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风书讯no 348

《如何改变世界 :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 《官僚主义的弊害》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政治心理学：情境、个人与案例》 《洛杉矶雾霾启示录》 阿尔伯特·特赫希曼：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都 要学会更谦逊【虚拟访谈】 海峡对岸太阳花：关于台湾大学生反服贸的对话

周濂、陈冠中对谈新左翼思潮 徐贲：没有良心的社会是一个险恶的地方 刘长：王沪宁的 1994 年 1

编后小记

编后小记 失联一个多月的马航班机终于有黑匣子的消息了，说电波在印度洋深处，还不知道 能不能找到，而已经进行了 20 多天的台湾太阳花学生运动则在前日宣布，将在明天（周 四）下午六点撤离立法院。如果我们排除各种政治的技巧、内幕、策略，那么，太阳花 运动无疑是表现了民主政治的本质的，那就是政治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原则：“公民的不 服从权利”。这个权利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可以让人民以抗法的方式来进行主权者宣示， 因为人民才是最终的“主权者”，因而，这就是对“主权在民”的最漂亮解释。当然， 实际的民主政治要复杂的多。这场太阳花运动让海峡这边的我们看的眼花缭乱，各种解 读、争论也层出不穷，本期书讯也选了一些对太阳花的讨论放在“声音”中，建议诸位 不要放过这个极好的学习机会。 下面我们说书。 霍布斯鲍姆的《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 应该是第一次译出，这本书初版于霍布斯鲍姆去世的前一年，虽然 是一部文集，但将霍氏自 1956 年（苏共 20 大之后）到 2009 年所 撰写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合成了一部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 研究著作，此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这家官定的理论出版社， 果然还是常常能给人意外的。 霍布斯鲍姆是位天才、勤奋的历史学家，虽然他同时也是在斯大林主义的罪行被揭 露以后少数依然坚持留在英共的知识分子。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是有真实的 感情的，正因为如此，他在 1956 年之后、1968 年及 1989 年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评 论，就有了更多一层的价值：这差不多就是一个在这个主义家族内部的讨论。 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吧：“不仅对所有共产主义者来说，而且对所有社会主义者来说， 苏联和苏联模式的失败都是一种创伤，因为苏联……是唯一真正进行过社会主义社会建 设的尝试”……“社会主义者看到，苏联的死亡终结了全部的希望：一种不同的和更美 好的社会主义（如‘布拉格之春’所说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本来可能从十月革 命的遗产中产生”，于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历史未来的理论预言不可避免地遭到了 明显的失败”，但同时，“资本主义也失去了它的死亡警钟”。这本书的翻译常常不够 顺畅，但大概的意思还是清楚的，在上面的这些句子中，霍布斯鲍姆遗憾地发现，89 年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使得其他非列宁主义、非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失去了 实践的机会，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失去了给它敲警钟的人。 在霍氏的叙述中，中国的毛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列在一起，至于改革后中国自己宣 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完全被排除在叙述之外，仿佛与马克思主义无关。 这本书是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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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小记

再说一本也是中央编译的：《政治心理学：情境、个人与案 例》，此书归在政治心理学经典译丛之中。作者戴维.P.霍顿是位 年轻学者，英国人，但现在成了美国教授。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 非常好读，尤其是其中有不少新知，令人愉悦。书的第十三章讲 民族主义、十四章讲种族主义，作者用政治心理学来定义、解析， 虽然讲的都是些老概念，但也举重若轻，令人耳目一新。 最后，推荐一本经济学名著，罗斯托的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 这本小册子讲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兴起的 最初 200 年（大约，实际上从前现代开始讲起），讲到英国的工业 革命结束，资本主义形成。了解来源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实 际上做的，就是自由经济的事情，或者说，至少在经济领域内，认 为自由市场才是合理的事情。但这合理是从何而来的？我们的新资 本家们明白吗？官员们明白吗？所以，此书是可以做为一本入门的 教材的。 2014.4.9 季风书园读书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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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目录 编后小记 目录 季风本周推荐 《如何改变世界 : 马克思和马克思 主义的传奇》 《官僚主义的弊害》 《彼得大帝传》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 《政治心理学：情境、个人与案例》 《历史中的公民概念》 《让权利运用起来：公民问责的理论 与实践研究》 《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 《秋瑾徐锡麟轶事》 《洛杉矶雾霾启示录》 《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交通及社会 比较研究》 《草原霸主：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 兴衰史》 《艺人、文本和语境：文化批评视野 下的格萨尔史诗传统》 季风本周排行 ●非学术类 ●学术类 声音 杨小凯：我所了解的哈耶克思想

阿尔伯特·特赫希曼：在不确定的世界 里，我们都要学会更谦逊【虚拟访谈】 印度记者在中国 孙立平：什么是极权主义 海峡对岸太阳花：关于台湾大学生反 服贸的对话 评论 周濂、陈冠中对谈新左翼思潮 徐贲：没有良心的社会是一个险恶的 地方 赵刚：皇帝怎会不知道这些“坏人” 董国强：张春桥宦海沉浮与“文革” 悖论 刘长：王沪宁的 1994 年 本周最新到货 ●文学类 ●社科类 ●经管类 ●人文类 ●艺术类 三辉链接 不流于美好愿望： 新经济学如何帮助 解决全球贫困问题（续） 作者的话 书摘 制作者 上海季风图书有限公司 上海季 风书园读书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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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本周推荐 《如何改变世界 :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 《官僚主义的弊害》 《彼得大帝传》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 《政治心理学：情境、个人与案例》 《历史中的公民概念》 《让权利运用起来：公民问责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 《秋瑾徐锡麟轶事》 《洛杉矶雾霾启示录》 《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交通及社会比较研究》 《草原霸主：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兴衰史》 《艺人、文本和语境：文化批评视野下的格萨尔史诗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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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变世界 :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 吕增奎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2014-3 / 88.00 / 马克思主义研究

第十章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880—1914 年/197 第十一章 反法西斯主义时代：1929—1945 年 /245 第十二章 葛兰西/295 第十三章 葛兰西的接受史/311 第十四章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45—1983 年 /321 第十五章 退却时期的马克思主义：1983—2000 年/357 第十六章 马克思和工人：漫长的世纪/369 索引/386 译后记/421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代表作品 毋庸置疑，摆在我们面前的《如何改变世界》 乃是霍布斯鲍姆生前整理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它既 是作者对自己一生所坚持的史学观念的概括和总结， 也是他对自己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 的当代意义的反思和探寻。 ……事实上，正是这部著 作展示出一个世纪老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和 未来走向的思索，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阅读。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俞吾金

目录 中文版序/俞吾金 前言/001 第一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 第一章 今天的马克思/003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 义/014 第三章 马克思、恩格斯与政治/045 第四章 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084 第五章 论《共产党宣言》/095 第六章 发现《大纲》/114 第七章 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119 第八章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命运/165 第二部分 马克思主义 第九章 马克思博士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批判者 /185

《革命的年代 1789—1848》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资本的年代 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 《帝国的年代 1875—1914》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极端的年代 1914—1991》 The Age of Extremes 1914-1991 《工人》 Labouring Men 《工业与帝国》 Industry and Empire 《原始的叛乱》 Primitive Rebels 《传统的发明》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匪徒》 Bandits 《革命者》 Revolutionaries 《劳工的世界》 Worlds of Labour 《1780 年以来的民族和民族主义》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论历史》 On History 《论帝国》 On Empire 《非凡的小人物》 Uncommon People 《新千年访谈录》 The New Century 《全球化、民主和恐怖主义》 Globalisati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趣味横生的时光》 Interesting Times 《断裂的年代》 Fractured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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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的弊害》 【法】阿兰·佩雷菲特 / 孟鞠如、李直、吕彤邻 / 东方出版社 / 2014-4 / 68.00 / 政治制度研究

佩雷菲特不仅是位成功的政治家，更是位成功 的学者。他在从政的同时一直在学术上孜孜不倦地耕 耘，他一生共写了二十多部著作，其中《官僚主义的 弊害》刚一出版就引起轰动，印数高达几百万册。由 于他突出的学术贡献，曾先后当选为法兰西文学院院 士和道德及政治科学院院士。 本书主要讨论法国由来已久的中央集权制和庞 大的官僚行政机构的历史形成原因、思想根源以及改 革尝试。全书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 “追踪隐疾” ， 叙述作者发现“法兰西病”的经过；第二部分论述“法 兰西病”形成的历史过程；第三、四部分列举大量事 例剖析法国社会种种畸形现象；第五部分分析“法兰 西病”的思想根源；第六部分回顾法国三百年来种种 改革尝试，分析其失败原因。针对“法兰西病” ，作 者还提出了可资借鉴的治疗方案。 目录 序 我们的私生子 001 思想习惯的包袱 / 经济和民主的奇怪故障 / 布雷区 / 管窥症 / 不自觉地回到洪水时期 /

“我们讲的是过去” / 爵士乐手 / 耳闻目睹 / 探索隐疾的经历 / 事情的经过仿佛是这样 / 思想交锋 第一部 追踪隐疾 第一章 法兰西谜 “法国人靠不住” / “他们有自己的定见” / “拉丁人喜欢理论” / 信用问题 / 原型是成功 的，但成批生产呢？ / 接受挑战 / “法国人最 好” / 奇特的连贯性 第二章 病入膏肓 法国意志消沉 / 分裂的法国 / 法国下跪 / 离 奇的败仗 / 非战之罪 / 造反分子和爱国分子 / 打靶游戏 / 辟邪 第三章 寻找病毒 早餐不忘公民道德 / “零钱嘛，等你方便时再 说吧” / 一个同病毒一样简单的媒介 / 大师们 的画像 / 科学是一所修道院 / 按箭猪方式结 成宗族 / 自我殖民化 / 僵化的天主教 / 在寺 院里的黑袍教士 第四章 两半球 一个民族，两种社会 / 把不幸当跳板 / 我们争 吵的场面 / 铁幕将要颠倒过来 / 计划：是奇迹 还是一塌糊涂 / 杰拉尔德•菲利普大吃一惊 / 解冻和再冻 / 全世界的笛卡尔派…… 第五章 从头烂起 集体自我解脱 / 逃之夭夭 / 互相抵消 / 欧 洲，办不到的药方 / 海外领病了 / 既成事实政 策 / 病态外交 / 没有权威，因为没有持续性 / 患厌恶历史病的人民 / “戴高乐再也不会回来 了” 第六章 不能全愈的痊愈 5 月 13 日还是 6 月 1 日？ / “他的寿命不会比 其他人长” / 带电的气氛 / 班上的坏学生 / “你说我要决裂了” / 有事实为证，看得见的 病已经治好 / “两年！” / 从迷信雅各宾…… / ……到南斯拉夫的诱惑力 / 在德•格拉斯巡 洋舰甲板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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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大帝传》 (俄)阿·托尔斯泰 著 / 子木 译 / 人民日报出版社 / 78.00 / 传记

阿·托尔斯泰（1883—1945）是跨越了沙俄 和苏联两个历史时期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出身贵 族，1901 年进入彼得堡工学院，中途退学，投身 文学创作。最初发表两部长篇小说《怪人》和《跛 老爷》。十月革命后，因在内战中支持白党而流 亡西欧（1919—1923），其间著有自传体小说《尼 基塔的童年》。1923 年返回祖国之后，著有长篇 小说三部曲《苦难的历程》及《彼得大帝》等。 内页欣赏

本书为长篇小说，曾于 1986 年由人民文学 出版社出版，名为《彼得大帝》（上、下）。小 说共分三卷，第一卷发表于 1930 年，主要描写 了彼得为争取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描写了宫廷贵 族之间的 倾轧，描写了彼得为促进国家西欧化而采取 的最初一些措施。第二卷出版于一九三四年，描 写了彼得为夺取水域而进行的斗争，描写了西欧 各国之间的冲突，描写了彼得为准备“北方战争” 而从事的外交和军事活动。 第一、二卷仅仅是第三卷的一支序曲，而第 三卷才是长篇小说最主要的部分。它将描写彼得 大帝的立法工作和改革活动，描写俄国军队保卫 尤里耶夫和纳尔瓦城的英勇斗争，还将描绘国际 上的叱咤风云和西方一些国家──法国、波兰和 荷兰的绚丽多姿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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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美]W.W.罗斯托 / 黄其祥、纪坚博 / 商务印书馆 / 2014-3 / 27.00 / 世界经济史

本书主要记载了世界经济在过去两个世纪 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以及与之相关的，各国是如 何经历经济增长各阶段的史实。力求还原 18 世 纪后期所发生的重要史实，并做出有条理的连贯 的观察，并对将来会遇到的问题做以瞻望。从为 什么传统社会未能产生自我维持的增长入手，分 析了商业革命和科学革新中的利弊，对整个 18-19 世纪的现代经济起源进行了完整的综述， 值得经济学爱好者们学习。 作者 W.W.罗斯托是美国经济史学家。发展经 济学先驱之一。生于纽约。1938 年获牛津大学巴 利奥尔学院文学硕士学位，1939 年获耶鲁大学哲 学博士学位。从 1940 年开始，先后在哥伦比亚 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奥

斯汀得克萨斯大学任教授，讲授经济史、经济学 与历史。先后担任过欧洲共同体执行秘书助理、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帮办、国务院政策计 划委员会顾问和主席、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 理等。罗斯托在学术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提出 经济成长阶段的理论。他试图用经济理论解释经 济历史的进程，把社会发展分为必须依次经过的 6 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 进入自我持续增长的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 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他用这种理论代 替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他确 信他的理论解释了西方各国已经历过的工业化 过程，提示了一个国家在经济成长过程中所要遇 到的一系列战略决择问题。另外，他还积极对美 国的外交政策进行研究。著有《十九世纪英国经 济论文集》、《经济增长过程》、《经济成长阶 段——非共产主义宣言》、《政治和成长阶段》、 《这一切是怎样开始的：近代经济的起源》、 《世 界经济：历史与展望》、《1868～1896 年英国贸 易的波动》等。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长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注释

为什么传统社会未能产生自我维持的增 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 商业革命 科学、发明和革新 1783—1820 年的世界经济：综述

序言（节选） 我正在从事一项工作，要努力把世界经济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以及与之相关的， 即世界各国是如何经历经济增长各阶段的史实记载下来。在我们目前的这个时代里，共同的经济任务 将会把人类与其自然环境保持平衡的必要性同后来者争取富裕的决心这两者协调起来。我觉得，这正 是一个大好时机，可以对 18 世纪后期所发生的重要史实作出有条理的连贯的观察，然后向前瞻望我 们大家将来都会面临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一直是以这样的观点来教授经济史的，但是从未尝试按这 种观察事物的方法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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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 [英] 彼得·奥斯本 / 王志宏 / 商务印书馆 / 2014-1 / 37.00 / 时间哲学

本书被评价为当今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争论中有关时间哲学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颠倒 了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通过变化来理解时间 的路径，而是反过来，通过时间来理解变化，将 “现代性”、“后现代性”、“传统”等概念作 为历史总体化的范畴和历史时间化的独特形式 来理解，并进而提出了历史时间自身的本质问 题。 彼得·奥斯本（Peter Osborne），现为英 国米德尔塞克斯大学的现代欧洲哲学教授，《激 进哲学》的编委。主要研究领域为康德、黑格尔 和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历史哲学和文化理论等。 代表作有《文化理论中的哲学》（2000）和《时 间的政治》（1995）等。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现代性：与众不同的时间 现代性作为经验和误认：伯曼和安德森 从新的时代到新时代：柯什勒克的历史语义学 现代性的质：同质化，区分和抽象 现代性作为筹划：哈贝马斯，福柯，启蒙 有差异的时间和联合分析：阿尔都塞和年鉴学派

第二章 一种时间，一种历史? 可能性的条件：先验之路 让历史来判断：内在之路 区分反对发展 黑格尔的失败：历史的终结，时间的终结 《时间与叙事》：现象学的本体论 现在还是瞬间？心灵的时间与世界的时间 历史时间：本体论和叙事中介 向死而在，向史而在 流俗的时间还是宇宙论的时间？自然与社会 第三章 死亡与承认 与他者共在：承认的辩证法 练习死亡 从承认到认同：黑格尔和拉康 “事后性”和死亡本能 初级认同：克里斯蒂娃的想像的父亲 一开始就是束缚：约希卡·本雅明或者让·拉普 兰遮? 无时间性，死亡和无意识 精神分析，时间性，历史 第四章 现代性，永恒，传统 外在性和超越：列维纳斯的末世论 外部还是终结？总体性，无限，其他 古典型的永恒性：伽达默尔的解释学 历史学和砸烂传统 历史主义作为坏的现代性 准救世主的断裂：救赎的意象 蒙太奇，中介，启示：朝向新的叙事性 第五章 先锋与日常 保守的革命：法西斯主义作为反动的现代性 视觉和决定：生存即（反对决断论的）重演 重演还是回忆？ 从马克思主义到超现实主义：“日常中的神秘” 现代性的反面：从日常状态到历史生活 后记 …… 丛书 现代性研究译丛还包括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 《现代性的五个悖论》,《现代性与矛盾性》,《完 美的罪行》,《现代性的困境》 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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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心理学：情境、个人与案例》 （美）戴维•霍顿 / 尹继武、林民旺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2013-12-1 / 68.00 / 政治心理学

戴维•P. 霍顿（David P. Houghton）是美 国佛罗里达中央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1996 年在 美国匹兹堡大学政治学系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研 究兴趣为政治心理学和外交决策分析等。著有 《美国外交政策和伊朗人质危机》（2001）、《政 治心理学》（2009）和《决策时刻》（2012）等。 2002 年曾获《选择》（Choice）杰出学术著作奖。 作者通过性情论和情境论的划分，系统梳理 了政治心理学近一百年来的学科知识谱系，非常 迷人地讨论了对于政治行为和国际关系中的永 恒问题，即冲突与合作问题，心理学研究是如何 提供有益的洞见。

目录 序 言 导论 第一章 本书的概念结构 第二章 学科简史 第一部分 情境 第三章 行为主义和人类自由 第四章 服从的心理学 第五章 创造一个“坏桶” 第六章 群体决策 第二部分 个人 第七章 心理传记学 第八章 人格和信念 第九章 认知 第十章 情感和情绪 第十一章 神经科学 第三部分 融合 第十二章 投票行为心理学 第十三章 民族主义、种族冲突与种族灭绝的心 理学 第十四章 种族主义与政治不宽容的心理学 第十五章 恐怖主义心理学 第十六章 国际关系心理学 第十七章 结语：个人观点 索 引 译后记 丛书 政治心理学经典译丛还包括《权力与人格》。

译后记（节选） 霍顿提出的性情论和情境论划分，是一种特别好的尝试。读者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研究路径偏好， 但系统了解在此划分标准下，政治心理学近一百年来的学科知识谱系，这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相信 本书在国内出版，能够促进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界对西方政治心理学知识全貌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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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公民概念》 郭台辉 余慧元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2013 年 8 月 / 48.00 / 政治思想史研究

郭台辉，江西万载人，政治学博士，华南师 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学教授。世界史一级 学科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政治学所研究员。主 要从事概念史方法与公民身份主题的相关研究。 余慧元，湖北武汉人，哲学博士，华南师范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外国 哲学、政治哲学的翻译与研究工作。

《历史中的公民概念》从各国公民概念的动 态变迁出发，以西方、日本和苏联影响中国公民 角色形成进程的三种路径为导向，选编 10 个国 家的 10 篇专题论文，为读者提供一幅有关公民 语义变迁的时空图景，为进一步的公民议题比较 研究提供参考。

目录 第一章 英国的公民概念 第二章 美国的公民概念 第三章 法国的公民概念 第四章 德国的公民概念 第五章 荷兰的公民概念 第六章 意大利的公民概念 第七章 西班牙的公民概念 第八章 日本律令时代的公民概念 第九章 苏联前期的公民概念 第十章 现代中国的公民概念 作者简介

第四章 德国的公民概念 （十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马克思与恩格斯（节选） 黑格尔只是否定国家公民的自由观念，但并没有进一步地深入探讨，而马克思将它作为历史分析 的批判靶子。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市民”如同“国家公民”一样，包含着一种新的对立观念。作为 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批判的起点，就是黑格尔批判自由主义的国家公民代表体系名不副实 的这一主题。当马克思与卢梭在“人”与“公民”之间进行区分时，黑格尔将“有产阶级” （bourgeoisie） 与“人”等同起来，其作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中介就瓦解了。在这种双重的尺度之下，加上 对自 1789 年以来“国家公民”解放之后果的准确把握，马克思将“资产阶级”（bourgeois）与“公 民”（eitoyen）之间的差别解释为“人”自身的分裂：他不只是“国家的市民”（黑格尔），而且 也是个人（置身于一个确定的“社会的”生活处境中的个人）。当黑格尔用例子解释“有产阶级” （bourgeois）与“人”之间变化的关系时，马克思将其有力地运用到了黑格尔与宪政自由主义理论 的对立之中：在“人”、“市民”和“公民”的关系上，“市民社会与国家分裂了，因此，公民与作 为市民社会成员的市民也分裂了。这样，他就必须在自身将其本质二重化。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 一个具有政治含义和政治效能的公民，他必须从自身的市民现实性中超脱出来，从现实中脱离出来， 从这些整体的组织中返回到其个体性中。因为他为其公民身份找到这唯一的存在形式，就是其暴露出 来的个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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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权利运用起来：公民问责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韩志明 / 倪鼎夫 整理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5-7 / 25.00 / 中国近代史

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公共行政》等全文转载，出版个人专著 1 部， 翻译著作 2 部，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 5 项， 参与其他各级各类项目 10 余项。 目录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民主治理的基础，而问 责是实现政府责任的重要工具。公民有问责政府 的需要，也有问责政府的权利，是行政问责的重 要力量。从表达质疑和不满、参与评议政府绩效 到抗争性行动等，公民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主张 政府及其官员的责任。这些行动不仅有助于建构 起政府的责任，敦促政府官员更加负责地行使权 力，也有力地维护了公民的权益，实现公民权利 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动态平衡。特别是网络提供了 公民监督权力的利器，开辟了公民问责的广阔前 景，越来越多用权利武装起来的公民，必将在公 共治理的过程中更多地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韩志明，1977 年出生，湖南省永州市人。吉 林大学行政学院法学博士，浙江大学理论经济学 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博士后，现为天津师范大学政 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 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在《光 明日报》、《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 《公共管理学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等报 刊杂志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其中 10 余篇被《中

绪言 第一章中国行政问责制的回顾与反思 第一节行政问责制研究的理论迷思 第二节同体问责的社会现实及其想象 第三节异体不能问责的原因与解释 第四节行政问责的前瞻性思考 第二章责任、问责与公民问责 第一节责任与问责的概念 第二节公民问责的概念厘定 第三节公民问责与公民究责 第四节行政问责的主体拓展 第五节公民问责的价值和后果 第三章西方国家公民问责的实践及启示 第一节西方国家公民问责的制度实践 第二节西方国家公民问责途径的借鉴与启示 第四章公民问责的行动模式 第一节信任合作型公民问责 第二节问政追理型公民问责 第三节评议考核型公民问责 第四节申诉究责型公民问责 第五节公民抗争型公民问责 第五章公民问责模式的基本要素 …… 丛书 行政文化与政府治理系列还包括《政府未来的治理模 式》 、 《公民治理:引领 21 世纪的美国社区》 、 《无缝隙 政府:公共部门再造指南》、《社会管理的理论与实 践》 、 《当代中国政府正义问题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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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 丛小平 / 商务印书馆 / 2014-3 / 49.00 / 教育史

目录

师范学校不仅在教育现代化中发生作用，见 证了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 社会改良与革命，更在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留下 清晰的在场之证。 本书着眼于 1897 年第一所师范学校建立到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四十年间中师范学校的历 史，跨越教育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的界限，将师 范学校的变迁作为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讨论师 范学校变迁、教育改革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复杂 互动，为认识和评价中国现代化历程提供了一个 新的视角。本书所论，对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具 有相当的解释能力，与当下社会也有着重要的相 关性。 丛小平，历史学博士，美国德州休斯顿大学 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 20 世纪中国社 会、近现代思想史、近现代妇女史、近现代教育 史。本书英文版 2007 年由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出 版社出版，并获中国留美历史学会 2008 年杰出 学术贡献奖。

中文版序言 英文版序言 绪论 第一章 历史的回顾：明清时代的学校、教师及 19 世纪后半叶的教育改革 1. 明清时期的学校体系与教师 2.19 世纪后半叶教育改革和教师问题 3. 明清时期的女学与现代女子教育的转型 第二章 教育与社会的转型：师范院校的兴起, 1897-1911 1. 师范学堂与社会转型 2. 从母亲到女教师：女子师范学堂与国家建设， 1907-1911 3. 从旧式文人士大夫到现代教育家：以两广优 级师范学堂为例，1904-1910 第三章 在政治动乱中建设民族国家：民初的师 范学校，1912 - 1921 1. 以教育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基石 2. 以教育独立与教师职业化促成国家建设 3.职业女教师群的出现：1910 年代的女子师范 第四章 寻求“现代性”和“普世性”：壬戌学 制下的师范学校，1922–1930 1. 1922 年教育改革中的师范学校 2. 1920 年代教育和教师的问题 3. 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女子中等师范的衰落 第五章 现代性与中国农村：乡村师范的兴起, 1922-1930 1. 艰难的现代乡村教育 2.乡村教育运动的兴起 3. 改造乡村社会的实验：晓庄乡村师范学校, 1927-1930 附录：程本海：乡村小学教师应有的本领 第六章 国家权力渗入地方社会：乡村建设中的 师范学校, 1930-1937 1. 重建国家控制的统一师范学校体系 2. 国家权力的延伸：规范师范学校与教师 3. 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乡村师范：三个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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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 王雪丽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2013-12 / 42.00 / 体制改革研究

王雪丽，1978 年生，辽宁海城人，管理学 博士（行政管理专业）。2003 年任教于天津商业 大学，副教授，系主任；2013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市政治学研究会理 事。主要从事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研究。 本书以行政“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为研究对 象，明确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要建构“以域代属、 按需定责”的区域治理体系。同时，系统分析“省 直管县”体制改革需要具备的基础和条件，为改 革的分类推进提供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从重 塑地方政府间利益格局、超越“级别”与“权力” 的对等关系、重构地方政权体系、理顺“条块” 关系、创新权力制衡机制等方面，对综合推进行 政“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提出对策建议。

目录 导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一、选题的缘起 二、本书的理论价值 三、选题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文献评述 一、“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的主要观点 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的局限性 第三节 理论框架 一、主要概念 二、基本观点 三、研究框架 第四节 理论基础 一、政府间关系理论 二、政府职能配置理论 三、政府层级理论 四、城乡统筹发展理论 第五节 方法与创新 一、研究方法 二、创新点 三、研究工作的限度 第一章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动因与 目标定位 第一节 “省、市、县”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 一、“省分别管理城市和农村地区”体制 二、“市管县”体制的形成和发展 三、“市管县”体制的松动与“省直管县”体制 改革的启动 第二节 推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客观因素 一、经济体制转型是“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根 本动力 二、城市化加速是“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现实 驱动力 三、政府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省直管县”体制改 革的现实驱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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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徐锡麟轶事》 陈晨 / 人民日报出版社 / 2014-4 / 48.00 / 传记

丰满渐渐显露端倪。

本书名为“轶事”，实为 由多人合写的传记。巧合的是， 季风书讯上期中推荐过的《同 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 也是以这样的方法编撰的。在 本书中，秋瑾的生平事迹摘自 秋宗章《六六私乘》、徐自华 《鉴湖女侠秋君墓表》、陈去 病《鉴湖女侠秋瑾传》、秋高 《秋瑾轶事》、徐双韵《记秋 瑾》等等，按照秋瑾成长年代 排序，各篇短小，角度各不相 同，读来犹如一幅有多个侧面 的立体画。《徐锡麟轶事》作 为《秋瑾轶事》之“外一种”， 选篇自萧岳《徐锡麟轶事》、 章太炎《徐锡麟传》、陶成章 《浙案纪略》、徐仲荪《明文 偶钞跋》等。两位革命党人、 表兄妹的形象随着叙事角度的

目录 徐锡麟、秋瑾事略（代序） 萧一 山 卷一 祖上 兄弟姐妹 生于福建 愤恨侵略 少年时事 回到原籍 幼读诗书 初习诗作 娴于词令 渐习女红 革命思想之启蒙 习艺健身 没有“架子” 帮助族伯 女中豪杰 联姻王氏 字号鉴湖女侠 “必先殄群奸而后可” 瑟琴异趣 欲感召夫婿 婆媳不和 创办钱庄 钱庄倒闭 宽大待人 爱护弟弟 与弟分离 卷二

…… 附录 秋瑾年谱简编 外一种 徐锡麟轶事 卷一 家世 心雄万夫 器过手辄毁 欲为沙门 刻苦攻读 试辄冠其曹 有项王风 自称伯圣 何为大人 心无旁骛 流连忘返 博闻强记 打毒蛇 少有大志 帮助割稻 空船回家 善长舆算 浑天仪 喜欢健身 看透因果 开辟未果 生性爱人 代付银钞 …… 附录一 光复会 附录二 光复军大元帅徐锡麟 附录三 徐锡麟年表

徐锡麟、秋瑾事略（代序） 萧一山（节选） ……被审讯时，瑾态度安详，默不一语。施之酷刑，仍忍痛不言。强迫做供状，始写一“秋”字。再 三逼迫，勉成“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贵福与瑾平日往还，虑其攀连，乃就其文稿中摭取数则，断 章取义，加以罪名，欲遂成。初六日晨四时，就义于轩亭口下。其友徐寄尘、吴芝瑛收其遗骸，埋于 杭州西湖西泠桥畔。锡麟骸骨，亦于民国后由浙人移埋于西湖孤山之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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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雾霾启示录》 [美]奇普·雅各布斯、威廉·凯莉 / 曹军骥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2014-3-1 / 38.00 / 纪实调查

杂志和《加州期刊》（California Journal）撰 稿，曾任大洛杉矶烟雾控制局南海岸空气质量管 理区发言人，著有 Home Sweet Home 等。

《洛杉矶雾霾启示录》一书描述作为“烟雾 之都”的美国洛杉矶市 60 多年来光化学烟雾污 染的形成、发展和防治等历史细节。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依赖于汽车的新兴生 活方式等污染所形成的烟雾，于 1943 年 7 月开 始对洛杉矶市居民健康带来巨大危害，持续影响 至今，而洛杉矶的居民通过数十年的努力与抗 争，将洛杉矶市从烟雾蔽日恢复到蓝天白云。洛 杉矶市两位记者奇普·雅各布斯和威廉·凯莉著 通过深入调查，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事件发生时的 众生相，以及该事件对美国污染治理进程的促进 与当前全球各国绿色环保发展的深远影响。 奇普·雅各布斯（Chip Jacobs）：美国获 奖作家、记者，曾为《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洛杉矶每日新闻》（Daily News of Los Angeles）、《洛杉矶周刊》（L.A. Weekly） 撰稿，著有 Wheeling the Deal The Outrageous Legend of Gordon Zahler, Hollywood ‘ s Flashiest Quadriplegic 等。

媒体推荐 本书并不仅仅承载了历史的分量，同时还传 达了好莱坞时尚人物的元素，明星们身体力行起 到的榜样力量，使得这场雾霾治理史也变得性感 起来。 ——洛杉矶时报 作品极具震撼力和前瞻性！这部关乎我们每 个人的雾霾史，值得引起所有美国环保主义者的 注意。 ——出版人周刊 这不仅是人类所经历的一场蒙着烟雾的雾 霾史，更是能另人深刻反思的文化史。 ——科克斯书评 目录 译者序 致谢 前言 第一章 紧急状态/3 第二章 褪色的天堂/25 第三章 太平洋彼岸的一位荷兰人/45 第四章 洛杉矶——与当世为敌/67 第五章 “州立烟雾大学”的校园生活/91 第六章 坑人的交通/109 第七章 名媛和医生大战烟雾记/133 第八章 人民在行动/159 第九章 父子交兵/175 第十章 臭氧的魔力/189 第十一章 寻找永恒的动力/207 第十二章 以权谋私/221 第十三章 动作明星有何动作/235 结语 哈根幽灵的魔术/247 注释/252

威廉·凯莉（William J. Kelly）：记者， 为《洛杉矶周刊》、 《洛杉矶时报》、美国 Al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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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交通及社会比较研究》 牛秋实 葛臻明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2014-1 / 27.00 / 长篇小说

员，长期从事中国乡村社会史、中国文化史等专 题研究。主要著作有《李鸿章幕府研究》、译著 有《慈禧太后统治下的大清帝国》、《中华帝国 晚期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天津与北京》等。 论文发表主要有《二十世纪上半期乡村权力的博 弈与权威的重建》、《陈子龙、柳如是与复社文 学》、《蒙文通的民族史与民族学研究》等三十 余篇。 葛臻明，女，1964 年生，河南禹州人。文学 学士学位，许昌学院博物馆馆员，副馆长。主要 论文有《中原地区南北朝的墓葬制度》、《由商 周青铜器文化看中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融》， 《浅析许昌扒村白地黑花窑瓷枕装饰造型艺术》， 发表在《中原文物》等刊物上。

在中国历史上，首先出现的是秦汉帝国，而 与之对应的则是罗马帝国。在此期间，从张骞通 西域开始，丝绸之路一直辗转地通向罗马。这是 众所周知的。当然，强大的罗马帝国是西方历史 上的骄傲，但它并不能掩蔽秦汉帝国的光辉。 在此之前曾出现过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由此带 来了希腊化时代。但亚历山大的东征壮举也仅及 南亚次大陆的西部边缘，和中国相去甚远。 而在亚历山大帝国衰落之后，其在中亚的一支守 军走投无路，逃亡到中国新疆地区，建立了一个 尼雅小王国，后被沙尘暴所淹没，从历史中消失 了。相反，东汉时北匈奴被击败后西迁，进入黑 海草原后，和此前到那里的阿维尔人共同西进， 引发了欧洲民族大迁移，结果导致了罗马帝国的 灭亡。《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交通及社会比较 研究》以秦汉和罗马共和国及帝国时期的交通情 况作为观察视角，分析比较其交通发展的状况和 其地理上的特点，以及交通工具的使用情况，交 通和其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比较研 究，可以发现东西方文明的不同走向。 牛秋实，男，1968 年生，河南洛阳人。历史 学博士，许昌学院社科部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 海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原农村研究中心研究

目录 序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较研究 第三章 比较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较……

秦汉帝国及罗马帝国交通体系的形成 秦与罗马的文化和交通地理背景比较 秦帝国与罗马共和国时期交通的比较 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交通体系比较 汉代的道路建设 罗马帝国时期的道路建设 汉代及罗马帝国国力与道路建设的比 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都城规模及交通 秦帝国都城规模 西汉都城规模 罗马城市规模 秦汉都城与罗马都城交通比较研究 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水路交通比较 秦汉时期中国的水路交通体系 罗马帝国时期的水路交通体系 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海上贸易比较 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驿站制度比较 汉代的驿站制度 罗马帝国时期的驿站制度 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驿站制度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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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霸主：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兴衰史》 马健 / 商务印书馆 / 2014-1 / 35.00 / 民族历史

多的是在冲突中为南方农业文 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同时也 是东西方文化的传播者。马健 编著的《草原霸主--欧亚草原 早期游牧民族的兴衰史(精)》 尝试结合考古资料与历史文 献，勾勒出欧亚草原早期游牧 民族历史、文化的概貌。

公元 1 千纪前后，广袤的 欧亚草原兴起多支游牧民族， 他们掌握了娴熟的驭马术、骑 射技术和先进的金属冶炼技 术，在草原驰骋、角逐。这些 游牧民族只有语音，没有文字， 他们的风俗习惯、宗教礼仪、 历史文化仅被零星的保存在南 方农业文明隔膜、甚至荒诞的 文献记载当中。尖帽皮衣、善 骑射、勇武剽悍、逐水草迁徙 是农业民族对他们的主要印 象。经过近两百年的多个国家 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这些早 期游牧民神秘的面纱正逐步被 揭开。我们得知他们不仅尚武， 流行随葬武器、马具，同时还 掌握了发达的毛织技术、木器 加工技术、创造了独特的“动 物纹”造型艺术风格；他们崇 拜希腊阿波罗、阿瑞斯和波斯 的阿娜希塔诸神；他们不只对 农业文明大肆侵扰和劫掠，更

马健，男， 1997-2009 年 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2007-2008 年获国家留学基金 委员会资助，赴德国慕尼黑大 学汉学系访学。研究生期间先 后师从晁华山教授、林梅村教 授 、 贺 东 劢 （ Thomas O. Höllmann）教授，从事中西亚 考古、佛教考古、游牧民族考 古等方向研究。2009 年 7 月起 任教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 院。 丛书 丝瓷之路博览系列还包括： 《原始思维化石——呼图壁生 殖崇拜岩刻》 《中国陶瓷源流及域外传播》 《莲花上的狮子——内陆欧亚 的物种、图像与传说》 《邱处机与成吉思汗》 《异域和亲悲喜录》 《丝路烽烟——汉与匈奴在西 域的较量》 《骑马生活的历史图景》 《震惊世界的壮举——郑和七 下西洋》等

目录 第一章 游牧王族的真实身份 一 亚洲之王的陨落 二 排山倒海的辛梅里安人 三 起源：赫拉克勒斯之子 第二章 斯基泰人的生活习俗 一 远古的时尚装束 二 狩猎与战争 三 黄金打造的今生来世 四 爱桑拿浴的斯基泰人 第三章 斯基泰人的葬仪、宗教与艺术 一 木乃伊与殉人 二 金饰牌上的神祗 三 草原民族的动物艺术 第四章 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 一 古坟冢里的黄金宝藏 二 鸟、老鼠、青蛙与箭 三 放下武器，拿起皮鞭 四 北高加索的斯基泰人 第五章 乌拉尔山的萨尔马提亚人 一 娶妻阿马松女战士 二 尚武的萨夫罗玛泰人 三 杀死男人的人 第六章 中亚的萨迦人 一 崇拜豪麻的萨迦人 二 王陵：伊塞克金人 第七章 南西伯利亚的游牧人 一 巴泽雷克冻土墓 二 国王谷，黄金冢 三 金字塔巨冢与直立人偶 四 席卷欧亚，沟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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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人、文本和语境：文化批评视野下的格萨尔史诗传统》 诺布旺丹 / 青海人民出版社 / 2014-1 / 38.00 / 民族文学研究

很不够。就此点而言，诺布旺丹的著作，在问题 意识上，在研究方法上，在解析材料上，进而在 较为宏观地把握史诗传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文 化语境上，走出了自己的路子，这是要充分肯定 的。 ——国际史诗学会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文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朝戈金

史诗承载着一个古老的传统——口头传统， 史诗又连接着一个民族思维的基石——诗性智 慧。 ——题记 诺布旺丹，藏族，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 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藏族文学研究室主任、全国 《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 事藏族文化与史诗《格萨尔》的研究工作。曾先 后赴美国、加拿大、荷兰、墨西哥、智利、芬兰、 丹麦、德国、南非、台湾等近二十多个国家和地 区进行学术交流。出版有《生命之轮——藏传佛 教的活佛转世》、《藏族的神话与史诗》（藏文） 等多部著作。承担并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 课题《格萨尔史诗类型研究》、参与完成了《中 国史诗类型学研究》，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委托项目《格萨尔的抢救、保护与研究》， 主持编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科全书——三 大史诗卷》。 推荐者言 迄今为止的关于《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大 多数还是对外在现象的描述式文字，理论的提升

格萨尔史诗可以说是一部藏族人的心灵史， 一部藏文化的百科全书，于是，格萨尔史诗的流 传与艺人的特殊生存状态本身自然就构成了一 种特别的“社会事实”，旺丹这部专著，从诸多 艺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入手，也就是以“叙 述体加以呈现”，详细地呈现了这种具有特殊性 的“社会事实”，结果自然就构成了一部奇特的 “民族志”——关于一部伟大的心灵史如何在日 常生活中，由那些看似寻常，却以通灵一般的状 态民间艺人所传布的“民族志”。 ——著名作家 阿来 目录 序一/ 朝戈金 序二/ 阿来 艺人篇 第一章 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从格萨尔故 事歌手及其身份的再检讨 一、从诗性智慧到族群记忆 二、从集体记忆向职业化演述的转变 三、职业化和半职业化向多重身份的转变 第二章 格萨尔故事演述人之称谓与类型的阐释 及批评 一、“艺人”与“诗人”之辨 二、“艺人类型”之辨 第三章 格萨尔故事歌手的田野个案与发微 一、丹增扎巴与“智态化”叙事 二、游离于诗性世界与“文本化”世界的边缘— —’90 后大学生艺人斯塔多吉的现实及其困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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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本周排行

