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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书讯 NO.367

我们应当学会公共说理︻三辉链接︼

徐贲犬儒时代的良心与希望

叶家五兄弟世家子弟为何闹革命 ︻评论︼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下︶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上︶︻声音︼

︽浪游者︾︽失落年代︾

︽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

︽昨日之前的世界︾

︽从篱笆到围墙︱︱一个村庄﹃被现代化﹄的背影︾

来源：堆糖

编后小记

编后小记上期编后的最后一段，我们提到薛忆沩的新书《空巢》，之后几天，我居然将它一口气读完了，我惊讶居然有人写出这样一部当代的中国小说，不仅超出我们的想象，还远远超出了我们平时所见的中国文艺的能力。

空巢薛忆沩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4-5 / 36.00

小说的主角是一位 80 岁的妇人，一位退休的中学政治教员，儿女都在国外。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她突然接到一个自称公安局刑侦大队警官的电话，其实这种电话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常接到，保险公司的、银行的、电话局的、快递公司的，自称是房东要求付房租的，自称老同学老朋友来借钱的，这些电话无一例外，统统是“推销”或者“诈骗”，而且每天都会出现，多数人会直接挂掉，只是在这个故事里，电话被接起来了，“顾警 2

编后小记官”成功地拿下了这位老妇人，于是，故事就这样展开了：诈骗犯的威严的、不容抗拒的正义的声音，就像女主角过去习惯的生活中那始终存在着的来自于意识形态权威的声音，这个声音在共和国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在判决着人们的道德行为，决定每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不是有问题，决定着人们战战兢兢的命运。小说中的“顾警官”虽然只是一个诈骗犯，但这个诈骗犯惊人准确地模仿成意识形态的化身，于是，道德恐慌在淡漠了不少年之后又一次熟悉地将女主角笼罩住，这时我们才发现，这种恐慌其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她，它只是隐藏在日常的细节中不再显现了，它隐秘地主导着她的大部分行为，也构成她对大部分事物的判断。

这个时候，小说展开了，女主角所有的相关回忆和生活都被一丝一缕地串起来，她发现，她的“初潮”其实真正的发生是在“解放”那天，那一天，“新生”开始，之后的一切，都无法与那天相比，她的心灵在那天被彻底俘获了，之后的几十年战战兢兢和磨难，都是为了这次“俘获”的献祭。终于，这场诈骗在儿子的一个越洋电话后被揭穿了，这位老政治教师觉得丢脸极了，她想起当年知道林彪出事后上当受骗的感觉，但也不如这次受骗，因为林彪事件中毕竟没有她的主动配合，她个人也没有因此受到经济损失……接下来，女主角在儿子的逼迫下去派出所报案，于是，又有了一段派出所里的众生相。这一段的描写精彩之极，我们不说了，好像已经说的过多了。

这是部写得极为干净的小说，读着读着，你便开始信任作者，一个巨大的被我们熟视无睹的真相在平静的叙述中轰然而至，刻骨的感触至此升起。作者将中国人心灵的历史逻辑一点点清晰地剥出来，赤裸裸地让你看见。革命之后的中国，普通的中国人经历了从道德绑架到道德恐慌，而后，乌托邦崩溃了，人们从革命乌托邦的集体表象中被甩

编后小记出来，陷入“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道德状态，但人们似乎并不去想这些，这个巨大的人群还依旧忙碌地、没有反思地生活着，按着今天的财富欲望激励着自己的“上进心”，那些电话里、短信中每日如轰炸般降临的推销、诈骗，也只是表现着这个时代人们的“上进心”而已，直到终于走不下去，大麻烦降临。我们不妨想象，普遍化的道德虚无将意味着什么，然而直到今天，这个普遍的心灵空巢的来源却依旧是正当的。

小说的名字叫《空巢》，空空如也，什么都没了，“既没有合乎道德情理的行为，也没有对抽象事物的兴趣”，都没了，剩下的，只是“空巢”。小说的作者薛忆沩，他住在远离祖国的加拿大，冷静地记录着祖国正在经历的心灵历史。

2014.8.27 上海季风书园读书俱乐部

目录编后小记目录季风本周推荐第一部分《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满蒙档案与蒙古史研究》《义和团的社会表演——1887-1902 年间华北地区的戏巫活动》《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昨日之前的世界》《左尔格在中国的秘密使命》《神经经济学：决策与大脑》第二部分《矛盾晚年谈话录》《胡适译文集——外国短篇小说》《从篱笆到围墙——一个村庄“被现代化”的背影》《失落年代》《浪游者》《孤独者的秋天》《台共党人的悲歌》

季风本周排行

非学术类学术类

声音李希光蒙古日记：理解蒙古精英对今天中国的态度张旭东：作为“主权者”的邓小平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上）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下）

评论叶家五兄弟：世家子弟为何闹革命？徐贲：犬儒时代的良心与希望《万历十五年》的中文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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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本周推荐

第一部分

《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满蒙档案与蒙古史研究》《义和团的社会表演——1887-1902 年间华北地区的戏巫活动》《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昨日之前的世界》《左尔格在中国的秘密使命》《神经经济学：决策与大脑》

季风本周推荐

《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美] 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 / 李晓江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4-6 / 88.00 / 苏联解体研究

本书是近年颇富新意和好评的冷战史著作。作者大量利用了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机密录音、文件等新资料，尝试从苏联领导人的角度，审视、解读冷战的形成、激化、僵持和结局。作者发现，尽管国防安全和苏联的国家利益是斯大林及其后继者主要的政策目标，但苏联的冷战政策深受其意识形态及国内政治需要的左右。不同于传统英美学界的主流观点，作者认为美国在 20 世纪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采取的“遏制战略”加剧了苏联一方的好战性。而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判断和失误决策，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中文版序序言一序言二 1. 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苏联人民和斯大林，1945 2.斯大林的冷战之路，1945-1948 3.德国的僵局，1945-1953 4.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与“和平共处”， 1953-1957 5.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 6.苏联的国内战线：最初的裂隙，1953-1968 7.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 8.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1979 9.老近卫军的谢幕，1980-1987 10.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 结束语缩略语注释参考文献索引

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Vladislav M. Zubok），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史教授，著名的冷战与苏联—俄国历史学家，曾获得莱昂内尔•盖尔伯与马歇尔•舒尔曼奖（Lionel Gelber and Marshall Schulman prizes）。代表作包括《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日瓦戈的孩子：俄国最后的知识分子》。祖博克作为顾问参与了获得巨大成功的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制作的 24 集纪录片《冷战风云录》（Cold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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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蒙档案与蒙古史研究》乌云毕力格主编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14-8 / 78.00 / 民族历史

丛书蒙古史与多语文献研究丛书这套丛书还有《蒙古游牧图：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手绘蒙古游牧图及研究》。

2012 年 10 月 13-14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举办了"满蒙档案与蒙古史研究学术讨论会"。本书即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结集。著者包括中、日、德等各国学者，所收论文利用清代满文和蒙古文的珍贵文书和档案资料，在不同的领域，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 17 世纪以来蒙古史研究方方面面的前沿性课题。本书的出版对中国民族史研究学界乃至国际蒙古史研究学界中的近世历史研者们在统一史料学认识、更新研究方法方面将带来积极的作用。

蒙古游牧图：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手绘蒙古游牧图及研究: 蒙古史与多语文献研究丛书乌云毕力格那顺达来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8 1680.00

乌云毕力格，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清史研究所满文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兼中国蒙古史学会会长。1984 年内蒙古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毕业。1987 年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1998 年德国波恩大学中央亚语言文化研究所中央亚语言文化学专业博士生毕业，主专业为中亚语言文化学，副专业为满学和汉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 15－19 世纪蒙古政治与社会史；蒙藏关系史；满蒙关系史；满洲史及清代史；满蒙档案文书与文献研究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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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的社会表演 ——1887-1902 年间华北地区的戏巫活动》路云亭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14-7 / 98.00 / 义和团

《义和团的社会表演--1887-1902 华北地区的戏巫活动》是一部有关义和团的巫术和戏曲活动的研究著作。研究的对象和切入点有六个方面：第一，义和团仪式的戏剧性；第二，义和团的神学谱系；第三，义和团民的戏曲生活；第四，有关义和团和庚子事变题材的戏曲和说唱文学；第五，义和团团民崇尚奇幻的戏剧化性格；第六，武戏精神和义和团尚武之风的地域化因素。路云亭（1967.2.—），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传播与外语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博士后，古代文学戏曲学方向副教授。同时又是车式形意拳第四代传人，国家武术三级裁判。主要作品有《竞技中国—竞技文化与中国的国民性》、《司马南反了：悬赏百万挑战神功异能》、《暴力的艺术》等。目录

序言绪论第一章义和团在公共空间的表演行为第一节义和团广场表演的江湖色彩第二节义和团请神仪式导致集体性疯癫第三节神灵戏与帝王戏的权利幻想第二章义和团仪式对民众行为的干预第一节义和团上法仪式中的戏拟元素第二节狂人的表演现象第三节异端扮演的英雄第三章义和团仪式的戏剧性第一节义和团仪式中的民间杂艺元素第二节团众妖魔化洋教的民间原型第三节义和团的禁忌革新第四节团民对洋教妖魔化的原理第四章义和团的集体性神学想象第一节义和团生活中的戏剧世界第二节武戏中诸神的序列第三节神学的戏剧化改良第五章义和团团众与民间杂艺的关系第一节义和团首领的戏缘第二节巫女的戏剧化行为第三节红灯照的社会身份第六章义和团演绎行为的社会活性第一节林黑儿形象传播第二节直东义和团的演剧空间第三节华北地区的戏礼风俗第七章华北民俗对义和团群体行为模式的影响第一节庚子剧坛第二节华北戏巫文化对直东义和团事件的促生第三节义和团童子军现象第四节歌谣的童话世界第八章义和团尚武之风的文化缘由第一节团民崇拜孙悟空的集体心理第二节义和团的尚侠性格第三节义和团拜关公现象余论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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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余英时 / 中华书局 / 2014-7 / 58 / 天人关系研究

目录代序中国轴心突破及其历史进程上篇：中国思想史的开端——比较文化史的探索下篇：中国轴心突破的展开第一章引论第二章轴心突破与礼乐传统从古代礼乐传统的变迁论儒家的轴心突破墨家的突破道家的突破第三章天人关系的新转向第四章从巫传统到气化宇宙论第五章孔子与巫传统第六章 “天人合一”的历史演变 …… 本书是关于中国思想起源的一部专题研究。出于对比较文化史的观察角度的重视，我在本书中特别借用了“轴心突破”作为分析的概念。我认为只有在其他古文化——特别是西方——的对照之下，中国轴心突破的文化特色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我对于这一论题早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十年来始终未断，不过没有机会展开较为全面的研究而已。1977 年我撰写《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收在我的《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史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其中第四节题作“哲学的突破”，即是本书整体构想的发端。但“哲学的突破”在本书中已一律改作“轴心突破”。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变化？这是我必须首先交代的问题。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1930 年生。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師從錢穆先生、楊聯陞先生。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2006 年獲頒有「人文學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Kluge Prize）。

节选 “修德”——春秋时期的精神内向运动孔子为“轴心突破”第-人的事实既得到肯定，则“轴心时代”的酝酿期只能在孔子之前不久的一段时间之内，质言之，即春秋（公元前 722-前 481）的前半段。为了对酝酿期的作用获致较具体的认识，我曾遍检《左传》、《国语》等文本以寻求历史的线索。我的探索重点不在个别观念的渊源如“克己复礼为仁” 之类，而在一个整体的精神动态，上起于“轴心突破”之前，但一直下贯至“突破”以后。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确定孔子的内向超越是怎样酝酿出来的。经过反复爬梳，庞杂的史料终于透露出一条发展的脉络：大致从公元前七世纪中叶起，即在孔子出生前一世纪左右，一个新的精神运动在卿大夫阶层间悄然兴起并一直延续到后世，而与“轴心突破”相衔接。这一运动可以名之为“修德”。但这时“德”的涵义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周时期与王朝 “天命”相联系的集体和外在的“德”，逐渐转为个人化、内在化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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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之前的世界》 [美] 贾雷德·戴蒙德 / 廖月娟 / 中信出版社 / 2014-7 / 69.00 / 社会发展研究

奖、美国地理学会伯尔奖等。他在《发现》、《自然》和《地理》等杂志上发表过 200 多篇论文。戴蒙德也是全球唯一两度荣获英国科普图书奖目录

本书从人际关系、养育孩子、对待老人、婚配丧事、解决争端、应对危机、养生、宗教信仰、语言习得 9 个方面，全面还原了原始部落最核心的生活方式，每一点都值得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参考和借鉴。书中所描述的传统生活方式大部分都是我们在现代社会中不可复制以及不敢尝试的，但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在原始部落即将在地球上销声匿迹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人类“昨日之前的世界”。戴蒙德希望通过本书告诉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不合理，也不是提倡我们要复古，只是告诫我们也许现代人选择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最好的，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借鉴传统社会。贾雷德•戴蒙德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员。戴蒙德曾以畅销书《枪炮、病菌与钢铁》荣获 1998 年普利策奖，他的另一部代表作《第三种黑猩猩》曾获英国科普图书奖。此外，戴蒙德的学术研究也使他获奖无数，包括美国国家科学

序言第一章朋友、敌人、陌生人、商人第二章一个儿童之死第三章小战争第四章战争面面观第五章养儿育女第六章如何对待老人第七章神经质的必要第八章狮子与马路第九章电鳗与宗教的演进第十章七嘴八舌第十一章健康四宗罪：盐、糖、油、懒尾声致谢名家推荐戴蒙德发现了那些狩猎—采集部落迷人的轶事生活，并探究哪些生活方式可能适用于现代社会。他并未做出冗长的评论，将传统社会浪漫化。他只是想找到最好的实践并与读者分享。 ——比尔•盖茨读戴蒙德的书就像是在走一场毫无准备的旅行，又像是重返好奇心旺盛的童年，满目都是精彩纷呈的异质体验和思考，让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现代人不由自主地放下文明的先见和成见，去想象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周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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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尔格在中国的秘密使命》苏智良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2014-7 / 70.00 / 人物研究

学术价值。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专门史博士点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兼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人物研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初中历史教科书主编等。目录

理查德·左尔格是二战时期苏联著名军事间谍，曾提前 7 个月获得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左尔格曾在上海生活工作了 3 年时间，本书即关于左尔格与上海情报战相关论文的合集，也是 2013 年“左尔格与上海情报战国际学术研讨”相关与会专家论文。书中配有多幅珍贵历史照片。本书是国内首部专门关于左尔格在中国活动的著作，具有较高

左尔格在上海（1930-1932）上海城市对于中共领导革命斗争的意义 ——一个城市社会史的考察周恩来秘会左尔格理查德·左尔格和他的情报小组 1929-1932 年在中国的活动及其结果左尔格在上海活动初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设在上海的国际联络点 OMC 左尔格之后苏联在华情报活动左尔格小组在上海的足迹左尔格与上海犹太人中的地下反法西斯集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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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经济学：决策与大脑》 [美]保罗·W·格莱姆齐等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 2014-6 / 118.00 / 行为经济学研究

节选

本书是几位神经经济学方面的先驱者共同主编的、涵盖了近几年神经经济学领域最新、最经典研究成果的论文集。神经经济学对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它放弃了主流经济学用以解释人类行为的各种过分简单的模型，在切实了解人脑精神活动的真实方式的基础上，重建经济学对经济行为的解释。保罗·W·格莱姆齐（Paul W. Glimcher）是纽约大学经济学系和心理学系教授，纽约大学神经经济学中心主任，神经经济学学会理事长，并在美国国家眼科机构、国家精神卫生机构、国家神经生理疾病与中风机构、国家老年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其多篇著作发表在 Nature, Science 和 Neuron 等顶级刊物上。他同时也是《Decisions, Uncertainty and, the Brain: The Science of Neuroeconomics》的作者，该书于 2003 年由 MIT 出版社出版，并在该年获得美国出版社协会医学科学类书籍奖。他的研究被多家知名媒体广泛传播，包括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洛杉矶时报，新科学家，英国广播公司等。

研究生（或高年级本科生）可将本书作为神经经济学讨论班的教科书。我们设计和编排本书章节的目标之一就是创建一本任何研究生新手都觉得易懂、有用的教材，每一章节既能为跨学科学生提供必要的背景资料，也能提供有足够深度的文献资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和各位作者一直尽量减少使用技术词汇，并把本书分为五个部分。综观这些板块，读者们会注意到，每一部分的前三章都有两个功能：一是为跨学科学习提供背景资料，二是对神经经济学相关领域的重要进展作一个总览。我们强烈建议使用本书的老师在安排课程时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希望，这样的章节安排可以更好地向学生和教师提供足够的学科背景知识，以使得他们了解下面章节中的关键问题。目录第一章引言：神经经济学史略新古典经济学认知神经科学为神经经济学建立舞台两股潮流，一个目标总结参考文献第一部分通向大脑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路第二章引言：实验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引言内部秩序：奖赏和大脑社会秩序市场秩序参考文献第三章公理化的神经经济学引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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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矛盾晚年谈话录》《胡适译文集——外国短篇小说》《从篱笆到围墙——一个村庄“被现代化”的背影》《失落年代》《浪游者》《孤独者的秋天》《台共党人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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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晚年谈话录》金韵琴 / 上海书店出版社 / 2014-7 / 28.00 / 矛盾研究

至 1975 年 6 月间写给作者的私人通信，以及作者长女孔海珠撰写的“我的母亲和《茅盾谈话录》”。金韵琴（1919-1995）女，浙江宁波人。上海法学院新闻专修科毕业，系现代文学著名作家孔另境之妻，育有 7 个子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小学教师、上海文艺出版社校对。一生热爱文学，辅佐丈夫事业，晚年尝试写作，本书为其处女作，并是唯一存世著作。目录

本书是一本回忆录类图书，共收 80 余篇文章，是作者（茅盾的内弟媳）1975 年在茅盾先生家做客半年期间，与姐夫茅盾闲聊的私人记录，由作者据所记日记整理成文。作者“文字流利生动，笔锋常带感情，使叙述人神形俱现”（李何林语）。是茅盾在此特定赋闲时期的生活起居和思想风貌的真实写照。书中还收有 25 封茅盾先生在 1974 年 6 月

初版序到矛盾家做客亲切的会见 “当部长锻炼出来的” 新居眼病 “为了人民” 求学写条幅去会诊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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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译文集——外国短篇小说》 [法] 莫泊桑等 / 胡适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14-6 / 30.00 / 短篇小说

节选平日学堂刚上课的时候，总有很大的响声，开抽屉关抽屉的声音，先生铁戒尺的声音，种种响声，街上也常听得见。我本意还想趁这一阵乱响的里面混了进去。不料今天我走到的时候，里面静悄悄地一点声音都没有。我朝窗口一瞧，只见同班的学生都坐好了，汉麦先生拿着他那块铁戒尺，踱来踱去。我没法，只好硬着头皮，推门进去，脸上怪难为情的。幸亏先生还没有说什么，他瞧见我，但说孩子快坐好，我们已要开讲，不等你了。我一跳跳上了我的座位，心还是拍拍的跳。目录本书汇集胡适翻译短篇小说 21 篇，汇总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都德等著名短篇小说巨匠佳作。选自 1919 年出版之《短篇小说第一集》及 1933 年出版之《短篇小说第二集》，可谓胡适翻译小说全集。译文还原民国时期语言风格，未作改动。本书由王新禧编注，对各篇选入篇目的时间、出处等逐一加注说明。文前将插入胡适手稿影印资料等，具有史料价值。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研究。著有《中国古代哲学史》《白话文学史》《胡适文存》《中国哲学史大纲》等，1939 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在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也始终坚持弘扬自由民主的理想而不辍，影响深远。

编者序言暴堪海舰之沉没生死之交国殇最后一课柏林之围百愁门 …… 名家推荐胡适毫无疑问地已尽了他的本分。无论我们怎样评判他，今天中国学术与思想的现状是和他的一生工作分不开的。但是我们希望中国未来的学术与思想变成什么样子，那就要看我们究竟决定怎样尽我们的本分了。 ——余英时在硝烟弥漫处深思，越发怀念胡适，他对待批评的理性态度，他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他对“容忍”的以身作则，都成了这个时代的空谷绝音。 ——潘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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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篱笆到围墙——一个村庄“被现代化”的背影》胡永良 / 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 / 2014-8 / 26.00 / 散文集

作品共由四部共 23 篇长短不一、独立成篇的散文构成。第一部，林溪之影，主要是对林溪自然风貌与人文风物的描述，展示林溪村自然的丰茂和野地的生机。第二部，林溪之痛，主要是通过作者本人的经历对林溪农民生活的再现，以及对农村生活欲罢不能的复杂情感。第三部，林溪之殇，主要是讲述林溪村在开发区一轮又一轮征地拆迁下日渐衰败并最终消失的过程。第四部，林溪之风，主要从人物命运的角度讲述了林溪在现代化面前的无奈和失落。此书部分章节已在《散文》《创作评谭》《文学与人生》等文学报刊发表，引发众多评论。胡永良，笔名江南一散人。出生于江西新余农村，当过农村小学教师，现为机关干部。为江西省作协会员，新余市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著有散文集《在喧嚣中听见宁静》，文学评论专著《解构之美——鲁迅〈故事新编〉思想艺术探索》，另有书评与散文作品见于报刊。

第一辑林溪之影故园林溪橘乡在林溪逛荡三月菜园林溪之冬十月/冬月/腊月村庄的底面林溪风物·农具第二辑林溪之痛城市梦想七月严寒/地平线上的城市/狭窄的道路/在村里寻宝/在简家小学/关于城市的谶语/走异路味道芳香记忆中的那抹香/第二事业/屠夫候/诱惑难耐 /食品站稻子金黄五月稻田/抚育稻子的一生/堆积的粮食天亦有疾第三辑林溪之殇 2006 年的村庄悬案/撕裂/沉沦/疾病土地，土地最后一个清明从篱笆到围墙故园飘摇/切割/还在切割/散失的篱笆/最后的风景田园将芜明日漂泊/当时年少/逃离因为土地土地与革命/祖父的土地/父亲的土地消失的村庄第四辑林溪之风金子菩萨归去来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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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年代》林衍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14-8 / 36.00 / 随笔

佳记者”。撰写作品曾获中国青年报年度“最佳报道”、南方周末 2013 年度传媒致敬之 “最佳文化报道”、新历史合作社 2013 年度“国家记忆• 致敬历史记录者”之“年度历史报道”。

本书是一本非虚构作品集，中青报“首席记者”林衍用故事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完整、真实的中国。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历史记忆”通过对历史真相的挖掘，旨在使历史中的错误得到应有的检讨。 “家国天下”关注中国基层政治生态、个体户生存状态、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教育之思”反思中国的教育现状，思考如何真正实现公民教育。 “中国面孔”讲述了五个中国人的故事，反映了转型期国人的焦虑与困境。“法治社会” 则聚焦公民社会的发育，关注如何限制公权力，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林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2014 年当选中国青年报社“首席记者”，2013 年当选中国青年报社年度“最

节选 11 月 27 日这一天，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们共同送别一个名叫张培刚的老人。张五常为他写了悼词，悼词里管他叫“大哥”；周其仁穿着黑色的西服发言，说自己在他面前只是“蹭课的旁听生”；吴敬琏与厉以宁嘱托弟子坐第一班的飞机赶到武汉，为他献上花圈。对于经济学界而言， 98 岁的张培刚代表了一段传奇。然而，如果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在微博上发布他去世的消息，大部分人可能并不清楚在聚光灯之外还有这样一个经济学家。的确，除了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的名誉院长，他再也没有任何更显赫的头衔；他一生只写过 10 多本书，远谈不上著作等身；直到 85 岁，他所在的学院才第一次申请到博士点。几日来，众多媒体在纷纷 “寻找张培刚”，发文悼念他。但在历史上，这并不是第一次寻找。 1956 年，两位智利学者

到北京要求见 Pei kang Chang(张培刚)。外交部人员一度听成了“背钢枪”，辗转到武汉时,张培刚正在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做基建办主任，劝农民搬家迁坟。领导碍于面子，叮嘱张培刚不要说从工地上过来，在一间从制图教研室借来的办公室里，他方得知自己的博士论文出了西班牙语版本，在南美引起巨大轰动。此时的张培刚只是 7000 多工人的“工头”，主要任务是为工人申请水泥沙石。而在 1951 年之前，张培刚称得上是中国经济学领域最璀璨的一颗星。目录壹历史记忆谁来定义英雄为心道歉当历史可以观看治大国须观小桥共产主义大楼贰家国天下一个县的官场生态个体户忧思摩天大楼的政治美学叁教育之思历史课为“状元”立像我是那个“残次品” 拒绝廉价的批判肆中国面孔 ……

季风本周推荐

《浪游者》 [德]荷尔德林 / 林克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2014-8 / 38.00 / 诗集

许佩里翁的命运之歌故乡还乡爱情致命运女神海德堡黄昏的暇想我的财富也许我每天走过…… …… 丛书巴别塔诗典这套丛书还有《春花的葬礼》,《孤独者的秋天》,《幻象集》。诗歌。荷尔德林早期作品受克洛普施托克和席勒的影响，洋溢着革命热情，多以古典颂歌体的形式讴歌自由、和谐、友谊和大自然。后来的诗歌中，把人道主义思想和对祖国的爱交织在一起，逐渐转向古希腊的诗歌和自由韵律的形式，艺术上臻于完美。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德国古典浪漫主义诗人。1770 年 3 月 20 日生于尼喀河畔的劳芬，1788 起在图宾根神学院学习，与黑格尔和谢林交友。 1793 年开始在法兰克福、瑞士、法国波尔多地做家庭教师，1802 年，横穿大革命后的法国徒步回到故乡。在得知被他在诗中称为“狄奥蒂玛”的情人病逝后，精神开始错乱。1843 年 6 月 7 日，在图宾根去世。目录汉语的容器——序林克译《荷尔德林诗选》（王家新）卷一我的决心致春天橡树林

春花的葬礼 [法] 弗朗西斯·耶麦刘楠祺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8 58.00

孤独者的秋天 [奥]特拉克尔林克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8 36.00

季风本周推荐

《孤独者的秋天》 [奥]特拉克尔 / 林克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2014-8 / 36.00 / 诗集

澄明的秋天深渊诗篇——献给Ｋ•克劳斯死亡临近阿门傍晚之歌三窥亚麻布 …… 节选巴别塔诗典这套丛书还有《春花的葬礼》,《浪游者》 , 《幻象集》。

诗歌。特拉克尔早从十七岁时的 1904 年就开始写诗，1913 年即出版了其处女作品集《诗集》，两年后又出版了第二本诗集《塞巴斯蒂安在梦中》(1915)，这使他后来与海姆一起成为早期表现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特拉克尔（Georg Trakl，1887-1914），奥地利表现主义诗人。特拉克尔 1887 年 2 月 3 日出生于奥地利的萨尔茨堡，1897 年进入萨尔茨堡的公立学校，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数学，十三岁时开始写诗。因学业挫败于 1905 年退学后，当了三年药剂师，在这段时间读了波德莱尔和兰波的许多诗。1908 年，到维也纳学习医药，认识了当地艺术家和诗人，发表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特拉克尔担任随军药剂师，战争的残酷使他精神失常，被送往战地医院的精神病科。1914 年 11 月 3 日，服食过量可卡因自杀。目录

幻象集 [法]奈瓦尔余中先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8 32.00

浪游者 [德]荷尔德林林克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8 38.00

愧对蓝色的死亡 ——刘小枫（序）诗集致妹妹 20

季风本周推荐

《台共党人的悲歌》蓝博洲 / 中信出版社 / 2014-8 / 39.80 / 生平事迹研究

本书讲述黑暗历史时期，一家三口的悲剧故事。《台共党人的悲歌》是悲壮的台湾近现代史，一段不为人知的传奇。白色恐怖下，牺牲者的群像，一个时代的悲凄怅然。日本殖民地台湾回归中国以后，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的组织、活动与败退，恰恰是从张志忠抵达台湾而展开并以张志忠的牺牲为结束的、整整长达八年的斗争史。1949 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台湾共产党机构曾组织过暴力起义、武装割据等活动，但是实力悬殊，抵抗数年后终被血洗。一部分台共党人或投降、或卖党，但领导人之一张志忠夫妇却从容赴死。《台共党人的悲歌》详细描写了张志忠夫妇的一生，以及那个时代里怀有信仰的台共党人群像，更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段缩影。蓝博洲，TVBS 电视台《台湾思想起》制作人；著名导演侯孝贤御用编剧；台湾“中央” 大学教授；时报出版公司曾经的主编。其作品被侯孝贤导演改编为中国首部国际大奖电影《悲情城市》。已出版《共产青年李登辉》等十余本书籍。曾获获《联合报》年度最佳书奖、《中国时报》十大好书奖、好书金鼎奖、时报文学奖。

序言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汪晖序曲杨扬之死一九六八年，作家柏杨收到台湾共产党后人的遗书后，在自己的专栏上连续发表三篇文章，引出了一曲台共党人的慷慨悲歌…… 第一章张志忠抗日战争结束，日本殖民地台湾回归中国以后，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的组织、活动与溃败，恰恰是从张志忠抵达台湾而展开。第二章季沄张志忠从上海带回来的新娘名叫季沄。从季沄的生命史来看，她后来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是跟整个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第三章张志忠与季沄 …… 名家推荐通过漫长的调查，在蓝博洲的笔下，日据时代台湾民众和革命者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战后台湾民众和革命者反对国民党暴虐统治的斗争、“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左翼进步人士的奋斗和牺牲，渐渐以具体可感、清晰真实的方式呈现于读者的面前。作者勾稽起其间的连续与变化，又将这些连续与变化置于与中国革命及建国运动的关系之中，展开了一幅生生不息、广阔深厚的历史画卷。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历史就是要有像蓝博洲这般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牛头犬。在追踪，在记录。凡记下的就存在。凡记下的，是活口，是证人，不要以为可以篡改或抹杀，这不就是历史之眼吗。我无法想象，没有这双眼睛的世界，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 ——著名导演侯孝贤

季风本周排行

非学术类序号

书名

出版社

作者

单价

(CD)唐太宗治国风云录

-盛世是这样治理的

中国方正出版社

韩昇

给孩子的诗

中信

北岛

800 常用繁体字:简繁对照习字帖

上海人美

卢国联书写英秀林编

得未曾有

十月文艺

庆山

每个女孩都是生活家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迷糊娃

安乐堂

上海三联

高阳

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

-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人民大学

乔纳森·科特

日和手帖;我们终究都是一个人

中信

苏静主编

林徽因/民国最美的女神

中国言实出版社

江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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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尾香罗

上海三联

高阳

胜算

中国言实出版社

何常在

39.8

吴门梦忆

文汇出版社

王啸峰

底线:生命的罪与罚

人民

张彦等

黄书:黄种人的过去与未来

华中理工

张洪量

睡不着

中信

T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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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单价

