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引子 第一部 谁识庐山真面目 第一章 迷雾笼罩 第二章 第六号简报 第三章 风云突变 第四章 毛、林分歧 第五章 表面上波澜不惊 第六章 国家主席

引子

1971年9月13日发生的林彪事件，被史学界称为中国最大的政治之谜。

其实九一三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就是跑了两架飞机。后起飞的直升机，被飞行员陈修文以生命为代价，飞了回来，迫 降在北京郊区。先起飞的三叉戟，越过国境后，企图迫降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正大红大紫的中国第二号人物怎么说跑就跑了呢？

1972年初，彭德怀在监狱里得知。他难以置信。林彪一家为什么要跑呢？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 班人，怎么会谋杀毛主席？怎么成了可耻的叛徒，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党和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参见王焰等着《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736页）

陈伯达回忆：“十大”公报点了林彪的名，开除了林彪的党籍，我一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林彪也关在秦城 监狱。到1980年审判时，给我看起诉书，才第一次知道林彪在1971年竟想谋害毛主席，乘飞机逃跑摔死了。这个消息使我 很吃惊，这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倒就倒了嘛，再怎么也不该这样做。（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 农编着，400页）

回想那时的中国，林彪是多么“红”啊。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一跃 成为中国第二号人物。1967年2月1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批判“二月逆流”的会上说，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 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834页）

那个时候，毛、林之间是多么“如胶似漆”啊。

1969年4月，“九大”会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破天荒地写进党章。而不过两年多的时间，“接班人”居 然偷偷地逃跑了。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明显感到，老人家加速衰老了。九一三事件后，一连几个月，他烦燥不安，骂人，摔东西，吃 不下饭，睡不好觉，甚至不想见任何人，面孔一直板着，不再像以前主动说话。（参见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 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77-186页）到1972年1月中旬，毛泽东突然休克，差 点被死神拽走。（参见李静主编《实话实说丰泽园》，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446页）

至于九一三事件，更是迷雾重重。林彪、叶群和林立果是一回事吗？林立果和叶群是个什么角色？毛泽东和林彪的分 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1971年8月，毛泽东为什么要南巡？林立果的“三个方案”林彪知道吗？“林彪手令”是林彪写的 吗？“林彪手令”怎么会有“横”“竖”两张？黄吴李邱这“四位大将”知道“两谋”吗？林彪哪儿也不去，为什么又自 己上的飞机？“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是 谁说的？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为什么突然中途下车？又为什么自己打自己一枪？飞 行员潘景寅为什么不等机组人员到齐就起飞了呢？邓小平为什么要说潘景寅是个好 人？三叉戟为什么要迫降在温都尔汗？ 又为什么机毁人亡？林彪的真正死因是什么？是否遭到导弹袭击？是否飞到了蒙苏边境？机上是否发生了枪战？是先起火 后坠 毁吗？右机翼上的大洞是怎么回事？是否有人安放了定时炸弹？迫降时飞机上还剩多少油？黑匣子在谁手里？为什么 中国强调飞机迷航，误入蒙古境内？为什么没有 提出派专家到现场调查？为什么没有把遗体遗物要回来？……

太多太多的为什么，使30多年后的九一三事件，仍是浓雾紧锁的“庐山”。

第一部 谁识庐山真面目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70年的夏天，已经乱了四个年头，毛泽东最初并没有想耗费这么长的时间。1967年他巡视 大江南北时就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不能再搞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结束，然后开“九大”。不幸，1969年4月，“九 大”开过了，“文化大革命”却仍然停不下来。到1970年庐山会议前，毛泽东还在考虑结束“文化大革命”。国家和人民 都需要安定，这从积极筹备四届人大可以看出来。但历史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庐山会议不仅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 ，反而成了令国内外震惊的九一三事件的导火线。

第一章 迷雾笼罩

1970年夏天，庐山突然被封

夏天的避暑胜地庐山，正是游客络绎不绝的季节，横空却飞来一道“封山令”！

军队“接管”了整座庐山，大批全副武装的战士日夜在山林里巡逻。游客自然被挡在山外，但是庐山上还住着成百上 千的老百姓，怎么办？无一例外都受到严格的“一刀切”。一旦被政治这把“刀”切下来，立即“押送”出山，甚至山上 的几名和尚也被“骗”到山外。

江西省从南昌、九江选调了大批的技术工人，加紧整修庐山上的大小别墅。还专门培训了“绝对可靠”的厨师、司 机、接待等服务人员。纪律如铁，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更不准透露自己的去向。（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 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191-192页）

1970年8月15日晚，王良恩（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打电话，问正在安徽调研的李德生到庐山开会，是回北京再 去，还是直接从安徽走，李德生说直接去。……（参见《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395页）

8月20日，通过保密电话，中央办公厅向各地发出通知。但是只是说开会，却没有说到哪里开会，急事或急件由中央 办公厅转。

250多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全部由专机接送。

庐山会议开幕前几天，庐山峰顶架起了雷达天线，北面的九江机场日夜轰鸣，飞机频繁起降。按要求，各地的中央委 员必须在8月20日上山。专机任务不仅多，而且复杂。因为九江机场不能降落大型客机伊尔-18，必须在安庆换乘小型客机 伊尔-14。林彪当时的专机是英制“子爵”号，也要到安庆换小飞机。为执行大机群任务，时念堂（专机师师长）专门到 安庆坐镇，组织换乘。（采访专机师师长时念堂笔记，2001年8月11日）

不要说外人，就是与会者，也身处“迷魂阵”中，不知道自己要飞到哪里。直到坐小汽车过牯岭，穿过大隧道，进 入“禁区”，这才知道来到了庐山。

此时南方正是盛夏，而庐山上却已经是初秋。

真不愧是避暑胜地，清风飘飘，真舒服呀！（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198 页）

“文革”前的中央会议多在外地开，杭州、武昌、郑州、成都、南宁、北戴河等地都开过。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经常 周游“列国”。而“文革”开始，各地乱起来，事情又多又急，所以中央的会议基本“圈”在北京。到了1970年，全国的 局势基本趋向平稳，所以毛泽东决定在庐山举行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接下来召开四届人大。

九届二中全会是建国后的第三次庐山会议，此后，中央的会议再也没有上过庐山。有人戏说庐山不“吉利”，两任国 防部长都从庐山上栽下来了。那为什么毛泽东要把开会地点选在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庐山？是有心栽“花”，还是无心插“ 柳”？而当时，他们只是知道揪出了陈伯达。（采访中将黄志勇笔记，2000年2月12日）可谁能想到，林彪的地位也岌岌 可危了呢？

九届二中全会开始前风和日丽，没有一点点满城风雨近重阳的感觉。（参见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安建设编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128页）

8月20日下午，一身夏装的周恩来坐专机从杭州飞来，傍晚上山，他是最后一个上山的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似乎没有 什么警惕性，他住在路旁小卖部附近的一幢普通小楼里。这里交通方便，便于与人接触，也便于打乒乓球、踢足球什么 的。

别墅的分配是这样的，政治局委员一人住，中央委员两人住，候补中央委员三人住。每幢别墅配一名服务员，两幢别 墅配一名厨师。似乎还是“人以群分”的原则，李德生和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是邻居，朱德和陈伯达是邻居，林彪与 军委办事组成员的住地比较近，站在王洪文的门口，可以望见张春桥、姚文元进出。（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

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199页）

上山第二天，周恩来就全会议程书面报告毛泽东和林彪，然后分别前往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处谈话。

宋双来（候补中央委员）回忆：会前两次被告之，这次全会的三项议程很简单，主要是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修改草案），然后提交四届人大正式通过后颁布，另外还要讨论一下国民经济计划和备战工作。修改《宪法》的综 合简报（8月10日）和《修改草案》（8月15日）已印发政治局各成员。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和计划会议综合报告，拟先在政 治局讨论，通过后再提交全会通过。另外还要讨论一下国民经济计划和备战工作，由军委办事组起草的备战工作的文件， 拟先由林彪审定后，再提交政治局和全会讨论。（采访中将宋双来笔记，1996年10月23日）

像 所有的与会者一样，周恩来感到轻松。他满面笑容地告诉来访者，会期不长，有三五天就可以了。不少与会者都是 第一次上庐山，遗憾时间太短，偌大的庐山还没玩 过来，会就散了。会前中央委员们抓紧时间四处饱览，姚文元陪江青游 了仙人洞，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的中央委员在瀑布前合影。叶群邀吴法宪（副总参谋长、空 军司令员）、李作鹏（副总 参谋长、海军第一政委）、邱会作（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游仙人洞，并合了影。邓颖超早有计划，邀请几位老大 姐，会后去井冈 山转一转。（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00-201页）

在飞机上，李雪峰得知宋双来是第一次上庐山，说这次会议不紧张，庐山很美，景点多，文化遗迹也不少，可以多转 转。会前宋双来两次在景点“撞见”李雪峰，可见李雪峰的心情也很轻松。（采访中将宋双来笔记，1996年10月23日）担 任华北组副组长的吴德回忆，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参见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 事件》，参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二期）

确实，绝大多数与会者都没有想到，这个想象中的“神仙会”拖了半个月，不仅没有“神仙”一回，还差点把庐山“ 炸平”了。

在毛泽东眼中，直升机想把庐山炸平

时念堂和尚登峨（空军航行局局长）专程到九江机场和庐山会场附近勘察地形，为直升机选择山上的着陆点，然后派 两架伊尔-14和四五架“云雀”直升机前去值班。庐山上很难找到一块空着的平地，好在直升机落地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半个篮球场的地方就够了。但他们哪里想到，直升机的机场选在了“太岁”头上。（采访时念堂笔记，2000年4月14日； 采访尚登峨笔记，1999年12月27日）

陈长江回忆：那时我是警卫毛主席的中央警卫团一中队的中队长。九届二中全会前，1970年8月中旬，主席要乘火车 去南方视察，到底去哪里，领导上并没有向我们交底。专列沿京广线南下，经石家庄、郑州到达武汉，在那里住了几天。 又乘车南行，到达湖南省会长沙，又住了几天。8月31日晚上9点到南昌，主席准备在这里停留一下，再上庐山。主席知道 我要上庐山打前站，对我说，长江，我们到了庐山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游泳。在庐山管理局有关人员的引导下，我们检查了 为毛主席安排的住处，布置好警戒，便去察看准备让主席游泳的庐山水库。主席非常喜欢在这里游泳，1959年就游过。这 大概是主席在那一段时间里最好的休息了。（参见陈长江、赵桂来着《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24页）

汪 东兴回忆：庐山会议前，我提前到庐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发现陆军、空军也在庐山周围布防。上了庐山一看， 更吓了一跳。在毛主席住房的上边，正轰隆隆地炸 石头，程世清（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军区政委）事先也没把这件 事告诉我。这是在搞什么？程世清说，在修飞机场。我不解，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程世清 说，这块地方大，直升机降 落比较安全。你们在这里修机场，经过哪里批准？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什么时候接到的命令？程世清想了一想，前 天收到的命令。 我马上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飞机场已经快修好了。这个机场就在主席住房的上面，这样会影响主席休息和 办公。程世清说，那怎么办？我当时没有答复。回到杭州， 我把修机场的事报告了主席。毛主席马上警惕起来，问谁下的 命令呀 ？你打电话问问总理，看他知不知道。

周 恩来也不知道修直升机场的事。汪东兴说，这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周恩来马上查问，黄永胜（总参谋长）知 道。说因为有些老同志要上庐山，坐汽车走盘山路 身体受不了，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周恩来 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中央了吗（意思是你报告毛主席了吗）？黄永胜说他报告了林副主席。于 是，周恩来对汪东兴说， 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汪东兴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没再说什么，点了一下头。（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 斗争》，当代中国 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23-24页）

空军34师师长时念堂回忆：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胡萍让尚登峨和我上庐山选直升机场，我带了一个调度员李和全（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任空军34师调度室副主任。本来应该是他到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值班的，但因为他回西安搬家，所以调度 室主任李海彬去了。李海彬因此赶上了九一三事件，被无故关进秦城，家破人亡）。直升机降落场一般比篮球场大一点， 我们选了好几个地方，水库前面，东面一个地方，……最 后定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们准备下山时碰到汪东兴，问我们干什 么，我说看直升机降落地点，汪东兴并没有说什么，叫我们去吃饭，还叫我留在山上过夜。我说今晚 试飞夜航，我要到 九江机场指挥，就下山了。我和汪东兴比较熟，刘少奇访问四国时，我们机组也是代表团成员，与汪东兴一起呆了一个多 月。以后我想他可能要单 独问什么，可是我当时不知道。不过问我，我也答不出什么，我只知道选直升机场，别的什么都 不知道。（采访时念堂笔记，2006年1月4日）奉命选直升机场和修直升场的人，更不知道毛泽东上庐山会住在哪里，自然 谈不上“阴谋”。

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过去上庐山，毛泽东都住在芦林一号招待所，到山顶湖游泳方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战” 将 临的缘故，这回汪东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把毛泽东安排在有高墙围起的脂红路别墅。这是一幢 便于保卫的独立西式城堡，从前是美国亚细亚 银行，半个世纪过去了仍壁垒森严。汪东兴回忆：庐山会议后期，我主要 是抓了对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和会议的收尾。（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 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 月第一版，54页）忠心耿耿的汪东兴没有想到，他自己的“安全”倒出了问题，幸亏毛泽东说他是好人犯错误，才平安无 事。

8月23日 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小礼堂举行开幕式。陈长江回忆：主席住的地方到礼堂有一段路，坐车到礼堂侧 门，进去就是主席台。出席会议的代表都为林彪的讲话鼓 掌，只有主席没鼓掌，表情闷闷不乐，宣布散会。主席没有像往 常一样与各位握手，就从侧门出来，乘车回到住处。那几天，主席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常常出来散 步。他边走边对我 说，有好几年不写文章了，现在不写不行了，要写文章反击。我还听到主席自言自语，……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 之势……出来转了不过十来分钟，主席就回去写文章了，他屋里的灯一直亮到很晚。（引自陈长江、赵桂来着《毛泽东最 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34页）

陈长江的这段回忆如果属实，那么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就不是江青、张春桥等人告状后才写的，而是早就开始 动笔了。可是按照通常的说法，8月31日，毛泽东整整考虑了三天，才挥笔写下《我的一点意见》，（参见汪东兴《毛泽 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9-50页）这是他生命最后十年中写得最长的一篇文 章。

但不管怎么说，《我的一点意见》里面果然有一句“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 毛泽东讲到庐山会议的这场斗争，再次强调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 就代表人民？我是 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 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就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 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 有啥办法呀？（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53页）

陈伯达回忆：我确实不能料到，怀仁堂的这次插话（九大后修改宪法，吴法宪因张春桥反对说毛主席是“天才”，和 张春桥大吵），在庐山会议上，竟变成了一件特大的大灾。因为吴法宪是“空军司令”，所以设想他能“炸平庐山”，而 我却什么都没有，都不会，怎样能炸平庐山呢？（引自《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第一 版，117页）

毛泽东认为是谁想“炸平庐山”呢？

以后毛泽东南巡时对华国锋谈话，除了提到庐山上有人搞突然袭击，又特意强调“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 因为只有空军才能炸平。（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99页）

毛泽东反复说“炸平庐山”的“典故”，就出自正在修建的庐山小机场。

几架小小的直升机，真能把庐山炸平吗？

周恩来“追”到黄永胜那里，没再往林彪那里“追”。就是周恩来“追”到毛家湾，也是叶群接电话。作为林办主 任，叶群在很大的程度上控制着林彪。林彪身体不好，一向由叶群出面，林彪的意见要由叶群把关，有时她会提出“更 好”的意见。下面向林彪请示必须通过她，她可以推延或谢绝，甚至假传“圣旨”。

毛泽东南巡时特意讲到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 兴。（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94、124页）

那么林彪知不知道庐山上修机场？如果林彪知道，为什么不请示毛泽东呢？

林立果（林彪儿子、1969年10月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怎么也上了庐山呢？虽然林立果 在空军作战部担任领导，却不在作战部上班，也很少到作战部去。这次庐山开会，他以军委办公厅秘书的特殊身份上了庐 山，由“东道主”程世清安排住房。林立果不算与会者，也不算会务组的工作人员，他没有权利参加会议和各大组的讨 论，只能在会外活动。所以他在庐山上有点活动，但不多，也有限。会议后期他跑到林彪别墅，向林办秘书大发了几句议 论。（采访林彪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

庐山会议后，林立果一伙加紧了军事活动。但他在庐山会议前把直升机的机场修在毛泽东房子的上头，是为了“炸平 庐山”吗？似乎没有证据。从现有资料看，直升机场一点点大，只要四周没有什么障碍物，直升机有半个篮球场就可以落 地。也不是什么秘密工程。这时林彪的地位虽然有些动摇，但矛盾还没有激化，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庐山会议 以后1971年3月的事情。而在庐山修直升机场只是为了年纪大的中央委员上庐山更舒服些，恐怕不是有意为政变。而毛泽 东对林彪的怀疑越来越深，甚至想到飞机轰炸，林彪兵权在握啊。

陈 长江回忆：庐山会议进行中，汪东兴及时向我们传达会议的主要情况，中心是要我们提高警惕，值班干部和哨兵都 要加强责任心。部队要加强应变能力的训练，确保 主席的安全。根据庐山的实际情况、地理环境，我们设想了可能发生的 几种情况，搞了相应的应付突发情况的方案，其中也有对付最严重情况的准备，并组织干部战 士进行了演练。

这 时主席仍住在一号楼。那一段时间，差不多每天中午他都到水库边新建的那幢房子里办公、开会或找人谈话。因 工作太多，常常到凌晨两、三点才回住处。庐山这个 地方，晚间不是大雨就是大雾。那雾又密又浓，上看不见星斗，下 看不到脚面。深夜护送主席回住处，即使把车灯全打开，仍然看不了多远，这一段路面很窄，车子 稍微偏一点就可能掉 下深谷。我们警卫不仅要防止敌特的阴谋破坏，还要防止包括车祸在内的各种事故。为了确保行车安全，我们想了个土办 法，用煤油灯为汽车引 路。我从管理部门借了一盏普通的防风煤油灯，每逢雨雾夜行车，我就穿一件雨衣，提灯走在汽 车前面。毛主席看到这情景，笑着说，这办法不错，提着红灯引路， 我们这也是“红灯记”嘛。虽然有“路灯”，司机 仍小心翼翼，开得比牛车还慢。这样慢的速度在山路行车，后顾之忧就显得突出了，我派出三个人编为一个小组，跟在车 后，以防不测。（引自陈长江、赵桂来着《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 版，137-139）

张耀祠回忆：拿陈伯达开刀的那天晚上，毛主席忽然提出不在美庐过夜，秘密挪到100多米外的175房。那原是几家普 通民房，大会前居民迁出。房间又小又破，毛主席不准工匠修理，以免走漏风声。（采访少将张耀祠笔记，2003年2月18 日）

毛泽东老“收拾”别人，他也害怕别人“收拾”了他。

会前林彪犹豫要不要讲话

1970年8月23日15点45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人民剧院开幕。

庐山人民剧院建在牯岭镇半山腰，可以坐五六百人，1959年曾在这里举行过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现在成了九届二 中全会的会场。这次实际到会的中央委员155人，按姓氏笔划坐在前面，候补中央委员100人，坐在后面。

会议原计划15点开幕，委员们早早就到了，一直静静地等着。

15点45分，毛泽东在前，林彪在后，微笑着从休息室出来，走上主席台，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紧随其后。全会开幕 式由毛泽东主持，宣布我们的二中全会现在开会，请林副主席讲话（另一种说法，毛泽东问常委，你们有什么说的，林彪 说我要讲“一点意见”，所以毛泽东后来把自己的文章定题为《我的一点意见》）。（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 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36页）

林彪到庐山的下午，与陈伯达谈了一个多小时，商量如何对“陆定一式的人物”张春桥发动进攻。（参见张聂尔《 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31页）8月22日晚，陈伯达又到林彪住处，他非常希望林彪能在会上讲 话。陈伯达认为“九大”以后，无休止的运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长期处在这样的状况是 极不利的，共和国承受不起。好干部受不起劳累辛苦，“坏”干 部受不起摧残折磨，人民也受不起长期的无政府状态。造 成这种局面，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还是可以的。张春桥的问 题不解决，对

党的事业危害实在太大。陈伯达乐观地认为，在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傅崇碧）、贺龙的问题上，毛主 席和林副主席的意见都一致 （实际上并不一致）。如果林副主席提出张春桥的问题，毛主席肯定会支持。

林彪没有表态，只说如果要讲，明天开会前向主席报告一下。（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于运深回忆：林彪要在全会上讲话，让我们准备一个稿，搜集北京突出政治有些什么效果，还强调要发展经济，没有 提出设国家主席。（采访林办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宋德金（林办秘书）回忆：林彪让我们准备五个资本主 义国家，美英法德日由弱变强的资料。（参见宋德金着《我在林彪办公室的前前后后》，载《百年潮》2000年第九期）

8月21日， 叶群在秘书给林彪起草讲话提纲时说，首长一直坚持天才的提法，有人否认天才，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反 对首长。在讨论修改《宪法》时，在天才问题上有争论，有 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否认天才，否定十一中全会公报， 甚至连国家元首的提法也不同意。叶群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谈到天才问题，叶群从皮包里拿出一 把语录卡片，说如 果不讲天才，马列还算不算数？（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28页）

吴法宪回忆：本来叶群在山下已经让秘书为林彪准备好了讲话稿，上山后，林彪却不想讲了。（参见高文谦《晚年周 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91页）

李文普（林彪警卫秘书）回忆：开会前讲不讲那番话，林彪表现出犹豫不定的样子。上车前，我在旁边，曾听见林 彪问叶群，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叶群说，要讲！到最后一刻，林彪才决定拿张春桥开刀。（参见《林彪卫士长李文普 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二期）事后林立果打电话给张云生（林办秘书），骂叶群瞎指挥。翻“车”了，倒 大霉了，全怪她指挥错误！（参见张云生等《“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 版，615-619页）

为什么林彪在讲话前犹豫？他害怕什么呢？

“九大”时毛泽东也曾让他口头讲政治报告，到最后一刻他还是照本宣读。他想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的口头 讲话了吗？想到他的讲话会让自己死无葬身之地吗？

林彪讲话毛泽东事先知道

一年后毛泽东南巡，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 责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编选《“文化 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年10月，555页）

林彪讲话的内容，毛泽东事先真的不知道吗？

林彪讲话全篇除了“吹捧”毛泽东，就是不指名地批判张春桥，毛泽东在会场从头听到尾，他为什么没有当场反对， 还同意全会再听林彪录音，并印发全会呢？

汪东兴回忆：1971年9月11日， 毛泽东在上海接见王洪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市委书记）、许世友（南京军 区司令员）。说到庐山会议，王洪文说，当时我们心里就嘀咕，毛泽东说你们嘀 咕什么呀？人家是副主席讲话呀！王洪文 说，当时我们华东组，除了林彪的一帮人抢着发言外，我们也发了言，我也讲了几句。事后，听说林彪讲话是中央常委同 意 他讲的，特别是论“天才”的语录也以为是中央搞的。毛译东说，谁说这个论“天才”的语录是中央搞的呀？当时我 们发了语录没有？哪一个文件上说发了语录呀？哪一个文件上写有这几条语录呀？（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 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67页）但是毛泽东没有反驳王洪文关于“林彪讲话是中央同意”这句 话。

陈伯达回忆：在庐山会议正式开会之前，林彪个人单独在一个房间同毛主席谈话，周恩来同志和我与其它人，都在另 一个房间等待，时间并不很短。毛主席和林彪单独谈话以后，大会开了。（引自《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 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第一版，118页）

从陈伯达披露的材料看，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内容经过毛泽东的同意。开幕前，林彪与毛泽东关在屋子里单 独谈了45分钟。（参见叶永烈着《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523页）下庐山后，林彪说他的讲话是经 过毛主席的，这些话，见到主席也讲过。后台讲的话，搬到前台去讲，讲稿上本来没有，庐山几天都没有睡好，他昏昏盹

盹讲了。（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315页）

陈伯达回忆：周总理、我和其它人坐在一个房间，毛主席和林彪在另一个房间，等待时间并不短。会散后，我问林 彪，你的讲话是否得到毛主席的同意。林彪说，他的讲话毛泽东知道。（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着374 页）

叶群在台下悄悄对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说，101（林彪）讲话前请示了主席。（采访中将邱会作笔 记，2000年11月16日）

开幕式的时间过了，汪东兴看毛、林还未出来，就到休息室问。周恩来说，主席和副帅还在谈话，再等一会儿吧。

叶群回来说，首长（林彪）开会前与主席谈话，她在走廊“放哨”，防止“11楼”（江青）闯进去，也把周恩来和康 生都挡住了，没让进。（采访林办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

吴 法宪回忆：在毛主席和林彪的单独谈话中，林彪问毛主席，可不可以讲（张春桥）？林彪说，我听吴法宪讲，在讨 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 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了马列 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主席听了以后说，这不是张春桥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 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 但不要点名字。（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91页）

如果吴法宪的话属实，就很有“阴谋”了。

果然林彪在大会讲话时，没有点张春桥的名。

果然各组讨论时，也没有点张春桥的名。

虽 然没有点名，但张春桥已经魂飞魄散，手一直在抖，手上的香烟掉在地上还不知道。开幕式除了五名常委坐在主席 台上，政治局委员都坐在台下第一排，张春桥挨着 邱会作。总后的造反派支持张春桥向上海市委夺权，差点把邱会作打 死，所以邱会作后来不和张春桥说话。而此时，张春桥掏出一支香烟，老邱，请抽烟！却忘了邱 会作根本不会吸烟。（采 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周恩来连夜给黄永胜打电话，“骗”他到北京开会。等黄永胜到了北京，才知道是让他 接替刚打倒的杨成武当总参谋长。……林彪沉吟了一会儿，有些严肃地站起来，转身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边递给黄永胜 边慢慢地说：“这件事，御笔钦定的，改不了了。你看看。”黄永胜接过文件一看，是林彪呈毛泽东关于黄永胜任命的请 示报告原件。林彪在报告上原拟的职务是“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代组长、总参党委第一副书记代第一书记、第一副总参谋 长兼代总参谋长。”这些句子被毛主席用铅笔划掉了，换成“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林彪对黄永胜说：“我原想给你 一段适应时间，那样你确实适应不了北京的工作还可以回广州去。可现在不行了，主席定死了。你是秋收起义的子弟兵， 主席信任你，我相信你的能力。”

会后，叶群交代吴法宪串连一些人在各组会上发言支持林彪讲话。中午，吴法宪借口谈防空，找王维国（上海市革委 会副主任、空4军第一政委）、陈励耘（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空5军政委），告诉他们林彪讲话有所指，但在发言中不要 点名，只讲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和有人反对天才这两个问题。至于指的是什么人，吴法宪在手上写了“张、江”两个 字。下午吴法宪对李作鹏、邱会作说，要鼓动本单位的熟人对林彪讲话表态，设国家主席问题仍要坚持，并说汪东兴打电 话告诉他要坚持这个意见。吴法宪说，我已经向空军的人打了招呼。（采访陈励耘笔记，1998年12月20日）

