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欧洲：危机下新的势力分布图》 《为什么他们是犹太人》 《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手稿本》 《玫瑰雨革命：我的丈夫切·格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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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堆糖 荷兰海牙老图书馆
编后小记
编后小记 这几日在海外，没法说本期推荐的新书了，但临行前带了一本三辉将要出版的新书 《康德的先验观念论》，此书是英语世界最近 30 年来最重要的康德研究之一，大约最近 几日便能上架，也可算是说新书了。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出生于柯尼斯堡，德国哲学家、思想家、德国古典哲学 创始人。他被认为是对现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启蒙运动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 其一生深居简出，终身未娶，过着单调刻板的学者生活，直到 1804 年去世为止，从未踏出过出 生地半步。
自康德以后 200 多年，各种哲学少有能绕过康德的，即便是完全关怀现实生活的政 治哲学。几个月前出过一本阿伦特的《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便是由康德的《第三批判》 出发，来展开她自己的政治哲学叙述，阿伦特将康德的“独立判断的自律”推向公共领 域，转化成克制“平庸之恶”从而对抗极权政治的利剑。大致而言，我们所见的几乎所 有伟大的哲学，几乎都来自于哲学家对现实的历史运动的思考，无论它们看上去多么玄 而又玄，多么抽象、晦涩，仿佛远离我们的生活。据说黑格尔正是在看到骑在马背上的 拿破仑从他窗前经过，才意识到这就是“世界精神”，而历史则将在世界精神的胜利之时 终结。那是 1806 年的某一天，在他的《精神现象学》完稿的那个清晨。而康德的那些难 懂的哲学与我们的关系则在于：唯有康德，才真正开启了现代政治的道德基石，指出人 的政治权利和平等有着无条件的道德基础。当然，这是通过一个庞大体系的建立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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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小记 的证明过程来确认的。然而康德这些思考的出发点仍然是建立在对现代命运的关怀之上。
在康德那个时代，现代知识和现代生活正迅速地改变着旧有的世界图景，如何思考 当时的“现时代”，如何为那个时代的理想（那个新兴的资本主义体制）建立可靠的知识， 成为当时思想者主要的任务和困扰。当时的思想生产极为璀璨，即便以今天的方式去看， 依旧是一座座难以想象的高峰。康德哲学有两个重要的来源，这两个来源给康德提出了 他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以及他最终要完成的哲学的性质。这就是休谟的由“实然”无法推 出“应然”的休谟难题，以及卢梭的“人的自由权利”，前者造成了康德的哲学革命，后 者则是这个哲学革命的本质，即康德哲学所要论证的全部内容。
休谟难题从经验的有限性、可错性证明了我们无法从“是”推导出“应是”，这造成 了一个困难，即我们永远无法从现在的事实出发，知道什么是适合于我们的好的社会， 但同时，休谟的经验主义又由于开辟了对理论理性的批判，消除了一切外在地强加于自 由的法则，从而为人的彻底解放开辟了道路。经验主义的伟大，在于它去除了知识上的 独断迷梦，为开放的自由打通了道路。然而在那个新兴的现代性给人们带来无限希望的 年代，我们如何能将自己的自由未来建立在无法确定的基础之上呢？康德认为，我们的 知性，尤其是因果关系所依据的那些原则，不能仅仅以经验为基础，以免它们不再具有 必然性和普遍性，使得必然性和普遍性的事物成为不可思议的东西，并因而使科学，尤 其是数学物理学，失去它们存在的可能性。康德由此出发，开始了为现代性建立可靠基 础的庞大的哲学工作，这项工作后来被称为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他开启了一种新的 哲学基础和范围，即用“独立于所有经验的合法的范畴来表述问题”，这便是他于 1776 年完成的“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自此以后，人们在讨论现代问题时便再不能绕 过康德。三辉将要上架的这本新书《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便是近年来最重要的康德研究， 我们下次再讲。
2014.7.9 上海季风书园读书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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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目录 编后小记 目录 季风本周推荐 第一部分 《 1959-1962 的 中 印关系：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视角》 《德国的欧洲：危机下新的势力分布 图》 《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 附： 东欧剧变和欧洲重建（1989-1990）》 《乌克兰变局真相》 第二部分 《为什么他们是犹太人》 《孤独症儿童早期发现》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媒介形象流 变研究》 《科学中的性别》 《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 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 第三部分 《中国龙的发明：16-20 世纪的龙政治 与中国形象》 《天理教事件与清中叶的政治、学术与 社会》 《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手稿本》 《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 第四部分 《在西方的目光下》 《从徐霞客到梵高》
《玫瑰雨革命：我的丈夫切·格瓦拉》 《巴尔扎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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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1959-1962 的中印关系：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视角》 《德国的欧洲：危机下新的势力分布图》 《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 附：东欧剧变和欧洲重建 （1989-1990） 》 《乌克兰变局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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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1962 的中印关系：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视角》 邱美荣 / 同济大学出版社 / 2014-5 / 32.00 / 中印关系研究
目录
本书研究了影响 1959-1962 年中印两国在 其边界危机发生之后进行管理的诸多因素，如 中印两国的地缘政治、中印两国的国内政治， 以及中美苏、美苏印等大国间权力政治等诸多 因素，力图解释这段时间中印边界争端缘何恶 性升级发展为战争，虽然中印两国曾经一度都 希望和平解决这种争端。本书兼具历史分析与 理论研究，适合于对国际问题感兴趣的普通读 者，也能作为专业研究人员的参考读物。 邱美荣，安徽庐江人，1974 年 11 月生。 10 年的大学教育先后在安徽师范大学、南京大 学和复旦大学取得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 2002 年以来一直在同济大学工作，从事国际危 机管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危机政治：理论 与实证研究》是上海学界第一篇研究国际危机 管理的专业学位论文，被国家图书馆收为专业 查阅文献。自 02 年以来，在国际危机管理方 面发表研究论文近 20 篇，并先后在香港大学、 牛津大学和美国太平洋大学等开展学术研究， 成长为国内学界研究国际危机管理的骨干力 量。
序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综述 第二节 中印边界争端（1959-1962）的研究现 状及问题 第二章 国际危机与危机管理：概念界定与分 析路径 第一节 国际危机的概念 第二节 “国际危机管理”的定义 第三节 国际危机的研究途径与决策模式 第三章 国际危机发展模式研究 第一节 国际危机发展的涵义与分析要素 第二节 国际危机开始模式 第三节 国际危机升级模式 第四章 国际危机发展模式的影响因素研究 …… 绪论（节选） 纵观整个国际关系史，国际危机是世界历 史的常态，从早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今天的 美伊战争和朝核危机，危机一直伴随着人类历 史的发展过程。所以，在外交史研究中有很多 关于国际危机期间各国政府活动的分析和论 述。不过，把国际危机和危机管理作为一个独 立的专题甚至是一个学科来研究，却是 20 世 纪 60 年代后的事情。自此以后至 80 年代末， 西方学士界兴起国际危机管理的一个高潮，其 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独特的冷战时代背景。这一时期，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他们之间的对抗和危机，曾经数次将人类社会 拖到核战争的边缘，双方都充分意识到危机失 控的严重风险。所以，如何避免美苏两大集团 危机管理失控的研究一直在危机管理研究中 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时至今日，美国仍有大 量的研究人员把核危机作为主要课题进行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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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欧洲：危机下新的势力分布图》 乌尔里希·贝克 / 袁杰 / 同济大学出版社 / 2014-5 / 政治研究
社会学教授。与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和拉什共 同提出“第二现代”的观念，力图在现代与后 现代之间开辟出“第三条道路” 。主要著作有： 《风险社会》 （1986） 、 《反毒物》 （1991） 、 《生 态启蒙》（1992）和《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 （1994）等。 目录
在本书中，作者打算对危机做出一种新的 诠释，并尝试对人们每天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以 及在报纸头版中读到的消息进行深入的研究 探讨它们的内在联系。作者的看法是建立在自 己的风险社会理论框架基础上的。在相关的著 作中，作者已阐述了有关“失控的现代性”的 观点。本书着眼于欧洲和欧元危机，有关“失 控的现代性”的观点将得到进一步的扩展。 为了克服危机，按照流行的观点，我们需 要更一体化的欧洲。但在（欧盟）成员国的社 会里，这种“更一体化的欧洲”的政策获得的 支持率却日益下降。在这种前提下，我们是否 可以设想结成政治联盟？实行共同的税收、经 济和社会政策？或者人民在政治一体化的进 程中，是否把寻求一个“统一的欧洲社会”这 个关键问题过久的搁置在了一边，因而由于失 去民众的参与而失败了呢？ 让社会回归社会！不要忘记社会！彰显金 融危机中欧洲的势力转移和新势力分布—— 这就是本书的目的。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德国著 名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前言 引言 德国面临抉择：留在还是脱离欧洲 一、欧元危机是如何撕裂又整合欧洲的 1.德国的紧缩政策分裂了欧洲杯：政府赞同， 民众反对 2.从欧盟的成就说起 3.经济学的盲目性 4.欧洲的对内政策：带有民族国家色彩的政治 概念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 5.欧盟危机并非债务危机 二、欧洲势力的新坐标：德国的欧洲是如何形 成的 1.危机四伏的欧洲与政治的困境 2.新的欧洲势力分布图 3.“默基亚维利” ：将“拖延”作为控制战术 三、欧洲的社会契约 …… 节选 欧洲并非是一个单一民族社会，而且也不 可能成为那样的社会。这是因为它现在已是由 多个民主政体的民族社会所组成。从民族国家 的视角来看，欧洲也不是一个社会。“欧洲社 会”其实必须理解成“由多个民族社会所组成 的后民族社会”。从而提出的任务是：请找到 一种把欧洲联合在一起的形式，它用集体力量 在法律上保护每个民族社会里的每个个体，同 时通过把每个个体与拥有其他的语言和政治 文化的个体联合起来，使每个个体得到充实并 比以前更多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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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 附：东欧剧变和欧洲重建（1989-1990）》 陈乐民 / 三联书店 / 2014-3 / 65.00 / 国际关系研究
流活动。著作《欧洲文明十五讲》 、 《战后西欧 国际关系（1945~1984） 》等最受关注，成为中 国欧洲思想史、政治史研究的典范作品。 目录 前言 绪论 第一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50 年代中期 的西欧国际关系 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欧洲战局和东 西欧的形成 第二章 战后德国 第三章 欧洲的“集团化”之一 ——所谓“冷战” 第四章 欧洲的“集团化”之二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诞生 …… 今天的欧洲已经不是过去的欧洲了。我认 为，这是欧洲在国际政治上最有意义的变化。 我在这本书里想要做的，归结起来，就是抓住 一条主线，即根据战后四十年来欧洲在国际政 治中地位的变化，特别是它在东西方关系中的 处境，通过各种重大国际事件探究其独立发展 的脉络和遇到的问题。这是欧洲各国在重大国 际问题上决定政策的最重要的客观依据。我以 为，脱离开战后出现的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这 一基本时代特征，就无法说清楚今天欧洲之何 以然和所以然。因此，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包罗 万象的国际关系史；我希望它能为总结战后欧 洲国际关系的某些发展规律，作些微薄的贡 献。
丛书 陈乐民作品 这套丛书还有 《20 世纪的欧洲;“欧洲观念” 的历史哲学》,《敬畏思想家》,《在中西之间》 , 《欧洲文明的进程；对话欧洲》,《戴高乐 撒 切尔夫人（陈乐民作品） 》 等。
陈乐民，欧洲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 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欧洲学会原会长。 是在中国首倡“欧洲学”观念的人。半个多世 纪中长期从事“民间外交”、国际政治和中西 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曾游历亚非拉欧美各 地，参加了大量国际会议，进行讲学等学术交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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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变局真相》 《乌克兰变局真相》编写组 编 / 新华出版社 / 2014-4 / 32.00 / 政治形势研究
者提供解开诸多疑惑的钥匙。 作者：本书作者包括主流媒体的有关记者 和部分专家学者。其中专家学者包括社科院世 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闻一，社科院俄罗斯东欧 中亚研究所乌克兰研究室主任何卫，社科院俄 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弘，华东师范 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 中心副主任、《俄罗斯研究》副主编杨成，北 京 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周鑫宇，新华社世界问 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盛世良等。记者包括包括新 华社亚欧总分社、联合国分社记者，以及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环球时报记者等。 目录 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指出，“乌克兰 是欧亚棋盘上一个新的重要地带……没有乌 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少了乌 克兰的俄罗斯仍可争取帝国地位，但所建立的 将基本是个亚洲帝国……” 历史上，乌克兰成为无数战争、移民和文 化影响的汇聚之地。而今，处于大国夹缝之中 的乌克兰仍无法抽离历史的经纬和现实的复 杂。2013 年 11 月 23 日，因乌克兰政府暂停“入 欧”进程而引发的示威抗议风潮，最终演变为 暴力冲突、政权更迭、大国介入，从基辅到克 里米亚、再到乌东部局势升级，乌克兰危机牵 动国际社会神经，而由此引发的乌克兰深层次 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以及国际关系（特 别是大国关系）的震荡更是“步步惊心” 。 “新 冷战”的惊呼振聋发聩。乌克兰危机的影响将 极为深远。 本书对发生在 2013 年底至今的乌克兰危 机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介绍，对乌克兰危 机的爆发、危机的后续发展和演变、危机背后 牵涉的历史因素特别是克里米亚问题和俄乌 关系进行了全景式描述。局势的发展超出人们 预期，危机留下许多思考的余地，本书可为读
前言非常时期的乌克兰大选 第一章突变：克里米亚“改旗易帜” 1 从克里米亚到“东部之火” 2“一纸协定”引发的危机 3 乌克兰局势“一周剧变” 4 基辅临时政府的内外政策 5 危机挑动国际社会神经 背景链接：乌克兰政体与政治稳定性 第二章美欧俄乌克兰大博弈 6 大国夹缝中的乌克兰 7 美国在危机中的角色 8 欧盟不会放弃乌克兰 9 普京强翻乌克兰牌局 10 西方是如何搞砸的？ 11 俄美欧关系面临新考验 背景链接：乌克兰、俄罗斯：从历史中走来 第三章克里米亚的“前世今生” 12 五个事实帮你了解克里米亚 13 克里米亚的历史宿命 14 赫鲁晓夫的“馈赠” 15 黑海舰队：刀尖上的刀尖 16 苏联解体后的克里米亚半岛 背景链接：尘封的克里米亚战争 第四章向西，还是向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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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为什么他们是犹太人》 《孤独症儿童早期发现》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媒介形象流变研究》 《科学中的性别》 《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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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他们是犹太人》 [日]内田树 / 张玲玲 / 浙江人民出版社 / 2014-6 / 32.80 / 民族历史研究
引言（节选）
犹太人为什么那么优秀？犹 太式智慧的秘密是什么？犹太人 为什么会遭到长久的迫害？那些 理应善良的人又是为什么赞成了 这样的迫害？反犹太主义的根源 是什么？反犹太主义是否还将继 续存在下去？日本学者内田树甘 冒政治不正确的极大风险，挑战 人类史上的这一难题，对犹太人 问题作一次无比诚实又极具风险 的真相深掘。 内田树，日本学者，哲学家， 文艺批评家。1950 年生于东京, 曾任神户女子学院大学文学部教 授，2011 年退休后任名誉教授。 有几十部专著问世，其中《为什 么他们是犹太人》获 2006 年第六 届小林秀雄奖，《日本边境论》获 2010 年日本新书大奖第一名。
就像书名《私家版·犹太文化论》 （本书日文版名为《私 家版·犹太文化论》）中写的那样，写作这本犹太人论是基 于我个人的知识兴趣。对于犹太人，很多人想得到中立并 且正确的知识，但这本书并不是针对这些人写的。如果您 抱有这样的期待，还请将此书放回书架，另选一本比较大 众化的入门类读物比较好。 我在本书中所论述的问题是“为什么犹太人会遭到迫 害” ，仅此一点。 对于这个问题，回答“犹太人遭到迫害是没有根据的” 是“政治正确”的。但是，这个答案所能带来的，不会超 过“人类有时会变得无比愚蠢且邪恶”这种认识。遗憾的 是，这是我们已经深谙于心的事情了。 对于这个问题，回答“迫害犹太人是有一定理由的”是 “政治错误”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两千多年来，反 犹太主义者们已经基于这种思维，对犹太人进行了隔离、 歧视、流放和屠杀。 只要执念于“政治上正确的回答” ，就无法对当前发生的事 情加深理解。但是说出“政治上错误的答案”就无异于赞 成了人类所犯下的最恶劣的暴行。这是犹太人问题上最根 本的难点——既不能选择政治正确的答案，也不能选择政 治错误的答案。这是在论述犹太人问题时遇到的第一个（也 是伴随至终的）陷阱。 目录 引 言 第一章 犹太人是谁 1 把犹太人联结在一起的东西 2 犹太人不是谁 3 关于犹太人是被反犹太主义者“创造”出来的定论 第二章 日本人和犹太人 1 日犹同祖论 2 《犹太贤士议定书》和日本人 第三章 反犹太主义的生理和病理 1 好人的阴谋史观 2 法国大革命和阴谋史观 3 《犹太化的法国》的神话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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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儿童早期发现》 贾美香 鲍秀兰 / 华夏出版社 / 2014-6 / 25.00 / 孤独症
《孤独症儿童早期发现》按照 0〜6 岁儿 童的年龄顺序来编排，详细描述了儿童在每个 年龄段的心理发育特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 决的提示，并参考这个规律，对 20 个典型的 孤独症案例逐个进行症状分析，将孤独症儿童 0〜6 岁的表现呈现给读者，从而便于家长及相 关的专业人士正确认识和早期发现孤独症。 贾美香，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主任医师， 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康复部主任、副会 长。主要作品有《走出孤独的世界》 、 《心理障 碍咨询》 、 《孤独症儿童教育与训练》等。 鲍秀兰，1933 年 7 月出生，汉。1958 年 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任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主 任医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儿科教授，首都儿 科研究所专家门诊部特聘专家，兼任中国优生 优育协会理事和儿童发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中国关心下一代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目录 序 前言
第一章儿童智能发育与孤独症识别 第一节新生儿智能发育与孤独症识别 一、智能发育特点 二、促进婴儿智能发育的提示 三、孤独症儿童的早期识别 第二节 1—3 月龄智能发育与孤独症识别 一、智能发育特点 二、促进婴儿智能发育的提示 三、孤独症儿童的早期识别 第三节 4—6 月龄智能发育与孤独症识别 一、智能发育特点 二、促进婴儿智能发育的提示 三、孤独症儿童的早期识别 第四节 7—12 月龄智能发育与孤独症识别 一、智能发育特点 二、促进婴儿智能发育的提示 三、孤独症儿童的早期识别 第五节 1～2 岁智能发育与孤独症识别 一、智能发育特点 二、促进幼儿智能发育的提示 三、孤独症儿童的早期识别 第六节 2—3 岁智能发育与孤独症识别 一、智能发育特点 二、促进幼儿智能发育的提示 三、孤独症儿童的早期识别 第七节 3—4 岁智能发育与孤独症识别 一、智能发育特点 二、促进儿童智能发育的提示 三、孤独症儿童的早期识别 第八节 4—5 岁智能发育与孤独症识别 一、智能发育特点 二、促进儿童智能发育的提示 三、孤独症儿童的早期识别 第九节 5—6 岁智能发育与孤独症识别 一、智能发育和早期教育 二、促进儿童智能发育的提示 三、孤独症儿童在此年龄段的表现 第二章案例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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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媒介形象流变研究》 董小玉 / 人民出版社 / 2014-5 / 42.00 / 民工形象研究
1984.9-1986.7 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 学中文系读书。1995 年 12 月晋升为教授。2003 年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 2004 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博士后 流动站做研究工作。 主要作品有《文学创作与审美心理》 、 《情 节论》 、 《古希腊罗马文艺美学概论》 、 《西方文 艺美学导论》 、 《新闻采写艺术》等。 目录
作为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参 与者与见证者，“农民工”身上蕴含着丰富的 社会变迁与文化嬗变的基因符码。本书从文 化、社会的双重维度，梳理并阐释“农民工” 媒介形象流变，为厘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 与现代、文化与商业、他者与自身、性别与权 力等复杂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农民工” 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是城市化建设的主力 军，是城乡一体化的亲历者。不同的媒介用自 己独特的方式，追寻着农民工曲折奋进的足 迹，见证着农民工城市生存的酸甜苦辣。本书 采用跨学科的视野，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 研究方法，梳理改革开放 30 余年来不同媒介 载体中的“农民工”形象：报纸、电视、电影、 文学作品、网络等，全景化地展示农民工作为 被书写者以及自我书写的媒介形象，探寻其所 蕴藏的审美意蕴、文化内涵与社会价值。 董小玉，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院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传播学硕士点带头人，华东 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博士 后，教育部高等学校第二届新闻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通讯评审专家， 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中国写作学会副会 长。 1982 年 2 月西南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前言 绪论 走近农民工 一、研究缘起 二、研究综述 （一） “农民工”产生的背景 （二） “农民工”的概念界定 （三） “农民工”媒介形象 第一章 报纸中的农民工形象研究 一、报纸中的农民工形象概述 （一）选择报纸的缘由 （二）报纸中农民工报道的类目构建 （三）报纸中农民工形象的研究方法 二、党报中的农民工形象研究——以《人民 日报》为例 （一） 《人民日报》头版“农民工”报道内容 分析 （二）改革开放后《人民日报》中的农民工 形象变迁 （三） 《人民日报》农民工形象构建的得与失 三、都市报中的农民工媒介形象——以《羊 城晚报》为例 （一） 《羊城晚报》中农民工形象分析的方法 （二） 《羊城晚报》中农民工报道的内容分析 （三） 《羊城晚报》农民工媒介形象塑造的得 与失 四、 “活得更有尊严”——报纸中农民工形象 建构的思考 （一）尊重：建构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基点 （二）真实：构建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原点 （三）主动：建构农民工媒介形象的支点 第二章 电视中的农民工形象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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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中的性别》 [德] 克里斯蒂娜·冯·布劳恩等 / 史竞舟 / 人民出版社 / 2014-5 / 56.00 / 科学研究
题”，著有多部关于 18-20 世纪文学史方面的 著作，同时在女性研究、女权主义文学研究以 及性别文化史等领域发表过多篇重要作品。 目录 引言 作为知识的性别 课题领域 身份 身体 生育 复制 ……
知识也有性别。在古往今来的科学研究 中，性别的重要性十分突出。性别的秘密和性 别的准则深藏在各种形式的科学研究中。性别 为我们探究现代科学中的“未知”提供了钥匙。 在本书中，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知名学者探讨 了科学研究的中心命题，其中包括身份、身体、 复制、性、权利和暴力、表达和代表、生命科 学和基因技术、自然和文化、语言、符号学以 及记忆等诸多科学研究的重要因素。书中介绍 了这些科学领域的发展历史，探讨了它们与普 通政治活动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 跨文化媒介和后殖民研究的新特点。 克里斯蒂娜·冯·布劳恩（Christina Von Braun） ，1944 年生于罗马，柏林洪堡大学文化 研究所教授，主攻性别研究和历史。作者同时 是一位制片人和文化理论家，已拍摄了近五十 部电影和电视纪录片，并著有多部关于性别研 究、反犹研究以及传播学理论的著作。 英格·斯蒂芬（Inge Stephan），柏林洪 堡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文学进程中的性别问
