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賴特（Erik Olin Wright，1947—2019）專刊 by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in Chinese

紀念賴特（Erik Olin Wright）專刊

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製作

紀念賴特（Erik Olin Wright，1947—2019）專刊 2019 年 3 月

「反資本主義是可能的，它不止是人們對環球資本主義所採取的道德批判，還是指向建立另一個容許人類欣欣向榮的世界的實際願景。」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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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這份紀念美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賴特（Erik Olin Wright）的線上電子書專刊，是「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來自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的志工，共同合作和努力的成果。當賴特不幸逝世的消息傳出之際，我們文庫的一些志工，便不約而同地各自翻譯有關悼念賴特的文章。既然如此，文庫便構思較為系統地譯介這方面的文章，因而誕生這份紀念專刊。而輯錄在這份紀念專刊內的七篇文章，希望能作為一個切入點，讓中文世界的讀者，除了認識賴特的生平逸事外，較為準確地掌握他的基本學說主張（尤其是他的階級理論和「真實烏托邦」計畫）。我們期盼在此基礎上，有助對他學說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思考和探索他的理論在各自所處地方如何實踐的問題。目錄： 1. 埃里克．歐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1947—2019）——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到「真實烏托邦」計畫 Vivek Chibber 陳宗延譯、宋治德校 2. 階級是埃里克．歐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智識生涯的關鍵主題 Alex Callinicos 宋治德譯 3. 墜入真實烏托邦︰Erik Olin Wright 速寫（修訂版）林宗弘 4.

我們所有人的榜樣——悼埃里克．歐林．賴特 David Calnitsky 呂楊鵬譯、陳宗延校

真實烏托邦的實踐與理論 Michael Burawoy 陳宗延譯、宋治德校

今天如何成為一個反資本主義者 Erik Olin Wright 陳婉容譯

賴特（Erik Olin Wright）（1947—2019）生前專訪：階級為何重要？ Erik Olin Wright 陳婉容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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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歐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1947—2019）——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到「真實烏托邦」計畫 ◎ Vivek Chibber│陳宗延譯、宋治德校

譯按：原載於《雅各賓雜誌》（Jacobin Magazine），本譯文為「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紀念賴特系列之邀稿，引用請註明出處，副標題為譯者所加。 ※作者 Vivek Chibber 為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他最新一本著作《後殖民理論與資本的幽靈》（Postcolonial Theory and the Specter of Capital）現已（譯註：2013 年）從 Verso 出版社面世。

埃里克．歐林．賴特在 1960 年代激進化並持續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恰恰是因為他的道德準則（moral compass）不允許他隨波逐流。他的逝去，使左翼失去了一位最出色的知識份子。