细节决定利润

中信

[美]乔纳森.伯恩斯

电车难题-该不该把胖子推下桥

北京大学

[美]托马斯·卡思卡特

第三帝国的语言

商务

[德]维克多.克莱普勒 52

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山西人民

[美]周锡瑞

新中国性话语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

李银河

29.8

昨日之前的世界: 中信

[美]贾雷德·戴蒙德 69

-人际交往中的心理策略

中央编译

陈璐

39.8

互联网金融

东方

新浪财经

丰田高效工作法京华出版社

[日]OJT 解决方案股份有限公

电子工业

[美]凯文.凯利

我们能从传统社会学到什么? 7

微表情心理学全集

-黑天鹅图书经管馆司

36.8

新经济新规则:

网络经济的十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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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讲谈录(名家讲谈录系列)

九州出版社

陈来

摩托车修理店未来工作哲学

-让工匠精神回归

浙江人民

[美]马修·克劳福德 45.9

王阳明哲学

九州出版社

蔡仁厚

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社科文献

[美]弗拉委斯拉夫·祖博克

天津人民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88 15

(精装插图本)菊与刀 29.8

声音

李希光蒙古日记：理解蒙古精英对今天中国的态度李希光观察者（2014-08-22）

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成吉思汗雕像一周前，我在乌兰巴托参加了西方人召开的“中亚与亚洲内陆权力的历史与现实演变”会议。来自荷兰、德国、美国、日本、韩国、蒙古、哈萨克斯坦等 23 个国家 80 位学者与会。会上了解到，尽管西方没有给蒙古多少经济上的帮助，但是欧美，特别是韩国和日本给蒙古教育和思想文化大量援助。例如，韩国人独资兴建了乌兰巴托大学。韩国人在蒙古大肆宣扬，他们从人种和语言上跟蒙古人同宗同源，乌兰巴托满街跑的多是韩国倒卖过来的二手旧车。1991 年苏联撤军后，

声音韩国开始对蒙古学术和教育渗透。欧美拼命将蒙古扶植成其插在中俄两国间的一把西方随时可以使用的尖刀。尽管蒙古已成为西方的盟国，并且成了北约军事伙伴，甚至随美军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没敢进巴格达城，怕伊拉克人回忆起成吉思汗子孙在巴格达屠城 80 万），但在当前乌克兰战争中，需保持政治中立。有聪明的蒙古人相信，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是蒙古买不起的奢侈品，这是蒙古所处的地缘政治决定的。应该承认，尽管中国政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巨大项目，但是，在中亚、亚洲内陆的文化和学术话语权上声音极弱。在上周乌兰巴托的国际会议上，欧美国家发起成立“国际中亚和亚洲内陆学术研究联合会”，总部设在欧洲，亚洲分部设在蒙古，完全没有中国学界的参与。中国必须积极参与蒙、藏、疆等地历史的叙事话语权，建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前提就是建好中国的中亚史叙事话语。今天，我把十天前在蒙古写的微博整理成这篇纪实报道，供感兴趣的朋友参考。

蒙古兴仁寺已被高楼大厦包围 2014 年 8 月 6 日漂亮的国航空姐走到紧急出口的座位旁，眼睛友好地盯着我，但不确定我是中国人还是外蒙人。今天北京飞往乌兰巴托的国航飞机上，大部分是欧美人，有少量的外蒙人，几个台湾人，大陆乘客好像就我一人。“啥事？”我先开口。她这才开始用中文训导我有关紧急出口座位乘客的须知。 “你家在北京？”我邻座的白人大胖子问。“对。你家在哪？”“在香港。我是荷兰银行驻中国和蒙古代表，常来蒙古。”“蒙古怎样？”我问。他朝我歪过脑袋，低声说，“非常腐败。 1990 年后，国家被几个权贵家族通过选举轮流控制。政府现在已经揭不开锅了，等着你们的领 27

声音导人这个月底来蒙古给他们送钱来。” “蒙古领导人迫不及待地要你们中国人来投资矿藏，”邻座的荷兰银行家望着白云下广袤的草原说。“不是有环保和反华组织反对中国在蒙古开矿吗？”“蒙古政府别无选择。戈壁省的矿一动工，蒙古政府就会获得 40 亿美元的资金，对这样一个人口只有三百万人的政府来说，是一大笔收入，至少让它暂时渡过难关。” “蒙古已经开始四处借钱，也找了我们银行，要修建一条通往中国的新铁路，”邻座的荷兰银行家说。“新铁路采用中式窄轨还是俄国宽轨？”我问。“蒙古已决定新铁路采用中式窄轨，但铁路只有一两百公里，从戈壁省的矿区修起，不会让铁路修到蒙古腹地。”快到乌兰巴托了，蒙古高原上空风速大，飞机上下颠簸。经 1 小时 50 分钟飞行，飞机降落在成吉思汗机场。机场停两架旧直升飞机，再就是我这架飞机。入关时才发现出门忘带笔。走进免税店问女售货员借笔，她胖胖的大脸蛋面无表情说， “No” 。见旁边男售货员面前有只笔，问他借。他手指敲了敲柜台，要我趴在柜台上填表。警官看一眼我的公务护照，虽无签证但让我进了蒙古。推行李出海关，一头戴白色网球帽、身穿灰色运动衫的中年男子拦住我问，“Taxi?”我没有搭话。他见我在找银行，主动引我到电梯口去二楼货币兑换处。见我换完钱，男子又走过来， “Taxi?” “去成吉思汗广场多少钱？”“三万（约一百人民币）。”我点了下头。他微笑地伸出手帮我推行李并问，“日本人？”我没吭声。黑车司机带我走出候机楼，外面只停三辆有标志的出租车。黑车停在三个出租车旁，三个正规司机冲黑车司机指指戳戳地笑。“你叫什么名字？”黑车司机帮我装行李时我问。“巴托尔。” 黑车上了草原路，夕阳下景色很美，但我内心不安，常听人讲蒙古人敌视中国人。司机播放令人陶醉的蒙古歌，我让他放大音量。晚上 9 时登高望远，天空中央是亮的，四周已布满乌云。万家灯火点缀着这座百万人口的大都市。黑暗的苏赫巴托尔广场上，成吉思汗巨大雕像在蓝色灯光下，给人一种穿越时空的宁静和遐想。广场一侧是前清时的中式寺院。我掏出相机，双臂撑在窗台上准备拍下夜色下的乌兰巴托，发现我把相机里的记忆卡忘在北京了。 8月7日成吉思汗宽大的身躯靠在大汗宝座上，双臂支在椅子的扶手上，双眼眯缝着远远地盯着我。我此刻坐在苏赫巴托尔广场南侧的餐厅里用早餐。早餐一杯咖啡，一个炒蛋和炒饭。用餐人多是讲中国话的大陆和台湾的游客。我穿上外套，走出酒店，从贝加尔湖吹来的今秋第一股凉风扫过广场，迎面扑来。 “中亚与亚洲内陆权力的历史与现实演变”会议在乌兰巴托大学一个椭圆桌会议室举行。来自荷兰、德国、美国、日本、韩国、蒙古、哈萨克斯坦等 23 个国家 80 位学者与会。“我们希望把欧美视野的亚洲研究扩大到包括亚洲视野的亚洲研究，”会议主办者、荷兰亚洲国际研究所所长沃格森在开幕词中说。

声音金发胖太太满面春风走进会场。身穿西装的蒙古男子迎上去，老太太与其热烈拥抱。“我这次来，带着我三个孙儿乘火车去看戈壁，”她兴奋地说。“火车列车员还是中国人吗？”“不一定，不同车次用不同国家列车员，”蒙古人说。“我被中国人骗过，那个人还是外交官，我臭骂了他，他害怕了，”老太太骄傲地说。 “除了给蒙古经济援助，更重要的是给蒙古教育和思想文化援助，”韩国人崔泽浩在中亚研讨会致欢迎词说。会议承办方乌兰巴托大学是一所韩国独资的学校，韩国人认为他们从人种和语言上跟蒙古人同宗同源，乌兰巴托满街跑的多是二手车。1991 年苏联撤军后，韩国开始对蒙古学术和教育渗透。 “希望中国作为新的世界大国，用天佛一体的普世价值领导好第二次全球化运动，”蒙古科学院院士比拉今天主旨演讲说。“成吉思汗用游牧人祖先腾格里信仰把创建天朝当做普世价值，实现了第一次全球化。当时蒙古的全球化是精神的、贸易的、文化的、交流的、包容的。蒙元天朝让儒释道和伊斯兰、基督教共存。”

俯瞰乌兰巴托城区比拉院士演讲中说，西藏不是被蒙古侵占的，而是通过天佛合一，成为蒙元的一部分。谁是上天最大的宗教？成吉思汗相信佛教最适合多民族世界的和谐共存，全世界应在佛的大旗下统一起来。今天的全球化是物质的、对抗的、暴力的，不是道德的和精神的，这种全球化带来的是意识形态对抗、贫困和恐怖主义。 “我在布里亚特发现了匈奴人建的城堡，”来自海参崴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克拉汀说，该城堡距离乌兰乌德 5 公里，“这表明漠北游牧人并不总是住在毡房里。”他还发现，突厥人除外，柔然、维吾尔、契丹和蒙古人都在漠北筑建了城市，其中契丹和蒙古人修建的是国际大都城，如 29

声音哈拉和林、上都和大都。 “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是世界最早刷牙的人，”俄国院士克拉汀在今天下午的会上报告说， “早在一千年前，契丹人就使用牙刷了。这已经被内蒙古的考古发现证实。”这发现挑战外人长期以来的偏见。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漠北旅行者常说，游牧人不讲卫生，一年到头不洗几次澡，很少洗头，身上长虱子，性病流行。 “苏联刚一成立，就派医疗队到贝加尔湖给患梅毒的喇嘛治病，”俄国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巴什库耶夫今天下午报告说。“喇嘛不禁欲，性病成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布尔什维克向蒙古人居住的布里亚特派医疗队，给东方受压迫人民，包括喇嘛看病。布尔什维克是最早在异族地区运用软实力塑造自己形象的。” “中国在经济上接管了你的国家，你怎么对中国持这种态度？”美国蒙古学会阿丽雅指着帖木儿说。帖木儿刚做了中国在中亚投资受当地欢迎的报告。她说，“尽管蒙古经济上依赖中国，但蒙古人喜欢日本，厌恶中国。难道你不怀疑中国？”“我不是政客，我是学者，”他说。“你是在骂我们美国人是政客？”她问。 “蒙古政府为了抗衡中俄钳制、这些年执行的第三邻国政策彻底失败了，”美国蒙古学会的阿丽雅说。蒙古第三邻国政策视美国、欧盟和日本为其抗衡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盟友。“但是，这个政策不仅没有削弱中国在蒙古的作为，中国反而成了蒙古第一大贸易国和投资国。蒙古必须联合中东、中亚更多国家与中国抗衡。” 美国蒙古学会的阿丽雅今天下午在会上说，“蒙古最近将牵头召开‘民主国家部长会议’，促进亚洲地区民主国家伙伴关系的建立。蒙古应成为东北亚区域领袖，去设置本地区的议程。” “蒙古哪来的实力办这些大事？这是幻想，”一学者说。“但蒙古不要指望跟中俄两大国修通了道路，自己的实力就来了，”她说。乌兰巴托一天会下来，深感中国两千年历史就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大漠南北游牧民族的战争史和交流史：汉与匈奴、北魏与柔然、唐与突厥、唐与维吾尔、宋与契丹、宋与女真、宋与蒙古、明与蒙古、明与满洲、民国与满清、北洋政府与外蒙古。今天的蒙古视欧美和日韩为其军事盟国（第三邻国），中国怎么办？在一间典雅的俄式餐馆二层大厅，灯火通明，中亚国际研讨会开幕晚宴正在进行，乌兰巴托大学韩国人校长宣布以驱除华虏、蒙古独立为主题的老民歌演唱会开始。乌兰巴托大学老教授宝德巴特尔主讲歌词大意，外蒙最著名的女歌手棋璐济美格与老教授共同演唱。多是长调，虽不懂歌词，听者多感悲凉。蒙古教授说，这些民歌是他采集的：歌颂牺牲的英雄、庆祝赶走驻蒙大臣三多的胜利歌曲，歌颂白俄军人恩琴把中国侵略者赶出库伦的赞歌。这些歌形成了蒙古国歌。我取餐从韩国人校长前走过。“你哪里来？”“北京。”“是中国人？”“正是。”“真的是中国人？”见他一脸惊慌，我打消问他一个问题的念头。 8月8日

声音如果你跟外蒙精英说这句话，他们会怒不可遏：“成吉思汗是你们的英雄，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既然我们都是成吉思汗子孙，就要共同发展。”至今外蒙精英还对中国驻蒙古大使高树茂 8 年前说的这句话怨恨于心。高当年被蒙古媒体列为最不受欢迎的人。某学者今天上午做了《蒙古和中国争当成吉思汗子孙》的报告。中国一年轻学者在今天上午的会上说，蒙古与中国争当成吉思汗子孙的焦点在于，蒙古不承认成吉思汗是中国英雄，元朝不是中国朝代。但中国坚称，元朝不是外国人统治，元朝是中国的一个朝代。这个学者问听众，“中国把成吉思汗的遗产列为中华民族的遗产一部分，究竟是为了吞并外蒙古，还是为了维持现状？” 他继续说道：“不承认元朝是外国人统治，就像不承认清朝是外国人统治一样。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多数统治者为少数民族，如唐、辽、金、元、满。不承认元朝是中国一个朝代，等于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 年近六旬的布里亚特学者阿巴耶娃教授去年开始，连续 5 年，每年从乌兰乌德乘坐 24 个小时火车到乌兰巴托，再从乌兰巴托飞到北京，再从北京飞到德里，再从德里长途跋涉到达兰萨拉和加德满都。她说，“我到那里去采访流亡在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已经采访了 51 名喇嘛和 4 名普通藏人。” “我问他们一个问题：你是哪国人？目前采访到的喇嘛和普通藏人的回答都是，我的国家是吐蕃。”她一直试图邀请吐蕃大和尚再访布里亚特，但受到中俄政府阻碍。布里亚特没有转世活佛，但建有寺庙 34 座和一所佛教大学。

声音

隐藏在蒙古杭爱山里的哈拉和林，曾经的蒙古帝国首都 “你敢不敢回答我的问题？”瑞典某大学中国学教授恩瓦向台上的哥伦比亚大学莫里斯教授大声发问。“你不认为汉人在吐蕃灭绝文化，跟德国灭绝犹太人一样？”恩瓦曾任瑞典驻华参赞，资助过中国社科院出版斯文赫定文集，后到中央民族大学学苗语。“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们可以私下讨论这个问题，”莫里斯说。 “辛亥革命后，西藏为什么没有跟外蒙一块独立？1913 年后，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瑞典人恩瓦问哥伦比亚大学的莫里斯教授。“西方人把西藏想象成香格里拉，看不到历史上吐蕃对新疆穆斯林的镇压，更不承认西藏的封建领主制度。西藏并不是一直被慈祥的佛冠普照的地方。吐蕃独立运动只会伤害西藏老百姓。” 这两天会上，蒙古学者一开口就是谴责满清，认为蒙古分裂是 300 年来满清压迫的结果。 “蒙古通过藏传佛教获得团结，但不是政治团结。蒙古分裂导致满清征服。但是蒙古也影响了满清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满文采用的是蒙语中的维吾尔字母。辛亥革命后，蒙古继续分裂，这是蒙古今后要注意的，”莫里斯教授说。莫里斯在下午会上狠批一通维惹福德的畅销书《成吉思汗制造了现代世界》。该书称蒙军 25 年征服的土地超过罗马四百年战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带来了宗教自由。“该书还称颂成吉思汗是民主法制和人权的推行者，看不到蒙古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破坏，”莫里斯说，“畅销书是写不出真实历史的。” “匈奴是蒙古人的祖先，”蒙古科学院比拉院士说。“但是，匈奴没有文字。长期以来，匈奴在世人眼中的形象是中国人描绘出来的。人们通过《史记》作者司马迁和《汉书》作者班固去了解。司马迁用最丑陋的语言记载匈奴和单于。我们今天能否改变司马迁留给人们的匈奴印象？” 哥伦比亚大学莫里斯教授说。 32

声音 “我不同意匈奴是蒙古人祖先的说法，土耳其人认为匈奴是他们的祖先，”欧洲学者回应蒙古院士。“不管谁是匈奴的子孙，至少应该更正中国人对匈奴的负面报道，”莫里斯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匈奴要与秦汉交换商品，中国人认为游牧人是野蛮人，中国啥都有，拒绝交换。结果，匈奴向汉朝发动了战争。” 尽管蒙古已成为西方盟国，并且成了北约军事伙伴，甚至随美军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没敢进巴格达城，怕伊拉克人回忆起成吉思汗子孙在巴格达屠城 80 万），但在当前乌克兰战争中，需保持政治中立。蒙古媒体相信，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是蒙古买不起的奢侈品。这是蒙古所处的地缘政治决定的。乌兰巴托边缘有很多蒙古包组成的城中村。越来越多的牧民拥挤到首都，放弃草原，搬进灰色的雾霾。由于中国帮助蒙古开采矿业和发电，乌兰巴托正迅猛扩张。现代建筑、名牌精品店和塔式起重机，看上去有点像奥运前的北京。每年有 4 万人迁居乌兰巴托。随着人口增长，大多数移民被迫住在城边的蒙古包区。很多人住在乌兰巴托郊区蒙古包是买不起现代住房。尽管 60%的乌兰巴托居民生活在蒙古包区，蒙古包区的煤炉对城市空气污染贡献高达 84%。这里缺水、泥路、四处垃圾。蒙古包区的牧民苏仁对当地记者说，“离开了草原，活动的空间狭小了。但是，我相信，随着蒙古矿业开发，政府会用挣到的钱帮助我建新家园的。” 8月9日夜里下了场小雨，白云像哈达一样环绕四周山峰。绕过马路上一潭潭积水，去乌兰巴托饭店门口乘车。饭店在成吉思汗广场右侧，三条野狗安静地在人行道旁杂草中觅食。几个衣衫褴褛看似流浪者的男女在附近转悠。饭店对面是蒙古国父苏赫巴特尔座像，座像底座雕刻巴特尔动员蒙古牧民反抗中国衙门的故事。我今早在乌兰巴托大学会上做的《亚洲边地的课堂》报告介绍了 15 年前在清华开创的“大篷车课堂”，该课堂将学生头脑当身体肌肉进行锻炼。在媒介化社会，人对外来文化多直观回应，只看表面，记者写新闻更是太冲动，不花时间思考。带学生在亚洲边地游学，训练学生用自己双眼而不从媒体看异国他乡。 “我不同意你只让学生记亲耳所闻所见的新闻写作，”荷兰学者哈克在我演讲完评论说， “记者必须写出自己感受，让人理解新闻真相。”过去 15 年我在西藏、新疆、内蒙、蒙古、西伯利亚等边地要求学生按照玄奘的的标准写作：“今所记述，有异前闻，虽未极大千之疆，颇穷葱外之境，皆存实录，匪敢雕华。” 主持我演讲的哥大教授莫里斯不同意我在亚洲边地游学中只使用《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两本书，主张还应使用更伟大的欧洲人著作《马克波罗游记》。“尽管马可波罗书中有很多偏见、夸张和个人观点。但蒙元不限制旅行，《马克波罗游记》帮助理解内陆亚洲。”“马可波罗比法显和玄奘要晚至少五百年，”我说。我演讲结束前读了两小段学生在尼泊尔和图瓦写的纪实。哈克说，“你学生写的跟我在尼泊尔看的不一样，不真实。”莫里斯跟着说，“纪实写作肤浅，会犯错误。《纽约时报》弗里曼在 33

声音蒙古报道的第一句话‘蒙古是一个美丽的穆斯林国家。’”我说，“人在自己框架里写作，当把不同框架内的画拼起来，真实会出来。” 蒙古科学院吉格麦多里说，自蒙古从中国独立后，蒙古学界出版了 41 本蒙古历史专著，发表了 2146 篇文章。蒙古学者对独立前蒙古跟中国的关系持三种观点：名义上的独立国家、中国的保护国、中国的殖民地。关于蒙古的疆域有多大，他说，“按照清朝的政策，蒙古应该包括外蒙、内蒙、新疆和青海的蒙古部落。” 我从讲台上回到座位，蒙古中年女学者走到我座前说，“蒙古人很喜欢《西游记》小说和电视剧。我爷爷说，长春真人曾到阿富汗雪山成吉思汗帐下跟他讲唐僧西域取经的故事。”她让我在一张白纸上用中文和汉语拼音写下“长春真人”和“丘处机”。印度学者沙亚走过来说，“我能否请你带学生到那烂陀游学？” 来自克什米尔的印度女学者报告了她在外蒙的调研报告《蒙古尼姑》。她是上世纪 80 年代第一个来蒙古交流的印度学者。她演讲完后，一个西方女学者问，“你为什么不去研究西藏尼姑，只研究蒙古尼姑？”“我下一步可以考虑去研究西藏的尼姑。”“蒙古尼姑相信吐蕃大和尚会转世成女人吗？”“她们不这样想。” 这两天会上，美国新清史观十分强势，认为清朝不是汉人（Chinese)帝国，清是满族强迫多个民族国家集合一起的帝国，蒙古等都是满清的保护国或殖民地。满清崩溃，各民族，如汉、蒙、藏、维都应脱离满清疆界，成为独立国家，像孙中山讲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如此推理，中国跟蒙藏都是清朝治下的“保护国”？ “中国是唯一在外语中没有国名的国家，”我对恩瓦说。“西人国际上称中国‘China’、称中国人‘Chinese’或其近音词，如俄语‘给大爷’、英语‘掐挨那’、法语‘虚那’、日语‘支那’。China 和 Chinese 指汉地和汉人。蒙古和西藏在外语中都有自己专有名字。这样看，蒙藏不是‘China’顺理成章了。” 早在蒙古闹独立十年前，梁启超 1901 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说，“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中国人自古以来，自称秦人、汉人、唐人，但从没自称“去那”。国际上名不正言不顺，导致中国在蒙、藏、疆等地越来越没有历史的叙事话语权。建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前提是建好中国的中亚史叙事话语。 “西域恐怖事件后，中国应该跟他们对话，”欧洲学者伯列说。“跟谁对话？跟暴恐者？” 中国学者忍不住问。“我当然不是说跟恐怖主义对话，”伯列说。“你知道西域地下 madrasa 有多少塔利甫？”中国人问。“塔利甫是学生，不是塔利班，”另一欧洲人大声打断他。“塔利班也是学生的意思呀，”中国人说。 “你如果在中国这样谈论西域暴恐事件，你会挨骂的，”会后我私下跟法国学者伯列说。“我当然知道，但这不是中国，这是蒙古，”他说。伯列是《伊斯兰中国》一书作者，在香港教书。他过去五年，年年从迪化乘 28 小时汽车翻天山去喀什调研。他最近去西域是两月前，想跟西域社科院朋友交流，受冷遇，被拒。 “西域暴恐与瓦哈比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关系吗？”我问法国学者伯列。“瓦哈比跟恐怖主 34

声音义没有关系。虽然本拉登是沙特人，但跟沙特没有任何关系。沙特瓦哈比捐钱在兰州、喀什、西安和西宁建了大清真寺，”他说。瓦哈比是兴起于 18 世纪中叶的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逊尼派支脉，信徒集中在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昏暗的灯光下，我从成吉思汗大坐像朝南走过苏赫巴特尔广场，过马路，进小胡同。胡同出来，看到了夜幕下的兴仁寺，这是乌兰巴托市中心剩下的最后一座中式古建筑。宁静的古院落四周被近年来兴起的丑陋的商业大厦包围着。寺院没有看门人，铁栏杆大门锁着。回旅店，打开窗帘，看到夜色下的兴仁寺全貌。该寺是由藏僧鲁布桑海达布用妻子的钱修建。他岳父是库伦汉商，他本人是八世哲布尊丹巴的弟弟，从小跟哥哥从藏区来外蒙。1906 年他奏光绪帝，称建此寺为光绪祝寿，并祝大清江山永固，光绪遂赐名“兴仁寺”。没想到，五年后外蒙驱赶汉人，其兄自封蒙古大皇帝。

8 月 10 日天亮了，睁眼望窗外，薄纱样的白云飘浮在湛蓝的天空。走到窗前，玻璃上吸附着一层凉气。群山环抱的乌兰巴托今晨气温比北京低近 20 度。正前方，热电厂高耸的烟囱和锅炉正大口大口地向蓝天吐着黑白混杂的烟气。据国际环保组织统计，蒙古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五个国家之一，污染在一年年加剧。起床后走进浴室洗澡，淡黄色的液体从水龙头流出。水来自图拉河，那是蒙古人的母亲河，超过一半的蒙古人生活在图拉河流域，几千年来，从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到蒙古，清澈的图拉河水是游牧人的生命之源。今天，有 2 万家工厂、400 公顷灌溉农田、33 万头牲畜和三大火力发电站在严重破坏图拉河的生态。

声音我走到兴仁寺大门口，铁将军把门，我朝铁栏杆里面的中年男子招手。他冲我摆摆手支我走开。我无法走近庙门拍摄光绪御笔。全球化的高层建筑窒息着兴仁寺，但它安详地躺在过膝的杂草中。上次中国人维修兴仁寺是我出生那年。中国派了工程师余鸣谦和李竹君带 25 个工人施工。除木材外，其他材料均在国内买。 “蒙古人对你们中国人有怨恨啊，”某韩国学者一见面就说。的确，额尔登特钼矿、奥云陶勒盖铜金矿和塔旺陶勒盖焦煤矿的发现，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投资者纷至沓来。封闭了几千年的漠北对世界敞开了门。但是，外蒙的政客和精英把年轻人和穷人对贫困及污染的愤怒引向中国人，甚至用法西斯标志发泄愤怒。这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一个三面被中国包围的国家，国家 95%的产品卖到中国，中国是它最大投资国，但在这里你不敢说“我是中国人”。我在路边招手叫停出租车。“去蓝天宾馆，” 我用英文说。“日本人？”司机用英文问。我没吭声。“困你其哇，”他用日语亲切问候。下车时，他主动帮我搬最沉的行李。我再次为日蒙亲善做了贡献。一上车，蒙古出租车司机猜测我是日本人，一路非常热情。到了机场，把车停好，锁好车门，打开后备箱，帮我把最重的行李搬进候机室，找到一辆手推车，把我所有的行李稳稳地堆上去才准备离开。我也没还价，给了他五万蒙币。他留给我电话号码，希望下次来乌兰巴托还找他。成吉思汗机场今天下午只有三趟国际航班，一趟飞汉城，两趟飞北京。我推着两个沉重包裹，来到匈奴航空（Hunnu Air）柜台办理乘机手续。“能给我一个紧急出口座位吗？”“好的，靠窗吗？”白净的匈奴美女问。“没错，”我说。我担心行李超重，但匈奴美女没看一眼行李，就把行李票和登机卡递给了我。 “我在机场呢，马上登机回家看看，”东北口音男子在成吉思汗机场免税店大声接电话。“有这么大体量？三个金矿？”东北人兴奋起来，“我回家看看马上就回。”据说，外蒙人口三百万，中国在这里挖矿做生意的人有 30 万。我这个月两次来外蒙，这是第二次遇见中国商人。中国这几十万人都藏到哪里淘金呢？ “鄂尔多斯王爷邀请我到了汉国（China）与蒙古的边境重镇包头。蒙古人在包头大街上跃马飞奔，他们自由、潇洒、快乐。但他们不喜欢外国人到蒙古定居，”拉尔森在《蒙古的瑞典王爷》一书开头写道。起飞回北京前，我在机场花了 65 美元，买了 1930 年版的这本书。一百多年来，瑞典人对中国边疆省区兴趣至今不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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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作为“主权者”的邓小平张旭东观察者（2014-08-20）

观察者网：张教授您好，很高兴能借这个机会请您谈一下邓小平的遗产与今日中国。您先前说还是想谈文化层面，这非常有趣。因为今天知识界谈到邓小平的遗产，一般都会从经济发展，国家治理，政治体制等方面来谈，而精神的虚无、拜金、价值共识缺失恰恰是人们批评得比较多的，这听上去很有挑战性。希望您首先从理论上谈谈邓小平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以及梳理一下今天知识界对邓小平遗产的看法。张旭东：整个知识界的梳理我没有系统想过，现在讲只能是个人看法，不很全面。我想首先要看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知识和政治光谱范围内谈，开阖度有多大。在大学、智库、媒体专栏评论这个范围里，可以说现在已没有毛派，即便自封为毛派或被论敌戴上毛派帽子的人，其实还是在邓小平时代的历史条件和思维框架里想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百分之百都是邓派，这没有必要回避。但谈邓不能不谈邓和毛的关系，这也同样无法回避。说我们都是邓派的意思是，其实今天国内已经没有人在具体的意义上期待世界革命，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疾风骤雨的时代、是反修防修的时代、是狠批私自一闪念的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是共识和主流，这个世界历史时期何时、以何种方式被种种明摆着的和潜在的矛盾所终结，我们不知道，但稳定、机遇、追求幸福生活、实现个人价值等等诉求是今天社会生活的常态。毛泽东时代、 37

声音特别是毛时代后期的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如何在斗争中培养和锻炼革命接班人，保证红色江山不变色。在今天，这些问题即便仍以坚持中国国家正当性、反和平演变、维护国体、反腐败等形式存在，但都在宪法和国家正常治理的框架内进行，没有人真正主张突破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去掀起一轮大众革命、展开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斗争，也没有人真正主张输出革命。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命题角度看，今天中国繁荣的市场经济、私营经济、商品关系、雇佣关系、专业化职业化管理体系、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际秩序的关系等等则早已不是毛泽东时代所能想见，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中国人在基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就其对生活和未来的期待而言，都是邓小平时代的产物。知识界不可能自外于这个历史条件，所以我们今天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前提是邓时代，和毛时代隔得比较远，有关系也是经过邓时代的中介。不承认这一点，今天的讨论就没有任何实质性和具体性。但是，如果把观念和思想生活梳理的光谱放大，包括最广泛的社会立场、言论，观点、情感和记忆，就会看到，一方面，邓小平的中国无疑具有巨大的、不可否认的民意基础，但另一方面，它也总面对种种批评、不满和质疑，而这些批评的基本形态就是把改革三十年来出现的问题同一个理想中的毛泽东时代作对照。所以谈论邓最根本的问题仍旧是毛邓之间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哲学的理论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今天中国国家的根本性质和价值根基。这个问题在常识上谈不困难、在党的正式决议的意义上也早已有了定论，但对于今天中国知识界来说，它其实仍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观察者网：所以绕不开的，还是要请您详细谈谈毛与邓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张旭东：毛邓中国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直接坐落在新中国国家合法性起源、权力基础、法理和治理系统的内在同一性和外部边界问题之上。这些当然都是关乎国家存在的根本政治哲学基础的大问题。我们不妨先看一下国家的法理基础，再引入一个“主权者”的概念，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邓小平时代同毛泽东缔造的国家之间的根本关系。从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看，人民共和国同所有国家形态一样，当然是一个将所有个人和集团暴力取消并垄断在自身的法的内部的国家机器；但是同任何历史上的法权秩序一样，人民共和国的法理基础本身也并不能由法条主义的法律概念来说明，而只能由历史中实际发生和出现过的力量角逐和斗争来说明。换句话说，法的社会起源，社会基础，历史起源都是暴力，是革命、战争那样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个政权推翻另一个政权的武力和暴力。国家的法和国家的主权形态都植根于它自身的历史起源之中，所以今天一些人用西方的实证法和法治原则来议论中国国家体制的非正当性在知识和概念上是十分可笑的，因为这个国家的权力和法理起源是革命，领导这个革命的党事实上就是这个国家的主权者。国家形态内在于党的形态，正如由这个国家创造出来的新社会内在于国家形态。这同欧美市民社会宪政国家的起源和成长路径完全不同。而主权者之所以是主权者，就在于它可以、有时必须在法律框架之外做出事关国家存亡兴废的决定。在毛泽东之后，邓小平正是作为这样一种主权者的化身存在的。苏联“老大哥”崩溃之后许多人一直在想中国为何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理由可以从人民共和国所经历的两次“例外状态”着眼去思考。第一个“例外状态”当然是“文革”，是“继续革命”的国家悬置了它自身的法律常态。第二个“例外状态”就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 38