节选 本书以知识/科学与性别之间的关系问题 作为切入点，通过若干不同领域和不同选题的 文章阐述了以下观点：知识体系和性别秩序两 者间的关系始终深受自然-文化、身体-精神二 元论的影响，而这种二元论本身即包含了具有 塑造作用的文化与被规训、被塑造的自然之间 的不平等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象征性性别 秩序的两级分别与不同的性别指定相对应，从 而使这种区分得以“自然化”：男性代表精神 与文化，女性则象征自然与身体。时至今日， 这种一直延续到现代的归类方式仍深刻的影 响着人们的表述方式，例如“女人的非理性” 、 “难以估量”以及由此衍生的“非科学性”， 等等。但这种二元论仅仅构成了我们思考的起 点以及知识体系与性别秩序之间历史关联的 源头。继这一原初“设定”之后开始的一段发 展，在过去两百年间表现得尤为显著，并且在 知识体系与性别秩序两个领域都引发了激烈 变革。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为，这些变化之所 以同时发生并非偶然——确切的说，在知识体 系与象征性性别秩序的变迁之间，存在一种历 史及内容层面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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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 [美]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 / 贾拥民 / 华夏出版社 / 2014-6 / 78.00 / 经济学研究
头。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分别赢得大选之后， 自由市场的信念终于在政治领域占据了主导 地位，新自由主义通往权力之路终于铺就，危 机之后的经济奇迹最终诞生。因此，这并不是 一个简单的右派思想凯旋而归的故事，也不可 以简单地归结为某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必 然” 。 丹 尼 尔 • 斯 特 德 曼 • 琼 斯 （ Daniel Stedman Jones） ，现居伦敦，知名律师。他在 剑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接受教育，并在宾 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是新机 会基金会（New Opportunities Fund）的政策 顾问，同时也是德莫斯（Demos）的研究员。 目录 美国和英国的决策者是怎样变得如此迷 恋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它们为什么会如 此热衷于取消管制？本书通过全面描述跨大 西洋新自由主义诞生的历史，给出了令人惊讶 的答案。 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跟踪了新自由 主义思想的演变历史，解析了新自由主义公共 政策在英国和美国实施的原因。根据作者对相 关历史事件的描述，这个过程表面上看有点像 一场橄榄球赛：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 顿•弗里德曼为主的思想家们开出球，以贩卖 思想为生的二三流文人把球传给意识形态企 业家和记者，后者再把球通过遍布全球的智库 传给政治家们，再由政治家们利用适当的政治 经济形势“达阵得分”。在这个过程中，以智 库为核心的跨大西洋新自由主义网络发挥了 关键的作用。但是作者强调指出，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长期以来并不处于主流地位的新自 由主义思想所取得的压倒性胜利并不是必然 的。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成功突围，既是因 为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是因为左派也认同必须 采取新的政策。1971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随之而来的是多年的滞胀，凯恩斯主义似乎自 己击败了自己，新自由主义思想开始昂起了
致 谢 大事记 机构（基金）缩写一览表 导 论 新自由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 新自由主义与历史 跨越大西洋的新自由主义政治 第 1 章 战后共识 第 2 章 1940 年代：新自由主义批评的出现 卡尔•波普尔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与《官僚体制》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与《通往奴役之路》 朝圣山学社与哈耶克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主 义》 第 3 章 潮流正在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的新自由主义思想 两个芝加哥学派：亨利•西蒙斯、米尔顿•弗里 德曼与新自由主义 启蒙运动、亚当•斯密与新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冷战 时期的新自由主义 德国经济奇迹：新自由主义与社会市场经济 管制俘获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 第 4 章 跨大西洋网络：智库与意识形态企业 家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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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中国龙的发明：16-20 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 《天理教事件与清中叶的政治、学术与社会》 《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手稿本》 《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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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龙的发明：16-20 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 施爱东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 2014-6 / 45.00 / 民族文化研究 中国人形象进行象征性夸张塑造的欧美漫画，以 此揭示中国在近代世界格局中的文化困境与民 族意识觉醒（闻一多等人对“龙图腾”问题的研 究） 。
施爱东，1968 年生人，社科院文学所民间 文学室副研究员，著有《中国现代民俗学检 讨》 ，也曾写有《点评金庸》 （2001 年） ，屡次 重印。长年为《话题》写稿，是 1217 俱乐部 的核心成员。 目录
本书名为《中国龙的发明：16-19 世纪的龙 政治与中国形象》，探讨的是以“龙”为核心的 中国从近古到近代的政治观念与文化困境。龙是 和中国古代帝王政治密不可分的形象，也是自 16 世纪传教士入华以来向海外不断演绎、变形的民 族形象。作者在日访学期间，阅读了大量图书馆、 网络图书馆等一手资料，从中勾勒出以龙为代表 的中国政治、文化与民族形象在海内外的变迁， 兼及中国人“猪尾辫”（猪形象）和“睡狮”说 （狮形象）的辨析、祛魅。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 作者带回了丰富的图片，主要是 19 世纪以来对
前言 第一章 帝王将相及其权力崇拜的“龙政治” 一、上古“龙”是一个集合名词 二、龙是天地间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三、龙是祭祀仪式中的执事功曹 四、龙在帝王动物园中的位置变迁 五、龙袍是封建帝王的权力标志 六、帝王将相的龙袍争夺战 七、龙在皇宫大院的工作职责 八、龙文化的箭垛式增长 第二章 16—18 世纪欧洲人理解的“中国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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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教事件与清中叶的政治、学术与社会》 张瑞龙 / 中华书局 / 2014-5 / 65.00 / 天理教史料
《从经注与史注的变奏看裴松之<三国志注> 的学术史地位》等。 目录
《天理教事件与清中叶的政治学术与社 会》由张瑞龙著，全书以嘉庆十八年（1813） 发生的天理教事件为中心，探讨在遭遇西方列 强侵略前的半个多世纪，清帝国朝野上下如何 因天理教事件意识到统治危机的降临和为此 采取的变革举措，以及其与清中叶的政治、学 术和社会的关联、因应与互动。天理教事件引 发清廷对统治秩序和统治政策的调整，其内容 和幅度堪称乾隆末年至鸦片战争前最大的一 次变革；与此同时，这些措施与事件本身还引 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刻思考，涉及吏治民 生、文化政策、社会控制、法律教育、士习风 俗、学术思想乃至清廷立国的祖宗之法等各个 领域，其思想内容和学术精神已构成中国学术 思想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开始。 张瑞龙，1979 年生，山东潍坊人，任职于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研 究方向为清中叶的政治史、学术史和思想史以 及中国近代史。 主要作品有《书信往来与清代学术——以 清中叶学者书信往来为中心的考察》 、 《清中叶 嘉道间学术思想研究综述》 、 《旧框架下的新编 年——评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术编年〉 》 、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旨趣 第二节 研究回顾 一、关于天理教事件的研究回顾 二、“嘉道”学术时段下的清中叶学术思想研 究回顾 第三节 研究构思 第四节 关于研究方法的说明 第五节 史料分类与用途说明 第二章 天理教事件消息的传播及其对朝野的 震撼 第一节 天理教事件消息在京师地区的传播及 引起的恐慌 第二节 天理教事件消息在各地的传播与引起 的反应 第三节 士人对天理教事件的关注与反思 一、士人对天理教事件的自觉关注与反思 二、朝廷政令与士人对天理教事件的关注 三、乡会试与知识界对天理教事件的关注和记 载 第四节 结语 第三章 天理教事件与清中叶的吏治整顿 第一节 和坤案与嘉庆亲政初朝野呼吁下的吏 治整顿 第二节 《遇变罪己诏》 ：天理教事件与吏治整 顿的重提 第三节 “中兴之治” ：天理教起义后清廷的吏 治整顿 第四节 结语 第四章 天理教起义与清中叶朝廷根除“邪教” 的努力 第一节 镇压白莲教起义期间，忽视“邪教”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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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手稿本》 梁思成 著、林洙 整理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14-3 / 52.00 / 建筑艺术
《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手稿本）》系梁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往四川、云南地区进行古 建考察留下的著作。此次按手稿影印，分手稿 和图版两部分。现手稿仅存四川部分，云南部 分暂时没有找到。故所谓手稿本，仅限四川部 分的图说。 梁思成（1901 年 4 月 20 日－1972 年 1 月 9 日） ， 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之子，中国著名建筑史学 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教育家，一生致力 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是古代建筑 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 碑等设计，努力探索中国建筑的创作道路，还 提出文物建筑保护的理论和方法，在建筑学方 面贡献突出。在清华大学创建建筑系，以严谨、 勤奋的学风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建筑人才。1972 年 1 月 9 日逝世于首都北京。在《建筑五宗师》 书中与吕彦直、刘敦桢、童寯、杨廷宝合称“建 筑五宗师” 。 梁思成，梁启超之子，建筑大师，中国古建筑 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是解放后致力于保护古 建筑的旗帜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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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 阿城 / 中华书局 / 2014-6 / 136.00 / 文化史
在《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中，阿 城试图用图像学的方法展现文明之源。传说中 的河图即后来的阴阳图，它的原型保存在苗族 的鬼师服饰图案和商代青铜器盘的图案中。传 说中的洛书即九宫图，它的异形符保存在苗族 的鬼师服饰图案中，商代的青铜器中罕见存 有。书中的天极即北极星，它的形象保存在苗 族服饰图案中。在夏、商、周的青铜器中，它 的符形由盛而衰，与三代王权的长消相符合。 阿城对造型解读进而证明，中国文明的肇始是 星象系统的配置，苗族服饰图案直接传承自新 石器时代，是罕见的上古文明活化石，三代青 铜器的造型是小型的星象系统模拟，制造和崇 拜这个系统，是表达权力的合法性。对天极解 读，从而重新解读先秦的儒、道的觉醒价值。 对自然地理及气候变化解读，合理推测东亚文 明圈的原始面貌，由星象系统而找出东亚文明 具体到中国文明，与中亚、西亚、两河、古埃 及、古希腊及欧洲的本质区别。 阿城，作家、学者。代表作有《棋王》 《树 王》 《孩子王》 《威尼斯日记》 《闲话闲说》 《常 识和通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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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在西方的目光下》 《从徐霞客到梵高》 《玫瑰雨革命：我的丈夫切·格瓦拉》 《巴尔扎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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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的目光下》 [英] 约瑟夫·康拉德 / 李小均 / 华夏出版社 / 2014-5 / 长篇小说
的世界上，进行着单枪匹马斗争的人们。他精 通英语，擅长航海。他把他全部的爱都倾注在 描写海员的书中，描写在神秘的刚果河上航行 的《黑暗的心》（1902 年）是他最负盛誉的小 说。 节选
本书是世界著名作家康拉德的小说。故事 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和瑞士的日内瓦展开。它 以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为背景，探讨了专制和 革命之间的冲突，书写了不同俄罗斯人卷入冲 突之后的命运，分析冲突背后的俄罗斯人心 理。此作品包含了康拉德最重要的思想。团结、 背叛、政体、社会、个体、人类生活的本质， 这些政治哲学的大问题在这部作品中熔为一 炉。自该小说发表后，康拉德的写作面目大变。 《在西方的目光下》集合了康拉德前期与后期 作品想表达的一切，因此，这部作品可视为康 拉德奇特而辉煌文学生涯之顶峰。本书是迄今 首个中译本。同时译出的还有两篇西方学人的 批评文字，一篇着眼细节，一篇关乎全局。 约瑟夫·康拉德 Joseph Conrad 1857 年 12 月 3 日生于波兰，在上流社会的家庭中度过 了童年生活。后他逃到了马赛，在那里他曾先 后在许多只船上做工。在一艘英国船上当水手 时，他只懂 6 个英语单词。20 年后他成为世界 著名的用英文写作的作家。 《吉姆爷》 （1900 年） 和《神秘参与者》 （1912 年）体现了典型的康 拉德笔下的人物。他们是在一个多少有些疯狂
我坐着沉默了片刻，听见几个往来路人的 脚步声从宽阔的公园主道上传来。我说话时， 他的头垂在双手环抱的胸前。他突然抬起头。 “我必须立刻去向老太太撒谎。 ” 那不是气话；那是别的东西，某种辛辣的 东西，不是那么简单。尽管我对他说的话大惑 不解，但我意识到对他充满了同情。 “我的天！难道说点真话不成？我希望你 说些安慰她们的话。我现在想起了那个可怜的 母亲。你们的俄罗斯是一个残酷的国度。 ” 他在椅子上动了动。 “是的，”我说，“我认为你应该说点真 话。 ” 他嘴角奇怪地抽搐了一下。 “要是不值得说呢？” “不值得！从什么角度而言？我不明白。 ” “任何角度。 ” 我非常生气。 “我应该想到，那天半夜被捕的一切细 节……” “都被记者报道了，为了娱乐文明的欧 洲。 ”他的话里充满了讥讽。 “是的，报道了……但它们难道不是真 相？我搞不清楚你对那篇报道的态度？对你 来说，那人要么是英雄，要么是……” 他高高的鼻梁突然凑到我眼前，我努力保 持镇静，才没有因惊吓而后退。 “你问我！我想你对这一切好奇。看这里！ 我是一个大学生。我在学习。是的，我努力学 习。这里有智慧， ”他用指尖敲了敲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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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徐霞客到梵高》 余光中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2014-5 / 32.00 / 文学评论
家之一。 目录
《从徐霞客到梵高》是余光中继《掌上 雨》和《分水岭上》之后的第三本纯评论文集。 其中的十四篇文章，一半写于香港，一半写于 高雄；最早的一篇写于 1981 年，最晚的则写 于 1993 年。书名《从徐霞客到梵高》 ，因为其 中有四篇文章析论中国的游记，另有四篇探讨 梵高的艺术，占的分量最重。游记既为散文的 一体，往往兼有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之功， 因此论游记即所以论散文。 余光中，当代著名的散文家、诗人。一 九二八年生于福建永春，因孺慕母乡常州，神 游古典，亦自命江南人。又曾谓大陆是母亲， 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 一生从事诗、散文、评论、翻译，自称 为写作的四度空间。被誉为当代中国散文八大
杖底烟霞 ——山水游记的艺术 中国山水游记的感性 中国山水游记的知性 论民初的游记 巴黎看画记 ——古典的黄昏 破画欲出的淋漓元气 ——梵高逝世百周年祭 梵高的向日葵 壮丽的祭典 ——梵高逝世百年回顾大展记盛 莫惊醒金黄的鼾声 中文的常态与变态 白而不化的白话文 ——从早期的青涩到近期的繁琐 李清照以后 艺术创作与间接经验 诗与音乐 编者说明
丛书 余光中作品 这套丛书还有 《逍遥游》,《隔水呼渡》, 《青青边愁》,《望乡的牧神》,《日不落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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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雨革命：我的丈夫切·格瓦拉》 [古巴] 阿莱伊达·马奇 / 徐蕾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14-6 / 36.80 / 传记
伟大的政治人物之一—切格瓦拉的人生进行 了最深刻的探讨。 阿莱伊达·马奇，1937 年生于古巴，1959 年与切·格瓦拉结婚，现任古巴切·格瓦拉研究 中心主任。 目录
《玫瑰与革命(我的丈夫切·格瓦拉)》是 阿莱伊达·马奇人生中第一次回忆丈夫切·格 瓦拉的往事。她讲述了他们过去那惊心动魄的 浪漫往事——从他们第一次在古巴反抗战争 中以游击队员身份相见的场景到十年后得知 切在玻利维亚惨遭暗杀的悲痛时刻。 作为切的遗孀，阿莱伊达充满激情、同时 也饱含辛酸地写下了这本关于他们夫妻二人 对未来和家庭的政治梦想。对于读者而言这是 一部史无前例的传记作品，对我们这个时代最
石头／切·格瓦拉 我们的阿莱伊达／阿尔弗雷多·格瓦拉 最真实的切·格瓦拉／阿莱伊达·马奇 一、刻骨铭心的“会面” 二、一个战士的诞生 三、战斗在圣克拉拉 四、和切的初次相遇 五、切的“表白” 六、切的“求婚” 七、我们的生活 八、妻子·母亲·工作 九、 “我们的诗歌” 十、漫长的等待 十一、没有告别的告别 十二、忠诚，直到永远 后记 切·格瓦拉生平大事记 译后记：切·格瓦拉和堂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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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传》 斯·茨威格 /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 2014-3 / 35.00 / 传记
事。 主要作品有《异端的权利》 、 《麦哲伦航海 纪》 、 《滑铁卢之战》等
《巴尔扎克传》是斯·茨威格的传记力作， 他以小说家的笔法记录了文坛巨匠巴尔扎克 的传奇一生。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一个籍籍无名 的外省文学青年如何奋斗不止，成为执法兰西 文坛牛耳的一代宗师，如何呕心沥血、殚精竭 虑，以巨人之力一砖一瓦地垒起他金字塔般的 皇皇巨著《人间喜剧》；一方面又集中精力描 写巴尔扎克个人的“人生小说”，写他的歌哭 笑骂，他和女人们的情感纠结，他的种种乖张 与荒唐，将一个精力弥漫、有血有肉的巴尔扎 克活现在我们面前。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二部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三部 ……
目录 青年时代 人生伊始 童年是场悲剧 过早向命运提问 霍拉斯？圣-俄班公司 小说工厂 德·贝尔尼夫人 经商插曲 巴尔扎克和拿破仑 巴尔扎克在工作中 三十岁的男人 巴尔扎克的表面和内心 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 巴尔扎克发现了自己的秘密 人生的长篇小说
斯蒂芬·茨威格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小说 家、传记作家，擅长写小说、人物传记，也写 诗歌戏剧、散文特写和翻译作品。以描摹人性 化的内心冲动，比如骄傲、虚荣、妒忌、仇恨 等朴素情感著称，煽情功力十足。他的小说多 写人的下意识活动和人在激情驱使下的命运 遭际。他的作品以人物的性格塑造及心理刻画 见长，他比较喜欢某种戏剧性的情节。但他不 是企图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去吸引读者，而是 在生活的平淡中烘托出使人流连忘返的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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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自由言论塑造优秀的公民人格 杨小凯：也谈张五常 余英时：我为什么写陈寅恪？ 陈冠中：我这一代香港人
自由言论塑造优秀的公民人格 徐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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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有“越南网络活跃人士因散播不利于政府消息被软禁”的报道说，一位名叫丁日威的越南公 民因“在社交网络上散播不利于政府的消息” ，而被判处“在家中软禁 15 个月” 。今年 6 月，丁 日威的哥哥被以在网上散播“反政府言论”的罪名判刑 4 年。丁日威在网上公开此事，要求为哥 哥平反。但是，这件事本身又构成了丁日威自己散布“不当信息”的罪名，结果两兄弟都因为言 论“不利于政府”而遭到惩罚，失去了言论的自由。我们无法证实这则报道是否确实，但它却有 着一种我们不难用自己的经验去认同的“或然性”真实（truth of probability） 。在缺乏言论自由的 制度里，再真实的言论，也是很容易被扣上“反政府”的罪名的，这个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因 为这则消息与我们自身经验的现实联想才注意到它的。我们也是由于自己渴望在公共生活里能自 由言论才对丁日威兄弟抱有同情的。 公共生活为什么需要自由的言论？为什么有自由言论比没有要好？公民拥有言论自由对国 家和社会有什么好处？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几乎都涉及了两个与好社会有关的理由：一个 是，好的社会应该有以公民为主体的自治，另一个是，好的社会群体需要追求真理（真实） 。这 两个理由都不以言论是否有利于政府为前提，如果这两个理由与政府的某种“利益”不符，那么， 应该改变的是政府那种利益，而不是这两个理由。 政府有什么理由不乐意看到公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和担当社会进步的主体呢？又有什么理由 不乐意见到社会群体自己去追求真理呢？以公民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把言论自由看作为具有整体 意义的，人的自由价值的重要部分。它强调，缺少了任何一种自由，或者任何一种自由受到不当 限制，自由便不能保持完整，甚至会逐渐丧失。杰出的捷克斯洛伐克裔导演米洛斯·福曼（Milo? Forman，他也是影片《飞越疯人院》和《莫扎特》的导演）1996 年拍摄了《性书大亨》(The People vs. Larry Flynt)。影片主角莱里·弗林特（Larry Flynt）是经营色情杂志的出版商，福曼竟然为这 样的人做言论辩护，引起社会的争论。
米洛斯·福曼（捷克语：Miloš Forman，1932 年 2 月 18 日－）， 生于捷克斯洛伐克恰斯拉夫，犹太人，捷克裔美国籍电影导演、 编剧，曾两夺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1975 年，他导演的《飞越疯人院》成为全世界第二部囊括奥斯卡 五大至尊奖项的电影（全世界至今总共 3 部）：最佳男主角、最佳 女主角、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及最佳导演，此片也被高度赞 誉为“影视表演的必修课”。
福曼在一次访谈中说，年轻时，他连走近色情杂志店都会有罪恶感，但这并不影响他为弗林 特的言论自由做辩护，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这与福曼自己曾 经失去自由的经历有关。小时候，他生活在纳粹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眼睁睁看着父母被纳粹从 家里带走。他躲在壁橱后的暗室里躲过一劫，从此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他深知自由的可贵， 知道自由是一点一点丧失的，以至荡然无存。自由是一个整体，人要么自由，要么不自由，任何 一点自由的丧失都可能成为完全失去自由的开始。他拍摄《性书大亨》是为了让观众知道，被美 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定下来的公民自由权利是有代价的，它必须能够容忍一些坏的东西混进来。 福曼的自由言论观初看似乎有些极端，甚至荒谬无稽，但却包含深刻的道理。正如性书大亨弗林 特自己所说， 我是最低俗的，连我的自由都能得到保护，你们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31
声音 对追求真理的理想来说，言论自由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找到真实知识的唯一可靠途径，这样 知识也被称为真理或成熟的知识。人们常说，真理越辩越明，就是把自由的言论当作通往真实的 途径。康德、密尔（John Stuart Mill） 、罗尔斯（John Rawls）和许多其他思想家也都表达过这样 的看法。真实而成熟的知识对于民主政治是非常重要的，自由的言论也因此成为民主政治的核心。 言论自由起着三个关键作用，第一，让公众知晓政府的政策运作（新闻自由因此成为言论自由的 重要部分） ；第二，向政府传达人民的意愿（以公民议论来传递这一意愿） ；第三，允许人们思考 和讨论政府的政策和官员的作为（发表可能对“政府”不利的言论） 。自由言论因此成为监督和 防止权力腐败，保持权力透明的关键环节。 公民自治和追求真理的自由言论还能起到可贵的国民教育作用，它让人养成一种与自由、理 性相一致的人格精神。它让人们变得智识独立、道德投入、政治机敏，让他们在有需要时敢于挺 身而出、仗义执言。如果大多数人们缺乏这样的国民人格，那么社会便会充斥唯唯诺诺的阿谀奉 承之徒。那种谄媚、虚伪、奴性、偏执、思想空洞的臣民式国民是没有政治活力的。在公共事务 或政治面前，他们要么盲目顺从，要么逃避和隐匿，他们看政府的脸色行事，既不知道如何说话， 也无话可说。这样的国民对政府再有利，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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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也谈张五常 杨小凯 经济观察报书评（2014-07-06）
很多人不喜欢张五常个人性格，我 1998 年访问他曾教书的西雅图大学时，巴泽尔告诉我， 张在西雅图教书时，巴泽尔和诺斯与张有一个小组，经常讨论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巴泽尔和 诺斯都从张学到不少原创性思想。但其他教授对他却很有批评，说他不参加研讨会，少有的一次， 只听了一半，张站起来说，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浪费时间，听这种没有一点意思的讲演？说完就离 开研讨会。这种不礼貌的举动，使大家十分惊讶。但我可以理解他的感觉，我听了很多新古典边 际分析的讲演时，也有同感，觉得是与实际毫无关系的纸上谈兵。但我绝不会象张那样拍案而起。 我对张的经济学洞察力很佩服。我佩服的人很少，可我是真的佩服他。可能他对经济学的边 际分析学得不够好，或是数学学得不够，但他根本不理会人家这些东西，完全是从生活中观察到 一些他认为关键性的东西。比如他批评外部性效果，评论得多好，说到处都是外部性。如要完全 消除吃桔子的外部性，一个桔子一个价，因为每个桔子味道、大小都与其它桔子略有差别。但实 际上桔子顶多分三等或四等价，因为要精确定价有费用，所以市场与桔子定价的外部效果是测量 费用和不精确测量造成的外部性之间的最优折衷。 他关于合约、企业的观点非常有创见。斯蒂格利茨因他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获得 2001 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在关于佃租理论的 1974 年论文中，他指出原创性的思想来自张五常的关于佃租 理论的论文。是张五常首先发现传统理论认为分成租佃合约无效率的看法是错误的，并指出佃农 努力程度的不易测度和信息费用，使得分成租佃合约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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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然而，张五常的数学模型不够完满，特别是没有找到一个描述信息费用的好数学方法，反而 是后来者斯蒂格利茨利用张五常的发现，用严格的道德风险模型，一般化张的理论观点，并利用 模型解释均衡失业、效率工资等经济现象。假如张五常积极跟踪文献的最新进展，而不是“不再 读书” ，并能用较好数学模型一般化他的理论，那么他可能就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张五常在一篇文章中谈经历时说： “信息经济学我是鼻祖” 。这是真的，特别是分成地租中的 信息费用，使分成地租成为有效率的制度算是他第一个提出来，他之前所有经济学家都说分成地 租无效率，所以要土改。张五常是第一个来推翻这种支持土改的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
