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fengshuxunno 369 by Jifeng Books

季风书讯 NO.369

孙隆基旧精英阶层正在被摧毁︻三辉链接︼

经济成功的政府能说了算吗︻评论︼

季卫东党要率先守法建立违宪审查制

气短情长日记中的蒋介石情感

杨绛忆傅雷他们夫妇难逃的命运︻声音︼

︽小园即事张充和雅文小集︾

︽生活并不在别处︾︽居住的政治︾

︽城乡中国︵下︶︾

︽康德的理性神学︾

︽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

来源：堆糖

编后小记

编后小记这是本迷人的小册子，广西师大“理想国”出品。“理想国”这些年出了不少书，很少有让我感到兴趣的，但这本《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不然，竟一气读完，而且，甚或可用！

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源头上，无政府主义曾经是足以与早期共产主义分庭抗礼的现代批判思想，即便在中国，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亦丝毫不逊色于社会主义的影响，区别只在于，无政府主义美则美矣，但作为“批判的武器”它太没有力量了，遑论在面对改造社会的任务中，它还需要进行“武器的批判”，于是，它作为那一代青年的自由理想很快便被有着强大政治动员力的社会主义绑架了。时至今日，无政府主义这一在 100 年前曾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青年的思潮几乎已无人知道，更不知道这个美丽的“安

编后小记那其主义”是当年多少新青年获得解放的精神来源。而且，人们还常常惊恐地将“无政府”误解为“无秩序”。其实，当然不！在无政府主义主张的“无政府”、“无警察” 的社会中，人们“自主”、“互助”、“自愿结社”、“自我组织”，当然，这里的核心在于“直接选举”的“自治”，然而，这些极具政治想象力的部分在残酷的 20 世纪几乎被人慢慢忘却了。

我们把克鲁泡特金为不列颠百科全书写的一段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定义放在这里，诸君可看看：“这个名字所意味着的是一种关于生活的原则以及方法，在其底下社会并不需要政府。这个社会的和谐，并不是靠法律或者服从于某一权威来维持，而是各个团体、区域和专业通过自由协议来进行。生产和消费也相应自由形成，以满足文明个体无限的、相异的需求和热诚”。美吗？我相信，这会比任何以真理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强权更吸引人。

然而多数人并不相信这件事，我们已经习惯于有一个面面俱到的统治者，从霍布斯以来的政治哲学给了我们一个恐怖的起点：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不生活在丛林中，我们需要一个利维坦。于是所有的政治哲学都围绕着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垄断暴力）在开展、争辩，尽管在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很多时候的基层社会，以及现在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基层社会都是以自治的方式存在，但在我们的政治哲学中，关于“自治” 的政治秩序的想象力几乎已全盘丧失了。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人类学家，他认为人类学对霍布斯的前提（如果没有政府和警察，人们会客室互相残杀）提供了一个无法抗拒的反证，证明这不是真的，如果没有政

编后小记府，人们并不会互相杀害。他说，人类学者是唯一了解现存没有政府的社会的学者，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居住过。事实上，在那些政府瓦解了的地方，人们过着“自治”的生活。

在另一层意义上，今天遍布全球的各种社会运动，多数都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性质，无论是反全球化运动、女权运动、青年运动等等，他们都遵循自主、互助、直接民主的原则，同时，与以往的革命不同，他们并不谋求权力。他们注重的是关于革命实践的伦理性论述。这很符合 21 世纪互联网革命带来自由精神和自由秩序，也许，未来互联网造就的新政治秩序，将会促成安那其主义的复兴。

2014.9.10 上海季风书园读书俱乐部

目录编后小记目录季风本周推荐第一部分《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康德的理性神学》《自由市场革命》《我们应有的文化》《当代哲学问题九讲》《政治主体性、绝对内在性和革命政治学：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研究》第二部分《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样板戏”在乡土中国的接受美学研究》《城乡中国（下）》《居住的政治》《旧约导论》第三部分《宽忍的灰色黎明》《想起京都一只鸟：二十五位作家的文艺地图》《特拉克尔诗集》《生活并不在别处》《人间世》《小园即事：张充和雅文小集》

非学术类学术类

声音 “小红帽”喊打“大灰狼”：女大学生教师节反校园性骚扰杨绛忆傅雷：他们夫妇难逃的命运傅雷 48 周年祭：被缢死的文明气短情长：日记中的蒋介石情感梁文道谈瑞士：民主的“剧场” 季卫东：党要率先守法建立违宪审查制

评论李静睿：两个国度，两种自由经济成功的政府，能说了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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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辉链接孙隆基：旧精英阶层正在被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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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本周排行

季风本周推荐

第一部分

《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康德的理性神学》《自由市场革命》《我们应有的文化》《当代哲学问题九讲》《政治主体性、绝对内在性和革命政治学：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研究》

季风本周推荐

《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 [美] 大卫·格雷伯 / 许煜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4-7 / 32.00 / 无政府主义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2001) 、 Lost People(2007)、 Possibilities: Essays on Hierarchy, Rebellion, and Desire(2007)，以及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2011)。人类学家 Maurice Bloch 曾这样形容他：“他的人类学理论写作十分杰出，我认为他是他那一代最杰出的人类学家。” 目录

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是作者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无政府主义做的一个新诠释。格雷伯从人类学的历史出发，尝试勾划出人类学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特别通过探讨实行平均主义的“原始社会”的权力架构、莫斯（Marcel Mauss）的礼物经济，以及他在马达加斯加的田野研究，为我们打开一个走出国家—市场局限的视野。格雷伯书中还探讨了全球化所引发的问题，以尝试建立一种基于无政府主义的 “共识主义”，作为民主的新方向，强调人类学关于权力制衡方面的研究如何帮助我们重新看待乌托邦的梦想，以及怎样实现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这本书也是对人类学的批判：为何百多年来人类学家掌握了这些田野资料和人文志技巧，却不能为我们指出另一个方向？而这本书便是第一个这样的尝试。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现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在这之前，他曾任教于伦敦大学金匠学院（ Goldsmiths College）以及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他还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最为人知的是参与策划 “占领华尔街”运动。格雷伯至今出版了多本关于人类学的专着，包括 Towards an

译者序中文版序从无政府主义到人类学为什么学术界里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么少？这不表示无政府主义理论是不可能的格雷夫斯、布朗、莫斯、索雷尔几乎已经存在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学想象的权力制衡理论 …… 节选在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新型运动里，最鼓舞人心的是他们提倡一种新的国际主义。旧的共产国际主义有相当美好的理想，但就组织方面来说，却只有一个方向。它成为欧洲以外的政权及其殖民地学习西方组织方法的途径：政党结构、全体会议、排除异己、官僚架构、秘密警察……这一次—我们能称之为第二波的国际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全球化—运动的组织形式已出现大的改变。那不只是共识过程，如首先在印度和南非开始的非暴力直接行动，现在的模式是契亚帕斯的抗争中所提倡的，甚至包括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亲密团体（affinitygroup）的概念。人种志研究方法的成果—以及人种志研究方法的技巧—在这里能起到巨大的帮助，如果人类学家能克服他们（可以理解的）因为卑劣的殖民史而造成的犹豫，明白他们研究的不是见不得光的秘密（那最多只是他们自己而非别人的内疚），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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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理性神学》艾伦•伍德 / 商务印书馆 / 2014-8 / 19.00 / 哲学思想研究

在《康德的理性神学》中，艾伦·伍德从宗教角度探究了康德的思想。伍德说认为如果没有对康德宗教思想的深刻把握，就不能全面地把握康德的思想。康德宗教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其原创性和对后来的历史影响，以及它所提供的对于理解中世纪和现代理性神学的洞察力。伍德主要考察了与理性神学内容有关的康德的著作：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理性的理想”的有关章节和其他著作（特别是康德的《宗教哲学讲义》，判断力批判和一些前批判著作《上帝存在的唯一可能证明》）。伍德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对康德与中世纪经院神学和近代形而上学关系上的错误认识，从而能够深入地理解康德哲学以及康德哲学与西方宗教传统和形而上学传统的继承关系。节选这本书是在翻译伊曼纽尔·康德的《哲理神学讲座》的时候开始构思的。一开始是作为该书一个组成部分的评述进行构思，这种评述通常是作为译者从事虽然重要但无人领情的任务—— 使一些重要著作对那些不会或者没有时间阅读原文的人可以便利的阅读——的报偿而强加给读者。但在写作的过程中，这篇评述本身变成了一本薄书，现在看来最好是单独出版。康德的神学思考或一般宗教主题的思考，包含两个方面：

一个是实践的或者说是道德的，另一个是理论的或形而上学的。很清楚的是，对于康德自己来说宗教问题的道德维度是最为重要的，他认为对于上帝存在和其他宗教问题上的道德立场是唯一能获得积极成果的选择。不过，由于其原创性和内在的哲学有点，由于其历史影响力以及对中世纪和现代哲学史上理性神学传统的透彻阐明，康德对宗教的形而上学或理论沉思也引人入胜。康德哲学的这个方面的沉思，对于我们从整体上理解他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对康德道德信仰内涵的恰当品评，也是十分重要的。目录序引言 1.上帝的理念纯粹理性的理想所有可能性的根据神的属性 2.三种有神论证明康德的策略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自然神学证明结语索引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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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革命》 [美]亚龙·布鲁克、唐·沃特金斯 / 启蒙编译所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14-7 / 42.00 / 市场经济研究

志专栏作家；曾是圣•克拉拉大学金融学教授。唐•沃特金斯（Don Watkins），《福布斯》杂志专栏作家，安•兰德机构研究专员。目录

人们不会从香港去往中国大陆，人们不会冒着生命风险从韩国去往朝鲜，人们不会趴在小破木筏上，从佛罗里达去往古巴，人们不会翻越柏林墙从西柏林逃往东柏林。然而，人们却成群去往美国。这不是因为美国的生活更容易，而是因为在那里，他们有自由，有机会繁荣兴旺。《自由市场革命》一书秉承市场经济的理念，以美国为蓝本，多面剖析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以生动的案例和详实的数据为基础，阐明了与资本主义经济兴衰相伴而生的国家权力的消长，提出只有转变理念，认识到要为经济的腾飞和财富的创造扫除障碍，就必须在根本上限制国家权力对经济自由的侵蚀。《自由市场革命》将带领读者见证如何成就廉洁和高效的政府，领悟如何实现真正的自由和繁荣。亚龙•布鲁克（Yaron Brook），安•兰德机构执行董事，《华尔街日报》、《投资者商业日报》和 CNN 撰稿人，《福布斯》杂

序言译者序言致谢导论第一部分问题 1.坚挺无比的政府 2.政府扩张的原因 3.如此友人 4.政府制造的住房危机第二部分解决方案 5.反思自私 6.成功的道德 7.商业的使命 8.高尚的利润动机 9.被释放的利己主义 10.市场的活力 11.监管型国家及其受害者 12.不道德的福利国家 13.你兄弟的医保不应由你负担 14.停止政府的扩张索引名家推荐市场在大约 30 年时间里，就可以让一个城市变成国际性大都市，可以让一个国家摆脱贫困，变成富裕国家。但如果干预市场，也可以用同样的时间，让一个大都市破产，让一个国家陷入金融危机。《自由市场革命》一书，挖掘了致富和致贫的密码，它就是自由。 ——毛寿龙教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中国政府制度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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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有的文化》 [美] 雅克·巴尔赞 / 严忠志 / 中信出版社 / 2014-9 / 38.00 / 文化研究

在这本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中，史学大师雅克•巴尔赞基于毕生的思考对此作出了振聋发聩的论述。他指出，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文化正在衰落之中。1500 年之后，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或将成为过去。从人文到艺术，从历史到哲学，巴尔赞全面考察了现代文化的衰颓迹象：在专业化的支配下，人文学科被学术研究侵蚀，丧失了其人文气质，沦为纯粹技术性的分析；文化被委托给专家，成为谋生手段，成为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不再是大众完善自己精神的财富；艺术成为功利性的收藏活动，人们没有对艺术的真正理解，却为其疯狂飙升的价格而蠢蠢欲动；知识则转变可随时检索的信息洪流，人们专注于占有事实而不是领悟语境或者意义…… 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美国 “国宝级历史学家”，50 年来罕见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思想家，获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荣誉军团勋章，2003 年，获小布什颁授的“总统自由勋章”，2010 年，获奥巴马颁授的“国家人文勋章”。美国著名史学大师，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人

之一。1907 年生于法国，1920 年随父抵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读历史与法律。毕业后即留校执教，历任塞思•洛历史学教授、教务长和院长。他是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并且曾两度担任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主席。他一生致力于通过推行大学“通识教育”把欧洲的博雅文化传统引入美国，对推动美国现代的“通识教育”贡献极大。巴尔赞在众多领域堪称权威，一生出版 30 余部著作，涉猎的内容包括历史学、哲学、科学、文学、音乐、艺术；他曾两度荣获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批评家金奖，被赞誉为“最后的文艺复兴人”。巴尔赞并不是一位纯粹的学院知识分子。他积极参与美国的公共知识生活，长期为《哈泼斯》《新共和》等众多权威杂志撰稿，是西方公认的“最值得珍惜的知识分子”。直至今天，他对文化、思想、艺术、社会的诸多思考，仍起着深远而不可替代的影响。 2012 年，巴尔赞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去世，享年 104 岁。全世界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竞相发掘他留给后人的无尽精神遗产。目录作者序第一章文化：高雅与枯燥第二章无法解决的问题：为艺术提供资金第三章历史如今在何方？第四章批评家的作用第五章重视时间和空间第六章相对主义的怪物第七章退场吧，人文学科第八章艺术的过剩第九章单一成因谬见第十章败坏的许可证第十一章查找！核实！第十二章迈向 21 世纪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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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哲学问题九讲》陈家琪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4-8 / 现代哲学

本书由作者为研究生所上的一学期的专业课程的内容整理而成，涉及到“如何理解当代哲学问题”中的“当代”“什么是二十世纪的主导逻辑”“知识分子与现代性危机”“社会转型中的信任问题”以及“如何在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中思考母语的地位与困境”等几个方面的问题，核心是反思现代性，重点是直面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并在这一转型中突出经验、记忆、表达等方面的问题。本书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独特的意义。陈家琪，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哲学与法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德国哲学》编委，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著有《人在江湖》《人生天地间》《话语的真相》《经验之为经验》《沉默的视野》等。节选 20 世纪一开始有两个很大的特点，第一就是希望与恐惧并存。泰坦尼克号的造成与沉没就是一个象征。我们如果现在回想一下，20 世纪开始，我的姥爷是 1900 年出生的，刚好是 20 世纪的开始。我最近看了我姥爷家的一个亲戚写的天津我姥爷家的历史。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那些情况，现在回过头去看，真的是希望与恐惧并存。希望真的是太大了，那就是辛亥革命，第一次在理论上有了民主共和的可能，推翻了清廷的统治；然后国民党 1927 年统一中国，然后 1949 年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每次都带来巨大的希望。伴随着希望的还有巨大的技术的进步，但这种惊人的进步同时也带给人巨大的恐惧。这种技术的杀伤力是过去的兵器不可比拟的，而且是典型的弱肉强食，再也没有了过去的君子之争或贵族式的作战。关于辛亥革命到底应该怎么看的问题，我写了一篇文章《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与第一功》，发在这一期的湖北大学的学报上。因为湖北大学刚好八十周年校庆，约我写一篇文章，我就写了这篇文章，讨论第一枪到底是谁打的、第一功到底应该怎么算。目录第一讲什么是当代哲学问题？第二讲政治哲学为何会成为当代显学？第三讲世纪的思想情绪及 20 世纪的主导逻辑第四讲现代性反思与时代的拐点第五讲知识分子与现代性危机第六讲社会转型中的信任问题（上）第七讲社会转型中的信任问题（下）第八课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母语的危机（上）第九课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母语的危机（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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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主体性、绝对内在性和革命政治学：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研究》宋晓杰 / 人民出版社 / 2014-8 / 46.00 / 政治思想研究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参与省部级项目 5 项。目录

本书以奈格里的传奇一生与思想分期为开端，系统阐述了这位政治学家博大理论的社会根源、产生背景与核心线索。上半部分阐述了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的双重性，其中既包括政治性与主体性，亦有内在性与创构性的矛盾共生。作者通过对两个双重性的辨明，指出了奈格里旨在革新传统的本体论构架、重新激活具备充足生命力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这一理论诉求。下半部分结合现实，指出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的具体化和现实化延伸，分别对应于他对政治思想史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并重构了他以诸众政治和游牧革命为主题的后现代主义革命图景。通过两条线索的分析，作者最终把奈格里的政治本体论定位于一种摇摆在唯物主义和唯意志论之间的“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和立足于充足本体论的激进民主观念。宋晓杰，男，河南许昌人，哲学博士。现任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近年来，在《国外社会科学》、《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江苏社会科学》、《江海学刊》、《山东社会科学》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参与出版著作 l 部，

导论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的问题域一、传奇一生与思想分期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三、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的社会根源、思想背景与核心线索（一）全球化视域中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福特制转型（二）五月风暴之殇与意大利工人主义和自主主义运动（三）《资本论》及其手稿、斯宾诺莎和尼采在当代西方左派中的复兴（四）从纯粹客观层面的结构到革命政治学的主体性话语上篇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的双重语境第一章政治性与主体性：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的方法论基石一、重构资本和劳动的力量关系：阶级对抗的逻辑原型（一）资本—劳动的分离辩证法：内生性对抗和替代性创构（二）价值稳定过程和自我价值稳定过程的对抗性阶级内涵（三）“拒绝工作”的革命图景：总体解构与前景规划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结构：“阶级构成”的主体性路径（一）回归工人阶级立场的“阶级构成” （二）资本主义发展的回应逻辑与阶级构成的基础性（三）阶级斗争的中心地位与历史演进的逻辑中轴三、重组列宁思想的发展进程：工人阶级主体性模式的内在转型 …… 12

季风本周推荐

第二部分

《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样板戏”在乡土中国的接受美学研究》《城乡中国（下）》《居住的政治》《旧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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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荣新江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14-8 / 67.00 / 民族历史

《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等，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粟特人在中国》、《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及《唐研究》（1-19 卷）等。目录

继《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之后，这是作者又一部汉唐中西文化交流的力作。近十多年来，随着安伽、史君等粟特首领墓葬在中原出土和大量汉文墓志的新刊，来华粟特人及其历史文化成为丝绸之路研究中的热点。本书深入探讨了入华粟特人的迁徙路线和聚落分布；粟特人在农牧交界地带的生活形态，以及从聚落到乡里的社会变迁；书中更聚焦于粟特商队的构成、商队首领萨保如何转变为聚落首领并入仕中国；祆祠的社会功能诸问题。并阐发安禄山的种族、宗教信仰及其叛乱基础；强调入华粟特人的多元文化特性。作者立足本土，兼具国际视野，力图以陈寅恪所倡导的“通识”方法，对前所不详的粟特文明，做出富有新意的探索。

序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代前言） ——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迁徙与入居第一编粟特人的迁徙与聚落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补考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流寓南方的粟特人唐代六胡州粟特人的畜牧生活形态 ——2007 年西北农牧交错地带城址与环境考察纪略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新获吐鲁番文书所见的粟特人 …… 丛书三联文史新论这套丛书还有《何处是“江南”？》,《拓跋史探（修订本）》,《拓跋史探》,《中国历史通论》,《水浒二论》等。

荣新江，1960 年生，1978 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85 年留校任教，现为北大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有《归义军史研究》、《敦煌学十八讲》、《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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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在乡土中国的接受美学研究》张丽军 / 人民出版社 / 2014-7 / 45.00 / 革命样板戏

项目等；在《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 150 余篇，出版著作多部。获山东省社科奖、泰山文艺奖、刘勰评论奖等多项。节选

本书是接受美学视野下的样板戏研究，具有较高的原始样板戏史料搜集、整理价值。本书分析样板戏在民间发生、传播的运行机制，探寻样板戏与接受群体之间的内在情感关系，以口头讲述、访谈等田野调查的方式，记录那个时代的样板戏演出者和观看者的思想认知、心理体验和情感记忆。从样板戏在乡土中国民间的传播、接受，研究农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传播、接受方式，调查当代样板戏改编的接受效果，分析新世纪农民文化心理意识，为繁荣新世纪中国乡村文化提供来自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参照。本研究意在打破原有的知识生产场域，从源头建立新的知识话语生产机制，确立一种以中国农民为本位、以乡土中国为研究方法的乡土中国农民话语体系本体性、自足性、探索性研究。张丽军，1972 年 12 月生，山东莒县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山东省作协特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 20 世纪乡土文学研究、新世纪文学文化研究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

第一章研究的缘起第一节当代中国乡村民间文艺第二节孙歌问题与中国农民话语体系的本体性第三节能不说“样板戏” 第四节样板戏研究的美学误区与审美新视野第二章从民问到庙堂：京剧的现代性困境与突围之路第一节从花部到京剧的诞生第二节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京剧的现代性困境第三节京剧现代性困境的突围尝试：延安平剧改革第三章从京剧现代戏到“样板戏”的当代变革第一节新中国成立初期京剧改革（ 1949 — 1957）第二节京剧现代戏的再出发（1958—l964）第三节京剧现代戏的“样板”化（1964—1976）第四章 “样板戏”在民间的传播和接受研究第一节 “样板戏”的民间前奏——田家店子《红灯记》演出调杏第二节我们村是如何排演《红灯记》的——田可英访谈第三节兴盛期的民间“样板戏”——在寿光市屯田西村的调查第四节被称呼了十三年的“阿庆嫂”——阿庆嫂扮演者葛春桂访谈第五章遍地盛开“样板花”： “样板戏” 在山东等地的问卷调查第一节 “样板戏”问卷调查的问题意识与思路设计第二节 “样板戏”在山东各地的问卷调查结果描述第三节 “样板戏”在山东各地的问卷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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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中国（下）》周其仁 / 中信出版社 / 2014-8 / 39.00 / 城乡建设