8月24日上午，全会重放林彪讲话的录音。早晨刚7点，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就来了，叶群说，我先给你们讲讲首 长的意见。第一，首长的讲话是大是大非问题，要宣读语录，要在各组表态拥护，坚持天才的观点；第二，坚持设国家主 席，要用眼泪表示自己的无产阶级感情；第三，发言中千万不能点张春桥、康生的名，更不可摸“11楼”（江青）的“屁 股”；第四，不要扩大打击面，打击面宽了，毛主席那里通不过。最后叶群说，今天下午分组讨论，你们都要发言。如果 你们不发言，首长的讲话就没有根据了。要坚持天才观点，坚持设国家主席，集中攻击“陆定一式的人物”， 但打击面 要小，不能点名，不能涉及康生和江青。要串连空军、海军、总后的中央委员们。吴司令，最好你先发言。吴法宪点头说 好。叶群又对邱会作说，你是不是 也可以早些发言？邱会作说，我一定要发言，但我们是否有先有后，不要那么整齐，否 则简报上一登，都是军委办事组的人，那样不一定好。叶群边说邱部长的意见 很好，想得周到，边看李作鹏。李作鹏说， 我的发言好办，叶主任和我一个组，可以随时商量。（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看来邱会作和李作鹏就不 那么积极，当然位置也不一样，在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黄永胜第一，吴法宪第二嘛。

黄永胜，湖北咸宁县人，1910年生，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一直是军事干部，很能打 仗。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周恩来连夜给黄永胜打电话，“骗”他到北京开会。等黄永胜到了北京，才知道是让他 接替刚打倒的杨成武当总参谋长。他当即向周总理表示不行：“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在能力上，军内比我强的老同志有很 多。比如杨得志、陈锡联……他们，都比我更合适。你帮我和毛主席、林副主席说说，这个总长我当不了，让他们来干， 让我回广州吧！”周恩来说：“你的问题，我说了不算，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决定的事，你是个老同志，要懂得服从组 织。但我相信你能胜任。如果你有意见，可以向林副主席反映。”

黄永胜被叶群招呼到毛家湾，见到了林彪。黄永胜急切地说：“林总……林副主席，我干不了总参谋长，你还是让我 回广州吧！”林彪沉吟了一会儿，有些严肃地站起来，转身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边递给黄永胜边慢慢地说：“这件事， 御笔钦定的，改不了了。你看看。”黄永胜接过文件一看，是林彪呈毛泽东关于黄永胜任命的请示报告原件。林彪在报告 上原拟的职务是“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代组长、总参党委第一副书记代第一书记、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代总参谋长。”这些 句子被毛主席用铅笔划掉了，换成“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所以报告附页的任命上就成了“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总 参谋长”，稍后，又任总参党委第一书记。林彪对黄永胜说：“我原想给你一段适应时间，那样你确实适应不了北京的工 作还可以回广州去。可现在不行了，主席定死了。你是秋收起义的子弟兵，主席信任你，我相信你的能力（参见黄正著《 军人永胜》（下），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2010版，612-613页）。”

黄永胜最后一仗职务虽然还是军事干部，但他担任的总参谋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是个比“政工”还“政工”的 位置，这让他难以胜任。不过“文化大革命”中的总参谋长，谁干谁也没有好下场！

吴法宪，中将，江西永丰县人，1915年生，1930年参加红军，一路“政工”上来，说是与“军事”无缘，但实际上吴 法宪非常聪明，打仗有一套，深得林彪的信任。他最后一个职务是由刘亚楼临终前推荐、林彪提名的空军司令员，但就是 这个位置让吴法宪赶上了“九一三”，沦为十年囚徒，直到逝世仍没有平反。吴法宪在监狱中曾想，如果刘亚楼还活着， 那现在关进监狱的，应该是他。

李作鹏，中将，江西吉安县人，1914年生，1930年参加红军，虽然他与吴法宪相反，从来没有干过“政工”，他的军 中生涯几乎全在“作战”部门和“院校”，但他最后一个职务却是海军第一政委。他也是极爱动脑筋的人，不管做什么事 都要做得最好。被关进监狱，他坚决不服，坚持认为自己是无辜的。

邱会作，中将，江西兴国县人，1914年生，1929年参加红军，他一直在总部机关，先干“后勤”，后与“政工”结 缘，最后一个职务又回到了老本行，升到了后勤的最高职位——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参加红军前没有文化，但他有头 脑，但始终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注重从生活和书本中学习，所以政治水平极高。因“九一三”被抓，是他没有想 到的，在监狱中他决定把自己的一生写下来。已经出版的吴、李、邱回忆录都是珍贵的史料，相比之下，邱会作的所见所 闻最多。

“文化大革命”初 期，四位将军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冲击。黄永胜在广州好一些，吴法宪东躲西藏，后来经空军政文工 团刘素媛传达毛泽东保他的话，才使他安顿下来。邱会作遵照林彪 指示躲到西山，也应该是平安无事的。但却被军队文革 小组组长徐向前命令回到总后参加运动。所以邱会作最惨，多次被批斗，被打断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两处 肌肉撕裂， 差点丢掉了性命。乘看守疏忽，他在烟盒上写了一张纸条，向毛泽东、林彪求救，由他的警卫参谋蒋平安冒着生命危险送 出来。最后叶群亲自拿着林彪和 陈伯达的手令，到总后把他救出来。（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是不是因为这四个人都出身四野，叶群才“团结”他们？

很快叶群和吴、李、邱的谈话过去了一、两个小时，到了该去开会的时间了。叶群最后说：我也要发言，这是大是大 非的问题，我们发言要充满感情，要用我们的眼泪表达对毛主席的热爱。

叶群对陈伯达也说了同样的话。

对于叶群的单兵“教练”，陈伯达尤其对叶群说“林彪在讲话前向毛泽东汇报过讲话内容，毛泽东是同意的”这句话 半信半疑。当晚他去问林彪，林彪没有正面回答，反问他听谁说的，陈伯达说是叶群，林彪说，这事你知道就行了。（参 见王海光著《折戟沉沙温都尔汗》，辽宁人民出版社第134页）

林彪讲话都有些什么内容

8月22日 下午，毛泽东在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九届二中全会的日程和分组、在京值班等事宜。毛泽东建 议，除了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外，还要增加一项内 容，谈一谈当前的形势。毛泽东说据他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 形势问题。康生强调《宪法》修改了很久，《宪法》起草委员会也开过一次会了，全国人民也正在 讨论《宪法》修改草 案。毛泽东说《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势问题。那时在华沙我们已经开始和美国代表 接触，冰冻几十年的中 美关系正在酝酿解冻。美国想与中国接触，屡屡放出空气，在华沙，中国已经开始和美国代表接 触。过去不共戴天的敌人突然成了握手言和的朋友，这个弯子转得急 了点，毛泽东的意思是要给高级干部打个招呼。

经 毛泽东一再说，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都表示同意，康生也同意了。毛泽东说，我主持会议，由总理讲形势，修改 《宪法》的问题由康生讲。康生推脱，《宪法》问 题也由总理一道讲了吧。毛泽东说，那你们两个商量好了。（参见汪东 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31-32页）

在毛泽东眼中，似乎形势问题比“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更重要。可是，康生为什么推脱？“讲形势”是周恩来的任 务，周恩来最后也没有讲，而没有讲话任务的林彪8月23日却讲了话。

林彪手里有几张“条子”（提 纲），但他没有照本宣科，他一向喜欢自由讲。一开始林彪就说，昨天晚上，主席召集 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做出了指示。这几个月来，对于这个《宪法》的问题和 （四届）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这个 （四届）人代会的发起，这个会的召开，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是很必要，很合时宜。在这次国内、国外很好的革命形 势下来开这个会。

与会者听了这样的开场白，几乎都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整篇讲话，都是林彪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大加“颂扬”。 他特别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 东西来。

林 彪说：这个会和（四届）人代会以及《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反帝反修的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会是有 影响的。全会这次的三个题目，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间的大事，三件 大事。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 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 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注：原文如此）是《宪法》的灵魂。这个 《宪法》把毛 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这是30条中间 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

林 彪接着说，毛主席，是大家所知道的，是我们党、军队、政府、国家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 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因素总是 多种的，不会是平均的，但是，它必然有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客观的物 质条件当然很好，但是很多国家也有很好的条件，他没有成功。我们是既有这种客观物质的基 础，加上这种主观的正确的 领导，转化为物质力量。所以，使得我们成为胜利的国家，胜利以后，继续前进的国家，而不是中途停顿的国家。是继续 革命的国家，是 毫无修正主义的这种气味，没有被这种世界修正主义的潮流所同流合污。中流砥柱，是很不容易的，挡住 这一个逆流，是很不容易的。

毛 主席的这种领导的地位是斗争中间形成的，是几十年的斗争中间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的较量中间来比较出来 的。所以，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 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中国革命，半个世纪的历史都证 明，只有毛主席代表了最正确的方向，代表历史发展的要求，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什么陈独秀 呀，李立三哪，瞿秋白 呀，王明呀，刘少奇呀，中间还有个张国焘，还有什么张闻天，这些，照着他们的领导走下去，就会把革命引向失败，就 会要造成这种革命的 重大损失。我们很信任的，在这种各个重要的历史关头，看到毛主席扭转了这种形势，使它转危为 安，转弱为强，转败为胜。

这是大量的、长时间的、重大的事实所铁一般地证明了的事情。差不多可以说是我们的工作的前进或后退，是胜利或 者是失败，取决于毛主席对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是不巩固。有的时候是巩固的，但有些时候是不巩固的，有些时候是很 不巩固的，而有些时候是被排斥的，是处于一种“下野”状 态的。并不是今天这种情况，完全不是今天这种情况。凡是碰 到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贯彻的时候，就使革命受到挫折、失败。得到贯彻的时候，就蓬勃地发展。可以说 这已是我们看惯了 的事情，其例子是不胜列举。而这些经验，我们同志们必须记住，必须把这种迷迷糊糊的思想，变成自觉的思想。必须， 特别是年老的这些同志， 要把这些思想向下传播，传下去。使这些年轻的同志知道来之不容易，就是胜利绝非偶然，不是 那么简单的、自然的、必然的就可以成功的。它也可以失败的。很多 国家，像欧洲这些国家都进行过共产党的革命，声势 很大，力量很大，都失败了嘛，有很好的客观形势都失败了。很好的形势没有搞起来，或者搞起来失败了。

胜利以后这20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 个时期以来，继续和更加证明毛主席思想的作用。我的看法是这样

子，老实讲，不管什么地方，不管什么部门，什么单位，毛主席的威信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对于毛 主席的著作比较肯学一 点、肯用一点的地方，人的精神面貌就改变，跟之而来的就是物质的这种面貌强大的变化。不是小小的变化，而是一种翻 天覆地的大变化。原 来认为做不到的事情，他能做到了。这就是毛主席的这种革命的精神和实际的精神，也就是说具体的 政策、具体的做法、具体的批示，一旦深入群众的时候，一旦群 众领会的时候，那就是排山倒海的力量来发生变化。主观 世界的变化引起客观世界的变化。

这 一点，各个地方，各个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是可能不一样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一切事物总是不平衡的，总是 有差别的。敌人当然是反对了，不屑说得了，就是 党内也是不平衡的。我虽然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到基层去跑，但是我也 有我的小办法，我就派些人下去问，碰见都是这么一种情况。不是别的原因，就是用毛泽东思 想教育群众，同时狠批四旧 的思想，走资派的思想，刘少奇的思想，开展阶级斗争，运用毛主席的这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的学 说，斗私批修的 一种指导。

你 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另外还有其它的这些具体的政策思想，以及 哲学思想，这些都起作用，还有政治思想，多了。 几十年嘛！各种问题都接触了，各种问题都有指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 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我们这些人都是参加革命嘛，毛主席几十年写的东西，我们现在 都觉得是比我们现在，比我 的水平高，是有创造的。不但说是社会科学方面可以是创造的，自然科学里面你看哪一天不在创造？毛主席的学说就是科 学嘛，社会科学 嘛，解放人民的科学嘛，解放无产阶级的科学嘛。他处在新的时代嘛，当然有新的发展。怎么能够说没有 发展？说是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说事物是不发 展的，思想也是不发展的。这是过去的思想，已经结束的思 想，毋用 发 展嘛，只要旧的就行了嘛。这个在历史上有很多、很大的思想家常常想做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看法，想把思 想停下来，认为是已经完成。在自然科学方面，社会科学 方面都有，不承认这个发展。可是事物总得发展嘛，原来地球就 是一团火嘛，然后慢慢地变成又有空气嘛，水嘛，然后慢慢有低级的生物嘛。然后慢慢有动物嘛，高 级动物嘛，低级的 社会嘛，高级的社会嘛。现在我们是处在一种世界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崩溃的时代。同一百年前，百把年前的马克思时 代，我们这个时代是前进 了很多了，比列宁所处的时代也前进很多了，所遇到的重大事变，跟当时他们所遇到的重大的事 变，也多得多，大得多，快得多。如何能说是没有发展呢？毛主席不 是都回答了这些问题吗？不是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 回答了这些问题吗？把 马 列主义的这种普遍真理与现在的国际和国内实际情况相结合，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学问、 经验来创造出新的东西来。而毛主席这些著作中间所发挥的地方，所具 体化的地方，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列著 作中间他不可能有的。他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他没有那个客观嘛，因此，不能对于新的问 题做 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是没有发展。这还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事物是不动的，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生命 的，可变化的，而是随着条件的不同而 有所不同的。这种观点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的原则的，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 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在我们 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 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 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 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在这次“文化大革命”， 敢于这样勇敢地向敌人进攻，来发动革 命，狠狠地打击这些叛徒反革命分子、走资派和各种阶级敌人，大大地发动工农兵广大群众，这个是同毛主席这种高瞻远 瞩和 革命的这种魄力，一些马列主义的水平，一些历史的广阔的眼界是分不开的。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个党、国家、 军队今天在国内取得这种地位和在国际上这样的 威望，这个是同毛主席的领导，几十年来的这种斗争是分不开的。这次《 宪法》里面我很感兴趣的，就是这个第一点。就是刚才讲的第一点。……（参见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根 据录音整理）

林彪翻来覆去讲了一个半小时，讲得很乱，文句多有不顺，而且有些不知所云。汪东兴看见毛泽东越听越坐不住，明 显地表现出不耐烦。（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38页）

毛泽东真的不耐烦了吗？为什么毛泽东会不耐烦？根据录音整理的印发稿看，林彪讲话都是即兴“吹捧”，并没有说 一句设国家主席的事情。这是不是汪东兴事后按毛泽东的态度和批林的调子编的呢？从后面的事情发展看，林彪不提国家 主席，实在是太“狡猾”了。这样就产生了第二个疑点，如果毛泽东真的不耐烦，你汪东兴也清清楚楚看到了毛泽东不耐 烦，为什么还敢在华北组“煽风点火”？看来“文化太低”的汪东兴把毛泽东的不耐烦理解错了，偏偏在华北组大肆“煽 动”设国家主席，活该他接二连三检讨不止。

按大会议程，林彪讲完后是周恩来讲话。

汪东兴回忆：主持会议的毛泽东用很不高兴的语气对周恩来说，你讲吧。周恩来一看这种情况，不讲了，康生也不讲 了。（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38页）

确实周恩来在开幕式上没有讲话，但是康生讲没讲呢？陈伯达回忆：林彪讲完后，康生便要我先讲，我没有讲，康生 就讲起来，还引用了林彪当时的一些话。（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着，374页）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和《毛泽东传》都提到康生讲了话。（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 着，374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7-392页）

有人追问汪东兴，汪东兴说记不清了。

记不清就说记不清，为什么说康生没有讲呢？

根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林彪讲完后，康生发言，表示对林彪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还 说在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那 么（国家）主席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7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 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73页）

原来，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的意见出自康生。

林彪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掌声响了好长时间，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沈阳军区司令员）等主 动跑上台与林彪握手。（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96页）

分组讨论时，林彪的讲话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拥护。据说，200多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毛泽东、江 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少数人没有发言，其它人都发言了，而且都表示拥护。（参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 社1999年6月第一版，234页）

当时，除了张春桥几个，大多数人没有听出弦外之“音”。

吴德（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副统帅，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当时 认为他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参见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载安建设编《周恩来的 最后岁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128页）

谁提出听林彪讲话的录音

陈伯达回忆：听林彪讲话录音，不知道是谁布置的。（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着，374页）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吴法宪在会上建议：明天全会播放“林副主席”的讲话录音，各组要学习。可是知情者说，吴法 宪并没有说听“录音”，只是提出要认真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许世友、陈锡联、李德生随声附议，坐在周恩来旁边 的江青吊着脸，一声不吭。一向趾高气扬的张春桥、姚文元“躲”在后面，也没有表态。（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 11月16日）

如果吴法宪没有提出听“录音”，那么是谁提出听的呢？是汪东兴（怎么又是他）说，再听一听林彪讲话录音，因为 有人提出，林副主席的讲话有些地方没有听清，有些地方口音重，希望再听听录音。吴法宪马上说，对，我支持这个意 见。周恩来也立即表示同意。（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根据大家的意见，周恩来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决定明天用上午半天的时间开大会听（林彪）“录音”，下午再分组 讨论林彪的讲话。政治局会议同意这个建议。（《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8 页）

周恩来提议听两遍林彪录音。（参见《吴法宪回忆录》）

8月24日上午，连着播放了两遍林彪录音。（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年11月第一版，38页）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一个不漏，除毛、林外，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来了，连一向不参加集 体活动的江青也来了。所有的人都伸长了耳朵，这回可彻底听清楚了，可是林彪讲话的矛头究竟指向谁呢？

汪 东兴回忆：播放录音时，有人（谁？）提议要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刷成册，发给每位代表，与会者鼓掌表示同意。周 恩来让我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他们都同意印 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还嘱咐要由林彪审定后再发。我将毛主席

的指示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说，你抓紧办理，先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我让 王良恩去林彪那里取讲话稿， 他没有拿来，25日又去拿，还是没有拿来。（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 月第一版，39页）

因为林彪讲话是即兴，很乱，陈伯达给叶群打电话，要她把林彪讲话记录拿来，他负责整理。（参见《陈伯达最后口 述回忆》，陈晓农编着，374-375页）

8月26日 一大早，周恩来就全会印发林彪开幕式讲话一事致信康生：为使林副主席讲话不发生任何副作用，请你起来 后认真读两遍，有需要改动处，请用铅笔改，于午前退我 亲收。此事纯属爱护副帅，忠于党，忠于领袖，以此共勉，暂勿 告人为恳。午前康生将林彪讲话稿退给周恩来，说我看了两遍，只在第三页上改了一个标点。如果林 副主席同意发表，我 看可以印发给到会同志们学习。（《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9页）

陈伯达编好了“林彪语录”

鲜为人知的是，陈伯达在庐山上还编了“林彪语录”。

语录并不是什么新发明，从孔子那时就有了，古代的《论语》就是语录体。《毛主席语录》出版前，马恩列斯毛的各 种专题语录也出版过，陈伯达还专门当过编辑。

1965年12月28日， 代总长杨成武给刘志坚写信，说毛主席指示陈伯达编写一本全国通用的毛主席语录，拟六万字左 右，现只编写出一部分，约三万多字，给我送来一份。陈伯达说，这 本语录是在总政和各地所编写的主席语录基础上编写 的，要征求总政意见，将来他们讨论时还要请总政派人参加。此事我已经向林副主席报告过，林副主席指示，这 是件大好 事，要大力支持，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现将送我的一份稿转上，请你即报告有关同志先研究，待陈伯达征求 意见时，即可告伯达同志或参加研 究。并请将结果告我一下。

最后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编成，流行的仍是《解放军报》社的那本《毛主席语录》。不过，编《语录》对陈伯达来说不 再陌生了。（参见卢弘着《军报内部消息》自印本，19页）

大概是“林彪语录”比较现成吧，陈伯达很快编了八条林彪讲天才的语录。

1、毛主席个人天赋很高。他记性很强，理解力很强，无论读书的理解力，或对事物的理解力，从现象看本质的能 力，都很强。他的头脑是非常清楚的，天资很高（1959年9月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2、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1966年5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3、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 了64岁，恩格斯活了75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 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54岁， 十 月革命胜利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 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 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全世界有最高威望，是最卓越、最伟 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天才（1966年5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4、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最伟大的天才，有最高的革命责任感，最现实的革命精神（1966年8月8 日接见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时的讲话）。

5、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达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1966年9月18日 关于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讲话）。

6、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同上）。

7、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1966年12月16日《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8、不能离开中心。中心就是太阳，九大行星围绕太阳旋转，一切工作围绕太阳转。毛主席就是太阳。毛泽东思想就 是太阳（1970年5月19日接见总政治部副部长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如果真像汪东兴说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不知道，那很可能是汪东兴认为印几条语录嘛，还能犯什么错误？所以他就交 代会议秘书处印20份。可是“语录”成了陈伯达的罪状，你汪东兴就一尘不染吗？按常情，汪东兴散会后请示印发林彪讲 话，不可能“贪污”印发“语录”。汪东兴屁大一点小事都要汇报，印发“语录”这样的大事，怎么可能不如实汇报呢？ 而且也没有“贪污”的理由嘛。如果汪东兴私自印“语录”，日后一定是一条大罪状。仅凭这一条，打倒汪东兴就有足够 的理由。你和陈伯达穿一条裤子还嫌肥，陈伯达打倒了，你还能跑得掉？更何况在华北组，你汪东兴的调门比陈伯达只高 不低，可是却始终没有追究汪东兴印“语录”之罪。

本来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手稿中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八）条，如获至宝”。中共中央 转发时，删去了这句话，因为林彪语录并没有印发。本来林彪语录是要和马克思主义的天才语录一起印的，被林彪给“枪 毙”了。（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第十三册，1998年1月第一版，114-116页）

但是，这份没有出笼的“林彪语录”为什么也到了毛泽东手里？

陈伯达回忆：开幕式散后我应该到毛主席住处，问林彪讲话的可疑之处，却匆匆去问林彪。离开林彪住处，路过军委 办事组，就进去了。因为林彪讲话中有坚持“天才”的 观点，为了有理论依据，军委办事组问是否可以找一些马恩列斯 关于天才的语录，我答应去找。我答应这事，实在很鲁莽，因为上山时我并没有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什 么意见，好像是仅 带了《列宁选集》，不记得还带有几本什么书。当夜回到住处在带去的几本书中找来找去。（参见陈晓农编注《陈伯达遗 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第一版，第 118页）

太不够了，陈伯达让秘书连夜查马列著作，先从庐山图书馆的藏书中找，庐山上的书也不全，又打电话请北京找。（ 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着，374页）

王保春（时任陈伯达秘书）、王文耀（时任陈伯达秘书）回忆：庐山会议前，陈伯达没有准备过任何天才的语录。他 由缪俊胜（八三四一部队干部，1969年兼任陈的秘书）陪着上庐山后，在北京的我们才接到缪俊胜从山上打来的电话，要 我们与中央政研室的人联系，帮助找一下有关天才的语录。随后我们将政研室工作人员找到的“语录”通过中办收发室 送上庐山。与此同时，随陈伯达上山的史敬棠等人也帮助找到几条。（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着，418 页）

这几条“语录”让陈伯达后悔死了，骂自己太荒唐，害人害己，犯了大罪（不过他怎么也没想到被判18年徒刑），真 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陈伯达回忆：因为太匆忙，没有查到马克思论天才的语录，只能这样了。根据查到的资料，连夜编成七条“语录”。 找到一条就用电话告诉吴法宪，随后又另外抄好，（参见陈晓农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书 有限公司1998年第一版，第 118页）第二天在（林彪讲话录音）大会上，我的座位和汪东兴靠近，我把已经找到的关于马 克思主义的天才语录，汇在一起交给汪东兴，记得对他说过，可以考虑印一下。（参见陈晓农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 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第一版，第 135页）

汪东兴回忆：8月24日中午散会时，陈伯达在礼堂门口塞给我一份材料，他对我说印5份。我问，你是要发给常委吗？ 他说是。我一看要印的材料是几条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称天才的语录，我考虑常委看完后，可能要发给政治局委员，就 交代会议秘书处印20份。（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39页）

汪东兴特别强调，这件事，毛主席、周总理都不知道。

按陈伯达的说法，他是在会上，而不是会后把“语录”交给的汪东兴。

要是陈伯达的话属实，那事情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就是说，听林彪录音时，汪东兴同时接办两件事，一件是周恩 来交办的要他请示毛泽东印发林彪讲话，另一件就是陈伯达要求印5份“语录”。汪东兴只说毛泽东让印发林彪讲话，而 没有提及“语录”。

如果真像汪东兴说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不知道，那很可能是汪东兴认为印几条语录嘛，还能犯什么错误？所以他就交 代会议秘书处印20份。可是“语录”成了陈伯达的罪状，你汪东兴就一尘不染吗？按常情，汪东兴散会后请示印发林彪讲

话，不可能“贪污”印发“语录”。汪东兴屁大一点小事都要汇报，印发“语录”这样的大事，怎么可能不如实汇报呢？ 而且也没有“贪污”的理由嘛。如果汪东兴私自印“语录”，日后一定是一条大罪状。仅凭这一条，打倒汪东兴就有足够 的理由。你和陈伯达穿一条裤子还嫌肥，陈伯达打倒了，你还能跑得掉？更何况在华北组，你汪东兴的调门比陈伯达只高 不低。可是却始终没有追究汪东兴印“语录”之罪。

“语录”印出来，还没有发，当晚就风云突变。各大组的发言汇总上来，有几个人已经在发言中引用了“语录”，汪 东兴感觉有问题。这时整个庐山迷雾重重，你汪东兴怎么可能有比毛泽东还高的觉悟，认识到“语录”有问题？汪东兴自 己说，他马上打电话报告周恩来，说陈伯达让我印，我还没有发，怎么办？汪东兴把“球”踢给周恩来。一向大事小事都 请示的周恩来经受住了“考验”，这回没有请示，非常坚决，这个“语录”不能发，封存吧。汪东兴马上把陈伯达提供 的“语录”原稿和已经印好的20份“语录”全部封存了。

“语录”终于成了焦点。毛泽东问谁让印刷的？办公厅有坏人。汪东兴马上认识到问题严重，在政治局扩大会上两次 口头检讨后，又急急地写了三次书面检讨，第三次书面检讨很长。在检讨中汪东兴把印“语录”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说 陈伯达让我印“语录”，现在看，是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4页）

或许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想“放”汪东兴“一马”，说陈案另办，与你们好人犯错误不同。（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 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62-63页）你是办公厅主任，你不是有意要印陈伯达搞的“ 语录”，他是常委，他要你印一些东西是可以的。以后也没有用上。总理让封存起来，你就封存了，没有扩散。这是对 的。（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25页）

尽管是“连滚带爬”，汪东兴还是过了毛泽东的关。

按汪东兴的说法，“语录”虽然印好了，但并没有散发。

是全部封存了吗？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一开头就说，这个材料（语录）是陈伯达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如果 按汪东兴说的全部封存了，怎么还可能“欺骗不少同志”？ 汪东兴显然撒了谎。首先不管别人，毛泽东那里就有一份。因 为毛泽东把《我的一点意见》的原文用铅笔写在陈伯达搜集的《恩、列、毛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 《林副主席指示》 印刷稿的空白处，几乎没有修改。第一页空白处写满，转到第二页，再写在背面。周恩来校对后排印清样，让毛泽东最后 审阅，题目《我的一点意 见》是毛泽东在审阅批语的抄件时加写的。（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9页）