张五常（1935 年 12 月 1 日－） ，香港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 学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 济学系。 张五常教授为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 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于 1935 年出生在香港，抗日战争时期 曾随父母到广西避难，耳闻目睹中国内地农村之艰苦，从小 起就希望中国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其著作《佃农理论》获 得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
分成地租制度曾被经济学家认为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因为佃农没有得到他的努力所产 生的全部边际收益，生产积极性会受到打击。但是 1970 年发展起来的信息经济学证明，当测度 农民努力程度的交易费用很高，且生产有不确定性时，我们会有风险分担和提高激励的两难冲突。 当低产量出现时，从分担风险出发，地主不应该对佃户有很大惩罚，但从提供激励考虑，产量不 高时地主就应惩罚佃户。而当佃农的工作努力很难测度，生产中的风险很高时，分成地租就是这 个两难冲突的最有效折衷。因此在一个自由契约制度中自发产生的分成地租制度是一种有效率的 土地制度（斯蒂格利茨，1974，张五常，1969） 。 土地制度的多样化非常符合现代信息经济学和租佃理论的预期。这些理论证明，当生产中风 险很高，生产者的努力水平很难测度时，分成地租是最有效的，而当风险很小时，固定地租最有 效率，而生产者努力水平测度费用低时，雇佣关系最有效率，当风险不太大也不太小时，分成地 租和固定地租会在合约中同时出现，而分成地租由于地主与佃农分担风险，所以租金水平会高于 地主不承担风险的固定地租。 所有这些土地制度都在特定条件下是风险分担和提供激励的两难冲突之间的最优折衷，所以 不存在一种制度在所有条件下比所有其他制度坏，也不存在一种制度在不同条件下比所有其他制 度好的情况。 张五常有一个缺点不虚心。别人虽然以他的理论为基础，但进一步发展变化了它，而且做得 比原来好。他不去虚心地学人家超过他的部分，反而把人家的道德风险模型讲得一钱不值，这我 觉得不好。他早期遇到科斯，很推崇他的理论，特别是诺斯从他那学了很多东西(诺斯曾于 1999 34
声音 年在哈佛大学亲口对我承认了这一点)。张五常有外国人的劣势，如果从小在美国长大的人，他 们之间会有感情纽带，就象美国人崇拜肯尼迪的儿子，虽然他没有什么显赫的功德，但因为从小 一起长大，会有感情因素，这是我们华裔没有的。比如我回国，老一辈的人知道我是杨曦光，马 上会有很多回忆，无形中有很多感情。斯蒂格利茨实际是二道贩子，把张五常的理论贩卖，还做 了些具体的事情，靠此他出名了，张五常却因匿名审稿发表文章不顺利，干脆写些散文。这是中 国人和西方人先天条件的差别。另一个是匿名审稿制度的弊端，完全以匿名审稿制度的标准来评 判，张五常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他早期影响最大的、被引用最多的几篇文章都是未经匿名审稿， 由科斯邀稿的，包括科斯也是这样。 匿名审稿制度其实对新思想的产生是很不利的，新思想很难经匿名审稿杂志变成主流学派， 科斯自己办杂志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办了法律和经济学报，张五常很多理论就是在那里通过邀稿 发表的。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新制度经济学的鼻 祖，199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体 现在他的两篇代表作《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之中，科 斯首次创造性地通过提出“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以及 企业扩展的边界问题。科斯还认为，一旦交易费用为零，而且产权 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不会影响合约的结果。瑞典皇家科学委员 会因此说一门新的科学——法律经济学应运而生。”2013 年 9 月 2 日在美国去世，享年 103 岁。
哈耶克的理论就是以书的形式先发表。实际上新东西都是在边沿地方产生。另一方面而言， 张五常已经很幸运了，类似他这样聪明的中国人虽然不多，但别人哪有机会出头？科斯很器重他， 对他的文章基本上不经过审稿就发表。照说他的成就应该更大一些，如果他是一个英国人，象科 斯。但也不能抱怨什么。有一些“事业钻营家”，在现有制度下只想把自己的事业做成功，很会 写稿，在匿名审稿杂志发表记录很好，但文章内涵不够，原创性不可望张五常的项背。当然事业 成功这也是一门功夫。这些人是成功的事业钻营专家，其实他们中很多人的东西不如张五常的思 想，但他们总是贬低他。这也可以说是制度演进中的问题，科学演进历史中，一般新东西都在边 沿产生，而不在中心产生。从内心来讲，我对张五常学术上的评价还是很高。他的分成地租说， 成为信息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源头之一，它的内生外部性理论，内生交易费用理论，企业 和合约理论，后来都被米格龙(Milgfom)等人变成正式合约，企业理论模型，成了主流学派的一部 分。1994 年我访问斯坦福大学时，米格龙告诉我，张五常 1983 年那篇关于合约和计件计时工资 对他的企业和合约模型的影响。张五常的企业规模无关论在哈特的企业理论中也成为经典。笔者 和孙广振等人也将其发展为超边际经济学模型。廖柏伟、张永生还找到了支持这一理论的很多经 验证据。象他这样成为主流学派三个文献(佃农理论、内生外部性、合约和企业理论)的原创人之 一的中国人再找不出第二个了。 我对他的一些观点也有一些保留，一个是他要年轻人不去看文献，我觉得不对。他在这上面 是吃了亏的，如果他早把斯蒂格利茨道德风险模型看懂，再发挥和调整，那情况就不同了。不过 象张五常这样对文献不重视，自己都能原创这么多新东西，的确是奇才。我也自认为有很多新思 35
声音 想，但综述文献后却发现，不少我想的问题别人早就做过了。我就不能不看文献，关起门来想， 象张五常那样有原创性。 国内现在大多数人文献没读够，只从很少几个杂志上引用文章，不要说拿诺贝尔奖，就是拿 到国际上交稿子，人家都会很看不起，中国现在 99%的经济学文章拿到外国来都会因为对文献不 熟被杀掉。当然有些东西国内看不到，但也有的是根本不去读。我和台湾、大陆都有接触，这方 面台湾比大陆好多了。象我的从台湾来的博士生刘孟奇、刘孟俊要做个题目，在文献综述上，对 搞懂别人的实质贡献上肯下功夫，比大陆来的学生要强。中国人 总是别人的东西还没看完，自己就要创新，张五常也有这个缺点。 国内误解张五常的有几种情况，一是薛兆丰的例子，把张五 常一些不重要也不一定正确的说法看得太重，例如张说过没有向 上倾斜的需求曲线，但只要了解教科书中的标准结果的人就知 道，可能有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对非正常商品即收入效果为负 的商品，如价格上升，真实收入下降。由于收入效果为负(收入越 低买得越多，例如收入下降，多买劣质商品)若收入效果大于替代 效果，增加购买的收入效果，超过减少购买的替代效果，社会就 会出现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张五常应该知道这些的，但他说这 完全是人造出来的，数学推出来的，现实中不存在。中国可能有 些人连教科书都没读过，却说没有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讲得振 振有词的样子，这是我很难接受的观点。当然张五常讲得有一定 道理，象我们说的这个向上倾斜需求曲线的例子(基芬商品)没有 很多思想在里面，无非是数学推出一个特别的例子。
薛兆丰，经济学者，美国 西北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 究员，北京大学“法律经 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 学博士。
另一些批评张五常的人不了解西方主流学派的文献，或只了解标准教科书上关于外部性的观 点，不知道自张五常、科斯以来，主流学派的前沿已用正式模型否定了外部性概念，而用内生外 部性，各种复杂的两难冲突解释制度的复杂特点。 以内生外部性文献而言，米格龙等人将其发挥用来研究为什么企业内用计时工资，而不用 100%的绩效工资。他用张五常的测度费用和不精确测度造成外部性之间的两难冲突的观点做模 型，如果完全以绩效定工资，绩效难测度的事就无人做。例如只按学生考试成绩定老师的工资， 则老师只教对考试有影响的书本知识，不启发学生的原创性，使学生都成了考试机器。所以西方 学校不准以学生考试成绩定老师的工资。所以制度安排中有激励强度与各种活动激励平衡度的两 难冲突，有效折衷一般会以牺牲一定激励强度以达到各种活动中激励的平衡，也就是说，最强的 激励不一定是最优的。这种模型还指出，计时工资必须与合约中的排它条款相结合才能有效折衷 上述两难冲突。排它条款一般是限制雇员兼职(一般西方大学限制教授在其它机构兼职，比如一 周只能兼职一天及只能假期兼职)。如无排它条款，以计时工资为主(干好干坏都一样)绩效工资为 辅，雇员会将大量精力兼职。 这种模型能用来分析政治制度。政府官员是很难拿绩效工资的，这是因为政府服务的绩效极 难测度。所以西方政府官员工资一般不与绩效 100%挂钩，但也严格禁止官员兼职，做到这一点 当然以官员全职工资和福利比其它的职务待遇至少不会差太多为条件。 以此来分析中国的人大代表制度，就可以看出它的缺陷。中国人大代表几乎全是兼职的，人 36
声音 大的职位没有使人不兼职的激励。美国人治理伊拉克，给政府官员(包括大、中、小学教师)的待 遇高到以他们可以接受禁止兼职的合约为准。台湾的立法委月收入约 80 万台币(约合 26 万人民 币)，他们是严禁兼职的。中国制度改革可能要从此做起。人大和政协代表要有足够的在职收入， 不准兼职，才可能使参政议政专业化，水平才能提高。台湾正是由于立法委员有足够收入雇研究 助理，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将对修宪、公投立法问题议政水平大大提升。那么多不同观点的立法委 员，每个都雇几个专职研究助理，很短时间就把世界各国修宪、立宪、公投立法的成例和经验教 训搞得一清二楚。 中国也要将人大、政协改造成独立的体制内的参政议政实体，使体制内的参政议政专业化， 对体制外的反对派有竞争力，或能为专业独立参政议政提供一个体制内的平台，才能使中国政治 体制合法化，长期稳定下来。为达此目的，大概要从改革人大、政协代表工资制度(大幅提高其 工资和可动用雇助手资金)及严禁他们兼职做起，这才可能使人大、政协向选民而不是行政当局 负责。美国宪法严禁国会议员、行政当局官员、司法机构官员互相兼职，也严禁他们在其它机构 兼职。 张五常原创的这种内生外部性理论，现在被主流经济学家(如 Holmstrom)发展成复杂的数理 模型来研究监狱、邮政要不要私有化，哪些政府服务可以私有化。一般结论是，测度绩效费用高 的服务，且不能通过私营公司适当将此服务与测度绩效容易的服务捆在一起买卖时，就不宜搞私 有化。 国内很多人都对这些前沿研究不熟悉，对张五常的原创地位也不了解(张五常由于不跟踪新 的数学模型，他自己对此也不熟悉)，加上张五常有时喜欢自我夸耀(大多并不言过其实，虽时有 过头的地方)，有些人就对他的即使是真实的自我肯定也不相信了。国内学界要改变这一状况， 还要老老实实从读现代经济学文献做起。 我认为张五常的长处是他思想的深度。张五常不但是直感特别好，按以往我们做研究的经验， 有时候直感是不可靠的。我觉得主要他还不只是靠直感，而是能从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抓出关键的 问题。他的直感比传统边际分析更能抓住要害。他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了解真实经济世界，与那 些从学校门到学校门，从书上讨生活的人不一样。他的最大缺点是处不好人际关系，包括与政府 的关系(例如最近的逃税案)。但我却非常惊讶，在西方制度下，这种独立特行的中国人居然有机 会脱颖而出为世界经济思想史做出特出的贡献。我想在今天香港学术界，这种事是再难出现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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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我为什么写陈寅恪？ 余英时 经济观察报书评（2014-07-03）
这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在我个人的生命史中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现在第三次增订刊 行，我想略述书成的经过，并对先后关心过它的朋友——包括相识与不相识的——表示我的感谢。 我为什么写陈寅恪？ 首先我要说明，我从来没有过研究陈寅恪的打算，这本书从萌芽到成长都是意外。而且除了 一九五八年刊布的《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第一篇文字外，其余都不是我主动撰写的，而是 由各种客观因缘逼出来的。所以我想交代一下我为什么会写《书后》这篇文字。 我在书中已说过，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在哈佛大学偶然读到《论再生缘》的油印稿本，引起精 神上极大的震荡。现在我愿意补充一点，即这一精神震荡和自己当时的处境很有关系。那时我在 美国的法律身份是所谓“无国籍之人” （ASTATELESSPERSON） ，因为我未持有任何国家颁发的 “护照” 。最初我对此并不十分在意，因为我一向认为没有“国籍”并不能阻止我在文化上仍然 做一个“中国人” 。但终一夕之力细读《论再生缘》之后，我不禁深为其中所流露的无限沉哀所 激动。这首为中国文化而写的挽歌在以后几天之中都萦回在我的胸际，挥之不去。我在香港住了 五、六年，对于当时大陆上摧残文化、侮辱知识分子的种种报道早已耳熟能详。但在那个冷战高 潮的时期，报章上的文字都无可避免的受到政治意识的侵蚀。我平时读这些文字，终不能无所存 疑。 《论再生缘》是我第一次听到的直接来自大陆内部的声音，而发言的人则是我完全可以信任 的陈寅恪。他一生与政治毫无牵涉，但就其为中国文化所化而言，则可以说是王国维以来一人而 已。 《论再生缘》中并无一语及于现实，然而弦外之音，清晰可闻：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迅 38
声音 速地随风逝去。 顾亭林曾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用现代的话说，即是国家与文化之见的区别。我已失去国家， 现在又知道即将失去文化，这是我读《论再生缘》所触发的一种最深刻的失落感。“天末同云黯 四垂，失行孤燕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 ”王国维这几句词恰好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 “亡天下” 的惶恐也牵动了“亡国”的实感。一个“无国籍之人”想要在自己的文化中安身立命似乎只是一 种幻觉。
陈寅恪，江西九江市修水县客家人，1890 年 7 月 3 日生于湖南长沙， 1969 年 10 月 7 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诗人、历史学家、 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清华百年历史 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其父陈三 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 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 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
我怎么变成“无国籍之人” ？ 说的这里，我不能不顺便解释一下：我怎么会变成了“无国籍之人”？一九五五年春天哈佛 燕京学社接受了新亚书院的推荐，让我到哈佛大学访问一年。但从三月到九月，台湾国民党政府 一直拒绝发给我“中华民国护照” 。据说这是因为我在香港刊物上写过不少提倡民主、自由的文 字，属于所谓“第三势力” 。钱宾四师虽曾出面说明我其实只是新亚书院一名“助教” ，但仍未发 生效力。最后由友人介绍，得到亚洲协会（ASIA FOUNDATION）驻港代表艾维（JAMESIVY） 先 生的 说 项 ，美 国 领事 馆 允 许我 到 律 师事 务 所取 得 一 种临 时 旅行 文 书 （ “AFFIDAVITINLIEUOFPASSPORT” ） ，以“无国籍之人”的身份发给签证。所以我一直迟至十 月初才抵达哈佛大学，已在开学两个星期之后了。 我提起这一段往事并不表示我今天对此还耿耿于怀，而是因为叙事中无法省略。在“党”高 于一切的现代中国， “护照”不是公民的权利，而是政府控制人民的手段，原是一种常态。而且 事后来看，我早年没有“国家” ，因此思想也不受“国家”的限制，其中得失正未易言。不过当 时“无国籍之人”的法律身份确曾使我每年受美国移民局的困扰，他们很难决定是不是应该延长 我的居留权。这个身份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好象是很少见的。 现在回想，当年“亡国”而兼“亡天下”的奇异感受也许正是使我读《论再生缘》而能别有 会心的重要背景。无论如何，这个背景和《论再生缘》中所谓“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是恰好能 够交融的。我情不自禁地写下那篇〈书后〉 ，并将《论再生缘》稿本寄交香港友联出版社刊行， 其根本动力也出于我个人所经历的一种深刻的文化危机感。 研究明遗民的政治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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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但是我的认同危机不久便经过自我调整而化解了。此后我渐渐淡忘了这篇〈书后〉 ，更不曾 动过研究陈寅恪的念头。一九七零年初，陈寅恪的死讯初传到海外，一时掀起了悼念的热潮。这 年三月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对学术界的影响尤大。连向来不大写通俗文字的杨莲生师 也写了一篇〈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引言〉。杨先生撰文的那天晚上还打电话要我代查所 引《资治通鉴》中的一段文字。俞大维先生当时希望在哈佛的中国学人都能以文字参加纪念。所 以我也收到了他的文章的单行本。杨先生更鼓励我加入纪念的行列。但我自问既未受教于陈寅恪， 又无新资料可凭，更不想重复十几年前在〈书后〉中说过的话。所以始终未着一字。甚至我也没 有接受杨先生的建议，把〈书后〉寄给《谈陈寅恪》一书的台北编辑委员会。在整个悼念期间， 我一直保持缄默，因为借题发挥不但毫无疑义，而且是对死者的大不敬。 再度提笔写陈寅恪是一九八二年底，上距〈书后〉已整整二十四年之久。这次完全是出于偶 然，而且不是由我主动的。其时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 、 《寒柳堂集》等已出版了一年多，我也 曾反复读过多次，只是为了想进一步了解他晚年的史学取向，但毫无见猎心喜、以他本人为研究 对象之意。理由很简单：我的专业是十八世纪以前的中国史，不是现代史，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 研究陈寅恪的“晚年遭遇” 。我细读《柳如是别传》主要还是为了研究明遗民的政治动向。一九 七二年我出版了《方以智晚节考》一部专题研究，指出方氏逃禅以后并未真与政治绝缘，最后在 惶恐滩自沉而死。八十年代初大陆上有几位学人专就此一断案和我争论，文字往复不少。 《柳如 是别传》所研究的恰好是同一时代、同一范围。我曾在其中找到不少可以助证我的论点的材料。 一九八二年友人金恒炜先生旅居美国，主编《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我们偶尔见面，也 曾谈到陈寅恪和他的晚年着作。恒炜对我的一些看法极感兴趣，一再怂恿我把这些意见正式写出 来， 《人间副刊》愿意为我提供发表的园地，而且篇幅不加限制。我经不起他的盛情鼓舞，终于 写出了那篇惹祸的长文——〈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 。当时董桥先生主编香港的《明报 月刊》 ，对我的文字也有偏好，要求同时刊出此文，这才流入了中国大陆。生平文字闯祸，事已 多有，而未有甚于此者，尚在红楼梦争议之上。但我有自知之明，并不是这篇文字涵有特别的价 值或特别的荒谬，而是由于其中道破了一些历史疑点，为人人心中所已有，适逢其时，竟酿成一 大公案，至今未了。这正应了陈寅恪“人事终变，天道能还”的预言。现在我必须趁增订本出版 的机会向金恒炜和董桥两位老朋友致最诚挚的谢意。无论是功是罪，他们两位恐怕都不能不和我 共同承当。
金恒炜，曾在《中国时报》系服务多年，担任人间副刊主编、副总 编辑等职务，在《自由时报》撰写专栏并在香港开放杂志发表政治 性评论文章，经常上电视评论政治局势，是知名的绿色名嘴。是第 二代“台独”份子。
陈寅恪说： “作者知我” 今天我们已确知寅恪先生当年是熟悉我的〈书后〉的内容的。那么他自己究竟有过什么样的 反应？答案在十年前便已揭晓了。现在我既已决心告别陈寅恪研究，经过再三的考虑，我认为不 应该再继续让这样的事实埋没下去。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香港大学的李玉梅博士写了一封信 40
声音 给我，兹摘抄其中最有关系的部分于下： “晚正研究史家陈寅恪，因于八月下旬结识陈老二女儿陈小彭、林启汉夫妇，畅谈陈老事， 至为投契。小彭夫妇于一九五四年调返中山大学，据称此乃周恩来之意，好便照顾陈老云云。今 则居港七、八年矣。于细读教授有关大作后，小彭命我告知教授数事如下： 〔一〕 陈老当年于读过教授〈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一文后，曾说： “作者知我” 。 〔二〕 教授《释证》页七十（按：此指一九八六年新版）有“陈先生是否真有一枝云南藤 杖”之疑，答案是肯定的。 〔三〕 陈老夫妇确曾有为去留而争执之事。 小彭夫妇对教授之注陈老思想，能得其精神，深觉大慰，特命余来信告之。 ”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当时读到寅恪先生“作者知我”四字的评语，心中的感动真是莫可言宣。 我觉得无论我化多少工夫为他“代下注脚，发皇心曲” ，无论我因此遭到多少诬毁和攻讦，有此 一语，我所获得的酬报都已远远超过我所付出的代价了。这次增订版加写了〈儒学实践〉和〈史 学三变〉两篇研究性的长文，也是为了想对得住寅恪先生“作者知我”这句评语。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余英时/著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 7 月 41
声音 但是当时我的〈晚年心境〉 、 〈诗文释证〉都在遭受质疑的阶段。如果我用任何方式公开了这 封信的内容，都等于拖人下水，硬把陈小彭女士和李玉梅博士划入我这一边，也许因此给她们制 造意想不到的困扰。那便适成其为“以怨报德”了。此信“留中不发” （一笑）至十年之久，其 故端在于是。小彭女士长期侍奉老父于侧，吴宓《日记》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条至有“小彭搀扶 盲目之寅恪兄至，如昔之 ANTIGONE”的记载。 （ 《吴宓与陈寅恪》 ，页一四五）我读了十分感动。 我相信她一定愿意寅恪先生晚年的一言一行都留在历史纪录上，否则她便不会郑重托人向我传话 了。李玉梅博士也早已治学有成，我最近读到了她〈 《柳如是别传》与诠释学〉一文，发表在《柳 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 （一九九六）上面。现在事过境迁，当年的种种顾虑早已不复存在，如果 我再不公开此信，则未免埋没了小彭女士的苦心和孝思。小彭女士和我从无一面之雅，但她当年 传其父语，曾对我发生了极大的鼓舞作用，至今感念不忘。所以我宁可不避自炫之嫌，也要坦白 说明：寅恪先生“作者知我”一语是本书增订版问世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动力。 消解陈寅恪的新论说 最后，我要谈一谈今天大陆上所谓“陈寅恪热”和本书的交涉。从一开始大陆官方宣传人员 及其海外的附和者便对本书采取了一种先声夺人的栽赃策略。其具体运作的方法则是先给我带上 一顶政治帽子，然后再顺理成章地给本书贴上一条政治标签。而这顶“帽子”和这条“标签”则 早在大陆上丑化了好几十年，是大陆上老、中辈知识分子一见即义愤填膺或鄙夷不屑的。这样一 来，我对陈寅恪晚年诗文所做的一切解释便都成为“别有用心”而不足采信了。政治栽赃本是国 际共产党人的一贯手法，但中共继承衣钵以后又加以“名教化”，因此更是妙用无穷。在马家店 的新名教之下， “帽子”和“标签”形成了一套一套的“名”的系统，一般人只要看见某种“名” 便习惯成自然地发出某种条件反射。这当然是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的状况，尤以所谓“文 化大革命”时期为然。由于种种原因，马家店的新名教今天确已渐渐失灵了。但不可否认的，只 要极权的政治体制不变，新名教的余威便不可能完全消失， “帽子”和“标签”也依然会继续发 生一定的效用。我对此有切身体验，深信不疑。 陈寅恪的“爱国主义” ？ 四十年前我在〈书后〉中早已指出陈寅恪对极权统治是深恶痛绝的。任何人对他的价值意识 稍有所知都必然会得到同样的论断。无论就个人或民族言，他都以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为最高的原则。马家店的极权体制不但是从外面移植过来，强加于中国民族之上，而且对个人独 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摧残压制更超过古今中外的一切专制统治。陈寅恪绝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彻底 否定他的价值系统的政治制度。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仍找不出任何理由来改变原有的观点。相反 的，由于史料的大量出现，我的观点只有更强化了。 大陆官方学术界和我的争执主要便集中在这个观点上面。他们加 给我的“帽子”和“标签”一直未收回，但持以驳斥我的具体说法则 因时势的推移而屡有变易。一九七八年广州《学术研究》复刊号说陈 寅恪“曾多次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 ”一九八五年胡乔木的 写手“冯衣北”已不得不稍稍降低调门，改说陈寅恪在一九五零年的 诗中表达了“不意共产党待我如此之厚”的意思。一九九五年《陈寅 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了。这似乎表示官方也不想或无法再阻止陈寅 恪“晚年遭遇”的问题曝光了。至少它已默认了陈寅恪在中共统治下 受尽践踏和侮弄这一事实。但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却出现了下面这个 42
声音 新论说：不错，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确实遭遇了一波接一波的苦难，并终于“迫害至死” 。 （ 《最后 二十年》 ，页二十七）然而政治是俗人之事，对于高雅出尘的陈寅恪来说，却是无足轻重的。陈 寅恪对中国文化是那样的一往情深，他最后二十年的生命已完全托付了给它，一切着述也都是为 了阐发它的最深刻的涵义。不但如此，他的文化痴情又和他的土地苦恋是那样紧密的连成一体， 以至他无论怎样也不肯“去父母之邦” 。所以一九四九年他在人生旅途中已作出了最有智慧的抉 择。即使他在当时能预知以下二十年的一切遭遇，他的决定也不会两样。为了文化，他“虽九死 其犹未悔。 ”中国文化传统中过去曾有一条绝对的“孝道”原理，叫做“天下无不是父母” 。陈寅 恪则创造性的发展了这一绝对原理，使之成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之邦” 。陈寅恪这位超群绝伦 的文化大师的全部伟大便在这里。所以今天谈陈寅恪绝不应再涉及政治，因为一说到政治，便会 害得他在九泉之下仍不能安稳。怎么谈陈寅恪呢？我们只需反复不断地说：文化、文化、文化……。 以上可以算是今天大陆上为了消解陈寅恪“最后二十年”而发展出来的最新论说的一个基本 模型。这个模型自然是由我模拟而成，不能指实为某一个人或某一部着作的特有观点。而且在模 拟的过程中，我把一些紧要的潜台词也点破了。用西方学术界的术语说，这是建立一个“理想型” （ “IDEALTYPE” ） ；这种“理想型”是为分析和讨论的便利而设，在方法论上是必要的。就我阅 览所及，上面所拟的论说模型可以适用于近来大陆上许多关于陈寅恪的讨论文字。我绝不敢说， 上面试建的“理想型”已达到了恰如其分的地步，因此我欢迎别人肯加以指摘和改进。但是我相 信，以整体的意向而言，它大概可以说是虽不中亦不甚远。 这一套最新的论说即使不是完全针对着我的《诗文释证》一书而发，意中也必有我所提出的 “晚年心境”在，这是毫无可疑的。冷眼旁观的人也看出了这一点。 （见程兆奇〈也谈陈寅恪〉， 《中国研究》，一九九六年九月号，页五十至那么对于当前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新论说，我究竟 应该怎样看待呢？ 这里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对它作系统而全面的回应。但是我愿意指出它的几点特色： 第一、上面所拟的模型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出，这一新论说其实是企图提出另一种“陈寅 恪的晚年心境”来取代我的看法。但持论者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史学工作— —重建陈寅恪晚年的生活和思想世界。历史重建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是通过文献研究所得到的证据 （EVIDENCE）和经过谨严推理所建立的论辩（ARGUMENT） 。两者缺一不可。相反地，他们好 象是陈寅恪亲自授权的发言人，可以随时随处告诉读者陈寅恪晚年在一切问题上是怎样思考、怎 样判断、怎样感受的。他们不但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内心隐曲畅所 欲言，而且出之以如数家珍的方式。他们似乎假定读者都像天真 无知的儿童听成人讲故事或神话一样，一个个张开嘴巴、睁大眼 睛，完全信以为真，绝不会发生半点疑问。 第二、新论说的另一个特色是把政权隐藏在中国大陆这块土 地的后面，来加以维护。这是对于“投鼠忌器”的心理的一种巧 妙运用。“感谢共产党”“共产党待我如此之厚”之类的话当然消 失了。甚至党内的“极左派”和“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曾对陈寅 恪造成严重伤害，现在也不妨直认不讳，因为这早已是公开的秘 密。何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迫切需要对“极左”和“史无 前例”展开猛烈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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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陈寅恪与中共政权“认同”的问题今天自然已无从谈起，而且也失去了政治上的重要性。在 国家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新意识形态之下，大陆上研究陈寅恪的基调已明 显地转换为“爱国主义” 。 （一九九四年季羡林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的关于《柳如是别传》的讨论 会上的主题讲演词便是明证。见〈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 ，收在《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中， 页一至七）陈寅恪可以不认同政权，但绝不可能不认同国家。依照大陆官方的逻辑，只要你承认 了陈寅恪“爱国”这个前提，你就不能不接受下面这个必然的结论：“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 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 （见《邓小平文选》 ，页三四七）当然，在陈寅 恪研究中，这句话只是潜台词，不必说破，也不能说破。如果你说陈寅恪爱的是中国文化，逻辑 的结论也还是一样。季羡林说得很透彻：文化必然依托国家，然后才能表现，依托者没有所依托 者不能表现，因此文化与国家成为了同意词。 （前引文，页四） 因此在新论说中，一九四九年陈寅恪的“去” “留”问题仍所必争。但所争已不在政权认同， 而在“留在大陆”还是“出走海外”。爱国或不爱国、人品识见之或高或下、道德意识之或强或 弱，无不由“留”或“去”而判。如果有人引《诗经》 “逝将去汝，适彼乐园” 、 《论语》 “乘桴浮 于海” 、或曾子“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之类的典据与之争议，企图说明儒家文化未尝不允许陈 寅恪当年离开大陆，那就未免“书生气”到了可笑而又可怜的地步了。陈寅恪今天之所以被描写 成一个神秘不可思议的“恋土情结”的精神病患者，有如胎儿之不能须臾离开母体，正是因为“去”、 “留”问题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更取得了新的现实意义。试看季羡林在上引讲词中开头的几 句话： “陈寅恪先生一家是爱国之家，从祖父陈宝箴先生、其父散原老人到陈先生都是爱国的，第 四代流求、美延和他们的下一代，我想也是爱国的。 ” （页一） 我初读时大惑不解，陈寅恪的二女儿小彭在父亲晚年侍奉最力，有蒋天枢《编年事辑》与吴 宓《日记》可证，为什么竟被排斥在“爱国之家”以外了呢？稍一寻思，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 小彭女士早已于八十年代前后移居香港，她已失去爱国之家的资格了。现在香港已“回归祖国”， 我盼望她能恢复陈寅恪女儿的自然身份。
