達到國家在衛生安全議題上永續的能力養成，有 3 個重點要達成：1.對當下情況的全面評估，例如強項和劣勢。2.確保國家的高度投入。3. 各部門之間的通力合作，包含政府、公民社會和私人企業。Sillanaukee 特別分享，在芬蘭 IHR 並非僅止於政府衛生部門的事務，而是與整個社會高度相關。但她同時也提醒每個國家的情況都有其特殊性，需要因地制宜。Sillanaukee 最後再次呼籲，衛生安全是與所有人都休戚與共的議題，而且沒有任何人可以單獨完成，因此所有部門都應該一同合作。美國新任的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 Tom Price 也抽空來到會場，向大家強調美國視全球衛生安全為優先議題，支持 GHSA 和 JEE 並希望各部門共同合作，促進全球的能力以達到 IHR 的要求。他特別提到傳染性疾病爆發的複雜性，需要許多國家和部門共同努力。而 NGO 和私人企業所具備的可觀能力，是讓這些努力可以永續的重要基石。 Price 特別舉 1988 年開始的全球小兒麻痹根除計畫為例，當中除了 WHO、各國衛生當局外，還有 NGO 扶輪社和私人企業共同參與，因此達成今日僅剩幾個國家還有零星案例，近乎成功的成就。在活動後半段進入團體討論的階段，有許多組織和企業的代表針對今天的主題發言，以下是節錄： World Bank 的代表提醒與會者，國際社會常討論有些議題被大家忽略的問題，但應該先將資金問題解決，再討論公私部門合作解決，否則每年的會議只會重複相同的討論而沒有進展。 89

World Economic Forum 的代表則呼籲，與其嘗試新的計畫和運作模式，倒不如利用現有的架構加以發揮，這樣更能加速這個過程。 RTI International 的代表強調，除了這些繁多的圓桌會議、研討會、工作坊之外，我們更應該實質地付出努力，一起把事情做好。

主題：Addressing the health of the most vulnerable for an inclusive society 與會者：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陳一雄一、主題：關注脆弱族群的健康需求，並分享各自的經驗、挑戰和實際措施，以創造一個更能涵括所有人的社會，目標是達成 SDG 並不讓任何人被遺落在後。二、Keynote Speech: Dr. Timothy Evans, World Bank 在貧窮國家的健康體系中最可靠的是母親，比父親好太多。在這些地方應該力求去中心化，促進地方自治才有效。西非之所以會發生 Ebola 的疫情爆發，是延遲的監測系統所致。我們應更支持在前線的醫護人員。如果沒有 PHC（基層醫療照護），是不可能達到 UHC 的。例如南非一直都無法擺脫肺結核的問題，並不是因為他們缺乏經費，而是健康系統忽視因為通勤造成的傳染。三、經驗分享 1.泰國泰國嘗試照顧難民的健康，出於以下三個原因： (1)他們有基本人權 (2)他們對泰國能有所貢獻 (3)如果不照顧他們，他們的疾病會傳播給泰國人和其他國家所以所有在泰國土地上的人都能毫無障礙地取得必要的醫療服務，這的確造成政府沈重的財政負擔並引起很大的爭論。泰國政府要求移民購買健康卡，但仍有 100 萬人不願意，他們就這樣跨入國界並尋找工作，所以政府需要免費提供他們所有東西，只好去跟寺廟募款。為了達到目的，政府並不在乎規範（也代表那些規範並不實用），所以會做超出法律規範的事情。 2.巴西公共和私人的健康系統幾乎涵蓋所有人，政府會鼓勵醫師前往偏遠地區服務，並積極地將醫療資源分配給所有有人居住的地方。 3.挪威從西非 Ebola 的疫情可得知，疫苗非常重要。 4.日本若健康系統未包含所有人，便是不正義。 91

但人們容易出於正確的原因而做錯誤的事。當國家貧窮的時候，容易達到 UHC；反而當國家富裕起來後，變得較為困難。日本在 1961 年時非常貧窮，但大家都很有心，所以當時能達到 UHC。 UHC 是屬於全人類的，國際社會應該團結起來努力達成 UHC。但 UHC 並不是目標，它只是讓人們幸福的起點。四、總結 Dr. Edward Kelley, WHO 我們應該努力創造高品質且以人為本的醫療照護，並提升衛生系統的準備以因應突發狀況，例如難民議題。而不論 WHO 官員再怎麼聰明，這些努力都應該是由下而上，而非由上而下。