中国虽然大，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是城市，一是乡村。中国的人口十几亿，也可以说只有两部分人：一部分叫城里人，另外一部分叫乡下人。城乡中国深刻的分野，促使费孝通先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写出他著名的《乡土中国》。近年来关于城镇化的讨论始终不绝于耳，成为政府、大众、舆论、专家学者热议的焦点问题。 5 年来，周其仁教授及其同人陆续以实地调研的形式，深入调查了中国很多地方城乡的情况，在《城乡中国》一书中，将城乡之间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后果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娓娓道来，试图增加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认识，找出沸沸扬扬的城镇化改革的症结，消除城乡之间的巨大分隔。也期望让更多的读者通过《城乡中国》了解和思考今日的中国和未来的发展，找到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契机和触发点。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 30 名经济人物之一。著作有《改革的逻辑》、《竞争与繁荣》、《货币的教训》、《中国做对了什么》、《病有所医当问谁》等。

｜第六部分｜寻找突破口｜ “政社合一”的长尾巴也谈“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政产不分，遗祸无穷农村确权要到户拖延改革，永无宁日为什么宅基地流转后来居上？分宅基地的游戏 “房地分离”是奇迹超强的土地需要｜第七部分｜治标分歧路｜土地用途管制的起源土地用途管制的后果制度成本，兹事体大 …… 名家推荐能以生花妙笔，用血有肉的故事和人物为案例，凭借学贯中西的博学和天生的犀利眼光，用清晰得路人都能理解的逻辑，将风尘仆仆、穿乡走村而来的深入观察，整理为生动的文字的经济学家，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可说是凤毛麟角。本书作者便是其中之一。本书更不同寻常之处是，作者不光是个目光如炬的旁观者，更是历史上值得记载下来的几次土地制度试验的直接参与者。现有土地制度的各种演变，包括从彻底私有到走上强制性集体化，这段历史在实行分田单干 30 多年后的今天，早已成为陈旧往事，为人忘却。可是，只有看了本书的人们才会知道，不但这一集体化制度的残留仍顽强存在，而且现今的城里人和乡下人，每人的命运都仍时时、处处受到这种制度的拨弄，也是为何至今中国仍在为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而苦恼的制度性原因。 ——文贯中上海财经大学、美国三一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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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的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4-6 / 68.00 / 社会问题研究

沈原：博士，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工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主持“都市运动与社区自治”、“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等多项研究课题。著有《市场、阶级与社会》（2007）、《社会转型与新生代农民工》（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六辑， 2013）及论文多篇。陈鹏：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教师。研究领域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城市社区治理；主要研究成果有《当代中国城市业主的法权抗争》（2010）、《国家— 市场—社会三维视野下的业委会研究》（2013）等多篇论文。

本书以一种实践社会学的基本立场，即强调将社会事实看作一种动态的实践过程，将 “居住”视作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并力图将其提升到“居住的政治”这一高度来解析其中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其内在的机制与逻辑。在此意义上，《居住的政治》也可作为从微观社区开始对中国住房商品化改革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的社会学考查与评估。另外，书中还引入了公民权理论、行动社会学理论等新的理论视角，力图对以往大部分研究主要停留于社会运动范式有所超越，进而更加有助于揭示当前城市业主维权与社区建设的本质意义所在。郭于华：博士，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口述历史研究；重点关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社会公正与公民社会建设。著有《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2013）、《倾听底层》（2011）、《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1992）等。

目录第 1 章导论：私人生活空间的公共转化一、城市化进程与居住形态的演变二、日常生活的政治三、维权行动——私人生活空间的公共转化第 2 章都市运动的基本谱系一、都市运动的实践：抗争空间、组织机制与行动策略二、都市运动的谱系：权利认同、公民生产与社会重建第 3 章社会生产的双重困境：“国家化”与 “市场化” 一、社会生产的新契机二、理论回顾三、社会生产的两条进路四、困境抑或路径附录：业主委员会的四种基本类型第 4 章产权界定的权利实践：“主体错位” 与产权建构一、经租房问题：一项用于透视产权界定的关键个案二、产权界定的主体错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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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导论》特伦佩尔·朗文 / 雷蒙德·B.狄拉德 / 同济大学出版社 / 2014-6 / 68.00 / 《圣经》研究

（出 19）。上帝在云端、烈火和烟雾中显现。西奈山因为他的临在而神圣。百姓们举行仪式迎接上帝，而得到允许可以到西奈山上的只有摩西和亚伦。

本书作为旧约学习的经典教科书，旨在让读者读懂旧约书卷的重要资讯，并对旧约各卷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写作背景、文学架构、神学思想以及与新约的联系等方面作出简明扼要的介绍，其中不乏对代表性批判立场的引述和介绍，还附有丰富的参考著作和学术文章。朗文和狄拉德这两位杰出的旧约学者，都是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教授。他们学养深厚、教学经验丰富，本书是他们多年的心血结晶，在各种批判性问题的讨论上，也突出了基督教新教福音派的神学观点。特伦佩尔•朗文（Tremper Longman III）耶鲁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旧约教授。雷蒙德•B.狄拉德（Raymond B. Dillard）卓西大学（Dropsie university）哲学博士，于 1993 年去世，之前为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旧约语言及文学教授。丛书律法的意义。上帝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尤其是过红海 ——期间，以救主的身份向以色列人显现他的同在。以色列人离开受奴役之地往应许之地去的过程中，上帝一直与他们同在。路途中发生的唯一重要的事，也许就是他们离开埃及三个月后到达西奈山时所发生的。在这里，上帝用律法向以色列人显明他旨意的同时，也再次向以色列人显现了他的权能。颁布律法之前的那个插曲在强调上帝的圣洁和百姓的罪孽

目录英文版再版序言缩写第 1 章导论第 2 章创世记第 3 章出埃及记第 4 章利未记第 5 章民数记第 6 章申命记第 7 章约书亚记第 8 章士师记第 9 章路得记第 10 章撒母耳记第 11 章列王纪第 12 章历代志第 13 章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第 14 章以斯帖记第 15 章约伯记第 16 章诗篇第 17 章箴言第 18 章传道书第 19 章雅歌第 20 章以赛亚书第 21 章耶利米书第 22 章耶利米哀歌第 23 章以西结书第 24 章但以理书第 25 章何西阿书第 26 章约珥书第 27 章阿摩司书第 28 章俄巴底亚书第 29 章约拿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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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宽忍的灰色黎明》《想起京都一只鸟：二十五位作家的文艺地图》《特拉克尔诗集》《生活并不在别处》《人间世》《小园即事：张充和雅文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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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忍的灰色黎明》 [法]福柯 / 李洋等 / 河南大学出版社 / 2014-2 / 42.00 / 电影评论

目录法国思想与电影(编者导言) 阿兰·巴迪欧电影作为哲学实验(2003) 电影的虚假运动(1994) 雅克·朗西埃电影的眩晕(2007) 电影的矛盾寓言(2001) 电影影像与民主(2000) …… 丛书

本书是法国哲学家论电影的文集，由东北师大李洋老师选编，收录了法国当代最知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罗兰·巴特、居伊·德波、让·鲍德里亚、吉尔·德勒兹、阿兰·巴迪欧、雅克·朗西埃等九位思想家共十七篇论述电影的经典文章，有演讲稿，有论文，也有访谈等，其中最早一篇写于 1959 年，最新一篇发表于 2011 年，这些文章展现了这些法国哲学家对电影艺术、电影现象的睿智思考和深刻理解，其中部分文章已成为哲学史和电影理论史上的著名篇章。

人文科学译丛这套丛书还有《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 , 《虚拟的寓言》,《理想主义之后的伦理学》, 《作为生产者的作者》,《时间的旅行》等。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 1984），法国哲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被普遍认为是后现代主义者与后结构主义者。福柯在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历史学、医学史、知识社会学等领域均发表了有影响深远的著作，主要有《古典时代疯狂史》（1961）、《词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纪律与惩罚》（1975）、《性史》（1976-198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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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京都一只鸟：二十五位作家的文艺地图》孙小宁主编、冷冰川插图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14-7 / 29.80 / 随笔

这是一本由国内二十五位作家、学人所著的随笔集。他们的足迹到过赫拉巴尔的布拉格，也探访过张爱玲呆过的伯克利。他们在尼罗河上想象过阿加莎式的谋杀，也在日内瓦坠入博尔赫斯的迷宫。一次次真实的行走，也是一场场心灵的畅游。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现实想象交汇的舞台，供他们在此对话汪曾祺、林斤澜、萧红、伯格曼，以及燕南园的名人教授、在骆背上唱长调的草原人。这二十五个作家学人为你描绘了一幅幅文艺地图，这里有他们对他者的发现、体味，还有他们自身创作心迹的流露。这是一本有味道的书，同时是一本名家的阅读指南，它领着你进入那些久远近去的作家艺术家的时空，读了它，你才更能读懂他们的作品与心灵。孙小宁：《北京晚报》记者，著名媒体人， 2003 年出版访谈录《十年去来——一个台湾文化人眼中的大陆》，2008 年出版访谈录《如实生活如是禅》，同年出版该书台湾版《归零》，近期推出新作：《看得见风景望不见爱情》《观照：一个知识分子的禅问》（与林谷芳先生合著）。

前言：让词语落在实处（孙小宁）行至辑一致赫拉巴尔（龙冬）阿加莎谋杀了尼罗河（宁肯）寻找和死神下棋的人（蓝蓝）以色列的现实与传说之旅（北塔）伯克利大学的张爱玲（祝勇）莫奈花园（陈河）古巴：海明威故居（陈河）杜伦一日（侯宇燕）为什么去蓝毗尼（杨栗）日内瓦的博尔赫斯迷宫（杨栗）辑二湖东汪曾祺（苏北）福山路 3 号：沈从文故居（苏北） …… 节选我已不再年轻，不再年轻了。我已经懂得了自由的真正含意。自由，是近，而非远。自由是个体，而非众人。自由是小出版社、小书店、小的新书首发式、小签售、小阅读座谈会、小聚、小开本图书、小收益、小乐趣。自由是小声，而非高调。自由是柔弱，而非刚强。 ——龙冬《致赫拉巴尔》一九五五年秋天，张爱玲夹杂在一群难民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驶向一片未知的大陆。她在中国的全部影响被宣布过期作废。没有人知道这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身上发生过什么。不知这一境遇是否出乎张爱玲的预料，不过对此，张爱玲小说中已早有预言：“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 ——祝勇《伯克利大学的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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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克尔诗集》特拉克尔 / 商务印书馆 / 2014-7 / 28.00 / 诗集

群鸦年轻的处女夜的罗曼曲回荡着吉他声的红叶里弥拉贝尔花园的音乐（第二稿）傍晚的忧郁冬季的朦胧叠句诗女性赐福美丽的小城在无人居住的房间里 …… 节选本书直接译自特拉克尔的德文原作，完整的收录了诗人亲手编订出版的仅有的两部诗集：《诗作》和《塞巴斯蒂安在梦中》。此外，还收录了译者从特拉克尔零星发表的作品及遗稿中精选出来的三十余首诗歌以及一些重要的相关文献。本书虽非“全集”，但已包括了特拉克尔全部创作的十之八九，核心作品更是尽数囊括其中，为广大诗歌爱好者和哲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欣赏和研读特拉克尔的翔实可靠的译本。

在濒临死亡的存在的那些瞬间里，感觉到：所有的人都值得去爱。当清醒的时候，你感受到世界的残酷；其中有你全部不可推诿的过错；你的诗歌只是一个不圆满的赎罪。 ——格奥尔格·特拉克尔

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 1887— 1914)，是奥地利著名诗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自杀于战地医院。在其短暂的一生里，特拉克尔塑造了一种无比独特的诗歌风格：晦涩而优美的语言、神秘的节奏、深重的死亡与毁灭的意向，传达出那个黑暗时代的表象与本质。特拉克尔深受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重视，被认为是 20 世纪上半叶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德语诗人。目录《诗作》（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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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并不在别处》应奇 / 浙江大学出版社 / 2014-7 / 40.00 / 散文集

十分，但我也从未梦想过成为陈景润；我倒是梦想过成为“学者”，但应当也不是那种“大” 到要出眼下这种“集子”的学者；我最终的同时也是未完成的身份乃是“哲学工作者”。我不知道要把“哲学家”这个名号的内涵缩小到什么程度，同时把它的外延放宽到什么程度，才能把我这样的“工作者”也包含在那个“家” 中。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那就是我离一个“哲学翻译家”的距离肯定要比我离一个“哲学家” 的距离近一些———如果不说近得多的话。目录

本书是应奇先生写的一本学术散文集，收录了作者多年来的随笔文章，整合在一处，有相当的可读性。正如书名“生活在别处”，无论是淘书记、书评、游记，还是写朋友交往的小文，都围绕着作者作为“学人”的背景而发。作者清晰的向我们展示了学者生涯的多面相。应奇，浙江诸暨人，哲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政治哲学和英美语言哲学、道德哲学研究。节选我年轻时的“文学梦”和“科学梦”都不甚久：我的语文一直不错，从来都是课代表，用诸暨家乡方言“声情并茂”地朗诵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乃是我作为这个课代表的一项 “特权”，但我从未梦想过成为“文学家”— ——我充其量设想过成为一个“新闻人”的可能性，因为“新闻学”和“考古学”乃是我认真地考虑过的两个文科专业，虽然我后来报考的是理科；我的数学也不赖，时常在各类竞赛中得奖，还在１９８４年那一套可能是有高考记录以来难度最高的数学卷子上考出了近七

登小雅之堂———代序我与斯特劳森哲学的因缘生活并不在别处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草中毕业三十年记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记我的老师范明生先生榜样的力量———叶秀山《美的哲学》重订本随感 …… 丛书启真·学术随笔这套丛书还有《古典·革命·风月》,《忧郁的民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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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世》余世存 / 九州出版社 / 2014-9 / 39.80 / 随笔

目录自序精神与生活第一部分时代寓言一/世象世象一世象二青年官商权力资本中国男人数字化生存二/国是 …… 这是一本有趣的人情世象笔记，也是试图对世道人心做出“总体性解释”的观察思考，其中既有时代社会最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命题，又有日常生活最细小的饮食男女话题，是汉语对精神的关注、抵达和成全，是精神对庸常的安顿、命名和超越。作者主持当代汉语贡献奖十年之久，在这个浮华的时代，作者的关怀和用心值得注意。读本书可知在社会百态的生存中坚实立足，知道我们的方向和位置，知道人生诸种可能中的精神成就。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著有《非常道》、《非常道 II》、《中国男》、《老子传》、《大民小国》、《家世》等作品。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等，主编有《东方盛典》等。余世存是的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者，被称为 “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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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园即事：张充和雅文小集》张充和 / 王道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4-8 / 49.00 / 散文集

张充和（Ch’ung-ho Chang Frankel），祖籍合肥，1913 年生于上海。“合肥四姊妹” 之小妹。十岁时师从朱谟钦学古文及书法。十六岁从沈传芷、张传芳、李荣圻等学昆曲。1934 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抗战爆发，转往重庆，研究古乐及曲谱，并从沈尹默习书法。胜利后，于北大讲授昆曲及书法。1948 年结缡傅汉思（Hans H. Frankel）。1949 年移居美国，在耶鲁大学教授书法二十多载，并于家中传薪昆曲，得继清芬。目录

合肥张家的文化，如水流动，斯文百年，绵延不断。张家十姐弟各有才艺，成就斐然。四姊妹中的小妹张充和，书法、昆曲、诗词等出身传统，却又不拘泥于古风，早已经汇进世界的文化主流。对于这个斯文流动的家族，对于自己的特殊的成长经历，张充和女史本人会作何无意书写？ 1936 年，张充和经胡适介绍进入《中央日报》编辑“贡献”副刊，一年多时间，她发表了大量的短文，散文、小说、随笔、书评、艺术评论等等。追溯张充和民国文选，亲情、师道、成长、变故、友谊、旅程、信仰、感悟等等，张充和的小文充满了禅意和哲理，隐含着无限的悲悯之心，她以一个“退步者”的姿态，逐步走向她的“无所不能”的造境（沈尹默语）。《桃花鱼》背后的曲折和坦阔，《小园即事》里的寻常家境，龙门巷的童年记事，姑苏城外浓雾里的母女情深，扬州外婆家的黯然，青岛海边的绮丽旅程，曹操点将台的古意回归，拙政园里的昆音袅袅……看张充和文字里 “有古人尤其是有自己”的多情世界。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最后的闺秀”或许太过于传奇和正式，不妨从充和本人的文字开始，还原她自己。

【编序】不可不信缘（王道）【影像】张家往昔【辑一】少年时光我的幼年（充和）-《乐益文艺》一九三三年别（充和）-《乐益文艺》一九三三年手（张旋）-《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九日隔（乔留）-《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马夫（真如）-《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一月九日 …… 名家推荐对张充和女士，我是敬佩的——琴曲书画，当今才女。 ——白先勇有光先生说得十分准确：“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不光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四姐妹中我闻名最早、相识最久、相知最深的则是充和。 ——余英时

季风本周排行

非学术类序号

书名

出版社

作者

单价

历史在你我身边

北京三联

林达

给孩子的诗

中信

北岛

男人的菜市场

上海人民

刘克襄

上海制造

同济大学

李翔宁

100 个基本:松浦弥太郎的人生信条

湖南人民

[日]松浦弥太郎

(特集)知日·向日本人学礼仪

中信

苏静

日本味道

上海人民

[日]北大路鲁山人

小园即事~张充和雅文小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充和

11 元的铁道旅行

上海人民

刘克襄

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

39.5

新经典文库 500(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 01) 南海

季风本周排行 11

梦想家彼得

南京大学

伊恩·麦克尤恩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

长江文艺

夏志清

39.8

吴哥之美

湖南美术

蒋勋

人性的弱点

中信

戴尔.卡内基

我的水彩铅笔初体验

现代出版社

[日]矢田胜美

季风本周排行

学术类序号

书名

出版社

作者

单价

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

北京三联

荣新江

一战简史:帝国幻觉

中信

[英]诺曼·斯通

用地图看懂世界经济

世界图书

[日]生命科学编辑团队

西方将主宰多久：

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

中信

[美]伊恩莫里斯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英]斯蒂文·朗西曼 58

电车难题~该不该把胖子推下桥

北京大学

[美]托马斯·卡思卡特

进入思想之门~思维的多元性

北京大学

[法]朱利安

梦游者:1914,欧洲如何走向"一战" 中信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 69

宽忍的灰色黎明/人文科学译丛

河南大学

[法]米歇尔.福柯等

创业时,我们在知乎聊什么?

中信

知乎

大数据时代

浙江人民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人民大学

[美]拉杰特·帕哈瑞亚

49.9 12

忠诚度革命:

用大数据、游戏化重构企业黏性

季风本周排行 13

走进晚明

(中国近世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 14

商传

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15

商务

社科文献

[美]弗拉委斯拉夫

上海译文

[美]亚龙.布鲁克

自由市场革命:

终结大政府之路

声音

“小红帽”喊打“大灰狼”：女大学生教师节反校园性骚扰女权之声（2014-09-10）

声音 “老师：我的身体不是礼物！”9 月 10 日上午 10 点，一名身着红色斗篷、手举“盾牌”的 “小红帽”出现在厦门大学校门口。同一天，举着“要安全校园，不要保研路”、“治大灰狼，别治小红帽”等不同标语的“小红帽”们现身北京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其余九所城市的著名高校门口。这是一群女大学生的行为艺术，在中国第三十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她们呼吁高校尽快建立防治性骚扰的校园规范。同时，她们还向全国 116 所“211 工程”大学的校长寄出了一封呼吁信和她们起草的《中国高校性骚扰防治规范》。 “小红帽”说“不”：行为艺术呼吁重视校园性骚扰校园性骚扰是指当事人一方为学校校长、老师、职工或学生，另一方为学生的骚扰事件。以 “大学老师+性骚扰”为关键词搜索，不难发现关于此类事件的新闻报道众多，网络论坛上的亲历者自述更是屡见不鲜。今年 6 月，厦门大学女生汀洋和“青春大篷车”（网名）网络举报导师吴春明以学术经费开房、“诱奸”女生的新闻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在厦大门口 cosplay“小红帽”的小五（化名）是厦大的一名毕业生，自从看到新闻，她始终关注着吴春明事件的进展。但从网上爆出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月，厦大始终没有公布调查结果，让她有一些失望。“希望母校可以更给力点，真正开始直视和重视校园性骚扰这件事，变坏事为好事，而不是息事宁人，”小五说，“不只是厦大，很多高校都有这样的情况。” 希望用行动敦促学校能采取措施防治性骚扰的，不只是小五，还有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杭州、兰州、西安、长春这九个城市的在校女大学生。猪西西（化名）是浙江大学的一名在读博士生，她在浙大门口发起了这次活动。她表示，虽然自己并未经历过来自导师或其他老师的性骚扰，但也听说身边有不少同学都有类似的经历， “性骚扰真的太普遍了，甚至连学生会的选举，都有明示或暗示，似乎已经成了学校里的一种‘潜规则’。但这不是你情我愿的交换，而是另一方根本没有权力去拒绝或反抗，否则就要付出代价。” 猪西西还说，“小红帽看似很弱小，但却有力量和智慧去对抗大灰狼。我们今天打扮成小红帽，就是希望学校和社会可以看到，女大学生们都行动起来了，那学校呢？是不是也该做点什么？” 起草性骚扰防治规范：致信 211 高校校长禁止“师生恋” 除了在校门口举行行为艺术，“小红帽”们还向全国 116 所“211 工程”大学的校长们寄去了一封呼吁信。在信中，她们建议校长研究和制定校园性骚扰防治规范，为全国其他高校提供示范，信中还附上了一份她们起草的《中国高校性骚扰防治规范》。“小红帽”们表示，“我们大学生可以起草这样一份规范，相信大学的校长、教授们如果愿意采取措施，一定可以研究出和建立一个更完善的机制。” 据建议稿的起草者之一、目前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的小莹介绍，性骚扰在法律中是被明令禁止的，《教育法》规定，学校有义务“维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教育部下发的《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也要求各学校抓紧制订或修订本校的师德规范实施细则。小莹认为，“校园性骚扰不只是老师的道德问题，更可能涉及刑事犯罪。这些行为往往发生在校园中，加害者是学校的员工，校方有责任建立机制去预防和处理。” 31