第三、新论说中以文化取消政治也是一个极其显着的特色。这一点我在前面所拟的模型中已 有所说明。新论说与旧论说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明白承认陈寅恪在政治上备受折磨，但却坚持政 治丝毫不影响他的文化追求。他们好象想藉着政治与文化一刀切的办法来推崇陈寅恪的高洁。一 九四九年以后陈寅恪能留在“父母之邦” ，胎息于中国文化之中，那已是生命的最大充实。其他 44
声音 一切不幸，虽也不免令人叹息，却已不值得计较了。所以在新论说中，陈寅恪对于折磨他二十年 以至于死的政治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他的许多感事诗，当时他的朋友已看出是“谤诗”， 甚至党委书记也说是“讽刺我们” ，现在都被解释成为“文化苦吟” 。他在一九五三年《对科学院 的答复》 ，在我们俗人看来明明是“痛斥极权统治者箝制思想” ，竟在新论说家的笔下变成了“文 化苦痛”的一种表现。不用说，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终于活活给吓死了” （ 《最后二十年》， 页四八零） ，那也只好怨他自己经不起“文化恐怖” 。 大陆上流行的“政治文化” 不过真要把陈寅恪说成一个只有“文化”概念而无“政治”概念 的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曾读到许多 老学人引用赵元任先生的名言： “说有容易说无难” 。不知为什么新论 说家竟那样健忘？陈寅恪晚年诗文中的反证太多，但这里不能涉及。 现在姑引吴宓《日记》中一句话以概括之。吴宓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 记陈寅恪的谈话有一条说他“坚信并力持：必须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 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与文化。 ” （ 《吴宓与陈寅恪》 ，页一四五）这里 他明明把“政治”和“文化”划分为两个互相独立的领域，而且“政 治”还置于“文化”之前。他怎么可能对日日身受其苦的政治没有一 个明确的整体概念呢？如果真对政治全无概念，他又如何能大谈清谈 与政治的关系？更如何能写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呢？ 我很理解新论说家的苦心孤诣。他们是为了要驳斥我的“谬说”而不得不然。但其实这是由 于胡乔木及其写手们有意栽赃而引出的。我从来便认定陈寅恪的终极关怀是文化而不是政治。不 过我同时也指出他出身于近代变法的世家，对政治既敏感也关心。因此在他的思想中政治与文化 是互相关涉的。由于中共官方的刻意歪曲，大陆学人中颇多相信我的《晚年诗文释证》一书只是 为了证明陈寅恪“认同于国民党政权” ，他们也相信我曾提出“陈寅恪最初准备追随国民党去台 湾”之说。事实上这两点恰好都是适得其反。大陆学人对于本书大概耳闻者多，目见者寡。他们 能读到的也是“冯衣北” 《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的〈附录〉 ，已先经过了一道“批判”程序。 而且“冯衣北”与我“商榷”时，其口吻简直是在和一个国民党的宣传人员作“阶级斗争” 。其 意显然是为了要给我扣上一顶“帽子” ，以达到“斗垮” “斗臭”的目的。 今天新论说家文明多了，但仍然一口咬定我用“政治”污染了陈寅恪的“文化”。所以他们 反其道而行之，专以“文化”来消灭我的“政治”。他们甚至不惜弃车保帅，推出“冯衣北”与 我同斩，说双方“都无法抹掉『弦箭文章』的色彩。 ”（见《最后二十年》 ，页五零一）我已考出 陈寅恪用“弦箭文章”之典出于汪中〈吊马守真文〉，意指代“府主”作文章，说的是“府主” 腹中之语。 “冯衣北”的“府主”是胡乔木已有明证，不成问题。那么我的“府主”又是谁呢？ 图穷匕首见，新论说家原来是在暗中为我补行加冕礼。这样看来，他们的“文化”也并不那 么“纯” ，它消灭了我的“政治” ，却又以走私的方式挟带进自己的“政治” 。这与以国土认同掩 护政权认同的手段不但异曲同工，而且殊途同，它的立足点恰恰是今天在大陆上流行的“政治文 化” （POLITICAL CUL—TURE） 。 我这本书大概短期内还不可能在中国大陆流传。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它所受到的种种曲 解和诬毁则仍在扩散之中。但这一层全不在我的心上。我以偶然的机缘，竟能在先后四十年间为 45
声音 陈寅恪的晚年诗文“代下注脚，发皇心曲， ”而今天终于亲见“陈寅恪热”的出现，这是我在一 九五八年写〈论再生缘书后〉时所根本不敢想像的。我在精神上所得到的满足已足够补偿我所化 费的时间与精力而有余。更重要的是通过陈寅恪我进入了古人思想、情感、价值、意欲等交织而 成的精神世界，因而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流变获得了较亲切的认识。 这使我真正理解到历史研究并不是从史料中搜寻字面的证据以证成一己的假说，而是运用一 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 这和陈寅恪所说藉史料的“残余片断以窥测其全部结构” （ 《金明馆丛稿二编》 ，页二四七） ，虽不 尽同而实相通。如果我当时从他的劫余诗文中所窥见的暗码系统和晚年心境，居然与历史真相大 体吻合，那么上面所提示的方法论至少已显示了它的有效性。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陈寅恪是运 用这一方法论最为圆熟的一位先行者。我曾一再说过，我尽量试着师法他的取径，他怎样解读古 人的作品，我便怎样解读他的作品。从这一点说，这本书不能算是我的著作，不过是陈寅恪假我 之手解读他自己的晚年诗文而已。 但我不否认我对此书有一种情感上的偏向。因为他已不是外在于我的一个客观存在，而是我 的生命中一个有机部分。它不但涉及历史的陈迹，而且也涉及现实的人生；不但是知识的寻求， 而且更是价值的抉择。此书不是我的著作，然而已变成我的自传之一章。因此在告别陈寅恪研究 之际，特写这一篇《自述》 ，叙书成因缘，作为我个人生命史的一种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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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冠中：我这一代香港人 陈冠中 摘自《我这一代香港人》 （2014-07-1）
陈冠中，香港作家。生于上海，长于香港，曾在台湾居住，现居北京。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 与美国波士顿大学。绿色力量、绿田园有机农场、香港电影导演会等发起人，现任绿色和平国际 董事。1976 年创办生活潮流月刊《号外》。曾在 90 年代中期任《读书》海外出版人。著有小说 “香港三部曲” （ 《太阳膏的梦》 《什么都没有发生》 《金都茶餐厅》 ） 《盛世》 《裸命》 ，评论集《城 市九章》等。 我这一代香港人：成就与失误 我是 1952 年在上海出生的，4 岁到香港。小时候上学，祖籍栏填的是浙江鄞县，即宁波。我 在家里跟父母说上海话，其实是宁波话；跟用人说番禺腔粤语，上幼儿园则学到香港粤语。我把 香港粤语当作母语，因为说得最流利，而且自信地认为发音是百分百准确的，如果不准是别人不 准，不是我不准。就这样，身份认同的问题也解决了。 我后来才知道，我是属于香港的“婴儿潮”一代，指的是 1949 年后出生的一代。香港人口 在“二战”结束那年是 50 万，到 1953 年已达 250 万，光 1949 年就增加了近 80 万人。随后十来 年，出生人口也到了高峰，像旧式的可乐瓶一样，开始还是窄窄的，后来就膨胀了。 我这代很多人对童年时期的贫穷还有些记忆。家长和家庭的目标，印在我们脑子里的，似乎 就是勤俭，安定下来，改善生活，赚钱，赚钱，赚钱。 我们的上一代当然也有一直在香港的，但很大的一群是来自广东、上海和内地其他地方的， 47
声音 是在认同内地某个地域而不是香港的背景下走出来的。 南来的知识分子更有一种文化上的国族想象，逃至殖民边城，不免有“花果飘零”之叹。 然而，从我这代开始，变了。我们只是平凡地长大着，把香港看作一个城市。 这里我得及时声明，我是在发表对同代人的个人意见，并不是代表同代人说话，说不定有人 一生出来就懂得爱国反殖。我在下文想说明的一点恰恰就是，爱国和民主一样，对我们来说都是 后天慢慢建构起来的。 我们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是不介绍中国 20 世纪当代史的。尽管中文报纸上报道内地的消息， 我这代在成长期往往在意识中是把当代中国大致排斥掉的。 我这代一个最大的共同平台，就是我们的中小学，不管是政府还是教会或私人办的。 我的学校当时是怎样的呢？是一条以考试为目标的生产线。我这代人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 考完试后就会把学过的内容给丢了。这对香港一代成功人士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可以很快很聪明 地学很多东西，但转变也很快，过后即丢，而且学什么、做什么是无所谓的，只要按游戏规则把 分数拿到就行。 在中学里面，我觉得唯一不全是为了考试的学科，除了教会学校的《圣经》课，就是中文和 中国历史课。我们的中文老师可能也是我们接触到中国传统的唯一渠道。关于中国文化，甚至做 人德行，都可能是从中文课上获得的。现在我这代人中，对文化历史时政有些理想主义想法的人， 很可能都是中文课的好学生，或读过武侠小说，否则说不定连小小的理想主义种子都没有了。 可惜中文课在香港英文学校里是比较边缘的，有些学校根本就不开这门课。 1964 年，我这代进入青春期。那年，披头士乐队访问香港。 我那比我大一岁的姐姐和同班同学去电影院看了 10 次披头士的电影《一夜狂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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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我们跟父母有了代沟，稍留长了头发，穿牛仔裤，弹吉他。因为我们曾手拉手唱过英语反战 歌，我以为不用问大家都是接受平等及参与性的民主的。我要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才觉悟到二 者没有必然关联。 1973 年，香港股市在狂升后出现“股灾” 。 我这代的青春期，就从英美时髦文化开始，到全民上了投资一课后毕业。与同期同代内地人 太不一样，我们可说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代。 当然，中间有 1966 年和 1967 年的两次街头抗争插曲。第一次带头反对天星小轮加价的是青 年人，对未成年的我们有点不甚了了的轻微吸引。第二次冲突大多了，是“文革”的溢界，逼着 站在港英一边的明智大多数和他们的子女在随后的许多年对中国内地更有戒心——把内地视为 他者，相对于“我们”香港。除此之外，以我观察，1967 年事件对我这代大多数人的心灵和知 识结构并没有留下显著痕迹。 这时候登场的是香港随后 30 年的基调：繁荣与安定压倒一切。 这时候香港政府调整了管治手法：建公屋，倡廉政。 这时候我这一代也陆续进入人力市场。 连人口结构都偏袒我这一代：我们前面没人。 就是说，婴儿潮一代进入香港社会做事时，在许多膨胀中和上升中的行业，他们往往是第一 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人员工，直接领导是外国人或资本家。我们不愁找不到工作，我们晋升特别 快，许多底层家庭出身的子女凭教育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社会阶层，我们之中不乏三十来岁就当 外企第二把手的人。 似乎不论家庭或学校、文化或社会，都恰好替我这一代作了这样的经济导向的准备，去迎接 随后四分之一世纪的香港经济高速发展期。 我们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运气好到什么地步，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怎么聪明，而是因为有一 个历史的大环境在后面成就着我们。香港是最早进入“二战”后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地区，在日 本之后便轮到我们了，比台湾地区早。台湾还搞了一阵进口替代，我们一进就进去了，转口、贸 易、轻工业加工代工，享尽了“二战”后长繁荣周期先进入者的便宜。另外，内地的锁国（却没 有停止以低廉货物如副食品供给香港）也为我们带来意外的好处。这一切加起来，换来香港当时 的优势。我们这批人开始以为自己有多厉害、多灵活、多有才华了。我们不管哪个行业都是很快 就学会了，赚到了，认为自己了不起了，又转去做更赚钱的行当。 我并不是说我们不曾用过力气，我想强调的是：这一代是名副其实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 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香港的好与坏，我们都负有绝大部分责任。 我们是受过教育的一代，可训练性高，能做点事，讲点工作伦理，掌握了某些专业的局部游 戏规则，比周边地区先富裕起来，却以为自己特别能干。 49
声音 我们从小就知道用最小的投资获得最优的回报。而回报的量化，在学校里是分数，在社会上 是钱。这成了我们的习性。 在出道的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我们在经济上尝到甜头，这成了路径依赖，导致我们的赚 钱板斧、知识结构、国际观都是局部的、选择性的，还以为自己见多识广。 我们的整个成长期教育最终让我们记住的就是：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 压力，不追求完美或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我们自以 为能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 也是最快的回报。 我在香港拍过一部美国电影。美国的设计师要做一个布景台子，让香港的道具师帮他做。他 每天来问做好没有，香港道具师都回答他，不要紧，到时一定会做好的。等到开拍那天，果然那 张台子及时被搬进来了，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不错，但仔细一看，台子的后面没刷油漆，因为后面 是拍不到的，而且只能放着不能碰，一碰就塌。美国的道具师不明白，为什么我早就请你们做张 台子，要到最后一刻才交货，并只有前没后；香港的道具师也装不明白，你要我们做个道具，不 是及时交货了吗？而且是几秒钟镜头一晃就过去的那种，为什么要做得太全呢？在镜头里看效果 是不错的，况且不收货的话也没时间改了。这就是我们的“can-do” （实干）精神、港式精明和效 率。
我这代人的这种心理，早在成长期就有了，到我们出道后更是主流思想，不是现在年轻人才 50
声音 这样，现在年轻人都是我这代教出来的。 说 20 世纪 70 年代是“火红的年代”、我这代是理想主义一代，喂，老鬼们，不要自我陶醉 了。 太多我这代人自以为了不起，其实比不上我们的上一代，只是我们运气比较好。同样， “火 红的一代”也只是后来膨胀了的神话，严格来说，都是失败者。 首先， “火红”并不是我这代的主流特质，就算在大学里与“火红”沾边儿的也只是很小的 一群：我在 1971 年进香港大学，在我所住的宿舍里前后三年百多名住宿生中，我知道的参加过 “保卫钓鱼岛”运动最大一次示威的只有三个——有个别的宿舍比例确实较高。 当时大学生的左翼小圈子里有两派，一个是“国粹派”；另外是更小的圈，是左派中对当时 的“文革”有批判的一派，叫“社会派” 。在大学外，有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几个跟当时仅存的 港澳老托派联络的年轻激进派，这些圈子也很小，虽然戏剧效果较大。教育、教会和后起的社工 界、法律界、新闻界也有个别关心公义的人士和组织。像我这样松散参加过校园民主、民生（反 加价、反贪污） 、民族（中文成法定语言、保钓）等活动的人则稍多一点儿。港澳工委在香港的 有组织左派（不包括亲北京工会会员）人数当然又多一点儿，但总的来说在主流社会里是少数。 “四人帮”倒台后，不少国粹派学生马上进入商界，到美国银行等商业机构做事，一点儿障 碍都没有。1979 年改革开放后，他们又是第一批去内地做生意的人。到底是香港教育出来的精 英。 可以看到，国粹派的深层执着是国族，今天可提炼出来的是爱国。 其他零星异端左派当年的主张也幸好没有实现，然而他们的基本关注 是公义，可滋养今天的民主诉求。这就是“火红一代”的遗产。 火红年代的影响很有限，所以在 80 年代，民主和爱国都未竟全功。 如果婴儿潮一代人当时群起要求民主，《基本法》都怕要改写。事实 是，大部分我这代经济动物根本没有去争取，而少数已成既得利益的 同代人，竟有反对普选等普世价值的。同时，我这代人仍普遍保留了 之前对内地的畏和疑。 不在公共领域集体争权益，只作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特点：20 世纪 90 年代中出现往加拿 大和澳大利亚的移民潮。对部分南来的老一代是再出走，对婴儿潮一代是留学以外第一次有规模 的离散，大部分是因为 1997 年要回归而移民，故不是经济移民，而是替家庭买一份政治保险。 有部分家庭，将太太和子女送到国外，丈夫仍在港工作，成为“太空人” ，因为香港的工作更能 赚钱，兼想要两个世界的最好。真正断了香港后路者，他们的位置也很快为留港的原下属补上。 许多成年人移民后的香港身份认同并没有动摇，身在国外心在港。对我这代来说，在亚洲金融风 暴前，从财富和机会成本计算上看，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应属失策。眼见香港持续发达和内地 的变化，1998 年前后回流香港的人也不少。当然也有决心融入移民国，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和 价值观的。总的来说，移民潮势头虽强，最终只是移民个人和移民国的新经验，过后竟没有在香 港留下重大烙印，没有妨碍过去 20 年香港主流的发展，而“九七效应”更曾一度加强这主流： 赚快钱。 51
声音 一直以来，就香港大学来说，主流所向往的，除了当医生外，是在香港政府里当官。文官有 两种：政务官和行政官，都要大学资格。那些所谓最精英的政务官，要求英语要好，大概头脑也 要比较灵话。这类官员总处于职位变动中，今年可能管经济，明年说不定派去搞工务，换来换去， 当久了自以为什么都懂，其实是按既定规章制度程序办事，换句话说只懂当官僚。说到底，他们 也只是香港教育出来的精英，我们又如何能对他们有着远超他们认知程度的期待？ 到 70 年代，主流精英除了各种专业如律师、建筑师、工程师、会计师、教师外，还多了一 种选择：进入商界，特别是外企。1973 年，港大社会科学院应届毕业生就有几十人同被数家美 资银行招揽。我们走进了香港的盛世——婴儿潮一代的镀金时代。 我们带着这样的教育和价值观，自然很适合去企业打工，却同时想去创业和投机。我这代开 始了香港人这种奇妙弹性组合。我们当管理者，不像西方和日本 20 世纪中期那套刻板的白领中 产组织人，而是十分机动的。我们自以为有专业精神，懂得按游戏规则办事，但如果能过关也随 时可以不守规。我们好学习，甚至加班拼搏，不全是为了忠诚完美，更是为表现加薪，或说有上 进心。我们随时转工易主换业。我们是不错的企业管理者，却同时在外面跟朋友搞生意。 我这代人到底是在相对安稳的社会长大的，不算很坏。我们有做慈善的习惯（当然是在保持 安全距离的情况下捐点儿余钱） ，在不影响正业的情况下愿意做点儿公益（尤其当公益直接间接 有助正业） ，表现出大致上守信（明白这种社会资本长远来说能减轻自己的交易成本） ，也会照顾 家人朋友（扩大版的家庭功利主义）。不过，骨子里是比较自利和算计的，如以前在学校考试， 最终是自己得分过关。是的，我们爱钱。 所以出道十年八年后，我们的想象力就被绑架了，很甘心地受勾引，从赚辛苦钱进化到想同 时赚更多更容易的钱：股票、地产、财技。我们最初是羡慕，后来是不安分，怀疑自己的赚钱能 力比同代其他人落后了，最终一起陷入了一个向地产股票倾斜的局。而那几个行业，从 70 年代 初开始，一直节节上升，只有在 1973 至 1974、1982 至 1989、1987、1989、1993 至 1994 等年， 有个短暂股灾或楼价回落什么的，很快又更猛地往上冲。至此，我这代有了这样的全民共识：明 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因为今天的确比昨天好；楼价是不会跌只会升的，打一生工赚的钱还不如 买一套房。谁能不相信呢？我们的前半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来的。至此我们整代的精英都强 化了本来已有的投机习性，一心想发容易财。 我的牙医边替我整牙边打电话问股价。多少做工业的人把工业停掉，用厂房去做房产。我们 的偶像变成地产商或做股票玩财技的人，我这代很多人搭上了顺风车而确实得利。 20 世纪 80 年代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复兴的里根—撒切尔年代，这学说背后的意识形态很符合 我这代人的个人发财愿望，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政府好心做坏事、产权不清出现公地 悲剧、寻租行为增加交易成本等启迪民智的观念。公司化、放松管制渐成政策。资本市场的观念 进入更多人的意识。我屡次在聚会上听到黑社会大佬在谈 PE（市盈率） 、IPO（首次公开募股） 。 好像上天赐给我这代香港人一个方便法门：原来自利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不过，当学说变成信仰咒语后，就会出现外部效应，不利于社会进步和凝聚。 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的一些作为，决定了今日香港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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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不用多说的是《中英联合声明》 、“一国两制” 、《基本法》，这些是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定下 的规范性的纲领。 80 年代内地开放，我们的工业就搬到珠三角去了，谁都不能用工业空洞化的理由劝别人留港， 或提出什么工业政策。既然是赚钱机会嘛，那就去吧。本来已经有点儿到头的轻工业，也不用发 愁升级再投资，那些陈旧的设备都被运往内地，找到廉价的劳动力，大赚了一笔，并实时利及香 港。工厂搬走（像当初上海人南来开纺织厂的用地），正好改做房地产。可这样一来，整个香港 在 80 年代开始等于是自动放弃了制造业。 1983 年 9 月，因为中英谈判的前途未卜，港元对美元的汇率变成 1∶9.55，人心惶惶。香港 政府断然放弃港币自由浮动，跟美元挂钩。当时这也是非常有效的决策：民心很快稳定下来，外 资也安心，知道他们投进香港的热钱随时可以定价换回美元。 可是也因此香港政府只得放弃了自主的货币政策，从此跟着与自身经济体制差异很大的美国 走。这个 80 年代的决定一直绑住了香港调控通胀通缩的一只手，几任政府都不敢解套。 举个著名案例，在 1997 年回归前，美国恰恰因为墨西哥金融危机在减利息，减得非常低， 香港也只能跟着把利息降得非常低。但香港当时的房地产是过热的（由于投机者期待回归效应、 内地很多单位希望在香港开个“窗口公司”等原因） ，应提利率才是，却变成降息火上浇油。 后果是把已经是泡沫的房价再往高吹，毁了香港的价格竞争力，诱导了我这代中产者高价入 市后变负资产。
香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关键都在房地产。1984 年《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每年限量批地 50 公顷（1981 年还在售地 216 公顷） ，这方面政府是赤裸裸干预市场而不是放任，托高了地价， 成就了财富集中在大地产商手中的“不完全竞争”格局（1991 至 1994 年建成的私人住宅有七成 53
声音 是由当时最大的 7 家地产商提供的） 。1984 至 1997 年首季，楼价升了 14 倍，推到一个和港人收 入远不相称的地步，把全民财富集中在不神圣的三位一体（房产、地产股和抵押贷款银行） ，进 一步鼓动了港人走捷径赚快钱，增加了政府收入，扭曲了政府决策。
香港用于城市建设的土地少于 20%，英国殖民者留了超过 80%的土地给山和树，香港的土地 真的不足吗？还是利用这个迷思来政策性地逐步把地价推高？（答案：后者。 ） 1997 年，香港卖地收入占政府总收入的 30%，还未算印花税。 反讽的是，一半人口住的是公屋，加上公共设施、公立医院、公费教育和公务员，不靠卖地 和房税征来的钱，我们又怎能享有这么窄的税基，只缴这么少的所得税和利得税？ 这就是香港经济的移形换影大法：香港政府既似是积极不干预的放任小政府，又是对社会有 能力强势投入的大政府，像是有两个迵异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阿玛蒂亚·森——同时在指 导香港经济。而从制度政策看，看到的却是一只倚重地产并以干预来偏袒地产金融财团的有形的 手。一切美好，全靠地产，直到它变成了怪兽。 这个举世无双的香港特色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不知道是天才的剧本，还是自然浑成：土地是 皇家的，政府做庄家，以限量供地造成稀有令房价长期上扬，吸引香港人纷纷向银行贷款买房， 世代相传了地产必升的神话。港人有余钱就继续买房，或投在当时七大地产公司主导的股市，让 有恒产者与地产商、股市、银行利益与共。至于在私人住宅市场买不起恒产的人，政府建公屋或 租或卖，低价让大家住，同时靠卖地增加政府收入、保持低平窄税、法治开放、联系汇率、繁荣 安定，进一步吸引全世界包括内地的直接投资、避难逃资、投机热钱涌入香港，房价股市越发猛 升，大家发财，顺便造就了香港几十年的富贵与浮华、我这一代人的灿烂与飞扬，思之令人感伤， 然后不禁哑然失笑，简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天仙局。谁还理会制造业空洞化、资源投在非生产性 的建设、竞争力消失、房价比新加坡高 3 倍、内地在改变、地缘优势在消失、热钱靠不住？突然 斗转星移，好日子不再。 54
声音 场面撑久了，我这代人没见过别的世面，还以为这就是本该如此的永恒。一个亚洲金融风暴， 问题都出来了，可是已积重难返。 今天香港的问题，都和 1997 年前我们自己设的套有关。 譬如，我们的《基本法》里，规定公务员的薪水不能低于 1997 年前，就算经济不景气，他 们的薪水也不能大调，以此来保护当时公务员的信心。 又譬如，我们自以为平衡的预算很重要，故在《基本法》里对此有期待。这点让董建华担心， 从 1998 年到现在，香港每年都有赤字。 有些人说董建华上台后改掉了许多东西。其实现在香港更多是对 1997 年前的继承，而不是 与 1997 年的决裂：并不是说英国人走了，我们不用他们的政策，不受他们的影响了。重大的局 面都是回归之前已经布好，而不是回归后才有的，我们只是把回归前的问题更劣质化、更外露罢 了。 我们的公务员以前听命于英国外交部和女王任命的殖民长官，现在也是采取和政府完全一致 的态度。他们无所谓，只要老板叫他们做什么，他们把它做好就是了。现在做事是没以前轻松了， 但他们除了自保自惠外是不担当的，敢为老板在外面说几句话，就很有胆色了。 现在看起来，内地的改革开放，初则对香港有利，再下来就一定有互补互利的双赢情况，甚 至是内地领着香港雁飞的共荣，但也会让香港体验到地区与地区间的激烈竞争。毕竟，以前独占 性的地缘优势没有了。 从内部来说，香港很有优势，税低、效率高、法治尚存、廉政未泯、言论更自由。我自己去 了内地和台湾后也有这个感觉：在香港办事多方便！我们没有别的社会的城乡、族群、宗教等重 大冲突。当然，这些内部的优势也是 1997 年前就已经有的，甚至可说是我这代出道前已铺垫的 ——其中廉政是成就在我这代的。我这一代人的问题是太自满于自己的优点却看不到内部的不 足，更落后于急剧变化的外部形势。 我相信香港不会像扬州、威尼斯般，会由区域枢纽一落千丈只剩下旅游。不过看到英美一些 工业城市一衰落就是几十年，香港转型也有可能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 我知道还是有人以为政府少说话少计划，香港经济就自然会好。这是我这代既得利益者的一 厢情愿。2004 年市道转旺，大家憋了很久，期待重温旧梦，很不争气的香港人又把资本拿去炒 楼了。可惜时代不一样，一个更严峻的变局已成形，我们不可能回到往日——何况以前香港政府 也从来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不干预。 往前走，我们要解开一些 80 年代以来自己设的套。我们要来一个“边缘向主流的反扑” 。 爱国和民主就是必须并肩变为主流现实的两个边缘价值，缺一不可，否则既有宪政危机，也 改不了资本主义的决策腐败、政府自主性旁落、财富两极化——香港的财富差距越拉越大，基尼 系数竟由 1971 年的 0.43 升至 2001 年的 0.525。 55
声音 爱国和民主都是香港这场实验早该完成却未完成的部分，是自利的我这一代人迟迟交不出来 的功课。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好好地去研究作为民族国家一分子的民主宪政时代的管治。 我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过分重视地产和金融，连政府的思维都像地产开发商，而把原有 的贸易、工业冷落了。现在，我们不应只膜拜对香港生产力和竞争力最没贡献的地产商和被过誉 的资本市场财技，应重新推崇有国际或地区视野的贸易、工业、物流、基建和创意产业及靠实干 赚辛苦钱的其他产业如零售业和部分不受利润保护的公共设施业。我们需要更多样化的产业类 型。 政府现在说香港以金融、物流、旅游、工商业为主，仍不突显工业。 但我这代人所未遇上过的结构性失业终于出现。失业打击了我这代中的部分人，而将继续困 扰下一代。这是外部环境转变和产业偏食的后果，只鼓吹金融和服务业，很明显不能提供足够的 就业机会。 高失业是很伤害社会凝聚力的，有经济学家就提出了“二元经济”。一方面，我们还要继续 鼓励金融这类“高价值、低就业”行业。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要开发那些“低价值、高就 业”的产业，包括所谓本地经济。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会缺少就业机会。 “二元经济”原指某些大面积地区内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并存或城乡分列的经济。在全球化下 的全球城市，则倾向于出现收入二元分化的趋势：一元是高收入职业，一元是低价值服务业，像 快餐店职员、清洁工、小贩、迪士尼主题乐园的服务员等。
二元经济
