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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书讯 NO.370

抵抗虚无︱︱﹃丹尼洛契斯作品﹄导读

︻三辉链接︼

︽ 21 世纪资本论︾

︽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

︽斯大林模式若干问题研究︾

︽ 1660-1832 年的英国社会︾

︽比天空更广阔的︾

︽洗澡之后︾

︽帝国的情史︾

︻声音︼

朱学勤读左方︽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

︻评论︼

周其仁为什么城市化离不开农地农房入市

来源：堆糖

编后小记

编后小记这本《21 世纪资本论》几个月前还在版权竞价，这两天竟然就上架了。书店里做了个大堆，好几百本，我不知道以这本书的专业和当下人们对思想的冷淡，究竟会有多少人愿意认真考虑是否该买上一本，尽管据说在华尔街，尚有不少青年会以手捧一卷《21 世纪资本论》为荣。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年轻的法国经济学家，法文版是去年 9 月出版的，今年 3 月，英文版出版，一个月内，销出了 8 万本，亚马逊一度断货，所谓洛阳纸贵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接下来，法文版也销出 5 万本，世界上所有重要的书评媒体都连续刊登各种评论文章，就连中国的书评媒体上，也刊发了好几篇评论。今年上海书展，此书的中文版还未见，评论集却已经编了一册出来，可见，无论对此书有多大的批评，但它至少击中了今天世界的重大问题则是无疑的了。

作者将书名叫做《21 世纪资本论》据说是有着向 100 多年前的马克思的《资本论》致敬的意思，而其内容也确实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其实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反感和批判自 08 年金融危机后就一直没断过，当时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曾惊叹他所看到的企业行为，甚至违背了自由经济最重要的原则。08 年之后接着是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对所有这一系列的事件和现象，虽然理论上的深刻反省几近阙如，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却已几乎是普遍的了。这种不满有来自各种社会运动的、无政府主义的、也有自由

编后小记左翼的，甚至右翼的，唯独还没有产生深入的理论反省。而这本书，则大约是这几年的普遍不满中唯一以专业方式呈现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其被广泛关注和重视，也就不奇怪了。

这本书考察的跨度达 300 多年，运用了几十个国家的统计数据和一些最新的经济学工具，它试图证明一件事情，即在工业化以来的 300 多年中，资本的收益率从长期来看，总是要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换句话说，就是自由经济的起点公正并不能提供经济公正，即使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里也不能做到自由经济承诺的“公共福利”。相反，富人恒富穷人恒穷才是这个制度不可克服的本质。在此意义上，这本书确实有点象《资本论》了，虽然他们的分析路径完全不同。

然而就像 100 多年前的《资本论》，即便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分析，一旦成为“批判的武器”，成为社会革命的理论，就依然是危险的。一位我所尊敬的师友曾给这本《21 世纪资本论》这样的评论：“既然资本收益必定大于人的劳动收益，那么，市场分配就必然是不公正的，按这个逻辑往下推，一定会得出私有财产是不道德的这样一个结论”。这已经很接近马克思主义了。当然，作者最后给出的方案是税收而不是革命，这很像社会民主主义。然而欧洲的那些社会民主主义心底深处都会有一个革命的幻象，最近出版的一本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访谈中，这位前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心中最遗憾的就是德国从来没有发生一次没收资产阶级财产的革命，大凡左翼的理想，在经济上大概总要走到这一步。

那些已经被历史证伪的思想体系依旧是有可能复活的，它们的复活不是由于它们蕴

编后小记含的逻辑，而是因为它们所暗合的人们的欲望。前些时台湾太阳花学运，占领立法院的学生们手上拿着柄谷行人，尽管柄谷行人的革命方案在左翼理论家中是最不可行的，而现存的其他左翼理论家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方案，但革命的复活依旧可能发生，而且一旦发生，很可能还是其中最糟糕的部分。所以，发达国家的朋友们，你们也要警惕啊！

说多了，最后再推荐一本邓野的《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邓野在十年前有一本《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非常精彩，这本新作听起来没有那么吸引人，但其中依旧有不少十分扎实的见识。邓野认为中国知识界通过巴黎和会对西方世界以及西方世界的规则的认识，形成中国近代一个极重要的拐点，国共革命自此之后开始当与这种认识有极大的关系。此书资料翔实，叙述干净，而且，邓野写作有一个习惯，他喜欢在每章结尾处放一个“本章小结”，偷懒者甚至只读“本章小结”就可以将书的意思大致了解，其实对读者而言，倒是学术著述的一个好范例。郑重推荐这本《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

2014.9.17 上海季风书园读书俱乐部

目录编后小记目录季风本周推荐第一部分《21 世纪资本论》《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密尔的政治哲学》《最忠诚的反叛者：弗兰克法律现实主义思想研究》《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 —— 1919 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第二部分《智利现代化道路研究》《后霍梅尼时代伊朗政治发展研究》《斯大林模式若干问题研究》《1660-1832 年的英国社会》《一战史》《军统兴衰实录：国民党将领的亲历回忆》第三部分《好好讲道理》《万集乡下这些年：中国底层社会治理的微观叙事与个案研究》《比天空更广阔的》《张承志作品系列：卷十·游记敬重与惜别——致日本》《张承志作品系列：卷九·游记鲜花的废墟——西班牙纪行》

《自我演戏以来》《洗澡之后》《帝国的情史》《饕餮之问：杨炼组诗代表作、新诗作、译诗精选》

季风本周排行非学术类学术类

声音钱理群：鲁迅对中国的严酷判断朱学勤：读左方《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苏格兰若独立，世界会怎样？

评论张铁志：当摇滚撼动柏林围墙周其仁：为什么城市化离不开农地农房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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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本周推荐

第一部分

《21 世纪资本论》《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密尔的政治哲学》《最忠诚的反叛者：弗兰克法律现实主义思想研究》《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 ——1919 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

季风本周推荐

《21 世纪资本论》 [法] 托马斯·皮凯蒂 / 巴曙松 / 中信出版社 / 2014-8 / 98.00 / 资本主义经济研究

位。1993~1995 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院任副教授。1995 年，加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2000 年，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研究主任。2002 年，荣获法国最佳青年经济学家。2006 年，联合创立了巴黎经济学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后在法国总统竞选中，担任社会党候选人塞格琳 • 罗雅尔（Ségolène Royal）的经济学顾问。2007 年至今，在巴黎经济学院执教。2013 年，荣获两年一次的 Yrjö Jahnsson 奖，该奖项颁发给 45 岁以下、对经济学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欧洲经济学家。目录中法国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对过去 300 年来欧美国家的财富收入做了详尽探究，通过大量的历史数据分析，旨在证明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很快会变得更加严重。托马斯•皮凯蒂认为，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的制高点不仅由财富决定，还由继承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要比后天的努力和才能更重要。托马斯•皮凯蒂在《21 世纪资本论》中指出，最富有的那批人不是因为劳动创造了财富，只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富有。一句话：人生而不平等。由于资本回报率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贫富不均是资本主义固有的东西，所以要彻底铲除经济中的这种不平等现象，就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对富人征收累进税来保护民主社会。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主任，主要研究财富与收入不平等。1971 年生于法国上塞纳省，18 岁进入法国高师，学习数学和经济学。22 岁以一篇关于财富重新分配的论文，获得博士学

译者序中文版自序导言第一部分收入和资本第一章收入和产出第二章增长：幻觉与现实第二部分资本/收入比的动态变化第三章资本的变迁第四章从旧欧洲到新大陆第五章资本/收入比的长期变化趋势第六章 21 世纪资本—劳动划分第三部分不平等的结构第七章不平等与集中度：初步关联第八章两个世界第九章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第十章资本所有权的不平等第十一章功劳财富和继承财富的长期变化第十二章 21 世纪的全球贫富差距第四部分 21 世纪对资本的监管第十三章 21 世纪的社会形态第十四章反思累进所得税第十五章全球资本税第十六章公共债务问题结论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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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 [奥]凯尔森 / 沈宗灵 / 商务印书馆 / 2013-3 / 60.00 / 国家和法的理论

粹法理论”，是现代西方法律哲学（法理学）中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一个主要流派。从本书中可以看到，他在继承和发展 19 世纪英国奥斯丁的分析法学的基础上，以新康德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全面地阐述了纯粹法学关于法、国家以及国际法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本书附录《自然法学说与法律实证主义》一文是他从哲学、心理学角度阐述西方法律哲学中两大派的对比。目录

本书是纯粹法学派首创人凯尔森的代表作，现代西方法学名著之一。凯尔森（1881-1973）原籍奥地利，曾任最高宪法法院法官。1940 年流亡美国，后加入美国籍。本书对法律和国家的一般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阐述。全书分法律论与国家论两编和一个附录。第一编论述了法律的概念、法律权利、法律义务、法律责任等有关法律的基本问题；第二编论述了国家和国际法的基本概念和原理；附录对西方法学的两大对立学派的区别作了分析。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1881〜1973），出生于布拉格，原籍奥地利。1911 年起任教于维也纳大学，曾参加 1920 年奥地利共和国宪法的起草。1920〜1930 年任奥地利最高宪法法院法官。1940 年开始流亡美国，后加入美国籍。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执教。他的著作很多，曾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参见本书所附作者主要著作目录）。本书《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英文本 1945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初版）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也是美国《二十世纪法律哲学丛书》的第一册。凯尔森是西方法学界久负盛名的一个人物。他首倡的“纯

导言作者序第一编法论静态法第一章法的概念一、法与正义（一）人的行为作为规则的对象（二）法的科学定义与政治定义（三）法的概念与正义观念二、法的标准（法作为特殊的社会技术）（一）直接动因与间接动因（二）先验的认可或制裁与社会有组织的认可或制裁（三）惩罚与奖赏（四）法作为强制秩序（五）法、道德、宗教（六）使用武力的垄断（七）法律与和平（八）精神强迫（九）合法行为的动机（十）反对法律作为强制秩序定义的论据三、效力与实效（一）“规范” （二）一般规范与个别规范（三）有条件规范与无条件规范（四）规范与行为（五）实效作为行为对规范的符合（六）与规范“相反”的行为（七）实效作为效力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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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的政治哲学》约翰·菲茨帕特里克 / 人民出版社 / 2014-1 / 29.00 / 政治哲学研究

本书是西方学术界一部研究密尔政治哲学思想的精彩之作。全书紧密围绕密尔的两部重要著作《论自由》、《功利主义》展开研究，全面而深刻地呈现出了密尔的政治思想，阐述了密尔政治哲学的独创性和复杂性。与其他一些密尔研究学者对其政治哲学格式化的处理不同，作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密尔归入“自由主义者”或者反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作者通过对《论自由》、《功利主义》的深入研究，认为这两部著作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张力，公共利益与个体自由之间是可以协调一致的。密尔是一个最小功利主义者，他的自由功利主义就是对个人自由的保障。节选此案中的功利主义者被要求接受汤姆式的窥阴癖者是无害的娱乐，而不是有重大意义的性或者心理症状的难题。如果汤姆的行为对他自身是有害的，瑞吉尔的方案就从其理论内部崩溃了。功利主义者还被要求相信，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活动可以提高汤姆或者一般人的幸福指数。进一步我们可以假设，除此之外，汤姆没有别的活动可以打发他的时间。那么功利主义者可以假设，还有什么活动是汤姆可以选择的呢？在花花公子时代，通过因特网、录像机，汤姆有数不清的方式可以得到裸体女性的照片，这相对来说是道德的或者更道德的。最后，瑞吉尔简单地将汤姆等同于“盖吉氏的戒指”中的主人公，并将盖吉氏的故事与汤姆的所作所为相类比。在过去

的两千多年中，哲学家们一直在拷问柏拉图似是而非的隽语：如果我戴上一枚戒指就可以隐身，旁人就不能看见我的所作所为，那我为什么还要遵守常规的道德规范呢？功利主义在绝大多数时候的回答是：一个人施加于他人身上的伤害在道德上是相关的。瑞吉尔欲图给我们提供一个例证，只要你在他人没有发觉的情况下逃脱，那么你对他人的作为就是无害的。但是以一个人是否能够顺利逃脱并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好标准，将此应用到公共政策上则是疯狂的。绝大多数罪犯认为他们能够逃脱惩罚。主张犯罪行为在罪犯足够聪明的前提下是可接受的观点，就像接受独裁一样，只有独裁者认为独裁有利于提高效率。目录译着的话导论第一章功利主义及其权利 1.詹姆士·瑞吉尔论功利主义 2.猪猡式的功利主义 3.功利主义与隐私权 4.种族与性别正义 5.康德的种族思想 6.种族歧视及其盲目性 7.密尔的种族思想 8.康德论女人 9.密尔与男女平权运动 10.历史上的密尔与康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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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忠诚的反叛者：弗兰克法律现实主义思想研究》于晓艺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2014-7 / 49.00 / 法学

目录导言 1 一、研究现状的考察二、论题及参照框架的确立三、论述进路与结构安排第一章弗兰克法律现实主义思想的提出一、弗兰克理论关注点的确定（一）个人经历（二）社会背景二、弗兰克怀疑主义进路的确定（一）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二）汉德（Learned Hand）三、弗兰克建构现实主义思想的理据（一）哲学立场——实用主义 ……

作为法律现实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杰罗姆•弗兰克以对法律不确定性的深入研究著称。对这一问题的激进看法源自于他从对规则的怀疑到对事实的怀疑的转变，也正是这种转变使其以近乎反叛的方式坚守着对法律的基本信念。本书试图通过探寻弗兰克法律思想背后所隐藏的根本诉求，确证弗兰克思想重大转向的依据；严格遵循其知识增量的具体逻辑和理论脉络，从内在理路上重构弗兰克的法律现实主义思想，澄清以往研究中所存在的误解或误判。于晓艺(1979 年—)，女，山东青岛人，法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法哲学与司法学研究。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省部级项目 3 项；在《法律科学》（CSSCI）等学术刊物公开发表科研论文 20 余篇。曾荣获“青岛市首届中青年法学法律人才” 荣誉称号。

内容链接杰罗姆·弗兰克（1889—1957），生于纽约，是德裔犹太移民的子孙，美国著名律师、法官、社会改革者、法学家。在弗兰克作为律师的职业生涯之初，他便开始参加美国的各种政治、经济改革运动，从那时起，如何切实可行地使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就成为他生命的主题。长期的律师业务与司法实践使他有机会深入观察、研究美国的法律现实，并对其中的症结深有体悟。1930 年弗兰克写出《法与现代心智》，引起学界和实务界震动。他坚持怀疑主义进路，认为人们对法律确定性的盲目追求，实际上抹煞了体现于法律规则之中的抽象正义与人们可以真正享受的具体正义之间的巨大差距。弗兰克终老于美国第二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任上，在此期间，他写出了代表其法律现实主义思想的惊世之作——《初审法院— —美国司法中的神话与现实》，标志着他彻底转变为一名事实怀疑论者。弗兰克的理论批判，被誉为唤醒当时笼罩在神话之下的美国社会的清醒剂，成为剥离传统法律观念“虚幻” 外表的一把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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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 ——1919 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邓野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4-9 / 38.00 / 外交史研究

目录前言第一章欧战与中国政局的演变中国对德奥宣战国会问题与南北战争安福国会的成立徐世昌就职与南北停战第二章巴黎和会与中国的期待中国朝野关于欧战性质的解读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准备陆徵祥赴欧与中国代表团的组成广东军政府对于代表权的争执第三章山东问题的提出与辩论山东问题的提出与辩论 …… 巴黎和会就其本身而论，只是一个纯粹的外交意义上的国际会议。但是，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在南北分裂、派系林立的特定条件下，外交不可避免地卷入政争…… 一时间，国内政潮陡起：当年理直气壮地抵制对德宣战的广东非常国会，如今，又同样是理直气壮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争享战胜国的荣耀。不久之前，康有为还是张勋复辟的主谋，公然推翻民国，现在却反过来，以民国的名义，大义凛然地斥责政府专制。更为有趣的是，国会与国务院形同冤家，为转嫁对德和约的责任，彼此暗算，相互推卸，国会的不合作，屡屡把国务院置于难堪与孤立的地位…… 邓野，重庆市人，1953 年 5 月 20 日生。 1980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1986 年来近代史研究所。1996 年评聘为副研究员，2003 年评聘为研究员。著有《中华民国史》《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 年间国共政争》《民国政治的逻辑》等作品。

节选国会问题与南北战争张勋复辟期间，国会被强制解散。由于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国会与段褀瑞尖锐对立，因此，在平息复辟之后，段褀瑞并不恢复原国会，而是准备另行选举，另组一个新国会。在此情况下，孙中山随即发起护法运动与之抗衡。所谓护法，就是拥护约法，具体讲，主要诉求就是恢复旧国会。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原国会议员纷纷南下，聚集广东。1917 年 8 月，到达广东的参众两院议员约 150 人，因不足法定的开会人数，为此，决定采用“国会非常会议”名义。8 月 25 日，由原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主持，非常国会在广州开幕， 150 余名议员出席，议决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当选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随着广东军政府的成立，中国分裂为南北两个政府。其中，北京政府为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两个对立政府的形成，必然爆发战争，对此，南方称护法战争，北方称南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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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 [美] 詹姆斯·麦迪逊 / 尹宣 / 译林出版社 / 2014-7 / 128.00 / 法制史

本书是美国宪法的缔造者麦迪逊记录的美国制宪会议的全过程，由著名翻译家尹宣先生翻译整理，有很高之学术价值。本书记载了 1787 年美国建国之父们设计联邦政府的全过程，记录了代表们在每天会议上的发言。全书按麦迪逊在制宪会议期间的原始手稿排印，保留历史原貌。麦迪逊的记录自始至终、一天不缺，写法类似连续剧，记下了历史人物（代表们）在特定场景（每天不断深入的辩论）上的台词（发言）。詹姆斯•麦迪逊，美国第四任总统，美国建国之父之一，参与了美国早期建国的几乎所有重要事件，世称“宪法之父”。他担任总统期间曾领导进行第二次美英战争，保卫了美国的共和制度，为美国赢得彻底独立建立了功绩。他在 1776 年参加弗吉尼亚宪法的制定，在大陆的国会提供，并且是弗吉尼亚会议的一位领导人。他还是出席大陆会议的代表，是制宪会议的主要人物、北部联邦党人文件的起草人之一、众议院议员、民主共和党的组织者。节选富兰克林博士提议：推迟讨论行政官薪水的提法，改为讨论一种替代方案———“行政官的必要开支可予支付，但不得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而领取年薪、定期津贴或奖励报酬”。他说，由于自己年事已高，记忆衰退，只好写下来。他一直不愿请人代劳，因为，这样做好像是要别人支持他的动议。所以，

请委员会批准，由人代读，作为发言。威尔逊先生主动代劳，大家同意让威尔逊朗读。下面是对富兰克林原文的逐字抄录：“先生，一位可敬的先生把一项方案提到我们面前、引起我们如此认真的讨论，要我起来责备方案中的任何一项，实在是慎之又慎。从第一次宣读这个方案起，我就对它怀有好感，总的说来，我希望这个方案能取得成功。在行政官年薪这个具体问题上，我刚好有不同的看法；我的看法或许会显得别出心裁，甚至愚妄，但我内心的信条认为这个看法正确，出于责任心，我不惜冒险一试。委员会听取了我的意见后，会对它作出判断，委员会的决定也许会改变我的看法。目录推荐序：问学者的好奇心何帆译者例言联邦制宪会议记录的解密和成书尹宣第一阶段 1787 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19 日 001 围绕弗吉尼亚方案提出的十五点建国计划展开辩论 0035 月 25 日星期五 0065 月 28 日星期一 0105 月 29 日星期二 0185 月 30 日星期三 0245 月 31 日星期四 0316 月 1 日星期五 0376 月 2 日星期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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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张君劢 / 商务印书馆 / 2014-7 / 29.00 / 法制史

目录自序第二序第一讲国家为什么要宪法第二讲吾国宪政何以至今没有确立第三讲人权为宪政基本一、人身自由之讼案二、家宅自由之讼案三、言论自由之讼案第四讲国民大会问题第一问题第二问题第三问题第四问题第五讲行政权（总统与行政院）本书是张君劢宪法注释性著作，是其立宪思想最为集中的一部书。全书十讲。第一国家为什么要宪法，第二吾国宪政何以至今没有确立，第三人权为宪政基本，第四国民大会问题，第五行政权（总统与行政院），第六立法权，第七司法独立，第八民主政党，第九立宪国家财政，第十朝野上下之大责任。

……

张君劢（1887—1969），上海人。有世界影响的著名思想家，近代中国宪政运动领导人物。1907 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1913 年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政治学、财政学、国际关系学。 1918 年，随梁启超访问欧洲。1946 年担任中华民国宪法起草人。二战时期，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任联合国宪章大会组委员，代表政府签署《联合国宪章》。1949 年之后，在香港生活，在印度、美国、德国、新加坡讲学，1969 年病逝于美国旧金山。著述等身，代表作有：《新儒家思想史》《儒家哲学之复活》《儒家伦理学之复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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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智利现代化道路研究》《后霍梅尼时代伊朗政治发展研究》《斯大林模式若干问题研究》《1660-1832 年的英国社会》《一战史》《军统兴衰实录：国民党将领的亲历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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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现代化道路研究》贺喜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 2014-9 / 39.80 / 社会主义建设