汪东兴回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带头发言，他们在同一时间，引用同样的语录，按 照事先商量好的统一口径，大肆煽动。（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 一版，41-44页）

不是都封存了吗？“他们”怎么得到的《语录》？仅仅睡个午觉，就印出来了？

陈伯达事发后，周恩来格外忙碌，为配合毛泽东查明来龙去脉，调阅了各大组的发言记录，发现几个“宣讲员”的发 言惊人的一致。于是周恩来和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追查他们到各组“宣讲”的由来，结果查到了陈伯达 编选、通过汪东兴印发的“语录”。周恩来将吴法宪手中的“语录”转给毛泽东，还特意调阅了存档在北京的“三个副 词”（注：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的档案原件，供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参阅。

叶群在检讨中说：“8月24日晚我参加中南组的讨论，到会时刚好接到办事组同志寄给我的一份论天才的语录。发言 时为了省事，部分地引用了几句。回家后才从办事组同志的电话中知道是陈伯达连夜搞的。”（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 稿》，第十三册1998年1月第一版，143-146页）

吴法宪交代：8月23日零点以后，陈伯达找我和李作鹏、邱会作谈过关于天才方面的问题。我让秘书用电话把“语 录”记下来，再印出来。这里有个疑点，谁印的？是吴法宪印的吗？可是，他在北京有条件印，上了庐山，他怎么可能 印？那时又不像现在，到处都是计算机，庐山上只有汪东兴有印刷的大权。写交代材料时陈伯达和吴法宪都已经是犯人， 他们怎么敢揭发仍在高位的汪东兴？

据知情人说，汪东兴并不是他说的印了20份，而是印了25份，因为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是25人。汪东兴印 好，亲自给了吴法宪5份，让军委办事组先睹为快。有人说，老汪呀，你搞得真快呀！汪东兴得意地说：我管会务，我有

办公厅嘛，方便得很！（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真不可思议，汪东兴为什么老给吴法宪吃“小灶”，还嫌吴法宪不够“胖”吗？

陈伯达和汪东兴，谁的发言更厉害

8月24日下午开始分大组讨论林彪讲话。所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按六个大区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中 南、华东编成六个大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插到各组参加讨论。按说编组不应该有什么“机关”，但因为发生 了“反革命”的第六号简报，再往前看这个编组就显得大有名堂了。

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编的，（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 月第一版，1570页）由汪东兴负责的中央办公厅安排。毛、林、周等没有编组，江青“自由”，许世友、张春桥、李德生 插在华东组，李先念、叶群、李作鹏插在中南组，邱会作、姚文元插在西北组，吴法宪插在西南组，陈锡联插在东北组， 陈伯达、汪东兴、李雪峰插在华北组。

一向“盯”着胖子吴法宪的汪东兴此时换了目标，“盯”上了老夫子陈伯达。陈伯达在华北组情有可原，他在中央分 工华北地区。可汪东兴就奇怪了，他负责会务，想在哪个组还不是随便！为什么他哪个组也不去，却偏偏热衷于华北组？ 难道是吴法宪已经消化了“小灶”，而更重要的人物陈伯达还需要再添一把“柴”吗？无论如何，因为陈伯达、汪东兴的 加盟，华北组在六个组中最为激烈，率先爆发了“原子弹”。

华 北组召集人李雪峰，副组长吴德（北京）、解学恭（天津）、陈永贵（山西大寨党支部书记）、吴涛（内蒙古）， 郑维山（北京军区）。组员郭玉峰（中央组织 部）、刘子厚（河北）、陈毅（十大元帅之一、时任外交部长）、邝任农、 彭绍辉、苏静、钱学森、吴涛、吴忠、黄作珍、杨俊生、尤太忠、刘锡昌、马福全、吕玉 兰、王国藩、李顺达、聂元梓 等。大部分人发言后，陈伯达来了。主持人打断正在进行的发言，请伯达同志先讲。陈伯达也不客气，出口成章。毛主席 是天才人物， 没错，马恩列斯都承认历史上有天才人物。陈伯达回忆：我属于华北组，在会上我发言除了会上记录外， 也预先简单写了几句，内容已不完全记的，但天才问题是说 了的……（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着，387 页）

陈 伯达在发言中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 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 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 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下面我想讲一下关于天才的 问题。林副主席经常 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

陈伯达引用了林彪几段论天才的语录后，说这是多年的话了。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但是现在竟然有人胡 说“毛泽东思想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 是一种讽刺。如果大家不忘记的话，我想大家会记得，林副主席这些话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是十一中全会通过 的。……但 是竟有人说这些话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吴法宪同志说过一句很好 的话，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 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了的中国 人民，很快就识破了这种阴谋诡计，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 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

有 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们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 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达 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达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 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 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 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列 宁说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 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 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按照列宁的说法，否认天 才，就是否认领袖，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我听了林副主席的讲话，发表这样一点意 见。还有其它问题，以后有 机会再说。说的不对，请大家批评。（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 版）

本来张春桥就不得人心，干柴烈火，200多中央委员一下就“烧”起来了。

陈伯达回忆：在毛主席那里开会时，江青、张春桥都没到，因为他们先向主席告状，已获得胜利，他们可不必出席， 而李雪峰和我虽然出席，却是处在被告的地位。（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着，384-387页）

陈伯达想不通，提出“揪人”的汪东兴稳坐官位，作为党内问题解决，连处分也没给，而自己却成为敌我矛盾。庐山 会议结束后，李雪峰曾当面向毛泽东提出意见，结果李雪峰也被定为敌我矛盾，被开除党籍。（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 忆》，陈晓农编着，379页）

在华北组，汪东兴接着陈伯达发言：“我 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林副主席的讲话是很重要的，对这次会议有 很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辉榜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 得高，学得好，用得好。在关键 时刻，林副主席的态度是正确的。这种态度代表我们的心意，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动，坚决向林 副主席指出 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 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 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允许这种思想 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林副主席昨天讲话中说， 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是 在几十年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较 量 中比较出来的。这个领导地位。除极端反革命分子外，不能不承认的。 林副主席还说，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取得胜 利的各种因素中的决定因 素。我还记得林副主席早就说过，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们自己。林副主席特别强调，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 领袖、国家元首、 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一条是《宪法》 的灵魂，是30条中最重要的一条。这一条是我国革命经验中最根本的经验。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这些精辟、透彻的阐述。 另有一点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和8341部 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 主席。有的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 的外宾，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到 中国来的外宾，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见，影响是巨大的。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 主席， 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8341部 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有的人不仅不要 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陈伯达插话，有的反 革命 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喜欢得跳起来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刘少奇篡夺去的权夺回来了，这个 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 的。我们的权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参见宋永毅 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

汪东兴回忆：“当 时我的情绪比较激动，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一职的一系列指示我是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 我传达的。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 家主席的险恶用心。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 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没有识 破陈伯达的 阴谋，也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 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4-45 页）

是这样吗？你汪东兴发完言，从华北组一出来，碰到了王秉璋（国防科委主任），连忙喊：“王主任，抓紧发言哟， 我已经发过言了。我们就是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表明我们的态度。”汪东兴似乎还不放心“单飞”的吴法宪，立即给 他打电话：“我已经发言了，你们快点发言，也叫空军、海军、总后及其它军队同志发言。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发 言表示你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天发言就算随大流了。”

8月25日前，汪东兴天天与吴法宪、叶群等人通电话，他似乎特别愿意把“小道消息”告诉他们。当毛泽东一再追问 第六号简报，汪东兴紧张了，立即打电话给军委办事组，暂停电话联系。（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汪东兴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于运深回忆：8月25日 下午，毛泽东震怒，突然召开会议。林彪走后叶群才知道，立即调车追。车还没停稳，叶群就 急着下车，一屁股坐到地上，腿也擦伤了，庐山会议后半截她一直卧 床。叶群对林彪说，如果会上有什么情况，除了要保 吴、李、邱外，千万要保汪东兴。看来叶群对汪东兴是真心实意，她感谢汪东兴给她“通风报信”。（采访林彪秘书于运 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而她却没有想一想，汪东兴是个什么人物。

因为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心腹，叶群想方设法与他拉关系。汪东兴胃大出血，子女当兵，叶群都跑前跑后，汪东兴也非 常感激，甚至还发几句牢骚，谁都不管他的死活，只有叶主任关心。当然他是出自真心还是姜太公钓鱼，叶群并没有分 辩，因为叶群需要汪东兴的“情报”。叶群的目的很明确，她需要汪东兴源源不断地报告“小道消息”，以便掌握毛泽东 的动向，别让林彪犯“错误”。林彪的原则是“紧跟”一号，而一号的很多事情叶群不可能从毛泽东嘴里往外掏，她只 能“曲线救国”。庐山会议叶群之所以敢点火，就是她从汪东兴那里取来了“真经”。是有些奇怪，庐山上汪东兴走得比

陈伯达远多了，而毛泽东对汪东兴没有一句责骂，却在叶群的检讨上批，爱听小道消息。可为什么不查查叶群的“小道消 息”从何而来？

叶群哪里知道，她的一举一动早在毛泽东的视线之中，她还以为自己有多么聪明。

杨余傅事件后，汪东兴多次把毛泽东的“小道消息”拱手送给毛家湾。邱会作回忆：汪东兴还常到三座门找我们（黄 吴李邱），甚至“抓”我们到家中密谈。有一次，林立果也去了，汪东兴说，如果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批苏联作家车 尔尼雪夫斯基，你们不要表态，因为毛主席没有表态。林立果说苏联的“司机”有什么批的，众人大笑。汪东兴说，张春 桥最不是东西，又滑胆子又小，他以为巴结了江青就能接近毛主席。其实，上海“一月风暴”是主席、总理、伯达他们指 挥的。张春桥想在上海搞什么卫星中心，主席没有同意。汪东兴还说，稳定全国的局势就靠军队了，你们几位老总重任在 肩啊！“九大”以后，不怎么提中央文革了，这个江青、张春桥，就是念念不忘中央文革……如果张春桥能靠边站，江青 也很难有什么搞头。（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王张江姚四个人中，王洪文年少幼稚，姚文元纯粹是个文人，江青呢，好事找不到她，坏事全有她的份，冲锋陷阵还 可以，真正搞个“阴谋”那可就差远了。张春桥虽然也是文人，但他非常“阴”。看来只有他还拿得上台面，“九大”后 毛泽东曾问林彪，总理年纪大了，你考虑过他的接班人没有？你看小张（春桥）当总理怎么样？有人曾听林立果说，毛主 席问林彪，总理年龄大了，你考虑过他的接班人没有？林彪说没有。毛主席说，你看小张怎么样？林彪什么也没有说。 （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16页）毛泽东还对林彪说，张春桥这个人再看他两年，两年 以后我不干了，把班交给你，由你主持工作。林彪没有说话。（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 版，303页）

九届二中全会前，汪东兴悄悄从毛泽东办公室把张春桥当总理的文件拿给陈伯达看。这是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上海 名人陈望道给中央的报告，要求让张春桥当总理。汪东兴把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文件拿给陈伯达看，是故意挑起矛盾呢， 还是激将法？

陈望道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可非同一般。毛泽东回忆：1919年12月，我第二次到北京，热切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 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印象特别深刻，其中之一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第 一本中文版，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后就没有动摇过。（斯诺着《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第一 版，131页）

8月21日 晚，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邱、李两个老总都到了（庐山），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 这话汪东兴已经和程世清（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 区第一政委）说过一遍了，他又对文道宏（江西省负责人）说， 你告诉程世清在会上要提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们都到齐了，叫他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 设国家主席。主席说 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主席怎么当主席呢？8月22日一大早，文道宏悄悄告诉了 程世清。（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汪东兴为什么要大肆煽动？联想庐山上，汪东兴比陈伯达活跃多了，却抢先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汪东兴从“网” 里逃出来，而陈伯达却被打翻在地？汪东兴不可能身在曹营心在汉，真心投靠毛家湾。那么他是故意套近乎，摸毛家湾的 底？还是有另外的背景？如果都不是，那么就是汪东兴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思。

关于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的态度，汪东兴最清楚不过，为什么连汪东兴也受了“骗”呢？为什么他如此热烈地希望毛 泽东当国家主席呢？

毛泽东爱看历史书，城府深不可测，凡事步步为营，警觉性高，不轻易向人表露内心的情绪，也不肯轻信别人。汪东 兴掌握着中央警卫团，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但毛泽东不会把“底”全部兜给汪东兴。对毛泽东的种种说法，汪东兴也只 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毛泽东所有关于国家主席的谈话中，只是讲自己不当国家主席，却没有反对设国家主席。而让毛 泽东当国家主席是好事嘛，为什么不举双手赞成？可是哪里想到，这回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反对“设”成了革命者，赞 成“设”倒成了反革命。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南巡到长沙后，对我说，你在会上没有念（陈伯达编的）这个语录。还说，你发言被人利用，这 是事实。在湖北（你）检讨以后，我对你比较放心了。你没有什么问题。毛泽东多次这样说，为我“解脱”。（参见汪东 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25页）

据知情人说，九一三事件后有人写了揭发汪东兴的材料，材料密封后由周恩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叫来汪东兴，汪东

兴吓得跪在毛泽东面前，乞求饶恕。

吴新潮回忆：汪东兴对不起黄吴李邱，如果没有汪东兴的误导，吴法宪就不会被张春桥激怒，也不会再激怒林彪， 也就没有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的讲话。我们都认为汪东兴是坏蛋，他对毛主席犯了大罪。（采访吴法宪大儿子吴新潮笔 记，2006年1月3日）

从 庐山上下来，毛泽东在从长沙到武昌的路上，问汪东兴在想什么，汪东兴说，我在想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毛 泽东高兴地说，这好嘛。汪东兴说，在山上开会， 忙于会务，没有时间想自己的问题。现在有空闲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 己的思想了。毛泽东对他的态度比较满意，说这样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的心是好心。 （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 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59页） 汪东兴参加了华北会议，不敢自作聪明。他问毛泽东， 我要不要发言？毛泽东说，你现在是明白人了，为什么不发言？汪东兴还是不放心，说我先写一个东西给您看 一看，不 要又搞错了。毛泽东说不用写了，根据我与你几次谈话的情况，我看你的思想已经通了。你讲吧，讲错了，回来我们再商 量，再批判嘛。说到这里，毛泽东 哈哈大笑起来。（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年11月第一版，74页）看来，汪东兴也被蒙在鼓里，汪东兴跟随毛泽东多年，但毛泽东的心思，他始终没有捉摸透。 你想，连老奸巨滑的康生都晕头转向，掉进“迷魂阵”里，更何况“晚辈”汪东兴呢。

那么，是谁在放长线钓大鱼？汪东兴是“诱饵”吗？

也许毛泽东没有想到，在他死后不到一个月，一向对江青意见极大的汪东兴，在逮捕“四人帮”时起了重大作用。

邱会作眼中的汪东兴

九 大开幕之前，九大代表都来了不短的日子了，可是会议还没有召开，总理解释其原因是汪东兴病了。其实，九大的 准备工作，主要是总理、黄永胜、张春桥和吴法宪 他们几个，汪东兴作用并不大，汪主要是联系主席那里。汪东兴病了是 不是会议延迟的主要原因，我不太清楚，但他确实病了。叶群带我们去看过汪，之后叶群还叮 嘱我们再去看汪。记得我们 去看汪时，他不但很感谢，而且很激动，说着说着又哭又骂，什么“过河拆桥了”，“卸磨杀驴了”，“不要我了”…… ， 江青没去看他，也没派人去看他；主席也没派人去看他，汪东兴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那个时候一切都敏感得很哪！汪 东兴在我们面前敢对主席不敬，我们是很吃惊 的，看来主席和汪东兴也有很深的私密关系，这在庐山会议上，得到了切实 证明。汪东兴在杨余傅事件以后就和我们走近了，九大以后就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实 际上，汪东兴也是脚踩两只船， 其他人屡屡翻了船，汪东兴确实踩稳了，真是技高一筹。（引自《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616页）

早在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以后，汪东兴就和我们走近了，过去他还摆点“高高在上”的小架子，九大以后 他就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我说的站在一起，是指对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而言的。

1970年3月8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其主要内容是听取汪东兴传达毛主席的指 示，汪是专程从武汉（主席当时在武汉）赶回来的。汪说：“毛主席考虑要开四届人大了，请总理和政治局的同志们研 究一下，九大召开一年了，斗批改正在进行，有些政府机构可以考虑边整改边恢复。主席还说，战备问题也要研究一 下。……”

接着汪东兴还是说主席的指示：“召开人大就有一个修改宪法的问题，可以成立一个修改宪法的小组。这里必然涉及 到国家主席的问题，国家主席要不要，我的意见是不要。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我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那么谁来当 呢，只有林彪同志来当。”主席要改变国家体制，而且是和全世界都不同的国家体制，这么大的事先没有和林彪、周总理 商量，更没有让政治局拿出几个方案，供他决断。

我清楚地记得，在汪东兴说“不设国家主席”的时候，总理有点愕然，他抬头看了一下汪；当汪说到“只有林彪同志 来当”的时候，总理看上去有些欣慰的样子。我当时的认识是：主席对林彪这个接班人很关心，很周到。其实，我的想法 和主席的打算相差十万八千里。散会时，汪还真有些余兴未尽的样子，对着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我说：“走 走走，时间还早，到我那里再坐坐。”我们都欣然同意了。

在汪东兴家里，大家开始也是扯乱谈。后来，吴法宪又请汪去核实刚才在会上讲的“要设国家主席，毛不当，要林 彪来当” 的话，汪东兴很认真地又重复了一遍，听后大家都很高兴。我们要起身走时，汪说：“不要着急，搞点东西来 吃。”不一会，工作人员端上两盘子红薯，吴胖子和叶群吃了，我没有吃。我说：“我一看见红薯胃里就反酸水，给我们 吃碗面条也好。”汪说：“你尝尝就知道了，甜得很。”

3月8号 的政治局会议以后，立即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负责修改宪法，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李作 鹏、纪登奎组成；一个小组负责组织会议的工作，由总 理、黄永胜、张春桥、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由总理抓总。因为我 当时主管援越、援阿（尔巴尼亚）、援罗（马尼亚）的具体工作，任务很重，两个小组的工作我都 没有参加。

3月中旬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问题，主要是确定参加会议的人员，同时也讨论了修改宪法 工作小组请示的几个问题。讨论的都是一般性的问题，比如新的宪法要比1954年的宪法大大压缩，要短。并且要求修改宪 法工作小组月底要拿出草稿来。会上没有讨论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更没有要讨论谁当国家主席。

林彪知道了毛主席的意见后，立即表示：我认为国家主席还是要设，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让秘书给毛主席那 里打了电话，但主席并没有正面表态，只让秘书打电话问候林彪。4月11日，由林彪口述，秘书记录后向政治局提出了他 的三条意见：“1、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 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2、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 设，问题都不大。3、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职务。”

3月8日， 汪东兴传达的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政治局一致同意了，这种同意是拥护毛主席的惯性，大家并没有 深想。现在林彪的意见来了，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唸了， 大家又都同意林彪设国家主席并由主席来担任的意见，包括江青 在内。我现在都认为，林彪的意见是正确的、中肯的，是维护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也是对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不 妥想法敢于提出自己不同意见的，在“国家主席”的 问题上，不是毛、林之间有什么分歧，而是毛和大家的意见相左，林 和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现在想看来，林彪很快就提出自己的意见，是他知道毛提出让他当国家 主席未必是真心，就像开 九大时主席让林当大会主席团主席是一个样的，林考虑问题是深思熟虑的，他不愿让主席牵着鼻子走，更何况林的身体根 本当不了国家主 席。

邱会作眼中的“国家主席”

主席很快就对林的建议（政治局同意林彪意见的报告）作了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是设国家主席这 个体制不妥呢，还是让他当国家主席的建议不妥，主席自己也没讲清楚。

叶群告诉我们，林提出三条意见后，大概是4月25号， 主席在路过苏州时，林和叶还到专列上去看了主席，让主席住 下，并给主席腾出了林住的南园宾馆的房子，主席说不住了。他们交谈得很好，主席还对林说起黄、 吴、李、邱，并大加 赞扬说：我就是信任这几个跟我南征北战的红小鬼。那天正好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叶群让主席听了人造卫星上的 《东方红》乐曲录音， 毛主席很高兴。他们之间没有再提起有关国家主席的事。既然毛不同意林的意见，当面却不说。

可 是，时隔不久，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主席还讲了一个典故，大意是：三国时孙权劝曹操当 皇帝，曹操说孙权是想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 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主席讲完以后大家都笑了，我 当时的理解，一是主席很谦虚，二是主席虽然又上了一线，但他还是不想当国家主席，不想当 国家主席的原因是不愿管具 体事务，愿意多考虑重大问题，具体工作由林彪和总理担起来，一个当国家主席，一个当总理。现在想起来，我的意见真 是幼稚可笑。其 实主席讲的这个典故，还是说他不当国家主席，并没有说不设国家主席。我清楚地记得，主席虽然提出不 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但后来主席也说过，叫董老 当，叫陈永贵当，叫工农兵当等等。不设怎么当呢？！总之，在 设国家 主席的问题上，主席的态度也是多次反复的。

5月中旬，军委办事组去向林彪汇报工作，当扯到国家主席问题时，林彪说得非常中肯，他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 的，但只能主席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没有国家元首是不成的，名不正，言不顺嘛。”我们提到毛 主席的意思是林彪可以当国家主席时，林彪立即说；“这种话你们不能在我这里说！我不能当这个主席，你们以后也不要 再提，还是我们的毛主席来当。我身体不好，出个门都要下好大的决心，如设副主席我也不能当。”

当时我们几个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根本没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事，虽然，此期间主席也提出过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 当国家主席的意见，但我们并没有认识到主席的心思，汪东兴3月8号 的话给我们印象很深，谁当国家主席也没感到是什么 了不起的事，毛主席当很正常，毛主席不当也没少了什么；毛主席不当，由林彪来当也很正常，也没觉得林多了 什么，因 此主席怎么说都认为是他的谦虚。林彪则不然，主席的心思林彪很快就明白了，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主要是不想让林彪 当，不设国家主席目的就是不给林 彪留位子。……

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看得最清楚，他只提了一次建议，以后再也没有发表意见。关于建议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几次都是来自下面，如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如在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如7月中旬的宪法修改小组全体会议。我认为总理 和康生也看清了，但他们为了国家体制不要搞得太扭曲，因此在庐山，8月22日 的常委会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还是

又一次提出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 权。 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 国家主席的意见。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 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 彪只是附和他们，并没有发表具体意见。可以看出，后来扣在我们头上的“设国家主席是反动的政治纲领”，这个“政治 纲领”，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林彪四个常委都拥护。

毛主席在会上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 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主 席最后的结论，还是不当国家主席，对不设国家主席没有定论，不过主席不 愿意要国家主席，谁还敢要。林彪并没有出来劝几个常委来维护主席的意见，因此主席早 就不高兴了。即便是这样，在当 晚传达常委会精神的时候，总理仍没有传达主席不同意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康生是更能揣摩主席的，但他在开幕式上，又 提设国家主 席，并建议毛主席当主席，他竟然还说：“如果毛主席不当，请林彪当国家主席。”

邱会作回忆：林彪同意设国家主席，全国基层同意设国家主席，几个常委都同意设国家主席，全党全国从上到下，从 中央到地方，都是从国家体制去考虑，建议设国家主席。只有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虽然他说是为改变国家体制，实际 上主席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林彪当。也许毛主席把“国家主席问题”和接班人问题连在一起去考虑了。毛主席从七大开始就 考虑接班人，立了刘少奇，几年后毛主席就对刘不满，因高岗问题，刘少奇躲过一劫，“文革”重新算账，给刘戴了“叛 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死于非命；林彪跟随毛主席几十年，九大刚立为接班人，只一年工夫，主席又不放心，又不 满意。其实，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主席立林为接班人，林彪不想当，打了报告，主席硬是让他当。林不会觊觎国家主 席这个虚职，去抢一张空头支票干什么？！如果国家主席是有实权的职务，毛主席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可是，毛主席在 1971年8月南巡时却说，“有人看我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九一三”以后，主席又说，“设国 家主席是他们的政治纲领”，这就是毛主席不实事求是了。

至于“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这句话本来是汪东兴说的，这本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但为了“说明”林彪有野 心，就去搞吴法宪，结果吴胖子被迫把“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说成是叶群说的了。吴法宪乱说一顿，造成了很 大的麻烦，也给林、叶栽了赃。“九一三” 之 后，毛主席就是利用吴的这句假话，发出多个中央文件。庐山会议本来是 几乎全体的中央委员对江青一伙的不满，由此引发出对文革的不满。结果毛主席却说成林彪 有野心，想当国家主席，黄、 吴、李、邱和军队干部就是为了林彪的野心，才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其实，我们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几乎没提国家主席。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根本没有提“国家主席”，毛主席对我们的“政治纲领”都不批判，不是 没有批到点子上吗！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我们军委办事组的黄、吴、叶、李、邱几个人都做了检讨。在我们的检讨中，根 本没有检讨“设国家主席”问题。试想，如果“设国家主席”是我们的“政治纲领”，我们不针对自己的政治纲领来写检 讨，能行吗？！主席那里能过关吗？对于我们的检讨，主席批示“很好”，有了批示，都过了关，主席还接见了我们并风 趣地谈了话。“九一三”之后，毛主席说我们是“反党集团”，“称天才”是我们的“理论纲领”，“设国家主席”是我 们的“政治纲领”，都不是实事求是的。

关 于国家主席问题，过去是以主席的错误为正确的标杆，现在国家主席早恢复了，杨尚昆、李先念几任国家主席都当 了，但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他们还是误导人们去 想：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提议设，因此林反对毛主席，林错 了，甚至是有野心。为什么不反过来想，毛为了不让林当国家主席，竟提出不设，破坏国家原有 的体制，也不让林当。其 实，林并不想要国家主席这个虚职，但林希望维护国家体制。（引自《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675-680 页）

汪东兴写的一本书，叫做《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主要是讲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直到“九一三”这 段时间 的事情，可以说汪嘴里吐出来的东西，在关键的问题上都是假话。其实，毛、林交恶造成的悲剧，汪东兴是要负重要责任 的；在当时恶劣、复杂的政治环境 下，总理、黄永胜、李先念和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也包括汪东兴在内，这些当时在台上 工作的同志与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那些人的斗争，很多是 在原则问题上不可调和的斗争，这些斗争在 思想基础上，和所谓的“二月逆流”是 一个样子的，那就是：拥护毛主席，不理解文革，厌恶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这些 中央文革的家伙。而且这些斗争和矛盾，很多缘由都和汪东兴有直接关系，汪东兴 不能实事求是地讲清事情的本来面目， 口口声声是维护毛主席，实际上是用假话保护他自己（引自《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683-684页）。

8月22日晚，政治局召开会议，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关于九届二中全会明天下午举行开幕式。总理讲完后，让汪东兴补 充。

汪东兴说：“我首先声明，我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列席了中央常委会。主席在会上谈的问题，我做点补充传 达。主席说：‘九大以后，有的人在后面搞了一些活动，这些都是见不得人的事。那些事也搞到总理和伯达同志头上去了