“二元经济”的说法很正确地指出维持就业不能只靠金融服务和大企业。但我们要注意“低 价值、高就业”这样的思维语境里的“认命”倾向，小心反过来合理化了已经严重的两极化趋势， 并衍生出二元分割的路径依赖。 我这代很多人是穷苦出身然后翻身致富的，现在若把就业者锁在两个世界，扼杀了往上流动 的机会，等于正式宣告了下一代人的香港梦——水涨船高大家明天都更好——的幻灭。这将是香 港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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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我觉得，香港必须也有条件去倡导二元经济的一个更进取的规范性目标，就是“中价值、中 就业” ，这样大多数下一代才会有希望。 我们要鼓励制造业、贸易和与制造业配套的服务业，找回 80 年代被我这代人弄丢的出口导 向制造业创业观。否则，以后香港凭什么来做珠三角的前店呢？人家为什么要把物流给我们呢？ 香港完全不参与某些工序的研发生产升级，不深入珠三角产业链，最后我们连物流也占不到。我 们不能总是厚着脸求中央政府扭住广东省的脖子让利给其实更富裕的香港。 香港并非一无所有之地，我们有多年的累积底蕴，重拾制造业、贸易和配套服务的产业不是 不可行，有很多榜样可以学。意大利北部的工业是由无数作坊式的小工厂组成的，绝对是中价值、 中就业。 （不过意大利重家族不重法的作风则不值得恭维。 ） 我在上文说过，我这代人的国际视野其实是有局限的，其中一种局限是参照对象太窄。美国 固然不能忽略，但更适合为香港地区整体作参照的有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有社会成就 高的丹麦、比利时、荷兰等欧洲小国。荷兰环水，地小人稠（是香港人口两倍多），却是全球第 六大对外投资国和出口国（跟香港相似） ，产业比香港均衡多元，以贸易和物流著称，强盛的制 造业则传统工业和高科技并重，大公司和作坊并列，既有国际名牌，又发展金融旅游、原料通信， 连渔农业（含花业）也很蓬勃。城市化程度高，失业率在西欧是偏低的。财富分布相对均衡，它 的政府、资本与劳工的协商民主政治也值得参考，通过协商减政府预算、限劳工工资，是后福利 主义第三条路的典范。近年全球经济不景气，荷兰也免不了，偏右政府上台，继续砍政府预算， 减公务员工资和人数。 当然，香港最重要的是认识自己，弄清楚自己的各种能力。新的发展是要“附加”在现有资 源和经验上的，要“趁势” ，要“扎堆” ，要“透孔”给更多人参与，我称之为“香港作为方法” 。 这里，政府除了改善基建、教育和促进交流外没有太大的参与空间，首先应做一件事：减税。 给愿意做制造业者一些税务优惠，以诱使创业者回香港来，这种做法象征意义比较大，给大家一 个明确的信息：香港政府的优先次序和作风已调整了。在减税方面，我相信连香港的弗里德曼追 随者也不会反对。 还有，现在空置的厂房和写字楼，让其价格跌到最低，并继续提供工业用地，以诱中小企业 和作坊进场，因为当初就是政府促成的高房价把它们扼杀的。厂房写字楼不同于住宅，不伤及中 产阶级，政府想都不应想去救市，这才是积极不干预。 当然，政府应该用公权反垄断，为中小企业除障，甚至引导本地企业为内部市场生产中价值 的进口替代，让本地经济不但能开动，且能走向中价值、中就业。 城市本身是品牌，要有良好的经商、旅游和居住的软硬条件，要让人家赞赏和满意。在全球 化状态下，城市品牌的经营可以创汇、可以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其中少不了世界性品味文化 和精致生活带来的中价值内需。 我们不要那么失败主义地说要保障就业，只能一元是高价值、低就业的，一元是低价值、高 就业的。在两极之外，应有更多层次。而作为政府的政策愿景，更宜奋力造就中价值、中就业， 或用跟我同代的经济学家曾澍基、陈文鸿的说法： “优化的低价值、高就业” 。 57
声音
陈文鸿
香港浸会大学经济系教授 曾澍基教授
如果香港没有新就业机会，有的也只是些很低价值的工作，这样把部分人排拒在外的社会将 是令人沮丧的。我这代很多人已上岸，可是在我们退场前是不是也应替下一代铺好路？总不该留 下一个大多数人是低价值就业的鸡肋城市给下一代。 要做出中价值产业，很关键的一点，也是我这代主流所忽略的，就是文化和价值观也要从边 缘反扑主流。 以后市场需要的不是那些价低的产品，而是要创意、要想法、要服务、要弹性、要科技和文 化内涵、要满足利基需求。 香港本身并不是没有这类文化、学术、技术和社会资源，无论是精雅的、通俗的、科技的、 工艺的还是另类的，香港全都有，但现在都在边缘。不够的话，作为开放社会，我们现有的人才 知道如何引进更多外面的人才。现在要做的是让这样的文化技艺和价值观回到我们社会的中心 来，不能单靠我这代人过去那种考试过关、做个不能近观的道具、赚快钱的心态了。意大利作坊 里做家具，要有资产性投资、技艺、审美品位，也要愿花时间、有所追求。 我前阵子看过一篇内地杂志的人物访谈。那内地人说他最近去过一次香港后对香港的印象完 全改变了。他去了一家小小的冷门唱片店，在那里，他一生所有想找的唱片都找到了。原来香港 什么都有，如果你真的去找的话，是什么东西都找得到的。但同时，它们又都是小小的，处于社 会的边缘，而主流对文化学术一直少有理会，主流在 20 世纪 90 年代都在忙地产。 如果中价值、中就业的产业是香港的出路，最终还得回归香港人的教育，建构较丰满的文化 价值——但不要以我这代的主流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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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评论 王晓渔：一部自省的民国宪制史 【学者文章】郭于华：今天我们为什么读汉娜•阿伦特？ 新中国成立初期清除美国文化影响的经过
王晓渔：一部自省的民国宪制史 王晓渔 思想潮（2014-07-04）
《民国纪事本末》 刘仲敬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6 28.00 跳出“党派叙事” 中国近代史有两种主流叙事，一种是悲情叙事，一种是党派叙事。这两种叙事的共同点是“不 自省”的历史观，所有的问题和错误都归咎于“他者” ，自身是完全正确的。在这种历史观里， 历史已经不再是历史，成为论述自身合法性的工具。史实不再重要，或者说史实是被选择过的， “他者”的错误和自身的正确同时被放大。 59
评论 蒋廷黻写于 1938 年的《中国近代史》是奠定近代史叙事的“范 式”之作，讲到鸦片战争时他跳出了悲情叙事的框架，没有神话 林则徐，也没有把琦善视为内奸、把英国视为敌对势力，而是冷 静、沉痛地表示，林则徐被罢免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 运的大不幸” ，因为“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 ……但林败则 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 年” 。 即使这本经典的《中国近代史》 ，也没有摆脱党派叙事的框架 （甚至可以说，它参与建立了近代史的党派叙事），第四章从戊 戌到“北伐”的解读，基本是以国民党为视角展开的“革命史” ， 同盟会及国民党是革命史的主体，清朝政府和北洋政府成为反面 典型。在党派叙事之下，出现“宪政史即党派史”的怪诞现象， 即使国民政府时代的宪政史也仅仅是以宪政为研究对象，在价值 上以一党利益评判宪政得失。 刘仲敬先生的《民国纪事本末》，开宗明义，要写“一种最古老、最重要的历史——宪制演 变的历史”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 “宪制演变的历史”又是最不古老的历史，出现的时间很晚， 数量也很少。历史学者未必了解宪制常识，宪制学者又对近代史比较隔膜。在当代学人的著述中， 陈峰的《中国宪政史研究纲要》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年）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跳出党派叙事的 一本，可惜影响有限。 《民国纪事本末》兼采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体例，对各种事关宪制演变的事件进行点评。 今人谈到《临时约法》 ，往往只关注谁遵守《临时约法》，谁违反《临 时约法》 ，但对《临时约法》自身的程序和法理问题很少涉及——这很容易 把责任单纯归咎于政治人物的“素质” 。刘仲敬指出《临时约法》未能得到 遵守，与自身存在问题有关。在制定程序上，已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 孙载之公布《临时约法》 ，本身就需要存疑， “于情于理，当由参议院或业 已就职之全国元首颁行约法” 。在约法法理上， “民元法统兑现激进共和主 义和超级国会制之彻底，独步全球，后无来者” 。 对超级国会制，已有不少批评。此前帝制是君主专制，民初对于共和的理解是放大国会的力 量（其中有孙载之失去临时大总统，试图以国会限制袁慰亭的因素），但权力分立不应是某种权 力独大。当超级国会制变成了国会专制，总统在这个限度内几乎无可作为，只能毁坏宪法。 激进共和主义，此前少有论述。甚至对民初共和的批评，多是指责选举范围太过有限，没有 影响到中下层。刘仲敬做了比较，指出当时普选程度已经超出了同时期绝大多数欧美国家。后来 的党人批评辛亥革命不够彻底，但是民初共和出现种种危机，根源常在革命思维越过宪制思维， 党人开出的药方却是“不断革命论” ，可谓饮鸩止渴。 刘仲敬对“大一统”常有批评，戏称“华人之恶专制而恋大一统者，实无异于爱苗条而不舍 甜食” 。但是他对联省自治亦有批评，不是把联省自治指控为“分裂” ，而是批评“民初省内集权 制与民国联省制极不协调，违背联邦以县乡自治为节制州权根本之义” 。这种批评或可商榷，但 60
评论 开拓了“联省自治”的讨论空间。如果每次讨论联省自治，总止步于“是不是分裂” ，那是谈不 上。 宪制维度，使得道德叙事变得无效。孙载之和袁慰亭常被视为正负两极，《民国纪事本末》 却指出两者在观念上有共通之处，孙载之在“联俄”之前即是国家社会主义倾向，袁慰亭“亦国 家主导经济论兼土改爱好者” 。作者对陈炯明的评判也是如此，承认陈炯明是“罕见之道德型政 客” ，在孙载之和陈炯明之争中，并不站在孙载之一边，但是他批评陈炯明诛杀黄小佩之暴力， 与宪政背道而驰。 民族主义也在书中消散了魔力，刘仲敬多次痛惜民族主义对自身国家利益的伤害。在民族主 义至上的情况下，革命外交取代了公法外交，摧枯拉朽式的废除条约、收回租界容易收获民心， 也轻易地扔掉了国家公信力，最终埋藏了很多后续的问题。 经过“去道德化” 、“去自我中心主义”的自我清理， 《民国纪事本末》具有“自省的视野” ， 同时也注重“内在的批评”。刘仲敬讲到“多数民国借款，皆以赖债了事”之时，谈及“华史绝 不提及己方失德之处” 。这是近代史最为致命之处，也是《民国纪事本末》难得之处。 刘仲敬对日俄美三个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均有描述，他称日俄的区别是“俄狡倭暴” ， “日式外交，擅长受横暴之名实，享微薄之实惠，恰与俄人相反”。这种说法初闻之下，有些难 以接受，但是对照历史，却入木三分。1917 年，苏俄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这仅是一纸空 文，非但没有兑现，苏俄还对中国加强渗透，可是那纸空文至今仍被传颂。1919 年， “五四”之 后，日本外相同意青岛归华， “以华方诚实执行一切协定为前提” 。相比之下，美方对中国多有平 等对待。1927 年，党军进入南京，伤及外侨，英美军队与之交火，刘仲敬指出“其曲在华，责 无可卸” ，事后美方中止宁案交涉，以示友华。在中国近代史中，俄国对中国的伤害和在中国享 有的美名恰成正比，美方对中国多有平等对待却享有恶名，与俄国之待遇形成两个极端。
刘仲敬 1928 年，日本最为亲华之新党总裁床次竹二郎访华，反日会进行围攻，同时捣毁外长王正廷 私宅。刘仲敬这样点评： “五四以来，华民族主义所仇者，一向为友华势力，于仇华者无伎可施。 ‘爱国者’不受成法约束， ‘卖国贼’公权不受保护，传统悠久深厚，除暴民乱政霸君专政外， 不知有他。 ” 61
评论 通过宪制的视野，刘仲敬对民国史有很多纵深的观察，诸如“五四”运动和“三一八”事件 都呈现出更为多样的面貌。作者钩沉了许多不应被忽略的细节，比如注意到奉天财政厅厅长王永 江、穆儒丐小说《福昭创业记》 。王永江虽有两本研究专著（薛龙《张作霖和王永江》和王凤杰 《王永江与奉天省早期现代化研究》）涉及，但即使在历史学界，只知张作霖不知王永江，仍不 鲜见。 《福昭创业记》1986 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之后，没有再版，这两年台湾陆续出版了他的小 说《梅兰芳》和《北京》 ，反响甚微。重提这些细节，有助于校正观看历史的视角。 宁汉隐为敌国，如何贯穿民国？革命吞噬立宪，怎么成为“主旋律” ？军人零星干政与党人 毁宪霸政有何区别？以国民大会为外交手段，对立宪程序和国会政治有何影响？五色旗遗老以什 么方式报复党军北伐？《民国纪事本末》的“洞见”俯拾皆是，这些“洞见”或许会有争议，但 争议可以唤起对历史的多重思考。 抛开可能的争议不说， 《民国纪事本末》亦有几处瑕疵。其一，大事记与郭廷以先生编著《中 华民国史事日志》多有重合，虽然参考文献列有此书，似以更加明确标示为宜；其二，对中央宪 制较为关注，但对地方宪制关注较少，比如湖南省宪被一笔略过；其三，对北洋宪制论述较多， 对南京政府宪制论述较少，这固然与后期宪制变动不是那么剧烈有关，但党国与宪制的关系值得 申说；其四，重宪制实践，轻宪制思想，比如对“民主与独裁”之争几无涉及。 不过，如果把上述这些内容全部纳入，就不是一本书的容量了。在很多问题上，《民国纪事 本末》只是点到为止，不乏粗疏之处。刘仲敬是休谟六卷本《英国史》的译者，如果能以宪制的 维度撰写一部宪制中国史（不仅是中国宪制史） ，会很让人期待，这不仅仅关乎过去。■
王晓渔，历史学博士。现任职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主要从事文化批评和知识分子研 究，是近年来相当活跃的新锐批评家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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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学者文章】郭于华：今天我们为什么读汉娜•阿伦特？ 郭于华 刘苏里
一起读哈耶克（2014-07-04）
主持人：各位读者大家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冒雨过来听郭于华老师和刘苏里老师来谈 阿伦特。说实话阿伦特虽然一定程度上相比于其他思想家，她被大家了解的更多。但实际上她仍 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思想家，所以今天大家可以来，我觉得大家都是阿伦特的粉丝乃至真爱粉。 我相信郭于华老师和刘苏里老师也会给大家很多的启迪。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两位老师，首先请 刘老师。 刘苏里：大家下午好!我一进门吓我一跳，我以为今天没人呢，我跟她说咱们找一个小一点 的地方，几个朋友闲聊式的也挺好。反正这个话题是有一定的深度，还有点沉重的话题。像这样 很商业性的活动场所，未必是一个谈起来效果好的场所。我一进来看这么多朋友，你们怎么有这 么大的兴趣下雨天跑到这来听我们谈什么阿伦特，不光是我本人，郭教授也不是阿伦特专家。主 办方在请谁来谈今天下午这个话题的时候颇费周折，有一些最合适的人不能到现场，猪鼻子插葱 装象。虽然我专业是政治学，我也比较喜欢读这方面的书，很多年以来也一直研究，我毕竟还是 一个看客，我完全没有资格很专业地来讨论这个阿伦特的问题。 大家手上看的书，最早出的时候是跟素面的白皮本就叫《责任与判 断》 ，包括跟这本书这一次修订版前后，时间不长的出版的一本书《康德 政治哲学讲稿》 ，这两本书它所谈论的话题就非常接近。我刚才讲我们日 常生活当中我们自己亲身体会每天经历这样的问题在阿伦特那她是不断 在抽象，试图提高到一个相对理论的高度。最后具有普遍的衡量价值， 据我所知阿伦特最后没有完成这件事情。 这两本书的阅读过程，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写在广告上的一句话，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康德政治哲学讲稿》有一个广告，政治性的思考 63
评论 就是政治行动本身。这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一会在讨论 过程当中，甚至从苏格拉底一直谈到今天，我们自己当下的处境。 我还是扮演我擅长的角色，我以提问者的身份我多向你提问题。 这样的话会扬长避短，我们两个人避一下短，不是就这个文本讨 论这个文本。不知道大家有多大的兴趣是本着这个文本来的，有 多大的兴趣是我们有这个文本而引发出的问题，以及我们对这些 问题的思考。
康德政治哲学讲稿 [美]汉娜·阿伦特 曹明、苏婉儿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11 36.00
我想向郭教授提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习以为常的，而在阿伦 特这是一个作为非常关键的一个概念的一个触点，是她关键思考 的一个触点就是关于“恶”以及恶的起源。人性中的恶是怎么来 的?在阿伦特这怎么就分成平庸之恶，我们讲语词的对应关系， 有平庸之恶，还有不平庸之恶。
郭于华：我也不是专门研究阿伦特的，这本书其实我也没来 得及看完，我周五才收到这个书。我以前对阿伦特感兴趣是因为 读她最著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上社会学理论课，政治社会 学理论都会读到这本书，认识阿伦特是读这本经典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开始的。对她的研究， 她相关的文章也读过一些，但绝对不敢说对阿伦特非常熟悉，或者说有透彻的研究。我想首先是 感谢大家，这么不好的天气还有这么多人来，路上还跟苏里老师说，今天应该没什么人，就几个 人聊聊天也挺好。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家关注阿伦特，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也是让人觉得欣慰的 事情。 我们现场的这个广告，这个题目的设计，我觉得设计的特别好，一看就觉得深得阿伦特精髓， 无“思”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读汉娜·阿伦特?好像一下触动到心里很迫切、非常解渴的话题。 我努力地回答苏里老师的问题，但可能不能回答得让大家满意，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而且根据大家的了解，阿伦特特别重要的贡献，可能不在于对问题给予一个现成的答案，而是激 发出思考的能力、思考的愿望，是用问题来激发更多的人对我们的社会去进行思考，而不是给一 个现成的答案，这可能是阿伦特今天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方面。 刘苏里：她后期的研究这个特点比较明显，直到她去世几乎是有十年左右的时间，耶路撒冷 的审判到她去世整十年多的时间，最后没有产生一个完整系统的论断。一方面可能是它难，你要 读她的书的过程当中，包括《人的境况》 ，还有《共和的危机》的危机，要做很多边界厘清工作 的事情。再一个就是是她的重要性，不仅历史给我们提供很多答案，每天我们都会遇到所谓责任 和判断，判断什么意思，就是是非、对错、善恶、好坏，我们遇到这样的境况而它的复杂性，它 的难度太高，来不及抽象，再给她十年的时间可能够了。 郭于华：关于“恶”这个题目既是一个哲学思考之维，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现实之维，当然阿 伦特她本身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思想家，但是大家知道她的观点、她的思想又跟她作为受到 迫害的犹太人这样一个切身的经历是密切联系在一起，她对于恶的感受、理解到对其加以思考做 出哲理的分析，其实是有着切肤之痛，有着她非常切身的现实基础的。比如大家比较熟悉《耶路 撒冷的艾希曼》 ， 《汉娜·阿伦特》那个片子大家都看过吗?她探讨的问题的起因那个报告。很多 人不同意翻译成(封面的)“平庸之恶” ，书的里面很多地方用“恶之平庸”来概括，她提出这么 一种分析性的概念，不完全是一个判断，而是一个分析性的理解。虽然因此遭到很多的误解和攻 64
评论 击，但是读她的东西，你还是能够看出她想探讨的东西是什么，她并没有否认那样一种极权主义 体制给不光是对犹太人(犹太人也是人类)，它给整个人类造成的巨大伤痛，从它的表象来看，它 应该是一个极端的恶，一个绝对的恶，但是恶之平庸性和恶的极端性绝对性是什么关系?我觉得 阿伦特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这种体制、制度造成的恶和公民的个人责任是什么关 系。 刘苏里：个体责任和集体责任，或者是个人责任与制度、体制、体系政府之责任。 郭于华：她着重探讨这样的一个关系，艾希曼这个人，如果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作为一个个 体身上，他是一个极大的恶的形象，就像是一个魔鬼，这个时候就等于说是归结到一个个体身上 去了，而实际上它背后强调的是个人在体制当中作为体制的一个环节、一个齿轮，这是什么样的 关系。阿伦特并不是想说谁的责任更大，或者说用体制之恶遮蔽个人之恶，而是重在探讨集体的 罪恶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在她看来这样一种极权之下，所有人都会面临这样选择的难题。当 你参与政治的自由和逃避政治的自由都被取消了，这个时候个人应该如何做? 阿伦特把恶之平庸归结到不思考、思维的匮乏。她所说的思维是一种人的自我反思，人的思 维。在她看来思维特别重要的几个作用是，一个作用是她在书中说的——“揭露一切未经审问明 辩之意见的偏颇” ，有一个纠正偏颇的作用，这些偏颇是没有经过思考造成的;把那些我们习以为 常，而且经常冥顽不化之价值、学说、教条，信念的偏执迷妄加以铲除，这是思维最重要的作用; 同时她说思维活动还能酝酿出良知，也就是说你能够去分辨善恶，能够分辨是非;当然还有就是 第三个层面，思维活动还能够确保人的道德的完整性。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 年 10 月 14 日— 1975 年 12 月 4 日） ，原籍德国,20 世纪最伟大、最具原 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 主要作品有《极权主义的起源》 、 《人的境况》 、 《在过去 和未来之间》 、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等。
阿伦特把恶之平庸性跟思维的匮乏，即不思考、不反思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理解，我想借 用哈耶克的那本著名的书《通往奴役之路》中的意思，我想这本书大家也比较熟悉，在哈耶克看 来，计划经济指令性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如果借用这样的表达，我想说，不思考，是通往邪恶 之路，这是对恶的一种理解。 大家知道阿伦特所研究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极权主义体制，本身就是一部制造恶的机器，它 想要把所有的人，把他的部下都变成机器上的齿轮，这个机器运转起来，会绞杀人们的生命和思 想。如果联系到我们社会的现实，这个比喻不难理解，咱们这用的比喻不是齿轮，我想问问大家 用的是什么?对，螺丝钉。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变成螺丝钉，一个螺丝钉就是一个机器的零件， 65
评论 它怎么可能有自己的主张见解，有自己的思考。而且这个螺丝钉非常的自觉，像《雷锋日记》里 说的， “我要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党把我拧在哪里，我就在哪里闪闪发光，永不生锈” 。这个螺 丝钉还不用别人来拧，它自己拧的特紧，而且把自己弄的闪闪发光不生锈，这就是极权体制下作 为个体的一种处境，不思考就会带来这种螺丝钉的命运。这个过程当中，阻碍你成为齿轮、成为 螺丝钉的唯一障碍就是思考。或者说思考的能力和思考的主动性是形成这样一种极权体制、变成 齿轮和螺丝钉的最大阻碍。 刘苏里：我打断你一下，阿伦特这么说肯定是有人质疑她，特别是极权体制下生活过的，我 刚才扫了一下在座的朋友们，超过 50 岁的人并不多，除了这位老先生以外。我相信超过 45 岁的 人也不多，如果不到 45 岁的话，不太会有感受，有一种情况就是被阿伦特批评的地方，因为阿 伦特她在讲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的时候，她特别强调个人的责任。强调恶是因为大家不思考，有 一种情况，你根本整体不知道思考是什么的时候，你告诉我所谓恶的来源和人不思考或者思考的 匮乏有关，如果我们想细致的厘清这件事情它成了无源之水。我们两个经历过不知道那个社会， 那个时代有一个特定的时间单位所造成的状态下，谁大脑是有思考能力的，我不知道。
刘苏里，生于 1960 年，198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6 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1993 年 10 月，刘苏里创办北京 万圣书园，从此万圣成为北京“文化地标”之一。作为万圣书园经 营者，刘苏里的另一个身份是声名远播的学者型书人、中国当代图 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如果我们年轻的朋友不知道 40 年以前的中国，你大概多少知道一点今天的北朝鲜，北朝鲜 的人性在政治领域一个共同体的生活中，它的人生当中的恶是跟他的不思考，他怎么思考。北朝 鲜连马恩列斯的著作都不售卖，因为他们不信那个东西，他们信主体思想。这样一种状况下，我 们怎么来区分北朝鲜制度下个人的恶，第一它跟所谓不思考和思考的匮乏有关，他根本不知道思 考是什么，也没有思考的参照物，也没有思考的对象，也没有思考的资源。其二，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怎么检讨这个制度之恶，而制度之恶应该是由谁来承担这个具体的责任，阿伦特一再强调像 艾希曼要承担最后解决法案他所应付的责任。 我不觉得阿伦特在谈到制度之恶的时候，她像谈论制度下的个人之恶这么的使劲，或者说她 后头关于责任与判断的思考核心在个体这，而不完全是制度，当然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谈制 度谈的多。你是怎么看她有一种状况下，个体所谓恶的来源问题，以及个体的责任与制度的责任 或者是集体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 郭于华：我觉得这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不只阿伦特会涉及到，她毕竟还是涉及到集体责任 和个体责任，这个在极权体制下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她还是涉及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只阿 伦特，很多思想家也都涉及过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从一个社会现实的角度出发也不可回避这样的 问题。大家在争论中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在说今天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的时候，很多人会 66
评论 说到底是人性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还是文化的问题。在制度、文化和人性这三者之间，大 家其实有很多争论。因为不乏文化决定论者，很多人会说今天中国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我们老 祖宗留下的文化传统当中就缺少了宪政、民主、自由主义的因素。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专制统治， 它和它的意识思想文化是吻合的。 当然很多人就会不同意，我们把责任都归祖宗那去了，好像我们祖上没这个，我们今天就可 以不走上宪政民主的路径，不加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也有人不同意归因到文化，认为制度是主要 的决定因素：好的制度能够造就善，能把人性当中善的东西发挥出来，这样人性又出来了。大家 往往在这三者之间争论不休，到底哪个是决定性因素?这样讨论就进入一个循环状态。制度和文 化造就人性，恶的人性又不能进行文化创新，它在制度上也不能进行制度创新，好似一个到底是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我想这样思考这个问题，这三者之间其实应该说是一个互构、互动的 关系，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如果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中，这应该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而今天中国的困境，其实是三者陷入了一种恶性的循环。虽然我认为这三者之间是互构、互动的 关系，但如果我们要破这个局，我们要破除这样的恶性循环，只能从制度层面入手，从制度层面 进行变革和推动。我们之前已经进行了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不就是从制度，当然主要是从经济体 制开始的吗?从这里开始社会转型的过程。 如果回到阿伦特的话，我想刚才苏里老师提的这个问题，涉及到不思考的原初性的问题，就 是大家没法开始思考的情境。 刘苏里：可能涉及到一点开放社会和半开放社会和开放社会加以区别的话，我们就更好理解 这件事。 郭于华：背后是一个政体的问题，我忘了阿伦特在哪说过，她表达过这个意思：如果是一个 专制政体，它也会限制人们很多权利，剥夺人们的权利，限制人们的自由，但是它不可能完全控 制人们的思考、记忆、表达，也不可能完全控制私人生活领域和社会空间。但是极权主义不同， 极权主义是把所有的地方，大家注意极权主义的概念是从 total 那来的，totalitarianism 意味 着全面：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私人生活领域的是全部要占领的。极权政体下才有可能对人 的控制、包括对人最不能控制的那些东西的控制达到一个极端的状态，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需要从 政体的区别上理解的。
郭于华，1956 年 7 月生于北京。1990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 博士学位；2000-2001 年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做博士后研究。 1990-2000 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人员；2000 年至今 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 会学、民间文化与信仰等。著有《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 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 《在乡野中阅读生命》 、《仪式与社会 变迁》 （主编）等作品。
刘苏里：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我们经验当中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思考出发点。比如说现在 网上两波人互相骂，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的一个熟人在讨论近代以来的历史，他就问我， 67
评论 你说了这么多和我们学的不一样的东西都是从哪来的?因为他在我的咖啡厅里，我说对面的书店 里的书什么都有，他说是吗?我说是啊。而且我告诉你这两个是北大的学生，这已经是好几年前 的事，他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出版走到哪一步了，你在跟他说，我们互相认识，他才不会去反驳你， 他不会拿他学的东西说你说的不对。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出版过，比如平型关大捷这个事是假 的，他不知道这个事。他说怎么可能，平型关大捷是假的呢?平型关战役不是假的，但是我们从 小学的平型关关于在抗日战争历史地位，以及在当时战役本身的情况，完全是假的，全是假的， 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也不知道重庆的抗日，台儿庄战役更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台儿庄战 役，你怎么让他去思考，我来自我经验的。 还有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一个人 20 岁之前美与丑不是你自己决定的，是你父母带给你 的，可是 30 岁以后的美与丑和你个人有很大的关系。你知道我的经验直到今天为止的经验，我 观察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部分无论是 70 岁、80 岁，还是 17 岁、18 岁，当然年龄偏小一点，稍微 好一点，特别惨的是四十几岁到六十几岁年龄段的人，几乎看不到会穿衣服的人。大家不会穿衣 服，样式、颜色、质地、和他本人的肤色、体型、气质，完全是乱七八糟。你怎么看都不对劲你 仔细想一想，按理说现在四十几岁到六十几岁这一批人，改革开放的时候，最小只有 10 岁，最 大的才 30 岁，这里头我相信有很多人不仅在电视里面，报纸的广告可以看到那些模特，我相信 还有很多人去过国外。可是为什么解决不了这件事，你能给我回答吗，解决不了穿衣审美这件事 情。如果这个人连衣服都不会穿，他怎么可能在世界上看到其他的东西，比如看歌剧，听交响乐， 住一个酒店他对酒店从洗手间到床到外面景色的融洽。你让他改变，你让他在审美上是一个能思 考的人，换句话讲你知道带路党和五毛这个争论，就我知道有一些五毛，他不是什么五毛，不是 大家骂的五毛。他不知道台儿庄是什么，关于台儿庄这件事，你说他是五毛，你就很冤枉他，他 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大家知道一个人如果把自己信了 20 年、30 年、50 年的东西颠覆掉，还不如让他从 11 楼直 接跳下去。颠覆他的那个意义上的东西，他不一定出物理状态人的命，但是这个人精神死掉了。 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简单。 郭于华：苏里老师的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今天很多 人觉得匪夷所思。在座的年轻的朋友，如果你们听到别人给你们讲文革当中荒谬的事情，大家今 天觉得也会匪夷所思，这事怎么可能啊?那些人都疯了吗?这是天方夜谭吗?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刘苏里：每天都有，有人在课堂上就遇到这种情况。关于上个世纪 30 年代大清洗，学生就 说他是编的，没办法他就找俄文，学生说俄文也能编，他把当年的照片搬出来，学生说照片可以 PS，学生就在课堂上和他吵架，最后他没办法把影像资料拿出来，学生讲那个可以剪辑。当时老 师都崩溃掉了。 郭于华：不能崩溃，这种现象恰恰证明了一点，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灌输对于人的根本性的 摧毁，对于人的心智、头脑的根本性摧毁，这就是极权主义，如果说这是恶的话，也是最大的恶 之一。我早年写过一篇小杂文，当然也发表不了，自己挂网上了叫《叼着屎橛打滴溜，给个麻花 都不换》 ，恰恰说的就是这种现象。我们把它叫作意识形态的灌输，我们也叫它作“狼奶” ，其实 我们在座的，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几代人都是喝狼奶长大的。我们相信平型关大捷，我们相信飞 夺泸定桥，我们相信地道战，地雷战，游击战打走了日本人。我们不相信抗日战争当中主战场一 直是国军在作战，这种历史的颠倒比比皆是。我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我也提到中国的四大恶霸地 主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教科书，进入到历史书，进入到影视文艺作品。大家知道都是谁对吧?刘文 68
