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ward by the Editors (编者的话) Writing is living. Writing freely, we think, we explore, and we reflect. Sharing our writings openly, we learn, we grow, and we build a better cultural environment for ourselves and others. BAIHUA WENXUAN is dedicated to recording this journey. It keeps track of the best we have created, and embraces better ones to come. It welcomes topics of intellectual and aesthetic values, and of individual passions: nothing is trivial if it inspires, and brings joy and delight; nothing is tedious if it is nurtured with love and imagination. In this first and special issue, we bring you a collection of memoirs and essays on the 1989 democratic movement. Life is not to forget. And our recording starts right here. 写作，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自由而认真地写，是思考，是探索，是自省; 是欣赏， 学习，是共同成长，进而营造一个我们自己喜爱的精神环境。 白桦文选就是这个成长的记录：记载每一个人独特的经历，爱好，钻研和视角；白 桦文选也是一个机会：题材不计大小，体裁没有限定，无拘无束，海阔天空，追求 理性，创造美，展现个性和激情。 文选的创刊号及第一个专辑，是关于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回忆和思考 ----- 拒 绝遗忘，我们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白桦文选》编者
目录 1. 记忆之镜 (The Mirror of Memory) a poem by 心白 (Xinbai)····第 1 页 2. 一粒甜葡萄 by 廖康······················ 第 3 页 3. 六四，不愿提起，未敢忘记! -- 我的六四经历 by 探亲访友·····第 4 页 4. 记忆残片 by xin xin······················第 7 页 5. 其实六四那天我并不在北京 by 半瓶醋 ··············第 8 页 6. 秋后算帐 by 梦江南 ····················· 第 14 页 7. 那一天，那一年 by 新新····················第 17 页 8. 剑河灯祭 by xin xin ·····················第 18 页 9. The Summer of 1989 by tar ··················第 24 页 10. A Couplet, Two Photos by 乡间················第 30 页 11. 六四回顾与反思 by 杨林 ···················第 31 页 12. 再谈六四反思 by 杨林 ····················第 35 页 13. 从鲁迅谈学生领袖想到柴玲 by 语无伦次············ 第 41 页 14. 在纪念碑下 by 赏石 ·····················第 43 页 15. 当上了"社区服务组织者" -- 一年筹备活动的零星追忆 by 路过 ··第 45 页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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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之镜
The Mirror of Memory
心白
Xinbai
那一夜 我梦见纯白的独角兽 身中七支长矛 血流如注 它的前蹄向着东方跪下 慢慢倒地死去 它的泪流聚成明镜
That night I dreamed of a unicorn white as snow Bleeding from the wounds It received from seven spears Its forelegs bent down toward the East And slowly it fell to the ground, dying Its tears streaming down to form a mirror
镜中人影绰绰，哀然 你向我显现 面目模糊的兄弟 你生于泥土 又象泥土被随便抹去 我不知道你的样子
In the mirror shadowy figures emerged Mournfully, you appeared to me O brother of blurred face You were born out of dirt And like dirt were wiped out casually I don’t know what you looked like
但我知道你死亡的每个细节 关于一颗“炸子儿” 如何从你腰间雀跃进入 在你胸前盛开出 一朵硕大的血红玫瑰
Yet I know every detail of how you died: How an “exploding bullet” leaped into your waist And how a huge bloody rose then Bloomed in your chest
此时你的老父 正摸早在田间锄地 病中的娘披衣推开房门 看见阴霾的天空 心猛然抽动
At a moment of dusky dawn When your aged father was busy hoeing the field And your ailing mother pushed the door open, Saw the gloomy sky and felt her heart wrench
我哑口的兄弟 没有人告诉我这一切 我从镜中清晰看见 你出生和死去的意义
O my wordless brother Nobody told me all these Yet I saw clearly in the mirror The meaning of your birth and death
生命是一粒尘土 消逝在时间的荒芜里 你是老父坟前的草 是瞎眼的娘错乱的记忆
Life is a grain of dirt That faded in the barren land of time You are the grass in front of your old father’s tomb You are your blind mother's confused memory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你究竟是否存在过？ 他们翻云覆雨的手肆意涂抹 我只能牢牢记住你的名字
Nobody can tell me if you ever even existed Those who change as fast as clouds and rain Smeared and erased the past with their willful hands, So I have to remember your name stubbornly.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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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甜葡萄 廖康
那粒葡萄在我嘴里打了好几个转儿，葡萄皮的清香早已随着口水流到肚子里去了，我还是 舍不得咬破它。那年我才五岁，竟然像守财奴数钱却舍不得花一样，舌头把葡萄从左边推 到右边，又从右边推到左边，就是舍不得咬。其他小朋友们也一样，小嘴鼓鼓的，谁也不 肯先咬，生怕吃完了自己的葡萄，看着别人眼馋。突然，那粒葡萄自己朝喉咙滚过去，我 急忙一缩脖子，喉咙夹紧，挡住了它的去路。我忍不住咳起来。幸好双手自动捂住了嘴， 才没把葡萄咳出来。管它呢，还是先吃到肚子里才安全，我一咬牙，毅然将葡萄破为两半。 啊！真甜呀…… 那是一九六零年，国家正处于困难之中。当时说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苏联又撤走了他们的 支援。虽然那些支援都是工业项目，却影响到粮食、副食和肉的供应。我们幸运，在天子 脚下，好歹还能吃饱饭，但主食很少有大米白面，而是掺了糠的棒子面，又粗又苦。也不 知是谁，告诉我槐花和榆钱儿是甜的。尝尝还真有那么点儿甜味儿。于是，我经常和其他 小孩一起捡槐花和榆钱儿，拿回家掺和在棒子面里，做出来的窝头果然好吃点儿了。在北 京，每家无论几口人，每月还有二两配给的猪肉。外地很多地方，据说一年都没有肉吃了， 还听说有人饿死了。我家三口人，比那些五口之家赚了些便宜。二两肉，现在一顿都不够。 当年是怎么吃的？我只记得一道菜，叫“蚂蚁上树”，妈妈把猪肉剁成极小的星儿，放些 葱花姜末，和煮熟的粉丝一起炒，临出锅时倒点儿酱油。哇！那叫一个香。多年后，我又 要妈妈做蚂蚁上树，可蚂蚁太肥大，爬不上树了。用勺子连肉渣带粉丝一起送入嘴里，却 不是记忆中那个味儿了。 肉买不到，偶尔能买到墨斗鱼。可我吃墨斗鱼过敏，浑身出疹子，痒得我忍不住要挠，越 挠越多，一片一片的，红遍了全身。于是，我只能看着父母吃，馋得直流口水。整天吃糠 咽菜，油水越来越少，我终于忍不住了。妈妈说，那好，你吃了墨斗鱼，出疹子可得忍住 了不挠啊。五岁的小孩，我也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毅力，饱吃一顿墨鱼面后，愣是忍住了， 没挠。晚上睡觉时带着棉手套。就这么一次，我再也不过敏了。不仅吃墨斗鱼不过敏，吃 什么都不过敏了。 小孩儿，最馋吃的还是糖。可那年头，连水果糖都没有。只有过年时，一家才能买到一斤。 水果也是稀罕东西，我都分不出苹果和梨的味道，因为从来就没一块儿吃过，时间太久， 根本不记得它们的滋味了。香蕉和葡萄就更别提了，我只知道它们的形状，能在画儿书上 认出来，味道早忘了。 那天，我永远难忘。老师站在台上，庄严地对我们一班 32 个孩子说：“今天，我们收到 一份宝贵的礼物。保卫新疆气象台的解放军叔叔给我们带来了吐鲁番葡萄。你们都在图画 书上见过葡萄，现在看看真正的葡萄吧！”说到这儿，她伸出背在身后的手，举起那串紫 葡萄，就像画上的一样，亮晶晶的，在灯光照耀下，闪着宝石般的光芒。老师接着说： “解放军是我们最亲的亲人，是最可爱的人。他们自己舍不得吃这些葡萄，坐火车走了四 天才到北京，给我们送来这么多葡萄。每个班都有一串，每个孩子都能吃到一粒。我们要 记住，解放军是我们最亲、最亲的亲人。”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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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排着队，一个一个走上前去领受亲人解放军的礼物。与我后来在电影上看到的西方领 圣餐的小孩们相比，我们要焦急得多，但大家还是耐心地等待，默默地依次领受。只是当 我身后的毛弟轻轻地推了我一把时，我才感到他和我同样急不可待。一个孩子一粒葡萄， 老师每把它放入孩子嘴里时，都要说：“记住，解放军是我们最亲、最亲的亲人！” 我记住了。“解放军”这亲爱的名字，连同那粒甜葡萄的滋味，深深地融入了我的脑海— —直到二十年前的今天为止。 2009 年 6 月 4 日
六四，不愿提起，未敢忘记! -- 我的六四经历 探亲访友 曾经以为自己是个堂堂男子汉，可次次提笔想为六四留些文字却每每一事无成。 我选择回避，努力将那段黑暗的记忆从脑海中革除，不忍见腥风血雨在眼前飘荡。但是， 不愿提起，不代表能够忘记! 那天晚上电台电视台同时播出咄咄逼人的戒严令，形势突变。采访第一手材料是记者的天 职，我听到职业道德的呼唤。在公安部门工作的母亲早有内部消息，力阻，厉声警告不得 外出。我只好借口单位里要求值保卫班逃遁。 楼道里，新婚的妻子担心，执意和我同行。我故作潇洒：戒严多少日子了，怎会出事？！ 妻子正在特殊时期，默默塞给我书包，为我系好短袖衫扣子：早点回来！眼中满是担忧。 带上雨衣，揣上青岛六型照像机，吻别爱妻，我骑上车登着一路夏风来到广场。广场上， 喇叭广播里正在庆祝"民主大学"的成立，严加其慷慨陈词讲着民主，学生市民三三两两或 坐或卧或行走，与平日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新闻比任何新闻都好，我想。 近子夜，一辆坦克不知从何处没头没脑窜出，人们追着喊着在文化宫门前用护路栏杆插进 它的履带。坦克车瘫痪，三个士兵爬出来。有人愤怒地向他们投掷石块，说坦克轧死了人。 血从伤兵头上渗出，几位大学生冲过来为他们遮挡着唾骂，护送他们到纪念碑前的市六医 临时救护站。广场上弥漫着一种躁动。不一会儿，那辆莫名其妙的坦克被点燃。 大约夜半时分，人大会堂处大喇叭高声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喇叭里的他在一遍遍抑扬顿 挫着最后通牒："昨天晚上, 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环顾四周，我觉 得他在说梦话。 坏消息不断传来。飞虎队来报，军队真的开枪了！！！春夏之交的夜，在急剧降温！ 钢盔，枪支出现。"我们要保卫纪念碑!!!"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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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指挥部则通过广播号召：折断枪支，反对暴力，保持和平请愿！ 血衣被展示。人们意识到，防催泪瓦斯的口罩已经多余。 “我是 XXX，广场指挥部广播站站长兼播音员。现在做最后一次播音。大家手里不要拿任 何可以称为凶器的东西。我们是和平请愿。让我们手挽手，高唱国际歌，向纪念碑靠 拢。。。。。。让我们静静地等待死亡，静静地等待牺牲，静静地等待。” 学生市民们围坐在纪念碑四周，一遍遍沉闷的“国际歌”后,是一种奇特的安静。时间真的 好长。 西长安街上传来越来越近，越来越密的枪声。 凌晨三四点钟。突然，广场上，华灯齐暗。 无数的军人头戴钢盔手持上好刺刀的大枪，分别从历史博物院及人民大会堂两面向广场急 速涌动。刺刀平端，包围圈在缩小。 枪声。月亮已经躲到云层后面，只剩钢盔和刺刀的寒光咄咄逼人。 亲身领教共产党大名鼎鼎“扬眉剑出鞘”的清场，吾之幸，吾之命？ 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怯懦和天真。 在最后关头，在黎明即将到来之前，面对刺刀，我从纪念碑上撤下来了。 因为忽然意识到，我再也不是一个学生了。学生不被秋后算账，而我活着可以被共产党定 为黑手；死了，则是一个无名氏，妻子都不知道上哪里收尸。 走出包围圈，但见刺刀闪烁，坦克轰隆。坦克后面手扣枪机手提大棒的军人虎视眈眈。 我意识到自己的懦弱，也更加为纪念碑周围的人们担忧。与东面赶来增援的一群学生百姓 一起，我们试图再度进入广场，迎领他们出围。 晚了！ 没有任何预警，火舌一亮, 迎接我们的是一片震耳欲聋枪声。 大家急急扑倒在地。子弹打在身旁水泥灯座上,击出霹泼火花，子弹打在树上，松枝脱落， 掉在身上。若不是胸前感到大地的凄凉，你会以为这是电影。 共产党对人群开枪了！！！ 难以置信!!!!!! 手上忽然有潮湿的感觉，借着路灯看到，是血，人血！大家站起时，发现 十几个人挂了彩。 共产党开始杀人了！！！在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人民的军队用机枪向人民扫射！！！！！ 无辜的鲜血使人愤怒。人们狂喊斥骂“法西斯”“流氓”，回应的是一轮轮灭绝人性的枪响; 每一次枪响都会有一批人中弹倒下。。。。。。 有位学生力劝大家不要激动，隐蔽好，别做无谓的牺牲，自己却举了杆校旗迈上宽阔的长 安街水泥路。我们几个人大声喊：太危险，回来。他没有回头，缓缓向对面那暗绿色的方 阵走去。或许，他是想同部队战士对话解释；或许，他是想表示对他们的愤慨蔑 视。。。。。。他一个人走出人群，向前走。 又是一阵罪恶的枪击。几乎与此同时，他的身体晃了几晃便颓然倒地。 人们从地上爬起，从灯柱后冲出抢救。 机枪再响。震耳欲聋。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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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枪声停止，地上横七竖八被撂倒的远远不止大学生一个。尽管我不是医生，无法确认 是否有人当场死亡，但是我亲眼看到中弹者头部，胸部或腿部向外冒着鲜血。 这是真正的屠杀，这是歇斯底里的暴行。 急救车风驰电掣将一批批伤员带走。 如此往复，急救车早已供不应求。三轮车、自行车后座全部被用来抢救伤员。。。。。。 我永远忘不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一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在广场入口革命历史博 物馆对面与荷枪实弹的军队对峙。每一次愤怒的口号呼喊，招来的都是一轮枪响; 每次枪 响过后，都要抬出一批伤员，并引发新的齐声怒吼。。。。。。 群情激奋。 对峙在五六点左右被打破。一长列装甲车、坦克和卡车不断对空鸣枪从东长安街快速驶来， 势不可挡。学生百姓躲到路旁垃圾桶，电线杆，灌木丛后，纷纷抄起地上的石块鞋子饮料 瓶砸向它们。说实话，由于有距离，大部分做的是无用功，发泄愤怒情绪。奇妙的是，其 中一辆卡车居然抛了锚。目睹了一夜血腥暴行的人们情绪早已沸腾，急急冲上，拉开驾驶 门，一顿乱石。 这一幕在我眼前发生，又被公安电视监视器完整地记录，共产党却将时间提前到六月三日， 作为平暴理由。知道共产党擅于篡改事实，但其如此颠倒黑白的无耻让我目瞪口呆。 天亮了。这是没有太阳的一天。阴云笼罩北京城。 当醒来的市民听说军队一夜的血腥暴行消息后，到处听到“罢工”，“罢市”的喊声。 下午，闷雷之后，珠泪滂沱。“天若有情，人神共泣，天地同哀”, 我想。
------------------六月四日,五日 整个京城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武装士兵乘坐装甲车,坦克车在公路上耀武扬威。黑色的机 枪架在车顶，描着路人，恶狠狠地刺激着人们的感官。空中时或有疏密不同的枪声。所有 公共交通全部停驶。商店机关全部关门。 六月七日 中国人民大学呆板的校门上高挂两字“国殇”。校园围墙铁栅栏上挂满悼念的白花。一朵花 上几个眷秀的小字：“亡友高君：爱你想你思念你”, 读来让人肝胆欲碎。 北京大学校门口白色的横幅上八个大字“血沃中华哀我英魂”，三角地大字报悼诗铺天盖地。 “北高联”一张布告写：“为抗议 6。4 暴行，坚持爱国民主运动，决定实行'空校'政策，所 有同学离开学校，一来保护自己的力量，二来揭露 6。4 血案真相，三是传播民主爱国思 想。” 这是我看到的“北高联”最后一份表明自己存在的东西。 几天后，全国性的大搜捕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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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残片 xin xin
那个凌晨我被吵醒，本能反应是哪里在放鞭炮？待清醒过来，立刻意识到那是枪声。它们 从南边传来，越来越密。我起身下床，女儿仍在酣睡。再过四天，6 月 8 日就是她两岁的 生日。1971 年的林彪事件之后，有多少人说“我不再相信”？这些人中也包括我。 胡同口已经挤满了人，我站在后面，只能听到枪声越来越近。当三四队军人从南向北, 跑步而过时，前面的人高喊"打倒法西斯"，也有人向街道上扔石子。“突突突”，一梭子 打了进来。刷的一下，人们退了，水泥地上溅起火星。“你丫的真打呀！”军人用步伐和 枪声作出回应。 他们跑向北方，看不到了。“看看，伤着没有？”有人在问。我站在马路当中，那一刻北 京的黎明凝固了。“快去救学生啊！”“去天安门！”终于有人喊了。一个学生被两个同 学架着，他的前胸都是血，泣不成声地喊着：“他们杀人了！”一个老人躺在一辆平板车 上，他的腿在流血。又一个市民捂着流血的手臂，前面有人在喊：“不能往前了，都封锁 了。”这是什么时候？东方即白，而北面一片昏暗。 回到家，孩子还没醒。X 来电话告知昨晚在家中看到一切---木樨地桥上一群人站起来，挥 拳。一阵枪响，人没有了。又一群人站起来，挥拳，枪响，人又没有了。 天还没亮，我们往天安门走去。靠近"大碗茶"时，我看到坦克已把前门楼团团围住。军车 前站立着一排排戴着钢盔荷枪实弹的士兵！阴沉的天，一派肃杀之气。枪又响了，我还没 反应过来响枪的方向，就见一个骑车带小孩儿的男人飞骑过来：“妈的，老子就住在那街 里，就是要回家呀。” 天安门是走不通了，我们穿小巷向西。经过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南角下水道积着褐色的 “水”。自长安街至西单，沿街的玻璃窗上时有弹孔，墙上涂着褐色的字“这是血不是 水。”“血债血偿。”“打倒法西斯。”长安街的路面已被轧坏，很多辆坦克停在街道两 旁。一具焦尸，据说那就是后来的共和国卫士。附近医院里停了一具学生尸体，据说他是 被刺刀捅死的，从口袋里找到了清华的学生证。 大约 6 月 6 日或 7 日，我去办公室，当时我的老板和其他外企老板都已撤离。之后在骑车 回家途中,经过外交公寓时，突然子弹从耳边飞过，另一骑车人在骂娘。事后我才知道那 是外交公寓枪击事件。 六四期间，我做了什么？不妨将 CND 上半瓶醋兄的文章摘炒如下： “我的震撼就是从建国门路角上ＣＡＴＩＣ大楼十几层上的一个窗口望出去的那个景象开 始的。从东边大北窑一路望过去一直到东单王府井，目能所及之处满街上都是人，举标语 的人，喊口号的人，兴高采烈的人，年轻人，老年人，知识分子和工人，男人与女人。说 实话，八九年的北京感动我的并不是学生，而正是长安街上滚滚人流中的这些老百姓，中 国五千年历史上第一次这么多的上街来表达自己愿望的普通人。我们几个人跟洋人学了一 招，从楼上把整卷的手纸扔出去。那手纸便在空中散开来，形成一条一条的飘带在空中飞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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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为游行的人们助威。”
当时我做了和他一样的事情，只是在不同的建筑物内，于是建国门附近街道两侧都飘动着 白色和粉色的纸条儿。另一件事是学生绝食后, 某日大雨。三四个学生站在大厦门厅里， 浑身都湿透了，要求为广场学生捐雨具。 那段时间是在外企工作中最自由的日子。作为外企的中国雇员，即使老板不说，多数人也 有不参与的共识。然而事件之后，外企仍然开展了清查活动，并要求学习之后每人写一份 保证书或申明。后来外企还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注 1)，总经理当众宣布:"经查，外企没 有人参加过“动乱”，没有被抓捕....。"他一连说了好几个"没有"，每次都被掌声打断。 最初他很得意，后来掌声越来越长，没完没了，他才意识到那是在起哄。后来我们又被组 织去看电影。片中有军阀镇压学生的镜头，观众中有人突然起来鼓掌并大喊“怎么没有坦 克啊？” 那年是我从美国拿到学位回国的第四年。当时我不但做了母亲，而且在某高校和外企任职。 事情过去之后的一天，母亲突然对我说：“你还是再出去吧。”她没说理由，但看到她担 忧焦虑的样子，我全明白。不仅是那一天，而是我和她生命中的那些年，那些右派或反革 命的年月。虽然我惧怕再次出国，却还是申请了学生签证。到达美国已是 1991 年年初。 我既非六四的受难者，也非受益者(非六四绿卡)，更不是参与者，但那个事件确实改变了 我的职业生涯和家庭生活。当看到原外企同事过着很豪华的生活时，我从未羡慕过。因为 我明白，无论在生理本能上还是美学意义上，我都不适合那样的生活。 注 1：80 年代在外企工作的中国人必须通过外企服务公司，算外企服务公司的雇员，所得 收入中的 90%交给外企服务公司。每周六下午所在外企不上班，但中方雇员必须参加外企 服务公司组织的政治学习。