目录 “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研究丛书”总序序言前言绪论第一章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研究第二章阿连德政府政治改革研究第三章阿连德政府经济改革研究第四章美国政府对智利阿连德政府的干涉结语 …… 丛书阿连德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以及“人民团结阵线”的改革实践，既是智利历史的重要发展阶段，也是研究拉丁美洲左翼政治思潮史和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传播演变史时绕不开的重要学术议题。本书系统阐述了阿连德 “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的发端和主要内容，研究了“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的政治经济改革以及美国对阿连德政府的干涉，并探讨了阿连德 “社会主义道路”思想对拉美政治发展的影响。

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研究丛书这套丛书还有《简明拉丁美洲史》,《巴西现代化道路研究》,《阿根廷现代化道路研究》。

贺喜，男，1986 年 1 月生，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人，先后就读于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拉丁美洲史方向，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和历史学博士学位。在《国际政治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和《拉丁美洲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篇。现就职于天津外国语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兼任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理事、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理事，研究方向为拉丁美洲政治与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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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霍梅尼时代伊朗政治发展研究》蒋真 / 人民出版社 / 2014-9 / 59.00 / 政治研究

与政治契合点的努力。目录

本书以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政治发展为研究对象，探讨新时期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教义理论在伊朗国家建构中的实践，尤其是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霍梅尼去世后，在伊朗政教关系出现新的演变趋势下，探究伊朗政治保守与务实、传统与现代并进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诉求，从而深化对其政治演变的规律性认识。本书的研究起点是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这场革命本身遗留下来的政治理论和革命传统，为后来的国家治理指引了方向，同时也为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政治演变提供了争论的背景。在后霍梅尼时代，法基赫体制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伊斯兰政权性质中伊斯兰和共和因素的比例分配，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权力斗争，还有美国的政权变更理论对伊朗政权合法性的挑战等，这些因素与伊朗伊斯兰政权相伴而生，也是影响伊朗未来政治进程的重要因素。从务实的拉夫桑贾尼到力主改革的哈塔米，再到强硬的内贾德，伊朗政治的发展曲线，在没有偏离伊斯兰革命方向的同时也出现了不稳定的微调。这种微调在本质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寻求国家发展道路的困惑，也体现了伊斯兰国家在宗教政治文化背景下寻找伊斯兰

序（彭树智）绪论一、伊朗的典型性二、为何研究与如何研究三、研究综述四、内容提示第一章霍梅尼政治思想与法基赫体制第一节伊斯兰政权的建立一、1979 年伊斯兰革命爆发的背景二、伊斯兰政权的形成三、伊斯兰政权面临挑战第二节霍梅尼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一、霍梅尼的政治思想二、霍梅尼的全面伊斯兰化政策第三节法基赫体制及其合法性危机一、法基赫体制的形成二、法基赫体制潜在的合法性危机第四节对伊朗政治发展的影响一、“伊斯兰”与“共和”之争二、文化封闭与知识分子的流失三、对伊朗经济发展的影响小结第二章 1989 年宪法修订 ——后霍梅尼时代的法理基础第一节 1989 年宪法修订的背景第二节霍梅尼与宪法修订一、霍梅尼遗嘱二、宪法修订的争论第三节宪法修订的内容第四节哈梅内伊时代的来临小结第三章拉夫桑贾尼政府的经济重建时期 ——领袖与总统的权力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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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模式若干问题研究》戴隆斌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2014-8 / 48.00 /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为副研究员；2002 年被评为研究员；担任大型工具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60 余卷的常务副主编。先后出版《斯大林传》、《苏联历史档案》第 15 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 29、30、31、32、40、45、46、 47、48 卷等各类著作 20 余部，主持或参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等国家和省部级课题近 20 项，发表论文 80 余篇。目录

本书选取了有关斯大林模式方面的五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所以本项目的结构共分五章，加上一个比较长的前言，由六个部分构成。主要内容如下：前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的不足，选取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的理由，并对各个研究的问题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概述，同时，花了比较多的笔墨，对我国学术界有些人认为的目前俄罗斯存在所谓“斯大林热”、在重评斯大林这样一些观点进行了辩驳。我从当前俄罗斯主要领导人的观点、普通民众的总体看法以及各个年龄层次的看法、俄罗斯各个政党对斯大林的评价等方面。戴隆斌，湖南省新化县人。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研究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副主编，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国际共运史研究处处长，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导师。1981 年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5 年免试攻读兰州大学历史系苏联史专业研究生，1988 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8 年 6 月进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主要从事苏联史、俄罗斯当代问题、斯大林问题、国际共运史的研究。1995 年被评

目录前言第一章斯大林模式辨析第一节真命题：斯大林模式第二节斯大林模式的形成第三节斯大林模式的特点一、理论上的庸俗化和唯意志论二、政治体制上的高度集权三、在经济体制上，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机制和决策机制四、文化体制、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和专制主义五、在民族问题上实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六、在对外政策上推行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第四节斯大林模式的功过评说一、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功绩二、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弊端第二章列宁和斯大林主义问题第一节普列汉诺夫同列宁的争论和斯大林的 “认错” 第二节从军事共产主义到斯大林模式第三节农民——妥协让步还是剥夺消灭第四节从无产阶级专政到“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 一、从“一党专政”、“领袖专政”到个人独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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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1832 年的英国社会》 [英] 克拉克 / 姜德福 / 商务印书馆 / 2008-1 / 95.00 / 社会发展史

导言：旧制度的实质 1.向现代的过渡 2.构建旧制度 3.教派国家 4.英国社会特性的描述 5.民族特性第一章从王政复辟到和谐一致，1660—1760 年 1.宗教战争的长久阴影 2.新秩序的界定 3.国家面前的教会：1688 年革命 …… 节选本书一出版就被认为开辟了英国历史学研究的新时期。作者克拉克在这部著作中，首次把 1660－1832 年定义为“漫长的 18 世纪”，并全面阐述了他对于漫长的 18 世纪的英国社会的看法，1660－1832 年间英国社会具有突出的一致性和完整性，英国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君主、贵族、教会的密切配合使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形成。乔纳森•克拉克（J.C.D.Clark），长于宗教史和政治史研究，著有《变迁的动力：18 世纪 50 年代危机与英国政党制度》（1982 年）、《革命与反叛：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英国国家与社会》（1986 年）、《自由的语言，1660 －1832 年，盎格鲁－美洲世界的政治论战和社会动力》（1994 年）、《塞缪尔•约翰逊》（1995 年）等著作。目录目录序言缩略语关键词

许多人回顾漫长的 18 世纪，以探寻向现代性的过渡，或者在“我们失去的世界”因为他们所谓的现代化进程消亡之前，捕获它的一抹余晖。许多事情明显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表达变化的方式需要详加限定。即使在他们对 “现代人”的赞美超过了对“古人”的赞美，对斯图亚特王朝晚期和汉诺威王朝的英国在自然哲学、技术和商业扩张方面的成就大加赞颂的时候，18 世纪的英国人也没有意识到生活在这样一个现代化进程中。显然， “scientist” 一词到 1840 年才被创造出来，“现代”科学知识和“传统”信仰之间的对立，同样是 19 世纪的一项创造。那些后来如此有影响的人为对立，绝大多数并未出现在漫长的 18 世纪。塞缪尔• 约翰逊将 “modernism” 解释为 “对古代和古典的风俗习惯的背离”；将 “modern- ness”只解释为“新颖、新奇”。 Modernity 和 modernisation 是约翰逊的《词典》中两个没有的词：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约翰逊将 ancients 和 moderns 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统一体中的连续时期，没有用一道分水岭将它们彼此割裂开来。在本书涵盖的这一时期，“modern”的意思仍然是“最近的”，不是“改进的”，更不是“转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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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史》约翰·基根 / 张质文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4-9 / 72.00 / 第一次世界大战

The Face of Battle, The Mask of Command, Battle at Sea 等。目录致谢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 ……

第一世界大战宣告了欧洲旧有国际格局的土崩瓦解，自文艺复兴以来生机勃勃、自信乐观的欧洲文化遭受重创，其影响甚至波及亚非广大殖民地，因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和影响范围塑造了现代世界。更重要的是，它种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种子。不理解这两次大战，就无法真正认识当今我们所处的世界。约翰•基根以中文世界罕见的深度详述了一战的进程，对交战各方的总体战略、重大战役的战术方针、战争领袖的才干与局限、军事技术的发展、偶然因素的作用等等，均做出令人叹服的介绍与分析。更在单纯军事史的基础之上，关注战争的文化与政治维度，对战争中的“人”的因素寄予了深刻的同情，从而呈现出一幅令人激动、悲悯而又不得不反思的战争画卷。

欧洲的一场悲剧战争计划 1914 年的危机边境线和马恩河上的战役东线的胜利与失败僵持

丛书世界史图书馆这套丛书还有《新全球史（第五版）》,《西方文明简史》,《西欧中世纪史》,《新全球史（第五版）》,《世界史》等。

约翰•基根，伦敦《每日电讯报》防务主编，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会员，1998 年 BBC 瑞思讲演人（Reith Lecturer），多年在英国桑霍斯特皇家军事学院讲授军事史课程，并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研究员和瓦萨尔学院客座教授，是当代最优秀的军事史家之一。著有 A History of Warfare, The Second World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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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兴衰实录：国民党将领的亲历回忆》黄康永等口述笔记、朱文楚采访整理 / 浙江大学出版社 / 2014-7 / 48.00 / 军统局

《军统兴衰实录――国民党将领的亲历回忆》叙述了以戴笠为首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的肇始、机构、成员、运行、渗透及其发展、兴衰，并以黄康永、王绍谦、张严佛等人提供的口述资料与文字资料进行整理，详细生动地讲述了河内行刺汪精卫、军统缢死宣侠父、军统上海一区遭破坏、戴笠独生子之死等事件，故事性强、可读性强、揭秘性强。书中配以大量图片资料，可使读者在阅读行文之余有所对照。此外，作者还特别撰写了详细的戴笠年谱。本书为《我所知道的军统兴衰》的增订再版。此次增订再版，在校订、勘误初版内容与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补充，为了解与研究戴笠和军统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黄康永，湖南宁乡人，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二期，后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湖南站少将站长，具有过目不忘的超强记忆力。朱文楚，笔名文楚、蒋璐、匡垣、旷原、仲鸣、崇明等。生于 1938 年，杭州人。1960 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后相继任浙江人民出版社《东方》文学季刊编辑，《浙江民革报》主编、编委会副主任，《团结报》浙江记者站主任记者、副站长等。1998 年退休。已出版《我所知道的军统兴衰》（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年版）、《胡适家事与情事》（团结出版社 2007 年版，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年增订再版）、《民国人物风流录》（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等。

目录复兴社的组成和特务处特务处阶段特务处的产生特务处的内勤组织特务处的外勤组织特务处的发祥基地——浙江警官学校合并南昌行营调查课特务处的第一支特务武装特务处还是特务处附：中央军校政训研究班军统局扩建阶段军统局的成立军统局内勤组织的发展和演变军统局外勤组织的发展概况军统局公开组织的发展和变化军统特务训练班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概况军统特务组织训练班的特点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附：戴笠之死保密局衰落阶段军统局变保密局化整为零实行分家保密局本部组织人事概况保密局本部直属外勤机构概况分散机构概况公密关系的内幕保密局的应变计划真假保密局追随程潜将军湖南起义做保密局湖南站站长湖南站的活动方式建立公组与秘密组干了四个行动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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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好好讲道理》《万集乡下这些年：中国底层社会治理的微观叙事与个案研究》《比天空更广阔的》《张承志作品系列：卷十·游记敬重与惜别——致日本》《张承志作品系列：卷九·游记鲜花的废墟——西班牙纪行》《自我演戏以来》《洗澡之后》《帝国的情史》《饕餮之问：杨炼组诗代表作、新诗作、译诗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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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讲道理》 [美]T.爱德华•戴默 / 刀尔登、黄琳 / 浙江大学出版社 / 2014-8 / 48.00 / 逻辑思维

T.爱德华•戴默，作家，美国哲学教授。作为成绩卓著的高校教授，被授予 James A. David Faculty Recognition 奖项。

目录引言第一章智识行为规范程序标准伦理标准形成自己智识风格的原则 1. 或谬原则 ……

为什么要讲理？为什么希望别人也讲理？有这么几个实际的理由。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好的论证使我们更好地做出自己的决定。那些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理有据的人，无论是实现目标还是完成计划，成功的机会更大。第二，遇到艰难的道德选择，好的论证起的作用尤为重要，它不仅帮助我们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还使我们避开有不良后果的行为。第三，好的论证，使我们更愿意只遵从那些我们有充分理由信其为真的、牢固的观念。如果我们要求自己是个讲道理的人，我们就该加强现有的信念，或暴露其不足，以便取舍。第四，运用好的论证，还能提升我们在社交、工作及个人事务中思考和行动的水准。要想让别人接受你的某个观点，讲道理通常要比吓唬人、讨好人等办法更有效，至少效果更长远些。最后一点，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争执，平息冲突，把注意力放到道理上来，是个有效的办法。注意到对方论证中的哪怕一丝道理，我们才能替自己找到更好的立场。

节选合理化谬误运用一些貌似有理却虚假的原因替某个特殊的立场辩护，而真实的原因却不在此，被不体面地掩盖起来了。合理化谬误违反了良好论证中的相关原则，因为论证中虚假的前提和真实的结论无关。具体来说，由于论证中提供的前提不是得出结论的真实原因，因而属于无关前提。出于一些尴尬、恐惧或其他不得而知的理由，论证人隐瞒了得出结论的真实原因。合理化谬误，简而言之，就是某个好论证的赝品。在好的逻辑推理中，结论或观点均有据可循。而在合理化谬误中，所谓的“证据”，都来自于已被证实的意见。合理化谬误只是简单地运用了那些貌似有理、实际上却不可靠的部分作为论证的前提。这种谬误中的一些案例，同时也违反了良好论证的接受原则。既然这类谬误中，前提只是为了替某种行为或某种观点辩护，而不是支持其结论的真实理由，那么这类前提也不足以用来支持结论，所以也不能符合接受原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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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集乡下这些年：中国底层社会治理的微观叙事与个案研究》余治平 / 上海三联书店 / 2014-8 / 36.00 / 农村问题研究

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研究员，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顾问。研究方向为儒家思想与文化、康德哲学。已出版《唯天为大》、《哲学的锁钥》、《中国的气质》、《忠恕而仁》、《哲学慧眼识究竟》、《董子春秋义法辞考论》、《春秋公羊夷夏论》等专著；在海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一百余篇。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康德哲学概念谱系 ” （ Das Begriffeslexikon der Kant Philosophie）主持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忠恕而仁”负责人。香港中文大学（CUH）、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BBAW）、柏林自由大学（FUB）访问学者。

本书聚焦于江苏北部农村的一个小镇、一个水乡村落，透视底层现实，由点带面，解剖内里，针砭时弊，直击要害。村庄留不住人的空心化现象，没人肯种田、耕地既难保红线又日益被污染，村小被撤并而直接破坏了农村的文化生态，风俗变走样而导致礼教严重缺失，信访不信法、一闹就奏效而只能通过“维稳” 来压制许多原本合理的权利诉求，这些都凸显出目前底层社会治理的硬伤与软肋。与其埋怨、怪罪城市化的巨浪来袭而使中国农村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还不如深挖农村长期被忽略、被边缘化在政策、体制、机制等层面的原委与诱因。一个社会，始终有属于它自己的生态，我们必须尊重它。政府对于底层社会的治理及其秩序的建构，不能不作为，而必须顶一把、托一把，主动予以养护与经营，而不是放任自流，坐视其瓦解和塌陷。我们所想要的一定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的、活力的，而不是一个满目苍夷、礼崩乐坏的底层社会。余治平，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

目录引言第一部乡无郎：从“不留人”到“留不住人” 一、水抱余庄二、人丁兴旺与“空心村”现象三、从“晚稀少”到“独生子女” 四、计生洪泽 1984 五、自加压力何其急六、粗暴执行有没有七、独生子女的问题与问题的独生子女八、人口集中：走向新农村综合体与城镇化第二部谁种田：谷贱伤农与粮食安全一、院士呐喊：无粮则天下乱二、难守的“18 亿亩耕地红线” 三、受伤的耕地四、谁来种地、谁还当农民？五、“贱农”体制与身份歧视六、“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七、秸秆焚烧：消极结果与被动处理八、土地经营权让渡与非农化使用第三部村学灭：“撤点并校”与文化沙漠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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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天空更广阔的》何怀宏 / 上海三联书店 / 2014-5 / 32.00 / 随笔

本书收录了作者自 1998 年以来写的大部分思想文化随笔。全书分五辑，第一辑主要摄取一些哲学家和思想者的形象，重点在他们和政治的关系；第二辑在对历史的回顾和深思中感受心灵的颤动和变异；第三辑是通过浏览文学，注意在当代中国生活的心灵。第四辑是感受自然的印迹；第五辑从伦理和人生哲学的角度，观察这个生活世界。何怀宏，1954 年生于江西清江，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人文历史、人生哲学、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主要学术著作有《良心论》（1994）、《世袭社会及其解体》（1996）、《选举社夫及其终结》（1998）、《底线伦理》（1998）、《道德、上帝与人》（1999）、《生命与自由》（2001）、《公平的正义》（2002），主编《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另有随笔散文等作品集：《若有所思》（1988）、《珍重生命》（1996）、《心灵瞬间》（1996）、《何怀宏散文》（1997）等。译著有：《伦理学概论》、《道德箴言录》、《沉思录》、《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正义论》（合译）、《伦理学体系》（合译）、《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编）等。目录心灵的伟大（代序）第一辑哲人剪影

政治的荆棘与哲学的冠冕第一次读伯克逝去的时代寒夜之思与真理为友耐读的《万象译事》不赚钱的思想对思想的权力奇特的上帝精神的低吟黑夜里亮起一盏灯一个行动中的哲学家悼念诺齐克反省的人生我爱读的几种西方典籍罗尔斯的思想遗产三足鼎第二辑历史凝视追求卓越的希腊人壮丽的日落读《风俗论》举步维艰的自由史必要的反省青春与理想回顾二十世纪新世纪的问题雅典的兴衰心忧天下何谓“人文” 过去、现在与将来第三辑文学浏览愉悦与哀伤读赵园《独语》另一本《独语》市井与高原初读《黄金时代》不合时宜的人第四辑自然印迹南极的土著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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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作品系列：卷十·游记敬重与惜别——致日本》张承志 /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东方出版社 / 2014-7 / 45.00 / 游记

意味着他们对喝茉莉花茶的中国的兴趣。讲罢时记得有鼓掌，听众们仿佛也满足。我虽然眉飞色舞，其实心情黯淡。曲终人散，我要的不过是赖以支撑漂泊的讲演费。那种讲演，那种对日本读书人胡扯一番乌珠穆沁牧人掌故的行为，于我虽是熟练惯技，但却常诱发莫名的烦恼——草原、我、日本，这三者之间，太不协调了。目录本书是张承志总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几次居留日本经历的一部心血之作。勾勒了中国读者渴望了解的一些日本历史文化梗概；独自的体验里，凝结着对天下大势的估计。不同于往昔的名人旅日谭，也不同于当今的学者论文集，《敬重与惜别》以良知与自省为武器，疾呼历史的大义、国家的和平，以及民族精神的升华。张承志，原籍山东济南，穆斯林。1948 年秋生于北京。高中毕业后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插队，放牧四年。197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1981 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历史语言系。历史学硕士。曾就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海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日本爱知大学，均退职，为自由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1978 年以来，曾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二届及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1995 年获首届爱文文学奖。节选初遇服部幸雄，是在一个读书会上。如今回忆着，那回讲演的组织者确是茉莉会。那个会名，

初章引子——东苏木以东第二章三笠公园第三章长崎笔记第四章赤军的女儿第五章四十七士第六章解说? 信康第七章文学的“惜别” 第八章亚细亚的“主义” 终章把解剖之刃对向自己附录一张承志著作集目录附录二张承志文学创作年表名家推荐他坚持着他的理想主义，坚持着他的对于形而下的蔑视与对于形而上的追求。一种精神的饥渴、信仰的饥渴，乃至可以称作”迷狂”的东西出现在他的作品里，令人肃然又令人惊心动魄。 ——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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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作品系列：卷九·游记鲜花的废墟——西班牙纪行》张承志 /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东方出版社 / 2014-7 / 45.00 / 随笔

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1978 年以来，曾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二届及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1995 年获首届爱文文学奖。至此作品系列编成（2014），共出版单行本 99 部。代表作为《黑骏马》、《北方的河》、《心灵史》。目录

本书是张承志的关于西班牙的游记。本书收录作者 2006 年前后赴西班牙、摩洛哥、葡萄牙考察踏访期间所感所闻作品 18 篇。《鲜花的废墟》是其中一篇的篇名。2006 年上半里，张承志带着求索的渴望，几乎跑遍了安达卢斯的每一个历史地点，行踪涉及西班牙、摩洛哥、葡萄牙三国。回忆六个月里那些日日新知的日子，一天天常如小小传奇。奔波着，求证着，他为自己未老的热情感到高兴，更为安达卢斯的蕴含感到震撼。这样的旅途到了临尾，一丝把握的感觉临近了。他沉吟回味，于是有了拿起笔来深浅描述的愿望，结果就是《鲜花的废墟》。张承志，原籍山东济南，穆斯林。1948 年秋生于北京。高中毕业后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插队，放牧四年。197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1981 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历史语言系。历史学硕士。曾就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海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日本爱知大学，均退职，为自由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