评论 彩、周扒皮、南霸天、黄世仁。 南霸天、黄世仁这两位是创作出来的文学形象，也可能有一点现实原型，基本上是虚构出来 的。而所谓周扒皮和刘文彩是实有其人，我自己做农民的口述史研究，会涉及到地主的问题，我 曾经问同学们，如果今天我跟你说刘文彩根本不是宣传的那样，他根本不是那样的人：弄了水牢， 又弄了收租院，迫害贫下中农，坏事做尽;周扒皮也根本不是地主，只是一个富农， “半夜鸡叫” 这个事情通通没有发生过，我跟你们说你们能相信吗，很多同学摇头说我们没法相信。 在事实和历史真相重新呈现之后，大家会知道我说的不虚，我告诉大家的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大多数同学还是能够接受和明白的。我一直跟同学说这些东西，已经过去的历史你如果想真的了 解它的真相，了解它现实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苏里先生说到的你可以去看书，你可以找资料， 现在资讯这么发达，只要你想知道，你一定能够知道的。其实很大的原因在于有些人不想知道， 因为颠覆自己以往的、一直以来的认知，是一件痛苦的事，是一件觉得很难受的很不舒服的事。 我认为这和人性当中的一些弱点有关，回到阿伦特意义上就是对于思维我们有一种惰性，我们不 愿意重新思考一些事情，这些事我们觉得很麻烦，又让自己不痛快，这是人性当中的弱点，惰性。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第一部分，反犹主义，分析当时反对犹太人的浪潮，以至最 后导致种族大屠杀，阿伦特发现一个现象，她分析反犹主义浪潮什么时候达到顶峰，在犹太人丧 失了政治权利，也丧失了政治参与意识，不愿意参与政治，逐渐退出公共领域的时候，他们除了 拥有巨大的财富之外，其他方面很边缘了，这个时候人们对犹太人的仇视那么容易被调动起来。 这一方面是不是跟人性当中最黑暗的部分是有关的?再一个也跟犹太人当时他们自身退出政治领 域，淡出公共领域，意味着你放弃了你的权利，你的权利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引入我们关于恶的 思考，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就是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解，这也是阿伦特的非常明确的观点。她对于 政治思考，她认为政治是作为人最重要的属性，人是作为政治动物存在的，他要参与政治生活， 政治性和公共性在阿伦特那经常是同时在使用，因为她认为作为政治的人，你要生活在政治共同 体当中才是真正的人。
极权主义的起源 [美] 汉娜·阿伦特 林骧华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6 56.00
不难看到我们的社会当中，人人都觉得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没有多少人对政治感兴趣，今天 依然如此。商人就说“在商言商” ，学者你就是该做什么专业做什么专业去，艺术家该怎么表达， 大家都跟政治没什么关系。在我们社会当中，大家都逃离政治，特别厌恶政治，觉得政治只是政 治家的权力斗争既肮脏又黑暗，我们恨不得离的远远的。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可能有一些原因，一 是历史原因，我又要说到文革，文革那个时期政治是统领一切的，叫做“政治挂帅” ，所有的生 69
评论 活当中政治挂帅。如果你的政治生命完结了，就意味着你这个人在人的社会当中没法生存下去， 我们曾经历过那样极端的政治覆盖一切生活——社会、文化、思想领域那样一个时代，它是一种 恐惧，给人们带来恐惧。到了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大家觉得中国社会走上常轨，终 于开始正常了，改革的设计师们也会提出叫做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大家都去搞经 济搞生活了，关注民生，关注经济怎么快速发展。大家觉得终于不被政治所迫害，或者嫌政治讨 厌我就离开它，终于有了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从历史当中得到了这样一种教训：大家离政治远远 的。这也是我们社会很多人不关心政治或者政治冷漠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家如果想一想，当你想逃离政治的时候，政治是绝不放过你的。在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社 会问题都是跟政治有关的。如果你放弃政治的权利，你会有可能变成砧板上的肉，我们在今天这 样说的时候，我是想说，其实政治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有关，跟我们的生命历程有关。因为 你是一个人，你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你是生活在人们之中，生活在社会之中，你不是鲁宾逊， 你要跟人发生各种各样的社会交往、社会关系，你有个人的权利，有自由独立的精神，与此同时， 其他的个体跟你一样是这样的人，人和人之间要发生这种关联和互动，需要有一种合理的、正常 的关系。而这就涉及到公共性和政治性的问题。我有时跟同学们讨论这个问题，我说你们觉得自 己跟政治没有关系，但是你的出身比如说你生在农村还是城市，你官二代、富二代，还是贫二代， 这是政治，因为它决定了你的权利待遇是不公平的，你是不是能够得到公平的机会和公平的权利; 你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你的住所今天有没有可能被征地强拆掉的，这是政治;你吃什么样的东 西，你的食品安全有没有保证，这当然是政治。很多人会说我不关心政治，但如果他的孩子被毒 奶粉侵害的时候，他会意识到这是他的基本的权利受到了损害，这当然是政治。我们关于恶的东 西，包括阿伦特说的思考，思考也是最重要的政治的行动，这可以促使我们探讨刚才这类问题。 刘苏里：她讲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重要问题，比如说在当今这样一个时代，不论是半开放的还 是开放的社会，开放的社会也遇到这个问题。托尼朱特他写了几本书，我们翻译过来，他主要谈 的就是这个话题，怎么能够让沉浸在消费主义、自我享乐甚至比如说在精神上自我放逐的人群， 能够换回他们对公共事务的热情。说到底公共事务就是跟每一个人有关的事，多数人没兴趣，肯 定是少数人来决定这些事情。少数人决定事情的时候，一条铁路由东修到西的时候，因为不牵扯 南北的人无所谓，他没有反应，东西的人不高兴。等到再修南北的时候，东西已经发生过那样的 事情，不仅他们要看南北的笑话，他们知道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南北没有援助他们。少数人 很容易决定所有的事情，阿伦特她在讨论恶之起源，恶的源头，我们如何抵抗平庸之恶，或者恶 之平庸，她确实是越来越重视的是个人的作用。包括比如说自我反思，回到自己的思考的状态， 她为什么讲所谓政治性的思考，实际上关于公共事务的思考，你其实就是政治本身。她为什么特 别强调这一点，她认为一个自我的思考，并不是孤独，其实你考虑的所谓公共事务不仅跟你个人 有关系，也是跟更多的人有关系，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你回到你自己本身，你的自我思考的本身不要陷入到另外一个状态上去。你的自娱自 乐，自我欣赏，你自己同意自己，认为我自己都是对的，这种思考本身具有相当的比如说自我挑 战性，乃至于自我否定。只有这样的自我回归，自我思考，在她看来才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 你包括刚才于华教授讲这个主题，不知道是谁起的所谓无“思”的时代要把思打上引号，是什么 意思呢?是因为跟无思那个名字是一样的谐音，还是他认为我们只是一个所谓没有思想的时代。 郭于华：思是名词还是动词? 刘苏里：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现代世界的起源》 ，在结尾的时候很悲观的谈了一段 70
评论 话，那一段话让人震惊，大意是其实整个人进入到没有思想的状态， 而且乐而忘返。人类最近几十年产生的绝大部分的问题都和我们离 思想、离思考越来越远，不再乐此不疲，或者习惯于过思考的生活， 你不思考你就不会有思想。我们回到阿伦特来，谈这个所谓抵抗或 者抗拒、反抗恶的平庸的途径、方法还有手段，还有出路。
郭于华：刚才苏里说到无“思”的时代，或者今天人类的处 境。大家肯定知道一个词叫做“快乐机器人” ，跟这个是有关联的。 今天这种消费主义的影响也好，大家说娱乐至死也罢，迷失在消费 当中，都是一种快乐机器人的现状。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个人并不 赞同都归结于人性当中的弱点，即便人性当中有这样的弱点，它依 然不是最主要的根源。那个最主要的根源是那样一种统治造成的，因为这样一种统治最需要的就 是这种作为极权主义基础的、阿伦特把它叫做“缺乏自我权利意识的无结构的群众” 。作为这样 一种统治，它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群众，大家可以理解一下，无自我权利意识，他不知道自己有 什么样的权利，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基本的人权、政治权利比如选举权，社会权利比如能够平 等地享受到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权利。她强调缺乏这样的自我权利意识，乃至于自己有思考的 自由，有表达的自由的这样的权利都不知道，这是一个方面;所谓无结构我想阿伦特强调的是一 盘散沙状或者原子化的群众。 这样的群众其实就是极权统治的基础，要么作为政治工具被驱使 和利用，要么被作为政治的冷漠者，不关心，和我没有直接利益相关 的事我都不关心，自觉退出公共领域。其实无思状态是这样一种体制 造就出来的一种现实。当然不能说这当中没有个体的责任，所以阿伦 特才关心我们怎样面对这样一种状况，怎样与它进行抗争。阿伦特在 此有非常清楚的论证，比如公民的不服从，比如她那本《人的条件》 ， 德文版书名《积极生活》 ，积极生活在阿伦特看来是关于如何对不思考、 对这样的恶之平庸也好，还是对这样一种体制的控制也好，去进行抗 争、进行反抗的。我们的话题还是有一个脉络，有一个内在的连贯性， 从恶之平庸涉及到政治，涉及到行动。 阿伦特对行动的理解，她所强调的行动是什么?她所强调的积极生活是什么含义?在阿伦特看 来，存在的本质是人类自由的形式。人之作为人就有这样的先赋性，你的思考你的行动是这样一 种人类自由的根本性的表达，她所强调的一个是言说，一个是行动。人们在言说和行动中才能显 示出他们是谁，显示出他们独特个人的本我。言说和行动都是公共性的，因而也都是政治性的， 人们为了公共事务，为了自己的权利去行动，当然行动也是一种表达，这本身就是公共性因而也 是政治性的。在阿伦特意义上，为了权利去进行言说和行动，才是一种真正的积极生活，也才是 人的生活。她是从人性的本质出发看这个问题的，阿伦特是一个思想家，一个哲学家，她可能不 像我们做社会学那样关注各种各样具体的行动，比如从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的角度去谈行动。她 是从根本的人性角度去谈关于行动的，我觉得思考本身也是一种行动，也是一个人的根本的人性 的体现，我思故人在。 刘苏里：关于这个小话题我们还有一个小问题，我想请教你，固然我们抵抗平庸之恶，要独 71
评论 立思考，要有独立的意志等等，我在阿伦特的叙述当中或者她的论证当中，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有没有发现或者看到这样的这种独立思考，独立的意志物理基础是什么?就跟昨天下午我参加一 个活动，一个中国联通的老总提到这个问题，最近发布了关于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 24 个字，有 政治层面有社会层面有个人层面的，各 8 个字。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案例来看，你猛的看上去或 者你不猛的看上去，我指的猛的看上去一眼望去和你一眼望去又想一阵，都很不错。我谈了这个 问题的时候，那个老兄说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实际上我是在谈财产权，英国作为整个世界第一 个具有现代性和完成了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案例，它最核心的出发点，核心的现代性要点到底是 什么，从哪开始生发变成了最近一百多年以来经过几波，先是往西欧传，从西欧传到欧洲，欧洲 又传到美洲，美洲同时又往日本传，又往俄国传，迟早传到我们这，就像民主化的浪潮现在是第 四波，也许还有第五波、第六波，一波一波的。它总是有第一块小石头，在英国麦克法兰讲的就 是财产权。这个财产除了是我个人的以外，没有别的属性。其二我的个人属性的财产权是被法律 约定俗成，还有社会学讲的社会认知，绝不能因为宗教的权威、政治的权威，各种权威可以任意 去侵害和剥夺它。 我也注意阿伦特的这个论证当中，是不是缺少这个维度。当缺少这个维度的时候，我总是觉 得如果你要求一个人在面对如此庞大，它的无孔不入的力量面前，你让他独立思考，有独立的意 志，我就是感觉到凌空倒虚，我甚至不知道怎么迈的第一角。我的经验告诉我很多人根本迈不出 这一脚，我们在讨论抵抗恶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回到不怎么喜欢的唯物主义，关于财产权，人总 是要有一个迈第一步的出发点，只要是不离开那个基础，说句实话你要讲弄它就很难。现实告诉 我们，不管你有多少钱，你的职位有多大让你挣了多少钱，事实上都等于或者约等于零，全看利 维坦想不想搞你，是不是看上你了，利维坦一旦看上你，是不是等于或约等于，甚至说是负，它 不是零是负数。 你获取财富和拥有财富或者保有财富这件事完全是两回事。我不知道我们谁敢站出来讲，老 子的财富谁也不敢动。如果你的财富在美国，你恰好是美国人，我就不跟你讨论这个问题。如果 你的财富在美国，你不是美国人那也没戏。我们讨论抵抗恶的时候，还得有一种所谓武器的批判。 郭于华：苏里说的这个可不是小问题，私有产权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如果从一种统治来看， 比如阿伦特分析的极权主义政体，它的经济基础就是计划经济。命令式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是极权 统治的基础，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我们是经历过的。改革开放之前，1949 年之后所建立的我们叫 做总体性社会，总体性社会概念大家都应该知道是哪个词。什么叫总体性社会?国家权力把所有 一切都抓在手里，那个时候的经济体制大家都知道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这样一种国家不仅掌握 了全部的经济资源以及配置方式，用指令性计划安排经济，同时国家对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 领域进行全面的控制，这个时候出现刚才苏里说的那个问题。很多人觉得怎么能控制的住?因为 思想是最不能被控制的，心灵是最不能被控制的，怎么控制住了?我想不用举太多例子大家也知 道如何被控制住的，这种控制是有经济基础的。如果你的生存命脉都被掐住，你除了跟着走没有 别的选择，这涉及到极权统治的经济基础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阿伦特没有太多谈到， 《极权主义的起源》那本书是讨论关于极权主义的来龙 去脉以及它最根本的统治特点。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反犹主义，第二部分是讲帝国主义， 这两者都作为极权主义的重要来源、重要因素;第三部分是极权主义，第三部分有四个章节，分 别谈到无阶级的社会，谈到群众，作为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就是群众。第 11 章谈极权主义运动， 它主要是分析极权主义的宣传和极权主义的组织，第 12 章谈的是执政的极权主义，讲的是国家 机器、秘密警察和他们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第 13 章也是最后一章，讲的是意识形态与恐怖，通 72
评论 过意识形态和恐怖这种方式，用新的统治形式来实现控制。但是唯独没有谈到极权主义的经济基 础。 《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于 50 年代初，其时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已经出版数年。哈耶 克指出，计划经济，包括一切的所谓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都是通往奴役之路，他是从经济角度 去谈政治的，他是一个经济学家，把这个事情谈的很透彻。 刘苏里：他的老师更透彻，米塞斯有一本就叫《社会主义》 。1921 年就论证说计划经济根本 就走不通，而且计划经济一定会导致你说的 total。 郭于华：原话是说社会主义的路径绝对没有效率，而且必 定通向奴役。在这点上阿伦特几乎没有涉及极权统治的经济基 础问题，不能不算是一个缺失，但我想也可以理解。阿伦特本 人更着重从哲学、思想、人性的层面去讨论极权主义。其实卡 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也比 阿伦特要早。实际上这个问题今天中国已经面对了，大家可以 想一想今天中国发生的很多群体性事件，大家觉得很恶性的暴 力事件，相当多都发生在关于土地、关于房产上面，其实这个 问题背后的严重性已经呈现出来了。城市的土地全部是国家所 有，这个过程是怎么完成的?怎么之前大家私有的房产，包括房 屋下面的土地都是有产权证明的，甚至在 50 年代政府都发过房 产证和土地证，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查一下，在网上找一下华 新民的微博，专门有这方面大量的资料和讨论。 城市房屋产权和土地产权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先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一系列的政 治运动，到文革时期就变成国家的了，这个过程怎么回事?今天是值得好好研究的。农村的土地 被规定为集体所有，也涉及到刚才基本的问题，这个土地私有产权如果不落实到个人的头上，它 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没有法律界定说这个土地就是我的，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你看农村发生 那么多跟征地拆迁有关的恶性事件，包括当时的乌坎。 如果产权界限是清楚的，是明确的，受到法律保护的，无论它多小，无论多差，就是我的房 子，我的地，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和国王的军队不能进”。如果你想征这块地你要来跟 我商量，你就是说破大天给我几个亿我都不卖，也是可以的。对私有产权法律的确认是带有根本 性的问题，也是造成今天讲法律也好，讲道理也好，或者说用行动抗争也好，完全是无力的这样 一种现状。我非常认同刚才苏里说到的这一点。 刘苏里：最后我们学着阿伦特再做一个小问题的思考，这个小问题是接着我刚才说的那个问 题。刚才我们讲财产权和保护问题，仅仅是我们历史上的经验提供给我们的比如说参照、参考， 可是你知道我们还要再经历一种状况，这个财产从名义上还是法律上确定和你有关，这个财产权 或者在字面上理解的财产权，实际上是被确定的，一定可以找到法律加以保护，可是实践当中我 们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个感受，不只一个案例，甚至不只一组案例，明明产权是明确的，是被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国务院相关的法律发条保护的，还依然出现侵占、掠夺的情况。我们财 产权意识还有落实当中，我们为什么依然对产权的安全性是担心的，是恐惧的，不知道各位想过 这个问题没有。我们把阿伦特的问题，缺失的问题再往前推进一步，我们会发现人类政治实践出 现了一种史上没有过的情况，财产权确定了，并且有法律保护，但是你还恐惧失去财产。当你的 财产遇到威胁，即将失去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地方最终能够去说理，你能伸张你的正义。那个 73
评论 财产就是你的，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剥夺你的财产，如果你犯罪可以把你关到监狱里面，但是那个 财产还是你的。 提出这个问题我还是想就阿伦特讲的关于平庸之恶的抵制、反抗的方法基础问题，以及当我 们面对一种新的形式出现的时候，所谓抵抗平庸之恶，它在多大意义上是可能的，可遇的，现实 的，如果我们觉悟了，如果我们意识强烈了，有独立思考能力，我可以做到了。经常我们发现不 仅做起来困难，可能根本就做不到。 郭于华：我想这件事大家是心知肚明的，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在说一个关于至上的问题， 大家知道有三个至上吗?知道对吧。还记得顺序怎么说的吗?一个法制社会既然今天我们已经说到 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要依法治国，也是反复承诺，所提倡的三个至上：党的领导至上，人民利 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这三个至上出来，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首先从语法上想一下，至上 不可能有三个;若按顺序排宪法法律排在最后，就会造成大家没有安全感。这样的一个排序就会 造成社会的失衡，我们常说正常社会有三个东西是比较均衡的，这样社会才能正常运转：权力、 资本和社会，这三者处在相对均衡，有一个相互制衡的关系。而现在的状态是权力独大，就会形 成哪怕你再有钱，哪怕你再牛的企业家，只要想把你东西拿走就是分分钟的事。 刘苏里：包括有再大的权力，其实薄熙来的权力已经很大了。 郭于华：一旦权力不受限制，它非法甚至作恶都在所难免，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自己限制自 己的。一方面权力失控不受限制，另外一方面它应该承担的责任不去承担，这时候说寄希望于碰 到一个好领导，这是不现实的。说到这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我们简直没路可走了，很绝望， 其实这种绝望之感已经绝望了 25 年了。但我们还是不能绝望，或者我们不去考虑绝望还是希望， 悲观还是乐观，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在预期一种结果。而这个结果是我们作为普通人，作 为个人，是很难去控制和预期的。我的想法就是现在我们从自己开始，不管别人把不把我们当作 公民，我们自己先把自己作为公民来对待，那就是懂法律，有理性，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而且 尽自己最大努力保护自己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我们就只能从这开始做事情，开始表达。有 些很年轻的朋友，80 后、90 后的孩子们，本来人家也不关心政治，不想那么多的事，就希望过 一个普通人正常人的生活，自己有一些爱好可以去满足。比如有的朋友喜欢设计，有的画动漫， 有的喜欢音乐，各种各样的喜好，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说这些孩子们都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现实， 冷漠，会去谴责他们，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谴责。他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一件事。 但如果有一天他们连这点权利，连这点自由，连这样最基本人的尊严都被剥夺，被侵害的话， 我想他们也会来思考，也会来行动。我们要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们有权利追求我们的幸福，我 们普通人的幸福，我们还要求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这难道不是最正当的诉求表达吗?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强调常识的重要性，常识性的东西在这个社会中变的不正常，变的要受到限制，受制约的 时候，我们就要像阿伦特说的这样，去积极思考，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进入政治世界。这就是 我们进行行动、表达乃至抗争的最重要的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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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清除美国文化影响的经过 杨奎松 东方历史评论（2014-07-04）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确定了三条对外方针。用毛泽东比较形象的语言来表述，这就是： “一边倒”、 “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由此可见，新中国政权能否稳固是问题的 关键。当时新政权还只能采取联合政府的形式，允许相当部分“旧民主主义分子” 、 “民主个人主 义”者进入政府。而这些人对美国有着相当好感，力主新中国应当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中间 派”们，在中国的城市居民当中还有着很大的社会基础，毛泽东担心他们中的某些人有朝一日会 成为美帝国主义“从内部来破坏革命”的那种“反对派” 。这也正是为什么，当 1949 年 8 月 5 日 美国国务院刚一公布《美国与中国关系》 （白皮书） ，毛泽东马上作出激烈反应的主要原因。他反 复告诫那些仍然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中间派” 、 “中间阶层” 、 “落后分子” ，或者“自由主义分子” 、 “旧民主主义分子”、 “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万万不可继续执迷不悟，坚持“亲美” 、 “崇 美” 、 “恐美”的“错误思想” 、 “糊涂思想”和“反人民的思想”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 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83~1516 页。美国政府的白皮书，尤其是艾奇逊寄希望于中国民主个 人主义势力的观点，让新政权感到极大的威胁。因此，建国伊始，新中国政府就不能不把切断美 国与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联系，肃清美国在中国的社会影响，设定为一个极为重大的 政治斗争目标。而由于中共全面执掌政权，美国在政治、外交乃至于经济上，均因与新中国绝交 而对中国大陆失去了影响力；因此，从社会文化的层面切断大陆民众与美国的联系，消除城市居 民中“亲美” 、 “崇美” 、 “恐美”思想，彻底摧毁“民主个人主义”的社会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 初，就显得特别突出。 美国文化的影响，包括宗教、学校、广播、电影等四个方面。本文分别就新政权对上述影响 所采取的清除措施及实施的经过，作一概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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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一、阻断美国的宗教影响 自抗日战争以来，中共对西方宗教始终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这除了抗战期间出于统战的需 要外，还基于对信仰自由及苏联经验的理解，相信这种宗教问题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不能 靠强力来取消。因此，即使在战后土改运动期间，地方上接连出现粗暴对待基督教和天主教神职 人士与教徒的情况，一旦发现，中共中央通常及时去电批评和制止。在 1948 年，中共中央曾专 门发出过《关于宗教信仰政策及处理教会问题的指示》 ，再度告诫各地： “我党对中外教会采取信 教、传教自由政策（只要遵守法令，不加干涉），系根据现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而来，即苏 联社会主义国家宗教信仰仍然存在。须知天主教、基督教之存在是有其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纵 然封建落后，甚至反动，但并非一下能消灭的。如果采取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借土改或间谍案 的机会，将教堂没收消灭，必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 《中央关于宗教信仰政策及处理教会问题的指 示》 （1948 年 11 月） 。 新中国成立之际，在大陆范围内天主教和基督教徒已有将近 400 万人。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允许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活动” 的基本方针《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13 页。 ，吸收两教重要人士进入政治协商机构，以便对其施以 监督和影响。但由于天主教组织严密，且直接受命于梵蒂冈，神职人 员多为外国传教士，故与中共始终疏远隔膜；而基督教因为教派林立， 神职人员中中国人相对较多，有些还颇为进步，与中共人员又久有来 往。因此，在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之际，中共中央统战部就特别吸收了 吴耀宗等 5 名基督教人士来做宗教界代表。 然而，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基督教的相对开放，特别是中国相当一部分基督教团体一直依 赖于美国教会的资助和指导，从而在实际上受到美国教会的控制；苏联方面又对美国人在中国的 活动和影响高度关注，因此一些地区的基督教活动很快就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1949 年 11 月 17 日，李克农曾告诉苏联大使罗申说，华北一些基督教传教士和宗教人士的活动很令人怀 疑。中国的基督教过去主要活动在城市中，而今却经常有很多农村里的中国人来到城里参加基督 教会所组织的礼拜和祈祷。参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关于李克农谈话的备忘录》（1949 年 11 月 17 日）。一些省市领导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担心，他们提出：“某些宗教活动的范围，已经超过了 宣传宗教的限度，对我们的工作发生了相当的影响。”参见《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搜集有关宗教 活动的材料的通知》 （1950 年 5 月 18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A22-2-4~11。 随着类似的情况日渐增多，中共中央对两教的担心明显地变得越来越严重。1950 年 3 月 21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必须从 政治上和经济上与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实行“三自” ，即“自治” 、 “自养” 、 “自传” 《李维汉选集》 ， 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221 页。至于原因，周恩来随后表示： “各地基督教天主教中有混进帝 国主义的间谍，加上帝国主义国际背景” 。要避免让人怀疑，就不能允许外国人在中国传教、办 教。“中国教应由中国人办。 ”《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第二次报告》（1950 年 4 月 13 日） ，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123-8-1。 在中共的推动下，7 月 28 日，吴耀宗等人联名发出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 途径》 （即《三自宣言》 ） ，号召全国基督教徒一致切断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以爱国主义精神， 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罗冠宗主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1950-1992） 》，中国基督 76