声音

声音小莹说，国外高校基本对性骚扰有着明确的规定和处理程序，这可以保护所有学生在一个公平和安全的环境中学习。小莹和伙伴们在参考了国外和台湾高校关于校园性骚扰的政策和规定后，起草了这份《中国高校性骚扰防治规范》，为校长们提供参考。在这份防治规范中，对性骚扰的定义和判定、举报和投诉，以及处理原则等都提出了详细的建议。建议稿还提出，学校应禁止有直接权力关系的师生之间的浪漫关系。小雯解释说，“建议禁止大学师生恋的根本原因在于老师和学生之间权力的不平等，有权力打分、推荐的老师可能会滥用权力，对学生进行性胁迫，而作为弱势者的学生有时不得不屈从，因此禁止师生恋的本质是防止权力被滥用。而且，即便这样的关系是自愿的，对于其他同学来说可能也会造成不公平。” 国外多有防治规范：专家建议中国高校早日建立曾代理多起性骚扰案件，也是厦大吴春明涉嫌骚扰案举报者之一“青春大篷车”代理律师的李莹对女大学生们的行动表示了赞赏和支持，在代理的许多案件中，李莹发现现在高校涉嫌性骚扰的案件非常多，但绝大多数都无法得到妥善处理，其根源就是因为学校缺乏相应的政策和处理机制，老师和学生也缺乏相应的教育和培训。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学校建立起完善的性骚扰防范机制。妇女权利工作者、妇女传媒监测网络负责人吕频则表示，“小红帽”们的行动发出了青年女性反对性骚扰的声音，让学校和社会看到了她们的力量。高校教师的骚扰行为违反教师的职业伦理，如何让这类行为不再只是市井传说和“潜规则”，让大学真正成为教学研究和学习的清明之地，学校必须行动起来。实际上，大学建立性骚扰防治规范在国外和港台地区早有先例，这也是中国各个高校想要建设现代一流大学的必须。■

声音

杨绛忆傅雷：他们夫妇难逃的命运杨绛

凤凰读书（2014-09-04）

傅雷（1908 年 4 月 7 日－1966 年 9 月 3 日），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南汇人，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著作。其有两子傅聪、傅敏，傅聪为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钢琴家，傅敏为英语教师。 1966 年 9 月 3 日上午，女佣发现傅雷夫妇在江苏路 284 弄 5 号住所“疾风迅雨楼”自杀身亡，傅雷系吞服巨量毒药，在躺椅上自杀，享年 58 岁，夫人朱梅馥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傅雷遗书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钟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黯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34

声音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捧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时候，他听着钟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也许钟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一次钟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面尴尬，直向钟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余悸，怪钟书“胡闹”。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他带几分不好意见，随着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有幽默的。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大人说的话，也许孩子不宜听，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孩子在登登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谈。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回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阿聪前年回国探亲，钟书正在国外访问。阿聪对我说：“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 去年他到我家来，不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听钱伯伯说话”，高兴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记起他严厉的爸爸，凄然回忆往事，慨叹说：“唉——那时候——我们就爱听钱伯伯说话。” 他当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为爱他深，他告诉我：“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为此对我落泪，又说阿聪的脾气和爸爸有相似之处。她也告诉我傅雷的妈妈怎样批评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气，只为此怜他而为他担忧；更因为阿聪和爸爸脾气有点儿相似，她既不愿看到儿子拂逆爸爸，也为儿子的前途担忧。“丈化大革命”开始时，阿聪从海外好不容易和家里挂通了长途电话。阿聪只叫得一声“姆妈”，妈妈只叫得一声“阿聪”，彼此失声痛哭，到便咽着勉强能说话的时候，电话早断了。这是母子末一次通话——话，尽在不言中，因为梅馥深知傅雷的性格，已经看到他们夫妇难逃的命运。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 ——是否因为莫罗阿曾把服尔德比作“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梅馥称傅雷为“老傅”；我回家常和钟书讲究：那是“老傅”还是“老虎”，因为据他们的乡音， “傅”和“虎”没有分别，而我觉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儿老虎似的。他却自比为“小老鼠”！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他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诚。但众多的朋友里，难免夹杂些不够朋友的人。误会、偏见、忌刻、骄矜，会造成人事上无数矛盾和倾轧。

声音傅雷曾告诉我们：某某“朋友”昨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傅雷讲起的时候，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嘴角上挂着讥诮，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制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有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可是他也许遵循《刚第特》的教训吧？只潜身书斋，作他的翻译工作。傅雷爱吃硬板。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他有些朋友（包括我们俩）批评他不让阿聪进学校会使孩子脱离群众，不善适应社会。傅雷从谏如流，就把阿聪送入中学读书。钟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他就临什么字帖；钟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他也高兴地学起十七帖来，并用草书抄稿子。解放后，我们夫妇到清华大学任教。傅雷全家从昆明由海道回上海，道过天津。傅雷到北京来探望了陈叔通、马叙伦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们家来盘桓三四天。当时我们另一位亡友吴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华教授法语，央我们夫妇作说客。但傅雷不愿教法语，只愿教美术史。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曾经陪傅雷招待一位法国朋友，钟书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Critiqued Art（美术批评家）。他对美术批评始终很有兴趣。可是清华当时不开这门课，而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尽管他们夫妇对清华园颇有留恋，我们也私心窃愿他们能留下，傅雷决计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译工作。我只看到傅雷和钟书闹过一次蹩扭。1954 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荆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说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当时他和我们两地间隔，读到钟书责备他的信，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回复书信来往。傅雷的认真，也和他的严肃一样，常表现出一个十足地道的傅雷。有一次他称赞我的翻译。我不过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的散文，译得也并不好，所以我只当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谦逊一句。傅雷佛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 我当时颇像顽童听到校长错误的称赞，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错误。可是我实在很感激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人如此认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不懈地虚心求进。只要看他翻译的传记五种，一部胜似一部。《夏洛外传》是最早的一部。《贝多芬传》虽然动笔最早，却是十年后重译的，译笔和初译显然不同。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这许多信可惜都已毁了。傅雷从不自满——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到不满。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提的翻译标准。他曾自苦译笔呆滞，问我们怎样使译文生动活泼。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 36

声音能解决问题。我们以为熟读一家还不够，建议再多读几家。傅雷怅然，叹恨没许多时间看书，有人爱说他狂傲，他们实在是没见到他虚心的一面。 1963 年我因妹妹杨必生病，到上海探望。朋友中我只拜访了傅雷夫妇，梅馥告诉我她两个孩子的近况；傅雷很有兴趣地和我谈论些翻译上的问题。有个问题常在我心上而没谈。我最厌恶翻译的名字佶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字音并不相近，曾想大胆创新，把洋名一概中国化，历史地理上的专门名字也加简缩，另作“引得’域加注。我和傅雷谈过，他说“不行”。我也知道这样有许多不便，可是还想听他谈谈如何“不行”。1964 年我又到上海接妹妹到北京休养，来去匆匆，竟未及拜访傅雷和梅馥。“别时容易见时难”，我年轻时只看作李后主的伤心话，不料竟是人世的常情。我很羡慕傅雷的书斋，因为书斋的布置，对他的工作具备一切方便。经常要用的工具书，伸手就够得到，不用站起身。转动的圆架上，摊着几种大字典。沿墙的书橱里，排列着满满的书可供参考。书架顶上一个镜框里是一张很美的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张傅雷年轻时的照片，是他当年赠给梅馥的。他称呼梅馥的名字是法文的玛格丽特；据傅雷说，那是歌德《浮士德》里的玛格丽特。几人有幸福娶得自己的玛格丽特呢！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孝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傅雷翻译这几部传记的时候，是在“阴霾遮蔽整个天空的时期”。他要借伟人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他要宣扬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偏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位权利的现实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傅雷连同他忠实的伴侣，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淹没。可是谁又能怪傅雷呢。他这番遭遇，对于这几部传记里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奋斗精神，该说是残酷的讽刺。但现在这五部传记的重版，又标志着一种新的胜利吧？读者也许会得到更新的启示与鼓励。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复生，可是被遗忘的、被埋没的，还会重新被人记忆起来，发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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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 48 周年祭：被缢死的文明于东辉中国经营报（2014-09-03）

1966 年 9 月 3 日，凌晨，上海江苏路 284 弄 5 号。 58 岁的傅雷安静地注视着妻子朱梅馥将天蓝色的土布床单撕成长条、搓成绞索，一如注视着 34 年前那个 19 岁的美丽新娘对镜梳妆。天不会再亮了。老夫妇将绞索挂到落地窗的钢架上，又在凳子下面小心地垫上棉被，然后相互帮扶着踩上凳子——20 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和他的妻子就这样在自己的卧室里告别了这个世界。后人一直在猜测这对伉俪在凳子下垫上棉被的原因：也许他们怕踢倒的凳子弄出声响，引来不必要的营救。也许，他们只是不想在离开前再打扰这个世界。在自缢之前，他们仍然坚守着文明的底线。尽管窗外，文明已经先于他们被那个疯狂的时代缢死。在他们的遗书里面，丝毫没有对这个世界的抱怨，而是平静嘱咐了房租的支付、保姆生活费的供给、亲戚损失的赔偿，他们甚至预留好了自己的火葬费：53 块 3。这是他们曾经用文字和生命热爱的世界，他们选择平静作别，就好像只是要做一次离家的远行。此前，他们已经被连续批斗 4 天 3 夜，下跪、皮带、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戴上高帽象小丑一样 38

声音侮辱，这些暴行不属于他们高贵的、有尊严的人生。于是，他们只能选择告别，这是他们唯一的抗拒手段。摘下他们遗体的警察左安民回忆说，那段时间，在他管辖的地段里，500 多户人家，有 200 多户被抄家。自杀的文化人，每天都有。既然文明已经死亡，这世界又哪里有文明人存活的理由？就在傅雷夫妇自缢的那个夜晚，千里之外的北京，考古学家、诗人陈梦家也用一根绞索了结了自己 55 年的人生。他忍受不了邻居彻夜“杀猪一样的嚎叫”，他的邻居，一对老人，被红卫兵绑在葡萄架下，用开水反复浇烫。“猪是被杀后才浇烫，而人是被浇烫后才杀”——那是一个让活人羡慕死猪的年代！那天夜里，陈梦家在北京东厂胡同的邻居里，有 6 人被活活打死。没人救得了自己，这座古都从市长到市民，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以各自的方式走向死亡之路，焚尸炉日夜不停地工作，而无论被杀的还是自杀的，骨灰都以“自绝于人民”的名义被随意扬弃。在自缢 13 年后，傅雷夫妇被平反。他们教育子女的家信《傅雷家书》被印刷 150 万册，流传于世。 “一位纯洁、正直、真诚和灵魂有时会遭到意想不到的磨难、污辱、迫害、陷入到似乎不齿于人群的绝境，而最后真实的光芒不能永远淹灭，还是要为大家所认识，使它的光焰照彻人间，得到它应该得到的尊敬和爱。”——这段留给子女的文字在 13 年后“照彻人间”，却未能照亮傅雷夫妇逝前的那段黑暗时光。究竟是什么能让一个民族整体陷入疯狂、残暴、毫无理性的状态之中？如果不把这个毒瘤剜除，恐怕这个民族就永远免除不了频死的恐惧。正如巴金老人在评述自己的良心之作《随想录》时所言：“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仅是我，许多人的伤口都淌着这种脓血。” 巴金还说：“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这盏照见前路的灯要我们这个民族齐心协力去点亮、去呵护，只有这样，才能照得远，照得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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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短情长：日记中的蒋介石情感黄道炫东方历史评论（2014-09-05）

身份模糊的李子青与介眉 1949 年底，大陆兵败，蒋介石退守台湾。农历新年刚过，心绪灰暗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近日事务较忙。朝夕各课皆觉心神粗浮而不能精微，而且时起报复之意。此乃虚骄之始，又对过去恩怨亦沉浮无定，而对李氏子青之想念为尤，切相离已卅四年，不知其人实在人世否？奈何恋痴若此，惟此一氏使余终身不能忘情耳。” 使蒋介石终身不能忘情的李子青，行状已不可考。有研究者细读蒋介石日记后发现，1931 年 2 月蒋介石所撰个人事略中，有关于李子青的两段记载：1914 年蒋介石在上海参与策划反袁起义时，晚上常去张静江家过过赌瘾。某日晚，正赌之时，“忽想往访子青，故未别而出”。凑巧的是，由于内部有人告密，当晚警察以抓赌为名，查抄了张家，蒋介石躲过此劫。1916 年，蒋处理完陈其美丧事后奉孙中山之命曾短期到山东潍县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之参谋长，“辞后即到北京，思欲一见之子青，而终不可得”。（罗敏：《“家事难言”：蒋介石笔下之情爱世界》）因为蒋介石的日记，一个曾经鲜活的个体，以来无影去无踪的方式，在历史的记载上一闪而 40

声音过。我们已很难了解，这位李子青准确的出身和身份，和蒋介石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会令蒋在垂暮之年，仍念念难忘。在蒋介石的生命中，同样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还有另一个青楼女子介眉。蒋介石和介眉交往详情不得而知，但从其日记可以看出，蒋对介眉也是一往情深。1919 年 4 月，蒋与介眉在沪缠绵，以致不克分身看望病中老母，事后他深自忏悔，自记曰：“母病儿啼，私住海上而不一省视，可乎哉？良心昧矣！”被介眉所迷，蒋介石甚至不满足露水情缘，希望明媒正娶，赎出介眉。但烟花薄幸，本是常态，介眉青睐蒋介石，不过是想缠住他的口袋而已。历史学者杨天石记载，5 月 2 日，介眉致函蒋介石，一派江南小女子气： “介石亲阿哥呀：照倷说起来，我是只想铜钿，弗讲情义，当我禽兽一样。倷个闲话说得脱过分哉！为仔正约弗寄拨倷，倷就要搭我断绝往来。 “我个终身早已告代拨倷哉。不过少一张正约。倘然我死，亦是蒋家门里个鬼，我活是蒋家个人。”（《介眉致蒋介石函》，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上），第 41 页。）收到此信，蒋介石知道介眉终不脱烟花本色，决定壮士断腕，斩断情丝，日记记载了他在爱欲与理智之间的挣扎： “蝮蛇蛰手，则壮士断其手，所以全生也；不忘介眉，何以立业！”（1919 年 5 月 25 日） “妓女嫟客，热情冷态，随金钱为转移，明眼人觑破此点，则恋爱嚼蜡矣！”（1919 年 10 月 1 日） 1919 年 10 月 7 日，蒋介石更有一段长篇大论的议论，谈色议情论爱，某种程度上也是其与介眉间一段孽缘的总结： “……自有智觉以至于今十七八年之罪恶，吾以为已无能屈指，诚所谓决东海之水无以涤吾过矣。吾能自醒自新而不自蹈覆辙乎？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 日记中的怨言读到蒋介石的这些言论，难免令人想到初涉爱河的毛头小子，其实，蒋介石这时已过而立，而且早已使君有妇。蒋介石原配毛福梅，1901 年蒋介石十四岁时成婚。蒋与毛无感情基础，随着在外日久，见闻渐开，蒋更对毛不屑。1921 年 4 月，蒋日记中写道：“见毛氏与经国擅自城舍归，忿不可遏，与之拼命大闹。余于毛氏平日，人影步声，皆足刺激神经。此次因事寻衅，竟与我对打，实属不成体统，决计离婚，以蠲痛苦。”6 月，蒋母病逝，蒋与毛氏离异。1921 年 11 月 28 日，蒋于日记中称：“会议离婚事，亲戚意见参差，致无结果，心殊恼恨。……卒解决，然己不知费了多少精神己！” 蒋、毛离婚同时，蒋对青楼出身之侍妾姚冶诚也甚不满意。1919 年 8 月 18 日，他在日记中大骂姚冶诚：“冶诚赌博不休，恶甚！”不久又说：“早晨未起床时，瞟见楼下电灯尚明，甚恨 41

声音冶诚不知治家法，痛骂一场，娶妻之为害实不胜言。”最后，对姚发展到：“见之心甚愤恚，病症加剧，因即迫令回寓，不欲其在旁侍候也。”1920 年 5 月 16 日，两人暂时分居，蒋自称：“处置姚冶诚事离合两难，再三踌躇，卒无良法，乃决以暂留分住，以观其变。” 蒋、姚关系恶化，和姚氏嗜赌固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当为见异思迁所致。此时，蒋介石在张静江家偶遇张妻朱逸民的相识陈洁如，陈洁如年方二七，正是少女的豆蔻年华。受过教育，年轻聪颖，相貌也颇端正，一副新女性的气派，使蒋介石为之着迷。1921 年底，两人正式同居。几次三番的离异结合，在蒋的亲友和同志中颇遭非议。对此，蒋介石辩解道：“即如人人言弟为好色，殊不知此为无聊之甚者，至不得已之事。”然而，在袒露其真实心灵的日记中，却并没有显出以之为无聊，相反，与陈的感情如胶似漆，缠绵难离。仅 1922 年 1 月至 3 月，短短 3 个月时间，他就给陈洁如寄信 6 封，密度不可谓不大，两人在上海相偕逛街、看戏，形影难离。迄至 1925 年，他还在日记中感叹：“近日思念洁如，疼忿交并，留舍莫决。女子情漓，英雄心醉，何其痴也！何其痴也！”大有英雄难过美人关的味道。不过，和大多数风流男子一样，蒋介石对陈也无长性，日久生厌几乎是此类恋情的必然结局。加之陈尚年少，治家无方，蒋在日记中对之更多怨言。1926 年 6 月 20 日，蒋在日记中称“洁如不知治家之道，完全如一小孩时，不如吾意也。”11 月 12 日，蒋在北伐前线，接到陈洁如来函， “知其迁租七十一元大屋，不胜愤恨。招摇败名，年少妇女不得放纵也。” 与宋美龄的相识相恋和宋美龄相识相恋，在蒋介石笔下，大有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味。蒋介石最早记下其对宋美龄的好感是 1926 年 7 月 2 日，这天蒋日记记有：“上午，往访美龄，下午，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此后，军事倥偬、政局变幻，蒋、宋只能天各一方。北伐到上海后，蒋、宋再次晤面，蒋日记中记有：“晚同三弟等，宴于乡下小餐馆，别有风味也。”此三弟者，即为宋美龄。 8 月蒋介石下野后，加紧了对宋美龄的情感攻势，在给宋美龄的情书中，他表剖心意： “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吋，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蒋介石虽然下野，但其实力谁也不敢小视，宋美龄自然不会真的将其当作失意武夫加以弃绝。蒋介石出国前夕日记记有：“晚与三弟叙谈，情绪绵绵，相怜相爱，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往访三弟，邀儒堂为我俩作伐。”9 月 28 日，蒋介石启程赴日，是日日记充满与宋的绵绵情意： “六时起床整装往别三弟，情绪绵绵，何忍舍诸，不惟外人不知三弟之性情，即中亦于此方知也。七时前登上海丸，九时开船，假眠，下午发三弟电后，写字，与琢堂兄谈时局。夜以有浪早眠。致三弟两电，不知其今夜早能安眠否？” 1927 年 12 月 1 日，蒋宋举行婚礼。婚礼上，四十新郎蒋介石“见余爱姗姗而去，如云飘露荷，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置余身是何处矣”。次日，新婚燕尔，蒋“在家与爱妻并坐拥谈，乃知新婚之蜜，非任何事所可比拟”。就蒋介石而言，此情此景，颇有浪子终成正 42

声音果之意味，只是在新人欢笑的背后，还有旧人流不尽的泪水。孤身在美的陈洁如曾致信张静江夫人朱逸民，倾诉一腔苦闷：“想起往事，泪下如注，使我毛骨悚然也，我心成片而哀疼，有谁来爱怜我。”（《陈洁如旅美期间致朱逸民函件摘录》，《民国档案》，1993 年第 1 期。）其实，新人欢笑的背后，也并不是没有不和谐音。蒋介石、宋美龄家庭出身悬殊，教育背景迥异，生活习性也不相同，婚姻生活难免龃龉。蜜月之中，两人就爆发争吵，因为宋美龄外出，蒋介石寂寞难耐，“心甚不乐”，因而与宋怄气，结果宋美龄一气之下回到娘家，蒋“扶病连夜往访，彼甚以不自由为病，复劝余以进德，心颇许之。夜中以心悸惊跳，不能安眠”。看得出来，婚后第一次的磨合，宋美龄大得上风，毕竟宋美龄年轻蒋介石十岁，又有强大的家庭背景和良好的个人素质，对于蒋介石这样马上得天下的暴发者，有很大的心理优势。所以， 1928 年初，蒋介石日记记有：“与三妹往访莲妹不晤，其家有客打牌，见之愧怍，为爱所轻也。 ” 莲妹是蒋介石胞妹蒋瑞莲，因其家中有人打牌，蒋即担心“为爱所轻”，这既可见出蒋介石心灵的敏感，又折射出宋美龄在其心目中的地位。 1928 年 5 月 29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到：“自译三妹电。”这样不经意的一个句子如果和陈诚家书结合看，或许又会产生出一些有趣的内容。在给妻子谭祥的家书中，陈诚说： “蒋夫人问我每日有信否？我就想起蒋先生（中正）译电报的情形了。听说有一次蒋先生给夫人拍一封电报，是蒋先生亲译的。将电稿放在抽屉里，看一字译一字。看见有人进他的房内，即刻将抽屉关好。你看好笑否？” 蒋介石自译电报，已经引起国民党高层并不一定是恶意的窃笑，对此，或许只有蒋介石自己蒙在鼓里。蒋介石对宋美龄的在意以及性格中的小心拘谨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中显露无遗。蒋介石对宋美龄的依恋随着婚姻的延续，蒋介石对宋美龄的依赖与依恋之情日益浓厚。1930 年 12 月 4 日，蒋介石日记中称： “自我有智识以来，凡欲出门之时，必恋恋不肯舍弃我母。到十六岁时，必待我母严责痛击而后出门。及至二十余岁犹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遽改。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淡惨恼，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其所以然也。” 中年以后的蒋介石，严守分际，本质上他不是可以在人群中如鱼得水之人，在强硬的外表下，掩藏的是一颗敏感孤独的心灵。宋美龄之前，虽然历经沧海，但蒋介石始终认为自己没有找到真正的感情归宿。在他眼中，宋美龄不仅惊为天人，而且“以公忘私，诚挚精强，贤妻也”，极大满足了他情感的需求。随着时间的流逝，恋情、亲情、友情交织，蒋介石渐渐把幼年时对母亲的依恋投射到宋美龄身上，所以，与宋美龄短暂的分离都会让他感到苦恼： “上午同三妹往吴淞游行，闻其不回南京，心甚抑郁沉闷。人有母爱其子，兄爱其弟，姐爱其妹，妻爱其夫，而余孑然回京，谁爱谁惜谁知余？呜呼！苦莫若于孤儿，恨不孝奉吾母，今悔何及，伴侣既无，百事灰心，吾母不能复生矣，呜呼！……晚意兴萧然，不知妻其知吾之哀悲吾母而又独居之苦也。” 43