其实六四那天我并不在北京 半瓶醋 一九八八年的秋天，妹妹大学毕业分配回到松花江边的老家。八三年父亲过世后不久就回 家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的我终于有借口可以开始安排自己的生活。那个时候我已经在三个 部委下属的单位工作过，算是有了些人脉，没费多大气力就给自己找了份钱多的工作，在 一家美国分析仪器公司的北京办事处做计算机工程师。八九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我在公司里 算是站住了脚，忙着出差，修仪器，改程序，同时帮着公司老板在几个国家部委之间跑合 同。 八九年初的时候，从我狭隘的眼里看上去国家似乎是往好的方向进步。我离开校门也已经 好几年，自己认为算是已经从冷酷的中国社会中熬出了头，见过了一些世面，跟大学毕业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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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相比人成熟多了。几年下来算是为自己挣下了一小块天地，有一份理想的工作，在 自己最喜欢的城市里做着自己想做的事，已经是很知足。那时候单身一人，过着刚刚开始 的小资生活，一点也没有要反腐败的意愿，也没想过要李鹏邓小平下台。学生们开始轰轰 烈烈上街游行的时候我只能算是个旁观者，工作之余说起来更多的是抱怨游行造成的交通 堵塞。五月十五日百万人大游行的那天碰巧老板让我去到建国门跑腿，而我的震撼就是从 建国门路角上 CATIC 大楼十几层上的一个窗口望出去的那个景象开始的。从东边大北窑一 路望过去一直到东单王府井，目能所及之处满街上都是人，举标语的人，喊口号的人，兴 高采烈的人，年轻人，老年人，知识分子和工人，男人与女人。说实话，八九年的北京感 动我的并不是学生，而是正是长安街上滚滚人流中的这些老百姓，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第一 次这么多的上街来表达自己愿望的普通人。我们几个人跟洋人学了一招，从楼上把整卷的 手纸扔出去。那手纸便在空中散开来，形成一条一条的飘带在空中飞舞，为游行的人们助 威。我打电话回公司跟老板请了假，随着人群从建国门一路走回到动物园附近的西苑饭店。 五月二十日戒严那天我围着北京转了大半圈，看到坚强的北京人在各个路口做好堵军车的 准备。戒严几天以后的五月二十三日，我拉着女朋友又走了一趟天安门，去看绝食中的学 生，也向空中散发恐惧的武装直升飞机吐了唾沫。那半个多月里我只是觉得自由，从来没 有过的自由。 六月一日前后，耶鲁读过中国历史的美国老板看出风向不对。她跟我说，与其你留在北京 不安分惹事，不如我给你找个差使。这样吧，你去宜昌出趟差。当时宜昌飞机不方便，我 是坐火车过去的。一路上心里惦记着北京，急急忙忙干完活，六月三日不等卧铺票，跳上 了下一列北上的列车就我往北京赶。下半夜在郑州换了一列去北京的快车，还是没有座位。 六月五日那天的白天在火车上，电视里广播的还是头一天木樨地军用吉普车被烧的新闻。 一路上，我对四日、五日发生在北京的事一无所知。到北京的时候，车晚点了好几个小时 （后来我才知道，我坐的这趟车是六四以后最后进站北京的客车之一。六月六日以后北京 站关闭了十几天），出了站已经是六月六日凌晨两点了。站口昏暗的灯光下，见不到出租 车只有站东口外面有一群人围着几辆面包车在谈价钱。我凑过去，问西苑饭店去不去。几 个司机用奇怪的眼光看看我，异口同声地说，西城一律不去。大半夜的，我也没在意。想 了一下，决定到站口对面东长安街上的国际饭店去看看。那里是涉外饭店，应该找得到车。 北京站对面的两三百米的马路上没有车，旁边树后的人行道上就我一个行人。路走到一半， 突然不远处的长安街由西向东一辆装甲运兵车飞驰而过。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愣了半天。 我快步走到街口，向两侧的长安街望过去，眼泪当时就下来了。那条我闭上眼睛都想象得 出来的大街空无一人，也没有什么照明。一眼望过去街上布满了压碎的水泥块，砖头以及 老百姓力所能及运来阻拦军车的大小障碍物。东单路口那边好几辆横在马路中央的公共汽 车还在冒着火苗，空气中充满了橡胶燃烧的气味。仔细听，远处还有枪声。每隔几分钟就 会有一辆坦克或装甲车自天安门广场方向轰隆隆地开出来。军车并不在布满障碍物的马路 中央行驶，而是骑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横冲。当时的那幅悲惨的景象真好比是人间地狱。 国际饭店没有车，我也被正式告知了军队进城的噩耗。离开国际饭店，我只好提着出差的 箱子，徒步开始往西苑走。离北京站不远的马路边我正赶上胡同口黑黑的影子里有几个睡 不着觉的老小在议论为什么三十五年国庆的坦克车压不坏马路，而这次的坦克装甲车随便 一开，就把路边的护路石与人行道上的水泥砖辗烂。我凑过去告诉他们阅兵用的坦克车履 带上包得有橡胶，这次进城的是野战军用来打仗的武器。沿东长安街一路走过去，路边树 后人行道上的人越来越多起来。过了王府井有一帮年轻人看我提个方皮箱，便把我拦住， 说我是解放军的间谍，箱子里可能有炸弹。我把箱子打开来给他们看才过得了关。等我走 到了南池子，路边的人告诉我广场已经被封闭，走不过去了。我只好转向北。等转过故宫 的东北护城河，马路上就几乎杳无人迹了。诺大的一个北京城，到处昏昏暗暗，好像已经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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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过了北海，中南海北墙上白粉刷的大字“打到李鹏”昏暗中特别醒目。我在路北老 北图门口走的时候迎面来了两个小伙子，穿同一式的运动套装，一看就知道是 8341 的便 衣。这个当口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用足了气力，在死一般的寂静之中向中南海北门 “呸”一声狠狠地啐了一口。两个便衣停下了脚步，与北门的两个卫兵同时看着我，但谁 也没说话。我自顾向前走了过去。记得那天晚上在西四与车公庄大街西口附近都见到过烧 毁的军用吉普车。走到西苑饭店公司的办公室，天已经亮了。我打了一串电话给公司的同 仁，确定他们都没有事，然后利用仍然畅通的国际长途给波士顿总部发了一份传真报平安， 并通知他们办公室暂时不能办公。从公司回家的路上，首体南路马路中央赫然摆放着一辆 显然已经不能再动的装甲运兵车，一些好奇的百姓们兴奋地在车上爬上爬下。 六月六日上午，我把出差的东西放到回家中就去中关村找女朋友打听我走几天北京的情况， 这才对六四发生的事情有了大概的了解。虽然当时解放军控制的主要还只是在长安街一线 以及二环上的几座立交桥，但广播电视已经变了对于学生运动报道的方式，大部分普通市 民对六四的了解还主要靠的还是传言。晚上，我回到办公室，打了几个电话给在美国的朋 友们，想从他们那里了解一下北京的情况。好几个人告诉我根据美国的新闻报道，好像是 二十七军要打进城来驱赶先前占领了北京的三十八军，这让我兴奋了起来。我回到家里， 找出了一把中学的时候朋友送的杀猪刀带在身边，再去中关村跟女朋友告别，说是要进城 看看有没有机会帮二十七军打三十八军。不管她怎么劝，我义无反顾地骑车往南打算去找 找开战的地方。那天晚上，北京城里一直听得到零星的枪声，不过主要大街上并没有军队 的影子，而到处都是议论纷纷的老百姓。我一路转过去，并没有找到激战的地点。晚上大 约十点多的时候，我自西向东骑车到了离复兴门几百米的地方。前面上桥路上已经没有了 人迹。旁边的年轻人告诉我说桥上有解放军把守，民众白天可以过去，但晚上不知道，让 我小心。我走到离桥上军人一两百米的地方，大声问桥上的军人可不可以过去。军人说， 可以。但不要停留。我壮着胆一个人推车过桥。先看到复兴门桥头隐蔽的地上趴着的两位 军人用轻机枪一直瞄着我，然后看到桥上大约有十几个军人与几辆坦克。两侧的士兵全都 用挎在腰间的冲锋枪对着我，军官则是手里提着手枪。坦克车的炮筒上挂着军人晾晒的衣 物。我们相互看着，没有一个人说话。过了桥，马路两侧又是老百姓的天下。到了西单， 再向东路长安街上就再不过不去了。于是我折向南，去宣武门新华社的一个朋友家里问一 下情况。 等我从宣武门出来，已经过了午夜。我沿前三门大街继续向东走，想找一个能回到长安街 的地方。这样一直走，过了前门到正义路才能向北折。到了长安街一看，路边已经没什么 人了，就我自己在路南的人行道上骑着我那辆破车慢慢向东前进。过了王府井口，路南侧 的路灯已经全都熄灭了。远远看到前面东长安街北侧公共汽车站旁边停着一辆装甲车。等 我骑到离装甲车大概还有五十米的时候装甲车顶的军人喊了一声什么，但我没听清楚。下 了车，向对方喊道我是路过的。但出乎我的意料，我的话声音未落他便向我的方向开了一 枪。我清楚地看到了他枪口冒出的火光以及子弹在我附近打进土里的声音，赶紧仍掉自行 车，借路南的黑暗躲到了附近的一个灯柱后面。这时候，我听到了军人开始进行点射。然 后装甲车发动机声音以外便再没有声音。过了几分钟，装甲车开足马力，向东驶去。等装 甲车开远一些以后，我跑到附近的外经部门口，想问问看门的人能不能进他们院里躲一下。 他们没让我进院，但是告诉说这辆装甲车是为一个向东行驶的军车车队殿后的，走走停停。 同时告诉我刚才冲我打的枪是王府井这边军队第一次开枪。等了一会车队开远，长安街又 恢复了安静以后，我穿过马路，在刚才装甲车停车的地方找到了一枚火药味还很浓的子弹 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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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次的经历，我没有走建国门立交桥，而是由东单向东，打算从朝阳门再拐向北，沿 二环回家。朝阳门也有军人守卫，但没有坦克，气氛也没那么紧张。但等我到朝阳门桥上 向北拐的时候，突然被一个军人喊住，老百姓，你过来一下。我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 要是我怀里的匕首被翻出来，当时的命令下军人完全有权利将我就地枪决。我没有选择走 了过去。这时几个士兵围了过来，问我你是不是从长安街那边过来？我说是。那边到底发 生了什么情况，他们接着问。我说天安门广场被封锁，长安街上有坦克装甲车，有人被打 死。其他我不清楚。我看他们对我没有敌意，就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自己不知道长安街的情 况？士兵们说他们是四十军的，从沈阳开过来，命令就是把守这座桥，其他情况一律不清 楚。我说那我们算是老乡。北京老百姓都是好人，你们千万不能滥杀无辜。证说到这里， 桥下大概是一位军官喊了一声，老百姓，赶紧走。要不然开枪了！大概不想让士兵与百姓 接触。我这才接着向北骑去。这时候大约是六月七日凌晨一点多。 那天晚上，我送女朋友回家路过人大大门口。记得那里有辆烧毁的吉普车，校门前贴了不 少六四屠杀的照片和标语，聚集了至少有几千人，“打倒李鹏”的怒吼一直在夜空中回荡。 再过几天，我到了木樨地，看到了地铁站墙上以及马路护栏上的斑斑弹痕。从木樨地向西， 有人正在把烧毁的坦克装甲车装车，并堆放在军事博物馆门口的广场上。接下来的一个多 月的北京的确可以用白色恐怖来形容。街上时常见得到满载全副武装士兵，车头架设着机 枪进行巡逻的卡车。我自己很久很久没有再进天安门广场。 一年多以后，我离开了北京。对我来讲，这个城市变得血腥，灰暗而失去了生机，已经不 能够再吸引我。我把能带走的所有装了两大箱 105 公斤。走的那天我没让人送，推着行李 走进首都机场候机厅大门的时候没有回头。 2009 年 5 月于空林阁 附：其实我一直没有把 89 春天单纯作为学生运动。是学生发起的没错，但很快就演变成 了大规模 Civil Movement（群众运动）。这大约是其真正的历史意义之所在，也是与中 国近代史上包括五四运动的一系列学生运动的本质差别。
那是我一生之中唯一当时就感觉到自己在 history in the making 的时刻 - 可惜就像歌 里唱的，我们当时盼望的明天过了二十年还是迟迟没有到来。 碰巧那两年是我少年以来唯一身边没有照相机的时期。后来买了一只富士一次性相机（其 中有怕给人没收的意思），24 张。胶卷后来找人带去香港冲洗。这便是我自己对六四留下 的唯一图像记录（其中没有我自己的照片，只有一张 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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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博物馆门前堆放的被烧毁坦克装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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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棵松附近工人正在吊装烧毁的装甲车
首体南路上被示威者遗弃的装甲车。我在东长安街上就是差点被站在这样一辆装甲车上的士兵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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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后算帐 梦江南 本来十月的北京应该是天高气爽，秋色宜人，让人心旷人怡的季节。可八九年的十月和往 常很不一样，京城里迷漫着一股肃杀之气，到秋后算帐的时候了。 研究所里召开了６·４动乱暴乱清查动员大会，会上所长脸无表情地照章宣读了中央文件， 所党委书记言简意骸地总结了一下，人人过关，戒严令前的一切行为既往不咎，戒严令后 凡参与游行和围堵军车等活动的要主动和组织交待，争取宽大处理。会场里，辛勤和两百 来号同事一起端坐着，他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认真地开过会，他觉得所长书记讲话时眼睛总 是有意无意地在朝这边瞟，像是在暗示他是重点清查对象。侧头看看，周围同事大多危襟 正坐，貌似气定神闲，事不关己。辛勤很想提问一下，什么是从严？什么又是宽大？但他 没有那个勇气，他不想让人看出他有丝毫的心虚。不过，他确实有点坐立不安，心中感到 一股难以名状的压抑。他一边听一边在反复地在问着自己，该怎么办？ 其实，辛勤算不上是个热血青年。他是个本性淡泊的人，不太喜欢凑热闹，当年无论是女 排夺冠还是男足大胜科威特，他都没有上街游过行。那次北大学生打出“小平，你好！” 横幅的三十五周年大庆，他本来也应该要去的，但最后还是找了个借口逃避了，他倒不是 不想去亲睹一下领袖的风采，只是觉得排练好的游行太虚假，另外也搭不起那时间。“秀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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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造反，十年不成”，他觉得还是远离政治潜心科研的比较好。６·４那会儿，他也已经 不再是学生了，研究所里的政治气氛远不像大学里那么浓烈，毕竟年轻人相对要少得多。 另外，所里的学究们大多是老运动员了，过去几十年的政治历炼让他们饱经风霜，他们不 停地警告着年轻人要谨慎行事。因此，从一开始辛勤对学生运动就抱观望态度，几乎不闻 不问。 辛勤一直没有去过广场，直到五月中旬的一天有朋友自远方来。他是个好客的人，自然要 尽地主之谊，朋友来了故宫和天安门总是要去看一下的。那时候，学生们已经开始绝食了， 正好是阎明复和北京学生对话的那一天，广场上人很多，天气也很热。那些绝食的学生们 头上扎着白布条，一脸倦容，有的坐着有的躺着，大家都是默默无声，一付视死如归的神 态。看着这些和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试图用毁损自己的身体方式来感动政府，而那个号称 人民公仆的政府却是无动于衷，漠视生命之宝贵，他感到心中的止水一点一点地开始沸腾。 那一天他和朋友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捐了出去。他知道自己从此再也无法置身事外了，因为 那样的话他的心灵会受到谴责。他知道自己是微不足道的，但他想如果大家都只是冷眼旁 观的话，政府对那些绝食的学生们就会为所欲为，他真心地期望着民众的压力能让政府做 出妥协，结束这场危机。 他随后参与了五月十七日知识界组织的大游行。五月十九日宣布戒严的那个晚上，他和学 生市民们一起赶到公主坟堵了一夜军车，二十日早晨还给被堵的军人捐钱买了早餐，现在 想起来真觉得浪费。接下来的几天，他加入了在红山口堵截军车的人群，他不厌其烦地给 那些沉默无言的士兵们介绍北京的真实情况。五月二十三日全市各界反戒严大游行，连研 究所里的老学究们都无法再静坐书斋了，纷纷参与，他自然不会置身事外。后来，在一片 抗议声中部队好像放弃入城了，广场上的学生也停止了绝食，到五月底广场上坚持抗议的 学生也越来越少了。他松了一口气，心想再拖一拖，这场危机或许就此化解了。于是他静 下心来，又回到了他的实验室。可出人意料的是，在六月三号傍晚风云突变，电视开始反 复播放政府杀气腾腾的公告，他感到黑云压城，事态严重。晚饭后和朋友相约一起前往广 场看看，还没来得及到广场，在木樨地就亲历了血腥屠杀。他愤怒，他心碎，他绝望。他 在６。４的清晨如血的朝阳里回到了所里，含泪向聚在大门口的学究们讲述了他的亲眼所 见亲身所历，那时他的手上还有救护伤员时留下的血迹。 会很快就散了，辛勤默默地走回了家里，心烦意乱。６·４的鲜血让他惊醒，“危邦不 居”，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出国，不管去哪儿，只要离开这片充满血腥的土地就行。可时 下他该怎么办？做一个自己一直努力坚持的诚实的人吗？向那个他憎恶到极点的党坦白交 待，接受党的惩处或宽大？辛勤扪心自问，他不愿意，坐牢杀头的危险大概是不会有了， 但他不愿意党在他的档案里留下“积极参与６·４反革命暴乱”的记录，他不知道等待他 的会是什么样的惩罚，下放农村？监督劳动？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他肯定是走不出国门 了。再说了他既非“暴徒”又非“学生领袖”，更不是那个党的同志，有什么好交待的呢？ 他参与游行，给学生捐款，围堵军车，都是出于对学生的同情和对政府无视民意的愤怒。 如果不是六。三晚上亲历屠杀，他对这个党这个政府始终抱有希望。他决定还是什么也不 说的好，他想起党曾经的“引蛇出洞”，他不寒而栗。 随后的几天辛勤是在寝食不安中渡过的。终于有一天，所长和党委书记通知他到他们的办 公室去一趟，他知道暴风雨大概不可避免地要来临了。所长和书记共用一个大办公室，看 他进来，所长示意他在他们办公桌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所长是个宽厚慈祥的长者，当年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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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留苏生，书记是个女的，清华毕业，精明干练。 “今天请你来是想了解一下你在这次运动中的情况”，所长直截了当，没有了往日的问候， 甚至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和一个多余的动作。 “我没有主动参与任何活动”，辛勤没有一点犹豫地回答道，“主动”两个字他用了重音 表示强调。 “真的一点都没有？你再好好想想”，所长似乎话里有话。 “真的没有”，他有点底气不足。 “那你回去好好想想，要想起什么再来找我们谈”，书记边说边示意他可以走了。 这谈话出乎意料地简短，辛勤一直想像着是一场审讯，就像电影里审讯犯人那样。回到办 公室，他随手操起一张散落在办公桌上的一张什么报纸，试图平静自己。可是他一个字也 看不进去，脑袋里尽想着自己在“６·４”期间的经历，想着自己现在的处境，盘算着接 下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正在胡思乱想之际，所长似乎是有意无意地踱进了他的办公室，他 微微地冲辛勤点了下头，算是打过了招呼，然后便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地看着他，像是在考 虑该说什么，或如何说起。他们对视着，辛勤心里有点发毛。 “五月二十三号你真没参加游行？”足足两三分钟后，所长终于开口了，还是一脸的毫无 表情。 “我……”辛勤有点语塞，不知该如何回答，他不想欺骗这个平时对他关爱有加的长者， 但又不想承认他去了。 “有人看到你了，还和你一起在一个小酒馆里喝过酒。”没等他说什么，所长已经转身离 去了。 五月二十三号游行？有人一起喝过酒？辛勤努力回忆着那次惨痛但又让他感动的经历。那 是全北京抗议戒严大游行，单位里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参加了。研究所的队伍从复兴门出 发，抗着标语和漫画，喊着口号前往天安门广场。那张李鹏身穿纳粹军服的漫画使队伍所 到之处深受掌声和吼声欢迎。队伍行进到六部口时，突然天公发怒，暴雨倾盆，游行中断。 辛勤和几个哥儿们便骑车匆匆回返，浑身上下从里到外全都淋个透湿。雪上加霜的是，在 一个街角急拐弯，辛勤的自行车失去平衡，摔倒在地，车坏人伤。五月的北京下起雨来， 气温骤降，几个人冷得浑身发抖，再加上他胳膊膝盖的伤痛，只好推着破车来到路边的一 个小酒馆里躲雨。酒馆老板看大伙儿学生模样，便热情地拿出一瓶二锅头和一盘花生米。 有人要掏钱，老板怎么也不肯收。和老板聊着天，骂着政府的无耻，很快地一瓶二锅头喝 干了。老板又递来一瓶，不能再喝了，哥儿几个平时都不怎么能喝酒。雨停了后，老板出 门帮着拦了一辆小卡车。听完老板的请求，司机二话没说就把摔坏了的自行车搬到车上， 把几个人送回了家里。和老板告别时，辛勤几个热泪盈眶，借着酒劲一人给了老板一个西 式大熊抱。平时大家在一起会抱怨北京人的傲慢，可这时的北京人真好。大家在发泄完对 政府的不满和愤怒以后，似乎都变得善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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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时喝酒的就那么几个人，辛勤很快就排查出了举报人，是一个实验室的年轻实验员。 忍着心中的怒火，辛勤和几个一起喝酒的哥们儿把他请到了一个很僻静的实验室，暗示他 那天在酒店有没有记错人了，年轻人很倔，决然地说自己有记日记的习惯，愿意对汇报的 名单负责。看来让他收回举报已是不太可能了，只好控制破坏程度了。问他还举报了其他 什么，大概看到辛勤他们攥紧的拳头和喷火的目光，小伙子答道仅此而已。 第二天清晨刚上班，辛勤就把一份简单的说明书交到了所长手中，宣称自己那天去北京市 府公干，适逢大雨，在某小酒馆避雨和同事巧遇，小酌几杯驱寒，和游行无干，云云。所 长接过看了一看，递给了书记，然后还是脸无表情地说，你可以走了。 几个月后，辛勤拿到美国一个大学的奖学金，研究所里一路绿灯，他顺利登陆新大陆。安 居乐业之余，辛勤常在心里祈祷，好人们一生平安。