声音它以“粉碎四人帮”开始，但实质当然是在邓小平复出、克服了“两个凡是”之后，以“实践/ 真理”讨论、“解放思想”等一系列举措一步步把中国带出了原有的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民共和国的内在强度远远高于貌似强大的苏联帝国，因为它一直在生死存亡的边缘上寻找着自己的真理和道路。这种斗争所带来的实践理性、变革勇气、制度创造性和不断在更大的历史框架内界定自身行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探索，在激烈的矛盾中辩证地维护了人民共和国的统一性。也在这个意义上，如何理解和表述毛和邓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才具备关键的重要性。观察者网：但恐怕在一般人看来，有这两个例外状态，很难谈什么连续性？张旭东：是。但我想指出的恰恰是这两个例外状态本身点明了国家内在的政治强度和连续性。晚清时代曾有过所谓“国体”问题的争论，毛泽东就这个问题曾给出过一个干脆利落的回答：所谓国体问题就是这个国家里不同阶级的地位问题，所谓宪法不过是把这个国家内部谁统治谁，谁镇压谁，谁管理谁的问题讲清楚。在这个意义上，毛时代的中国国家是一个革命国家，是劳动者的国家，是工农的国家，也是领导阶级或垄断政治权力（“人民主权”）的阶级镇压敌对阶级的机器和机关。但在邓小平时代，这个国家开始从她起源意义上的政治国家和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一步步转变为一个非政治国家、全民国家、法制国家，这是一个现代或者当代意义上的治理、管理、行政、治安、经济一整套制度。我前几年在谈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这本书时专门谈到，其实今天的中国在正常运行状态下和西方自由民主体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要吸收和处理经济领域里不断出现的不平等和矛盾，通过动用社会资源、文化资源、政治资源把它化解为一种和谐状态。两者都要统摄经济领域，也都靠消耗全社会的价值资源来吸收经济领域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合法性危機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主体在变化，劳动者的构尤爾根．哈伯瑪斯成和定义在变化，从经济领域，生产领域获得的权力、资本、陳學明能力、地位、资源也在发生变化，它们都在国家空间内部形成時報文化新生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权利，包括施米特借霍布斯之口指认的 1994 “间接权力”（indirect power），如中世纪教会，行会这些跟王权作斗争的力量。这种“间接权力”本身的政治诉求和既有权力形态的博弈必然带来一国家内部的新的权力分布，带来一个新的国家形态和法治状态。这个状态同“第一共和国”源于革命的超法理的正当性概念是不一样的。在国体问题上，邓小平时代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解释国家内部阶级主体的变化，解释这种必要的、历史的变化如何并不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和“国体”。这种解释在逻辑上无非是证明社会领域的巨大变化并不能改变宪法本身，如何今天的共和国（假定我们称之为“中国人民第二共和国”）和昨天的共和国（“第一共和国”）是同一个国家。这是毛-邓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同一性和非同一性问题的实质。观察者网：要怎么看待和解释“是同一个国家”的问题？特别是，在如此剧烈的历史转折时期。 39

声音张旭东：评价邓小平，容易的部分是谈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发展，谈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难的部分是谈政治领域的根本性问题，即国家意义上的两个时代的关系，实际上是处理人民共和国法的内部演变所产生的革命国家（“第一共和国”）和改革国家（“第二共和国”）的结构性差异、结构性矛盾，以及这种差异性之上的更高的、更为本质的同一性和连续性。从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角度看毛和邓的关系，可以避免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对立。从国家存在于法律之上这个政治哲学论点看，毛和邓无论从实质上还是策略上都有高度的一致性，当然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这是历史意义上的不同。在对国家性质，对党和国家的关系等一些基本认识上，他们观点是高度一致的。如果更看重断裂和差异，我们说宪法有一个非常大的修正。在国家内部有宪法意义上的不同的形态，有几次重大的修宪，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人民共和国宪政上的一个危机，法理正当性的危机。到今天我们所谓的根本上毛邓的矛盾，左右的根源，实际上是一个 constitutional crisis，这一个宪法危机是有过的，但恰恰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在历史上应该给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他是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的唯一的主权者，是他在毛泽东身后，通过修正甚至否定毛泽东制定的“法律” ，扭转了人民共和国的生存危机（“被开除球籍”问题，即发展的急迫性问题），维护、发展了国家，最终在“法律”之外维系了国家的连续性，并逐步走上了法治的道路。他的位置是无可取代的。观察者网：能否请您解释或进一步谈谈这个“主权者”？张旭东：毛去世后，邓是事实上主权者，既是毛泽东中国的继承者，又是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而敢于改变“祖宗之法”的那个人。他一个人作为全党和全民意志的化身，既置身在法律（“毛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线”）之内又置身法律之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做出新的决断，是法律在国家内部正常运行和国家超法理的秩序重建之间的连接点。这就是“主权者”的位置，因为他判定什么时候悬置和中止于旧法，以便国家能够延续和重新开始。邓小平在世的时候，他本人，他的存在、他的思考、他的权威和意志是连接法律之内和法律之外、毛的中国和毛以后的中国的那个榫卯和轴心。在这个意义上，他就像施米特所说的那个主权者（the sovereign），他来断定什么是“例外状态”。邓的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毛的中国的“例外状态”。一般意义上我们理解的“例外状态”是战争，内战或者外族入侵、天灾人祸等等，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性是巨大的发展的压力，生存的压力，全党、全民的政治疲惫和觉得这么搞没有出路。邓小平决定“改革开放”不仅仅是发展经济（华国锋也同样要发展经济，其实“文革”中的毛泽东也从来没有放弃发展经济），也不仅仅是抓捕“四人帮”，而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实际上是宣布了毛的中国进入一个“例外状态”，从此要在过去革命国家的“法”的框架之外让革命国家逐步回进入一个真正的常态，以此来回答革命的意义和目的问题。这个“例外”，说的就是毛泽东晚期的“继续革命”状态终止了（它本身是一个“例外状态”），但是他所缔造的国家仍然存在，人民共和国依然存在。观察者网：30 多年前，即便对于邓小平而言，这恐怕也不容易做到。张旭东：当然，邓小平起源于这个“例外状态”的“常态”本身带有很大的内部张力，它在 “改革开放”的旗帜下始终处在一种紧张状态，从终止“文化大革命”，批判“两个凡是”，到打破公有制，取消人民公社，到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每一步都带有一种时代的紧迫感，都处在新与旧、内与外的辩证冲突之中。但随着这种不停歇的“改革”和变革、这种特殊状态，某 40

声音种看似低俗但非常稳固的秩序和共识慢慢出现了。邓小平的这个主权者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把“例外状态”保持在一种准常态的状态。任何“改革”都不能说是“常态”，但所谓“常态”最内在的本质和政治强度其实恰恰是由这种 “例外”状态构成的。这样，通过一个长期的、尚没有终止日期的“改革”，人民共和国踏上了一个新的旅程，并在这个集体时间中被安置在一个更大、更稳固的历史基座和社会基础上。这种寓于“例外”中的“常态”或作为“常态”的“例外”的另一个存在样式就是理想中的美国民主 —美国民主在理念上接近于一个温和的“不断革命”和“人民主权”论，是仍然展开中的寓“不变”于“变”、寓“一”于“众”的大众实验，它的宪法修正传统、联邦制（federalism,需要说明的是它不是鼓吹分裂的联邦制，而是以保障地方权益和多样性的方式促进和保障统一的制度）。我们今天接受的正是邓小平时代相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例外状态”所形成的新的“准常态”。只要接受这个状态的基本正当性，认同它内在的历史起源和社会基础，我们就都是“邓派”。而毛 -邓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他们历史上和实践上的非连续性和矛盾，而在于他们未来意义和理论上的连续性、统一性。这个常态的内部问题今天我们暂且不说，但我们不用回避今天这个常态的有效性、合法性、正当性、和公众接受度；同样，我们不用回避这个“常态”当初的非常态起源，即“例外状态” 所指针对的历史断裂和法权断裂。新秩序起源于革命共和国的法权的间歇，在这个间歇建立起新的秩序，但国家因此而延续下来。作为主权者，邓小平其实还有另外一次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当然我们都心照不宣知道这是 1989。相对于毛的中国向邓的中国的转化，这是邓的中国内部的一个危机。现在还不好评价，但可以说这个“紧急状态”的最终结果，是经济领域的全面放开和更大程度上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但在政治领域，各种制度改革的延后也许是出于政治智慧和稳定的需要先不去碰；而在文化思想领域，八十年代的活力和创造性则始终没有能够完全恢复，由于发展经济成为新的国家理性、全民共识和“社会契约”，国家在制度、道路、理论领域的话语权、叙事造形能力、意义阐释和价值辩护上既不够“硬”又不够“软”。当年，为了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发展，邓小平是不惜动用一切国家手段来维护秩序的。 “两手硬”正是决断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显示出“主权者”保留在法律之外解决事关国家兴废存亡的大问题的意志、决心和能力。但在今天，在“邓的中国”已有 35 年的历史的时候，如何保持国家权力和国家思维的内在强度、保持路线与制度的创新能力；如何维系主权者同全体人民息息相通、呼吸与共的紧密关联；如何在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不断诉诸于整个社会领域内的思想、文化、心理上的诉求、活力和创造性，这才是继承邓小平的中国的政治哲学实质的关键点。观察者网：对于今天的执政党而言，这恐怕是个非常大的、艰难的课题。张旭东：邓小平作为一个主权者是完整的，只要这个主权者事实上存在，无论社会经济领域里发生什么，人民民主专政仍然继续存在，共产党的领导继续存在，社会主义继续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继续存在。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可以并行不悖的原因。从今天回顾 80 年代，这个并行不悖其实正是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的所具有的活力和理想主义的原因。但是当主权者不在场的时候，后继者别人就要你拿出证据来，拿出证明来：我们要看数据，看经济、社会政策及其结果，以这个来断定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性质、马克思主义性质等等。邓小平在的时候，说服和证明是不用做的，他的存在体现着四个坚持的延续性，而恰恰是因为有这四个坚持的不可置疑的存在，在制定改革议程上，反倒顾虑少、负担小，胆子非常大。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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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关于四项基本原则发表讲话主权者退场之后，往往会出现政治合法性供应不足的问题，因为继承者不能直接通过自身的在场体现当前秩序的历史起源、社会基础，因此同自身的价值本体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需要通过政绩、说辞等等来“构建”。在邓小平去世后的近二十年里，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存在需要通过其经济领域的成就来予以辩护，即通过各级政府在“发展”上的成绩来为制度和价值做曲折的间接的证明。这造成长期以来一个积累性的价值的缺失和价值辩护的乏力，包括国家话语和知识思想话语对今天中国国家形态的政治实质，历史实质理解上的贫弱和不确定性。这并不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缺失，而是非常具体地造成人民、特别是知识阶层同国家在情感、认同上的疏离，以及同国家价值根基之间的隔膜。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状态，既同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势头不符，也不符合经典政治学原理。任何一个国家，无论黑格尔谈的行政国家，自由主义的国家，还是施米特意义上主权者的国家，任何一种法律的存在，必然有它伦理的、价值的、情感的、理智的根基，法律和它所保护的共同体之间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但现在这个直接的关系需要经济领域去做一个中介、过渡才能表述。任何一个国家如果缺乏这个领域里的滋养和护卫，长此以往是无以为继的。 “不争论”在邓在世的时候是一种政治智慧和政治意志的体现，但在今天，则是一种思想和理论上的懒惰和怯懦，一方面是一种官僚主义本本主义惰性的体现，另一方面恐怕也暴露出深层的能力缺失和不自信。但这种状况只能是一个权宜之计，而不可能是一个长久之计。最终国家和法律的自我辩护必须立足于历史之中，立足在同民族自身的风俗、伦理共同体的关系之中，立足于普通人的情感和价值。能全面、恰当地把握这种关系才能获得社会总体的认同，此时社会成员才能把这个国家的强制性的、外在性的法律、权力、秩序、道路和理论理解为自己的终极的自由以及对这种自由的保障。今天网络上好像只要一谈自由就是跟国家对立的，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局面。一个好的状态是，外在的国家和法律的限制被理解成自由和自由的保障。观察者网：邓小平是在共和国危机时刻，一面继承了毛时代中国，一面接管了例外状态，并做出决断的主权者。您的这个评价同时也解决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前后三十年是延续还是断裂的争论。 42

声音张旭东：邓时代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新纪元。它起源自一个“例外状态”，但这个例外状态是对自身历史条件和权力基础的又一次强有力的确认，在理论上是以“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来回答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但我想强调的是，这个例外状态同时既在毛的中国之内又在毛的中国之外。没有邓小平的例外状态，毛泽东缔造的新中国没法延续下去，也许会随着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的法和革命的国家机器一块消亡。恰恰是因为邓小平的决断，通过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事实上还是毛泽东的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所以今天中国人的当代史既是毛的历史又是邓的历史。没有邓小平的这个阶段，这个国家和从它内部孕育出来的社会生活是无从想象的。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突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主权者的决断和意志，在世界历史的普遍性道路上再一次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起源和价值根基，我们不应偏离邓小平亲自界定的毛邓关系。我在别处谈到过，毛泽东时代的时间是抽象的时间，它要在一两代人中间一步达到一种最高价值，而他那个共产主义新人也许是一千年以后才能实现的东西。因此可以说，毛泽东的国家是没有历史的，它在观念上是已经消亡的东西，这就是革命理想主义的历史终结论。毛泽东的国家是在为终结阶级社会和国家本身而进行不断的战斗和革命。而这个国家在具体的历史时间里展开恰恰是在邓小平时代：回到经济，回到生产活动，回到欲望和欲望驱动，回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在历史唯物论和生产方式的意义上，具体的、关乎人的生产活动和物质生活的历史此时才真正开始。毛泽东时代的核心矛盾是政治领域里的所有制革命和思想革命，但历史的辩证冲突在邓小平时代才真正展开，甚至可以说毛泽东所寻找的那种源自生产活动的具体阶级矛盾和思想矛盾才真正展开。无论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还是文化革命的方式，毛泽东时代实际上做的是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纯粹性。那么在黑格尔意义上，它是一个缺乏具体的对立面和“否定性”的时代，或者说“否定性”仅仅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里无止境的斗争。随着邓小平时代的到来，所有的历史矛盾进入到一个具体的、展开的过程中，随着具体实在的“对立面”和“否定性因素”（比如资本的因素、经济领域里产生的不平等因素等等）的充分发展，种种矛盾冲突随之而来，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对此，仅仅诉诸于对毛泽东时代的道德纯洁性和社会风气的怀旧式的追忆，对当今社会做单纯的道德谴责是无力且无用的。举一个经济的例子：毛泽东时代始终没有完全处理好的问题就是怎么搞经济。但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在经济上走出一条路来，实际上阶级问题、主体问题乃至政权问题都无从解决。毛泽东在会见亚非拉领袖时经常说，我们搞了二十七八年的革命，有点经验，摔了无数跟头，走了无数弯路，总算把革命的事情搞定了，但搞经济的事情一点办法也没有，没什么经验供你们参考。说的很清楚，没什么好学的，自己也没想明白怎么做。在邓时代，矛盾一下子展开了，以毛泽东时代无从想象的方式展开了。这是对任何一个以历史认识、历史批判为旨趣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正面的事情，而不是一个令人哀叹的事情。这不是经济主义，而是说中国社会能量在生产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被释放出来，这把中国带入了一个活跃的状态。毛泽东在政治领域是有这个魄力的，要把盖子都揭开，把一切矛盾暴露出来，通过大乱达到大治。但在社会生产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毛主席好像没有找到太好的办法。邓小平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翻转，政治领域管得很紧，强调稳定（一切“例外状态”的特征），但其他领域则放开搞活。“不争论”是一个高度智慧的理论创举。邓小平不是没有理论，他的理论就是不谈理论，但这是一个有理论意味的非理论化，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对手、参照系和更高的理论来源是什么，更知道自己在实践上要做什么。这是一种带有强烈的实践目的性、带有充分考虑过的对“大是大非”问题判断的“不争论”，这是伴随政治领域的“例外状态”出现的理论上的“例外状态”。不过，在搞了三十多年“摸着石头过河”的今天，一场重新理论化、重新为实践找到理论表述的实验已经迫在眉睫、无法回避了。

声音观察者网：正好我们可以接着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海外怎么评价邓小平，比如比较典型的就是大卫·哈维的《新自由主义简史》，把他和撒切尔、里根说成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张旭东：海外对邓评价多多少少都太简单化、脸谱化了，往往是一厢情愿地把他解释成对毛泽东时代的全盘否定，或仅仅从现象上看，说他把中国带入了世界市场、国际分工、金钱挂帅、欲望满足，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把中国按西方的愿望带入了所谓的普世秩序。在这个问题上，左和右的判断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右边夸奖并说做得还不到位，而左的批判说这是背叛。但这都把邓小平简单化了。邓小平的复杂性恰恰在于他是毛泽东中国的继承者，而且把毛泽东的中国以这样一新自由主义简史种方式推入了新的历史天地。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明证， [美] 大卫·哈维它既在世界市场内部，又在世界市场外部；既在国际法王钦的内部，又在国际法的外部；不只在法律意义上，在价上海译文出版社值、想象、记忆、诉求，在终极意义上的人的层面，中 2010-12 国的终极性自我期许是一种新的社会、新的人性、新的 32.00 价值。在所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中国都保持着一种既在现有秩序之内又在之外的“例外状态”。这是就中国的外部关系说。就中国内在历史记忆和历史想象而言，今天所有的“新”，同时也指向“旧”，这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义上的新与旧的关系，是中国文明传统在当代条件下被再一次发明出来。这和中国梦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梦归根到底在于，它具有相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条件下的既有世界秩序的外部想象，而这一外部想象对于中国自身历史来说是一个内部的记忆。这就是中国梦不同于美国梦的地方。对以世界的主人自居的西方来说，这点是很有挑战性，因为只有这样一个文明实体和国家形态，面对现存秩序才能既保有过去历史记忆的资源、又保持一种未来态势，这才有一种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姿态。观察者网：所以美国人早些年觉得还行，因为你只是在我规定好的世界秩序里面，现在…… 张旭东：美国好像有点坐不住了，因为看你明摆着是在做不一样的东西，但又拿你没办法。西方纵横家总结美苏争霸、都说苏联问题其实好办，它再具有威胁性，扬言要埋葬我们，但因为它的经济跟我们没有交换关系，没有太多贸易，没有利益来往，所以把它压垮对我们自己没有损失。苏联相对跟整个西方世界、跟资本、跟自由市场的割裂和孤立，使得它基本处于纯粹的对立冲突、战争状态。而对西方来说，中国的麻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际上像两个拳击手一样抱在一起，这个角力、竞争、和平共处是一个非常长期的状态，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是真正的“斗而不破”、“求同存异”。这不是单纯指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的争斗的意义上，而是在一个更大的历史的意义上，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因为退一步说，中国当然和世界并没有这么大的根本性的冲突。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历史的主流，人都想过好日子，都想有一些基本的合理的安排，都想有这样一些机会。中国自身无论在自我意识上，还是制度安排上的独特性都最终指向对自身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的肯定，这些问题非常关键，因为它界定差异性和否定性，是最终突破现有矛盾统一体的积极因素。但差异性是存在于同一性或者说相似性的大的语境中的， 44

声音所以一味强调中国和西方、中国和世界的差异性，强调自身的“独特性”，也不是太明智的思维方式。观察者网：岔开问一句，您这个“主权论”和“例外论”同您最近的学术研究有关吗？张旭东：我昨天在复旦大学讲课正好讲到这些问题，现在看好像是无意间为这个访谈做了点思想热身。现在西方学界一个很热的话题是所谓本雅明施米特间的“隐秘对话”和学理上的彼此仰慕。这的确是个戏剧性的话题，因为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犹太人、文学批评家、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而另一个是天主教徒、政治保守主义者和所谓“右翼革命”的法理学权威。

德国悲剧的起源 [德]瓦尔特·本雅明陈永国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9 16.00

施米特近年来国内有一些讨论，但实际上本雅明很早就研究了主权问题、例外问题、法与法律秩序之外的力量、权力和暴力的关系问题。在写于二十年代的《德国悼亡剧的起源》这本书里，本雅明明确谈到十七世纪德国巴洛克悲剧（Trauerspiels）里的“主权者”，指出它的起源是文艺复兴后关于一种饱满的幸福生活的可持续性的期待，整个欧洲大的环境里培育出一种政治土壤，让新生的城镇市民阶级产生了对绝对王权的向往。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前提是文艺复兴，人要从神那里把自己的生活拿回来，知道自己的生活是那种肉欲的、琐碎的、卑微的幸福，出于对这种幸福生活的“可持续”的安全的向往，他们期望一种利维坦国家对权力的垄断，把它视为普遍秩序甚至永恒秩序。

本雅明认为这种巴洛克式样的主权概念比 18-19 世纪的主权理论高明，因为它以决断“例外状态”来界定主权者的权力边界和法理位置，而非仅仅通过法律内部的常规性运作来解释它。有意思的是，虽然国内外一些自由主义者想当然地把施米特指认为法西斯主义国家理论家，但恰恰是施米特在同本雅明的“隐秘对话”中坚持要把主权者理解和设置为维护法律、把法律之外的暴力因素吸纳进法律系统的关节点。本雅明的犹太神学和乌托邦色彩更重，强调人类解放必须突破资产阶级宪政理论的“立法暴力”或“护法暴力”范畴，在《暴力批判》这篇早年文章里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纯粹暴力”（reine Gewalt）概念，在临终前的《历史哲学论纲》里明确地把这个概念同反法西斯斗争和无产阶级解放联系起来。我虽然多年来对本雅明情有独钟，但在这个问题上觉得施米特的主权概念更有历史的具体性和政治哲学的明晰性。这也许无形中影响到我对当代中国国家权力的理解，以及毛-邓关系的理解。但也许是我近些年来对当代中国国家历史起源、法理正当性和价值基础的思考让我在阅读中“发现”了这些比较隐晦难懂的理论讨论。观察者网：但西方人却很难或者不愿去理解邓小平身上的复杂性。张旭东：他代表国家本身，主权者这个位置既在法律之内、又在法律之外，他直接诉诸于这个法律的历史起源，考虑这个国家根本性的存在和它的命运的最高意义，这样一个主权者，他为这个国家整体负责，而不是拘泥于这样或那样的法律，他连毛泽东定下的规矩都可以不遵循，因 45

声音为他要对毛泽东遗留下来的这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命运负责，所以他必须以终止毛的“继续革命” 之法的手段来延续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拘泥于毛的规矩的是“两个凡是派”，他们表面上看是忠于毛泽东，是左派，但从今天的政治理论上看则是自由主义：法条主义，形式主义，程序主义，墨守成规，死抱“既定方针”不知变通。所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官僚主义其实都是自由主义，相对于他们邓小平反倒是一个毛派，相信不破不立，必要时可以诉诸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可以 “无法无天”，因为“既定方针”之上还有更高的法，法外有法，是为天命。西方对邓小平的研究，整体来讲质量不是很高，他们只能以自己大体上愿意接受的、能够接受的方式、以他们的想象力、理解力和意识形态偏见所能够允许的方式来理解他，改革开放初期把他描绘成一个大熊猫一样的没有威胁、讨人喜欢的形象，89 以后则又是一个形象，西方公众和政府都受不了，转不过弯子来。但 89 前后的邓小平当然是同一个邓小平，这两个形象都是邓小平的形象，即主权者的形象。后者也许是一个悲剧性的注脚，但在无情的政治的逻辑里，它仍说明他是这个国家主权者位置的继承者，同时他也就继承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和它的根本的存在。观察者网：我觉得这里可以补充讲一句，是您刚才讲的，具体的历史从邓小平这里才展开，这有点像黑格尔意义上的精神，它遭遇到了外部世界的复杂性、具体性、现实性。这个让我想到像王绍光等一些左翼理论家，现在好像确实跟那些极左，那些还在使用比较老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左派有不一样的地方，事实上，王绍光他们可能觉得具体历史的展开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包括像温铁军教授重新来讲述毛时代的合法性时，都有点工业党的气质，因为当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非常困难，所以应该从毛时代就开始讲这个外部世界。张旭东：肯定是这样，而且我觉得这样的研究非常好，因为从邓小平时代无论从治国经验还是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是一个长期形成过程，它的形成期和思想实质毫无疑问是从毛时代积累而来，这没有任何问题。我说的那个历史矛盾的展开具体是在邓小平时代，主要是指社会经济领域的矛盾全面进入价值领域、思想领域，同国家主流话语并存的状态。毛泽东时代很多政策是由邓小平具体执行和操盘的、包括七十年代中期的全面整顿。毛对邓的爱才之意和对他不认同“文革” 路线的无奈都溢于言表，有案可查。有意思的是毛主席特别说邓小平“政治强”，而绝非一般的技术官僚型干才。在这个意义上邓是内在于毛泽东时代的。我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这个“例外状态”绝不是说邓和毛是彼此外在于对方的，而是通过这个深刻而关键的政治哲学理论来分析和理解为何邓小平时代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这个矛盾统一体的一个内在解决方式。这个解决是一个内部的解决，而不是外部的解决，而所有对于邓小平的不好的解读都试图把他解释为一种外部的解决，好像忽然一天中国人开窍了，改弦更张、脱胎换骨；好像毛时代中国人是疯狂的，突然有一天病好了，恢复了理性等等。其实完全不是这样，邓小平时代的国家理性脱胎于毛泽东时代的国家理性。这从中苏关系、中美关系、“四个现代化”目标、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八十年代的“四个坚持”和今天的对国家制度和发展道路的自我肯定等等方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观察者网：我觉得仍有一个不容回避问题。我们可以把邓小平看做是毛时代内在的部分，不是一个外部的解决，一个对于例外状态的决断，但是没有办法回避的是，中国目前的一个状态，与之前相比，就是腐败、经济不平等、社会共识缺乏等等，您怎么看？张旭东：说邓的中国是以“例外状态”方式到来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并不是强调一个完美的过渡或者亲密无间，而恰恰是要承认一个断裂。这个断裂的解释方式是主权既在法律之内又在法律之外。具体在历史中的含义就是说，他回到一种新的普遍性。毛泽东的中国是通过阶级分析 46

声音和战争的手段建立的革命共和国，它内部有一种观念的纯粹性。毛泽东的中国比邓小平的中国要概念化得多，它是革命理想主义的一个激进的实现，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任何一个国家的建立都有一个立法的暴力和立法的仪式性，单说对革命先烈的追忆和怀念就能保证它在一定程度上要忠于革命理念的纯粹性。在更大的历史运动展开之际，这样一种起源性的纯粹性或单一性就必须进入一种杂多性，进入一种新的混沌状态，但这正是探索新的普遍性的必由之路。新的普遍性必然包含不平等，包含世俗化，包含等级制，包含庸俗化，包含各种各样人的欲望的释放。新中国的真正的历史个性和价值创造性只能从这种混沌状态中浮现出来才具有现实性和真理性。这也是一个“回到历史”的过程。毛泽东的中国，作为一个创世纪式的，一下子建立起新的秩序，仍然要被放置在具体的、普遍的人类社会的关系当中。邓小平的中国越来越像古往今来任何其他一个社会，这是一个经验直观。从概念上说，这是一种进入到一个更大的普遍性的关系当中去。这个过渡怎么处理呢？其实毛泽东时代就己经天天面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处理的方式是很有效、相对简单，他可以通过国家机器的力量、党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导师个人的魅力不断地剪除杂质，他可以迫使这样的国家停留在这样的特殊性里面，所以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是对更大的矛盾统一体的抵制和对抗。我要带领你们去追求最高的东西，所以不允许你们被种种低俗落后的东西羁绊、被他们诱惑。因此，毛泽东的中国虽然在理论上是强势的，意识形态上是进攻性和富有战斗力的，但实际上当我们今天穷尽毛泽东的著作，读他的文稿、谈话记录、年谱等等，可以看到他的基本战略态势是防御性的，在战术上则仍是革命根据地加游击战、运动战。所以每当党内发生重大分歧，毛主席都可以“重上井冈山”。观察者网：比较紧张。张旭东：紧张，是防着外界，不让外界的东西进来。把窗关严，然后我们自己跟自己内部滋生的非社会主义因素作斗争。邓小平为什么敢于把门窗打开，一开始说苍蝇飞进来没关系，恰恰是一个很生动很形象的例子，这是回到一个更普遍的关系当中，回到尘世上，回到地上。毛泽东的国家是悬在地面上，神的色彩比较重，邓小平是地面的因素比较强。这是从抽象概念上谈。具体地谈贫富分化，好像确实是今天中国知识谱系里谈左右毛邓问题的试金石。你怎么看平等，怎么看贫富分化，怎么看多数人的富裕，还是少数人的富裕等等。但邓小平从来没有说他的目的是少数人的富裕，少数人的富裕是为了多数人的富裕，这是个手段和目的的问题。不但邓小平这么说，即便换了里根撒切尔，他们也不会说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少数人的富裕，只是说少数人的富裕、特权、减税什么的，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个伪问题。但客观地讲，贫富分化的确越来越严重，这是世界范围里的问题，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基尼系数，无论就收入指数还是财富指数看都很高。我觉得这里有改革初期经验不足或管理能力滞后的问题。国家自身的建设往往跟不上经济领域的活力。国家政策和管理跟得上的话，可以通过立法、通过税收制度去抑制生产和交换领域出现的不平等，使经济增长受惠与大多数和全社会。崔之元教授一直提倡的全民基金和社会红利问题，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比如随着房地产地价上升带来的收益过去大部分落到私人口袋里，这明显是没有经验、没有远见、没有管理水平，欠考虑的结果。但像重庆市长黄奇帆卖地赚了 2000 亿，却是重庆市全民获益，因为每开发一块地涨价政府拿大头，这是很聪明的做法。也许政府在经济起飞过程中一些事情没有事先想好没做好一些合理的应对，比如房价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大城市拥堵问题等等都被人诟病。有些可能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有些可能一时无法逆转，只能是慢慢的改进调整，一点点做到比较合理的状态。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中国社会的主流我 47