（指5月17日，江青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的事）。这些事，在中央全会上应当讲清楚，这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主席 还说：‘最好再讲讲形势，套路的话人家不爱听。’并且对林副主席、周总理说：你们谁来讲一讲？’总理立即谦让的推 举：‘请林副主席来讲吧。’主席又说：‘可以把问题讲的宽一点。’”汪东兴平时还是一个挺严谨的人，今天的确比较 随意，也许他有意找机会抨击江青，出江青的洋相。他在补充中说的内容，总理都没有讲到，汪东兴竟然敢“补充”出 来。当时康生就很生气，胡子翘得老高。散会后，康生走过汪东兴身边时说：“革命这么多年，还是个警卫员的水平。” 我 看当时汪东兴样子，有些不以为然。后来，陈伯达下台之后，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以乱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指责了汪东 兴。汪东兴这个人过去黄、吴、李都不了解他。 我跟他打交道较多，不过都是些具体事务，对他也不很了解，我认为这个 人的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装腔作势；二是肚子里事不少。至于他的办事能力，康生说他只 是个“警卫员的水平”，当然 有点挖苦人，汪还是有能力的（引自《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690-691页）。

汪东兴的表现真正是“汪东兴一声炮响，给全会送来了假毛泽东思想”。 真正起到了轰动效应！！也把大家害得很 苦。凭良心说，庐山会议，汪东兴、叶群关系最密切，在会上态度最积极，调子最高。吴、李和我及部队的同志，如许世 友、韩先楚、杨得志等调子也高，但与叶群、汪东兴相比有差距。是主席自己没搞清问题，上了汪东兴的当，把事情搞乱 了。主席在处理庐山问题时，把吴、李和我 装进去，把汪东兴拉出来，名义上把矛头指向陈伯达，实际上指向林彪。结 果把最大的起哄者汪东兴给“漏”掉了，汪东兴和叶群的关系也没有搞清楚，叶群和林彪的关系也没搞正确。……汪东兴 在庐山会议上，为什么那样积极，把我们引入“泥潭”。究竟是毛主席授意的，还是汪自己所为，我就百思不解了。也就 是说，没有“设国家主席”，没有林彪坚持“天才的观点”，没有陈伯达搞得“称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就不拿掉林彪了 吗？

邱会作回忆：我跟汪东兴的关系一直都是工作关系，平时接触也不多。1968年“杨余傅事件”以后，汪东兴和军委办 事组的来往越来越密切，九大以后汪东兴就主动向军委办事组靠拢，经常和我们一起吹牛皮，有关主席和江青的关系，都 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吴法宪经常问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主席和江青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汪东兴和江青关系不好，他 每次都说：“完全是两回事！”其实，主席和江青关系很深，毛泽东从来就没有真正批评过江青，更没有想过要打倒江 青。留心历史的人就会发现，毛泽东每次讲批判江青的“坏话”，都未必是动真格的，“二月逆流”如此，林彪如此，后 来对邓小平也如此。

汪的目的是想让我们冲在前面和江青斗。

汪还多次以透露毛，江之间隐私的第一手材料来巴结黄、吴、李和我。有一次，汪东兴从东北出差回来，还没有休 息，就把黄、吴、李和我请到汪东兴家里来“吹牛”、“侃大山”， 一侃就侃到第二天天亮。汪东兴说：江青做了妇科手 术后就很少和主席在一起，后来就根本不在一起了。江青经常气主席，主席几次外出都是掉着眼泪离开北京的。 不过主席 也有不方便之处，其实就是有短处，所以江青有些要求、有些提议，主席有些是反对的，有些也只好默认了。比如，江青 要反田汉、周扬、夏衍、阳翰笙四 条汉子，这本是江青的私心，但主席还是同意了。江青又在主席面前提出要批俄国的车 尔尼雪夫斯基，主席未置可否。汪东兴说：如果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批车 尔尼雪夫斯基，你们不要表态。汪东兴说： 张春桥最不是东西，他以为巴结上江青就能接近毛主席。上海“一月风暴”是主席、总理、伯达他们指挥的，张春桥既滑 头胆子又小。张想在上海搞什么卫星中心，主席没有同意。汪东兴还说，稳定全国的局势就靠军队了，你们几位老总是重 任在肩啊！九大以后，不怎么提中央文革了，这个江青、张春桥，就是念念不忘 中央文革……如果张春桥靠边站了，江青 也很难有什么搞头。

汪东兴在庐山的表现是怎样的呢？

1、开幕式后他就告诉吴、叶、李和我以及陈伯达，主席说对张春桥“可以讲，但不要点名”。这样，使大家增强了 对张春桥、江青一伙斗争的决心。

2、为陈伯达印马列称天才的语录，陈叫他印五份给常委做参考，汪自行印了20份，首先发给了吴、叶、李和我，并 沾沾自喜地说：“近水楼台先得月。”

3、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是全会调门最高的。一、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 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8341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二、在华北组的会上，汪东兴很严肃地说：“ 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他对问题发觉得早，挺身而出捍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然问题可就严重了，我们再也不能 糊里糊涂的了。” 汪东兴的话等于告诉大家，有人在反对毛主席，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不是泛泛地在讲有人反对毛主 席，而是有所指的，挑动大家起来斗争。三、当有人问汪东兴，有人反对毛主席当主席，这个情况毛主席知道吗？汪东兴 说：“当然知道，不过主席不让点名。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现在是笔杆子压枪杆子，压得很厉害呀!”汪东兴说是不点 名，实际上已经等于点了名，大家都知道“笔杆子”指什么，指谁！中央全会就那么二百多人，汪的讲话很快大家都知道

了，难怪毛主席说华北组的简报是反革命的简报，把大家都煽动起来了。

4、汪东兴开会前，就给吴法宪打电话，叫吴、李和我发言，还叫吴、李和我鼓动各自所在单位的中委发言，汪还强 调说：“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发言是旗帜鲜明，明天就是随大流了。”24日晚上，汪东兴还亲自给我和李作鹏打 了电话，汪几乎逢熟人便如此鼓动。

5、抢先出华北组简报。

6、“风云突变”以后，汪东兴欺上瞒下，推卸责任，陷害别人，对陈伯达尤甚。

汪东兴的表现真正是“汪东兴一声炮响，给全会送来了假毛泽东思想”。 真正起到了轰动效应！！也把大家害得很 苦。凭良心说，庐山会议，汪东兴、叶群关系最密切，在会上态度最积极，调子最高。吴、李和我及部队的同志，如许世 友、韩先楚、杨得志等调子也高，但与叶群、汪东兴相比有差距。是主席自己没搞清问题，上了汪东兴的当，把事情搞乱 了。主席在处理庐山问题时，把吴、李和我 装进去，把汪东兴拉出来，名义上把矛头指向陈伯达，实际上指向林彪。结果 把最大的起哄者汪东兴给“漏”掉了，汪东兴和叶群的关系也没有搞清楚，叶群和林彪的关系也没搞正确。

这里也要指出，六号简报被毛主席扣上反革命简报的帽子，可是反革命的帽子没有给汪东兴戴上，汪东兴敢做不敢 当，不但推卸责任，还陷害别人。关于六号简报，毛主席也在帮汪东兴贼喊捉贼。

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为什么那样积极，把我们引入“泥潭”。究竟是毛主席授意的，还是汪自己所为，我就百思不 解了。也就是说，没有“设国家主席”，没有林彪坚持“天才的观点”，没有陈伯达搞得“称天才的语录”， 毛主席就不 拿掉林彪了吗（《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726-727页）！？

第二章 第六号简报

华北组首先“跳”起来了

宋双来回忆：开幕式上大家看见毛主席不耐烦地宣布散会，都如同坠入五里雾中。各种猜测，是谁否认毛主席的地 位？是谁不承认毛主席是天才？林彪提出的国家元首是过去的提法，是否国家体制要改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8月24日 上午休会，我问李雪峰，他也不清楚，说看看再说。（采访中将宋双来笔记，1996年10月23日）

陈伯达的福建口音极重，本来就很难懂，再加上他并没有直说，华北组在座的人大都半信半疑。可是在毛泽东身边深 得毛泽东信任的汪东兴一说，就大不一样了。3月下旬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与7月 下旬接到中央征求宪法修改草案的意 见通知时，两次听到的都是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建议，都是毛主席在外地让汪东兴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 的，所 以汪东兴违背常情的发言，加上他的特殊身份，使他的话被认为肯定有来头。原来的疑惑、猜测统统都没有了，以 为摸到了底。（参见《陈先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 社，1999年3月第一版，457页）

郑 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回忆：听了陈伯达的话，尤其是听汪东兴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大家都很气愤。听完林彪录 音后，我对陈先瑞（北京军区第二政委）说，不是 传达不设国家主席了吗？怎么又要设了？这是怎么回事？要我看，当国 家主席，除了毛主席，谁也不行。（采访中将郑维山笔记，1997年6月10日）

林 彪讲话得到绝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欢迎，除十几个人没有明确表态外，都一致拥护林彪的讲话，拥护设国家主席。很 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的省、市、自 治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林彪，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董必武、李富 春、蔡畅等老一辈革命家也签了名。（参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34页）

宋双来回忆：记得汪东兴刚发完言，一位要去“三北”开 战备会议的老同志立即要求发言，他说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重 大原则问题面前，我们决不能含糊，我先表个态，对于反对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 当揪出来示众， 应当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我完全拥护东兴同志的发言，强烈要求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担任副 主席。此后的发言都集中在 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主席，林彪当副主席，（揪）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采访中将 宋双来笔记，1996年10月23日）

除召集人李雪峰和副组长吴德、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等极少数人，几乎所有的华北组成员都被煽动起来。刘锡 昌、郑维山、郭玉峰、聂元梓、刘子厚、马福全、钱学森、邝任农、吴涛、吴忠、尤太忠、彭绍辉、陈毅等13人发了言， 都说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毛泽东的威信那么高，居然还有人胆敢反对？谁不旗帜鲜明呢？

“火”就这样烧起来了。

8月25日上午继续分组开会，这时华北组的发言都集中到有人反对毛泽东的问题上，军队的中央委员们更是激动。历 次会议陈毅都在华东组，被戴上“二月逆流”的帽子，尤其是“九大”会上，把他批得“体无完肤”。这次开会，陈毅向 周恩来提出换一个组，于是被安排到华北组。陈毅说以前我“错”了，这回我非跟上不可。他听了林彪的讲话，以为林彪 是代表中共中央。再怎么说，林彪毕竟打过一些好仗，出生入死，为革命立过功勋。你张春桥这些阴谋家算什么东西！（ 参见《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617页）所以他第一个发言，表示完全同意伯达同志的发言。没想到又 陷进“二陈合流”（陈伯达、陈毅）。（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着，377页）

华 北组包括钱学森都表示拥护，没有谁不拥护。钱学森首先建议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 席是国家副主席的条款。接着汪东兴建议《宪法》 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衷心赞成。马福全说，我们 河北省广大群众在讨论《宪法》时，一致认为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 利，只有林副主席，才能百 分之百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我代表河北省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要求 《宪法》上写 上。这段话成了第六号简报最后一段。

陈毅说，我到石家庄后，没有看到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文件。据我所知，毛主席不愿当国家主席，如果他改变了初 衷，愿意当国家主席，我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讲到毛主席的天才，我谈谈自己一贯对毛主席的看法。从1927年 认识毛 主席起，我犯过错误，反对过毛主席。后来我发现毛主席在革命实践中经过锻炼，领导中国革命确实有天才，因此我决心 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天才这个解释， 主要是从实践中经过锻炼，锻炼了人的才能，这样解释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 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是经过几十年锻炼出来的天才。 现在有人否认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这个 问题不简单，我陈毅一听就知道有人反毛主席了。在“文化大革命”四 年之后发表这样的言论，是一种罪恶，不管他是公 开的，还是背后讲的。说这种话的人是反革命，是帝修反的走狗。这种人应该开除党籍，交群众批判。他们是什么 居心？ 用心何在？不能不引起我的义愤。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我愿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别以为我靠 边站我就不能保卫毛主席，不论在什 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这次我可要坚决 与他们（引者注：指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斗！他们已把我打到阴 沟里，我还是要努力和他们斗！（参见《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617页）

有人当场批陈毅，你还有资格讲话？

陈毅说，我怎么没有资格讲话？我没有保卫毛主席的资格了？

所以陈毅又第二次发言。陈毅的话被概括成一句话收进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说陈毅同志做了拥护陈伯达意见的发言。 （参见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见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130页）

华 北组包括钱学森都表示拥护，没有谁不拥护。钱学森首先建议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 席是国家副主席的条款。接着汪东兴建议《宪法》 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衷心赞成。马福全说，我们 河北省广大群众在讨论《宪法》时，一致认为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 利，只有林副主席，才能百 分之百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我代表河北省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要求 《宪法》上写 上。这段话成了第六号简报最后一段。

宋双来回忆：虽然“闹”得很凶，但主持会议的李雪峰始终没有表态。有一位中央委员说，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不 明确表态好不好？李雪峰笑笑，想不清楚啊，怎么表态？当天晚上和8月25日的讨论，李雪峰仍然没有个人发言。受他的 影响，在会议前期，到口的话我也咽到肚子里，没发一次言。由此多年来，我怎么也想不通，雪峰同志当时那样的态度， 怎么会与反党篡权联系在一起呢？（采访中将宋双来笔记，1996年10月23日）

8月25日 下午，李雪峰接到通知到毛泽东那里开会，华北组的会议由副组长吴德继续主持。河北省四名劳动模范（候 补中央委员）先后发言，口径一致，对《宪法》不设国家 主席提出质疑，认为《宪法》起草委员会有问题，还点了康生的 名。几名工人（中央委员）也要表态，吴德说，这个态度你们怎么表？假如问题涉及中央的负责人， 按照党的原则，应该 先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就在庐山啊。吴德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你为什么不在会上反驳，吴德说他不了解情况，不好发 言。周恩来说，不是很 好讲嘛，你们反对《宪法》起草委员会，主任是毛主席，副主任是林彪，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 参见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见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 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130页）

吴德和陈一夫商量，由陈一夫执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反映聂元梓到处串连，“揪”所谓反对毛主席的人，会议有

些不正常，请示总理以后的会议怎么开下去。周恩来将信批转政治局传阅。并指示吴德组织批判聂元梓。（参见曲爱国着 《百战将星吴忠少将》，2005年5月第一版，367-368页） 后来吴德对吴忠讲，那一次，我们冒了很大的风险，参加会议的 政治局成员都看了我的信，毛、林圈阅，林彪如果不垮台，我们的后果不堪设想，恐怕丢乌纱帽都是 小事。吴忠说，既然 敢向中央反映情况，坐牢都不怕，摘了乌纱帽不算什么。（参见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见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 后岁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130页）或许是此举得到毛泽东的充分信任，所以毛泽东南巡回到北京，在丰台召 见的四个人中，有吴德、吴忠。

8月25日 晚，吴德正在看电影，周恩来派人把他叫去，说他的那封信已经在政治局传阅了，要他组织代表中的工人同 志开个会，批评聂元梓，解决她的串连问题。会后吴德把 批评聂元梓的会议情况，手写了一份简报，交给周恩来。吴德请 示会如何再开下去，周恩来让他照原计划继续开，这说明周恩来也不了解内幕。从庐山回到北京不 久，周恩来把吴德找 去，叫他把写给他的信和那份批评聂元梓的简报处理掉。（参见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见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 后岁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130-131页）

关于“聂元梓庐山串连”的事情传得很广，但聂元梓却是另一种说法。

周恩来点名让聂元梓参加“九大”，因为这时还需要“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发起人，不选上聂元梓，怎么 向毛泽东交代，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这让一直隔离审查的聂元梓心存感激。到九届二中全会，聂元梓的处境更加困难。 看来她的心情与陈毅差不多，生怕犯错误。陈毅在华北组会议上“紧跟”， 而聂元梓自己说，不管会上会下我都没有说 话，不知为什么又把我揪出来批。在九届二中全会结束的一次大会上，周恩来批评有的人不了解情况，就乱表态，还有咱 们的中央候补中央委员聂元梓同志也在下边搞串连等。这是谁向周总理向汇报的呢？我真是有口难辩。（参见《聂元梓回 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第一版，319-328页）

现在看这件事，是有点小题大做。但在当时，“串连”可不是小事！

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

8月25日一大早，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印发。

毛泽东南巡时说，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 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编选《“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1988年10月，556页）

简报说：华北组24日上、下午讨论了林副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组会，都在会上 作了重要发言。……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 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 化大革命”的 今天，党内还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 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 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 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批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大家认为，不能 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不能把减少毛主席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作为借口，实际上现在绝 大多数外宾，毛主席都接见，几乎到中国的外宾都是毛主席不见不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不是一样在接见外宾吗！

简报还提出，大家衷心赞成小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 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这一章的建议。（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 中心出版）

8月25日 一大早，华北组的第六号简报发到各组，整个会议的气氛紧张起来。坚持设国家主席、叫嚷揪人的呼声更高 更急，几乎一边倒。各组都要求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 攻击矛头明显指向了张春桥。有的大组通过决议，《宪法》草案 一定要写上设国家主席，一定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 一版，388页）

汪东兴回忆：第六号简报反映陈伯达讲话的内容不多，却把别人发言的内容与我发言的内容混在一起，以我的名义大 量刊登出来。这个简报在印前没有给我看，印发后显然产生了极不良的影响。（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 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5页）

陈伯达回忆：我去参加华北组的讨论，对林彪讲话表示了拥护。小组把我说的，也有别人说的，做成了简报，对所指 的人没有明言。实际上，我和汪东兴的发言是针对张春桥的。这个简报在发出之前，我没有看过，更没有修改过，但我是 有责任的。（陈晓农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36页）

陈伯达再三请求毛泽东和中央宽大一些。他几次打电话求见，毛泽东不是有事，就是已经休息。康生也不接电话。陈 伯达无奈，打电话给周恩来，秘书让他稍等，周恩来接电话了，说本来事情或许还可能缓和，汪东兴把那个“语录”一 交出去，就没有办法了。周恩来说话的语气还是往常一样亲切，这让落难的陈伯达终生难忘。（陈晓农编注《陈伯达遗 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24页）

9月23日，陈伯达写信给毛泽东，检讨自己在庐山会议上所犯的罪过，要求给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但是陈伯达实在 搞不清为什么要把他揪出来，也搞不清庐山会议有什么不正常。要说不正常，就是汪东兴说“揪人”，说的不是时候，可 是汪东兴又没事。

陈伯达回忆：“华北组简报惹了大祸，我想是其中有类似‘把人揪出来’的 句子。事情是自然发生的，也是偶然的， 却不是预谋。《宪法》草案允许讨论，党章规定党员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发表意见。谁也没想到，天才问题不能讨论，设不 设 国家主席的问题也不能讨论。会议惟一的出格是有人要揪张春桥，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李雪峰同志和华北组其它同志 说的，如果我的记忆不错，好像是汪东兴说 的。”（《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第一 版，118页）

汪东兴回忆：“吃 午饭时，毛主席叫人通知我去，问我看到第六号简报了没有？我说刚看到，我是在来的路上才看到 的。毛主席说，他们（注：江、张、姚）已经来过了，他们说第六 号简报影响很大。你汪东兴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 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我说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 家主席就 欢喜地跳起来，我很气愤（作者注：这句话是在汪东兴发言快结束时陈伯达才说的）。毛主席严肃地说，那就让他们去高 兴吧。我说在群众讨论修改《宪 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毛主席严厉地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 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谈 完话，已经14点，毛主席要我马上通知政治局 常委及委员15点到牯岭毛主席办公处开会。我通知了林、周、陈、康，其它政治局委员由中央办公厅通知。”（参见汪东 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5-46页）

毛泽东震怒后，华北组忙着开会批判“陈陈”（陈伯达、陈毅），陈伯达把责任往陈毅身上推。中央委员苏静为陈毅 打抱不平，觉得陈伯达这样做不合适，好汉做事好汉当，干嘛看风使舵？苏静说：“你们传达要设国家主席，说有人利用 毛主席的伟大谦虚等一大套，陈毅站起来支持怎么就变成他的了？陈毅也是受了你的骗。”

事态变成了这样，陈毅这回再不敢说话，听着苏静替他辩护。

康生知道陈毅的发言，说“二月逆流”和“八月逆流”汇合。

其实苏静不知道庐山会议要打倒陈伯达，也没有谁事先通气，只是余秋里和李先念对苏静说，现在山上比较复杂，你 们不要乱走，一乱串门子就成问题，搞不好就……因为这时苏静已经从总参军务部到国家计委，算国务院 所属的中央委 员，所以才被管国务院工作的余秋里和李先念善意提醒。

在华北组会议上，有的代表发言不同。代表民航的一位中央委员没批陈伯达，以后单位还专门批他为什么不批陈伯 达？不过还好，没把他打倒。

苏静说，当时大家都想不通，下庐山后好长时间也搞不懂，但毛主席已经说华北组简报是“反革命”简报了，谁也不 敢再说什么。

周恩来说，整个华北组会议，毛主席虽然没有来，但洞察一切。（采访中将苏静笔记，1999年11月24日）

此时，陈毅再没有“文革”初的勇气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毅就不满，大会小会公开批评。陈毅说：又是一次整人的会哟！上一次整了罗长子，这次 又整彭真，下次还不知道轮到谁头上。1966年8月23日在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会上，中央文革逼刘少奇到清华大学向学生 交代问题，谁也不说话。陈毅站起来，表示不同意。刘少奇都表态同意去了，陈毅仍说他不赞成这样做。1966年7、8、9 三个月，陈毅在大会小会讲话30多次，主旨都是反对动乱。他说，鼓动大乱，这是一着危险的棋哟！（参见马继森《外交

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86-90页）

陈毅的话说得非常狠，以致被造反派揪斗，下不了台。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时，挽着陈毅的胳 膊照了相，并握着陈毅的手说，陈老总，我保你。（《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596页）

毛泽东为什么要保陈毅？毛泽东在南巡时说，1929年10月初召开的中共第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他被迫离开红四 军的主要领导岗位。陈毅在6月22日红四军“七大”当选为前委书记，他根据周恩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部 长、军事部长）多次的谈话，起草了“九月来信”（注：该信全文刊登在《中共中央档选集》第五册第473-490页），肯 定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主张，明确指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纠正了党内的错误 思想，最后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扭转了毛泽东遭排挤的局面。毛泽东对汪东兴说，陈毅敢于改正错误，敢把中央的意见 原原本本地传达，陈毅同志是个襟怀坦白的人，错误是有，但是个好同志。（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 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89-90页）难怪“文化大革命”中盛传批斗陈毅时，陈毅说打开《毛主席语 录》271页（注《毛主席语录》只有270页）：陈毅是个好同志。（采访江青秘书阎长贵笔记，2005年12月27日）

毛泽东对陈毅的态度是“一批二保”，（参见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121 页）但前提是要看陈毅的态度。在周恩来劝说下，1967年1月24日下午，陈毅不得不违心在人民大会堂群众大会上做检 查，检查稿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定稿。因为这是第一位副总理被“解放”，周恩来显得兴致勃勃。他拉上陈毅，到人民大会 堂的各厅与学生见面。（《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605页）

检查是检查了，但陈毅心里并不服气。

陈毅向中央文革小组开炮，说“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大的逼供信。

“二月逆流”前四天，1967年2月12日，陈毅在机场贵宾室等候外宾，说了一通气话，……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认 为我全错了。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大会，就是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我要有罪，还当外交部长？不要太猖狂了，太 猖狂了没有好下场！（参见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94页）

接着，陈毅向中央文革小组开炮，说“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大的逼供信。

2月19日 凌晨，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没让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参加。毛泽东大发雷霆，严厉批评李富春、陈 毅、谭震林、李先念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对陈毅批 得最厉害。毛泽东说，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你们 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 军，我也下台，你们 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 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 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毛泽东退场后，会议决定要陈毅等人请假检讨。（参 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129页）

2月25日至3月18日，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康生、江青（注：江青是否参加生活会，现在说法不 一。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1483页，提到江青参加了会议；而据时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考证：中央文献出版社的 《周恩来传》960页，没提江青；关锋告诉我，江青没参加，由他和王力向江青汇报。）等给陈毅扣了很多大帽子。终于 结束时，陈毅对两位秘书说，这几天开会就像红卫兵批斗干部一样，只是挨批，不容许解释和回答问题，最后定性了。40 年前的3月18日，我参加游行反对北洋军阀，差点被打死。没想到参加革命40年后的今天又挨批斗，3月18日真是个黑暗的 日子。（《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611页）

陈毅给毛泽东写信，想向毛泽东解释，但遭到毛泽东的拒绝。（参见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社2004年第一版，98页）

3月18日早晨，中南海附近出现打倒陈毅的大字报。

3月20日，江青在审查电影《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下令剪去陈毅的镜头。（参见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 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102页）

江青在“打”陈毅的同时，也在“拉”。阎长贵回忆：4月中旬，江青把她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为人民立新功》 的讲话稿，送给陈毅看，请他批评。江青对我说，陈毅还是要争取的。陈毅很快把讲话稿退回，批了一句，讲得很好。（ 采访阎长贵笔记，2005年12月24日）

五一节，所有被戴上“二月逆流”帽子的老同志都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来到被称作五一团结会的会场。（参见《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961页）

但是，陈毅的厄运并没有过去。5月12日，外交部要揪斗陈毅，周恩来紧急召集会议，说“揪”陈毅中央不同意，打 倒陈毅的口号不能强加给中央，也不能强加给我。陈毅还没有罢官，还在参加外事活动，不能采取“揪人”的办法，有错 误可以批判，但“揪人”不行。（参见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114页）

8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阿尔巴尼亚专家时说，我赞成打倒陈毅的口号。我对陈毅也没有办法，就是要红卫兵给 点压力，……将来保陈毅也要靠红卫兵。（参见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60页）

8 月， 批判陈毅的大会小会开了八次。人民大会堂还开了两次批判陈毅的大会，根据事前协议，不要陈毅当场回答问 题，但有的发言者仍然质问，陈毅说，我犯了严重的政 治错误，向毛主席，向林副主席，向中央文革，向周总理，向无产 阶级革命群众认罪！（参见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180-184页）

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九届二中全会，陈毅都一再成为“靶子”。

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如果不参加，我看是个缺点。陈毅同志，你 就以那个“右”的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分来参加“九大”。（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 年第一版，168页）

3月下旬，陈毅才接到中共上海市委给他的参加“九大”的通知。通知很不客气，说上海市党员一致推举你为“右派 代表”参加“九大”。（参见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265页）

“九大”主席台上，左侧是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陈毅坐在主席台右侧。他照例被编在华东组，这个组有康 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张春桥在“九大”前就搜集陈毅的材料，从1953年至1966年陈毅在上海、北京做的各种报告、讲 话以及接待外宾的谈话，编成《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印发“九大”的上海代表，还布置分头准备，从不同角度对陈毅进 行大批判。（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172-173页）

第一次小组会，陈毅说我是犯了错误的，承蒙上海党选举我为代表，我一定听取大家的意见，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 有人马上指责他分裂党，中国共产党没有上海党、北京党，你说是上海党选你为代表，是企图分裂中国共产党。第二天华 东小组会翻出40年前的老账，1929年陈毅在红四军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指责陈毅一贯反对毛 主席。陈毅说，这个问题中央早做过结论，我同主席之间的隔阂已经消除。代表就起哄吼叫，七嘴八舌围攻陈毅。（参见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174-181页）