那一天，那一年 新新 那一年我高二，啥也不懂，觉得大学生们特有思想。虽然去了两次支持的游行，基本就是 个旁观者。 那一天的前一天，是周六，只上半天课，本来下午就可以回家了。不过听说又要戒严（五 月就戒过一次，没什么用）了，广播新闻里都说叫大家下午后呆在家里不要出门，老师就 让早走。这一次戒严，气氛很不一样，白天街上没什么人了，只有一些空的公共汽车横着 作为路障。也许大家有预感这次是来真的。很为还在广场上的大学生们担心，心里希望他 们干脆自己撤了，觉得要是军人真的进了广场可能会麻烦。具体怎么麻烦，还没有（或者 不敢）细想过。 我住校，学校在西四，回的家是在通县附近的一个国家级单位。通常我是坐公车从西四到 西单，然后坐大 1 路顺着长安街到建国门外，再倒 3 字打头的郊区车。这一天没把握有什 么公车可以坐，就只能绕道去坐单位的班车。不记得怎么坐上班车的了，但是记得感觉很 幸运，不用担心没有公车了回不了家了。班车也是顺着建国门外大街往东，大概下午 4 点 的样子，一路上看到不少翻了的公共汽车，电车，有的还有被烧过的痕迹，但是还是没有 什么人。车走走停停，因为要绕过这些障碍。车上没有人说话。好像没有进城的车，只有 出城的车。大概出了大北窑走得快了一点，但是突然停下来了，等了很久，可能有 6 点了。 然后就看到了很长的一队军车，装甲车。装甲车上架着机枪，和有很长的枪管的象高射炮 一样枪，车从我们的车边上慢慢开过，就好像枪口对着我们一样，后面年轻的士兵面无表 情。开始班车上的人都愣了。反应过来以后大家趴在窗口就开始喊 -- “滚回去！滚回 去！” 没有任何反应。前面后面的车好像也都在喊，但是没有人下车。我心里第一次出 现一个念头，他们不会真的开枪吧？后来才知道，真的，他们到了建国门就开始了。 回到家，家里人大大松了一口气。以后的一个星期，不能去上学，电视都是重复暴乱，除 了薛飞和杜宪在六四当晚的报道。好像谎话重复很多次就是真理。有的人有短波，放美国 之音，楼下好多人聚着听，说的是屠城，死了上千人。我不敢想死了多少人，但是我心里 知道我看到的那个黑洞洞的枪管，和训练有素的士兵，一定不是受害者。大家都不知道真 相，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新闻联播一定不是真相。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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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去上学了，很要好的同学才稍微说一说。好朋友 Z 6 月 5 号居然骑车出来上学，过 了复兴门听见子弹从背后嗖嗖地飞; 同住校的舍友 Y，六三下午还要去广场上看看，被另 一个舍友 L 拉着拽着回了良乡。Y 的爸妈从此对 L 感激不尽。接下来的一个月每个立交桥 上都有站岗的荷枪实弹面无表情的士兵。又过了一阵子，广场解禁了。我和好朋友说，我 们去看看。空空的，没有什么人。跟几个月前来游行的时候恍若隔世。居然，纪念碑还开 放。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上面的枪眼，以为清场时学生们都... 我哭了。 真相是一个很复杂的拼图，用了很多年才拼出来，最多信息还是在国外(CND)获得的。高 中的同学们都比较不关心政治，以后就没有再谈过。政治课还是要背高考要考的，但是当 时校长老师都是同情学生的，校长还在五月份的一个北京著名知识分子声援学生的公开信 上属了名，所以也没有要我们做什么思想汇报。说到四月份，那时候不觉得，现在又过了 这么多年，要说感到希望，归属感，人心所向，万众一心，再没有比那个北京的春天更美 的时刻了。为了那一刻的美好，我永不忘记。
剑河灯祭 xin xin 到达剑桥第一天，就在中国店的橱窗上看到 20 周年灯祭的广告，我记住了 Midsummer Common 草地，时间是 6 月 4 日晚 8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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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公共草地很多，Midsummer Common 位于大学区东北，几乎出了学区。在剑桥大学东北 靠河的学院中，我只去过 Magdalene 学院，再往东就没走过了。我想反正就在草地上， 还能找不到？ 傍晚时，我们从克莱尔堂向那边走，临近那片草地才发现它不但很大，而且正在举行草莓 节。草莓节之外，还有各类聚会。因与基督绿地仅一道之隔， 我不确定祭奠到底是在哪 片草地上举行，猛然想起好像不止草地，还与某个圣人有关。 想想沿河走总是没错，于 是我们先向西，走到基督学院的绿地上。一遇人群，我就凑上去，烤肉，足球赛，搞不清 楚为何聚会的.....，怎么都不是啊？
剑桥美在草木，树墙，树天蓬....... 。艳阳天，绿色像只筛罗，云来时，绿色又像只丝 网。今日虽天阴欲雨，空气依然绿的宁静欢愉。行至此，剑河已经很宽了。河上停着船屋， 几个独木舟手正扛船上河。若干穿蓝衣的人伸胳膊抬腿地做着准备活动， 原来此地是牛 津和剑桥船赛的练习河段。
走过水闸和维多利亚桥，看到了 Fort St. George 酒吧。酒吧的侧院里聚集着一些人， 有些老者，但年轻人占多数，半数以上是黄面孔。朋友说大概就是这里了，他还笑道：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圣人了。”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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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门进入侧院，就见长木桌上排满了白灯笼，有些灯笼上还写了字。一些人安静地坐在 河旁长凳上等候，另一些人或糊灯笼，或在灯笼上写字，或翻看纪念画册。中国女孩整理 的玫瑰花瓣，在清洌的空气中散发着浓香。
我和年轻人交谈。其中的一位告诉我， 惨案发生时，他还在上小学，是从父母那里知道 的。一个挺文雅的中国男生托着小木盒走来说：“那边有灯笼，蜡烛是三磅，捐给天安门 母亲。”他盒子里还有纪念章，红底上画着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右手持花，左手举起挡 在坦克前。我问他多少钱一枚，“一磅，也是捐的。”此时一个英国年轻人走来说：“我 捐些钱。”说着就把 20 磅放入盒子内。我粗心，没带钱，就找朋友借了 20 磅。男孩递给 我蜡烛和纪念章，要找钱给我。“不必了。”“你确定吗？”他的声音很轻。这里的人说 话都很轻，神态宁静。 从侧院再向前走，即是剑河。来到河边，我才看到垂在矮石墙下的条幅，上书两个大字 “勿忘”。一个穿白衣的女生跳到石头台阶上：“大家注意，还有两艘赛船要通过。我们 再等 15 分钟，我可不想把人家的船烧了。”两个穿黄绿荧光马甲的安全人员站在河边， 若干拿长镜头相机的人在白灯笼中穿行。我注意到一座铁桥近在咫尺，一些路人驻足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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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到了，白衣女生宣布河祭开始。她说：“二十年了，孩子长成大人，年轻人迈入中年， 中年人可能已经成为祖父母....我们要求知道真相，望亡灵安息。让我们为死者默哀一分 钟。”人们都低下头，此刻只能听到剑河的水声。一秒，一秒，又一秒在心里流过，有些 记忆是不会被时间磨损的。虫鸣鸟语，人们端灯排队拾级而下，一对青年男女为每只灯笼 点燃烛火。剑桥没有夏天，很多人穿着毛衣，点火烛的香港女生甚至戴了手套。
我走到河沿，弯下身，想把纸灯放入河中，但河沿很高。一个英国人走过来，接过纸灯， 帮我轻轻地放下，然后又洒下红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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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灯飘在河上，灯火摇曳， 快门声不断。我朋友说：“上桥去吧，那里视野更好。” 一个英国人紧跟着问“怎么上啊?”“跟我来。”待到桥上，才发现那里已站满了人。拍 了一阵，朋友又说：“河对岸更好，快过去 。”下桥时，我差点撞上另一个摄影者。
再上桥正有一只赛船经过。 在领船人铿锵的号令下， 八只长桨掀起水波， 好似一个蝶 泳者展开双臂破浪前行，瞬间即过。纸灯飘曳于水的弧线中，更显宁静。它们慢慢地散开， 远去。天暗了，点点烛火还在河上。那是守护记忆之火， 正如粱文道所言，也如 15 万香 港人所为：“因为只有受难者和遗属才有遗忘的权利；为了不带苦痛地活下去，他们可以 选择遗忘。但旁观者不行， 一旦「见证」，便得永远记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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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于 June 4th 2009, Cambridge,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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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mmer of 1989 tar
When the meeting started, I panicked. I’d been invited by the local Young Democrats Club to speak ten days after the Tiananmen Massacre. The whole Democracy Movement was broadcasted to the entire world throughout the spring, and the brutal killings on June 4th were shown on TV in people’s living room everywhere over and over again. What could I say that would illuminate more insight that people hadn’t already heard? The club president, a man in his late thirties with an elegant soft facial feature, called the quorum. He spent a few minutes discussing the routine club business, and then started to introduce the featured speaker. I stood up, took a deep breath, and plunged into the monologue. As I stammering on for a while recounting the narrative of the movement, I glanced at my audience and found them totally engrossed and captivated. Relaxed, my speech became more fluent. For the next twenty minutes, I discussed the aspirations, the desire of Chinese people to break out from the bondage of this despotic regime, and the tales of individual bravery and the selfless sacrifices of ordinary Chinese. I ended the speech by recalling the single most courageous defiance of all time, the indelible image tattooed in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of any TV watching audience, that of the young man standing up in front of a column of tanks. A thunderous applause brought down the house. I settled in the bar afterwards, making small talks with people around me. The president was pressing me to join the club, learn some basic door-todoor campaign skills to buff up my bona fides. Half listening I thought to myself that it wasn’t a bad idea at all. As I glanced over my shoulder a very pretty girl walked up to me and introduced herself. She was a senior majoring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school, as it turned out. The events happening half a world away deeply touched her, and she wanted to know if personally she could have done something to help. I assured her that calling the local congressman and asking for economic sanction at this time was the most effective weapon in hastening the quick demise of that illegitimate brutal government. By my reckoning, I told her, it wouldn’t take more than two, three years, maybe five years tops. “The Chinese people are ready for democracy,” I said. Looking back, I suppose I sounded ridiculously naïve. Even though I knew it was more of wishful thinking than cold analysis of hard facts, but back then everybody was saying the exact same thing, almost trying to will it to happen. In any case I looked into her eyes and saw the fire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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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 young idealist who had projected a romantic crush on the heroes she saw on TV. But I resisted the urge to ask her phone number. A couple of days later I was in New York city, staying with my college friends in their apartment near City College. Like us, they had wrestled the control of the local branch of the Chinese Scholars and Students Association and one of them now sat on the planning committee of the new Independent Chinese Students Associations of New York. That night he brought back the news that a huge demonstration was planned on the Saturday. I called my girlfriend and asked her to relay the news to my cohorts in our school. Although she didn’t particularly care about my newfound passion in activism, nonetheless she called the head honcho guy in our school. The new president of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Students Association was a mildmannered individual installed by a cabal of likeminded egotistic activists. With no consensus of whom should lead us, he was propped up by default because of his temperament. (The election result was a foregone conclusion since he was the only candidate.) He served in the position with conscientious effort, and within a few hours he tried to call everyone for the New York rally. Saturday was hot and muggy. Although by then we had already become veterans of demonstrations and marches, but this one was huge. A big crowd gathered in front of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Speaker after speaker got on the stage and took turn to denounce the atrocity, ranting and wailing but no rabble rouser emerged. Speech making is the lost art that very few contemporary Chinese public figures have mastered. On the lighter side old acquaintances and long lost friends found the occasion to reconnect. Among them I was reintroduced to a guy I’d soon like to forget. The last encounter with him had been in the public bathhouse in our school in China many years before. Imagine two naked guys shouting and swearing at each other and ready to escalate it to a full-body-contact wrestling match that would have made Borat proud. A little after midday the organizers marched us all the way to the 42nd street Chinese consulate. By then we have learned and practiced the slogan shouting to perfection. “What do we want?” the lead guy bellowed out. “Democracy!” the crowd roared. “When do we want it?” “Now!” Other intellectually more penetrating slogans involving bodily harm to Li Peng and Deng Xiaoping were the main staples too. I am always slightly embarrassed by the public display of emotions, not that I can contain myself from time to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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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Ergo hiding behind a sea of humanity, I still dialed down a notch in joining in the chorus. It was a long march and the crowd was a little restless when we reached the designated area two hundred yards away from the consulate. People were shouting in the megaphones in the direction of that ugly building. Some half-hearted effort was made trying to send a negotiator into the consulate, but his entrance was refused. We were in a good mood regardless. People were taking pictures of each other. Rumor spread quickly that there was a video camera pointed at us in the consulate, but nobody had a care in the world. The defiance in Beijing emboldened us all. The events happening in the ensuing weeks were a blur. It was traveling back and forth to New York, to Washington D.C.; many demonstrations and rallies and marches; speeches and slogans. One big march in D.C. stood out in my hazy memory, in