声音也不认为是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大部分民众骂归骂，满意度我觉得还是相当高的。更直接地回答这个贫富分化的问题，我觉得不能太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地看问题。即便现在中国事实上不平等比西欧、日本还高，你能因为这样一个数据来彻底否定中国国家的制度、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它的国家性质吗？当然不能这样。如果今天还有知识分子这种物种，我觉得他们考虑问题往往需要逆着经验，在一时的经验证据之上，要看到事物的本质和本源，看到历史的实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个历史才六十年，毛三十年，邓之后三十年，它的内在的规定性、可能性和外在现实之间仍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是要有批评，另一方面我觉得是要有自觉的维护和辩护，前提是基于自己判断，判断这个国家是否忠实于自己的根本性质。思想的自觉往往体现为为某种目前还是比较抽象、暧昧的本质做辩护，与此相反的则是基于一时的经验、实证材料、现象、外观，去做一些情绪化的、片面的批评。这是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不同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一种承当。当然现在精英层是不是和国家一条心还需观察，但如果假设国家有忠于自己的精英层，那么他们要做的正是这件事，包括建设性的批评。■

张旭东，1965 年生于北京，在上海接受中小学教育。198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5 年获得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博士学位，2005 年任美国纽约大学（NYU）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研究系教授、东亚系系主任，此外，还担任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日本东京大学访问教授。2011 年 7 月 1 日，担任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以英文、中文出版文化研究、文艺理论、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研究等方面的专著多部，包括：《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英文）；《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对话启蒙时代》；《纽约书简》；《幻想的秩序——批评理论与现代中国文学话语》；《后社会主义与文化政治》（英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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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上）傅高义经济观察报书评（2014-08-21）

《邓小平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2 年）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共收录 15 位人物的词条。内地版无此附录。字数甚多，故而小编分为上下两篇推送。上篇是陈云，邓力群，胡乔木，胡耀邦，华国锋，纪登奎，李先念和毛远新。陈云邓小平和陈云自 1930 年代起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他们都在上海，都参加了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地下党。从那时起直到 1980 年代，他们在党内斗争中大都站在一起。两人在 1953 年主动向毛泽东揭发高岗，从而阻止了中共在 1950 年代可能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分裂。在 1960 年代中期，两人都受到毛泽东的排挤，但也都免于灭顶之灾。不过从 1981 年到 1982 年开始，这两位领导人的长期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他们对发展速度发生了意见分歧。1984 年以后，当邓小平开始推动城市改革和加快发展时，他们的分歧变得更加尖锐。他们分别成为中共高层干部中更广泛团体的代言人，成了著名的“一山二虎”。陈云和邓小平继续为党的利益合作共事，尽量不让外界知道他们之间的分歧。但是在 1980 年代，尤其是 1984 年以后，这种分歧成为党内政治路线的分界线。陈云一向担心冒进，他不太愿意冒险，对遏制通货膨胀更为坚决；他对苏联有较多好感，不愿跟资本主义国家加强联系，不愿扩大市场作用，更坚定地按党内程序办事。邓小平则更喜欢进行试验，突破条条框框，向西方敞开大门，敢闯敢干。陈云和邓小平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陈云在落脚之前，要搞清楚每一块石头是否牢靠。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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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1905.06.13－1995.04.10），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这不仅因为他在经济上的非凡成就，还因为他在高层长期任职的经历，1930 年代他在使苏联接受毛泽东的过程中的贡献，他在延安建立中共组织系统的工作，他在中共占领全国的过程中建立起城市管理体制时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为了防止毛泽东在大跃进中走极端所做的努力。有些人认为他过于谨小慎微，但人们普遍尊敬他的政治判断力和独立分析能力，以及他坚守原则奉献于党的精神。那些担心邓小平不顾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就搞大动作的高层干部，会从陈云那里寻找支持，而在 1980 年代后期希望进行大胆的市场化试验的人则把陈云当作对立面。即使邓小平想让陈云靠边站，能否做得到却令人怀疑。1984 年以后，尽管路线分歧使两人沮丧，但他们尽量做到了和平相处。陈云出身寒门，这与地主出身的邓小平形成鲜明对比。他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后由外祖母养育。七岁那年外祖母也去世了，此后他与舅舅一起生活到十四岁。他的老师在这一年安排他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了学徒，陈云先是在印刷厂干活，后来成为店员。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最大的学术出版商，是中国学术生活的一个中心，陈云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自学。他读书听课，参加有关外部世界的辩论。他对商务印书馆最高层的资本家挣多少钱算过一笔账，由此推算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他的计算与共产党对帝国主义的解释一致。他在世界观形成时期是上海的一名店员，他从未失去反帝热情，总担心他在上海看到的罪恶资本主义有一天会卷土重来。1925 年 5 月 30 日英租界警察向上海的人群开枪射杀了几名中国人后，陈云参加了示威活动，同年年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 20 岁。他发表演说，写文章，讲述帝国主义如何欺压中国和资本家如何让工人遭受苦难。 1927 年国共决裂后，陈云被迫转入地下工作，经常变换姓名和住址。他还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负责暗杀可能杀害过中共党员的国民党官员。与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过五年的邓小平不同，陈云憎恶他在 1920 年代的上海看到的资本主义，所以他从未去过资本主义国家，后来也不参与和西方领导人的会谈。国共决裂后的 1928 年，来自苏联的共产国际代表指示中共要依靠工人，因为知识分子多数出身于地主和资产阶级家庭，不是革命运动的可靠基础。当时的中国工厂数量极少， 50

声音也几乎没有受过足够教育、能够担起领导责任的工人，中共迫切需要聪明的“工人”进入领导层。陈云在商务印书馆时就是劳工领袖，又在那里的环境中受过良好教育，因此迅速得到提拔。事实上，尽管他比邓小平小一岁，但在他 1931 年当选中央委员后的 20 年里，他在党内的排名一直远远高于邓小平。 1933 年在江西，陈云作为唯一具有“工人背景”的高层干部，很快就被提拔为政治局常委，从而成了中共的七名最高领导人之一。在 1935 年长征途中著名的遵义会议前夕，陈云参加了黎平会议，会议决定扩大参加遵义会议的人数，其中包括更多拥护毛泽东的人，这为毛泽东在遵义取得优势铺平了道路。遵义会议之后，势孤力单的中共为了维持共产国际的支持，需要有人与上海的共产国际重新建立联系，向它汇报中共领导层的变动；而陈云可以装扮成会讲上海话的当地商人，因此被党的领导选定前往上海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可是他到了上海后处境险恶：很多投靠国民党的前中共党员很容易把他认出来。于是他按照别人的建议乘货轮去了海参崴，又从那儿转赴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向苏联领导人汇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尤其是毛泽东的崛起。之后，他在莫斯科驻留了两年。邓小平在莫斯科时，那里正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而陈云在莫斯科时，史太林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体制并制定了苏联的五年计划。邓小平去苏联时是学生，陈云去苏联时则是中共高层干部，可以跟苏联领导人交往，甚至见过史太林。离开莫斯科后他在新疆住了半年，试图在那里建一条中苏之间的固定运输通道，但这项工作因为地方军阀马步芳及其骑兵队的阻扰而失败。后来，陈云在 1950 年代初中国的经济计划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与苏联顾问有着良好的关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制定了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 1960 年代初领导过中苏论战的邓小平不同，陈云一直与苏联领导人关系良好。他 1937 年底回延安成为毛泽东队伍中的一员后，负责组织部的工作。延安的局势要比江西苏区更稳定，这使他得以建立起党员的人事档案，由于当时的组织部也管着党员的个人生活，包括他们的家庭关系和婚姻，所以陈云十分了解所有中共的重要领导人。陈云积极发展来自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入党；虽然他承认需要清除国民党的奸细，但在整风运动中他感到很难整肃许多经自己介绍入党的人，于是请病假休养了数月，被热心参加运动的彭真所取代。陈云有商务印书馆的经历，处理过账目，当过四处奔走的销售员，因此后来被安排从事经济工作。他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他采取的办法是让封锁区外边的商人用他们自己的货币买卖鸦片和共产党的其他产品以获利。成功突破封锁后，他又被指派负责整个西北地区（延安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工作。抗战之后，毛泽东派陈云等中共高干去了东北（当时称为“满洲”）。他们利用这个地区毗邻苏联的优势和日本人留下的工业设备，为国内战争奠定了基础。随着东北根据地的扩大，陈云领导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共在东北取得军事胜利后，陈云建立起了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应网络，为中共军队南下提供支持。当中共军队夺取他们的第一座城市哈尔滨后，稳定经济成为当务之急。富有经验的陈云承担起了向中共统治方式过渡的工作，包括确保当地的各种设施继续运转，而这要求他与很多过去在国民党治下工作的官员合作。当中共军队接管了更大的城市沈阳时，陈云又负责按中共的原则实行城市管理。他在领导这一困难任务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成功，使沈阳的接管工作成为中共攻占南方和西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接管其他城市的样板。当中共建都北京时，陈云已经建立了东北的经济秩序，此后他开始主管全国的经济工作。他所面对的最迫切问题，是如同脱缰野马一样的通货膨胀—军阀混战时它从未被驯服，抗战后则完全失控。陈云采用严厉的行政处罚手段强迫商人停止涨价，但他们拒不服从，于是他转而利用市场：他把库存货物大量投放市场，使价格直线下降，从而粉碎了商人的抵抗。通过行政管制和市 51

声音场手段双管齐下，中共在陈云的领导下于 1952 年完成了国民党和军阀多年无法办到的事情：控制住了通货膨胀。陈云接下来的工作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体制——这必然要对重要物资供应进行控制— —以及 1955 年至 1956 年对大型企业的国有化和小企业与农村的集体化。他的努力使整个经济都被纳入社会主义计划之中。从 1950 年代初开始到大跃进以前，陈云统一了全国的粮食收购体系，确保了从农村征购足够的粮食以供应城市。这种进步，再加上从苏联引进的工业项目，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直到 1958 年大跃进时毛泽东把谨慎的陈云推到一边，让计划部门失效，重创了经济。就在灾难延续之际，毛泽东又把陈云叫回来领导恢复经济。陈云在 1960 年代初再次恢复了经济秩序。毛泽东曾问：为什么好像只有陈云能搞好经济？陈云生性敏感，处事稳健而审慎，一遇到压力，尤其是受到毛的批评时，就会自称心脏不好，数周甚至数月闭门休养。1962 年，当陈云提出实行包产到户的可能性而受到毛泽东批评时，他万分沮丧，以至两个星期不能说话，过了很久才恢复过来。毛泽东曾说，陈云太胆小，一片树叶落下来也怕砸到自己头上。陈云也是个不合群的人，他很少接待来客，常常独自一人吃饭。邓小平每天要看 15 种报纸和很多报告，而陈云只反复阅读《人民日报》。他的秘书每天只给他 5 份最重要的报告，他读得十分仔细。他当过管账的店员，当过把一切事情纳入正轨并监督这个体制正常运行的计划官员，这些经历都加强了他天生细心的特点。邓小平认为，军队如果等到把事情搞得一清二楚、搜集到全部必要的情报之后再行动，就有可能贻误战机。陈云则喜欢说“交换，比较，反复”。作为中国的计划经济之父，陈云多年致力于把一切搞得井然有序，所以他对这种曾经行之有效的体制怀有可以理解的感情，坚决不允许任何人毁掉他苦心经营的作品，然而它在大跃进时却毁于一旦。虽然陈云的资历高于邓小平，但从未被严肃考虑过出任党内最高职务。他没有任何实际的军事经验，与将在新时代发挥重要作用的西方也无任何交往。他身体多病。陈云的头脑要比批评他的人所承认的更具想象力、更灵活，但他缺少邓小平那种能把人们团结在自己身边的领导魄力。陈云也缺少领导一个独立部门或地方的经验。毛泽东去世后，陈云本人也宣称，邓小平是唯一适合做党的最高领导的人选。邓小平和陈云都是在革命英雄主义年代的史诗般的斗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他们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比在稳定的组织中登上高位的普通官僚自豪得多；如果不是这样，反而有悖于人之常情。1979 年以后，当邓小平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成为“年度人物”时，陈云听任邓力群在中央党校发表了一系列大肆吹捧自己的讲话，说他在经济领域的贡献可以与毛泽东在政治领域的贡献相媲美，但并没有给予邓小平相应的赞美。《陈云文选》甚至先于《邓小平文选》出版。虽然邓小平和陈云从未公开闹翻，但不难理解他们的关系中暗藏机锋，所以他们也成了吸引两种有关中国现代化的对立观点的核心人物：一方主张大胆前进，另一方则主张避免冒险。邓力群邓力群在 1980 年以后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负责人，1982 年至 1985 年任中宣部部长。他并非中共的最高一级官员，但他的影响力却大大超过他的职位，这不仅因为他主管着来自从中央书记处到最高领导人的重要的、一天两期的情况简报，也不仅因为他帮助起草过邓小平的很多讲话，将毛泽东的女儿李讷、陈云的妻子于若木和陈云的一个秘书都罗织到自己麾下；邓力群的影响力，还因为他无惧于表明自己的观点，精通理论，并且他时常为之代言的陈云和王震都给他撑 52

声音腰。只要他认准的事，他会坚持到底，不惜为此丢官、获刑或劳教。他井井有条，长于战略安排，爱护和关心部下，所以他们对他心存感激，是他的忠实追随者。

邓力群（1915-——），湖南省桂东县人。北京大学肄业。1935 年参加革命。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是刘少奇的秘书。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经济理论的研究。1975 年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主持撰写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978 年后发表的主要论著有《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等。

邓小平觉得，邓力群在遏制知识分子对党的批评上是个可用之材。由于邓力群头脑聪明，无所畏惧，说话直率，会写讲话稿，又不是负责一线工作的干部，所以邓小平与他的交往要比负责一线工作的干部更轻松。与比他职位高的官员相比，邓小平更经常征求他的意见。由于有强大的保守派的支持，邓力群不但敢于攻击知识分子，甚至敢于批评胡耀邦总书记。事实上，他成了胡耀邦主要的批评者，充当着那些认为胡耀邦允许过多的自由、没有尽力维护党的权威的保守派老干部的代言人。邓力群大力提倡维护党纪的重要性，在攻击对党有批判意见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时从不手软。倡导自由的知识分子认为，邓力群在鼓动老干部毫无必要地压制自由时，发挥了很不好的作用。在阴险的康生死后，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官员最痛恨的人便是邓力群。邓力群 1915 年出生于湖南省桂东县，他的出身被划定为富农，但是他家 300 年历史的祖宅有 20 多间房。邓力群的父亲中过科举，但从未做官；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在家乡创办了第一所西式学堂。邓力群的哥哥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湖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和国民党中央委员。邓力群到北平进入美国传教士办的学校读书，1935 年考入北京大学读经济学，但他还没读完第一年，就发生了“一二·九”反日示威，不久后他便离校去了延安。在延安，邓力群于 1936 年入党，后进入马列学院并从事秘密调查工作。当邓力群秘密调查在延安整风中挨批的李锐时，找到李锐的妻子谈话，表面上是在继续调查，其实是在向她示爱，两人最终短暂同居。邓力群后来为此作过检讨。内战时期邓力群被派往东北，他在那里与陈云会合，担任过辽东省委政治研究室主任等不同职务。1949 年夏天他被派到 XJ 任宣传部长和自治区党委秘书长。他与被派去平定 XJ 的王震密切合作。当时要争取少数民族合作的毛泽东在得知王震将军过早地开展民族改革，杀了大批 W 族人后大为恼火。邓力群告诉毛泽东说，不是王震，而是他邓力群作出了肃清大批有可能反抗 ZG 统治的当地人的决定。邓力群大胆保护王震，自担罪名，为此丢了乌纱，过了一段时间才得以重返官场。但是他赢得了像他一样讲义气的王震的坚定支持。邓力群读过《水浒传》和几乎所有古代侠义小说，养成了一种重义气的信念且毕生信守不渝。新疆平定之后邓力群回到了北京，先是在刘少奇手下的中央办公厅工作，然后受杨尚昆的领导。他帮助起草党的文件，后来又去了党刊《红旗》杂志。刘少奇在文革中受到批判时，刘的两个高级秘书立刻与他反目，但第三个秘书邓力群再次义气当先，拒绝批刘。他为此受到批评，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并参加劳动。下放结束后，他为了掌握马列主义理论而自愿留在五七 53

声音干校，在那里又呆了一年才回到北京。返京之后，邓力群于 1975 年应胡乔木之邀，成为邓小平的政治研究室的第七位、也是最后一位要员。这一年年底邓小平受到批判时，邓最亲密的助手都被要求加入批邓行列，他们全都从命，唯有邓力群除外。邓力群为坚持这一立场不惜坐牢，但他只是丢了工作。邓小平在 1977 年恢复工作后不久，邓力群便成了为他写讲话稿的圈里人之一。 1980 年 6 月邓力群担任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负责人，每天编发供高层传阅的简报，为领导人搜集调研资料，从事自己的研究，主编四份杂志，同时写作理论著作。像邓力群这一类写作班子里的人，固然要听从邓小平和陈云等人的指示，但是作为精通党史和理论的专家，他们也有机会影响文件的内容。由于胡乔木和邓力群被人尊为中共正统思想的卫道士，高层干部都不敢说由他们两个人把关的文件和讲话会违反党的理论和先例。邓力群既不是“没头脑的”保守派，也不是冲动的民族主义者。他和他的儿子邓英淘都曾在北京大学读过农业经济学专业，是农村改革的早期支持者。在农村改革的初期阶段，邓力群主张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邓小平 1978 年 10 月访日后不久他也前往日本考察，回国后便大力赞扬日本的效率、质量标准以及日本人的精神和组织方式。但是邓力群也支持陈云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慎重态度。此外，1980 年邓力群在中央党校做了一系列有关陈云经济思想的讲座，听上去像是在鼓励对陈云的个人崇拜。后来，陈云总是大力支持邓力群。中共的宣传几十年来一直赞美工人、农民，但这并没有完全抹去邓力群对胡耀邦这一类人的轻视——邓力群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出身名门，而胡耀邦 14 岁就离开了学校，处事有失稳重。陈云和王震等保守派相信邓力群能够胜任总书记一职，自由派干部也不怀疑他有此野心。邓力群则否认自己谋求这一职位，但他并不掩饰对胡耀邦的轻视，这种强烈的轻视明显不是只由客观分析得来的。胡乔木

胡乔木(1912-1992)。本名胡鼎新，“乔木”是笔名。江苏盐城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肄业。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92 年 9 月 28 日，胡乔木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 81 岁。中共中央、中央顾问委员会发布讣告，称胡乔木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胡乔木生前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

胡乔木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是起草官方文件的“大笔杆子”，最权威的党史专家，享有比邓力群更高的头衔和名望。胡乔木是学识广博的出色学者。作为中共干部，他感到有责任维护党的权威和党的言论的正统地位；作为学者，他阅读广泛，不断求知；作为朋友，他对想表达不同观点的人十分体贴周到，为使他们的观点能被最高领导人接受提出建议；作为正统思想的捍卫者，他会攻击那些批评党的知识分子；作为竞争者，他以党的正统思想最权威的代言人和大笔杆子的 54

声音身份打压对手。他与党的很多高层领导有私交，这可追溯至他在延安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时期。他早年加入共青团，1936 年自动成为中共党员。1949 年后的最初几年，毛泽东把他当作中共观点的卫道士，让他主持《人民日报》。他利用自己熟知毛泽东文章和中共文件的优势，于 1951 年写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为自己奠定了党史大家的地位。他也是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的编者之一。虽然胡乔木比党的其他高层领导更熟悉理论和党史，但他在加进自己的观点时要比邓力群更慎重。尽管如此，胡乔木在记录领导人的即兴讲话时往往也很灵活，以便使他们的讲话与党的理论、历史和用语相一致。高层领导人都知道他的才能、他广博的党史知识以及他的善解人意，因此都寻求他的帮助为自己的言行正名。例如邓小平就借重胡乔木的才华，让他领导自己的政治研究室，不断请他在意识形态观点方面把关，以使他的讲话和文件既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又不会在毛泽东生前及死后招致背离中共正统思想的批评。邓力群爱憎分明，为了讲义气不惜接受惩罚；胡乔木则不同，他很圆滑，总想跟任何当权者搞好关系。他认为谁掌握了大权，就会忙不迭地对其表忠心，但是他对政治的嗅觉并不总是灵验。 1975 年时他拥护邓小平，但在 1976 年反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他又加入了批邓的行列。邓小平复出后，胡乔木请邓力群带给邓小平一封道歉信，但邓小平知道他并未出卖机密，说那不是问题，连看也没看就把信退了回去。后来赵紫阳担任总理时，胡乔木不但赶紧前去拜访，甚至对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的作用表示怀疑，而这篇讲话正是他本人为邓小平起草的。胡乔木考入北京大学读物理，但后来改学历史。他在浙江大学学过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还学过欧洲的文学与历史。他也能够运用自己在政党史、科学、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广博知识，其中一些知识是他通过阅读中文、俄文和西方语言的文献获得的。他在延安时协助起草过第一份《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此不难理解为何邓小平在 1980 年至 1981 年让他再次负责起草第二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价毛泽东时代的党史。作为党的正统思想的维护者，奇怪的是，他虽然能够从自己阅读的很多相互矛盾的著作中看到价值，自己却从未形成一套前后一致的系统观点。在私下场合，他有时会表达比很多批评他的人更加自由的立场。他在文革期间受到激进派的攻击，后来又受到“四人帮”的批评。但在公开场合中他仍是正统思想的卫道士，肩负着维护党的权威的重大责任，因此更常参与打击自由派的运动。胡乔木在压力之下能够下笔如流。他手下有一大批从事写作和研究的人，为他查找历史文献，核对先例，搜集当前的信息，写出草稿，但他通常要对重要文件和讲话作最后的编辑，使之首尾一贯，能够发出平衡不同观点的权威声音。由于他拥有深厚的党史知识，他对某件事与党的传统是否一致的判断很少受到质疑。胡乔木工作紧张而专注，但比较情绪化。他在反驳对手、捍卫党的正统思想时很教条，对于任何向他的党内头号笔杆子地位发起挑战的人，他会毫不客气地予以反击。胡耀邦胡耀邦 14 岁便加入了共青团和红军。他充满献身精神，率性而又热情，做事全力以赴，愿意尽心尽力地帮助受迫害的同志，因此在 1980 年代后期，大概没有其他高层领导人拥有比胡耀邦更多的忠实崇拜者。确实，胡耀邦受人爱戴，被视为中共的良知。当他 1987 年下台时，很多党员，甚至与他没有亲密关系的人，都认为他像周恩来一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胡耀邦讲话时神采飞扬，十分坦率而真诚，任何其他中国领导人都难以像他那样打动听众。例如，当他回顾自 55

声音己在文革中挨批或 1932 年被判死刑——因为同事冯文彬代为说情才免遭厄运——的感受时，都能够深深地感染听众。

胡耀邦（1915 年 11 月 20 日－1989 年 4 月 15 日），字国光，中国湖南浏阳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1 年 6 月至 1982 年 9 月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 年 9 月至 1987 年 1 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是改革开放早期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具体执行者，1987 年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辞职。就连一些崇拜胡耀邦的人也承认，他缺少最高领导人所应有的沉稳与庄重。他讲话时手舞足蹈，让人觉得他是个没经验的青年人。批评他的人蔑称他为“蟋蟀”。赵紫阳在回忆中说，胡耀邦是个致力于改革的理想主义者，但他认为因为胡耀邦从未担任过独当一面的地区领导人，所以不能充分估计政治稳定和团结的重要性。其实，胡耀邦曾短暂地担任过陕西省委书记（1964 年 11 月至 1965 年 6 月），在那里工作时他受到了保守干部的批评，说他过分强调生产，保护干部，不抓阶级斗争。胡耀邦没有当过军队的司令员，但有些干部说，假如他当过的话，也会是一个随时准备率军冲锋陷阵的将军，而不是一个能够权衡所有利弊，作出周密计划的杰出战略家。 1952 年到 1966 年胡耀邦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时，他的任务动员青年人，帮助他们认识政治工作，乐于献身于党和国家的事业。他没有担负邓小平所承担的那种重任：为国家作出全面决定，维护秩序，抵御外来威胁。甚至敬佩胡耀邦的部下也承认，他不是个有组织能力的行政管理者，他也不善于保护下属免受别人攻击。批评胡耀邦最严厉的人说，他常常说个没完，信口开河，不能充分考虑影响。他过去的部下说，胡耀邦能很用心地熟悉政策，按政策办事，在这方面他要比他的批评者所说的要好得多，但他愿意给知识分子更多自由，允许下级干部以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澳洲总理罗伯特·霍克（RobertHawke）问过胡耀邦的副手胡启立对胡耀邦脱稿讲话有何感觉，胡启立说：“可怕。” 胡耀邦 1915 年出生于湖南浏阳县，在左倾老师的鼓励下参加了爱国活动。14 岁那年他离开 56

声音学校，越过东部省界去了江西苏区。他作为「红小鬼」参加过长征，担任为老兵服务的工作。在延安他是毛泽东的宠儿之一。离开青年团的工作后，毛泽东安排他去了解放军政治部。内战期间胡耀邦在贺龙的第二方面军（后来的第一野战军）当一名低级别的政委，随这支部队一起从北路入川。1950 年胡耀邦在川北担任党委书记时，邓小平作为上级就认识了他（当时，由邓小平担任党委书记的西南局总部设在四川）。1952 年六大区的干部奉调回京时，邓小平也回到中央任职，胡耀邦则被任命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有一次和客人开玩笑说，邓小平看上他是因为他身高只有一米五，是唯一比邓小平个头还矮的干部。其实邓小平有很多理由选中胡耀邦：他在江西和延安苏区工作过多年，和其他高层领导关系都不错。此外，邓小平知道胡耀邦学东西很快，而且很刻苦；他精力旺盛，献身于改革，凡是能推动国家前进的事，他都会全力以赴地去做。他被公认为那一代人中最能干的干部，他从 1952 年至 1966 年一直担任共青团第一书记，其中有十年（1956–1966）邓小平恰好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在 1960 年代初带职下放去湖南省湘潭市担任党委书记，后又去陕西担任省委书记，这段时间他也干得不错。1967 年初红卫兵搞了一个批斗邓小平支持者的名单，排名第一的人就是胡耀邦。 1975 年 7 月胡耀邦恢复工作后，将心灰意冷的科学家又动员起来，因为搞现代化迫切需要他们的帮助。1977 年至 1978 年他在中央党校时，也鼓励干部们为使党和政府在文革后重新焕发活力作好准备。1977 年 12 月被任命为组织部长后，胡耀邦不知疲倦地投身于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的工作。他还领导着理论工作，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 1978 年 12 月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胡耀邦在消除不同团体的分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促进了在人事任命方面的共识，并协助起草了三个主要发言人——华国锋、叶剑英和邓小平——的讲话稿。可见，胡耀邦对党的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具备广泛的知识，他在军队工作过，还当过党的宣传和组织部门的领导。担任总书记后，胡耀邦最初得到了所有关键领导人的支持。1962 年至 1964 年他和华国锋同为湖南省的领导干部，此后一直与华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还得到了叶帅的大力支持，他们都是客家人，在延安时就相互熟悉。陈云也是在延安时就认识胡耀邦，当时胡是解放军政治部的组织部长，而陈云则是中央组织部部长。1978 年陈云曾与胡耀邦紧密配合，从事平反冤案的工作，他在 1980 年也支持任命胡耀邦为党的主席。在 1982 年中共十二大取消“党主席”一职后，胡耀邦成了总书记。毛泽东充分利用了周恩来和康生这一类人，他们在受到批评时都比较脆弱，为了避受批判几乎什么事都肯干。胡耀邦没有这样的弱点。但是与一向自信沉着、具有权威感的邓小平相反，胡耀邦缺少相应的自信，总想证明自己有资格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他喜欢读书，尤其喜欢深入阅读历史、理论和文学著作，努力证明他具备与高层领导人职位相称的理论素养。工作繁忙时他连家也不回，就睡在中南海办公室里，尽管他步行就能回家。华国锋华国锋就像他那一代领导干部中的很多人一样，也是作为反日爱国青年入的党。他念完小学后又上了三年中学。他原名苏铸，1938 年 17 岁入党后改名“华国锋”，取“中华卫国先锋”之意。他入党前不久，中共的八路军刚在他的家乡山西建立总部。入党后分配给他的工作是为部队征兵，为当地的游击队找人手，并负责招募和培养年轻党员。华国锋在 1937 年至 1949 年的战斗 57

声音岁月中参加过游击活动，也与正规军一起工作过，但并未加入其中。内战结束时他成了当地的一名县委书记，和赵紫阳和万里在各自省份的情况一样。

华国锋，1921 年生，山西交城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粉碎 “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因病医治无效，于 2008 年 8 月 20 日 12 时 50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87 岁。

中共军队在 1949 年执掌全国后，华国锋被派往湖南，先是在湘阴县当县委书记，后于 1952 年前往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1952 年他被提拔为下辖 12 个县的湘潭地区的行署专员和党委副书记，1955 年成为湘潭地委书记。他在湘潭大搞集体化，毛泽东有一次回乡时注意到了他。1956 年华国锋被提拔到省里工作，先是干文教，后担任省委统战部部长。1958 年他担任湖南省副省长，主管农村工作，1959 年秋天成为湖南省委副书记。为避免受到外国可能的攻击，一批工业企业曾从沿海地区迁移到了湖南，1964 年，华国锋在促进这些工业企业的发展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1959 年夏天华国锋接待毛泽东回到故乡湘潭县。当时中国还没有空调设备，据说华国锋因为担心天气太热和毛泽东的安全，在卧室外面通宵为毛站岗，以便使他能够开着窗户睡觉。在华国锋的领导下，湘潭的毛泽东故居实际上成了全国的圣地，华国锋将周边一带也变成了旅游景点。他还在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兴建了水利灌溉工程。华国锋早在 1967 年初已是湖南省第二把手，在 1969 年 4 月的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 年他成为省委第一书记。总之，华国锋是个多面手，他在官场上步步高升，具备在所有重要部门的工作经验：农业、工业、财政、文教和科技。 1971 年 8 月 27 日，毛泽东让华国锋担任了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华国锋从 1973 年到 1976 年在政治局的工作经历，使他得以广泛了解全国性的政策问题，同时有机会结识其他高层干部。他没有外交经验，也从未在正规军工作过。在 1975 年 1 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副总理和公安部部长。华国锋不属于出类拔萃的领导人，但在毛泽东看来华国锋是他的政治运动的坚定可靠的拥护者。不过与毛泽东这位浪漫主义革命家不同，华国锋所享有的名声，来自他亲自调查研究并解决问题的实干作风。纪登奎 1975 年，52 岁的纪登奎成了最年轻的副总理之一，并被视为更高职位的可能人选。1952 年 58