季风本周排行 ●非学术类 序号 书名

出版社

作者

单价

~值得毕生收藏的罗马史经典

中信

[日]盐野七生

600

2

秘密

湖南文艺

朗达.拜恩

32

3

知日 设计力

中信

苏静

35

4

莫奈和他的眼睛

译林出版社

张佳玮

36.8

5

我的人生故事

当代中国出版社

周有光

36

6

繁花

上海文艺

金宇澄

48

7

如何看懂书法

北京

侯吉谅

42

8

此生是我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苇

36

9

草草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丹青

36

10

故宫的风花雪月

东方

祝勇

42

1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友谊

加措

39.8

12

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 江苏文艺

叶开

29

35 个基本点让你一看就懂

人民大学

[日] 西村克己

32.9

14

我们.逆行

中信

陈坤 谈笑静

36

15

鱼羊野史

湖南文艺

高晓松

39.8

16

老人这宝贝

作家

渡边淳一

25

17

唐诗风物志——唐人的世俗生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毛晓雯

38

18

温故.二十七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瑞琳编

29

19

青灯

江苏文艺

北岛

16

20

蓝房子

江苏文艺

北岛

18

1

(全 15 册)罗马人的故事

【综合分类】 13

逻辑思考力：图解逻辑思考力的

21

季风本周排行

●学术类 序号 书名

出版社

作者

单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史景迁

46

(原书第 2 版)

机械工业

G.理查德.谢尔

39

3

到芬兰车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埃德蒙.威尔逊

49.8

4

胡若望的疑问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史景迁

36

5

经学的瓦解

华东师大

陈壁生

28

6

亚财政：制度性腐败与

中国历史弈局（修订版）

中信

洪振快

42

7

你的权利从哪里来？

北京大学

美/艾伦.德肖维茨

29.8

8

密尔论大学

商务

英/约翰.密尔

25

9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北京三联

[美]孔飞力

35

10

清教徒的礼物：那个让我们

在金融废墟重拾梦想的馈赠

东方

[美] 肯尼斯·霍博

48

11

"文革"的预演:"四清"运动始末

人民

林小波 郭德宏

48

12

人生五大问题~中学图书馆文库

北京三联

安德烈.莫罗阿

28

13

断裂的年代:20 世纪的文化与社会

中信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39.8

14

品味与物质欲望 社科文献

朱迪

59

中信

希思

29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商务

鲁思.本尼迪克特

25

17

古拉格一部历史

新星出版社

安妮.阿普尔鲍姆

78

18

共同的底线

江苏文艺

秦晖

48

19

写给年轻人的哲学史

北京大学

西/费尔南多.萨瓦特尔 28

20

余英时访谈录(精)

中华书局

陈致

1

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

生涯揭秘 2

沃顿商学院最实用的谈判课

~~当代中产阶层的消费模式 15

粘住:为什么我们记住了这些,

忘掉了那些 16

菊与刀:增订版

32

22

声音

声音 杨小凯：我所了解的哈耶克思想 阿尔伯特·特赫希曼：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都要学会更谦逊【虚拟访谈】 印度记者在中国 孙立平：什么是极权主义 海峡对岸太阳花：关于台湾大学生反服贸的对话

杨小凯：我所了解的哈耶克思想 杨小凯

台湾《经济前瞻》（1995 年 10 月号）

“我是个对科学方法有嗜好的人，对那些非数学的思想从来不重视。但我读了哈耶 克的著作后（他是一个从不用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有一种强烈的相见恨晚、非常欣 赏的感觉。” ——杨小凯

杨小凯 （1948-2004） 原名杨曦光，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华人。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教授，澳大利亚莫纳什大 学首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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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他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 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曾经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 年和 2003 年）。 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 2004 年，杨小凯因患肺癌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家中去世，享年 56 岁。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1899-1992） 哈耶克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自由主义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之一。他是市场经济和法治 社会的坚定捍卫者，同时又是知识、自由的毕生追求者。在传奇的一生中，他得以见证两次世界大战 后世界格局的巨变，经济大萧条后全球市场的复苏，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制度交替运行，以及人们对 于市场经济从质疑到服膺的曲折过程。从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到哲学、心理学，哈耶克对知识的渴 望和追求，使他的思想轨迹穿梭于各个领域，他的足迹也在维也纳、伦敦、纽约、芝加哥、弗莱堡等 地永驻。包括丘吉尔、撒切尔、里根在内的多位领导人都是他思想的拥趸。 他是 1974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 年出版后，不仅获得全球追捧， 同时深刻地影响了历史进程。

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和无孔不入。 我是一个有一套独特经济思想的人，对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没有崇拜感，对其中几位我还 觉得他们很难说是值得获此殊荣的。而且我是个对科学方法有嗜好的人，对那些非数学的思想从 来不重视。但我读了哈耶克的著作后（他是一个从不用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有一种强烈的相 见恨晚、非常欣赏的感觉。我自己也讲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从来没有的感觉，但我相信，大多数 人读了他的书，对世界的看法会产生深入骨髓的变化。让我记录下我读哈耶克著作的感想，与读 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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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哈耶克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与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思路很不一样。今天 大多数对社会主义进行批评的中国人，多是从社会主义实行以后经济效率不高着眼的。而哈耶克 对社会主义批判的着眼点却是制度形成的机制。哈耶克认为自由社会的制度是一种自发的过程， 从没有人有意去设计整个社会制度。因此，这种制度的形成是千万人互相竞争、互相作用的结果， 所以这种自发形成的制度包含了所有人所知道的互不相同的信息，而竞争过程也使人无法垄断制 度设计和形成机制，因而无法利用这种垄断来损人利己，所以信息的合成过程会将信息传递中的 歪曲降到最小。

而社会主义制度是世上第一个由某些思想家为社会总体设计的一种制度，它不是自发地在 一个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它包含的信息量受某个思想家所知信息局限，不可能是亿万人交 互作用、将不同的信息综合使用的。

在哈耶克看来，一个自由的社会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差别，一是在自由社会中，制度和 秩序是自发形成的，不可能由少数思想家设计。二是自由社会中的制度都是一些游戏规则，人们 只对游戏规则是否公正做判断。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却规定谁应该是胜者，什么应该是社会追 求的具体目标。因此，社会主义制度总是会有一部分人将他们的欲望强加于社会上其他人。试想 想，一场球赛如果在未赛前就预定了谁是胜利者，这还有何公平竞争可言?自由社会中并没有一 定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和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定，只有一些竞争的游戏规则，制度的自发发展是 基于规则公平的共识，至于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或其他制度获胜，是一个无人能预料的事。

我读哈耶克的书之前就有一个想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计划与无 计划的差别。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计划经济比社会主义中还多，例如，麦当劳的经营中就有总部对 各连锁店的很多指令性计划。但根本的差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计划是通过计划权利的自愿自 发的买卖而形成，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计划是用政府的垄断权强制形成。当时我并未读哈耶克的 书，但看了他的书后，才发觉，他的思想涵盖了我的想法，细想起来，我大概是看了弗利德曼等 人的书，间接受了哈耶克思想的影响。再看看胡平等人讲到社会主义经济由于是看得见的手，所 以当这种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时，人们不会自愿地接受市场的惩罚，因而造成改革的困难。看过哈 耶克书的人都会发觉，这些思想都是他所首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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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哈耶克指出，在一个自由经济中，游戏规则是公平的，所以强制执行游戏规则就会十分有 效，输了的人无法不认输，因为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没法与之辩论，也无法抗拒它的惩罚，受 罚人也无法责怪任何他人。但社会主义制度却有只看得见的手来执行奖惩，失败者总会有办法找 政府，抱怨奖罚不公平，或不合理。因此，游戏规则无法强制执行，或曰预算约束总是软的。在 这种条件下，公平的竞争游戏是无法玩起来的。

哈耶克的思想其实与经济学界以经济理性为号召的主流学派南辕北辙。以麻省理工学院为 代表的所谓科学方法派，强调数学方法的应用，假定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能用数学最大化问题求解， 理性经济人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能用一般均衡或对策论（或赛局理论，game theory）来求解。 很多这个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往往热衷于用数学模型来证明“市场失灵”及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另外一些以经济理性为号召的经济学家，以数学模型来证明看不见的手的优越。哈耶克的思想与 这类想法都不同。他强调对经济理性的迷信可能导致经济制度的失败。其实人的知识是有限的， 对什么叫理性，什么叫非理性，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判断，或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世上很多从常 理看来非理性的行为，也许对人类社会的知识做出贡献。例如，很多破产的企业，就为成功的企 业提供了必要的经验。因此，我们最好放弃对经济理性的追求，承认自己对经济理性的无知，因 而只是追求游戏规则的公平，接受这些游戏规则下出现的东西，不论其是理性、还是非理性。

我是一个热衷于模型（包括对策论模型）和新的科学方法的经济学家。但凭我的直感，我 觉得哈耶克的非数学的经济思想，比现有最好的经济数学模型深刻得多。也许数学模型经过几代 人的积累之后，我们能用非常复杂高深的数学工具严格证明哈耶克的假想。遗憾的是，现在用数 学模型最纯熟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我看来是思想相当浅薄的一批人。更为可惜的是，数学在经济 学中的应用，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这样一个从浅薄到高深的渐进和积累过程。

我是企图用数学来证明哈耶克思想的人。我最近与黄有光教授发表的一本书（见 Yang and Ng，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jzation，1993，North-Holland），在第 15 章用一个 数学模型证明，完全理性的行为在知识不足的情况下，可能不能通过各种组织实验（包括试验不 是最有效的组织）发现最有效的组织。因此，在知识不足的情况下，某些非理性行为有可能有助 于社会发现最有效的组织。在此书的第 3 章，我们用一个序贯对策均衡模型证明，市场制度的功 能并不是让所有人分享所有信息；恰恰相反，市场制度会促进专业化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因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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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人们不需要知道其他专业的知识，但却能享受所有专业部门的产品。因此，市场的功能在于， 当每人只知道整个社会的信息的极少一部分时，人们却能充分利用这所有部分信息的集合。这正 是哈耶克思想精髓之一。按这种思想，如果某个人或政府声称能获得整个社会的信息，因而看出 了“市场失灵”，进而加以纠正，此人必是过分狂妄，对市场的功能毫无所知。

哈耶克对现代发达国家的制度最重要的批评之一，是对国会立法权的质疑。他认为国会立 法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与游戏规则有关，例如专利法的通过；另一部分是与社会需要什 么有关，例如环境保护法的通过。哈耶克认为，后一部分应属行政当局的政策，而不是属于立法。 这两部分的活动应该分开，不应该由一个立法机关来做。其理由是，立法机关不应该关心社会的 共同目标，而应该关心游戏规则的公正；至于参加游戏者个人的不同目标，那是不可能、也不应 该统一的。如果立法当局为社会制定共同目标，并通过立法来强制执行，社会就会走向“被奴役 之路”。

哈耶克对宗教的看法以及对迷信人类理性和崇拜科学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启发意 义。哈耶克认为历史上能生存下来的制度都不是来自于社会科学和人类的理性，而是来自宗教和 意识形态。宗教和意识形态不是理性的，但它决定了人的行为准则，决定了人们处理相互关系的 游戏规则，意识形态也提供了遵守一定游戏规则的承诺机制。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各种宗教和 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会使最有利于自发秩序扩张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在社会流传和发展。在这个过 程中，胜出的宗教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并不是凭理性选择宗教，正如母亲爱孩子不是凭理性一样。 但在社会演化过程中，不爱孩子的母亲就会因后代死亡率高而绝种，不利于自发社会秩序扩张的 宗教和意识形态也会灭绝。因此历史上长期能生存发展的宗教，虽不是基于理性，但却是形成有 效制度的基础。■

《通往奴役之路》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 / 王明毅、冯兴元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7-8 /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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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特赫希曼：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都要学会 更谦逊【虚拟访谈】 朱桂英 新京报（2014-04）

“悖论是思想家的激情之源，没有悖论的思想家就像一个没有情感的恋人：微不足道的平 庸……一切思想的最高悖论是尽力发现思想不能思考的事情。”

索伦·克尔凯郭尔（左），阿尔伯特·赫希曼（右）

把索伦·克尔凯郭尔这段话送给我们这篇虚拟访谈的主角阿尔伯特·赫希曼（1915-2012）， 他大概是乐于接受的。我们几乎可以在他的所有作品中看到悖论的蔓延过的痕迹，他会告诉你， 不要相信存在唯一正确的道路，不要期待一种确定的秩序，不要尝试去拥有一个明确的世界观， 不要轻易拥抱一个自称是唯一的真理，同时，他一定会再加上一个必要的注脚，不要把所有这些 关于“不相信”的理念当做完全值得遵循的信条，它们所提供的是一种态度，仅在于提醒你，要 重视保持心灵的开放，保持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激情。 这种对不确定性与可能性的偏爱，与阿尔伯特·赫希曼的经历显然息息相关。尽管他一再宣 称自己从来都不是奇迹，但是，当人们把“20 世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这样的称号置于他 身上的时候，很难不去注意他生命中的传奇色彩。 他是犹太人，年轻时从纳粹德国匆忙出逃求学于法国，中间投笔从戎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他 参与营救滞留法国的反纳粹难民，最后成功得救的人中，包括画家夏加尔、杜尚、作家安德烈• 布勒东、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以及未来的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等；二战爆发时，他以志 愿军的身份参加陆军抵抗德国，之后以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了“马歇尔计划”， 为欧洲重建工作至 1952 年；然后安身学术象牙塔内，持续关注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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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动荡中开拓自己生活的道路，又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关注世界的动荡。关于自己的 一生，阿尔伯特·赫希曼喜欢用自己年少时的故事作为隐喻：故事发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在 一次与父亲的讨论中，他发现父亲没有世界观。年少时的他认为任何人都必须有一个“世界观”， 父亲承认自己没有世界观，着实令他震惊。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他说自己牢牢记住了这个时刻， 因为“它浓缩并预示着一个我从那时开始到现在为止，半个多世纪以来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坚持己见，即在所有事件都秉持一套坚定不移的意见，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而他终其一生所得出的结论是：“我的生活经历与思想都可以总结为：我是如何逐渐发现父 亲当初其实是对的。”

【小预告】在自己的文章中，阿尔伯特·赫希曼一直拒绝一直沉溺于自身经历的写作，因此，他对自 己经历的描述往往是寥寥几笔，转而去叙述一个看起来更加抽象的形而上的理念。在这篇虚拟访谈中， 我们也会发现，一旦涉及自身生活，他总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漂移，把叙事变成一种思想。这种做法， 不失为一种慷慨的智识分享，他不吝于把自己关于人生与世界的感悟、态度表达出来，但同时，那些 非常渴望详细了解他传奇人生的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失望。好消息是，他的传记，《入世的哲学 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一生磨练》（阿德尔曼 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即将出版。 消息来源：出版人严搏非。

虚拟对话：请让我们变得谦逊一些吧 （对话中，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回答，来自《自我颠覆的倾向》（商务印书馆，2014 年 1 月）一书）

一，关于变革：不确定的传奇 新京报：我想从你生命中最有传奇色彩的那段历史开始我们的访谈，那是 1940 年，法国沦陷， 顺服希特勒成立了维希政权，并承诺只要德国提出要求，法国政府就得无条件把任何一个生活在 法国土地上的非法法国公民移交德国。 你当时在法国马赛，就致力于帮助那些处于危险当中的反纳粹主义者和滞留在法国非占领区 的反法西斯难民尽快移民到美国，最后成功得救的人中包括未来的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那 段经历对你之后的思想与学术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阿尔伯特·赫希曼：世人总是喜爱传奇与奇迹，但我从来都不是奇迹，我 只是我自己。1933 年，在我即将满 18 周岁的时候，因为感觉到自己面临因 参加反纳粹政治活动而被捕的危险，我匆忙逃离德国，在我的逃亡旅途上， 我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P114，《与四位故人的重逢》）。 我会认为，救人出险境永远是最令人兴奋，同时也最值得纪念的工作。 关于我在 1940 的经历，我推荐大家去看我们当时营救团队的核心人物瓦里 汉娜·阿伦特 安·弗莱的自传体著作《无条件引渡》。 我在马赛与弗莱风雨同舟的半年时间里，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弗莱是一个复杂的人物， 性格非常迷人，他身上隐藏着无穷的力量，但表面上却是一个“过于天真的外国佬”，你能想象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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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来吗？一个刚从美国原道而来的美国平民，仅仅凭着口袋里揣着的一份名单，要把名单上的 人们一一拯救出来！在那个黑暗的时代，这种营救活动看起来如此艰险，不断遭遇法国警察以及 后来的盖世太保的干预阻扰，甚至公然敌对，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看到胜利的前景，但是弗莱和 他的委员会最终设法救出了近三千人。 回首往事，弗莱的故事，足以与大卫战胜歌利亚的圣经故事，或者与尤里西斯对付独眼巨人 库克罗普斯的希腊神话相媲美，他是我们时代的英雄。我曾想，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将会面临 的困难，那么他可能永远无法取得现在的成功。而这个想法，让我获益匪浅。（P141，《在马赛 与瓦里安·弗莱一起》）

新京报：是否可以说，弗莱的故事，对你而言，既是曾经见证过的传奇，也是一个寓言？就我所 知，在你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变迁的研究中，你一直在坚持一个观点，不存在一种理想的发展 模式，让一个国家得以从容地依序解决问题，使自己在政治经济上有效发展，很多时候，一个国 家的变革，就像弗莱的故事那样，是一种令人惊讶的结果，就像一个传奇。 阿尔伯特·赫希曼：是的。对于搜寻“唯一的最佳道路”的做法，我一直都保持怀疑态度。我强 烈反对这样一种模型：要实现某种起飞，各种特定的先决条件必须全部得到满足。与之相反，我 提出了颠倒的秩序（inverted sequence）概念，就是说在发展的问题上，经常会出现本末倒置 的情况，比如某个国家内，一些人“莽撞”地开始了某种特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专横” 地要求必须保证它能维持下去，从而促成了其他经济活动的进步。（P154，《与米歇尔·克罗齐 埃心意相通》） 在政治领域的观察结果更有趣，民主制度往往不会表现为某种不断向上的渐进的“民主化进 程”的结果。民主制度的建立，通常是因为某个推行高压政治的独裁政府被推翻，或者是因为使 公民权急剧夸大的某个选举改革法案为通过的结果。（P259，《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之间时断时 续的联系》） 所以我说，任何变革，都只能作为一种令人惊讶的结果而发生，不然的话，它很可能根本无 从发生，因为它会被各种维持现状的力量压制掉。（P159，《与米歇尔·克罗齐埃心意相通》） 新京报：哎呀，变革不可预测，没有一种特定的规律可循，对于那些渴望自己周遭社会有好的变 革的人们而言，是多么灰色的结论啊。相比较而言，我们是多么喜爱这样的话，比如“所有美好 的事物都会一起到来”，经济进步与政治进步必然相互推动起头并进。 阿尔伯特·赫希曼：真是非常抱歉啊，人们似乎很喜欢知识分子说的这些看起来更加乐观（或者 极端悲观，以至于被人们当做警世良言）的话，但在我看来这是知识分子的骄傲。塞廖尔·约翰 逊曾经说，人不可能尽知事件及其原因之间的联系，因此他很可能为了正确的目标冒险做出错误 的事情，这可以算是一个很好的警告。（P262，《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之间时断时续的联系》） 在我之前，很多社会学家都喜欢模仿牛顿的机械力学，认为社会变革必定服从一系列他们想 象的铁的规律。现在，我们已经到了量子力学的时代，请让我们变得谦逊一些吧：敬畏社会变革 本身的不可预测性，尊重社会变革倾向于从某些独一无二的“星座”中发生发展的道路。（P159， 《与米歇尔·克罗齐埃心意相通》） 我并不认为我的结论是灰色的，应该用积极的眼光来看待这种不确定性。我想说的无非是， 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不存在一系列明确的历史任务：实现领土完整、保证国家权威，发动大众 参与管理国家又不令其失控等。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他们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确实从容不迫地 完成了这些任务，但是后发国家并不存在这样的从容与有序的机会。在某个方向上前进一步，既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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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创造好的条件促使社会更进步，也可能相反。在某个方向上退一步，亦是如此。塞翁失马焉 知非福。后发国家要做的是根据现有条件去推动改革，善于从社会矛盾与冲突中获取力量，而不 是等待被布置明确的历史任务，其中，诚实是最好的策略。（P88，《不符合一次只能做意见事 法则的事例》）

二，关于东德：历史有自己狡诈的诡计 新京报：对于不止写下一本著作的作者而言，对于赞赏是很敏感的，你也承认自己对赞赏的贪婪， 当我说在《自我颠覆的倾向》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是第一章《退出、呼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的命运》时，希望你不要觉得被冒犯。我很惊讶，退出——呼吁这个简单的理论结构竟然有那么 强大的诠释力度。 阿尔伯特·赫希曼：哈哈，这是人性的一个一般的特点，当一位读者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敬意，说 我很喜欢你的某一部作品时，我会在心里想： “我其他的著作呢？难道你不喜欢它们吗？” （P100， 《自我颠覆的倾向》） 不过你放心，对于你的喜欢，我不会轻易谢绝。《退出、呼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命运》 关注发生在 1989 年的，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崩溃为核心的各种事件，是我在 1933 年离开德国 之后第一次重新研究与德国有关的课题，近年来德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使我之前提出的理论框架 有了全新的含义，正是如此，这一章被放在了本书的第一部分。（P3，《导言》） 退出与呼吁的概念，来自我的经济学理论：在感觉到购买的商品质量下滑或者得到的服务和 获得的利益衰减时，消费者有两个选择，退出或者呼吁。退出指直接离开，相信其它地方可以获 得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会间接促成商品或服务质量的上升。呼吁指抱怨、投诉或组织起来一起去 投诉抗议的行为，目的是直接促成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从下滑中恢复过来。退出是一种私人行为， 不需要与他人协调，呼吁需要人付出时间和经历，成本更高。（P14，《退出、呼吁与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的命运》） 这两种反馈方式，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都可以促进效率，但是，如果是单一的社会，就 是说，人们的选择只有一种，这两种反馈方式就会有更加复杂的关系。简单而言，退出更简便时， 呼吁便难以发生。退出会损害呼吁的根基。（P15，《退出、呼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命运》）

在季风书园举办过的城市论坛第五期“市民与政府共成长——如何建设我们的城市？”海报（上）， 熊易寒博士的发言题目即为《忠诚呼吁与公共协商》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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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东德旁边有个与自己同民族的西德，所以东德人一直存在一种可能性，逃到西德去。 当大家都用脚投票，都想逃到西德去的时候，东德就崩溃了。这是否说明，在政治领域，像叶芝 的诗歌所写，当好人信心丧失选择退场，坏人充满炽热的激情，社会就会崩溃？ 阿尔伯特·赫希曼：你的结论太简单了。不要忘了，我所坚持的一点，对社会变革的研究的 导向，全然无关能不能发现社会运动或社会变革的规律。恰恰相反，我们的研究起点是这样一种 观念：通过收集、分析大量社会变迁的具体经验，我们将获得一种能力：当有利于变革的新星座 开始浮出水面时，把即将发生的变革的形态认识清楚。（P159，《与米歇尔·克罗齐埃心意相通》 ） 从成立第一天起，东德的稳定性就一直受到西德的威胁。东德人存在离境去西德的可能性， 所以东德基本没有出现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那种反抗专制的史诗般的重大运动，如布 达佩斯革命、布拉格之春、团结工会等，很多年以来，东德是苏联所有卫星国中最可靠、最平静、 最无所作为的国家，因为它有一个安全阀，让那些心怀不满的人们去西德吧，难以调和的阶级敌 人都离开了，国内就稳定了，所以反对运动非常低迷。 到 1989 年，看起来大多数本来能够承担政治责任的人都离开了，东德的变革毫无希望可能 发生，但就在绝望的沉寂中，东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其导火线是，更多的人想离开，开 始也许只是想秘密地不声不响地离开，因为不被允许，退出这种私人行为变成了一种公共行为， 人们的态度在一种压力临界点达成了一致，“我们要离开”变成了“我们要留着这里改变社会”。 在东德的崩溃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退出与呼吁竟然友好相处，相互加强了，它们一起联手 把东德送进了过去的历史。（综合概括自《退出、呼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命运》）

新京报：我们可以把波兰、匈牙利等国家的发展，成为民主转型，但是东 德最终是一个被消失的国家，作为一个国家，这种退出与呼吁相互加强， 联手摧毁了一个压力型体制，但是也没有让社会获得发展的机会。我曾经 采访过东德最后一任总理汉斯·莫德罗，在采访中，他一再感慨，太迟了， 一切都措手不及。

汉斯·莫德罗

阿尔伯特·赫希曼：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时代，人们总是会轻易为某一种不符合人道与正义的体 制的终结而欢呼，但历史是不会终结的，社会仍需要发展，这样的欢呼本身就违背道义。当年为 东德的终结而欢呼的人们，如果了解到两德统一后遇到的重重困境，大概就会有更深的思考。 汉斯·莫德罗说太迟了，基于维护他所忠诚于的体制，作为社会变迁的研究者，我也会感慨 一切来得太快，一切都太迟了，那是基于不同的原因。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异议人 士和反对派都留在了国内，到最后，他们占据了政治光谱上的许多位置，从民族主义者到自由主 义者，并在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和民主浪潮中各领风骚，因此到 1989 年，旧有的极权统治垮台 后，这些国家都演化出了多元化的政治生态，有了自己新的活力。 而在东德，反对派都去了西德，基本上没有返回东德的意愿和兴趣，东德在将死之际勃发出 最后的力量，出现了一场范围极广的反抗运动，但运动的波澜只涌到崩溃的边缘，而没有抵达新 的范域。东德杰出的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在接受西德电台的访问时，曾经这样表达自己深切的 悲伤：（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背弃祖国一走了之）他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就离开了？为什么他们默 不出声，似乎患了某种失语症一样？ 历史有自己的诡计。东德的消亡是一种惩罚——对它长期以来压制退出和呼吁行为的惩罚。 （综合概括自《退出、呼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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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质疑：民主社会的人格基础 新京报：在你的帮助下安全引渡到美国的思想家阿伦特曾说：独立的思想是灵活可变的，在最基 本的意志方面自由自在。一个独立的人将不会寻求规则和律令，而对于那些缺乏独立的人而言， 一切都是有章可循的。 你的观点和她非常接近。令人疑惑的是，我们总会认为，对某件事情充满激情，并且非常有 力地行动的人，必定存在某一种指导其行动的原则，似乎这样才算拥有一个完整的自我。尤其是 在公共生活领域内。 阿尔伯特·赫希曼：阿伦特所言的这种独立的人，正是我所希冀的民主政治的人格，我认为这样 的人格恰恰能构成良好民主的微观基础。 相信我，无论是在私人生活的领域内，还是在公共领域内，对某个理念确信不疑，是一件灾 难的事情。可以说，对当下所有议题都抱有一整套强烈主张的人，同样会背弃自己的个性、人格 与自我。（P93，《固执己见的意见与民主》） 依靠某种单一理念而激情有力地行动的人，往往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想想希特勒吧，他 如此激情地宣称，要创建一个全新的、普罗大众的民族共同体，激情得足以让大众感觉到团结在 一起的强大与温暖，让大众觉得自己国家获得了鲜明的方向感和使命感，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史无 前例的大灾难。（P265，《作为民主市场社会支柱的社会冲突》） 所以我认为，民主教育应该包含这样一种鼓励：以一种质疑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口味，改变或 放弃自己的口味并不意味着丧失自己的人格、个性、身份或自我。（P97，《固执己见的意见与 民主》） 我理想中的民主人格是这样的：能学会既珍惜自己拥有的意见，同时又重视保持心灵的开 放，充分调和并享受赢得一场辩论的快乐与充当一个好的倾听者的愉悦。（（P95，《固执己见 的意见与民主》）

新京报：我想知道，在你的生活中，是否曾经存在拥有这样独立人格的人？ 阿尔伯特·赫希曼：如你所知，由于成长于德国，这个生活背景使年少时的我觉得，如果一个人 没有一个成熟、完备的世界观，那始终是一个缺陷。逃离德国后，我于 1936 年来到意大利，在 那里求学两年，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我的姐夫尤金尼奥·科洛尔尼（Eugenio Colorni，1938 年被捕，1944 年被杀害），他比我年长 6 岁，是一个意大利人，教授哲学，一位 积极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他的思考习惯是：未经本人的质疑，从来不认为任何东西是理所当然的。 （P138，《质疑并采取行动反抗法西斯主义》） 科洛尔尼认为质疑具有创造性，因为它使得人们有另一种方式看待世界，这样可以让人们走 出难以摆脱的循环和自我消沉。很多理论认为，一个人必须明白在行动之前要全面了解情况，这 种信念是行动的先决条件。但质疑实际上可以激发人们意识到：脱离政治策略造成的意识形态束 缚，接受一个人知识掌握的局限，这样就可以使机构摆脱自身对上述认识的依赖。（转引自《纽 约客》，2013 年 7 月 24 日，《THE GIFT OF DOUBT：Albert O. Hirschman and the power of failure.》BY MALCOLM GLADWELL） 新京报：如何理解质疑具有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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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赫希曼：科洛尔尼所强调的，不要固执地沉迷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他们对极端 危险的政治活动的全身心投入，有着密切联系，他们在寻找社会的、政治的问题之答案的过程中 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之一和探索精神，推动着他们采取行动，在思想自由被压制的环境中寻求改变， 在感受到了明显不公正、当局采取了无法容忍的愚民政策的世界中奋起抗争。 他们的作言起行，证明质疑能够激发行动，而不会削弱和阻碍行动。而且，在他们看来，之 所以参与危险的反抗行动，还有自然的、自发的，甚至喜乐的一面，因为那是经过他们所省察的。 我非常敬仰这样的智识姿态（intellectual posture）. 对我而言，把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与智识上的开放性这两者结合起来，民主政治就拥有 了一个理想的微观基础。（P138，《质疑并采取行动反抗法西斯主义》）

【阿尔伯特·赫希曼小传】 赫希曼生于德国柏林的犹太人中产家庭，父亲名卡尔·赫希曼（Carl Hirschmann），母亲 名海德薇希·马库斯·赫希曼（Hedwig Marcuse Hirschmann），姊姊娥苏拉·赫希曼（Ursula Hirschmann，1913 年生）后来成为知名的反法西斯主义运动成员。16 岁时，赫希曼成为年轻的 社会主义支持者，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组织，参与反纳粹党运动。 1932 年进入柏林洪堡大学，1933 年，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赫希曼离开德国至法国， 就学于法国巴黎大学。1935 年，获得奖学金，至英国政治经济学院进修。1936 年 7 月，西班牙 内战爆发，赫希曼投入反对法西斯主义运动，先至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大学求学，随后前往巴塞隆 纳，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对抗佛朗哥将军的势力。1938 年，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至法 国经济社会研究所与国际知识合作学院，担任研究员。 1939 年，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赫希曼回到法国，志愿加入法国陆军，以对抗德国纳粹势 力。1940 年，法国向德国纳粹政府投降后，赫希曼在马赛参与反纳粹的地下反抗活动。美国记 者瓦瑞安·弗莱（Varian Fry）组成紧急救援委员会，帮助占领区的欧洲难民移民至美国；赫希 曼为弗莱工作，他负责带领难民由法国占领区，越过庇里牛斯山山区小径，到达西班牙，经葡萄 牙转往美国。紧急救援委员会在二次大战初期，救出了包括如政治哲学家汉纳·鄂兰夫妇和艺术 家马克·夏卡尔等两千多人。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成为纳粹搜捕的目标，因此被迫离开法国，他 沿着庇里牛斯山小径，离开了欧洲。 1941 年 1 月，赫希曼抵达美国纽约，得到美国洛克斐勒基金会奖学金，至加州大学柏克莱 分校进行研究，担任国际经济学研究员。他在加州出版了第一本着作，同时与妻子莎拉结婚。1943 年，他志愿加入美国陆军，被派往北非，之后随盟军进攻意大利。在军队中，他担任德语翻译， 曾参加纽伦堡大审。因为加入美国陆军，使他获得美国国籍。 1946 年，以士官退伍之后，进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担任经济学专家，参与马歇尔计划， 成为西欧与大英国协区域主管（Chief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and British Commonwealth Section）。 1952 年，至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担任哥伦比亚政府的经济顾问。1954 年，在波哥大开设 自己的私人顾问公司。 1956 年，回到美国，担任耶鲁大学客座教授。1958 年，出版《经济发展的策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提出不均衡发展策略。随后改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1964 年，担任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1967 年，提出隐藏之手原则（Hiding hand principle）。 1974 年，成为哈佛大学 Lucius N. Littauer 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同时成为普林斯顿高等 研究院教授，直到 1985 年退休。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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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赫绪曼以 97 岁高龄逝世，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回顾赫希曼其主 要贡献，特别点出《反动的修辞》的时代意义，要小心保守派以负面结果的可能论点来反对所有 改革努力，但也提醒赫希曼对革命性的改革的问题，应崇尚见效慢但稳定开展的民主改革管理。

【相关阅读】

《反动的修辞：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 阿尔伯特·赫希曼 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12-2 / 23.00 元 《退出、呼吁与忠诚 : 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 阿尔伯特·赫希曼 经济科学出版社 / 2001-12 / 11.60 元 《欲望与利益 : 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 阿尔伯特·赫希曼 上海文艺出版社 / 2003-11 / 14.00 元 《转变参与 : 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的新描述》 阿尔伯特·赫希曼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8 年 /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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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记者在中国 帕拉维·艾亚尔（Pallavi Aiyar）/撰

杜然/译

《单向街 005》（2014-1）

Pallavi Aiyar 的个人网站：http://www.pallaviaiyar.com/

一 回到北新桥头条胡同，那群麻将搭子仍在小卖部门口，闷热的夏夜里他们会一直玩到夜永时分。 其中少不了方老太的儿子，他把汗衫卷起，露出圆鼓鼓的肚子。我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无论时 间多晚，都能看到这群人都在外面打麻将。在我经过的时候，他们会停下片刻，然后总有人会轻 轻地扬起下巴打声招呼。 他会说“回来了”，我的街坊们用这种一成不变的问候来表明他们知道我回家了。胡同里的问候 语带有一种令人安心的可预见性。它们表明邻里平安无事，一切正常。 夏天过后，就是北京短促的秋天，要不了多久，空气中就会有烧煤发出的那种不祥气息——那是 冬季胡同里的标志性味道。寒冷季节即将到来的其他迹象也初现端倪：一大早，上公厕的人穿的 是长袖绒衣，而不再是棉质睡衣。 我想起刚搬到这儿时，胡同里的居民对睡衣的喜爱让我不时皱起眉头。对于睡衣来说，胡同是真 正的解放者。不用再局限于卧室，全天都有居民穿着它们上街，而且没人觉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经过最初的困惑，考虑到每次要去附近的小商店买个火柴或者什么零碎时穿着睡衣出门可以省去 很多麻烦，我开始变得非常欣赏这种对睡衣的友好态度。有时候，我会带上“焦糖”或者“豆腐” 一起出去。街坊们都非常喜欢猫，我带它们出门的时候，总会有一群人围过来逗它们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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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秋日的早晨，在我从小卖部回家的路上，一群胡同游的外国游客正好骑车经过。他们左顾右 盼，充满好奇，脸上挂着亲切地微笑，直到看到了我。其中许多人在那一刻看来都大吃一惊，有 一位还差一点从车上摔下来。 刚搬到这里时，我也曾在一些中国人当中引起了同样的反应，住在这儿的人吃惊地发现有一个外 人就在他们中间。但我还从来没有在外国人当中引发这种反应。 随后，我以他们的视角打量着自己：穿着一套睡衣睡裤，嘴角叼着烟，左胳膊下夹着猫，走路的 时候拖鞋在脚下噼啪作响。胡同已经把我同化了。 2006 年很快过去了，我们迎接着在中国的又一年，那将是我呆在这儿的第五年；房东吴先生打 来电话安排吃晚饭的事情。我们有一段时间没一起出去了，四合院的下水道在最近一段日子里也 没出过什么毛病。 我立刻答应下来，但我这么做还有着隐秘的目的。之前每次我、胡里奥和房东出去吃饭，毫无例 外都是吴先生埋单。这与其说证明了他的好客，不如说表明了我们在中国人吃饭时流行的“抢着 埋单”比赛中技不如人。 这是一场令败方大丢其脸的决斗，与吴先生和吴太太相比，我们的败绩令我和胡里奥的脸没地儿 搁。现在，补救的机会终于来了。 因此，几天之后，我们和吴先生一家三口坐在一家正宗的川菜馆子里；对着点的菜，我眉头紧锁。 “那是什么？是肺吗？”我问道，如鲠在喉。“哦，今晚专门给你们点的。”吴太太露出食尸鬼 般的笑容，一边用锃亮的长勺子在热气腾腾的大菜盆中搅拌着。“不光有肺，还有腰子和肝，跟 高汤和血炖在一起，加上花椒。” 有那么一刻，她露出了关切的表情。“你能吃花椒，对吧？”她热心地问道。我愁得说不出话来， 只能摇了摇头。说实话，我并非不能吃辣。“那就没问题了。”她松了一口气，接着舀起一大勺 灰色的抖动着的肉，扣在我勉强伸出的碗里。 晚饭继续进行。杂碎之后是未经脱骨的牛蛙，所以蛙肉得啃下来，然后吐出小块的软骨。吴先生 告诉我们说：“很多人不知道，蛙肉其实是最鲜的。”一副很在行的样子。 让房东挑餐馆、点菜是我们的策略之一。我们让他以为那天晚上是自己做东，等我们吃饱后，胡 里奥会推托说去洗手间，其实是溜到收银台把账给结了。待吴先生要结账的时候，我们会得意洋 洋地表示钱已经付了，而且在他因为未能结账而垮下脸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露出得意的表情。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吃到一半的时候，一小块牛蛙进到吴先生的气管，他发出吓人的咳嗽声， 紧紧抓住喉咙，这种两栖动物的一片软骨令他喘不过气来。我克制住这是房东让我吃那些东西而 遭受报应的想法，不停地拍打着他的背。但没什么效果。吴先生突然起身冲出包间。我们要跟上 去，但吴太太拦下我们，坚持说不用担心。“老吴身体好得很，”她说。“他会没事的。” 几分钟之后，吴先生回来了，脸还有点红，但显然已经没事了。他没理会我们关切的询问，而是 大口吃起盘子中的猪肺。半个小时后，我们吃不下了，胡里奥按照计划溜出去“上厕所”，然后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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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地里跑到收款台，小声索要账单。“埋单？”收银的女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跟你一起吃饭 的那个老人家在半个小时前已经付过了。” 老谋深算的吴先生再次把我们打败了，除了品味留在这个国家的败绩，我们无能为力了。