part because I met many college classmates I hadn’t seen in years, amongst whom my college roommate came all the way from Texas. I always knew after graduation that we’d meet in the States, but not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petite woman he introduced to me as his girlfriend seemed very nice, albeit a little disproportionate. He is a big guy even by American standards. We ended our march in front of the Chinese embassy. Along the way we still shouted slogans, but more light-heartedly, almost festive. The mood was further buoyed when they announced that a student lobbying group had been formed. A first term congresswoman named Nancy Pelosi was very sympathetic to the plight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She was going to introduce legislations to help the beleaguered students who genuinely feared the reprisal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se prodemocracy activities if they ever had to go back. The lobbying team would assist in educating the lawmakers about Chinese people and our culture, and also coordinating the grass root campaigns to call our local congresspersons to support Pelosi’s bill. In between these rallies and marches, and the occasional research work in the lab, one day the Young Democrats called and asked me if I was interested in volunteering to help the reelection of a local city councilman. When I got to their office I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that they paired me with the pretty girl I met in that meeting to form a canvassing team. We went door-to-door under the hot sun the whole afternoon. The experience is interesting – I found out I am not cut out for this line of work. For one thing I don’t take the occasional rudeness and rejection very well. (To this day I try to be kind to religious proselytizers of all stripes coming to my door, even though I’d still politely ask them to leave me alone.) I like the idea of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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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cy, but I don’t like the making of sausages.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mustered enough courage to ask my pretty colleague whether she wanted to have dinner with me. She said sure. Over the dinner we talked about our lives and our upbringings, although she’s the one doing most of the talking. Obviously she’s very interested in politics – both of her parents are professors in the school. From a very young age they instilled her a sense of civic duty to service. I have to admit at that point I was far more a cynic than she was. Lately though she had grown a great desire to travel. She’d decided to go to grad school in journalism – great way for combining her passion for justice and meeting interesting people. On the latter part, I made a joke that she’d started splendidly but everything would go down hill from there. We went to see a movie afterwards. In August I received an email (for those who remember the history of internet, back in the days our school was on BITNET instead of ARPANET) from my dear comrades from New York: we were going to form a national organization. Each school was to send two representatives to Chicago. I appointed myself to represent my school, and since nobody else wanted to join me for the eight hundred mile journey west, I hooked up with my two friends from the City College. The two city slickers barely knew how to drive a car, so I drove most of the 800 miles with very little help from them. The organizers rented a dormitory of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to house all the delegates. They put the three of us into the same room with an older scholarly looking man. Day and night he’s always busy with serious business at hand: either attending important meetings or fastidiously drafting bylaws or media pronouncements. We on the other hand wer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like playing cards every night in our room. This was also a great place for those other splinter groups to recruit new converts. A battle for leadership supremacy was quietly fought with nil attention been paid by the mostly clueless delegates. After a few chaotic days in which the agenda and the bylaws were discussed ad nauseum in plenary sessions, and fierce campaigning for the position of the president, vice president, treasury, etc., 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Independent Feder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was declared opened. We all felt proud to have given birth to a true democratic organization, and ushered in a new era for the unparalleled unity for the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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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The planned speeches lasted all morning, and in the afternoon the mic was opened to everybody for two hours. After patiently waiting for my turn, I strode confidently onto the stage and started to speak. For a few seconds the audience fell to a complete silence when I called for armed struggles against tyranny, fearing a radical militant in their midst. Then a hearty laughter broke out. With a straight face I forcefully went on to explain my arguments from a historic perspective, and many seemed to have been persuaded and were clapping when I finished. Either that or it was a hot boring afternoon and people needed some entertainment. I walked off the stage straight into a mob of reporters who desperately tried to pry out some information about me. Finally a cousin who was an alternate delegate from the host school came to my rescue. He drove me back to his home for a nice dinner and a long conversation lasting into the wee hours. Walking in the campus that fall, the foliage cast a scarlet glow everywhere I looked. The hectic summer had passed and a tinge of regret lingered just one fleeting moment too long. Soon after, I steered myself back to reality. My advisor had been very accommodating to that point, but wanted me to focus more on my study and research. After all, he was supporting me financially. I passed the general exam that November, and again the normal life of a lab rat resumed. Occasionally some excitement could still break up the otherwise dour monotonic existence. I count meeting the incomparable Wu’er Kaixi as one such moment. Say whatever you like about him, he has the leadership charisma, and is a great public speaker. Sometimes I think he could have achieved great things if he chose to stay in the States. Some time later my relationship with the girlfriend fizzled and we stopped seeing each other. But no matter, I was ready to turn a new page in my life. “And in time everything will become a faint memory, and the grind of daily life will smooth out some of the hard edges.” Epilogue For what we witnessed and participated in that unforgettable summer, it always remains a very important chapter in my life. Like the students in China we all pursued lofty ideas that transcended individual self-interests; but unlike the citizens of Beijing we never stared death squarely in the eye. Deprived the chance to test my mettle has sometimes crept into my mind the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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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t that ultimately I might just be another coward. The feeble frailty of human existence is an excuse for our cowardice, genetically encoded in our DNA in the name of evolution, the survival of species. Twenty years have since passed and the cry for justice for all those lost innocent souls have all but been mute. But don’t tell me it’s been all for naught. Eventually, the legacy of June 4th in Beijing shall be recognized as nothing less than awe inspiring and seminal, as evidenced by the domino fall of the Eastern European communist regimes, and even the Russians rejected communism as well. And don’t despair that the butchers have not been brought to justice. History will not judge them kindly and that’s the ultimate punishment. Above all I try to live a productive and happy life, that’s what those people who paid the price with their lives that day would have wanted, to build a brighter and happier future for everybody. For the overseas democracy movement, it was disappointment no doubt. The infighting, the personal agenda, the recrimination against each other consumed all their energy and eventually battered each other into a bloody pulp. The harsh reality of being uprooted from the natural soil of Chinese society to replenish the nourishment and support has been fatal to their existence, and becoming irrelevant was only a matter of time. Still, credit should be given to them that they are idealistic individuals attempted to do the right thing the best they could. The fact that they didn’t succeed in bringing down the regime in China only makes them flawed but tragic heroes, almost Shakespearean. The IFCSS was controversial for an entirely different reason. Their tireless noble effort in lobbying the congress bore the fruit that benefited more than 35000 Chinese nationals who could then legally stay in this country. Any grumbling about “blood” card is sour grape and fundamentally ignorant of how American democracy works. My only gripe with them is that they squandered a chance to transform themselves into a full-blown professional lobbying firm, helping taking up issues concerning the welfare of Chinese Americans. As Pelosi meteorically ascended to the House Speaker’s position, with the relationships carefully nurtured for twenty years, they could have become a political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 Then again, I didn’t like personally going into politics, so I can’t really fault them not wanting to do it as a career ei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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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uplet 乡间 今年早些时候在香港大学照的照片。这是在法学院大楼外，朋友指给我们看路边的对联。 这是当年 64 时学生在地上写的。自那以后，每年新生入学，都要重新涂一遍。二十年不 辍。已经成为港大的传统。 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誓歼豺狼，民主星火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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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回顾与反思 杨林 一、背景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过世，“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之后，邓 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破了思想禁区，中国迎来了反右后思想 最自由的时期。但好景不长，随着华国锋被逼退、区级自由选举遭夭斩、西单民主墙 被取缔，自由被标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谓之“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也暴露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实目的，那就是邓小平为自己树立权威）。