声音同样的记载还有很多： “下午到汤山休息，爱妻不能同行，可惜。夫妇未得时时同住，是人生一切不幸之由也。” （1931 年 11 月 17 日） “时思爱妻，望其速回。”（1932 年 3 月 23 日）作为政治人物，蒋介石不肯轻易信赖他人，但是宋美龄渐渐成为他衷心信赖、依为臂助的伴侣：“今日为我俩二周结婚纪念日也……结婚二年，北伐完成，西北叛将溃退潼关，吾妻内助之力，实居其半也。”日常生活中，宋美龄常常会让蒋介石惊喜和感动。蒋介石远出回到家中，宋美龄精心准备：“妻盛装整室相候，敬礼如宾，欣慰快乐”；身体不适时，“妻侍病护疾，忧劳异甚，其诚切实过于割肉疗疾也”；花前月下，宋美龄也不失风情：“晚与妻观月，独唱岳飞满江红词”。蒋介石对宋美龄心理上的恋慕从他看似不经意的一段记载中体现得至为明显：“林泉睡眠妻旁，为之心安”。令蒋介石印象尤深的还是西安事变期间，宋美龄冒险前往西安探视蒋介石，蒋见到妻子，感激涕零：“贤妻忽于下午四时余飞到西安营救，相见时悲痛不可名状。余切属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乃不料其竟冒万险而入此虎穴也。”事变后不久，他在日记中写道：“妻之扶，不惜牺牲其本身之一切，以保全余之身心为惟一目的，殊为可感。”此当为由衷之言。确实，蒋、宋关系可能远远不像曾经盛行的描述那样，只是一场政治婚姻。事实上，作为一个虽然算得上有势力家庭的待嫁女，宋美龄能给当时中国的政治强人蒋介石提供的政治资源实属有限，而从蒋介石日记看，他首先爱的也是肉体的宋美龄，其后才是精神的宋美龄，至于政治上，基本很难看到痕迹。蒋介石的无后之忧西谚有曰：和最爱的人吵架，和陌生人说心里话。蒋介石也不例外。正因为对宋美龄依赖太过，蒋介石也很容易伤害到她。1930 年 12 月 9 日，蒋在日记中反省：“诚意爱辅我者，惟妻一人。余不能与其尽言欢别，拂袖径行，使其不知我心中之痛苦沉闷。□□(两字不清——引注)为其之故而发，而无处可为我发泄之地，故惟有对至爱之前者泄耳。” 蒋介石内敛的性格、中国的含蓄传统，影响着蒋介石的人生和事业，也影响着蒋、宋关系。所以，虽然不能说蒋、宋间没有爱情，但对双方而言，爱的典范的定位恐怕内心都会以为实不敢当。比如宋美龄的后母身份就是双方间很难填平的一道沟壑。蒋、宋婚后，现有资料提到宋美龄曾两次流产，这样的打击对蒋、宋都不可谓不大。纬国难言亲生，蒋经国又远在苏俄，自己与宋美龄很难再有后嗣，这使蒋介石常常有绝后之忧。1931 年底，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牛兰夫妇在上海被捕，被季米特洛夫称作“已近乎是共产党员”的宋庆龄出面营救，提出以在苏俄的蒋经国交换牛兰夫妇。对此，蒋介石强硬表示：“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 咬牙拒绝苏俄之后，蒋介石内心战战兢兢，无后的担忧缠绕着他，使他不断在日记中为自己 44

声音打气宽慰： “余何为先人而独忧无后，其志之小可鄙孰甚。经国如未为俄寇所陷，则余虽不能生见其面，待余死后彼必有归乡之日，为此则余愿早死以安先人之灵也。”(1931 年 12 月 27 日) “余九死一生，不顾嗣子，不顾身命乃由共党手中以救回党国与民众，而今日所得之结果如此，是理所当然耳。以圣贤立身救人不望当世之报酬，惟有牺牲自身以成其志而已。”(1931 年 12 月 28 日) 蒋介石抬出圣贤和报国等等大道理自勉，恰恰可看出可能“无后”之事对其刺激之深。1932 年元旦，蒋介石瞻前顾后，感叹道：“国事家事一无所成，郁郁殊甚，念子尤切，尝以传达在事业不在子孙以自解，且不欲子孙为念也。”1934 年 9 月，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江西湖口同游石钟山，蒋介石“读东坡石钟山记至‘独与迈乘小舟’之句，不禁叹经、纬之不能随游也”。 “家事愁闷，不可言喻。” 蒋经国时在苏俄滞留难归，自是无法同游，蒋纬国在国内，见面亦难，其中却另有隐情。蒋、宋婚后，蒋纬国一直与其养母姚冶诚生活在一起，宋美龄与蒋纬国间，长期没有见面。1936 年 5 月蒋纬国到南京受训，蒋介石也未安排其与宋美龄见面：“纬儿来京听训三日，不敢以私妨公，稍有表示，然而爱子之非可言喻，而儿则懵懵不知。”蒋纬国的身世存有重重疑问，这大概是蒋介石不欲他与宋美龄过早见面的原因，而宋美龄因存有对蒋介石的怀疑，可能也不愿见到蒋纬国。 1936 年 10 月 21 日，蒋纬国赴德留学。多年的养育，蒋介石、蒋纬国父子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纬国远走他乡，蒋介石的不舍之情难以克制：“生离之痛亦已甚矣，乃知当年幼年外读时先慈不忍孤子远离之情必甚于今日之余也。” 在不舍蒋纬国的同时，蒋介石日记也有对家庭的抱怨： “家中意见不洽最为苦闷。”(1936 年 10 月 17 日) “家事难言，因爱生愁，因乐生悲，痛苦多而快乐少也。”(1936 年 10 月 31 日) “家事烦闷，多爱生苦也。”(1936 年 11 月 1 日) 自与宋美龄成婚后，蒋介石家中一直是两人世界，蒋的抱怨对象只能是宋美龄，联想到宋一直未和蒋纬国相见，其中的曲折大体可以有一个轮廓。当然，宋美龄亦非无理取闹，蒋纬国的暧昧身份，让她很难面对，这或许就是宋霭龄和宋美龄会主动向蒋提及营救蒋经国却对蒋纬国不予置理的因由所在。因此，虽然蒋介石对宋美龄甚不以为然，但也无法多说什么，只能在日记中暗地发狠，稍后登临华山时，他写道：“惜未得与纬儿同登耳。惟愿再寿廿五年，重登华山与儿孙等团圆，祝祷上帝福佑我中华民国万世千秋也。” 如果说蒋纬国因身份特殊，蒋、宋各有思虑，难言是非的话，蒋经国回国后，蒋介石对宋美龄的怨言就更加明显。1937 年 4 月，蒋经国由苏俄回国，数年期望成真，蒋介石自然“私心窃慰”。4 月 18 日，蒋氏父子均到杭州，却未相见，当天，蒋日记说：“家事愁闷，不可言喻。” 45

声音次日下午，蒋介石才令蒋经国来见。20 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以家事烦恼，不胜抑郁沉闷，强勉由杭来沪，此身几无自由之趣，将以他人之喜怒哀乐为哀乐，可悲之至。”蒋介石的这股无名火来自何方，看看 4 月 26 日他在日记另册杂记中的一段，就可见梗概：“妇女智慧愈高者，虚荣心愈大，而妒嫉心亦更高，做事且乏恒心，此妇女之所以历来不能与男子共同建国之一因乎。”这大概是蒋介石对宋美龄最严厉的批评了。不清楚宋美龄有什么具体的表现让蒋介石如此不满，不过，如果站在宋美龄的立场，她所表现出的嫉妒，其实也可以理解。毕竟，宋美龄也是一个寻常女人。婚后十年的二人世界，骤然被一个和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人打破，难免会有失落，而三代人相会的场面又很容易刺激宋美龄想到自己膝下空虚。当蒋介石指责宋美龄嫉妒时，可曾想到宋美龄的一腔委屈又向谁诉? 蒋、宋关系更进一层虽然骨肉情深，难以拆解，但蒋介石也在刻意淡化蒋经国回国的影响。蒋先是让蒋经国在溪口安心读书，抗战爆发后又让蒋经国到江西发展，父子间并无太多时间在一起。蒋、宋二人世界的格局没有因蒋经国回国而改变，由此引起的蒋、宋间的风波也很快过去。尤其是抗战之初，在日本侵略重压、军事不利背景下，蒋介石深深感受到来自宋美龄的无形支持，两人关系似更进一层： “看书读经如常，心神忧急之象未除，幸妻能解愁耐烦也。”(1937 年 9 月 27 日) “本日气候阴沉，精神凄凉，所闻所见者皆属悲感之事，惟读经批阅犹未间断耳。妻为伴侣觉我忧患，而百计为之消解忧愁，甚感也。”(1937 年 12 月 10 日) “本日敌机不断在上空侦察轰炸;而吾妻兴奋快乐之精神更倍于平时，夫妻相爱之切，实我足以消愁。在苦痛忧难中惟此足以自慰。”(1938 年 10 月 23 日) 蒋介石日记中提到的日本轰炸场景，曾是共产党人的英国人阿特丽亲眼目睹： “有些政府领袖都住在汉口的租界里面，而蒋氏夫妇却始终住在武昌的旧城里……当我从前线回来第二次访问蒋夫人的时候，我单独和她谈论伤病问题一小时之后，警报响了。她仍然好像没有事似地谈着。蒋委员长进来了两次，穿着棉布制服，朴素得好像一个下级军官似的。当炸弹似乎落在我们附近的时候，她才把我拉到他们的避弹室里。”(弗雷达·阿特丽著、石梅林译《扬子前线》，第 188-189 页。) 正因为有宋美龄，在紧张的战争生活中，蒋介石还可以难得地获得一些轻松的时间：“正午在圣经学校后山眺望福严寺一带风景，红叶青松、和风白日使人心怀豁达，如入太平仙乡。妻为炒蛋饭饷余。” 重庆传言：蒋介石有外遇 1940 年代，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紧张的空气有所缓解，此时，蒋、宋关系意外出现波折。两人关系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 1944 年 7 月，当时因皮肤病发作，宋美龄准备离开重庆去巴西养病。蒋介石约集一批高级官员集会，声称要为夫人饯行。关于这次饯行会的情况，王世杰日记 46

声音写道： “蒋先生今日约党部、团部干部同志三四十人暨中外基督徒若干人在山洞官邸茶会。在会中，蒋先生宣布两事：一、蒋夫人将赴巴西养疴，休养毕将访若干友邦;二、外间近有人散布谣言，诬蔑蒋先生私德，谓其有外遇等等情事者，显系有人欲藉此类造谣以摇动同志与军队对彼之信心。蒋夫人亦有演说，指述此类诬蔑之用意，与彼对蒋先生之敬信。”(《王世杰日记》第 4 册，第 350 页。) 王世杰日记提到的蒋介石所言“外遇”，指的是 1944 年重庆流传的一则传言，这则传言在美国大使馆秘书谢伟思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关于蒋家庭发生内部纠葛的消息在重庆真是传说纷纷。几乎每个人都能为已普遍被人接受的消息提供一些新的细节和说法，即委员长找到一个情妇……如果性格傲慢而又拘守宗教戒律的夫人与她的丈夫公开决裂，蒋氏王朝就会陷于分裂，在中国和海外产生的影响都可能是严重的。” 谢伟思在报告中还具体谈到了蒋介石外遇对象的各种说法： “她是陈洁如小姐，是委员长与夫人结婚前的姘头，一般认为她已得到一笔钱去养老，不再与闻人间烟火了。” “她是陈立夫的堂妹，相当年轻美貌，由陈立夫在夫人逗留美国期间介绍给蒋，以作为一种并不是很有独创性的努力来巩固他自己和 CC 集团的地位。” “她是一位美丽的福建姑娘，经政学系介绍获得了委员长的欢心，政学系企图以此来玩弄其裙带政治。”(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93 页。) 不管这些莫衷一是的传言有多少可信性，蒋介石和宋美龄关系这段时间比较微妙应属事实。算起来，此时宋美龄、蒋介石都应该年当更年期，尤其是宋美龄反应比较严重，身体状况不佳，蒋介石日记记录了宋美龄当时患病的苦状： “妻病风疹瘰已半年余，近更严重，每夜几乎不能安眠……若上帝不速加怜悯，使之早痊，如此失眠痛苦，神经决难忍受，其病必深入神经矣。今日彼之心神萎顿沉闷，更为可虑也。”(1944 年 5 月 3 日) 蒋介石日记早年有大量要求自己节制性欲的记载，当然这时也是他男女关系最为混乱的时期，与宋美龄结合后，这样的记载逐渐减少，两广事变后，在自认为是收服了最后一个重要的地方实力派后，可能是心情大好，蒋介石稍有放纵，为此曾记有：“由粤回庐休息一周，精神怡悦，体力亦较有进步，惟性欲应自节制，严戒也。”这是 1930 年代中比较罕见的记载。不过，到 1940 年前后，蒋介石关于节欲的要求突然增多： “污秽妄念，不能扫除净尽，何以入圣?何以治人?岂非自欺欺人之浊狗乎?”(1939 年 2 月 23 日) “年逾五十，尚不能不动心，其能有成乎?”(1940 年 2 月 11 日) 47

声音 “不能节欲，焉能救国，戒之。”(1940 年 4 月 13 日) “性欲渐起，旧念重生，应以灵性制之，不可使其放纵。”(1940 年 11 月 14 日) 蒋介石此时面临如此艰难的克制性欲问题，个中因由，难以臆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无法妄加定论，但和后来出现的传言结合看，或许种种说法，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蒋、宋关系渡过暗礁无论是否发生过什么，蒋介石和宋美龄毕竟都是身处最高层的政治人物，虽然他们的婚姻确实不能简单称之为政治婚姻，但政治在其婚姻中的分量无法否认。所以，当抗战结束、内战开始，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面临着中共的严峻挑战时，蒋、宋间的亲密关系再一次得到加强，宋美龄的陪伴成为蒋介石难以离开的心灵鸡汤： “晚课后，与妻二人聚餐，相互敬酒，共干二杯甚难得也，以平生未敢如此痛饮也。”(1946 年 3 月 15 日) “正午夫妻两人聚餐，比任何宴会为欢乐也，其味津津无穷。”(1946 年 10 月 31 日) “正午到黄龙潭野餐，瀑声古树，何不能涤荡我忧患，惟妻煮菜余炒饭甚觉难得之乐事也。” (1947 年 9 月 2 日) 随着战局的日益恶化，蒋介石的心绪益加沉郁，患难夫妻的感觉也愈加强烈： “六时半起床，妻言星期日应可多眠一时，稍节劳力，你尚不知自发已全白，长此操劳，精力何以为继。余闻之只有彼此怜惜，互道‘但愿上帝保佑’，予亦无他言可慰也。”(1948 年 1 月 4 日) “大除夕宴会后放花筒与高升鞭炮，勉效少年度岁之乐，妻更欢悦也。”(1948 年 2 月 10 日) 此时，年逾花甲的蒋介石勉效少年，娱妻，抑或娱己，后人难以索解。然而，喜庆的鞭炮，岂能炸得开内心的悲凉，或许这时候，已经深刻相知的蒋、宋夫妇，才最能体会到心心相印的感觉吧。 1949 年大陆兵败后，蒋介石夫妇分途从大陆和美国退往台湾，在事业失败的巨大阴影下，蒋、宋渡过了婚姻中的暗礁，进入了人生的晚年。■

声音

梁文道谈瑞士：民主的“剧场” 梁文道澎湃新闻（2014-09-07）

当地时间 2014 年 5 月 4 日，瑞士格拉鲁斯，选民在 Landsgemeinde 年会上举起选举卡片。瑞士这个国家我去得越多，就越是觉得着迷。倒不是因为那些早已印成明信片的湖光山色，也不是因为它的名表军刀巧克力；而是因为它几乎是个不可能存在的国家。这么说，并无丝毫不敬，只是想夸张点强调它的特异。比如说它的中立，以及那爱好和平的形象。来自瑞士的白底红十字旗固然代表了全球最大最著名的人道组织，一本红底白十字的护照更有可能是举世最方便最受欢迎的边境通行证。偏偏是这样的国家，人均拥枪率竟比美国还高，可我们怎么老听说美国校园枪击案，却没如何听过瑞士的持枪打劫案呢？所以每当美国媒体在讨论枪械管制的时候，他们往往都要想起瑞士，把它当成一个谜样的参照。再说它的名字，原来这是一个拥有九种不同国名的国家。首先，四大官方语种已经各有一个指称自己祖国的正式名称了，再加上瑞士人喜欢把正式称谓和熟人昵称严格区分开来的习惯，于是又为它多添了四种简要的叫法。四个语族，八种名称，怎么还会另有第九种国名呢？其实，它就是“瑞士法郎”缩写“CHF” 前面那两个字母了，我们时常碰见，却不一定都知道它的意思。这个“CH”的全称是“Confoederatio Helvetica”，中文译作“赫尔维蒂联邦”。“赫尔维蒂联邦”，这才是瑞士对外的最正式国名，

声音专门用在货币和车牌等国际场合。而且这个名字必须以拉丁文拼写，它里头的“赫尔维蒂”则是瑞士地区的旧称，起源于罗马帝国时期。为什么好端端一个现代国家，要拿一种死语言来命名自己（瑞士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还在采用拉丁文名字的国家，今天连梵蒂冈都不这么干了），而且还要抬出“赫尔维蒂”这个现在根本没人晓得它在哪里的地名呢？根据 Diccon Bewes 那本非常有名的 Swiss Watching：Inside The Land Of Milk And Money，原来这是为了公平。它的逻辑是：既然全国有四个语群，所以单取任何一种语言对外都不太妥当；你用法文的 “Confederation Suisse”，说德文的人会不高兴；若是采用最少人讲的罗曼什语的“Confederaziun Svizra”，那么讲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的国民就都要抗议被逆向歧视了。可你总不能在任何国际场合都一口气祭出四种语言的名字吧？你不烦，人家也都听得累死了。所以他们必须在自己的官方语言之外，另外找一种语言来拼读四大语群都能接受的对外名号。我想，一些奉英文为宗的朋友，可能会天真地提问，为什么瑞士不干脆拿英文来面对世界呢，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国际通行。然而，国有国格，随便以另一些国家的国语来表述自己，尊严何在？换句话说，这种语言不仅不能是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和罗曼什语，而且还不能是任何一个不相关国家的国语。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们的办法就是干脆找来一种再也没有人讲的语言，并且还是上一个时代的欧洲共通语，非但公平，而且体面。单从它国名这个计较，你就能大概猜到瑞士是个什么样子的国家了。追求平等的尊重，不惜任何时间成本与人力代价的协商，真不愧是世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之一。德语区的瑞士人没想过投奔北面的德国（即便是在大日耳曼意识最猖獗的纳粹时期，他们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独立），法语区的瑞士人不曾主张割裂出去再加入西边的法国，而且这几个语言不同、信仰有别的地方竟然还能团结在一起达百年之久。要是没有一套独特而深厚的民主传统，这个违反了现代民族国家原则的国度，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说到瑞士民主，自然不能不提它那闻名于世的“直接民主”。在瑞士人的生活里头，公投和家中便饭一样的寻常。今年初，他们才在一场公投当中否决掉了提高全国最低工资的议案（隔壁的法国佬听了一定觉得不可思议，心想这帮家伙是不是有病）。施行联邦制的瑞士，每个州乃至于底下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法规，以及自己实践民主的形式。若想清楚了解传说中的瑞士民主，最好就是跑到它最基层的行政单位，现场观察。今春我在瑞士逗留，可惜没能拖到 4 月底，结果错过了“内亚本塞州” （Appenzell Innerhodem）的“州民大会”（landsgemeinde）。尽管我自己没有亲眼见过，可我还是四处向对政治比对滑雪观光感兴趣的朋友推荐，若是想去瑞士旅游，最好赶在每年 4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参观参观这场已成景点盛事的“民主表演”。内亚本塞州的州民大会之所以这么有名，是因为它保留了古老的传统，是中世纪“市镇会议” 的罕见样本。开会当天早上，教堂礼拜结束了，先是乐队走出来吹号打鼓，暖一下场子。然后，州民们便从四面八方靠拢到州首府市中心的广场（这是全瑞士人口最少的州，不过一万多人），挤它个水泄不通。有时候，由于来的人实在太多，好些市民还得打开广场周围建筑物楼上的窗户，半个身子露出窗沿外头开会。现任州政府和议会的成员，以及来届的一众候选人，则坐在广场前方搭起的台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不少人特意在这天穿上传统的正式礼服，斗篷披肩宽边帽，就 50

声音像是从电影里头走出来似的。许多男人还会佩剑，那种形制古老的剑肯定是他们家祖上代代继承传下来的，乃往昔公民身份的象征，作用类似现在的选民登记证，有剑者方可与会。如今投票不必靠剑了，但它到底还是值得骄傲的饰物，一拿出来就知道你家的来头。

许多男人还会佩剑，那种形制古老的剑肯定是他们家祖上代代继承传下来的，是往昔公民身份的象征，作用类似现在的选民登记证。说到这里，这场州民大会听起来确实还很像演戏，难怪成了当地宣传观光的卖点，每年都能吸引不少游客。但你再看下去，就会发现这绝对不是演给游客看的古装舞台剧，而是真真正正的公民大会。首先是选举官员和议员，接下来是一项项有待全民公决的议案。主持人一个程序接着一个程序地宣布，公民们则各自表态发言，长短不拘，直到再也没人举手说话了，这才隆而重之地投票。而他们投票的方法，竟然就是举手！点票人员当场数算人头。如此点票，如此议决，这会不开一整天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古典风格的民主，很多东西看来不合当今民主实践的要求。比如举手投票，便和匿名投票背后的精神相悖，可能会引发不少问题（台上的候选人可能会发现平日要好的邻居居然不支持自己）。然而，正是因为它就像一个古代民主的活化石，我们才能辨认出一些以往只能在书上读到的名词和观念，看着它们活生生地演练出来。例如古代雅典政治论述常常提及，但今人又很难具体感知的一条论题——民主和勇气的关系。■