二 不知不觉又过了几个月，对于未来，我们还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划。我来到中国五周年的日子即将 到来，牛津大学给了我一个从 2007 年秋季开始、为期六个月的进修机会。我决定接受。胡里奥 在中国生活了近六年之后，开始有了离开的冲动。尽管仍在中国，但我们和这里在心灵上已经拉 开了距离，我们想要尝试新的冒险。 自从 2002 年 8 月来到北京，身边已经物是人非。我的许多朋友——那些记者和外交官结束了为 期三年或者四年的任期后，已经离去。我在中国传媒大学的那些学生也已都毕业，有几个正在国 外学习。 奥运会即将举办，我刚到北京时四处可见的“拆”字几乎踪迹全无，因为那些房子早在几个月前 就已经拆了。前门旁化为灰烬的胡同中，一座漂亮的购物中心初具规模。 自从我来到这座城市，出租车已经涨过两次价。清除中式英语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我家 附近的一家餐馆，他们已经把我特喜欢吃的一种鱼的翻译从“大便”（crap）改成了虽不是那么 具有娱乐效果，却更为精确的“鲤鱼”（carp）。而最受外国人青睐的城市地标——东大肛肠医 院巨大的霓虹灯招牌上醒目的英文“Dongda Hospital for Anus and Intestine Disease”现已 改成了文雅的“Dongda Hospital of Proctology” 。 在一个国家呆五年不算长也不算短，而且我没有虚度这段时光——四处旅行，不停提问。但当我 在中国的生活即将拉上帷幕，越来越多的人却会向我问一些问题。 当我离开中国去欧美旅行的时候，人们会问：“中国将何去何从？”中国将经历剧变，还是将成 为未来数十年一支令人敬畏的政治势力？不进行基本制度的变革，中国是否会陷入动荡？中国的 经济增长能否持续？ 在印度，大家关注的问题则有所不同。无论报纸编辑还是家里的仆人，他们最常问到的是一个貌 似简单的问题：印度能从中国那里学到什么？或者说，印度应该做哪些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中 国把美国视为评估自己的国力和成就时的终极标杆；但在印度，中国已经成为了其评价自身进步 时常用的参照系。 回到中国，我时常被问及的问题又不大相同，并且是最直接，或许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北京的 出租车司机总是毫无例外地问我：“哪个更好？中国还是印度？”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经常 问我：“你是更喜欢中国还是印度？”胡同里的街坊们只要逮住机会就会问：“你喜欢住在北京 吗？还是更喜欢住在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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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问题以各种形式出现，对于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每次碰到它，我的答案都不尽相同。 与娄亚 （音译）和我家附近公厕的保洁员聊过之后，我想到了印度那些可怜的女佣；我对于中 国最底层的人仍享有相对的尊严感到惊讶。 在我住的那条胡同里，垃圾工每天来收垃圾的时候都戴着手套。这样一个简单物件——起到保护 作用的覆盖物、细菌和皮肤之间的阻碍物——至少让他们得到了一点点自尊。他们的子女基本都 在学校接受教育。他们自己或许没有念过什么书，但一般说来，他们的读写能力足以避免最恶劣 的盘剥。 这些都算不上是多大的益处，而且在中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这种不算大的进步。但如果我是 印度那数百万保洁员、清扫工、门卫或者掏粪工中的一员，我恐怕更愿意通过命运的轮回投胎成 为中国人。 但在其他的日子里，我又会有不同的感受。当我为了报道写作中所涉及的某个问题，而花费数小 时的时间在这个国家的智库、大学以及研究机构中寻找中文出处的时候，就属于这样的日子。这 永远是一项让人垂头丧气的艰苦工作。 中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社会，那些年里，我遇到的所有人都拥有异乎寻常的狡黠、市侩和聪明。 正如浙江的企业家所证明的，普通中国人在钻空子、找退路、行贿赂、避开僵硬的规章制度方面， 堪称大师。如果需要，他们可以把隐形眼镜卖给盲人妇女，把鸡爪子卖给素食主义者。 一方面这个国家可能拥有大量成功的推销员以及有闯劲的企业家，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仍然存 在着根深蒂固的反理性倾向。这并非本性，它更多的是反对批评、鼓励集体思维的政治和教育制 度的产物，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最令人反感的一个方面。而缺乏对思想的热爱，缺乏争辩本身所 带来的快乐，缺乏虽刺耳却不无理性的异议，这些都是最令我想家的原因。 在中国，那些不认同主流的、官方的观点的人，往往被打上了异议者的烙印，并因此受到怀疑、 驱逐和威胁。 所以，一个在记者面前说错话的教授可能会突然遭到降级处分，一个太过热衷于腐败调查的编辑 有可能会遭到解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只是想尽其所能帮助委托人的律师，如果接了不该 接的案子，有可能会把自己送进监狱。 在大学里，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答案只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已经烙在学生的脑子里。尽管实践 中你也会察觉到或者会利用那种模棱两可、不置可否的答案，但在纯粹的理性层面却并没有给它 们留下多大的空间。 身为一个好辩的印度人（那是一个视异见为常态的国家），中国人这种被强加的、整齐划一的思 想和态度，是违背我本性的。因此，尽管印度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某些时候我会坚 称自己宁愿做一个印度人，也不愿意忍受中国精神生活的压抑、单调。 然而，当我回到德里呆上几天，立刻又开始渴望回到北京，在那里，女人可以驾驶公共汽车，而 且不会有一群性饥渴的年轻男人不停地盯着看、小声嘀咕，但在印度首都的马路上，这种场面几 乎随时可以碰到。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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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同一天，稍后我打开电视，看见印度国会正在举行一次会议，尽管内容未必是最吸引人的， 但在一双习惯了中国的眼睛看来，却比平日好看。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或许是史无前例的，但印度在政治上的成就同样如此。 印度的民主政治在后殖民国家中之所以近乎独一无二，不仅仅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存在，在一个因 一种理念而非地理、语言或者民族结合在一起的国家里，这种制度得来不易。这种理念甚至赞美 多重身份的可能性。在印度，你不仅可以，而且欢迎同时拥有多种或者一种身份。 因此，我是一个德里人，也是一个说英语的人，一半婆罗门人血统一半泰米尔人血统，受的是印 度教的熏陶，一个后天选择的无神论者，一个天生的穆斯林。但把这些多样性串在一起的，是最 强有力又最难以归类的一个身份：我是一个印度人。 所以说，印度政治成就的了不起之处就在于：它发展出调节机制，可以处理大范围的多样性以及 频繁、活跃的争执必然导致的结果。构成这种机制之基础的指导性共识，或许也是唯一的共识， 就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你并不需要一定得赞成——除了表达不赞成态度的程序以外。 对于“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是愿意生来就当印度人还是中国人”这个问题，所有这些事实仍然 无法帮我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与中国学生所受到的教育——使他们相信答案只有正确和错误两种——不同，我总是被鼓励去做 完全相反的事情。当年我在德里念哲学的时候，穿着印度土布做的无领长袖衬衫、为人真诚的桑 卡兰教授总在课堂上大声强调：“永远不要盲从。” 如果我必须给出一个简略的回答，那我会这么说：如果能出生在哪怕是一个中等富裕的家庭，我 大概都会选择印度而不是中国。 在印度，尽管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一直不佳，但只要你有钱，就能生活得很滋润。因此，大多数德 里家庭，只要负担得起，都会购买家用发电机以及在花园里配备自用管井，以备停电、停水之需。 警察工作不力，所以许多家庭都请了私人保安。通过必要的私人渠道弥补了公共产品的匮乏之后， 在印度你就可以随意享受讨论“印度理想”的本质所带来的思想上的快乐，或者享受赢得一场精 彩的辩论所带来的肾上腺素上升所带来的兴奋感。 印度存在着真正的乐趣和自由，更重要的是，享有这些乐趣和自由的并不仅仅是精英。论辩传统 构成了印度世俗和民主政体的基础，涵盖社会所有阶层。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出身贫寒，我就愿意在中国碰碰运气，那里虽然没有民主选举，但与印度相 比我更有可能吃饱穿暖有房子住。最关键的是，中国给我向上跨越社会经济阶层的机会相对要大。 换句话说，如果出身贫困，我悲惨死去的可能性在印度比在中国要大得多。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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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在否认民主选举对于印度穷人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这使他们获得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 交涉的能力。比如为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而迫使大量民众搬迁的做法，在任何一个印度政府那里 都是一件不易完成的任务。 其实在印度，投票权并非必然或者常常产生更好的政府，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害怕失去票仓， 地方政客对迁徙人口非法侵占城市土地视而不见。由此出现的贫民窟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基础设 施，例如下水道或供水系统。 在印度，公民以可预料的周期撵走政府。在这个国家，占据多数的大量贫困民众通常能让五分之 四的现任官员下课，在印度任何一次的选举中，所谓的不信任票因素恐怕都是起到决定作用的。 这种状态往往被视作印度民主制度健全的一个著名标志，其实它所反映出的是政府的为政记录。 但这份记录太糟糕，哪怕有些地区人民的收入提高了、贫困减少了，民众还是认为这与政府无关。 所以从根本上看，虽然印度有穷人的政治代表而中国的穷人缺乏政治参与，但中国在基本公共设 施的提供方面，像是公路、电力、排水和供水系统，以及真正有老师的学校，是赢过了印度。 这种异于直觉的状况与这样一个现实有关：在中国，政府通过经济的增长来获得合法性；但在印 度，一个政党统治的合法不过是因为它是民选的。因此，实现许诺不如赢得选举来得重要。民主 制度的合法性，在许多方面都使得印度历届政府无需一定要履行其许诺。但中国领导者不可能负 担得起这种奢侈。因此，中国政府对于所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会比正常反应更为敏感，这就引出 了另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中国在新世纪的前途在哪里？ 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我想找到答案，全世界有一堆分析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依据一位作家最近的 描述，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分为“平稳假定”——这种观点认为西方的自由形式是不可避免的，是 中国经济改革的自然结果——以及“巨变假定”——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现有政体的悖论将不可避 免的导致崩溃。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中国充满各种矛盾。社会和经济自由与政治掌控之间存在着摩擦，城市中 产阶层充满矛盾的需求和抱负，与农民和民工的存在着碰撞。从建筑到宗教，古老的传统、强加 的现代性以及复兴的传统之间令人不安的共存现象四处易见。从瑜伽老师到酒店门童，对于一群 群来此淘金的外国人来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机遇之地；但同时，中国又有数亿的贫困人口随时 准备冒着生命危险寻找机会离开故乡。新中国充满了对立，混乱和控制、变革和延续、财富和贫 穷、善良与邪恶以一种有可能引发爆炸的混合方式在此共存。 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中国政府（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如此）依经验行事，调和各种矛盾 的技巧之娴熟，令人吃惊。他们或许一直在走钢丝，但中国人的杂技技巧可是声名在外的。因此 在我看来，崩溃或者民主化都并非不可避免，未来数年内，中国很有可能继续成功地延续其目前 的经济增长和改革策略，同时伴以小幅度的政治变革。 其实我生活在中国的那段时间里，时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中国政府的行动迟缓或者僵化， 而是它对实用主义的信奉，以及愿意尝试新想法的愿望。与印度的那些共产主义政党对于任何实 质上的创新之举（从经济特区到外交政策的新方向等）所表现出的陈腐态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 相比，中国的做法尤其令人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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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的合作医疗计划到提议废除户籍制度，中国政府喜欢通过实验来充分检验各种改革措施。 当然，究竟是否“行之有效”，最关键的是这些政策将巩固或者至少也是在维持现状。为了达成 这个目标，北京运用了一系列方法。 他们发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现经济的增长。 城市的中产阶级从这种增长中直接受益最多，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化经验中，最主要的一支力 量恰好也是这些人。通过把这个群体的繁荣与共产党继续掌握政策的制定权捆绑在一起，中共已 经有效地从政治上解决了有可能成为其最大敌人的一群人。 与此类似，其他一些不安定因素，比如收入差异、腐败和环境问题，也引起了重视。事实证明北 京对于各种挑战所作出的回应，就像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共忙着扑灭的大火许多都是它自 己导致的，是基本管理结构的缺陷所造成的。但你也可以说，哪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领导层 的确在尝试进行医治，不过要注意的是，他们找的是中医而不是西医。 我在中国传媒大学教书的时候，一个名叫弗洛拉的学生要请几天假。她说，妈妈病得很严重。我 早就听说她妈妈住在加拿大，所以问她是不是要飞过去看妈妈。“哦，不是，”弗洛拉回答说。 “在加拿大治不好，她准备飞回北京看中医。” 回到政治改革的问题，中国的领导层不仅认为这种改革是可行的，而且已在进行中。不过这场改 革的节奏和条件依据的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非依葫芦画瓢模仿西方的自由多党模式。简而言 之，北京认为中国人的病还是得用中医治。 西方仍怀疑这些改革的效率，指出这种模式所存在的种种矛盾之处，但中国曾经一再地令西方大 跌眼镜。中共进行政治改革的基础是法制建设。它不是搞多党民主制，而是在一党制的国家内部 建立一个制衡机制，这么做主要是为了确保国家依法行政，而非依据专横的、官僚的指令。 所以，人民获得的不是投票权，而是一系列策略性的合法“权益”。这些权益包括就某些问题起 诉政府机关的权力，私有财产的保护，以及宗教自由等等。尽管法律仍然被视为一个控制工具， 但它同时也被视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并且个人权力的保障也得到了加强。 随之而来的是法律意识得到了显著的增强。中国人所说的维权运动势头渐猛，尤其是 2003 年孙 志刚死亡事件之后。几年来，维权运动取得了几次成功，迫使政府撤销了一些不得人心的举措， 唤起了公众的关注。那些维权人士的工作重心不在政权的更替上。他们的目标不是推翻政权，而 是督促其实现自己的承诺。他们打抱不平，反对地方官员滥用职权，这使得中央政府往往站在他 们一边。引发维权运动的常见原因包括地方上非法侵占土地所引发的冲突、城市发展以及环境污 染等。 互联网和手机这些新技术对于维权运动的影响力大小发挥了核心作用。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比如 2003 年宝马撞人案，和 2007 年厦门 PX 化工厂事件。从曝光官员在煤矿事故中的过失到救下差 点被送上餐桌的猫，互联网提供了公民社会兴起的聚焦点——尽管政府想尽各种办法对此进行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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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同于过去一味的打压，政府在策略和目标方面，已经能够更好地处理新技术进入政府和 公民互动关系后所带来的复杂性。在政府看来，互联网既是威胁又是机遇。一方面，网络可以避 开进而打破权力对信息的垄断；另一方面，公众在互联网上表达舆论也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反馈 机制，一个测试国民的看法和情绪的手段。 中共进行政改的双轨方式就是把更大规模的参与和持续性的压制混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高风险、 存在潜在危险的策略。它不仅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且有可能引火上身。如果激起了公众对 于改革的期望，但中共又无法或者不能满足这些期待，爆发严重的摩擦是相当有可能的事情。由 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大修尚未提上议事日程，所以社会赖以构建的体系难以稳定。因此，中共被 迫进入一个半永久性的危机-反应模式。 不过，北京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始终把压力保持在文火炖而非翻滚沸腾的状态。尽管透过水晶球占 卜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但我还是愿意肯定地表示：在一段时间里，中共很有可能继续保持这种文 火状态，避免爆炸的发生。 在我抛出对中国未来的预测时，你可能会问我许多人已经问过的问题：中国大陆近些年的历史以 及可以预见的未来，对于印度有什么借鉴意义？ 过去几年中，印度可以从中国“学到什么经验”以及中国能从印度学到什么，成了国际会议上的 时髦话题。那些兴奋的记者、德高望重的管理大师、跃跃欲试的商人以及圆滑的政客，一谈起中 国都是金句不断，但说的都是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没什么意义。 其中的一条“深刻见解”是，印度擅长做软件，中国擅长搞硬件。另一条是，印度应该仿效中国 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中国应该借鉴印度的金融和司法制度。总之，结论看来就是印度应该修路， 中国应该建立民主制度。 这些观点具有一种精致的对称性，它们发现中国和印度其实像镜子一般映照出彼此的成与败。但 两国的评论家中哪怕是洞察力欠佳的人，也能轻易看出，如果中国有了印度的政体，或许就没有 这么多马路。 事实上，民主在印度经常被用作替糟糕政府进行辩护的借口，正如中国把印度的民主制度作为必 须坚持一党专政才能获得（相对）高效的借口一样。在中国，印度总是作为民主缺陷的样本；同 时在印度，那些羡慕中国经济成就的人也会哀叹，如果以民主为代价，印度也能取得中国的成就。 但这正是让我觉得争论出了偏差的原因。民主强调建立共识，或许它在印度延缓了决策过程，但 同时，它所维护的制度基础应该使得一个国家的治理更为容易，而不是更困难。 印度的政党能够从北京的技术官僚身上学到的，就是不要只盯着选举结果，而要把经济增长和提 供公共设施作为最终目标，至少作为第二个目标。指望印度的政客们能够大公无私、以国家利益 为重，这种想法太天真，但这恰是从中共那里所能提炼出的最珍贵的经验。 应该是印度向世界证明公路和民主可以并存的时候了——哪怕是在发展中国家。进入新世纪后， 印度的经济发展已经证明了评论家认为在低收入国家实现民主会不可避免地阻碍经济发展的说 法是错误的。但遗憾的是，印度的这种新增长相当程度上并非因为政府。引发全球关注印度经济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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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那些私营部门。类似 IT 这样的行业把印度放在了国际版图上，这些行业一开始并未受到 政府的重视以及扶持。 如果印度政府能够提升在完善基础公共设施方面的表现，比如教育、公共卫生、饮用水以及电力 等方面，他们就不仅能创造出一个真正促进经济腾飞的平台，而且这种发展将是可持续性的、有 着坚实基础的。 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主要优势在于，其经济改革的社会基础在文化水平、平均寿命、妇女权利以及 对待劳动的态度方面，都优于印度。30 年后，尽管中国在后改革时代社会成就的取得有所放缓， 而印度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在这些方面印度与中国相比仍然有着很大差距。印度要“赶上” 中国，仅仅修建基础设施和增加出口是不够的。只要有半数的印度女性不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吹 嘘印度即将“赶上”中国（正如印度一些人惯于这么做的）不过是在说胡话而已。

四 当我坐在四合院里写下这些话时，心中浮现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时间好像在同时加速和放慢。我 看看外面，“豆腐”正在悄悄地靠近停在竹丛上的一只蜻蜓。与竹丛成对角线的位置有一棵石榴 树，树上光秃秃的没有一粒果实。年初的时候树上长虫，所有的石榴都没有了，但它活了下来， 希望来年成熟的果实能再次挂满枝头。 我听见李阿姨正在厨房大声地打着电话，不知道在教谁做三角包。我感到惊讶，一位来自安徽农 村的妇女，在北京掌握了印度料理的秘密。“多放辣椒，”她大声喊到。“喂？听得见吗？好了！ 多放辣椒，印度人喜欢吃辣的，”她继续说道。 她的做菜指示被同样大声的“晚报，晚报”声所打断，一个卖报纸的小贩骑着车从门外经过，加 入到胡同生活的大合唱中。我感到一阵忧伤，因为这一刻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我又感到高兴， 因为我经历过那一刻。 我再一次把目光落在明亮的电脑屏幕上，突然意识到引发我写下这一大堆文字的那三个问题，其 实也可以用在无需宏大叙事的事情上——也就是那些貌似平淡，但对我个人来说却有着重要意义 的事情。 中国和印度可以从彼此身上学到很多，而且世界也能从这两个国家身上学到很多。但我从过去五 年所发生的点点滴滴中又学到了什么呢？ 脑海中涌入了许多琐碎的事情。但我所学到的，往往很难用语言进行归纳。确切地说它们融入在 那些姿势、表情或者味道中：吴女士微笑时眼里流露出的一丝悲伤；老太太把裹过的小脚从身上 放下来时的样子；麦当劳番茄酱甜丝丝的味道混杂着臭豆腐的味道…… 总之，在中国这几年的经历教会了我对立的东西也可以共存。这话与政治无关，也不是说矛盾必 须得解决，我更多是在说吴先生。我们曾经拿这位房东一点办法都没有——从一大早跑来打扫院 子的卫生，到不久前用青蛙内脏或者只有上帝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一些玩意儿“毒害”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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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吴先生是个好人。他热情地修好了堵住的厕所，更换了烧坏的灯泡，修好了厨房漏水的地 方。他甚至勉强认同我挑选的芒果黄涂在院子里“也不是那么难看”，最后他还慢慢同意了早上 九点之前不会不请自到。 简而言之，当我想到要离开北京时，脑海中出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一位六十岁的退休铁路官 员，骑着一辆嘎嘎吱吱的自行车——这幅画面总能让我哽咽。 我还学到哪怕是来到最陌生的地方，你也会爱上它。回头看刚来北京的那几个月，当时一想到别 人要用像狗吠般的语言跟我说话，就害怕。想到我曾经那样看中国人，让我觉得自己有些过分。 他们的食物和深不可测的表情曾经让我害怕。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看来变得温和？是在邻居闲 聊时的普通话听起来不仅不再刺耳，而且成为了我后来所珍惜的一种令生活宽心的背景声时吗？ 后来我知道了，不去了解就盲目厌恶的做法是极其荒谬的。哪怕是一些表面上看来陌生、让人害 怕的东西，亲近感的获得也会比你想得容易。转个弯你就能找到它。 最后一点，我重新学到了大学时代哲学教授们说过的话：匆忙得出的结论以及人云亦云的东西都 是不可信的；真相总是难以触及，而且真相很少只有一个。 这些年里，许多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对我所经历的事情进行妖魔化或者颂扬美化。但随后，我又 会突然不敢确定之前所得结论的道德基础。我意识到恰如桑卡兰教授说过的：我很擅长“质疑”， 却不擅长得出肯定性的结论。或许这是一件好事，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它或许不是。■ 目录

《单向街 005 : 反智的年代》 许知远 主编 /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 2014-1 / 32.00

【专题】 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许知远 对过去事物的无知 刘易斯•拉伯姆 苹果的完美骗局 耶夫根尼•莫洛佐夫 时代的病人 谢丁 【访谈】 寻访五四—舒衡哲访谈 张泉 正视传统的负担—宇文所安：回归历史现场 张泉 【纪录】 印度记者在中国 帕拉维•艾亚尔 档案：被监视的个人史 蒂莫西•加顿•艾什 回声 唐汀 旧金山的犀牛 沈诞琦 躺椅上的精神分析家 索马里 【影像】 北方的河 朱墨 张克纯 【随笔】 一个都市人的童年 胡晴舫 现代都市里的算命人 梁鸿 为何写作 陈河 我的大学 方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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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什么是极权主义 孙立平 作者博客（2014-4）

一、极权主义：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

极权主义无疑是 20 世纪留给人们的一个最大的谜。尽管此前有种种极权主义的思想和种子， 但只有到了 20 世纪，它才真正开花结果。它是一场富有感召力的运动，又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制 度；它肇端于诱人的理想和不容质疑的正义，却酿造了无尽的罪恶；它在最大的程度上践踏着人 性，其中却又夹杂着动人的故事；它是无数人的希望，又是无数人的厄运。可以说，没有极权主 义，人类整个 20 世纪的历史将会全然不同。就在今天，它仍然在散发着巨大的诱惑力。

这是一个怎样的谜？

阿伦特在她那本著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新的统治形态。因此，有人认为，可以说极权主义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 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 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 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 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

说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是因为它具有此前任何统治都不具 备的那些基本要素。

首先，极权主义是基于一种意识形态乌托邦基础上的对社会的系统改造，推进这场改造的是 激昂的社会运动，结果是一套在逻辑上似乎是尽善尽美的体制。无论是其强调的意志的力量，还 是精神的原子弹，深层的也许是理性的自信。

其次，极权主义打破了传统的“统治”或“治理”边界，传统专制主义的统治与治理是有限 的，也就是说再暴虐的统治也仍然在其他的非政治领域留有自由，而极权主义的统治是总体性的， 弥漫于全部的社会生活。它垄断的不仅是权力，也不仅是财富，它还垄断着社会的“场所”和“空 间”，换言之，它是对全部社会生活的重新组装。

再次，极权主义模糊了“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使“被统治者”成为“统治”不可缺 少的要素。鲍曼注意到，纳粹大屠杀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受害人的合作。专制主义仅仅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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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被统治者的“服从”，而极权主义要求的是“被统治者”发自内心的“合作”。为此，它要求 对人的改造或“新人”的塑造。换言之，传统专制主义是一部由车头牵引的列车，而极权主义则 是在每节车厢上都安装了发动机。（2013-06-12）

二、极权主义：能量来源于对社会情绪的乌托邦式系统整理

极权主义最令人惊异之处，是它的巨大诱惑力和能量。正因为如此，许多讨论极权主义的文 献都使用了“极权主义的诱惑”这样的字眼，而在现实中，人们更能感受到极权主义的巨大能量。 而这种诱惑和能量，最突出地体现在它能使被统治者成为营造统治关系的积极参与者，甚至使极 权体制中受害最深的人成为它最忠实的拥护者和捍卫者。

这样的诱惑或能量来自哪里？

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诱惑都一定是在苦难和无望中升起的灯塔。德国纳粹上台就是 典型的例子。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 600 万甚至更多，通 货膨胀达到四十多亿马克兑换一个美元。构成这种灾难性现实的背景有两个。一是一战后作为战 败国受到的严厉惩罚，二是席卷西方的 30 年代大萧条。无疑，一个能够结束这种灾难的力量， 就是人们的救星。

但这样说，并不能解释极权主义为什么是一个现代现象。因为我们知道，灾难，甚至更一般 意义上的苦难，都是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历史的。那么，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形成如此强有力的极权 主义？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沟通了天国与地气的现代乌托邦对社会情绪的系统整 理。从极权主义形成的历史来看，通过意识形态对困惑、孤独、怨恨、欲望、失落、恐惧、无力 感等社会情绪进行系统整理，并以跳过人性的办法形成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是极权主义的诱惑 和能量形成的重要因素。当然，另一个原因是现代的组织技术、信息技术等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客 观的条件，这个问题将另文探讨。

极权主义最容易发生在苦难深重的地方。因此，对于苦难的整理总会给社会运动以巨大的动 力。希特勒在一场著名的演讲中说，“那场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就没有了！那些 战胜者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随意践踏我们的尊严，一个欧洲大陆上最高贵的民族 地尊严！你们告诉我，你们是选择像本杰明·马丁一样去做一个自由的斗士，还是一个奴隶？！” 无论在个人的还是在社会的层面上，唤醒苦难的记忆，激发摆脱苦难的激情，都是最有鼓动力的。 我们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忆苦思甜，也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 如何将散射的自然状态的苦难转变成可以将社会动员起来的系统的苦难，这里需要的就是意识形 态的框架。比如，如何将婆婆对媳妇的虐待引申到社会的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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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的诉说有两个指向，一是奔向消除苦难的理想主义目标，二是制造出有利于内部整合的 敌人。而制造敌人依赖的就是从苦难向怨恨的很容易完成的转化。许多西方哲学家都从学理的角 度对怨恨进行过探讨，甚至认为怨恨是现代性的重要因素。尼采断言，怨恨牵制着整个欧洲的现 代性的颓废与虚无。舍勒则认为怨恨与现代性同构。然而，怨恨只有到了极权主义这里才发挥了 其最大的潜力。因为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需要不断地制造敌人。制造敌人的意义，一 是可以在社会中制造紧张状态，为那些似乎是不符合常规的统治措施提供依据；二可以在内部制 造紧张感，从而强化内部的整合。

其实极权主义进行整理的社会情绪远远不止这些。转型期人们会特有的孤独、困惑、失落、 恐惧、无力感等更是富有潜力的社会情绪。达伦多夫的研究表明，极权主义诱惑的对象，往往是 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他们在事物的 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 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出身于在社会方面（而且有时 也在民族方面）无家可归的家庭。达伦多夫指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很容易掉进要把这两 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如果考察一下极权主义的许诺，就可以看出， 其具体内容往往都是针对这些情绪的。（2013-06-17）

三、极权主义：它诱惑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其拥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这无疑是其力量的 源泉。梁文道曾经提出一个问题：纳粹人怎么可能那么成功？他认为唯一的答案就是，其实当时 那个第三帝国里面的人，尤其是少数德国人是真心拥戴他们的元首，真心相信纳粹的。

而最令人感叹的是，极权主义造就了这样的一种历史奇观：它的最狂热的拥护者，最后也成 了它的最深重的受害者；甚至在其成了受害者之后仍然是它的狂热的拥护者。

那么谁是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极权主义的基础是什么？人们最熟悉的当然是阿伦特的观点。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基础 就是无结构的群众。极权主义不仅得到群众空前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有时甚至具有无私、超功 利的特点，他们不但愿意牺牲自己，而且愿意牺牲家人和朋友。当然，从极权主义垮台是过程看， 群众对其的抛弃也是迅速的。按照阿伦特的分析逻辑，以利益为号召的动员只能是理性的而有结 构的群体，而极权主义动员的则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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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认为，“群众”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发现被自己的同胞抛弃，被社会孤立，跟其生 活世界疏离，丧失了一个共同的世界，漂泊无根，甚至成为现实社会中多余的人。正因为如此， 他们希望跟某种永恒的、操纵万事万物的巨大势力结合成一体，因为惟有攀住这股力量，他们才 能感觉安全妥当。他们甘心为任何赋予他们在世界上以地位和“存在理由”的运动或意识形态服 务，以便获得起码的“尊严”。在投身极权主义运动的时候，群众感到自己成了“主人”，自己 的价值得到了承认。所以阿伦特说，群众所迫切需要的事，乃是意识形态提供给他们的最具抽象 形式的胜利与成就之结局。

但社会学家达伦多夫不同意这样的分析。他认为，早期美国有着原子 化的特征，但美国既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而且任何时 候都未因为受到诱惑想成为这两种主义的国家。而革命前的俄国显然也不 是原子化的。达伦多夫认为，极权主义不会诱惑这类群众，而是诱惑那些 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 西，而且也许基于这个原因，掉进了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 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极权主义的混合成分是不完善的现代精神、知识 分子的背叛和一个领袖的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

达伦多夫（Ralf G. Dahrendorf， 1929～ 2009.6.17） 德 国社会学家、思想 家，政治家。

达伦多夫继续分析到，成为极权主义基础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 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 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之所以有诱惑，是因为人们在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中，希望摆脱一种不完善 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就出身于无家可归的家庭。他们的追随者来自某 些特定的下层群体，它们“从未为社会所整合”，后来也来自一些小的独立职业者和小商人，这 些人都为有组织的资本也同样为有组织的工人深感不安。同时，也包括这样的一些职员，他们在 他们的要求和他们的地位之间被拉来拉去，摇摆不定。

而哈耶克和波普尔等人的分析，则揭示了极权主义更深层的基础。哈耶克指出，毫无疑问， 不但在德国和其它地方为极权主义作准备的那些思想，而且极权主义本身的许多原则都已成为在 很多其它国家里产生日益增长的吸引力的那种东西。日益崇拜国家，倾慕权力，好大喜功，热衷 于使任何事情都“组织化”(我们现在把它叫做“计划”)和“不能让任何事情听命于有机发展的 简单力量，”这样的思维和逻辑，在很多社会中盛行。这是产生极权主义的深厚基础。对此，哈 耶克甚至用了“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这样提法，用意在于提醒人们，极权主义就在我们的心 中，就在一个正常社会里无数人的思维中。

有一位网友这样写道：有一次，我看到身边农村穷苦的人们，生了很多孩子，我心里就骂： 你们养不活这些孩子，不能给这些孩子好的生活，为什么还要生他们？你们不应该生！那时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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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大学，是个理想主义者。过后我就反思：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有权力，是不是 就要阻止他们生孩子？我凭什么剥夺穷人生孩子的权力？剥夺穷人的天伦之乐？这个事件对我 影响重大。我就是波尔布特。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波尔布特。当我看到 BBC 关于红色高棉的纪录 片，一对中国北京情侣不远万里，历尽艰辛，投奔柬埔寨，脸上洋溢着理想与希望的光辉时，再 看到那些累累白骨，从心底里我就开始试图原谅他了。其实，与其说作者在原谅极权主义的追随 者，不如说是在检讨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因素。

更令人惊异的是极权主义受害者对极权主义死心塌地的拥护，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将“斯德哥 尔摩综合症”这个概念移用到他们身上。

1973 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一名劫匪在持枪抢劫银行时中了警方的 埋伏，随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将他们扣压在保管库内。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 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 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接下来发生的 情况大出人们的意料，离开保管库后，三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 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一个女人还说她爱上了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嫁给他。这时候全世 界都傻了，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候这个病名就产生了，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很难进行充分解释的现象。其中依赖与认同是最基本的因素。具体说， 第一，对象是能掌握你生死命运的。第二，他身上有让你能产生认同或吸引你的东西。第三，他 对你有某种意义上的恩惠，特别是在可以处死你的时候没有处死你。第四，他能够控制你得到的 信息。第五，现实的情境或他构建出的情境能让你觉得你们是在同生死共安危。有人将其总结为 下列的心理过程：被害的弱势者在长期受到侵害他们的强势者支配之下，最后终于放弃了反抗， 转而认同强势者以期获得安全感的一种心理转变。受害者尽最大的努力不去激怒或挑衅加害者； 而受害者这样做的时候，也渐渐失去自我意识，直到完全接受加害者的观点。假如受害者现在用 加害者的眼光来看世界，他们就不再渴望自由，结果是当救援到来时，受害人可能会抗拒营救。 （2013-06-25）

四、极权主义的逻辑在过程中延伸

极权主义是一个过程。正是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极权主义的能量和魅力开始不断地展开和 延伸。

这里有两个文本，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个是 Naomi Wolf 的《10 个简单步骤建 立法西斯美国》，另一个是 Dennis Ganse 导演的电影《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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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10 个简单步骤建立法西斯美国》中文译文阅读链接： http://www.yeeyan.org/articles/view/29225/7463

我们先来看看《10 个简单步骤建立法西斯美国》一文。这篇文章写于 2007 年，是针对 911 之后小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他认为小布什政府在 911 之后所做的，就是在摧毁民主自由制度， 而走向法西斯的道路。他指出，从民主自由走向法西斯，十个步骤就可以了。这十个步骤就是：

1、制造出一个或是内部或是外部的可怕的敌人，使人们相信自己在受到威胁，从而使人们 愿意接受对自由的限制。2、建立一个法外的监禁系统，以对付威胁者或敌人，这样可以使得人 们觉得有安全感。3、建立一个恶棍团体，通常是准军事性的，目的是对民众进行恐吓。4、建立 内部监视体系，并鼓励人们互相揭发。5、潜入市民组织并对之进行骚扰。6、对持不同或相反政 见的领导人进行专横的拘留与释放，而且一旦你上了这份名单就很难从名单中消失。7、对一些 重要的不合作人物进行攻击，尤其是学者、学生和教授。因为在他们看来，学术界是各类运动的 易燃地带 8、控制媒体，用虚假的新闻和伪造的文件取代真实的新闻。在一个法西斯系统中，重 要的是混乱而非谎言。当公民无法区分真实还是伪造的时候，他们就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对政府应 承担的责任的要求。9、异议即叛国，把持有异议定义为“叛国”，把批评定义为“谍报”。10、 中止法治。

这十个步骤演绎的是一个民主自由体制向法西斯体制演变的过程。作者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制 度的层面。这当中尤其要注意如下两点。第一，这种演变是通过一个完整的过程逐步推进的；每 一个步骤几乎都是天经地义；在其中的每一个步骤当中，你都很难意识到其最终的结果。在开始 的时候，恐惧总是别人的事，孩童在玩轮滑，船只在起航，狗继续狗的生活……一切都从容而正 常地继续着。这时罪恶在发酵，而人们却浑然不觉。第二，在有关极权主义的分析中，许多人都 强调了乌托邦理想的重要性，但其实，在极权主义的想象中，对敌人或威胁的想象是同样重要的。 这两个东西犹如硬币的两个方面。在这十个步骤中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制造敌人。因为只有对敌人 或威胁的想象，才能动员民众的感情，才能为其独特的统治手段找到借口，才能在自己队伍乃至 社会的内部形成向心力。

如果说《10 个简单步骤建立法西斯美国》是从制度层面推演了极权主义的形成，而电影《浪 潮》则演绎了在社会心理层面极权主义逻辑发酵的过程。这是在一个中学班级中进行的实验。这 个逻辑的起点（第一天）是从自由散漫到纪律和权威的转变，重新排列过的桌椅和座次，统一的 发言姿势和称呼，从中萌发出对独裁魅力的感受。第二步（第二天）的重点是团结与集体理念的 生成，统一的军人式的步伐与统一的着装，通过对整体的魅力感受由此带来的优越感。第三步（第 三天）则是用“浪潮”这个名字作为符号，以强化成员对其的认同与忠诚，并以集体的力量对其 中的异端施加压力。第四步（第四天）极权主义的形成了内在的动力，人们可以用自己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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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动性推动逻辑的演进了，同时运动本身也开始失去发动者的控制。第五步（第五天和第六天） ， 互相的感染已经使这个运动欲罢而不能，运动的终结将导致其中某些成员的绝望。

在这当中，有几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第一，事情是到了中间才显得有点不对头的。故事几 乎是游戏般地开始的。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合乎情理甚至激动人心的，领袖的产生，集体的重 大事情的决定，都是由民主的方式产生的。但不久，领袖在开始操纵集体，个人在走向狂热，而 由神圣性赋予的优越感则在变成针对圈子外其他人的敌意和攻击性。第二，极权主义对于社会中 的弱者最有吸引力。因为运动中形成的扁平结构（有人称之为平等的结构，但由于领袖的压倒一 切的地位，称之为扁平结构可能更合适）彻底颠覆了过于的不平等的结构和地位分配。电影中的 蒂姆就是一个例子。他在集体中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在狂热中体会着自己的价值，运动成为他的 生命。第三，为了目标而走向人性的反面，并视之为一种超越。由于这个集体的目标是神圣的， 女孩子可以放弃漂亮服装，也可以将说谎视为正当。总之，这是混合了许多东西的一种带有某种 神圣性的驱动。直到这个时候，人们也才理解了残酷的来源，因为他们把残酷理解为是实现神圣 事业的一种正义手段。

《浪潮》的德语版、法语版、英语版海报

就在我搜索网友们有关《浪潮》的评论的时候，我注意到这样一个帖子《别跟我谈走向极权 的可能性——<浪潮>观后》。这位网友写道：“按照影片里对极权社会的定义和描述，以我的生 活和工作经历来看，我们现在就生活在极权社会里。但我们不一样地安然生活着么？整个民族不 一样都沉浸在盛世的幻觉中么？有什么不好”？应当说，这样的心态和看法，在我们的社会里不 是个别的。这正是我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2013-07-17）

五、恐惧的生产与再生产

“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晚年的肖斯塔科维奇向年轻的友人伏尔科夫讲 述往事时，忽然沉默良久，然后如是说。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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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科夫同情地看着这位苏联最负盛名的音乐家，那是一张满是孩子气的脸，圆圆的镜片， 蓬松的头发，总是尴尬和手足无措的神情，谨慎得几乎称得上畏惧的眼睛，这张面孔是如此意味 深长，一个时代对一颗灵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挤压，在这张脸上纤毫毕现。

一篇评论肖斯塔科维奇的文章这样写道。

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则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恐惧和压抑是弥漫着我们 这一代人一生的共有心理”。在肖斯塔科维奇身上体现的这种恐惧，是我 们理解极权主义统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侧面。

制造恐惧，是极权主义统治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地说，统治与强力总是分不开的，因此在 任何社会中，统治者总会努力使人们害怕一些东西。但在极权主义制度中，恐惧在统治手段中占 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地位。如前所说，极权主义权力的特点是无所不在，渗透一切。但如果仔细分 析，就可以发现，这种权力是通过一个续谱不断延伸的。这个续谱的第一段，是直接的权力，极 权主义权力的特点是总体性的。但尽管这个权力是总体性的，其延伸是有边界的。于是，接着这 种统治所依赖的就是这个续谱的第二段，由权力制造出来的恐惧氛围。在这个领域，不用权力直 接发挥作用，它制造出的恐惧氛围就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但恐惧所起的作用，也是有边界的， 这时起作用的，就是续谱的第三段，即由恐惧氛围的内化而形成的自我约束。

因此，制造恐惧，就成为极权主义的一项工作，而这项工作往往通过表演性的仪式来进行。 最近的一则消息是，金正恩的前女友、朝鲜歌手玄松月等 10 多位著名艺术家涉嫌违背金正恩的 指示，制作、销售淫秽物品，8 月 20 日被公开枪决。消息说，“公开处刑是在银河水、王在山、 牡丹峰等朝鲜主要艺术团员和死刑犯家属面前，用机关枪枪决。”而在这之前，更具表演情节的 是，金正恩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曾经将一批朝鲜高官用迫击炮处决，即把受刑的人置于弹着点 用火炮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用机关枪和迫击炮行刑的方式。它的作用，不仅是要结束行刑对 象的生命，而是要产生一种极大的震慑力。这种震慑力超出一般人们对死亡恐惧的想象。

极权主义是一种恐惧的政治，极权主义的特点是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恐惧。这种恐惧起码具有 这样的几个特点。

第一，恐惧的强度超出对于死亡的恐惧。人们通常说，死都不怕，害怕什么。这句话表明， 对死亡的恐惧是最大的恐惧，至少对我们一般的俗人来说是如此。但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突破， 是制造出一种超出对死亡恐惧的恐惧。举个例子来说，人们经常对一件事情感到不解。即在大饥 荒的时候，人们为什么宁可饿死在粮仓旁边也不抢夺粮仓中的粮食。人们的疑问是，他们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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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抢粮仓，眼看自己要饿死了，害怕什么？还有比死更可怕的吗？问题就在这里，在极权主义社 会中就是有比死更可怕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去抢了粮仓，不但自己还是逃脱不了一死的命运， 把自己的家人，甚至子孙后代也毁了。子孙后代就会成为反革命家属，要为他的这种行为付出巨 大的代价，而且很可能是祖祖辈辈的代价。

第二，这种恐惧是弥漫性的，渗透于人们的每个毛孔之中。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塑造了 一个老大哥的人物，他从不露面，但又无所不在，监视着人们的一切。哈维尔曾经细致而深刻地 描述过后极权社会那种无所不在的恐惧现象：