法庭自由的街巷三座方塔鲜花的废墟阿尔梅里亚拱门铜像孤单甲马与斗牛把心撕碎了唱近处的卡尔曼 …… 节选多年来我习惯了它。青春作伴，结交究里，渐渐地我还使同伴也爱上了它。回溯年轻时代，充斥身体的是淋漓的快畅，时光流逝至今，人更惯于从劳累中获取满足。不消说，它是古典意味的“旅”；而不同于炫富的旅游，更与哗众的探险两不相干。它远比金钱和成功重要，惟它能疗救自己，使自己扩展提升。它早就成了我生活的方式，成了我的故乡与基地的代名词。我在不断的长旅中迎送岁月，不觉人生迟暮之将至。那种路线的讲究、那种视野的沐浴、那种真知的窥见、那种潜入的感动——都随着双脚身心的行动逐一降临。我渐渐懂了：它们本身即是作品，而途中留下的文章，不过是些可留可弃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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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演戏以来》欧阳予倩 / 上海三联书店 / 2014-8 / 38 / 自传

半路出家记》《唐代舞蹈》《话剧、新歌剧与中国戏剧艺术传统》等。目录

本书系我国著名艺术家欧阳予倩先生前半生的记录，讲述了他儿时、少时、留学、归国、创艺、敌后宣传抗日的经历。欧阳予倩先生用写自传来消除心理上的罪恶感。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法国大思想家卢梭所写的《忏悔录》了。在中国过去也有类似的作品，通常称为“自讼”“自责”“自诅”等。在他所写的《自我演戏以来》一书里，开宗明义就说： “这篇文字是我前半生的自传，也就是我的忏悔。空在戏剧界混了许多年，毫无贡献，只剩下些断纨零绮的记忆，何等惭愧！追思既往，悲从中来，极目修途，心热如火！今后的记录当不至这样空虚罢！” 欧阳予倩，湖南浏阳人，原名立袁，号南杰，艺名莲笙、兰客、桃花不疑庵主。著名戏剧、戏曲、电影艺术家，中国现代话剧创始人之一。他不仅在话剧方面是实践和创造的先驱，并且也是改良旧剧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是春柳社的台柱、戏剧协社的灵魂、民众剧社的主干、南国社的导师，足以称得起是“中国现代戏剧之父”。建国后，历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职。著有《欧阳予倩剧作选》《自我演戏以来》《一得余抄》《电影

中国现代自传丛书《自我演戏以来》目录：自我演戏以来春柳社的开场申酉会广西的生活同志会社会教育团文社春柳剧场做职业俳优的时期在南通住了三年离开南通以后国民剧场的经过 …… 节选我从十二岁到十四岁专门做应试的功夫，经义策论之类，勉强通顺，就去赶考。另外请先生在家里学些英文。科举既废，我便随着先大父到了北京进学堂，不到一年，就转学到长沙明德中学，读了一学期，就跑到日本进了成城中学校。我在北京的时候，看过谭鑫培的戏，不懂。可是已经能看文戏——杨小朵演《翠屏山》之类的戏，很欢喜看。但听二黄不如爱听梆子。那时候因为要念书，很少走到戏馆里去，看的戏自然很少。尽管住在北京将近一年，连哼哼都不会，可是偶然学两句杨小朵的说白，颇为侪辈所惊叹，我自己也觉得我的嗓音比戏台上的花旦好得多。那时候我和一个同乡的少年 C 君同就曾宗巩先生学英文，那个少年比我大，文辞富赡，诗和小说，他读得颇为不少。我从他那里才微微领略到所谓张生崔莺莺、宝玉林黛玉之流的性格。他常常对月吟诗，大约都是些含愁难诉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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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澡之后》杨绛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14-8 / 29.00 / 长篇小说

《洗澡之后》是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杨绛先生为她的长篇小说《洗澡》所写的续集。与《洗澡》相比，《洗澡之后》人物依旧，但故事有所不同，《洗澡》中有纯洁感情的男女主角，在《洗澡之后》终于有了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许彦成的妻子杜丽琳因在鸣放中积极表态，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过程中与同为“右派”的叶丹产生了感情。回京后她主动提出与许彦成分手，使两个人的精神都得到了解脱，各自找到了称心的感情归宿。杨绛先生在前言中说，“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无法阻挡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这部续作，是她对自己喜爱的角色一个“敲钉转角”的命运交代和分配。杨绛（1911—），钱锺书夫人，作家、学者、翻译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洗澡》《洗澡之后》，散文《干校六记》《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以及文学评论等，翻译作品有《堂吉诃德》、《小癞子》《吉尔•布拉斯》等。

节选前言：《洗澡》结尾，姚太太为许彦成、杜丽琳送行，请吃晚饭。饭桌是普通的方桌。姚太太和宛英相对独坐一面，姚宓和杜丽琳并坐一面，许彦成和罗厚并坐一面。有读者写信问我：那次宴会是否乌龟宴。我莫名其妙，请教朋友。朋友笑说：“那人心地肮脏，认为姚宓和许彦成在姚家那间小书房里偷情了。” 我很嫌恶。我特意要写姚宓和许彦成之间那份纯洁的友情，却被人这般糟蹋。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这样呢，非但保全了这份纯洁的友情，也给读者看到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每个角色都没有走型，却更深入细致。我当初曾声明：故事是无中生有，纯属虚构，但人物和情节却活生生地好像真有其事。姚宓和许彦成是读者喜爱的角色，就成为书中主角。既有主角，就改变了原作的性质。原作是写知识分子改造思想；那群知识分子，谁是主角呀？我这部《洗澡之后》是小小一部新作，人物依旧，事情却完全不同。我把故事结束了，谁也别想再写什么续集了。结束语：中秋佳节，李先生预备了一桌酒席，一来为姚太太还席，二来也是女儿的订婚酒。时光如水，清风习习，座上的客人，还和前次喜酒席上相同，只是换了主人。许彦成与姚宓已经结婚了，故事已经结束得“敲钉转角”。谁还想写什么续集，没门儿了！目录前言第一部第二部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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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情史》舒洁 / 江苏文艺出版社 / 2014-6 / 42.00 / 叙事诗

第二部：溯源第三部：美丽第四部：山河第五部：心灵第六部：箭神第七部：鹰族第八部：神谕第九部：神子第十部：后来终章：颂诗智者的引领（代后记）

本书是知名军旅诗人舒洁酝酿二十年后，倾力创作的抒情长诗。该诗以历史上成吉思汗的西征为时间背景，着重刻画戎马倥偬的年代里几个蒙古族女子的情感与命运。角度新颖杜特。表现了游牧民族对草原、山川、河流、家乡、生命的热爱。通篇洋溢着爱与激情。色彩明亮，格调健朗，富有正能量。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长诗精品。舒洁，1958 年 9 月生于内蒙古赤峰市，蒙古族，1976 年参军，在沈阳军区某部服役至 1993 年。先后毕业于大连陆军学院，复旦大学中文系首届作家班。曾为《青年文学》诗歌编辑，1986 年参加全国第三次“青创会”，1988 年在《十月》发表长诗《顿悟》。主要作品有诗集《心灵的故园》，《舒洁诗歌集》（六卷），诗集《神赐的口信》等。2010 年获中国当代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现居北京，为中国现代诗歌研究院副院长。目录时光与照耀（序）开篇：序诗第一部：远途

节选（时光与照耀）时光无声，但有记忆。时光之忆，总会透过事物的表象呈现出来，如波涌之于海，玫瑰之于红，大地之于色彩纷呈。而诗歌，这种源自古老情怀的咏唱，象征人类世界最深刻的记忆，它不仅仅是怀念，它的哲思让我们联想到灵光一现或苍茫一派，印痕如辙，伸向无尽。在《人诗意地栖居》中，海德格尔借助荷尔德林的诗句，详尽阐释了人类精神世界的优美形态，他在文中集合了一些熠熠发光的东西，借此表述思想的珍贵。可以这样说，在时光里，海德格尔以他的心智复活了荷尔德林。时光在诗歌中的特质具有不朽性，诗歌一定真实记录了很多稍纵即逝的瞬间，并使这些瞬间有机相连，从而形成思想的原野。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德格尔与荷尔德林创造的价值，就如时光与照耀，或星宿与夜空。我写出上面一节文字的目的，意在引出蒙古族诗人舒洁的长诗《帝国的情史》。在这部近万行长诗里，他循着一段历史脉络悉心体悟了一个群体的心灵史实，他的想象力，极大丰富了这一母性群体的形象。透过蒙古帝国成立前后的数次远征，我们从《帝国的情史》中看到了爱、信仰、隐忍、疑惑、忧伤与牺牲。回溯历史，我们发现，时光与照耀从未改变，时光之忆也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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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之问北极星嵌在额头正中幽蓝晶亮瞳如冰毁了一切被烹煮的少女孤零零怀抱着一切？逃出安阳逃进殷之夜没别的光除了这目光奢华磨洗一把大钺粉嫩的残肢吻落在哪儿？千百年抬头我们就在陷落水切齿总在下面少女坍塌为哗哗声攫或者嚼？千百个字再分裂还是唯一那个一笔写尽流淌的烹煮一万次肉仍浸着忧伤醒来攫恰是嚼？这张脸比不在更无情地存在这种无力盯着谁就把谁凿穿成隘口磨啊什么美不是血淋淋的？浅浅的青铜上浮雕着我们浅浅的漂浮瞳之轴冷冷一问又把天空变小？命名之黑里多少不升不降的太阳？少女婀娜自殷之夜荡回一缕香捻熄了灯火吗？人面兽面都温驯依偎进了轻烟吗？什么也不说的语言已完成了祭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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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鲁迅对中国的严酷判断钱理群、何怀宏思想潮（2014-09-12）

鲁迅在 1902 年就和许寿裳先生讨论过什么是理性的人性，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病根，病根何在？这个问题是贯穿了鲁迅一生的思考的，鲁迅终生都在考虑中国人和中国国民性问题。为什么他这么重视中国人和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呢？因为这跟他对中国问题的一个基本认识有关。1905 年他就提出，中国要立国，关键是要“立人”。他所讲的“立人”主要指向个体的、精神自由的人。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就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近代文明（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现代文明）。他说，仅仅只有物质丰富，仅仅只有科技发达，甚至仅仅只有议会民主，那还不叫现代文明，关键是要“立人”，要个体的精神自由。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即使物质丰富了，科技发达了，有了议会民主，如果中国人没有个体的精神自由，那么中国还不能说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所以他把“立人”，把个体精神自由，作为他的一个基本的追求目标。可以说，对

声音人的关注，特别是对人的精神现象的关注就成了鲁迅思想的核心。学术界有朋友认为，鲁迅思想是以改变人类精神为宗旨的精神哲学和精神诗学，我觉得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另一方面，鲁迅作为一名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思想家，他并没有抽象地讨论人的精神问题，而是更具体地关注中国人的生命存在的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精神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被鲁迅提出来了。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

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太多，我只讲其中的三点。第一，中国国民性当中的奴性问题。鲁迅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他说的所谓中国的历史是一个“一治一乱”的历史。所谓“一治”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谓“一乱”就是想做奴隶也做不得的时代。因此，他说中国的历史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一个循环。第二，鲁迅对中国历史以及中国近代史有一个判断。他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我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这是鲁迅对中国历史和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判断。在我看来，他的这个判断并没有过时。

声音一个接近鲁迅的日本友人增田涉回忆说，鲁迅的生活、著作中用得最频繁的词就是奴隶，也就是说奴隶是直接触动他内心的一个现实，是缠绕他的一切思考的，而且鲁迅发现了中国人有三重奴隶状态：首先，中国人是中国传统统治者和传统文化的奴隶。其次，中国人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西方文明的奴隶。他对这两种传统的和西方的文明失望以后，曾经寄希望于第三种文化。他认为第三种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呢？是一种使几万万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的文化，但他很快就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发现了新的奴隶，发现了革命工头，发现了奴隶总管。他发现，虽然目标好像是消灭一切人压迫人的现象，而实际的后果却是产生了新的奴隶关系。

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选因此在鲁迅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实际上不断地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奴隶关系，是一个奴隶关系不断再生产的关系。中国传统社会如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如此，以后的社会也依然如此，始终有一个奴隶制度、奴隶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当然这个结论的得出是非常沉重的，而且鲁迅还发现中国知识分子有不断被奴化的危险。对此，他提出有三大陷阱：第一，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官的“帮忙”和“帮闲”；第二，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商人、商业的“帮忙”和“帮闲”；第三，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大众的“帮忙”和“帮闲”。而在我看来，我们至今没有走出这三大陷阱来。这样的一种不断再生产的奴隶关系就造成了中国人的奴化、中国人的奴性。鲁迅要揭露的是中国特有的奴性，所以我也只能概括地说一说。首先中国特有的奴性是什么呢？他说中国的奴性实际上不是单独的奴性，它是跟主人性结合在一起的，叫“主奴互换”。什么意思呢？他说中国人生活在一个等级制度结构当中，对上是奴才，对下就是主人，所以他说，“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中国人有权的时候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这就是主奴互换。还有几个特色，简单地说：第一，不悟自己之为奴，就是明明自己是奴隶，但是不感觉；第二，容易变成奴隶，但 37

声音是变成奴隶以后还万分欢喜；第三，纵然是奴隶，还处之泰然；第四，当奴隶还要面子；第五，精神胜利法；……这都是中国特有的奴性。第三，鲁迅对中国社会有两个非常严峻的判断：第一个判断，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食人” 的民族，就是吃人的民族，中国到处摆着吃人的宴席。这里讲吃人（食人）有三个含义：一个是真的吃人，真的杀人，譬如在大饥荒的年代出现过人吃人的现象。还有一种是为革命而杀人，为革命而吃人。鲁迅有一个形象的概括，他说，“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史。第三种就是精神的吃人，实际上就是鲁迅说的剥夺人的个体的精神自由。他说了一句非常沉重的话，说中国人实在太多了，因此就不把生命当回事了。我认为，这种对人的生命的漠视，恐怕是中国国民性的一个最基本的弱点。鲁迅对中国还有一个很严酷的判断，说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人“大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民众总是戏剧的看客”。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鲁迅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但我们日日所见的文章，却不能这么简单。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我觉得这话非常深刻，在这样一个语境下面，如果你真的相信别人说的话，那就是笨，那就是不合时宜。问题是谁都知道在说谎，谁都知道是假的，但是所有人都愿意相信，愿意做出相信谎言的样子。我们每天都在说谎，时时刻刻在欺骗，我也知道你骗我，但是我说对对对，相信你。这就是游戏规则。如果有人破坏游戏规则，说句真话，大家会觉得这个人不懂规矩，这个人太不成熟了，太幼稚了，然后大家一起把他灭掉。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说谎就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瞒和骗，不敢正视现实生活的问题，于是无不满、无不平、无思考、无反抗，于是天下太平。另一个就是不认真，一切都以游戏态度处之，最后变成哈哈一笑。而鲁迅说，中国恐怕就要亡在这个哈哈一笑上。这就是瞒和骗与不认真，是中国国民性的另外两个大弱点。我们总结起来看，鲁迅在这里揭示了，第一是中国人的奴性；第二是中国人对生命的漠视；第三是中国人的瞒和骗；第四是中国人的不认真。这些都构成中国国民性的基本弱点，而且在我看来于今为烈。首先要启知识分子之蒙但是我们注意到鲁迅在批判国民性时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他不仅批判国民性，他更严肃地批判知识分子。在他看来，如果要启蒙的话，首先要启知识分子之蒙，这一点跟很多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大不一样。我还要补充的是，鲁迅不但批判国民性，不但批判知识分子，他更把自己放进去，更无情地批判自己。大家读过《狂人日记》，肯定还记得，他说几千年的吃人社会最后发现我也在其中，我也未尝

狂人日记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9

声音没有吃过人，所以最后他都归于自己的一种反省，一种对自己的批判。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打掉自己灵魂深处的“鬼气”。我们批判国民性，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打鬼，但是在鲁迅看来，这个打鬼首先是打自己灵魂的鬼。在这点上，鲁迅跟胡适可能有点区别。胡适也是打鬼英雄，但他打的是别人的鬼，是国民性的鬼，而鲁迅打得更多的是自己灵魂的鬼。因此，对鲁迅来说，批判国民性——“打鬼”不仅仅是一个学理的讨论，更是灵魂的搏斗。中国国民性的内在力量

倾听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 (作者)/吾人 (编者)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3-5

另外，鲁迅不仅批判国民性的弱点，更发觉中国人灵魂中可贵的精神。鲁迅曾经写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说，中国人不只有自信力，还有他信力。问题是，中国人怎么才能有自信力，我们自信力应该建筑在哪里？他说，如果你眼睛里只看见中国那些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正史，你是看不到中国的希望的。现在也这样，如果你只看到当官的，只看到某些知识分子，你会非常绝望。但是鲁迅说，我们的眼睛要看地底下，往下看，在地底下就有中国的脊梁。他说：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了呢？他们有自信、不自欺；他们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我以为鲁迅这里说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有自信、不自欺”就是中国国民性的内在力量，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讨论重新建立国民真精神的一个精神的资源。

我还补充一点的是，鲁迅自己不仅继承了中国国民性的精神传统，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他创造出了新的精神，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鲁迅精神。而在我看来，鲁迅精神是我们今天重建中国国民性，重新创造中华民族的真精神的非常宝贵的资源。什么是鲁迅精神呢？我曾经概括三点：第一点，硬骨头精神；第二点，韧性精神；第三点，泥土精神。这三大精神我过去都讲过，今天时间来不及，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何怀宏/演讲刚才听了钱老师的发言很受启发。我突然想起，今年是特别值得纪念的一年：一百年前，1914 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次战争开启了一系列的战争，二战、冷战等等，而且很多旧的国家消失了，新的国家诞生了，同时还引发了一系列的革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等等，到 20 世纪末才尘埃落定。20 世纪可以说是由一战开始的，真正的 20 世纪，霍布斯鲍姆所说的短的 20 世纪，作为中干的 20 世纪，就是 1914 年开始的。其实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应该都是跟这个有关的，我们虽然走出了 20 世纪，但是很多东西还仍然在我们的社会中、生活中发生着巨大的作用。两种“国民性”：传统的国民性与新的国民性

声音今天我先谈一下国民性。我认为有两种国民性，不是一种。一种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什么，这是描述性的。还有一种，当然跟这个有关，也是中国人经常论述的，即希望达到的新国家的国民性。比较典型的像梁启超的《新民说》，还有刚才钱老师所说的鲁迅的“立人”，这都是试图探讨一种新的国民性。那么描述性的（主要是传统社会而来的）国民性，我列举了五点：勤劳、节俭、忍耐、随和、实际（实用），最后一点最重要，实际或者实用。那么，新的国民性是什么呢？我也列举五点：独立、合群、权利意识、公德心、责任感。这也不是我的发明，是参考了梁启超等人的意见来列举的。

新民说:深味解读本梁启超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7 28.00

传统的国民性我们首先谈传统的国民性，就是事实的、反省的、描述的，甚至是批判的，和世界其他民族比较而言，这个应该是在近代中国谈的最多的。第一点，勤劳。好像最近有一个评比，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这可能是中国人当仁不让的。但是也可能过劳，甚至有时候会被批评为“经济动物”。我记得前些年有个法国女总理批评日本人像经济动物，礼拜天也不休息，从早忙到晚，而像巴黎全部到海边、到外地去了，很多商店也都关门了。第二点，节俭、节省。但是这不仅仅是单纯的节俭，包括置业、购房，甚至中国大妈买黄金，她也不是去奢侈浪费乱挥霍，而是作为一种投资，或者说是置业的意思。到了国外，华人置业的意识、产权的意识、产业的意识是相当强烈的。所以中国人走遍世界，到处落地、生根、开花，只要有一点缝隙，有一点有利可谋的地方，都会发现中国人在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做事。第三点，忍耐。中国人坚韧顽强，尤其是为了生存非常忍耐，会想方设法活下去，不那么敏感、脆弱。美国打一场越战，回去好多老兵都精神出问题，中国人可能不那么在乎，不那么脆弱。当然也可能是对生命看得不那么重，但是确实很顽强，很坚韧。比如看莫言的小说，你发现他们非常艰难，但是也非常坚韧地活着，无论是好活赖活，要活下去。中国人活命也很不容易，但是活了几千年。当然，缺点可能就是有点麻木不仁、顺从、不勇敢，甚至被批评为奴性、奴才。第四点，随和。其实大多数人还是比较随和，比较中道。当然不是像西方那种同时扩展到两个极端甚至多个极端。相对而言，中国人，尤其传统中国人，比较温和、妥协，也比较宽容、宽厚，不走极端，但也可能就是说不够维护自己的尊严，或者做事不认真，就像过去有一篇文章说 40