大会虽然选举陈毅为中央委员，但排除在中央政治局外。虽然中央军委常委还有陈毅的名，但中央军委常委本身已经 有名无实，杨余傅事件后被军委办事组代替。“九大”以后，陈毅外交部长的职务没撤，却被“请病假”，由姬鹏飞代 理。1969年陈毅除参加五一登天安门观看焰火，八一出席建军招待会，十一登天安门参加国庆，再没有其它的国事活动， 既没有会议，能看到的文件也比过去减少。

陈毅说，冤案总会搞清楚，我是有信心的。不过有的冤案实在不该发生。当初，在怀仁堂碰头会讲话，没有人推举我 作为老干部的代表，是我自己跳出来为老干部讲话的，结果被打成“二月逆流”。这是我自己引火烧身，我不后悔。可是 这次庐山会议上，我讲了讲对主席的敬佩，认为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有天才这样一段话，就把我搞成“二陈合流”，真是 莫名其妙，冤枉也！（参见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267-268页）

1969年10月，根据中央统一安排，陈毅和其它一些领导人被疏散到外地。10月20日， 陈毅和夫人张茜坐火车到石家 庄，被安排在市内桥西招待所，只能看到一般的中央文件、外交通报和新华社编译的《参考数据》。河北省革委会的领导 人对陈毅十分 冷淡，没有来看望，也不向他介绍情况，还严格规定了他的行动。每周三个半天去铁路工厂劳动，外出必须 得到省革命委员会的批准。（参见《陈毅传》，当代中国 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615页）

就这样“软禁”了一年。

1970年7月，陈毅生病，腹部隐痛，伴有腹泻。10月经周恩来批准，到北京治病。（参见《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 社1991年第一版，616页）

1971年五一节，陈毅上天安门城楼参加焰火晚会，见到了毛泽东，这是近两年中陈毅第一次露面。6月12日下午，陈 毅夫妇到东交民巷看望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这是他最后一次的外事活动。

1972年1月，陈毅逝世。毛泽东抱病出席陈毅的追悼会，表达了他的歉意。（参见《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年第一版，619-627页）

有人在河边却没有湿“鞋”

九届二中全会分组讨论时，有极少数人没有发言。他们还摸不着头脑，林彪为什么要坚持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坚 持，就是说有不同意见，看来还是谨慎为妙。刘建勋（河南省负责人）没发言，他有经验。1962年北戴河会议一边倒，大 家都同意包产到户，后来毛泽东一讲话，搞了几十年革命，弄了个单干，反过来了。1959年庐山会议也差不多是这样。（ 参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34-236页）

李德生回忆：1970年 春夏，几次讨论《宪法》草案，意见总是对立，我觉得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处在这一场斗争中， 我只是按照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办事，即使有什么差错，也是错在明 处。在庐山上，我除了参加正式会议，不随便到处走 动；除了发给的文件，不随便打听消息；除了按原则办事，不随便说话批东西。这样做也符合我的性格，我从来 不搞那些 拉拉扯扯的事情。总政恢复办公的半年时间内，没有批判“阎王殿”，没有大肆宣传林彪518讲 话，讨论《宪法》草案时 没有突出反映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这在我们来说，是谨慎地按组织原则、政治原则办事，惟恐犯错误，并没有意识到触犯 了林彪。后来才想 通，这就是我在军委办事组受到冷落的原因。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过程，军委办事组开始 酝酿名单时没有我，是毛主席加上的，他们发天才语录又不给 我。军委办事组后来犯错误，毛主席指出李德生除外。（参 见《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394-395页）

上庐山前，吴忠就有几点疑问。1968年4月，吴忠被任命为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1970年7月， 吴忠被任命为北京 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和杨俊生到职不久，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向毛泽东建议，吴忠、杨俊生（北京卫戍区政委）兼北京 军区副司令员和副政委， 毛泽东马上摇头表示不同意。后来周恩来专门委托吴德向吴忠传达，主席认为吴、杨不必兼任北 京军区的职务。为什么不愿意把卫戍区置于北京军区之下，不愿意与 北京军区发生工作上的联系呢？吴忠注意到，卫戍区 千里野营拉练的经验总结报告林彪先批，而毛泽东却另在一份同样的报告上批了大段指示。为什么不在同一份报 告上批？ 以前都是同一份的，肯定有含义，但吴忠一时又想不清楚。要是过去，听到有人反对毛主席，吴忠肯定会拍案而起，可这 一次，所以吴忠在华北组会上没有 发言。聂元梓拉人联名给毛主席写信，叫吴忠站出来说话，签名。 吴忠不干，说这种 话不能随便讲，讲出来要负责任，我不清楚谁反毛主席，所以现在我不能发言，请不要再和我讲这个问题。（参见曲爱国 着《百战将星吴忠少将》，2005年5月第一版，366-367页）

吴德呢，是另一种情况。1970年 以前他一直被当作叛徒嫌疑被暗中审查，不仅中央的重要决定不告诉他，就是北京市 的一些会议也不让他参加。这次让他领队带北京市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上 庐山，他很激动，却没想到庐山会风云突 变。因为整一份很急的材料，吴德没有参加第一次华北组会议，会后吴忠说，陈伯达和汪东兴都讲有人反对毛主席。这种 事 在那个时候相当敏感，吴德忙问谁反对毛主席？吴忠说他们没点名，不知道是谁。晚上吴德和李雪峰在会场碰到汪东 兴，吴德问，谁反对毛主席，是什么人？汪东兴 说：“有人，枪杆子，笔杆子。”吴德还是不明白，又问李雪峰，李雪峰 也摇头说不知道。以后事情明朗化，吴德才听说反对毛主席的是张春桥。（参见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见安建设 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 127页）

庐山上的空气越来越紧张。

张佐良（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回忆：“傍晚散步我偶然听见王洪文大喊大叫，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我还在奇怪， 现在也不是“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时候了，怎么还喊这样的口号？难道有谁反对毛主席吗？”（采访张佐良笔记，1999年 8月16日）

看来，大部分中央委员都是雾团重重。

大 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是第一次上庐山，很新鲜，也很不适应。他参加华北组的讨论，不仅讨论的问题生疏，而且委 员们南腔北调，他听起来非常吃力。但是林彪在开 幕式上的讲话他听懂了，他认为讲得很好，颂扬毛主席是天才，毛主 席的领导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林彪就是讲得再重，陈永贵也不会觉得有什么 不好，他对毛泽东崇拜 得五体投地。陈永贵在与新党员谈话时都要说：“从现在起，你的一切都由党来安排了，你要做不到这个准备，就不要入 党。”他还要补充一句：“毛主席就是现在让我们去死，我也要去死！”听到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陈永贵非常震

惊。不仅他和李顺达这样的大老粗，几乎在座者都跟着一起骂。没想到骂半天，反对毛泽东为天才的“坏蛋”竟是毛泽东 本人。陈永贵简直晕头转向了，陈伯达错了？林彪不是也说毛泽东是天才吗？毛泽东怎么又说林彪和他的意见一致？过了 几天，陈永贵在大会上又亲耳听毛泽东说他不当国家主席，原来是毛泽东本人反对当国家主席。（《老年文摘》2000年2 月24日第八版，摘自《重庆晚报》）

陈励耘回忆：“直到近一年后，毛主席南巡谈话中说了一句‘林副主席要保’，我才清楚了─些。林副主席犯了错 误？没犯错误何必要保？但是，还不敢想两个主席之间有矛盾，也没有想到林彪在九届二中会全上讲话有错误。不知道陈 云、方毅他们是否知道，他们纹丝不动。”陈励耘在华东组检讨，周恩来、江青都来了。陈励耘还没有讲完，张春桥就指 着他的鼻子：“你整我，我根本不在乎！”江青说：“你不听主席的话，就听陈伯达的！”程世清看不过去，说：“这个 会议是党的会议，党员有意见，应该在党的会议讲，不让他在党的会议上把话讲完，以后谁还敢在党的会议上讲话，应该 让人把话讲完。”周恩来对江青说：“应该让陈励耘同志把话讲完。”陈励耘说：“总理，我没有什么话讲了。”讨论《 我的一点意见》时，陈励耘根本没想到是针对林彪的，许世友也不知道。（采访陈励耘笔记，1998年12月20日）

庐山会议结束，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没有认为发生了“政变”，以后才不断升级。邱会作回忆：“林 总在庐山反对中央 文革是未遂政变吗？这完全是鬼话。那么林总为什么失败了？毛主席支持江青，支持中央文革是林总失败的根本原因。林 总的命运就抓在毛主席手 里。毛主席支持张春桥，是为了江青吗？这也不全对。其实，毛主席支持张春桥，这是关系到整 个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问题，也关系到文化革命中搞造反的一批干部。 上海是文化大革命搞得比较好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张 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又是从文化大革命产生出来的代表人物，这就是说，如果张春桥被打倒了，就不是 他一个人 的问题，而是文化大革命产生出来的一批人的问题。林总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领导者和既得利益者，除了在毛主席决定 后，他对打倒贺龙在九大说过几句 话之外，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欠下什么需要还的账（《邱会作回忆 录》，新世纪出版 社2011年版，715页）。”

毛泽东称陈叶吴李邱是“宣讲员”

张云生回忆：8月23日， 叶群从庐山来电话，说首长在会上即席讲了话，根本没用你们写的稿子。讲话的中心意思， 就是坚持毛主席是天才。他讲天才是有针对性的，讲话后反映很强烈。他 讲了，我也准备讲，在明天的小组会上，我也准 备开上一炮。我不想讲别的，就是讲讲毛主席的领袖地位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好的领袖行吗？那肯定 不 行！苏联没有一个好领袖，结果变修了。印度的客观条件很好，但印度共产党没有一个好领袖，至今革命也没成功。中国 革命如果没有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领袖，也 不会有今天！所以毛主席是我们的好领袖，毛主席是现代最伟大的天才！谁反对 这一条，谁就要倒霉。

叶群为什么要讲这些，原来她想叫姜思毅帮助她写个讲话稿。叶群说，今晚叫老姜连夜突击，文字不要长，但要有分 量。明早托中办送信的飞机带上庐山……我说的这些，你记录了吗？叶群与林彪不同，林彪交代什么，秘书当面记录，他 从不阻拦。而叶群严格规定，她不管说什么，都不准秘书留下“文字根据”。而这次，她“连珠炮”的话，我想记也跟不 上。叶群说，既然没记，我讲的再多也没用，姜思毅在吗？我直接和他讲讲。……（张云生等《“文革”期间，我给林彪 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612-615页）

8月24日 晚，中南组的火药味很浓。李作鹏发言后，叶群发言，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 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 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李作鹏 说，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 提林副主席。所以 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人想往下吹。 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 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都反对，这不符合历史。（参见汪东兴《毛泽 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2-44页）

中南组组长和三位副组长也都先后发言，虽然很短，但都表示响应和支持李作鹏和叶群的发言。

吴法宪在西南组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说“三个副词”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就是推翻了林副主席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关于天才 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达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 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邱会作在西北组说，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胜利的二中全会上还讲这个呢？一定是有人反对这种提 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

席。（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2-44页）

康生称赞邱会作讲得好，发言水平高。

周恩来饭后碰见邱会作，说你下午放了一炮，很有力量。（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华东组刚开始还风平浪静

华东组召集人是许世友，副组长是杨得志（济南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组员有王洪文、张春 桥、杜平、王震、陈云、袁升平、王效禹、吴大胜、方毅、程世清、周赤萍、陈励耘、韦祖珍、彭冲、王秀珍、南萍、马 天水等。

陈云心脏不好，怕山上空气稀薄，就没有上山。王洪文不干，说陈云不来不行，为等陈云上山，华东组8月24日下午 的会就没开起来。（参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39页）

8月25日下午，华东组第一次开会。

会前上海的中央委员认为，要坚决拥护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听毛主席的，不设国家主席。至于陈伯达、汪东兴在华 北组的发言，我们不了解情况，暂不表态。大家都同意由王洪文代表上海小组讲，只有王维国提出，各人发各人的言。王 洪文弄不清王维国在搞什么鬼，只好取消了集体发言。

加上两遍录音，中央委员连听了三遍林彪讲话，不知道林彪指什么人，下一步怎么办？陈励耘和王维国保持沉默，“ 上海”不知道林彪指的是谁，决定先看看形势再说，所以第一次讨论时王洪文没有发言。“安徽省”也觉得把握不定，让 一位来自农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泛泛说了几句。与会者一致拥护“天才”，还说了很多吹捧的话。大多数人表示，还是希 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06页）

总之，华东组这时还风平浪静。

类似情况的还有陈锡联召集的东北组，周恩来在座。曾绍山、尉凤英、李素文、王进喜、王淮湘、潘复生、江拥辉、 汪家道、张江霖等出席会议。周恩来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肯定林彪的讲话对《宪法》、对计划、对战备有重要意义。同 意“天才”的观点。周恩来说，尽管毛主席叫我们不要总强调“三个里程碑”，但客观上就是这样。不过周恩来在发言中 没有提设不设国家主席，更没有暗示揪人。

西南组的召集人是谭甫仁和吴法宪，聂荣臻、李先念在座。中将黄志勇说，我们好像挺平静，发言也是一般性的。从 我们的心里说，我们都希望主席当国家主席，但最后怎么样，由主席定。（采访中将黄志勇笔记，2000年2月12日）

许世友说，我给“鳄鱼眼”一枪

8月24日 晚，华东组讨论到一半，江青来了，许世友热情邀请江青坐在前排沙发上。程世清当着江青的面，提出《宪 法》还是应该设国家主席。一些人附和，许世友也说，我 看还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吧。江青心里有数，马上说，我觉得 不设国家主席，可以减少国家机构的层次。关于这个问题，主席已经作过多次指示，你们也都听过传 达。大家还是尊重 主席的意见吧！陈励耘说，不设国家主席，群众在感情上通不过。江青说，群众要我们去做工作嘛！程世清对江青有看 法，说话不太客气，说毛主 席也应该听听群众的意见嘛！江青说：“我们要看得远一些，主席不但高瞻远瞩，而且深谋远 虑……”江青扶了扶眼镜，四周看了一圈，“要知道，设了一个国家主席的位置，就会有人伸手的。主席都考虑到了。至 于主席自己，他是坚决不当国家主席的，他说过，不要黄袍加身……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兵变时，部下给他披上黄袍，拥 他当皇帝，毛主席不愿意别人拥护他当国家主席。”

听了江青如此明确的话，大多数人都不吭声了。这时江青转过脸对许世友说：“许师傅，你来帮帮我的忙……”许世 友说：“别的事我可以帮你的忙，这件事情我思想还是不通。好了好了，今天就讨论到这里。江青同志，欢迎你什么时 候到南京去……好吧，我们到南京再较量……”（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07 页）江青笑着与许世友握手告别。显然江青把许世友的态度汇报给了毛泽东。许世友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泽东在院 子里与他握手，说：“你看我的手凉不凉？”许世友说：“凉。”毛泽东说：“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主席 呀？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许世友果断地说：“我听毛主席的！”（李 文卿着《近看许世友1967-198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200页）

关于手凉不凉的话，毛泽东也对李雪峰说过。（采访李雪峰子女笔记，2005年1月22日）

8月25日下午，第六号简报基本上人手一份了。华东组在庐山图书馆旁边的一幢小楼里开会。张春桥来了，不知道是 不是故意，他没有穿“文革”以来一直穿的军装，而是穿了一件浅灰色的中山装。在场的大多数人不知道林彪讲话批的就 是他，对他还比较客气。

许世友发言：“林副主席是我们的光辉榜样，这一次又给我们树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范例。我们就是要像 林副主席那样和一切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斗，和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斗。那些家伙天天喊造反，你们造谁的反？党 和国家都被你们搞乱了！”

接着几个泛泛而谈的发言，陈励耘来了个重磅“炸弹”，他挑明林副主席讲话有所指。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林副 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陈励耘大声地说：“那些反对林副主席的是些什么狗东 西！有些人还反对老干部，整我们军队干部……，这些人应该站出来，有胆量的就站出来，把问题说说清楚！”

虽然陈励耘没有点名，但许世友听“懂”了。他非常恨张春桥，曾说“造反派没有一个好东西”！许世友坐在陈励耘 前面，回过头说：“老陈，你讲得对！我同意你的意见，你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军队干部的意见，叫‘他’到江苏农村劳 改！”

这时有人说：“不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决不收兵！”陈励耘坐在张春桥的左侧，他马上打断，侧过脸冲着张春 桥大声地说：“自己站出来嘛！”（采访陈励耘笔记，1998年12月21日）张春桥的脸色非常难看，强作镇定，把复杂的目 光“扔”到地毯上，猛吸香烟，一句话也没有。（李文卿着《近看许世友1967-198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 版，199页）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认为：“林彪的讲话说明文化大革命要结束了，要收拾张春桥这帮人了。”（张正隆着《战 将》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331页）

王维国发言了。先说“林彪的讲话很重要，为全会指明了方向，”然后话题一转。“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亲自 指挥的人民军队，坚决打倒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把他们揪出来示众！”（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 公司2003年第一版，213-214页）这时，穿“海军服”的浙江省候补中央委员站起来，带着呼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 倒谁！打倒野心家！打倒阴谋家！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结果华东组“烧”起来了，几乎人人抢着发言，抢不到话筒的就喊口号：“揪出来示众！批倒批臭！千刀万剐！反对 毛主席的‘野心家’、‘阴谋家’是埋在中央的定时炸弹，一定要挖出来！”张春桥像霜打的茄子，脸白的像一张纸，坐 在那里低头抽烟，始终没有说话。（李文卿着《近看许世友1967-198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199页）

庐山上揪出张春桥的呼声越喊越高。

陈伯达回忆：江青、张春桥见了华北组简报，开始似乎有点恐慌。因为他们惯于揪人，现在却有人也想把他们揪出 来。在揪人正盛时，我故意对康生说，我过去不知道，有“揪”字和“砸”字，《康熙词典》上没有这两个字。康生于是 把《康熙词典》中的这两个字“翻”出来，证明我的“无知”。（《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书有 限公司第一版，143页）现在“揪”字却落到江、康等人头上了，真是中国人的所谓“一报还一报”，我估计谁提议“揪 出来”，他们是会知道的，郭玉峰参加了华北组，他经常往康生、曹轶欧那里走，康、曹同江、张又经常在一起，或许他 们就是从郭玉峰口里知道的吧？（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着，375页）

王洪文发言：“林副主席讲话非常重要，给我们敲了警钟。不承认天才，就是不承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但喊到“ 揪人”了，王洪文似乎吓了一大跳，“哑巴”了。

也有人发言干脆就念第六号简报，可是所有的人都不点名。郭沫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编入华东组，他戴着助听 器，很困难地听着。听到一半，郭沫若也要求发言，说：“我是‘懵懂’派，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今天看了华北 组的简报，又听了刚才几位的发言，才知道全会上出了大事……”

陈励耘站起来去卫生间，一脑袋问号的马天水跟上去。陈励耘说：“谁是野心家阴谋家，就‘揪’谁！”马天水心里 说，这小子看来知道底细，不肯对我们说。（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13-214

页）

会间休息，杨得志问：“老陈你讲的‘有人’，到底是谁？”陈励耘说：“什么人反对毛主席就指谁！”晚饭后，陈 励耘到韦祖珍的房间串门，韩先楚也来了，问“老陈，你到底在说谁？”陈励耘还是打哑谜：“你看我说谁？我不是说了 嘛，谁反对毛主席我就说谁！”韩先楚走后，韦祖珍说：“老陈，你说得对，张春桥算老几，他有什么资格，是他反对毛 主席！”（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39-240页）

后来许世友告诉韩先楚：“‘鳄鱼眼’嘛！”谁是“鳄鱼眼”？许世友用手做成眼镜，“上海那个带眼镜的！”许世 友在江苏小组给毛泽东、林彪的信中写道：“几个犯错误的人不能留在中央工作，而应该下基层锻炼。”（参见李文卿 着《近看许世友1967-198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201-202页）8月25日，许世友拿着信对韩先楚说：“那 个‘鳄鱼眼’的寿数到了，我再给他补一枪！”韩先楚马上说：“我也要给他补一枪！”

杨得志也写了同样的信。

这三封信和南萍、熊应堂等人的信都到了大会会务组，又到了周恩来手里。周恩来把许世友等人的三封信转给叶群， 并附条子：“到此为止，存你处。”事后叶群对吴法宪、邱会作说：“我捡到三个‘险球’，你们要守口如瓶，我一定要 保住三个司令。九一三事件后从北戴河清理出这三封信，毛泽东大怒，叫汪东兴查。（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 16日）

三个上将连连检讨，韩先楚和杨得志先解脱了，许世友检讨没有串连，但信中“犯错误的人”是指谁，这让许世友满 头大汗。本来许世友指的是张春桥，但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怎么敢说“大红人”？经过秘书提醒，许世友说“犯错误的人 是指陈伯达”，这才算过了关。（参见李文卿着《近看许世友1967-198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240-241 页）

第三章 风云突变

江张姚一起向毛泽东告状

8月25日早饭时间，王洪文就拿到了第六号简报。他六神无主，下午华东组开会，怎么表态？找张春桥吧，而早晨正 是张春桥的“深夜”，但不找又火烧眉毛了。想来想去，还是不能自己作主，于是把张春桥叫醒。

张春桥很快和姚文元去找江青。

江青带着他们直奔毛泽东的住处，讲了很长时间。（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 版，218页）

陈伯达回忆：“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中，我去见过恩来同志。记得他说，江青、张春桥是先到我这里要谈话的，还没有 见面，他们却又走了，直接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着，375页）

关于江青和张姚见毛泽东有两个版本。江青说：“春桥有急事找我，他带来那份华北组简报。我这里也收到了，可我 还没看。我们觉得情况严重，本来想先找总理。不知道那辆车怎么搞的，开到主席那儿去了……主席正脱袜子，准备睡 觉，他还不知道华北组出了这样一期简报。我赶紧报告，现在各组都有刘少奇的阴魂，‘他们’要揪跟你造反的人，你 一定要保呀！‘他们’是冲着‘文化大革命’来的呀！”（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 版，218-219）

另一个版本是汪东兴的“演义”。快中午时，吴法宪接到叶群的电话。“吴司令，有一个情况告诉你，‘11楼’（江 青）带着张姚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我忙问讲了什么。叶群说“现在还不知道。”吴法宪很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这个 时候找主席，还能有别的事？肯定是为了那个第六号简报。吴法宪说：“毛主席只见了张姚，没让江青进去。”我问“这 消息可靠吗？”吴法宪说：“完全可靠，汪东兴说的。”我不放心，又打电话给汪东兴：“听说‘11楼’带张姚到主席那 里去了？”“是啊，他们谈了什么？”“还正在谈。你不要紧张，没什么问题。”汪东兴还幸灾乐祸地给军委办事组打电 话，说“张春桥、姚文元跪到毛主席脚下，一人抱着一条大腿放声大哭，这两个人的眼泪鼻涕把主席的裤子都弄脏了。” （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邱会作回忆：有一次汪东兴从东北出差回来，还没有休息，就把黄吴李邱叫来聊天。林立果也去了，汪东兴和林立果

说的最多。汪东兴说，江青做了妇科手术后就很少和主席在一起，后来就根本不在一起了。江青经常“气”主席，主席很 痛苦，几次外出都是掉着眼泪离开北京的。黄吴李邱问：“主席和江青究竟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汪东兴说：“完全是 两回事。”（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叶群完全相信了汪东兴所说的“一组”（毛泽东）没见“11楼”。15点左右，叶群在电话里告诉吴法宪，要他们照着 华北组第六号简报的调子，集体通过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参见邵一海《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 3月第一版，70-73页）

李德生回忆：8月25日10点左右，秘书神色有些紧张地给我送来第六号简报。因为他看到里面的措词激烈，不同寻 常，说对反对毛主席为天才的人，表示“最大、最强烈的愤慨”，“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批倒批臭，应该千刀万 剐”！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急忙送来了。下午华东组没有讨论，晚上我和李先念、余秋里等国务院业务组的同 志，在余秋里住处修改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所以 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几个大组煽风点火的情况。我马上把简报从头到 尾仔细地看了两遍。我从来极少抽烟，这时不知不觉地拿出香烟，狠狠地抽了起来。会上出现的问 题，引起我很多的思 考，深深感到情况严重，斗争复杂，这是我到中央工作以来，第一次遇到这样严峻的局面。而且许多问题使人迷惑不解， 比如，林彪为什么要一 直坚持设国家主席？（舒云点评：为什么不提周恩来和康生，是他们提议设国家主席，而且一直坚 持，林彪只是附合。）陈伯达为什么如此有恃无恐地带头发难？陈 伯达同张春桥过去经常战斗在一起，现在为什么又剑拔 弩张，势不两 立？ 这场矛盾和斗争的根源何在？究竟是什么性质？当时我想，面对这样复杂的斗争现实，最要紧的是要 保持头脑清醒，要光明磊落，要按党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办 事，不能随便表态，不要跟着起哄，不要介入非组织活动。 不管碰上谁来打与拉，都不动摇。（参见《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399-400页）

休会那几天，王洪文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四处探听消息，他去找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组组长李雪峰，碰了钉子。马天 水去找河北省负责人刘子厚，还找了南萍、陈励耘等人，也没捞到什么“稻草”。江青对王洪文说：“听说你们华东组开 会，有些人很凶呀。”江青的声音降了八度，“老夫子后面有‘几条枪’（注：指黄吴李邱），他们要老夫子搞一份领袖 称天才的‘语录’。8月24日那天，他们都充当了‘宣讲员’。所以，问题不仅仅是华北组，因此主席决定休会。”（参 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17页）

王洪文不懂，汪东兴为什么要那样发言？江青说：“汪东兴也收到了‘语录’，不过他事先不知道‘那些人’的活 动。听了陈伯达的发言，不知怎么搞的，他的头脑发热起来。老汪已经向主席检讨，那份‘语录’也交了，毛主席保护 他。主席已经批评那‘几条枪’了，任何情况主席总有办法处理。”

江青大笑起来：“那‘几条枪’这么一闹，我的头痛反倒好多了……”看来江青的话都是鹦鹉学舌。

四面楚歌的江青一伙，由于毛泽东“拉”了一把，居然“翻了身”。王洪文高兴极了，一口气将半瓶茅台灌进肚子 里。（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19页）

没想到一夜之间，风向根本变了

8月25日15点前，工作人员匆匆把各大组召集人叫走了。

许世友临走时对华东组宣布：“大家等一等，休息一下，等我回来。”许世友一走，张春桥也走了。到底是怎么回 事？谁也捉摸不透。（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15页）

会前毛泽东逐一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谈话。

15点，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大组召集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严厉批评陈伯达等人在华北组的发言违背了“九 大”方针，提出要按“九大”的精神团结起来，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毛主席在会上宣布：“刚才政治局常委商 量，认为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当国家主席就是要我早点 死。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毛泽东在同康生谈话时，生气地 说“他不当中央主席了，这个会让林彪去开，他下山不参加会了。”（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 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76页）

会议决定分组会立即休会，毛泽东宣布了三条，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立即收回会议第六号简报，没有发的不要发 了，责令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检讨。（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 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7-28页）

当晚，周恩来主持各大组召集人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

许世友回来，一进华东组的会场就大喊：“不开了，不开了，散会！”大家都愣住了，许世友一把扯开军装的扣子， 敞着怀，在会场门口不停地走来走去。过了几分钟，看大家谁也没动，又挥挥手：“不开会了。刚才我到毛主席那里去 了，这是毛主席的决定，休会！大家回去吧。”（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15 页）