声音

季卫东：党要率先守法建立违宪审查制季卫东凤凰大学问（2014-09-06）

原题：关于把权力运纳入法治轨道的几项建议 9 月 4 日，第九届中国法学家论坛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本届论坛以“全面深化改革与法治” 为主题，20 余位著名法学家发表主题演讲。凤凰网作为独家合作网络媒体参与全程报道，凤凰网大学问独家发布嘉宾演讲，与广大网友分享。季卫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教授。《二十一世纪》（香港）执行编辑、《法社会学》（日本）审查委员、《法社会学》（意大利）学术编委、《法社会学杂志》（英国）编委等。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社会学、比较法学、亚洲宪法、审判制度、法律职业。以下是季卫东的演讲内容：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主要讨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的消息公布后，国内外舆论反应普遍良好。尤其是法学界和法律实务部门，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更上一层楼抱有很高的期待。多数人认为，尽管目前困难重重，甚至危机四伏，但总书记习近平的强势反腐和改革的深入推进说明，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是抓住了深化改革、国家长治久安的“牛鼻子”，四中全会将成为中国真正依法治国的里程碑。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把权力运行纳入法治的轨道，为此特向四中全会提出如下五项建议。

声音一、明确亮出“党率先守法”的旗号，以释社会中的怀疑和不安情绪。中央全会聚焦法治议题，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还是首次。因而怎样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势必成为四中全会的最大看点。要利用这次会议重新诠释“党大，还是法大”、“权大，还是法大”这类争论了好几十年的老问题，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容许任何个人或团体享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在“依法执政”、“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思路的延长线上再追加一个“执政党率先守法，为民垂范”的原则，使得目前深得人心的铁拳反腐获得制度上的大义名分，作为法治中国的“南门立信”之举。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解决系统性的问题。近期，一些身处司法第一线的法官和检察官在中央准备推进审判独立和检察独立时，却担心独立之后公诉的证据基础削弱、刑事侦查的质量要求得不到公安部门和法律监督方面的支持，法官地位进一步边缘化，司法经费得不到充分保障，使判决执行率下滑。由于工作难、责任大、待遇低、风险高，一些法官和检察官“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有些地方的辞职者已经达到相当规模。究其原因是，多年来在法院之外已经形成了审判活动受制于各级检察院、人大常委会、法制局，以及信访系统为枢纽的“谁都负责，谁都不负责”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圈，它贯通法律的顶端与社会的基层。各级检察院面临的问题也是如此。只要上述体外循环圈没有打破，审判独立和检察独立也就难以真正推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这些问题。三、重新定位中央政法委员会以及地方各级政法委员会，大力加强其协调各种政策和权力之间关系的功能。如果把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理解为一个统一的、闭合的法治系统，那么中央政法委的职责可以设定为切实管好它的入口和出口。入口在全国人大立法程序，执政党可以通过政法委进行不同政策之间关系的协调，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影响法律规范的合理性、连贯性，也防止不同政策互相冲突。出口在司法文书执行程序，执政党可以通过政法委进行不同权力之间关系的协调，排除造成令不行、禁不止事态的各种因素，动员各种体制资源确保法律决定以及判决的落实。如果这样的制度安排是可行的，那么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与坚持法律支配原则和司法独立原则之间就不存在任何矛盾，政法委的功能也将合理加强而不是削弱。四、赋予最高法院宪法解释权，提高司法机关的威信和法律体系的整合度。作为法律解释和判断的终局性机关的最高法院，如果无权在具体案件审理或具体权利认定之际根据需要参与宪法文本解释，不仅与国际惯例相悖，更重要的是会导致法律体系碎片化和缺乏权威性。实际上，承认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权则是成本最小、对法治方式和规范思维的普及影响最大的一项司法改革举措。没有这样的举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加强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的命题就很容易流于空谈，人权的司法保障也无从着手。承认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权，目的在于使审判机关获得护宪的“尚方宝剑”，树立司法的权威。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实际上已经为这样的制度变迁提供了若干重要的契机。从所谓宪法具有最高权威、要进一步加强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的表述，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出一个结论，这就是应该开始筹建司法性质的违宪审查制度。从长远来看，只有建立起司法性质的违宪审查制度，关于完善人权司法保障的命题才能真正落实，冤假错案的纠正和责任追究才不至于流于形式，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才能有效衔接起来，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才能启动和顺利运作。■

评论李静睿：两个国度，两种自由经济成功的政府，能说了算吗

李静睿：两个国度，两种自由李静睿大家（2014-09-06）

我用一个月的时间重读了两本几乎算是同题的小说：哈金的《自由生活》和乔纳森·弗兰岑的《自由》。两本书都厚达六百页，书和书的内容都同样沉重，《自由》的中文版封面上干脆写着：“自由带给我们的，原来是幸福之外的一切……”《自由生活》的封底上则是：“如果你不知道如何运用自由，自由对你将毫无意义。”又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大法官》中永恒对峙的疑问：要自由，还是要幸福和安全？两本书的内容主线都很简单，《自由生活》里武男和妻子萍萍在 1980 年代末后留在美国，他们努力维持生计，在一个全然陌生的社会中重新学习独立，最终在亚特兰大附近的小镇上拥有了一家中餐馆和一幢湖边的房子，在最能被人理解的层次上实现了“美国梦”。《自由》中的帕蒂和沃尔特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两个子女，住在明尼苏达圣保罗市中心的一幢维多利亚式豪宅里，但家庭主妇帕蒂总想摆脱这正常得让人窒息的生活，始终对沃尔特的好友、放荡不羁的理查德心怀性和情感的双重渴望，并因此患上心理疾病，医生建议她写下一切，这些资料偶然被丈夫看见，他们关系破裂，但最终和好。

评论两本书都像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品，写法老实，毫无二十世纪以后的文学界已被现代派攻占的痕迹，整本书铺天盖地全是生活细节，从我有限的阅读经历来看，当代作家已经没有多少人选择这样的写作方式，也没有多少人会写得如此之长。哈金因为并非用母语写作，《自由生活》的语言甚至可以说处于简洁和粗糙之间的模糊地带，美国当代文学的教父级人物约翰·厄普代克夸奖哈金的成名作《等待》“无懈可击”，却专门撰写长文批评《自由生活》，认为这本书有诸多语法错误，是“相对而言不够顺畅、让人不适的作品”。《自由生活》是哈金第一次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离开中国，它却依然是写给中国读者的作品，这本书得了美国图书奖，但我不认为美国读者会真正理解武男的痛苦和孤独，他们更容易进入的，是《自由》里帕蒂的世界。在纽约生活的一年中，我经常去逛书店，《自由》总是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海报上那个巨大的单词“FREEDOM”看起来触目惊心，但我没有找到过《自由生活》，我在法拉盛图书馆借到一本品相糟糕的台湾版，又在亚马逊上花三美元买到一本原版，运费要六美元，寄过来的书同样破旧不堪，让我觉得它的命运就像书里的武男，先被祖国抛弃，然后想抛弃祖国。《自由生活》开篇不久，武男的中国护照被注销了，这件事一开始让他觉得天塌地陷，但是他突然就想通了：“凭什么他要老给那个无情的国度当顺民？”这本书后来的五百多页，都是他为了实现这句话的苦苦挣扎。武男去小区当保安，去工厂守门，去编一本完全没人看的文学杂志，去纽约唐人街的粤菜馆打杂学厨艺，最后去到遥远的南部，倾尽存款买下一个小餐馆，店里所有的菜价格都不超过五美元，武男需要每天站着炒菜超过十四个小时，才能维持生活和还完贷款，让人难以相信他曾经是政治系的研究生，闲暇时喜欢读奥登和弗罗斯特的诗，但武男觉得这就是他的“自由”，他精疲力尽，不过是期望自己能从“中国”这个词语的巨大阴影中逃离出来。哈金并未直接写出的是，中国人的可悲在于总是被国家吞没了个体——让自己独立于国家，人必须首先真正成其为”人”，而非一个大概念下的渺小数字，才能谈及其他。书里武男对人谈起“法西斯主义”，就提到在韦氏大辞典第十版中，法西斯主义的首要原则就是“将国家和种族置于个体之上”，正因如此，他希望自己做一个“移民”，而非“流亡者”，因为流亡者的生活事实上是由将他流放的国家决定的，如果失去这种关联，流亡者自身也就不再存在。有一天有中国学生来为国内的水灾募捐，武男被逼得没办法，捐了六十美元，他感慨说：“要是我们能从血里把故国挤出去就好了。” 如果来到《自由》，武男的痛苦甚至失去了前提，虽然弗兰岑在书中也有大量讨论美国政治的内容，美军入侵伊拉克和 911 都多次被提及，但那不过是日常生活的谈资，在这个世界里，“国家”只是个体生活含混不清的大背景，一直存在，但并不是太重要，帕蒂和沃尔特们的烦恼真实而具体，没法将责任归结于国家和制度。“自由”带来的痛苦是如此私人化，就像帕蒂对理查德的感叹：“我觉得自己好老，理查德。人生不会仅仅因为一个人没有好好地利用它而停止流逝。事实上，这只会让她的人生流逝得更快。” 《自由》中的痛苦大多在情感领域，起码爆发于情感领域，帕蒂用和沃尔特结婚、成为家庭主妇来反抗母亲的期望，她自由地选择了当下生活，却并未感觉到丝毫幸福，书里借心理医生的分析，让人痛苦地指出了自由随之而来的重负：“几乎无论按什么标准来衡量，她的生活都是非常舒适的。她可以用她每一天的每一时刻去探索更像样、更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但在她所有的选择中，在她全然的自由中，她所找到的似乎只是更多的痛苦。自述人几乎要被迫得出这样的结 55

评论论：‘她因为过得如此自由而可怜她自己。’” 一直以标准丈夫的形象出现的沃尔特，后来也被自己的女助手吸引，他可以拥有她，却又觉得疑惑，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天性并不适合这样反叛自由的生活，他厌恶沉闷的生活状态，却又需要这种状态，因为只有与之抗争，自己才能生存。如果把《自由》和《自由生活》的两个世界打通，沃尔特是另外一种“流亡者”，他只有在对彼岸生活的渴望中，才能过好此岸的生活，他和帕蒂既相爱，又不断带给对方痛苦，他们无法共同生活，又无法想象离开对方生活，与感情生活的纠结相比，沃尔特事业上的挫折只是被轻描淡写带过，因为唯有情感，才是生活的本质，与之相比，一切都并不重要。这些痛苦对《自由生活》中的武男来说几乎算得上奢侈。他一直念念不忘自己的初恋情人，明白自己并不爱妻子萍萍，萍萍也知道这一点，但两人都从未想过离婚，激情的缺失似乎并没有影响婚姻，他们有共同账户，共同理想，共同债务，还有质量不错的性生活，两个人都深深明白，没有对方，他们就无法在美国生活下去。哈金有一个庸俗的比喻，中国好比母亲，美国如同他心爱的女人，作为一个成年人，他不能永远和母亲生活在一起，而必须选择和心爱的女人共度人生。但是作为他的男主角，武男似乎对是不是能和心爱的女人共度人生并不关心，在书的最后几十页，武男解决了生存和国籍两大问题，他也开始面临精神危机，但化解危机的方式是用英文写诗，因为他觉得只有抛弃母语，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对前女友偶尔的思念对他而言只剩下一个非常功利化的作用：刺激灵感。在书的最后，武男终于回了一次中国，吃饭的时候发现有道菜叫“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一看是红烧猪蹄加几根香菜，还有道菜叫“悄悄话”，是牛舌头拌猪耳朵，父亲惦记着让他还人情债，母亲想来美国为他的餐馆打工挣美元，故土的魔幻与势利，让他更想念美国，他在那里将一直孤独，却终得自由。我忍不住替武男想象，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走出《自由生活》这本书的设定，进入《自由》的世界，即使不管生活在哪个国度，痛苦都是生活甩不掉的关键词，他也渴望忘记国家，仅仅为自己痛苦。■

经济成功的政府，能说了算吗周轶君大家（2014-09-03）

埃尔多安十多年来的执政经历，可以凝炼成一个问题：一个经济成功的政府，能不能要求民众少点自由？ 8 月 28 日，当了十多年土耳其总理的埃尔多安，正式出任首届民选总统。这条新闻或许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但它注定成为 2014 年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之一。它与乌克兰、叙利亚局势一起告诉我们，冷战之后，威权政治如何回归并重塑世界。埃尔多安十多年来的执政经历，可以凝炼成一个问题：一个经济成功的政府，能不能要求民众少点自由？【一】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广场，一栋十三层楼，朝向街道的两侧，整个都刷成埃尔多安的脸：一张含笑，一张坚毅。头顶一串数字：2023、2053、2071。纳吉和我一起仰望：2023 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一百年；2053 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定都伊斯坦布尔 600 年；2071 年之前一千年，被蒙古人赶出中亚的土耳其人，重回故地安纳托利亚。数字左边写着：“HEDEF(目标)”。在伊斯坦布尔经营旅行社的纳吉解读，埃尔多安会在这些历史时刻“与土耳其同在”。我吃了一惊，长谋远虑对于当代民主政治是个稀缺。2014 年埃尔多安 60 岁，2023 年他将 69 岁，可是 2053？2071？答案也许并不重要。这些年份把埃尔多安与土耳其人纯正光荣的历史串联在一起，还将未来打上自己的烙印。数字和面孔上方，土耳其语写着“民族意愿、民族力量”。 57

十三层高的埃尔多安像，一张微笑，一张坚毅。 2003 年以来，埃尔多安一直以总理身份主导这个国家。眼看不能再次参选，他改变游戏规则，倡导全民直选总统。过去十多年，选举一直是埃尔多安和他领导下正义发展党的专长，不论是议会换届，还是某个议题的公投，总能获得大多数支持。我离开土耳其之后半个月，埃尔多安果然赢得 52%选票。土耳其总统是象征性质，他的下一步众人皆知，就是推动总统制，赋实权于虚位，继续执掌国家最高权力。大楼第十三层，单词“民族”背后的窗户支开了，里面的人大概想透透气，见见阳光。 “埃尔多安的 ego（自我）很大，” 纳吉说。记得 2010 年第一次见面时，他满心拥护这位领导人。就在同一个广场上，背向国父凯末尔建国群雕，纳吉愉快地告诉我，最近几个月阿拉伯游客猛增 100 多万，土耳其旅游行业协会说那是埃尔多安叫板以色列的结果。今年再见，他竟转了调：“我不喜欢埃尔多安了，他的权力太大，这次我不打算投票给他……” “可你的生意还很好啊，不是托埃尔多安的福？” 纳吉学过中文，但平时用英语交流更顺畅，这时拍拍胸口，突然换了中文对我说：“这是心的事情，跟生意没关系。” 顺着埃尔多安画像的眼睛，望过对面，百米开外就是盖齐公园——埃尔多安完美执政履历上的一块疮疤。2013 年五月末那里爆发抗议，蔓延近百座城市。警方强压之下，盖齐集会几个月后散去，但各地抗争此起彼伏。公园在广场边隆起来的一块小高地上。没有围墙，青草斜坡连通广场，三三两两坐着人。曾经热爱埃尔多安的纳吉，去年抗议期间也来过盖齐，挨过催泪弹。他的办公室就在附近，很自然走过去“看热闹”。这会儿他却不肯陪我过去：“你自己去吧，那里太多警察了。” 58

评论塔克西姆广场和延伸出去的独立大街，构成伊斯坦布尔最繁忙的商业区。游人如织，昼夜沸腾。盖齐公园，如同喧闹之中一星绿洲。来到才发现，给埃尔多安惹上大麻烦的，竟是一座很小的公园，十分钟足可以绕个圈。这里的树木并不粗大，但足以成荫。一早有人坐在长椅上，闭目享受微风与晨光。北角是个儿童游乐场，滑梯、秋千，小贩挑着粉红色的棉花糖等待哭闹的孩子。造成十一人死亡，八千人受伤的抗争，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仅容一人的警察哨所把着公园南角，看上去很新。“Hello，游客？”穿白制服的警察大叔站在门口，笑容可掬。“是的，这里真美。”我掂量着要套多久的辞，才可以把话题引到去年发生的事情——可惜我们能够沟通的词汇有限——于是单刀直入，试探反应。“听说这里发生过抗议？”警察突然收了脸：“No English（不懂英语）”，眼睛望向别处，身体站得更直。广玉兰树下坐了两个穿橙色反光衣的保安，在我走过的时候，友好微笑。我做出伸胳膊的动作，问记不记得“抗议”，他俩齐声回答：“No English”。推车卖红茶的小贩，主动跟我打招呼：“一块钱一杯，欢迎来伊斯坦布尔！”小贩的英语听上去更流利，就算我已经放弃打听去年的事，也不妨一问。更何况我刚刚成为他的顾客，端着微烫的红茶正好聊天：“新闻里说，这里发生过抗议？”小贩转身低头：“No English.”对面走来一个戴墨镜的男子，也要了杯茶。我离开茶摊继续在公园里转，他不远不近同向而行。早晨，开阔的公园里没什么行人，我无法不察觉他正在身后。几分钟后，我在一张长椅上坐下。他也坐在隔壁椅子上，喝茶。 2013 年抗议起因，正是埃尔多安政府宣布拆除这座公园，改建一个购物商场。盖齐虽小，却是附近唯一一块绿地。近些年土耳其政府大兴土木，基础设施发展眼花缭乱。埃尔多安曾经告诉外国记者，自己最骄傲的政绩，就是“把 81 个省全部变成建筑工地”。城市旧貌换新颜，却也叫居住其中的人渐感不安。5 月 28 日，推土机开到，50 名环保人士到盖齐公园静坐阻挡，附近科技大学学生加入，抗议队伍如水面上的涟漪迅速扩大，封锁广场周围十一条街道。抗议者的诉求很快超出环保，对埃尔多安执政的各种不满一齐迸发。盖齐公园和塔克西姆广场周围，国际酒店林立，四方游客往来，示威无疑伤了埃尔多安的脸面。政府反应激烈，第一天就动用水枪催泪瓦斯，毫不犹豫称示威者为“恐怖分子”“犹太间谍” 。一轮又一轮抗争之后，公园竟保住了，绿树还在。喝完茶，我看了一眼墨镜男，起身离开。经过儿童乐园时，身后有动静，一回头，一辆警车缓缓移动，两侧门都拉开，四个防暴警察端着枪，扫视周围。宽阔的轮胎压过窄窄的公园小道，静悄悄游走。盖齐公园还给大众，但从此禁止集会。密布的警力提醒人们，“恐怖分子”和“犹太间谍” 随时可能回来。警车并没有理会我，转了几圈，驶回广场上的警察局。警局大门正对停车场，五六辆旅游大巴趴在那里，一旦出动可以装下许多人。守门的警察两只手都在冲锋枪上。塔克希姆是繁华地段，警戒严密确有必要。只是埃尔多安极度自信的眼神中，流露了不必要的威慑。终于明白纳吉临别时说的：“他们仍然害怕。”

评论【二】博斯布鲁斯海峡，一丸酡日，万缕金线。

博斯布鲁斯海峡之旅在土耳其旅行，俯仰皆拾史诗般的壮丽。哪怕只是二十分钟的摆渡——独立大街走到头，我刚跳上的这趟市内摆渡，跨越欧亚两大洲。落日余晖，水汽袅袅，索菲亚教堂、蓝色清真寺、托卡比皇宫，摇曳生姿渐行渐远。这三栋建筑的弧线，囊括了奥斯曼帝国统领亚非拉六百年荣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划分世界、东西文明的交战与交融。我在脑海中为此情此景寻找音乐，总觉得应该恢宏些，再恢宏些。对一个平日坐惯渡轮从尖沙咀到中环的人，博斯布鲁斯渡轮之旅，犹如河伯遇见北海若。然而，“史诗般壮丽”，也是土耳其人挥之不去的自我催眠。奥斯曼帝国余晖像一个未尽之梦，每天都在海峡上幽怨出没。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做了最好的自嘲: “福楼拜在我出生前 102 年到访伊斯坦布尔，他惊叹‘未来一百年，伊斯坦布尔将成为世界的首都……’，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刚好相反，一战结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塌之后，世界忘记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贫穷，破烂，与世隔绝。像我一样，每个伊斯坦布尔人，都要跟这种‘悲情’ 斗争。” 帕慕克出生前 54 年，1898 年梁启超把中国与土耳其比作“同种”——这个词过去只用来指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渊源——《俄土战争》中译本序言中，他写道，奥斯曼与中国是欧洲人眼中，并存的两个“亚洲病夫”。同年五月，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进呈突厥削弱记》：“横览万国，与中国至近形似，比拟同类，鉴戒最切者莫如突厥（奥斯曼帝国）” ，一口气列举奥斯曼帝国愚昧落后十六处“与我国同”。康有为一边哭泣（“旁皇泪下”），一边激昂宣称，大清如果不想陪奥斯曼等死，唯有“且决立宪”。一个月后，戊戌变法到来。

评论当时的奥斯曼，属国纷纷独立，欧洲列强环伺。一群不想陪帝国等死的军校学生兵变，征战几回终于推翻封建王朝。1908 年，27 岁的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支持起义，但还没有领衔变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身份类似军阀，出兵抵御协约国进攻，保全土耳其核心疆土和主权，最终建立共和国。土耳其人期待的，与衰亡悲情抗争的英雄出现了。开国元首凯末尔，带领新生共和国一路向西。在他看来，奥斯曼帝国所有的不幸归咎于它的 “东方性”。他不满足于“西学为用，中学为体”那种实用主义变革，而是行霹雳手段，从里到外全盘西化。宗教学堂关了，伊斯兰法废了，阿拉伯文版《古兰经》只能藏在地板隔层，盯上钉子，没人的时候再起出来读。男子必须西服礼帽，妇女不准戴头巾，政教分离成为土耳其立国之本，守旧者治罪。环顾东方世界，变革最彻底当属土耳其。凯末尔甚至废除沿用千年的阿拉伯字符，土耳其语拍拍翅膀，破茧而成拉丁文（相当于中国摒弃汉字，只保留拼音）。他不要梁启超眼中“亚洲的土耳其”，要做欧洲的新成员。凯末尔废神运动的一个结果，是自己成了新的神。土耳其人世世代代感激他从奥斯曼帝国灰烬里，拯救出一脉余存的民族尊严。直到今天，土耳其每一处营业场所必须悬挂他的照片，否则不许开张。“因凯末尔之名”，成了后继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土耳其三次军事政变，都打着“重回凯末尔之路”的名义，博取民众拥护。