声音毛泽东去河南视察时，他一开始对从地方干部嘴里听到的那些含糊笼统的回答颇为不满，直到他开始与纪登奎谈话为止。当时纪登奎只有 29 岁，是一家煤矿机械厂的党委书记。纪登奎在汇报时讲得十分具体，显然很熟悉情况；大多数干部对毛泽东说话时战战兢兢，纪登奎却敢于作出直截了当的回答。毛泽东问了纪登奎一系列问题——他是否参与对别人的严厉批判？他是否受过别人严厉批判？他是否杀过人？在杀人时是否犯过错误？纪登奎一边对所有问题一概回答“是”，一边举出各种例子。毛泽东本来只想跟他谈十到十五分钟，但纪登奎的回答令他产生好感，于是让纪登奎跟他一起乘火车去武汉，在那里又谈了四个小时。

纪登奎(1923 年 3 月 17 日－1988 年 7 月 13 日)，山西省武乡县人，“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以及“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重要政治人物。1938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晚年赏识和培养的干部，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法小组组长，中央军委领导成员等职。1980 年 2 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正式辞去所有职务。1983 年后，被任命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正部级研究员。1988 年 7 月 13 日，因突发心脏病，逝世于北京，享年 65 岁。

纪登奎是个能干的干部，在河南省的党组织中得到稳步提升，人们认为他的工作能力要强于他在湖南的对手、跟他年龄相仿的华国锋。毛泽东每次去河南都会把纪登奎叫来谈话，有人估计毛泽东总共与纪登奎交谈过五十多次。大跃进即将结束时，毛泽东问纪登奎，问题是否很严重，纪登奎说，由于政策错误，他的几个家人也营养不良了。毛泽东又问纪登奎，从大跃进恢复过来需要多长时间，纪回答说，如果政策对头，需要两三年时间；不对头的话则需要三到五年。毛泽东曾当众比较过纪登奎的观点（后来证明他是正确的）和陈云的观点（他曾说需要十年），从那以后纪登奎便与陈云关系不好。纪登奎在文革开始时也受到迫害，但很快就在官场上转危为安， 1970 年，毛泽东把他调到了国务院。邓小平在内战开始前不久的 1946 年就见过纪登奎和纪的朋友赵紫阳，当时两人都是邓小平领导下的冀鲁豫边区的河南干部。后来纪登奎去莫斯科学习一年，又被派到河南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下属的单位工作。邓小平了解纪登奎的能力，曾支持把他派到浙江开展工作。纪登奎具备领导这个派性严重的省份政府工作所需要的资格：经验、技巧以及高层领导人的支持。李先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权力格局中，李先念的排名仅次于邓小平和叶剑英。他具有不同寻常的本事，能同时与很多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领导人相处，如毛泽东和他的对头张国焘、毛泽东和周恩来、华国锋和邓小平、邓小平和陈云。自 1954 年进京后，李先念一直从事经济工作。 [25-21]他出生在湖北省东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7 年入党，国共分裂后他在鄂豫皖根据地打过游击，后来加入了当时人数远多于毛泽东的张国焘的部队。张国焘赏识李先念的能力，提拔他当了红四军的团政委。在长征期间，张国焘率领红四军脱离毛泽东的军队西进，被当地军阀，尤其是马步芳的骑兵打得一败涂地。李先念带领其中大约 1,500 名狼狈不堪的士兵穿过西北地区，到达新疆时只剩下了 400 人。他们在那里遇到了陈云，后者为他们提供食物和医疗，使他们恢复 59

声音了元气。李先念接着去了延安。毛泽东与张国焘闹翻后，李先念极其小心地向毛泽东输忠，避免任何可能引起猜疑的活动。

李先念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毕生奋斗，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在国共内战的后期，李先念率领手下的部队来到冀中平原离他家乡村庄不远的地方。当时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遇到了严重困难，李先念利用自己的当地关系为他们提供了支持，由于这项工作他被提拔为刘邓大军的副司令员。1949 年中共获胜后，李先念留在湖北任省委书记。此后几年他又在武汉市、湖北省和中南局担任过不同的高层职务，他在中南局时曾与林彪共事。李先念在武汉时负责处理经济问题，1954 年邓小平辞去财政部长一职后，李先念便奉调回京接替了邓小平。在 1956 年中共八大之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李先念成为政治局 17 名成员之一。他与陈云不同，在外交上扮演着积极角色，他曾接待外国代表团，并有几次出国访问。例如他在 1972 年就陪同尼克松总统游览了长城。在外国人的记忆中，李先念是个亲切和蔼的人，很用心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此外，他不会强烈表明自己的意见，避免采取拥护某个领导人反对另一个领导人的政治立场。李先念是个善于求生存的人，总是能够随政治风向而动。在文革期间，李先念被周恩来留在业务组全面负责经济工作。1966 年至 1970 年经济工作受到严重破坏，甚至没有开过党内会议讨论未来一年或数年经济计划。李先念的任务是在受到各种政治干扰的情况下维持经济的运转。不过，1970 年以后，李先念得以恢复经济计划工作。李先念能被很多高层干部所接受，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周恩来手下的一名老干部，并不是因文革而发迹。在文革中发迹的人同样能接受他，因为他在业务组时跟他们很合作。邓小平在 1975 年掌握着权力，但仍受制于毛泽东，李先念在帮助邓小平取得对铁路和钢铁工业的控制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5 年底毛泽东开始对邓小平产生怀疑时，李先念也十分卖力地批判邓小平。可是当 1976 年批邓扩大化时，他本人也受到了批判。在毛泽东去世前的几个月，即 1976 年 2 月到 9 月，李先念被迫靠边站。毛泽东一去世，华国锋就曾派李先念与叶帅商量如何对付“四人帮”。从邓小平 1976 年初下台到 1978 年，李先念在华国锋的领导下担任副总理，负责国务院日常工作。这两年他在引进化纤和化肥厂的决定中起着核心作用，从 1978 年开始，他又与“石油帮”的成员一起作出了引 60

声音进更多外国工厂设备的安排。1978 年夏天，在华国锋的领导下，李先念在制定十年规划、派代表团出国、进口大量外国工厂设备和生产线的工作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在 1978 年夏天的经济务虚会上，虽然陈云无权与会，李先念还是及时向陈云通报了会议情况。三中全会之后，当陈云批评华国锋的大干快上和过于乐观的计划时，李先念作为华国锋手下的负责干部也受到牵连。他努力保住了自己的职位，但不得不退居守势。他为自己过分乐观的估计作了检讨，将全面负责领导中国经济的工作交给了他过去的导师——40 年前在新疆帮他恢复了健康的陈云。1979 年 3 月李先念和陈云联名致信党中央，要求成立一个由陈云领导、李先念作为其副手的新的财经委员会。不论李先念与邓小平合作关系如何，他不可能完全摆脱自己过去的思想以及他本人与在文革中未下台的领导人的关系。1978 年后实行的很多改革，难免要否定他在文革时拥护的政策和他曾为之工作的组织。例如，他支持大寨和大庆样板，而邓小平等改革派则认为它们已经不适合新时代的要求。他与推动市场进一步开放的赵紫阳的关系顶多只能算勉强凑合。但是他同陈云和邓小平有着特殊的关系，前者是他在 1930 年代的恩人，后者在大别山的艰难时刻得到过他的帮助；加上他的资格、适应能力和才干，都足以使他留在高层。在 1978 年以后的改革派中李先念是比较保守的一位。此外他也不是很赞成邓小平排挤华国锋。他的观点更接近他的老上级陈云而不是邓小平。像陈云一样，李先念从未去过经济特区，尽管他曾支持在蛇口成立拆船工厂——蛇口后来成了深圳经济特区的一小部分。李先念做人很灵活，这使他能够加入到邓小平的改革团队之中，但他不是一个全心全意的改革家。尽管如此，他拥有的资历、知识以及经验对邓小平和其他更坚定的改革派是有用的，他也从未挑战过他们的领导地位。毛远新

毛远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革时期重要政治人物。湖南省湘潭市人，是毛泽东弟弟毛泽民和中共地下党员朱丹华之子，即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一度成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1976 年初，只有 36 岁的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已经担任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他与当地的激进派（但不是与“四人帮”）打得火热。他大概是毛泽东最聪明、最有见识和经验的晚辈亲戚。他有力而自信，毛泽东早就与他有着亲密的关系。

声音毛远新的父亲毛泽民是毛泽东的胞弟，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于 1943 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毛泽东的二儿子毛岸青患有精神疾病。长子毛岸英死于南北韩战争后，因身边没有儿子而孤独的毛泽东便让正在上中学的侄子远新与自己住在一起，因此毛远新在伯父家里住了好几年。当时毛泽东并不与他谈政治，但是会跟他讲一些有关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的话题。远新逐渐对伯父有了依恋感，与江青却合不来，他认为江青喜怒无常，不可理喻，有好几年不曾跟她说话。毛远新考入了清华大学，随即他转学到部队高干子女青睐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文革爆发时他还是一名大学生，后来当上了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毛远新在文革刚开始时对老干部抱有同情，毛泽东把他叫到一边向他说明了这些老干部的问题后，毛远新转而趋向激进。毛泽东第一次想听听毛远新对政治问题的看法是在 1968 年，当时 29 岁的毛远新在辽宁省当干部。毛泽东让他谈谈东北政治形势中的具体问题。他回答完毕后，毛泽东对他对问题的细致了解留下了印象。1969 年后解放军试图让不同的造反派组织实现大联合，毛远新与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周恩来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事实上，在消除东北最有势力的两个领导人——陈锡联和宋任穷——之间的分歧上，毛远新发挥了核心作用。 1973 年，一个叫张铁生的考生在大学入学考试中交了白卷，他解释说，自己要下地干活，根本没有时间学习。这时已担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的毛远新觉得此事很有象征意义，也是一个为工人撑腰的机会，于是对他表示支持。此事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当毛泽东请他进京担任自己与外界沟通的联络员时，他已经成了有名的激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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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下）傅高义经济观察报书评（2014-08-22）

《邓小平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2 年）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共收录 15 位人物的词条。内地版无此附录。字数甚多，故而小编分为上下两篇推送。下篇是任仲夷，万里，王洪文，习仲勋，叶剑英，余秋里和赵紫阳等七人任仲夷任仲夷在 1980 年之前从未在广东居住过，以前也仅去过广东一次，但是在领导广东发挥特殊作用、进行新体制试验方面，他却发挥了核心作用。他在 1985 年退休后定居于广东，直到 2005 年去世。他是坚定的改革派、出类拔萃的省级领导人，堪称领导广东的不二人选。1978 年到 1980 年任仲夷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当时该省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远非广东可比。他在 1980 年也曾提出将辽宁建成经济特区。他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是在 1977 年去辽宁赴任之前，邓小平 1978 年 9 月在东北为改革「点火」时，他也是邓小平的陪同者之一。从 1978 年秋天辽宁省党刊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任仲夷是最早赞成邓小平的改革目标、批评“两个凡是”的省级领导人之一。在这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任仲夷任东北组组长，陈云正是在任仲夷这个小组的会议上提出了华国锋不想加以解决的历史问题。任仲夷去广东省任职，是由赵紫阳总理推荐的。赵是在二人同时担任省委书记时与任相识的，并且知道任对于改革必要性的看法跟自己一致。赵紫阳曾长期在广东工作，对那里的发展有着特殊的关心。任仲夷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领导人，只要他一露面，气氛立刻就会活跃起来。他晚年拄着拐杖走路，因为癌症动过几次手术，即使如此，他仍有着令人捧腹的幽默感。做过胃切除手术后他开玩笑说，自己做到了“无畏”，取其与“无胃”同音。他的一只眼睛失明后，便自嘲能够“一目了然”。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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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夷（1914 年 9 月－2005 年 11 月 15 日），原名任兰甲，曾用名任夷，河北邢台威县西小庄人，中国共产党元老、著名政治家。

任仲夷 1914 年出生于天津附近的河北魏县，很年轻时就担任了党的领导职位。他在北平的中国大学读过三年政治经济学，作为爱国青年参加过 1935 年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他于 1936 年入党，成为管着 50 名党员的支部书记。他一向有着党内进步知识分子的名声。他所崇尚的理想，是主张各社会阶级之间进行合作的新民主主义，因此，延安时期对真诚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批评曾经让他感到困惑。在抗战期间，任仲夷加入了在日据铁路线一带活动的游击队。后来他又担任了山东西部的泰西区八路军第六纵队政治学校校长。1949 年他任大连市长，1953 年 38 岁时成为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有人批评他右倾，但是他总能受到喜欢其杰出领导才能的上级的保护。文革之前的几年，他不但是哈尔滨市委书记，而且是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文革期间他被“揪出来”，被批为右派分子和哈尔滨最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戴着高帽游街示众，被批斗了五百多次，有一次批斗时间超过六小时。他被下放农村在牛棚里住了两年，在那里参加体力劳动。随着文革逐渐收场，他的命运也再次发生改变。他被任命为黑龙江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1978 年改革派回到高层后他又担任了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交给他的任务是清除陈锡联和毛泽东侄子毛远新掌权时给这个省留下的极左思潮。陶铸 1951 年南下广东担任该省领导人时，带去了数千名与当地人格格不入的北方人。与他相比，任仲夷在 1980 年去广东时只带了一名助手雷宇。地方主义在 1980 年已不再对中央构成威胁。任仲夷按叶帅的建议，充分使用不久前被习仲勋释放的广东当地干部，这让他们对给自己提供工作机会的任仲夷心存感激。任仲夷与胡耀邦关系密切，保护党内知识分子。他在退休后曾大胆地公开倡言，问党为什么不能像搞经济特区那样，也搞一搞政治特区试验。任仲夷享有这样的名声：他具备出色的战略决策能力，在无章可循，需要对上级所能允许的尺度作出判断时尤其如此。在困难条件下，任仲夷不但为促进改革与经济发展尽心尽力，而且能够承受任何批评，保护自己那些负责落实新做法的部下，从而赢得了普遍尊重。任仲夷到广东后，先用几个月的时间视察全省，了解情况，与当地干部谈话，看各种报告。为了加快经济发展，他集中力量建桥梁、道路和发电厂。他还鼓励手下的干部办事要灵活，大胆招商引资。他对害怕受到北京批评的部下说：“没有明令禁止的事先干起来再说，得到允许的事则要用足全力。” 64

声音万里

万里，1916 年生，男，汉族。东平县州城镇西卷棚街人。早年在家乡接受小学和初中教育，1933 年秋考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毕业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派遣，回故乡撒播革命火种，宣传抗日救亡。1993 年 3 月，万里主动要求，经中央批准离休。是中共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像赵紫阳一样，万里第一次引起邓小平的注意也是在 1946 年，当时邓小平正在晋冀鲁豫多山的边区领导中共的活动。[25-27]邓小平注意到，有些地方的部队的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供应比另一些地方好得多。他经过调查后发现，是万里在协助动员当地人征购粮食和其他物品，将它们运送给正在前线作战的刘邓大军。国共内战期间，由于缺少正常的铁路和卡车运输，万里动员了大约 140 万人的运输队运送武器和其他物品，有些运输靠驴车或牛车，大量的运输则是靠人背肩挑。万里是个务实、直率和坚强的人，总是愿意为群众办好事。万里比邓小平小 12 岁，生于山东西部东平县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那里因传奇小说《水浒传》中的绿林好汉出没而闻名于世。1933 年万里的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含辛茹苦，不但供他在当地读完小学，而且又让他去曲阜第二师范学校就读，1936 年他在该校加入了中共。[25-28] 毕业后他到一所现代的综合小学教书，同时秘密吸收爱国青年入党。几年后万里成了自己家乡县的工委书记。他比在邻近的河北省担任县委书记的赵紫阳资历稍老一些，但他们属于同一个边区。万里的县有 24 名党员，万里是其中 10 个人的入党介绍人。后来他被提拔为下辖几个县的运西地区的党委副书记，同时兼任人民解放军的军分区政委。在内战期间，万里为刘邓大军（后来成为第二野战军）提供后勤服务。中共军队西进时，干部们也被派往各地负责中共的接管工作，万里则被短期派到南京担任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建委主任。 1950 年邓小平担任西南局书记时，万里担任西南地区工业部副部长，负责发展当地的工业生产。当时西南地区工业很少，新的工业项目多优先建在东北和沿海地区。万里的工作是让西南地区为数不多的设备保持运转，工厂能够得到必要的供应。万里充分了解了完成建设项目需要做些什么，他证明了自己是个严守纪律的人，并在动员群众完成工作时表现出色。1952 年 11 月进京后他担任建设部副部长，1956 年他又同时兼任北京市副市长和市委副书记，负责北京市的重大建设项目和天安门广场周围最著名的建筑项目，包括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他完成这些项目时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万里上过师范学校，还有过短暂的教书经历，因此他喜欢与知识分子来往，甚至和一些持异见的知识分子也交情不错。在高层领导人中，他属于赞成给予知识分子较多自由的人。

声音邓小平很器重万里组织和完成重大项目的能力。他在 1975 年任命万里担任铁道部长，很高兴地看到万里成功突破了铁路运输的瓶颈，保障了运输通畅。1977 年 6 月华国锋又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书记，这里是饥荒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万里同情百姓的疾苦，他去各地视察，亲自了解情况。邓小平成为头号领导人后，鼓励万里采用一切最有效的政策消除饥荒。万里能胜任会见外国领导人的工作；他是个不错的网球手，可以和外国贵宾——譬如澳洲总理霍克和曾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布殊——打网球。他也喜欢打桥牌。1952 年以前他在四川与邓小平做邻居时，邓小平就请万里去打牌；1952 年进京后他们也时常凑在一起打牌。通常他们各有一名专业牌手作为搭档兼非正式的教练；虽然万里和他的搭档有时能赢，不过他承认还是邓小平赢得多，桥牌比他打得好。他们在 1980 年代继续一起玩牌，但打牌时他们并不谈论人事问题。邓小平是万里的上级，万里从未将邓小平定位为自己的至交。王洪文

王洪文（1935 年至 1992 年），四人帮主犯之一。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一个贫农家庭。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因毛泽东的赏识，成为继林彪之后的第二个所谓“接班人”。从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 1981 年 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其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 年 8 月 3 日因肝病病死于狱中。王洪文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 1967 年 7 月毛在电视上看到王洪文带领 3,000 名工人召开批斗大会。此前一年，31 岁的王洪文是上海一家国营棉纺厂的保卫干部，在厂里批斗过“走资派”。1966 年 11 月 9 日他当选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头头，几周后便成了上海市夺权斗争中的大人物。1967 年 2 月他担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该委员会是后来重新组建的上海市政府的核心。毛泽东在电视上看到的王洪文沉着老练，身材魁梧，领导着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毛泽东向上海市党委领导人张春桥打听王洪文，张春桥向他作了简单介绍后，毛对听到的情况很满意。 66

声音王洪文符合毛的干部标准。他年轻，是坚定的造反派领袖，出身农民家庭，参加过抗美援朝，又有正宗的工人身份。张春桥觉察到毛泽东看好王洪文，便让他率领上海代表团参加了 1969 年 4 月的中共九大。1969 年十一国庆期间，王洪文带领上海代表团进京观礼时，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他。 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坠机后，王洪文立刻被召到北京，被委派回上海抓捕林彪余党。33 王洪文这项工作干得十分出色，进一步加强了毛泽东对他的好感。一年后的 1972 年 9 月 7 日，毛泽东把王洪文调到北京并亲自接见了他。毛知道王洪文文化水平不高，叫他多看包括马列在内的理论著作，还建议他读一读《后汉书》中刘盆子的故事。刘盆子是个放牛娃，15 岁时突然扶摇直上当了皇帝，由于他毫无准备，很快便被人抛在一边。寓意不言自明：王洪文不要像刘盆子那样，他要加强学习，作好准备，而毛泽东会观察他的表现。在 1972 年 12 月 28 日北京军区的党委会议上，王洪文被推上了显要位置。周恩来和叶剑英在会上说，要协助王洪文为担任领导角色作好准备。此后王洪文便遵照毛的指示，每天至少花两小时学习马列和毛泽东思想的著作。 1973 年 3 月，时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当时相当于上海市政府）主任的王洪文开始与华国锋和吴德一起列席政治局会议，他们都是被毛泽东看中的有潜力的领导人。5 月，王洪文奉命筹备定于 1973 年 8 月召开的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王洪文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突然扶摇直上成了党的副主席，排名甚至在康生和叶剑英之前。虽然王洪文尽量做好毛泽东为他指派的角色，但其他高层干部并不尊重他。毛泽东在 1975 年夏天便让他退出了重要工作。习仲勋

习仲勋（1913 年 10 月 15 日－2002 年 5 月 24 日）祖籍河南省邓州市，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建国以来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1959 年 4 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习近平之父。 67

声音 1934 年习仲勋只有 21 岁时，便已在陕西的一个中共小根据地担任高岗和刘志丹手下的高层干部，他们在这里迎来了由毛泽东率领的长征之后筋疲力尽的部队。毛泽东认为习仲勋是个很有前途的干部，他很快就被提拔为西北局党委书记。在抗战和内战期间，习仲勋一直在西北地区工作。1950 年，时任西北局最高负责人的彭德怀奉命率军赴北韩参战，习仲勋短暂担任了西北局事实上的一把手，而当时邓小平是西南局的最高领导人。同年稍后，习仲勋奉调回京担任了中宣部部长，1953 年他被任命为政务院（后更名为国务院）秘书长。1959 年他担任了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刘志丹的弟媳在 1962 年发表了一本有关刘志丹的小说，歌颂刘的事迹，被认为是替高岗翻案。毛怀疑这篇小说的发表有习仲勋在背后搞鬼，把他贬为洛阳一家工厂的副厂长。这次打击使习仲勋心理上深受伤害，直到 1978 年他才得到平反，得以离开洛阳去广东任职。在那里，他在把广东建成全国的试验区，以及与北京官员的协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的儿子习近平于 2007 年当选为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委，成为最有可能在 2013 年接任国家主席一职的人。叶剑英

叶剑英，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 1971 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知道可以依靠叶剑英元帅去团结军队，因为叶有把握大局的能力和出色的判断力，人很忠诚，没有个人野心。在长征期间，叶放弃了对毛泽东的对手张国焘的忠诚，转而效忠毛泽东，此后他便一直保持着毛对他的信任。毛泽东说过，叶帅是“大事不胡涂” 。他在林彪坠机后对军队的整顿中，在毛去世后帮助华国锋逮捕“四人帮”的工作中，以及 1973 年和 1977 年邓小平的复出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叶帅避免插手具体事务，他更愿意把责任交给别人去承担。他不表达明确的意见，但随时愿意提供建议。

声音叶帅是个随和的人，他能够争取到并保持背景十分不同的人的信任，这种能力广为人知。他在文革期间自愿选择了靠边站，没有参与到是非之中；文革时他没有担任要职，因此也不是受到严厉批判的对象。叶剑英常说“伴君如伴虎”，他明白涉足政治的危险，更愿意保持低姿态。叶剑英生于 1897 年，毕业于云南军事学院。他曾与周恩来一起供职于黄埔军校，当时林彪是该校的学生。他在 1927 年参加过武昌和广州的起义，但是在当选为元帅的十个军队领导人中，他是唯一没有率军征战经验的人。虽然打过仗的司令员并不把他视为自己人，但他们尊重他长期作为军队高层领导所扮演的谈判专家和顾问的角色。在 1937 至 1949 年的战争期间，叶剑英与周恩来密切配合，将军事环境中的具体知识运用于同国民党和外国人的谈判中。叶剑英出生于广东北部山区的梅县，这里是客家人的非正式首府，出过很多将军和华侨。叶的祖父在马来亚做矿工，不少家人在那里经商，叶与他们在马来亚住过几个月，因此要比其他大多数军队领导人有更开阔的眼光。1949 年到 1952 年，叶剑英在华南分局（辖广西和他的家乡广东两省）任第一书记时，华南局受林彪的中南局领导，所以他认识林彪手下的很多高层干部。叶剑英的这种特殊关系，对于他在林彪坠机后使林的亲信保持效忠起了很好的作用。 1971 年 10 月 3 日，林彪逃亡失败刚过两周，毛泽东和叶帅就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军委办公会议”，用他们认为忠于毛泽东的人取代了林彪的追随者。毛在第二天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发动肃清林彪在解放军领导层可能留下的残余影响的运动。[25-39]1972 年 2 月，叶剑英主持召开会议对林彪的错误进行清算并向军队发出新的指示。会议召开几天后，按照叶帅的指示下发了一个文件，其中列举出林彪领导军队 12 年间所犯的错误，以及开展军队整顿运动的内容和程序。 [25-40]叶帅一直得到毛泽东的善待，毛泽东去世后他又在逮捕「四人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后来成为一个拥立新领袖的人，一个为华国锋出谋划策的可敬元老。在为邓小平 1977 年复出铺路方面他也起了关键作用，但他后来并不支持邓小平排挤华国锋的做法。华国锋靠边站后叶帅也退了休，在广东家乡度过他的晚年。余秋里

余秋里（1914-1999），江西庐陵（今吉安）县人，中将军衔，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创建者，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共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原中央军委委员、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原主任。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声音余秋里在长征途中的一次战斗中左臂受了重伤，他拖着残臂行走 192 天，终于到达一个医疗站，在那儿动了截肢手术。他以刚毅果断、足智多谋著称。邓小平认识余秋里，也知道他能在逆境中完成任务的名声。1949 年余秋里随第一野战军入川，先是在同年年底被派往川西工作，后担任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当时邓小平任西南局党委书记兼西南军区司令员。余秋里一直在部队做后勤工作，1952 年邓小平回京后，他很快也被调回北京。1961 年 4 月邓小平视察大庆油田时，余秋里已经离开油田工地，但他过去的得力助手康世恩向邓小平全面介绍了余秋里的工作。在规划“三线”工作——在西南内地发展工业和国防产业，以免受到外来军事打击——时，邓小平也与余秋里有密切的合作。邓小平的作息时间较有规律，余秋里则是个能够废寝忘食抓具体工作的人，他和助手一起制定计划，确保任务的完成；出现问题时余秋里能够昼夜奋战，直到把问题解决。由于 1960 年代初余秋里在开发大庆油田上取得的成绩，1963 年 12 月毛泽东公开把他称为国家的英雄，使他成了全国的名人。油田一般位于受到军队保护的边远地区，石油对军队的运输又至关重要，因此军队在石油钻探和生产中起着核心作用。在军队担任负责保障供给要职的余秋里，于 1958 年被任命为石油工业部部长。1960 年苏联撤走专家、终止了石油供应后，开发油田成为当务之急，而前景最被看好的油田便是位于黑龙江地区的大庆油田。当时中国缺少开发大庆必不可少的设备、道路、运输工具、电力和训练有素的人员。在建设工地上，干部和工人都住在工棚里，后来又搬进自己盖的干打垒。身为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亲自到大庆担任党委书记，实际上成了项目经理。他想方设法完成石油生产任务，表现出饱满的干劲和决断精神。1960 年余秋里去大庆时，大庆生产的石油只占全国产量的 9%，经过余秋里的努力，1963 年大庆的产量已提高到全国产量的 46%。毛泽东对领导着计划工作、通常都很谨慎的平衡派感到厌烦，于是在 1964 年 12 月任命余秋里为国家计委副主任兼秘书长。不仅余秋里不愿接受，那些批评他的谨慎的计划官员更是反对，因为他们认为余秋里没有搞全面计划工作的背景。毛泽东回答说： “谁说他只是一员猛将、闯将？石油部也有计划工作嘛。”余秋里还主管着“小计委”，这是国家计委内部的一个领导小组。余秋里在这里主持制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尽管谨慎的计划派并不像毛泽东那样看重余秋里。1965 年越南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指示说，计划要以国防需要为主，包括与国防相关的工业要进一步迁往内地。余秋里和他的项目管理团队在逆境中完成了这些“三线”工厂的搬迁工作。当余秋里受到红卫兵的批斗时，周恩来安排余秋里住进中南海。虽然不再受到红卫兵的威胁，但他也离开了自己的家人。1970 年他又得到提拔，担任了国家计委主任。 1971 年 9 月林彪死后，由于余秋里在解放军总后勤部有很高威望，他又协助中央，回部队肃清后勤部里与林彪关系密切的干部。1972 年，随着进口新技术的前景看好，余秋里在中国获取这些技术的工作中发挥了一定作用。1975 年余秋里访问日本，为引进日本钢铁技术打下基础。邓小平 1975 年 1 月担任第一副总理后曾与余秋里密切合作，余秋里不但继续做国家计委主任，而且也担任了副总理。1977 年 8 月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余秋里又被华国锋提拔为政治局委员。虽然陈云和谨慎的计划官员以渤海湾钻井平台的倒塌事故为由解除了余秋里国家计委主任一职，但邓小平又安排他回到军队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赵紫阳 1989 年，赵紫阳宁肯接受惩罚也不愿动用军队来结束天安门示威，由此闻名于天下。尽管他在 1986 年领导过高层政治改革的研究，但是在 1989 年以前，他并没有大力提倡自由民主的名声。 70

声音外国领导人所了解的赵紫阳，是一个对国际经济问题有着出色把握的人。邓小平让他担任总理，是因为他是杰出而又坚定的改革家，一个经验丰富的干部，他具备锐利的分析能力，能够为落实邓小平大胆的经济改革提供引导。在 1980 年，中央政府的干部习惯于按常规办事，不会主动进行改革，赵紫阳则是早就开始试验新方法的省级领导人。他在四川时，在北京允许的范围内，试验过向工业企业下放自主权，允许农村的生产队分散经营。任何其他省级领导人在这些方面都不能与赵紫阳相比。

赵紫阳，1932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 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赵紫阳同志在地方先后担任过中共县委、地委、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在改革开放前期，赵紫阳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