“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 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入团和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 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恐惧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学总分，使 得父亲采用所有义务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因为恐惧拒绝的结果，导致人 们参加选举，给被推荐的候选人投票，并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 于对生计、地位或前程的恐惧，他们不得不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惧使得 他们经历自我批评、赎罪、不光彩地填写一大串丢脸问题的令人羞辱的行为。恐惧或许有人会告 发他们，将他们驱逐出现存社会，他们通常在私下里表达他们真实的想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使 得劳动者以他们名义的所谓‘工作义务’，是那种恐惧忍受经济倒退、努力想改善自身和为了讨 好权势者。实际上，同样的动机也隐藏在建立‘社会主义劳动突击队’的背后，存在于这种清醒 地意识到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在给上级的合适的报告中被提及。恐惧导致人们出席各种官方的庆祝 会、示威和游行。因为恐惧被从正在进行的工作中驱赶出来，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效忠于他们事 实上并不接受的观念，写他们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虚假的东西，参加官方的组织和参与他们认为是 几无价值的工作，要不歪曲和删改他们自己的作品。在保存自己的努力中，许多人甚至报告恰恰 是他们自己对被报告人做的那种事情。”

吊诡的是，极权主义制造了一种弥漫性的恐惧，但其结果却是，形成了人们对极权主义的更 严重的依赖，因为，似乎在一种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中，只有极权主义才能为你提供某种保证。 因此，极权主义社会中的人们，往往是对极权主义的恐惧与对极权主义崩溃的恐惧同时并存，甚 至有时更担忧极权主义的崩溃。

第三，这种恐惧会升华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约束。有这样一个故事。电视台的一档娱乐节 目需要在大街上做一个随机采访。主持人握着话筒，拦下一个个路人问：如果我现在能帮您实现 一个愿望，那么，您希望这个愿望是什么？回答时间限定，十秒钟。那天他在街上拦下二十个路 人，他向二十个路人一一询问了同样的问题。结果却令他大为震惊。二十个人中，有十九个人的 回答基本相同。十秒钟过去，他们会说，我还没有考虑好。说这些时，他们表情严峻，眉头紧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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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生怕自己说错。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游戏？当然不是。谁都知道这只是一个游戏， 谁都清楚主持人不会帮自己实现任何愿望。既然如此，他们说什么都行，怎么说都行。可他们仍 然不轻易开口，他们痛苦地一本正经地思考。甚至有人说，如果您明天采访我，或许我会给你一 个最完美的客案。那天这位主持人非常失望。他说，这个城市的人已经习惯了毫无理由的严谨。 或者说，他们被自己吓坏了。他们总是害怕出错。他们失去了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的勇气。其 实，只有恐惧升华为一种自我约束的时候，恐惧的效力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接着的问题是，这种独特的恐惧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这种恐惧又是如何被强化的或再生 产？这里需要注意极权主义恐惧制造中几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第一，你不知道你会因为什么而受到惩罚。这样的恐惧才会无边无沿。第二，你不知道你会 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这样，惩罚所造成的恐惧效应可以倍增。第三，你不知道这种惩罚会在什么 时候实施。对于惩罚的猜测和等待，是制造和强化恐惧的有效手段，因为可以令你终日战战兢兢。 总而言之一句话，极权主义制造恐惧技术的最大特点是利用不确定性，只有这种不确定性才能造 成恐惧效应的扩大。同时，也只有不确定性才能形成你内心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审查。而不确定性 起作用的条件，就是权力的总体性和任意性。任意性才能造成不确定性，而总体性才能扩大任意 性的空间。可以试想，面对一个流氓和面对一个疯子，哪个令你更恐惧？因此可以说，权力的总 体性才导致恐惧的无所不在。而超越了恐惧的边界的地方，才是自由的所在。（2013-09-06）

六、极权主义为什么不能容忍反对？

2010 年，乌克兰举办了一个名为“1920 到 1950 年代在乌克兰的极权主义恐怖”的展览。展 览组织者说，举办展览的目的是想让乌克兰民众和国际社会了解苏共斯大林制度的犯罪行为。通 过展览，人们能知道，当有人试图反抗极权极权统治，试图争取乌克兰独立时，极权政权当年如 何残暴镇压那些人。基辅纪念碑组织领导人克鲁茨克说：“纳粹法西斯占领乌克兰的 3 到 4 年的 时间里曾杀害了许多乌克兰人。但极权统治乌克兰 70 多年，镇压和迫害从未停止过。”

镇压和恐怖是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说希特勒和斯大林代表的极权主义已经是一种 历史的话，现在的朝鲜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活着的案例。现在需要思考的是，这样的现象为什么 会发生？我们不能假定这些极权主义者都是一种偏爱镇压与恐怖的虐待狂。如果是那样，历史过 于简单化了。

有消息说，朝鲜前一段对张成泽的处决，对一些看 A 片的人处决，都是用机关枪扫射的。甚 至有消息说，有时用迫击炮进行轰炸。同时还要组织人们集体观看。这说明，在极权主义体制中， 镇压和恐怖甚至成为一种表演的仪式。这说明恐怖对于体质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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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过去很多体制中，都存在过这种仪式。比如通常说的杀头示众等。但极权主义的恐 怖是登峰造极的。“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晚年的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 向年轻的友人伏尔科夫讲述往事时，忽然沉默良久，然后说了上面的话。肖斯塔科维奇的这句话， 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浸透到骨子里的恐惧。

有人说，恐怖可以使人服从。这当然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历史上任何体制都需要服从，但 为什么极权主义体制可以将恐怖与镇压运用得如此广泛和极端？这种体制有一种特殊的需求？

其实，任何体制中都会存在不满、批评、反对和不服从。但不同体制的区别往往在于容忍这 些因素的弹性不同。极权主义体制似乎是最不能容忍反对的。这与极权主义的特性有关。

极权主义之不能容忍反对，首先要注意的是，是他的理直气壮。当然有人会说，他们之所以 不能容忍反对，是因为利益。我的看法是，利益动机的明显化，是在其堕落时期。在原型的极权 主义中，之所以不能容忍反对，可能恰恰不是因为利益，而是因为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 即只有他才掌握着绝对真理。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极权主义的组织结构。极权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运动还是作为一种体制， 都要求一种集中的权力，同时又要求这种集中的权力能够与作为其基础的群众相联系。这就可以 理解，为什么都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这里的民主是联系群众的方式，而集中是确保权 力的专断。

为了形成这样的权力与权威结构，一种神圣的意识形态，一个能作为这种意识形态化身的领 袖，一个由这个领袖控制和统辖的政党，就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而维系所有这一切的是其神圣性。 之所以不能允许质疑、批评和反对，是为了维护这种神圣性。没有这种神圣性，组织就失去了力 量，与群众的联系就会中断。

最后还要提到的一点是，极权主义对反对的警惕，也许与其对过去经历的记忆有关。极权主 义要建立体制，政变与革命是两个基本途径。而无论经由哪种途径，他感受的都是一个敌对的环 境。这种对环境的敌意性的记忆，也许是其后来强烈的不安全感的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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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对岸太阳花：关于台湾大学生反服贸的对话 吴强、周志兴

共识网（2014-4-4）

嘉宾简介：吴强，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社会运动、当代中国政治等。 主持人：周志兴，共识网负责人。

周志兴：大家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吴强先生，来谈一谈台湾学生占领 立法院、行政院反对服贸协定的问题。我刚从台湾回来，3 月 23 号到 27 号在台湾待了差不多 5 天。23 号当天下午我就去了学生占领立法院的地方，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景象。参加占领行动的 主体是学生，此外还有一些有着各种政治见解的人在周围，包括一些举着“台湾独立、台湾建国” 牌子的人，但是这都是支流。我看到很多学生的行动，自己也还有一些体会，待会儿可以讲一讲。

吴强先生是福建泉州人，福建和台湾本身就有非常密切的来往，包括很多人的家庭就是互相有来 往的，再就是经济上的来往也很密切。另外，吴强先生以前是学习经济贸易的，对服贸也会有一 定的见解。所以，今天我们请吴强先生来，各位网友有什么意见、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及时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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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强：感谢周总邀请我今天到共识网，来跟各位网友一起交流关于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这项运动。 很高兴跟刚从台湾回来的周总就一些细节，就运动的性质、方向、对台湾政治和两岸关系的影响， 做一些探讨和交流。也希望所有感兴趣的网友在线提出问题，我们一起来探讨。

程序黑箱只是引子，服贸内容涉及的两岸关系才是恐慌之源

周志兴：有一些问题是网友提出来的，有一些问题是共识网的编辑根据网上的各种议论集中起来 的。第一个问题，这次服贸协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通过的程序的问题。简 单的说，就是国民党立法委员张庆忠 30 秒钟强行闯关，这是引发学运的导火索。这个行为到底 有没有违法？为什么这么触怒学生呢?

吴强：30 秒的黑箱作业有很多细节，张议员实际上是把麦克风藏到什么地方（还有说躲在厕所 里）引发的导火索。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订以后服贸协议谈判进行了两年左右的时间，服贸 只是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一个部分。服贸协定通过之后，两岸的经济交流乃至自由贸易的经 济交流框架可以说基本构建完毕。这对两岸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来讲，有相当深远的影响。也 就是说，两岸相当于接近自由贸易区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一种没有政治 统一的经济上的统一，确实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马英九政府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政策上的 贡献。如果考虑到过去数年台湾经济的低迷、马英九民望的低落，考虑到马对卸任后的政治地位，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马英九对于服贸协定是有想强行通过、迫不及待的心情。

但是问题在这里，它是两岸关系的协定，按照目前中华民国的宪法来说不属于国际条约，跟一般 国与国之间服务贸易的协约法律性质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不是按照国际条约立法的过程和程序 来走的，不是经过立法院按照国际条约或者国内法的程序经过几次公开的商议、审读、表决，由 此产生程序上的巨大模糊和黑箱作业空间。过去两年，如马所说，进行过很多的公听会，但并不 具有充分的协商性、公开性。两党以及立法院的讨论很不充分，最后的通关给这样一个没有充分 讨论又事关重大的协议盖章，当然首先会引起民进党极大的不满。这个消息传播出去的第一秒钟， 马上引起台湾社会的不满。他们也不能不对这种立法的程序和内容表示怀疑，他们自然要怀疑国 民党强行通过其中是否有很大的猫腻，是否对台湾人民的福祉带来他们不可预料的伤害，这些都 引起相当的恐慌。

关键在于，这是由于两岸目前特殊的关系所造成的，然后因为程序上的瑕疵，引发了对一向自我 标榜政治洁癖的马英九本人及其政权合法性的质疑。

周志兴：在台湾的时候我知道国民党也有一些委屈，他们认为他们也进行了很多次听证会。但是 民进党方面，还有很多人，包括学生，认为听证会是做了，但是召集的代表没有代表性，只是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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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了一些能够从服贸协定中获益的人。我在台湾有一位学者朋友--他不愿意说自己的名字，他怕 引起别的联想--讲的比较详细：立法院公报记载，张庆忠在内政委员会宣布，报告委员会出席人 数 52 人，已达法定人数。当时现场一片混乱，公报只在几个字之后就出现一片空白。也就是说， 张庆忠宣布的送交院会存查根本不存在，至此是无效的。当天内置委员会的讨论陷入一片混乱， 张庆忠跑到会议室的一个角落，用微型的麦克风自行宣布服贸协定通过，送院会存查。是不是还 有服贸协定本身的问题，因为我在台湾听到的反映是不一样的。底层的人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就 是说大陆人出几十万元人民币就可以在台湾搞美容业，说这样台湾的美容业人就没有了生意。但 是国民党这边的一些人，他们就认为不会，因为这个条款规定下来大部分的人是没有那么容易跑 到台湾去投资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有服贸协定本身有问题或者有解释不到位的问题。

吴强：服贸协定本身的精神是服务业的开放，降低双方准入的门槛。国民党方面是执政党，他向 公众承诺会严格把关，不会完全按照条文规定的方式来走，这是事实把关的态度。这一条本身跟 服贸协定的内容有了相当的冲突。大陆方面我看到也有一些政客也在谈这个问题。

有大陆台办官员说，几十万或者几百万投资就能到台湾移民，哪有这么好的事情？说明至少公众 理解和协议本身存在落差。公众有理由怀疑协议的真实目的，或者怀疑两岸商谈过程当中存在另 外一份沟通文本，或者政治上的交换。这是什么？这是密室政治。台湾民主化转型 20 多年的情 况下，一部跟台湾岛内的每个居民切身利益都相关的条约要强行通过，如果背后存在着令人担心 的密室政治，那么这样一种情形恐怕是很难原谅的。在这情况下我完全能够理解，作为一个台湾 的普通人，他对服贸协定抱有天然的一种反感。学生不过在这个时候担当了那个说出皇帝新衣的 孩子、民意的代言人。

占领行动内涵丰富

周志兴：我想除了程序问题以外，还有服贸协定给台湾带来的种种影响的问题。它对于不同阶层 的人可能有不同影响。所以我到台湾的第二天，《中国时报》头版分了上下两块。上面一块是新 闻，用很大一块照片描述学生们怎么样占领立法院，怎么样示威；下面一块是广告，这个广告是 一系列的企业团体督促政府尽快通过服贸协定。截然相反的两个东西。我在想这就是代表两部分 人的利益，一部分是台湾的工商企业，可能通过服贸协定会带来很多的收益。一部分就是代表着 底层的老百姓，他们认为服贸协定没有给他们带来应该有的利益，反而会带来一些危险。这就是 他们的认识。当然，这也和台湾这么多年来经济走得不是太好有关系。台湾人的工资，他们跟我 讲，将近 20 年没有太大的变化了，比如说新毕业的大学生一般都会在 2 万多台币，跟现在北京 的水平已经差不太多了，而这个数字是很多年没有变的。大陆人在拿几百块钱、一千块钱工资的 时候，台湾就是这个水平，这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落差。相应的物价是有所上升的。他们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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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搞经济这方面，很多利益集团、权贵集团或者工商集团拿到了很多好处，但是普通老百姓 的生活水平提高得不是很快，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这代表了大家不同的看法，您看是不是这样？

吴强：是的，周总观察得很好很仔细。我自己最近几年也去过台湾，深切感受到台湾的经济不景 气。几乎所有民众都在抱怨、都在怀疑。到底谁应当为这种情况负责?马英九的民望一路下跌, 与此密切相关.

现在服贸协定最有利于谁，两岸经济关系现在的操盘手和得利者是谁，显然是大资本及其代理人。 无论国民党在台上，还是未来民进党上台，他们都是最大的获利者。而日子越来越难过的群体是 台湾的中小业主以及普通市民。中小业主是台湾 70 年代初经济腾飞以来最重要的贡献者，也是 两岸经济交流的开拓者,但是现在处境艰难。并且，政治上的声音越来越受到忽视，在这次服贸 协定引发的争议中,对中小业者的促进或保护是最突出的问题。

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大资本、大工商业主花钱在《旺旺时报》（中国时报）的版面上投广告， 支持服贸协定，为国民党站台。另外一方面，民进党唉声叹气，他们在立法院无可奈何。我自己 对民进党的观察，他们作为在野党，由于对自己定位的问题，没有发挥出积极的政治代言人的作 用，没有积极为这些被忽视的中小业主以及普通人的利益做代言。

而占领行动的核心团队，只有为数不多的年轻学生，以清大、台大社会系学生为主体，却通过一 次占领立法院的行动，便能够在台湾重要的报纸头版上面发出声音。然后，不仅仅是学生，所有 听到这个声音的人都会想他们反服贸协定的理由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服贸协定本 身，是不是应该重新质疑服贸协定程序上的瑕疵，是不是应该合理怀疑服贸协定两岸双方海协会、 海基会在谈判过程中存在重大利益输送的问题，以及背后所牵扯到的两岸关系的定位问题。

我们看到，民众的反应，实际上是对台湾的安全问题，对台湾的价值观问题，对台湾的福祉以及 基本生活方式能否持续的一个深深的担忧。这种担忧在这次持续两周的占领行动当中显露无疑， 已经超过了服贸协定本身可能给台湾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好处。换句话说，民众担心服贸协定可能 会带来给大的潜在的损失。这个损失似乎并没有在两岸秘密的协商当中，在民进党、国民党在立 法院这么一种混乱的简短的会商当中得到体现，也并没有在国民党过去两年举办的 20 多场听证 会当中得到体现。那么，当学生以占领行动发声，便是一次迟到的表达。某种意义上讲，当大陆 的知识分子在批判或者坚持所谓的程序正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台湾普通民众的迟来的正义表 达。这个正义是，对台湾安全、生活方式、价值观的优先选择。

是宪政危机还是挽救体制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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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兴：刚才说到了广告的问题，工商企业是有钱来做广告的，学生没有。学生在 3 月 24 号、 25 号的时候自己凑钱，现场提出来大家自己捐款，准备做两个广告，不知道后来做成了没有， 应该是做成了，因为当天就捐到了 600 多万台币，在《纽约时报》、《苹果日报》各做了一个广 告。

不管怎么说，我们认为张庆忠 30 秒钟的强行通关在程序上是有瑕疵的，是违反了有关规定的， 所以引起了反弹。当引起反弹之后，能不能有很好的办法把这件事情消除在萌芽当中，在大家还 没有这么大规模闹事的时候，就想办法把它平息掉。有没有这种可能？

吴强：台湾现有体制民主的方法，体制民主协商的适用程序,手段和可能性,在学生采取占领立法 院运动之前，在我看来恰恰已经穷尽了。双方无论是在野与执政党，还是府院关系，在制度框架 内已经难以达成一个新的调整和缓和。某种意义上，正是在体制民主山穷水尽的时候，体制外的 民主出现了，挽救了体制民主合法性的缺失。一旦这个协议正式生效，当人们发现潜在的危害性 或者潜在的担忧变成现实，那个时候也许会对台湾的民主体制带来更大的冲击，那也许不再是简 单的政党轮替的问题，也许会带来对两岸关系、对台湾宪政本身的质疑、对政治的不信任。

这种情况下，学生做了一个急先锋，以体制外民主的方式，以稍微有一点激进，但我看来是很温 和的行动方式，挽救了公众对民主的潜在的不信任危机。有人说是宪法时刻的到来，是挽救宪法 危机的举动。我毕竟不是宪法学者，我是研究社会运动的，在我看起来，学生行动更直接的作用， 是向公众传达一种信号：现在是一个保卫社会的时刻。这个意义可能要比宪法时刻的意义来得更 直接、更强烈。恰恰是因为学生的这种行动，我们看到最高法院还做出了很有趣的解释，包括对 占领本身的合法性的解释，对服贸协定本身的一些解释，所以并没有面临真正的宪政危机。那么， 保卫什么？保卫他们所想要的一种安全感、秩序感、生活方式，免受服贸协定中所包含的种种的 不确定性--甚至在他们看起来可能是特洛伊木马--所带来的威胁，这是一种对社会的保卫。

30 秒强行闯关的背后

周志兴：我也在想，当时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马英九当时采取一种比较积 极的解决办法，比如说既然张庆忠违反了程序，那我们就处罚张庆忠。回过头来再答应学生，他 通过这个东西不算，我们重新来审议。然后再跟大陆政府商量，跟中央政府来商量，看能不能暂 缓或者调整服贸协定。这样会不会把学生在萌芽中的运动压下去？

吴强：其实这是很难说的。社会运动，尤其是这样一种集体行动，有它的突发性。它恰恰是应激 性的，萌芽是非常迅速的。学生近乎是应激性的反应，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偶然发起的一个集体 行动。甚至这些学生也没有料到会持续到现在，会有这么大的政治效果，超出发起者当初的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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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种表达是否引起公众的同情和广泛的支持，是不确定的。结果，以这样一种简单的行动， 引发巨大的效果。

反观马英九政府在张庆忠强行通过决议，以及之后、特别是头一周的强硬表现来看，我不认为是 张庆忠个人的仓促行动，而是马英九的强势推动。

周志兴：因为马英九要求他必须要通过。

吴强：对，是一种强势的通过。所以台湾民众有理由相信这个服贸协定对于马英九来说，对他的 任职生涯以及卸任之后的政治生涯来讲，都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他在用这个服贸协定给他的总统 任期，给他未来的政治生涯做一个里程碑的确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至于我们看到，过去 几年的任期，总是"不粘锅"的马英九，与党内的派系保持距离，与两岸协商也保持距离。但是， 在他的任期内两岸关系取得了相当的进展，通过了很多协议，他似乎想表明自己是超然于现实政 治之外的权威，而不至于卷入更多的可能会引起负面影响的政治交易。而在服贸协定这件事上， 他恰恰采取了相反的姿态，冲到前台，一意孤行地要强行推动。任何人都有理由怀疑，他可能是 最大的利益相关者。

周志兴：所以我们在台湾听到的一个说法是，一个没有朋友的总统和一个没有敌人的院长，说明 国民党内部还是有很多的矛盾和问题，我想也会影响他的执政。刚才我的问题其实是涉及到执政 能力的问题，比如说对张庆忠的处理，比如说他自己出来讲的话，尽管他们说在释放诚意，但是 老百姓不买账，认为他们讲的不能服众。

学运中的温和与激进

周志兴：第二个问题，您认为学生是温和的有点激进的运动，怎么来解释这个温和，怎么来解释 有点激进，当时学生的情况您了解吗？

吴强：我了解。这次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的行动，他们在新媒体的动员方面表现得相当好。不仅 利用新媒体进行动员，而且占领学生第一时间架设了新媒体直播的管道，24 小时的直播，我可 以了解到他们在几个现场的讨论以及争论，通过视频看到了他们争论的话语。不仅我看到了，我 想全世界所有关心这件事的人都能通过这次占领立法院学生的网上直播页面了解现场情况。

他们的诉求，始终是很温和的，因为只局限在服贸问题上，而没有更多的诉求。他们只要求要逐 条审议，退回服贸协定，要求更为公开、更为协商、更为正式的程序来走。除此，并没有具体的 指向说要求某一个政客下台，要求某一个政党为此负责任，或者提出某种社会或政治改革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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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又说占领立法院行动多少有一点激进，在很多大陆知识分子看来几乎是无法容忍的，他 们占领了立法院的议事大厅，而且持续到现在长达两周之久。对立法院这样一个议会议事大厅的 占领意味着什么？它的性质是什么？在我看起来确实是有激进主义的成分，因为这种直接行动， 学生组织从大学校园直接冲到了民意机关的议事大厅里，确实某种程度上妨碍了立法院工作的进 行，当然是一种激进的行动。另一方面，立法院所有的工作都在正常进行，并没有因为议事大厅 被占领立法院工作就瘫痪了，王金平院长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民意代表的议事大厅，是民意代表 公共审议、讨论的空间，这个空间因为学生的进入，变成了更为直接的一种公共空间，全台湾岛 的人民都在关注议会大厅有什么事发生。我们恰恰是通过学生的占领听到了各方面的声音，甚至 听到了在服贸协定之前我们听不到的大陆方面的声音，大陆知识分子的声音，这是此前难以想象 的。

您刚才还提到学生在《纽约时报》发了广告，在《苹果日报》发了广告。换句话说，他们在对国 际社会、对北美社会、对香港的公民也在发出声音，发出号召，潜台词是希望所有的人都来关注 他们在讨论什么。这样利益的相关方一下子扩大了，不仅仅是马英九，不仅仅是国民党，不仅仅 是台湾大的工商业者，不仅仅是在大陆有利害关系的投资人，还有更多的普通台湾选民，都能因 此注意到受忽视的台湾的新一代政治力量--也即我们说年轻一代政治力量的声音。通过占领，通 过新媒体，他们创造了一个公民大会。

占领行政院只是学运支流

周志兴：但是他们后来还占领了行政院。

吴强：是的，这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行动。占领行政院的行动也是受诟病最多的。从占领公共议 事的大厅，转到行政机关，似乎性质上有一些变化，我们不能否认。在行政院外面台湾的警方如 临大敌，确实也是在防御学生的冲击。但具体来看有几个方面。根据台湾修订的新《集会游行法》 ， 立法院并不是一定要经过许可才能进行示威的场所，但行政院是受保护的地带，性质上确实有法 律上的变化。这是第一，也是"野草莓运动"争取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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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服贸游行现场

民进党主要领导人现身台湾反服贸游行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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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忠，中国国民党党籍台北县第八选区立法委员

3 月 25 日台湾日报刊登广告《我们心好痛》，反对服贸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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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服贸民众占据立法院，28 日迈入第 11 天，连续数日的抗争让参与者身心疲惫。一名在议场内镇 守门口的学生，用手托着下巴稍作休息。 图片来源：台湾中央社

反服贸民众 29 日持续占据立法院，学生在静坐现场阅读纽约时报，内页刊登反服贸民众集资刊登的 广告。 图片来源：台湾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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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占领立法院在法律上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如果他们成功占领了行政院，确实是有一些法 律上的问题。冲击行政院的是这次学生占领运动之后的另外一部分学生，这些学生年纪稍大一点。 他们觉得在这次占领运动当中没有发挥发起者领导者的作用，似乎有点被忽视了，被新生代给抢 了风头，他们在酝酿着更激进的行动，尝试着占领行政院，以一种冒进的方式，把学运扩大化。 这在学生中马上激起了很激烈的讨论。很多方面支持学生的同情者，包括学界，也例行向他们发 邮件，通过这种方式施加压力，劝他们赶紧从占领行政院的行动当中撤出来，保持占领立法院的 和平印象，防止落人口实，或者给台湾的民众带来负面的影响，因为这会改变台湾这次对占领立 法院行动的印象。在几方力量共同努力之下，冲击行政院是未遂的行动，很快就结束了。它只是 政治上的冒险、激进，是学生运动中的一部分支流。而且，尽管当局试图借此发挥，指责学生， 但是并没有得逞。

换句话说，这次运动并不是很完善的、组织得很好的一次运动。出现这样那样的纰漏，一些冒进， 甚至退缩，我觉得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周志兴：我是到现场去看了，给我一种很大震撼的是什么呢？就是学生的井井有条。他们一排一 排坐在立法院的前面，搭成台子，有人在演讲，有人在唱歌，地上非常干净，没有人乱扔垃圾。 我看到 3、4 个学生，每人撑着大的塑料口袋作为垃圾回收站，并且垃圾是分类回收的。我觉得 这是学生运动的一种进步。再有，我看到他们拉了线，列出通道，叫医疗救急通道、物资运送通 道。周围会有一个小房子，里面写着手机充电站，还有的写着："这有 WiFi"。我有一天晚上吃 饭碰到在台湾抗争运动中很有名的人物施明德，我问他："你们那时候会不会这么有组织、有纪 律？"他说："没有，现在比我们那个时候做得要好。"这也就说明了您刚才讲的，虽然是一个过 激的行动，但其中还包含着很多的纪律性，相对比较温和的。

吴强：是的，这一点也让我印象深刻。虽然这次运动的主体是年纪很轻的学生，但是他们擅于将 台湾过去 20 年学习到的运动的经验运动的现实中，组织、后勤表现得非常出色，现场管理做的 非常好。意味着其实每一个参与者都在主动担当这样一种运动分工的角色，有人做了垃圾回收的 工作，有人做无线联络的工作（比如 WiFi 的维护），有人在做直播的维护，有人在做早午晚餐 的分发，有人在做物资收集的工作，每个人都在投入，是相当有纪律性的一个社会运动。这种社 会运动背后是有强大的信念支撑的。过去的两周通过他们架设的网络，我不断观察他们在现场的 组织、物流、后勤、筹款，确实井井有条地进行，表现出相当高的组织艺术和水平。

另外，台北的市民，台湾岛内的公民，也都大力配合，向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物资。从帐篷、睡 袋到盒饭、数码设备，到各种各样的文宣器材，包括 600 多万台币的捐款。运动持续是要花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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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运动的继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台湾岛内公民的支持。这种支持通过运动的筹款、物资、后 勤表现出来了。

大陆学者为什么担心？

周志兴：结合您刚才讲的，学生的诉求是有他的道理的，而行动本身是有点激进，但总体还是温 和的。但是为什么大陆的学者里面会引起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我的很多的朋友，我平时自认为 比较了解他们，他们反而对学生的这种民主诉求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是民主之殇，是民主体制 崩坏的政治。您认为大陆的这些声音有没有道理？

吴强：这是非常有趣的截然不同的政治反应，未来我们会继续研究这个现象。我们仅仅看到了这 个现象的本身。比如对社会运动的评价，在社会运动出现的时候，认为它是非理性的，认为他是 冲动的，甚至认为是暴民对法律政治的破坏，这样的论断并不新鲜。19 世纪以来，英国历次改 革法案的通过都围绕着公民的抗议，在北美历次社会运动发展过程当中，在欧洲，我们都能看到 这样一种保守知识界对法律和秩序的担心，这样的担心和批评是什么？是一种反动的修辞。阿尔 伯特·赫希曼所撰写的小册子《反动的修辞》里面说到，以勒庞的"暴民论"为代表，认为对法国 大革命的中伤会造成对社会的危害，会对民主造成危害，会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现在大陆的知 识分子也是这样的论调，提出了类似的批评，认为会对台湾脆弱的民主带来伤害。在我看来，这 是一种在大陆现实政治中犬儒主义态度的折射。

例如，他们认为占领是对程序的破坏，他们过分相信台湾的代议制民主。而代议民主是有限度的， 而且政客本身是不能完全信任的，这个体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尤其面临重大问题的时候，还 是需要公投来解决问题，弥补代议制合法性的不足。这次学生的运动表明，他们在面临重大的危 机，通过占领来唤起一种公投，来弥补代议民主的不足。比如昨天有 50 万左右的公民在凯达格 兰大道表达对学生的支持。

选举政治和参与政治

周志兴：我刚才说到的那位台湾的朋友，对这个问题是这么看的，他说：民主政治本身是一个动 态的过程，不只是一种教科书上的形式。台湾从威权走上了民主，一路上是人民不断的用行动抗 争争取而来的，不是统治者恩赐的。如果不是过去这种无赖政治的抗争，马英九先生后来怎么能 够合法当选上总统。民主不只是投票时投下的一票而已，民主需要人民实质的参与以及不断的监 督。这次的学生运动提醒台湾人民对政治参与及监督的重要，也重新燃起了很多民众心中的热情。 台湾大部分人是不会用"无赖政治"或"民主之殇"来看待这次事件。一种"无赖政治"怎么能够获得 这么多人的支持？3 月 30 号学生号召的凯道大游行吸引十多万人参加，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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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一个民主国家，民主抗争的底线是民意，如果抗争超过了这条底线，社会自然会做出调节。 您认为他说的怎么样？

吴强：我很同意这位学者的看法。这位学者谈的在我看来是政治学对于民主的共识，也是常识的 看法，只不过遗憾的是这种常识在中国大陆似乎并不存在。不仅是台湾的民主发展是这样一个过 程，民主不是只有选举政治，而且还需要参与政治，还需要直接民主来补充，不仅是通过参与政 治来增强政权和民主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要防止选举政治下的政党政治变成一种大佬政治。国 民党大佬政治还是很强烈的，少数人控制着政党的走向，控制着政商关系，控制着很多重要政策 的出台。怎么来克服和解决这一点？仅仅是靠选举、政党之间互相的竞争来解决吗？

即便在其他的社会，美国乃至欧洲的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当中，民主也都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 就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美国的民主也不是一天建成的，经过 200 年的发展，我个人认为最重 要的动力是来自民众不断的抗争，民众不断的参与，民众不断的表达。特别是这样一种表达，这 样一种参与，这样一种抗争，以社会运动的方式来体现出来的。社会运动的方式当然并不纯粹是 表现为一种街头运动，很多还表现为公民社会的组织，有相当温和的，表现为公民社会组织的游 说，也表现出在适当的危机的时刻，公民社会可能会占领华盛顿，会包围白宫，都不排除这样公 民大会色彩的、相当激烈的一种表达。这是对民主的最好的一种解释，也是唤醒公众民主热情的 一种最好的方式，避免低投票率、对政治的冷漠。各个民主社会想要的是更高的投票率，更多的 平常时间的民主参与，以及对政党、政策的审议，对政客的监督，对议题设定的影响。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参与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审议的过程。不存在说有 一个既定的超验的民主程序，具有一种天然的合法性，这个法案就必须是执政党和在野党在立法 院里经过既定程序敲定之后，就成为不可质疑的、不可挑剔的法案。我觉得不存在这种确定性。 民主恰恰是提供很多开放性、参与性的可能和空间，也就是创造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民意形成 的这种参与过程要比民意本身更重要。

大陆知识分子对法律权威的关注远远超过对民主的关注

吴强：台湾民主转型 20 多年，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经济的不景气，对大陆严重的依赖， 两岸关系定位的不明确。因此在影响到未来台湾民主走向这么一个重大的问题的时候，两个政党 是否有能力、有资质、有足够的政治信任来为这样一个立法院背书呢？我个人是怀疑的，台湾学 生运动代表的民众也是不确定的。当然不能肯定他们就代表着台湾民众多数的民意，他们可能只 是代表他们一小群、一小撮人的想法。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通常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未必是阶 级的运动，未必是多数人的政治。少数人的政治，特别是少数积极分子的参与改变了民意汇集， 改变了参与的过程，这样才能让民意的参与变得生动起来。然后我们再来检验这个民意到底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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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还是少数，是在这种动态当中体现出来的，然后再来推动议会的政治往更符合多数民意的方向 走，或者往更符合照顾少数人权益的方向走。也就是说，往实现更多的公平、更大范围、更大限 度的正义的方向走，这种实质性的正义仍然是民主所追求的。

法律和民主相比，大陆知识分子的讨论当中，其实对于民主本身的关注远远不如他们对所谓与其 说法律尊严不如说法律权威的关注。他们认为，对立法院的占领是对法律的尊严和秩序的挑战， 但这种质疑从 19 世纪开始就有了，一点都不新鲜。即使宪法，比如美国宪法，对美国公民来说 是 200 多年前的法律，现在的公民有没有义务遵守 200 多年前一小撮人所制定的宪法呢？这在政 治学上是有争议的。宪法也好，各个法律也好，要不断地反复地经过审议，经过公众的讨论审议， 而且有政党，有最高法院，有各种方式，不断进行解释和检验。没有一个僵化的绝对刚性的宪法， 也没有什么学说认为其权威是不可挑战的。比如说最高法院本身就在担当着让宪法不断进入社 会、进入实践当中满足公众审议的要求，宪法提供了这么一种可能性，更不要说普通的法律。宪 法还是政治性的过程，当宪法与人民的诉求、民意发生冲突的时候，人民有义务提出这样的诉求。

对民主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古典层次

周志兴：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在我们谈的过程中，从网上反馈的意见中，很多人是不赞同的， 他们认为这是践踏了民主，也践踏了法律。这是大陆的很多人的看法，其中也包括一些学者。为 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吴强：我认为背后是一种很复杂很有趣的认知问题，可以去分析。对我来讲，至少有三个层次的 问题我们可以去深究。第一个层次，大陆这些知识分子民众经历了短短 20 多年的法制建设，民 主基础非常的薄弱，对民主转型的经验非常的欠缺，对民主的认知只停留在理论，甚至是古典的 层次上面。这体现在对民主的理想主义设定和想象上面，而不是说在日常民主实践当中来领会、 认知民主是一种什么样的过程，来理解我们刚才一直所强调的代议制民主/间接民主跟直接民主 的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来理解政党政治与公民社会，也就是体制政治和社会运动之间的一种相 互促进、相互推动、相互完善民主的这么一种过程。他们对这两种关系相当的陌生，跟中国本土 的对社会运动的偏见和歧视也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社会运动本身发展还很薄弱，很多人甚至主流的知识界对社会运动是抱着怀疑的态度，认为 他们可能会影响政治的稳定，影响社会的稳定。他们对稍微大一点的集体行动都表示怀疑，这背 后是一种什么心理？也许来自对非意向性结果的一种怀疑和担忧，认为即便民众的诉求是好的， 学生的诉求和动机可能是好的，但他们会带来一种非意向性的结果，这种结果会对民主本身带来 危害。这种可以追溯到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迷信，跟勒庞的"暴民论"相差不远的一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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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认为群众的理性可能是盲目的、有限的，他们的结果也一定是非意向性的，而且是很危险的。 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一种民主的犬儒主义。

我个人是支持社会运动的。即便是在选举领域里，最近几年的政治学研究揭示，选民在投票的时 候，最重要的判断依据是情感。情感是选民判断的一种快捷机制，最后才是跟他切身利益相关的 计算。其次，不仅是个人理性的问题，还有集体的理性。即便每个人的认知是有限的，是不完备 的，但是集体行动作为一种意见的汇聚，也是一种行动的汇聚，它的结果会形成一种群体的理性， 通常我们叫做群体的智慧。它的结果会相当的理性，相当的智慧，跟勒庞所说的群体的"暴民" 恰恰相反。所以，即便每个个人的信息是有限的，他受教育是有限的，所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 对法律、对政策的认知是有限的，但在集体行动当中，每个人有限的认知通过分布式的网络连接， 通过行动相互的影响，汇聚为一个理性的智慧。这才是现代社会运动能够发展，能够推动政治前 进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制。但是我相信大陆知识分子对此没有认识，远远没有认识。他们只是相信 市场的结果是理性的，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神秘主义的迷信。但是对大众的相当市场化的 竞争却表示一种相反的怀疑，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

代议制民主的缺陷

周志兴：他们主要是认为既然这些政府议员是你民选出来的，你就应该用比较和缓的方式对待， 你要觉得不行四年以后可以再选，等四年不就完了吗？他们是这样的想法。

吴强：这种想法就是对代议制民主一种彻底的信任。如果对代议制民主采取这样一种彻底的信任 之后，代议制民主就变质了，变成委任制民主了。理想情况下，人民当然可以完全授权给他们选 出来的政客，政客凭着良心和自由心证去做判断，但是在现实当中我认为非常的困难。

周志兴：这个问题的复杂在于一般情况下可能这么说是对的，但是大陆很多学者认为服贸对台湾 是有好处的，既然是有好处的，你们选出来的代表通过的，你们还反对那你们就是错的。

吴强：是的，这恰恰是需要我们讨论的。对利益的认知是有很大分歧的。对政客的利益认知是否 有完全的信任，这也是很大的问题。哪怕是充分的代议制民主，能否实现这样一种对利益或说好 处的充分认知，这些政客是否能够负担起这样一种责任，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尤其是两岸关系很 不确定的情况下，这样的私相授受，公民有权利来问好处到底是什么，长期的好处和短期的好处 是什么关系，和他们更关心的由服务业改善带来的福利改善，长期的安全和生活是否改善到底有 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在国民党所主导的服贸协议协商过程当中，这些利益相关的讨论都被排除 掉了，都被忽略掉了。更不用说这个法案本身没有交还给公众直接审议，充分讨论，仅仅是交给 这样一个大佬政治，来做密室协商。这是台湾人想要的民主吗？我不相信是这样的。对这样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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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制的民主，选民可以委以全面的信任吗？如果不信任，过了两年或者过了四年再把这个政党换 掉，我不认为这是选民应该做的，这恰恰是一种政治冷漠，是一种既不现实，也不民主的一种政 治授权，这样一种政治授权是不可靠的。

当每个公民对政治都有义务、抱有极大的关心的时候，怎么可能一方面鼓励公民对政治有极大的 关心，另一方面要剥夺公民对这些政治问题的关心，让这种关心集中到少数专家、少数大佬、少 数职业政客手上？这样的代议制民主不是民主的全部，只是在现代社会解决复杂问题的一个产 物，是现代复杂社会不能承担起直接民主巨大成本的情况下一种较为便捷、理性的折中选择，但 并不代表全部。一旦这种间接民主出现了可能被误导、可能会被少数别有用心的政客所把持的问 题的时候，就有滑向民主的堕落。在东欧国家的转型当中看到很多这样的先例。形式上的选举和 代议制民主，建立得很好，但不能阻止被少数政客所操纵。比如最近乌克兰所发生的危机就可以 看到。一个代议制民主政党或者是被这个政治家族所控制，或者是被那个政治家族所控制，选民 和公众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境地。他们当然有权利发动一次革命、二次革命，甚至三次革命来改 变这样一种现状，来实现更多的政治参与。在台湾社会当中，并不具备像乌克兰这样一种危险的 境地，公民在经济宽裕的情况下有更多的机会进行日常的审议和参与。台湾的小清新民主提供了 这种可能性，台湾的民众还是很温和的，并没有面临更多的问题，尤其是转型 20 多年之后，族 群矛盾已经不是重要的政治上的基本矛盾了，不再是重大的问题了。