奥斯曼帝国王宫景致。这是后期的新王宫，风格完全仿照欧洲。这就是为什么，2010 年我第一次来到土耳其，看到执政党正义发展党办公室，还有街道上，埃尔多安的画像与凯末尔并肩悬挂，惊愕不已。埃尔多安从未掩饰自己对宗教的热忱。他曾经因为公开吟诵宗教诗句，被忠于凯末尔主义的军人抓进监狱。他的对外政策也更倾向中东，而不是欧美，怎么可能同凯末尔并列？

评论埃尔多安并不是第一个试图在凯末尔的背影里改道向东的。凯末尔去世之后，土耳其出现过阿德南·曼德列斯、图尔古特·厄扎尔等倾向伊斯兰价值观的领导人。曼德列斯被将军们吊死，厄扎尔怀疑被投毒，案情至今不明。聪明如埃尔多安，尽管他的主张跟凯末尔南辕北辙，但“国父高悬”是他推行政策的一张护身符。正义发展党女议员艾迪布·瑟增告诉我：“说我们要背叛凯末尔是个笑话。”她自己不包头巾，西方留学归来，以此说明这个党派虽然有点保守，但绝不是塔利班，远比马来西亚更开放。那是 2010 年，埃尔多安政府正推行修改宪法的公投，在一系列保护老人、男女平等的条款之中，挟带废除兵变、妇女有权戴头巾等实质更改。埃尔多安可没把军方势力当“笑话”，公投之前突然抓捕两百多名军官。近一百年来，土耳其文职政府第一次收回兵权。凯末尔像不仅用来护身，埃尔多安还有无法明言的雄心，常常被外国媒体道破： “第二国父” 。以这个谜底倒推，凯末尔像、2023、2053、2071，都是同一组密码。今年再来伊斯坦布尔，我没见到并肩悬挂的埃尔多安和凯末尔。塔克西姆广场上，十三层楼高的埃尔多安注视下，国父雕塑矮了下去。他不再需要别人做护身符了，2002 年以来正义发展党在所有选举中立于不败，选票箱不是最无可争辩的合法性来源吗？军队、法院、媒体，都在他 “合法的权力”下低头，不需要担忧什么了——除了盖齐公园那些手无寸铁、不知所谓的人。然而，这么多年来，正义发展党的常胜战绩，是不是也说明，大部分土耳其人并不反感埃尔多安的雄心？相反，是时候欢迎新国父了。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与凯末尔当年一心脱贫的心境迥然不同。阿德南·曼德列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贯彻工业化、城镇化，土耳其经济起飞。八十年代，图尔古特·厄扎尔改革国有企业，奠定今日土耳其自由市场经济基调。在他突然离世之后，国家陷入十年困顿，过多倚重外资闹出 2001 年债务危机。在西方工作多年的经济学家凯末尔·德尔维什临危受命，开出改革药方，筹得紧急贷款。一年半后，德尔维什使命完成卸职。正义发展党，像他们的名字一样，以清廉公正、经济建设为口号，幸运地在 2002 年接棒执政。德尔维什的改革药方，在 2005 年全面见效，外资银行回归，土耳其经济开始前所未有的发展。接下来，埃尔多安执政十余年间，数百万人脱贫。他上台的时候，土耳其人均 GDP3500 美金， 2013 年 15300 美金，增长五倍。土耳其近年 GDP 总量排名全球第十五至十七位，埃尔多安在美国讲演时，称他管理着“全球十大经济体之一”。走在伊斯坦布尔高档商业区，很容易让人忘记，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阿拉伯游客惊叹土耳其的安康，拿不到欧美签证的伊朗人，把这个邻国当作放纵之地。我住的酒店里几乎全是伊朗游客。吃早饭的时候，一对青年男女坐在对面，女友着低胸紧身衣。他们来伊斯坦布尔专程看一场美国摇滚乐队演出。我没听过这个乐队的名字，他们睁大眼睛不敢相信。 2008 年金融危机蔓延全球，土耳其安然度过，实现近 9%的经济增长，与中国同速。这个事实给了土耳其人空前信心。2010 年我在伊斯坦布尔街头采访时，说到加入欧盟路漫漫，不止一个受访者反问：“那个闹危机的欧盟？他们加入我们还差不多！” 历史悲情，或许如缕难绝，但今日土耳其人，因钱包鼓胀涌起一股豪情。 62

评论初到伊斯坦布尔，我眼见的第一道风景，是国旗遍地。几乎每条街道，每一个阳台，各种尺寸、新旧不一的国旗四季飘红。在城里任何一处站定，视线内一定出现布的、纸的或鲜花拼成的星月旗。旗帜不是政府发的，大多是人们自己掏钱买的。很多人向我提起总理的英勇事迹。他在政要巨商云集的瑞士达沃斯年会上，与以色列总统一言不合，拂袖而去，像个骄傲的牧羊人。回国后，受到英雄般的欢迎，红旗铺满机场。一艘土耳其救援船在加沙附近与以色列士兵冲突，九名土耳其人死亡，阿拉伯世界一片崇拜。我采访过当时在船上的奥萨曼·阿帕特雷，他承认自己所属人道救援组织 IHH，出发前告知了土耳其政府，也预见到会遭到以军阻拦。就是在那几年，埃尔多安“向东转”的姿态为土耳其带来更多阿拉伯游客，打开更多中东市场。埃尔多安显然看到遍地红旗里的信号，足够点燃一团民族主义火焰。叫板以色列，他的个人威信高涨。这位硬汉还对国旗展现过柔情：G20 元首合影时，他从地上捡起标明站立位置的小小新月旗，对着镜头仔细折叠，放进上衣口袋。 2009 年之后连续三年，正义发展党在地方选举、修宪公投和议会选举中屡战屡胜。以土耳其标准来说，埃尔多安相貌端正，算不上十分出众，但人们赞赏他的“领袖气质”。四年前，纳吉告诉我，前任总理比伦特·埃杰维特见到美国总统“像犯错的小学生”，而土耳其媒体管埃尔多安叫“那个高大的男人”。纳吉的这种振奋，我是熟悉而有戒心的，但尽量不在他面前流露。纳吉四十来岁，是个热情爽快的人，当时帮了我和同事很多忙。这次重逢，我由衷高兴，却没想到他似乎保持距离。纳吉的前妻是中国人。分手原因，他说对方不肯生孩子。“我们结婚都十年了，她还是说要先‘奋斗’，晚点再安定下来。”最近他在家族逼婚压力下，跟一名本地女孩成亲。而他自己也认可，不能再找“奋斗不息”的中国人。我似乎有些明白了，接待一名来自中国的女性朋友，也许会惹土耳其妻子不高兴。不过，纳吉的新婚妻子也在学中文，将来好帮他一起在北京开办事处。 “我的生意总有办法做。”纳吉一再说自己没有受埃尔多安的气，只是看不惯他为所欲为。纳吉家附近一间私校突然被关，传言跟埃尔多安的政敌有关。“那家学校的学生刚拿了国际数学比赛第一名，说关就关了。” 渡轮徐徐。我搭的不是两小时游客航线，而是本地短途摆渡，上层站人，下层载车。韩国通用、日本丰田很常见，不乏奔驰宝马。纳吉提醒过我留意土耳其人富起来的标志：“十年前，土耳其人在欧洲街头羡慕到处是私家车，现在我们的车比他们的好。”与渡轮航线平行，海底列车刚刚开通。埃尔多安还承诺再建一座跨海大桥。眼前的土耳其繁荣稳定，比地区绝大部分国家更开放，甚至在“西方的中东代理人”面前硬气，还有什么可抱怨呢？ 2013 年盖齐公园抗议，如冷水泼面，任谁都意外。国际媒体立刻转向，言之灼灼，全国抗议也许无法推翻埃尔多安的统治，但注定毁掉他的“总统梦”。对不起，他又赢了。海鸥鸣叫不断，落日、史诗、红旗，还在我脑海中盘旋，渡轮已把欧洲留在身后，轻抵亚洲。

评论【三】艾明在码头等我。这个白皮肤绿眼珠的年轻人，混合伊拉克、叙利亚、车臣多重血统。地理位置决定了土耳其民族复杂多样。一个奥地利朋友介绍我认识艾明，说他去了盖齐公园抗议，或许是我要找的人。我们原本约在一个小餐馆见面，可艾明的妈妈说，正好是斋月，你为什么不带人家到家里吃开斋饭呢。一栋五层高的居民楼，艾明和父母、妹妹住三楼一间公寓，外婆跟还是单身的舅舅住二楼。现代生活拆散了大家庭，但是有能力的穆斯林还是习惯把全家人安排在一栋楼里。隔博斯布鲁斯海峡相望，伊斯坦布尔欧洲区更加富裕，亚洲区这几年也热闹起来，房价跟着飞涨。艾明家阳台望下去，是一条商业街，咖啡馆餐馆，霓虹灯五光十色。来的路上，我还看见附近一块地用广告画围起来，画面上是一个新的商务中心。 “这里买楼一定很贵吧？”我问。艾明却说：“十五年前爸爸买的，只能说买对了。”眼见楼下街宽了，灯亮了，十五年来，自己的生活却没有太多改善。这套公寓有四个房间，二十出头的艾明兄妹各有独立空间，外加客厅和宽大的阳台。“伊斯坦布尔公寓通常只有两到三个房间，”妹妹博拉萨的说明，加重了我的艳羡之情。这家有两部小汽车。“其中一辆是我爸爸公司的，”艾明提高嗓门，似乎有必要说明，家里买不起两部车。我一再追问，国家经济大好对他家的影响，兄妹俩连连摇头，仿佛承认了分享其中好处，是件羞耻的事情。“应该这么说，我们的收入提高了，消费也增加了，整体上没觉得家庭变得更富有。” 爸爸打圆场。家里的装修确实朴素，毫无炫目新颖之处。客厅电视机旁裱起来的书法“安拉”（真主）很显眼。我进门的时候，爸爸正在客厅角落跪地礼拜。艾明的阿姨姨夫，带着三个儿子，从土耳其东部尚勒乌尔法来小住。那里靠近叙利亚，“夏天太热了”。十岁的表弟骑着玩具自行车转圈，体恤上印着 New York，时不时冲我表演几句英文。外婆正制作传统食品：cigkofte。这种小吃的历史据说追溯到先知亚伯拉罕时代。切得极碎的洋葱、辣椒、香料、西红柿、薄荷叶，混上完全没有肥肉的牛肉末。外婆用杵捣了一个小时才告成。好客的气氛一下子让我放松下来。我已经独自旅行了十多天，突然被一个盛情满溢的大家庭收留，真想好好吃顿饭，不用讨论什么抗议或是选举。 “开饭啦！”表弟喊了一嗓子。开斋宣礼声隐约传来，并不像我在中东听惯的那样响彻全城。伊斯坦布尔的斋月跟平时没太大分别，白天餐馆照开，只是晚上的家庭聚会更隆重。阳台上支起长桌。一家人按男女分了两头。我被安排在分界线上——艾明和妹妹两位翻译中间，爸爸对面。男人们负责跟外人聊天，女人们保持我的餐盘不空。cigkofte 裹进生菜叶子，或者涂在大饼上，微辣喷香。主菜是节瓜炖牛肉。每道菜上来，女人们都等着我送进嘴之后的反应。我不断冲着外婆和妈妈的方向打手势表示“好吃”。话题很快转到我的来意。我担心打搅吃饭气氛，没想到艾明一家根本不介意，不断大声提到 “埃尔多安”“盖齐公园”，也不担心邻居会听见。 64

评论妹妹博拉萨提起这位大人物气得发抖，“罪行”罄竹难书：规劝女人至少要生三个孩子，不要堕胎，不要因为上学而推迟结婚，不准男女生混住宿舍，不准公开接吻，叫一名足球运动员洗掉纹身，还规定土耳其人应该吃全麦面包而不是白面包。有段时间还关了博拉萨常常泡在上面的 Twitter 和 YouTube，说社交媒体传播谣言。“他像个黑社会老大，”博拉萨总结。土耳其本地媒体受审查，互联网却不封，年轻人一般在国际平台上沟通。 “午夜十二点以后不准卖酒，”艾明补充，他说自己并不嗜酒，但是政府“凭什么样样都管” 。我们的餐桌上没有酒。对待酒精的态度，常可一窥穆斯林国家的世俗化程度。外婆从老花镜背后看着，一摊手说了句什么。艾明指指外婆：“她是埃尔多安的超级粉丝。她说，埃尔多安盖了大楼，修了地铁，干了很多好事。”跟外婆列举的“好事”相比，艾明和妹妹提到的似乎都是些“小事”，但他们的愤怒显然比外婆的满意来得具体，来得猛烈。艾明一边飞速翻译，一边跟外婆急促争论，“她根本不愿知道真相。”网上流传着埃尔多安的贪腐证据：11 分钟的手机窃听录音。电话里，埃尔多安焦急通知他的儿子比拉拉，警察正前往几名部长和商人的家（一一点名）搜查，叫儿子做好准备。录音后段，比拉拉提到还剩“3000 万欧元现金”没有转移走。录音的真实性从来没有获得证实。埃尔多安反攻，说录音是合成的。这件事并没有拿到土耳其法庭裁决。事实上，这位总理随即撤换一大批警察和法官，还要修改警方办案程序。他曾经说土耳其经济成功的基础在于“反腐”，如今他把一切关于自己以及亲信圈子爆出的腐败丑闻，归结为“海外势力作乱”——长期生活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土耳其裔伊玛目。费特胡拉.居伦和他带有神秘性质的组织“Hizmat（服务）”曾经在正义发展党与军方的权斗中助力，在竞选中撑场，但这些年对埃尔多安的内政外交不满，盟友反目。居伦否认自己跟土耳其的事情有任何牵连。但众所周知，他的组织在警方司法和媒体中很有势力。艾明走向盖齐公园抗议，是被政府的粗暴镇压激怒了。埃尔多安对个人生活的种种限制累积了愤懑，武力回应和平示威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怀着怨气，终要冲冠一怒。艾明大学毕业时打定主意，不在政府系统工作，“因为没有‘关系’，”他说，在国家部委或国营企业找份好工作，首先要在复杂的资格考试中获得高分。但他认识一些“不知道怎么可能考及格”的同龄人，捧到金饭碗。“‘背景’比能力更重要，进去之后也要凭关系上去。”所以他选择留在民营企业——爸爸工作的医药公司。 “国家富裕了，但钱都到了执政党口袋里。”艾明抱怨正义发展党的“关系网”把持经济利益。眼下他打算跟几个朋友创业，做电信数据服务，尽管这跟他的化工专业不搭界。土耳其电信被国营资本和大财团垄断，我小心翼翼问艾明，涉足这个领域是不是得“认识什么人”？他难为情地笑了：“哈哈，当然。”他的“关系”来自反对党。我也笑了，人们跟“关系”的关系常常很复杂。父亲一开始反对艾明去公园，拗不过，就跟儿子去了。他给我看手机拍摄的视频。

评论时间是 2013 年 6 月 9 日。与警方的第一轮冲突过后，抗议者铁了心不走，警察退到外围对峙，现场出现几周平静期，盖齐成了自由表达的乐园。视频中一片红旗海洋。公园里挤满了人，但没人发表宣言。时不时响起掌声，欢迎新人和新的团体加入。抗议者没有特定的“主义”，人们扛着国旗出来，表达对未来的担忧。埃尔多安的红旗是跃动的民族主义火焰，盖齐公园红旗则是一片丹心。我在埃及也见过这样的情景。运动一开始，并没有领袖，个体站出来表达非常具体的不满。土耳其专业舞蹈演员埃德姆·京迪茲的“静默抗议”最能表现这个特点。他突然出现在塔克西姆广场，不言不语一动不动站了六小时。一开始人们当是玩笑，明白之后越来越多人站出来，警察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京迪茲事后对媒体说，他没打算启发其他人跟随，只想代表自己，一个人的诉求。但盖齐的抗议终究启发了全国，此后一年间，350 万土耳其人在不同城市走上街头。画面中看不到武器。土耳其官方媒体也没有说过抗议者有任何武装。反倒是国际间评论，谴责土耳其警方“过度使用武力”。示威期间，我曾给安卡拉的中国朋友打电话，对方说：“很安全啊，晚饭过后大家敲着锅碗瓢盆出来，当是散步，然后各回各家。” 艾明的父亲蓄小胡子，深肤色，笑容真诚。他在一家制药厂工作了三十多年，当上地区经理。跟艾明的母亲是尚勒乌尔法同乡，后来到伊斯坦布尔上大学，在这个经济中心扎下根来。今天他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两个孩子都送到最好的私立学校念书。关于埃尔多安，他最担心他的权力不正当扩张。医药公司分明是民营，却也难免压力，这几年招聘新人，多考虑录用亲正义发展党的人士，“这些人得了好处，到头来又会投票给他”。父亲说话平和。他认为每个家庭成员的看法因记忆而不同。68 岁的外婆经历过土耳其最动荡的时期：上世纪九十年代库尔德人四处制造恐怖袭击，二十多年来造成 4 万人死亡。七八十年代，土耳其左右两派政党争权，街头每天发生劫掠、烧杀。自凯末尔的政党 1950 年输掉选举以来，土耳其一直由不同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经营，分分合合风波不止，直到正义发展党拿下议会半数以上席位，一党包揽政府，才稳定下来。外婆这般年纪的人，自然珍惜这十来年的好日子。这让我想起，母亲是土耳其人的英国女记者阿勒夫·斯科特写过一个细节：今天伊斯坦布尔治安很好，但土耳其人对“乱”的恐惧根深蒂固。她看见房东执意把木制百叶窗换成铝合金的，忍不住笑出来，“好像夏天裹着棉被”。但是只有经历过动荡的人，才能理解这份恐惧。父亲亲见 1980 年政变，确切来说，是军队镇压学生反政府行动。传言数万名大学生惨死，但这在土耳其仍是个禁忌话题，确切数字不详。所以当艾明走向盖齐公园，父亲就知道政府不会忌惮动武，跟上去保护儿子，却终究没有让女儿去现场。博拉萨到现在都生爸爸的气。艾明和妹妹打记事起，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埃尔多安时代。他们经历的土耳其，既没有乱过，也没有穷过，通过卫星频道互联网络，他们的生活跟欧洲年轻人零距离。艾明几个月后要去奥地利，跟我的那位朋友周游。2001 年经济危机只是小插曲，博拉萨说“根本不记得”。她无法感念埃尔多安的好处，只讨厌他侵犯“个人自由”——比照欧洲各国，一个政府搞好经济不是理所应当吗？“这个老家伙怎么不明白，我们是不一样的人？”如果说埃尔多安开创了富强的土耳其，他却认不出富强起来的土耳其人。

评论外婆隔上一段时间，插播一句“埃尔多安是好的”，像交响乐团里定时敲响的三角铃。她认定埃尔多安“有功”，艾明兄妹反说 “有过”，功过能不能相抵？舅舅一直在听我们讲话，他用一个流行的笑话回答：夜里有贼入室，夫妻惊醒。丈夫说要过去抓贼，妻子偷偷一看，贼人虽然撬开柜子拿钱，但居然顺手把桌子擦了：“至少还帮我们做了事，就由他们去吧。” 怕我听了更加困惑，舅舅说，这个笑话的意思，不是土耳其人容许腐败，而是批评执政党的小偷逻辑。他在一家酒店式公寓打杂，强调自己“在英国呆过一年”，本该有更好的发展。埃尔多安政府没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回国后换了好几份工作。外婆出声怪舅舅自己不安分，到现在也结不上婚，这账不能算到政府头上。来自东部农村的姨夫不怎么说话。他脸庞黝黑透红，身材微胖，种棉花为生。棉花是尚勒乌尔法最主要的经济作物。问老家情况怎么样，他鼻子里“哼”出声。桌上的人笑称他是全省“最愤怒的人”。自凯末尔时代，土耳其政府有意修一条水渠，引幼发拉底、底格里斯河水，改善东南安纳托利亚地区灌溉，缩小全国贫富差距。但是多年来经费不足、局势动荡，水渠无法贯通，直到埃尔多安接棒，终告完成。官方网站称这项耗资 320 亿美元的工程，是“全世界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之一”。水渠蜿蜒流经九省，包括尚勒乌尔法，却偏偏没有淌过姨夫的棉花地。像他这样“被遗漏”的农民不在少数。正义发展党说水渠“全面提升当地纺织业”，棉花农直骂是“谎言”。尚勒乌尔法宗教气氛浓郁，又是土耳其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多年来是正义发展党票仓。姨夫承认这些年当地经济也有进步，甚至出现了豪华汽车——但亲近执政党的农民更能得到“好处”。“我都见过，我身边就有。”他又哼了一声。姨夫和阿姨每次来伊斯坦布尔都不愿四处转，他们觉得伊斯坦布尔太大太吵，哪里也不想去。妈妈端上水果，煮了红茶分甜点。又拿来披巾问我冷不冷。“她是个母亲，”艾明重音放在 “母亲”上，意思是他的妈妈符合所有关于“母亲”的温暖定义。兄妹俩都像极了妈妈，皮肤白皙，脸庞圆润。楼下商业街的霓虹灯，在阳台墙上投射各种颜色。夜风渐凉，我们挪进屋里看电视。这一家三代女性的装束反差极大：外婆黑头巾褐色罩袍，在自己的孩子面前都包起头发。她的外孙女、艾明的妹妹背心牛仔短裤，十分清凉，金色发丝洒落肩头。妈妈穿一套湖蓝色连衣裙，扎马尾，出入不包头。老家来的姐姐，深蓝色头巾，牛仔衬衣袖长松身，深蓝色长裙拖地，遮得严严实实。姐姐并不加入我们的对话，自顾在手机上玩 Facebook，忽然笑着给艾明的妈妈看，一个关于婆媳的笑话。 “土耳其家庭就是这样，什么都有，什么都可以共存。”父亲听我问起装束差异，颇为骄傲地说。土耳其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了人们对命运的不同选择。即便是一家人，有的到大城市发展，有的留在农村。整个国家在进步，不同人群的物质差异在缩小，但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的 67