由于以 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为首的开明派还在台上，共产党内思想依然活跃。即便到一 九八七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之后，党政分开的讨论与操作还在继续，军队国家化也有 所提及，在此期间，党刊《红旗》杂志被取缔（以后成为赵紫阳的罪状之一）。 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两种人最先富起来：一种是有权批到紧俏物资 的干部子女；另一种是社会上的无业人员，其中不乏被开除公职或劳改释放者。从而 形成了“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执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现象。这些不 满最多体现在知识分子当中，他们既知道干部子女致富的内幕，又看到社会上“痞 子”的暴富，感到知识没得到应有的重视，自己没得到应有的待遇（国民党时期的知 识分子待遇是那时的热门话题）。工人农民虽然也有不满，但那段时间是他们几十年 来最好的时光。 二、运动期间 从四月胡耀邦去世，到递交请愿书，到四•二六社论，五月份的舆论有了一段宽松的 日子。到了五月中旬，全国各大城市基本上都动起来了，各省会乃至市区一级的学校 和机关单位都有不同程度的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和市民。游行的主题歌是《国际 歌》，我和游行队伍中的朋友说，《国歌》更合适。我们还谈到了如果赵紫阳（他的 儿子也卷入“官倒”）和李鹏下台，谁来担任第一把手的问题，我认为华国锋是一个 选择。 令我终生遗憾的是，我未能拍下一张当时的照片。那些游行的队伍，那些贴在食堂和 一些教室的各式小字报，未能留下几张照片作为记录或纪念。我一个月前汇款出去， 请朋友买当时紧俏的海鸥牌相机，可迟迟不见货，直到屠杀过后才拿到相机。 戒严令后，我知道屠杀是必然的了。我当时跟几个朋友说，在北京市民疲乏并放松警 惕后，军队会在夜里迅速地进入广场。我这个自以为看得很透的人也只猜对了一半， 那就是屠杀在夜里进行，但还是想不到他们居然会用上坦克和开花弹。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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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戒严令下达到屠城之间的十几天里，也有些学生到我们城市的广场绝食静坐。我到 过广场两次，去劝学生停止绝食，没有劝动。后来我能做的就是给我教的那个学生一 个较好的成绩。 当全国在搞秋后算账的时候，有很多系的老师与学生必须过“讲清楚”的关，其中一 些老师还受到了处分。我们系当时几个领导比较开明，没有让任何老师或学生为难， 否则我真不知道自己会硬着头皮不认错，还是会违心地“讲清楚”。要是象反右那 样，只要我们系有一个指标，我就是批判挨整的对象。 三、屠城之后 屠杀之后的好几个月，北京一直处于戒严状态。人们私下谈论的话题，常常会与屠城 有关。一位分配到部队的学生，跟我谈到屠杀后（海外学人）烧国旗事件，他虽然不 同意屠杀，但觉得烧国旗太过分，基本上算是叛国。我告诉他，那国旗既不代表普通 中国人，也没有历史的传承，本质上是另一面党旗。我甚至预言中共需要二三十年才 会倒台，当时听我这么说的人都觉得时间太长。然而，二十年已经过去，还没有看到 曙光。 暑假回家，乡亲们普遍的态度是“要是学生赢了就好了”，这是我看到的老百姓出自 内心支持的唯一一次“运动”，虽然他们的支持中带有事不关己的态度。 记得六•四被镇压后不久，有人抱怨知识分子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我就说他们活该。 要是六•四期间大家都坚决地站在学生一边，中共也不至于这么肆无忌惮。 自然，也有一些糊涂人，尤其是一些老干部、老党员。我的父亲，一位离休的“干 部”，就说我们“读书读到屁眼里去了”，“没有看到国民党的腐败”，“要是没有 共产党，哪有我们的今天”。我告诉他，连毛泽东都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 有好下场”；国民党的腐败我虽然没有见过，但也听了不少，共产党的腐败已经是有 过之而无不及了；任何国家，不管什么党当政，都要办教育，我是凭自己的本事考上 的，不用感谢谁。我们的争执逐渐升级，最后在母亲的劝阻之下才得以平息。三年后 我出国时，他说了一句“共产党真是腐败了”，大概算是对我的一个让步。以后我们 只要谈及政治，包括我出国后回去探亲，都是井水不犯河水：我骂共产党时他不插 话，他说毛的好话时我不搭腔。 我教过的一位从北京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回到本地的大学找工作，愣是没有大学肯接 收。最后，他回到老家的中学挂了个名，从那里办手续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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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年底，我们到地区的专科学校去函授，其中一位老师不知何故与管食堂的退伍老 兵起了冲突。他骂我们都是动乱分子，还动手打人，打坏了那位老师的眼镜。最后我 们通过上面向所在学校施压，逼他赔偿眼镜，并赔礼道歉。 四、六•四屠杀的后果与反思 有人认为，学生和李鹏对话后就应该撤退广场，那样就可以避免屠杀，并可以保留民 主的力量。那次所谓的对话，李鹏不但没有对学生的诉求作任何让步，甚至连“不秋 后算账”都没有答应。李鹏的“对话”只是火上浇油而已。学生们满腔热忱地希望取 得到一点成果，希望至少领袖们不会遭到秋后算账，这本来是最基本的希求，是非常 合理的。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人民的军队”竟然会用机枪和坦克来对付人民。 不只是学生们想不到，连经历过数次运动的老师们也想不到，毕竟这是二十世纪末的 文明时代了。半个世纪前，段祺瑞为了死几个学生还终生不吃肉呢。 有些人认为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误导了邓小平。这是非常幼稚的看法。其实 邓下屠杀命令的时候并不糊涂（后来的“南巡”就是证明），更不受谁的指使或欺 骗。从废除民主墙、罢黜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支持李鹏上台，直到扶 持江泽民上台，他的行为都是非常一致的。安魂曲在《华夏文摘增刊》第 223 期（二 ○○○年七月十二日出版）的《六四最大秘密试解：邓小平一定要血腥镇压的真正原 因》中作了很好的分析。邓决定派坦克屠城的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阻止人大的召开， 并震慑党内的改革派，本质上是一场叛乱。“六•四屠城”是邓一贯的“政治智慧” 的体现：他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包括子女）的利益，其次是党的利益，最后才是国家 利益（百姓的利益）。而“六•四屠城”正是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他个人的利益和党的 利益。 那场运动即使是像 1986 年底那样以不流血的方式收场，以赵紫阳为首的开明派也会 被赶下台，就像胡耀邦被赶下台那样。实际上，1987 年初，胡耀邦的下台与李鹏的 上台（当总理）就已经决定了 89 年那场运动的命运，更确切地说，是决定了改革派 出局的命运，因为邓小平之流绝不会放弃任何既得利益。当时虽然有些改革的举措， 象前面提到的党政分开，这些举措即使没有那场运动也注定会无疾而终。 有人说，赵紫阳想利用那场运动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个比较可信。没有赵紫阳 的支持，五月份的舆论不可能那样放开，运动也就不会发展到那样的规模。赵紫阳要 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从胡下李上看到了自己和改革的命运，除非他放弃改革，与他们 同流合污。所以他打算利用学生运动，孤注一掷。他的错误是，对邓屠夫的无耻和凶 残没有足够的认识，在关键时刻又不敢像叶利钦那样站出来。结果，他功败垂成，在 客观上加速了政治改革的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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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之所以形成那样的规模，得益于十几年来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而知识阶层没 有得到应有的好处。六•四之所以没有得到（北京以外的）工人农民的广泛支持，是 因为十几年的宽松气氛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而十几年的宽松，是邓小平为了树立自己 的权威所必须的（江和胡是以“正常”接班的方式上台的，不需要非同寻常的举动来 树立权威，他们只需要守成。），屠杀则是邓小平为了保护其既得利益而采取的行 动。这样看来，六•四是历史的必然。 中共从六•四中学到的教训是，贿赂知识分子，让他们也一起富起来，从而师德、医 德荡然无存。为了制造“财富”来填满他们的贪欲，他们加快了对公有财产的掠夺， 对土地的掠夺。那场屠杀，在现代的“文明”史上开了用正规军和坦克对付学生的先 河。从此，中国各级贪官可以肆无忌惮地启用军队和武警来镇压任何挑战他们利益的 企图，对言论的管制更加严密。百姓的自由更加遥遥无期。 六•四屠杀如果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那就是它让全世界更加看清了共产党的凶残。 它把齐奥塞斯库送上了断头台，加速了苏共的倒台和前苏联的分裂，加速了德国的统 一，加速了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它使共产主义全面破产，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受 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至于它只能通过贿赂和公开的暴力来维持。 五、“和解”的可能性 正值六•四二十周年之际，不少人士对“和解”可能性提出了各人的见解。茉莉在 《六四问题解决方式之探讨——从南非和解到东德审判》（香港《争鸣》杂志 2009 年 4 月号）一文对其它国家的和解模式作了分析。遗憾的是，文中所举的南非、南韩 及东德的例子，都不可能在中国发生。 东德审判是在东西德统一后以西德为主体而进行的。即便哪天大陆和台湾统一，以两 岸的人口、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对比，台湾不可能担负起这样的大任。 诚如茉莉所说，南非和解的关键在于“英国殖民者是信仰基督教并拥有民主精神 的”，而“当今中共领导人是一群既无信仰也无道德底线的人，是以暴力起家并相信 暴力镇压有效的人”。但我不同意茉莉“六四问题的解决，只需要由少数执政者来承 担责任，并没有南非式种族大和解的需要”。六•四问题的解决所需要的是比“种族 大和解”更大程度上的和解（下面会做出分析）。 我所读到的关于六•四和解的文章，都是把六•四作为孤立事件来谈的。南韩的光州 “五•一八”事件就是一件相对孤立的事件，而六•四屠杀是共产党在土改、镇反、反 右、文革等一系列事件的延续。当初邓小平对文革的评价，对反右的“纠正”以及撤 销“地主、富农”成分等举措可以说是中共和百姓之间作出的和解姿态（其目的是为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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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树立个人的权威）。那些举措虽然没有追究真正的责任者，还是被多数百姓（包括 受害者）所接受。 任何实质性的和解都必须有对真相的了解，以及类似事件不再发生的保证。当时的 “伤痕文学”可以说是民间对真相的发掘和反思，民运先驱魏京生等人的“第五个现 代化”和胡赵的改革则是寻求制度的改变。邓小平等人看到这些政治诉求对作恶多端 的中共政权是一个威胁，从而想要刹车和转向，这才有六•四的发生。 “六•四和解”所伴随着的真相调查不可能只限于谁调动军队把坦克开到天安门，肯 定也会涉及中共夺取政权以来，乃至于夺权之前的历史事件的真相，其中包括汶川地 震中豆腐渣工程的真相、河南艾滋病的真相、各级贪官敛财的真相……。 如果说二十年前邓小平只要让出太上皇的位置，一些高官牺牲子女的部分利益还可以 平息那场“风波”的话，今天他们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得到六•四的和解。 “和解”的最好时机是六•四屠杀之前。然而，这一机会已经被二十年前天安门前的 坦克碾碎了。 “文革和解”产生了六•四，“六•四和解”将会带来什么？但愿以“智慧”自居的民 族能找到一个智慧的解。
再谈六四反思 杨林 （一）就算是寓言吧 一群孩子跟着一对夫妇，据说是他们的父母。这对夫妇花天酒地，可孩子们经常吃不饱， 上学不能保证。于是他们请求父母少上馆子，让他们能够好好读书，少干一点活。这对夫 妇对他们吼道：“我们养活你们，你们居然敢顶撞父母？”孩子们不想轻易放弃，继续要 求“父母”让他们能够跟邻居的孩子那样上学。这对夫妇拿出鞭子和棍子：“你们胆敢再 闹，看我不揍你们”。孩子们想，我们又不是没挨过打，挨揍也要闹，毕竟他们是父母， 总不会把我们往死里打吧？我们的要求不算过分，也许再坚持一下，他们就同意了我们的 要求也未可知。哪知，他们的“父母”不只是动棍子，还动刀子杀人！
（二）“事后诸葛亮”可以休矣！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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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是对自己以前的认识，或对过去的重新思考，以便提高自己，吸取教训，为以后 处理类似情况有所改进。比如以前因为想占小便宜而受了骗，以后对便宜的东西送上门来， 要三思而行。其次，反思必须在明白真相后才有意义，否则就是“胡思”。现在对六四的 一种“反思”很流行，那就是“要是学生怎样……结果就会怎样”。据说刘晓波也“反 思”，说“如果四君子绝食起到了和他们意愿相反的作用”。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 “反思”，不但于事无补，而且是非常有害的。
所谓的“学生领袖”也就是敢于站出来，口才还可以的人。人们参加那场运动没有几个是 因为看在学生领袖的份上，而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出于良知和公义，出于对国家未来的希 望。人们参加那场运动，都是按照各自以为最好的方式，没有几个人能料想到邓小平会是 那样的无耻和残忍。
类似的运动不会再有。即使有，刘晓波们也不会有机会扮演类似的角色，而新的“领袖” 不会听这种反思。就好比婚姻不幸的人后悔当初没有听老人言，听不进旁人的劝告，……， 以后坠入爱河的年轻人还是照样犯同样的错误，重蹈婚姻的悲剧。学生运动也是一样，如 果以后还有类似的学运发生，它还是会按照它自身的轨迹和当时的气氛发展。再说，任何 人对自己凭良知所作，对后果无法预料、不能控制的事，没有必要后悔。
其次，在中共没有解密当时决策的全过程——从学生递请愿书，到 4•26 社论，到戒严， 到屠杀——来谈“要是学生这样，结果就会怎样”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实施 屠杀的一方对学生运动的每个阶段的反应，我们如何知道“要是学生早点撤离广场，就不 会有屠杀呢？虽然屠杀的方式可能不同，比如制造学生闹事的借口，对“闹事者”“严 打”。
最后，在屠夫还没有受到法律制裁之前，在正义得到声张之前，让受害者“反思”“早知 如此，何必当初”也是不公平的，这种“反思”只能起到为凶手开脱的作用。
（三）学生为何没有早些撤离广场？ 首先，当时几乎没有人能想到动用机枪坦克所进行的屠杀。除了少数几个屠夫，六四前绝 大多数人预计不到共产党会在全世界的注目下大开杀戒。那时候知道的是七六年的四•五 清场：工人民兵拿着棍棒，半夜上阵，把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全部抓走。可那是“十恶不赦” 的四人帮干的，邓小平据说比他们要好呢。所以我同意一位网友说的，柴玲所说的“流血” 不是六四式的“流血”，因为她当时所知道的最坏情况，也就是四五清场式的“流血”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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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共早已在西藏，云南等地用正规军杀过平民，但那是相对秘密的，普通百姓并不 知情）。
其次，八六、八七年间的学生运动无声无息地终结的后果是，同情学生运动的胡耀邦被逼 下台，强硬派李鹏当上总理（赵紫阳取代胡耀邦成为总书记）。通过“反思” 两年前的 学运人们可以预料到，在没有得到政府任何承诺的情况下撤离广场，赵紫阳等一些改革派 会被清算，学运领袖被秋后算账。李鹏的“我现在不说”和赵紫阳的“老了，无所谓了” 便是明显不过的佐证。
有人拿西方的游行和那场运动比，说是西方的游行、示威，完了就走。他们忽视了一个最 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西方是民主国家，民众表达了观点之后，政客们就会重视，这既是为 他们下一轮的选票，也是为他们所代表的选民的利益。而在独裁国家，如果当时没有达到 承诺，民众的要求不但以后不会考虑，“出头者”反而会得到整肃。
再说，学生运动推动国家走向民主的例子不是没有，邻国南韩就是其中之一。十年前 （1979 年），伊朗的群众运动也导致了政权的替换。坚守广场，毕竟还有一些希望，因为 紧急人大会议的召开已经有足够的人签名，有望一个月内召开，到时，学生的诉求就会被 重新考虑。而他们如果撤离广场，召开人大会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会大打折扣。再说， 很多军队不是被百姓劝回去了吗，还有军方人员也参加了游行呢！三十八军军长抗命，好 像也是得到证实了的。那会想到邓小平会从外地去调动毫不知情的野战军呢？
早点撤离广场，就是等于学运的完全失败（官方没有答应任何学生的要求），学生们不甘， 市民们也不甘。“温和”如王丹者也承认“如果我们撤的话，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叫纵 容恶人！我觉得从感情上没法接受。”“所以我个人当时有这个感受，让我很理性地来很 冷静地说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我说对不起，我没有那么高的理性，因为我没有面对理 性的对手”。
其实，当时的学生已经够温和了，任何“出格”的行为都会被学生制止，连弄污毛像的人 都被他们抓起来。如果说学生们在没有得到任何承诺的情况下撤离广场，才算 “温和”， 当初没有学生运动不就更加温和？任人宰割是最温和了。这种“温和”正是中共所想要的， 也是中共出动机枪坦克所要达到的。如果东欧和前苏联的民众都这样“温和”，那里的共 产政权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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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从 4•26 社论到戒严，中共一步步把八九学运推上了不归路。当时陷入了一个 坑里，各种力量交集综合，没有一种智慧能够把它带出来。
（四）5•30 撤退了还会有屠杀吗？ 这是一个伪问题。首先，历史不能假设。这种问题就像“如果太阳从西边出来会怎样”一 样没有意义。其次，这个问题本身暗示学生（领袖）要对屠杀负（部分）责任。
尽管是伪问题，我还是就我所了解的当时的形势作一些分析，因为有太多人问这样的问题。 如果学生完全撤离广场，也不见得没有屠杀。比如按照刘刚的”校园割据”，谁能肯定屠 杀不会发生在校园？
（五）《天安门》的功过 《天安们》作为记录片，自然有它不可抹杀的意义。如果有人不知道二十年前的屠杀，或 者否定有屠杀的发生，我会推荐《天安门》给他，因为它记录了一些重要的史实。只要有 起码良知的人，都能得出简单的结论：中共的无耻和残酷，因为用机枪和坦克去对付手无 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完全越过了现代文明的底线，就好比一个大汉用刀枪去对付一个孩子。 影片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就像 LA Times 的 Kevin Thomas 对记录片《天安们》的评论 中所写的：“it strongly suggests that had moderation prevailed, 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violent crackdown, and Deng Xiaoping's cautious reformist agenda might have been accelerated.”。
卡玛在做纪录片时说她只想把事实真相告诉观众，问题是在几个小时的影片里如何剪裁 “事实”。在取材的过程必然取决于制片人的认知水平。一方面，影片把柴玲对两个记者 的话放在一起，极度渲染柴玲等人的非理智；“忽视”掉运动期间学生和市民的克制和理 性，几乎没有提及诉求的合理性。两年多前的学潮被“平息”而导致胡耀邦下台，这一重 要的背景知识也只轻轻带过，那是运动的导火线，也是学生不肯撤离广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见第三段：学生为何没有早些撤离广场？）。另一方面，影片中所采访的人基本上都是 所谓的“温和派”，没有严家祺、包遵信、郑义、陈明远、方励之、徐良英、沈泽宜等那 些对学运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她所引用的吴国光等人的话，就把 89 民运和文革相比，把 学生要求改革的诉求说成是革命，并为中共屠杀开脱，比如说 4•26 社论就表明了中共的 强硬态度（美国那时驻中国大使李洁明也有类似论调，说是邓朴方曾传话给学生，表明中 共一定会屠杀）。好像一个歹徒对着无辜者有言在先：“把东西给我，否则我就杀了你”， 杀人就有了理由。而戴晴的话“毫无理性的学生和毫无理性的政府”，则把 20 来岁的学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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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天真对等于久经沙场的屠夫们的冷酷。如果说前面只是“剪裁”的问题，在屠杀后的 一段解说词：“Tiananmen Square was empty. But skirmishes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Army went on sporadically for several days. There were more deaths on both sides.”则非常明显的表明了她是怎样一个“中立的第三者”：她把市民和学生当 成交战的一方。
如果人们对卡玛把学生和政府放在对等的位置还有怀疑的话，她的自序里对当时的一段描 述就再清楚不过了。