共产党在 1949 年控制全国后，邓小平从未与赵紫阳直接共过事，但他早就知道赵紫阳作为一个出色的省级领导人的名声。邓小平第一次遇到赵紫阳是在 1946 年，当时只有 27 岁的赵紫阳是河南省滑县县委书记和负责周边几个县的区委书记，而滑县当时归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边区管辖。1952 年邓小平回京后，逐渐了解了刚过 30 岁、在广东担任省委副书记的赵紫阳的作为。邓小平也关注着赵紫阳之后的发展，赵于 1965 年被提拔为广东省委书记。邓小平在 1975 年让赵紫阳担任了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那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让邓小平牵挂的地方：那里是邓小平的家乡，1949 年至 1952 年邓小平还担任过那个地区的负责人。当邓小平 1977 年恢复工作并开始认真考虑下一代领导人时，他支持让赵紫阳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政治局的正式成员是 17 人。这一职位使赵紫阳有资格参加政治局会议，熟悉中央的事务。但是他还需要做出一些有说服力的事情，才能接过这一职务。1978 年 1 月邓小平取道四川去尼泊尔访问途中，有机会与赵紫阳交换有关改革的看法。赵紫阳说，“骑老虎”靠近权力中心固然让人兴奋，但也很危险。他知道有很多干部都是毁在这个过程中——林彪和刘少奇，还有他在广东的长期导师和后台陶铸。文革前夕陶铸被毛泽东调到北京，就要成为权力排名第四的人物，但后来却被文革大潮吞噬，受到批判和监禁，因得不到适当医治而于 1969 年去世。后来邓小平还是力促赵紫阳进京加入到新时代的改革之中，而赵紫阳在 1980 年初最终答应了邓小平。赵紫阳于 1919 年生于河南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是天生的领袖人物。他具有非凡的远见卓识，总能表现出自信从容的魅力。他就读于开封初级中学和武汉高级中学。假如他在美国，他也许能进入私立预科学校和长春藤大学（他的两个孙子后来都走了这条道路），不必费多大力气就 71

声音能成为优等生和学生领袖。赵紫阳在 1938 年已经担任了自己家乡河南滑县的县委书记。内战结束后，32 岁的赵紫阳被新上任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看中，让他当了自己的亲密助手。 1951 年，当西南最有前途的年轻官员之一胡耀邦在川北搞土改时，赵紫阳也在领导着广东北部的土地改革。从 1951 年到 1965 年，陶铸让赵紫阳担任过不同的领导职务；1965 年，作为中南局书记的陶铸工作太忙，赵紫阳便成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是全国担任此职最年轻的干部。他也是文革受到批判的干部中较早恢复工作的人之一：他在 1972 年就成了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书记，1974 年又成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有野心的地方领导人为了自己的升迁，一般会跟上级“拉关系”，但赵紫阳过去有陶铸的全力支持，不需要政治上的计谋就得到提升，也从来没有变成善于耍政治手腕的人。如果说胡耀邦是靠真心和良知得到提拔，赵紫阳靠的则是他的头脑以及他领会国外经验和构想新方案的强大能力。尽管不像胡耀邦那样热情洋溢，但赵紫阳同样受到部下的喜爱。他不拘一格，平易近人，愿意倾听别人意见，不论提出意见的人职位高低。他尤能够迅速领会某种战略的意义。他不是政坛上的快拳手，但有着报效整个国家的崇高意识。他个人享受着特权，但他也为照顾穷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利益而努力工作。例如，他在大跃进期间草拟过克服粮食短缺的全国性政策。美国大使伍德科克这个来自资本主义大国的前工会领袖，在第一次与共产中国的无产阶级代表赵紫阳会谈后，对一名助手说：“你看到他的手没有？这家伙一辈子没有干过一天活。” 虽然赵紫阳做人和蔼可亲，但一些同事认为他有点儿不合群，喜欢为自己着想。文革开始时赵紫阳让他的部下抵抗红卫兵，可是令部下气愤的是，赵本人很快就把自己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了红卫兵。在 1950 年代，所有的省级领导人都深度参与了农村工作，毛泽东也承认赵紫阳是个很懂农业的干部。但是，对赵紫阳在后来改革时期的工作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他早期领导在香港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工作的共产党组织的经验，这些组织包括中国银行、华润集团、新华社、“爱国学校” 和工会。这些组织向北京汇报工作，但也要向广东汇报，通过与他们的接触，赵紫阳了解了香港的市场气氛。从 1957 年开始广东每年都要举办半年一次的广交会，这也使赵紫阳比其他省委书记对国外的工商业有更深入的了解。 1980 年，赵紫阳作为受人尊敬的省级领导人进了北京，但他不属于北京老圈子里的人。1977 年 8 月他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后，逐渐熟悉了北京的情况，但直到 1979 年他才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与大多数在北京共事多年的干部不同，他和在中南海内外工作的人没有旧交情。他也不是北京政坛和各种计谋的积极参与者。他的子女都是在省里长大，也没有通过上学或社交认识其他高干子女。他的家人不但在十年文革中因他受苦，也在 1989 年后跟着他倒霉；赵紫阳在天安门悲剧前夕受到清洗并被软禁后，北京最高层的政治家庭都未向他们表示过任何支持。赵紫阳在 1980 年担任总理后，除了领导政府各部门的日常工作和会见外国官员，还负责调整政府的政策与机构。过去周恩来在管理政府工作上表现出色，对大量信息掌握得一清二楚，但当时的政策都是出自毛泽东，周恩来不必领导政府进行根本性的方向调整。相反，赵紫阳花了很多时间与智囊团和官僚体制外的人——例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起工作，以便确定哪一些国外的观念和做法能被纳入中国的现行体制之中。赵紫阳要负责构想新的体制，而这项工作会影响到一些官僚，他们担心他的改革有可能让他们丢掉饭碗。■

评论叶家五兄弟：世家子弟为何闹革命？徐贲：犬儒时代的良心与希望《万历十五年》的中文之旅

叶家五兄弟：世家子弟为何闹革命？叶维丽上海书评（2014-08-24）

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美]周锡瑞史金金、孟繁之、朱琳菲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7-1 58.00 我想讲讲我对周锡瑞先生的书《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的一些看法，以及我对叶家的一些感受和理解。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既是叶家的成员，又是个做历史的，我是带着双重的身份来评论这本书、讲述自己的想法的。

评论多年前，我还不到四十岁的时候，心中曾经涌动过强烈的寻根愿望，好像突然听到埋在血脉深处的呼唤，亟想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今天来谈叶家，无形中我承受着的是几代人的生命之重。但我毕竟没做叶家史，只是近些天来为准备开会发言看了些材料，越看越觉得自己所知有限，加上时间关系，不可能展开来谈，只能大致搭出个架子，讲一些皮毛。先讲讲我对周先生书的总体看法。这是一本写给西方读者的书，更确切地讲，是写给美国好大学（哈佛、耶鲁之类）高年级大学生的书，书的分析框架来自西方学者（主要是美国）对中国近现代有关历史的研究。书的“前言”中说，该书目的是 humanize 中国历史，中文将 humanize 翻译成“人性化”。说实话，我不太明白何谓 humanize，也觉得“人性化”的译法可以商榷，但就按照我的含糊理解，我首先想说的是，周的尝试非常可贵，书中有些部分写得十分精彩，如对坤厚公（叶坤厚，1802-1889）的描述栩栩如生，把一百多年前的一位清朝官吏写活了。而他是我的老祖宗，这令人感觉奇妙，为此我十分感谢周先生。书中五伯叶笃庄和五娘孙竦也都有血有肉。我小时的记忆中，美丽的五娘脸上总带着些许苦意，表情不舒展。看了书，才知道她当年是天津南开女中“三个摩登女性”之一，是个艺术女青年和性格果敢的“辣子”。她如何变成了后来那个有些畏缩的人！但同时，用“人性化”的“标尺”来衡量，周书也有不尽如人意处，使我感到像是以西方的中国研究为脚本（script），拿叶家的人和事做 illustration。怎么来恰当地翻译 illustration 呢? 这里我自造个词：“人注”。在书中多处，叶家人被作为“人注”，来阐释和“图解”美国学者的研究。书中写到多起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叶家人也身在其中，而缺乏对他们的思想理念、精神追求、内心世界的挖掘，缺乏对他们作为主体性的人的把握，这个缺欠在涉及我父辈那代人时比较明显。周书的历史跨度一百多年，从晚清一直到当下，晚清部分写得好，反映了周先生的深厚功力；民国和共和国部分，即几乎整个二十世纪，则相对弱一些。我今天想集中谈谈我的父辈。他们在二十世纪早期出生，二十世纪末或二十一世纪初陆续离开这个世界（目前仍在世的是我已年近百岁的父亲叶笃成和五姑叶笃柔）。十九世纪晚期以来，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二十世纪的中国，用李零先生的话讲，是“血流成河，泪流成河”。我的父辈是属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并且常常身处二十世纪社会大变动漩涡的中心地带，二十世纪中国人经历的，他们差不多都经历了，且往往更深，更甚。多年来，对于父辈，我是带着一些问题的，也有些想法，它们可以被看成是对周书的补充和对照。何来家族认同？我们这个家族，从坤厚公算起，到我这一代，已经离开乡土一百多年了，是一个六代城市中等精英家族。在中国，六代城市的家族恐怕不是很多；在“大变局”的一百多年来，“君子之泽、六世未斩”，一直维系着中等精英社会政治地位的，恐怕也不是很多；而对我更加有意义的问题是，在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的家庭作为“institution”（制度）受到解构和被重新定位的时代，在战争和社会政治革命频仍的局面下，在 1950 年代政治运动的不断冲击下，叶氏家族如何不但 survive 了——存活了下来，并且在进入 1980 年代后 thrive——“发扬光大”了？正是进入 1980 年代（即“改革开放”时期）之后， “叶家人”这个词开始挂在父辈和我们这代人嘴边，表明清晰的家族认同的形成。一个家族的认同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重塑，我关注的，是以我 74

评论父辈一代人为主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形的家族认同。该如何在二十世纪的背景下解释一个有着自觉家族意识的城市精英家族呢？南开五兄弟

南开五兄弟我的看法，人口众多的叶氏家族是以南开五兄弟为核心成员的，家族认同的基础是五兄弟彼此之间的相互认同，而他们互相认同的基础，又是建立在相近的理念之上的——进入“改革开放” 年代后，五兄弟在价值观念、对社会政治等问题的看法上，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凝聚叶氏家族的，是五兄弟共同怀抱的理念，而并不仅仅是亲情。要理解这个家族，就需要理解五兄弟共通的精神世界，对此，我的认识还很肤浅，但愿意在这儿先把这个看法提出来。这里出现了“南开五兄弟”的概念，这是与周先生按照出生顺序（birth order）来分组不同的。叶家兄弟姐妹众多，有兄弟八人、姐妹三人。人数一多就有了“分组”的必要，照周先生的分法，我三伯叶笃义在“长子”组里，与大伯和四伯在一起，周先生并引用西方有关理论，说明“长子”的特点。我的分法，是将在天津南开中学受到完整教育的五兄弟放在一组，其中包括叶笃义（兄弟中排三），笃庄（五），笃廉 / 叶方（六），笃正（七），和笃成 / 方实（九）。中学毕业后，五兄弟相继进入北平和日本东京的大学接受教育。1937 年“七七”事变时，笃义已于 1934 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其他四兄弟仍为在校大学生。由于种种原因，五兄弟之外的其他兄弟（大、四、十二）并没有受到系统完整的现代中学和大学教育。这两种不同的分法，反映了我和周先生对二十世纪社会家庭变迁及学校教育重要性的不同理解。我认为，到叶家兄弟逐渐长大成人、面临道路选择的 1930 年代，在家庭中出生的顺序已经不那么重要，而学校及社会的重要性则大大提高。特别是，1930-1931 年间，叶家遭受重大家庭变故，家中三位长辈：祖母、父亲及一位母亲（笃义、笃廉、笃正、笃成四兄弟之母）相继去世，原有的长幼有序等级森严、似一自洽小社会的大家庭受到重创，开始走向解体；同时，自 1931 年“九一八”起，中华民族面临存亡危机。1933 年春长城抗战失利后，日寇对华北地区步步进逼，平津成为事实上的对敌前沿。

评论我七伯叶笃正和我父亲叶笃成于 1930 年秋同入天津南开初中。多年后我亲耳听七伯说，他上南开前只知有家，上了南开才知有国。我父亲也说过，他是上了南开后才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学校的教育和经历对我父辈由“家”（家庭成员）而“国”（国家一分子）身份认同的转换作用巨大。五兄弟相继经历了这一重要身份转换，这也应是他们日后共同理念的基石。此时的“国”，受欺侮、遭宰割。我父亲记得日本浪人光天化日下对着河北省政府撒尿，我与七伯笃正最后一次有质量的对话是在他去世前一年（2012 年）夏季的某日，此时他已十分虚弱。说起来当年日本人在天津，他“太……太……”了几遍，说不出后面的词，我接下去说，“太坏了”，这时七伯终于说出，“太欺负人了！”一位九十六岁的羸弱老人说出来的话比我要到位得多。五兄弟的“民族主义”，是被欺凌民族的“民族主义”，不是用来欺负别人的。七伯晚年看到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入侵者扔石头，说“我们当年连石头都不能扔”。富家子弟与“革命” 我五伯叶笃庄在兄弟中对这个家族琢磨最多。他曾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这样家庭的孩子，为什么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个家庭的孩子里，大（叶笃仁 / 刚侯）、十二（叶笃慎）与 “革命”无关，四（叶笃信）同情革命，但未直接参与。五伯指的，就是“南开五兄弟”。按照今天“官二代”“富二代”的说法，叶家的这些子弟，算是“官五代”“富五代”了，他们为什么会“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在今天有些说不清、道不明，我在这里姑且将“革命”放在引号里，而不去下定义。我五伯理解的参加革命，并不是后来加入了中共的老六笃廉和老九笃成才算数的，他就自认为当年是革命的。无独有偶，若干年前，我亲耳听到七伯笃正也说自己是走上“革命道路”的，这让我有些惊讶，但这是科学家叶笃正的自我定位。而我三伯笃义，则在他的《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书中，将自己称为“社会的革新者”。“革新”与“革命”虽有区别，也有重叠。也许，我们对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可以有超越中共、更加宽泛包容的理解。叶家五兄弟在其中有各自的位置，这也应是他们日后在理念上互相认同的另一重要基石。五伯曾说，众兄弟走上“革命”的道路，与母亲在家中的地位有直接关系。周书对这一重要看法似未加特别注意。五兄弟的母亲都是姨太太，在家中的地位处于“主”“仆”之间。虽然接二连三地生儿育女，但在“老太太”和“太太”面前，仍不免处处小心，忍气吞声。三伯笃义晚年说到母亲临终前为死后装殓事哀求太太时的情形，仍不禁老泪纵横。兄弟们说起天津叶家，都不约而同地用到“封建”一词，这表明的是一个批判的立场。五兄弟对家庭的感情是复杂的。多年前，我曾听过七伯笃正和我父亲回忆他们儿时经历过的一件事：一天，六七岁的兄弟俩在家里的大门口外玩耍，迎面走来一对乞讨的祖父和孙女。看到两个小少爷，祖父低声下气地就要磕头，这时小女孩说：“甭磕头，磕响头他们也不给。”晚年兄弟俩分别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居然能一字不差地学女孩的话，对她的骨气赞叹不已。当时小兄弟们身上没有钱，看着老人和女孩空手而去。若干年前，已年届九十的七伯在一次访谈中，说这是他一生中感到歉疚的事情之一，并说如果那个女孩今天还活着，他愿向她当面道歉。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虽然出身富家，但叶家兄弟对当年社会的不公是有认识的。无论是作为“革命者”，还是“社会的革新者”在五兄弟的追求中，包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在今天这个对贫富差距熟视无睹的冷漠社会，指出这一 76

评论点是重要的。 “一二·九”那代人

一二·九运动我的看法，五兄弟都属于广义上的“一二·九”那代人。近年来，我以南开中学 1936 班（我父亲的班级）为主轴，一步步地梳理那代人的思想脉络。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在南开校园那样一个“自由主义”和“美国试验主义”的土壤环境中，在当时“白色恐怖”围追下中共自顾不暇、无心插柳的政治形势里，如何产生出一批左倾的青年学生，其中不少人是富家子弟。最近在媒体上听到“三十年代左倾时髦”的说法，让我反感。当年左倾，是要担风险，甚至要被杀头的，哪里像是今天这个“小时代”的人在赶时髦？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在迷茫、愤懑中为国家、为民族寻找出路。这里的关键词是“找”，是个主动词。同龄人抱团儿一起找，声气同求、相互启迪。这是有主体性的一代人，是个在相当程度上自发政治化、自觉政治化的一代人。他们都非常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同情劳苦大众，对中共由开始时视作“匪”到逐渐同情。周在书中讲到抗战前的校园和青年时，引用了美国学者易社强和叶文心的有关研究，我认为他 / 她们两位没有能够解释清楚那代人，我自己因为做了比较细致的梳理，这么说是有底气的。一二·九运动不是突然冒出来的，1933、1934、1935 那几年，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到 1935 年底，地火喷出来了。平津地区处在对敌前沿，平津学生首先发出怒吼，顺理成章，如果不发声才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哀。叶家五兄弟都在“找”，寻找的时间段有先后，强烈程度有不同，但都在找。五伯叶笃庄是兄弟中最先左倾的，对其他四个兄弟有深浅不同的影响。“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六（笃廉）、七（笃正）、九（笃成）积极投入，五伯在东京热心参与左翼活动，与中共在东京的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并讨论了在天津办书店事宜。他于 1936 年秋季休学一学期，回国办理此事。大学毕业后的三伯笃义在 1936-1937 年间有一次极好的留学机会。我父亲后来问他为何不去，他说学生都上街了，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自己的国家。“一二·九”运动对三伯的感召之深，影响到他个 77

评论人生活道路的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五兄弟都是广义上的“一二·九”人。可以说，“南开五兄弟”的格局在 1936 年秋办天津知识书店时就开始形成了。为办书店，倡议人笃庄出资三千银元，其他四兄弟各出一千银元，都是从刚刚分家得到的钱里拿出来的，都不是小数目。此时笃义已有家累，但他也出钱了，并说，兄弟们都清楚书店有中共背景（由中共北方局领导）。在当时的时局下（西安事变尚未发生），五兄弟出资办有中共背景的书店是个可圈可点的举动，但周书对此着墨不多。办书店也是五兄弟和其他兄弟在政治上的一次分野。 1937 年 7 月 28 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天津。最先被炸的是南开大学，日机一面扔炸弹，一面撒传单。大批的中国人不去抢看传单，却围在知识书店门前看书店停业告示，告示的最后一句话是：“别矣诸君，望珍重！”三伯说他参与了告示的拟定，而我认定这句话就是他写的。多年后三伯对当年的情景有个描述，读时我脑中浮现出一幅令人泪下的画面：头顶着狂轰滥炸的日机，天津民众与书店作别，也与和平作别。这幅画面一定长久地留在三伯心头。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对抗日战争我需要做功课。周书认为战争导致兄弟们走上不同的道路，进入不同的政治阵营，并决定了他们在毛时代的政治处境。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些问题。战争爆发初期，五个兄弟都离开平津，都“在路上”，连已为人父的笃义也一度离家去了山东。六伯笃廉已于 1936 年春加入中共，“在路上”对其他兄弟意味着继续寻找政治归宿。1939 年笃成也加入中共，而此前笃正已决定去昆明西南联大完成学业。笃义和笃庄的经历最有意思，值得细读，限于篇幅，在这里无法做到。周书对笃庄与中共关系的处理，有淡化倾向。笃庄确实最终离开八路军去了大后方，但他其实一直与中共有关系，包括加入民盟和与美国人打交道，中共人员都知情；他在重庆和人合开过一个贸易公司，实为中共的地下据点。战争初期笃义在天津“苦闷得很”，1938 78

评论年初当他听说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与国共双方的地下工作人员都有联系，“怦然心动”，立即与张见面。两人谈到抗日前途时，笃义说非同中共合作不能坚持抗战。抗战期间，因与中共人员有关系，笃庄和笃义都有机会加入中共组织，但两人都表示不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愿失去个人自由；但同时，他们都与国民党没有关系，而这是一个明确的政治选择。后来两人都进入民盟，应该不是偶然的。抗战时期的中国，还存在相对独立的政治空间，笃庄也可以一方面自认为是个“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则若即若离，过着颇为自由散漫，甚至一度颠沛流离的生活。民盟的历史是一部大书。在它最有可能成功立业的 1946 年，年轻资浅的笃义是个十分活跃的人物。此后一直到 1949 年，叶笃义始终参与民盟的核心事务，以至于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注意到他，而并非如最近一篇文章所言，他仅仅是为民盟上层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当当翻译。要写在近代中国昙花一现的“第三方面” 的历史，不能不看叶笃义的回忆。 1949 年“改天换地”之际，叶家兄弟们没有一人去台湾，这并不奇怪。笃正在共和国成立后马上自美国返回中共建政的祖国，也是一个政治表态。关于“毛时代” 我有一本小书（《动荡的青春》），以两个在“毛时代”出生成长的女性口述历史的形式梳理那个年代。写这本书时，我带着一个问题，即关于“毛时代”是否只有政治运动史？只是政治迫害史？我提出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审视那个时代，比如从社会史和日常生活史。同时，我也对国人近代以来对自己历史的几次全盘否定深感惶惑。 1949 年以后，特别是在“极左思潮”肆虐时期，我们曾在 “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帽子下一笔抹煞大批非共产党人对民族国家的贡献，以致今天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拨乱反正。我感到，“改革开放”时代的国人对五六十年代共和国历史的认知又有类似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我们又面临新一轮历史失语的尴尬。我们是否可以不忙着“选边站”、贴政治标签，而采用“实证主义”的态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度来研究那个时代方方面面的历史？比如妇女生活史、公叶维丽、马笑冬共卫生史、公共教育史、科学技术史，等等，这样出来的新华出版社会是复杂多面的历史图景，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单面。具体 2008-8 到叶家，可以通过笃正的经历来看中国的气象预报史和科 30.00 学发展史，通过笃义的经历来看当年董必武领导下的法制委员会试图在法制建设上做些什么，甚至可以通过笃庄五十年代主编农业科技刊物的经历来看与民国时期相连续的专业化方面的努力。这些在周书中都没有涉及，反映出的是美国和中国学界共同存在的重政治史、轻其他的倾向。周书在讲到五十年代叶家各个小家庭的家庭生活时，分有两个“模式”：“中共干部式”和 “知识分子式”，贬前褒后，我家当然属于前者。这样来分有些简单化了。前一个模式的“样板” 来自在西方拥有众多读者的张戎带点儿吹嘘的关于四川省委干部家庭生活的描述（见张著《鸿》）。我在自己的小书中对五十年代家庭生活的回忆，在一定意义上是针对张书的。 79

评论政治运动讲叶家，不能不讲 1949 年后频繁的政治运动对这个家族的巨大冲击，这也是周书讲述“毛时代”的重点。五兄弟在当年社会中所处的位置，都不可能置身于政治运动之外，特别是笃义和笃庄，都在风口浪尖上。他们两人的厄运都自 1957 年始：笃义 1957 年成为莫须有的“章罗联盟” 重要成员，连降数级，被打发去坐冷板凳；笃庄 1958 年被秘捕，先是蹲大狱，后在劳改农场就业，1979 年春才返京，回到的是一个破碎的家，爱妻孙竦已患癌症去世。“文革”中笃义、笃庄曾因牵涉同案被关在秦城监狱。 1957 年“鸣放”时，科学家叶笃正也“出洞”了，是本单位的党书记硬把他拽回去的，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文革”中笃正作为“美特”被单位关押。笃义、笃庄、笃正都曾背负 “美特”罪名，这是那个年代诸多罪名中极为严重可怖的一种，带有冷战时代的特色。一家三兄弟同为“美特”是叶家人当年罹难的一个特点。到了“文革”中挨整被斗的，还有在辽宁省委宣传部任职的笃廉和在新华社国内部任职的笃成，他们均作为“黑帮”和“走资派”被揪出。周书中有三处讲到政治运动中五兄弟之间的关系，三处都是负面的，给人以兄弟间避之惟恐不及，不联系，只求自保的印象。是这样吗？我是有些不同的儿时记忆的。我记得五伯笃庄出事后，爸妈从未对我们说过要划清界限之类的话；还记得每次三姑（叶笃雅）来，大人们就关紧了门说话，我直觉又有五伯的消息了。最近听维建堂弟（七伯的儿子）说，他记得跟着家里的阿姨来我家取给在狱中的五伯的东西，一并送到三姑家。三表哥（三姑之子）说，通过三姑之手，诸兄弟（三、七、九）“多次”为五舅笃庄提供过钱和物品方面的帮助。维建还记得，1975 年五伯被放出劳改农场时，九叔笃成来找父亲笃正，商量怎样给五伯的几个女儿做工作，让她们接受多年未见的父亲。后来证明，叔叔们的担心没有根据，孩子们主动与父亲取得了联系。最近我的堂表兄弟姐妹回忆起不少当年政治运动中父辈之间关系的感人细节。我了解得越多，就越明白，更多的东西永远随着父辈走了。满满姐姐记得，1957 年父亲（笃义）被打成右派后，他和到京出差的六弟笃廉见面时的情景：两兄弟互相拍拍肩膀，轻轻地搂了搂。怡怡姐姐记得，1972 年父亲笃义从秦城监狱出来后，七叔和九叔在第一时间前去看望。在狱中受了四年多委屈回到家里的笃义，在子女面前并未落泪，见到兄弟们，痛哭失声。五兄弟中笃廉和笃成都是中共党员。在“亲不亲，阶级分”的年代，只讲党性，亲情和人性被踩到脚下，政治运动和政治标签将五兄弟分割在不同的、属于敌我的营垒。其中，因为我父亲人在北京，又因为他的工作内容包括党务，他的表现尤其值得注意。当时他做了一些什么？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作为女儿，也作为一个做历史的，我需要知道。为了准备这次发言，我认真翻阅了“文革”后退回的我父亲在“文革”中的大量检查和交待，其中涉及他和兄弟的关系，以及他对当年不停顿的政治运动（整人运动）的看法。我愿意在某一天将这些东西整理出来，让人们了解一个中共中层干部的内心纠结和想法。叶家人在那些年所经历的，也是千千万万中国家庭经历的，其中有恐惧、惶惑、焦虑，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有违心之言、人格分裂；同时，也有在组织面前一套，在家人面前一套，有 80

评论对亲人的担忧和惦念，有“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关切，有像做地下工作一样给受难的兄弟提供一点物质援助，而政治形势稍有转机时（转机是稍纵即逝的）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提供政治帮助。其中的一些做法，可以被视为“策略”, 比如身为家庭妇女、政治色彩最淡的三姐（我的三姑），成为在外面和在狱中的兄弟之间的联络人，孩子们的作用也不那么单纯。最终，兄弟们艰难地维系住了手足纽带，没有一个落井下石的。中共党员笃廉和笃成经受住了考验。写到这里，我在心中为父亲流泪。美国大学生不需要知道中国人经历的这些曲里拐弯、沟沟坎坎，他们也不会懂得。但中国人应该知道，应该懂得。叶家人的经历可以被当作关于那个时代政治生态和家庭史的一个案例。这里，有兄弟之间关系的被分割，也有他们对手足之情的勉力维系。前一个是被动的，后一个是主动的。在主体性已经被挤压到几乎是无的时候，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被坚守着。“文革”后，兄弟之间的关系不需修复，因为手足之情从未受到过真正的破坏。其中的底线在哪里？在每个兄弟的心中。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一点何其不易！改革开放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对五兄弟非常重要，对叶氏家族非常重要。这一部分周书很简短，我想多说两句。改革开放之初，兄弟们都已进入六十岁的年龄段，此后，每个兄弟都有二十年左右的有效时光，有的人长些，有的人短些，没有一个人闲着：三伯笃义，不但担负民盟的领导职务，写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留下无比珍贵的历史资料和一位老人的肺腑心声，还在他被中风击倒之前的一个月，以八十四岁的高龄，给统战部刘延东写信，说要牵头整理、编纂出一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主党派活动大事记”。

虽九死其犹未悔叶笃义群言出版社 2014-7 25.00

三伯在信中说，“如能以身殉职，伏案而终，亦无悔矣。”但此愿未能遂，留下深深的遗憾。五伯笃庄在重见天日之后，终于在他去世之前两年的八十四岁看到浸透了他心血泪水的《达尔文进化论全集》出版；他生命的最后二十来年，用他自己的话讲，是“焚膏油以继晷”，分秒必争、日以继夜地工作，人们通常说的“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对叶笃庄是嫌轻了。七伯笃正年届八十，仍然在大气物理等领域里有新的、世界水准的开创，他总是带个小本本，有什么想法随时记下来。

我对“科学家”一词的理解，来自我的七伯。我父亲叶笃成（方实），从 1991 年到 2005 年的十四年间，是《炎黄春秋》杂志名义和实质上的第二把手，这是“炎黄”最艰难的开创和立足期。他原来干的是“耳目喉舌”的工作，他的出彩儿在晚年，“炎黄”是他的心血，是他和一批老人的精神家园。我目睹他如何全身心投入编务，坚持每周三天上班，四处组稿，亲自改稿。八十八岁他被中风击倒时，皮包里有没改完的稿件和其他与“炎黄”工作有关的材料。一位“炎黄” 朋友说，老头儿不声不响，没想到他牵了那么多的头，说的时候眼圈红了。六伯笃廉，言语不多， 81

评论我了解得少，也是我最感到好奇的一位伯伯，据一位亲戚说，他在中央党校主持编写“一二·九” 运动史时，顶住了高官、也是他当年清华同学的压力，据实写史。我前面说五兄弟都属于“一二·九”那代人。对那代人，我们今天仍然缺乏理解，不知道在历史上该如何定位，给他们的待遇是“老红军”，只会挂靠军事履历。我们家有三个“老红军” （笃庄、笃廉、笃成）。他们不是老红军，他们是“一二·九”。 2006 年我去南京，参观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认真看了牺牲烈士的生平履历，他们中绝大多数是知识青年。出了纪念馆到公园门口，看到一组巨大的花岗岩烈士群雕，前面站着的都是工农兵，只在后排站着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我敢说在雨花台被枪毙的没有农民，也不知道有几个是工人和士兵。曾彦修先生回忆说，三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在他的家乡四川被枪毙的，都是“大少爷、二小姐”，都是知识青年（见曾著《微觉此生未整人》）。延安审干时，审查的重点是从白区来的青年学生，怀疑他们是特务。审来审去，后面真正的问题是，你们生活优裕，有吃有喝，你们干嘛来了？不明白他们干嘛来了。当时的中共上层，很多人都不明白。今天我们就明白了吗？余英时先生有个说法，说参加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是两种人，一种是走投无路的穷人，今天管他们叫“流民”，一种是边缘化的小知识分子（该说具体出处待查）。我想请问，叶家兄弟是边缘化的小知识分子吗？中共官方历史和对中国革命颇有微词的海外学者，都讲不清楚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要讲清楚“一二·九”这代人，不仅需要对日本侵华的大背景和政府对日政策有足够认识和了解，也涉及如何理解 1930 年代的中国城市和城市知青，如何理解沿海“现代化”造成的城乡紧张，以及那代人对一个“好社会”的想象（不仅是抗日），很多东西并没有梳理清楚。这是我正在做的工作。再回到叶家五兄弟。这次出版我五伯的自述，将书名定为《一片冰心在玉壶》，来自他书中的一句话；我曾建议的书名是“人生有何罪”，是我五伯的绝笔，我想这两个说法可以并存。我三伯的书名为《虽九死其犹未悔》，我想说，他也有悔，这两个说法也可以并存。