李雪峰从政治局开会回来，对吴德说“会议立刻停止”。吴德觉得意外，问“为什么停止”？李雪峰只是简单地说这 是中央的决定，然后对大家宣布会议结束。散会的路上，吴德又问李雪峰：“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议要停止？”李雪 峰解释：“毛主席主持各组召集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评了天才问题、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并提出中央全会分 组会议立刻停止。”（参见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见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 一版，131页）

曾思玉回来，首先很紧张地问：“我们的简报出了没有？”因为李作鹏说：“停一停，咱们中南组的简报先压一 压。”所以中南组的简报没有出。曾思玉听说没出，才如释重负，说“谢天谢地”。其实中南组攻击张春桥也很厉害，但 为什么没有像华北组那样被批判呢？一是简报没出，没造成影响，枪打出头鸟嘛。二是叶群是中南组的主要发言人，在庐 山上毛泽东还没有“惊动”林彪。如果中南组批叶群，势必牵涉林彪。如此这般，中南组就平安无事了。（杨福云《九届 二中全会中南组》，载《中国人大》）

邱会作来到西北组会场，看康生和召集人都不在，得知毛泽东把他们召去开会，便没敢把第六号简报从皮包里取出 来。（采访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吴法宪到西南组，看召集人不在，却没有引起重视。因为他自以为取到了汪东兴传的“真经”，胆子越发大起来。他 拿出华北组第六号简报宣读，并按叶群的布置，举手通过了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不久，西南组召集人回来，传达了毛泽东 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内容，决定立即收回第六号简报。形势急转直下，吴法宪顿时傻了。1980年，已经押进秦城四 年的他在供词中说：“我听了以后，情绪一落千丈，心情十分紧张，心凉了半截，后悔莫及，知道犯错误了。”

林彪开会回来，立即把叶群叫进房间。不一会儿，叶群脸色苍白跑出来，对工作人员说：“首长从主席处开会回来 了。主席说，张姚烧一烧可以，但不要烧焦，现在要降温了，压缩一下空气。”（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 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300页）“我的书面发言不要整理了，快把草稿给我！”叶群还叫人把她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撕下 来。晚饭时，吴法宪打电话给邱会作：“你发言的简报发了没有？情况有变，不要发了。”山下的黄永胜也要吴法宪赶 快叫工作人员把他的书面发言烧掉。（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 版，47页）

叶群和李作鹏要收回他们在中南组的发言，两位原始记录人将记录本编上页码，注明几页到几页谁的发言，被谁撕 走。同时向康生报告，康生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8月26日以后，毛泽东要看中南组的会议记录。因为李作鹏 和叶群的会议记录被撕走，组织人力整理了两天，整理好后送周恩来转毛泽东。（杨福云《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载《 中国人大》）

毛泽东南巡时，说“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又慌了 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 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 版，137页）

由“三个副词”引发的斗争

庐山上的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实际上在山下就开始了。

“文革”夺权开始后，军队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黄永胜自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从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位置调 来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江青就开始处处找茬。

黄永胜对出任总参谋长一职是非常意外的。1968年3月22日晚上，黄永胜正在开会，接到周恩来电话，让他连夜到北 京来开会，并说接他的专机已经出发了。

1980年审判“两案”后，蹲了十年监狱的黄永胜病愤交加，被保外就医安置青岛。他儿子问他：“爸爸，你要是不 到北京当总长，后来‘九一三’你的事情就不会那么大，现在的处境也就不会这样了吧？”黄永胜说：“那个总长是我 愿意当的？是周总理把我骗到北京去当的这个总长。他打电话来要我连夜上北京，说是讨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人选问 题。……结果在人民大会堂，他什么都不说，就把杨成武带出来，说‘你的错误很严重，不能工作了，把你那一摊交给黄 永胜。’当时我总不能当着杨成武的面说我不干。等把杨成武带走后，我就说我干不了，要他们选别人。周恩来要我找林 彪。”

黄永胜马上去找林彪，说他干不了总长。林彪说：“本来我是想让你代总长，干一段，如果不合适你再回去。但是现 在不行了，御笔批了。”

林彪拿出毛泽东的批示，果然毛泽东把林彪签写的“代”划掉了。黄永胜说：“看了后我就没话说了。军人总要服从 命令。我总是跟江青对着干，也是不想当这个总长，所以人家怕她我不怕。”（参见《军人永胜》（下）新世纪出版社 2010年版648页）

“九大”前夕，钓鱼台和毛家湾形成两个对立的营垒，一方的核心人物是江青，一方的核心人物是叶群。“九大”选 举，陈伯达没投江青的票，叶群也布置一些人不投江青的票，结果江青少了六票，嚷嚷着要追查。（参见《陈伯达最后口 述回忆》，陈晓农编著，360页）而华东组也有人不投叶群的票，叶群大为不满。一些代表对江青等人未获全票、以及有 人在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名字上打叉表示“极为愤慨”，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 没有印发这些小组的简报。5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说，少几票有什么关系嘛，斤斤计较一两票！头上有几 个叉那又算什么？（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294页）

“九大”后，军委办事组和中央文革的矛盾越来越深。邱会作请示林彪，吴法宪也几次见林彪，说“中央文革的一些 做法难办”。林彪当然支持黄吴李邱，但他的原则是“毛主席画圈我画圈”，他决不和毛泽东作对，所以说了一句“软 顶”。但是，江青和张春桥一伙得寸进尺，欺人太甚。（参见《吴法宪回忆录》未出版稿）

1970年7月2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两报一刊八一社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送审稿，陈伯达与张春桥 吵了起来。送审稿有一个新提法，“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1968年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张、姚在十一社论中已经用了这种新的提法，坚持不改。陈伯达主张改回过去一贯的提法， 把“毛主席和”删掉，这是“文革”以 来的标准提法，新提法将会引起外界不必要的议论。康生认为新提法不易译成外 文，周恩来认为陈伯达的意见更值得考虑，但这个事要请示主席。第二天，周恩来将 八一社论送毛泽东审定，同时附信报 告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的情况，表示我个人认为以改回为好，究竟应如何，请主席决定。（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1页）

7月29日，周恩来利用在上海陪见外宾时当面请示。毛泽东说：“这类应景文章，既然已经政治局讨论修改过，我就 不看了。可以改回去，这无关紧要。”他让汪东兴代为划掉“毛主席和”。汪东兴回忆：毛主席叫我代其把文件圈回去， 我不敢圈。等到周恩来和黄永胜来后，问起此事，我当着周、黄的面问。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 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然后汪东兴按毛泽东的意思画了圈，圈去了“毛主席和”四个字。 当晚，周恩来返回北京，7月30日将毛泽东的意见批给康、江、黄、张等。（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 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22页）

一年后南巡，毛泽东说：“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57页）

1970年8月13日下午，毛泽东决定由康生负责召开修改《宪法》的会议，张春桥、吴法宪等人参加。笔杆子握在康生 和张春桥的手里，陈伯达这个“理论家”只参加了一次，就被支到河北调查研究去了。（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陈晓农编著，330-342页）

陈伯达回忆：《宪法》起草由康生主持，起草班子中的主要角色是张春桥。毛主席回北京时，曾在会议上提出要我参 加《宪法》起草。因此，我参加了8月在怀仁堂开的讨论《宪法》起草的会。这是我参加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开始 讨论《序言》，原稿几乎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而仅谈“文化大革命”。 会 议对此做了一些改动。原稿几乎没有提毛泽东思想，这次会议也添上了。在讨论期间，我到卫生间，听到吴法宪的声音很 大，可以说是声震屋瓦吧。我回到会议上 时，已归于平静。会议散后，我问吴法宪出了什么事，吴法宪说张春桥否认毛 主席是天才，他就和张春桥吵起来了。我当时是同情吴法宪的。（参见《陈伯达最后口 述回忆》，陈晓农编著，372-373

页）

在康生主持下，张春桥执笔，在《宪法》序言部分没有用“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讨论《宪 法》草案中的文字修改时，吴法宪和张春桥因“三个副词”顶起来。吴法宪提出：“一定要把‘三个副词’加上去。张春 桥不同意，说：“‘九大’圈掉‘三个副词’是毛主席的意见。”张春桥还要删掉《宪法》国家机构一章中的“毛泽东思 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以及在《宪法》上中表述“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句子，因为《宪法》序言 中已有类似内容。张春桥还说：“毛主席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个讽 刺’。”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吴法宪，这不是指桑骂槐，影射林彪吗？吴法宪气得拍了桌子：“你把这话再说一遍！说清楚！” 吴法宪说张春桥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否认毛主席是天才，太过分了。（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 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5页）

这是最后一次讨论宪法的会议，地点在怀仁堂，出席者只有四个人，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陈伯达“临阵 逃脱”，只有吴法宪与张春桥“孤军作战”。

康生一看这种剑拔弩张的局面，马上和稀泥，说“既然这样，都写上，都写上。”（参见《吴法宪回忆录》，未出 版）

吴法宪回忆：康生站在张春桥一边。会后，我到陈伯达处详细谈了争吵的情况。陈伯达认为我对，张春桥可笑，并通 过黄永胜报告给林彪。林彪本来要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被叶群劝住。叶群说：“胖子的意见很对，今天抓住了张春桥，抓 得好。”叶群分别向陈伯达、黄永胜、李作鹏等打招呼，要他们在政治上支持我。周恩来私下也对我说：“支持把毛泽东 思想为指针写入《宪法》。”（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86页）

吴法宪大儿子吴新潮回忆：我父亲第一个报告周总理，周恩来说：“从来没有听说赫鲁晓夫说过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 马列主义。”周恩来明确表示支持我父亲。有了周恩来的支持，我父亲第二个打电话给林彪。林彪在北戴河，我也正巧在 北戴河，叶群叫我来看电影。就在我们看电影中，叶群去接我父亲的电话。叶群放下电话，就去向林彪汇报，接着又给我 爸爸回电话。忙完了叶群对我说：“你父亲放炮了，放了一炮。首长（林彪）说你爸爸放炮放得好，要抓住张春桥的狐狸 尾巴不放。”

很明显，张春桥是冲着林彪去的，吴法宪被张春桥激怒了，报告叶群，叶群报告林彪，林彪也被激怒了。这才有了林 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采访吴法宪大儿子吴新潮笔记，2006年1月3日）

“三个副词”最早见于1966年5月18日林彪的讲话，又见于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是林彪的“发明” 。1966年12月16日，由林彪署名实际上是张春桥捉刀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照抄了这“三个副词”（参见卢弘 着《军报内部消息》自印本，22页。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毛泽东两次圈去《党章》和政治报告中 的“三个副词”。有人说这是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不写不好吧？毛泽东说，党的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 文件。因此，“三个副词”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中都悄悄消失了。所以毛泽东1971年 南巡时说：“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的《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来看看？”（参见汪东 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54页）

张春桥知道“三个副词”写上也会被圈掉，到庐山会议上才挑明：“不是我们不写，是毛主席不让写。”吴法宪没有 参加“九大”文件的起草，似乎也没有注意到删去的“三个副词”，更不知道不是张春桥，而是毛泽东删掉的“三个副 词”，只以为抓住了张春桥的“辫子”。却没想到掉进了“陷阱”。

不仅仅吴法宪“疏忽”了，周恩来也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划掉了“三个副词”。庐山上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 后，林彪才看到毛泽东的批的九大《党章》。

其实，真正激怒吴法宪的不仅仅是“三个副词”。攻击“三个副词”就已经含沙射影把矛头指向林彪了，但张春桥还 怕对方不生气，又进一步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思想的指导方针，提毛泽东思想，不一定就是拥护毛主席，赫鲁晓 夫也是天才地创造性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吴法宪顿时火冒三丈：“你再说一遍！你说清楚！谁是赫鲁晓夫？！”

张春桥为什么临阵退缩

到九届二中全会前，毛家湾和钓鱼台的关系紧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吴法宪回忆：林彪嘱咐黄永胜和我：“要多加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叶群说：“不管出现什 么情况，要坚持两点，一是设国家主席，一是坚持天才的观点。”（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71页）

8月1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宪法》修改草案最后定稿，估计会上要有一番“血雨腥风”。会前，军 委办事组特地把在外地检查工作的李作鹏喊回来，以增加力量。叶群缺席，她从北戴河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等人，让 他们准备好。

出乎意料，江青、姚文元金口紧闭，张春桥在会上也一言不发，甚至不再坚持删掉“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 指导方针”，“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些词句。带有这些词句的《宪法》修改草案顺利通过。周恩来觉得反 常，特意问张春桥有什么意见，张春桥说：“我有意见，但不能讲，一讲又要和吴法宪吵起来。”（参见金冲及主编《 周恩来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1972-1974页；又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 版，287页）

以后张春桥授意两名工作人员写揭发吴法宪的材料，说仅仅是“文字之争”，而不是像吴法宪所说的“原则之争”， 张春桥同意把这句话写到《宪法》中去，吴法宪在这个问题说了假话。林彪、周恩来专门讲话，说“吴法宪不会讲假话” ，才平息了此事。

叶群并不知道张春桥背靠“大树”，以为胜利了，林彪则认为张春桥的反常大有文章。

张春桥为何临阵退缩？难道得到……点拨，又在引“蛇”出洞？可别小看这位生于1917年的山东巨野人士。1958年， 他抱着上海第一把手柯庆施的粗腿，挂上了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的牌子。1962年，升为上海市委候补书记。1965年，扔掉 了“候补”两个字。“八大”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张某人，“九大”却大摇大摆进了政治局，摇身变成中共第七号人物。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毛泽东需要军队的支持，问林彪，林彪老说要依靠和他一起打天下的“红小鬼”。（采访中 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九大”过后，各省市的第一把手基本上都是军人出身。在毛泽东眼中，林彪把持的军 队权力越来越大。他又开始扶植张春桥，造成政治上与林彪争锋的阵势。

1958年，毛泽东就认识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10月11日， 毛泽东在关于转载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 思想》一文给吴冷西（时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的信中，专门为《人民日报》写了编者按：张春桥同 志此 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 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 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 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 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447页）

姬应五（时任空四军第二政委）回忆：七二○事件后，毛泽东飞到上海，对从北京赶过去的张春桥说：“假如‘文化 大革命’失败了，我们都去卖酒。”这时毛泽东不再说和林彪上井冈山打游击了。毛泽东让张春桥主持，和汪东兴、余立 金（时任空军政委）他们讨论，“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搞下去？会不会成功？张春桥回答：“会成功！因为群众拥护‘文 化大革命’”。（张聂耳《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135页）

在毛泽东眼中，张春桥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功臣。上海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批《海瑞罢官》的 文章、一月风暴，张春桥都立下了汗马功劳。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张春桥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康生在中央文革小组说：“（北京大学）工作组的材料装在口袋里，几次要报告毛主席，到现在还没有拿出来。”张 春桥马上把刘少奇批转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所写的批语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大怒，说“怪不得到处镇压 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12月第一版，1422页）因此才有了毛泽东的第一张大字报。毛泽东不但大骂刘少奇，还大骂康生，说“要康生这样 的人有什么用处！”而告御状的张春桥一跃进了中央，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到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康生在毛 泽东眼中的地位已经低于张春桥。（参见王力着《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713页）“二月逆 流”中，张春桥又率先向毛泽东告状，不但告了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也告了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在毛泽东眼中他又立 了“大功”。

毛泽东一生中的“两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文化大革命”，（注：1976年，毛泽东在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

谈起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80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 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 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 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 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 有天知道。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781-1782页） 而中央文革小组是“文化大革命”的代表。1967年2月，毛泽东在反“二月逆流”的政治局会议上，曾坚决地说：“中央 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 谁！”1971年毛泽东南巡时在武昌与华国锋谈话，说得更明确了：“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上是反我。”（参见汪东 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99页）这就是为什么庐山会议上群起攻击张 春桥，毛泽东却大发雷霆的根本原因。

但毛泽东是不是真的要让张春桥当接班人呢？

从后来看，毛泽东选择了王洪文、邓小平，又选择了华国锋，到最后还是把张春桥晾在了一边。1971年4月1日，林立 果曾说：“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主席的班，靠谁来接？张春桥他算老几？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 不会打仗，就是会造点舆论。”（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440页）林立果都看出 来了，毛泽东能看不出来吗？1958年5月8日，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信中说：“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对你曾有五个字 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 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212页）这话或许可以对张春桥说。也与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鼓 吹“张春桥思想”有关，怎能在毛泽东思想外再有一个“思想”呢？

1980年审判两案，江青和张春桥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张春桥在法庭上一言不发。保外就 医后，他还是不说话，不写回忆录，沉默到死。1967年1月，1968年4月，上海两次炮打张春桥，九届二中全会是第三次炮 打。1974年4月20日，张春桥给儿子的信中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思想上已准备全家被杀了。”1976年5月，张春桥 在给徐景贤的信中又一次说：“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 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402-403页）

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

在庐山会议的后几天，毛泽东分别找政治局委员个别谈话，进一步了解情况。知己知彼，这是毛泽东一贯的工作作 风。1958年6月5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军队建设中的教条主义”时，毛泽东有一段批语：“我暂时不宜于讲话，先要 让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组召集人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毛泽东《在方强对军 委扩大会议开法的意见上的批语》，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260页）经过 一番调查研究，毛泽东看“清楚”了，认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

江青曾说：“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那么自然就是林彪当。”可是华北组的陈先瑞说：“不管是华北 组会上，还是简报上，都没有提出让林彪当国家主席。”（参见《陈先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458 页）林彪也没有在开幕会的讲话中提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毛泽东把第一枪打向了“天才论”。

曾思玉（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回忆：“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毛泽东决不让步。但“九大”才开过一年多，接班人 刚刚被写进《党章》，又考虑到林彪的“表演”还不那么充分（他并没有在讲话中提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决定先从陈伯 达开刀。庐山会议第三天，我第一次看见毛主席震怒。我作为中南组第一召集人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主席把 桌子拍得山响，非常严厉地批陈伯达：‘我们共事30多年，你阴一套，阳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政治局在山下商议 不设国家主席，大家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上了山你就变了卦，搞突然袭击，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变色龙！我毛泽东是不当这 个国家主席的。要当，你陈伯达当好了，你们去当！’我看见陈伯达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参见李 荣欣等着《名将曾思玉》，作家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518页）

陈伯达，1904年7月出生于福建惠安，书生气十足，祖辈都是教书先生。他参加过五卅运动、北伐，1927年加入共产 党，还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回国后在天津被捕，因病保释。30年代写过有关哲学和新启蒙运动的文章，产生过较 大影响。1937年8月，陈伯达经青岛到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后在中央党校任教员，又调中央宣传部。马列学院成立后， 仍兼教员，教授中国革命问题。1939年春，陈伯达调到毛泽东身边，担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实际上是担任毛主席的秘

书。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7月， 陈伯达发表评《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是陈伯达的一个主要著 作，不仅在解放区，就是在国统区也产生了影响，还被译英文。军委秘书长李六如说，这一本书顶了几 个师的力量。陈 伯达比较有影响的著作还有《蒋宋孔陈四大家庭》、《窃国大盗袁世凯》等。（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 着，71页）由此陈伯达获得中共“理论家”的称号。

1951年，陈伯达陪毛泽东访苏回来，开始编辑《毛泽东选集》，由他先选择篇目，再交毛泽东审阅修订。或按毛泽东 的意见修订，再交毛泽东最后审定。（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113页）

因为一直是文人，陈伯达胆子非常小，前怕狼后怕虎，老是害怕得罪了谁。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以为摸透了毛 泽东的心思。江青老是当面侮辱他，他早就忍无可忍了，看毛泽东对林彪好，他觉得“投靠”毛家湾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以后陈伯达说，我没有看出林彪和毛主席的关系已经出现裂痕。（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423页）

8月31日，毛泽东考虑了整整三天，在陈伯达选的“语录”上写下700多字的《我的一点意见》，（《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册，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92页）给陈伯达定了性。《我的一点意见》被印成会议文件，附上陈 伯达编的“语录”，发给每个中央委员，各大组马上转为批陈伯达。《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全会前，毛泽东让林彪看过修 改件。（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79页）

陈伯达编的“语录”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才，恩格斯称赞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 记》一书为：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第二部分，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

1、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亲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卡·马克思致路·库 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一卷第769页）

2、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 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78页）

3、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 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同上第382页）

4、列宁在《预言》一文中，在引用了恩格斯谈到未来世界大战时所说的一段话后，赞扬恩格斯：这真是多么天才的 预见！（《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93页）

5、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 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怎么办？》《列宁 选集》第一卷第422页）。第三部分，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达林之所以能够 做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实践 论》《毛泽东选集》第264页）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写道：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 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 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 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 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 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30多 年，在一 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 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 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 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 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 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 下 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 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 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 ， 我同 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 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 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 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 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 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

结起 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 文稿》第十三册，114-115页）

郑维山说，这是毛主席的第二张大字报。（参见陈晓农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书有限 公司，第 129页）

陈伯达回忆：我对文章中的有些话不大理解。（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377页）

陈伯达怎么可能理解呢？他与张春桥争论的焦点是世界上有没有天才，毛泽东可不可以被称为天才？他没有想到，毛 泽东把“天才”当成靶子，他首先中“弹”。

通观全篇，毛泽东没有提设不设国家主席，更没有把矛头指向林彪。甚至还提到“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明里 把陈伯达与林彪区分开，但暗里却是针对林彪“我讲一点意见”而来。毛泽东说：“什么论“天才”？（九届）二中全会 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门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 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600页）

毛泽东自己也在谈天才，为什么却不许别人谈天才？

第四章 毛、林分歧

陈伯达的“九大”报告稿被否定了

中央碰头会决定召开党的“九大”和起草政治报告。

陈伯达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因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张云生回忆：2月的一天下午，林彪从主席处开会回来，叫我和李春生去，说主席召集会议研究决定，准备最近召 开“九大”。主席让他作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报告不用事先写成稿子，叫他口头讲，然后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对外发表， 就摘用记录稿。林彪提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正式作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给写个稿子。如果必要，可像七千人大会那 样，我另作一个口头报告，但对外发表，还是以中央正式通过的稿子为准。”（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 1988年7月第一版，210页）

毛泽东指定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党章》，指定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政治报告，由林彪出面抓，时间限定一 个月，内容由他们自己考虑。（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 版，1545页）

作为党内的大理论家，陈伯达不想和“小字辈”的张姚合作。

王文耀、王保春回忆：1969年1月底的一天夜里，陈伯达开会回来，和往常不同，一进大门他不到自己的办公室， 而是兴冲冲地到我们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说：“快给我准备准备！准备材料、纸和笔，中央决定让我起草‘九大’报 告。”问他有谁参加，他不耐烦地说：“还有上海那两个，主要是我自己写。”“那他们来问怎么办？”“不管他，他们 自己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好了。”我们看他一提到“那两个”就情绪激动，也就不再多说别的了。

2月下旬，林彪把陈伯达和张姚三个人召到毛家湾，商量“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林彪会客，不许工作人员在场， 只许在门口等待。不到一小时，三个人出来。陈伯达说：“你们写你们的，我写我的，写完再把稿子拿到一块议。”（引 自王文耀、王保春《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前前后后》，载《中共党史研究》第二期2003年3月）

张云生回忆：我听见张姚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 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210-211页）

王文耀、王保春回忆：陈伯达向我们讲了他要起草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 你们帮助我搜集这方面的资料，要各地方有关在经济建设、生产方面搞得好的典型资料。虽然是林彪在“九大”上 报告， 但报告内容由陈伯达考虑，林彪没有多问。陈伯达很快拟好了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

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陈伯达带 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然后由我们抄清。 陈伯达亲笔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附上提纲呈报主席。毛泽东很快圈阅退回。

但 我们感到最不好办的是中央决定由三个人起草，而陈伯达甩开张姚自己干。果然，姚文元打来电话，问陈伯达起草 报告怎么进行。陈伯达不接电话，让我们答复，告 诉他们觉得应该写什么就先写什么吧，说他身体有些不舒服。张春桥又 来电话问，是否谈一谈，陈伯达也同样答复，不是有个提纲吗？让他们自己觉得应该写什么， 就先写吧。张姚一连来过几 次电话，再也不来电话了。我们对陈伯达说，你这样把他们拒之门外，他们不会闲着，会向上报告的。陈伯达说不管他， 中央决定主要是 要我来写，他们就是想要塞进他们那些东西，这次我就是不让他们参加。陈伯达的态度很坚决，我们也不 反对他的想法，但是担心的是怕这样硬顶，张姚会找岔子来 破坏，让陈伯达搞不成功。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报告能够写成， 便努力 按陈伯达的思路四处搜集资料。在这之间汪东兴送来一批北京六厂二校（注：六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 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车辆工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二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六厂 二校是毛泽东在斗、批、改中亲自抓的“点”，派八三四一部队和首都工人毛泽东宣传队进驻。1969年12月21日《人民日 报》报导：六厂二校斗、批、改的先进经验，在首都开花结果。）的材料，除此之外，我们首先是找北京市要数据。陈伯 达对北京市抱有很大希望，认为谢富治会支持他。可是我们打电话向谢富治要生产方面的材料，谢富治说：“写‘九大’ 报告，要北京市的数据，中央文革要可以给，其它人要不能给。”我们碰了钉子，陈伯达还不完全相信，就在这时，在人 民大会堂118（北京厅）毛主席那里开会。散会出来，陈伯达有意和谢富治并肩而走，向谢富治要材料。谢富治说：“伯 达同志，你可别怪我呀，中央文革向我要北京市的材料，要多少我给多少，可你要我不能给，请你理解我。”陈伯达在回 家的车上不说话，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很不好。一进门对秘书说：“北京市不给资料不要了，你们可向河北省委要，向李雪 峰同志要些材料，河北省有不少好的典型。”我们从李雪峰那里要了些，但主要的资料还是从新华社和中办要来的。在这 期间，新闻口由陈姚两人共管，而实际上姚一人抓住不放。

陈伯达写“九大”报 告写得很苦，长时间地思考、推敲。时间在不断地向推移，我们心里非常焦急，生怕中间出了问 题。我们向陈伯达建议把已经写好的第一部分稿子报送主席，写完第 二部分时再送。陈伯达同意先送第一部分，可是送出 的稿子没有回音。第二部分写完后，我们实在憋不住了，在陈伯达休息时提出是否将第二批稿子送主席。陈伯达 说：“不 用，写完后一起送一个完整的稿子，主席就会一口气看完的，这是他的习惯。不能一段一段给主席看。”他 有他的道理。 但是规定完稿的时间临近，稿子进展缓慢，我们很是替他着急。看得出陈伯达同样着急。但他不让江青主张的一套插进报 告的强烈心情，使他不得不一 字一句地仔细斟酌。当他的稿子只剩最后一点时，中央开会了。（引自王文耀、王保春《关 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前前后后》，载《中共党史研究》第二期2003年3月）

在“九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最关心的就是政治报告的起草。2月7日他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开会， 说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还没有开始搞就想到了推翻？这个会上，初步商定2月20日交稿，3月15 日“九大”开幕。3月3日，政治报告仍然没有消息，毛泽东很生气，说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 用。（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45页）