圖說：埃里克．歐林．賴特於 2011 年 5 月，羅莎．盧森堡基金會（Rosa Luxemburg-Stiftung）/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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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歐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於昨日（譯註：2019 年 1 月 23 日）逝世，距診斷出罹患末期血癌僅僅數月。在確診後的初期，他在為他即將於今年稍晚出版的著作《如何當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反資本主義者》（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譯註：中文書名為譯者暫譯）進行最後的潤色工作。倘若他還活著，這本書肯定不會是他的最後一本書。儘管埃里克已年屆 71 歲，大多數同齡學者的心思都轉向退休了，他卻沒有這個意思。他過去經常打趣道：「我打算『教授』直到最後（I plan to be ‘professing’ right till the end.）。」他仍舊極為活躍，大量地工作、指導學生、旅遊和演講。儘管他在超過四十年間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但他的逝去卻令他的工作計畫也戛然而止了。對我們這些認識和愛他的人，失去了一位親愛的朋友。而對在連年退卻後但出現復興跡象的左翼來說，更是失去了一位最出色的知識份子。階級的中心性（The Centrality of Class）埃里克將會以 20 世紀後半葉最重要的階級理論家，和他的時代中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的身份被紀念。諷刺的是，當他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開始就讀博士班時，他的意圖恰恰是要澄清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階級的地位，如此他就能夠轉向他真正的興趣，也就是國家理論。但他很快發現到此事不容草率對待。他認為，要解決其概念地位、理論主張和經驗預測的問題，需要花上稍長的時間——或許幾年。結果是，這項計畫花費了四本書、數十篇文章和一個遍佈數國的研究團隊，而在四分之一世紀的過程中展開。但在埃里克動身前往下一個計畫之時，不僅比任何先於他的馬克思主義者更好地完善了階級概念，他也迫使主流體制在二十世紀首次承認階級概念的有效性。儘管埃里克常被形容為一名「新馬克思主義者」（neo-Marxist）（這是一種暗示著背離古典傳統的表達），但他的階級概念卻是徹底正統的。它是立基於三個核心的命題。首先，儘管主流理論將階級視為與收入相關連，埃里克卻恢復了馬克思的觀點：階級是一種以剝削為前提的社會關係。當一個群體藉由控制另一個群體的勞動而取得生計時，剝削便發生了。因此，並非一個人的收入決定其階級——而是他們如何掙得收入決定的。其次，由於階級奠基於強制榨取勞動（the forcible 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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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abor），因此它必然是對立性的（antagonistic）。它需要支配階級損害從屬群體的福祉，繼而傾向於產生從屬群體的抵抗。第三，這種對立性將在特定條件下，在階級之間採取具組織性衝突的形式，亦即階級鬥爭。但這種構述為所有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創造了核心的難題：我們該如何解釋中產階級？如果說資本主義是一種存在著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經濟體系，那看起來兩者皆非的、介於其中的人們又如何？一個經典的例子是店主（shopkeepers）或領薪水的專業人員（salaried professionals）。他們是剝削者抑或被剝削者？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是以兩種方式之一回應。其一，他們主張資本主義本身會藉由消滅中產階級而解決中產階級的問題。馬克思本身的某些構想暗示了這點：隨著時間，這個階級的人或者沉落為工人階級，或者攀升到資本家的行列中1。這種回應在概念上受到的挑戰，來自時間推移的憑證。第二種解方則是主張：儘管很多人看起來處於「中間」，這是一種靠仔細檢驗就會消失的幻像。這種論點主張，倘若我們更細心看，多數「中產階級」的人們其實不過是勞工——只有很少數是資本家。因此，第一種立場說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只會有兩個階級，而另一種立場則宣稱此刻就只有兩個階級。不管是哪種方式，終究是只有兩個階級。埃里克否定了這兩種立場。首先，很清楚的是，中產階級並不是必定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消失的剩餘範疇。資本主義積極地創造我們認定屬於此階層的職業——永遠都有店主、中階經理、領薪水的專業人員等等。其次，儘管確實許多「專業人員」不過是高技術的工人，但也有許多不止於此。他們擁有凌駕（over）其他工人的實際權威，他們的收入只有部分是來自工資，而且他們對自身的勞動有實際控制權。他們的權力和選項（choice sets）與雇傭勞動者比較，看起來有質的差異。因此中產階級是真實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將它整合進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中？埃里克的解方看似簡單，卻是深刻的。他將中產階級定義為兼具兩種階級——資本家和工人——元素的群體。店主和資本家共享某些性質，因為他們都擁有生產工具；但也和工人共享某些性質，因為他們都必須是商店工作的積極參與者。中 1