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叶笃庄山西人民出版社

评论五兄弟都是“赤子”。三伯笃义曾有两次出国机会，一次去留学，一次是四十年代末去联合国工作，他都选择不去。晚年子女问起来，他很认真地说，再回到青年时代，并且知道了后面的路会是那么坎坷，我还是会选择这条路，在祖国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离开她，也绝不肯离开她。我三伯这个人，就如我父亲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的，从来不唱爱国高调，非但不唱，也不爱听。他们哥儿几个都是这样的人。我七伯当年放弃的是在美国实实在在的高薪工作，不像今天有些“海归”说放弃高薪回国，水分很大。他回来了，做了事，但在“文革”中如果不是因为关在牛棚里，失去了自由，就会自杀。“文革”后他访美，过去的友人觉得他一定后悔回国，他说不悔。留在美国他顶多是多发表些理论水准高的论文，中国给他提供的是一个平台，他参与开创了一个学科，我本人就多次听他这么说过。这是无悔的一面，是我五伯说的“一片冰心在玉壶”。但是还有另外一面。三哥笃义在七弟笃正八十岁生日时说自己是父亲的不孝之子，本该去学科学技术，却入了政途。耄耋之年说自己不孝，这不是很重的悔吗？笃庄说如果不是父亲去世得早，如果不是当年国将不国、“放不下一张安静书桌”，叶家兄弟中不会只出老七一个在科学上卓有成就的——这不是一辈子的遗憾吗？除了笃正，没有哪个兄弟达到事业的高峰。“毛时代”的中国有我七伯做科研的平台，却没有我三伯发挥才智的政治舞台，甚至没有我五伯的容身之地，弄得他家破人亡。极富才华的笃义和笃庄两兄弟整整二十年的生命被废掉了。我真是想替他们问一问，如果没有这样一代知识分子爱国者——我这里说的不只是叶家兄弟——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会是什么样子？可以想象吗？我还想问，如果其中一些人，包括我的三伯和五伯，不在政治上被整肃、被吞噬，那么中国革命的 legacy（遗产）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会让年轻人一提起革命就谈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吗？我三伯在他的书中有一段问话：“将一个爱国善良的灵魂扭曲到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反动，这里有社会的悲剧，也有自身的脆弱。在良知复苏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写下这一段历史呢？”— —他是用自己的话问：“人生有何罪？”——这是他的五弟笃庄临终前夕，用抖动不堪的手给前来告别的七弟和九弟写下的生命里的最后一句话。我父亲说，五哥是带着深深遗恨离开这个世界的。我的三伯和五伯也许都不后悔他们年轻时的选择，但是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都留下了无比沉痛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回答？ “反思”贯穿在几个兄弟晚年生命中。三伯有《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书为证，我爸有《炎黄春秋》为证，该杂志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反思二十世纪历史的平台。过去，我爸和我伯伯们给我的感觉，是很胆小怕事的。到了晚年，他们都不怕了。我最近看到五伯 1997 年给我爸的一封信，提到他的好友孟用潜“文革”后写的一份材料，接着用这么一句做结语：时至今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五伯晚年笔头很勤，不但译达尔文，还写了不少回忆文章。他生前最后一篇写的是 1950 年代被迫离国的农学家李景均，发表在《炎黄春秋》上。他是“炎黄”的忠实读者，写过《我爱读〈炎黄春秋〉》一文。七伯也是“炎黄”的忠实读者，期期必看。这里我想说一句，周书对我七伯笃正的书写，有“去政治化”倾向，其实他走的是“科学救国”的道路，骨子里还是要救国，不是搞纯科研。而在八十年代后期，他是企望积极参政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无论从事什么 83

评论职业，对政治多有“忍不住的关怀”。听七伯近年来对社会上一些事情坦率的批评，我多次在心里想，老七伯自由了，没有顾忌了，不怕了。七伯晚年时对我说，“我的兄弟们走的路都差不多。”这是个意味深长的总结。1984 年天津南开中学八十周年校庆，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六伯笃廉写道，南开教给他爱祖国，爱人民，爱自由，爱科学。我特别注意到“爱自由”三个字，我想一贯严谨的六伯不是随便说的。当年的左翼青年是热爱自由的人。他们追求的，是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是人民大众的自由平等，也是每个人的自主自尊，包括思想上精神上的。如果要我简单地概括晚年连接叶氏南开五兄弟的共同理念，六伯总结的“四爱”应该是核心，其中的“爱自由”，在经过了大半个二十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应该让每个兄弟都别有体会和理解。五兄弟每个人单独打开来都是一本书，可以分开来看，五个人合在一起，则堪称一部多篇章、很有些分量的大书。到了晚年，五兄弟的生命可以说是五脉相通。他们共同的理念是我们叶家家族认同的核心。他们是大时代之子，每个人单独站出来也许不能算是那代人中最出色的（我七伯在科学上是），但一门出了五个这样的兄弟，令我们后人骄傲。■

徐贲：犬儒时代的良心与希望徐贲

思想潮（2014-08-23）

《最后的晚餐》创作于 2001 年，是曾梵志“面具”系列代表作，也是该系列尺幅最大的作品。原画中的耶稣及 12 个门徒，被换成戴上面具、吃着西瓜及系红领巾的少先队成员。人物后方的书法，取材自中国教室中常见的名人毛笔书法。把宗教场所转变为教室，使作品的空间产生游戏感，充满荒诞性。人们一般把良心看作是个人对善恶、是非的判断，我在《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以下简称《良心》）一书里并非要取代这样的良心观，我只是要在这样的良心观之外，重新确定个人良心与他者的关系，也就是伦理学家菲利普·戴尔海（Philippe Delhay）所说的，“良心指的是一种由一些人分享的知识”，并在此意义上成为“良知”。[i] 良心（conscience）一词是从拉丁文 conscientia 一词而来，原来的意思是人与人之间“默契的知识”。与他人的联系其实早已包含在“良心”最早的意思里了，良心不只是一种直觉的情感或情绪，而且更是一种基于道德知识的，针对具体事情和境遇的实践性判断和行为。良心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被界定、言说和成为行为的。孤独的个人难以鼓起良心勇气，与他人一起的共同行动则会使孤单的个人勇敢起来。前东德的一位秘密警察曾经这么说：如果有十个人上街，我们会把他们都抓进牢里；如果有一百个人上街，我们会用警棍把他们揍趴下；如果有一千个人上街，我们会驱散他们；如果有一万个上街，我们会站着他们前进的道路上；如果有十万个人上街，我们会在一边看着；如果有一百万人上街，我们会加入他们！人的良知受外界的影响，道德信念并非由个人一己所独创，自我意识（有良心或无良心）也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显现的。因此，法学家罗伯特·费希尔(Robert K. Vischer)在《良心与共善》中说，“良心的本质就是一种个人与更广大的事物的联系，不只是因为我们在与世界的交往中产生了道德信念，而且也因为我们让这样的信念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了某种权威，虽然它未必要 85

评论求别人都同意，但却会让别人都能理解。”[ii]《良心》一书中的种种讨论也是如此，它们未必能让读者都同意，但在内容和表述上尽量要让他们都能理解，因此讨论都是从当下现实和伦理实践着眼，其中也包括良心不能迷失于犬儒主义的问题。不自由的良心良心的价值不只在于它是一种知识，而且在于它能成为行动。行动是良心的表达，也是良心的活跃状态。不能表达良心，人便渐渐变得没了良心。在有的环境里，良心被降低到了不能够活跃的状态，许多人碰到与善恶、是非有关的事情，不敢管也不愿管，甚至连议论都不敢或懒得麻烦，他们独自躲在一旁，失去了彼此的道德联系。美国黑人诗人保罗·顿巴（Paul Laurence Dunbar）在一首叫《良心与懊悔》（Conscience and Remorse）的小诗里，称这为“与良心道别”。他写道： “再见，”我对良心说— “再见，再见” 我甩开她的手转过我的脸；良心受了伤从此再不回来然而，有一天我的心厌倦了在走的路；我大叫，“回来吧，良心；我渴望再见到你。“ 但是，良心哭道：“我不能；

保罗·劳伦斯·邓巴（Paul Laurence Dunbar）（1872–1906 年），美国作家。以诗歌创作出名。他出生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市。父亲曾在肯塔基州当过奴隶，从南部种植园逃到北部。他家境清贫，曾以开电梯谋生。他经常使用方言写诗，描述美国黑人的经历。他的作品幽默和感伤并存，而且多愁善感。

代替我的是悔恨。” 人文主义者关心个人的良心（良知）、悔恨（又称“良心阵痛”）、忏悔（又称“良心发现” ）由来已久，也早已察觉良心并不只是受个人善恶意愿的支配。蒙田在《论良心》里说，“良心可以使我们恐惧，也可以使以我们坚定和自信，我敢于说人生道路上经过许多险阻而步伐始终不乱，就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意图深有了解，自己的计划光明正大。”[iii]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如此看待良心，似乎可以被美国作家梭罗引为同道。但是，蒙田在这篇论良心的短文中对良心必然带来勇气表示怀疑，这与梭罗对良心勇气信心满满似乎有所不同。

评论蒙田是从“酷刑”的作用来考量良心的，他认为，发明酷刑的人最初非但不是为了摧毁良心，反而是为了考验和证实良心。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良心经不起这样的考验。蒙田说，“（发明酷刑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良心力量的想法上的，因为对有罪的人，似乎利用酷刑可以使他软弱，说出他的错误；然而，无罪的人则会更加坚强，不畏酷刑。说实在的，这个办法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危险。人为了躲过难忍的痛苦，什么话不会说，什么事不会做呢？”[iv] 以此看来，梭罗能够坚持他的良心，并实行与之一致的个人行为，是因为他面临的良心考验还不够严酷残忍。他反对美国在与墨西哥的战争中夺取墨西哥领土，美国虽经过独立战争与南北战争，但却依然没有废除黑奴制度，梭罗为此感到愤怒。他觉得不能心安理得地以公民纳税的方式支持这样的政权。由于拒绝纳税，他被关进了监狱。还好，那个监狱不是纳粹集中营，也不是古拉格群岛或夹边沟，他在那里只待了一晚，就被保释了出来。他虽然开启了后人称颂的“非暴力抗争”或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但那未必是所有制度下都行得通的公民抗命。梭罗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正如他笔下的那个“听自己良心鼓声行进”的人，他远离世人的视线，淡出与他们的伙伴关系，选择在中年时期离群索居，看侯鸟迁徙，在湖边种豆。今天，即使还有像梭罗那样拥有个人良心的人，也是非常罕见的。这样的个体良心不仅没有可见的公民抗命意义，而且实际上是极为脆弱和难以维持的。在《良心》里，我讨论到了酷刑与残忍的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社会环境的力量，而不只是酷刑去认识良心的脆弱和不确定。环境既包括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揭示的制度性作恶和制造顺民的“情境”（situation），也包括社会文化批评所揭示的现代犬儒主义。顺民和犬儒主义都是作恶情境的产物，反过来又加强了作恶情境，如此反复，伊知胡底。《良心》所提供的心智启蒙和公民人格知识就是为了帮助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人类经历了二十世纪极权统治对人性和人心的摧残，也见证了这种统治下大规模的良心作恶，不得不把思考转向形成和左右良心行为的制度因素，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情境作恶”研究便是这一思考的成果。它的代表便是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对权威的服从”实验和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v] 津巴多在《心智控制：心理现实还是只空谈而已》中指出，诱使和迫使人良心作恶的力量由两个部分合力而成，一个部分是人的一些基本“心理原理”，另一个部分则为特定的“外界因素”。他就这两个部分的关系写道：“心智控制是个人或集体的选择和行动自由遭到破坏的过程；破坏者用心智控制来改变和扭曲人的察觉、动机、感情、认知和由此而来的行为。”[vi]

菲利普 · 津巴多

斯坦利米 ·尔格拉姆

评论人的“心理原理”是指一些可以成为作恶的内因的基本心理特征。心理学实验和实例研究已经清楚地揭示了人的随众、顺从、劝说、失调、抗拒、罪感、恐惧、仿效、认同等可能被利用与作恶的心理因素。但是，在历史上，这些一直是人类共同的心理因素，仅仅用它们并不能充分解释在历史特定时刻，发生在特定政治、社会坏境中的大规模作恶现象。事实上，特定制度下的 “外界因素”可以成为人作恶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能极大地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使一般不作恶的人也加入作恶。“文革”的时候，北京前师大女附中一些平时文文静静的女中学生就是这样打死她们的校长卞仲耘的。对人影响极大的外界因素包括具有魅力的权威领袖、高压的意识形态、人在社会中的孤立、肉体折磨、被诱发的非理性害怕、极端的威胁和利诱。这些因素可以结合起来，对几乎所有人起到蛊惑、欺骗和怂恿作恶的作用。这种结合尤其会发生在政治运动强行动员民众的时候。组织和宣传是调动这些外部因素的必要手段，二者结合也必能成功地控制人的思想，诱人犯罪和作恶， “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去折磨和杀害制造出来的敌人，并且让被洗脑的成员不知疲倦地工作，贡献自己的金钱，甚至生命，而这些都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vii] 驱使一个人良心作恶，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强迫他作恶，而是向他灌输某种道德知识，让他的良心接受这样的知识，然后有所与之一致的行动。人们常常把良心与勇气联系在一起，而这二者之间的纽带便是道德知识，所谓“知耻近乎勇” 或“知耻后勇”，说的便是这个。勇气的良心力量，它本身就被当作是一种美德，希腊文的 arete 一词当初似乎与作战勇猛有关，因为希腊战神的名字就是 Ares。苏格拉底在为美德下定义时，想到勇气是它的主要部分之一，他说，作为美德，勇气也是知识。[viii] 这是良心道德论的看法，它把道德“知识”当作一种无可置疑的积极因素，“知”总是好的，即使是知行不一，那也是因为别的缘故，不是知的问题。但是，津巴多所代表情境作恶论认为，“知”既不能防止恶的发生，也无法消除“心中魔鬼”，心魔是一种邪恶，不是不知，而恰恰是“明知故犯”。对此，津巴多说，邪恶涉及伤害、虐待、强迫命令、缺乏人性。邪恶是“毁灭无辜他者的刻意行为，或是使用权威、系统力量鼓励且允许他人这么做，并从中取得利益。简而言之，也就是‘明知故犯’ ” 。 [ix] 从良心情境来看，勇气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虽然作战的原始的勇气，但有时候拒绝作战杀人需要更大的勇气。同样，行善需要勇气，而拒绝作恶则可能需要更大的勇气，人们往往把这两种勇气都称为良心，当这两种勇气普遍消失的时候，社会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良心的地方。更可怕的是，人们开始怀疑讨论良心问题究竟是否还有任何现实意义。人们会问，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良心”这个东西，当大多数人从怀疑转变为否定和拒绝良心的时候，社会便陷入了犬儒主义。古今犬儒主义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是一种现代犬儒主义，虽然名称看上去是从古代来的，其实与古代犬儒主义几乎无关。古代的犬儒未必都叫“犬儒”，古希腊那个住在旧木桶里的狄奥根尼（Diogenē s，约公元前 412—前 324），文艺复兴时期伊拉斯谟《愚人颂》里的“愚人”，中国的庄子、竹林七贤的阮籍、刘伶，甚至民间传说中的济公，都可以说是犬儒主义的奉行者。古代犬儒以“任诞”行为惹人注目，狄奥根尼当众手淫，刘伶赤体见客，别人责怪他不懂礼貌，他却振振有词地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裤子，你们钻进我的裤裆里反来责怪我，真是笑话。这类事情《世说新语》多有记载。

评论犬儒的特征是能看穿世俗之人看不透或不明白的事情，他们看穿世俗观念的假象，对之讥诮讽刺、超凡脱俗、愤世嫉俗、桀骜不驯，自称是不为物役、无欲无为。基耶斯（Dick Keyes）在《看穿犬儒主义》一书里说，犬儒主义者不必有犬儒之名，古代的犬儒主义与我们今天的犬儒主义之间并没有必然传承的关系，“无论是否听说过狄奥根尼的名字或知道犬儒这个说法，任何时代或地方都有人深切怀疑人性，看穿人的动机和成就”。[x]“怀疑”和“看穿”都是表象，不加分辨的“犬儒主义”只是一个笼统的表象说法。古代的犬儒主义者在不同程度上拥有自己的伦理信念和道德准则，以此为标准来鄙视和嘲笑人世间的虚伪、骄奢、势利、物欲和功利。创立犬儒主义学派的是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公元前 445 年－前 365 年），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但是，说到犬儒主义，人们经常会追朔到公元前 4 世纪的狄奥根尼。狄奥根尼认为人应该自然地生活，“自然”构成了他攻击一切“不自然” 恶习的道德平台，包括世人的道貌岸然、装腔作势、循规蹈矩、权势财富。他自称是一条特殊的狗，“别的狗咬敌人，我咬朋友，为了解救他们”。虽然狄奥根尼也有弟子，但他并未创立哲学学派。克拉特斯(Crates of Thebes)是受他影响最深的弟子，他是一个温和而有文学气息的犬儒主义者，继承了老师的“看穿”，散尽钱财，与志同道合的妻子希帕尔基亚（Hipparchia of Maroneia）一起过漂泊而贫困的生活。随着斯多葛学派（Stoicism）的兴起，由于此学派代表人物芝诺（Zeno，约公元前 336-约前 264 年）的影响，犬儒主义在公元前 3 世纪后有过一段复兴。[xi] 斯多葛今天几乎等于克制和坚忍的同名词，追求的是消除激情和欲望，过冷静而达观的生活。斯多葛学派把不动心视为人的最高理想境界。他们不把恶看成是恶，说痛苦和不安仅仅是来自内心的意见，而这是可以由心灵消除的。他们恬淡自足，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劳作，把这些看作是自己的本分；而另一方面又退隐心灵，保持自己精神世界的清静一隅。这是一种因为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欲望满足而采取的自我克制和隐忍。隐忍和不动心中包含着犬儒主义的成分，不把恶看成是恶更是如此。克制和坚忍的精神修炼与逆境中的委曲求全、苟且偷生可以是同一思想状态的两个不同方面。斯多葛学派接受了犬儒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善来自顺从宇宙必然性的生活，善就是依照自然和理性的生活。斯多葛也是一种比犬儒主义更理性、更世故的道德哲学。斯多葛派受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影响，强调“道德就是知识”，认为真正的道德行为是有意识地导向最高目的的行为，是依据理性而履行义务的行为。更重要的是，斯多葛学派强调人有自由的意志，人的道德行为离不开善良的动机，这被许多学者视为“良心”观念的发轫。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早在公元前 5 世纪，希腊人就已经用动机来判断人的行为性质，因此有了对良心的认识。公元前 4 世纪的希腊戏剧中经常出现“羞耻”，羞耻的观念更清楚地指向良心。与古代犬儒主义相比，现代犬儒主义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它已经蜕变为一种将道德原则和良心抛到一边的虚无主义和无为主义。这也是它成为当今社会文化痼疾的根本原因。现代犬儒主义虽然有某种不满现实的意识，但却放弃了道德坚持或良心行动。它持世界不可能变得更好的彻底悲观主义，因此乐于奉行得过且过、随遇而安、何必认真、难得糊涂，甚至浑水摸鱼的生活态度。古代犬儒是“隐士”式人物，他们独立特行、与众不同；现代犬儒是社会大众，犬儒心态和情绪渗透在他们的日常思维、行为和话语之中，随时都在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结合、交融和变化。社会研究者称此为显现民众情绪特征的“氤氲犬儒主义”（miasmic cynicism）和以平庸为特点的“常规犬儒主义”（routine cynicism）。[xii] 在中国今天的特定环境里，这种犬儒主义的情绪特征经常是烦、累、厌倦、沮丧和无聊。 89

评论古代犬儒主义因为清醒而特别顶真，以至愤世嫉俗；现代犬儒主义则是因为清醒而全不顶真，所以玩世不恭。古代犬儒是极少数个人的生活方式，现代犬儒主义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形态。德国思想家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一书里指出，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即一种与政治、社会体制密不可分的表象（representation）系统和观念集合。他并且区分了古希腊有明确抵抗意愿的犬儒主义（kynicism）和现代的那种妥协、服从、不抵抗的犬儒主义（cynicism）。[xiii]

彼得·斯劳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1947 年出生，1976 年在汉堡大学获博士学位，1992 年至今在卡尔斯鲁厄设计高等学校任教授。现为卡尔斯鲁厄设计高等学校（Staatliche Hochschule fürGestaltung Karlruhe）哲学和美学系教授，同时任该校校长。今天的犬儒主义，它的主要特征是看穿、看透，同时却无所作为和不相信有任何可以作为的希望。它在任何一种高尚、崇高、理想的表相下面都急于洞察贪婪、权欲、私利、伪善和欺骗，在任何一种公共理想、社会理念、道德价值后面都能发现骗局、诡计、危险和阴谋。《英语蓝登大辞典》正是以这些特征来为犬儒主义者定义的，一个犬儒主义者“只相信人类的行为受自私动机驱使，不相信或尽量缩小无私行为或公允观点的可能”。[xiv]斯洛特迪克的定义是，犬儒主义是“在经过启蒙的人们那里的一种普遍流行的看事物方式，他们绝对不肯像奶娃般地上当受骗”。[xv] 犬儒主义经常是一种弱者的自我保护手段，因为受过太多的欺骗，上过太多的当，受过太多的伤害，所以变成什么都不再相信。他们清楚自己不过是一些人微言轻、无足轻重的草民，在强梁霸道的权力面前只能逆来顺受，根本无力反抗，所以也就干脆认命，放弃改变自己命运的任何希望。现代犬儒主义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像是空气一样自然，他们绝不会仿效古代犬儒主义者的挑战世俗、藐视权贵、轻鄙钱财、舍弃财物和远离物欲快乐。他们是社会中人，许多还是体制中人，他们是物质享乐和金钱利益的热烈追求者。在一般人的情绪性犬儒主义（冷漠、无为、不希望、“管他的”）之外，还有三种犬儒主义，它们都是有权势、身份、知识和经济的条件才能奉行的。第一种是社会学家戈德法勃（J. C. Goldfarb）所说的“权力犬儒主义”（cynicism of the power），“它把权力当作理性”，“最极端的现代范例就是极权主义。”[xvi] 第二种是纵欲型的“颓废犬儒主义”(decadent cynicism)，奉行者因为手里有钱，所以随心所欲、不讲道德，自称是有现代观念的“性情中人”，实际上是无节制地纵情享乐。 90

评论第三种是“智识犬儒主义”（intellectual cynicism），奉行者都受过高等以上的教育，有相当的思考和智识能力，拥有学者、教授、专家、作家、记者、媒体人的体面职业。他们当中，有的一面厌恶令他们不得自由的体制，一面却在其中作各种“纯学术”表演，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为一点课题经费的油水狼奔豕突，挤破了头。还有的则是以各种“理论创新”来谄媚输诚，论证 “人民社会”比“公民社会”优越、“三年自然灾害”时人不是饿死的，而是“营养性死亡”等等。智识犬儒主义者都是极明白之人，但他们对现实秩序和游戏规则有着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不内疚的合作。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里称这样的个人为“犬儒主体”，他说，“犬儒主体清楚地知道意识形态假面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但就是不愿意脱下假面。正如斯洛特迪克所说，‘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xvii]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季广茂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5 78.00 犬儒时代的良心与希望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精致的道德虚无主义，一种集体的假面游戏。犬儒主义能机敏地“看穿” 道德面目后面的自私、贪婪、嗜权、阴谋和欺骗，擅长于察觉现实与假面的距离、冲突和矛盾。但是，由于它的道德虚无主义，它并不拒绝假面，而是在清醒的状态下，自己也加入假面的游戏。正因如此，他的看穿并不能成为一种有道德抵制作用的知识。和斯洛特迪克一样，齐泽克把“抵制官方文化的犬儒主义”称为 kynicism（擅长运用“反讽”和“讽刺”），以此区别于那种服从、配合、响应“统治文化”的现代犬儒主义（cynicism）。现代犬儒主义“明白统治者的利益所在，……知晓意识形态假面与真正现实的差距，但它还是会找出保留假面的理由。这种犬儒主义并不直接持非道德的立场，而是更像为非道德服务的道德— 91

评论 —犬儒智慧的模式是把诚实和正直当成不诚实的至高形式，把道德当成放荡的至高形式，把真实当成最有效的谎言形式。”因此，在现代犬儒主义眼里，正直与卑鄙、诚实与虚伪、道德与堕落、真实与谎言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区别，只不过是一个比另一个合法，掩饰得更好而已。齐泽克因此说，碰到强盗打劫勒索敛财，犬儒主义者的反应是，合法的赚钱其实是更有效的打劫和敛财。布莱希特在《三毛钱歌剧》里说，“抢劫一家银行比起新开一家银行又算得了什么？”[xviii]同样，西方的民主都是伪装的，是少数有钱人在实行更隐蔽、更有效的专制。既然如此，何必还要那么顶真地要求民主和人权？在犬儒主义者眼里，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真坏人和假好人，假好人比真坏人更坏，良心对人根本不可能有引导善行的作用。犬儒主义混淆和消除事物本质和表象间的区别，否定一切真假分辨的必要与可能，因而变得对强制性意识形态的假面统治能够泰然处之。齐泽克将这样的意识形态称为“官方意识形态”，指那种人人不在乎真假，因此看上去像是人人自愿相信的意识形态。他说，“不妨以斯大林主义为例，具体而言，这是一种强迫性的坚持，即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持表象：我们都知道在幕后正在进行野蛮的派系斗争，但是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持党的统一的表象：任何人都不真的相信那个统治意识形态，每个人都对它保持着犬儒主义的距离，每个人也都知道别人不相信那套意识形态：但是，这样的表象依然不惜任何代价地维持着……这种表象就是它的本质：如果表像被摧毁，如果有一个人公开宣布‘皇帝陛下一丝不挂’这一明显的事实，……这个制度就会土崩瓦解”。 [xix] “一丝不挂”是对犬儒式隐瞒和说谎的概括说法，“它隐瞒的事实是，根本没有什么是能隐瞒的，它说谎时甚至都不假装是在说真话。”这是一种大家心知肚明，都能看穿但绝不说穿的假面游戏，因为易学易玩，所以人人都能参与其中，“斯大林主义统治的欺骗基本上是简单的，它假装以人民的名义在统治，而所有人都知道那只是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为了复制它自己的权力。” [xx] 在一般的社会里，行动的良心表现为对现状某些部分的拒绝、反抗、不认同和不合作。但是，在今天大家都承认“一丝不挂”合理性的现实生活中，良心遭遇到来自三个方面的犬儒主义合围，变得难以存在和发生作用，那些分别是针对人性、制度和价值信仰的彻底看穿和否定。犬儒主义首先是对“人”失去了信心和希望，它断言，人的一切善行和利他行为后面都一定有利己功利和不可告人的动机。它因此根本不相信人能有引导自己善行和利他行为的良心。基耶斯说，这种犬儒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特别普遍，“人们不断地被待以谎言，长期受压制（无法及时揭穿谎言），谎言多种多样，后果非常严重，令人痛苦。除了对家人之外，人们的犬儒主义已经成为第二天性。”[xxi]对人性的彻底失望是从对政治人物、先进分子、社会精英的失望开始的，他们的道貌岸然和道德说教掩盖着普通人无法想象的贪婪、残忍、欲念、欺骗和伪善。于是许多人会就此认为，所谓的爱、同情和良心都不过是空洞的说辞，在真实的生活世界里，良心不过是人类虚妄的迷思梦想，只有彻底受金钱和权力支配的贪婪和自私才是人性最真实的本质。犬儒主义对“制度”也同样失去了信心和希望。这也是从对政治、公共人物的幻灭开始的。谁也看不见抽象的“制度”，但谁都可以看见运作制度的政治和公共人物（老百姓眼里的“官”）。人们期待完美的制度，当“官”成为贪腐的代名词，当自诩为最先进、完善的制度不断产生腐败，败象毕露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便会对整个制度产生失望和不信任。而极少数人这时则又会以攻击其他制度的方式来为这个制度辩护。这种辩护未必奏效，但却在一般民众心里撒下了怀疑和否定所有制度的犬儒主义种子。既然天下没有完美的制度，既然所有的制度本质上都是维护少数人特殊利益的烟幕弹，那么，区别民主与专制、宪政与极权、公民选举与臣民服从顶多不过是口头空 92

评论谈，完全没有实质意义。对“人“和“制度”的犬儒主义必定与对“价值”的犬儒主义如影相随。以某国特色价值来否定和取消人类的普适价值是价值犬儒主义的常见表现。这是一种极端的价值相对论，它否定不同价值之间有道义内容和普适程度的差别。它坚持，任何价值都只是利益的托词，核心价值必然就是核心利益。既然如此，人类的任何良心价值原则都不过是自欺欺人或是欺骗他人的高尚谎言。今天，人们期待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道德提升，无非是从两个方向来设想求变的可能和希望：一个是以好制度对抗失德的社会，另一个是以个人或社会的道德提升来倒逼制度改革。无论是坚持制度还是道德优先，改革的希望都离不开正义和公正的政治、社会价值。一旦让犬儒主义瓦解了我们对人性、制度和正义价值的信心和希望，任何良性社会、政治变革的可能也就不复存在。犬儒主义是一种得过且过、随遇而安的无目的生活方式，它否定希望的价值，也毒杀了希望本身。与犬儒主义相反，希望是一种对事物变化的积极思考方式，在困难和停滞的时刻越是要保持希望，就越是需要抵制犬儒主义，在个人心理和社会文化上都是如此。对希望心理学颇有研究的美国北卡大学教授弗里德克森（Barbara L. Fredrickson）在《为何选择希望》一文中强调， “希望能切实打开我们的心胸……去除恐惧和绝望的幕障，让我们看到更宽广的景象，变得富有创造力……也对未来更有信心。”[xxii] 希望是在人的境遇很糟糕，而前景又充满了迷惑和不确定的时侯，才特别需要的，也才特别有鼓舞和引导作用。希望是人类的一种前瞻性想象能力。俄国作家扎米亚金的小说《我们》里，那些被强制动过脑部想象力切除手术的人们，他们丧失了想象的能力，也失去了希望。美国心理学家施奈德(C. R. Snyder)在《希望心理学》一书中指出，希望必须包含三个部分，每个部分要起作用都离不开自由、独立的个人主体，也离不开积极、明确的良心选择和行动。第一个部分是“目标”（Goals），施奈德指出，希望需要目标，“目标是我们在头脑里想象和想要实现的目的、经验和结果”，“包含希望的目标介于不可能和肯定会实现之间”。[xxiii] 有目标而抱定希望的个人，他们就像是社会中的小发动机，他们不断地对自己说，我相信我能做到，我们能做到。希望的第二个部分是“意志力”（Willpower）。施奈德说，“意志力是希望思维的驱动力。 ” [xxiv] 意志力借助于人们确定的目标和每个人的思想能量而发生作用。人们对目标的理解越深入，越全面，意志力也就越强，这同样也是信心和信念的力量。意志力离不开对目标的知识，这就像良心离不开对道德和价值的知识一样。希望的的三个部分是“方法能力”（Waypower），“也就是在头脑中形成计划和行动地图，指引希望的思考。”[xxv] 方法能力帮助人们区分特定条件下比较重要的目标和不那么重要的目标，也帮助人们在希望的时候，能够尽量避免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沉溺于空想或是急功近利。希望的方法能力与良心行为一样，必须是一种实践伦理（practical ethics），希望和良心行为都包含着对具体环境和特定条件下如何确定行动目标和选择行动的策略。当今中国的犬儒主义是一种放弃求变希望，自我劝说顺从、服从和随遇而安的理性生活方式。对于良心行为的行动主体，多面合围的犬儒主义形成了一个丝鹅绒的牢笼，比起蒙田所说的“酷刑”或津巴多“斯坦福监狱实验”里的管制来，这个用犬儒主义建构的牢笼要显得文明、和谐、安逸得多。它不必依靠粗野的警察管理，也不需要时刻挥动令人恐惧的大棒（政治运动或阶级斗 93

评论争）。它甚至看上去都不再像是一个牢笼，而不过是一种理性而聪明的生活方式。犬儒主义是一种以自我调适来应对政治、社会和生活危机的处世方式，它不把这些危机看成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而是只要自己想办法就可以安然应付的“不方便”。在这样的生活里，不合时宜的求变希望和行为会违背“难得糊涂”的生存智慧和“不作死就不会死”的真理原则。这是一种社会契约被私欲、顺从、沉默和逃避重新规划过的犬儒式生活，它利用私欲、酬劳顺从、犒赏沉默、鼓励逃避。在这个新的社会契约中，共识代替了强制，合作消除了批判，理解瓦解了反抗，玩世玩完了异见。思想和观念的管制不再是由笨拙的政府机构来进行，而是成为学者、教授、专家、艺术家、新闻工作者和政治人员共同参与的合作结果。这是一种大家都心知肚明，显得对大家都有好处，所以大家都坦然玩之的游戏。但是，终归还是有人明白，这是很犬儒，最后对谁都没有好处的游戏。网易曾刊登一篇题为《美新任驻华大使回应“包咳死”外号：很高兴来中国》的报道，一位读者的评点留言点明了中国人犬儒生活的窘况，“遇上雾霾，我们默默的买口罩戴上，遇上有毒食品，我们默默的去学习各种鉴别技术，遇见水污染，我们默默的去超市抢购瓶装水。我们默默的忍受、顺从，但这一切没有因为我们的忍耐而变得更好，于是我们慢慢的，一起滑向深渊。”社会中多一个像点评者这样的明白人，自然就多了一份打破犬儒主义的力量，也多了一份为政治、社会改革有所共同良心行动的希望。■ 注释 [i] Philippe Delhaye， The Christian Conscience. New York： Desclee， 1968， p. 24. [ii] Robert K. Vischer， Conscience and the Common Good： Reclaiming the Space between Person and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 [iii] 蒙田：《蒙田随笔全集》，马振骋等译，译林出版社，1996 年，中卷，第 41 页。 [iv] 同上，第 42 页。 [v]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对权威的服从》，赵萍萍，王利群译，新华出版社，2013 年。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三联书店，2010 年。 [vi] Philip G. Zimbardo， “Mind Control： Psychological Reality or Mindless Rhetoric？” Cultic Studies Review， 1：3 (2003)， p. 311. [vii] Philip G. Zimbardo “Mind Control： Psychological Reality or Mindless Rhetoric？” [viii] 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8 年，第 61 页。 [ix] 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第 4 页。 [x] Dick Keyes， Seeing through Cynicism.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6， p. 20.