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天安门广场上，有三位外地青年用墨汁玷污了毛泽东的肖像。当 时一位外国记者在现场拍照，立即有学生上前去抢他的照相机。那位记者模仿着学生们游 行时的样子，高喊「新闻自由！新闻自由！」而学生则说﹕「这对运动不利，就是不许 拍！」这些学生的考虑当然是怕给政府造成镇压的口实。但这一场景十分耐人寻味。向政 府要求新闻自由的人，忽然发现新闻自由对自己的事业不利，而感到有必要加以封锁。人 们对于社会公正的追求往往陷入这样的自相矛盾。…… 卡玛用个人的不民主行为来否定学生的民主诉求。“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 败”，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绝对自觉地遵守“民主”程序，民主中的制衡（check & balance）正是为了防止个人权力的滥用（不民主）所采用的机制。杰弗森成为总统之后 就有大权独揽的尝试。有“民主之父”之称的人尚且如此，从来没有行使过民主权利的学 生，又能要求他们什么样的境界？“民主制度”本来就不是一帮“自觉遵守民主”的人建 立起来的，而是各方利益妥协形成的机制。“民主”不是要求每个人自觉地“民主”，民 主是防止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是防止个人的权利被随意践踏。再说，学生们并没有他们 自己上台取而代之，而是要求执政者进行民主改革。 卡玛这样的认知是不奇怪的。她后来拍的《八九点钟的太阳》（简称《太阳》）里，基本 是没有什么反思，倒是给宋彬彬之流以充分的讲坛自辨（维基百科就以《太阳》为依据对 宋彬彬进行了开脱），而不采信其他不同的看法。多维记者心远 2004 年 2 月 24 日对卡玛 的采访里写道，卡玛这样做是因为她“相信”宋彬彬，而故意这样的。从这个例子就可以 看出卡玛完全缺乏一个“中立”的严肃制片人的资格。影片的结尾的解说词，不但丝毫没 有对毛的批判，反而把毛捧为“希望的象征”。指望这样一个与毛时代的极左思潮藕断丝 连的人，拍出一部中立的纪录片可以说是缘木求鱼。 有人说，如果《天安门》为中共屠杀开脱，那为什么中共还恨它呢？就像前面说的，用机 枪和坦克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完全越过了现代文明的底线。中共连自己拍的 《平暴记实》都被禁放，胡耀邦、赵紫阳的名字在历史教科书中被抹去，89、64 都成了被 屏蔽的词条。中共现在对待六四屠杀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人们从记忆中抹去，任何提及六 四的东西都被禁止。所以，中共禁演《天安门》丝毫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更不能因此给 《天安门》加分。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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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看柴玲 柴玲“期待流血”的话，现在听起来很刺耳，再加上《天安门》以及一些电视台的渲染， 柴玲好像成了六四屠杀的罪魁祸首之一。 5 月 12 日开始的绝食，就是“用摧残自己的方式，来争取国家的进步”（王丹语）。那 一代的学生，从小受的是爱国英雄主义的教育，看到绝食未能达到目的，他们就想用更为 激烈的办法，那就是“流血”。当时持那种想法的人绝不是个别的，只是柴玲在语无伦次 中说出了实话，再加上她又说了“我想我不会的（坚持在广场）”。于是，柴玲成了“想 流别人的血”的卑鄙者，这自然有卡玛的功劳。 其实，柴玲在 5•28 讲话中的矛盾，正是体现了她当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是想为中国的 民主事业献身。另一方面是本能的求生愿望，加上当时对一些不同意见的失望。使我无法 理解的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不能理解这样一种正常的矛盾心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有过那 种经历的人。 至于柴玲在屠杀后的话，“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保卫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 人民广场不可丢！打倒李鹏伪政府！誓死捍卫天安门！至到最后一个人！” 那是很多民 众（尤其是热血沸腾的学生）在屠杀的 shock 后的反应。有人回忆道，“六月九日了，华 东师范大学有上千人庄严宣誓与党中央决裂”，“六月中旬，上海学生还在开追悼会，人 民广场简直是花圈的海洋”。 有很多人都相信，（这样一个公然与人民为敌的）中共政权不出几年就会倒台。这些“预 料”也没有完全错，柏林墙、苏联、东欧不久就轰然倒塌。只是他们低估了中共，低估的 中国人：低估了中共的残暴与狡猾，低估了中国人逆来顺受的能力。 如果柴玲有什么需要给众人一个交代（或者道歉）的话，那就是她在 5 月 30 日突然否定 “爱国维宪各界联合会议”的决定。尽管我认可“温和派输给激进的柴玲，实际上‘是输 给了广场当时的气氛——激进的上去，温和的下来’”这样的说法，柴玲的举动毕竟是与 他们正在争取的民主背道而驰的。不论她怎么认定她是如何正确，“程序公正”是民主不 可或缺的一环；民主并不保证每个决定的正确性，民主只是寻求决策过程的正当性。 六四屠杀已经过去了二十年，愿意参与纪念的人已经不多。这既是恐惧于中共的淫威（害 怕上黑名单，害怕回国时有麻烦，害怕国内的亲友受牵连），也是中国人对正义的冷漠。 在刽子手没有收到惩罚，正义得到声张之前，就像一位多维网友说的，刽子手害怕记录他 们的罪行，我们就是要不断地把他们的罪恶反复记忆、述说，公诸于世，这就是对他们的 精神审判。 【参考文献】 CND 论坛：柴玲高调重返民运，为民运捐款$100 万美元！ 曾慧燕：「太阳」为何不落山——《八九点钟的太阳》记录文革世代心路历程 64memo：《天安門》影片文稿 心远：那个红卫兵袖章，现在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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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谈学生领袖想到柴玲和卡玛 愉悦 1926 年 3 月 18 日，段政府对被称为“学匪”的和平请愿学生开枪，造成死伤惨案。然而， 血迹还未干，流言便翻飞。4 月 1 日，鲁迅在悲愤中，写下《纪念刘和珍君》这篇振聋发 聩的千古文章。思考 64 的人，都应该认真读一读这篇文章。 1926 年的夏天，一个研究中国旧小说的日本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学生辛岛骁，在北京访问 鲁迅并请益专业，被鲁迅视为朋友。一天晚上，鲁迅邀辛岛骁到寓畅谈。关于此，辛岛骁 回忆说：“……那天晚上，就是我一个人跟鲁迅在一起，并无其他客人，只有一个年轻的 中国女学生不时在进出。因此，也许当时鲁迅的心情是：觉得此时无论对谁都没有拘束的 必要，就通过穿着东京大学制服的我这个人，实际上是在对北京许多仰慕鲁迅的大学生们 悄悄地留下告别的话。鲁迅讲到了天安门事件（按即“三一八”惨案——译者）。而且， 他对中国不易动摇的黑暗封建势力的力量感到愤慨，同时也说出了对当时领导纯真的学生 的部分领导者的利己行为感到憎恶的话。在谈话的过程中，鲁迅很神气地从凳子上站了起 来，他的因为喝了酒而发热的脸孔，由于愤怒更加泛红。他一面飞快地伸出手臂，一面表 演着指挥学生群众的人物的模样，说：他们发出‘前进！前进！’的号召，叫纯真的学生 朝着枪口冲击，可是他们自己决不能站在前面把胸脯朝着子弹。只是从旁边发出号召，这 就是中国的领导者的姿态。你以为这样就能救中国吗？‘这时鲁迅连眼泪也流出来了，凝 视着我的脸孔。后来再也没有看到过鲁迅像这时候那么激动的神态……“（【日本】辛岛 骁，《回忆鲁迅》，任均译，《鲁迅研究资料》（13），编入《外国友人忆鲁迅》（武德 运编），p100-10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年） 我觉得，鲁迅一方面大义凛然地控诉执政当局的残暴，鞭挞“正人君子们“的助纣为虐， 另一方面，不在正式的地方，写正式的文章，兴师动众地指责这些学生领袖，——即便是 他对这些学生领袖这么讨厌。这是一种识大体，知大局的大义行为。他懂得爱和恨，他有 大爱和大恨，更有良知和智慧。因为在统治者，屠杀者的残暴面前，那些学生领袖的不堪 是次要的。在屠夫们没有受到追究以前，对这些学生领袖的指责，也是不合时宜的。 近来看了卡玛的影片《天安门》，其对学生领袖的刻画和对待，不仅失水准，而且欠厚道。 卡玛的影片，原意是再现 64 的历史，进而试图为 64 学运的失败总结一些教训，找出得失 原因。但其回顾、省视的结果，却是传达出来一个强烈信息，就是学生没有政治策略，非 理性，让当时的领导人觉得一场文革在即，为了防止国家动乱，不得不出动军队，最终开 枪杀人。是学生的非理性，将政府逼上了非镇压不可的绝路。其中，用了很大的篇幅，编 辑、采用了美国记者金培力对柴玲的一个电视采访，试图用柴玲这个典型，来印证其关于 学生领袖在是导致 64 学运被残暴镇压的一个促进因素的主旨，表明 64 的悲剧是那些投身 和陷入到当中的大部分人，尤其是学生领袖，自身所带的思想烙印，身背的历史包袱，所 注定的。 先不论其缺乏史识，在 64 的屠杀中，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共统治的邪恶。中共血腥的镇 压，并非出于杜绝动乱和文革的再次发生，而在于维护其一党私利，维护其政权统治而不 惜大开杀戒。在对学生领袖的问题上，《天安门》的处理手段也是十分恶劣的。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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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玲当时不过是个 20 几岁的小姑娘，她不是搞政治的材料，风云际会，自己把自己推到 了前台，对斗争的复杂性，所需要的心理承担，都有估计不足的地方。而且思想幼稚（接 受共产党多年的洗脑，谁不幼稚？谁又有多少思想，能达到我们今天的认识？），也自恋 （包括当时和现在，谁又没有几分自恋？），在当时说了一些不得体的话，语无伦次，让 人诟病的话，明白的人，是能客观地看待的。回过头去看，对于柴玲的这些话，首先应该 理解和谅解。人处于巨大精神压力，在心理崩溃的边缘，别说说错话了，变态杀人的都有。 柴玲不是一个政治家，更不是一个有心机的、不诚实的政治家，不然，她不会说那种不得 体甚至是愚蠢的话。其次，不应该抓住柴玲的一点言语的过失，死缠烂打，把柴玲看得、 说得一无是处（更有甚者，将柴玲等学生领袖看成是魔鬼无常，勾魂夺魄，引领学生走向 死亡），而是要看她的行动。她的最终行动要比大多数人的，都来的光荣和光彩夺目，她 通过了对自己的考验，我们不能用她偶一暴露的思想和言论，对其治罪。看不到这点，弱 化这点，轻描淡写这点，都是居心不善的。卡玛所采用的，不过是断章取义的方法，以流 言“杀人”。 瞿秋白在江西被俘，狱中，他对自己的人生做了总结，写了一篇《多余的话》，也是人之 将死的意思。“三省吾身”以后，发觉自己其实不是一块搞政治的材料，不过是个文人， 身不由己地被推上了历史和政治的舞台。其思也痛，其情也真，其言也善。临刑，面对杀 人的枪手，瞿盘膝坐在草坪上，点头说，“此地甚好”，含笑从容就死。但后来却因此被 批为投降派，被说成是对反对派摇尾乞怜。这些批瞿的人，对他的大义凛然视而不见，喋 喋不休于他的只言片语，无限上纲上线，如蜀犬吠日。 文革的时候，每开会动辄必呼口号，必有领呼口号的人。不时有领呼的人，鬼使神差，会 把口号呼反了，例如把“打到”喊成“拥护”或者“保卫”，顿时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关进牢里。这些都是言论治罪，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极端例子。一些人对柴玲，难道不 也正是如此？ 说事后柴玲没有反思，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她只是没有按照卡玛一类人要求的那样低头认 罪而已。在很多场合下，她都表示过沉痛。多少年来，64 成为她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这 些反思和表达，关心的人是不难找到的。她不是吃人血馒头的人，她今天仍然勤勤恳恳， 致力于中国民主的发展事业。柴玲的认识和反思，不一定非要同意卡玛对她的抹黑之后， 才能完成。 卡玛的东西是有失公允的，不管是出于有意或者无意，其认识导向很明显，客观上造成的 效果也很显著。就像有的网友指出的，此人 1995 年制作发行了《天安门》（10 月首映）。 其后，还能自由出入中国，并能采访到国家领导人王光美，在 2003 年秋发行《八九点钟 的太阳》。这种两边通吃，占尽了两个制度好处的人，是不平凡的。请问有几个搞 64 研 究的，搞文革研究的，可以享受到她这样的待遇？在《天安门》之后所拍摄的《八九点钟 的太阳》这一纪录片中，同样一个卡玛，对作为北师大附中红卫兵领袖的宋彬彬，在打死 女校长卞仲耘的责任追究和反思上，却是很宽容的。没有见到她由此总结的学生领袖不成 熟，非理性之类的经验教训。卡玛的反思和总结，是看人下菜，对学生领袖在不同的运动 中的看重程度，是相互不同的。 更有甚者，与之相呼应的戴睛，更因此提出要审判学生领袖。从其后来提出的所谓关于 64 与中共促成和解的方案之荒诞不经，也表现出这种人的思想混乱和认识层次，这些想法和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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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法，陷广大的 64 的受害者，例如天安门母亲于不义。这些人，与前面提到的鲁迅在同 类事情的处理上，相比起来，其眼界，气度，胸怀，智慧，等等，真可以算霄壤之别。 在刽子手不肯为手上的鲜血承担罪名，受到审判之前，对学生领袖不论是有端的，或是无 端的指责，客观上都是一种助纣为虐行为，它模糊了公众的视线，扰乱了人心，误导了斗 争的方向，为亲者痛，为仇者快。64 以来，对学生的指责，对学生领袖的指责和栽赃，泼 污水，糊烂泥，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加入这个声讨的大合唱，是无大局观，是不识大体。 心怀善良的人，对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指出和总结，是有建设性和直指要害的。现在这些所 谓的对学生领袖的归罪和追究责任的反思，不是什么高论，更不是什么高明的东西，是明 眼人一眼就能看出的简单道理，不值得大张旗鼓的宣扬，渲染，以免授人以渔翁之利。
在纪念碑下 赏石 2009 年 5 月 30 日，DC。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水洗过的天空，点缀着白色的落瑛。 筹备了近一年的勿忘 64 烛光纪念晚会将在一个小时后拉开序幕。我来到会场的中央，试 图沉淀一下自己的心情。凝视着挂在舞台正方的白字黑底的横幅，我的心突然被揪住了， 就象在 20 年前一样，被那种足以使人窒息的重压包裹着，心里一寸寸地被悲愤所充满。 我转过身去，华盛顿纪念碑，在夕阳的余辉下静谧而伟岸。 20 年前，在地球另一边的那个纪念碑下，曾聚集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怀着对未来的憧憬 和对自由的渴望，天真却勇敢地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试图背起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 遭遇的却是独裁者喷火的枪口。 20 年，那时还嗷嗷待哺的婴儿已经进入了花样年华。可是那些凋落了的生命之花却连一个 被纪念的权力都被剥夺，他们的灵魂至今在中华大地上仍找不到一块安息之地。20 年前， 面对着刺刀和牢狱的狞笑，耳边回响起一位老者沙哑的声音：“孩子，你要好好地活着， 活着看到那一天。”我放下了紧捏着的拳头，我屈服了。之后，我选择了“逃亡”，并且 决心从此忘却政治。当然这只是一种幻想，后来我才明白那根本不是政治，那是一个人必 须具有的良心。一个人，如何能够远离自己的良心呢？ 一年年的过去，我把这份悲愤压在心底，努力地不去触动它。可是每一年的这时节，它都 会苏醒，发酵膨胀。我不能忘记，我也不敢忘记，因为我是个幸存者。那几年，我所在公 司的办公楼正好离 Battery Park 不远，64 前后的那些天，我都要在河边做一会，遥望着 对面岛上的自由女神，让泪水肆无忌惮地在脸上流淌。 最近这几年，在海外举办各种纪念 64 的活动阻力越来越大，一方面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多的人，有意识地选择了 “失忆”。另一方面，也是和国内这几年“财富”的迅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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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长有关。 64 以后，大开杀戒的独裁者已经意识到他们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合法性。64 之后不过半年， 柏林墙就轰然一声倒塌，“同志+兄弟”的齐奥塞斯库被送上断头台，这一切，难免不让 两手沾满鲜血的独裁者心惊肉跳。中共的统治者们采取了一条政治上严酷控制，经济上则 把中国推上了一条赤裸裸的原始资本主义的道路，试图把国人的注意力从对民主自由的诉 求引开。 64 以后的 20 年，中国的经济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让每一个炎黄子孙值得欣 慰的现象。但这种非有机，瘸腿式的发展所带来的危害也显而易见。一方面是极端的实用 主义态度腐蚀了社会的灵魂和构成社会基石的基本价值观，诚信的缺失必然会成为经济发 展的阻力，急功近利所造成的危害必在某一天集中爆发出来。一直以为，无论是个人，还 是一个社会整体，是需要理想来撑起一片天。而 64，恰恰把几代人的道德理念打得粉碎， 之后的舆论和价值导向，更是造就了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历史断层，实在让人扼腕。 另一个根本上的问题是现在的发展不是建立在一个公平的体系上。64 的一个重要诉求是反 腐败，反“官倒”（即反对以权谋私）。64 以后的这 20 年中，权力和金钱水乳相融，由 权力导致的腐败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在不公平基础上的致富，必然会加剧社会的矛盾。而 所有这一切，都追溯到那个建立在一小撮人独裁基础上的政治体系。强权体系，可以在短 时间里获得发展的高效率，但是这种发展犹如建立在沙堆上的楼阁。 我想，我们纪念 64，最根本的是悼念那些过早陨落凋谢的生命，也是对 64 所体现的自由 主义思想的怀念。过去的一年中，特别是最后的这几个星期，我好象经历了一场重生，过 去的很多细节，又一遍遍地在脑子里重播。今天，站在华盛顿纪念碑下，等待仪式的正式 开始，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在另一个纪念碑下，祭悼我们的同学和同胞。 天慢慢的黑下来，舞台前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烛光，环视左右，我的心底涌起一 股暖流。我的前方，做着几个大约 20 岁刚出头的女孩，整个过程中，她们的脸显得专注 虔诚，手中的蜡烛在风中摇曳。在晚会的现场，我见到了许多年轻的面孔，既让我欣慰， 更让我振奋。 当北明在 ALBINONI 的 G 小調，弦樂和管風琴的伴奏下庄严肃穆地诵读 64 死难者的名单的 时候，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盈满我的眼眶，双手捧着微微发烫的蜡烛，默默地在心底说： “朋友们，我们今天纪念你们，是为了这样的悲剧不在发生；你们的理想，让自由之光普 照中华大地，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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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了“社区服务组织者” -一年筹备活动的零星追忆路过 （这些文字，完全是从个人的角度的写的，视野很窄，涉及的内容很有限。不是因为自己 干得多或最重要，而是并不知道别人愿意不愿意曝光。 最初的提议，是每人都写写自己 的经历和感受，然后把大家的文字汇集到一起。） （一）自由散漫的人 2008 年总统竞选时，奥巴马的对手常常用他曾是“社区服务组织者”这个事实来贬低、嘲 笑他，借以指出他不具备当总统的阅历和资格。 早一两年的话，我肯定也频频点头同意 了 --“社区服务组织者”能是什么呀？！ 但是，从去年初春开始，我跟 sabina 几个网 友一起筹备了“勿忘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自己摇身一变，居然也成了“社区服务组 织者”。 个中甘苦有所体会了，再看人家指手画脚地嘲笑“自己人”，我就非常生气了， 尽管我仍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对奥巴马的政见实在没有太多的认同。 说到自由主义者，从很多年前读华尔街报开始，我就慢慢地认清了自己的“本性”：自由 散漫，独来独往，党团意识薄弱，甚至对之反感。 说“本性”，是为了强调这属于无意 识的天然倾向，而不是教育的结果。后者似乎只起到一种“启示”的作用，把无意识的东 西，具体化再抽象化，逐渐变成有意识的自我认识。 反正，我基本认定自己是一个 “libertarian”，大致可以划入 socially liberal and fiscally conservative 那一堆。 自由散漫的人，最不喜欢的事，就是参加“集体活动”或者扎堆。 我的朋友不算少，但 我总是跟他们一个、一个地交往，看重的是那份或大或小的 personal touch。 在 CND 论 坛混了多年，“心仪”的自然也是跟自己差不多的“孤家寡人”。 这回，几个散漫的人 居然自动组成了一个组织（www.remember64.org） --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团体”。 搞 语言，搞逻辑的专家知道了，大概要笑死。 我自己也非常好奇： 一盘散沙，这盘子的意 义何在？ 这样的组织怎样运行，我们怎样一起地做成这件事？