主題：WHA meeting: Towards universal eye health: taking stock of progress against the Global Action Plan — what’s working and where to from here? 與會者：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陳一雄一、主題關注眼科健康，各國就自身努力的經驗分享。二、經驗分享 1.馬爾他眼盲疾病中有很多種類都是可以預防的，所以許多人已經發生的眼盲原先其實是可以避免的。例如糖尿病和眼科疾病有很大的關係，為了解決視覺損壞的問題，我們應該要先解決糖尿病的問題。馬爾他過去有加強健保體系，並由專家組成小組專門負責人力的培訓，近年會派醫師和澳大利亞、新加坡、南非等國的醫師一起受訓提升能力，也提供學生獎學金出國進修後再回國服務。 2.中國中國的視障人數已經下降，幅度達到 1/4。砂眼：在獅子會的幫助下進行篩檢、治療，2014 年已按照 WHO 要求消滅致盲性砂眼，希望 WHO 可以宣布中國已不是砂眼盛行的國家。白內障：手術率提升，2013 年開始投入大量金額幫助白內障患者進行免費手術。目前還有 3 千萬貧困人口，其中有 9 萬需要政府幫助的白內障患者，政府預計進行免費治療。糖尿病：發生率達到 10%，希望能和國際眼科學會合作控制視網膜病變眼科醫師人力：1.23 眼科醫師/萬人口，已達到 WHO 標準，未來會持續培訓更多眼科醫師。同時針對廣大人口進行大型眼科研究。 3.巴基斯坦眼科醫師人力：在國際的幫助下，數量已經大增。希望透過 2020 行動計畫繼續增加，在 2035 滿足需求。這方面有特別的策略，成立培訓中心讓醫師進行在職培訓。在 SDG 通過後巴基斯坦也制定了自己的眼科 SDG，成立專門的眼衛生計畫，過去眼外科手術的數量已大幅增加，尤其針對貧困人口進行白內障手術。 4.衣索比亞進行全球第一個砂眼流行病學的調查，發現本國盛行率最高，佔全球 22%，因此採行許多策略，例如撥款、結合其他健康項目、增加眼科醫師數量。

5.國際預防致盲協會有許多 NGO、跨國組織參與我們的活動，不同成員有不同能力，關注不同議題。方法雖然多樣，但都是為了促進眼睛健康。近期目標是在 2019 減少 1/4 眼盲患者。重點工作包括排除技術和資金的障礙，關注少數族群與老化的影響，建立大家都能參與的平台。三、自由討論時間 1.Q：布吉納法索醫師想問衣索比亞的官員，因為我們遇到的情況是類似的。醫療人員遇到巨大的問題，因為眼科醫師集中在兩個大城市，想知道如何普及醫療服務，衣索比亞是如何讓醫師和護士前往鄉村地區工作，並在社區提供眼科服務？ A：同意兩國有類似的挑戰，對熱帶流行病或其他流行病有共同問題，人力也是。醫事人員在白內障的專才非常缺乏。光是眼科人員單槍匹馬工作不夠，需要把醫事人員納入更大的公衛體系，也要改善基礎措施。按照 WHO 的形式，對醫事人員來說要照顧病患需求，社區也很重要。整體來說我們的醫療狀況還是不錯 2.開羅大學教授培訓專業人員是個重要議題，對預防來說非常重要，在二十世紀有些國家會拒絕白內障病患入境。 3.蘇丹我國有 200 萬人罹患糖尿病，其中有不少眼睛疾病。針對砂眼我們啟動了計畫，但也需要各國支持，尤其是人力培訓的部分。我們只有 150 位眼科醫師，且都集中在大城市裡，需要一些移動的醫療設施。英國有提供遠程培訓協助提升人力。工作人員都具備一定的能力，但需要給他們相對應的工資。 4.印尼同意目前眼科醫學研究不夠，還需要很多方面的努力，我們積極和眼科醫師、公私部門合作。印尼眼疾問題沒有獲得很好的控制，我們會派家醫科醫師挨家挨戶檢查民眾，包括眼疾和糖尿病，也會到小島追蹤居民的眼疾和手術效果。 5.東加我們大部分白內障手術都是在公立醫院免費提供，但也同時面對過度治療和治療不足的問題。