大陆中心主义的心态是一种霸权思维

吴强：两党现在都面临着一种选择或者一种彷徨，怎么定位自己的选民。面向新兴政治力量的崛 起，族群政治应该终结了，他们应该更多思考面向两岸关系的政党定位。年轻人到底想什么，中 小业主、普通的选民到底在想什么。两党应该更多的关心这些曾经受忽略的，或者在选举的时候 才重视起来的这部分的选民。所以这次小小的行动意义真的非常巨大，迫使两党提前进入了大选 前的准备和转型，他们要开始重新来考虑两年以后的大选，考虑应该怎么定位，往哪个方向走的 问题。包括过去十几年台湾政治发展一直回避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无论哪个党上台，两岸关系如 何定位的问题。这是大陆很多知识分子和公众也关心的问题。但他们往往会一厢情愿的从大陆中 心的角度来讨论台湾的民主的发展，而不是从台湾选民、台湾民主的角度来思考。他们应该更为 平等，或者就像这次占领立法院行动的倡议一样，要建立一个对两岸协商进行审查的机制。某种 意义上讲，这种审查机制不仅仅是在政府和政党之间进行的，也应该更多地在两岸知识分子和公 民社会之间进行，以便了解双方各自的普通民众、工商业者以至政党真实的想法。我不客气地说， 很多对占领立法院的学生持批评态度的大陆知识分子的心态，既是政治保守主义的，又是对民主 的认知很天真的，同时是大陆中心主义的一种心态，并不真正充分尊重台湾民主的发展和台湾选 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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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兴：当我们说到台湾这次学生的运动的时候，常常会用两个字来形容，即复杂。情况确实很 复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刚才您讲的大陆中心主义的因素。现在有一个问题，潜意识里学生 有没有担心大陆对台湾是"温水煮青蛙"，通过经济影响力来达到控制台湾的目的？如果有，这种 心理的现实依据什么？当然还有香港的因素在这儿，香港"反中"的活动也有增强暗的趋势。我到 台湾也听说，香港和台湾现在关系比较密切，香港人经常去台湾，香港会不会也是一种对台湾的 影响因素呢？

吴强：这两个问题都非常好，实际上有一些关键的因素我们还没有触及到。当我们谈大陆中心主 义思想的时候指的是一种霸权思维，这种霸权思维也就是两岸关系的指向。大陆的经济崛起所代 表的是一种资本主义的霸权，一种相当强势的霸权，通过服贸协议本身可能会对台湾的经济造成 很多更深的控制，这种控制带来的不安全感是这次台湾民众最普遍的担心。

过去十几年两岸交流不断加深，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台湾经济。特别是金融危 机爆发之后，挽救了台湾经济。当然民众也产生了担心，因为台湾很多的产业很早就已经转移到 大陆，由此造成台湾本土所担心的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又因为最近几年两岸旅游业的开放，很多 大陆的观光客到台湾去旅游，观光客数量激增，一方面带给台湾民众很不好的印象，无礼、粗鲁、 不讲卫生、大声喧哗，以及挥金如土的新富姿态，都让他们对大陆这种资本主义霸权以及生活方 式充满担心和怀疑。不管他们是不是喜欢大陆的钱--自由化之后从大陆流入的资金，但这是否是 一种不平等，是否意味着一种霸权体制下的被动接受呢？我相信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有这样一种 担心。没有人喜欢在霸权下的福利改善，自由贸易本身不应该是以自己被控制作为代价。在这种 情况下，实际上是对大陆的生产体系当中所包含的资本主义霸权的不信任，这是台湾学生运动一 种相当强烈的反感和抵触的情绪。大陆的知识分子应该要反思大陆生产方式背后的这样一种资本 主义的霸权。

这种霸权在香港同样引起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影响到香港未来的政治发展和前途，甚至稳定 的问题。香港对台湾不仅仅是政治关系的影响问题，更大程度上是在这样一种资本主义霸权环节 上所体现出来的。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在过去几年，民间关注很多的李嘉诚的"出走"的问题，关注 到香港中产阶级不满的问题。

我认为大陆需要好好地重新构建自己的生产方式，去除霸权色彩，让自己的和平崛起变得更温和 一点，在大众的范围内先做到和谐、协调，体现出平等、包容、温和的一种中华民族的社会和谐 感，再来谈其他的问题。

重新理解服贸协议在两岸三地一体化进程中的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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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强：我们知道服贸协议几乎就是两岸的经济统一之前的最后一个宪章性的条款了，这就意味着 背后带来的政治效应，比如未来在政治上进一步一体化的可能性。这个时候无论是台湾的公民， 还是香港的公民，他们都要求政治上更多的参与，为未来的政治的一体化发出声音，而不只是只 有少数政党、少数政客和资本在背后推动。如果是这样的，一体化就只是政客的一体化、政党的 一体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三个政治体的一体化，不是三个公民社会的一体化，不是人民的一 体化。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新理解服贸协议在两岸三地一体化进程当中里程碑的意义。人民在其中应该扮 演什么样的角色，公民社会应该发挥什么样的正面促进作用？如果说现行的民主体制以及不民主 的体制对此造成障碍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想方设法来加强沟通，甚至去除它。动员起来，动员起 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来促进这样一种政治上的融合，消除互相的偏见、歧视、成见等等。服贸能 解决这样的问题吗？如果不能解决，甚至还加深了相互的偏见和敌视，那么只能寄希望于两岸三 地建立起基于公民社会的、促进政治融合的的管道、机制和平台，特别是公共讨论的过程，来推 动政治上的和解，这比一味批评学生运动重要得多。

周志兴：还是这位台湾的学者朋友，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个答复。他说：最近西方媒体对事件有一 个传神的比喻，台湾就像李安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的少年，要学会如何和一只老虎相处， 中国大陆近几年一再强调对台让利让了多少，但另一方面也对两岸政治对话缺乏进展感到无奈， 让人感觉所有这些让利都有政治目的。这种急切感怎么能让台湾人安心？马英九执政 6 年来，台 湾人民感觉两岸交流获利的都是大财团，老百姓的生活反而更艰难，这是青年学生这次跳出来反 黑箱服贸协议的主音。关于香港的问题，他说台湾的学运从 1990 年的野百合学运（那是要求民 主体制改革），到 2008 年的野草莓学运，再到这次的太阳花学运，有相当的历史传承，并非受 到香港青年反中的影响。执政当局与学运站在同一边，如野百合运动时，就会促进体制的改革， 如果执政当局站到学运的对立面，就会累积更多的民怨，这些学运都有具体的诉求，只看当局如 何看待和处理。

吴强：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都是相当的温和，比如服贸协议给谁带来利益，不应该是大财阀、 大资本，受到伤害的不应该是中小业主和选民。他们处于弱势地位，服贸协议能否改善他们的生 活？并没有一个政客出来做具体的解释，更何况我看到的解释是有台湾经济学家做评估说，服贸 协议可能为台湾 GDP 的增长带来不足 0.1%的贡献。如果是这样，在这么小的蛋糕里头，一定是 具有讨价还价能力的、强势的大资本才能获取大部分。所以我觉得普通选民对此保持怀疑，我是 完全支持和认可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香港的角色跟这次台湾学运之间的关联。台湾的学运有他的传统，从野百合到野草莓到太 阳花，一代一代的学生，新兴政治力量积极地在关键的时候站出来表达自己的声音，推动台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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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进步。这是过去从野百合运动到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台湾公民社会的活力所在，也是台湾的 民主活力所在，在未来我相信仍然会是台湾民主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它未必跟香港有直接的关 系。相比之下，香港的民主运动和社会运动反而显得传承以及组织各方面不及台湾。他们在自我 声音的表达方面，在思考香港角色定位方面，有很多改善和协调的地方，远远没有达到最后穷尽 的时候。我相信各方的力量都应该有能力、有空间继续的推动，但是朝什么方向推动呢？就像我 们刚才所谈的，两岸三地政治一体化的进程是不可避免的。既然我们现在承认台湾的社会运动是 一个重要的内部民主的推动力，那么我相信他们也应该在两岸三地的关系的改善以及政治一体化 进程当中，同样会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不是由少数的政治家、少数的政党来牵头推动这样政治上 一体化的进程。换句话说，公民社会应该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说台湾的学运，香港的公民社会，以及大陆现在其实还处于沉默状态的民众（大陆的公民社会） 他们对台湾学运的态度并没有充分的在民主上面体现出来，他们对两岸关系的理解和定位并不只 是通过游客的消费来表现出来。大陆社会的主体的政治参与还没有被动员起来，他们才应该是决 定两岸三地政治一体化进程及其未来的最重要的，也是现在最被忽视的一个政治力量，人民的声 音。

台湾新生代政治力量不在民进党操纵范围内

周志兴：回过头来说说民进党，很多人在说，大陆也有很多人说，这次活动闹事的学生都有民进 党的背景，比如说林飞帆、陈为廷。另外这次民进党是要搞"台独"，所以要和中央政府对着干， 反服贸协议，您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吴强：这个说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也看到民进党的这些大佬其实在否定这次占领立法院 跟选举的关联。在环境运动上面，在原住民运动上面，民进党是关联最深的。社会运动曾经跟民 进党处于蜜月的状态，在政治上相互支持、互相配合、相互动员。但是在陈水扁时代，当他变成 执政党之后，我们发现台湾本土的社会运动和民进党的关系其实是越来越疏远的，这种疏远一直 持续到现在。我不认为民进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和动员力，从实质上来影响台湾社会运动，操纵 他们，这个政党做不到这一点。

我个人了解到的情况，林飞帆、陈为廷，他们个人跟民进党有相当深的关联。但是，这些学运领 袖，就像自行火炮一样，是莽撞的、很难被操纵的一群小伙子。这些小伙子在政治上没有那么慎 重考虑，他们的感情冲动远远大于政治利害的考量、算计。情绪、感情的驱动是主因，即便民进 党内部有一两个政客跟他们的私交很好，也未必能表明体制上的民进党故意在操纵。其实从民进 党的角度来讲，我相信他们很想操纵，可是事实上学运跳出了民进党操纵的范围。这种社会运动 不是简单的哪一个政党能够控制得了，这恰恰是这部分新生力量政治上的自觉、自主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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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发展当中，他们会成为所有政党争夺的目标，或者说试图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目标，甚至通 过社会运动之间的竞争来实现。新时代的政治力量已经成长起来了，哪怕他们很幼稚。但是他们 作为台湾社会运动最新的一代，继承了台湾社会运动好的方面，组织上的完善，现场管理的纪律 性，成员参与的高度热情、自觉、温和、安静，清新的风格其实是体现在这次占领运动当中。相 反，我们看到的少数被取笑的东西是无伤大雅的，比如有些学生冲进立法院的当晚，以拉屎的方 式抗议、偷吃香蕉，这完全是无伤大雅的事情，完全可以当做一个运动的八卦、花絮来看待，恰 恰构成了运动的丰富性，很有趣地代表了运动的特质，是它的活力所在。我高度评价台湾目前这 些新生代的政治力量，他们通过这次的运动充分的体现出了他们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恰恰是大 陆批评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上所最为欠缺的，大陆这批知识分子的自主性在哪里？这是我要问的。

周志兴：我在台湾问了很多民进党的大佬，他们说，"我们操纵不了，我们倒是想操纵"。我自己 认为，如果说有联系的话，这些人可能在思想上跟初期的民进党是相通的，是做社会抗争的，民 进党也是这样做起来的。但民进党执政以后，确实和这些人有了一定的距离。这些人对民进党有 不满，他们认为民进党就是为了选票。为了选票他们可以做某些事情，为了选票他们可以不做某 些事情，所以他们和民进党渐行渐远。其实现在有一种第三方势力在成长，我在台湾见了第三方 势力的组织者，我曾经问过他，有没有组党的可能。他是这样回答的：如果没有力量组党也没有 用，因为台湾党太多了，好几百个。但是如果有力量，组党是自然而然的事。所以他们也在注意 调整自己的位置。

族群政治终结，第三势力崛起的基础显现

吴强：过去 20 几年台湾的转型，既是在国际大背景之下，又是在两岸的经济交流很有限的情况 下发生的。台湾海峡起到了一种事实上的屏蔽作用，让族群政治成为两党竞争和政治动员的一条 主要的线索。两岸的经济交流相当有限，以至于大陆的议题可以被成功的屏蔽于选举之外，台湾 的族群还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

但这次占领的背景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全球化的进程，全球资本主义的进程。2011 年茉莉花革命以来，各种各样的占领运动体现出的巨大威力，也就是占领样式的社会运动对于威 权当局、对于不成熟的民主政府、对于新转型的民主政府，都可能具有巨大的挑战。从埃及到叙 利亚，到伊朗，到乌克兰，这种占领运动的样式，即新媒体的政治给传统政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两岸经济的交流空前的密切，就等着服贸协议一锤定音，完成一种彻底的开放和融合。在这种情 况下，没有一个政党撇开大陆因素不谈，大陆因素不可能被屏蔽在政党选举之外，屏蔽在台湾日 常政治之外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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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意味着族群政治的终结，两个党都不再可能继续的以族群来划界，以族群来动员，他们必 须面向大陆，面向两岸关系，面向两岸三地大中华的未来，面向他们自身民主的未来，来定义他 们的政党的区隔，选民的区隔。第三势力因此才有他的空间，只要他抢先定位，抢先抢到选民。 比如说这次占领立法院运动当中所体现出来的相当一部分（尤其是昨天几十万的选民）发表出来 的政治声音，他们要求一定的自主性，要求民主的自我保持。

清大、台大学生运动一开始发出的是保卫的信号，昨天几十万选民的示威和集会也是在加强他们 在保卫台湾的社会，保卫台湾的民主价值。这样一种社会保卫的声音两方面解读，一方面是一种 社会动员，公民社会的认同，公民社会是不能被分裂的。台湾的政治趋向一种新的融合，这是非 常重要的一种发展方向。第二，我们看到了一种排外性的保守主义的倾向，要保卫他自身的民主 价值，一点点保守主义倾向出现了。如果说他是"台独"的话，我们看到一种口号，那他是一种新 的"台独"，是基于公民民族主义的意识在萌芽。

周志兴：这个"台独"跟民进党没有关系，我到现场看了，相反的是一批年龄比较大的甚至头发都 白了的这些人常年坐在那喊"台独"的口号。

吴强：这是一种新的公民民族主义的发展，这才是第三势力可能的一种基础。这种基础也是建立 在对台湾公民社会融合的基础上。这是很有趣的，非常值得重视的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方向。 未来到底是谁能够并且会有话语权跟这样的新的政治发展势力对话呢？这是对大陆政治最为严 峻的考验。

周志兴：您说的我感受到这种融合，不是说蓝绿两个阵营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上下两层的分开。 比如说蓝营的和绿营的企业家绝大多数说我赞成服贸协议，但是下层绝大多数对服贸协议都害 怕。至于说是不是民进党的因素，我的朋友也发过来一段他的观点。他说：这些学生领袖有些过 去可能参加过民进党的一些青年活动，但若因此说学运是民进党鼓励的，那就太抬举民进党了。 学生对两大主要政党都是失望的，国民党粗暴闯关，民进党也未善尽国会监督的责任，否则这些 学生也不必冲进立法院了。学运一开始，国民党政治人物就一直要把学运导向成民进党主导的党 争方向。这些学生是高度自觉，如果说他们受某政党的鼓励，他们听了也一定会不以为然。

吴强：我非常同意这个说法。

周志兴：这就是说民进党在这里面可能会起一些作用，我一直认为民进党确实跟过去完全在野的 时候不太一样，他毕竟经历了一次执政，还面临着再次执政，他必须要考虑自己的未来。他执政 以后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也是必须要认真面对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不能简单的说，我民进党就要反 对服贸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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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强：这次占领立法院的学生喊出批评马英九"卖台"的政治不信任的口号之后，我们看到了下层 民众和官商分野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这是表明台湾民众对现有台湾民主维持的担心，担心他们是 否会出卖台湾的民主。占领也好，集会也好，不仅在保卫社会，其实在保卫台湾的民主。

刚才我们谈的第三势力不再是族群的政治，也许会有新的党派的产生，以捍卫民主价值的目标作 为诉求，会越来越得到台湾民众的支持，而不是过多地卷入暧昧和谐下的政商勾结当中。

周志兴：从台湾回来我发了一条微信，其实这次台湾的学生运动是对民主的一种锤炼，在这种锤 炼中很可能台湾的政党格局也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一般来 说不可能出现三个大党的情况，一般是两个党，这两个党最后怎么分化和瓦解，那是下一步的事 了。

两岸交往欲速则不达

周志兴：最后一个问题，从 318 学运可以看出来，对于台湾问题，两岸交往走的太快了不行，慢 了也不行。快了就会过界，引发反弹，慢了大陆官方也不会满意，经济因素也会对台湾当局形成 很大的压力。在解决台湾问题之前，要保持什么样的平衡呢？一般来说很多人认为服贸协议就是 走快了的一个表现。

吴强：是的，我个人基本同意这样的看法。服贸协议是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在里面，为两岸关系重 大的政治事件在铺路，以至于我们看到马英九一改往日的色彩，猴急猴急地推进，一改他以前的 政治风格，民众为此也投上了不信任的票。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政治是要更缓和一点，还是说 往哪个方向走，其实是需要更大的政治想象力的。

大陆公民社会和台湾公民社会的一种对话，不仅仅是政党、政客之间的对话。换句话说，我们对 未来两岸关系的愿景，对它的想象应该有更大的包容，应该允许或者接受更多的政治力量参与， 接受全方位的政治对话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快和慢都不是问题，有充分的对话和充分的协 商就不存在快和慢的问题了。只有当大众被屏蔽在一个决策之外，少数政客会对政治产生误判， 这种情况下才会产生快和慢的问题。这时两岸三地面临一个转折点，谁来决定台湾两岸三地的政 治未来、政治融合，确定这样一种进程，甚至决定这样一种进程的快和慢，应该是两岸三地人民 自己。

周志兴：因为我们不是决策人物，只是在旁边看应该怎么做。从历史上来看，毛和邓这两代领导 人对台湾问题都表现得比较有耐心，他们看的也比较远，现在的做法可能会有一些急躁，中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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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老话叫欲速则不达。我觉得大陆可能还是要检讨自己的一些政策，是不是有的时候走的急了一 点。另外，我这次去台湾还有一个感觉，我们以前得到的信息，一个是从国民党那边得到的多， 再一个大陆学者这边得到的多，而对于绿营，对于台湾南部的老百姓，对于底层的老百姓，我们 了解的比较少。

吴强：对新生代的政治也了解的很少。

对台湾多元政治声音屏蔽产生的误判

周志兴：这次的学运就看到了这一点，我这次也去了台湾的南部，也接触了一些下层的人。我觉 得他们很多的观点并不是像我们以前想的，他们就是搞"台独"，他们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诉求。 当然了没有这个诉求不见得是心里不想，而是迫于现在的形势，他知道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现 在确实不怎么提这个东西。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不是少数政治人物说了算的，所以我们要更 多的关注台湾底层的老百姓，特别要关注和大陆不那么亲近的学者和政界人士。总是关注那些和 大陆关系好的政界人士，而且把有些利益诉诸给他们，会引起另外一些人更强烈的反弹。

吴强：恰恰是蓝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以及大陆官厅学派的知识分子或者"公知"起到议程设定的 作用，从长期来说这不是正面的，屏蔽了相当多被忽略的政治群体和多元的政治声音。不论是台 湾南部的选民，还是台湾普通的市民，还是新生代的政治群体，特别是绿营支持者，他们的想法 都被蓝营以及大陆官厅知识分子屏蔽掉了，大陆剩下的知识分子和媒体最后也发生了误判，甚至 在重复 19 世纪以来一些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反动的修辞，对社会运动、对进步运动采取了这样一 种保守的批评的立场，非常的不合适宜。不仅落后于茉莉花革命以来新兴的全球政治的一种格局， 甚至是落后于民主政治本身的发展，落后于台湾的公众对民主的认知，甚至比这些野草莓运动之 后的太阳花新生代学生的认知还不足，必须提出批评和反省。

周志兴：对于台湾未来的走势和大陆的关系，我想在彻底解决台湾问题之前谈几句，因为这个问 题以后肯定会解决，但彻底解决之前可能还会发生两党的问题。我认为不应该用某一种力量来强 制让某一党派来执政，而是要尊重民意。再一个不论任何党执政，我觉得首先希望的是两岸维持 现状。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互相增加信任，缓慢和缓地走向更加密切的关系。很自然的走向，而 不是现在这种急功近利的走向。这样的话可能就不会打破目前台湾的平衡，也不会在国际上造成 不好的影响。

吴强：从长远来讲实际上是更有利于两岸三地政治融合和基础的打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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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兴：今天和吴强先生谈得非常愉快。当然了我知道在我们网上看这些言论的人，有相当一部 分是会不赞成的，我觉得也没关系。既然台湾是多元的，网上的声音也可以是多元的，我只不过 是想通过自己的声音阐述自己的观点。其实吴强先生跟我今天是第一次见面，我并不知道他的观 点。没想到我们俩谈的时候，观点相当一致，当然了这也有不好的地方，有点争论可能更好，不 过也没关系，请大家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想法可以反映到我们网上来，谢谢大家！

吴强：谢谢各位读者，谢谢各位网友的参与。我也希望通过这次的交流能够增加增进大陆公众对 于台湾问题、对于两岸三地未来政治发展的认识和理解。有可能的话我最近也会撰写文章，把这 些问题做一些系统的论述。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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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周濂、陈冠中对谈新左翼思潮 徐贲：没有良心的社会是一个险恶的地方 赵刚：皇帝怎会不知道这些“坏人” 董国强：张春桥宦海沉浮与“文革”悖论 刘长：王沪宁的 1994 年

周濂、陈冠中对谈新左翼思潮 上海书评（2014-04-06） 今天一讲起自由主义，首先想到是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但事实上，自由主义和平等、公平、 正义等价值是可以兼容的，也就是所谓的左翼自由主义。就这个话题，我们特意约请人大哲学系副教 授周濂先生和香港著名作家陈冠中先生做了一次深入的对谈。足以保证对谈火花四射的是，两位都自 我定义为左翼自由主义者。

周濂（右）、陈冠中像：李媛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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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您提出新左翼这个概念，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一方面跟中国大陆的新左派做一个区隔，另一 方面跟中国大陆狭义的自由派做一个区分。

陈冠中：第一是要跟老左派区分，第二要跟真的右翼区分，第三，现在一般所说的自由主义阵营 中不同的自由主义跟新左翼是什么关系？这也需要再区分。

陈冠中：所以哈耶克是个衣柜里的罗尔斯主义者？

周濂：对，有人就说他是个隐藏的罗尔斯主义者。哈耶克从个人生活经验出发设想的值得追求的 社会制度，非常接近于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构想的正义社会。

周濂：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您看到新左派的路数，是不是还挺欢迎的？

陈冠中：对，我心里觉得，都来了，都有了。不管张颐武，还是汪晖、崔之元，都来了。而且汪 晖出手挺惊人的，他学好了学院后现代左翼的全套理论。……2000 年之后，两边都收窄了，这 里面的问题太复杂，基本上是新左派有些台面人物奔向体制或原来根本不是左翼的，双方不能在 对等的平台上畅所欲言的交锋，各有不对称的地盘，互不沟通了。

周濂：我个人始终认为自由主义的伦理学是一种强者的伦理学，它要求个体的充分自立和自主， 这是一种无所依傍的状态。而群众，或者我们说的百姓，往往会期望有一个社群、一个领袖或者 一个国家这种更高的存在者可以去依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在当下的语境中，自由主义者若 想有效地把他的理念和思想传播到普罗大众中去，就应该充分地考虑这个面向，发展出更加丰富 的话语和理论，而不是一味地否定之，否则，在策略上不利于自由主义的落地生根，在理论上也 是不够完满的。

陈冠中：对。本来自由主义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何况有时候还把自由主义定义得比较窄，变成 某一种偏食的自由主义。其实在自由主义这么长的传统里面，当然也可以包容另外一些观点，比 如说社群、德行、公平、正义的议题，或大家对良善生活的诉求。

有些自由主义是较可以包容这方面的观点的，比如杜威，他肯定是自由主义者，但他的自由主义 有社群和民主主义的成分；又比如说纳斯鲍姆，她对亚里士多德式的什么是“好生活”这个议题 会比较重视。其实我想通过共识网《新左翼思潮的图景》那篇访谈把某些自由主义和某些属于社 会主义或社会民主潮流里面的东西重新组合出来，对抗遗忘和编造的政治虚构化故事，重新还原 被遗忘和遮蔽掉的一些理念，以此否定现在最流行的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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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新左翼思潮的图景——共识网独家专访陈冠中 原文地址：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3122697740.html 周濂：您这篇两万多字的访谈，我非常认真地读了两遍，在我看来，您提出新左翼这个概念，最 重要的目的就是一方面跟中国大陆的新左派做一个区隔，另一方面跟中国大陆狭义的自由派做一 个区分。

陈冠中：对，我要区分的东西太多了。

陈冠中

第一是要跟老左派区分，否则怎么叫新左翼呢？老左派就是指那些相信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 单线史观、消灭私有财产甚至消灭市场的左派。而新左翼继承的则是正统派以外的左翼传统。

第二要跟真的右翼区分开来。真的右翼包括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也包括反对任何政治改革的政治 保守力量、权钱既得利益集团，以及种族沙文主义者、排他的等级主义者等，更不用说极右翼的 狂热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好战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

第三，现在一般所说的自由主义阵营中不同的自由主义跟新左翼是什么关系？这也是需要再区分 的。有部分我认为是左翼的，有部分就不是。比如 1949 年前由胡适到储安平等大部分中国自由 主义者所主张的思想，包括我在共识网访谈中谈到的社会自由主义，都是属于新左翼范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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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后期，因应当时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的问题，社会自由主义者格林等人在自由主义原 来的观念和基础之上，加入了一些严格讲还不属于这个思想传统的东西，比如说社会正义、有道 德伦理承担的国家和政府，等等。这些不见得是古典自由主义原有的想法，所以在英国一般都称 之为社会自由主义，当时也叫新自由主义。美国叫进步主义，德国三十年代以至战后也是叫新自 由主义。但是现在最凶猛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即从古典放任主义到米塞斯、哈耶克，到八十年代 被重新定义的新自由主义，则不属于新左翼。

不过在共识网的那个访谈中，新左翼的另一个源头，即怎样从马克 思、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这条线发展出来的，其中的渊源和演 变，我其实没有讲得太多，因为这方面的介绍在八十年代中国已经 有了，近年冯崇义、陈子明、何家栋、马立诚等都写过，还有谢韬。 不过为了更清楚地交待社会民主理念的发展和中国左翼的脉络，我 想在这里做点补充。 托马斯·希尔·格林，英国 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哲学 家、伦理学家，英国新自由 主义政治思想的先驱。

首先我想强调的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不对立，早年的自由主义 其实也影响了马克思的思想，到 1930 年代，意大利的罗塞利还提 出了自由社会主义，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发 展和完善。

回顾历史，其实最重要、最能开悟后来共产党之外社会民主发展的是恩 格斯遗嘱的执行者伯恩斯坦。

马克思死后，在左翼里面，恩格斯、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定出来的比 较粗简机械——以阶级对立、经济决定论和单线史观为基础——的马克 思主义形成潮流，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至二战前都一直是主导，但 是同时已经开始出现对这种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此即伯恩斯坦的 修正主义。其后列宁以还的正统派继续把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污名化，以 至于到今天很多反对共产党思想的人， 都还会随随便便不加反思地认定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就是投降主义的、改良主义的，至少是行不通的。

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 年 1 月 6 日－1932 年 12 月 18 日），德国社 会民主主义理论家及政 治家。

其实正因为有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开拓出的这条思路，才有后来的社会民主这条路径出现。也 可以说社会民主式的左翼先是经过对第二国际正统派的修正，之后又经过对第三国际的抵抗这样 的历程才走过来的。而考茨基这种德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里的正统派加上第三国际，反对各国社 会党民主参政，才误导了二战前欧洲各国的社会党，不但延误社会党参政，更因策略上的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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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方便了法西斯和纳粹的上台。一般共产党把考茨基、伯恩斯坦一起批判，其实两人应分开评 价，后者是社会民主的开路者。

欧洲在十九世纪已成立了很多左翼的政党。英国在二十世纪前已经有了工党，社会党在欧洲的出 现更早一点，老大哥德国的社会党在德意志帝国推动了民主并成为后来最大的反对党，法国的社 会党很早就有饶勒斯等人要以共和的理念参加民主选举，后来二战前法国社会党也曾短暂执政组 成过政府，瑞典在二战前更已开始转向社会民主的政体。社会民主确切的胜利在二战后，基本上 整个欧洲都是以社会民主或社会自由主义作为政体，加上一些发达国家比如澳洲、加拿大，都是 如此。美国也是，罗斯福新政之后，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在民主、共和两党形成共识的情况下， 政策中也有很多社会民主的成分在里面，所以社会民主才是二十世纪发达国家的主流，改变了发 达国家和许多新兴国家。

其实二战前，在中国的党外左翼思想界也一直是与世界同步的在发展社会民主，从张东荪、张君 劢到萧公权、罗隆基再到四十年代末的储安平。一直到 1948、1949 年，党外左翼思想其实还是 一个相当蓬勃的流派。

中国左翼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已经有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源头可追溯到清末民初的江亢 虎、刘师培、何志钊、刘师复、孙中山、梁启超等，后来党外社会主义者办刊结社，比如徐志摩 的《新月》、平社、《观察》、《世纪评论》、《新路》，甚至国民党里面的政经社，以及一些 民主党派，都是偏向民主社会主义或说社会民主的左翼道路的。社会文化上进步人士如晏阳初、 陶行知、鲁迅都在这个左翼传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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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徐志摩主编的《新月》

但是所有这些思想到 1949 年张东荪跟毛泽东在西柏坡见面之后，就被认为行不通了，毛泽东要 一面倒地学苏联。

因为学苏联，所以大家都完全没有去注意 1950 年代的世界的一个巨大变化，即恰恰在这个时期， 整个欧洲发展出来社会民主政体这个左翼的路子，当时实存的左翼的社会民主制的实验完全被我 们忽略了。

在中国被认为行不通，在世界范围它却大行其道，一直到八十年代以至今天，这个社会民主思想 虽然受到新自由主义猛烈的冲击，但它没有崩溃，基本上是主导性的政治体制。在发达国家，北 欧、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不用说，都是这个制度，再加上一些新国家进去，日本， 现在还有韩国，而中国台湾基本上也可以说是走社会民主的道路的。拉美在十几年中，也有很多 国家转向社会民主，我指的是离开独裁军政府之后的智利，加上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 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还不算委内瑞拉这种更左的实验。

社会民主在 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势头又好了一点，新自由主义信用破产，也没这么凶猛了，后 者的意识形态受到挑战后有点没底气了。很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又回头转到某种意义上的社会 民主，社会民主到今天其实还是世界主流。越来越多新兴国家是采用社会民主制度的，这点很重 要，就是说不是只有发达国家才可以有社会民主制度，时间证明采用社会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比默守新自由主义的更好。

周濂：中国大陆您应该很了解，今天人们一讲起自由主义，首先想到的 是哈耶克那个传统下来的新自由主义，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或者平等自 由主义，有的朋友干脆否认自由主义会认可分配正义，把罗尔斯式的平 等自由主义驱逐出自由主义的阵营。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 家 。新自由主义的代 表人物 。

前两天我看到《人民论坛》发布了一篇调查报告——《2013 年值得关注 的十大思潮》，很有意思。我们姑且不论它的分类是否科学，因为它会把伪科学和虚无主义也当 成思潮；也不论它的数据是否客观，统计方法是否恰当，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观察 视角。根据这个统计数据，从 2010 到 2013 年，“新自由主义”一直位居最值得关注的十大思潮 的前三位，“社会民主主义”曾经出现过，2010 年排在第三位，2011 年排第五位，2012 年排第 三位，但到了 2013 年就跌出前十名。就像您说的，我们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强的“社会民主主义” 传统，2007 年原人大副校长谢韬在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之后，让这个概念重新进入大众的视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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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冠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必须要重新把遮蔽的思想传承拿出来，重建这个论述并释放它的 潜在能量，解构一下现在人云亦云的说法，为被污名化的中国左翼重新建立一个光荣传统。从中 国一百多年的党外左翼社会民主的宗谱来说，现在所说的自由主义者，比如胡适，其实也是个左 翼自由主义者。我这样说，不但因为他是杜威的推崇者，而是他说过支持社会主义的话，所以才 认为他也是左翼的。很多自由派的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左翼的自由主义，其实方方面面都是跟现 在很多人理解的新自由主义化的自由主义是不一样的。

至于上面说到的哈耶克自由主义，也要把它放回历史语境里。

周濂：因为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主要针对的是英国的福利主义倾向，他认为这会导致极权 主义，但是战后欧美的政治发展无视他的警告，采取的是凯恩斯主义。所以直到哈耶克 1974 年 获得诺贝尔奖前，一直被认为是边缘人物，1974 年以后，尤其是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才为他 正名。

通往奴役之路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 / 王明毅、冯兴元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7-8 / 16.00

陈冠中：《通往奴役之路》1945 年曾以《读者文摘》形式广为流传，到八十年代由于撒切尔夫 人和里根的鼓吹，市场原教旨右翼才把哈耶克又捧上去，而很多身在极权国家的反极权心切的人 士也以他的主张作为否定极权的依据。今天很多人所说的自由主义，往往是指包括哈耶克在内的 新自由主义。这些思想都是八十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进入大陆的思想界来，甚至到九十年代大家 才比较认真地去读。

托尼·朱特有点不公平地说哈耶克一看到福利社会就说极权主义、希特勒。但哈公看到皮诺切特 这样的独裁军政府反而不觉得那才是希特勒，那才是法西斯，还亲自去见皮诺切特，加持后者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说威权不等于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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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虽然在三十年代已经引起了很多重要的讨论，比如跟凯恩斯的讨论等，但是当时有很多同 样反对左右极权的思想家跟他的主张并不一样。我一直认为他对当今世界的极权主义的反应完全 是极端化的，他前门拒极权虎，却后门引入资本狼。与哈耶克同期，不要说凯恩斯或波兰尼，同 年，1974 年拿诺奖的 Gunnar Myrdal，就是瑞典的社会民主派的经济学家。

周濂：对，哈耶克拿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就没有一个支持纯粹的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拿过这个 奖，他之后，弗里德曼也拿了。

陈冠中：芝加哥经济学派是七十年代之后出来的。我觉得弗里德曼其实是更有效地改变了近三十 年的世界，哈耶克有点像象征人物。弗里德曼真的改变了美国，那个改变太大了。

周濂：也改变香港。

陈冠中：香港因为在八十年代都是美国芝加哥学成归来的人，就学了他们那一套，刚刚对经济有 兴趣的人都以为这样就是经济学，当时芝加哥学派那一路的经济学基本上就等同于全部的经济 学，几乎是一种对经济学科内部和对其他学科的帝国主义。

芝加哥经济学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 是指芝加哥大学的一群学者包括斯蒂格勒、德姆塞茨 等，他们继承了奈特以来芝加哥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 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中竞争机 制的作用，相信市场力量的自我调节能力，认为市场 竞争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他们还认为企 业自身的效率才是决定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的基本因 素。另外芝加哥学派对政府产业规制的分析，开创了 经济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规制经济学。

周濂：香港我们以后再谈，说到哈耶克我想多说两句，因为最近在读哈耶克的时候，我发现哈耶 克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

陈冠中：我想一定是，他有这么长的著述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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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对。当然他是反对社会正义这个概念的，但是他自己曾经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 的第九章末尾处谈到，让他感到遗憾和困惑的是，罗尔斯竟然采用了“社会正义”这个术语，但 是哈耶克接着说他跟罗尔斯的观点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说法。

《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 : 社会正义的幻象和自由 社会的政治秩序》 (英)哈耶克 / 邓正来 张守东 李静冰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 / 2002-07 / 31.00

而在该卷第十章的最后一个注脚里，哈耶克谈到他自己的亲身经历。1940 年夏天他在英国避难， 那时候纳粹德国轰炸伦敦，他就想，我得把我的孩子送到中立国去，他考虑了美国、阿根廷、瑞 典这几个社会制度差异极大的国家，然后他就想，我的孩子要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下成长，它使 我的孩子尽可能地不受机遇或者偶然因素的影响，所以他认为美国会是一个好选择，因为美国社 会不存在旧世界中严格的社会等级差别。哈耶克的这个想法跟罗尔斯的“无知之幕”非常接近。 “无知之幕”由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使用，是一种对特定道德问题判断的方法，过程是 做以下思想实验：从对本人在社会秩序中特长、爱好与位置无知的原初状态出发，思考问题。

陈冠中：对啊，当你投胎到一个陌生社会，不知道自己会投得好还是投得不好的情况下，你一定 希望投到一个公正的社会。

周濂：是。哈耶克又补充说，当然我希望我的孩子在美国会被送到白人的家庭而非黑人的家庭。 为什么呢，因为在 1940 年代，美国的种族歧视还很强。他这个说法再次证明了，他希望一个人 应该生活在不受任何道德偶然因素而被歧视的正义社会里。

陈冠中：所以他是个衣柜里的罗尔斯主义者？

周濂：对，有人就说他是个隐藏的罗尔斯主义者。哈耶克从个人生活经验出发设想的值得追求的 社会制度，非常接近于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构想的正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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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及其《正义论》

陈冠中：凯恩斯也说过他“道德上和哲学上”同意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很多观点，哈耶克 在二战期间也说过他赞同凯恩斯的宏观调控主张。

周濂：回到您在共识网的那篇访谈，您对中国大陆的新左派有很多的批评，其中谈到它在学理上 是有内在矛盾的。换句话说，中国新左派的学理在您看来完全处于一种满拧、拼贴的状态。我个 人认为中国新左派的逻辑可能是错的，但是他们的一个问题意识也许是值得自由主义者学习的， 这个意识是什么？就是您在共识网访谈中相当肯定和认同的那种“以本位为出发点的本土研究”。 新左派无疑是有很强烈的这种自觉，虽然它最后开出来的花、结出来的果我们不接受。我的问题 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如何可能“以本位为出发点进行本土研究”？

陈冠中：如果中国新左派是真的新左派的话，我会说自己也是新左派。1992 年我来北京住了三 年。当时我到处跟人说一些西方新左翼的东西。后来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也整天说，他听到 “后现代”这个词是从我这里来的。我记得我还给了他一套萨义德的书。

周濂：那时我在北大读本科。后现代主义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北大有个王宁教授曾经编写过很多 文章和选集。

陈冠中：其实我也困惑，觉得我自己在写《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的时候，已经要处理后现代 带进来的议题，所以在整个八十年代，外面都在谈后现代，谈得头昏脑涨了。

周濂：当年一个趣事，大概是 1994 年，我一个师姐，在北京医科大学读医药管理，来找我，就 问我：“你是学哲学的，你能说说后现代吗？”我当时就蒙了，我就说：“后现代这东西是说不 清楚的。”然后她一拍大腿，说：“你说对了，我读了一本书，就说后现代是说不清楚的，你说 到本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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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冠中：我记得大概九十年代初，后现代、后结构这种说法太时髦了。虽然它自有创见，但是当 时也太把它当一回事了，把它里面话语的解构、真理和现实认知的不可能等等说得太极端了。后 殖民还是挺有意思的。总体而言，做思想理论的人若没有经过“后学”思潮洗礼，是挺遗憾的。 但经过这个洗礼，困在里面的也很多，它已经培养了十几二十几年的学者了嘛，所以有些就困在 大写理论的迷宫里。

1992 年我来北京时，当时中国知识界的问题意识是自成一体的，跟西方不大同步。到九十年代 中后期，终于有李慎之等亮出了自由派旗帜，然后汪晖，以及后来被叫作“新左派”的思潮开始 出现。我觉得这两个现象都挺好的。因为李慎之的自由主义并不是新自由主义，是很古典的，或 者说有些古典的，同时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不可能没有社群的感觉、没有社会民主的意识， 肯定有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挺好。在中国环境下主张政治自由主义，我是非常敬佩的。不过当时 我也没有批评过中国新左派。

周濂：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您看到新左派的路数，是不是还挺欢迎的？

陈冠中：对，我心里觉得，都来了，都有了。不管张颐武，还是汪晖、崔之元，都来了。而且汪 晖出手挺惊人的，他学好了学院后现代左翼的全套理论。我知道他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加 州跟很多人交往过，他在香港也有参加一两个圈子的读书会，我们认识的生哥罗永生、肥爷丘延 亮等，当时都是跟他有交流的。

（从左往右）李慎之、汪晖、张颐武、崔之元

1992 年之后市场化一直到国企改革，很多问题马上出现了。用什么态度去应对呢？当时还不需 要提到主义这么高的层次，是可以面对问题来谈的。但在 1990 年代后期出现了自由派与新左派 之争，然后我就看到某些新左派的言论有点开始变化，自由派也开始变窄。

最奇怪的就是 2000 年之后，两边都收窄了，我还不是指所谓“告别革命”或否定法国大革命赞 成英美革命的言论。我很快发现一般所说的自由派和新左派两边好像问题都挺大的，不是我期待 的新左派跟自由派思想的交锋会产生一些更有助大家理解中国现实的思想那种情况。这里面的问 题太复杂，基本上是新左派有些台面人物奔向体制或原来根本不是左翼的，双方不能在对等的平 台上畅所欲言的交锋，各有不对称的地盘，互不沟通了。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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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06 年，钱永祥的《思想》杂志为王超华编的《歧路中国》一书做了个专题，找我写文章。 我第一次写中国大陆的情况，批评了被归入新左派的一些主张，但我还写到一个叫绛树的唐朝歌 女，据说一个嘴巴能唱两首歌，两首都唱得很清楚。我说我们需要这种本事，才能去描述现在这 种鸡尾酒的现实。我当时是这个立场，我觉得现实的复杂性不可能进行简单的描述，只唱一首歌 可能是不够的。