声音差不多先生，差不多就好了。还有就是像散漫，不够关注公共事务，明哲保身，得过且过，也许跟这个又有一些关系，好处是包容，甚至宽容，也能同化，但是坏处是有点像浆糊，甚至像柏杨所说的酱缸，不是很在乎是非，不那么坚持原则。第五点，实际。这是最重要的。中国不像西方或者伊斯兰国家、俄罗斯，甚至日本，它有一个比较超越的崇拜的对象，中国文化是人文的文化，人间的、现世的文化，不管是老百姓还是传统的上层君子、士大夫，更注重人间、现世，很实际。由此也许我们就可以下一个初步判断，就是中华民族其实是最适合于现代化的民族，当然更确切的说，是最适合于后发现代化的民族。它不一定是首创，比如说经济，但我们现在走得最快，后发第一，山寨第一。我觉得中国崛起的秘密，很多人讨论中国模式，从这里找原因、那里找原因，其实还应该从国民性找原因。国民性的原因当然不是唯一的，但中国近三十年经济突飞猛进的一个奥秘就在这里，来自我们的国民性；而且如果展望未来的话，我们可以说现代化将越来越打上中国的印记。当然这可能让很多西方人很担心，因为中国的印记就是很实际、很实用，现在也可能被批评为很经济，很动物，就是很经济动物。所以，中国的国民性在我看来不是那么糟糕的，我们现在还在得它的所赐。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但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一百多年，可能我们有些好的东西消失了，而新的好东西却没有产生。你就比如说中西，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一会儿在美国待，一会儿在中国待，但这个朋友最后很苦恼地说，他的孩子没把两方面的优点学到，却把两方面的缺点集于一身了：不像中国孩子那么勤快、刻苦，但是像美国孩子一样坚持他的权利，绝不放弃，绝不尊重父母的权威。你看中国这一百多年，我们很多东西丢掉了，比如亲情、同情、随和、忍耐，甚至勤劳、节俭，我们这些年也变得相当奢侈、铺张，像暴发户一样。而像新的东西，比如我们现在就经常讲为什么这个社会上的暴戾之气那么浓厚，因为一点小事在公共汽车上就会把人给打死，为什么？现代国家的国民性接下来我谈谈现代国家或者说新国家的国民性。这是目标性的。我这里讲五条：第一，独立。刚才钱老师也说到了，用胡适的话说就是健全的个人主义，当然，健全的个人主义隐含着对制度的要求，制度、伦理和社会理想也要落实到个人，不光是个人要自信、自立、自强、自尊，也要争取制度来保证每个人的自信、自立、自尊、自强。第二，合群。为什么中国人一盘散沙？梁启超和孙中山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其实这个和独立有关系，不独立往往也不合群，独立和合群应该是同时要有的。这个合群，包括政治社会的合群，也包括社会组织的合群，乃至平时的合作精神。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有一定的国家思想，不一定是国家主义，这是梁启超和严复都经常讲到的，反对浪漫的无政府主义。当然，这里的合群不是从众，不是抱团，不是站边，不是拉帮结派，强调的是一种协作精神、合作态度，是一种共存，乃至共赢。第三，权利意识。这实际上是对自由的热爱。我们以前说中华民族勤劳勇敢，酷爱自由，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已经拥有的品行，而是需要遵循的品行。就是说，你要去争取自由，维护自由，珍惜自由；但同时也包含着边界的意识，就是同时你也要尊重别人的同等权利，也就是宽容。 41

声音第四，公德心。这个和权利相对。我们过去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 “平天下”是对士大夫而言的，一般老百姓就是“修身”“齐家”，对“治国”“平天下”是不关心的。但在一个平等社会，一个走向平等的社会，哪怕是观念平等的社会，大家还是都应该要有一种公德心，关心公共领域的事务。这是需要培养的，就像孟德斯鸠所说的，共和体制最重要的就是德性，指的就是公德心。第五，责任感。这是我在《新纲常》里所说的，具体就是私德对个人、对家庭、对朋友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乃至对天下的责任，对众生的责任，对地球家园的责任，这是最广义的。

新纲常: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何怀宏四川人民 2013-7 36.00

以上五点是我所说的作为现代国家希望达到的国民性。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其实中国人很适应现代化，至少在经济上已经证明了，那能不能证明自己也适合政治上的现代化呢？看来也是可行的，其实也已经有证明，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努力的方向。胡适和鲁迅与国民性的关系最后，我想简单说一下胡适和鲁迅与国民性的关系。我觉得鲁迅可能更多的是对第一种国民性的反省和批判，而且是非常彻底地批判，甚至到了完全否定的程度。而胡适虽然也有批判，但更多的是在倡导后一种国民性，就是符合现代化尤其现代政治的国民性，因此应该说更具建设性。鲁迅对中国的国民性有深刻地认识，比如他的小说《药》、《阿 Q 正传》等很多作品，但这种批判我觉得有夸大的地方，更重要的，我认为没有指出应当怎样建设，甚至方向有误。鲁迅是有思想的文学家，而胡适是有思想的学问家，相较而言，学者更重视理性。虽然鲁迅的才华是超过胡适的，但是这有点像法国的萨特的才华超过阿隆甚至加缪一样，按照我的判断，就是萨特不如阿隆、加缪那么正确。补充何怀宏：我要说的话就是读鲁迅的书，听胡适的话。

声音钱理群：我们今天讨论鲁迅和胡适的关系，实际上还隐含了一个鲁迅和孔子的关系。我们这个民族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孔子，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胡适，好不容易有了一个鲁迅，虽然他们他们也存在重大甚至原则的分歧，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可能倾向于胡适，可能倾向于鲁迅，可能倾向于孔子，但不要把鲁迅和胡适之间的原则分歧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有你无我，一个必须吃掉一个，一个必须吞掉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有倾向性，但不要把这个倾向性绝对化，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互补的。鲁迅说过，千百年来我们烧了无数的木材，最后凝聚几块煤，这几块煤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孔子、鲁迅和胡适，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不要自己给毁了。郁达夫说，一个民族没有出现这样的伟大人物是民族的悲哀，出现了大家不理解他，而且互相糟蹋他，或者一个消灭一个，那是最大的悲哀。何怀宏：我非常尊重鲁迅，特别是因为他精神上达到的深度。但是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为什么绝望？绝望来自何处？是因为他有一种对完美的人，对完美的天堂而且是人间的天堂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所以他会觉得绝望。其实人永远都达不到那样一种完美，这个社会也不可能；当然有这样的理想是永远可贵的，理想主义的可贵之处就是使我们做一些以前以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这样一种理想主义也是有危险的，因为产生了人类最美好希望的世纪，往往也是希望破灭的世纪，一个极端的世纪。我判断一个理论经常是这样判断的，第一，这样的理论能不能被专制者所利用，我觉得胡适的思想不太容易被专制者所利用；第二，它有没有狂热的信徒，宗教除外，因为是彼岸，是来世。所以，我们也要警惕一种政治完美主义。钱理群：我觉得何怀宏教授对鲁迅有两个误读：第一，关于《野草》，鲁迅说的非常清楚，这只是给自己写的，并不希望别人读，特别是年轻人读，所以他不是要把他自己在《野草》里面所表达的内心世界推销给别人，那是一个独语，是自我的一个。第二，鲁迅绝对没有那种完美主义，恰好《野草》里一开头就说，你们所要的天堂我不去，你们的黄金世界我不去，恰好是要提醒人们，特别年轻人，这种不完美、有缺陷的世界才是正常的世界。他有一句话说的很清楚，就是拒绝完美和绝对，让我们正视现实。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鲁迅是不是只有破坏没有建设？鲁迅是不是只有悲观、自卑，没有乐观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鲁迅作品中对民族、对自我、对社会的批判是比较多的，因为他有一个基本观念，认为一个民族要有希望的话，必须自我反省，一个有自我反省的民族才有希望，他觉得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自我感觉过分良好，所以他反复要强调批评、反省自己，所以他更多地想批评；但另一方面，实际上鲁迅并不是没有建设的。这个建设我想从两个层面来说：第一，鲁迅不仅是批判，还做了很多文化建设工作。在鲁迅去世之前的最后一年，1936 年，也就是他身怀病痛的时候，他还在编刊物、编杂志、编画册，说这是最基本的文化建设工作。第二，鲁迅的思想有没有建设性？我认为鲁迅思想本身就是建设性，鲁迅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建设。我曾经有一个评价，我认为鲁迅是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提供了一种原创性的新的文化精神，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文化人格，他所做的是一个更大意义上的建设性。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至少我个人从鲁迅那里汲取了很多新的精神东西，不仅是他的批判，在他的批判背后有新的文化、新的精神，而且是过去没有的，或者说是很少的。坦白说，我觉得胡适可能缺少一点原创性，胡适更多的是介绍一些普世性的东西。当然我这个话绝对不是低估胡适的价值，但是他的创造性显然不如鲁迅，鲁迅创造了新的精神、新的文化、新的人格，这个东西对后代是很有影响的。这些年我一直在做一个工作，就是在中学生当中谈鲁迅，而我的教学实践结果证明：如果中 43

声音学生真正读懂鲁迅，其实对他们的精神、人格的成长很有建设性，而绝对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读鲁迅会越来越悲观，越来越破坏，越来越觉得没有希望。我认为恰好相反，至少我的教学效果证明了，真正读懂鲁迅著作，绝对不会使我们悲观失望，绝对不会全盘否定中国传统，也绝不会全盘否定世界文化。另外我也不完全同意王人博先生的观点。也许大家的阅读感受不一样，我读鲁迅作品从来不热血贲张，我绝不会成为愤青。我读鲁迅作品有两个感觉：首先是很痛苦，因为他让我睁开眼睛面对许多我平常多多少少想回避的东西；另外他促使我思考，更深入地去思考一些我过去没有注意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鲁迅不是号召别人起来暴力反抗和革命，他是要你深入，用鲁迅的话来讲，就是要沉潜下去，要沉潜到历史的深处、文化的深处、精神的深处，而这个沉潜恰好是我们所需要的。我总感觉我们是不是对鲁迅多少有一点误读，现在有一些思维定式，一讲鲁迅就想到骂人、反抗和暴力，其实这些东西和鲁迅都相距非常远，鲁迅完全不是那样的人。■

何怀宏，哲学博士，1954 年 12 月生于江西樟树市，曾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何怀宏所译多为欧美伦理学、政治学经典、译文信实流畅，不仅对国内伦理学界，也对其他人文与社会学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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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读左方《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朱学勤思想潮（2014-09-10）

左方(1934-)，原名黄克骥，是著名周报《南方周末》的创始人，曾任《南方周末》主编。左方今年八十岁，最近出版了口述自传，回忆了他创办和主持《南方周末》的许多往事，读来意味深长。我与左方相交于 1994 年。那时《南方周末》正准备从四版扩至八版，他四处寻访后继者加盟，邀我去广州恳谈。在他的主编办公室，一个细节引起我注意，进进出出的年青人一概称他为 “老左”，不称“左总”。那时称领导为“×总”，已经从企业扩展至各行各业乃至党政机关，可谓时尚。我曾在上海电视台听记者当面称共产党任命的市级主官为“×老板”，后者闻之，甘之如饴。左方显然厌恶这一风气，反其道而行之，令属下一律称他为“老左”，同样是甘之如饴。此事虽小，却使我印象深刻。另有一事，亦见风骨：当时在京、沪两地，我见《南方周末》记者站青年人用奥迪轿车出入采访，而在广州总部，他身为主编，却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上下班。左方解释说：“北京、上海高层大院门禁势利，如不乘轿车进出，总被挡在门外，是我破格批准，那是他们的工作需要。至于我自己，没这个必要。”两件小事，让我看到了左方早年所染理想、中年追求巴黎公社平等原则的底色。我还问他：如何“降服”那些桀骜不驯的青年人，带出这样一支敢打硬仗的队伍？左方如老顽童一笑，称自己为大“盗”，能拿到别家拿不到的新闻，但是他这个“盗”服的是庄子之“道”，

声音 “盗亦有道”，遂颂庄子九字诀：先入，后出，均分，知可否。二十年后，在这本口述自传里，我见左方详解这一“九字诀”：“先入”，身先士卒，见风险先上；“后出”，撤离时断后，检讨、降级、受处分，为首者担待，不委过下属；“均分”，当头不能拿大头，散财聚人；“知可否”，为首者须判断哪里是软肋，哪里是地雷，既要抢新闻，又要保护人。当年我就是被他的这一“九字诀”吸引，一见倾心，引为同道。二十年南北暌隔，见面机会并不多，但我始终惦念左方，关注《南方周末》，即折服于他的人格魅力。

南方周末新形象 “九字诀”早有所知，但此次读全书才知道还有更精彩的“六字箴言”。那是 1987 年，他问策于当时的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黄文俞。黄在当地被称为新闻界老祖宗，思想家型的报人，左方称其为“精神导师”。《南方周末》请他撰文，为创刊五周年纪念册增色。黄称封笔多年，只可以信代文。但在那封信里，他写下“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绝对不能讲假话”，这句话先成为《南方周末》报训，后成为整个南方报业集团的报训。“六字箴言”即出于 1987 年秋天左与黄的那一次夜谈：左问：新闻改革的对象是谁？这个首要问题大家为何都不讲？黄答：不是不知道，大家都知道，是因为敏感，大家不愿意讲，改革的对象就是《真理报》模式嘛。一解放，我就在新闻单位工作，知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派人去苏联取经，毛泽东曾经指示先全部照搬过来。以后慢慢改。所以《真理报》的办报理念、宣传方法、规章制度、乃至组织结构全部照搬过来。所以全国的报纸都是一个模式，这就是《真理报》模式。

声音左问：《真理报》模式的本质是什么？黄答：你没有办过解放前的报纸，只有对照才能看清楚。这个问题你最好去问萧乾。左再问：我们的报纸要怎么改？黄答：你倒回去就行了嘛。左问：倒回哪里去？黄答：倒回到三十年代新闻进步传统中去。我们中国本来有很优秀的新闻传统，解放后把这些传统给扔掉。你的任务是要跟我们中国原来的新闻传统接轨。我也曾接过一次轨，但是偷偷接的。左问：怎么偷偷接的轨？黄答：那是 1957 年，陶铸叫我筹办《羊城晚报》，并交代说，如果你办成小《南方日报》就不要办了。我也很烦恼，全国的报纸一个样，你让我办一张区别于全国的晚报，那该怎么办？我去找了邬维梓，这个人解放前办过报纸，解放后调进《南方日报》，大家称他为“编辑王”，后来被打成大右派。他在深夜拿了很多解放前与香港的报纸，偷偷到我家里去。他告诉我，你要办一张新的晚报，要遵守新闻主攻副刊主守的规则，你要敢于碰新闻，抢新闻，要搞点社会新闻，人家不敢弄，你要弄。晚报应该以副刊为主，每天要出两个副刊，一个文艺的，一个杂谈的。我采纳了他的意见，办了两个副刊《花地》和《晚会》，另外再在一版开辟专栏《五层楼下》，全是社会新闻。没有想到，就凭这一个专栏、两个副刊，《羊城晚报》风行全国。我这是偷偷接了一次轨，你可以公开接轨了嘛。

1966 年《羊城晚报》

声音左问：我们优良新闻传统的精粹是什么？黄答：忧国忧民，关怀弱势群体。左问：突破《真理报》模式阻力很大，突破点在哪里？黄答：突破点在市场。如果领导批评你，你就说你们是要上报摊的，要读者掏钱买，而你又规定一年赚多少钱，我不这样报纸卖不出去，说不定还要赔钱呢。那么，什么是黄文俞指点的《真理报》模式？左方后来果然到北京询问萧乾。萧乾说破四点：第一，它只是根据红头文件办报，不依照社会实际办报；第二，它只是对上负责，《真理报》模式是没有读者的；第三，是用一种假、大、空的语言来写报道，文体也是“公式化”的，我们新闻界称为“新华体，人民语”，就是新华社的文体，《人民日报》的语言；

1969 年 5 月 1 日《人民日报》第四，它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谁说传媒是商品谁就要打成右派。上述问答实在重要。富有文学想象力的小说家或可以此为蓝本，创作出汉语版《基督山恩仇记》开头一章，城堡囚室中长老与新入狱者那段著名的狱中对话。但在我读来，它首先是珍贵史料，应该载入现代新闻史甚至中国改革史。三十年来，《南方周末》被称为新闻改革的“黄埔军校”，培养的大量记者、编辑散播于各地，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过去和近段时间发生的风波，本身就是新闻热点，引起全国读者 48

声音乃至世界同行的关注。以此为题的中外博士论文也已经多达数篇，其中以英文写作的一篇就在我们此次左方新书发行座谈会所在地香港大学。 “你倒回去接轨”，不仅点亮 80 年代新闻改革的方向，甚至说破整个中国改革的秘密。中国改革，80 年代是黄金十年，而改革的轨迹却是一条双重复合线：既是外向的，又是内卷的；既是前卫的，又是退行的。纵观大陆农村改革、城市改革、经济改革，乃至 80 年代稍有起步即被刹车的政治改革，哪里不是如此？连胡耀邦都说过，改革就是退步，要退够。这正应了马克思当年的那句名言：人们只有退至无可再退，历史才会念起它的魔咒——这里就是罗陀斯，这里才有玫瑰花，你就在这里起步，就在这里起舞！让黄文俞与左方说中国汉语，只须六个字——“你倒回去接轨”！却比“摸着石头过河”明确，也直白、坦诚得多。从左方回忆黄文俞教诲，至萧乾说破什么是《真理报》办报模式，再“退行”至 1957 年那一天夜深人静，右派邬维梓带着解放前报纸来教诲黄文俞，三点接成一线，历史居然是在“退行中”前进？1983 年左方在资料室冷冻六年后被解冻，再加另外两个多年被歧视的资深“老编”，受命创业，以致南方日报社流传这样一个说法：是一个造反派加两个右派，创办一份《南方周末》！这让我想起在历史大关头钱钟书与李慎之痛心疾首相对无言的场景，沉默中钱钟书以诗代言： “星星不灭余烬火，寸寸难燃溺后灰。”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余烬火”犹在，“溺后灰”亦未死灭。后者确实“难燃”——一“溺”再“溺”；但它和前者同样顽强，一“燃”再“燃”，“一寸、一寸”地燃，“一寸、一寸”地接，“一寸、一寸”地向我们逼近。左方回首自己的后半生，借用文革后曾身陷“三种人”之冤屈，将这一特定概念扩而言之：这是一群少数人，如果在 50 年代，肯定被打成右派，如果活在 60 年代，他们将参与造反，如果活到 80 年代，他们一定会成为改革派，为自由，为民主，为平等，如地下水一再冲出地面，“三种人”其实是一种人！

苏联画库之 29《真理报》回首来时路，80 年人生不算短，左方为什么用年青时心仪的那篇苏联小说勒编作结——《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又打上了一个问号？我问他何时想到这一书名，拍案叫绝。他说这是十几 49

声音年前就想定的，这一生要么不出书，要出，就只能用这一书名，只有这一书名才能概括他少年立志，青年从戎，壮年办报，晚年反思的坎坷经历。6 月 27 日香港大学与出版社联合举办新书发行座谈会，我试解其中三意：其一，从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真理报》办报模式，至萧乾所言“新华体，人民语”，这是一条“以俄为师”的死路。这样的“钢铁”“炼不成”，在它的输出国以失败告终，在它的诸多输入国也同样“炼不成”。纵然有个别国家还在“炼”，外强中干地“炼”，结果还是怨声载道，注定“炼不成”。这是历史；其二，正如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左方青年时代的志向，就是要成为保尔·柯察金式的钢铁战士。至中年参与文革造反，也是为追求实现巴黎公社的梦想，此后亲眼目睹政治斗争的卑劣，民生社会的残破，终于发现这一梦想纯属虚妄。文革后被冷冻资料室六年，反而给了他大量阅读，痛定思痛的沉思机会，他终于明白前半生是被什么东西耽误，必须突围而出，另寻新路。在这一层意义上说，“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不仅总结了历史，也凝聚着他的晚年反思，反思之后大彻大悟。这是人生；最后一层，当然是忧虑《南方周末》的命运。所有人都知道《南方周末》的辉煌与遭遇，乃至奥巴马访华，指定只见一家媒体，那就是远在岭南的《南方周末》，这在 1949 年以后的大陆新闻界绝无仅有。奥巴马作为二战后美国最为低能的总统，并不足道，此举能说明的是，《南方周末》已经突破《真理报》办报模式，获得世界性承认。1983 年创刊时，只是一份软性副刊— —星期六报，“穿墙破穴”30 年，居然成为拥有百万发行量的时政大报，连奥巴马这种人都刮目相看，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国改革史的奇迹。《南方周末》见证了新闻改革的起始，也见证了中国改革的颠扑。《南方周末》的命运不仅与左方、江艺平、钱钢等历任主编的业绩联系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与整个中国改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一层意义上说，又何尝不能感慨：钢铁还是炼不成的？一本书凝聚三重反讽，“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这里有左方，这里有《南方周末》，这里就是《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

朱学勤（1952 年－），中国当代学者，上海人。1970 年下河南兰考插队，1972 年进厂做工。1985 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1992 年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1991 年至今任教于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大陆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书斋里的革命》、《被批评与被遗忘的》等。在中国思想界论战中，被视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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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若独立，世界会怎样？澎湃新闻（2014-09-14）

澎湃新闻：苏格兰为什么要公投？您认为是否有政党纷争裹挟民意、操纵民众爱国情感的嫌疑？ Colin Flemin：苏格兰独立公投将于 9 月 18 日举行，目的是决定是否从英国独立。 1707 年通过的《联合法案》自从签署之后一直维持着苏格兰的和平与繁荣（除了 1715 与 1745 年雅各宾党人领导的两次起义）。20 世纪 70 年代，致力于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兴起，意味着苏格兰人开始将争取民族独立提上议程。然而，直至最近，《联合法案》才开始遭到严重质疑。1997 年，苏格兰民众公投恢复了苏格兰议会，收回了健康、教育、治安、环境等方面的治理权。苏格兰民族党在 2007 年的议会换届选举中获胜，不过只比第二名的苏格兰工党多赢得一个席位。作为少数党政府，苏格兰民族党无法通过议会通过公投法案。在 2011 年的换届选举中，苏格兰民族党成功赢得了多数票（尽管选举制度本来的目的是不让任何政党获得多数票）。苏格兰民主党在政府中获得成功后，便将举行独立公投视为自己的“使命”，而英国首相卡梅伦也在 2012 年签署了《苏格兰独立公投协议》。之后，苏格兰民主党又通过了议会法案以便为公投铺平道路。 51