(二) 盘根错节的草根组织 一盘散沙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盘子毕竟还有边有沿。 我们这个组织是名符其实的 “草根”，盘根错节，随意蔓延，说成一个“组织”都很夸张，一点也不确切。 组织内 虽说都是邀请的，但又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加入”了却不怎么露面并没人追踪； 积极一阵子又消失了，也没人奇怪；好久不见了，突然又跑出来，也听不到太多的掌声。 组织内跟组织外呢，“剪不断，理还乱”：很多没有加入的，比加入的还忙；能者多劳， 干得越多的，分配的任务也越多。 最终，干多干少，具体干啥都是由每个人自己衡定的 能力，时间和精力决定，彼此几乎没有任何约束。 大家都干不了的，推来推去，最终回 到 Sabina 那里。 所以，要问具体谁是组织者，我还真不愿意，也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我总是把每一个表态支持的，都算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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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愿意勉强他人，更反对为了“崇高”的目的，牺牲个人利 益。 所以，不愿意抛头露面的，就不抛头露面；做不了 outreach 的，就做后勤；家里有 事的，有所顾虑的，大家争先恐后地体谅。 因为自己的局限显而易见，自然而然也就理 解他人的难处。 不算偶尔的私下嘀咕的话，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没有矛盾，没有争议的 一个组织了，在一起一年多，大家脸红脖子粗的情形都没有过。最严重的“事件”大概也 就是在最后那一次电话会议上，我顶了 Sabina 几句，因为那几个 - 还能是什么呢?! portable johns 的安排问题。 呵呵。 反过来看，这个组织总体上说，似乎缺乏 chemistry，干起活来，有一搭没一搭的，伊妹儿送出去，难得收到一、两个答复。 记得 第一次电话会议前，我心里充满疑惑，因为并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打进来 - 发出去的会议 邀请，只收到零星的回复，还包括有事不能来的。 结果呢，几乎都参加了，大家和风细 雨地，发言却非常踊跃积极，这个组织的能量终于显现出来。 我跟 Sabina 说，这个组织 的 chemstry，就是对这个活动的认同：普通人办一个普通的纪念活动。 难得大家都有平 常心，如此齐心而没有内耗。 慢慢习惯了，送出去的问讯，没有回答，就算“同意”； 没做到的事，并不追究，而是换人，或把任务再掰开，多找几个人分担，这样一点一点地 拼凑出一个一个的 FTE（full time equivalent)来。 因为筹款，我跟很多网友建立了通 讯联系，人家的回复稍微热情一点，我就抓住不放，立马开始派活：这个传单你帮我改改， 那段文字你再推敲推敲？网站上“关于六四”就是咱们这里某教授的优美文笔，人家还不 让说。 草根就这么在地上越爬越远，蔓延开来。
（三）自愿当草根的动机 上一次参加大规模的游行聚会，已是二十年前。 去年 3 月，Sabina 发来一封长长的伊妹儿, 跟我商量一起筹备一个六四二十周年烛光纪念 会的可能性，随信还附上了她的一个初步计划文件。我一边读 E, 一边赞叹，一边就在心 里答应下来。 因为这件事，我愿意做，而且我能够做。 每逢六四，CND 网友就会就此话题争论争吵不休。 但我基本都没有参加过。早些年，一到 时候，我就戒网戒娱乐一周，再回来时，已事过境迁。 有一年，争论尤其白热化，回来 后，小鲨说，以后别结网了，你也应该加入讨论。 我翻翻各条线，却不知道说什么好 在我眼里，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件是非明了，黑白分明的事的话，那就是六四了。 就这么 简单，就这么 intellectually non-challenging。 我不结网了，但我也无话可说。 如今， 十九年后，突然有机会亲自筹办纪念会，自然也没有任何内心挣扎，也无需任何理性思考 - 这说的是主观愿望。 从纯粹的 project management 角度看，这个“课题”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办一个大一点 儿规模的聚会而已。 弄一个大致计划，按部就班地去做就是了 - 经手过的任何一个科研 项目，都比这头疼得多。 难能可贵的是 Sabina 的主动倡议，我自己压根儿不会产生这个 想法。 我当天就给 Sabina 回了信。 (四) 朋友的意义 仔细想想，前一段似乎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我为什么这么信任 Sab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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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活动一开头，大家很快就达到共识，那就是我们勿需把任何精力花在说服人上，而是 要想方设法地把信息送到想法本来就一致的人（like minded) 那里。现在回过头来，我 却意识到，那其实是一个过于简单的假设。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朋友相互的鼓动是必不 可少的。 如果挑头的不是 Sabina, 我是不是也会这么毫不犹豫地跟进呢？不一定，不一定。 Sabina 上 CND 时间并不长。最早偶尔在湖线上露面，用的马甲是 Samantha。 我们谈得来， 但交流并不多。印象最深的，只是她推荐的书都特厚。 那本 Johathan Strange & Mr. Norrell 寄到家时，我一打开纸箱子，心就沉下去了：900 多页的大砖头啊！ 到她开线讨论减肥健身时，因为换了马甲, 我们重新认识一次，Sabina 的个性才慢慢地立 体化：聪明能干，热情爽快，幽默大度。 自己健身不够忙乎，她还织围巾送其他健身达 标的网友，以资鼓励。 我凑热闹，也嚷嚷要，结果也收到一条漂亮围巾。 无功受禄，我 挺不好意思的，就提议大家也给她织一条。最后弄成了一个织围巾“接力”，我，雨儿， 小中和苏菲四个人合力把围巾织成。对此，Sabina 的先生非常不以为然，因为这条围巾 "has the longest carbon print"。可不是嘛，我织完四分之一后，把它从波斯顿寄到堪 萨斯；一半长度时，它从美国去了澳大利亚，变成四分之三再从澳大利亚转到华盛顿 DC， 由苏菲完工，亲手交给 Sabina。 对了，毛线还是妹妹和我一起精心挑的。 我一高兴，还篡改了几句我们都喜爱的 Bilbo's Song: A Knitter's Song I sit beside the fire and knit with the exquisite colors that I have seen, scarves, hats and mitt(s) rainbow-shaded or avocado-green. I sit beside the fire and think of those that I’ve needled for, over, under, turn and again how I love you, ever more. (And all the while she sits and knits, plagiarizing Bilbo’s song with her knotty wits.) 现在，好朋友又有了好主意，不鼎力相助才怪了。 其实，DC 烛光纪念活动最终能完成， 而且搞得差强人意，靠的就是无数这样的友情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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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arf with the longest carbon print; photo by Sophie）
（五）三人行 Sabina 的伊妹儿是这样写的： If it can be done,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the project? You are smart, resourceful and even headed, and would make a lot of senses while getting things done. Of course I would not be offended at all if you can not do it. I think it is going to be a lot of work and I am dreading it myself. 我一读到“smart, resourceful and even headed”，就有点头重脚轻了。 但见坑就跳 的，居然不止我一个。一转眼，我们已经是“三个女人一台戏”，这草根就算有一个头了。 说到 even headed，好脾气的人我也见得多了，但还没见过谁比雨儿更温和平稳的。她说 起话来，尤其慢条斯理，不慌不忙。 伊妹儿前半段里，Sabina 提及照片的事，我当时给 她们一张我跟几个女友的合影，结果 Sabina 不费吹灰之力，就猜出来了。 我到 DC 后， 正好赶上雨儿她们几个已经在忙活。 我也不告诉我是谁，又让她们猜。 她们七嘴八舌说 了好几个马甲，我都不置可否；说话间，手机响了，我打开电话，大叫一声“Hello”， 才知道上了雨儿的当。 跟这两个冰雪聪明的人儿在一起，我当然只有跑腿的命。 我看了看 Sabina 的计划草案，大事小事列了一大堆，还没有个系统。 我经常当所谓的课 题领导。培训时，老师总是强调周密计划，循规蹈矩的重要性，我却从来不当回事。 制 药太难了，成功率跟中彩票差不多，我实在想不出，把计划写得更详细一些，把流程图画 得更漂亮一点，又能管什么用？！ 倒是这次活动，就计划过程而言，属于比较简单的课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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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于是，我就自告奋勇地当上了 project manager，有心要把所学的 project management 知识认真地实践一遍。 我把这个文件从课本里拷贝出来，然后按部就班地让大家一条一条地填空。 并随着计划 的进展不断更新。 很死板，是不是？ 到后来，也就只有我自己写，自己读。
（六） 加油站和销售员 上星期天从 YMCA 游泳回来的路上，闲着没事跟 LD 聊天： 我：仔细想想，我最后还是应该再多做一点 outreach。借口是有的，我人不在 DC，管不 了那么多了。但心理上，其实已经先放弃了，所以有点自责，我明明知道还需要做点什么。 光打广告，发传单是肯定不够的。 忘了她们发了多少，就算一万份吧，抛高算，也就千 分之一的回头率. 那就是说，能找来 10 个人而已。 打广告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这事 一定得靠很多人再去动员自己的亲戚、朋友。 但是，当初跟 Sabina 商量，几乎没有人愿 意承担这事，虽然大家都干很多别的工作。 LD: 那可不是嘛！ 大多数人都这样，自己做事容易，但鼓动别人，就太难了。 咱们也一 样啊，儿子帮学校捐款，多数时候，不都是你自己掏腰包打发了？ 这叫“individual contributor”。你想要找的是好的销售员。different species。 我正好刚总结出一个 “六字真经”。。。 我：六个字啊？！太多了。你当初告诉我的 4P，都已经忘了两个。 LD：product, price, promotion, placement. 前面说过，从 project management 的角度讲，这个课题很简单；但是，具体操作起来， 难度却很大。因为这个纪念活动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吸引比以往更多的普通人来参加。而 现实的情形是，参加的人逐年减少，近几年，往往几十个而已。 所以，这是一个逆水行 舟，吃力不讨好的事。市场销售的难题。 最早我们定了一个两千参加者的目标。这个数字不是凭空，但也算凭空而来。 Sabina 说 DC 加上附近几个州，中国人加起来大概有 20 万之多；我说，20 万中，至少百分之一跟咱 们想法相同吧？ 那就是 2000 了。当然，前提是，我们得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于 是，大家意识到，要达到这个数目，必须吸引美国人来参加。 只是，基数增加了， outreach 的面也更广更杂。还是难题。再后来，经济大萧条，慢慢波及到我们自己，大家 一商量，把目标降低一半。。。。 讨论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传说的微软面试题：美国一共有多少加油站？ 虽然当初在饭桌 上当故事听，一笑而过，这会儿却发现用这样的分析，可以减少一些计划的盲目性。 即 使当初的假设全错，建立的数字模型不堪一击，一旦有了一个模型，就为随后修正和完善 提供了基础。而且，这样的分析过程，可以把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相对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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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第一步，我们把课题分成了三个相对独立的任务: 募捐，outreach，event logistics。 每一个任务的困难之处，都在于我们需要组织者以外更多人的支持和投入。 我自己主动先接管了第一摊。 （七）当回黄蓉过过瘾 相对 outreach,募捐的标比较确定，因为我们事先做了一个预算。 当时预算一公布，很多 有经验的网友就指出，预算太保守，实际花销会更大。 但大家不知道，这个预算考虑的 不仅仅是可能的最低开销，还有非盈利组织收入报税的复杂性，$25,000 是我们的上限。 不论数目是多少，我当初决定负责这个任务还有许多其它考虑。 把计划分成了三个相对 独立的任务（募捐，outreach，event logistics）以后，也顺便把每个任务的时间表大 致定下了。 这个计划行动开始的早，我们有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足以先把资金筹够， 再忙其它。 另外，我也强调每一个任务需要一个人负主要责任，带一个“小组”，分开 计划，专心去做。 否则太乱太杂，容易迷路。 但是，这么一来，募捐这一摊，我其实推 都推不掉。 我们募捐的主要对象当然是 CNDers，相对其他人而言，我在 CND 呆的时间是最长的之一。 认识我的人多，人缘似乎不算太差。 另外，募捐标志我们这个活动的正式开始，需要吸 引大家的注意力，需要尽可能多的人的认可。 那么，让平常观点比较激烈的人出头，就 不太合适。 同理，event logistics, 肯定得由 Sabina 挑头，因为她住在 DC。 说来说去， 还是 outreach 最难，结果从开始到最后一刻，我们其实连 leadership 都没有真正解决， 最终，实际上是由 sabina 和其他几个人勉为其难地分担了。 现在马后炮地分析一下，其 实募捐没有想像的那么难，非我不可似的。 或许，我本来就应该主动去负责 outreach? 我是不是潜意识里先躲了，找了一个相当容易的任务？事实上，钱筹足了以后，仍然有很 多时间可以花在 outreach 上，我也做了一些，但只是心甘情愿地被领导，完成分配到的 任务，却并没有像募捐那样，眼睛盯着目标，天天在那里处心积虑地“策划”。 当然， 最终结果可能也差不多，能做到的都做到了，鼓动、说服、影响他人，甚至自己的行为，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时间有限。 $25000 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如果仅仅以数字为目标的话，可以有很多办法，再不济， 我们几个咬咬牙，也能补齐了。但是，从一开始，我们也把这个任务当作纪念活动的一部 分。 所以，响应的人越多越成功。当然，数目太小，钱来得太慢，几个月都凑不够，就 会影响计划的势头。 CND 网友是一个相对富足的群体，大家常常玩笑说，平均收入在 24W。 我查了查给 CND 捐 款的数目，大约每人$50。 但我自己分析，认定我们这个活动的捐款，应该在人均$100 左 右。 换句话说，我只需找够 250 人，就能完成任务了！ （最后，实际捐款人数 169 人， 平均每人$150.8； median：$100。比我预计的还容易一点点。真是不错。） （八) 募捐的诀窍 通过朋友的朋友跟 CND 负责人商量一起举办纪念会，得到的回复是他们有自己的计划，不 想合作，也不会在新闻快递版面帮我们做宣传，但我们可以用 CND 论坛办这件事（这是传 话，我并没有见过“原文”，也没有再追问过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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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因故悄悄下决心要戒掉 CND, 已经有几个星期没上网了。 现在回 CND 的唯一目的， 就是募捐。 但我非常了解 CND 不许自行打广告的一贯规定。 现在虽有“传话”，仍然不 敢直接开线。 我把活跃的话题一一打开，看能不能躲在什么线里再吆喝。 正发愁呢，偶 尔露峥嵘的 Ala 突然冒泡，还就是因为我“戒网”一事。算“心有灵犀”吧！ 我赶紧上 帖，透露组织六四纪念活动并向大家捐款。 我们的行动就这么大张旗鼓地正式开始了。 网管方面毫无动静。 募捐主要用了三个办法。 在 CND 论坛里一嚷嚷，马上就收到捐款。 但总的说来，回应寥寥无几。 显然，光在论坛 里小打小闹是不管用的。这时， 一个多年的 CND 好友帮我把所有在 CND 公开过的伊妹儿 收集到了一起，共有两千多个。 大家又分头找到自己熟悉的网友的伊妹儿。 然后，每人 “认领”自己愿意联系的朋友：减肥线，歌线，诗线，小学，瓦尔登湖线，CND 的作家小 圈子。。。剩下的都归我。 我把名单分两部分：勉强认识到熟悉的，以及从来没见过的。 前部分有 150 个左右；剩下的 1800。 向人要钱，我既不想给人压力，也不愿意“公事公 办”，所以每个伊妹儿都多多少少“个人化”以后， 才一封封地发出去。 这样精心“筛 选”后的网友, 很多都非常支持这个活动，捐款终于纷至沓来。 不回信的，如果是熟人， 或者根据其在 CND 的发言，期望值较高的话，也不会轻易放弃，我们几个会想方设法找到 他的其它伊妹儿：在论坛里追着人家屁股后面问，去新浪，去文学城，找朋友的朋友。。。 最终，加起来一共直接联系了 230 人。捐款率在 45%左右。这个比例比我当初期望的低， 但是，任何一个募捐活动，有 45%的回复率，应该算相当高的了。我也因此结交了更多朋 友。 另外那 1800 个伊妹儿, 就容易了，由降 E 兄帮忙，哗啦一气都 SPAM 出去了。 我跟降 E 推测说，千分之一的回头率吧，多了算白赚。结果居然收到两份捐款！当然了，也收到好 几个非常可恶的回信。 CND 注册免费而且方便，绝大多数伊妹儿地址的使用时间相当短， 早就过期，效果非常有限。 （突然跟这么多网友通信交流，打破了我上网多年来自我设定的几乎所有条条框框。 我 也对人之复杂多面有了非常感性的认识 --- 这个以后再说 。） 这第一招出手，任务完成近一半，paypal 却眼看着安静下来。 有时候连着几天，没有任 何变化，老是同一个数字，我连小数点后面两位都一齐背下来了。 那些天真是急死人。 我琢磨，网友和生活中的朋友加起来，这么一个个地找下去，再凑齐 100 个人也太难了， 时间就不够。 但如果我能够找到 10 个朋友，每人帮忙募捐$1000 左右，则大功指日可待。 我把这个想法给仔细挑选的 5，6 个人送出去了。刚转一个身，就收到一个简单回复：i will try. 我大喜过望。 饭桌上，就跟 LD 得意洋洋地吹上了。 他说我在试验市场经营 的 4P：product, price, promotion and placement. 你的产品是什么？ 我想了想，每 个普通人需要表达的正义感，同情心？ 价钱呢？ 这是自愿捐款，愿出多少都行。做 promotion 了吗？ CND 论坛开线上帖，放在我们的签名里面 - placement 是什么？就是你 怎样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里。比如你们一个个地募捐，那是零售，现在这个办法，算通过 中介商。 但是这第二招不太灵。 最终也还是只有一个答应并兑现承诺的。 我想，大家都是非常清 高的读书人，自己慷慨解囊容易，开口求人难于上青天。 而且，从回信看，我这样去要 求别人，似乎还事与愿违地让有的人失去热情，因为感受到了太多压力。 问题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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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这么自爱（包括我自己在其他场合下），这样的社会似乎只能停留在最基本的人际 关系网上 - 这是后话。 到此时，我已经黔驴技穷。 但 DC 的 Sabina 她们几个早想出了另一个办法：拍卖。 Sabina 花了很多心思终于把捐赠的东西列成表。 最初定的那个星期，我正好出差。我看 不出这寥寥几件东西能卖出多少钱，就让 Sabina 不用等我回来就开始。 但她还是等了。 结果，两次拍卖，不仅完成了募捐的目标，也是这次活动中最令人感动，最开心，完全出 乎意料，并充满戏剧性的一幕。最好的“社区”也就是这样了。 （九） 一锤定音 整个筹备活动，基本上是两分汗水，一分收获 - 因为经验不足，也因为大家都是凑份子， 效率不高。 在 CND 论坛组织的拍卖，却是出乎意料的成功，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结果 都远远超出所有人的期望。 再加上随后在 www.remember64.org 上的第二次拍卖，不仅募 捐任务顺利完成，众多网友的积极参与，更使筹备工作终于有了求之不得的势头：已经参 加的人深受鼓舞更加积极，犹豫观望者放下包袱，迈出第一步。 我想，这就是“组织” 的意义所在，“人数”的意义所在：公众活动会有连锁反应，成功的话，效应超出个体的 总和，把“心香一瓣”变成芬芳满园（实在喜欢愉悦用的这个比喻，借来不还了）。 而 且这种“社区”的凝聚力，是有方向有目标的。 无论大家个人对六四的具体观点如何， 拍卖活动表达了 CND 网友的“民心所向”。 分析起来，还得感谢 CND，多年来不知不觉中， 把这么多思想和经历都接近的人吸引到一起。 论坛上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尤其是“六 四”，动辄白热化，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拍卖无意中给“沉默的大多数”提供了一个不 用言语，却充分表达自己对“六四”的观点的机会，成为长达一年的马拉松纪念活动最有 意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拍卖的主意是 DC 她们几个人提出来的，好象 Lexus 也积极建议过。但是早早提出来后， 却很久不见动静。 原因在于，张罗拍卖是一件繁杂的琐事，需要有人把每一项捐赠的物 品登记，并加上照片和注解。 结果，又是 Sabina 不肯放弃，不厌其烦地追踪每一个捐献 者，才把清单列了出来。 我当时正好要出差一周 看看只有十来样杂七杂八的东西，不以为意，就让 Sabina 别等。 但她还是坚持等我回来才开线。Sabina 开线后，我马上就跟一帖。 这不奇怪，先就商量 好的嘛。 写到这里时，我重新翻了翻拍卖线，才发现紧跟在我后面的，是小歪和波波一 唱一和地顶线。 小歪在老网友中极有号召力，而波波是新网友里人气最旺的。 早知道他 俩要出头，哪里还用得着我操心。 果然，大家马上就翻箱倒柜，你捐赠我抬价，越来越 热闹，而且花样百出，趣味横生。 印象深的有余香的香肠，多丽的素描，百事的礼品盒， 书菲的名牌包。。。我当时心血来潮，写了一篇小说，也顺便抛出来拍卖了。 大家捧场， 居然卖了个好价钱，搞得自己既高兴又惭愧。 平常“风花雪月”不问政事的诗友歌友，似乎最积极，最尽心，成群结队地都来了。。。 上网七、八年，我从来没有见过 CNDers 这么热情爽快，齐心协力地促成一件事。 就好象 这还不够让人难忘，拍卖到了最后一刻，网管突然发难，把整个拍卖摊子都给掀了。。。 原来在 CND 论坛大张旗鼓地募捐近 4 个月，全是“违法”的。 