评论差异并没有消失，当他们见面时，这种差异就更明显。我决定把艾明的阿姨拉进谈话中。“您怎么看盖齐公园的抗议？”阿姨停下手机，小声对大家说了句什么。妹妹翻译：“她说，你可真会问问题。”我也没想到，这句话挑起了更大的家庭争执。 “我不知道有这回事，也没见过，根本就不存在。”阿姨说。 “你难道不看电视吗？”爸爸突然有些生气，他的亲身参与，对艾明的阿姨来说，竟然没有发生过，“土耳其官媒不报，CNN 土耳其频道不是 24 小时直播现场吗？” “那都是编的吧，”姨夫说。这句话触痛了爸爸，一敲沙发扶手，“你没看怎么就说是假的呢？”示威期间，土耳其广电最高委员会关闭了所有播出抗议画面的媒体。博萨拉小声告诉我，姨夫住的村里没什么人看卫星电视。妈妈终于加入，正视自己的姐姐：“我去了现场，那就是一群孩子，跟我的孩子一样，可是我们的政府怎么对待他们？你觉得我们都是恐怖分子吗？” 我感到尴尬，赶紧转移话题，问阿姨是否爱戴埃尔多安。阿姨说，她的看法不必跟从丈夫— —从来没有一届政府，像埃尔多安那样关心偏远地区：给长者发补助金，给婴儿送免费奶粉，连教科书都免费。二十年前，她自己准备上大学的时候，政府规定在校园里不准戴头巾。公共场合不戴头巾，对她来说近乎赤裸。在大学与头巾之间，她选择了安全感。是埃尔多安废除了凯末尔以来的头巾禁令，妇女可以自由选择。她感慨，要是自己上学的时候就赶上埃尔多安执政，命运早已不同。 “您这次准会投票给他了？” “以前会，但这次不。”阿姨的回答出人意料。尚勒乌尔法住着大量库尔德人。埃尔多安为了在议会通过提案，赋予总统更多权力，着意拉拢有 33 个席位的库尔德人党。阿姨听到村里传言，秘密谈判正在进行，她担心埃尔多安会用权力做交易，把尚勒乌尔法划入库尔德自治区。“下次你来玩，我家可能就变成库尔德斯坦了（部分库尔德人要求建立的国家）。” 选票箱里博输赢的政党，常常抓牢，乃至扩大人群间的差异。本来这种差异有可能缩小—— 在艾明家里，所谓“世俗者”并没有割裂传统与信仰，外表上的“保守宗教人士”，也不是来自中世纪，土耳其人大多温和包容——但是政党往往高举 “敬神”或者“爱国”大旗分化选民— —埃尔多安就号召“培养信仰纯洁的下一代”。不过，与此同时，大旗之下，人们也在选票箱里做出自己的判断。 “埃尔多安！”土耳其官方电视新闻上，出现了我们一直在谈论的人。距离总统选举投票还有十多天，埃尔多安在议会宣布，送给索马矿难死难者家属每户两套住房。索马，是埃尔多安失去传统支持者的又一例证。安纳托利亚西部山区，也是正义发展党多年 68

评论耕耘的票仓。两个月前一口矿井坍塌，301 人死亡。埃尔多安在保镖簇拥下去现场，在那样悲痛的时刻，他竟然说“矿井就是会死人的”。矿工们愤怒了，有人冲上去抗议，被保镖按住，埃尔多安的秘书还飞脚踹上去，被记者拍下来。天空电视台自由撰稿人伊西尔·西里尤斯当时在现场。她采访了那个被踹的矿工。工人说自己没想冲出去，是后面人群骚动，把他挤了出去。怒火不仅仅因为埃尔多安一句话。伊西尔告诉我，在政府主导的私有化浪潮中，这家国有煤矿前几年承包给私人经营。新业主不断提高产量，但工人工资维持原有低水平。安全帽是五年前的技术，不能给氧，只能过滤尘土。井下甚至没有避难所。一个矿工指着自己脏兮兮的 T 恤衫说，他工作了十二年，只有身上的衣服，他在反对派报纸上看到，埃尔多安的儿子有好几艘游艇。“我不指望比拉拉到这里劳动，但至少他们得体会我们的生活。” 总统选举前，伊西尔再去索马，发现分给索马矿工家属“两套房子”，只是“安抚情绪”，忘记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井下安全。伊西尔告诉我，索马的家属对分房很不满意，因为失去亲人的家庭住在同一栋楼里十分尴尬，但政府规定两套房子只能用来住，不能卖出去。分房之后的事情，执政党不管了，他们只负责用利益交换选票。后来总统选举中，埃尔多安在索马得票没有超过半数。

抗争之后，盖齐公园竟保住了，绿树还在。盖齐抗议和索马矿难是埃尔多安经济华服下面，露出的两只赤脚。公园抗议者要求自由，抱怨分配不公，而那些矿工，根本就觉得自己是经济大潮淘下来的沙子。没有人仅仅因为 GDP 的增长而满意。埃尔多安在选举虽然得票 52%，但低于预期的 70%。【四】回看整个盖齐抗议，艾明非常失望，除了保住几棵树，“什么都没有改变”。问到在公园里 69

评论呆了多久，他吐吐舌头，说只去了两三次，没有过夜，“我不是英雄”。公园抗议的主体异常年轻，年龄介于 15-30 岁之间。艾明让我想起，另外两个抗议青年。一个是四年前陪我去土耳其最东边卡尔斯的翻译穆斯塔法。当时他即将大学毕业，无拘无束表达对国家崛起的亢奋。这有时让我们之间的对话陷入尴尬，因为每次都要顾及“土耳其至大”。他说话行事又有些自负。在卡尔斯，我们去库尔德和平民主党办公室。穆斯塔法从进门开始，就梗着脖子。土耳其政府为了加入欧盟，改善与库尔德族关系，允许一些小型党派存在。但是，大多数土耳其人对他们的暴力袭击念念难忘。采访中，和平民主党发言人滔滔不绝，攻击政府刚刚展开的和解计划缺乏诚意——我正暗想，这是害怕政府改善民生，瓦解库尔德人对他们的拥戴吧——突然，穆斯塔法站起，速记本往地下一扔：“我不翻了！这人是骗子！全是谎话！”冲出房间。他不给反政府的人传声。四年后见面，得知他参加了抗议，我非常惊讶。穆斯塔法长得更壮实了，蓄起络腮胡，声音更低沉。他在网上做进出口贸易，置了房买了车，衣着也更加精致时尚。工作经历令他自信十足，举手投足，表现出他知道自己是少有的聪明人。 “当时我正跟朋友喝酒，看到有人在网上说盖齐要砍树，需要人手阻挡，我马上在街上登高一呼，召集了五千人一起去。”我对他讲的数字不敢确定，但可信的事实是，他最反感埃尔多安的就是禁酒令。还有，毕业时同班同学有个正义发展党的“好爸爸”，免试进入外交部，穆斯塔法中文更流利却落选。穆斯塔法自称共产主义者，一到盖齐就施展领导才能，研究地形，策划如何阻挡警察。他上推特发布图片，指导其他街区的人设置路障——我不敢确定他的“孤胆英雄”形象，但可信的事实是，抗议者相互不认识，在公共信息平台上沟通。作为无畏的共产主义者，穆斯塔法率先使用了最高程度的暴力——朝警察扔石头。 “抗议的目标不是内战，不是搞坏经济，甚至不是拉倒执政党，但是理想的社会应该有自由和平等，”穆斯塔法的行动不乏理论指导，再具体一点，他的理想社会，就是“埃尔多安别管那么多，医院不用排队，普及免费教育”。眼前的他，更愿意谈论个人，而不是国家。两个钟头之后，我抱歉说还要见一个人，第一个“读书抗议者”。盖齐公园展示了和平抗争的丰富形式，呆站、哑剧还有读书。穆斯塔法没什么兴趣，但还是陪我走向跟哈桑的见面地点。当哈桑走来——他瘦得像一根竹竿，背心垂在身上晃荡。满头小辫，耳钉鼻环，刺青从脖子一路沿伸。我感到穆斯塔法射过来狐疑的眼光。哈桑对于我还带来一个人，也有些惊讶。我赶紧向这两位抗议者解释，是分头聊天。哈桑带我去后街一个咖啡馆。不明白为什么要绕这么远，直到他说：“我是同性恋，很多地方不欢迎我，这家是熟客。”怎么能从外表看出性取向呢？他的打扮已经让大多数同胞觉得不正经。咖啡厅大麻味萦绕，呛得我想吐，搬到门外临街的桌前。

评论《古兰经》说同性恋者“确是过分的人”。但穆斯林国家土耳其，对同性恋展现罕见的宽容，每年六七月间默许游行。如果哈桑出生在周边邻国，等待他的命运大多是绞刑。因为有一线空间，土耳其同性恋群体，遇到抗议都会去展示自己，操练队伍。哈桑朝警察喊口号累了，坐在树下休息，包里正好有一本高尔基的《在人间》。“只想逗逗他们，”他走上去，冲着全副武装的警察大声朗读，很快成为一景。盖齐抗议发生一个月后，伊斯坦布尔举行了历来最大规模的同性恋游行，十万人出席，其中很多来自盖齐公园。抗议者互不相识，未必相互喜欢，但也会做短暂聚合。艾明、穆斯塔法、哈桑，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点离开了盖齐：各大反对党打着旗帜姗姗而来。以个人名义参加抗议的青年，不想被反对党的政治意图劫持。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主席来到盖齐，青年们嘘声相迎。艾明传统上是共和人民党的支持者，但在这个时候，他担心反对党加入颠倒了抗议目的：“我们并不想推翻政府，只是想问埃尔多安讨得尊重。” 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让曾经的抗议者更加为难。除了埃尔多安，其他两名主要候选人一个出自库尔德党，另一个是共和人民党和另外两党联合推选的宗教学者。为了“阻击”埃尔多安在保守人士中的受欢迎程度，反对党把伊赫萨诺卢的宗教色彩宣传得比埃尔多安更加浓重。艾明很不满意这个候选人，但还是会做无奈之选。穆斯塔法和哈桑拒绝投票。反对党同样为了“赢”，而设计自己的候选人。他们知道宗教保守人士仍然在选民中占大多数，而不是盖齐的抗议者。抗议者不想让反对党染指盖齐公园纯洁的诉求，但是选举临近，他们又必须附属某个政党来表达意见。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政党名目纷繁复杂，但权力本质上还是在凯末尔政党和宗教保守两派间轮替。这是抗议蔓延全球中的普遍规律了：代议制民主框架内，一部分人——姑且称之为“中产”，经济地位改善，思想日渐自由——有了诉求，却很难组织起来实现目标。如果埃尔多安面前摆着这样的数字，就不会放下身段，给予抗议者“尊重”，反会更加强硬地“说了算”：示威人数占总人口 4%。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仍有近 17%。宗教保守人士占全国一半。而那“4%”缺乏政党领导，甚至互不相识，拿什么与传统势力抗衡，更何况，面对一个经济成功的政府，怒火尚不足以燎原。道别艾明一家，我深感不安，外婆可能会反感这个外来者，挑起家庭争论。没想到，合影的时候，她一只手暖暖圈住我后腰，欢迎我下次再来。爸爸说，家里经常争论，“才是民主”。 “看来你家里，外婆是唯一会投票给埃尔多安当总统的人了？”我问艾明。他开“爸爸公司的车”送我回酒店。“不见得，”小伙子狡黠一笑。上次地方选举时，他身在外地不能投票，外婆替他去了票站，以自己的名义投给反对党。外婆说，未来不是她的，是外孙的，要听从他的选择。【五】希腊地产开发商亚尼斯，十年前来到土耳其，第一天就找到了家的感觉。“我们管相同的食 71

评论物叫不同的名字，还为此打口水仗，当我在这里吃到熟悉的东西，才明白‘管他妈叫什么呢’— —” 介绍我们认识的朋友事先告知，亚尼斯卷发深目，非常帅气，很容易认出来。而当我们迎面走来，还是他从土耳其人中挑出一个中国人，比我从土耳其人中找出一个希腊人快捷得多。雅尼斯最好的朋友都是土耳其人，顺理成章在伊斯坦布尔找了一名土耳其妻子。希腊跟土耳其隔地中海相望，历史纠缠不清，人民行事方式也有很多共性，外人评价两者都是天生商人。亚尼斯觉得土耳其人比希腊人“勤快得多”，是中东穆斯林中少有不把迟到当美德的，欧洲人来这里做生意没有隔阂。土耳其劳动力质优价廉，建筑队伍出名，在欧洲很受欢迎。他说俄罗斯 80%的工程都由土耳其施工队包揽。与此同时，基础设施建设是埃尔多安政府拉动国内经济的最重要动力。雅尼斯的德国母公司 ——他要求不公开名字——在土耳其投资这一行可真是有眼光。我去官方网站一查，这家公司在土耳其兴建 27 个项目，大部分已经完工。2008 年全球一片愁云惨雾，工地纷纷烂尾，他们在土耳其新开四项工程，“最多延迟五六个月，从没取消”。2009 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雅尼斯又承接一座大型商场。看看土耳其这些年的发展，回到深陷危机的希腊，“我的妈呀”，他说，太民主的地方不好做生意，外商欢迎埃尔多安这样能拍板的政府。我跟雅尼斯在伊斯坦布尔欧洲区 Zorlu 购物中心见面。这个庞大的建筑群汇集写字楼酒店，世界名牌商店，欧洲美食玲琅光鲜。意大利食品专区整整有三层，我们在里面举着电话相互找了半天。商场地下直通地铁，周围房产兴旺。雅尼斯说，伊斯坦布尔市场“已经饱和”，生意要向二三线城市扩张。我趁机问，这是不是说明盖齐公园真的没有必要改建成商场？他低头喝咖啡： “要看谁在做。”传言盖齐那一区的开发承包给了埃尔多安女婿的公司，雅尼斯说全然不知情。 “不过，这种事情，不止土耳其有吧？” 作为外国人，雅尼斯抽身旁观土耳其人对埃尔多安政府的复杂心情。他说自己有个做工程的当地朋友，“我看见他敲着脸盆上街抗议，但这次又打算投票给埃尔多安”。原因是，土耳其人有一句谚语“比赛中途不换马”。埃尔多安已经带领土耳其冲出去，谁也不想摔下来。对于一年多前发生的盖齐公园抗议，雅尼斯感觉久远。那不算什么大事，没有外商因此撤资。他仍然相信，穷过乱过的国家，需要埃尔多安这样的人物。或者说，普京那样的人物。有人总结普京的管治模式“民族主义＋宗教＋保守价值观＋权贵资本主义＋控制媒体”。普京和埃尔多安都喜欢选票箱，都对走上街头的反对者嗤之以鼻。普京在叙利亚、乌克兰局势中树立强人形象，国内支持度暴增。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普在一篇分析中写道：“当西方记者嘲笑普京的时候，埃尔多安却在认真做笔记。”是的，连交替出任总理总统都学会了，埃尔多安已经指定一名心腹总理。也许，埃尔多安不会愿意当谁的学生，他对自己的执政成功自有说法。访问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后阿拉伯之春”国家时，他在公开讲话中给同行们上课：“管好你的人民，管好科技，管好经济，那你做什么都行了。”这种经过投票箱的专制，对统治者越来越有吸引力。雅尼斯在一个商场揭幕式上见过埃尔多安，“很高，很有魅力”，可惜没说上话。他不担心埃尔多安政府对“民主选举”越来越得心应手，但发现他们对于民意，越来越不敏感，以至愚蠢 72

评论决策。比如在夏天快到的五月末，宣布铲除盖齐公园的树。又如抗议刚起时，埃尔多安不以为然，离开土耳其按计划访问非洲，更加激怒了抗议者。这种“不敏感”，也引来土耳其各地对建设工程的抗议：垃圾处理站、核电厂、煤电站、水坝。政府推进工程很少咨询民意，公开的信息有时语焉不详。一次，政府公布伊斯坦布尔某城区 “改建计划”，两年后快开工的时候，居民才明白自己的住房将被推倒。“这可真把我吓到了，” 雅尼斯庆幸自己不是那个可怜的开发商，面对怒不可遏的居民。土耳其经济也不能永远高速向前。2011 年增长 8.8%，2012 年迅速滑落到 2.2%。埃尔多安暗中支持 ISIS，但这个激进组织很快失控，搅得天下大乱，搅丢了土耳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 伊拉克。埃尔多安支持宗教色彩浓重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跟新任军人总统闹僵。等到伊拉克通道封闭，土耳其需要借用埃及与以色列的港口向外运输，才发现那些风波都是“要还的”。土耳其无法成为中东问题的解决者，因为它本身是中东的一部分。雅尼斯问我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土耳其外交“安静多了”，“希望埃尔多安赢了总统选举以后，能放松些，别搞得大家太紧张。” 埃尔多安的经济神话，还掩盖着一个巨大的风险——中等收入陷阱。土耳其人均收入已临近发达国家，但经济下一步发展，需要释放生产力，需要更先进的技术，这些只能来自真正自由的思想环境，来自更多妇女投入生产力，而不是呆在家里——也就是埃尔多安常常出来管的“小事” 。埃尔多安对“工地”的热情仍然没有减退，尽管有人批评他上马不必要的项目，而一些城市的住房空置率超过一半。在可能的经济痛楚来临前，雅尼斯说，真正叫他紧张的，是商人卷入政治斗争。他清楚说出，“2013 年 12 月 17 日”，也就是网上披露埃尔多安与儿子电话录音的日子。警察突然逮捕 47 名官员、部长的儿子、建筑承包商，搜出千万现钞，指控他们行贿、洗钱。埃尔多安迅速反扑，撤换几百名警察，包括伊斯坦布尔警长。法制缺席，这样的权斗，用雅尼斯的话说“惊心动魄”，他只能庆幸自己的老板没站错队。雅尼斯的妻子本来要一起见面。她来自土耳其少数派别阿拉维，更加世俗开放。妻子反对埃尔多安，打算投票给同属少数族裔的库尔德候选人。可惜她最终无法前来，电话里连声抱歉，说不然我会听到“完全不同的评论”，还笑着提醒我“雅尼斯没有投票权”。雅尼斯对这样家庭“内部矛盾”习以为常。他说自己也不喜欢埃尔多安对大众的钳制，不想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可是跟卡扎菲萨达姆比，埃尔多安不是个独裁者，他没有踩到我的底线。” “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踩到底线了呢？”我问。 “直到我的妻子必须戴头巾，”雅尼斯掐灭了烟头，“那时候我就搬回希腊住。” 【六】黄昏的塔克希姆广场人头攒动。从盖齐公园高处一望，广场中心支起几十张圆桌，铺好白色桌布，舞台上有人调试麦克风，似乎马上有演出。外围一圈拒马，印着“贝医奥卢区政府”字样，两头入口拉起绳子，绳子外挤满了人。

评论舞台上的横幅，我认出两个单词“斋月吉祥”，想来圆桌是要上开斋饭。走到人群中，这些人的装束、面貌跟我这几天在伊斯坦布尔采访过的人，甚至街头所见的人都不一样，好像突然从城市某个角落聚拢到市中心。妇女们包裹严密，很多人穿黑罩袍，表示她们来自极端保守的群体。男子们有的衣衫褴褛。当中还挤着一名叙利亚难民。他一边惊喜地跟我讲阿拉伯语，一边提防着有人插到他前面去。他不知道谁筹备的开斋饭，看到街上有横幅广告就来了。我向几个包头巾的女孩子打听，知不知道谁办的斋饭。“AKP，”她们说出正义发展党的名字，又指指不远处埃尔多安的巨幅海报。这时我想起来，下午一直给正义发展党总部打电话，希望过去采访，通过翻译对方说忙着安排开斋饭，没空接待。原来斋饭就在眼前。贝医奥卢区区长，是埃尔多安的党内密友。隔着绳索，我看见两个衣着光鲜的人指指点点。男的穿米色西服套装，女的一身白色套裙，挎白色皮包。会不会是正义发展党的人？守卫见一个外国人比划着要进去，就放我钻过绳索。回头看，仍然被绳子拦住的人，无不焦急望向圆桌。最前排有老人、少年，双手交叉在胸前。一个婴儿骑在大人脖子上，眼睛也随人群盯着圆桌。现在，他们眼神忿忿，注视我提前入内。

等待免费开斋饭的人们打扮光鲜的男女，不愿说话，把我交给一名粗通英文的侍者。侍者告诉我这里大概可以容下 2000 人，斋月里每天都办免费晚餐。每张座位前都有一个四方纸盒。他打开盒子叫我看：面包，蛋糕，果汁。没有肉。像大一号的廉价航空飞机餐。“你要来一份吗？”想想外面还在等待的人，我坚决摇头。突然，侍者一把拉住我后退，惊喝一声：“他们来了！”

评论开斋时间到，绳子松开，人群潮水般冲泻进来。男子甩开大步，争抢座位。黑袍女性跑不快，其中一个手里抱着孩子，后边还跟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差点摔倒，幸好被人扶住。

开斋时间一到，冲向餐桌的人侍者拉我退后，眼前的圆桌瞬间坐满了人。只消十分钟，大部分人就吃完了。光鲜男女不见了。舞台上，歌舞表演开始。吃饱的人们露出笑容。十几米开外，就是盖齐公园。如果那里代表愤怒的中产，我眼前就是饥饿的大多数。十三层楼高的埃尔多安，注视着这一切，微笑而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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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辉链接孙隆基：旧精英阶层正在被摧毁 ——探讨孙 20 世纪文化中的精英与大众之对话系列唐小兵

孙隆基，祖籍浙江，1945 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受大学教育，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深造，于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期间并在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一年，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文化比较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曾任教美国孟菲斯大学的台湾学者孙隆基，其早年著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在 1980 年代的文化热中，曾经以“地下阅读”的方式对中国知识界产生巨大影响（这本著作前些年才出版大陆简体字版本），其新作《历史学家的经线》出版后也是洛阳纸贵，尤其是其中几篇视野开阔、论述深湛的文章脍炙人口，而由中入西探索美国文化特质的《美国的弑母文化：20 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一书也是引起广泛关注。日前，趁孙隆基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做短期访问之机，笔者与孙先生在雨后初晴的丽娃河畔，就鲁迅的思想渊源及心理特质、20 世纪中国的精英与民众、民粹主义等话题进行对话。被“世纪末思潮”影响的鲁迅唐小兵：我对你的鲁迅研究很感兴趣。在《历史学家的经线》中有两篇很长的写鲁迅的文章，《“世纪末”的鲁迅》、《是否该被“吃”掉？—鲁迅承担政治的难局》这两篇。大陆有很多研 84