声音

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英国首相卡梅伦（右）与苏格兰首席大臣萨尔蒙德（左）。苏格兰举行公投的原因在于苏格兰民族党一直以来主张民族独立，不应认为这其中存在着政党操纵民意支持或反对独立的因素。事实上，民众对此的参与度极高，在全国，不仅是政客，普通民众也在进行着热烈的讨论。澎湃新闻：苏格兰公投成功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是民意、资金、英格兰的态度还是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 Colin Flemin：在某些方面，无论结果如何，公投已经获得了成功。苏格兰的政治化水平得到了提高，政治讨论也变得更加普遍。预计将有超过 80%的选民参与公投，人们的参政热情被点燃（自从二战结束后，民众政治参与度一直持续下降）。苏格兰政府能否成功并不取决于公众如何参与，而是社会氛围，以及政府如何采取措施平衡独立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后果。澎湃新闻：公投如果成功了会对英国产生怎样的影响？ Robert Lineira：苏格兰的独立公投对英国其他地区可能产生的影响尚不明确。某些地区的未来（特别是经济前景）可能会受制于公投结果出来后苏格兰政府与英国政府之间的谈判结果。尽管我们知道，苏格兰独立之后，英国将会失去 80%的石油储备；然而还有一些举足轻重的问题，例如国债的分割方案，以及货币政策（这对英国与苏格兰之间的贸易来说至关重要）在公投成功之后也无法立即知晓。然而，有些影响则是可以预料到的。最直接的后果是，英国会变小。假如苏格兰独立，英国的人口会减少 8%，经济总量缩小 9%，失去接近三分之一的领土。日渐式微的国家形象会损害英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同时，金砖五国也可能会将其视为欧洲力量衰退的体现，以此来推动联合国内部的变革，特别是改变有权否决安理会决议的国家中欧洲国家比例太高的现状。公投结果同样可能影响英国的军事力量。苏格兰独立运动做出的承诺之一便是成功独立后或许将撤除英国部署在苏格兰的核武器（尽管具体行动取决于苏格兰与英国以及北约的谈判结果）。 52

声音假如公投成功，英国的核威慑政策或许会因此而改变。重新部署核弹头可能会耗费巨大财力并引起不满，从而引发关于这项长期以来备受争议政策的全国大讨论。同样可能改变的还有政治局势。目前，英国各政党支持率分布并不均衡：苏格兰是工党的领地，因此有人猜测，失去了苏格兰的选票，工党或许将无法在议会占多数，从而使得保守党占据领先地位，政府也无法更替。然而，这一猜测未免有些夸大其词。在过去，仅有两届工党政府依靠苏格兰选票获胜（分别是在 1964 年与 1974 年 9 月）。此外，工党最近一次获得多数席位是在 2005 的议会选举中，当时，尽管工党得到的票数少于保守党，最后依然凭借英国的票数获胜。对工党来说，更加现实的问题应当是选区的改变。另外，英国的其他部分也可能会产生变化。一直以来，威尔士独立的民众支意向一向很低（约 10%），但假如苏格兰获得了独立，威尔士或许会更认真思考独立的可能性。北爱尔兰的问题则会更严重。历史上，爱尔兰与苏格兰有着深厚的文化联系，因此，苏格兰的独立或许会激励爱尔兰寻求统一。不过，英国本身受到的影响将会是最严重的。苏格兰的独立将会损伤英国的民族自豪感。政客将以此推进制度改革。目前，英国关于宪法的争议尚不激烈，但民意调查显示，对于当前的宪政制度，许多人依然存在担忧。苏格兰的独立或许将在英国引发范围更广的政治改革。澎湃新闻：无论成功还是失败，苏格兰会在未来的道路上做出怎样的选择？是会减少与英格兰或其他国家的联系，还是会进一步发展出符合苏格兰自身特点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 Craig McAngus：公投结果无疑将影响苏格兰外交政策。事实上，目前外交事务主要由英国掌握，苏格兰议会从未负责这一方面（尽管苏格兰政府在对外交往上有一定的自主性，例如宣传本地的旅游业等）。

苏格兰政府公布关于未来从英国独立的构想 2013 年 11 月公布的苏格兰独立蓝图《苏格兰未来》，以国际主义的视角为苏格兰构建了独立后的外交事务规划。作为独立国家，苏格兰的人口相当少，军事力量也难以与英国比肩。在这种情况下，苏格兰政府应将外交事务分为三个层次：不列颠诸岛内（包括爱尔兰共和国），大西 53

声音欧及欧盟地区，以及联合国和北约等更广泛的范围。第一层次，苏格兰独立后，英国依然会是苏格兰最大的出口市场，因此与其保持良好关系是非常必要的。《苏格兰未来》声明，苏格兰独立后将会支持英国维持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地位。但维持关系的具体措施依旧要靠独立后双方的谈判决定。苏格兰在欧洲层面的外交政策应该会与英国当前的政策有所不同。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苏格兰民族党就设想独立后的苏格兰将会是欧盟一员。《苏格兰未来》称，苏格兰将会坚定支持欧盟的外交安全政策。从苏格兰的国土面积来看，这一举措无疑是明智的。欧洲许多小国都选择了聚集在一起来维护自身安全。另外，作为其成员，苏格兰还将致力于推进欧盟渔业政策改革。尽管有人担忧苏格兰能否顺利成为欧盟一员，大多数专家认为，问题在于苏格兰要经历多久的谈判才能加入欧盟，而非是否应该加入欧盟。

关于第三层次，在全球层面上，苏格兰将成为联合国和北约的成员。由于苏格兰政府坚决反对保留核武器的立场，因此有人怀疑其能否获得北约成员资格。美国和英国都会是苏格兰遗留核武器的既得利益者。鉴于苏格兰在北大西洋的地理位置，以及与北冰洋的相对位置，北约很难拒绝苏格兰。然而，苏格兰加入北约的条件或许要比想象中严苛得多。澎湃新闻：英国国家认同感似乎降低了，问题出在哪里？ Michael Keating：严格来说，大不列颠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北爱尔兰的新教徒也被视为英国人。国家的不同地区对国家认同感差异相当大。苏格兰人认为自己有双重身份：苏格兰人以及英国人（虽然有些人只认同自己是苏格兰人）。许多英国人都一直混淆了“英格兰”和 “英国”的区别，但现在他们也开始认识到其中的不同。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一直否认自己是英国人，自称是爱尔兰共和国的斗士。在英国国内，的确没有什么民族认同感。英国公民都有双重民族身份，多数情况下这两者并不冲突。如今的公投辩论中，自称自己“只是苏格兰人”的投票者更可能赞同独立，反之，认为 54

声音自己只是英国人的则希望维持统一。不过这两种人都只占少数。认为自己既是苏格兰人也是英国人的赞同哪一种都有可能。澎湃新闻：在您看来，国家（Nation）是什么？联合王国（UK）是否代表国家？ Michael Keating：关于国家有许多种定义。有人认为国家是民族自我管理的共同体，还有人认为重点在于公民国家：国家是由机构组成的，民众有着共同的历史并且愿意共同生活。国家有着特定的身份认同、历史与传统，然而这几项并不需要完全相同。联合王国通常被视作公民国家，而不是民族共同体。与其他国家不同，联合王国承认自己由别的国家组成：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些国家自身一般被视为历史上留下来的共同体，而非某个民族的集合。不列颠文化很容易接受国家中存在国家的事实。历史上，英国统治者承认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作为国家，但主要政党却不愿赋予他们自治权，担心这些国家会寻求完全的独立。这三个国家都曾要求建立联邦自治政府，如今这一问题对英国政坛来说已经是常年的议题了。只有北爱尔兰在 1922 和 1972 年之间曾经获得了有限的自主权（之前整个爱尔兰要求自治最终失败，英国失去了爱尔兰大部分领土）。1999 年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也曾享有过一定的自治权（或“权力下放”）,但这并不意味着联合王国不再是一个国家了。联合王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国家”这一称谓既可以用于整体也可以用于每个部分。法国与西班牙则相反，他们坚持“国家”必须是整体。澎湃新闻：身为苏格兰人，对苏格兰公投的前景总体持何种态度？身边的人态度如何？ Emily St Denny：尽管许多人认为民众对政治已经失去了热情，但苏格兰公投辩论却激起了公众热情的参与和讨论。选民的热情反映在前所未有的选民登记热潮上：直至 9 月 2 日午夜登记截止时，当地议会收到了源源不断的申请。人们的热情也将反映在投票参与情况上。苏格兰首席部长亚历克斯·萨尔蒙德预测，参与投票的选民比例将达到 80%。作为对照，2011 年苏格兰议会选举只有二分之一的选民参与投票，同年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率也只有 33.5%。

苏格兰独立公投:独立阵营在最后一场辩论中领先

声音这次公投的独特之处在于，以往参与联合王国的投票的人也可以进行公投投票。具体来说，投票的资格在于公民身份而非民族。这意味着在苏格兰居住工作的人可以和土生土长的苏格兰人或者英国人一起投票，不论属于何种族裔。据最近调查显示，目前苏格兰居民中有 7%出生在外国。这些人与当地人一同为苏格兰的社会多样性和经济活力做出了贡献，有权决定苏格兰的未来。公投的另一特点是将投票年龄从 18 降到了 16 岁。这意味着在英国，16 到 17 岁的少年将首次参与重要公众投票。对许多人来说，这也是他们首次参与民主活动。在 18 日的公投中，年轻选民大概只占 3%，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对公投辩论充满热情。目前，有权投票的年轻人登记率已经超过 80%，许多人还参与了两大阵营的活动。对他们来说，参与公投意味着首次行使公民权利，在决定自己的生活和未来的重大事务上拥有话语权。广泛的公民参与和扩大投票权的措施，使得双方阵营的活跃人士和宣传团体纷纷活跃起来。一些团体将关注独立后某些特定方面事务的人们集合起来，例如支持独立的反核武器团体“核裁军”组织；另外一些组织则联合起特定地区年龄或种族的人们，例如“波兰人支持苏格兰独立” （Polish for Yes）或者“年轻代表支持统一”（ Better Together Youth Representatives），这些组织的成员都有着共同的利益与政见。总的说来，苏格兰有多少人，对公投的看法就有多少种。■

评论张铁志：当摇滚撼动柏林围墙周其仁：为什么城市化离不开农地农房入市

张铁志：当摇滚撼动柏林围墙张铁志大家（2014-09-14）

史普林斯汀的演唱会本身是改变中的空气中的一个重要因子，它凝聚了那些渴望的声音，并点燃了更多火花；它让东德青年更坚信他们每天思考的问题：如何寻找自己的声音，打破体制的虚妄，并追求真正的自由与反叛──而这正是摇滚乐的精神，与其得以改变世界的力量。这可能是摇滚史上最撼人的演唱会之一，因为这场摇滚演唱会展现了摇滚乐如何在关键的历史时刻，给予那些准备追求改变的听者深刻的力量与信念，从而改变了世界──让柏林围墙倒塌。 1988 年七月，就在柏林围墙倒塌的十六个月之前，美国摇滚巨星布鲁斯·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来到东柏林举办演唱会。这是东德有史以来最大的演唱会，至少有三十万人参加，地点是柏林围墙以东三英哩的巨大露天体育场。因为想要进场的人太多，主办单位只得打开栅栏，让每个人都进去，兴高采烈地冲进去──这彷彿预示了十六个月之后，人们如何在柏林围墙崩塌之后，带着不敢相信的笑容奔向自由之地。

评论【一】八零年代的摇滚乐世界是属于史普林斯汀的。1984 年的专辑《生在美国》，不止让他成为最重要的巨星，也成为美国流行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

从第一张专辑开始，史普林斯汀的创作主轴就是探索美国作为一个许诺之地(promised land) 的幻灭，以及美国梦的虚妄和现实的残酷之间的巨大对比。他在七十年的作品描绘了小镇青年的梦想与失落与找不到出口的愤慨与焦虑。进入八十年代，他更关注美国经济转型下的社会正义，歌唱工人阶级日常生活中的梦想、苦闷与挫折，并且不断质问，所谓的美国梦为何在现实中只是虚幻的泡影？尤其八十年代是雷根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社会越来越不平等，经济贪婪和军国主义成为新的时代精神，因此史普林斯汀成为雷根时代最重要的异议者。他对音乐的信念是“我对于如何利用自己的音乐，有很多宏大的想法，想要给人们一些思考的标的──关于这个世界，以及孰是孰非。”他也说，“我想要做一些能发挥影响力的作品，并与这个时代的意义、以及我认为重要的事物有关连。” 1988 年，他举办全球“爱情隧道快车巡回演唱”。在巡回途中，他宣布将会加入国际特赦组织举办的“现在就要人权！”（“Human Rights Now!”）巡回演出，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 40 周年，其他参与者还有史汀（Sting）、彼得·盖布瑞尔（Peter Gabriel）、崔西·查普曼（Tracy Chapman）等歌手。在欧洲演出时，史普林斯汀临时起意想去东柏林演出。他第一次来到东柏林是在 1981 年，当时是以一般观光客的身分，跨越柏林围墙进入东柏林，那个灰色的城市。【二】从 1961 年八月 13 日起，柏林围墙将当时在政治上已经分裂的城市分割成两半。从 1961 到 58

评论 1989 年间，超过十万名东德人企图攀越、或从围墙底下钻过去，甚至从靠近围墙旁的高楼窗户跳下去。东德的边界警卫对这些人基本上杀无赦。据统计，有因为想要跨越围墙或德国边境的人中，有超过千人被杀害，有 3200 人因“逃离共和国”（Republikflucht）的罪名遭到逮捕入狱。另一方面，有 5000 人成功越过这座柏林围墙，到西柏林寻求自由。

柏林墙

不过，虽然东柏林人出境困难，来自西方的旅客却能经过 14 道紧密严防的“检查点”，跨越围墙进入东柏林。作为一个极权的共产主义政权，东德政府严密控制人们的表达和思想自由不在话下。对这些共产国家而言，摇滚乐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产物，只会腐蚀年轻的东德一代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因此是国家的敌人。这些指控对了一半：错的是，摇滚乐并不是和西方政权站在一起，反而更经常是批判美国和英国的掌权者；但共产政权的担忧确实也对，因为摇滚乐歌唱的就是自由与反抗，因此，社会主义青年们也难以抵挡住摇滚乐挑逗他们青春的欲望和冲动。统治者越是禁止，他们越渴望得到一张摇滚专辑，听到一场真正的演唱会。在 1969 年，东柏林的青年似乎真的可以听见一场伟大的演唱会。在那个夏天，在美国刚举办了三天三夜结合青年反文化的 Woodstock 音乐节，成为摇滚世界的图腾。而在秋天，在东柏林的摇滚青年中，口耳相传英国的滚石乐队将于 10 月 7 日，在西柏林围墙不远处一栋 19 层高楼上搭起高台，在上面举办演唱会，这个高度比柏林围墙高出 270 英呎，所以在东柏林的围墙边就能听见滚石永不满足的吶喊。

评论但其实这只是一个西柏林电台 DJ 的残忍玩笑──这玩笑并不离谱，因为披头四不久前在伦敦的一个大楼屋顶上演出过。10 月 7 日那天，当许多东德青年被动员去参加东德建国二十年的纪念，几千个来自东德各地的摇滚青年却聚集在柏林围墙边，准备跟着滚石的魔鬼音乐起舞。只是，等待他们的不是滚石，而是东德警察的镇压，他们一边抗争一边唱着“围墙必倒塌”（Die Mauer muss weg），最后多人被逮捕，有人甚至被判刑两年。（那年十二月，滚石乐队在旧金山的 Altmont 举办一场引爆狂欢的免费演唱会，却造成一人死亡，成为六十年代的摇滚哀歌。）七零年代之后，有十几个东德乐队成立，但他们的歌词必须事先接受审议，且要国家的允许才能公开表演。其中一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乐队克劳斯．伦夫特组合（Klaus Renft Combo），在 1975 年发表歌曲《小奥图的摇滚情歌》（Die Rockballade vom kleinen Otto）讲述一个想逃到西德的年轻人，遭到被禁的命运。（第二年，1976 年，捷克的宇宙塑胶人乐队也遭到逮捕，而引发七七宪章运动。）到了八零年代，民意调查的研究者指出，有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年轻人只听西德的广播与西方的流行音乐，扬弃了东德媒体。时代确实开始改变了。 1985 年，苏联新领袖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推动“重建”与“开放”的政治经济改革，这不仅改变了苏联，也影响了东欧各地的政局。此时，共产主义多半已经沦为一个空壳，一个墙上空洞的标语。戈巴契夫的改革对东德的铁腕统治者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的政权造成了威胁。不像波兰和匈牙利已经开始转型，东德和罗马尼亚等国却依然坚守着共产主义阵营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是他们国内看到其他国家已经出现变化的苦闷青年越来越不能忍受体制的僵化和腐臭，渴望那巨大的改变的风。

埃里希·昂纳克（德语：Erich Honecker，1912 年 8 月 25 日－1994 年 5 月 29 日），德国政治家，也是最后一位正式的东德领导人，曾经担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两德统一以后，他首先逃亡到苏联，不过由于新俄罗斯政权关系，埃里希·昂纳克很快就被引渡遣返回德国。他被控告叛国罪及他在冷战的所作所为，特别是杀害那些试图逃避昂纳克政权的 192 位德国人。不过，由于昂纳克患有癌症，所以被释放。埃里希·昂纳克不久就于流亡中在智利逝世，终年 81 岁。

评论东德的情况在 1980 年后半期明显地恶化，人们对现状的挫折感与日俱增，要求离境签证的人数也在增加。东德共产党的青年组织“自由德国青年团”在 1985 年，会员有 230 万人，涵盖 14 至 25 岁东德人口中的 80%。他们也看到政权在年轻人心中已经摇摇欲坠，而想要安抚年轻人，尤其是面对来自西柏林的摇滚挑战。 1969 年没有出现的西柏林摇滚音乐会真的在 1987 年出现了，只是这次不是滚石，而是大卫· 鲍伊（David Bowie）、创世纪合唱团（Genesis）、舞韵合唱团（Eurythmics），目的是为了庆祝柏林建城 750 周年，地点在西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Reichstag）前， 6 月 6 日至 8 日连续三晚演出。演唱会叫做“为柏林而唱”（“Concert for Berlin”）──这个标题确实是试图挑衅东柏林，而演唱会中也有四分之一的扩音器对着柏林围墙与东柏林。因此在西柏林有 8 万人看着演唱会的同时，也有几千个东德人在几百码外的围墙的东侧聚集，倾听那些他们再熟悉不过、如今可以真的听到（却看不到）的声音。然而，东德警卫再次暴力驱离人群，殴打群众，而这一切都上了西德电视，且那时东德人可以轻易地收到西德电视和广播，因此在东德引起了巨大愤怒。自由德国青年团开始思考，与其让西柏林吸引东德青年，不如他们自己邀请西方音乐人来满足东德年轻人。尤其，西柏林在 1988 年六月又将有一次“为柏林而唱” 的演唱会，而这次阵容更超级：平克佛洛依德（Pink Floyd）和麦可·杰克森。自由德国青年团决定在离柏林围墙约有三英哩的威森斯区举办演唱会。1988 年 6 月 19 日，就在麦可·杰克森在西柏林演出的同一天晚上，在东柏林这边是加拿大歌手布莱恩·亚当斯（Bryan Adams），现场有十二万名听众。这已经是东德青年的难得摇滚体验，但东西两边当然差的很远。

鲍勃·迪伦（Bob Dylan，1941 年 5 月 24 日－），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Robert Allen Zimmerman），有重要影响力的美国唱作人，摇滚歌手，民谣歌手，音乐家，诗人，获 2008 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事实上，在前一年的 9 月，鲍伯· 迪伦（Bob Dylan）就在东柏林举办演唱会，但迪伦演出早已无法唤起年轻人的热情（他或许也不在乎）。1988 年 3 月 7 日，英国乐队流行尖端（Depeche Mode）也在东柏林的一个小型室内场地演出；6 月 1 日是乔·库克（Joe Cocker）在威森斯的露天场地为八万名听众演唱。但这些演唱会没有一个如同 1988 年七月史普林斯汀的演唱会的影响。