主題：Success Factors for NCDs: Pathways to Accelerate Progress 與會者：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陳明利 1. 講者資訊： Mr Simon Kennedy, Deputy Minister of Health, Health Canada Dr Aurelijus Veryga, Minister of Health, Lithuania Dr Rajitha Senaratne, Minister of Health, Sri Lanka Dr James Hospedales, Executive Director, Caribbean Public Health Agency Ms Paula Johns, Executive Director, ACT Promoção da Saúde (Brazil NCD Alliance) Dr Evan Lee, Vice President Global Health Programs and Access, Eli Lilly & Company 2. 關於 NCD Alliance： NCD，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的簡寫，指的是非傳染性疾病，例如肥胖、癌症、煙癮、酒癮、毒癮、後天聾啞等等。這場周邊會議是由 NCD Alliance 所主辦。NCD Alliance 是由全球具相當學術背景的研究機構、有相當財力且願意投資在非傳染性疾病的企業或基金會等等所聯合建立的非傳染病防治第一把交椅。與 WHO 也有相當互助友好的關係。 3. 此場會議的內容：此周邊會議持續地在探討實施非傳染性疾病預防政策和建立可持續的非傳染性疾病衛生系統的成功因素和催化策略。由有「嘴砲編輯」之稱的 The Lancet（柳葉刀）總編輯主持人 Richard Horton 博士，部長級小組成員組織此講者陣容，介紹國家領先的良好做法，隨後與來自多邊組織和民間社會倡導者的代表進行討論。該活動提供一個機會，分享克服障礙的經驗，並提供明確的方法從承諾轉向行動。在會議進行時，各個講者都分享了自己本身經歷過的厲害的案例供大家欣賞與參考，然而，阻礙 NCD 防治的主要原因仍是因為大眾的敏銳度不足，以及金源不穩定。相較於傳染性疾病如流感、伊波拉等等。時不時的在喚醒大眾對他們的認知，並且已經讓社會凝聚了相當的敏銳度與共識，但是這部分仍是非傳染性疾病尚無法克服的。如何喚醒社會的危機意識，以及如何說服政府關注，說服大眾投資在這個議題上仍是我們需要努力的。

主題：Displaced People with Chronic Conditions-How to Tackle the Pandemic on the Move? Managing NCDs for refugee populations through multistakeholder partnerships 與會者：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蔡宇揚 NCDs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在世界各國都是日漸提升的一個議題，且 NCDs 造成非常主要的全球幼年孩童死亡的原因。人道救援組織注意到難民中 NCDs 的嚴重程度也不斷加重，原因在於沒有足夠的慢性病健康照護。這個 side event 主要是在討論減緩 NCDs 對難民的影響以及一些特並疾病的挑戰。這個會議邀請了來自各國各國際組織(Red Cross, IAPO, Novartis Social Business, Philips Healthcare)分享各自對於此議題的經驗。非政府組織和人道主義機構正在將非傳染性疾病納入優先規劃。管理長期的 NCDs 對於較習慣於在緊急情況下處理急性病症的人道救援組織的人來說，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任務。移民是非常流動的且移民模式不好預測，這些是提供全面和持續健康照護的主要障礙。另外 Multi-stakeholder partnership 以及新的金援模式也被拿出來討論看如何改善難民 NCDs 的問題。來自肯亞的紅十字會秘書長 Abbas Gullet 分享烏干達有超過一百一十萬的難民是女生，因為成年男性及年輕男性都去打仗，造成女人及小孩成危難民承原受苦，目前遇到困境是並沒有一個能夠提供足夠治療這些女人小孩，且醫生僅僅只有八分鐘可以幫每個病人看診及處理疾病，很明顯的要處理 NCDs 的問題第一步就是要先有足夠的醫療資源及人力。接著 Herald Nusser，來自 Novo Nordisk 以藥廠的角度分享該藥廠正努力提供醫療資源給這些難民使用。其中在與會人員討論中特別提到胰島素的供應需求及來源不足的問題。由於糖尿病在這些難民之中也是非常嚴重的問題，而且糖尿病是需要一直持續使用胰島素，因此特別需要政府提供或補助讓難民們可負擔的胰島素資源。

主題：Health cooperation beyond aid 與會者：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蔡宇揚 MMI (Medicus Mundi International) 是一個與 WHO 有正式合作關係的組織。致力於國際健康合作及全球健康。這次討論的主題可以分成四個階段。由於各個發言人接在陳述各自組織的一些工作方向，因此此片記錄著重在各階段討論的項目及內容。第一個是整體政策的目標:整體獲得健康。主要討論的內容是各組織如何定義”overall goals”來促進國際健康合作，以及是否同意總體健康政策的目標:achieving universal access to health，和 SDGs 的用詞:ensuring healthy lives and promoting well-being for all at ages。第二階段著重在國際組織發展合作上出了什麼問題，內容則是在討論組織內部的目標及精神是由誰來制定、組織會向受惠人或投資者回報工作成果、如何看待大重視組織為”a bussiness”的情況，且是不是真的在組織運作上有牽涉到商業及市場面向。第三個階段題目為發展 SDGs 上的合作:Beyond aid!，裡面牽涉到定義”aid”的發展合作如何進行及是否需要做改變、組織是否分享資源再透面公開的管道給其他缺乏資源的國際組織以及取的這些分享的人或組織是否”正當”，該如何定義及管控。最後一個階段總結在有效的合作該如何進行，適組織是否有將五個”aid effectiveness”-ownership, alignment, harmonisation, managing for results, mutual accountability，放到政策及實行上，如何定義及衡量組織工作的效率。在這四個階段裡主持人都會在講完要套論的題目後會把發言交給各個已經安排好的國際組織代表來發言，但整體來說整場會議的討論飛常空泛且沒有什麼交集，有點像各國際組織各說各話。