3月7日，中央讨论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陈伯达才交出四分之三，还差两个半的问题。主席在会上第一 句话就问：“‘九大’政治报告写得怎么样了？”周恩来说：“看来恐怕不行吧！”主席对陈伯达不能按期交出报告稿， 可能延误“九大”的召开表示不满，说不行就重新搞嘛！请康生主持重搞。就这样，陈伯达一句话没说，辛苦了近一个 月的报告稿，没有一个领导人看过，就被否决了。陈伯达非常痛苦，散会时问总理：“我那个稿子只剩下一点了，怎么 办？”总理安慰他：“那你就把它写完吧，作个纪念也好嘛。”当晚总理让陈伯达先拿出写完的报告稿在中央文革碰头会 上谈一下，会上还是被张姚攻击为鼓吹“唯生产力论”而被否定了。（引自王文耀、王保春《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 前前后后》，载《中共党史研究》第二期2003年3月）

3月12日，毛泽东提出换人写，是不是请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并点明报告的主题：总之，要提出矛盾来， 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 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45-1547页）

毛泽东决定由康、张、姚再写一个“九大”政治报告，比较比较。林彪、周恩来没吭声。康生不想夹在毛、林中间， 借口有病，推给了张姚。张姚笔锋正健，仅用一个多星期就拿出一个“抓革命”的初稿。经毛泽东多次修改、补充，很 快“突击”出来了。

张姚起草的“九大”报告稿由中办送来后，陈伯达在房间里很快看完，就拿着稿子急匆匆来到我们办公室，很激动地 说：“他们这个稿子你们看了没有？他们这是伯恩斯坦（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首领、修正主义主要代表 人物。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公开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就是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他们就是搞运 动！运动！运动！你们看看是不是这样的！”（引自王文耀、王保春《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前前后后》，载《中共

党史研究》第二期2003年3月）

1956年9月召开“八大”，主要文件由陈伯达起草，集体修改。陈伯达回忆：“八大”政 治报告经过多次修改。但关 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则是在会议进行中起草的，所以搞得比较仓促。我在决议草案上写上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已经基本上解 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 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的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 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是我又觉得这样的提法有些太笼 统，应该有一个概括性的提法。当时会议议程很紧，9月27日那天下午就要表决决议，我早晨还在考虑主要矛盾怎么写才 好，我想起列宁有过一个提法，这个提法启发了我。我就把主要矛盾概括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 间的矛盾”。 我修改好决议以后，已经来不及送毛主席看。毛主席是夜间办公，上午休息，原先的稿子他已经看过，这时 已不好再去打扰他。这样，我修改好的稿子就直接在大会 上宣读了，表决时大家都举了手，就通过了。那天的会上，坐在 毛主席后面的叶飞后来告诉我，当念到这句话时，毛主席说了一句：“这句话不好。”不过毛主席当时也没有说应该怎样 才好，可能是来不及想，也就举了手。（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130-138页）

王光美回忆：“八大”闭幕后第三天，国庆节上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对刘少奇说，“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 法是错误的，主要矛盾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刘少奇说，但是决议已经通过了。（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 忆》，陈晓农编著，139页）

1957年9月至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 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58年5月，八届二次会议上，刘少奇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说，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 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正式否定了陈伯达 的“矛盾”观。（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139页）

但陈伯达还是念念不忘“生产”。1962年以后，陈伯达完成农业60条和商业40条等，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业调查之 中。他先后到北京、天津的许多科研单位和工厂，后来又去大庆油田和攀枝花等地，找有关人员座谈，听取科研人员的意 见，提出以电子技术为中心，开展中国新的工业革命。从1963年开始，陈伯达主持起草《工业问题》的文件，四易其稿， 到1965年夏才定稿，送毛泽东看。毛泽东说搞了这么多年，总算找到了一条发展工业的路子。过了几天，中央的常委会上 被否定。陈伯达回忆：这个文件被否定，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否则毛主席有可能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经济问题上来。 （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235-246页）

不过，这只是陈伯达的良好愿望而已。

1966年初，陈伯达到三线视察，到过20多家工厂。

直到1969年，总算有了用武之地。在林彪大力支持下，陈伯达把他所有关于生产的想法，都“堆”到“九大”政治报 告稿中。

张姚的“九大”稿，林彪看也不看

陈伯达“促生产”的初稿露了面，和张、姚的初稿都排成清样，分送毛、林和中央文革小组。而中央文革小组只讨 论了张姚的稿子。（参见王文耀、王保春《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前前后后》，载《中共党史研究》第二期2003年3 月）

中央确定使用张姚的报告稿后，政治局专门开了一次批判陈伯达的会，批判他提出的以发展生产为主要任务的观点。 陈伯达很激动地抨击后，张春桥反驳，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陈伯达回忆：会上没有人支持我。最后中 央决定仍用他们的稿子。虽然我写的稿子“流产”了。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毛主席听了我的话 后，到卫生间去，出来后，说考虑在报告上添上陈伯达的意见。（引自《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 书有限公司第一版，114页）

但我说的话异常激怒了江青、张春桥，他们要找机会对我提出的“伯恩斯坦”这个比喻进行报复，过了两天，中央专 门开了一个会，对我进行了言辞极其激烈的斥责和批评，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倒了以后，他们在报上反过来说我是“伯 恩斯坦”。

毛主席也在会上讲话，批判陈伯达总是看重经济，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可改变，陈伯达的本性也不可改变。还说：“陈 伯达觉得搞运动的路行不通，就走搞生产的路，不能和他同舟共济。有人在大船将要沉没时来了个老鼠搬家。”延安时， 张闻天想留住陈伯达，陈伯达犹豫不决，毛泽东也说过这话。（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361-362 页）

“九大”前夕，江青和康生以陈伯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突然召开了一次有各部门负责人 参加的会，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会议的议题是陈伯达做检讨。陈伯达回忆：我刚说一句话，就被江青打断了。 江青说：“陈伯达不做检讨，不让他说了。”江青也不让其它人发言，还提出要摘掉我的帽徽领章，我看这个会是专门为 打倒我召开的，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喊了一句“大字报上街”。意思是赞成把打倒我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这次会议的 情况后来没有公开。据说，到会人员的记录也都上交了，大概是打倒我的时机还不成熟。（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陈晓农编著，310页）

张云生回忆：林彪让我们比较一下陈和张姚的稿子，哪一个好一些呢？不要迷信那些大秀才，你们可以研究一下， 他们写的东西中有哪些可取之处。过几天，张姚的第二稿送来了，主席又作了较大的修改。林彪只让把修改处讲讲。3月 底，周恩来把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的“九大”政 治报告稿批送林彪。林彪一个字也没看，就在稿子封页上批，呈 主席审批。周恩来着急地说，怎么又送给主席了？前天在主席那里开会，主席讲他已亲自修改过几 次，他不再看了，请林 彪同志最后定稿。这个事叶群是知道的，为什么又送给主席了呢？秘书想追回来，已经过了半小时，来不及了。（参见张 云生《毛家湾纪 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213-215页）

看来林彪是非常讨厌张、姚的稿子。

张云生回忆：林彪对我们说，我向来很不习惯念别人写成的稿子，而只愿意顺口讲，因此我想搞个并行操作，既准备 一个正式发表的稿子，又准备一个我口头讲话用的“条子”。这个拉“条子”的任务，由你们帮我来搞，我这次作口头讲 话，还是用十二中全会上讲的那六个题目，中心意思是国富民强。（张云生等《“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 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462页）

于运深回忆：林彪拉“条子”， 自己想，想几天，今天想一条，明天想一条，没有成句的话，写在纸上几个字，两个 字一行，三个字一行，就是一篇，啪丢在地上。体系形成，叫我整理整理就够 了。一个钟头后林彪叫我，不要编句子，要 原话。林彪脑子好使，上台就讲。这个习惯是他在战争时期养成的，出口就成章。（采访林办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 月25日）

印发“九大”政 治报告，张春桥提出让林彪亲笔签字，说这样效果会更好些，林彪一口回绝，有意让他碰一鼻子灰。 毛主席已经明确表态，林彪不再说话，但私下多次说，张姚是无 名小卒，不知是那里冒出来的小记者，他们写什么是什 么，我林彪一字不改。到最后一刻，林彪决定不作口头报告了。（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 一版，214页）但一直到“九大”登台前，林彪一遍也没有看过张姚的报告稿，念得结结巴巴。被江青抓住，在中央文革 碰头会上提出意见。

陈伯达的稿子怎么办？

叶 群对林办秘书说，老夫子的稿子已经不能用了，但他坚持印出来，还托我劝首长看一看。说是首长看，实际上还得 靠你们去讲。我是同情老夫子的，只能对他说首长 已经看过他的稿子了，这是为了给他一点安慰。但你们给首长讲时，不 要讲得太细，以防止首长脑子一热，又对老夫子的东西发生了兴趣。（张云生《毛家湾纪 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 一版，212页）

王文耀、王保春回忆：“九大”开完，陈伯达收到毛主席退回的文件。陈伯达给毛主席的“九大”报告稿第一部分， 原封未动，主席用粗铅笔写的字很大，占了整个封面，“退陈伯达同志，毛泽东”，后面写着日期。我们和陈伯达都愣 了，原来主席从未拆开，我们俩一声不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陈伯达一人呆坐在屋子里。（参见王文耀、王保春《关于陈 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前前后后》，载《中共党史研究》第二期2003年3月）

不拆开又如何得知其中的内容呢？毛泽东已经从陈伯达交来的提纲中得知，陈伯达要在“九大”政治报告中大肆鼓 吹“生产”，所以他根本不拆。就是要“告诉”陈伯达，我看都不看。愤懑之情，可见一斑。

林彪和江青的矛盾表面化

林彪早就把毛泽东琢磨透了吗？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就说过“凭空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但在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至少在表面上林彪还在大唱赞歌。（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225 页）到1966年底毛泽东对林彪还是信任的，似乎没有什么大的意见。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产生了分歧，林彪支持陈 伯达“促生产”，而毛泽东则要“抓革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七八年再来一次。很快毛、林的分歧就越来越 多，包括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包括打倒那么多的老干部，包括设国家主席，包括称天才，到九届二中全会毛、林分 歧达到高潮。

但是林和毛一直没有发生正面冲突，倒是与江、张等人的矛盾表面化了。

张云生回忆：毛泽东带张春桥等人去苏州前，批评张春桥。林彪在苏州，你们怎么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张 春桥说，人家保密。

1969年10月，林彪去苏州，叶群对工作人员宣布，对外严加保密，特别是对上海。叶群怕张春桥知道传给江青，就添 麻烦了。如果江青打电话，就告诉她在南方，不要具体讲。叶群自以为聪明，但苏州距离上海90公里，很难瞒住“地头 蛇”。林彪从北京经空路到苏州，同时调专列驶往上海待命。上海铁路部门向上海市革委会报告，张春桥佯装不知，但悄 悄报告了钓鱼台。果然江青来电话叫叶群回北京，叶群说首长老出“汗”，不能离开，江青说那她就来一趟苏州。叶群急 了，能不能想办法挡住？警卫秘书李文普说没办法，江青想要干什么，没人敢挡。叶群决定搬家。林彪的身体刚刚适应， 往哪儿搬？哪里再找这么合适的地方？叶群说杭州、无锡都可以考虑。明天派人到杭州、无锡看房子。叶群说，我给“11 楼”打电话，就说要搬家。如果她不来，就不搬了。

这类“捉迷藏”，是叶群的拿手戏。江青倒是没来，但没几天，通过中央办公厅，江青的一包绝密文件来了，请林彪 支持。这是两份长材料，一组材料的标题《致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关于文艺问题的一封信》。把“文革”前17年说得 一无是处，而且把“九大”前后的文艺现状说得一片漆黑。江青要求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名义转 发全党。另一组材料是《周扬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的一些言论》，“九大”后，江青提出要公开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 全会上的讲话，林彪把“文革”与历史上的三次“文化革命”、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马克思主义 的诞生比较，认为“文革”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这三次。江青从林彪讲话中挑出很多毛病，逐句旁批，并在政治局内部传 阅，要求讨论后发给全党。江青还找政治局委员个别谈话，说我这个东西就是要批林彪的讲话。

叶群发愁了。从夏天起，“11楼”就要求首长“批字”支持。首长批了请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呈主席批示，后来被主席 挡住。事隔数月，又送来批，叫我们怎么办呢？叶群抓起电话，我摸摸底再说。过一会儿，叶群说：“我向汪东兴和总理 都摸了底，汪东兴说‘主席上次看了这些东西就很生气，这次肯定还不会批’。总理说‘林彪同志无论如何不要再把江青 的东西批给中央政治局，不然他不好办’。现在首长夹在当中了，如何是好呢？……不管怎样，你把江青的信和那两个附 件都给首长讲讲，看看他说怎么办吧，我是拿不出好主意了。”

林彪几次被江青气得脸色紫青，身上发抖，大骂江青“算什么东西！甚至想找枪毙了她”。林彪当着秘书的面说：“ 我听见女人的声音就讨厌！”要叶群把江青赶走，并要到毛泽东那里辞职，被叶群拉住。所以林彪一听是江青的材料，不 愿意细听：“还有什么吗？叶群看过吗？叶群说该怎么办？”“主任说请首长拿主意。”林彪站起来，在室内踱步，沉吟 了一会儿说：“压下，不必理睬！”“不理睬怎么行呢？”叶群走进来，大声对林彪说，“这个人，你能得罪得起吗？再 说，这也不是她一个人的事。文革小组中，除了老夫子以外，都在支持她。听说她那封长信，是那个小的（姚）起草的， 已经改过八遍。人家当成命根子，你把手一挥给压下了，他们能不恨死你吗？”“你说怎么办？”“依我看，你还得批几 个字，这个‘球’总理不愿接也不行，还是得踢给他。明知要在主席那里碰钉子，那就让他去‘碰’好了。”林彪说：“ 我批什么呢？”“还是照上次的办法，不明确表态，上次你批的是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你这次可在前边多写一 个‘再’字，再请政治局讨论，并呈主席批示。”“好好，就照你说的办。”（张云生等《“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 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577-582页）

不仅毛家湾，军委办事组也和钓鱼台关系紧张。早在1967年1月19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开会，商讨军队开展“四 大”的问题，几位老帅与江青等发生冲突，叶帅、聂帅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 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115页）吴法宪回忆：第二天继续开会，得知毛主席不同意揪斗萧华的态度后，老帅们纷 纷向中央文革开炮。那时还在广州军区任司令员的黄永胜说：“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 主席的话。”（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距离“九大”还有两年多，江青和黄永胜就撕破了脸，甚至到了1980年审判“两案”时仍然仇恨不减。在法庭上，黄 永胜和江青都是“领头羊”，左右挨着，他们互相瞪圆了眼睛。吴法宪回忆：“杨余傅事件”后，黄永胜接任总参谋长， 兼军委办事组组长。军委办事组关于军队调动的请示报告，要列上毛、林、周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传阅周期长，容

易误事。请示毛主席后，有关军队调动的事情就不再报送中央文革了。江青大为不满，认为黄永胜在搞“独立王国”，目 无中央，对她封锁消息。1968年5月，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宣称“老娘就是中央”，停止黄永胜、吴法宪参加中央文 革碰头会，清理思想。（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65页）

邱会作回忆：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江青在会上指着黄永胜的鼻子，大骂“军委办事组妄想搞‘军党论’。如果军 队要党的领导，就请黄总长向主席、林副主席建议，让我担任军委副主席。军队的事情由我向主席报告，肯定能得到主席 的支持。”黄永胜说：“谁想当，谁向主席建议！”江青大怒，继而大哭，黄永胜拂袖而去。林彪对黄吴李邱说：“还是 那句话，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他们搞什么就让他们搞吧，但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 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军队乱了，就不得了了。军队绝对不能让他们（江青一伙）进来捣蛋。”（采访中将邱会作笔 记，2000年11月16日）

江青身体不好，声明一个月内不看文件。结果黄永胜先在一份文件上画了圈，江青气坏了：“他有什么资格越过我先 批？这不是夺我的‘权’吗？黄永胜有政治野心！”大帽子就扣上去了。1968年黄永胜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江青坚决不 同意。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黄吴李邱也分别向毛、林汇报，告江青想抓军权的状。毛泽东批评了江青，说不要理她，让 黄永胜照样当团长，率团出访。（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201-209页）

为了缓和江青和军委办事组的矛盾，周恩来带黄永胜、吴法宪、叶群到钓鱼台拜访江青。等了好一会儿，江青才从 楼上姗姗下来，站在楼梯上就指责：“你们戴着红五星，两面红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红五星是老娘我给你们争来 的！”在场的康生、姚文元也狐假虎威。来前周恩来已经给黄、吴打过“预防针”，不管江青说什么，都不能当面顶撞， 要讲团结。所以，黄、吴一声不吭。等江青的火发完，周恩来故意问黄永胜：“什么时候动身（去阿尔巴利亚）啊？”并 宣布从明天起恢复黄、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毛泽东要周恩来主持开会，让江青为此事检讨。会前周恩来又给黄、吴等 人打了“预防针”，无论江青讲好讲坏，你们都不要讲话。江青检讨时，周恩来两只眼睛紧紧盯住黄、吴，防止他们“走 了火”。（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毛泽东和斯诺谈“四个伟大”讨嫌

“九大”后，林、江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毛、林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那时毛泽东认为，在个人崇拜上应该降温了。他说，“万岁”翻译成英语是“长寿”的意思，对年轻人可以喊，对年 纪大的人就不要喊了。把我的像到处挂，我已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做了。（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 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61页）毛泽东让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挂的语录牌统统摘下来，当着林彪的 面，毛泽东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75页）毛 泽东明显表现出对林彪的不满。

196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新华社通讯稿上批示：“此件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毛泽东将“最高指示”改为“指 导方向”，并批到：“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引自《建国以来 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85页）陶铸召集首都主要报刊负责人讨论后，7月29日向毛泽 东报告：“使用‘最高最活’等语言，是完全合乎实际的，是全国全世界革命人民心坎里的要求”，“不宜突然全部停止 使用”。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报告。（参见《金春明自选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126页）

1967年12月29日，毛泽东对两报一刊（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元旦稿《迎接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批语：“姚文元同志，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去掉了几个浮夸的形容词，请你们酌定，删去‘衷 心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一句中的‘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和后 一个‘万寿无疆’。”（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460页）

1968年1月6日，毛泽东删去成立江西省革委会的新闻稿和社论稿中“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水平最高，威力最 大”等句子。（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462页）

5月21日，毛泽东对《坚决支持法国工人和学生革命斗争的声明》稿批道：最后一句口号可以去掉，中间有几句自吹 的话也去掉。删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还删去“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世界革命的新 时代。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给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 解放斗争以极大的鼓舞和巨大的力量”几句。（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 版，498-499页）

12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同意核试验中使用飞机给国防科委并空军的复电稿上批注：请注意以后不要写这类语 句“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并删去。（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 一版，609页）

1970年4月3日，毛泽东审阅两报一刊《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一文时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 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 究一下。”毛泽东删掉的几乎全是林彪吹捧他的话。删掉“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毛泽东同 志……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 宁”等吹捧的句子。周恩来批示：将毛泽东的批件先在政治局范围内传阅，正在苏州的林彪没有表态（引自《建国以来毛 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90页）

“不要写这类话，都讲了一百次了，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从这些话中，可以明显看出毛泽东的反感。张 春桥都感觉出来了，林彪能感觉不出来吗？

1970年9月，美国记者斯诺和夫人应邀来到北京，周恩来安排斯诺夫妇参观、访问老朋友。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 楼与斯诺夫妇合影。《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97页）斯诺是第一个向外报导 毛泽东的外国记者，在延安就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文化大革命”中，外国人在中国几乎绝迹，更不可能邀请谁 来中国访问，而斯诺居然能来到中国，居然还能让毛泽东接受采访，不能不说是一个天大的奇迹。

但毛泽东不急着见他，让林彪先见。

林彪就是不见。家人问他为什么，林彪说：“斯诺是熟人，在延安见过。知道这些外国记者，问这问那，有些问题也 不好回答。跟外国人说话要特别注意，不管你说什么，他们都会给你登报发表。”（参见《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二期）刚从1970年9月的庐山上“逃”下来的林彪很为难，就一推再推。（采访林办秘书于运 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

周恩来只能出面与斯诺谈话，谈及中国的针灸麻醉、核试验等。还提到“‘文化大革命’把我打败了，所以要打球蛋 白了。因为睡得少，我健康减弱了，近四年心脏有毛病，年纪已近73了。”（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 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402页）

林彪一直不见斯诺，毛泽东很生气。斯诺对周恩来说，他准备回去了。周恩来再次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只得先见斯 诺。（采访林办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

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美关系等问题。（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421页）

从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记录看，毛泽东似乎气还没消，话说得非常狠，矛头直指林彪。斯诺问：“我常常想，不知 道那些喊的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说的）在打着红旗反红旗？”毛泽东点点头说：“ 这些人分三种，第一种人是真的，第二种人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 呢。……”毛泽东对斯诺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 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参见《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 要》（经毛泽东审阅），1970年12月18日，参见王年一编选《“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年10月，498页）斯诺 说：“毛泽东历来是当教员的，甚至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就是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参见兰州军区政治部印 《时事学习参考材料〈斯诺访华的七篇文章〉》16页1971年7月第一版16页）

于运深回忆：1970年12月18日斯诺与毛泽东谈话的文件，我认为很重要，在“讲”文件时作为重点。我把讨嫌“四个 伟大”划出来了，摘要讲给林彪。林彪非常注意听，还特别把二三十页的文件留下，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可见林彪非常 重视。（采访林办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

第五章 表面上波澜不惊

在庐山会议休会的几天里

8月25日，毛泽东召见了叶剑英，又召见了一些人，吹了一点“风”。

8月26日，毛泽东宣布休会。各大组都接到了中央办公厅关于26、27日暂停会议的通知。宣布分头看文件，修改《宪 法》，还安排了白天游庐山、晚上看电影和看戏。放映《日本海大海战》、《山本五十六》、《啊海军》等电影。（参见 邵一海《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79页）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 话，批评了他们，要吴法宪检讨。

李德生回忆：8月26日晚，在毛主席住地一间不大的会议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陈伯达、吴法宪检讨，周总 理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林彪还为陈伯达辩护。会议虽然只是“批陈”，但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林彪明显不满，说“ 我是一方面军的，可是我身边没有一方面军的人；我是湖南的，我身边没有湖南人”。毛主席还批评了“一句顶一万句” ，“四个伟大”。当时我就想：“这不是指林彪重用黄吴李邱，搞自己的山头吗？”8月28日上午，全会以大组为单位， 听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录音，放了两遍，是想让中央委员们明白事情的原委和斗争的性质。

8月29日上午，周总理通知李德生和李先念第二天下山，回北京担任中央值班。

上 庐山前，毛泽东指名纪登奎（国务院副总理）和黄永胜在北京值班，主持国务院和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其他中央委 员全部上山，过几天由李先念和吴法宪换他们。因 为吴法宪在庐山上出了事，毛泽东决定李先念、李德生下山，换纪登 奎、黄永胜上山。（参见《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401页）

先让黄永胜留在山下，又让吴法宪换黄永胜上山，这体现了毛泽东的什么考虑？是分而治之吗？

毛泽东怀疑几个“枪杆子”事先有预谋。他在杭州问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你们有什么错？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 了。说不是有八个人嘛，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王什么，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就是这几个人，你们空军 有八个中央委员嘛。”陈励耘否认，说“上山前不知道”。但毛泽东认为他们知道，上山前有串通。毛泽东说：“军队 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 版，151页）

8月31日13点40分，黄永胜刚上山，就被叫到毛泽东的住处。

邱会作回忆：毛泽东对黄永胜说：“张春桥手无寸铁，你们搞他干什么？”黄永胜说：“张春桥不得人心。”后来毛 泽东在会上说：“他们（指张、江、姚）是手无寸铁的哟，你们有飞机大炮，有原子弹，你们能不能再让我看张春桥三 年，不要急于下结论。”黄永胜说：“群众意见很大。”毛泽东说：“什么群众，不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委屈的人 嘛，还有你们几员大将。”黄吴李邱低头不语。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我搞起来的，‘九大’路线是团结起来， 争取更大的胜利。你们为什么不团结起来批判刘少奇？”（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叶群向黄永胜介绍这几天的情况。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先后来了，几个人谈了近四个小时。叶群强调山上山下 没有联系，发言中不要涉及林彪、黄永胜和她，也不要互相涉及。最后叶群说：“这场斗争有得有失，大家不要着急。” 黄永胜上山后已经停止发言，他的书面发言也早早烧掉了，却一样要检讨，说他们在思想上是一致的。（参见张聂尔《风 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46页）

分析一下江青和叶群这两位“文革”中不可一世的女人，很有意思。因为林彪的大撒手，叶群作为二号人物的妻子， 被毛泽东安排越俎代庖。而一号人物的妻子江青虽然狐假虎威，毛泽东却不让她染指，不仅毛泽东办公室拒江青于门外， 就连中南海也不让江青住了，甚至到后来江青想进中南海也进不来了。江青也深知毛泽东的“厉害”，宁可当“狗”，也 不敢越“雷池”一步。

8月30日 周恩来连续数次去毛泽东、林彪、康生处谈话。（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5月第一版，390页）

8月31日，周恩来先后与黄、林、康、江、张、姚等谈话。深夜到次日凌晨，到毛泽东处取来《我的一点意见》，给 张春桥看，并同张春桥谈话。

9月1日，周恩来、康生去林彪处，将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稿交给林彪看，林彪表示同意。周恩来马上到毛泽东处 对文稿，作个别文字修改，然后决定付印，并将印件送给陈伯达看。（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91页）

9月1日晚政治局进行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眉飞色舞走进会场。姚文元说：“毛泽东思想是无价之宝， 可以战胜一切牛鬼蛇神，也可以战胜权威人士（暗指林彪），我们要学习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张春桥说：“毛主席《 我的一点意见》是伟大的马列主义的又一光辉文献。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打倒了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 部。同样，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也一定战无不胜。我们要以批判‘天才论’为中心，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 意见》，建议姚文元连夜写个大纲出来。”吴、李、邱除了表示拥护，没有多说。姚文元说：“不表态本身也是一种表 态！”顿时，吴、李、邱的火窜上来了，邱会作说：“表了态，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态度。”周 恩来怕双方吵起来，连忙 岔开话题。会后，张春桥在住处召集华东地区的造反派开庆功会，江青、康生、姚文元、王洪文等参加。姚文元在东北组 发言，批天才论， 批了五个小时，其它组造反派出身的中央委员也跑到东北组去听。张春桥活跃极了，到各个组去发言， 华北组有人请他批判天才论，张春桥说：“只有两个人有资格讲‘天才论’，一个是唯心主义大师冯友兰，一个是党内理 论家陈伯达。”江、康、张、姚在各组会上揪住吴、李、邱的“尾巴”不放，让其交代后台。周恩来立即找吴、李、邱谈 话：“主席的话，分量相当重，但主席是讲陈伯达，和你们有区别，你们不要过虑，不过讲话要慎重，别人竖着耳朵听你 们讲话，搞不好要影响林副主席。”（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陈伯达被揪出来以后

庐山会议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毛泽东口头上表示怀疑和他的“意见”，都暗示陈伯达有历史问题。1970年10月，毛泽 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还说，凡是在这次庐山 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105页）

9月1日，毛泽东在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 以作自我批语、检查。”会上毛泽东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 会，听取他们检查。（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791580页）