评论【三】当史普林斯汀的经纪人琼·蓝道试图探询史普林斯汀是否可能在东柏林举办演唱会时，没想到东德的青年共产党人正面临这个摇滚的焦虑，所以一拍即合。这不仅是因为史普林斯汀是当时最重要的摇滚巨星，而且他是站在劳动阶级这边，并对美国的雷根政府诸多批评──史普林斯汀常翻唱 Woody Guthrie 的在 1930 年代的歌曲《这是我的土地》，而 Guthrie 是一个美国共产党员。所以这对东德青年共产党人真是最好的选择。为了政治上更安全，“自由德国青年团”决定把演唱会加上“为尼加拉瓜而唱”。在 1980 年代，尼加拉瓜是全球左翼关注的重心，因为美国参与推翻左翼的桑定诺（Sandinistas）政权，而摇滚界从 The Clash 到 U2 都非常关注这个议题。于是，东德官方新闻社的消息写着：“自由德国青年团的第五场夏日摇滚演唱会系列，即将在 1988 年 7 月 19 至 24 日举行。这将是一场与尼加拉瓜反帝国主义团结的运动。7 月 19 日的开场表演，将会由布鲁斯·史普林斯汀与 E 街乐团（美国），在柏林－威森斯带来一场四小时的演唱会。” 而这件事直到史普林斯汀飞到东柏林当天才赫然发现。不论史普林斯汀是否支持桑定诺政权，他都不愿意他的音乐成为政治工具，因此提出严正抗议。东德方面因为担忧演唱会被取消，愿意把所有支持尼加拉瓜的旗帜、标语都除掉。 1988 年 7 月 19 日中午之前，东德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演唱会群众开始抵达场地。人人脸上带着兴奋的微笑。演唱会只印了 16 万张门票，但想来看的人远超过这个数字，主办方只能打开所有栅栏，让每个人都进来。最后人数是三十万到五十万之间。这对东德人来说，是个多么不可思议的画面──跨越官方的障碍，却没有被逮捕或开枪。史普林斯汀的开场曲是《恶地》（Badlands）：谈论着梦想，试着实现它你在夜里惊醒，感到如此真实的恐惧你耗费生命，等待一个不会来临的时刻别浪费时间再等下去了你每日在此生活的恶地让破碎的心站起来那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只能努力往前推进，直到被了解为止这些恶地才会才会开始对我们好一点拥有理念，深植于心的人们啊活着并不是一件罪恶之事 ……

评论我想要找一个地方，我想对着这些恶地的脸吐一口口水原本他歌唱的“恶地”是梦想破碎的美国，但这当然也可以是极权统治下，掐死人们梦想的东德。他接着唱了《在街上》（Out in the Street），《亚当养大该隐》（Adam Raised a Cain），《天堂许可之事》（All That Heaven Will Allow），《河流》（The River），《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战争》（War），还有《生在美国》（Born in the USA）等三十首歌。这是三十万东德青年从来没有的摇滚激情体验。史普林斯汀原本就是最能将摇滚的真诚性转化成演出现场巨大光热的歌手，而他的歌曲主题不论是许诺之地的破碎，或是年轻人要逃出困顿的小镇，每一首歌都可以从纽泽西的小镇转换为东柏林的现实。如标志性歌曲《雷霆路》（Thunder Road）是年轻人要带着他心爱的女友玛莉逃离这个“充满失败者的小镇”，追求他的许诺之地：我不是个英雄，这是众所周知的亲爱的女孩，我所能提供的救赎，只有这个肮脏车蓬底下的车子可以让我们有点机会过更好的日子嘿，我们还能怎样呢？除了摇下车窗，让风吹动着你的发稍夜的门户大开，这个双线道可以带着我们到任何地方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可以实现我们的梦

评论同样深具意义的是，冷战时期的美国是共产主义的最大敌人，而史普林斯汀被视为美国精神的代表，因此当他在演唱《生在美国》，台下观众挥舞着自己黏贴制作的美国国旗时，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神奇的画面──当然这首歌不是保守的爱国主义，而是植根于工人阶级的进步主义传统。但无论如何，当数十万人一起挥舞着美国国旗，高唱《生在美国》时，这在东德已经是一场革命了。在演唱会中，史普林斯汀也准备讲一段话告诉人们，他并非出于任何政治性的理由才来到这里，而是来这里为人们演唱摇滚乐──“希望有朝一日，所有的围墙终将倒塌。”但就在他准备演讲前，经纪人非常担心这段话出问题，因为从来没有人在东德内部说过希望“围墙倒塌”，因此希望把这一句改掉。史普林斯汀接受了。他在舞台上用死背的德语说： ——“我很高兴来到东柏林。我并不反对任何政府。我来这里为你们表演摇滚乐，希望有朝一日，所有的障碍都能被拆除。” 全场激昂鼓掌。接着下首歌前奏响起：《自由之钟》（Chimes of Freedom）──这是 Bob Dylan 关于自由的名曲，而一个月前史普林斯汀在瑞典演唱会上，在演出这首歌前宣布他会参加国际特赦组织巡回演唱会。观众听到了他的讯息。开车横跨半个德国来听这场演唱会 34 岁的农夫约格·贝内克（Jörg Beneke）说，“每个人都很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拆除围墙。那是压倒东德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从来没有在东德内部听任何人这么说过。那是我们之中某些人终身企盼听到的一刻。也有一些其他来自西方的摇滚歌手来这里演出，然后对我们说：‘哈囉，东柏林，’或是这一类的话。但是从来没有人来到我们面前，说他希望能拆除一切的障碍。假如我们可以翻越柏林围墙的话，一定有许多人会这么做的。” 秘密警察却察觉不到人们心中的汹涌与激动。东德国家安全局一份史普林斯汀开始演唱两小时后的记录中写着：“晚间 9 时 30──摇滚演唱会毫无意外地继续进行。群众的气氛绝佳。” 这份报告接着又写：“国家安全毫发无伤。一共有 800 人在演唱会期间晕倒，其中有 110 人是因为饮酒过量导致。” 【四】在 1988 年的那个夏天，没有人会想到柏林围墙会在一年多后会崩塌。史普林斯汀演唱会的六个星期以后，在 1988 年的 9 月，在威森斯附近出现了要求言论自由的示威游行。 1989 年 7 月，东德的首波反对运动“新论坛”创立，但很快就被共党政府取缔。 1989 年 8 月，匈牙利拆下与奥地利之间的铁丝网栅栏，次月就有一万多东德人经由匈牙利逃 64

评论往奥地利。 1989 年 9 月开始，成千上万的东德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大规模群众游行在莱比锡，德勒斯登，马德堡，罗斯托克和波茨坦等地出现，吶喊着：“我们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 1989 年 10 月东德总理昂纳克辞职。一个月后，89 年 11 月 9 日，人们终于自由地冲过围墙的检查点，意味着柏林围墙的倒塌。东德在 1990 年三月举行自由民主的选举，并在 1990 年 10 月 3 日与西德统一。

柏林墙倒塌后，一对东德夫妇在柏林墙西边的勃兰登堡门前热吻，其他人在欢呼。

史普林斯汀的演唱会当然不可能导致柏林围墙的倒塌，但它无疑是通往 1989 年秋天革命的一个钟声，自由的钟声。因为这些青年早不想活在围墙的阴影下，他们深信东德不能如此继续，而必须要有改变；看到其他国家，他们也相信改变是可能的。然后，史普林斯汀来了，要他们带着勇气逃出这个桎梏的恶地，和被诅咒的命运。自由德国青年团和共产党想要给人们一个保持现状的理由，但每个人都知道这不过是一场谎言与闹剧：人们在演唱会中感受到的是对自由的更多饥渴，对改变的更多强盼望。一个参与者说，“演唱会结束后，我们都得走路回家，因为街道封闭了，大众运输和汽车都动弹不得。当天晚上在东德街头漫步的人群，庞大无比。感觉就像是一场很大的示威游行之类的。一切都令人很亢奋。”

评论另一个在几个月后逃离东德的年轻人说，“我们都把史普林斯汀的那场演唱会当成一个记号……在那之后，我们只想要更多的自由。” 摇滚乐迷都知道，摇滚音乐会是魔法般的集体体验，是一个集体赋权(empowerment) 的过程。你会在音乐的热力中得到感动、得到力量，并且相信你真的可以和旁边的人一起改变什么。担任史普林斯汀翻译的东德女士说，这是一场孕育了改革运动的神奇演唱会“东德的气氛在那场演唱会后就改变了。人们兴高采烈地离开演唱会回家。有好几个星期，人们都在谈这场演唱会。有这位从西方，从美国来的巨星来到这里，关切着我们的命运，他提到，有一天这里不会再有任何障碍。成为这样的群众的一份子之后，你会觉得自己更坚强了。我们开始不再恐惧。东德当局把史普林斯汀和其他这些西方乐团带来，想释放压力。但这一切都适得其反。不但没有释放压力，还让年轻人更深入思考自由的意义。” 史普林斯汀的经纪人蓝道说，“我们来到那场表演，不可能感受不到人们对改变的期望。我们带到东柏林的那份精神正是：‘嘿，这是一场冒险，不一样的东西。'或许适逢其时，但我们并不是带着傲慢、或自认是从西方来传递福音的心态。完全不是那样的。但是我也不会忽视其后果。它引爆了这一切。” 史普林斯汀的演唱会本身是改变中的空气中的一个重要因子，它凝聚了那些渴望的声音，并点燃了更多火花；它让东德青年更坚信他们每天思考的问题：如何寻找自己的声音，打破体制的虚妄，并追求真正的自由与反叛──而这正是摇滚乐的精神，与其得以改变世界的力量。记住史普林斯汀的歌：没有火花，就燃不起火来 ──《在黑暗中跳舞》■

周其仁：为什么城市化离不开农地农房入市周其仁经济观察网（2014-09-14）

周其仁，男，生于 1950 年，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2012 年 3 月，不再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务。这些年观察城乡经济，笔者关注的重点是转让权。《城乡中国》从（2012 年 3 月）起笔持续两年半，陆续把所见所思写了下来，为日后进一步研究作铺垫。写到《城乡中国》的下册（专栏 50-100），曾专辟一节辨析涉及农地农房转让权的一些认识。其中，回应了华生的“误区” 指责，点评了他提出的“建筑无自由”论和“土地配置靠规划、不靠市场”论，也引出他的数篇反驳。为赶出版周期，惟有在书稿交卷后再来作复，以就教于对此感兴趣的读者。何来“人的城市化” 先从问题说起。据华生自述，“2001 年初，我也是从农民进城打工和户籍制度改革出发，开始著文提出和研究人的城市化问题，提出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市化的核心”（见华生，“小产权房合法化，会不会天下大乱”。下文如无特别标注，引用华生文盖出自此文和“土地制度改革六大认识误区”、“土地制度改革的焦点分歧（上）”、“土地制度改革的焦点分歧（中）”、 “现代社会中的土地开发建主权问题”、以及“农地农房入市：陷阱与跨越”等六篇论争文章。均见 http：//blog.sina.com.cn/huasheng）。这里冒出一个命题——“人的城市化”。至于当年怎么提出，以及是不是还有别人更早提出，我没有查证。从现在的情况看，不论原创谁属，“人的城市化”早已铺天盖地，在舆论中占据了“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地位，无论政府文告、两会议 67

评论题、领导讲话还是热门话题，“人的城市化”无处不在。只是，这个炙手可热的“人的城市化”，是不是真的就构成当下我国城市化要面对的“核心” 问题？容我讲点不同意见吧。实不相瞒，第一次听到这个“术语”——不是从华生那里——我就觉得有点别扭。“城市化”（urbanization）的定义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其内涵是伴随着经济增长，更多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如此，“城市化”本来就是、也只能是“人的城市化”，为什么非要叠叠加重重，再来一个“人的城市化”呢？这里有一个特殊的中国背景。以我所知，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文贯中教授。贯中是上海人，从小耳闻目睹，对老上海（浦西）高密度的大都市生活有很深的感受，后来对比浦东开发，发现浦西、浦东的城市化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后者的特征是大片土地快速划入城市新区，但吸纳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生活的速度却相对较慢（更为系统的阐释，见文贯中近著《吾民无地：城市化、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东方出版社 2014 年版）。受他启发，有研究者拿数据查验，发现全国情况也如出一辙，都是本来意义上的城市化——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在速度上敌不过“把大片农村土地划入城区”。于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就流行了开来。

吾民无地:城市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文贯中东方出版社 2014-7 42.00 其实，大片农村土地过于快速地被划入城区，是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渐进改革未能持续推进的一个产物。比较而言，我国劳力由乡转城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但土地房屋合法转城的市场化程度极低。当劳力大规模流动、集聚之际，城乡间的土地配置却依然在很大程度上被行政权力垄断，为“土地城市化”装上了一部超强发动机。在城市建设突飞猛进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土地和空间资源配置浪费、影响财政安全的过度负债、涉土权力腐败猖獗以及一些地方官民冲突加剧等诸种麻烦，也接踵而来，挥之不去。 68

评论问题的症结所在，是改革停滞。从实际情况看，把大片农村土地划入城区的动力异常强大，但为进城农民提供合法居住空间的努力微不足道。如果不遏制这个势头、通过深化改革从根本上拆除这架不断驱动与民争利、官夺民产的畸形发动机，“人的城市化”就永远不可能与“土地城市化”自动匹配。回避实质的体制障碍和继续改革的议题，“人的城市化”云云，不过是一句永远不错的空洞口号。退一步，即使单独讨论“人的城市化”，当务之急是保住进城农民的落脚之地。从我国的情况看，上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冲开了城乡隔绝的大门，1983 年中央 1 号文件“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镇务工经商”，开启了农民合法进城的大门。随后，一系列商品化改革，使进城农民可以从市场购得粮食、副食、日用百货、电器家具，也能购入交通、通讯等多种服务，过去因农民身份遭歧视、因而在城镇得不到生活必需品的那一页，总算翻过去了。住的麻烦比较大。像城里人一样，进城农民工生活成本中最大的一项就是“住”。要是无从落脚，城里的机会再好，对农民也没有意义。今天大数 2 亿进城农民，按统计口径是“户籍在农村、但常年（6 个月以上）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换言之，这 2 亿进城农民已经常年住在了城镇。他们是怎么解决“住”的问题的呢？观察表明，除了小部分住工地工房，更小到不成比例的住进了城市商品房以外，大部分进城农民工住在“城中村”、城乡接合部以及城市郊区，基本上靠当地农民提供的物业，才得以落脚。这部分“农民的物业”，法律地位不明，常常都有被漫天飞舞的“非法帽子”砸中的危险，所以物理形态差强人意，投资改善的意愿受阻。不过，正是这些城镇内外的“农民物业”，承载着大批进城农民“初级阶段的城镇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改善进城农民居住条件的呼吁、建言和政策设计，没有人不赞成。不过有一句话要先吐为快：在意愿的、承诺的、预言的改善措施尚没有切实落地之前，请不要以任何理由损毁当下实际上承载着海量进城农民的“农民物业”。政府有能耐以更低的成本为进城农民提供更好的住处，值得期待，但面对数以亿计、实际上已常住在城镇的农民工，倘若最理想的住处尚未足额提供，现有的落脚之地却被听起来宏伟的庞然大计给毁了，那岂不是鸡飞蛋打、两头落空？华生的路数很特别。他不但看不到“人的城市化”与“农民物业可转让”之间的明显关联，还生生把两者对立起来。请看，“在这里最错误的，就是把人的迁徙自由这个城镇化的核心偷换为本地农民土地的开发自由”——此君真有出口成章之才，似乎不用“偷换”这种字眼，就不足以表达他自己独掌天下全部真理的份量。那也好吧，既然有人如此大度地给出一个喜怒笑骂的机会，却之不恭，我等就不妨在某些不得不进行的乏味讨论之余，舒展一下。半拉子工程惹的祸以上是说，即便为了“人的城市化”，城镇内外农地农房的合法转让，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说城市化有一个中心议题，那么在我看来，它就是如何变革原来那一整套财产权利制度，使之适应大规模人口流动、集聚的新要求。其实，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城市化的加速，正是围绕“重新界定权利”这条线索展开的。正因为突破了城乡分割，终结了粮食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的体制，适时开放农民进城经商务工，才给数亿农民提供了“人往高处走”的机会。随着大批农民工进城，便于他们在城市先落脚、再落户的一连串改革，也就陆续提上日程。其中，为农民工及其家庭所能承受的住有所居——这是当务之急——以及病有所医、学有所教、老有所养，就带着各自不同的紧迫性，相继列入城市化要解决问题的单子。

评论问题是，1980 年代开局势如破竹的改革，后来受过气观念与既得利益的双重束缚，在相当一个时期停滞不前。渐进改革策略的真谛在于持续“进”、不断改。不进而停，落下一个部分改、部分未改的体制，就很像一个“半拉子工程”，久拖不改，有成为烂尾楼的危险。这方面，城乡土地转让制度算得上是一个典型。我在《城乡中国》里，花了不小的篇幅梳理土地市场化改革的来龙去脉，也评述其成就与局限。基本脉络，是改革 30 多年，城乡土地制度还是一个二元架构——城市的国有土地政府有权向市场转让，但农村集体土地却仍然被限于自给自用，非被征用之后，才可以经政府之手向市场转让。这个半拉子工程，形成了一个“政府一手征地、一手卖地”的制度怪胎，资源配置效率日趋低下，收益分配不公日趋严重，引发的社会冲突越来越难以承受。

城乡中国（上）周其仁中信出版社 2013-8 39.00

城乡中国（下）周其仁中信出版社 2014-8 39.00

症结就是改着改着、却又停了。原先指令计划体制下的土地配置，国有范围内靠行政指令划拨，集体范围内按成员身份分配，城市、工业要用农村土地则靠国家征用。改革开放大潮一起，这套土地制度守不住了，特别是外资进入、民企崛起，要给“非公经济”无偿划拨国有土地、分派集体土地，师出无名。于是，逼出了一个“土地使用权可转让”，新时期以转让权为支点的“新土改”，终于破题。值得一提的是 1988 年宪法修正案。总共就是两条，一条给民企以合法地位，一条给“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以合法地位。两条之间的逻辑关系，一目了然：非公经济总要在地上得以立足，才可能生存和发展，如果土地依旧不得转让，民企外企依旧不可合法获得可使用之地，那承认非公经济的合法地位，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反观今日一些流行之见，眩目动听，但就是对这两者之间极端重要的关联，完全不甚了了。很明确，1988 宪法修正案的土地准则，是“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而不是“惟有 70

评论城镇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才可合法转让”。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这两种土地所有权，那么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可转让，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当然也可转让。主张“同地同权”，根据就是 1988 年宪法修正案。宪法理应贯彻到所有其他法律法规之中。1988 年年底，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明确，“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都）可以依法转让”，这符合宪法准则。至于附加的那句— —“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可以看作是对国务院的一项法定委托：制定具体办法，承认、保障并便利两种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1990 年，“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出台，部分完成了上述法定委托。但是另外一部分，涉及 9 亿多农民的集体土地的转让权，却再也没有一个具体办法出台。2007 年之后，地方人大有过一些关于集体土地流转的规定，但全国性法律到今天还是付之阙如。

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土地管理法;1988 年 12 月 29 日更值得重新检讨的是，1998 年再次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不但没拿出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具体办法，反而出现以下新表述：“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个人之见，此项“不得”，有直接违背宪法准则之嫌，即使加上紧接其后的那个但书（“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事情也好不了多少。第一，这里直接规定了“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第二，“除外”范围，仅限于“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大量其他农村建设用地，那就对不起了。如此不但不再继续改，还往回收，就给城镇内外已大量出现的“出租或出售”之农地农宅，来了一个体制方面的釜底抽薪。试想，宅基地“转让用于非农业建设”，原本无法律禁止，又有市场有效需求的支持，已经大量发生。突然被宣布为“不得”，那所有实际上已入市转让的农宅势必连带面临合法性问题。问题是，宣布“非法”所依之法，本身合宪吗？华生挥舞“真正法治” 的大旗对此首肯，我则持相反的看法，认为上述法条直接违背现存宪法准则。从表达上看，对农民集体土地使用了“不得……除非”的句式，对国有土地的转让则无同类限定，也有悖于同地同权。 71

评论进入新世纪之交，禁、限入市的范围还直接扩大到了农宅本身。正如《城乡中国》梳理过的，即便在人民公社时代，农宅作为农民私有财产的地位也是明确得到承认的——社员享有“买卖或者租赁房屋的权利”，“由买卖或者租赁的双方订立契约”。可是，1999 年国务院办公厅一纸通知，宣布“农民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2007 年还是国务院办公厅一纸公文，规定“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村住宅或者‘小产权房’” 。查“国务院办公厅的职责”，没说这个最高行政办公机关有权立法和颁布行政法规啊？但是到了华生这里，农房入市转给非本村人士，却一概成了“和走私行为一样的”非法！ 2007 年颁布《物权法》，本来是界定农房宅基地权利的一次重要机会。但最后发布的文本对此只写了一句， “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 。本该由财产法来规范的权利，却绕回去“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不清楚其中是不是也包括了上引政府办公厅的公文？这可是事关 9 亿农村户籍人口最基本的财产权利，模糊一句带过，留下一片任由解释和执行的无限空间。反正从 1990 年至今，国有土地转让早就风生水起，但集体土地依法转让的办法终究没有出台。不但如此，禁止、限制农地农房入市的规定却日趋“完善”。若问为什么土地入市如此畸轻畸重？答案也不难找，盖因政府尝到了垄断卖地之甜头，再也舍不得让农民集体也来分一杯羹。巨大的既得利益本来就带有顽固的刚性，再加上“证明”其正当性的花巧包装，这个土地转让方面的“半拉子工程”，就变得固如金汤。时人所见“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的城市化”，不过是派生出来的一个非常表象的病兆罢了。笼外的老虎喂不得华生并不是对转型中国的实际状况不了解。相反，以下引文表明他对半拉子改革带来的问题，认识还是蛮深刻的。先看他怎样谈政府手中的规划权：“像我们今天这样，政府独掌规划权，而且经常长官意志随意修改规划，包括利用规划权征地卖地，政府自己变成倒腾土地的生意人，这当然是与法治的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再看他对政商不分的抨击：“政府的裁判员与运动员身份不分，将规划权包括规划变更权和土地变性收益权混在一起，土地收益与土地自身的必要基础投入支出账目不独立，卖地收入在形式上完全进了政府的口袋”。我不明白的地方，是华生分明对当下中国权力难被约束的状况知道得一清二楚，却在讨论中国城市化、城乡关系、土地房屋等诸种现实问题时，依然不遗余力地高举“公权力”、“管制”、 “管治”、以及“处罚、打击”，并把强化这些在真实世界里根本无需任何人呼号就已经强得不能再强的“强力措施”，作为他独树一帜的主张。没错，在华生的笔下也出现过“规划的公众参与和监督、政府经济利益与规划的明确分离都变得极其重要”，出现过“沿着法治轨道去规范政府和官员行为，去约束公权力”，甚至说“在法治的市场经济国家，规划首先是代表民意的机关即议会的权力。议会有决策权，法院又有独立裁判权，政府只能在法治框架内行事”。不过，读过华生论述的读者不难发现，这几句被轻轻一笔带过之后，就再也没了下文，也根本没有讨论中国要怎样做、怎样改，才能逐步实现“法治的市场经济”。华生不断强调的是下述逻辑：既然“法治的市场经济”把城市化交给“公权力”主导和支配，所以当下中国的城市化，也只有依样画葫芦，不断强化公权力、行政管治以及“对违法现象的打 72