主題：Biotherapeutics & the next 70 years 與會者：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蔡宇揚過去 70 年全世界的人經歷了健康及醫藥的重大進步，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傳統的小分子藥物還有他們的 generic counterpart 通用於全世界的醫藥廠商，以及 WHO 的監督及推動。這個 side event 是由 IAOP(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Patients Organization)以及 IFPMA(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and Associations)主辦，旨在推動及促進世界在 2030 提升獲取 biotherapeutics 的管道，也搭配 SDG3 的目標促盡所有年齡層的健康。會議一開始主持人說到:「毫無疑問，未來 70 年的醫療的進步將持續來自使用從活生物體以及遺傳工程化細胞的 biotherapeutics。每天，我們發現新型 cytokines，替代因子，激素和其他細胞修飾肽和蛋白質以及現有 biotherapeutics 的新應用。隨著安全、有效和高質量的 biotherapeutics 的出現，我們可以尋求將 biotherapeutics 的益處提供給更多的患者和人群。」接下來的討論大部分著重在於 biotherapeutics 目前遇到的挑戰，例如使用的普遍率並不是很高以及醫護人員、病患對於 biotherapeutics 的疑慮該如何解決等等。其中一位講者 Andrew Spiegel (Executive Director - Global Colon Cancer Association)提到出現以上問題的原因大概可以分為三個面向:高單價、醫療人原因缺乏實驗證據因此不敢使用、政策上的配合度不夠。而解決方法應該是讓 biotherapeutics 的實驗以及使用後的資料蒐集，藉此可以提供所有醫療人員做參考、讓醫生在推薦病人使用時可以更有依據。在提問上還是有人對於 biotherapeutics 的高單價及資料不足提出疑問， Luc Besançon (CEO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Federation)回答繼續強調第一步應是將臨床試驗的術聚集資料公開，讓其他醫療人員使用，多人使用後盡而藥廠更願意投入生產，最後價格也會降低，病人也會更願意使用。

2017 世界衛生大會青年團 0520 快報

T世界衛生大會台灣青年團 aiwan Healthcare Students’ Delegation 【快報】 2017.05.2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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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青年團共 15 名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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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團成員陸續出發前往日內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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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團將出席一場訓練世界各國代表團的周邊會議 (Side Event) 並出席外交酒會。

【周邊會議】世界衛生大會簡介：代表團入門摘要臺灣時間：2017 年 05 月 21 日 21:00 – 24:00 主辦單位：Global Health Centre 會議地點：日內瓦高級國際關係發展學院晚宴

中華民國外交酒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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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預報

青年團將出席一場訓練世界各國代表團的周邊會議 (Side Event) 並出席外交酒會。

周邊會議 – 世界衛生大會簡介：代表團入門摘要【晚宴】中華民國外交酒會臺灣時間：2017 年 05 月 22 日 00:00 – 01:30 主辦單位：駐日內瓦辦事處受邀單位：衛生福利部部⾧代表團等國內團體及友邦衛生部⾧代表團

明日轉播

青年團預計於明日現場直播一場會外活動，預計自臺灣時間 21:00 開始。

Introduction to the WHA: A Briefing for Deleg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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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再相會

聯絡我們：secgen@fmst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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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世界衛生大會青年團 0521 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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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計畫出席兩場活動、專訪杜永光醫師。

【周邊會議】世界衛生大會簡介：代表團入門摘要會議主題：針對 WHA 會期間的議程進行摘要說明。包含： 1.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項 (飢餓與貧窮) 2.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三項 (健康與福祉) 3. 世界衛生大會預算編列 4. 世界衛生組織公衛災難應變 5. 非傳染性疾病晚宴 – 中華民國外交酒宴專訪 – 世界神經外科醫學會理事⾧杜永光醫師

今日成就

青年團成員陸續出發前往日內瓦。

會議 – 世界衛生大會簡介：代表團入門摘要【外交晚宴】 – 中華民國外交酒宴與會者：陳映晴、黃序立、宋佳諺、陳明利專訪 – 世界神經外科醫學會理事⾧杜永光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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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成就

青年團成員陸續出發前往日內瓦。

會議 – 世界衛生大會簡介：代表團入門摘要晚宴 – 中華民國外交酒宴【人物專訪】– 世界神經外科醫學會理事⾧杜永光醫師採訪者：李柏錦、林會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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