三辉链接究鲁迅的作品，包括钱理群、王晓明、汪晖等人的著作。你这两篇文章从心理学视角出发，用 19 世纪在欧洲弥漫的世纪末思潮和尼采的超人政治来阐释鲁迅的心灵世界与文本世界。鲁迅是 20 世纪中国最难被理解的知识分子，他的内心相当复杂，如果要举一个人和他相比，那么史家陈寅恪也是很复杂的了，可能都还没有他那么复杂的精神世界。“世纪末”是怎样一种思潮，又是怎样影响鲁迅的？孙隆基： “世纪末”是非理性主义的黄金时代，现代主义很强调非理性主义和变态—你看美国电影就知道了，杀人魔、杀人狂、心理变态等，美国整个现代文明是一个心理学化的文明。比如有人说副总统尼克松对总统艾森豪威尔有杀父倾向，就是俄狄浦斯情结，我们就会说“杀父倾向”，但是把这样一个专有术语放进去，大家才懂得你讨论的是什么。这都是从“世纪末”思潮开始的。比如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古斯塔夫·勒庞的暴民心理学，都是那个时代的产品。唐小兵：这种对非理性主义的肯定是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反动吗？这种反动是在怎样的契机下形成的呢，是因为启蒙运动破产了吗，或者说出现了更多的危机呢？孙隆基：其实启蒙运动有点肤浅，它只看到理性阳光的普照，没有看到人性的阴暗面，因为阴暗是没有进步可言的。其实“阴暗面”跟进步与否没有关系，这就像人身上有兽性一样的。另外，它跟浪漫主义的发展是有关系的，有人说“世纪末”思潮是晚期浪漫主义。但是我现在考证出来，它是晚期浪漫主义和晚期自然主义的结合。当时晚期自然主义（这里先界定为文艺思潮，然后再讲它更广的含义）到了什么地步呢？—它比写实主义更进一步，专门描写社会底层、人性幽暗，以及人犯罪的一面；它的主角往往是罪犯和娼妓；文学创作常常用到梅毒的意象，比如像易卜生的《群鬼》，爸爸将梅毒病菌遗传给儿子，鲁迅、胡适都用这个比喻来攻击孝道。唐小兵：中国现代小说里往往都有疾病的隐喻，包括肺结核的意象常被使用。孙隆基：19 世纪末的疾病、疯狂、人种退化、文明颓废，都是世纪末的特色。讲到“文明没落”，包括斯宾格勒、汤因比，虽然写作已经是在 20 世纪初期了，但文明没落论是从 19 世纪末开始的。唐小兵：这种“文明没落”思潮是弥漫在整个欧美社会，还是局限于知识阶层呢？孙隆基：当然是知识阶层。确实是小众的，但是影响到艺术家、作家。像王尔德，在《道林· 格雷的画像》中，主角将罪恶统统转移到了自己的肖像中，他永远保持青春，然而他的灵魂已经腐烂了，最后揭开画像满是疮疤，这就是梅毒化的隐喻。 “精神胜利法”挖苦的对象唐小兵：那鲁迅当年接触这些是在日本吗？孙隆基：绝对是。我还没有发表的那篇文章《清末世纪末思潮之钩沉》中写道，在日本这种思潮的影响也在一个小圈子中。唐小兵：所以鲁迅的起点是很高的，他不是站在所谓现代化的立场批评中国传统，而是步入了一个现代主义的层面，对整个现代文明进行反思。

三辉链接孙隆基：当时西方文化界已经进入现代主义了。现代主义反对庶民化。从 20 世纪的法兰克福学派能够看到，反对大众文化的庸俗是一种普遍倾向。法兰克福学派反对收音机，后来就有人反对电视（比如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但是鲁迅时代既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视，他就反对报纸。但是当时中国报纸主要承担启蒙的角色，鲁迅反对报纸是不是有点文化大跃进了？等于说是还没有经过“现代化”这一阶段就跳到“后现代主义”去了。阅读者通常知识水平不高，因此可能只能接受 2000 字词汇以内的文章，这样就造成标准化的写作和阅读模式,甚至制造同一个模子中倒出来的“大众人”。美国尼采派作家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就是反对庸众的。阿特拉斯是一个超人。唐小兵：一战后梁启超带着蒋百里、张君劢等人游历欧洲，回国后出版《欧游心影录》，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东方文明是一种精神文明，可以拯救西方的物质文明。1914~1918 年的一战对鲁迅有没有影响呢？孙隆基：一战后的确有一些欧洲人认为西方文明没落了，需要中国人来救。鲁迅 1920 年写《阿 Q 正传》，说阿 Q 打不过人家就自我安慰，说“老子被儿子揍了”。我们 5000 年文化，你们才 1000 年，我是“老子”，你是“儿子”。现在你船坚炮利我被你揍了，但是我还是你的长辈，这个叫作什么？精神胜利法！当时有一派学者比如杜亚泉等人，认为东方代表精神文明，西方代表物质文明。鲁迅写阿 Q 的“精神胜利法”说我物质上不如你，精神上必然胜过你，正是挖苦这一派的观点，针锋相对。双重恐惧唐小兵：你在《“世纪末”的鲁迅》中有一段话说，“鲁迅的思想既非自由主义，亦非社会主义，这两者都是乐观的、相信进步，并以为人可以臻于至善，或至少能予以改善的。鲁迅的思想可归入处在这两者之外的第三派，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有‘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胡适的自由主义是乐观的、光明的，阐述杜威的实验主义，认为人是可以改变社会的，世俗时代的个人也可以“不朽”—个体的生命“小我”是会死亡的，但个体融入社会这个“大我”后就可以绵延不朽。孙隆基：鲁迅在短篇小说集《呐喊》的自序里写到他两次“失去伙伴”，一次晚清、一次“五四”以后，一个人落单了，好像在旷野里面。他的“铁屋子”比喻是幽闭恐惧症的表现，但是“在原旷里落单了”又有广场恐惧症的症候。这不是自己发明的群众观，而是背后有一套论述规定鲁迅采取何种思维，这就是尼采哲学。尼采哲学就是“世纪末”最具代表性的哲学。19 世纪末的尼采就等于 20 世纪末的福柯。尼采当时处在达尔文时代，非要讲进化论不可，但是他的进化论是不相信进化的进化论。进化的终极目标不是在未来，而认为进化体现在每一个时代的超人中。现代的庸人能够和古代的亚历山大、亚里士多德相比较吗？因此，每一代人都有超人和末人的对比。超人如何界定？一个人不是末人就是超人。这个要从后结构主义来看。主体如何建构？是凭借他者。需要凭借群众来树立自己的超人。孙隆基：两者之间不能妥协。末人看到超人很讨厌—他们为什么比我们高？要将他们拉低得和我们一样，或者将他们毁灭掉。而超人应该对末人漠不关心，因为太低级了，就像一个人对蚊虫生气干什么？但鲁迅刚好倒过来，他看到中国人的言行气得要命，并咒骂麻木不仁的对象、无动于衷的群众。

三辉链接鲁迅的复杂性唐小兵：林毓生先生的《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有一篇文章讨论鲁迅思想特质，他是借用韦伯关于“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的概念来区分的。你怎么看鲁迅作为一个执念于自由独立的精神界战士，又投身政治—广义的政治的这一页历史，他政治上成熟吗？孙隆基：不能用“成不成熟”来予以评价。我研究鲁迅，从来不用哈耶克、韦伯的理论来套，而是将他还原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时代话语之中。至于我的想法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我是做历史研究的，这就相当于品酒一样，先要品尝它是哪一个年份的。其他人研究鲁迅，将他变成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旗手，进而演变到二战后的现代化追求者；等到知识界流行存在主义，鲁迅又变成存在主义者。1990 年代以后，美国又开始流行“同志研究”（同性恋研究，gay studies），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变成“同志”也是可能的事情—要符合当代的霸权话语。这就是“眼前主义” ，现在流行什么我就套什么。我提出“世纪末”的观点是追溯鲁迅思想的来源。这也不是我的发明，已经有人提出了“无政府的心理学传统”（或“无政府个人主义传统”），这既不能归类于自由主义，也不能归类于社会主义。当然，这些人没有研究鲁迅，他们研究的是施蒂纳、叔本华、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伊德等人。弗洛伊德就认为，人性中总有“阴暗的一面”，比如压抑的性欲，但是表现出来却是道貌岸然。其实鲁迅跟冯雪峰谈得拢，他和冯雪峰争辩过，“你说未来的黄金世界中就没有黑暗吗”，同时又说“可能是我太悲观了”。唐小兵：鲁迅的作品中对弱者表示友善或者同情，但是鲁迅整个人的精神气质受到“超人哲学”的影响，鲁迅的作品更多是在主张一种强者的哲学？孙隆基：“超人”和“末人”应该是世界性的，没有国家界限的，也没有历史界限。尼采的进化论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他不会说黄金世界就在历史的尽头，而是说人类的最高品种存在于每一个时代的超人中；而每一个时代更多的是末人。这个对抗是永恒的。因此尼采不相信进步，而相信轮回。唐小兵：但是鲁迅所生活的时代又是一个群众的时代，尤其是 1920 年代的政党政治崛起以后。群众被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孙隆基：鲁迅于此显得格格不入。鲁迅其实很矛盾。有些话甚至扭曲现实了。唐小兵：但他有时又说“救救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让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似乎又弥漫着宗教感的牺牲精神—明知道帮助了这些人，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些受助者不会成为自由的有情感的伦理性的个人，但我还是愿意付出。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心态？孙隆基：鲁迅的思想背景当然不止尼采，还有易卜生主义。我们这个社会其实是被传统束缚得厉害，这个传统其实就是“鬼”。每一个民族中死去的成员比活着的成员多，因为逝去的不知多少代，而我们只有一代。如果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下，我们就被鬼缠住了。因此易卜生才有一个剧本叫《群鬼》。《群鬼》本来不叫鬼，法文叫 Les Revenants，也就是“重来者”，已死去的人重新在我们中间行走。易卜生谴责父辈，主张救救下一代，因为下一代是受害者，将来我们走出“群鬼”时代，走入新的社会。当时“新”的概念是相当革命性的，那时候没有 Modern（现代）这个词，“现代化”也是从 1950 年代开始的，当时只有“新”和“旧”，还有“时代”— 87

三辉链接看你赶不赶得上时代。“旧”在易卜生和勒庞的话语中就变成了同一个族群的鬼魂，这就是“黑暗的闸门”，不如和它们做一个了断，或者和它们同归于尽。“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就正如《隋唐演义》中的李元霸，肩负城门让他人通过，自我牺牲掉。唐小兵：但是鲁迅作品中又对“鬼”的世界特别迷恋，鲁迅在去世前写的短篇《女吊》也是聚焦在鬼的世界。日本学者丸尾常喜写的一本书《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专门讨论这个话题，鬼魂又是使鲁迅作品更深邃的因素。孙隆基：鲁迅并不是完全排斥阴暗面，而是对阴暗面着迷，鲁迅的作品并不是像白开水一样通透到底的。精英和作为他者的“群众” 唐小兵：回首整个 20 世纪，知识界和政界对底层社会有一个浪漫主义的想象，尤其在革命文化里面，一切美好和道德都在民间。“五四”时倡导“到民间去”和新村主义，1930 年代在《申报》、《现代》提倡“大众语”，认为“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太精英和欧化。一方面是在“群众崇拜”的时代里将民众无限神化和美化，另一方面是这 100 年来，传统中国的 “夷夏之辨”论述在 20 世纪初被西方人“文明-野蛮”的分析框架取代后，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批判”一直到今天都是主流话语。台湾的作家柏杨、李敖、龙应台也在“国民性批判”这个文化脉络里面。孙隆基：中共里面也有本土派和国际派。有一些是留洋回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而毛泽东就更乡土化，所谓“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也有矛盾。1919 年以前，引用勒庞的话来说，群众形象是负面的，甚至陈独秀都怕学生上街以后会变得非理性，那时候还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文化和五四运动还是不完全相同的，一个还是精英，另一个是走上街头。精英看见民众走上街头还是会有不安。当时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却写了一篇文章肯定群众。 1919 年以后中国的政党都开始肯定群众的价值。唐小兵：清末随着科举制度废除、王权瓦解、城乡之间的士人流动，家族、宗族制度的衰落，一个谭嗣同所谓的“冲决网罗”的个人呼之欲出，但 100 多年过去了，中国人并未随着传统的共同体的瓦解而形成一个现代意义上或者说西方意义上的独立、自由、自主的个人，反而在消费主义文化下，借用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中所讲的，变得更加狭隘、平庸、自恋，“可悲的自我专注”；在传统的社群文化瓦解以后，个体的生命意义来源更加单一了。传统是否可以成为一种“立人”的资源？孙隆基：传统包括很多面相，我们不能将它单一化。不要以为西方只有个人主义，其实西方还有社群主义。近来，社群主义在美国大众文化中也开始抬头。1960 年代的婴儿潮那一代人，个人主义搞得太厉害了，核心家庭瓦解。好莱坞也想补救这一块，好像又和美国的宗教右翼有些合流。这两种思潮都是现代思潮，所以社群主义不等于传统。要在传统中找无政府主义也能找得到，比如老庄；无神论也可以找到；嬉皮行为也可以找到。就是儒学也有很多种，比如“内圣”，有人认为“内圣”和“外王”应该分开，要讲“政治儒学”。但是政治儒学是不是现代的发明呢？因为儒学历来就是政治的。你刚刚讲到群众的问题，群众也是一种论述，不要将它本质化。唐小兵：但是革命论述往往是将群众本质化的、纯粹化的。 88

三辉链接孙隆基：革命论述不是实证的，也是建构起来的。革命论述中可以建构群众，超人哲学中也可以建构群众，而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话语。比如“自然”这个意符需要他者的对照。如果他者是“文明”，或者是“超自然”，那么同一个意符的意指就不同了。还有“不自然”，就是“变态”的意思。“群众”也是，你到底是共产主义语境里的“群众”，还是无政府主义语境里的群众，还是尼采派语境里的“群众”？二战以后，西方世界暴民心理学没落了。这有学术的原因，比如行为心理学的挑战，认为个体心理是不成立的、不可测量的。这样一来，个体心理学就被瓦解掉了，更不用说集团心理学。另一方面，美国人强调理性的控制，一个人没有理性控制就完蛋了，而群众正是淹没个人的东西，因此这个概念缺乏卖点。因此，今天讲“群众”，可能还是带有精英主义的色彩。精英是主体，群众是树立的一个他者。鲁迅先生一直也是这样做的，因为他的“群众”是指哪一群人呢？全体中国人还是一部分精英？在 20 世纪的中国，“群众”不仅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政治的概念，甚至是美学的概念。俄国民粹主义：“赎罪的贵族” 唐小兵： “五四”新文化的时代也被称为是现代中国的启蒙时代。你提出“先知先觉”、 “后知后觉”、“不知不觉”这 3 种类型的个体。有先知先觉的“启蒙者”，就有后知后觉或不知不觉的“被启蒙者”。“启蒙”一词本身，如它的英文“Enlightenment”，就有一种像要把光明（light）召唤出来的意味。中国现代的启蒙者更多是现代知识分子，包括严复、梁启超还有胡适等人，都是来自一个独特的时代—张灏先生形容为“过渡时代”，而启蒙的对象则更多是像鲁迅先生讲的那些需要被启蒙的蒙昧之人。从 20 世纪的 10 年代到 20 年代，中国社会的思潮从启蒙到革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比如陈独秀就是一个典型，早期是启蒙者，后来变成革命者，当然革命在他看来可能也是一种启蒙，一个要唤醒和动员民众的过程。毛泽东时代就有一个说法，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或者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从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可以看出，他说自己是“高等游民”、“废物”，觉得自己身上有“文人意识”是不好的，他是把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的角色整个投射到自己身上。恽代英也感叹自己“为什么不是个工人”，还有毛泽东的秘书李锐与妻子范元甄的通信集《父母昨日书》、原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的《李慎之检讨书》等出版的文集、日记、书信、检讨，从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知识分子在政治环境中被迫接受改造的处境和命运，更不用说已成为“经典”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了。知识人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姿态在革命中倒转过来，降落到被改造的地位，那么我们该怎样理解整个 20 世纪从启蒙到革命后，知识人与大众的关系的巨变？孙隆基：革命是启蒙的结果，像法国大革命之前有启蒙运动，罗伯特·达恩顿有本书叫《启蒙运动的事业：〈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对那些愚昧的群众，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将他们唤醒的过程，比如他们以前只会逆来顺受，现在也可以做人了。不是说旧日的群众今天倒过来对知识分子施虐，而是说，他们本身的启蒙过程是暴力的，知识分子只是摇摇笔杆，顶多当个文化官，而群众是经过革命的洗礼的。当然很多劣根性也跟着显示出来，中国人卑劣的行为多是躲在群众里做出来的，叫他一个人做绝对不敢。唐小兵：俄国的“民粹主义”思潮传播到中国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本来的面目是怎样的呢？

三辉链接孙隆基：俄国的民粹主义，我觉得跟斯大林的统治还不完全一样。而且“民粹主义”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名词，最早民粹主义还是有点精英主义色彩的，像赫尔岑（著有《往事与随想》）的主张是带有精英主义色彩的。他主张要结合俄国自身道路，结合特有的“村社”制度，这是一种斯拉夫本位主义的话语，认为“我们俄国人天生就是社会主义，不需要输入”。但西化派认为，俄国“村社”根本不是现代的组织，不过是输入北欧瑞典、波罗的海（普鲁士当时还未崛起）一带的国家机器，为了便于组织农村、征收赋税才塑造成的，是源于德语区的，后来俄国皇后凯瑟琳一世也是从那里来的。这样一来，村社就成了笑话了，说是公社也不像，是彼得大帝制造的一个其实摧毁了俄国社会的国家机器。为了征税方便，把一个村子的人集中在一起。但到了托尔斯泰则不是这样。托尔斯泰的主张可以说是“越愚昧越落后就是越完美”，他把这叫作新基督教，而且很肤浅，他深刻的思想在如此“民粹化”后就化为乌有了。真正的俄国“民粹派”叫作“还罪的贵族”，是去赎罪的，所以要到民间去。他们认为，自己祖宗多少代都在剥削农民，而自己现在又不劳动，是多余的人，因此必须跟农民结合。于是穿农民的衣服到农村去，手里不长茧，从来没劳动过。农民不知情，怀疑他们是密探，或者是捣乱分子，就将他们举报给警察，最后被抓，这就是“到民间去”了，很反讽的结局。过了这股热潮，后来到民间去就非常清醒，是半启蒙的态度。比如他们是教师，或是乡村医生，但认为自己是来为农民服务的，因为掌握农民不懂的专业知识。这大概是 1870 年代以后，亚历山大二世要搞地方自治、地方建设的时候。这时“到民间去”，就不是救世的了。这与之前不同，1870 年代最狂热的那种赎罪的民粹主义也就是昙花一现。将精英与传统士大夫区分开来唐小兵：很多年前，余英时先生发表过一篇长文《反智论与中国的政治传统》。今天回头看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演变，民粹主义与反智主义是一种怎样的历史关联？比如说在今天，公共知识分子在成为一个贬义词，被称为“公知”，这些人关心时事关心社会的言行被认为不务正业，写政治评论被指责是跨界说话，甚至被认为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在道德上站不住脚，所以知识论述也站不住脚。如今好像变成这样一个状态，知识精英近乎全部破产。而对民间社会，我和鲁迅先生看法相同，我并不认为它就是乌托邦式的，也有很多恶的力量，比如“全能神”教就孕育于民间。如果精英崩溃了，民间也黑社会化了，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孙隆基：说到精英的“崩溃”，台湾的状况也不容乐观，比如“黑金政治”。精英这个概念，我觉得应该和传统士大夫分开来。今天的华人知识分子，像余英时，他们的形象总是和传统士大夫一脉相承。现在的“精英”存在于很多方面，比如娱乐界、工商界，文化界只是一部分。而且在文化界，现代主义是最精英的，后现代主义则是去精英化的。比如现代主义艺术品，越看不懂的价值越高，只有参加私人俱乐部才能看得懂，是圈内人才懂的笑话。而且，现代主义的艺术品多是在台座上，背景多是纯白的，而后现代主义强调艺术品要跟环境融在一起，多用玻璃来反照周围环境。后现代主义很多东西包括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贝多芬的音乐，变成了“小众”的，或叫作“特殊的观众”。现在，什么人有什么样的需求都可以量身定做，现在的消费群体已经有很多种，不只“精英”和“大众”两种。因此现在是大众文化胜利的时代，但大众文化胜利也并不是说精英文化就被消灭，它只是变成小众化，变成了“副集合”（subsite）。精英文化也只是文化中的一种，认为一些人有特定需要就为他们定做。比如好莱坞走的路线，得奥斯卡奖的那些作品都不会很俗，但也不是什么很伟大的作品。

三辉链接后现代就是这样，但中国传统士大夫就是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觉得天下没有我们靠谁呢？所以叫作“当仁不让”。但现在各行各业都有自身的精英，有些甚至连那个行业都是刚刚出现，我们都没听过。因此旧的精英阶层被摧毁，但我们的社会本身在发展，会不断制造新的行业，而每个行业都不断制造新的精英，正如以前讲的“行行出状元”。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过一本书《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就是群众的智慧。而群众未必是非理性的，他们做的决策很多是集合集体的意见，有时候胜过一个他们的首脑。我后来有一篇文章，《从十个角度分析“陈水扁现象”》，就是从暴民心理学开始，说到暴民心理学为什么不流行了，尤其提到写《群众与权力》的埃提亚斯·卡内提，他 1960 年代写的东西到 1980 年代获得诺贝尔奖时才公布，这时候已经过时了。暴民心理学真正最流行是在勒庞、索烈尔的时期，还有弗洛伊德也写过群众心理学。弗洛伊德是在 1930 年代初期，用精神分析学来谈群众心理，认为群众是没有超自我的潜意识流，超自我就指领袖，即群众只有一个头脑，而事实上，本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意识—“超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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