评论击处罚”，而绝不能“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也根本不存在的土地开发的自由市场竞争去达到土地资源配置的优化”。否则，“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就会走上更大的弯路”，就会跌入只有靠他来拯救的“误区”与“陷阱”。

华生,1953 年生,经济学博士,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现任中国侨联华商会副会长等。对以上套路，我有三重质疑。第一质疑：在“法治的市场经济国家”，真有华生讲的这些事吗？限于篇幅，《城乡中国》仅对“分区制”和“英国城市规划”略作辨析，就发现查证到的事实与华生讲述的“故事”，差距甚大。好在这些文字都公开发表，有心的读者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我特别不能同意的，是华生对那些西方故事所作出的概括。如“在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土地的开发使用是公权力而不是私权利”、“西方各国都通过立法形式将土地开发建筑的权利与土地所有权分离”、“用途和规划管治高于所有制”、以及“建筑不自由早已是深入普通公民头脑的法治观念”。我以为其中最糟糕的，就是那个“建筑不自由论”。道理写过了，我们所知之“自由”，皆带有不得侵犯他人自由的内涵，因此真实世界中唯一可能存在的自由，就是受限制—— 不得侵犯他人自由——的自由。也因为如此，断不可以把“正当受限的自由”，随便宣布为“不自由”。华生反问，“公民受限制的自由与囚犯在囚室内受限制的自由难道没有本质的区别？”应答如下：经司法判决囚犯不可以自由离开囚室，正是对囚犯侵犯他人自由的惩罚，也是维系自由— —总是受限自由——的条件。华生似乎分不清楚这些本来很简明的界限，在他那里，极受推崇的 “建筑不自由”与“囚犯之不自由”，居然是一回事！至于发达国家里种种“限制公民侵犯他人自由”的制度安排，究竟合适还是不合适，执行效果如何，是否需要适时变更，更有待仔细加以探查。随意搬来一个“西方国家如何如何”，然后就要求“中国也如何如何”，那是不成的。“实践检验真理”，应该包括以外国的实践来检验外国的真理。这里也带出我对华生高论的第二重质疑：那些讲得头头是道的“国际经验”，在发达 73

评论国家自己的实践里，效果究竟怎么样？在“城乡中国”里，我引了一部著作，《英国城乡规划》（Barry Culingworth、Vincent Nadin 著，1963 年第 1 版，2005 年第 14 版，中译本见陈闽齐、周剑云、戚冬瑾、周国艳、顾大治、徐震等译，张京祥校，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意在和读者分享这本“凝结着一代学人心血的鸿篇巨制”。个人之见，想要对英国这样一个曾执世界工业化、城市化之牛耳国家的城乡规划经验有所了解，不妨从阅读这类久经磨砺的学术著作开始。这本巨著，对 1909 年以来英国现代城乡规划变迁的经验教训作出了清楚的梳理。他指出，“规划是在一个‘市场理性（market rationality）的经济体系内运作，而市场理性可能与一些规划理论所推崇的理性不同乃至有所冲突”。至于“英国战后最大的变化”，“是从‘积极的规划’转向一个更有市场意识（有时是市场主导）的规划方法”。如果聚焦于从 1947 年到 1950 年代英国规划的转变，作者甚至结论说， “规划由此成为市场的仆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当市场运作时，规划才开始发挥作用）”— —这些论述，与“华生式概括”究竟有什么不同，大家摆到一起读一读，高下自明。

英国城乡规划 : 英国城乡规划 [英] 巴里·卡林沃思（Barry Cullingworth）、[英] 文森特·纳丁（Vincent Nadin）陈闽齐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2 126.00 诚然，华生在英国求学多年，买过房、也下海经过商，对英国的了解和理解，自然比我要厚实。不过，我还是认为，要把英国城市规划的经验引到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公共政策讨论中来，仅靠那点随机的个人遭遇——例如“我当年在英国伦敦居住时，在自己买的大房子里多搞了几个卫生间，还被地方当局追责说影响了房屋结构安全和增加了对公共供水及下水道的压力”——恐怕还是不够的。涉及一个国家政策取向、制度安排及其影响，当有系统的、包含来龙去脉变化的知识作支撑。我们谁也不敢说自己能全盘掌握这些知识，惟有像小孩子拼图一般，这里一块、那里一块地“凑”，才可能有个七七八八的认识。至于从来没有多少直接体验、也无专业研究的他国经验，像华生那样，“花了我半年多时间”“研读美国最高法院这几百年中关于土地房屋征收 74

评论补偿问题的经典案例卷宗”，就以为有把握在“美国如何如何”这个题目上给天下人耳提面命，那本事也实在忒大了吧？不好意思加注一笔。在“土地制度改革六大认识误区”这篇大文里，居然冒出这么一句：“我国法律现在讲的集体土地主要是指以行政村为单位的集体拥有的土地”。不敢相信，作者对农村集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历史及演变居然如此毫无常识，全不知道我国绝大部分集体土地属于过去的生产队——也就是今天的自然村、村民小组或“合作社”——而并不属于“行政村（即过去的‘大队’）”（无须太劳神，只在百度百科查一下“集体土地所有权”，但凡看到“村民小组（生产队）或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拥有小组所有农户全部耕地、林地、水域和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的土地所有权，约占农村集体所有权面积的 90%以上”，就不至于闹笑话。至于“三级所有”的精准比例，要等全国农村土地确权完成后公布结果，才有更确切的信息）。见怪不怪，搞不清“三级所有”、分不清“行政村”与“自然村”的大有人在，也无伤大雅。但华生可是在高调批别人哦，自带一个笑话水准的硬伤上场，岂不自曝其短、授人以柄？华生还自我介绍“15 岁就下乡插队当了多年农民，后来也不时做一些农村调查”。如此这般，怎么连“集体土地”主要是个啥也搞不准？容我写出心中之忧：对远比中国集体土地复杂、体验又远为不足的英国、美国、日本、德国、香港等地城市建设、规划、土地开发等诸种复杂事务，那些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满世界跑舌头讲下来的“事实的陈述”，怎能让人读来觉得踏实？不是区区在下抓住不放、小题大作。现在不分青红皂白把自己钟意的“发达国家采取的举措” 一古脑儿引到中国，差不多蔚然成风。道理不通啊：发达国家实施过或正在实施的举措，有的助其发达起来，值得学习和借鉴；有的则是阻碍其发达、或在发达之后使之重走下坡路的劣招。作为城市化的后起国家，对他国先进经验不能不讲择善而从。当年英国政府为“防止外汇流失”，曾禁英国人到海外旅游度假；美国麦卡锡时期，对去苏联的公民滥设障碍；德国在汽车发明后，更有过不准汽车跑得比马车快——“以保障就业公平”——的记录。倘若把所有“发达国家采取过的举措”一律搬来，别的不好说，中国经济立刻趴下当倚马可待。具体到城市化课题，多看看别家在城市化率达到 70％以前的举措，不是更有针对性吗？自己的城市化率不过略过 50％，非要把达到高度城市化国家——城市化率达到 80-90％——很晚才采用的办法搬来，人家毫发无损，自己憋个半死，很过瘾吗？我的第三重疑虑是，即便是在“法治的市场经济”里被证明是正确之举，直接引入当下的中国，会不会发生“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的畸变？以华生特别热衷的“公权力”为例，不论发达国家的城市事务有多少项的确交付给了“公权力”打理，也不论公权力在那里承担着多么重要的、先进的和了不得的职责，但凡要搬到中国来落地，就不能不打量一番此地“公权力”之现状，看能不能承载得起建言者所热切托付之重任。华生并不是久居海外、对国内情况很隔膜的华侨。本节开首引用的文字，表明他对当下中国 “公权力”之现状，有着入木三分的理解。问题是，明知此“公权力”有效约束极少、“绝对自由”很大，在很多情况下常常不过就是“掌权官员的私权力”而已，为什么还是情有独钟，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强化公权力在城市化中的作用？其论据，翻来覆去就是“真正的法治市场经济” ， “公权力”在配置土地和建筑中起决定作用，所以转型中国非照章办理不可，否则“土地制度改革就会走上更大的弯路”。不知读者有何感受，听在我的耳朵里，这个主张不啻是说“人家喂老虎，咱为什么就喂不得？”——问题是笼中虎喂得，笼外虎也是喂得的吗？非要喂，请君先把老虎关进笼子再说！ 75

评论这里有一个实质分歧。对转型中国权力体系公不公、私不私的困境，华生看到了，我也看到了。华生对此主张“沿着法治轨道去规范政府和官员行为，去约束公权力”，我对此没有半点不同意。下一步是实质性的分叉：在法治轨道还不能有效规范政府和官员行为的现实条件下，华生仅根据“真正法治”如何如何，就赋予此地“公权力”也如何如何；对这点我实在没法同意。或许哪位高手有孙悟空的本领，拨根毫毛吹口气，“真正的法治”就要多少有多少。那敢情很好。就怕不过幻觉使然，错把他乡当故乡，看如何收得了场？减少征地、农地入市给定转型中国“公权力”之现状，我认为，被华生严词批判的“指望借助私权利的逐利动机去替代公权力的作用，用……土地开发的自由市场竞争去达到土地资源配置的优化”，倒不失为一个现实选项。道理简单：在公权力远没有得到有效约束——权力老虎尚未被关入法治笼子—— 之前，除非万不得已，以任何名目加重公权力之责，后果只能是继续喂笼外之虎，令其更壮，也更难被关进笼子。这里加上“除非万不得已”，是因为转型社会涉及国防、反恐、治安、防疫及其他公共安全事务，不靠国家权力会天下大乱，惟一面强化权力、一面严查权力人物假公济私、拥权自肥。经济事务有很大不同。谢天谢地，人类经验里有一个“市场经济”，可以在最少依赖“公权力”的前提下，组织供求，改善生活，繁荣经济。对前苏联和改革前中国那样“权力高度集中” 的行政指令计划经济，经验更证明，通过放权、缩权、减权——一概指弱化经济生活中的公权— —市场化改革能激发出社会活力，让原先走入死胡同的经济，重见天日。华生略带贬义所说的“借助私权利的逐利动机去替代公权力的作用”，恰恰是“市场”这类中用不中听的制度安排，得以运转起来的一个基础。这也给中国改革提供机会，在约束公权力方面尚未全面见效时，多少也能推进经改。话说回来，市场运转可以最少依赖公权力，但做不到完全不要公权力。这也是市场化改革最难对付的危险。在逻辑上，市场之基是产权，而产权界定又离不开公权力提供的必要服务。麻烦来了：改制离不开公权力介入，但监督不足的公权力往往又可以在改革中搞歪门邪道。我们在成都看了几年，对当地还权赋能、以确权为前提逐步开放农地农房流转的经验，以为值得肯定。不过我们的研究报告，修订到最后还是加上一点：谨防公权力在确权、流转中胡来，让改革背黑锅。因此，改革进程中的权力监督很重要，特别要避免一哄而上、刮风搞“改革的大跃进”。现在看，当真拉下脸来反腐，才可以为深化改革保驾护航。城市化中的土地问题，同样面对“公权悖论”：恰恰是超强的公权未得到有效约束，才形成 “政府一手征、一手卖”的半拉子改革工程。拖延至今，1988 宪法修正案定下来的准则一直得不到贯彻，“土地财政”畸变为“地方债务”（其实在很多地方变成了“地方负债财政”，是“土地负财政”），本义“人的城市化”畸变为“土地城镇化”，让国家机器陷入与民争利的泥潭，土地腐败查不胜查。在这些现实情况下，治本之策当然是把权力老虎关入法治笼子。在这点没有做到之前，至少在政策和策略取向上，断不可再扩大公权力配置土地的作用。我的理解，“收缩征地规模、扩大农地入市”，正是这样一种策略取向——算不上最优，总比喂笼外虎要对头。华生把“收缩征地、农地入市”批个半死，他自己的主张又是什么呢？读来读去，他无非主张绝不要触动现存“政府征地＋卖地”的制度，仅建言政府从近郊和农村农村征得的土地中拿出一块，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带社会保障含义的住宅，以此实现“人的城市化”和“农民工市民化”。 76

评论就我所知，类似主张早就有人提出。2003 年我们在朗润园研讨城市化土地问题，请到厦门规划局赵燕菁局长参会，他的发言讲了这个意思。对赵燕菁君的一些观点——如“土地财政是中国核心竞争力”——我无从赞同，但他基于城市管理经验提出的“城市政府要学新加坡办‘组屋’ ” ，虽疑虑不少，我也乐见其成。想想全国每年征地好几百万亩，累计土地出让金据说已达 20 万亿，从“征地所得受益”里拿一点点出来，给进城农民工建房，试验一把的余地总有的吧？后来几次到厦门讨教，细听之余就给赵局长提一点看法：赶快找机会试，试了才能验证构想的逻辑。2011 年黄奇帆在重庆提“三、五、三”（即化三年时间，把已经进城农民在老家的三项土地住宅权益，换成城市居民的五项社会保障），更率先在一个直辖市的范围，尝试解决进城农民工住宅问题。对此，我和同事同学从一开始就跟着看，现在还在追踪研究，希望看懂了好说几句话。

赵燕菁，厦门市规划局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1984 年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城市规划专业；2009 年获英国卡迪夫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博士学位。 1984 年 9 月进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先后参加了国家科委“中国城市化道路”、国务院特区办“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调查研究”、国家科委“发展普及型轿车的研究”等大型课题。华生的贡献是什么呢？我没有看到他对惠及农民工的保障房建设做过任何经验研究，也没有看到他对这项实践的利弊得失提出过中肯的分析。他的“贡献”——以我在他最近的批评文字里所看到的——就是把自己心仪、但尚无扎实经验支持的主张，与数亿农民工主要靠租用、购置城郊农房农地的现实，尖锐地对立起来。当华生指控后者为“误区”、“陷阱”、“非法”的时候，他心目中的“正区”无非就是靠政府来建农民工房。你要建就快建呐，等建够了，又做得到屋美价廉，横竖进城农民工总不会放着“正道”不走，非要在法律地位不明、“违法”风险时时临头、脏乱差并举的“村中村”和城乡结合部落脚吧？可是华生对自己的主张好像既没信心、也没耐心，除了连篇累牍批“误区”、防“陷阱”，似乎再也没有正经事可干。凭一套构想——再了不得也不过“构想”而已——就发狠要把天下租、售的农房农地一锅全端，算什么道理？我倒要问一句，那论亿已进城农民、以及未来还有数亿还要进城的农民，究竟在哪里待着，才有希望等到这些伟大的构想变成现实？！也许不屑于拿出——其实是拿不出——实际经验来验证自己的主张，华生就发明了一套“理论”，来“证明”城市化下的土地和建筑根本就不适合用市场体制来配置。请看，“土地作为外 77

评论部性极强的特殊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配置有其特殊的规律。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土地的用途界定和建设使用，并不是如其他资源和商品那样，由产权人自己或他们之间的自由市场谈判决定。而这一点是过去引进市场经济的教课书中并没有说明的。因此，误以为一般资源或商品市场的规律可以套用到土地资源配置上来，将会犯极大的错误。”再看，“土地用途和使用规划是政府治安警察权的一部分，是一种公权力，只存在如何贴近市场和社会的真实需求、正确预测和判断未来需要，从而依照民主程序做好科学规划的问题，不是市场化的范围。” 本来，以上“理论”的每一条都不难辩驳。不过，华生后来发表的文字又让人松了一口气： “尽管如此，我并不同意被周其仁教授简单贴上‘土地配置靠规划，不靠市场’的标签。因为其一，这里说的是土地一级配置，即改变土地用途的基础配置，并非在给定用途下的配置。我们知道，在给定用途特别是既成建筑的二级市场上，土地和建筑的分配，是市场在发挥决定性作用。其二，即使是土地的一级配置，也要反映市场的需求和变化。脱离了市场和社会需求的规划，必然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握有法律强制力的城乡规划，本身要以市场为前提和基础，这一点毫无疑问。”前后对照，显然有两个华生。到底哪一个算对？我以为后一个多少还靠点谱。要是华生也同意，那就请他明言前一个毫无疑问是错了的。不同意吗？那错的就是后一个。从“盲流”到“小产权” 华生倒是痛快地认下一条，“将我对小产权房的批评斥之为‘非法帽子漫天飞’，这一点对我来说倒并不冤枉。因为小产权房的建造和交易确实违反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定。”紧随其后，他搬出一大堆法条，举证“小产权房”如何违法违章。为了辨明这点，有必要回到华生自己给出过的定义：“小产权房现在一般指农民在集体土地上建造的用于出租和出售的住宅”。这么说，华生的判决就是，凡“农民在集体土地上建造的用于出租和出售的住宅”，一律非法！如此鲁莽武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其一，华生引用的各款法条，各有法定的生效时间。如果“农民在集体土地上建造的用于出租和出售的住宅”——包括更早建造在农民自家土地上、后来被宣布土地包括宅基地全部属于集体之后也盖在了集体土地上的住宅——早于这些法条的生效时间，华生还可以振振有词地判这些“先于法律生效的已成行为”，统统违法吗？难道不知道，“法无禁止则可为”也要讲时间性，这是我在《城乡中国》里提点过的，即不可依据十五的法律判初一的行为入罪。华生的回应居然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小产权房，恐怕极少有 1986 年之前建造的”。让我寸步不让追一句：“极少有”还是“有”，即便全中国只有一栋用于出租或出售的农房建于 1986 年之前，那个判决——“所有小产权房皆非法”——还站得住脚吗？其二，华生提到的占用耕地建房、超标建房、违背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建房等项，即便是“后于法律而发生的行为”，当以违法违章论处，但这里的违法违章，是占耕地违法、超标违法，或是违背了用途管制和土地规划之违法，但绝对不是、也不应该是“农民在集体土地上建造的用于出租和出售的住宅”的违法，因而绝不能笼统地被判为“小产权房违法”。很明白，滥占耕地或水源地建造房屋，本身损害他人与公众利益。但这与所建之房究竟是自住，还是出租、出售，抑或有时自住有时转为他住，一点关系也没有。比照一下，在政府掌控的国有土地及其转让过程中，违法违章现象五花八门、旷日持久，多少年来让主管部门查不胜查、办不胜办，为什么不说“大产权皆违法”？华生到底有没有理解，法律所禁究竟为何物？