全会集中批陈伯达，炮火猛烈，连着开了四五次会。

毛泽东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做检查。

陈伯达检讨了8月24日 在华北组会上作了煽动性的发言，不听毛主席的话，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歪曲了林彪讲话，引 起大家思想混乱，以及讲天才问题等。毛泽东阅后，建议周恩来在政治 局会议讨论一下。周恩来批示同意，将修改稿送康 生阅后，退陈伯达，并告中办负责人待陈伯达阅后，以严格保密的方式印六份交我。（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90页）

8月29日，林彪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陈伯达、吴法宪等人的检讨。会上，周恩来与康生传达毛泽东几天来的一系 列讲话，着重讲了团结问题。（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9-390页）吴 法宪回忆：周恩来曾三次给主持会议的林彪写条子，希望他在讲话中表扬张春桥、姚文元几句，以利团结。但林彪根本不 理，令他碰了一鼻子灰。（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99页）周恩来在会上说，从全会 一开始的分组讨论中，陈伯达、吴法宪等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去， 以华北组最为突出。8月25日毛主席召集常委扩大会议之后，才扭转了这一错误偏向。直到今天开会前，一直到停止了分 组会，我们这几天的工作就是要说服一个个犯错误的同志作初步的检讨。在联系历史上王明“左”倾 冒险主义错误进行 自我解剖、批判后，强调毛主席对犯错误同志的态度是一贯的，这就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 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对 他们还要看，不能急。全会还有两项议程，不能耽搁久了。因此，大家要下决心按照毛主席 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去做，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 版，389-390页）

9月1日晚，林彪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并批判了陈伯达。陈伯达的检讨基本是康生授意，周恩来和康生修改的。陈 伯达检讨时，周恩来想为陈伯达翻译，张春桥主动说我来翻译。陈伯达发完言，张春桥就开始批判。吴法宪检讨后，张春 桥说：“以吴法宪为戒，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身处高位的陈伯达处处不胜“寒”。毛泽东对陈伯达并不满意，经常批评他拿不住事，就怕得 罪人。江青更是放肆，骂陈伯达：“你是什么小小老百姓，你是政治局常委。你说你是小小老百姓，不是谦虚，是推卸 责任。”江青甚至在会上当着众人的面要撕掉陈伯达军装上的领章和帽徽。（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 著，308-310页）以前刘少奇闲谈中说他那里缺秘书，陈伯达随口说，我可以当。江青经常“拎”出这件事，说“陈伯达 愿意给刘少奇当秘书，不愿意给毛主席当秘书了”。

陈伯达夹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既要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也要听不满和指责，还有对立面的攻击，以及江青的逼迫甚 至假传圣旨，苦不堪言，他曾动过自杀的念头。（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253页）

9月5日，毛泽东找陈伯达谈话，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

陈伯达回忆：在这次严重的会议之后，我请求见毛主席。等了一会儿，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去。我很高兴地去了。 见面握手之后，他责备我许久不找他谈话，说这几年你官做大了，不来见我了，也不写文章了。其实我一直想见他，却总 也见不到，这个时候也无法解释。他批评我参加“军事俱乐部”。一听此言，我脑子就大了，这不是影射林副主席嘛！军 事俱乐部是1959年毛泽东讲彭德怀的话，怎么十年后又在庐山上用同样的话讲起“亲密战友”来 了。我是罪孽呀！本想遏 制张春桥、江青的胡作非为，怎么把林副主席推到第一线了？我说我愿意做自我检讨。毛主席说，这样很好，党的政策是 惩前毖后，治病救 人。我感激毛主席这个宽大的盛意，但一下子说不了很多话。毛主席还问了我几个人的情况。我感觉毛 主席在考虑一些人事安排。离开时毛主席说：“你可以找那几个和你共过事的人谈谈。”（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陈晓农编著，375页）

陈伯达虽然恨江青，但因为毛泽东问他女儿李讷在哪里，他不知道，他只能去问江青。

陈伯达回忆：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谁理她江青呀！到庐山后，这是第一次到江青那里，她有意嘲笑我：“稀客、稀 客。”我们到康生那里去。我只好随她走，一到，看见张春桥、姚文元都早在那里了。江青二话不说，“劈劈啪啪”骂起 来：“你们名义上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是要推翻林副主席……”张春桥说：“你为什么不见毛主席？你借口徐业夫（毛 泽东秘书）同志的电话不好联系，有什么不好联系呢？”姚文元也骂我。总之一个接一个，各有各的骂法。回到我的住 处，我又打电话找军委办事组的那几个人，我给他们说：“我见了毛主席，他让我找些人谈谈，所以找你们来。”

陈 伯达说：江青他们那些话，我当时简单记下几句，也给他们看了。叶群来电话，要我到林彪那里做检讨。我在电话 上说，我请求下放到下面去。参加林彪召集这个会 的，除了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外，还有汪东兴。林彪和汪东兴问了我一 些解放初陪同毛主席访问莫斯科时的事，问我看芭蕾舞剧《红罂粟》的经过，还问我搬到驻苏 大使馆去住的经过等等。问 得很是奇怪，好像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忽然变成了可以证明我有罪的大事。随后，由周总理、康生帮助我做检讨。康生提 的意见特别多， 我都记录下来。在我做检讨的会上，我非常感谢周恩来同志替我念康生授意而写就的稿子。会后，我高兴 地向总理表示感谢。康生也在那里，恩来同志说，你感谢康 生好了。康生很冷淡地说，不要怕丑。

检 讨会的第二天，我觉得事情完了，回家务农好了。一想，心为之一宽。可能是恩来同志不放心，叫了大夫、护士来 看我。我想出去游庐山，请他们和做招待工作的同 志一块走，遇到风景好的地方，同大家照了几张相片。然后又继续游山 玩水，这一天是到庐山后最高兴的一天。但是流传说，陈伯达并不沉痛，还去游山玩水哩。于 是会又开了。这时我已不能 参加任何大会小会，但简报还看得见。有些关于我的事，是从简报上看到的。后来我听说，在一个会上，有人批我在大的 问题上没有同毛 主席配合。恩来同志解释说，是在一些大的问题上没有配合，不是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没有配合，还举例 说，在反对蒋介石的时候就配合了。在那样条件下，恩来同 志还能维护我，使我感到他对事对人的公正。（参见陈晓农编 注《陈 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第 123-124页）

我 在会上向党表示，接受毛主席的批评，愿意重新学习，更新自己。我平常很少做记录，但就我所在的华北组，我曾 努力把同志们的批评记下来。现在我还多少记得一 些非常中肯的批评。例如，批评我没有什么实践，脑子里尽是封资修等 等。我幼年读私塾，熟背书经、诗经、左传、四书，30年 代发表了讨论古史的文章，又在大学教授古代哲学，脑子里的确 尽是古的东西。在延安时，毛主席把我从古代拉回现代，鼓励我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我很感谢他。 但我有时候是积习难 改，解放后工作忙，空闲时仍常去琉璃厂买古书、碑帖。平时我还花钱修补过不少古书。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这样嗜古 的确不好，同志们的批 评给我触动很大，人生有限，还是应把精力放在学习研究马列著作上。（引自《陈伯达最后口述回 忆》，陈晓农编著，376-378页）

有人发愁，有人高兴

9月2日以后，各组结合学习“意见”， 开始集中批判陈伯达。林彪表示不同意毛主席对张春桥的庇护，也不干扰。毛 泽东叫林彪组织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毛泽东让汪东 兴参加这个会两个目的，一是了解 一些情况，因为他们这些人是不会把情况全部如实汇报的；二是汪东兴在华北组也发了言，按毛泽东指示在华北组检讨后 就请了 假，也要接受批评教育。

周总理宣布暂时休会以后，林彪在等待毛泽东表态，也没有主动要求去见毛泽东，因为不知道谈什么，也不知道错在

哪里？而毛泽东反而天天找人谈话，毛泽东还想了一个方法，叫林彪给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 开会，他说“我们犯了错误，都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把问题谈通了，问题也就解决了”。

邱会作回忆：林彪是不愿意出面开这个会的，他认为毛主席不够诚恳，但毛主席发了话，林彪也只能遵照毛主席的 指示办。从8月28日开始，林彪就召集陈伯达等六人，在他的住处开过三次会。每次会9时开始，11时结束，每次会约两小 时。第一次会议开始时，林总说：“毛主席要我同各位谈谈，做点思想工作，我们的会要开两三次，每次会的情况，请汪 东兴向主席口头报告，我就不另写书面报告了。”林总当面批评了陈伯达：“你的书生气太重了，考虑的太多。主席批评 我能不能再看张春桥两年，主席说得对。我们部队的干部要和地方干部搞好团结。就是这些嘛。”对于让林彪主持这样的 会，后来林彪说主席在“耍”他，他也只有应付差事。到会的人都说了话，说的内容都是有关团结的问题。

当时，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还没有印发出来，所以大家都没有批判“天才论”的问题。大家的话都说得很简单， 都是属于表态的话，实质性的话一句也没有。这种会是纯粹做样子的。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林彪有些调侃地说（我从没有 见到过林彪开玩笑，林说话向来认认真真）：“你们说说，是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你们为什么在同一时间，讲了同样 的话？”三天的会，林彪没有多讲一句话。叶群对我们说林总的态度是“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不干扰毛主席对问题的处 理”。从此林彪基本上都是这个态度。叶群还说：“林总说，吴法宪提出检讨，这是他的权利。如果他要问我（林），我 就说检讨是因为有错误，你吴法宪没有错，你检讨什么？！”从我们比较知道内情的人来说，林彪在庐山的确没有单独进 行过任何活动。他的心情总是坦然的。他说过：“一个人搞鬼还是没有搞鬼，自己说的不算数，要别人说的才算数。我不 出门，不说话，不找人谈话，就没有什么顾虑，也不给别人制造紧张局势的话柄。”在庐山，吴、李和我等人，除了在公 开的场合同林彪见面说过话之外，基本上都没有单独同林总讲过话。事后我想了一下，林总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好 像是军事上的“火力袭击”。林总的“火力袭击”的目的，不是对准整个中央文革，而是对准他们的干将——张春桥。这 一仗如果成功了，对中央文革以后的文章就好做了。但林总的火力袭击还没有完，战斗就宣告失败了（引自《邱会作回忆 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714页）。

邱会作回忆：汪东兴在这个会上根本没有发言（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谁也不说话，有汪东兴 这个大“间谍”在场，谁敢多讲？各自拿着《我的一点意见》在看。静了一段时间，林彪又说：“嗯，为什么没有人发 言？”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这时邱会作发言了。当时我认为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放炮后搞乱的。其它一些人也七嘴 八舌讲了几句，会议很快就散了。

汪东兴回忆：毛主席哈哈大笑，问会还开不开？我说林彪打了个招呼，说再开会就通知，不通知就不开了。9月3日， 林彪又开了一次会，没有通知我参加，直到九届二中全会散会，也没有通知我参加他们的会议。毛泽东说：“不要你 了，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 版，51-52页）

邱会作回忆：其实，9月3日，汪东兴故意躲了，吴法宪打了几个电话，根本找不到他。（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 年11月16日）

不管怎么说，在毛泽东的刻意保护下，汪东兴顺利过关。

那几天江青的情绪特别好，头也不痛了，让护士替她在山上扑蝴蝶。江青举着她的战利品说：“这叫玉带凤蝶，翅膀 下边有两条玉带……这叫黑蝴蝶，翅膀红白相间，昆虫辞典上说比较稀少……”说着江青想起了什么，突然“刹车”，“ 你们别以为这场斗争结束了，还早着呢，那几条“枪杆子”可厉害着哪！”（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 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25-226页）

张玉凤回忆：庐山上毛泽东与林彪谈过几次话，9月4日谈得最长，谈怎样打倒陈伯达。（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 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52页）

关于与毛泽东的谈话，林彪只露过一句，毛主席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 社1988年7月第一版，396页）林彪听不懂，叶群也听不懂，让李春生打电话叫张云生查。学者杨尚奎查出这句古语的意思 和出处，意思是“纣王虽然不好，但并不如人们说的那么坏”。“纣王”指谁？大概毛泽东怕林彪听不懂，干脆对林彪 说：“下山开一次生活会，问题不带下山。”

毛泽东在北京也曾亲口对黄吴李邱说：“你们的检讨到我这里就为止了。”（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 日）

是这样吗？

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中有一句话值得注意：“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 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

林立果说：“这个事情坏在几个老总身上，也怪“叶老胖”，根本没有理解首长的意图。本来首长只是说拉一下就行 了，这次打是打不倒的，结果搞得很被动。丘八斗不过秀才，看来这个斗争还长。”（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 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48页）

杨银禄（江青秘书）回忆：8月27日下午，叶群求见江青，江青考虑了几分钟才决定见，两人谈了半个小时左右。 告别时，叶群说：“江青同志今天见了我，使我很受感动，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江青说：“请你回去代我问候林副主 席。”送走叶群，江青立即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教训她：“在关键时刻头脑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杨银禄《 江青与林彪》，载《百年潮》1999年第4期）

邱会作回忆：9月5日晚上，叶群提出林彪应该去看望江青。林彪给了叶群“一耳光”。叶群哭着说：“101，我非 常对不起你和几个老总。我们都上了汪东兴的当。主席和江青的关系不是不好，而是很好，这次就是很好的证明。他宁 愿不给你面子，也要给江青面子。因此，这次一定要去，去是给主席看的，说明你的诚心。”林彪终于被说服，说了一 句：“主席是好心当成驴肝肺。”林彪跟着叶群到了江青处，只寒暄了几句，再闭口不言。叶群则连连说“我们上了陈伯 达的当”，并向江青和张春桥道歉。江青格外兴奋，说“谢谢林副主席，这次，本来老夫子同小张、小姚有矛盾，他们是 文人相轻，利用我们。我们是亲密战友，今后我要进一步紧跟林副主席，做林副主席的小学生”。（采访中将邱会作笔 记，2000年11月16日）

看来，江青还是没有完全明白庐山的迷雾“迷”在哪里。

但她对付黄吴李邱是另一副傲慢嘴脸。

邱会作回忆：9月6日20点，江青打电话给“林办”，问林副主席累不累，她想去看他。林彪回答：“江青同志就不要 来了，叶群马上去看你。”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叫黄吴李邱也去看望江青。吴法宪说：“他们可能不愿意去。”叶群 说：“首长都去了，去做做样子嘛。”于是，叶群带上黄吴李邱到江青住处。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江青才穿着一件睡衣从 楼上踱下来。叶群说：“这次全会，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严重错误，辜负了主席的教导，请江青同志严肃批评。” 吴法宪连连说：“我们对不起江青同志，对不起春桥同志，向你们道歉。”江青则像女皇一样边走边说：“这次你们不听 我的话，犯了错误。我向来是反对陈伯达的，你们又不是不知道。现在舒服了吧！今后听我的话就是了。咱们毕竟是一个 战壕里的战友，当年打倒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咱们并肩战斗过，对你们的错误我不计较，小张也不会计较。主席 和我对你们的态度还是和过去一样的。”从江青别墅一出来，窝着一肚子火的黄吴李邱一起大骂：“戏子！戏子！真他妈 窝囊！”（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九届二中全会快结束了，毛泽东特意对张春桥说：“你在庐山请许司令吃一次饭。”毛泽东明知许世友和张春桥是“ 死对头”，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张春桥兼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和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支持上海警备区的军内造反 派造南京军区的反，许世友非常生气。1967年夏，毛泽东视察华东地区，要张春桥用直升机把躲在大别山的许世友接到上 海，促进他们的团结。这一回在庐山，毛泽东亲自做工作，先后找许世友、张春桥谈话。张春桥说：“这次会上揪人，许 司令倒没有出面，他也不知道这件事，只是开始时他也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他并不了解陈伯达他们的活动，后来主席找 他谈了话，他马上把华东组的会停了下来。”

张春桥在别墅安排了丰盛的宴席，十个菜，包括庐山名菜“三石”（石 鸡、石鱼和石耳）。郑重邀请许世友，许世友 知道这是毛泽东的意思，二话没说赴了宴。只有他们两个人，许世友喝茅台有名，张春桥也喝得很凶，把张春桥柜子里 的 茅台全喝光了。全会快结束，各大组分别搞了会餐，华东组的会餐地点设在山坡上的俱乐部里，许世友特意叫张春桥来， 作为回请。喝到一半，陈励耘举着茅台酒 过来，说“春桥同志，对不起，多多冒犯，请允许我敬你一杯”！张春桥略带 微笑，说“我不在乎”，两人碰杯把酒喝干了。（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24225页）

九届二中全会平静闭幕

9月4日晚，在毛泽东处，政治局召开各组组长会议。商量九届二中全会的结束问题，周恩来提出，明天闭会太仓促 了，后天（6日）结束为宜。毛泽东提出：“关于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稿，不要花多少时间讨论了。”（参见《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92页）

9月5日下午，毛泽东与周恩来、康生谈如何结束会议等问题。

9月6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闭幕。

陈 长江回忆：庐山会议后半段，是我记忆中掌声最少的会议，人们对掌声显得谨慎多了。只有毛主席讲话，周总理宣 布开会和闭幕时才有掌声。到闭幕这一天，主席台 发生了令我惊讶的变化，中央只放着一个座位，是毛主席的位置。旁边 是主持人周恩来，他宣布对陈伯达隔离审查。其它三个常委林彪、陈伯达、康生的位子去掉 了。（参见陈长江、赵桂来著 《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39页）

陈伯达的位子去掉了！陈伯达也不见了。很显然，陈伯达被打倒了！

毛泽东穿着中山装，神采飞扬。林彪穿着军装，除了按毛泽东要求主持会议外，再也一声不响。康生和周恩来分别讲 话。康生从理论上分析了“天才论”，就毛泽东提出的干部学习马列的问题，做了较长的补充发言。周恩来进一步部署“ 批陈整风”的工作，强调党内团结问题，还提出要学好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接着草草通过《宪法》修改草案，批准 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报告。

周恩来、康生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较长时间的话，讲了党的路线教育、高级干部学习和党内外团结等问题，讲到高级 干部要读马列的几本书，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 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陈伯达）的当。……”

主持会议的林彪最后简单讲了几句：“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 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 团结的会、胜利的会。”（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801581页）

会上宣布对陈伯达的历史进行审查。毛泽东再次提出对陈伯达还要再看一看，有些问题再研究一下，保留他的中央委 员。毛泽东并公开为红秀才（张春桥）撑腰。

散会后，服务员从地上拾到“打倒张春桥”等人的条子。（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但始终没有听说 谁是这张条子的作者，或许这件事被压下去了。

9月7日，林彪下山。周恩来去看望林彪，两人紧握双手，面面相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 邱会作下到九江机场送别林彪，在飞机上合影留念。林彪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照常吃饭，照常睡觉，照常工 作，最多是个彭德怀第二。你们有事多向周总理请示报告。”从此以后林彪就很少和我们联系了（参见《邱会作回忆录》 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723页）。

吴法宪回忆：林彪情绪还和过去一样，若无其事的样子。

林彪先去北戴河住了几天，然后转回北京。

林彪走后，黄永胜等人也很快离开庐山。

9月8日，各省、大军区负责人都走了。

9月9日上午，周、康、张、江等人走了。

9月9日下午，毛泽东下山。下山前毛泽东接见为全会服务的全体会务人员。那天下雨，安排在庐山礼堂，后来雨停 了，又改在室外。毛泽东走出会场，夹道欢迎的人群拥上来，欢呼万岁，并要求和毛主席合影。（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54-55页）

毛泽东说：“孔夫子打牌，和为贵。意思是最后还是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最后几天，周恩来安排张、姚起草、改定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稿，并安排印刷。出于安全的考虑，等庐山别墅全都人去 楼空，9月9日晚，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才公开发表。9月10日，《人民日报》登载：“毛 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 会上讲了话，到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根据会议的议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全会认为，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 下，召开 四届人大，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全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以便在 适当时候召开四届人大。”最后一句是“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编选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年10月，477页）

尽管庐山上“电闪雷鸣”，全会的公报却“风平浪静”。以至于到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下边很多人仍然不知道庐山上 已经是“两条路线”了。

第六章 国家主席

毛泽东坚决辞去国家主席

1970年冬至1971年夏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陈伯达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没有让他看过任何文件，也没有 对他进行任何提审，他被软禁在米粮库胡同的家中。

庐山上毛泽东并没有提出国家主席的问题，一年后，才在他的南巡讲话中成了反党纲领，自然陈伯达蒙在鼓里。1983 年初冬，陈伯达对儿子陈晓农说：“我感觉毛主席不想再用我，但我想不通毛主席为什么要打倒我？我又没有得罪他。虽 然在起草‘九大’报 告时，我主张强调生产，在其它事情上也提过不同看法，但这都是出于好意。在他那里工作，我还是 很小心的。在庐山上说他是天才，那也是好话嘛，紧着说好话也 不行。为什么非要把我和林彪连在一起？我和他没有多少 接触，对他不了解。过去毛主席对林彪印象很好，我是因为毛主席信任林彪，才相信林彪的。”

看来，陈伯达讲的倒是真话。

1984年9月，陈伯达在北京卫戍区住院时，想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人谈话，他想让他们说清楚：“我究竟和林 彪有什么关系，把我搞到这样地步，对党有什么好处？简直是莫名其妙！”（引自《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 著，396-414页）

陈伯达认为自己的垮台，主要是和江青发生冲突。

陈伯达一生没有功劳，也有天大的苦劳啊。

1953年下半年，陈伯达负责起草《宪法》草案的初稿，以后随毛泽东到杭州，对草案进行修改。回北京后，在众人修 改的基础上，他继续对《宪法》草案进行大量修改，为了赶在全国人大召开前完稿，一度用脑过度，导致严重失眠。（引 自《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117页）

1954年9月，在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诞生，毛泽东当选为第一任国家主席，很快他 就烦了。国事太繁忙，尤其是递交国书，还要穿戴整齐，一板一眼地念国书，简直是繁文缛节！

陈伯达回忆：解放初，我陪着毛主席一度在玉泉山休养，就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方针，进行了内容广泛的漫谈。毛 主席曾问我“是在前台直接主持国事好呢？还是退到后面坐而论道好”？（引自《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 著，123页）

这说明毛泽东当上国家主席不久，就在考虑退位的问题。

毛泽东多次说，我们是“老夫人”了，唱“红娘”就是总理他们了。（采访江青秘书阎长贵笔记，2005年12月21日）

“八大”前，毛泽东决定摘下国家主席的“帽子”。

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 志、陈云同志跟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 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

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 演说，就不行了。……我是准备好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任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 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参见萧冬连著《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册，红旗出版社1999 年9月北京第一版，88页）

“八大”毛泽东没有能如愿，他再次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章》正式设立名誉主席一条。这 是毛泽东退居幕后的一个台阶，他想先辞去国家主席。当然，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辞去中央军委主席。

1958年1月，南宁会议后，毛泽东在会上做了结论。会后以这个结论为基础，增加一些内容，写成《工作方法六十 条》（草案），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在第六十条中，毛泽东提出，今年9月 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 同 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 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 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 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 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 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所以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 免除误会。 （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SPAN style=”FONT-FAMILY: ‘Simsun’, ‘serif’; COLOR: #323e32” lang=EN-US>1992年8月第一版，64页）

1958年7月31日，毛泽东写信给宦乡（时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代办），6月20日 你给外交部的电报我看了。所传辞职事 是真正的。我决心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中央及省市同志都认为有利，正向地县区干部通知，并展开辩论，以免临时显得突 然。 国内民主党派已通知并酝酿一年多了。在华外人，如苏、新使节及前印度大使尼赫鲁等亦已谈过。请你通过新华社记 者在伦敦的新闻记者中相机陆续放出一点空气。 要是非正式的，以闲谈方式出之。经过“英共”记者，或更好些。逐步使 人们不当作谣言，而当作事实。（毛泽东《关于相机透露毛泽东准备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给宦乡》，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 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332页）

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任职将满的毛泽东力排众议，坚决辞去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同 意他提出的退居二线多研究重大问题，通过《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 决定》。（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65页）

1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决定。文 章说：“几 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中央全会在经过了 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这个 提议，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不再提他作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候选人。中央全会认为，这完全是一个积极的建议。因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 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 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 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这样，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更为有利。毛 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 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 袖。在将来， 如 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 国家主席的职务。各级党委应当根据这些理由，在党的适当会 议上，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在工矿企业工人的集会 上，在人民公社的集会上，在机关、学校、部队的集会上，向党内党外的干部和群众进行充分的解释，以 便大家了解这件 事的理由，而不致有所误解。”（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634-635页）

1959年4月，毛泽东正式向人大二届一次会议提出，为了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重大问题，请求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刘少 奇被选为第二任国家主席，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刘少奇倒台，毛泽东回到第一线

根据《宪法》第40条，国家主席将根据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决定，公布法律和法令，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 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任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委员，……

第41条，国家主席对外代表中国，接受外国使节；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同外国缔结条约。

第42条，国家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林 彪的接班人是个空架子，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没有一点实权，决策权在毛，执行权在周。而刘少奇的国家主席却是

大权独揽，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实际上是第一把 手。毛泽东退居二线没多久，似乎就后悔了。他原来以为国家主席无关 紧要，但一旦让权，却发现国家主席还是有相当大的权力。他明显感到大权旁落，被架空了。

1964年，毛泽东一再号召各级领导干部下去蹲点，没有谁响应，只当耳旁风。而刘少奇让中央组织部安排，不下去蹲 点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第一把手。马上全国闻风而动，仅北京司局级以上的干部就下去了1000多人。

接着苏联的赫鲁晓夫下台，中国有没有赫鲁晓夫呢？

11 月 底，毛泽东在会上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 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 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 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参见萧冬连著《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册，红旗出版社1999年9 月北京第一版，1100页）

12月15日，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曾志（陶铸夫人）回忆：会议结束，江青请我和陶铸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看《 红灯记》。开演前，我们在休息室见到毛主席。毛主席问陶铸：“你们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 我的头上拉屎！我虽然退居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毛泽东命令走的人全回来，继续开会。（参见李静主编《实话 实说丰泽园》，中国青年出版社会实践000年6月第一版，290页）

与会者说，毛泽东发火，是因为刘少奇讲话时毛泽东插话，才讲几句，就被刘少奇打断。（参见萧冬连著《求索中 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册红旗出版社1999年9月北京第一版1102页）其实，刘少奇并没有和毛泽东在会上争论。据在场 的邓力群说，会上只是毛、刘各说各的。刘少奇虽然是“一线”，毛泽东是“二线”，但刘少奇在毛泽东面前，还不至 于、也不敢那么“猖狂”。只是毛泽东感觉刘少奇骑在他头上拉屎了。

12月28日，毛泽东来到会场，举着《党章》和《宪法》，大声说：“我 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如果 算，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 章》，我有党员权利。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邓小平）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刘少奇） 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接着，毛泽东的话就说得狠了：“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 个资本主义派。”（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254页）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要 想使国家安全，鉴 于斯达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一进城就 不那么集中了，结果很分 散，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再主持日常工作，别 的同志处在第一线，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 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 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 问题， 就做了改变。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 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 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引起警觉，还是‘23条’的那个 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解决，中央的第一线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 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9、10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 呢？北京没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 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450-1451页）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了两个司令部。1970年12月18日，美国记者斯诺问：“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 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说：“那就早了。”1965年1月（刚开过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刘少奇连任国家主 席），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23条，“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毛泽 东决定更换接班人。（参见兰州军区政治部印《时事学习参考材料〈斯诺访华的七篇文章〉》，16页1971年7月第一版，6 页）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6月，毛泽东同胡志明谈话中说：“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 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参见逄先知、金冲及 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