评论 [xi] Donald R. Dudley， A History of Cynicism： From Diogenes to the 6th Century A. D. Hildesheim， G. Olms， 1967， pp. 98ff. [xii] 分别参见 Lisa Langstraat， “The Point Is There Is No Point： Miasmic Cynic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position.” JAC 22.2 (2002)： 293-325； Ronald C. Arnett and Pat Arneson， Dialogic Civility in a Cynical Age： Community， Hope，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lbany， 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xiii] Peter Sloterdijk， 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p. 101， 305， 103. [xiv] 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unabridged edi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 [xv] Peter Sloterdijk， 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 p. 4. [xvi] Jeffrey C. Goldfarb， The Cynical Socie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 16. [xvii] Slavoj Ziz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1989， p. 29. 他引的是德国学者 Peter Sloterdijk 的 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 [xviii] Slavoj Zizek，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pp. 29-30. [xix] Slavoj Zizek，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pp.197-198. [xx] Slavoj Zizek，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pp. 196-197， 198. [xxi] Dick Keyes， Seeing through Cynicism， p. 26. [xxii] Barbara L. Fredrickson，“Why Choose Hope？” Psychology Today， March 23， 2009. [xxiii] Charles D. Snyder， The Psychology of Hope： You Can Get There From He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 8. [xxiv] Charles D. Snyder， The Psychology of Hope， p. 9. [xxv] Charles D. Snyder， The Psychology of Hope， p. 10.

《万历十五年》的中文之旅徐卫东中华书局（2014-08-21）

评论一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出版界和阅读圈的影响无需赘言，它开启了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模式，对很多人影响至深。但也正因为它是一种全新的写作模式，不仅至今仍有毁誉，而且当初出版的过程也经历了漫长的阵痛。《万历十五年》最初是用英文写的，书名叫《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1587 年，不重要的一年），早在 1976 年就完成书稿了，可之后的出版却屡屡碰壁，一直搁浅。在图书出版的商业和学术之间，美国出版界有严格区分的鸿沟，而《万历十五年》因为学术专著和历史通俗读物“两不像”，一直找不到归属。直到 1979 年才由耶鲁大学出版社确定接收书稿，并且迟至 1981 年才正式出版，因为没有及时出版专著，根据美国 publishorperish（不出版就灭亡）的学术圈生存游戏规则，再加上所开课程学生选课率低等原因，黄仁宇于 1979 年接到纽约州立纽普兹（NewPaltz）大学的辞退通知，于第二年夏天离开他供职十年的纽普兹大学。那段时间是黄仁宇的人生低谷期，也可见他当时迫切需要《万》一书的出版。二在这期间，黄仁宇也想该书能在中国面世，可巧 1978 年夏天，他的一个校友要到访中国，他便将部分书稿翻译成中文，托这个朋友带来内地，谋求出版。这位朋友将书稿托付给亲戚黄苗子。黄苗子先问了金尧如和陈翰伯的意见，金尧如是老革命，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978 年底调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1989 年移居美国。他对黄苗子说，稿子能用尽可能用，尽快出版，“这样做对国外知识分子有好的影响”。陈翰伯也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当时是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的代局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创建人之一，他的意见也跟金尧如一样。他们的意见让黄苗子心里有底了，当初的基本意向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是书稿是分三次寄来的，稿件 1979 年到齐的时候，金尧如已经去香港工作了。当时黄苗子住在南小街，中华书局在王府井的灯市西口，相距不远，黄苗子和古代史编辑室的副主任傅璇琮交往频繁，便于 1979 年 5 月 23 日写信给他说：“美国耶鲁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黄仁宇先生，托我将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转交中华书局，希望在国内出版。”并附上了金尧如和陈翰伯的意见，以及全部稿件，希望局里研究一下，尽快给个消息。傅璇琮很快通读了稿件，并于 6 月 16 日写了份审稿意见，对书稿整体给予了肯定。但在刚刚拨乱反正的中国，出版《唐代诗人丛考》，前言里引用法国学者丹纳《艺术哲学》里的一段关于文艺理论的讨论，尚且一定要加一句批评，说他没有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理解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而出版外国的新著，还是关于中国历史的，这是破天荒的，而且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更何况黄仁宇还有“国民党军人”的历史污点。所以傅璇琮事后回忆：“说老实话，我还有一定的顾虑，怕肯定得太过分，出政治问题。” 所以在基本肯定的同时，多少提了几点意见，一是“作者因为长期居住国外，受外国历史研究的影响，因此写作的布局与文字，和国内现在的写法很不一样”，第二点也差不多，说“作者先是用英文写成，后来作者自己又译成中文，但看来作者现代汉语的修养不行”，有些地方“辞不达 100

评论意”。第三就是“序言的后半部分涉及我国现在搞现代化建设的，不好。”最后说“鉴于作者系美籍学者，出不出此稿，可能有政治影响，因此要慎重考虑”，因此建议别的编辑“再审阅一遍，共同商量一下”。当时古代史编辑室没有主任，于是，书稿交给另一位副主任魏连科审读。9 月 22 日，魏连科拟好审稿意见，和傅璇琮共同签名上报，提出“原则上接受出版”，但在一些提法和文字上做编辑加工。当时书局还是有领导认为不宜出版外国新著，“何必出外国人的书”，建议“婉拒”。但书局的副总编辑赵守俨在两天后的 9 月 24 日即明确表示同意出版，而且提出文字上的润饰，仅“限于非改不可的地方，不必改变原来写法和风格”。这个让其他领导“尽速阅示”的批示意见，最终决定了《万》书的出版。中华书局版《万历十五年》后来的编辑徐卫东感慨说，上世纪 70 年代，“中国才从十年内乱里走出来，那时候的眼光没有现在这么开放，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而且此书的作者又是外籍华人，所以在当时出版这本书真是比较大胆的举动了。” 三图书正式进入编辑状态，新的问题产生了。黄仁宇离国已逾三十年，汉语不仅生疏艰涩，而且不乏陈旧过时、不合语法的表达。在征求黄苗子的同意后，傅璇琮请古典文学专家沈玉成帮忙给稿子做文字加工。沈玉成 195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傅璇琮的大学同窗好友，1958 年因为“右派”政治问题调到中华书局，又和傅璇琮成了难友，一起下过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当时他已经从《文物》编辑部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傅璇琮说，“他头脑灵敏、文笔快、有文采，确是修改、润色书稿的合适人选。” 1980 年 1 月，沈玉成将第一章修改完毕，傅璇琮复阅后，以编辑部的名义寄给黄仁宇，附信说明改稿的几条原则：“一，保持原作的论点和材料；二，尽可能保持您原有的文字风格，即文言白话交融，具有某些幽默感的语言，同时又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有译文的意味。三、对某些语意不甚明了的，或并非必要的词句稍作删节。四，个别段落稍作调整。”信末提出“润色稿如您认为有不妥之处，请径加改正。” 黄仁宇回信，对第一章的改动表示满意。傅璇琮便于 1980 年 3 月 22 日回信说“沈君之润色稿（第一章）既蒙首肯，则当照此进行。”于是沈玉成每改定一章，便寄往美国，如此往复多次，而且每次傅璇琮去信，都先经赵守俨副总编阅改，可见当时的认真和谨慎。虽然当时润色稿件的基本态度是“尽量地按照作者的行文规则进行润色，不进行较大删改”，但现在看起来，沈玉成的润色的成分其实是很多的，即以第一章一开篇为例，黄仁宇的原稿是： 1587 年，为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国无大事可堪铺叙。当年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疫气流行。山东亦有旱灾。南直隶则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地震。但是这种种小灾小患，因我国幅员之大，在所不免。只要小事不酿成大难，也就无关要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101

评论事既如此，我们是否可以即将这一年剔除于历史记载之外呢？此又不可。 1587 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之前一年。当年中国之小波折，实为以前大事之症结，也即是以后各项波澜之序幕。其间关系因果，即为历史。有时表面不重要，而实际重要。并且若干历史家忽视之末端小节，恰为我国特征之所在。因此我们无妨小事小纪，看他如何开展。首先先看当年阳历三月。而沈玉成的润色稿、即出版的成稿是这样的：公元 1587 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 1587 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由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我们的论述也无妨从小事开始。两相对比，读者很容易看到文字表达上和阅读的流畅程度上的差异。《万历十五年》后来在中国的影响那么大，沈玉成的润色是功不可没的。黄仁宇就在该书序言中提到：“幸经……沈玉成先生……做了文字上的润色修改，又承……先生关注，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笔者书函磋商。所以，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1997 年三联书店版《万历十五年》的责任编辑潘振平也说：“仔细比较黄仁宇先生的著作可以发现，《万历十五年》的文字很典雅，与黄仁宇先生其他著作的文字很不一样。沈玉成先生早年被誉为‘才子’，他后来跟我谈起过在本书文字上所下的工夫。中华书局确实在这本书的编辑上下了很大工夫。” 改稿期间，双方都很认真，比如信函往来详细讨论明代“杖刑”和“笞刑”的区别，书局在 1980 年 6 月提出“第七章有一段对马克思的评论，我们认为以删去为宜”，黄仁宇即“遵命删去”，他甚至能发现参考书目中的英文 Ricciane 校样排错了的一个字母。就这样反复的邮寄传递，一章一章地润色、修改、定稿，直到 1981 年 6 月才基本定稿、发排。当时中华书局考虑到印刷厂日期的限制，和海外邮件往来的时间过长，准备请沈玉成或黄苗子阅定校样，但黄仁宇主动要求看校样，这样，直到 1982 年 3 月，最后一部分校样才阅毕寄回，后来又来信修改几个数字。结果，这本 18 万字的“小书”，经两国作者编辑反复审阅打磨，历时两年半才定稿。其时傅璇琮已任中华书局副总编，正式发稿由北大中文系新来古代史编辑室的 102

评论王瑞来编辑担任。这样的慢工出细活，现在是难以想象的。四 1982 年，《万历十五年》正式出版，黄仁宇原本是想请老朋友廖沫沙写序言，后来廖沫沙因为健康原因，只题写了封面书名。初版印数 27500 册，很快销售一空。至于后来在中外学界的巨大影响，也都在作者和编者的意料之外。新书出版之际，黄仁宇便提出“杀青之日，仍遵原议，著者不受金钱报酬。”只提出希望出版社寄些样书给他，“可以送给海外的学者和留学生朋友。”但样书数量也不必过多，怕“印数不敷分配”。于是编辑部将部分稿费折成 230 多本样书寄给他，还剩下的 780 多元稿费，黄仁宇坚持不要。他提出将稿费的三分之一交给沈玉成，但沈玉成执意不收。另一部分给黄苗子和廖沫沙，作为联系玉成此事的“车马费”，黄苗子也没有接受。当时，黄仁宇有个妹妹在广西桂林橡胶设计院工作，黄苗子便问是否能给她一部分稿费，黄仁宇说可以考虑，但在信中说：“如贵局愿付与少量报酬，笔者亦不阻挡，只是人民币三十元、五十元之间则已至矣尽矣，再多一分即与鄙意相违，亦陷笔者于不诚。”当年的君子之谊，竟让稿费领取成了难事。另一件有趣的事，是因为当年中国出版界的版权意识淡薄，这本书在 1982 年出版时，并没有签署出版合同，纯粹是君子一言为定。直到十多年后的 1995 年，双方才补签了一份为期 10 年的出版协议，当时该书已有日、韩、德、法等多个译本，中华书局起草的出版合同草稿还说：中华书局享有该书的“全世界”版权。黄仁宇对此表示了异议，中华书局从善如流，很快重印了合同，事情圆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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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翰林院与文学研究

朱自清旧体诗词校注现代性与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青年学术丛书)

(全三册)反乌托邦三部曲(独角兽文库)

48 49 50

我不断梦到相反的夏天-国际华文诗歌奖获奖诗选纸上回乡 (4-6 岁全四册附光盘)儿歌集 (2-4 岁全四册附光盘)儿歌集

(精装)我们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精装)红与黑宋花间集清华间集夏洛的网怪谈·奇谭吹小号的天鹅中国侠文化史三十六计鉴赏辞典 (第一版)国学名篇鉴赏辞典

随笔

林衍

悬疑、科幻青少年读物

贰十三/周浩晖马里奥小黃

人民大学

京华出版社友谊百花洲文艺中国散文美/刘墉出版社青少年读物当年明月/狐周周京华出版社美/吉尔莫·德尔· 悬疑、科幻漓江托罗/查克·霍根中国散文邵燕祥江苏文艺文学金庸广州出版社文学梁羽生中山大学

36 32.8 35 32 35 35 38 968 1868

文学

古龙

珠海

1560

电影

徐辉

北京大学

语言文字

日/中川正之

北京大学

文学评论

李宗纲

人民

潘务正

人民

常丽洁

人民

徐晋莉

人民

华东师大

古代文学研究诗、词、赋文学评论

英/阿道司·赫胥黎 /乔治·奥威尔/俄/ 文学大台 1 叶甫盖尼·扎米亚金诗歌

草树等

华东师大

24.8

诗歌青少年读物青少年读物

郭金牛任溶深葛翠琳俄/叶甫盖尼·扎米亚金法/斯丹达尔施蛰存施蛰存美/E·B·怀特日/小泉八云美/E·B·怀特曹正文赵定宪上海辞书出版社

华东师大华东师大华东师大

24.8 88 88

华东师大

华东师大华东师大华东师大上海译文上海译文上海译文上海书店上海辞书上海辞书

48 24 24 26 48 27 40 32 95

外国文学外国文学诗、词、赋诗、词、赋青少年读物外国文学青少年读物文学评论国学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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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最新到货 61

(全五册)读书杂志(清代学术名著丛书)

古籍

吕氏春秋(国学典藏)

国学

荀子(国学典藏)

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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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龙榆生词学四种) 唐五代词选注(龙榆生词学四种) 唐宋词格律(龙榆生词学四种) 唐宋名家词选(龙榆生词学四种) (全二册)张伯驹集黑暗托马现在开始与自己和平相处吧三十一岁又怎样夜习惯就好图解《说文解字》画说汉字-1000 个汉字的故事应惜艳阳年

清/王念孫汉/高诱注清/ 毕沅校战国/荀况唐/ 杨倞注

诗、词、赋

龙榆生

诗、词、赋龙榆生诗、词、赋龙榆生诗、词、赋龙榆生阅读赏析张伯驹外国文学法/莫里斯·布朗肖外国散文日/山本文绪外国散文日/山本文绪外国文学美/埃利·威塞尔中国散文田朴珺

上海古籍

398

上海古籍

上海古籍上海古籍上海古籍上海古籍南京大学南海南海南海长江文艺

28 28 46 68 23 32 32 32 35

语言文字

东汉/许慎

京华出版社

49.9

流行、畅销

自由行走

团结出版社

29.8

作者美/巴瑞·班德斯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法/雷蒙·阿隆

出版社

价格

华东师大

118

人民

上海译文

上海人民

社科类序号书名 1 2 3 4 5 6

今日如何读旧约(圣经图书馆) (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中卷)邓小平文集 (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下卷)邓小平文集 (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上卷)邓小平文集论自由(大学译丛) 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 CAUSES OF WAR:F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分类名称宗教研究中共党史中共党史中共党史政治学政治学

1571-1689 世界大历史

政治文明

8 9 10 11

(卷一修订版)统治史 (卷二)统治史我反抗:一部独特的美国史 (卷三)统治史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政治文明

哲学丛书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

美/弗兰克·萨克新世界出版社雷/约翰·芬德林英/塞缪尔·E·芬纳华东师大英/塞缪尔·E·芬纳华东师大美/霍华德·津恩浙江人民英/塞缪尔·E·芬纳华东师大汪子嵩

人民大学

58 118 98 35 132 48

106

本周最新到货

(第 5 版)生命医学伦理原则 Principles of Biomedical Ethics (北京大学应用伦理学丛书)

哲学

美/汤姆·比彻姆/ 詹姆士·邱卓思

北京大学

电车难题-该不该把胖子推下桥

哲学

美/托马斯·卡思卡特

北京大学

哲学

赵敦华

北京大学

哲学

邓晓芒

人民

詹小美

人民

16 17 18 19

21 22

27 28 29

(第二版)现代西方哲学新编 A Brief History of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第一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民族文化认同论 (精)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论自然法则 "十七年文学"(1949-1966)的身体阐释 Body Expatiation on Seventeen Years (1949-1966)Literature 古希腊人是否相信他们的神话论构建的想象(轻与重 16) 走向绝对:王尔德里尔克茨维塔耶娃(轻与重 15) 李维汉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研究 The United Front:On Li Weihan~s Thought and Practice 图像的生与死-西方观图史(轻与重 17) 论语校释辨正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Ambiguity of Lunyu~s Emendation and Explanation 近代华东民间秘密互助团体太谷学派的生存与信仰研究 Research on the Survival and Faith of Taigu School-the Folk Secret Support Group in Modern East China 英国济贫法制度史审美的观念——以胡塞尔现象学为始基黑格尔《小逻辑》示要

思想文化研究思想文化研究社科丛书

余英时

中华书局

英/洛克等

华东师大

社科丛书

李蓉

人民

社科丛书

法/保罗·韦纳

华东师大

社科丛书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

华东师大

社科丛书

许睢宁

人民

社科丛书

法/雷吉斯·德布雷

华东师大

社科丛书

周远斌

人民

社科丛书

朱季康

人民

社会学、人类学

丁建定

人民

社会科学

张志国

社会科学

田义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

39 59 107

本周最新到货出版社中国看守所的源与流

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历史研究美国海权百年:1890-1990 年的美国际问题美/乔治·贝尔国海军《天圣令》与唐宋法制考论(中国法学赵晶古代法律文献研究丛刊) (第三版)刑事诉讼原理(21 世纪法学宋英辉等法学规划教材) 最高法院如何掌控死刑法学林维法社会学新探:一个学科框架与法学何珊君知识体系的构建 (第二版)证据法要义(法学名师法学张建伟讲堂) 中国保障性住房定价:理论与实王德响/彭海城/ 当代中国题践郭忠兴/叶先权 21 世纪中国生产力总体布局研究当代中国题孙久文/肖春梅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 记录与透视-中国传媒热点事件当代中国题常江/邓树明访谈录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历史研究

焦治/笪洪杉/凌萍萍沈渭滨

人民

华东师大

人民

上海古籍

北京大学

人民

人民大学

北京大学

经管类序号书名 1

最后的货币-新种族袭来

三星人的 DNA 渠道控制权 Channel Power and Control(从实践到理论企业管理丛书.利丰系列)

5 6

分类名称金融投资理论企业史

作者

出版社

价格

徐海/徐泽华

广东人民

39.9

韩/孔炳焕

人民大学

企业史

王庆生

人民大学

118

江苏文艺

北京大学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

价格 70

美/保罗·W.格莱神经经济学:决策与大脑(行为和一般经济学姆齐/科林·F.卡实验经济学经典译丛) 默勒等 2 自制力(实践版):如何掌控自己经济管理高原的情绪与命运? 沟通与礼仪(21 世纪通才系列教企业史黃漫宇材)

人文类序号书名 1 左尔格在中国的秘密使命

分类名称人物传记

作者苏智良

108

本周最新到货

Richard Sorge~s Secret Mission in China 厨房重地(滋味生活 II) 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康熙教子秘语康熙治国要略永不安分-成功不是你想的那样刘秀传 (修订本)明成祖传高端军事决策大使札记-外交官是怎样炼成的语文是什么(大夏书系) 永不拓宽的街道开车去英国:一镒关于梦想和爱的旅行感悟考古(震旦博雅书系)

(上下)(1904-1974)邓小平传

16 17

自由女人科舟求健你的青春可以不迷茫-马云给年青人的人生忠告北洋崛起-从曾国藩到袁世凯英雄张鸣说历史重说中国国民性空谷幽兰态度改变一切-马等作品伟大的励志书-马等作品富足一生的资本-马等作品帝王教科书(百家讲坛) 黑伯爵从军统到保密局-1925 至 1949 年国民党特工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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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饮食文化记忆珍藏历史文化历史文化心理励志人物传记人物传记军事战争人物传记家庭教育记忆珍藏

胡元骏夏晓虹/陈平原赵润田鲁源生金惟纯黃留珠晁中辰杨英健/彭建冬周晓沛叶开陈丹燕

人民大学东方东方东方九州出版社人民人民人民人民华东师大南京大学

40 48 38 36 36.8 28 42 58 39.8 35 50

游记、印象

沈凌峰/瑞瑞王

华东师大

李伯谦中共中央文献研人物传记究室人物传记龚琳娜保健、养生方舟子

上海古籍

中央文献

156

长江文艺同心出版社

39.8 35

江西教育

考古研究

心理励志军事战争心理励志历史文化人文图书人文图书人文图书人文图书历史文化人物传记

王晶

玉茗堂闲客新世界出版社澳/朗达·拜恩湖南文艺张鸣天津人民美.比尔.波特四川文艺美.奥里森.马登京华出版社美.奥里森.马登京华出版社美.奥里森.马登京华出版社姜鹏西苑出版社美/汤姆·雷斯西苑出版社

历史文化

29.8 38 36.8 36 25 28 28 39.8 49.8

朱小平

西苑出版社

36.8

分类名称

作者

出版社

价格

音乐、体育

王克芬

上海人民

艺术史

季惟齊法/皮埃尔·罗森伯格

华东师大

苏凤

华东师大

艺术类序号书名中国舞蹈发展史(中国专题系列 1 丛书) 2 画史 3

卢浮宫私人词典

自由的灵魂-女画家自述

艺术史艺术人物、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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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最新到货 5

范曾访谈录

6 7

追寻光与影的原点数码摄影从入门到精通

艺术人物、理论设计摄影工艺

范曾

华东师大

44.8

日/安藤中雄玮珏

新星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39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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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辉链接

三辉链接我们应当学会公共说理王丽

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徐贲中信出版社 2014-1 39.00

最近读《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一书，作者徐贲为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该书论述了如何进行公共说理的规则及其价值。书中介绍，在作者任教的大学里（也包括美国一般大学），一年级学生有一门必修的写作课。这是一门集中学习如何进行公共说理的课程。第一学期主要学习基本的写作技能，如描写、叙述、比较与对比、原因与结果，也包括辩论等等。第二个学期主要学习如何 “论证与说服”。而引起笔者特别注意的是，这样的思维训练，每个大学生在进校时，已经有了差不多 8 年（从小学四年级算起）的学习经验。书中提到，根据《加州公立学校幼儿园至十二年级阅读和语言艺术（教学）纲要》规定，小学一年级“重述简单说理和叙述段落中的主要观点”。二年级“重述文本区别中的事实和道理，说清和组织要说的意见”。三年级“在说理中区别主要观点和支持这些观点的细节”。四年级“区分说理文本中的‘原因’与‘结果’、‘事实’与‘看法’的差别”。五年级“分辨文本中的‘事实’、‘得到证明的推论’和‘看法’”。到了六年级，则更上升了一个层次。“……六年级公共说理分为两部分：一、辨析逻辑谬误；二、提防宣传。这两项都需要在实际阅读中通过感性、具体的实例，不断让学生讨论与加深印象”。至于何谓“逻辑谬误”和“提防宣传”，大纲中有详细说明：“要辨析的逻辑谬误有五种：过度简单化、浮泛空论、循环论证、虚假两分法、无凭据推理。要提防的宣传手法有十种：人云亦云、谩骂、偏见、势利、老百姓的话、吹嘘、‘科学’根据、证词、恫吓战术、株连。”书中还总结道：六年级公共说理的重点在于区分“事实”和“看法”。并且强调：任何“看法”都不 111

三辉链接具有自动的正确性，都必须加以证明，即提供理由。其四种常用的理由为：事实、例子、数据、专家意见。笔者读了这段话既惊讶又感慨，惊讶的是六年级的学生就接受这样严格的思维训练，感慨的是其中提到的每种现象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都随处可见，尤其在一些媒体文章中。意见和观点，其实并不具有自动的正确性，而必须提供事实、例子、数据或专家意见，来加以证明和支持，如此方才具备说服力。遗憾的是，我在一些文章中，经常看不到足够的“证明”和“支持”，而只是强烈的情绪表达和个人评判。《加州公立学校幼儿园至十二年级阅读和语言艺术（教学）纲要》对七年级学生的“说理评估能力”有进一步要求：“评估作者在支持结论和立场所用的论据是否适当、确切、相关，并注意有偏见和成见的例子”。其中“偏见”和“成见”的提出则涉及社会公正，而不仅仅是逻辑。比如，在一些“挺韩”或者“倒韩”的文章中，也不乏作为“支持”的某些例子，但是否涉嫌“成见”和“偏见”，读者不难判断。至于公共说理为什么要遵守这些原则，《明亮的对话》一书中说：“理性话语的价值观是与他人平等、尊重、以说理相待的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不羞辱他人、不欺骗他人、不歧视他人、不伤害他人，不使用任何暴力（包括语言暴力）对待他人。这也是一个文明社会的价值观。” 事实上，说理能力即公民素养。“它是与人的文化和道德素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传承了人类共同文明和自由、平等、理性的价值，不是单纯的技能传授。” 公共说理的习惯要从小培养，且越早越好。约翰·洛克把人类心灵看成是一块空白的书写板。这也是美国从小学一年级即开始学习公共说理的依据。反观中国中小学阅读和写作教学现状，小学和初中基本上是记叙文阅读与写作，如《一件难忘的事》《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之类的题目。当然，不是说这种训练不必要，而是不应该成为阅读与作文训练的全部。而到了高中，虽然侧重于议论文阅读和写作，但基本上还停留在论点、论证和论据这样简单的三要素说。再来看我们的高考作文评分标准。议论文一等文评分标准为“深刻”，具体描述为：“思想上的深刻，体现在透过现象深入本质；揭示事物内在关系；观点具有启发作用。”而美国 SAT 作文试题获得满分的评分标准之一是：“有效而富有洞察力地发展作者自己的观点，表现出杰出的批判性思维，清晰地使用恰当的事例、推理，以及其他证据证明自己的立场。”两者相比，可以推想其落实到具体教学中的效果，以及由此训练出来的不同的学生思维差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2014 年 3 月 5 日，美国大学委员会宣布，将在 2016 年春季改变 SAT 考试科目与形式。原有的批判性阅读将变为“基于证据的阅读”，即选出选项后要在文中找出依据，可见更强调了“言之有据”的重要性。那么，在现阶段国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者）普遍没有“公共说理”习惯的情况下，媒体应当担当什么责任？笔者以为，媒体应当担当倡导的责任，尤其是传统媒体。中国人有句话叫“白纸黑字”。相比于网络媒体，在老百姓心目中，报纸的“白纸黑字”还是有着更高的公信力的，甚至有着某种敬畏感的。因此，传统媒体人应该珍惜这个“白纸黑字”，为公民社会的建设发挥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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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6415 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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