《歧路中國》 王超華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周濂：就是说您到 2006 年的时候还是比较中立的，或者说是包容各种主义的？

陈冠中：可以这样说，面对混合、混搭的中国现实，当时的确是想到要有同时唱两首歌的能力， 才能够拓展讨论的空间，但是直到最近我才有机会正面地重新划出一个思想空间，叫作中国新左 翼的思想空间，去批评国家主义化的新左派，也反对老左和所谓新自由主义。

周濂：您还没有回答，自由主义者如何以本位为出发点进行本土研究这个问题。

陈冠中：啊，这个在学术上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我自己的立场基本上是开放的本位主义，或者 说是混杂的本土主义。1997 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叫《半唐番城市笔记》的文章，开始自觉地以 本位的立场、用自己的舌头而不是别人装在你嘴里的舌头替香港说话。在那篇文章中我说，离开 香港到波士顿待了一年多，波士顿的环境很和谐，一回香港，就觉得香港每一方面都很丑，那乱 七八糟的色调，设计都不调和，觉得香港真是土啊。后来碰到一外国朋友，他说香港的色彩、风 格太过瘾了！跟我感觉很不一样。

我就想，原来我学了个外国眼睛，回来看什么都不好，但外国人的猎奇也是外在观点。我意识到 应该用自己的眼睛去看香港是什么样子，用另外一个本位出发的眼睛看，看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 这样一看才知道香港所有东西都是混杂起来的，都有很多外来成分，但也有本土的主体性。它的 本土主体性就是一个路径，慢慢发展出来，就是延续了之前的同样混杂但已成形的“本土”、本 位。以此为主体，发展下一个阶段的新本土，而任何本位发展是要进一步混杂外来的东西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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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原有本土主体性与外来的东西混杂的时候，并不是说混杂就失去自己，而是混杂产生了自己， 越混杂越产生自己、新的自己。

周濂：嗯，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陈冠中：比如说，八十年代香港很多的流行歌曲，恰恰是用了日本流行歌的曲子，配了粤语歌词， 找了菲律宾人来配器伴奏编曲，结果成了港味流行歌曲。香港的身份恰恰是建立在这么混杂的情 况下。但是这并不是说它没有本土的角度——它是本土带着主体意识沿着自己特色的路径一步步 地发展的，它一直在用外面的东西，这个东西反过来强化了它的特色、它的身份。后来这变成了 它的方法。这个本位不是否定其他外来影响的本位，要避免把“本土”本质主义化。

周濂：这个想法蛮像多年前秦晖的说法，他说：主义是普遍的，但问题是特殊的。

陈冠中：秦晖永远能找到最简单的方法把问题说清楚。

现在更常有人以“国家”作为范畴谈本位，但“国家” 这个范畴若不加解 读和审视就会很容易被国家主义者绑架，演变成以想象中的同构型群众、有 争论的国家利益，甚至集权中央及其代言人代表国家作为本位，而不是以国 民为本位，更往往与国内异质性的区域、地方、阶级、民族、群体、性别以 及世代的本位有所抵触。

周濂：其实我觉得平等自由主义或者左翼自由主义的旗帜是时候应该亮出来 了。

秦晖，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历史系 教授、博士生导 师

陈冠中：是，现在周保松他们亮左翼自由主义旗子，我自己用新左翼的进路，其实是用另外一个 角度重新整理规范一下思想光谱。左翼跟自由主义有关连但不是属于同一个思想光谱的分辨方 式。新左翼是相对于老左翼，而左翼是相对于极左翼、右翼和极右翼。其实我所说的新左翼也就 是新左派，遗憾的是在中国，新左派没有好好地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

周濂：2000 年前后甘阳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自由左派的由 来》，那篇文章我觉得写得很好。甘阳在文章的结尾处给中 国的自由左派提了三个建议，其中最后一个建议是这么说 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自由左派必须始终坚持自由主义 立场，谨防滑向‘非自由’左派。”十多年过去了，可谓一 语成谶，多数中国的自由左派都成了非自由甚至反自由的左 甘阳，中山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 专业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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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陈冠中：其实中国的新左派中有很多人是非自由或反自由的。刘小枫大概也是这样子，他们反自 由主义比反什么东西还重要，所以不能说很多“新左派”变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反自由的左派 甚至右派。

周濂：当我们说一个制度或一个理论比较好的时候，一般都会进一步地解释它到底好在哪里，比 如是因为它能够更好地实现某种道德原则，体现更好的政治价值，带来更好的政治后果，或者具 有更强的现实可操作性。您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为什么您认为杜威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是更好的。

陈冠中：杜威式自由主义的源头不是来自康德而是来自黑格尔，其实是挺历史主义的、反基础主 义的。这个方法就是看看过去哪些东西比较好，然后通过理性一点的分析，好的东西总结归纳出 来，以此为基础去想象未来并创建实现这样一个较好的未来的各种较好的方法，这是一种实践的 自由主义思路。

我写过一篇文章，说香港对我的教育，就是香港经验如何教育了我，如何逼迫我修正自己的理念。 我在香港长大，当时香港经济一年比一年好，所谓“东亚奇迹”。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怎么可能 去反对某种资本主义的发展呢？我不可能接受非洲、拉美这种依赖理论，幻想跟资本主义切断、 脱钩。我作为香港人，不应该这样说。然后，我怎么去解释它，我到底要做什么？

我们社会有很多不公，我们还可以改进，但是若说要我反对发展主义、资本主义，反对香港加入 美国带领的资本主义体系，我自己都说不出口。此外我在香港是做媒体的，当时七十年代西方新 左翼的资源就是法兰克福学派，很极端的，比如阿多诺，认为除了无调性音乐以外，基本上其他 什么都不行，都是操纵性质的商品消费，最后都属于极权主义。这种说法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 你可以做相对进步的产品，但不可能说我就做一个不能商品化的东西，然后我就最前卫了。或许 艺术家可以，但是大众媒体根本不可能这样做，就是 BBC 公共电视台也不能拒绝被消费。

所以当时我一直在寻找要做什么样的东西，我看不同的东西，这样慢慢比较出来。实际上这是我 的香港经验，这让我调整了很多想法，比如说我会觉得改善一个地方的经济是很重要的，因此我 对后来的一些新的比较进步的发展理论一直保持着兴趣，而不是完全套用马克思的世界体系理 论，中心边缘、依赖理论这类去看待事情。我常引用詹明信所说的，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对和错， 只有理论是有对有错。我不能说香港发展了这么多年，从比较贫穷到比较富裕，是错的。错的应 该是自己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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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张宁曾经提到过一个概念叫做“弥达斯逻辑”，就是“宁要什么，不要什么”。现在好像 就是这个逻辑就是我只能完全彻底地拥抱一种政治立场，彻底否定其他非我同类的价值。您可能 采取的是一种与“弥达斯逻辑”相反的“两全其美”的逻辑：“既要什么，也要什么”，对吧？ 但是这么做也有危险，因为什么都想要就可能什么都要不到。

陈冠中：可能有些东西我们需要坚持既要也要，比如说自由跟平等，但这不是什么都要，这两个 之外，我们也需要有个区分，所以我才觉得新左翼就是要跟某些左啊右啊作出区分，不是说跟谁 都能达成共识，而是要重新组织这个共识的空间，这样子而已。

周濂：有些政治价值其实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和张力，比如说自由和秩序，公平和效率，虽然我 们很想要两全其美，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相当的难度。

陈冠中：可能在某一阶段难以调和，但到另一阶段却会互相强化。古老的社会秩序会给自由诉求 冲击，但自由社会建立后也可能更稳定有序。上面提到有些国家推动社会民主转型后，公平与效 率的发展都比只顾效率或只谈公平的国家更好。

周濂：知识分子能做什么呢？

陈冠中：对学理有兴趣者，各自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而且努力说得清楚一点，把自己说法的背 景也清楚地说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以前还是有点太含糊，可能是保留了太多东西，虽然说有些 话也公开说不了。在此同时，也不能只谈问题了，又需要谈到主义了。

中国改革出自特殊的起点，唯一接近的前例，就是苏联跟东欧的转型。这条路之外还有没有路？ 现在中国其实是要走苏联跟东欧之外的，但也不是西方已有的路。这个中国道路，我想很多很多 理论还没出来，就是一些该有的想法现在还没有成熟，甚至还没出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说，新 左翼也要提出想法，因为都可能会影响中国以后的发展、以后的道路。■ 陈冠中，生于上海，长于香港，居于北京的著名文化人。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系及波士顿大 学传播学院。小说《盛世中国 2013》在华文圈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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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没有良心的社会是一个险恶的地方 刘一非/采

共识网专访徐贲（2014-04-05）

消除制度对良心的扭曲和败坏 共识网：良心是个人的事情，还是全社会的事情？

徐贲：良心不等于社会的共识，良心的主体是个人，良心是个人的良心，但也体现个人与某个范 围内他人的价值共识。这个“他人”的范围可大可小，也是变化着的。良心包括两个要素，缺一 不可，一个是个人在自己心里尊奉某个道德原则，另一个是他有与这个道德原则相一致的行动。 良心是个人觉得有义务去做某一件他心目中的好事，而且能有所行动。

所谓的“社会良心”其实是一个拟人的修辞说法，人们经常把社会比拟为一个人。例如，霍 布斯就用人的构造来比拟一个国家：主权是灵魂，官员是关节，赏罚是神经，资产是财富和实力， 人民安全是事业，公平与法律是理智和意志，和睦是健康，动乱是疾病，内战是死亡。即便如此， 一个国家的“社会共识”也并不可完全比拟为个人的“良心”。人们总是把良心与善的理念和善 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而社会共识则无需如此，“阶级斗争”就曾经是中国的社会共识，但它与善 和善行无关，所以我们并不把它称为良心。

我们可以用康德的道德哲学来理解良心。康德把人的义务分成完全的和不完全的两种。如果 一件事在逻辑上或实行中，所有的人都这么做（普遍行使），会相互冲突，那么，这件事就不能 去做，不做这样的事是人的完全义务（perfect duties）。完全义务禁止人有违反普遍法则的行 为。例如，我们有不偷盗的完全义务，因为“可以偷盗”不能作为一个普遍法则。但是，如果我 们仅仅尽完全义务，不偷盗、不杀人、不强奸等等，还不能真正算是有良心。

如果你做一件事，奉行的是一个你希望能普遍化的道德原则，那么你所尽的便是不完全义务 （imperfect duties）。例如，你认为实事求是、真实、说真话、公正待人应该是普遍善行的原 则，那么，当你看到同事或熟人被罗织罪名，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受尽屈辱，甚至家败人亡的时 候，你就会为他们鸣不平。你能够站出来为他们喊冤，证明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即使你生活在 一个大多数人都对右派漠不关心、甚至落井下石的社会里，你也可以把说公道话当作你的义务。 这是你自己选择的义务，这个义务对大多数人没有约束力，所以是不完全义务。但这个义务对你 有约束力，这就是良心的作用。你的良心是你个人的，但也是你在一个小范围里联系他人的方式。

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经验来看，能够这样坚持良心的个人是不多见的，因为压制良心的环境 太险恶了。由于大多数人不能坚持良心，社会就会变得更加险恶。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我在书里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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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提到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就是为了强调，某些制度和环境的力量对个人 的良心有严重的限制、窒息和扭曲作用。如果说要调整偏差，就需要改变这样的制度和环境，并 消除它们对人们良心的扭曲和败坏作用。

共识网：私德是否比公德重要？

徐贲：我们在谈私德或公德时不能忘记那些被称为“德性”的品质是在怎样的教育机制或教育制 度中培养起来的。看起来是相同的私德在与不同性质“公德”的关系中，会有不同的含义。私德 是在家庭和初期学校教育中培养的，然而，在初期教育中，某种公德教育就已经开始了。私德比 公德更早形成，并在这个意义上更为基本，但是，在公共生活中起显著作用的是那种与制度主导 价值一致的公德。在纳粹德国，私德和公德教育都包含在党化教育里。在今天的美国，私德和公 德分别是品格教育与公民教育的结果，在小学和中学教育里，这二者是互相联系的，经常不特别 加以区别。

中国的教育忽略品格教育，并不是因为太重视公民教育（公德），而是两种教育都被意识形 态的“思想教育”所代替。积极的，具有民主公德内容的公民教育不仅要提高公共生活所必需的 德性，而且更要培养与这些德性一致的行动能力。有意愿和能力行动，这也是一种德性。公民的 公德要求他们在公共生活里对现实的制度和秩序有所审视，并有改革的愿望和参与的能力。旨在 培养这种公民品质的教育与传统的国民教育是不同的。传统的国民教育，即便不是顺民、臣民或 党民教育，往往也只是一种安分守己的“好人教育”。这样的好人就是人们常说的“良民”。梁 启超那个时代关心的国民教育在今天应该更加明确为公民教育。我在《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 民》一书里对品格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关系有详细的讨论。

《統治与教育 : 從國民到公民》 徐賁 / 牛津大學出版社 / 2013 / HK$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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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德性，既是私德也是公德，如诚实、忠诚、勇气。同样，许多缺德于公于私都是一样， 1930 年代有三个为苏联服务的英国间谍，Kim Philby，Donald Maclean，Guy Burgess，是如今 赫赫有名“剑桥五谍”中的三位。尤其是 Kim Philby，他甚至担任了英国间谍机构的高层主管。 后来事情败露，这三位逃往苏联，但是，苏联一直怀疑他们是双面间谍。到了莫斯科之后，这三 位背叛祖国的人就开始相互揭发，相互背叛。忠诚或背叛都是很容易在私与公之间随意换档的， 在生活的一个领域里不忠诚或不诚实的人，在其他领域中也靠不住。文革中我们见到了太多这样 的人和事。我觉得，像《潜伏》里余则成这样的人不是社会的道德表率，他能够出卖对他予以信 任的人，就能在有需要时出卖任何人。别人对你信任，既然是你自己去博取的信任，你就在道义 上担负了不背叛他的道德义务，余则成是一个不懂这个德性道理的人，他的特务工作使得他即使 懂得这个道理，也不能付诸实施。我个人会觉得他很可怕，不是一个我在自己生活里可以信任的 人，我首先是从私德上去评价他的。

恶性暴力袭击事件背后的愤怒因素 共识网：物欲横流的社会造就了拜金主义，他们觉得物欲得到满足时很幸福，这样的幸福是真的 吗？拜金导致的“贪婪”也是有限度的，如果突破限度，是否会导致社会崩溃？

徐贲：拜金主义和物欲满足不能带来幸福，或者顶多只能带来让许多人 觉得并不幸福的那种幸福，许多中国人对此都已经有所体会。国内许多 讨论幸福的论者都引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关于人的五个需求层次的 理论，将幸福区分出高低有别的不同层次，这些层次包括生理需求、安 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道理不难懂，但实现起来就很 困难了。例如，一个“北漂”的年轻人要求“自我实现”的幸福，就算 你的价值观没有被拜金主义和物欲满足误导，也可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 梦想。所以，决定幸福观的不仅是价值导向，当然这很重要，而且还有 社会制度和条件的因素。许多美国人对“美国梦”的幻灭，也是出于对 制度的失望。

亚伯拉罕·马斯洛，美 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 提出了融合精神分析心 理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 的人本主义心理学

至于拜金和贪婪是否会突破限度而造成伤害崩溃，这要看怎么定义“限度”和“崩溃”。如 果我们把“限度”理解为“极端”，把“崩溃”理解为“瓦解”的话，那么，我认为，社会并不 会因为某种极端而瓦解，只是会变得非常糟糕而已。即使有一天，每个人都自私、贪婪，都成为 物欲的奴隶，到了这个程度，社会仍然不会崩溃，而是会变成一个有它自己特色的社会，例如， 一个比赫胥黎《美丽新世界》更糟糕的社会。它可以是一个物质高度发达，但却是向“自然状态” 退化的社会。在自然状态里，人除了自然的本能欲望之外，什么都没有。霍布斯称这种退化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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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腐败”。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私利而活，由于利益的争夺，人人相互为敌， 生活在不断的不信任、惊恐和害怕之中。这是一个非常险恶的社会，但也能存在下去。

走向极端的社会，并不需要以物质丰富和贪欲满足为条件，看上去并不贪婪，物质也不富足 的社会里也同样可能出现向“自然状态”退化的现象。“文革”时的社会就是这样。有人用这样 一首打油诗描绘文革时的自然状态：“佛爷作戏弄法门，纵鬼驱魔奥妙深；张飞红脸岳飞杀，李 逵挥斧砍燕青；獐麂兔鹿互嘶咬，鱼龙蟹将刺刀拼；你想得道我成果，何惜生命化烟云。”当时 的社会都已经走到了这样的极端，突破了任何一种不正派或不道德的限度，但还是维持住了，既 没有瓦解，也没有崩溃。

共识网：大多数人是否实现了工作、事业、收入、生活的希望？大面积的失望情绪会怎样影响社 会？

徐贲：大多数人是否实现了工作、事业、收入、生活的希望，我想，这是一个可以放到任何一个 国家里去问的问题。大多数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会是否定的，或者至少不会是充分肯定的。这 与人类看待自己处境的方式有关，人天生就是会觉得不幸福、不满足的动物。我觉得，对工作、 事业、收入、生活不满意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不要由于先是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然后因为 失望而成为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俘虏。

如果对工作、事业、收入、生活的失望在社会中大量积聚，就可能产生积累“愤怒”的效应。 一些人，如农民工、被强迫拆迁者、没有基本社会福利保障的弱者、生存自然环境被严重破坏的 人群，他们的愤怒之所以会对大多数他人有所影响，根本原因不是愤怒本身，而是愤怒后面的那 种能被他人认同的“正义感”。这种正义感是良心的驱动力，是对人们感受到的“不公平”的不 满和抵制。这一正义感使得不同的人们对某件事情的“不正当”有了共同的看法。亚里士多德在 论及“愤怒”（anger）和“愤慨”（being indignant）时特别强调了愤怒情绪的正义感。他说， 愤怒是“一种针对某人或他的亲友所施加的，为他们所不应遭受的显著的轻慢所激起的情绪”， 愤怒情绪中有不痛快，也有报复的欲望。小贩夏俊峰被处死后，愤怒的情绪就是这样在普通网民 中扩散和蔓延的。多起恶性暴力袭击事件后面的愤怒因素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思考。

在某种制度里，奇迹会被用来证明人造神的存在 共识网：作秀为何被列入幽暗的意识，盼望奇迹、做烂好人又为何有害？

徐贲：幽暗有不同程度的幽暗，不同的幽暗还有明显和不明显的区别。例如，基督教所说的七宗 罪，暴食、慵懒、骄傲、淫欲、贪婪、妒忌和暴怒，是程度严重和明显的幽暗，而“自私”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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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是。作秀是表现自己，这本身也许并没有什么幽暗的，但是，如果某人以不真实的方式乔装 打扮地表现自己，那么他的作秀便是一种虚伪、伪善和谎言了。被动盲目地盼望奇迹、做烂好人 是一些被称为“弱点”的毛病，而不是严重意义上的“恶”或“不善”。但是，在特定的环境下， 这些毛病可以却让人在恶面前完全失去辨别和抵抗的能力。

就拿“奇迹”来说吧，在基督教里，奇迹就是神迹，奇迹是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的，是用来 考验信徒的信仰的。帕斯卡尔说，“如果没有奇迹，不信仰耶稣基督就不会构成人们的罪过了”， 他还说，“反对奇迹而合乎情理地信仰，这是做不到的。”在某种政治制度里，奇迹也是用来证 明人造之神的存在的，文革时有一个纪录片，上了年纪的人也许还记得，讲的是聋哑人被用针灸 奇迹般治好后，说的第一话就是毛主席万岁和打到刘少奇。大跃进也是奇迹，相信不相信亩产万 斤的奇迹是用来考验政治立场和对领袖态度的。相信就是拥护毛主席，不相信就反对毛主席。

纪录短片《毛泽东思想治好了聋哑人》截图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俄国人》（The Russians， 1976）一书 中，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 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 的一种方法。”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 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 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做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这个意识形态便是一 个 “奇迹”，一个谁也弄不懂怎么发生了的宇宙真理，相信不相信它，是对一个人有没有信仰 的考验。对这种奇迹的盲信曾经将无数人带上了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作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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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没有信仰，也能做有道德、有好良心的人吗？

徐贲：人们一般所说的信仰，往往与宗教有关。虽然信仰是宗教的核心部分，但信仰并不一定要 有宗教的表现形式，更不一定表现为宗教信仰。我在书里的《道德必定需要宗教吗》一文中对此 有所讨论。中国社会中人们的许多追求和追求方式，权力、金钱、美女，贪污、腐化、奸淫、背 叛、谋杀，欲望、野心、弄虚作假、奸诈、欺骗、唯利是图、见死不救、笑贫不笑娼，都像你说 的，与无信仰或者信仰缺失有关。许多人不知道生活、人生究竟可以或者应该有什么意义，以为 这样的意义根本就是多余的，或者根本就是无法探究或取得共识的。这是一种弥漫在当今中国社 会里的道德犬儒主义。以为道德只能由宗教来提供，或必须回到某种儒学原教旨，只会加深这种 犬儒主义，因为，中国人事实上没有像基督徒那样的宗教感，也不可能再回到原教旨的儒学传统 去了。人们往往会先是对道德和良心抱有某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期待，以为可以借助宗教或儒学的 力量来一下子解决中国社会的道德和良心问题，后来又因为发现不存在实现这种期待的条件，而 索性对道德和良心采取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态度，认为道德和良心本来就是虚幻的东西，不值 得追求，也不值得坚持。这种犬儒主义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导致人们在社会道德的普遍恶化面前 随波逐流、自暴自弃、自甘堕落。

我们需要在宗教、哲学的“终极价值”与政治、人权的“普遍价值”之间做一个区分，对这 两种价值的信仰也可以由此得到区分。就今天中国的道德与信仰关系而言，“普遍价值”的意义 比“终极价值”更为直接，也更为实际而且重要。政治、人权的“普遍价值”是可以通过宪政法 治、维护公民权利，倡导公民责任，尊重和保障每个人的尊严来实现的。如此建立的对人的价值 和好生活、好社会的信念，在虔诚的宗教人士看来也许够不上“信仰”的标准，但是，我们不妨 这样先做起来。如果一个社会能够认同和实现做人的“普遍价值”，那么，即使大多数人还不能 明了生命的“终极价值”，那也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社会了。

对“敌人”残忍：恶行还是正义的选择？ 共识网：民主法律是集体良心的体现吗？

徐贲：民主法律与民主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良心有联系，也有区别。这基本上也就是法律与道德的 关系。大致可以归结为这样几点。第一，法必须以道德为基础，才能有道德的内涵。因此许多法 学家认为，一切法都是为道德和伦理立法，美国的宪法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并非所有的法都是 这样，有的法不过是某个政权或统治权力的权宜之计，为少数个人的权欲需要量身定制。一国虽 有宪法，但作用抵不上一个党的“红头文件”，完全是形同虚设。第二，守法从做人开始，也就 是我们前面谈到的私德与公德的先后关系。一个人要从儿童时代就培养起好的习惯，接受品行教 育。良知是从小培养的，没有良知，只是迫于惩罚的恐惧而不得已守法，那是被动服从，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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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的良知无关。第三，只有道德才能使法律具有实质的价值，守法是自由人的道德选择，不是 奴隶服从管制。第四，法的最终目的不是维护某种被称为“稳定”的秩序，而是帮助塑造道德的 社会。只有这样，法和道德才能统一起来，相附相存。法的基础和条件是道德，法的最终目的不 是管制而是在道德上优化社会。道德补充法，并使之完足，守这样的法，才能提升个人和社会的 道德素质。

民主法律保护思想、言论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并在这个意义上保护个人的良心。但是，民主 的公共决策不可能符合每一个公民的良心愿望，这就像它不可能符合每个人的个人利益一样。今 年 2 月份有一件引起美国公众关注的案件，亚利桑那州通过的反同性恋法案，允许商家以宗教信 仰为由，拒绝为同性恋顾客服务。但是，州长布鲁尔（Jan Brewer）否决了该法案。这两个决定 都符合正常的民主运作程序，不涉及人道的问题。

共识网：残忍的虐杀和恐怖袭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残忍的根源是没有良心吗？

徐贲：其实，残忍并不只是表现为虐杀和恐怖袭击，其他的残害或伤害也可归入残忍行为之中。 例如，媒体报道，在广东英德发生农民工讨薪被打死的事件，《京华时报》2014 年 3 月 21 日发 表了《民工讨薪惨死是否另有“主谋”》的评论，山东平度有村民因反抗征地而被纵火烧死，幼 儿园擅自给小孩喂病毒灵，造成有的孩子尿道长期红肿、无故腹痛、便秘乃至肛裂等症状。3 月 19 日发生在云南丘北县双龙营镇平龙村佳佳幼儿园的投毒事件，32 名幼童鼠药中毒，2 名死亡。

《京华时报》2014 年 3 月 21 日 A02 版居中刊登《民工讨薪惨死是否另有“主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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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意义上的残忍通常是用完全缺乏同情来界定的，指的是对别人的痛苦或苦难无动于衷， 甚至以此为乐。残忍的伤害或杀戮经常是暴力的，但残忍并不总是需要动用暴力。一个掉到井里 快要淹死的人向站在上面的人呼救，站在上面的人明明可以救他，却偏偏袖手旁观、见死不救， 甚至鼓掌取乐、落井下石。这些人是残忍的，虽然他们并没有直接施加暴力。

在人们的道德意识里，运用暴力的残忍要比没有暴力的残忍更残忍，而最严重的暴力残忍便 是杀戮和酷刑，由于像 3 月 1 日昆明火车站恐怖行凶这样的事件，人们把对残忍的关注特别集中 在恐怖袭击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全面认识残忍并不充分。残忍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没 良心”，现实中的残忍是具体的，总是会有动机、理由和具体目的，有的是个人的，有的是某种 制度或事业给予个人的。在许多人看来，对“敌人”残忍，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并不是一 种恶或残忍，反而是一种出于良心的“正义行为”。《良心》一书的第一篇就讨论到了良心对人 行为的可能误导，其中也包括助长人们的某些“政治正确”的残忍行为。

共识网：究竟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

徐贲：我不能断定人性是善还是恶，因为我觉得，善的对面也许是不善，而不一定是恶，同样， 恶的对面是不恶，而不一定就是善。善恶两分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不善，人类的仇恨、敌对、歧 视、偏执往往都与善恶两分、不白即黑的观念有关。但人们又似乎总是对人性是善还是恶这个问 题抱有一种未必有害的兴趣，并形成某种看似确信，但无从充分证明的见解。我想，人们会对人 性是善是恶形成某种固定的看法，既与阅历有关，也与对善恶的理解和认识有关。

不过，我觉得，在人性问题上，如果只看到善，就可能变得轻信，容易上当受骗；而只看到 恶，则又容易陷入犬儒主义和愤世嫉俗。这二者都不是健康的生活态度，都会对我们的理性思考 和判断造成负面的影响。帕斯卡尔说，“过多地让人看到自己与禽兽相差无几，不让他明白自己 的伟大，那是危险的。使他过多地看到自己的伟大，而看不到自己的卑鄙，那也是危险的。”他 接着又说，“更危险的是让他对两者都不知道。然而让他了解两者，就非常有好处了。不能让人 认为自己等同于禽兽，或等同于天使，也不能让他对这两者都不了解，而是应该两者都明白。” (《思想录》，418)我觉得特别有启发的是后面这句话，探究人性是善还是恶，不是为了得到某 个非此即彼的答案，而是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和认识人性，如果能这样看待人性中的善恶两面，那 就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希望《良心》一书也能有助于读者得到一些这样的了解和认识。

抵制普世价值：犬儒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共识网：粗鄙现象的增多和文明现象的减少，根源是什么？如何利用制度抵御粗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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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我在《良心》一书里讨论了两种粗鄙，一种是“不要脸”的粗鄙，另一种是社会伦理意义 上的粗鄙。后一种粗鄙与人们平时所说的“粗俗”（vulgar）有所不同。这种粗鄙是一种反社会 的行为，会对他人造成羞辱、伤害或侵犯，因此是一种公共危害；而粗俗则主要是个人的品味选 择，如衣着、喜好、消遣娱乐方式等等，未必对他人或社会造成伤害。粗鄙是一种霍布斯所说的 “向自然状态退化”，一种“人民腐败”的表征。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诺贝特·埃利亚 斯（Norbert Elias）和福柯(Michel Foucault)对早期现代文化现象和文明的研究中，都指出了 现代文明特别强调对人“自然状态”的自我克制和规范。这是一种对人的粗鲁、暴力、偏差和失 范进行控制的趋向，从国家制度、经济秩序、罪犯管理、学校、文学创作、艺术规范到餐桌礼仪、 言谈交际、仪态姿势，几乎无所不包。

中国的粗鄙有其制度性的因素，不久前山东平度有村民因反抗征地而被纵火烧死就是一个眼 前的例子。越是使出粗鄙、残忍、暴力的手段，越是能达到目的。“文革”中，越是“大老粗”， 就越是能说话理直气壮，开口就骂，动手就打，就是因为制度公然为粗鄙发放了通行证。这是强 者的粗鄙。但是，弱者也有弱者的粗鄙。粗鄙经常是弱者所使用的一种犬儒化的自我保护手段。 弱者得不到政治、社会制度的保护，就会自我鄙化，以求自保。“我是流氓我怕谁”便是这样一 种犬儒化粗鄙的口号。一个社会制度越是公正，越是讲道理、尊重人、法治而非人治，就越能在 最大程度上消除不同形式的粗鄙。

共识网：如何改革，才能达到“好生活”的目标？

徐贲：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好生活”的理念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什么是好生活 的目标，如何到达好生活，如何能最快达到好生活等等，应该是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去寻找答案的 问题，并通过自由的讨论形成某种共识。我无法代表“普通人”，替他们表述什么是他们心目中 的好生活。

我本人对好生活的想法在《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怀疑的时 代需要怎样的信仰》、《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以及《良心》等书里都已经有过多次的表述，归 纳起来，就是民主的宪政法治和每个公民的自由、平等和人的尊严。我觉得，改革应该是为实现 这些目标和价值的改革。

我们是在需要对“生活”和“好生活”有所区分时才提出好生活理念的，苏格拉底就说过， “真正有价值的，不是生活，而是好生活。”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人必须有两样东西才算有好生 活：爱和知识，他也是要把“好生活”与缺乏爱和知识的“生活”区分开来。我们今天所用的“好 生活”（the good life）说法是从亚里士多德来的，指的是一种人类向往的，与幸福理念和伦 理价值相关的生活。他在《伦理学》和《政治学》里讨论好生活时都把好的政体作为好生活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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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件。他所说的政体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政体的“制度”和政体的“公民文化”，制度 与公民文化的一致使得政体的治理形式与政体对公民的教育效能之间，有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

政体不仅是政治的制度，而且是与这种制度相联系的公民群体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把人民 能否成为“充分公民”当作衡量政体优劣的标准。而且，优秀的政体必须要有对优秀价值的追求。 好生活不是一种凝固的状态，而是一个优化的成长过程，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有目标的方向。 所以，最迫切的改革和最关键的改革都必须有政体改造的目标，都离不开确立与宪政法治和民主 政治相一致的核心价值观。

共识网：这其中发挥根本作用的是哪方面改革？

徐贲：我认为最根本的制度改革应该是政体改革，对此我已经有专文做了讨论，这篇题为《政体 改革的历史机遇稍纵即逝》的文章在《共识网》已经刊出，文章里的观点在这里我就不重述了。 我想补充的是，制度改革必须从价值观念的改变开始。制度变革不只是为了解决某一阶段的矛盾， 而是应该有更长远的眼光和理想。美国宪法之所以能够在 200 多年里起到制度基石的作用，就是 因为包含了长远的眼光和价值理想。政体改革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重建能够弥久常 新的长久价值观。所谓长久，是一种经久而普遍的适合，能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并发扬光大，不 仅中国人认同，人类的其他部分也能赞同或认同。现在有的人不愿意听到“普适价值”的说法， 总是感情用事或者功利实用地加以抵制，这是犬儒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以这样的态度，根本不 可能在中国建立起真正能深入人心、传承后世的核心价值。没有这样的核心价值，所谓的制度改 革就只能是患得患失、修修补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公知梁启超” 共识网：您在著述中多次引用梁启超，您认为他在世界思想史中有着什么样的地位？

徐贲：我无法在世界思想史中为梁启超定位，我认为他对于中国的意义并不在于他能否在现代世 界思想上占有一个像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卢梭、杰弗逊那样的地位。梁启超自己就说过， 他关于现代社会和政治的思想都是从西方思想家那里急用先学地引入的，经常是现贩现卖，甚至 前后矛盾。但他的目的始终是明确的，那就是，他要借助西方的思想来思考中国的问题。因此， 尽管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了不起的理论或思想体系，但却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如何当好启蒙公 共知识分子的楷模。我觉得不必惋惜他没有思想观念的“大师”名号，因为他已经有了另一个当 之无愧，也很了不起的名号，那就是“公知梁启超”。

共识网：未来的公众媒体和社交网络对培养德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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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我无法预言公众媒体和社交网络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相信，它们将越来越不容易被政 治权力和国家机器控制。作为信息高速公路网的互联网被创造出来，是人类自由精神的伟大成就， 有人要在信息公路上挖坑、筑墙，但终究不能拆毁这个信息网，回到封闭锁国的时代去。科技的 创新永远在体现人类的自由和自由交流意志，争取自由的技术永远走在阻碍自由的技术之前，后 者永远只能是一种被动的应对，它的想像力是有限的。它虽能成功一时，但永远注定要像逆水行 舟那样困难重重。

公众媒体和社交网络是民众启蒙非常重要的途径和工具，就今天网络提供的信息而言，民众 能得到非常多的启蒙信息。启蒙是为了清除蔽障，帮助自己和别人成熟起来，中国古代早有“启 蒙”之名：汉儒的“祛弊启蒙”有“解蔽求真”之意，宋儒的“童蒙养正”指的是让人脱离不成 熟状态的儿童教育。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意义上的启蒙是与公民教育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的 作用就是识别宣传的欺骗手段，因而做到不被忽悠，不被愚弄和不被控制，这在美国和其他一些 国家已经成为学校教育的内容。这样的信息在互联网上也有传播，对中国民众能起到启蒙的作用。

共识网：曾经看到过一个有趣的讨论“在恶劣的天气情况下叫外卖，这种行为是否恰当？”，一 些消费者表示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恶劣天气中不愿意出门所以不应当叫外卖；但 是外卖服务人员却说，正是因为天气恶劣店里客人减少，所以他们希望大家多叫外卖、叫多多的 外卖，这样他们的收入才能够得到保证。看起来，前一种观点貌似“想得太多”，请问您如何评 价这类现象？

徐贲：毋庸讳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工作或职业不过是一个求生，赖以养家糊口的手段，不同 的工作辛苦程度不同，送外卖的、快递的、民工、清洁工都是很辛苦的工作，也正因为如此，往 往被人看不起，受到歧视。那种“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的口惠说法并不能给他们真实的同情 和安慰。我在“文革”期间也当过临时工（月薪 19 元），“正式工”（同样的工作，月薪至少 30 元）在临时工面前往往表现出一种高人一等、趾高气扬的样子，我能够体会下层工作的人在 国企人士、公务员、官员、教授、医生、律师面前会感受到的那种屈辱和不公正的感觉。我们这 些能够用文字表达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下层人的工作处境设身处地想一想，永远都不会“想得太 多”。

梁启超在《敬业与乐业》里说，“凡做一件事，便忠於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 点不旁骛，便是敬”。他又说，“当大总统是一件事，拉黄包车也是一件事，……从俗人眼里看 来，有高下；事的性质，从学理上解剖起来，并没有高下。只要当大总统的人，信得过我可以当 大总统才去当，实实在在把总统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拉黄包车的人，信得过我可以拉黄包车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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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拉，实实在在把拉车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这叫做职业的神圣。凡职业 没有不是神圣的，所以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

这肯定是没有拉过黄包车才会说出来的话。我们都是俗人，在我们眼里，在我们的生活现实 里，总统和拉黄包车的又怎么能没有高下之分呢？我觉得，与其像梁启超那样赞美类似于拉黄包 车的工作，还不如像美国公益人士那样配合下层工作者（农民季节工、餐饮服务、清洁工等等） 争取比较公正的经济待遇，如最低工作薪酬、劳动安全、工作时间限度、医疗和健康保险、退休 福利等等。当然，要争取工作的尊严，要争取经济的权利和待遇，首先要有政治上的公民权利。 争取这样的公民权利正是梁启超还没有做，而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 部分徐贲在国内已经出版的作品：

1.《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 : 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 徐贲 / 新星出版社 / 2009.03 / 36.00 元 2.《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徐贲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2011-1 / 38.00 元 3.《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徐贲 / 东方出版社 / 2013-1 / 42.00 元 4.《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 徐贲 / 东方出版社 / 2013-5-2 / 45.00 元 5.《明亮的对话 : 公共说理十八讲》 徐贲 / 中信出版社 / 2014-1 / 39.00 6.《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 徐贲 / 东方出版社 / 2014-2 / 5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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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刚：皇帝怎会不知道这些“坏人” 赵刚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04-06）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欧美人文学术主流从精英阶层到下层民众，从政治到文化的学 术转型，对于帝制时代中国政治史的研究，也转到向来为人忽略的下层群体。这方面的代表作之 一就是白瑞德（Bradly Reed）的《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办差役》 （Talons and Teeth: 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该书以近年来公布的四川巴县档案为基础，详实而系统 地分析他们的政治角色和社会功用，以及他们的生活、收入来源，试图透过下层社会的运作探寻 帝制晚期中国社会的历史底蕴。

Talons and Teeth : 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 Bradly W. Ree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0-3-1 / USD 65.00

按照著者的看法，自宋以后，中国县级政权都是由一套非正规的人事制度和行政机制所主导， 从法律角度看，它们的存在是缺乏依据的。对于这套机制及建立于之上的地方行政制度，北京政 府既缺乏清楚的了解，又无力控制（pp.4-5）。换言之，下层吏役的支配地位与中央政府对他们 的无知和无力控制息息相关。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讨论中，下层吏役主导性及其成因利弊也是 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从宋代名儒叶适到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都认为他们是专制皇权为强化集权 有意而为的制度设计，这与白瑞德的分析截然相反。本文试图就两者异同产生的由来，检讨此书 所体现的时下下层研究的方法论缺失，以及本土资源对弥补这种缺陷的意义。当然，这样做未免 有失公平，因为它只是讨论其中一个问题，无法就该书的贡献予以恰当的表彰，这是事先要向原 著者和读者致歉的。

吏役捕快是帝制时代中国政治制度运作中一个奇特而又至关重要 的组成部分。说是官，他们却完全在官僚精英群体之外，没有官方认 可授予的职衔编制，没有政府建立录用解聘制度，没有朝廷下拨发放 的俸禄。到了明清时代，一旦沦为吏役捕快，就同戏子、妓女、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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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永远失去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因此，他们在身份和社会地位上，其实是和官僚精英完全 对立的一个阶层。他们在身份上固然是低于士农工商的社会贱民，但却能横行乡里，把持官司， 敲诈勒索。他们是官僚士大夫极其鄙视的一个群体，在宋元以来的公私文献、诏谕公文、小说戏 曲中，这个阶层往往被斥之为吏蠹。但他们又是帝制时代王朝统治的基础。众所周知，两宋以降， 帝制政权统治的人口动辄超亿，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规模相对有限。如何以有限的官僚队伍，有 效实现对广袤的疆域、众多的人口有效稳定的统治？如何让皇朝的权威渗透到帝国每个偏远的角 落，进而确保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这些问题的解决几乎完全依赖于吏役书办。没有这个群体的 介入，帝国的政令无法渗透到县级以下的基层社会，政府也无法征集到维持政权必需的赋税徭役。

为什么中央政府要仰赖这样一个地位卑下的群体来控制基层民众？应该说，在强化集权方 面，中央政府向来是既不缺乏资源，也不缺乏权谋和手腕。从宋到明清，皇帝通过废除宰相制度、 设立军机处等方式，成功地打击和限制官僚的权力，强化自己对官僚集团的控制，这种限制和打 压在明朝的洪武、永乐时代，以及清朝雍正、乾隆时代达到顶峰。无论是封疆大吏，还是文人学 士，无不为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专制君主凭借这样强有力的手腕和动员力量，完全有能力击败 那些身份卑微、恶名昭彰的吏役书办的任何抵抗。但是，从宋到清，皇帝对吏役书办从未像整治 官僚队伍那样雷厉风行，也没有通过制度改变的方式加以控制。在这漫长历史过程中，吏役书办 的势力不仅没有受到遏制，反而日益强大。