评论 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93 年，第 16~17 页。中共中央随即发出《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 的指示》 ，第一次把天主教和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以至帝国主义间谍活动直接挂起钩来， 提出： “我国的天主教、基督教，一方面是宗教问题，另一方面在长时期中又被帝国主义用为对 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其一部分组织又被帝国主义用为进行间谍活动的机关。”鉴于两教具 有相当的群众性，我们不能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简单取缔，而应以爱国主义的宣传，通过揭露帝国 主义文化侵略与间谍活动的阴谋，领导和支持其中的爱国分子，推动两教自身的革新运动，把两 教变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宗教事业。 《中央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 （1950 年 8 月 19 日） ，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22-2-1-1~3，并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第 53 页。同年 11 月，四川广元天主教发表《自立革新宣言》 ，在此前后，上海天主教 人士也提出中国天主教应由中国教徒自办。 由于顾虑到数百万教徒的态度，中共中央这时对于实现两教彻底切断与美国等国联系的时间 表，尚无严格的限定。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明确主张： “此事不宜太急，太硬性” ，以免“造成对立” 。 “要把美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从中国完全肃清，还需要三四年的时间。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 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497 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 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109~110 页。但是，9 月 23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刊载了吴耀宗 等人的《三自宣言》后不久，中国就被迫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这一情况不可避免地冲击了中 共此前的斗争策略。
北京发表了《三自宣言》 1950 年 12 月，美国政府公开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国内的财产，并宣布将对中国实施经济封 锁。28 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也公开作出回应，宣布管制美国在华一切财产、冻结美国 在华公私存款，并通过了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所作的《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 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报告》。该报告要求一切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乃至宗教机关和团 体，均须立即切断与美国等国的联系，改由政府接办或由中国人自办《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510~515 页。上海市政府以减免房地产税等经济措施， 支持和帮助上海教会人士开展“三自”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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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抗美援朝运动极大地支持了中共所进行的爱国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因而也使得发动针对外 国传教士的血泪控诉活动和驱逐以宗教为掩护从事反华活动的外国神职人员的行动，迅速成为一 种潮流。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 1953 年 12 月，全国先后有 134 个城市召开了针对“帝国主义分 子和反革命败类”的大规模的控诉会 169 次，至于各地小规模的控诉会则不计其数《三年来全国 基督教工作基本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意见》 （1953 年 12 月 4 日） ，陕西省档案馆藏，档 案号 123-3-305。 在这场清除帝国主义文化干涉与影响的运动当中，有着严密教规约束，直接受命于梵蒂冈的 天主教团体，明显地要较各自为政的基督教团体顽固得多。然而，由于战争的关系，美国在华传 教士的反革命威胁更为突出。因此，这场斗争的重心明显地更侧重于清除美国在华残存势力和影 响，许多美国传教士被控从事间谍活动，或从事反革命煽动活动，受到拘捕或驱逐。如 1951 年 1 月以后各报陆续披露的各种外国传教士、神甫及主教的反革命案件，几乎全部都是美籍神职人 员。像平原省的米甘，湖南省的高尔飞、翁明德，广东省的福尔德，湖北的牧育才、郭时济、徐 贲德、苏良，广西的其履根，江西的费济时等，都是美籍。只有天津的文贵宾和满世济是法籍和 荷籍。参见《新湖南报》1951 年 1 月 24 日、4 月 3 日；《平原日报》1951 年 2 月 23 日；《新华 日报》1951 年 5 月 29 日，7 月 12 日； 《长江日报》1951 年 6 月 13，22 日； 《天津日报》1951 年 6 月 24 日；《湖北日报》1951 年 7 月 19 日；《苏北日报》1951 年 8 月 12 日；《东北日报》1951 年 8 月 15-16,21 日； 《光明日报》1951 年 8 月 18 日，等等。 因为这种情况，也因为基督教团体在中国各种派别甚多，和国外教会联系的情况差别甚大， 因此，基督教徒响应吴耀宗等人的《三自宣言》 ，也就明显地容易得多。到 1953 年底，参加签名 的基督教徒，已达到了 40 万人之多，大约占到了全国基督教徒总数的 2/3。 《三年来全国基督教 工作基本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意见》（1953 年 12 月 4 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123-3-305。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与美国全面对抗，再加上抗美援朝运动在国内形成 了强大的政治动员的社会压力，和从事反华活动的外国传教士的相继被驱逐，新政权一举达成了 阻断美国通过宗教组织渠道继续在中国发挥影响力的既定目标。
二、接办美国津贴的学校 与针对美国宗教渗透的斗争相比，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与美国争夺对大中学生的思想影响问 题，则多少遭遇了一些麻烦。 78
评论 根据刘少奇 1949 年 7 月 4 日给斯大林的报告： “仅仅英、美两国，在中国设立的专门学校与 大学校就有卅一所，神学院卅二所，图书馆廿九所，文化团体廿六个，中学校三百廿四所，小学 校二千三百六十四所。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12 页。因直接由美国方面的资金支 持和赞助的学校数量众多，在中国各类学校总数中所占比例较大据 1950 年 6 月 1 日《马叙伦部 长在第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当时全国共有高等学校我 227 所，其中教会设立 的学校 24 所，约占总数的 1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海南出版社，2000 年） 第 25 页。 ，因此，学生乃至教授职员中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抱以好感者自然人数众多。由这些 学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每年大量地进入到社会当中去，包括就职于政府机关和各类学校，他们 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把“亲美” 、 “崇美” 、 “恐美”的思想情绪散布到四面八方。和较多地在宗教信 仰的范围传播思想和进行活动的基督教、天主教教徒比较起来，这些学生和教职员在社会中的影 响范围显得更要广泛得多。新政府必须尽可能快地缩小美国在这方面的影响。 但是，和解决西方宗教影响问题一样，新中国成立之初，因所面对的问题异常繁杂，一时也 只能牵就，根据轻重缓急，对学校工作则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新政权在各类有着外国背景的学 校当中所采取的初始做法：一是发展进步势力；一是强化政治思想教育。但这两方面的工作，都 受到了相当大的挑战。
在发展进步势力的问题上，新政权依据以往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开展学生工作的经验，借助于 政权和舆论宣传的力量，对所有教会学校和直接受到教会资助的大中专学校，都大力进行了党团 组织的建设，并以党团组织，特别是以青年团组织为中心，通过各种方式联络靠近政府的同学， 在学生中发展进步势力。这一工作一度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成果。以上海沪江大学为例，到 1950 年初，全校学生 958 人中，就已发展党员 27 人，团员 178 人，进步学生占到全校学生的 1/3， 信教学生仅为 273 人，占全校学生的 24.7%，即还不到 1/3。 但是，由于中间派学生亦长期受到社会中“亲美”和“崇美”的文化心态的熏陶与影响，反 感新政权强化学生的政治教育。尤其是在有教会或美国津贴背景的学校学生当中，对美国抱以好 感的人数众多，以至于当时中共的政治宣传往往会受到学生们的公开抵制。比如，上海沪西区委 书记在圣约翰大学作《国际形势与美国政策》时事政治报告中批评美国时，却被学生当场鼓倒掌， 弄得几乎下不来台《徐汇区委宣传部宣教工作报告》 （1950 年 6 月 14 日） ，上海档案馆藏，档案 号 A22-2-5-88。上级领导人来作政治报告都如此，这时在教会学校里开设政治课会遭遇到什么 样的情况，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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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因为新中国刚成立时，各大城市中进步学生的政治热情十分高涨，因此最初政府明令在高校 开设政治课时，一般反映尚好。多数学生因为新鲜，也不大反感。但是，时间一长，情况就大不 同了。一方面，当时没有统一的政治课教材，多数学校政治课教师本身就是勉强为之，对中共的 知识及其理论了解很少，只能以读报和教条式的口号解读作为教授的内容，这种教学方式很快就 开始让学生感到厌烦了。另一方面，在一些教会学校，政府明令不许以宗教课程作为必修的内容， 却硬性规定要开设政治课，结果是这边神职人员不能向所有学生宣讲上帝造人的学说，那边信教 学生却必须接受政治课教师教授由猿变人的进化论观点，这不可避免地造成学校内部教徒和反宗 教师生之间的尖锐对立。 为了巩固教会学校中教徒对上帝的信仰，许多学校的牧师采取了对抗政治课教育的做法。不 允许上课讲圣经，他们就利用课余时间组织青年讲座、圣经小组，开办圣经班、慕道班、唱诗班 等，加强对学生宗教信仰的引导和影响《教会学校工作简报（二）》（1950 年 5 月 27 日），上海 档案馆藏，档案号 B105-5-1345-1~2。而一些极端顽固的神职人员，更是积极在教师和学生中进 行反宣传，声称： “共产党是魔鬼，不要和他们接近，会被他们引诱去的。 ”宣传“苏联穷得很， 它还要请美国帮助，怎样能帮助中国呢？”煽动学生说： “美国人就要回来了，你们不要进步。 ” 劝告教师说： “天主教的人不能讲政治课。 ”他们还经常组织学生观看美国电影，影响到在一些教 会学校里，学生们“一见到美国旗就鼓掌，并高呼说‘美国太棒了！ ’”天津市委宣传部： 《关于 满济世和圣母御侍团有关情况报告》 ，1951 年 5 月 7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215-4-56-1~9。 因此，一些学校里学生反苏亲美态度明显，传播“亲苏亲美不亲民” 、 “蒋匪毛匪都是匪”之类的 顺口溜《教会学校工作简报（二） 》 （1950 年 5 月 27 日） 。 ，则成了一种时髦。
毫无疑问，中共中央对教会学校以及受美国津贴资助的相关学校团体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始终 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但此时还没有做好接收这些学校的足够准备，因此，更为注意的焦点则是那 些可能威胁到政权稳固的上层宗教教育界人士。担心他们中的某些人士有朝一日会被美国人招募 成用来实施“内部破坏”的间谍《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关于李克农谈话的备忘录》（1949 年 11 月 17 日） 。而对于一般的教会学校，即使存在着诸多问题，新政权当时通常无意采取断然措施来解 决问题。像对天主教创办的辅仁大学，教育部虽全力赞助进步校长陈垣在学校中贯彻政府意图， 但当天主教会以停拨经费要挟陈垣解聘积极宣传反宗教观点的几位政治课教师时，教育部对此也 只是根据学校的请求，不声不响地支付了该校当月所需的经费而已，并未乘机将学校收归国有。 不仅如此，教育部部长马叙伦随后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天主教会代表进行了具体的商谈，希 望教会在遵守政府基本政策和相关法令的条件下，恢复与辅仁大学之间的关系。只是因为天主教 会明确表示不能接受政府方面提出的条件，教育部才不得不宣布由政府接办该所大学。 《中华人 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第 62~63 页。 80
评论 基于此种情况，新政权对教会学校以及有美国背景的其他学校中发生的情况，一度也坚持采 取不扩大矛盾的做法。比如，1950 年 10 月初，教育部就政治课教育所发布的指示，虽然明确提 出要把进行反美教育列为政治课教育的中心任务，强调要“首先进行反对美帝侵略及批判对美帝 存在幻想的教育” ，但是，针对发生在教会学校中的种种问题，却仍旧特别说明： “在教会学校进 行政治思想教育，注意不要刺激宗教感情，着重团结全体师生，从政治上争取和团结教友共同反 对帝国主义，可根据理论说明宗教的本质，不得发动群众性的反宗教的运动，或组织反宗教的展 览会和群众集会等。 ”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第 60 页。只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 特别是美国宣布对华经济封锁之后，新政权的这一做法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1950 年 12 月，由于美国方面率先采取了对华经济封锁的政策，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要部分 接收受到这一冲击影响的那些过去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的现实。29 日下发的《关于处理接受美 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中，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对美国津贴的中国 学校的情况，进行了如下说明：即“在中国 20 所教会高等学校中间，受美国津贴的即占 17 所之 多；300 余所教会中等学校中间，受美国津贴的约近 200 所，几占 2／3；小学方面受美国津贴的 约 1500 所左右，约占全部教会小学的 1／4”。显然，报告并不主张将这些学校全部收归公办， 它力主在实行完全自办的原则下，最好仍由私人出资，不得已时再交由政府接办。《中华人民共 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第 71~72 页。
教会学校 根据政务院的这一决定，教育部于 1951 年 1 月 11 日下发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指示》 ，要求将凡过去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应根据情况改由中国人私人 出资办理，或接收为公立学校，而美籍董事一律解职，美籍人员一律不得担任学校行政职务，美 籍教师可酌情处理。而考虑到现实的条件和斗争的策略，指示明确要求各地务必要“将接受美国 津贴的学校与接受其他外国津贴的学校区分开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第 75~76 页。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到这一年的 12 月 26 日，教育部正式报告政务院称，整个处理工作已告 完成。由政府接收改为公立的高等学校计 11 所，改由私人出资维持而政府补助的计 9 所；改为 公立的中等学校计 51 所，改由私人出资维持而政府酌予补助的计 217 所。另外还处理了 465 所 初等学校。总共有 753 所大、中、小学， “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的工具变成为中国人民 81
评论 服务的教育事业，使 18 万余青少年儿童从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魔爪下解放了出来”。 《中华人民 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第 133~134 页。 由于政府接办了众多过去由教会或外国人主办的学校，对于其他一些有外国资助背景的学校 政府也开始直接介入其中，参与学校人事、教育等的权力和机会自然会越来越大。1951 年 11 月 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指示，以及 1952 年 5 月中共中央在高等学校 推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 第 132~133、 148~149 页。都显示了新政府对学校教育干预力度的进一步加强。这种情况纵使不能很快扭转所有学生的 思想倾向，但至少在教会学校中像此前那样失控的局面，是很少可能再现了。 三、取缔收听“美国之音” 针对教会和学校所采取的上述处理办法，并不能完全切断美国向中国大陆民众施加思想舆论 影响的渠道。而这种影响最广、也最为直接的渠道，还是由美国政府出资创办并主要针对中国大 陆的“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 对于“美国之音”的这种影响力，美国政府显然极其重视。其国务卿有时甚至都会直接指示 相关人员编造新闻，通过“美国之音”的广播，以达到在中国大陆民众中混淆视听的效果。比如， 1950 年 1 月，得知中苏两国即将签订重要条约，艾奇逊即曾以绝密电报指示美国驻法国大使布 鲁斯，要他散布流言，宣称即使发表的公报表面上是平等的，但根据苏联所提出的诸多要求，毛 泽东、周恩来等不得不以秘密条款的形式，答应苏联的不平等要求。此消息经《纽约时报》驻巴 黎记者传出见报，即可通过“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散布到中国民众中间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6，pp.294~296、308~309。
艾奇逊，美国国务卿（1949～1953） 。1893 年 4 月 11 日生， 1971 年 10 月 12 日卒。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 为最高法院法官布兰迪斯当过两年私人秘书。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并无条件对“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进行有效干扰，因此凡有短波收 音机者，在中国大中城市收听该广播并不困难。尽管当时拥有短波收音机者在普通民众中的比率 不会很高，问题是收听者往往热衷于散布和议论，故“美国之音”的消息传播相当迅速和广泛。 上述消息广播后不久，从天津到上海再到广东，到处都开始有了相应的传播和议论。有的说： “以 往国民党出卖祖国给美国，现在共产党又出卖祖国给苏联，做苏联的附庸国。 ” “说什么平等条约， 还有秘密协定没有登载出来。 ”苏联借给中国“三亿美元算得了什么？过去美国借给国民党的就 82
评论 有六十亿” 。参见《静安区委宣传部一二月份工作报告》 （1950 年 3 月 3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A22-2-5-12~14； 《沪南区宣传部二月综合报告》 （1950 年 3 月 3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 案号 A22-2-5-218~221。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紧接着美国出兵干预并派出第七舰队介入台湾海峡，“美 国之音”的华语广播更是极大地吸引了大陆众多听众。据新华社各地通讯员报告称：天津、上海、 武汉、无锡、杭州、西安、长沙、太原等地到处都有很多人在收听“美国之音”，特别重视“美 国之音的”消息。包括一些大学的教授，几乎每天均细听“美国之音” 。 《内部参考》第 271 期， 1950 年 7 月 4 日；第 263 期，1950 年 11 月 3 日。大陆民众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的紧张，与众 多敌视新政权者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结合着“美国之音”真真假假的报道，不可避免地在社会 上造成了某种恐慌的情绪。 到 1950 年 10 月，中国开始出兵朝鲜之后，这种情况更进一步引起了民众对国内报纸消息真 实性，乃至于对政府诚实度的某种猜疑。比如，新华社记者就报道称： “一般商人都认为‘美国 之音’消息灵通可靠，如汉城、平壤失守消息， ‘美国之音’早已发表，而我报迟迟未登出。 ”为 此，一些人公开批评中国的报纸报喜不报忧。远至内陆成都的一些中学生，竟也不信报上的说法， 在学校里广为散布来自“美国之音”的消息。 《内部参考》第 270 期，1950 年 11 月 14 日；第 271 期，1950 年 11 月 16 日；第 284 期，1950 年 12 月 4 日；第 288 期，1950 年 12 月 8 日。影响所 及，中共领导人的权威性也开始受到挑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在南京金陵大学作报告，批评“美 国没有文化” ，骂“美帝是个王八蛋”时，一些教授当场退席，以示不满《内部参考》第 275 期， 1950 年 11 月 22 日。可以想见，由此而带来的威胁，毫无疑问是新政权所难以承受的。一些民 主党派人士，还在中国出兵作战后不久，就公开建议中共中央应“设法禁止收听”“美国之音”。 《内部参考》第 270 期，1950 年 11 月 14 日。
为了阻击“美国之音”的干扰与影响，从 11 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宣传部就下决心要与“美 国之音”进行一番较量。11 月 20 日，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为首，各地主要大报都大 张旗鼓地刊登了有关“各界人民纷纷主张取缔收听‘美国之音’ ” ，以“杜绝匪特谣言”的消息， 强调“这显然是我国人民仇视美帝，以实际行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具体表现”《上海杭州等地 各界人民主张取缔收听“美国之音” 》 ， 《人民日报》1950 年 11 月 20 日。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盛 澄华撰文批评“美国之音”是“比原子弹更恶毒的武器”盛澄华： 《粉碎“美国之音” 》 ， 《人民日 报》1950 年 11 月 20 日。与此同时，由北京市各中高等学校的学生带头，各地学生纷纷走上街 头，向市民宣传抗美援朝的必要和意义，宣讲收听“美国之音”的坏处。随着抗美援朝运动宣传 83
评论 力度的加强，特别是志愿军在朝鲜初期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民众中间因新中国建立曾经激发起 来的民族主义热情再度高涨，从而使社会上“亲美” 、 “崇美” 、 “恐美”的思想受到遏制，收听“美 国之音”的人迅速减少了。逐渐地，收不收听“美国之音”成了一个爱不爱国的重大政治态度问 题，甚至成了革命和反革命的一道分水岭了。 在这样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 “美国之音”在中国的宣传作用自然迅速被阻断，其影响 力日渐消失无痕了。 四、阻禁美国电影的文化影响 相对于美国在教会、学校和广播方面的影响来说，美国的电影对于向中国城市居民传播其生 活方式，从而造成民众中普遍的“崇美”心态，其作用更为直接和深入。这也就使得新政权在应 对美国电影对民众的影响方面，行动较早，措施也较为具体。 美国电影的影响，在上海等大城市非常普遍。这是因为，好莱坞的电影经常炫耀美国的科学 发达和自由民主，又每每爱表现美国的摩天大厦和繁华富足，以至于“人们普遍崇拜美国的物质 文明和生活方式” ， “认为美国什么都比中国好”。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进城后宣传爱国主义，往 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于那些从小就接触美国电影的上海市民来说，在他们心目中， “美国 是世界上最好的乐园” ，美国民族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一些人甚至会为自己鼻子不高、眼 睛不蓝、头发不卷，又不能生在美国而自惭形秽。因此，相当多数的青少年以有钱能看美国电影 为荣，一般人则以家里有人在美国或能够在美国人办的机构中工作为自得。官方报纸上宣传的那 些美帝侵略史，多数市民显然置若罔闻。对上海驻过美国兵，充斥过美国商品的事实，他们不仅 不认为有什么不好，反而还认为印证了他们从美国电影中所得到的种种美好印象。就连家庭妇女 的心态也多是如此。上海市妇联就承认：一般上海的家庭妇女，通常都“不关心时事，怕战争， 对美国仇恨不起来，甚至某些群众亲美、崇美、恐美等思想很严重。”而里弄居民“听美国之音 是很普遍的，所以在（国民党空军 1950 年）二（月）六（日)轰炸及封锁时遇到困难，许多里弄 妇女认为这是解放军共产党带来的。这是因为上海是一个在帝国主义长期统治下的产物，而市民 受美帝影响更深” 。 《李仲培同志准备出席全国妇联宣教会议报告提纲》 （1950 年 10 月） ，上海市 档案馆藏，档案号 B31-2-58-2。 其实，这种情况即使在其他中小城市，也颇为普遍。如中共广东省委所属教委的一份报告就 罗列了县区一级中小学校教师大量“亲美” 、 “崇美”的言论。报告称： “最普遍的是崇拜美国物 质文明和‘生活方式’ ，认为美国什么都比中国好，宁愿去美国打工，不愿在中国做教师。他们 认为美国科学发达，教育文明，物质丰裕，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有些教师“竟一贯不看中 国电影和不买中国货” ，只看美国电影且只用美国货。自己老婆去看了场国产电影都要被骂，说： “那有什么好看？没有一点艺术，看了还会中毒。 ” 《广东省教委关于县区中小学教师对美态度的 调查》 （1950 年 12 月） ，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B314-1-97-1~4。 美国电影的影响力，与战后美国电影大量充斥中国电影市场的情况有一定关系。因为，1945 年 9 月至 1949 年 5 月，国民党政府时期仅上海一地即输入了 1896 部美国的故事片上海市文化局 领导人在电影业从业人员会议上的发言： 《美国电影对中国的侵略》（1950 年 12 月），上海市档 案馆藏，档案号 B172-1-33、7~11。而同一时期整个中国自身生产放映出的故事片数量，却只有 119 部。参见李道新《中国电影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25~128 页。由此不难 看出，战后中国的整个电影市场可以说几乎都是被美国电影所占据着的。 84
评论
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 李道新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2 68.00