http://my.cnd.org/modules/newbb/viewtopic.php?topic_id=61600&forum=13&49 幸好我们已经建了 www.remember64.org 这个网站，才勉强把“交易”完成。 那天晚上的 经历可谓一波三跌，大起大落。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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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着组织了第二次拍卖。 第一次拍卖，在结束的高潮到来之前被网管破坏，让人意 犹未尽；第二次到了最后时分，大家都屏声静气地等着想象中的“竞拍”，却又什么都没 有发生，几乎要不了了之。 幸好最后几分钟，茶姗姗来迟，找不到北，急得一通乱嚷嚷 乱喊价，成全第二次拍卖，也是戏剧性收场。 我自己以前的一丁点拍卖经历，都是在衣贝上学到的，但人家是专业网站，专业软件。 我们组织的拍卖虽然也在网上，其实更像现场拍卖。 由于整个过程从头到尾都出乎意料， 我们的“应付”的方式，也是走一步看一步，随机应变。 拍卖人是 Sabina，我，皇帝新 衣和波波四个人轮流顶班，但有时候也会几个人同时在线，结果自己都不知道谁是谁。 大家顶着拍卖人的马甲彼此开玩笑，跟熟悉的好友捉迷藏，开心极了。我高兴了，还会调 侃“路过”几句。 大部分时间，则是两人搭配，一人在“前台”张罗，一个在后面更新 拍卖进展。 Update 基本上是 Sabina 和我做的。 这方面，我俩特别像。 总能随时随地地 想出各种应急的土办法，把琐事杂事办成。 不断更新的报价表最初是 word 文件， 后来 改用 excel，再做成 jpeg 上传。中间试用过各种各样的小窍门。 跟 Sabina 合作，一点儿 不能偷懒，因为稍一怠慢，她就会帮你干了。 记得第一次拍卖结束时，Sabina 给我回过 一个 E, 大意是说，我将将就就可以跟她一比。嘿嘿。一锤定音。 (十）从心想到事成。 筹备活动开始不久，我们就达到一个共识：我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说服别人 接受我们对六四纪念活动的具体安排，所以我们诉求的对象，是想法跟我们本来就相当一 致的人；outreach 的目标呢？ 就是想办法把活动的信息送到这样的人手里。 这是一个理性的决定，也非常实用，减少了筹备过程中的困惑，争论和麻烦。 但这也是 一个过于简单的判断，前提是 1）人的思想是成熟并基本不变的；2）有想法就会有行动。 后来的经历使我认识到，这两个假设都有问题，真正的情形复杂、困难得多。 先说“思想”。 我现在对人的认知持“先验”论，相信人对事物的判断，先有直觉，再 有思考。 比如对六四的看法，相信每个人都会有“想法”。 但事实上呢，绝大多数人只 有一个特定的“感受”，却未必真正花过足够的时间，有足够的兴趣做严谨的思考。 所 以，“想法一致”仍然是一个非常宽的波幅。 我对周围的绝大多数非常熟悉的朋友的看法并没有把握，因为平常从来不交流这方面的想 法。 募捐时，我决定从大学同学入手，毕竟，我们毕业的学校，至少曾经以民主自由思 想最活跃而闻名。 常来往的同学中，一个当年还积极参加了游行，通过她联系上的另一 个同学还挨过一枪。 从我跟每人的对话和 E 来看，我毫无疑问，他们对六四的看法都是 “同情”的，参加游行的那个，茶余饭后，当场就说：到时咱们一起去 DC! 结果呢，只 有一个远在加拿大的同学积极捐款，其他的均无音无信。其中一个倒是明白无误地拒绝了， 说他现在对这些事不再感兴趣。 把这些记录下来，我并没有怪罪的意思。 我想，如果自己这些年没上 CND 的话，如果有 同学来找我募捐或去 CND, 我真不敢肯定我会有过度热情的反应 - 最多会捐点钱。 跟我 最要好的大学室友就反复唠叨了好几次，“真想不到你会张罗这事。不像你啊！” 那我 像谁？我对六四的看法从未有过任何方向性的改变。但是，CND 论坛提供了难得的一个思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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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的平台。在这里，关于民主，自由的讨论始终处于“昂奋”状态；关于六四的争论更是 年年“白热化”。 虽然我自己发言很少，回头再看，我在论坛几年不仅仅找到了跟自己 的想法“惊人的一致”的朋友，而且，我的“感受”在不经意间，被这样的讨论表达出来 了，变成了自己的思考，并慢慢成熟。 我早已不是上网前的那个“我”了。 这也是为什 么在 CND 募捐那么成功：年复一年，恰恰是因为不停的争论，不断的思考，大多数 CNDers 的思想，从决定上 CND 的自我选择开始，到彼此潜移默化，早就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成熟 了。 总之，无论我们直觉的倾向是什么，思想需要表达，才能成熟；有了成熟的思想，才有可 能导致“深思熟虑”的行为。 这跟本能的“感情冲动”有本质的不同。这一切，需要很 多时间，需要很多主动思考，并需要一个稳定的、刺激这种思考的环境。 在另一条线上， 跟鱼教讨论“精英唤醒群众”。 这么说吧，从“唤”到“醒”有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 精英振臂一呼，大众幡然醒悟，革命马到功成 -- 那是表象，是不可能发生的。 何况， 从未能够在健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精英”们，同样也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这一切还仅仅只涉及到思想得成熟。 从思考到行动，还是路漫漫呐！ （十一） 各尽所能，顺其自然 影响改变他人或自己的行为，是非常困难的事。 大家都知道怎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应该怎样行事才是正确的、明智的。 比如网友 Janus 认为，大家都应该做所谓的“世界 人”，那么世界上就不会再有种族纷争。这样的方法是所谓的“处方式” （prescriptive)，其最大问题，在于假设人是理智的动物，可以随心所欲地放弃或选择 某种思想和行为。 与之对应的方法，叫“描述式”(descriptive)，强调人既定的思想和 行为，既局限于天性，又受制于生长生活的环境，自有其内在的规律和相当大的惯性，任 何“修正”，都只能顺其自然，并需要时间，而且往往不成功。 换句话说，“既定状态” 其实是更有理由存在的状态。 这种方式相对低调，甚至很有些悲观被动，但前提比较符 合实际，无论是从生物遗传的角度，还是从进化论的角度，都可以找到很充分的证据。 具体到筹备纪念活动，我们常常运用的几个原则是：1）这是超出每人切身利益的事情， 所以即使认同这个活动的绝大多数人，包括我们自己，都不可能有时间有精力全心投入。 把自己的利益，家人的需求排在第一位是应该的； 2）虽然我们都在美国，但在专制环境 下长大的经历，及各种现实利益和人际关系的牵扯，人人都有各种担心、恐惧的理由。 有的该做的事情做不到，也只能随它去了；3）每人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能做多少，做 多少，不勉强自己，更不强求他人，让别人去为了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做出牺牲。 “标准”定得如此之低，是不是就一事无成呢？ 却又不然。 我很认同英文小说里常常描 写的“勉强的英雄”（the reluctant hero）： The hero may refuse the adventure or deny the ability to move beyond the status quo. The heralded event may even be ignored – All of these constitute the ‘Refusal of the Call.’ 按我个人的理解，“勉强的英雄”就是普通人克服自身的局限，去完成一些不那么普通的 事情的经历 (journey)。 这是一个自我认识和成长的过程，因为除去了外界的压力和借 口，自身的弱点和内心的胆怯就暴露无遗了； 而面对一个不那么光彩照人的自己，你的 良心几乎会强迫你去想方设法地“战胜”自我，哪怕只是一次性的，短暂的。 如此这般， 几乎每次遇到难题，最终总有人主动站出来。大家相互提携，一起努力，完成任务后，这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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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经历就几乎变成了一种奖励，一种 enpowerment。因为做过一次，下回往往就没有那 么多的迟疑不决了。 这完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登高一呼的大英雄，但我有时候相信，普 通人的自觉和自我成长，更是成就一个自由平等的公民社会所必不可少的根基。 草根， 草根，没有扎扎实实的根，哪来一望无垠的大草原。 （十二）马甲的意义 因为总是站得不是地方，要么在舞台的侧面，要么在发放传单或蜡烛的桌边，一直有人找 我，问这问那。 仪式快要开始时，一个干干瘦瘦的，背了一个大白包的小女孩走了过来。 “我是台湾某报的记者。 你是组织者吗？”（报纸名忘了）。 我心里一咯噔：呵呵，担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挺直腰板，我说：“是啊！ 你要做采访 吗？” “对。 我能采访王丹先生吗？” “哦。。。 他坐在那儿，方正先生旁边。 活动快开始了，等他发言以后，你再找他行 吗？” 她点点头，对我不再有兴趣，独自走开，在一个大箱子上坐下来。我一边忙手里的活，一 边不时地望望她，在心里嘲笑自己。。。
自从在 CND 宣布组织这个活动开始，就不断有人公开地，私下地质疑，你们躲在马甲后面 能够做什么？ 为什么不亮着真名，“堂堂正正”地站出来？！ 比如 CND 上 All-American 针对 Sabina 的一段感叹写的这帖：“in order to get out of your darkness, you people need to tell the public who you are. that is the only way to attract more people to attend your event. No too many people are interested in events organized by mysterious people…The only reason the darkness scares you is that you choose to stay in the darkness…stand up. don't be afraid. 我当时回答他说：we use our real names for local outreach and planning (inviting speakers, musicians, etc); and we will use our real names if there is enough media interest for a story (not yet). here, we are known as our MJs - I assume all_american or Kong are also MJ? still, we certainly appreciate more "sunshine" - if you can do better, please send me E. 不用说，没有收到任何人的 E。 用不用真名，主要有两个考虑。 首先，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几年下来，大家其实已经 有了一个新的 identity。 我见过很多网友了，即使成了很好的朋友，绝大多数情形下， 彼此仍然选择用马甲称呼，真名反而显得“不真实”(呵呵）。所以在网上募捐， outreach，用马甲是必然的。 同理，对生活中的朋友，自然而然就是用真名了，包括讨 钱，邀请发言人，跟厂商打交道，等等。 所以，我们并非如有些网友假设那样，完全不 敢用真名。 另外，我们也从实用的角度分析过，生活中大家都是普通人，event organizers，草根，根本不是鱼教千呼万唤的那种领袖级人物。 我们自己推测，对公众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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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我们的真名实在没有任何号召力。为此， 我们访问过的一些召集游行和集会的网 站，并不是都有组织者的名单。 这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不用也就不用了。 但不可否认，每次需要“出头露面”时，大家都会有一番挣扎，推让。 理由无非是自身 和家人的安全或态度，回国探亲工作可能遇到的麻烦，等等。 另外，上网多年，用马甲 成了习惯，不愿意“曝光”也是一个重要，甚至主要因素。 记得六月都快到了，我还在 考虑有没有可能，只跟熟悉的网友在约定的时间见面。 好在，每次讨论完毕，最后总有人，像 Sabina，心白等站出来接过这样那样的难题。 只 有一个任务，一直到最后，也没有人愿意做 - 代表 www.remember64.org 做媒介发言人。 (补充：有一点至关重要，更抛头露面的事，比如主持人发言人等等最后都由有名有姓的 民运或异议人士担当了。） 去 DC 前一天，LD 突然说，你既然去了，该上电视就上呗。 我很奇怪，问他怎么知道我们 在为没有发言人这事发愁？ 哼，就你那点小算盘，。。。 当初一口答应了 Sabina；意想不到的是，LD 却对我张罗这事非常不以为然，虽然我俩在 六四问题上从来没有过任何争议。 俩人因此差点吵起来，最后达成“协议“：agree to disagree。 但一年是很长的时间，我常常忍不住向他“汇报”，他也时不时地好奇我们 的进展，结果，不知不觉中，他已经从不以为然变成了完全支持；倒是我自己，一直惦记 着他最初的保留情绪，总是尽量把事情安排在自己自由活动的时间里，做每一个决定前都 先考虑家庭的 dynamics。 去 DC 的火车上，我还在琢磨这事。 才发现没有 LD 当“借口”了，自己心里仍然不情愿。 分析来分析去，没有任何可以令自己信服的理由，也找不出具体惧怕什么，似乎就是一种 “aversion”，一种躲避可能遇到的麻烦的直觉。 后来，连我自己都烦了：If I have to, I have to。 这就算下了决心了。 于是就有了后来那段小小插曲。 人说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我想，the devil is in the mind，而且，非常难对付 -- 做任何超出个人的切身利益，或跨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的事情竟然这么难。 （十三）事后诸葛亮 募捐任务顺利地完成了。 下面说说 outreach 和 event logistics - 媒介新闻包括在 outreach 中。 我在一年之内跟 Sabina 打过无数电话，每次聊起来都是海阔天空，没完没了。 印象至深 的，是她反复说她希望这个纪念活动办得 graceful。 我想，这一点我们是认真地做到了。 具体的事项，主要是 DC/NJ 一大帮人分头完成的，照片展览，讲演台，乐队，演唱，邀请 发言，散发传单，蜡烛，以及 CND 网友自己设计的 T 恤。。。一项项都做得精心妥帖。 舞台上挂的大条幅本来由我负责。 当时只剩几天时间了。 找好厂家以后，需要看样品做 决定的那天，清晨去上班的路上，妹妹打来电话，父亲突然生病，住进了医院。 我赶到 医院，医生说，应该没有大问题，但需要再住院检查并观察一天。 因为妹妹已经熬了一 夜，我留下来陪父亲。 给 Sabina 打电话，条幅的事做不了了，让她改用租借舞台的那个 公司，虽然要价高出五六百元。 没过多久，Sabina 回话，说赏石主动要接管，让我把厂 家信息给他。 我心里疑惑不定，因为最初赏石对筹办之事非常热情，主动加入，但慢慢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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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就不那么上心，到这关头，似乎已经决定打退堂鼓了。 我将信将疑地跟他联系上，然 后随时等着他的电话：出了什么什么问题，做不成了。 这个电话始终没有来。 条幅顺顺 当当地做好了，并及时地送到了 DC。 而且，从那以后，他再一次非常积极地投入进来。 每个人的路上，都有大大小小的坎儿。我想，他成功地跨过去一个。 纪念活动后的新闻发布： 来自华府地区和全美各地的数百民众出席了纪念会，有人甚至从加州，德 州和弗罗里达远道而来。纪念会会场陈设的 1989 学生运动进程及六四屠杀 的图片和资料吸引了很多人观看，有人表示这些图片帮助他们了解到这段 历史的真相。“勿忘六四”还邀请了樱花弦乐四重奏为参加纪念会的民众 演奏巴赫作品等古典音乐曲目。来自宾州的心灵治疗歌手迪缅玉梅演唱了 她自己的创作歌曲。一小时的音乐会之后，纪念会在 Fairfax 少年合唱团 的童声合唱中正式开始。合唱结束后，Clark Lobenstine 牧师带领与会者 为六四遇难者默祷。接下来纪念会特邀嘉宾方政先生和三位应邀致词者 王丹博士、Lee Edwards 博士和陶业先生 - 先后发言。当夜幕低垂，在哀 伤优美的 Albinoni G 小调柔板的音乐声中，北明女士逐一诵读 168 位 已 知遇难者的名字和年龄。与会民众手持烛光，在这感人时刻共同缅怀二十 年前凋谢的年轻生命。随后 Lobenstine 牧师带领所有人，再次为死者祝祷。 迪缅演唱了“留住梦想”这首专门为天安门学生创作的歌曲。最后，纪念 会在与会者和童声合唱团合唱“We Shall Overcome”的歌声中结束。 六四二十周年烛光纪念场景，华盛顿纪念碑，May 30, 2009
我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办法估计参加者的人数，杨林有一张照片，把整个场地都照下来了， 可惜人头太小数不清。 我又不愿意象旁观者那样，大致估一个数字完事。 离当初定的 《白桦文选》第一期，二 O 一 O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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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人目标显然不够，但也远远超过我在去 DC 的列车上所担心的“就自己几个人，大眼 瞪小眼”。 客观地说，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得到的是与之相当的效果。 人数只是我们 outreach 的一个方面。 我们还试图广邀媒介和名人参加这个活动。 Sabina 就早早地邀请了 DC 市长和议员长 Nancy Pelosi。 难忘她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的义 举，我一直觉得 Pelosi 会来，结果到最后好象连一个回音都没有收到。 最离谱的是，我 还给咱们的奥总统发了邀请函。 起因是同一天在林肯纪念堂有二百年 Lincoln Memorial Rededication 活动，传言总统会参加。 我在信中，先跟总统套近乎，说跟你一样，我们 也是“社区活动组织者”；惺惺相惜一番后，就请他顺道过来看一眼。 结果也是肉包子 打狗，信发出去后再没有消息。 可气的是，我倒从此上了总统的“黑名单”，一有个风 吹草动，医改啦，父亲节啦，就会收到总统的伊妹儿-- SPAM。 意想不到的 bonus，是纪念会后第二天收到的：这个活动的照片出现在 USA Today 的头版 正中间，并有相关的文字报道！ 当天下午，我们几个高高兴兴地把华盛顿 DC，新泽西和 波士顿的超市和旅馆的剩余报纸都抱回家了。 借助 USA Today 的传播渠道，我们的 outreach 努力到底也有了一个令人宽慰的结果。 USA Today, May 3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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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take ownership 一晃就是一年。 赶在今年六四前，徐飞来 E，说他为去年纪念活动所做的 DVD 快完成了， 并附在伊妹儿后面一个片段，问我们有没有意见？ 我大致看了看，这一小节是逐个列出 六四受害者的名字和照片，背景主要用了网友 waterrafting 的一张很美的照片，伴随的 歌声则是徐飞自己创作自己唱的悼亡曲。我当然没有意见。 几天后，他又问我要几个拷 贝。 我想，他已经做了这么多了，拷贝的事，我自己来做好了，何况，当时我心里也没 有数，到底需要几个？谁想要？ 就请他随意，需要时再说。 几天后，我们在剑桥见面， 他给了我一套两个 DVD: 一个是纪念活动本身；另一个则是前面准备活动的场景。 当时也 就顺手装包里了，因为“见光死”出现意外的戏剧性（喜剧），心思没有在这上面停留。 等我找时间观看，才慢慢体会到徐飞的匠心和执着。 DVD 看起来简直是职业水平，有精美 的封面；而且每一份是编了号的，我收到这份是#2。 原来这一版，他一共做了十个，他 自己留下#10，其余的给了 Sabina 和余香。 “Around the stage"，录下了很多我毫无印 象的细节，看起来既亲切又陌生。 我也得以仔细研究在场的网友和其他参加者的一举一 动。读徐飞的 E，给人的印象是，他在完成大家交给他的任务；事实上呢，这个任务是他 自己提出，并布置给自己完成的。 如果问留美 20 来年，只学会了一件事，是什么？ 我的回答肯定是 take ownership of what you do。 我认为这可以算作自由文化的一个基本精神。 这里，无论是学校的家长 协会，还是某个疑难病症的 supporting group，追根寻缘，绝大多数都是个人自发做起来 的。我很长时间对此都不习惯，总希望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有条不紊的系统。 什么事情， 自己主动干起来，好象就名不正而言不顺；且不说还需要承担责任，花时间精力，弄得不 好，甚至有可能惹麻烦。 但这似乎才是自由的本质，每个人都 self-empowered，想做什 么，就从自己开始，而不是怨天尤人，习惯性地眼睛盯着别人，盯着”上面“，盯着”精 英“（”精英“则批评”庸众“，其实是同样的脆弱，同样的缺陷），总归是批评别人做 得不够；自己做不了，或者不愿意做的事，就把要让自己行动的条件抬高，或者把失败的 借口找好。 当然，self-empowerment 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与自由必不可分的是负 责，好结果坏结果，都得有担当。 原来，享受自由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管自 己的能力如何，不论是”精英“还是”庸众“，学会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懂得自发地创造 机会，去改变现状，或给自己找事干，才是”正道“。 草根运动，不是因为草根弱小， 而是因为其强大坚韧，self sufficient, self-empowered。 去年，我有幸，认识、结交了很多这样的草根朋友。一起做了一件值得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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