到了晚清，著名学者郭嵩焘甚至认为清朝是“与吏役共天下”。这种说法虽不免夸张，但是 绝非完全没有根据。早在乾隆时代，乾隆皇帝就惊讶而恼怒地发现，许多吏役书办操纵政事上下 其手，气焰熏天，甚至连一些满洲官员都和他们称兄道弟，在有关诏旨中痛加斥责（详参《乾隆 实录》卷六六四，乾隆二十年六月丁酉条；卷五九七，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乙丑条）。不过，乾隆 的严词切责似乎并不新鲜，明清两朝的实录、经世文编和其他政书中，这类批评不知有多少，限 于篇幅，这里就不征引了。由此可见，吏役书办的腐败问题，并没有脱离朝廷和官僚集团的视野， 相反，他们对其危害和成因有清楚的认知。因此，白瑞德认为，帝制后期中央政府无知且无力控 制地方社会以吏役书办主导的非常规体制，终于导致后者的泛滥，这个结论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传统中国社会精英又是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他们是从皇 权和吏役书办相反相成的复杂权力关系中寻找答案。最早注意这一 问题实质的恐怕是宋儒叶适。根据他的观察，宋代已经出现“官无 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现象。“官无封建”者，意谓为官者任期一到， 就得卷铺盖走人。那些欺压小民的书办吏役反而可以无论官场风云 如何变幻，都能如封建时代的诸侯，父没子承、代代相传。到了明 叶适，我国南宋时期著名 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 永嘉学派代表人物。

朝末年，吏胥势力已经是根深蒂固，以至于顾炎武在他的名著《郡 县论》不仅对叶水心的观察完全认同，而且加以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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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乎叶正则之言曰：“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州县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 之子，兄以是传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上之人明知其为天 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

那么，皇帝为何允许吏役书办的这种牢不可破的世袭制度出现呢?无论是叶水心，还是顾炎 武，如果地下有知，绝不会认同白瑞德的皇帝无知说。相反，在他们看来，这实际上是帝制时代 君主体制为一己之私利为而人为制造的。叶适指出，宋初以来，朝廷鉴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之势 力，有意识地通过扶持吏胥阶层来强化皇帝专制制度，“夫以二百年所立之国，专务以矫失（指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引者注）为得……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人，官不任而任吏”（《水心先生 别集》卷十二，《法度总论二》）。

身当明末亡国痛剧的顾炎武对于帝王借助吏胥阶层维持一姓专制体制，有着更透辟的分析：

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 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 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权乃 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于是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 者，守令亲民之官。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苦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 平而延国命乎！（《日知录》卷十三“守令”条）

顾炎武（1613 年—1682 年），汉族，明朝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人， 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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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想要“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于在上” 。 “寄之吏胥”为何能收权于上呢? 以顾炎武学识，未尝不知其中不堪道出的心计和权谋，或许是 为尊者讳，只是点到即止。从传统政治机构看，这也许是帝制时代君主可能采用的最彻底和最有 效的专制集权策略。天子总揽全局，通过人臣贯彻自己的意志和命令。人臣虽然代天治民，但多 数情况下都是间接地通过吏胥完成天子赋予的各种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使命，特别是收税、 征役这两项关乎帝国延续的根本。在这政治格局中，身处最底层的吏胥阶层实际上是“一仆二主” ， 名义上属皇帝的臣僚，每日真正打交道的，同时又主宰他们命运的却是那些官僚。这种架构对皇 权的潜在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地方官员一旦掌握了吏胥，也就掌握了建立自己势力的政治经济和 社会基础，有可能也有实力逐步架空、挑战甚至取代皇权。换言之，书办衙役既可以服务于皇权 的巩固，也可以支持政权的离心力量。可以证实这个论断的史实真是太丰富了。

根据严耕望先生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级地方官自由任用本府属吏，上级和中央政 府绝不干涉”（《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十五章第八节）。按 当时人的话，就是“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周书·苏绰传》， 转引自同上严著第十五章第七节）。在晚唐五代藩镇割据之际，类似情况当然更为普遍。这种政 策如顾炎武所称道是，有利于地方官员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处理和解决地方问题。但是，其消 极后果可能就是，地方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吏胥变成实现自己而非王朝利益的工具，甚至以 此为基础，夯筑挑战专制君主的力量。魏晋南北朝之皇权基础不稳，晚唐五代的藩镇尾大不掉， 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很显然，专制君主只有切断人臣和吏胥结盟的可能性，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地方势力的挑战。 不给吏胥俸禄，实行官吏分流（详参叶炜《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实行非常规任用，就 缩小了官僚集团对之影响操控的途径。使之通过各类陋规和手续费，取财于民，又把他们置于地 方民众的对立面；降低其社会地位，令其身份等同于比平民低贱的奴隶倡优，政治上就把他们和 普通民众以及士绅隔离开来，成为孤立于社会主流阶层的小群体。经济收入的不固定，政治社会 地位的卑下，不仅使之缺乏挑战皇权的号召力和资源，也使之失去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吸引力。因 此，在明清时代，那些吏胥中的某些个人可能势焰熏天，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始终是名声 狼藉。正因为此，他们的子承父业，世袭罔替，不仅不威胁中央权威，反而有助于地方管制力量 的稳定。在帝制后期官僚三年一任的任期制度背景下，这种稳定性对于皇权控制基层社会就更至 关重要。

当然，皇帝也要为此付出代价，他必须容忍吏胥贪渎勒索他的臣民。看着基层吏胥把本该归 朝廷的税收纳入自己的腰包，皇帝自然不满意。但是，他们同样清楚，要让老百姓免于吏胥勒索， 他们就得在集权体制上作出牺牲。因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捷径，就是把这些吏胥从非正规化到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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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纳入官僚体制的理性化管理，给予固定收入，实行上级监督。不过，这样一来，对吏胥的管 理又会回到魏晋南北朝或晚唐时代的格局，民众日子在某些方面可能好过，官僚集团权势肯定要 增加，但是，皇帝可能就睡不踏实觉了。这自然是嗜权如命、恨不得把一切可能权力都集中于自 己手中的历代君主断断不为的。

因此，在晚期帝制历史上，会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那些诛戮权臣名宦如草芥的雄主霸王， 在吏胥贪渎问题，却始终是鞭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明清之际的侯方域就感慨道：

夫以朝廷之尊，立意欲革一事，去一人，易置大将，如呼小儿。罢遣卿相，朝下而夕出国门。 独于吏胥之至微贱，额而限之。易若举手，乃若泰山之不可拔，决水之不可御，天下之患，未有 壅蔽因循、怠废不举，至于此极者。（《清经世文编》卷二五，侯方域“吏胥论”）

从上面分析不难看出，皇帝不是不能为，而是为了“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不肯为， 不仅不肯为，甚至是有意纵容。白瑞德的无知论和顾炎武的“君主自私论”相比，真是高下立判。

不过，完全责怪白瑞德也不公允。首先，传统帝制中国制度史研 究本身就常常忽略这个问题。在白著之前瞿同祖的名著《清代地方政 府》虽然注意到以吏胥为主体的基层政府非常规性质及其低下的社会 地位，但同样没有从“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专制体制背景下 加以分析解释。更重要的原因是当代西方下层理论自身的缺陷。这一 理论声言要通过发掘下层民众的历史主体性来展示为精英取向的历史 叙述所埋没的历史，其宗旨无可厚非。但是，他们又走到另一个极端， 在强调下层民众历史主体性的同时，又陷入为下层而下层，甚至理想 《清代地方政府》 瞿同祖 / 范忠信 / 法律出版社 / 2003-06-01 / 28.00

化下层的趋势[可参看美国学者弗罗伦丝·梅隆（Florencia E. Mallon） 的有关论述]。另一方面则是脱离精英主导的历史特点，忽略了传统社 会中上层与下层、精英与民众之间复杂缠绕的相互关系，回避下层社 会自身阴暗和消极的层面，因而对下层社会本身的许多特质都无法做 出妥当的解释。如果说，传统精英取向的历史叙述因为过于保守而陷

入困境，新文化史则是因趋新过度，忽视传统研究成果而漏洞频现。白瑞德的“无知论”不过是 这种缺憾一个具体而为的体现。对于这种缺陷，来自下层研究发祥地印度的学者有所反省，其研 究重镇《庶民研究》在 2000 年新出版的第十卷前言就为纠正这种偏向而强调：“我们已经拓展 了批评的焦点，以便将精英的文本和实践包括进来……不论是精英的实践、国家政策、专业学科、 文学文本、档案资料还是语言都将包含在庶民性的效用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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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同一年出版的白瑞德著作不可能同步跟进这一最新成果，在运用其理论时，自然也 无法避免其已有的缺陷，而从精英与下层复杂关系中探讨清代县衙差役的社会和政治功能。从这 意义上，顾炎武的《郡县论》《日知录》虽然是三百年前传统士大夫留下的带着浓郁精英偏见的 社会批判，但却可能保存着让白瑞德这样二十一世纪研究者走出明清下层差役书办研究理论困境 的源头活水。重视这一宝贵的本土理论资源，则是当下中国下层研究者向前推进的应有之。■

《日知录校注》(上中下) 顾炎武、陈垣(校注) / 陈垣 注解 / 安徽大学出版社 / 2007-8 / 12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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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国强：张春桥宦海沉浮与“文革”悖论 董国强 《书屋》（2009 年第 02 期）

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现当代历史的中国人，拿一本外国人三十年前写的有关中国现当代历史的 小册子说事，内心多少有点感到别扭。但我要介绍的这本书确实大有来头。

这本书的作者安德鲁·维尔德是目前在美国学界十分活跃的老资格“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之 一。他 1981 年从当时的“中国问题研究”重镇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曾在哥伦比亚大 学、哈佛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任教。1997 年应邀加盟斯坦福大学，现任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 授、系主任，兼任斯坦福弗里曼·斯普格里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福大学文理 学院国际区域比较研究分部主任等职。他早年的学术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文革”时期的民众政 治参与问题，近二十年来则更多地关注于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和中国社会转型方面，代表作有《中 国乡村的“文化大革命”：空间概念、时间维度与人际关系影响》、《党内精英与中国发展》、 《当代中国转型研究》、《历史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和民 众政治选择：北京红卫兵派性问题起源》等。他目前在斯坦福弗里曼·斯普格里国际问题研究院 主持的研究项目包括“中国转型经济中的政治与所有权关系”、“中国经济转型的社会学考察： 组织结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私有化与精英流动”、“中国农 村的政权机构、亲缘关系和家庭财富”等，近期即将发表的重要论著还包括一本写作时间长达二 十多年的《北京的红卫兵运动》。

安德鲁·维尔德（Andrew Walder）和他的部分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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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革命》一书，是安德鲁·维尔德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习作，当时被列入 “密歇根中国研究论文”出版计划，于 1978 年由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小册子虽然篇幅 不大（全书约一百五十页，其中正文约八十页，翻译成中文大概只有四十页左右），但对中国的 “文化大革命”、乃至于毛时代的中国政治确实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值得真正关心这些问题的人 读一读。

首先，这本书以“文革”时期位高权重的风云人物张春桥和“文革”运动的阶段性标志事件 上海“一月风暴”为研究论述的切入点，选题视角颇具匠心。通过深入考察以张春桥和“中央文 革”为代表的中央高层以及以曹荻秋为代表的地方领导层的政治活动，可以充分揭示当时中国政 治的组织形态、政治沟通方式以及特定的个人在组织系统中的角色分工对其政治抉择的决定性影 响。而对上海工人造反运动成因和特点的全面透视，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的各 种潜流，明了群众造反组织出现、分化与矛盾冲突的社会根源，以及底层民众运动与上层精英决 策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就笔者所知，类似这样采用多重视角、以个案研究为基础、最后又能上 升到理论层面探讨“文革”运动的研究论著并不多见，国内学者中对此类研究径路有所了解的更 是凤毛麟角。

其次，作为一项实证研究成果，这本书以较为翔实的资料为基础，条分缕析，推陈出新，颠 覆了当时西方学界对“一月风暴”乃至整个“文革”运动的一些传统认知。我个人感受较深的是 以下几点：

第一，很多西方学者从“社会冲突”理论模式出发，认为“文革”本质上是一场底层民众反 抗官僚体制的社会运动。因而在他们看来，上海“一月革命”的出现乃是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 旧市委一班人为了维护现行官僚体制和自身既得利益，千方百计镇压群众运动的必然结果。

维尔德通过追溯曹荻秋和张春桥的政治成长史，指出曹荻秋等人在 著名“毛派”人物柯庆施麾下不断升迁的事实，表明他们与张春桥一样， 长期以来一直是党内“左倾”路线的拥护者和追随者。这种政治姿态在 “文革”初期并没有发生改变。1966 年 5 至 8 月间上海声势浩大的“文 化批判”运动——批判对象包括老资格“革命音乐家”贺绿汀、著名历 曹荻秋（1909-1976），

史学家周谷城、著名京剧表演大师周信芳等人——就是由上海市委发动

四川资阳人，1929 年加

的。上海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出现，以及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

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 导广汉暴动。

也与曹荻秋等人的大力支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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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荻秋等人对“文革”运动的困惑与疏离，始于群众运动由文教领域向社会各界蔓延以后。 1966 年 11 月前后，中央高层在如何理解“抓革命”与“促生产”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微妙的分 歧：以周恩来等人为代表的“稳健派”强调“抓革命”的终极目的在于“促生产”，因而他们主 张对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加以必要的限制与疏导，以保障正常的生产和社会秩序；而以“中央文 革”为代表的“激进派”则认为“抓革命”是当下运动的重点，只有彻底“批倒批臭”形形色色 的“修正主义”路线，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社会主义事业才有可能实现“全面跃进”。来自中 央的两种不同声音，使身处工作一线的曹荻秋们无所适从。从工作职责和经验常识出发，他们更 倾向于接受周恩来等人的主张，然而北京市委彭真等人被清洗的教训，又使得他们不敢挺身而出 干预群众运动，怕被戴上“镇压群众运动”的帽子。因而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先是努力在中央确 定的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点。而当群众运动在极“左”路线的煽动下变得无可 理喻时，他们选择了不置可否、消极观望的姿态。由此可见，如果要追究责任，上海市委一班人 的责任底线是“政治不作为”，而不存在所谓“抵制、镇压群众运动”的问题（至于为什么有人 要给他们戴上这顶帽子，看了下文大家自然明白）。

第二，批判“经济主义”是 1967 年初上海“文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很多西方学 者认为，“经济主义”是旧市委一班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颠覆“文化大革命”而采取的破坏 性策略。维尔德对此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重点考察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指出了导致“经 济主义”的两个重要原因：

首先，从一个较长的时段来看，所谓“经济主义”的出现与“大跃进”失败以后国家用工制 度的变化有关。在 1960 年代初“经济调整”期间，上海不少厂矿企业一方面动员部分在职员工 下放农村和支援边疆，另一方面又从农村招收了大量临时工、合同工进企业工作。当时的舆论宣 传强调，这种用工制度改革可以达成以下三个积极成果：第一，临时工、合同工的工资和福利水 平大大低于正式工，因而大量使用临时工、合同工有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企业对国家的 贡献；第二，临时工、合同工主要来自农村，因而大量使用临时工、合同工意味着国家宏观社会 分配模式的重大改变，是国家反哺农民、反哺农业的有效手段之一；第三，动员富有技术专长和 生产经验的企业职工“下放”和“支边”，可以促进农村和边远地区工业发展，改善中国社会的 经济结构，加速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进程。然而在具体实践中，这个政策的弊端很快便显露出 来：第一、临时工、合同工与正式工“同工不同酬”，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人 为地造成了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文革”期间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冲突与此有很大关系； 第二、临时工、合同工收入水平偏低，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开支，因而有增加收入的潜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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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被动员“下放”和“支边”企业员工，则往往因为技术专长得不到发挥、经济收入大幅下 降、两地分居、水土不服、生活不习惯等原因，有返回上海原单位就业的潜在要求；第四、企业 现有的正式工害怕自己有朝一日也被“精简”，因而也对党、政府和企业有所不满。

其次，上述各种潜在的要求转化为破坏性的政治行为，与“中央文革”积极推行极“左”路 线有关。江青在 1966 年 12 月 26 日代表中央接见全国临时工、合同工群众组织代表时，不负责 任地将用工制度的变化归咎于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示支持临时工、合同工就“同 工同酬”问题向劳动部门交涉。同日，“中央文革”控制下的《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迎接工 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要求各地厂矿企业领导层积极支持群众运动，不得以工人擅自离岗 外出“串连”、“上访”为由扣发他们的工资和奖金，并责成各单位支付外出串连、上访人员的 差旅费。江青等人作出以上表态，显然是想利用部分工人群众的不满情绪制造事端，达到他们自 己篡党夺权的目的。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上述舆论导向造成的客观后果是“无政府主义” 和“经济主义”在全国范围的严重泛滥。从上海的情况看，不但临时工、合同工群体的各种经济 要求有增无己，而且包括正式工在内的其他社会阶层也开始以离岗、上访为要挟，提出增加工资、 增加福利、改善住房条件等经济要求。“下放”和“支边”的工人也返回上海，提出经济补偿和 回原单位复工复职要求。而此时上海市委领导人则被极“左”路线束缚住手脚，无法抗拒来自各 方的经济要求，只好“群众要什么我们给什么”、“群众要多少我们给多少”。由此造成的灾难 性后果是：银行现金大量流失，直接危及工农业生产和金融安全；大量工人离岗离职加入争取经 济权益的街头运动，导致生产停顿、交通瘫痪，其中外贸方面造成的恶劣影响尤其严重；大量现 金一下子涌入市场，打破了原有的供求关系平衡，导致市场消费品短缺和价格上扬。

由此可见，上海“经济主义”风潮的出现并不是曹荻秋们操纵群众运动的结果，而是“文革” 前社会经济体制弊端和“中央文革”推行极“左”政策的产物。由此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也不应 该由曹荻秋们负责。

第三，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上海“一月革命”是革命造反派反对现行官僚体制的一个胜利， “上海公社”体现了张春桥等“激进派”的乌托邦理想。为了澄清上述错误观点，维尔德在相关 叙述中突出强调了以下几点事实：一，1967 年 1 月初张春桥返回上海的使命不是鼓动“革命”， 而是重建经济和社会秩序。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上海的无政府状态和众多外商的强烈抗议引 起中央领导层的高度关注，连一直持极“左”姿态的“中央文革”也认为有必要加以干预。二， 鉴于上海市委已经完全瘫痪，张春桥在上海的中心任务显然不是从旧市委手里“夺权”，而是如 何将失控的群众运动重新置于控制之下。三，张春桥到上海以后所采取的行动，无一不与上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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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有关：他策动《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目的在于牢牢控制“话语霸权”，以 便形成新的舆论导向；他对群众组织加以重新整合，建立以“工总司”为核心的“反对经济主义 指挥部”、“抓革命、促生产联合指挥部”，目的在于借这些御用群众组织之口，提出整顿社会 经济秩序的种种措施；他发起成立临时权力机构“上海公社”（后来经毛泽东批示改为“上海市 革命委员会”），目的在于借助这个组织载体更有效地行使权力，协调当地驻军、公安民警和群 众组织的行动。第四，鉴于张春桥的使命与许多工人群众组织的政治诉求完全相左，张春桥领导 下的“上海公社”严重缺乏群众基础，其支持者大约只占到工人群众的四分之一。如果不是得到 中央的支持，这个权力机构一天也存在不下去，这可能是对“群众胜利论”和“乌托邦理想论” 的最有力反驳。

既然所谓“一月革命”的真相如上所述，为什么那么多西方学者会对此产生严重误解？维尔 德对此的解释是：上述现象的形成与 1967 年初张春桥控制下的上海传媒对历史真相的刻意歪曲 有关。而歪曲历史真相的目的，在于维护“中央文革”一贯正确的形象，摆脱由于其愚蠢盲动造 成严重后果所应承担的责任。换言之，为了避免极“左”政策的突然改变所造成的尴尬处境，张 春桥和“中央文革”有意把上海市委一班人拉出来当替罪羊，似乎上海“经济主义”问题和“无 政府”状态的形成是曹荻秋等人“对抗中央指示”、“破坏群众运动”的结果。这样一来，原本 属于“纠偏”性质的一系列举措便被冠以“革命”之名。

除了上述三点关于历史事实的辨析澄清之外，维尔德对张春桥个人 政治表现的分析论述也很独到。

纵观上海“一月风暴”的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张春桥先后扮演了 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放火者”和“灭火者”。说他是“放火者”， 是因为“文革”群众运动的发生与此前若干年意识形态宣传的不断升温 紧密相关，而张春桥和“中央文革”一班人正是这种极“左”意识形态 宣传的幕后操作者。其次，在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中，1966 年 11

张春桥

月间发生的“安亭事件”至为关键。张春桥在代表中央处理“安亭事件”时，违背了周恩来等人 的既定方针，同时不顾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反对，擅自与“工总司”代表签署“五项协议”，因 而对上海政治、经济和社会局势的不断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说他是“灭火者”，是因为他 在 1967 年 1 月奉派返回上海后，转而强调劳动纪律，千方百计地弱化和转化工人运动的能量， 并以铁血手段镇压了各种反对势力，从而使上海局势迅速得到控制。而且在此后近十年间，张春 桥主政下的上海比其他许多省市要稳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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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基于张春桥的上述表现指出：在探讨中国政治问题时，认为“激进派”一定专注于“动 员”和“破坏”，“稳健派”一定专注于“秩序”和“生产”，是一种僵化陈腐的观点，会产生 严重的误导。张春桥在上海“一月风暴”前后的角色转换，很好地解释了中国政治中“组织结构” 与“政治冲突”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政治家的政治主张往往与他在组织系统中扮演的角色有 关。当他扮演的角色发生变化以后，他的政治主张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举例来说，张春桥和曹 荻秋在“安亭事件”等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是中央领导层与地方领导层之间、主管意识形态的官 员与主管经济工作的官员之间的角色差异造成的。当张春桥全面接管上海工作以后，很快意识到 曹荻秋们所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因而在此后的工作中，张春桥基于其特有的双重身份，与“中 央文革”其他人的政治观点有时一致，有时相左。例如在著名的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 张春桥作为“中央文革”的一员，并不反对《红旗》杂志发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但是在 他直接管辖下的上海，他非但不鼓励群众组织冲击军队，反而千方百计加强与军方领导人廖国政 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最后作者还指出，张春桥在上海“一月风暴”期间的角色转换，显然会导致各种政治势力对 他的反感甚至敌视。开头他因扮演“放火者”的角色，得罪了上海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以及与这 些领导干部政治利益较为一致的“保守派”群众；后来又因扮演“灭火者”的角色，得罪了绝大 部分“造反派”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依然能够树立权威，行使职权，归根结底在于毛泽 东的宠信和他个人娴熟的政治手腕。然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样的的权力基础并不稳固。毛泽东 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张春桥便迅速垮台，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说明。

以三十年后的眼光审视《张春桥与上海一月革命》一书，我们当然无法认同该书的所有观点。 但是上面提到的这些内容看来是经受了历史考验的。尤其是维尔德提出的研究径路和理论分析框 架，值得我们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借鉴。

Andrew G.Walder: chang ch'un-ch'iao and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m, 19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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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王沪宁的 1994 年 刘长

网易真话频道（2014-04-07）

1994 年，于近 30 年的中国政治，的确是无关紧要的一年。如今回味起来，这一年却极具万 历十五年的潜质。

主导改革年代历次政争的“双峰”政治，在这一年行将结束：总设计师的帕金森症在这一年 恶化，从此不在公开场合露面，陈云的生命也进入倒计时，于翌年春逝世。这一年，千岛湖游船 起火，24 名台胞遇难；朝鲜金日成逝世；朱镕基的分税制改革开始推行。

经历了狂飙突进的 80 年代，1994 年的中国显得有些沉寂。上海的大街小巷播着毛宁的《涛 声依旧》，贾平凹的《废都》风靡全国，各类盗版之作闻风而起，以至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 任王沪宁教授的书桌上，也多了好几本：《帝京》、《新镇》、《畸人》……

写得不怎么样，都是《废都》拙劣的仿作，主打禁忌和性描写，动不动就是删节符号，王教 授边看边叹息说，“真想写一本书，前面写百来字，然后是作者删去四十万字。”

这是王沪宁教授在复旦园内的最后一年，依旧是悠闲的书斋生活：白天上课，和学生们讲尼 采、波普尔，晚上看小说或法国电影，同新晋的博士生们喝啤酒谈学术，偶尔出国访学，或者被 上海的官吏们征召去问计……

王教授喜欢在夜里看书，大致是三类，一类是消遣性的小说，包括了上述《废都》的跟风之 作，也包括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一类是政治八卦，如《圣坛下的林彪》、《走下圣坛的周恩 来》、《邓小平在 1976》、《毛的秘书们》等等；还有一类是学术书，包括了《旧制度与大革 命》、《停滞的帝国》等等。

不看书的时候，王教授爱看电影，当时大概是用录像机，日记中提及的影片包括：《辛德勒 的名单》、《最后的诱惑》、《浴室血案》、《轮回》、《十天的困惑》等等，基本都是国外电 影，每部看完，王教授还会对影片的主题、叙事艺术进行一番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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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教授调教出来的弟子，在前一年（1993 年）的新加坡国际大专辩论赛上夺魁，炫丽的辩 论词也被编辑成《狮城舌战》一书，在全国热销，连盗版都卖得很火，为此，王教授和同事在这 一年又写了一本《狮城舌战启示录》。

先锋派的他这一年已经能够熟练操作电脑了，根据其日记显示，王教授已有点轻微“技术控” ， 其电脑所使用的系统为 DOS6.0。大年夜，王教授沉浸于一款名为“大富翁”的游戏，游戏中， 他又是买地又是炒股，最后破产了，输给了一个叫“大老千”的人，被狗追得到处逃，落到阴沟 里。

不过，王教授并没有离开他所钟爱的政治研究，上述的所有种种，不过是白纸青灯之外的消 遣。这一年，他给《瞭望》杂志写了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模式的文章，题为《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 ， 同时开始着手写《民主的困惑》、《革命后社会的政府》（写这本书，王教授尤其关心中央与地 方的关系）等一系列著作。

1994 年 10 月 8 日，友人来信询问王教授，是否还是在“撞钟”？几年前，这位代号为 L 的 友人曾问过王：“你每天读书，有意义吗？”王的回答是也是一个问句：“你知道和尚为什么要 念经吗？”

在 10 月 8 日的日记中，王教授写道：和平养无限天机。幸福之事，可欲而不可求，可求而 不可执。修炼了这么多年，有足够的空间在心中，无所谓幸福。

这位叫 L 的友人，大概不知道，两个月前，王教授已坐上了从北京去北戴河的火车，迎接他 的汽车，把他从站台直接拉到了一个树水茂盛的地方，在警察的潇洒指挥下，他住进了一幢西式 的小楼。在北戴河的海水里畅游后，他赋诗云：“世间久有沧桑水，洎古默纳猎鱼帆”。

北戴河期间，王开始撰写关于腐败问题的文章，日后他关于党的建设的相关论述，从中亦可 窥见一斑。北戴河之行后两个月，中央召开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 重大问题的决定》。

日记最后一则是 1994 年 12 月 1 日。王写道：1994 年，在喧嚣和繁忙中即将过去。所有的 年头，都在这样的气氛中过去。日记没有写到的是，他的复旦书斋生活已近尾声，4 个月后，他 被调往北京，任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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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沪之前，这本名为《政治的人生》的日记，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自序中，王教授说： 之所以愿意把这些思想“沉淀”积累起来，不是因为它们有特别的价值，而是因为它们是在宁静 的外界和宁静的内心状态下形成的。“宁静致远，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境界。”他说。

宦海又是二十年。作为普通读者，惟期待王教授的归来，将 1994 年之后的日记，一一整理 出版，与门生故旧们一道，再叙这政治的人生。

《政治的人生》 王沪宁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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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梦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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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蕾英玩英语 (全3册)活下去,人间,大学-现代 作家作品集 聂凯 漓江 版激流三部曲 诗探索2013 第四辑 作品卷、理 诗歌 林莽 漓江 论卷 （瑞典）海顿斯坦 查理十二的人马.海顿斯坦姆卷 文学大台4 新星出版社 姆 萨尔巨龙的黄昏-魔兽世界 悬疑、科幻 （美）高登 新星出版社 左手里的秘密 悬疑、科幻 （日）渡边容子 新星出版社 （爱尔兰）威廉. 生命之树 文学大台4 四川文艺 巴特勒.叶芝 毛泽东完胜蒋介石实录 文学 王相坤 四川人民 分歧者 文学大台1 （美）罗斯 四川文艺 芳菲宛在四月天：林微因美文 百 作家作品集 林微因 四川文艺 年珍藏版 落日十分 文学大台2 达真 四川文艺 康巴 文学大台2 达真 四川文艺 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英文 外文读物 保罗.福塞尔 上海世图 版)

5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作者 不良生 苏半夏 丁一晨 石章鱼

出版社 价格 现代出版社 32.8 吉林出版 29.8 湖南文艺 39.8 吉林出版 39.8 广西师范大 张园勤 32.8 学出版社 美.蕾切尔.卡森 上海译文 30 梁晓声 湖南文艺 30 帕特森 湖南文艺 24 （美）保罗.查特 外国文学 湖南文艺 24 考 戏剧、戏曲 麦肯切尔 湖南文艺 29.8 外国文学 钱伯斯 湖南文艺 26 （意大利）格拉梅 外国文学 湖南文艺 26 利尼 青少年读物 蒲蕾英绘工作室 漓江 158 90 50 38 28 32 20 39 29 32 25 4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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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白鹿泉(芦苇电影剧本,芦苇剧本 电影 芦苇 上海世图 创作笔记) 山海经校注.最终修订本精装 国学 袁珂 校注 京华出版社 演技教程表演心理学(修订版)戏剧、戏曲 傅柏忻 上海世图 后浪电影学院054 II 拉丁语入门教程.文献篇-后浪 阅读赏析 雷立柏 京华出版社 大学堂054-02 I 拉丁语入门教程.语法篇-后浪 阅读赏析 雷立柏 京华出版社 大学堂054-01 导演创作完全手册.插图第4版戏剧、戏曲 迈克尔.拉毕格 上海世图 后浪电影学院053 外国电影批评文选-后浪电影学 杨远婴 徐建生 戏剧、戏曲 上海世图 院052 编 济南的冬天 中国散文 老舍 天津人民 批评的支点--当代文学与文学教 文学评论 毕光明/姜岚 天津人民 育 你不知道的旧社会 文学 林希 天津人民 红学、历史小 秋水堂论金瓶梅 田晓菲 天津人民 说 红学、历史小 留白：秋水堂论中西文学 田晓菲 天津人民 说 周作人研究资料 文学评论 徐从辉,杨扬 天津人民 药香缥缈录 流行、畅销 杨国萱 天津人民 古代文学研 古典文学的现代阐释及其方法 赵敏俐 商务 究 普通话水平测试阐要 语言文字 王晖 商务 古代文学研 古诗考释 邓小军 商务 究 古代文学研 明代文学思想研究 左东岭 商务 究 古代文学研 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 李继凯 商务 究 分段详注评点史记菁华录 国学 [汉]司马迁 商务 爱情就是被催眠了 文学 邰启扬 林琳 社科文献 开心玩耍/兔宝宝异型翻翻书 青少年读物 摩洛苏米 未来 帮爸爸干活/兔宝宝异型翻翻书 青少年读物 摩洛苏米 未来 在公园/兔宝宝异型翻翻书 青少年读物 摩洛苏米 未来 该睡觉了/兔宝宝异型翻翻书 青少年读物 摩洛苏米 未来 数数看 青少年读物 日.安野光雅 接力出版社 朱英诞诗文选:弥斋散文 无春斋 诗歌 朱英诞 学苑

45 128 60 38 42 88 88 18 25 29.8 42 32 128 45 108 30 95 106 56 88 39 12.8 12.8 12.8 12.8 13.8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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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艺人文本和语境:文化批评视野 语言文字 下的格萨尔史诗传统 肖申克的救赎 悬疑、科幻 杨德昌 电影 猜猜我有多爱你 青少年读物 100层的房子 青少年读物 我爱幼儿园 青少年读物 致理想读者 文学评论 日本人气漫画师的新漫画课堂： 青少年读物 帅气男孩子的画法 日本人气漫画师的新漫画课堂： 青少年读物 可爱女孩子的画法 日本人气漫画师的新漫画课堂： 青少年读物 脚本创作与人物设定的技法 日本人气漫画师的新漫画课堂： 青少年读物 漫画场景的画法 日本人气漫画师的新漫画课堂： 青少年读物 人物动态的画法 日本人气漫画师的新漫画课堂： 青少年读物 漫画角色的画法 爱的奇异色 流行、畅销 你好，有故事的人 流行、畅销 黑记 文学大台2 纸飞机 文学大台2 密码 文学大台2 从军记 文学大台2 大运河传 中国散文 湮没的辉煌 中国散文 致父亲 文学大台4 希罗底-世界经典中篇坊 文学大台4 魔障-世界经典中篇坊 文学大台4 熊-世界经典中篇坊 文学大台4 亲爱的，您哪位 流行、畅销 无鼠之家 作家作品集 既然已经走了这么远 文学大台2 诗人万岁 作家作品集 大家都有病/林如敏文娱评论集3 文学

诺布旺丹

青海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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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达拉邦特 美.约翰.安德森 山姆.麦克布雷尼 日.岩井俊雄 塞尔日.布洛克 李敬泽

湖南人民 复旦大学 明天 北京科技 北京科技 人民大学

32 38 35.8 28 32.8 40

日本成美堂出版 中国连环画 39.8 日本成美堂出版 中国连环画 39.8 日本成美堂出版 中国连环画 39.8 日本成美堂出版 中国连环画 39.8 日本成美堂出版 中国连环画 39.8 日本成美堂出版 中国连环画 39.8 南在南方 译林出版社 丛平平 译林出版社 麦家 江苏文艺 麦家 江苏文艺 麦家 江苏文艺 麦家 江苏文艺 夏坚勇 江苏文艺 夏坚勇 江苏文艺 [奥地利] 卡夫卡 江苏文艺 ［法］福楼拜 江苏文艺 ［俄］布尔加科夫 江苏文艺 [美] 福克纳 江苏文艺 席绢 江苏文艺 陈应松 江苏文艺 张佳玮 江苏文艺 刘富士 江苏文艺 林如敏 羊城晚报

28 32.8 28 28 28 28 30 30 29.5 29.5 29.5 29.5 15 34 28 2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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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类 序号 书名 分类名称 作者 出版社 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 1 当代中国题 邱震海 东方 大风险 共产主义运 2 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崔耀中 人民大学 动 共产主义运 3 第十四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民 动 共 产 主 义 运 [英] 埃里克?霍 4 如何改变世界 中央编译 动 布斯鲍姆 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经 5 国际问题 谢华 人民 济外交研究(1947-1969) 乔 治 ?S? 莫 里 森 6 学前教育：从蒙台梭利到瑞吉欧 教育学 （ George S. 人民大学 Morrison） 7 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 历史研究 左东岭 商务 [英] 特里·伊格 8 后现代主义的幻象 商务 商务 尔顿 [美]马歇尔·伯 9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商务 商务 曼 [美]艾尔伯特· 10 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 商务 商务 鲍尔格曼 11 伦理学体系 商务 (德) 费希特 商务 [英] 彼得·奥斯 12 时间的政治 商务 商务 本 [英]齐格蒙特· 13 现代性与矛盾性 商务 商务 鲍曼 内时间意识现象学-汉译世界学 14 商务 埃德蒙德.胡塞尔 商务 术名著丛书 [法] 让·博德里 15 完美的罪行 商务 商务 亚尔 16 读书与沉思 社会科学 陈乐民 北京三联 17 审美价值论 社会科学 黄凯锋 云南人民 18 在中西之间:自述与回忆 社会科学 陈乐民 北京三联 19 敬畏思想家 社会科学 陈乐民 北京三联 20 民国时期的恐怖活动与反恐 社会科学 杨正鸣 上海人民 21 欧洲与中国 社会科学 陈乐民 北京三联 监听大国:首度揭开中情局情报 22 社会科学 蒂姆.韦纳 海天出版社 霸权的惊世内幕

价格 39 88 60 88 59

98 188 22 46 25 35 37 40 43 21 58 20 48 42 35 48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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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随笔、全 周有光 球化 心理学 范会勇 心理学 美/戴维?霍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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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闻道集(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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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智力的结构与功用 政治心理学 对称论 : 通解自然、社会与人生 哲学 奥秘的新哲学 功利主义与实践理性:西季威克 哲学 道德哲学思想研究 心灵秩序与生活秩序 哲学 多维视域内的现象学研究 哲学 虔信瑜伽 哲学丛书 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交通及社 政治文明 会比较研究 历史中的公民概念 政治学 官僚主义的弊害 政治学 让权利运用起来：公民问责的理 中国政治 论与实践研究 港式中产 中国政治 中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 中国政治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上海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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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编译 中央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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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威

中央编译

298

陈江进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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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兆明 商务 李金辉 人民 （印）帕拉瓦南达 四川人民

80 39 28

牛秋实//葛臻明 天津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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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辉，余慧元 天津人民 阿兰.佩雷斐特 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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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志明

天津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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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崇明 王雪丽

北京大学 天津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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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类 序号 书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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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名称 作者 出版社 价格 金融投资理 钱规则-下一个有钱人就是你 呼志强 四川人民 32 论 （ 美 ） 戴 维 ?M. 金融投资理 巴菲特资产配置法 达斯特（David M. 世界图书 68 论 Darst） 国债利率的变化规律及风险管理 金 融 投 资 理 康书隆 人民 29.8 研究 论 王石管理日志 经济管理 陆新之 浙江大学 45 绩效对话101个范例（第2版） （附 经济科学出 企业史 保罗·法尔科内 98 光盘） 版社 经济科学出 人力资源管理实用必备全书 企业史 魏文静 29.8 版社 经济科学出 员工考核与薪酬管理 企业史 叶向峰 98 版社 中小企业自媒体集客术 企业史 片山和也 东方 36 你根本就不需要管理：让企业拥 企业史 陈学南 浙江大学 32 有自我成长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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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创新

企业史

罗伯托·维甘提 (Roberto 人民大学 Verganti)

服务的细节017:敢挑选顾客的店 求职培训、市 小山雅明 东方 铺才能赚钱 场营销 （ 美 ） L. 大 卫 ? 求职培训、市 你就是艇长 马凯特 (L.David 广东人民 场营销 Marquet)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一般经济学 [美]W.W.罗斯托 商务 拿来就用的经济学 一般经济学 黄威 南海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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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7 35

●人文类 序号 书名

分类名称

1

枪与玫瑰的使用方法

保健、养生 果壳

2 3 4

越吃越瘦 保健、养生 香蕉太太白烂怀孕生产日记 保健、养生 上海故境 记忆珍藏 第五卷.蒙台梭利文集:儿童的心 家庭教育 智教育与和平 第一卷.蒙台梭利文集:发现儿童 家庭教育 第三卷.蒙台梭利文集:家庭中的 家庭教育 儿童,童年的秘密 第二卷.蒙台梭利文集:小学内自 家庭教育 我教育 第四卷.蒙台梭利文集:为新世界 家庭教育 而教育,如何教育潜在成人

王明勇 香蕉太太 彭颖

出版社 价格 北京科技文 32.8 献 东方 33 重庆出版社 32.8 北京大学 45

蒙台梭利

人民

50

蒙台梭利

人民

50

蒙台梭利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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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台梭利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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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台梭利

人民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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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岁熊孩子教我的事

家庭教育

咪蒙

11

原始思维化石

考古研究

12

2014-世界名表年鉴

13

生活学问大 好好学习吧

14 15 16 17 18

我的私人时尚史 刘伯坚 卑微的智者：诸葛亮 成吉思汗传 中国反贪完全档案

5 6 7 8 9

作者

北京时代华 32 文书局 商务 36

王炳华 《美名牌志》编辑 流行、时尚 江西科技 部 好好学习吧节目 流行、时尚 译林出版社 组 流行、时尚 译林出版社 人物传记 刘豹 人民 人物传记 柯胜雨 天津人民 人物传记 冯承钧 漓江 社会纪实 杨晓升 天津人民

199 36 29.8 78 29.8 2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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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曾胡治兵语录（黄埔军校版） 草原霸主 正能量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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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是熬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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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城记。成都 樱桃之书 我从印度活着回来了 我们真正的归宿 以法为赠礼 森林里的一棵树 莲花中的珍宝