但是，美国电影之所以能大量进入中国的电影市场，并引起中国观众的热烈追捧，也与其特 有的、适合于中国众多观众口味的艺术创作形式有关。有关这一点，人们很容易从新中国成立后 美国电影的中国观众消长情况中，得出清晰的印象。 1949 年 5 月 28 日中共解放上海，开始尽力扶持国产影片，到 1950 年 12 月止，上海地区总 共上映国产影片将近 280 部，放映场数 43424 场，观众 1859.7670 万人次。而几乎同一时期，尽 管 1950 年以后上海市政府对进口美片明确地采取了限制的措施，但这段时间上映的美国故事片 仍有 646 部，放映场数 33681 场，观众 1450.5773 万人次。其中接连上映百场以上者有近 90 余 部之多，连映 200 场以上者有 14 部，平均每部观众近 12 万人次；一部美片《出水芙蓉》 ，在受 到政府排片限制的情况下，仍旧连映了 373 场，观众达 21 万人次之多，可见美国片还有相当市 场。 必须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新政府固然不禁止进口和上映美国片，但是其利用掌握影片发 行权，和接管了一些城市重要影院的优势地位，对美片的上映作了种种限制，而对国产片和苏联 片，则给予了全力的扶持。以上海为例：措施之一，“通过颁发上映执照，规定票价和从税收政 策为（国产及苏联的）进步片减税、免税，美国反动片和国产的消极影片不能享受这种待遇，从 而对美帝影片加以限制” 。措施之二，从 1950 年 5 月开始， “具体规定是每四周上映国营片、苏 联片各百分之廿五，大部分影院上映的英美片每四周不能超过百分之廿五，其余时间则上映私营 国产片” 。措施之三， “从广告篇幅上限制。国产片和苏联片的广告刊例一律照旧，英美片则照原 刊例提高 15%。同时，对于广告所占篇幅也予限制，凡是当天开映的英美片广告，大公报不超过 八行，其他各报不超过四行。预告一律不超过十六行。 ”而且，对美片广告词还必须加以审查， 禁止使用各种渲染性的带有淫猥色情或迷信、恐怖倾向的用语。措施之四，集中力量宣传介绍国 产和苏产进步影片，不仅透过报纸、路牌、海报、橱窗以及广播等方式进行宣传预告，而且还“大 搞群众运动”，比如“加强和工会、农会、学联、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的联系，组织了宣传 委员会，请负责文艺的首长担任主任委员，深入宣传，确定措施，使各团体重视了电影教育”， 等等。措施之五，通过降低票价和使用优待券等方法，来吸引观众观看国产片和苏联片。 《关于 上海放映战线和美帝斗争的情况》 （1950 年）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177-1-324-36~41、50~51、 35； 《限制英美消极影片广告篇幅协议书》 （1950 年 8 月）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G20-1-23-1~4。 由此不难了解，上述 1949 年 5 月至 1950 年 12 月间国产片放映场数和观众人次所以会在总 数上超过了美片，包括国产片单部放映场数和观众人次也有不少超过了美片，受到政府支持的结 果，此一时期部分国产片的上映场次和观众人次均已超过美片《出水芙蓉》 。如《女贼》上映已 85
评论 达 554 场，观众达 21.6 万； 《山河泪》上映 446 场，观众 19.8 万； 《饿人行》上映 494 场，观众 22 万； 《复活》上映 595 场，观众 33.6 万； 《太太问题》上映 476 场，观众 20 万； 《思想问题》 上映 446 场，观众 22 万； 《我这一辈子》上映 575 场，观众 31.4 万； 《乌鸦与麻雀》上映 577 场， 观众 28.7 万； 《影迷传》上映 651 场，观众 35.3 万。 《1949-1951 年上海放映影片情况统计》 （1951 年） ，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 B172-1-35-9~16。其间很大程度上是有行政干预在起作用，并不表 明观众逐渐相信美片“反动”而唾弃不看。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外国片，美片一再 受到限制，苏片则得到了大力引进和扶植。结果是，美片观众固然大量减少，苏片的观众却并未 因此而大量增多，反而是国产片得到了较大的实惠。 有关这一阶段美片、苏片和国产片观众人次逐月升降变化的情况，可见下表。 1949 年 11 月至 1950 年 10 月美片、国产片、苏片每月观众人次所占月观众总人次比例表：
由上表可知，上海市美片上映数和观众数大幅下滑，均自 1950 年 5 月始。此前，美片虽然 受到相当的限制，但因私人影院较多，观众喜爱，影院老板出于利润的考虑，仍旧会千方百计地 多映美片。但 5 月以后，由于明文规定美片每四周上映数不能超过总上映数的 25%，从而根本上 限制了美片的放映，促成了观众人次从 4 月份的 47.5%，一下子滑到了 28%。以后政府又在输入 上进一步设限，新片数量锐减，美片自然一蹶不振。但奇怪的是，苏片却并没有因为美片观众人 数的大幅下降，而从中获益，其观众增涨的幅度一直很小。 苏片观众数量上不来，内中原因颇为复杂。这时就有文章指出：“今天苏联片还不为从旧社 会里新解放了的各阶层人民所熟悉，所喜爱，这是事实。 ”这一方面是由于苏片的华语对白翻译 得太过生硬，介绍说明亦不够，许多人看不懂。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今天看电影的 80%的观 众，是那种“有闲可消、有钱可化（花）”的人，他们“受了二十年帝国主义影片的‘教育’”， “他们需要娱乐，不合口味的，他们宁可不看”凤子：《漫谈苏联电影及其他》 ，《文艺报》第 2 卷第 5 期，1949 年 11 月 25 日。 电影观众的这种心态，也可以从上海学生的调查中了解到。青年团上海市工委宣传部对一些 学校学生的调查材料中就注意到：学生们对苏联电影之所以不感兴趣，一是认为“苏联电影政治 性太强，不如美国电影轻松” ；二是认为其“演员不漂亮” ， “粗里粗气” ，到底不如美国电影。如 86
评论 果说某部苏联影片看上去还可以，那也是因为学生们认为“这片子大有好莱坞作风” 。青年团上 海市工委宣传部： 《目前上海学生群众思想调查》 （1951 年 10 月 23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 号 A22-1-29-8~9。 由于相信电影的功能就是宣传、教育，不满观众的“低级趣味”，许多政府官员这时都一再 主张禁掉美片了事。这时在上海主持文艺工作的夏衍就曾回忆过这方面的情况，他特别提到党内 当时有人质问说：京剧界都已经不演“粉戏”了，为什么还让《出水芙蓉》这种露胳膊露腿的美 国影片照常上映？夏就此问题请示了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潘表示： 《出水芙蓉》他看过， 不能算是“黄色电影” 。陈毅更痛快，说不要禁，让那些道学家去吼一阵吧。不过，严格地说， 陈毅、潘汉年等人在放映美片问题上的这种开明，说到底也还是因为有个“吃饭问题”摆在那里。 陈毅明确讲：“上海有几十家戏院、书场和大世界之类的游乐场所，直接间接依此为生的人大约 三十多万，要是硬干，这些人马上就会发生吃饭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新的节目给人家看，多少 年来，还只有一出《白毛女》 。不能天天都是《白毛女》 ，只好逐步逐步地改。 ”夏衍： 《懒寻旧梦 录》 ，三联书店，2000 年，第 422 页。
新中国成立后的既定方针，是要根本改造整个中国电影制造业，以便将以后的电影改造成宣 传教育人民的文化工具。之所以开始时还只能“逐步逐步地”来，不能一禁了事，纯粹是因为条 件不成熟，即没有足够的影片来满足市场的需要，进而保证全国电影发行、放映等行业的员工有 饭吃。 为了达到挤掉美片，并使整个电影业以及其他相关行业走到所设想的方向去，陈毅曾经估计 至少需要 10 年左右的时间夏衍： 《懒寻旧梦录》，第 421 页。但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继 续输入和上映美国电影，在事实上已经完全失去可能性了。因此，宣告彻底禁映美片，也就成了 新政权唯一的一种选择了。 《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电影事业管理处代拟新闻稿》 （1950 年 11 月 29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172-1-33-1~3。 87
评论 因为战争的关系，突然禁映美片，显然使新政权颇为被动。一方面，禁映美片的消息刚一传 出，像上海这种地方，顿时就有成千上万的观众涌到电影院去抢购最后放映的几部美国旧片的电 影票，造成当天美片的票价狂涨，说明许多观众对美片依旧十分留恋。 《李仲培同志准备出席全 国妇联宣教会议报告提纲》 （1950 年 10 月）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31-2-58-2。另一方面， 美片被禁，苏片引不起观众兴趣，国产片数量和质量都还不足以吸引足够多的观众去影院观看， 结果陈毅所担心的问题自然就发生了。 在上海，为了避免发生“吃饭问题” ，政府一度想尽办法采取各种措施来 增加观众的人数，结果可想而知。1951 年初，全上海 39 家影院中已有 6 家被 迫改成剧场。一年多以后，国产片仍然跟不上，当年又有 20 家影院改业为剧 场。吕型伟： 《加快对剧场、书场、游乐场的接管和改造》 ， 《上海解放初期的 社会改造》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年，第 60 页。 随着不久之后新政府进一步将各种电影制片厂一律国有化，并建立了更为严格的审查制度， 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开始具有文化产业性质的中国电影业，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但在政治上 阻禁美国电影文化影响的目的，却轻而易举地实现了。 五、结语 综观新中国在上述四个方面与美国文化影响相较量的经过不难发现，建政之初并没有急于将 美国在文化上的势力和影响一举从中国清除干净的设想。首要任务还是如何能够从农村走进城 市，熟悉城市，并在城市中站稳脚跟。毛泽东在 1949 年 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对此有过很明 确的说法，即：我们今后必须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中去，问题是，我们对如何管理城市，如何 组织工业，如何养活城市，以及如何在城市中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和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经 济斗争和文化斗争，还一无所知。而不会，不懂，管不了，就会亡国。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27 页。因此，一贯注意策略的毛泽东，从进城之日始，就再三强调要分清轻重缓急，不 搞四面出击。即使是对那些有美国等国背景的经济和文化事业，他也力主“让它们暂时存在，由 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34~1435 页。因为他很清楚，简单地采取没收或清除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经济上容易造成被动， 而且会砸掉很多人的饭碗，这是中共新政权暂时还无法承受的一种社会压力。 中共最初之所以在这方面保持高度谨慎的态度，也是基于对这个 时期革命的阶段性和政权特性的基本认识。由于相信这时尚处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阶段，政权具有一种联合政府的性质，因此，中共自然相 信在社会文化政策方面，也应保持适当的宽容度和灵活性，即给予自 己的联合对象及其社会基础以一定的社会政治空间。毛泽东对此讲得 很清楚：第一， “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 或右派” ，对他们只能说服和争取；第二，革命政权要巩固，必须“不 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 ，而只要“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 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85、 1488 页。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某种过渡的包括间接地容许美国文化影 响存在的政策和策略，对中共而言，也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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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但是，所有这一切按部就班的策略考虑和措施，都由于 1950 年下半年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 特别是中国被迫出兵朝鲜，被完全打乱了。原来准备经过三四年，甚至十年左右完成的社会改造 和文化统合的进程，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迫摊了牌。美苏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特别是苏联对抗 美国的种种经验，都促使中共必须在战争爆发的同时，要消除美国的文化影响。驱逐从事反华活 动的美籍宗教人士，以及取缔收听“美国之音”，即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当美国宣布冻结中国在 美国的一切财产，并对中国大陆实行经济封锁之后，接收已无法继续获得美国津贴的各种学校和 禁映已无从继续输入的美国电影，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政治举措。与其说这些行动是新政权肃清 美国文化影响的主动行为，不如说它们是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战争局面的被迫出招。当然，当新 中国的列车被迫从一段相对平缓的轨道突然转向了急速的下坡之后，列车就再难回到原来的速度 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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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最新到货 28 在西方的目光下 29 起风了·菜穗子 30 黑鸟 31 32 33 34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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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一鸣 美/肯·丹西格 李镇 俄/尼·戈尔恰科 夫
金城出版社 上海世图 中国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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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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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最新到货 文书局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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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上战略 拜谒诸神:西方政治理论与方 法寻踪 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 信 无处可藏:斯诺登,美国国安局 与全球监控 西方古典文献学发凡 施特劳斯与流亡政治学-一个 政治哲人的锻成 有道德的利己 谁需要哲学 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
52 表演文化与雅典民主政制 53
美国大转向-美国如何迈向下 一个十年
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通向 54 将帅之路的桥梁 55 中国人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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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类 序号 书名 1 2 3
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失败
分类名称 一般经济学
图解经济学-解析曼昆经济学, 一般经济学 了解财富奥秘 常识的正面与反面:伦敦商学 经济管理 院至关重要的管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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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管理前沿思想-基于多例 化的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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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投资理 论 金融投资理 7 投机之王回忆录 论 8 危机后的经济学:目标和手段 一般经济学 自媒体时代,我们该如何做营 求职培训、 9 销 市场营销 10 电商大时代 企业史 6
金融的狼性:惊世骗局大揭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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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不平等:可持续发展的挑 一般经济学 战(看地球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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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变革的契机:发展,环境与 一般经济学 食品(看地球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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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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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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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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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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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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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埃德温·拉斐 尔 英/阿代尔·代纳 美/迈克尔·波特 /乔斯琳·华莱士 李芏巍 雷米·热内维/拉 金德拉·K.帕乔 里/劳伦斯·图比 娅娜 皮埃尔·雅克/拉 金德拉·K.帕乔 里/劳伦斯·图比 娅娜 美/保罗·马利/ 马克·特里布尔 美/肯·布兰佳/ 谢尔登·鲍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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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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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溥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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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功臣 邝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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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辉链接 学会“思考国家” 张铁志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沉疴遍地 [美]托尼•朱特 / 杜先菊 / 新星出版社 / 2012-3 / 25.00 在 1989 年的“苏东波”之后，有人宣称历史终结了。而托尼·朱特说，此后“我们带着太多 的信心、太少的反思，将二十世纪留在身后，大胆地跨入新世纪，在自说自话的、半真半假的事 实面前止步：西方的胜利，历史的终结，单极的美国时刻，不可避免地迈向全球化和自由市场” 。 难道，我们对未来的想象真的已经耗尽了吗？难道，只有当前主导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 义和正在崛起中的中国模式吗？我们能从二十世纪学到什么教训呢？这是朱特在过去十年的主 要关怀。他相信我们不能遗忘历史，而值得我们追求，或者捍卫的制度，既不是已经宣称死亡的 共产主义，也不是过去二十年支配全球但在 2008 年受到重挫的新自由主义——意指“对不受约 束的市场的毫无批判的崇拜，对公共部门的蔑视，对无限增长的幻想”的教条，而是二十世纪战 后到七十年代中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民主。 《沉疴遍地》中说，“社会民主不代表一个理想的未来，甚至也不代表一个理想的过去。但 是，在我们今天所拥有的选择中，它要优于任何其它选择。 ” 出身英国伦敦的工人阶级家庭，朱特是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始终是反极权、反斯大 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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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辉链接 在他青少年时，父亲让他读了许多马克思典籍；到了大学时期，他更认清吸引他的是理论家 和分析家马克思，而不是革命者马克思。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左翼阵营中与极权主义进行思想搏 斗，但他却没有像部分人那样走向右派，而成为一个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在学术上，朱特的博士论文和早期研究都集中在法国社会主义史，而到 1990 年代才转向法 国左翼的思想史。在政治上，当 1968 年扬起学运风暴时，二十岁的他就在“革命现场” ：伦敦、 巴黎和德国，并和其他人一起走上街头。但一方面他不信任学生作为革命主体感：“我残余的社 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让我直觉地怀疑学生可以作为一个（乃至唯一的）革命阶级的可能性。”（ 《沉 疴遍地》,166 页）另一方面，相比于他们的东欧同伴，他也感到惭愧：他说西欧人谈着反叛， 但这些反抗是为了什么，又付出了什么代价？“我们之中某些勇敢的灵魂可能会去坐牢，但很快 就可以回家吃中饭”，而“对革命有兴趣的人应该去布拉格，zhang 因为那是那个时代欧洲最令 人兴奋的地方；或者华沙，因为在那里和我们年轻的同代人冒着驱逐和囚禁风险去追求他们的理 念和理想。 ” 1980 年代，他真正去了一趟东欧，和米奇尼克、哈维尔等人碰面，对他造成更大冲击。他最 后一本书的合作者 Timothy Snyder 说，对朱特来说，这是一趟心灵之旅。 1987 年，朱特从英国搬去纽约，从一个专业历史学者逐渐转变成一位知名的“公共知识分 子”。在 1992 年的著作 Past Imperfect 中 ，他严厉批评巴黎左岸的知识分子如萨特对斯大林 和苏联体制的盲目拥抱，甚至批评法国知识分子传统中缺乏公共伦理或政治道德。但也有论者指 出，朱特扭曲历史证据，因为萨特对斯大林和苏联入侵匈牙利是有批评的。1998 年的著作《责 任的重负》中的主角仍是法国知识分子，但却不再是他的批评对象，而是颂扬的对象：布鲁姆、 加缪和阿隆，他们三人分别起身对抗三种从一战后到 1970 年代中期形塑法国公共生活的“不负 责任” ：政治的、道德的和知识的。 2005 年， 《纽约书评》刊出朱特的文章“好社会：欧洲 vs. 美国” （后收入《重估价值》 ） ， 强调欧洲的社会民主模式才是真正“好社会” 。几个月后，他出版重量级著作《欧洲战后史》 ，除 了历史分析之外，主要信息也是强调欧洲社会模式的优越性。 他生前最后一本书，2010 年的《沉疴遍地》是一本小书，但也是一本政治宣言：要我们重新 思考国家，并且以社会民主作为我们未来的前行方向。 朱特的一生可以被视为一个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一个侧影。他那一辈或者上一辈的 反斯大林左翼或托派，许多人因为幻灭，而彻底右转。 最著名的思想群体是所谓的“纽约知识分子” ：他们是一群 1920 年代出生的反斯大林左翼青 年，包括 Irving Howe、 Daniel Bell、 Irving Kristol 等人；到了战后的冷战时期，Irving Kristol 更向右转，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教父，Irving Howe 却是坚定的社会民主派，并且创 办了美国的左翼杂志《异议》 （Dissent） 。 朱特检讨了年轻时的理论偏好。他相信，作为一种激进政治的理论，斯大林式的左翼思想早 就随着斯大林而死去。 在他批评或许同样知名、但却始终是英国共产党员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文章中，很能看 99
三辉链接 出他的批判：“霍布斯鲍姆拒绝直接面对邪恶，拒绝咒骂邪恶，从未对抗斯大林和其著作的道德 传统和政治传统。 ” 他认为霍布斯鲍姆并没有庆贺“自由世界”战胜了苏联，反而是对世界提出了警告：“面对 罗莎·卢森堡所说的社会主义和野蛮状态之间的选择，这个世界将会后悔他们选择的反对社会主 义。 ”然而，朱特说， “霍布斯鲍姆梦想的社会主义早已不再是一种选择，而这很大部分就是归咎 于他所信奉的主义的野蛮的独裁倾向。 ” “对于左派来说至关重要的价值和制度——从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到公共服务的提供作为基 本权利——而这些问题现在都受到攻击——都与共产主义无关。 ” （霍布斯鲍姆在朱特过世后，回 忆朱特的文章说： “他对我写了一段最无情的攻击文字，且被美国右翼媒体广为引用。 ” ） 朱特又说： “长期以来，左派一直在内部刻意躲避直接面对共产主义的问题。那种反－反共 产主义——在 1989 年前是希望避免支持冷战斗士，之后是避免支持那些历史终结论的胜利主义 者，几十年来危害了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政治思想。 ” 是的，苏东式的共产主义在上世纪八十年末瓦解了，但是西方知识界却没有提出新的改造计 划，只是恭喜自己赢得了冷战，结果是“1989-2009 年的二十年被蝗虫吃掉了”。朱特在《重估 价值》的序言和《沉疴遍地》两本时间接近的著作中，都一再指出这个问题（甚至同样使用蝗虫 的比喻） 。 他说：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出现了深刻的错误，而我们似乎无法想象另一种可能。 ” 这是他的核心理念： 如今我们带着先入之见来回顾 20 世纪，将它看作一个政治极端、悲剧性错误、方向选择错 误的时代，一个谬误的时代，谢天谢地，我们现在从那里走了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就不会陷入谬 误了吗？我们改为膜拜私有部门和市场，不就是简单地逆转上一代人对“公有制”和“国家”或 “计划”的信念吗？说到底，主张一切事务和政策（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都必须依靠全 球化经济， 它那无法避免的法则，以及它那贪得无厌的需求，这比其他任何事物更具有意识形 态性质。的确，这种对经济必然性及其铁的法则的崇拜，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的前提。 也因此，人们在扬弃左翼思想时，也不应该跌入市场膜拜的教条中，更不该让社会民主的理 念与苏东式的模式一起进入历史的尘埃。 社会民主曾经在战后的世界，提供西方一个经济稳定、社会相对平等、政治民主的体制，而 “社会民主主义者相信为了公共利益进行公共行动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 。如今这一切都瓦解 了。 而要进行社会民主计划，首先必须再一次学会“思考国家” ，并解除西方根据冷战的胜利而 产生的偏见。 尤其， “我们进入了不安全的时代：经济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而恐惧—— 对变化的恐惧、对衰退的恐惧、对陌生人和不熟悉的世界的恐惧——正在腐蚀公民社会植根期上 的信任和相互依赖。 ” （ 《沉疴遍地》 ，第 7 页）面对这些恐惧与不确定，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包括 100
三辉链接 提供的社会服务，更为重要， “对我来说，恐惧的重新出现，和其政治后果，是支持社会民主最 有力的论证。 ” 《沉疴遍地》或者朱特的社会民主思想，在当下是特别具有意义的。他对现实思考的重新出 发点是后冷战时代。进入 1990 年代之后，如同西方，中国市场力量变大了（但当然是中国特色 的），民间出现对自由市场的崇拜和大批哈耶克的信徒，希望政府越小越好。一如朱特所提及， “东欧年轻人误认为经济自由和干预性国家是互相排斥的” 。虽然事实上，国家对市场的某种介 入并不必然代表减少人们的经济自由，乃至政治自由（可以参见周保松就“市场、金钱与自由” 主题的系列文章） 。 但自由派的担忧与欲望是可以被理解的，因为当下的现实就是国家掌握着巨大经济资源，自 由市场派担心一旦主张扩大国家在管制市场和介入重分配上的职能，只会扩大国家的权力，壮大 背后那只掌握国家机器的政治之手。 另一方面，左翼的语言又被老左与新左派所绑架，缺乏进步性。尤其在九十年代谈强化国家 能力（state capacity）具有社会学和现实上的意义，但不幸的是，这些提倡者最终被证明是支 持体制的新国家主义者。 于是中国似乎只有国家左派与自由市场派两种主要叙事。 在西方，朱特说， “当代对经济自由的崇拜，结合日益增加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只会导致降 低社会服务和减少经济管制，但却会伴随着政府对通信、运动和舆论的监控。这是西方形式的‘中 国资本主义’ 。 ”这个提法非常有意思，但却未必对，因为中国的现实并不是如此；西方形式的和 东方形式的还是有巨大差别。 但无论如何，朱特期待的“重新思考国家” ，是以政治自由为前提： “我的目标之一，是建议 政府可以在不威胁我们自由的前提下，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论证，既然国家在 可预见的将来会与我们同在，思考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国家，将是有益的。 ” 即使人们不再相信乌托邦，但是也不能让市场决定一切资源的分配、组织我们的公共生活。 国家对市场的管制，和进行再分配来维持社会团结是重要的，但这样的国家体制必须被制衡、被 监督。朱特说，西方社会民主的困境之一是，由于极权主义已经消失，所以强调民主是多余的。 “如今我们都是民主派了。 ” （ 《沉疴遍地》, 104 页）■
托尼·朱特，是研究战后欧洲历史最重要的学者。1948 年出 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执教于纽约大学。1995 年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研究欧洲问题， 世界上最著名的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经常为《纽约时 报》 、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 《新共和》等撰稿。他的两部重要作 品《责任的重负》和《战后欧洲史》已由新星出版社先后出版。 2008 年他被诊断出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2009 年颈部以下瘫 痪，2010 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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