评论其三，至于“农民建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用于出租、出售”，那倒有合法根据。第一，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人民公社 60 条”，明确“社员有买卖或者租赁房屋的权利”。此后，再没有任何一次同规格或更高规格的中央决定废除或修订此项权利。第二，1988 年的宪法修正案明确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不但终结了先前禁止土地转让的所有规定，而且为以后的法律完善奠定了必须遵从的宪法原则。鉴于农村集体土地转让的具体办法迟迟没有出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也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价同权”。很明白，农房农地入市在我国于法有据，反倒是来势汹汹的“华生判决”——“小产权房皆非法”——于法于理于情，没有一处讲得通。最让我莫名惊诧的，是华生文中写下的他的惊诧：“问题的吊诡之处在于，周教授也好，天则经济研究所等很多力主小产权房合法化的人也好，从来没有明确设计过一个小产权合法化的实施方案”。真够吊了诡的：我等从不认为“小产权”皆非法，要是受人一激，就忙不迭地拿出“一个小产权合法化的实施方案”，那岂不等于赞同了以“小产权非法”为讨论问题的前提了吗？不过，华生既然如此看得起我，简答几句也可以。开门见山，我的第一点建议是在城镇化公共政策讨论的议题中，不要再使用“小产权”这样带歧视性、侮辱性、含义又非常不准确的词汇。谁“小”谁“大”呐？论人口数量，至今我国农村户籍的居民占大头；论“资历”，农地农房入市源远流长，以契为凭的交易传统根深蒂固、于今犹存。土地房屋作为人民最基本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不论所有制谁属，都需要清楚的产权界定，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国有产权被奉为“大”，农民集体产权被贬为“小”，讲到底不过是“半拉子改革”的一个观念派生物，根本没资格登堂入室。至于含义不清，华生之文就提供了实例。一会儿定义“农民建在集体土地上用于出租或出售的住宅”，一会儿又来一个“我们讨论的是今天城郊在集体土地上建造的用于出租出售（其实主要是出售）的商品性住宅”——非城郊的就不算了？“次要用于出租”的也不算了？还有，违法行为的具体所指，究竟是农民在集体土地上建房的违法行为，诸如乱占耕地、超面积、违背规划和管制，还是农房出租、出售本身就违法，或者干脆一锅煮——凡农民房又出租或出售的行为，一律非法？如果“小产权”帽子满天飞，又没有清楚准确、前后一贯的内涵，涉及人口和财产数量又那么多，套一句华生的原话：那岂不是儿戏？实践也证明，讨伐“小产权”经年，收效甚微。否则，何劳有关部门隔三岔五就来一轮“坚决打击”？屡战屡踣，原因不少，其中一条，就是“小产权”的含义不明，黑白之间没有清楚界限，灰色区域一大片，打不过头不会见效，打过头又势必引起反弹，于是没完没了。继续非法帽子满天飞，却迟迟落不了地，不断给滥用权力、选择性执法创造寻租机会，难道就不怕有一天公众起来追责：那些个部门预算、官位、编制外加“三公经费”，到底是干什么吃的？《城乡中国》的思路，是对涉众甚广、旷日持久、法内法外界限不明的行为，一分为三来处理。大体上凡对他人及公众利益基本没有什么损害的，眼开眼闭算了；对明显损害他人及公众利益，又有现成法律清楚规定要加以处罚的，那就用合法强制力加以处罚和制止；至于大量既可能相互收益、或相互损害的行为，则创造条件由利害各方开谈判、寻找利益平衡点。这也是我的第二点建议，写过了，此处不赘述。华生对此不满意，说没有明确“小产权”究竟属于上述三分天下的哪一块？是不明确，因为在我的认识里，所谓“小产权”不过是转型中国一个既宽又杂的现象，包含着与上述三分世界都可能沾边的多种行为。泛指一通于事无补，还是花点功夫做合适的 79

评论区分吧。这也带出我的第三点建议。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妨考虑把土地房屋作为地方的、特别是城市的事务，分权制定符合各自实际情况的政策，选用合适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尤其在转型中，更有必要加大地方和城市应对的自主权。这些年高度行政化集权的土地管制与房价调控，中央部门出力不少，讨好不多，是一个值得总结的教训。要明白，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增值，不论“涨价归公”口号多响亮，实际上真正通行的，到处都是“土地涨价可分成”。此原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已经确定，要有效吸收地方信息、经由地方程序来落实。所以全国性的法律和政策在给出基本准则之后，要充分依靠地方经验、地方法规和地方政策，才有望解决大量复杂的实际问题。在这件事情上，多到六百几十个城市的实践经验里寻寻觅觅，少听一些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可能事半功倍，或值得一试。围绕“小产权”的争议，让我想起当年“盲流”问题的热闹。那也曾经是一个含混、带歧视性、侮辱性的称谓，锋芒所向，直指那些离土离乡进城经商务工的农民——“盲目流动人口”是也。同样非法帽子漫天飞，说到耸人听闻处，甚至拿“流民造反”去吓唬政治家。实际情况，是本来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农民的国度，在工业化、城市化提供新机会的条件下，开启了“人往高处走”的大门。那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机会，也是诸种束缚松绑的社会解放。若问“盲流”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还不是形势比人强，说着说着谁也不好意思再说了，因为大家都明白，原来那就是“人的城市化”！大批农民自由转行的权利得到承认，城市化大潮就势不可挡。回看当年 “盲流”问题之消失，说明城乡打通的劳力市场化、产品市场化皆不可阻挡。既然人可转，农房农地的流转怎么挡得住？放眼远望，还是稼轩之句最好：“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几点结论（一）城市化把大批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也带动其他经济资源加快在城乡间流动与集聚。由此，要求重新界定城乡一切经济资源的财产权利，特别是确立普遍的转让权，形成新的市场秩序。（二）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迈出了土地使用权可转让的重要步伐，以此适应当时改革开放的紧迫要求。但是，这项改革尚未完成。迄今为止，城镇国有土地可以合法入市转让，但是曾经得到宪法原则支持的郊区与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仍广受歧视、得不到有效的法律承认、保护与服务。在同地不同权的基础上，形成“政府一手征地、一手卖地”的畸形体制，其负面效果越来越大，危及我国城市化的健康进行。（三）深化改革无可避免。现实的可行路径，是“逐步收缩征地规模、探索农地农房入市”。为此，一手实施“先行先试”的主动改革，一手从各地农地农房入市的实际经验中提取政策和法律元素。两相结合，正有望勾画出城市化“新土改”路线图。（四）继城镇国有土地入市之后，城镇内外农村集体土地及农房也以多种方式入市转让，不但为大批农民工进城提供着落脚之地，且具有在得到合法承认后进一步改善、升级的巨大潜力。既然破绽百出的“理论”解不开它，喧嚣的歧视奈何不了它，哗众取宠的“方案设计”也替代不了它，我们不妨踏踏实实，多看多想，继续从中吸取营养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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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GUE 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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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辉链接

三辉链接抵抗虚无——“丹尼洛

契斯作品”导读

景凯旋

前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是一位命途多舛的人物，出身犹太家庭的他一生经历了纳粹占领、斯大林式统治以及南斯拉夫解体前的民族冲突。由于英年早逝，且喜欢阅读甚于写作，他不是一位多产作家，其作品包括两部长篇小说、三部短篇小说集及三部散文集。他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可以看作一个系列，分别写了两种不同集权制度下人道的毁灭和原因。其中《达维多维奇之墓》一书更是被视作继奥威尔《一九八四》、库斯勒《正午的黑暗》之后描写集权清洗的一部经典作品。这部涉及第三国际恐怖历史的书出版于 1976 年，立即引起世界文坛的关注，但在契斯家乡，小说的内容却招致斯大林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攻击。这些人避而不谈“大清洗”历史，而是指控契斯剽窃索尔仁尼琴、乔伊斯、曼德尔斯塔姆、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为了替自己申辩，契斯撰写了随笔集《解剖课》，向世人展示自己的人文观念和文学渊源，同时也使读者得以了解他的生平经历。契斯 1935 年出生于塞尔维亚小城苏博蒂察，靠近匈牙利边境。父亲是匈牙利籍犹太人，母亲是黑山塞族人，信奉东正教。他从小生活在苏博蒂察南边的诺维萨德，那是个横跨多瑙河的城市，居住着塞尔维亚、匈牙利和德国人。1939 年，匈牙利颁行反犹法律，父母让他受了东正教洗礼。1941 年诺维萨德被匈牙利吞并后，周围的敌意迫使他父亲不断搬家。童年的契斯始终 92

三辉链接处在恐惧之中，感到自己无处可去。 1942 年，诺维萨德发生了屠杀犹太人事件，受害者尸体被扔进冰冷的多瑙河。契斯全家逃到父亲的匈牙利家乡，但在那里也不安全，经常有士兵和警察闯进家里检查证件，翻箱倒柜。契斯意识到自己仍不属于这儿，乡村天主教堂的钟声让他感到神罚的恐惧，他白天在学校学习天主教的教义问答，晚上在家里接受母亲的东正教教育。1944 年，他父亲及其亲戚被送往奥斯维辛，再也没有回来。 “二战”结束后，他搬到母亲的家乡采蒂涅，进入当地一家音乐学校学小提琴。毕业后，他考入贝尔格莱德大学，并获得首个比较文学文凭。那以后，他一直居住在贝尔格莱德，工作、成家和创作。他的第一部作品发表于 1962 年，最后十年他移居法国，此间只写了一部短篇小说集《死亡百科全书》，却接受了大量采访，写了不少随笔，直率地批评国内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他似乎已经预感到，在他的故土，往日的情景将会重现。童年对契斯的文学成长有着很大影响，他从乡民那里知道了各种匈牙利神话和格言，从母亲那里知道了塞尔维亚的许多抒情诗和史诗，因此很早就意识到所有民族神话的相对性。从这些神话和传说中，他读出的是杀戮和死亡。林中仙子与冬天发黑的窗户、雪地里的枪声融合在一起，成为缠绕他的噩梦。这种梦境延续到他的文学创作中，他把它归于母亲的遗传，母亲给他讲故事时，总是喜欢将事实与传说混淆起来。《栗树街的回忆》描写的是纳粹时期的生活，全书不断转换叙事角度，跳动、省略、断断续续的片断，构成每一个章节。儿童山姆的家庭住在栗树街，有着优美的乡间景致，他每天的生活虽然艰辛，却充满童稚乐趣，放牛、游戏、尿床、初吻、马戏团、捡蘑菇，各种片断式的印象构成了一个孩子的现实世界。接下来，周围发生变化，酒鬼父亲从生活中消失了。从幸存的姑妈那里，山姆得知了这个消息，并从父亲留下的家族档案中窥知了部分事实。在孩子的想象中，父亲一点也不像一个传说中的英雄，也没有给后人留下不朽的遗言，“他们用棍棒和来复枪的枪托殴打他；他呻吟着倒下；女人们为他鼓劲，把他从地上扶起来，然而他—天哪！—哭得像一个婴儿，他那叛变了的肠胃散发出恶臭”。

三辉链接家庭的巨大灾难叙述得如此平淡，甚至有点戏讽的味道。如果说，小说是作家赋予生活一种形态，那么契斯的世界就是一个超现实的噩梦。这种不连贯的叙事体现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方式，简短的片断组成繁复的印象，表现出世界的不可解释性。在创作上，的确可以看出乔伊斯、博尔赫斯、纳博科夫、舒尔茨甚至卡夫卡的影响，但对真实资料的使用却体现了契斯的特色。在此后的《达维多维奇之墓》中，这种虚实结合的特征得到进一步加强，并形成一种独特而混杂的风格。此书由七个故事组成，叙写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几个职业革命者的命运。书中的角色都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爱尔兰人、匈牙利人、德国人，大多具有犹太血统。这些革命者对这个世界充满狂热的恨，在欧洲各地到处发动革命。需要提及的是，他们都是真实的人物，有些在历史上还赫赫有名。契斯的个人经历使他十分钟情于残酷的史实。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之后，他已不再信任作家的虚构，他找到了自己的叙事方式，那就是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重建故事。在他看来，“在经历这个世纪的历史给予我们的一切之后，显而易见，幻想以及浪漫主义已经失去其全部意义。现代历史创造了这样真实的现实：今日的作家别无选择，只能赋予它艺术形态，在必需的时候‘创造’它。就是说，用真实的资料作为原始材料，运用新的形式并通过想象来成就它”。按照契斯自称的“想象的现实主义”，他把自己变成一个历史学家，在档案、回忆录、传记和新闻报道中爬梳材料，试图将散见的事迹连缀起来，呈现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资料里所缺乏的具体情节，以及环境、言行和心理等细节，就用想象来补充。诗人布罗茨基曾评价道：“丹尼洛·契斯明显诗化的散文带着对想象和细节的强调，以及反讽的超然，通过提醒读者注意其本身的智性，将他那恐怖的主题置于最恰当的视角。因此，读者对被描述的现象的道德评价不再仅仅是心神不安的感伤，而是由他深深刺痛人类的最高智力所产生的评判。这不是思想被感觉，而是感觉被思考。”契斯的作品终究不是历史著作，而是在历史的框架结构下，由想象和细节的砖石构成的文学世界。在此书中，那些第三国际的革命者，无论是知识分子、商人儿子，还是平民子弟，他们的一生都充满传奇色彩：暗杀、暴动、参战、逃亡、流放、被捕、审讯。他们掀起的革命、内战、集体化在半个世纪里像风暴扫过俄罗斯和欧洲大地，更像是用鞭子抽打着人民的脸庞（书中的一个比喻）。最终，他们无一例外都遭到自己阵营的清洗，在受尽折磨后步向死亡。书中一个人物在童年时写的诗句得到了应验：母猪吞吃了自己的猪仔。书中最长的故事是有关达维多维奇的经历，他年轻时走过私，当过学徒、码头工人和司炉工，组织过罢工、街头示威、暗杀，然后是苦役和逃亡。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又在俄罗斯与白军作战。西方一篇评论这样描述这位革命家的形象：“他是一个奇特的混合体—没有道德观念，愤世嫉俗，对理念、书籍、音乐还有人类有一种天然的狂热。要我说，他看起来像是教授与强盗的混合体。”革命者的目标就是打碎旧世界，这自然也包括颠覆千百年来的传统道德。无论对情人还是民众，达维多维奇和他的同类都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世界围绕着他们旋转，而他们则冷冷地看着世界。所以，达维多维奇被捕后面临的问题不是革命的正当性，而是“为了那难能可贵、代价高昂的认知，接受这有限的存在之短暂，还是为了这同样的认知，臣服在虚无的怀抱里”。与库斯勒《正午的黑暗》相似，那些审讯员都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关心什么历史目的论之类，他们只是凭着对人类的本能，意识到要让一个老革命家屈服，就要蹂躏他那多愁善感的自我中心。在地下审讯室里，两个陌生青年被带到达维多维奇身边，由于他拒不认罪，年轻人成了替罪羊，当场 94

三辉链接遭到枪杀。最后，他不得不屈服了。在《正午的黑暗》里，被审讯者出于信念和逻辑承认了自己的罪状，他意识到他与审讯员在维护共同的目标。在《达维多维奇之墓》里，被审讯者则遭到残酷的精神折磨，他的认罪是被逼迫的。他并没有被处死，而是在多年的监禁后越狱，最后面对前来搜索的队伍，纵身跃进铁厂的熔炉中。他曾经想要摧毁旧世界，如今却不想再看到这个新世界。这是一个关于毁灭与自我毁灭的主题。契斯的文学谱系包括西方许多作家，但在精神内核上，他更接近俄罗斯作家，甚至令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书中人物都是以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要彻底颠覆这个世界，而对于他们建立的新世界，他们仍旧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同样的审讯主题，库斯勒笔下的人物促使读者去思考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对革命者动机的隐秘同情显示出一丝悲剧色彩，而作为年轻一代的契斯对此动机已经十分疏离，他直达事物的核心，以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超然风格和反英雄形象，让读者感到，所有这些残酷的悲剧是多么的没有意义。思考这一历史的原因似乎不是作家的任务，而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但是，契斯的理性太强，想要在小说中概述和检讨二十世纪欧洲的全部历史。他的最后一部小说集《死亡百科全书》仍旧保留了一贯风格，故意混淆神话、文献与想象的界限。全书由九个看似互不关联的微缩纪事组成，却有共同的主题可寻：无神论者的死亡。

小说第一个故事是关于西门·马古的传说。这个宗教人物见于《新约·使徒行传》，是一个善行邪术的人。他否认耶稣赎罪的意义，主张靠天启的知识得到拯救。故事中他一出场，就宣称耶稣信徒的上帝是个暴君，他许诺了一个不存在的未来，却剥夺了人类明辨善恶的智慧。西门呼吁民众不要信神，而是信从他本人。为了争取民众的信仰，西门甚至显现奇迹，缓缓飞上了天。人们纷纷跪下膜拜，因为很明显，如果这一奇迹是真实的，那么基督教的信条便是值得怀疑的了。早期的基督教作家都认为，西门是异端诺斯底教的开端。从十九世纪迄今，一直都有诺斯底教派的古文献流传。按照这些文献记载，人的堕落不是由于原罪，而是由于无知。这种唯智论否定基督教的意义世界，导致了价值虚无。现代学者约纳斯就曾把诺斯底看作存在主义的古代对 95

三辉链接应者，认为可以借助它洞察现代虚无主义的意义。契斯将这个故事放在开头，似乎也是在暗示诺斯底思想与现代人精神的联系。面对一个没有上帝的物理世界，现代人感到基督教建构的伦理秩序消失了。存在只是一种物质的偶然，没有任何意义。人来到这个世上，失去了不朽的抚慰，只有绝对的孤独和虚无。小说中无论是妓女、贵族革命者，还是哲学家和诗人，对他人都充满怨恨或冷漠。面对死亡的临近，他们发现自己一生孤苦伶仃，对死亡充满恐惧。旁人对他们的悼词将会充满颂扬，但他们自己知道，“只有死亡是确实的”。书中还写到诺斯底文献中出现的其他主题。比如，书中人物思考的“无性即是与道德无关”，这正是诺斯底的道德无涉主义，禁欲可以轻易变成纵欲；书中人物思考的“面对他人的空虚是危险的，即使只是注视着这空虚，这就像是在深井里注视着自己的倒影：因为那也是空虚。空虚的空虚”，这正是诺斯底所主张的现象就是实体的结果，人被掷入一个无神的自然之中，他为自己设计的意义实际上没有任何客观意义。以虚无始，以毁灭终，这就是二十世纪欧洲社会道德崩溃的过程。契斯特地写到一份题名《谋反》的反基督教文献。这份不知所出的文献流传于世纪之交的欧洲，甚至在沙皇和苏维埃内战的白军中流传。根据契斯所引用的研究，它的政治现实主义还影响了希特勒、斯大林和福特公司的老板。这本类似马基雅维里理论的《谋反》成为现代《圣经》，播下猜疑、仇恨和死亡的种子。以下是《谋反》的两段摘录：当我们征服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把“自由”这个词从人类的语汇中抹去，我们要将此视为己任。因为自由是生命精神的化身，它的力量能使人群变成嗜血的野兽，不过，当然了，就像所有的野兽一样，一旦让他们喂饱了血，他们就睡着了，所以很容易管教。政治与道德毫无共同之处。一位有道德地治理国家的统治者并不是政治家，因此无权居于高位……结局自将证明方法的正当性。所以，让我们将何为善良与道德摆在一边，专注在什么是必要的、有用的上面吧。在接受采访时，契斯曾称他在此书中的思想是诺斯底式的，但这也可能是契斯的障眼法，目的是让读者把他视作一个冷漠的后现代主义者。就契斯全部作品的主题而言，他把两个世纪来的政治迫害归于人类的道德沦丧，而在这种毫无意义的残酷背后，则是对世界的一种虚无主义看法。因此，此书中表现的诺斯底思想与其说是在肯定道德冷漠，毋宁说是出于强烈的伦理情感，试图探寻现代虚无主义的根源。正如诗人布罗茨基所指出，契斯的作品“在伦理失败的地方达到了美学的理解”。契斯想要指明的是，两个世纪以来的仇恨、迫害、屠杀无不源于虚无主义的世界观。这股虚无的力量曾一度征服了全世界的人心，看上去似乎不可战胜，能够战胜它的唯有它自身的限制。正如书中的西门最终从云端跌下尘埃，证明了他不过是一个假先知。这似乎是一个隐喻，建立在虚无主义基础上的现代极权由于其道德虚无，终将会自我毁灭。 1989 年 10 月，契斯在法国因病去世。在他的名声遭到毁谤时，有许多人站出来支持了他，这其中就有俄裔诗人布罗茨基和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前者为《达维多维奇之墓》的英文版写了序言，称扬他的作品重新定义了悲剧。后者将契斯的《解剖课》和其他文章编辑成书，在序言 96

三辉链接中感叹：“他的辞世中断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全世界作家中最重要的文学旅程。”

契斯生前曾目睹集权制度正在东欧崩溃，民族主义再度成为主流。他对此曾经写道：“民族主义是最大的偏执狂，个人和集体的偏执狂。民族主义者没有任何问题；他知道—或认为他知道—他自己的基本价值，他自己的人民的价值，他所属的民族的伦理和政治价值。他没有任何其他兴趣。没有其他东西能引起他的兴趣。他人就是地狱（其他民族，其他种族），不值得了解和研究。所有民族主义者在其他民族那里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的形象：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形象。民族主义的兴盛基于相对主义：它没有普世价值，美学的或伦理的价值。” 契斯将这个普世价值沦丧的虚无时代看作一个神话世界，现代人仿佛处在世界的原初，没有统一的伦理秩序，一切都是未知、混乱和盲目的。受到某种种族或历史宿命论的驱使，人类疯狂地互相杀戮。唯一不同的是，古典神话中的毁灭还有着悲剧的慰藉，现代神话中的毁灭只剩下虚无的灰烬。正如克罗地亚哲学家勒达·米舍维奇所称，鼓动南斯拉夫宗教分裂的“主要都是无神论者”。契斯没有亲眼看到南斯拉夫的分崩离析，没有看到集中营和种族灭绝的重现。如果契斯依然健在，他会将此看作该隐杀亚伯的虚无主义演绎，另一场现代诸神的战争。苏珊·桑塔格曾说，契斯的作品“维护了文学的荣誉”，那是因为他用文学回应了这个时代，在展示集权灾难的同时，表现出一个作家对人性的关怀。他用优美的文字描绘出人的一生的诸多细节，让我们在惊惧和思考之余，仍能享受到美学上的愉悦。比如，书中一个人物在查阅《死亡百科全书》时看到了父亲的一生，这是一本记载 1789 年以来全世界所有普通人事迹的秘密文献：“在那些孩子中间，我清楚地看到了他，我的父亲，虽然当时他还不是我的父亲，但是他是将成为我父亲的那个人，曾是我父亲的那个人。然后，乡间忽然间变绿了，树梢的花蕾绽放了，粉红的，白色的，山楂花就在我眼前绽开。太阳缓缓上升，照耀着克拉列维察，镇上教堂的钟敲响了，牛在牛舍里哞哞地叫，朝阳绯红的反光映在农舍的窗户上，融化了屋檐上的冰柱。” 这就是文学，最终还是想象拯救了事实，抵抗了物理世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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