外国史 外国史 心理励志

蔡锷 漓江 马健 商务 苏乔 湖南文艺 美.约翰.洛克菲 心理励志 湖南人民 勒 游记、印象 田飞 李果 商务 游记、印象 杨昌溢 重庆出版社 游记、印象 Sukey 湖南文艺 宗教文化 (泰)阿姜查 商务 宗教文化 [泰]阿姜查 商务 宗教文化 [泰]阿姜查 商务 宗教文化 [泰]阿姜查弟子 商务

20 35 22.8

分类名称 设计 实用技法 收藏鉴赏 收藏鉴赏 收藏鉴赏

价格 58 55 228 136 98

30 55 49 36 25 25 33 35

●艺术类 序号 1 2 3 4 5

书名 美丽建筑 美丽绘画 2014年古董拍卖年鉴 书画 2014年古董拍卖年鉴 瓷器 2014年古董拍卖年鉴 玉器

6

2014全球名表拍卖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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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古董拍卖年鉴 杂项 美丽书法 边缘艺术（第3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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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音乐通史

作者 出版社 刘珊珊 / 黄晓 北京大学 许万里 北京大学 欣弘 湖南美术 欣弘 湖南美术 欣弘 湖南美术 《 2014 全 球 名 表 收藏鉴赏 江西科技 拍卖年鉴》编辑部 收藏鉴赏 欣弘 湖南美术 书法篆刻 王岳川 北京大学 艺术史 许宏泉 新星出版社 [法]罗兰·德· 音乐、体育 人民大学 康代

199 158 58 46 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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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辉链接 不流于美好愿望： 新经济学如何帮助解决全球贫困问题（续） More Than Good Intentions：How a New Economics Is Helping to Solve Global Poverty （Cont.） [美]迪恩·卡尔兰（Dean Karlan） [美]雅各布·阿佩尔（Jacob Appel）著 傅瑞蓉 译 商务印书馆 2014 年 4 月 ISBN :978-7-100-06903-8 定价:49.00 上架建议：经济学 32 开 想要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就不能只流于美好愿望 任何有兴趣了解应该做些什么才能真正解决全球贫困问题的 人都应该阅读本书

作者的话 我与杰克是怎样相遇的 在 2006 年年底，谷歌邮件系统提醒我（谷歌邮件系统有自动提醒功能），在我所创立的一 个名为“扶贫行动创新研究会”的非营利性组织的网站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网页链接。于是我点击 这个链接，进入了雅各布·阿佩尔的博客。雅各布·阿佩尔是我们最近才聘请来的一位雇员，为我 们在加纳的一些项目工作。雅各布·阿佩尔的博客深深地吸引了我，一个小时后，我就把他写的 东西都读了个遍——他这个人连“玉米片”都能注意到，确实非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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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原本就认识杰克（雅各布）这个人——在几个月前，他来应聘的时候，正是我面试 他的，后来我又曾经在两个不同的项目中与他一起工作过——但是，我并不知道他其实是一个作 家。我之所以雇佣他，是因为他的数学背景。在面试的时候，他在数字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天赋让 我震惊，他是一位数字极客。通过他的博客，我又了解到，其实杰克他还是一块“海绵”。他是 这样一种人，去市场上不仅仅只是去买买东西而已。在去市场的路上，杰克会去跟出租车司机交 谈，了解司机的生活状况；在市场上，他会询问摊主一些经营业务方面的东西，诸如生意如何呀， 为什么要做正在做的这些事情啊，等等。他从周围的世界中汲取知识、收集材料，然后把它提炼 成一个个关于日常生活的扣人心弦的故事。他写得的东西非常生动精彩，与学术界所要求的那种 枯燥乏味的、技术性很强的论文完全是两种风格。就这样，一个团队诞生了。 写作这本书的想法在我的头脑中已经酝酿很久了。发展经济学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专业化极 强的小圈子，我一直都很想在这个小圈子与众多关心并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的人们之间建立起一 座桥梁。但是，我又无法把它当作一项全职的工作来做。我和我同事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如果不 是在一些学术期刊上发表，就是在一些会议上，成为学者、从事发展问题研究的专业人员和大型 的基金会进行讨论的主要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公众可能会认为，致力于研究解决贫困问题是 一件艰巨繁琐、枯燥乏味、沉闷无趣的事情。 实际上，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事实证明，当你花时间在这个领域做过一些研究之后，你就 会发现，这项工作魅力非凡、发人深省，而且鼓舞人心。通过阅读杰克的日志，我知道，他是一 个擅长表达、善于沟通的人。他写出来的东西能够引起普通大众的共鸣。当然，他同样也能够把 研究成果用很有意思的故事的形式表达出来 ，使普通大众都能够理解，并促使他们参与互动。 因此，当他在加纳的项目告一段落的时候，我邀请他与我一起合著这本书。无论从哪方面而言， 这个邀请都相当具有吸引力。我自己都有些羡慕了：全球旅行、考察项目、阅读最新的研究和著 作。杰克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邀请。有些地方是我与他一同前往的。虽然用 Ipod 玩拼字游戏并不 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但是毫无疑问，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十八个月之后，经过了数 千公里的奔波劳累，我们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关于本书的几点说明 首先，我们希望这本书具有较高的可阅读性，能够吸引人的眼球。其次，我们的目标是通过 它与读者朋友进行直接地对话，把读者朋友引导到世界上的某些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去的角落 里，带着读者朋友与生活在这些角落里的人们进行“面对面地”接触。最后我要说明的一件事是， 有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本书有两个作者，他们也许会感到困惑：这本书到底是谁写的，表达的是 谁的思想。 虽然这是一本彻头彻尾的合著，但是杰克和我都试图使这本书全书的语气和意境保持一致， 因此决定全书都以我的名义来写。这本书中的“我”就是我自己——迪恩。但是作者却有两个， 这本书是我与杰克两个人共同写的。当你在阅读本书时，如果读到了某些比较“潮”的句子，那 么，我敢打赌，那是杰克写的。 如果你觉得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写的这本书确实很不错，那么就没有必要细究哪 些段落是谁写的这个问题了；但是，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话，那么这就是唯一的机会了。 感谢你的阅读。 迪恩·卡尔兰与雅各布·阿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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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第一章 导言 僧侣和鱼 洛杉矶的玛丽安德瑞尔(Marina del Rey)港的早晨明晃晃的，闪耀着钢铁般的亮白，空气中弥漫 着海水的咸味和鱼腥味，到处可听到塘鹅的鸣叫声。它们聚集在海堤的尽头，有数百只之多。塘鹅们 正在享受它们的早餐。它们摇摇摆摆步履蹒跚，震颤着双翼，狠狠的向下甩动脑袋，把满嘴的东西吞 下去。它们似乎完全沉浸在美味的食物当中，丝毫没有注意到旁边驶过的小船。 小船中坐着杰克和他的女朋友切尔西（Chelsea），还有切尔西的父亲，他们经历了一次短暂的 旅程，刚从泛着温柔的连绵起伏的波浪的太平洋中驶回。他们经过了在灰褐色的礁石上嬉戏的灰褐色 的塘鹅驶进了玛丽安港口。然后，他们沿着防波堤，驶过了煤气泵，驶过了巨大的渡轮的船头，最后 还经过了一些佛教僧侣。 是的，佛教僧侣。一些看上去很低调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有的穿着桔黄色的僧袍，有的穿着街头 常见的便装，他们站在码头上，围着一张便携式小桌子，桌上放着一尊佛像和一盏油灯。桌子前面的 地上放着一个大小与行李箱差不多的塑料盆。由于海水水位较低，从船上看过去，杰克看不清楚塑料 盆里面放着什么东西。僧侣们聚拢在塑料盆的上面诵念着什么。 切尔西的父亲关掉引擎，任小船随波逐流。而他自己则转过身，看着僧侣们。僧侣们的诵念结束 了，他们一起深深地鞠了一躬，接着，最靠近塑料盆的两个僧侣抓住塑料盆的把手，把它拖到了码头 的边缘，然后他们倾倒了塑料盆，把里面的东西向大海倒去。 伴随着清脆的哗啦声，塑料盆里倒出了很多小鱼，它们随着这股小小的水流落在了防波堤边的海 面上。这些小鱼飞快地向四面八方游去，迅速的消失了。这个举动掀起的水波纹随着退去的潮水荡漾 到了防波堤上，然后消失在海面上。这些僧侣们再次鞠了鞠躬，然后开始收拾他们的东西。 切尔西后来告诉杰克，他所看到的是一个定期举行的仪式。每隔几个星期，这些佛教僧侣就会放 生一桶鱼。这是他们处理问题的特殊方式，因为他们觉得有些事情是错误的，试图以此“拨乱反正”。 他们认为这些小鱼不应该被杀死，因此把它们买下来还它们以自由。他们会接洽一些渔夫，购买他们 一天的捕鱼所得，诵念一番，然后把这些鱼放生，让它们重新回到大海。 这是一个动人的场景。杰克可以证明这一点。无论你对这件事多么的不以为然：它其实只具有象 征意义，这些小鱼随后会被再一次捕获；这并不能改变每天依然有很多人在捕鱼这个事实；这最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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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辉链接 算得上杯水车薪（或沧海一粟）。虽然它改变不了这些事实，但是僧侣们确实相信某些东西，他们这 样做是出于善心和怜悯。 杰克和我曾经一起讨论过这件事。有一个问题我们始终无法释怀，即，这些僧侣显然是在致力于 做一件好事――但他们能不能做得更好呢？ 如果他们的目的是拯救这些每天被捕获的小鱼，那么他们为什么不事先把报酬支付给这些渔夫， 告诉他们呆在家里不用出海去捕鱼呢？这样做有很多好处。首先，鱼不会因为被捕获离开水面而受伤 或丧生；其次，渔民们不用重复做无用功――每天破晓便出海捕鱼，然后又看着捕回来的鱼被放生回 大海，这样不仅可以节省汽油，而且可以节省鱼饵。 这些僧侣们的愿望无疑是美好的，但是他们很可能并没有找到实现他们这个美好愿望的最佳方 法。当然，或许有人会争辩说，这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悲剧；放生这些鱼绝不会涉及到某个 严峻的全球关注的问题。但是这确实是一个教训：要想真正解决问题，我们不能只流于美好愿望。这 个教训对于我们与贫困的斗争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真正严峻的全球关注的问题，在这一问 题上，造福于人类的美好愿望往往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重要的资源，可惜的是，这通常也是我们能够 得到的唯一的资源。

与贫困作斗争（或拯救鱼）需要双管齐下 僧侣们的这些努力，即，把怜悯心付诸于行动，积极地为他人做一些好事，反映了我们内心中最 美好的那一部分。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绝大多数与贫困做斗争的工作就属于这一类。任何源于 这种真正的利他主义的任何激情或冲动都应该得到鼓励。 但是，这些僧侣的做法、这一桶鱼的命运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许多时候，即使我们拥有世 界上所有的美好愿望，我们仍然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果和最有效率的方法。这是真的，无论是 我们想拯救鱼，还是发放小额贷款，分发抗疟疾的蚊帐，或赠送驱虫丸。我们真正需要知道的是，我 们应该怎样去采取实际行动而不仅仅只是流于美好的愿望？我们怎样才能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 迄今为止，在反贫困这个问题上唯一真正达成了一致意见的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认识。全 世界有三十亿人（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每人每天的生活费只有 2.5 美元。（要明白，这里所 说的 2.5 美元是根据生活成本调整后的数字――这样去想吧，在美国每天你就靠这 2.5 美元能买到的 东西过日子，你会觉得怎么样？）有关援助和发展的公开对话中――即在寻求减少世界各地的贫困问 题的无数相关的人士、组织和项目当中——在解释为什么世界上存在着如此大规模的贫困现象时存在 着两个相互竞争的观点。一个阵营坚持认为，在各种援助项目中，我们的投入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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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辉链接 大幅度的提高我们的参与水平。他们指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用于减少贫困问题的开支平均不到其 收入的 1％。在他们看来，我们甚至还没有为现有这些援助项目提供一个公平的机会，我们所要做的 第一件事是投入更多的钱，而且要多很多。 另一个阵营则提供了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解释：像现在这样的援助根本不可能起作用，它们只是 简单的把钱砸进去，这肯定与事无补。他们指出，在过去的五十年中，最富有的国家为了减少贫困问 题已经花费了 2.3 万亿美元。因此他们追问：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到底做了什么？贫困和匮乏仍然困扰 着半个地球，我们还能声称我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吗？不！他们说，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开始。今 天这些援助项目和发展组织松弛软弱、协调失当，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它们不用对任何人负责，这是 注定要失败的。他们强调指出，我们必须从像联合国这样的过度发展的笨拙繁琐的国际组织中撤出资 金，与它们彻底脱离关系，转而聚焦于更小型的、更灵活的、土生土长的项目。 每个阵营都声称自己有著名的经济学家加盟，一方是联合国顾问、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弗里• 萨克斯（Jeffrey

Sachs），另一方是世界银行的前高级官员、来自纽约大学的比尔•伊斯特里（Bill

Easterly）。萨克斯和他的支持者跟我们讲述了许多完美转型的故事。以伊斯特里为代表的另一方则 讲述了另外一些截然不同的奇闻轶事（这个世界是腐败的，凡事最终都将注定走向失败，等等）。结 果呢？争论造成的分歧与不确定性导致援助项目进展迟缓，甚至陷入了完全的停滞，总而言之，就像 一辆失事的列车，再也无法前行了。 杰克和我都认为实际上还是有路可走的。我们的直觉是，到了最后，甚至连萨克斯和伊斯特里都 会同意如下观点：援助有时候有用，有时候没有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关键的问题是什么项目是有效的。争论可以天马行空，寻找答案则必须脚踏实地。我们必 须关注细节，而不能各走极端。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穷人们所面临的具体的挑战或问题吧，试着去了 解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提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然后进行实验弄清楚它是否有效。如果这个解决方 法是有效的——并且如果我们能证实它持续有效——那么我们就可以扩大它的应用范围以便于为更 多的人服务。如果它是无效的，让我们做出改进或者尝试一些新的方法。我们不可能通过这种途径一 下子就根除贫困（当然，没有任何一种途径可以做到这点），但是我们确实能够——并且已经正在— —做出改进，向根除贫困的目标前进，取得真正的、可衡量的和有意义的进展。这就是前进的道路。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双管齐下。 第一个努力方向是，要努力弄清楚各种问题的原委。有些问题是系统性的，既体现在整个群体（甚 至整个种群）的相互交往、相互交流信息的方式当中，又体现在他们进行买卖交易的方式当中。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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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辉链接 地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作为个体要面对的问题，与我们决策的方式有关。现在，我们转向 行为经济学，它的洞见极具启发意义。 在过去，经济学家们会以一种相当呆板的、机械的方式去思考这些僧侣的行为。他们会讨论这些 鱼的成本、这些僧侣为这些鱼的生存所赋予的价值、渔夫的时间的机会成本，还有因开动小船而耗费 的燃料的社会影响。他们会一直这么分析下去，直到你昏昏欲睡为止。更重要的是，到最后，讨论的 结果依然是，很可能和尚们还是会把这些鱼倒入到玛丽安德瑞尔港的防波堤边的海面上。 上述这种观点其实是非常狭隘的，现实世界中的人并不会如此行事。传统经济学为我们引入了“经 济人” ——理性决策者的原型。借用理查德·萨勒（Richard Thaler）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 在他们合著的《轻推一把》（Nudge）这本书中的一个术语，我把这些“人”称之为庸俗经济人（Folks Econs）。当他们需要在两个选项之间做出选择时，庸俗经济人会对所有可能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衡量， 计算出每一个选项的“期望价值”，然后选择期望价值较高的那个选项。除了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之 外，他们还像是一台有条不紊的异常可靠的计算机。由于掌握了准确的信息，他们总是选择满意度最 高的那个选项。 行为经济学在两个方面对上述这种狭隘的定义进行了扩展。第一个方面的扩展比较简单，即强调 金钱不是万能的。在某种意义上，这并算不上一种新的观点。例如，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 ——虽然许多方面的迹象都表明他是一位“传统”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在运用经济分析方法来思 考婚姻、犯罪、与生育方面的问题。第二个方面的扩展则有点激进。与庸俗经济学不同，行为经济学 认为我们不能总是通过分析成本－收益来做出决策（甚至有时候虽然我们已经对成本－收益进行了分 析，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做出决策）。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不同的优先事项；有的时候，我们会感 到心烦意乱或在一时冲动之下做出决策；又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数学计算上出错；还有的时候(比我 们自己乐意承认的还要频繁得多)，我们会出现令人震惊的前后不一致。为了区别于传统经济学中的 庸俗经济人，萨勒和桑斯坦使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术语——“人”（Humans）。在本书中，我们也会 这么做。 行为经济学能够涵盖许多更微妙的行为，甚至前后不一致的行为。这类行为的例子有：当我们想 减肥时却继续偷吃糖果；或者，当我们正在努力偿还信用卡债务时却仍然出去大吃大喝。这可能表明 僧侣们的所作所为与传统经济学所说的那一套东西是不一样的。或许僧侣们把鱼放生回大海只是为了 履行他们不捕鱼的承诺；或许他们很喜欢听到把鱼连同水倒入防波堤边的海面时所发出的清脆的哗啦 声；或许僧侣们喜欢看到小鱼像炸开的爆竹一样飞似的离去；或许出于某种心理上的原因他们喜欢看 到鱼儿活蹦乱跳；又或者僧侣们只是用这种简单的低效率的方式换取那一刻的精神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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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辉链接 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突破表现在，它强调如果想了解这些僧侣做出这种行为的原委，我们 必须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做出这个决策、他们的这个决策是如何做出的。与传统经济学从一组核心法则 出发进行演绎推理的思维方式不同，行为经济学通过观察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行为来构建决策模 型。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的,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设计更好的方案来解决贫困问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完全丢弃旧的模式。行为经济学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但是这个谚语 仍然适用：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你有了一把锤子,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钉子）。一些反贫 困项目的灵感直接源于有关具体细节的经济学研究。新旧方法的结合给了我们弄清楚我们所面临的问 题的原委、设计并实施最佳解决方案的最好的机会。这要分两步走。 第一步，即弄清楚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原委，是一个的良好开端，但是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试 想一下，你被困在一个荒岛上，身边只有一艘锈迹斑斑、千疮百孔的手划艇。仅仅知道问题的原委是 不够的（不管认识多有深刻）：我们明白，这艘手划艇不能再用来航行了，但搞清楚这一点并不会把 我们带回家乡。我们必须找到方法修理好它，或者干脆建造另外一艘更好的手划艇。 因此需要第二步，即严格的评估。对各种各样的相互竞争的项目进行评估——这类似于上述的例 子中：是设计并建造出一艘新的划艇还是修补原来的划艇——看看哪个项目更有效。有创意的、精心 设计的评估方案可以更进一步帮助我们弄清楚为什么一个项目比另一个项目更好。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僧侣们应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我可能会建议，建立一个市场，雇用渔夫们 去从事其他工作，让他们不必再出海捕鱼。对于僧侣们来说，要想拯救鱼，这种方法将会更有效。从 理论上看，这种方法应该是可行的，不过，最终结果则有待于我们去实践和检验。 有时候失败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假设僧侣们实际上很乐意为渔夫不出海捕鱼而支付报酬，而不在 乎能不能亲眼看着小鱼飞快地四散而去、返回大海，那么他们就可能会不得不面对一个因无法实施而 导致的难题。这可能是一个信任问题：僧侣们会担心，渔夫们虽然承诺不出海捕鱼，并以此获得了报 酬，但是他们可能还是会继续出去捕鱼；或者，这也可能是一个监督问题：没有足够多的僧侣去盯梢 所有的渔夫以确保他们履行不出海捕鱼的诺言。一个严格的评估能够为我们指明：为什么“不捕鱼市 场”无法实现拯救更多的鱼的目标？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回到讨论发展问题的语境背景下，严格的评估可以帮助我们平息关于如何最有效地抗击全球性的 贫困问题争论，具体途径是，来到现场，弄清楚各种具体的项目是否有效。（事实证明，有些项目比 其它项目更好——而且在很多时候，会好得多得多。）你可能认为这根本无须多说。你可能会假设援 助组织会对自己的援助项目经常进行仔细、严格的评估，以看看他们是否已经做到最好。如果你真的 这样想的话，那么事实将会让你感到很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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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辉链接 一直到最近，对于在与贫困的斗争中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我们所懂得的，依然少之又 少，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现在，通过衡量各个特定的发展项目的有效性，我们开始获得了一些 长期缺乏的真凭实据（你将在接下来的这几页中读到其中的一部分）。本书的下一章将更详细地介绍 我们具体是怎么做的。 微型信贷，即为穷人提供小额贷款，一度被认为是一个完美的设想。在有证据证明它的作用之前， 这种设想就已经被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得到了长期的支持。这种设想之所以让人兴奋，在很大程度 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设计的独特的小额贷款项目很吸引人。它拨动了人们的心弦：小额贷款项目 经常瞄准女性，许多人认为整个家庭将会因女性的经济赋权而受益（因为小额贷款使女性也拥有了赚 钱养家的机会）；小额贷款项目也往往青睐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这些人，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的资本， 他们就有能力通过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开拓进取的精神极大地改善他们的生活；小额贷款还能够惠及社 区，许多人相信通过社区而不是个人，我们更有可能获得成功。 但是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热情是令人惊讶的：这里似乎存在着某种判断高息贷款的有益性的双重 标准。一方面，我们看到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涌入小额贷款项目，这些项目借钱给窘迫的微型企业时的 利率参差不齐——按年度百分比来计算，从 10%到 120%都有（全都以减轻贫困的名义）；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数百万计人面对发薪日贷款时则显得义愤填膺，而这项以家庭为发放对象的贷款业务同样 标榜自己的目标是帮助美国的穷人，其利率也与小额贷款差不多。 由于没有掌握这些贷款是否真的可以让人们过上更好的日子的基本事实依据，我不知道该相信哪 一方，更不知道该如何调和这两种观点。但是严格的评估可能——而且确实——有助于做出判断。许 多人都会惊讶于在南非进行的一项研究的结果（我们将在本书第 4 章讨论这项研究），这项研究发现， 获得小额货款的人，即使年利率高达 200％，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比平均水平好的多。但是这并不意味 着小额货款项目对所有人都有好处。我们在表达自己的强烈意见，很肯定地说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 无效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的时候，应该先用批评的眼光去审视我们的观点。我们真的有具体 的事实来支持它们吗？ 我们将会在本书中看到，上面概述的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是一个强大的经济工具。不管对象是本 科生还是博士生，每当我讲授发展经济学的时候我都会使用它（尽管方式会略有不同）。我们的讨论 主要围绕三个问题来展开。第一，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同时运用行为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这两个工具 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构成了本书所强调的双管齐下中的“第一管”。另外两个问题是，利用我们手头 现有的这些“设想”，政府的政策、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的参与真的能解决贫困问题吗？世界能够因为 它而向好的方向改变多少呢？通过严格的评估来回答这两个问题构成了双管齐下中的“第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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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进辛格的湖”吧 即使并不存在可以证明某些特定项目的有效性的坚实的证据，人们还是找到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去 参与并支持与贫困做斗争。其中一个原因来自道德方面。它非常简单明了：假设你正在去参加一个聚 会的路上，如果你错过了这个聚会你将会损失 200 美元，在你经过的路边有一个湖，这时，你看到一 个小孩落水了。你会不会出于道德义务，立即停下来，并跳进湖中去救这个小孩呢？——即使这样做 你将会失去 200 美元。 大多数人认为会。 但是，你会出于道义上的原因捐献 200 美元给某个扶贫组织去拯救一个小孩的性命吗？大多数人 的答案会是“不”——或者，至少，他们不会真的开支票付钱。 这个例子出自于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辛格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功利主义哲学家，他是我 心目中的知识英雄。在很多特定时刻，我都会想到这个例子，例如，当我在商店里被引诱购买一些我 根本不需要的东西的时候。问题在于，这笔钱能不能花的更值得一些呢？ 辛格的基本思想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其中至少包括我本人，但是，他的论证的逻辑结论是让 人难以接受的。他的严密的功利主义的推理的言下之意是，除了我们确实极端缺钱以至于真的不能以 两百美元为代价去救一个小孩这种情况之外，我们都应该放弃这笔钱。然而，或许只有庸俗的经济人 才会在这种冷酷无情的逻辑力量的驱使下真的这样去做。（当然，我们还是假设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依 然是尽力去救这个溺水的小孩。）事实上，没有人会这样做——甚至辛格本人（一个不知疲倦地提倡 功利主义的人）也不会。 因为这个落水事件类比让我们很不舒服，所以我们想找出这种论证的逻辑漏洞。我们提出了多种 反驳。通常，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指出：你跳入湖中奋力将小孩救离了险境，世界就因你的行为而有所 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你亲眼看到的是，你拯救了一条生命。但是，当你捐钱给援助组织的时候， 你与接下来会发生的事件之间的链接就不那么清晰了。你怎么知道你的两百美元是真的被用来去做有 益的事的呢？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用来回应这种反对意见的。我希望能近距离地观察一些成功（和失败）的 案例，以便让我们相信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对的——如果我们致力于对援助项目进行严格的测试，并 且支持那些行之有效的项目的话。 人们对辛格的落水事件类比的逻辑推论提出的第二种反对意见与所谓的“可识别的受害者” （identifiable victim）有关：当我们眼睁睁的看着一个小孩在水中挣扎的时候，我们会模糊地感 觉到在道义上，有些东西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为了节约两百美元而置之不理；反之，在马达加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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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辉链接 那个需要 200 美元援助的小孩，却是我们无法看到的。从逻辑上讲，这种反对意见很容易驳倒的。如 果有个人跑到你家里来告诉你，有个小孩落水了，虽然你没有亲眼见到这个小孩落入湖中，你还是会 去救这个小孩的。对某些东西视而不见并不能解决道德难题，我们不能通过缩小我们的视野范围而把 我们的责任界定在某个狭小的特定区域内。无论一个孩子身处世界上的哪个地方，无论我们是否看得 见他，他仍然是个孩子。 麻烦在于，虽然这种驳斥在逻辑上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它却缺乏一种本能上的推动力。我们不能 满足于推理说，这一切与我们对他们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有关。我们得有直接的感召才会采取实际行动。 触手可及的行为经济学解决方法 说到底，这些援助组织的资金来源是我们的怜悯心。凭经验，它们知道只跟我们讲道德义务并不 能解决全部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各种援助组织为了获取资金，而长期运用“可识别的受害者”这类策 略的原因。例如，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承诺给你一张被资助小孩的照片或者他（她） 的一封亲笔信，以此来换取你每个月三十美元的资助。与其用事实、数字、表格（这些东西可能对一 个经济人有效）来打动资助者，各种援助组织更愿意利用我们作为“人”这个事实。它们充分利用了 我们的情感。 这正是行为经济学在慈善机构的“市场营销”中的应用方式。一旦你深入了解了援助者的内心世 界，你就能想出更聪明的策略来筹集资金。 这类策略的一个例子是把捐献与购物捆绑在一起。这种筹资策略可以减少捐献者捐钱时的刺痛 感。最近，我在全食食品超市（Whole Foods Market）排队付款时，收银员指着柜台上的一张小小的 宣传单问我，是否愿意为完整行星基金会（Whole Planet Foundation）捐献一美元钱。如果我愿意 捐献，她会扫描一下传单里的条形码，然后在我的账单上多加一块钱。 与购买商品已经付出去的一百美元相比，多付一美元根本不算什么，你甚至可能会完全忽略它。 但是你却会从这件事中得到很大的乐趣。当你拎着所购物品走出全食食品超市时，你会突然感觉良好 ——因为你做了一件积极有意义的事。从这个事例，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完整行星基金会一直拥有大量 捐款的原因。 筹集资金的另外一种行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方法是，把捐献给人带来的积极感受（做好事给人带来 的满足感）与消极感受（失去钱财的刺痛感）分离开来。如果你能在付钱之前就预先体会到满意的感 觉，给予便会变得很容易，那么也就不会再产生“我又囊中羞涩了”、“我的钱包又变瘪了”这类令 人不愉快的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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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辉链接 这就是隐藏在 2010 年 1 月发起的“向海地发信”（“Text to Haiti”）的运动所取得的现象级 成功背后的心理机制。在这场毁灭性的地震发生之后的数周之内，提供援助的人以前所未有的数字递 增，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每个人的捐款数额虽少——绝大多数只有 10 美元，甚 至更少——但是它们累积起来的数额却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仅仅在头三天内，通过短信提供的捐赠总 额就超过了一千万美元。 通过短信进行捐款这种方式只需要花费捐款人短短几秒钟的时间，但却足以让他感到心情愉悦。 一旦你输入“HAITI”，并按下发送鍵，你便会收到一个即时回信，内容是“感谢你的慷慨捐助”。 你几乎没有时间去考虑月底的手机账单。而且，当它真的送达你手中时，你也能很容易地接受账单里 多出了十美元这个事实，因为它被包含在了手机服务的其他项目当中——这项花费原本就是你准备承 担的。 除非，你是卡拉（Cara）。以下内容是摘自一个真实存在的脸谱网（Facebook）页面： 卡拉在她的简介中写道：“我已经发了 200 多条内容为‘HAITI’的短信到 90999……这就是说， 我已经为海地救灾工作捐赠了超过 2000 美元(原文如此)。加入我的行列吧!” 以下是对卡拉的评论： 诺亚：你的父母看到你这个月的手机账单，可能会很不愉快。 卡拉：反正又不是我的钱！哈！ 卡拉：等一下……这难道会增加我的手机费用吗？我原以为它是免费的… 亚伦：卡拉，你中招了。不是你想的那样，所有的短信都是 10 美元一条的。 卡拉：哦～～哇！你确定吗？这对我来说真的太糟糕了。 亚伦；是的，我在一次足球比赛中看到过，他们会把费用算到你的手机账单上。 克洛伊：是的，每条短信 10 美元。卫生与公众福利部(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的一位 女士在脱口秀节目《科尔伯特报告》（The Colbert Report）中就是这么说的。呜～～你难道还想让 别人为你支付手机费吗？ 卡拉：谢谢你们。明白了！哈哈,海地人民现在一定很爱我！ 凯尔：一张 2000 美元的手机账单？这个事情本身就很滑稽。 亚伦：那……你可能会有点麻烦，但是，这件事情至少有一个好处。 卡拉：刚刚数了一下我发的短信……总共发了 188 条。手机费 1880 美元……这一点也不滑 稽！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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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辉链接 不要紧的，卡拉。跟你付了 1880 美元手机话费这个失误相比较，还有更糟糕的呢。况且，这种 事又不会经常发生。大多数情况下，在捐赠的时候，人们是知道自己捐了多少的。 但是，某些行为营销方法可能会使捐赠者无法确切的知道他们捐了什么，或者捐给了谁。这更让 人不安。 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来看看“起哇”网（Kiva.org）吧。“起哇”网是一个很爱欢迎的网站， 它为全球的小额信贷经营者筹集资金。如果你问“起哇”网一个用户——它是怎么工作的，你可能会 听到这样的回答：你先登录进去，然后阅读需要贷款的人的故事。当你找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的时候， 你可以资助她，方法是点击她，通过“起哇”网货款给她。当这个客户（接受贷款的人）归还她的贷 款的时候，你就可以拿回你的钱了。 这就是大多数“起哇”网的用户告诉你的东西。但是他们错了。 假设你点击进去，为一个秘鲁的客户提供了一百美元的贷款。但这只是事情的表面，贷款事件背 后发生的真实故事是：几个星期之前，银行职员去现场拍了一些照片，然后为这个客户写了一个简历。 你在“起哇”网上看到的就是这些简历。当你点击进去，为这个女士提供贷款时，你实际上是为“起 哇”网提供了无息贷款。然后“起哇”网再把这一百美元无息贷款给某个秘鲁的小额货款放贷者。这 个秘鲁的放贷者再以 40%到 70%不等的年利率贷款给一些客户（但这些客户并不一定包括你点击选中 的那个，她可能在之前就已经获得了贷款）。如果你选定的这个客户违约，你就拿不回你的一百美元 了。但是这种事极其罕见。大多数时候，会有另外一个客户为她偿还贷款，或者这个放贷者自己把钱 还上（这个放贷者为了吸引更多的贷款，需要在“起哇”网上保持良好的记录）。这就是它真正的运 作方式。 在无数次的随意的交谈中，人们告诉我，他们之所以使用“起哇”网，是因为他们喜欢这个创意， 把他们的钱借给那些特定的人，这些人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他们。他们觉得自己与这些故事中的人联 系在了一起，这种感觉促使他们愿意为这些人付出。 关于这件事，我感到喜忧参半。当然，能筹集到更多的钱自然是一件好事。“起哇”网为小额货 款筹集到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截止到 2009 年 11 月已经超过了一亿美元）。问题在于，在选定援助 项目的时候，如果我们根据的不是它的效果，而是其他什么东西，那么手段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背离目 标。有些策略对筹集捐款很有效——例如，只关注那些容易识别出来的潜在捐献者——但是对于制定 真的能帮助穷人改善他们的生活的援助计划不一定有效。 最好的那些组织，不仅追求筹资活动的效率，还同样致力于追求所实施的项目的有效性——这些 项目实施的方式通常都是不同的。关键在于，他们必须认识到，并且打心眼里尊重这些差异。我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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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辉链接 须相信他们，才能确定这些奇闻轶事是不是具有真实的、系统性的影响。我们还必须相信，虽然他们 在吸引捐赠者的时候，会利用一些奇闻轶事，但是，他们在设计项目、制定实施方案时也会使用严格 的证据。 对于一个组织来说，赢得别人的信赖绝对称得上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

我们可以要求做得更好 幸运的是，我们不必完全依靠这些发展组织。如果我们想让这些援助项目得到最好的实施，我们 就必须认识到，作为援助者——这些支付账单的人——我们才是真正的掌舵者。是的，我们，你和我。 大型援助者——各国政府、主要的慈善基金会、世界银行——很重要。但是，小型捐助者更重要。 在美国，个人捐助者每年贡献的捐款额超过了 200 亿美元，总额相当于所有企业、基金会的捐款和遗 赠的总和的三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援助组织会不遗余力的开发一些急功近利的项目以达到向我们 筹集资金的目的。你可以确信他们会对我们给出的激励机制做出及时的响应。 杰克和我会对你（作为捐助者的个人）如何掌控整个事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并以此作为本书 的结尾。我希望我没有破坏悬念，尽管我在这里就提前把底线告诉了你们。愿意开出支票捐款是件好 事情，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尤其是，我们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就做出了捐款决定，或者不会对援助项 目进行仔细审查（这要感谢行为营销）。 相反地，我们应该弄清楚，我们的钱用在哪儿会产生最大的作用，然后再把钱送到那儿。一些大 型的援助者，像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和休利特基 金会（the Hewlett Foundation），已经在尝试着这样做，并开始把它作为一项政策——当然毫无疑 问，援助组织会做出回应，他们会提供证据，证明他们的援助项目是有效的。虽然，小型的援助者势 单力薄，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如果小型援助者能够联合起来，要求援助组织提供他们实施的项 目产生了实际影响的证据，你可以打赌，这些项目会得到更好的结果。或许，如果行动起来响应这件 事的援助者的人数达到了某个临界值，那么我相信，慢慢地，关于援助这件事，整个社会的观点都会 改变。这不仅使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筹集到的资金，还可以帮助怀疑论者（他们觉得不值得给予援助） 确信，只要使用正确的方式，援助项目是会起作用的。 还记得卡拉的 Facebook 的网页吗？这里有一点至关重要，最初，卡拉觉得给海地发短信不仅很 简单、很容易，而且还很酷——酷到让她觉得值得在 Facebook 上分享。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对我们 大多数人来说，总想让社会知道我们援助了些什么——援助组织也明白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 我们看得见的捐赠的象征物，像腕套、贴纸、丝带等也都是很好的筹资工具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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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辉链接 只要是出于美好的愿望，任何人的行为都是值得赞扬的，无论他们的行为最终在多大程度上偏离 了最优目标。但是，如果所有人都认为经过评估、效果明确的援助方式是最酷的，那么，我们对这个 世界的贡献必定将会大得多。

本书的内容安排 理论就暂且先讨论到这里。我们怎样才能确切地判断哪个项目是最有效的呢？在下一章里，我们 将会给出具体的细节。在本书的其余章节，杰克和我将会与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所了解的真正有效的一 些特定项目的特征。在这些成功的项目当中，有许多项目的创意出人意料的简单，并且真正击中了要 害。它们蕴含着极具创新价值的洞见与极其有效的解决方法，为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 ——都要从事的共同事业指出了成功的新途径，让我们更好地适应与贫困的斗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本书各章节是根据从购买到配对的各种根本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活动来组织和命名的（还有一些活动 则介于购买与配对这两者之间）。 本书第三章专门考察各种发展项目经常被忽视的一个方面：如何向穷人推销它们。我们往往假设， 一个好的项目，设计就意味着一切。这种想法其实非常奇怪的，因为，在发达国家，没有人会认为， 根本不需要正确的销售方法，仅凭良好的产品设计就足够了。 本书第四章到第七章分别探讨微型金融项目的各个不同方面——从形形色色的小额信贷项目到 各种储蓄项目。这个主题之所以值得深究，是因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从实践上看，它几乎 与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关系。在美国，随时都可以利用正规的金融渠道用。如果你办了一张信用卡、持 有一份抵押货款或拥有一个银行账户，那么你便成了由借款人和储蓄人所组成的庞大的网络中的一部 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使用金融工具这种解决方法在很多方面都很有效——而且应用范围也很广— —在发达国家，人们确信，这些金融工具是专门为帮助穷人而量身定做的。有一个一直都无法忽视的 事实是：与任何其它发展工具相比，小额贷款被倾注了更大的热情，并获得了更长久的支持。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如此细致的考察小额贷款这个金融工具的第二个原因。在“援助行业”，它已经成了如 此突出的一个典范，以至于你会认定它就是一味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这里，我们需要表明我们的 立场：首先，我们认为即使发挥了所有的优点，小额贷款也远远不是万能的——当然，它确实能带来 一些真正的益处。第二，如果项目设计得好，就肯定不仅仅关乎信贷，也会关乎储蓄。小额贷款项目 的工作重心将会从借贷转向储蓄。在这个过程中，大型的援助机构，比如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将会起到领头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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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辉链接 第八章到第十一章是扩展研究。我们将研究除金钱之外的解决贫困的其他方法，并且将会触及到 一些全新的领域——你不可能期望能够在传统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中找到这些领域。我们将看到，从 公共领域（比如，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家长送子女上学）到更私密的空间（比如，医生的办公 室），最后到人们的卧室，在所有这些农业、教育、健康以及两性问题上，都出现了全新的研究方法。 我们将会发现，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已经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的许多工具，也同样能够服务于穷 人。 最后，在本书结论部分，我们设想了一些前进的道路——既包括一些能使穷人的生活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的具体的设想，也包括我们每个人都能做的、能够帮助穷人取得成功的事情。 我在本书中涉及到的主要研究是评估。在确定应该采取哪种发展方式时的具体依据，并给出了确 凿的证据。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唯一要考虑因素。要想有创新，要允许我们去尝试新事物，也要允许我 们失败。要向前推进，我们要有新的观念，作为援助者我们应该鼓励这些。 杰克和我并不认为我们在这本书里给出了所有的答案。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中一再看到的，行为经 济学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像其他人一样，穷人也会犯错并最终导致他们变得更贫困、更不幸、更不 快乐。（如果他们不会犯错，那么只需要通过向其他人出售这种经验，就足以摆脱贫困了。）把这些 错误鉴别出来，并纠正之，是解决全球贫困问题的先决条件。要想实现这个目标，没有捷径可走。即 便是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也不可能利用某个简单易行的方法一劳永逸地战胜人生中所有的挑战。 这也就是说，为自己着想，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一点一滴点地把所有这些顽固的深层问题逐 个啃掉，这正是我们正在开始着手做的事情。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改进我们的决策、大幅度地提高我 们的生活水平的具体方法。我们能够利用、而且确实已经利用一些新的工具——例如我们在下文中将 会讨论到的“明天储蓄更多”计划（Save More Tomorrow）与 StickK.com——保证自己钱花得更明 智、储蓄得更多、吃得更好、生活得更接近于我们的梦想。我们必须理解，大量地存在于我们自己的 生活当中、使我们的生活更富足的这类解决方法，同样能够令那些最需要它们的人的生活得更好。这 是思想上的一个大跨越。 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搞清楚，这些解决方法当中哪些对改善穷人的生活真正有效，然后再努力为遗 留的问题找到新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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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者 上海季风图书有限公司 上海季风书园读书俱乐部 Email:jfbooksclub@vip.163.com 【季风书讯】网站：http://www.jifengshuyuan.com 季风书园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jifengts 季风书园淘宝商城店：http://jifengts.tmall.com QQ 群 1：328386406(季风书园读书俱乐部) QQ 群 2:85186717（季风志愿者之家） 联系电话：021-5382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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