譯註：例如，「當廠主對工人的剝削告一段落，工人領到了用現錢支付的工資的時候，馬上就有資產階級中的另一部分人——房東、小店主、當鋪老闆等等向他們撲來。以前的中間等級的下層，即小工業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業者和農民——所有這些階級都降落到無產階級的隊伍裡來了，有的是因為他們的小資本不足以經營大工業，經不起較大資本家的競爭；有的是因為他們的手藝已經被新的生產方法弄得不值錢了。無產階級的隊伍就是這樣從居民的所有階級中得到補充的。」（《共產黨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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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經理具有某些資本家的權力，因為他們能夠對工人行使權力；但他們也和工人一樣，對投資的決定沒有實際控制權。因此，埃里克著名的結論是：中產階級佔據了階級結構中的矛盾位置（contradictory positions within the class structure）。這在政治上意味著，這個階級客觀上被拉向了勞動和資本的兩個不同方向。它的成員事實上前往哪個方向，無法預測。這取決於特定時間點上的政治和情勢如何匯合。現實地做夢埃里克理解，即使馬克思主義者將階級視為一個科學的概念，它仍具有規範性的基礎。要說資本主義立基於剝削，即是對這個體系提出一種道德控訴。這要求我們為了邁向這樣一個社會而努力，這個社會並不立基於一個群體是系統性地從屬於另一個群體，而在那裡個體發展的範圍不會被匱乏和無保障所扼殺。但是當二十世紀即將終結時，許多進步人士對這樣一種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在左翼的太平歲月（halcyon years）裡，有兩種希望的來源。對許多人來說，希望來自蘇聯的存在，這看起來是資本主義能夠被超越的堅實證據。第二個樂觀主義的來源在馬克思主義自身內部的歷史理論之中，看起來它許諾了資本主義遲早會讓位給一種嶄新的經濟體系，正如資本主義之前的體系屈從於更先進的社會組織形式一樣。這兩種信念到了世紀末（fin de siècle）都被撕扯破碎。蘇維埃模式不僅崩潰，它的死亡更似乎是貶損了後資本主義社會這樣的理念。而許多——或許是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開始將正統歷史唯物論視為存在嚴重缺陷的理論。埃里克自身是與上述這種理論交戰甚久才達成此一結論（正如與他的親密友人柯亨（Gerald Cohen）所發展的一致）：不存在通向社會主義未來的歷史目的（historical telos）。不僅大部份的左翼派別對於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沒有把握，甚至連社會主義會體現於哪一類制度設計也並不清楚。埃里克認識到這會對政治實踐造成何等不利的影響，便著手於他職涯中下一個偉大的計畫，真實烏托邦（Real Utopias）系列。基本的想法很簡單。馬克思主義者在歷史上一直跟隨著馬克思本人而不屑於對未來社會詳細藍圖作出勾勒，認為這種藍圖經常墮落為烏托邦幻想。但正如埃里克指出的，這種對於社會模式的樣板式否定，如今已成為一種累贅。倘若你要求人們為了更美好的未來犧牲冒險，他們需要對於他們為了甚麼奮鬥而有些概念，而不止是一套原理原則。他們需要知道替代方案可能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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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手於真實烏托邦計畫，是為了產生體現社會主義原理之制度的具體提案（concrete proposals）。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它是烏托邦的，因為這些理念意圖雄心勃勃，敢於思考與資本主義截然不同的社會安排。但它們紮根於現實，是奠基於資本主義內部的實際經驗。這項計畫背後的基本論述，呈現於他的著作《真實烏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之中。然而，這項計畫就如同在它之前的階級結構計畫一般，是協作性且國際性的。在超過十五年間，它產生了半打經過編輯的書冊，每一本都圍繞一個具體提案——立法改革、性別平等、職場民主等等——且包含了許多著名學者的參與。道德的毅力持續了半個世紀，埃里克浸淫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也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他在 1960 年代後期接觸到它，當時他的許多大學同儕變得激進化。但即使當他的世代轉向離開社會主義政治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他仍然留了下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和通常的假設不同，他是在社會支持甚少的狀況下這麼做的。埃里克從未參與在政治組織之中。他並未受到《社會主義年鑒》（Socialist Register）或《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之類的左翼知識份子氛圍的支持。他在地方政治中也並不特別活躍。即便是他的社交圈，也是相當典型的美國菁英學者。他的社會和知識脈絡中，沒有任何部分驅策他數十年來獻身於馬克思主義。埃里克的毅力來自內部——來自單純的道德和知識上的正直。他是那種少見的人之一，一旦承認了某項命題的真實性，就再不能夠拋棄它。他持續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他的道德準則不允許他隨波逐流。真的就是那麼簡單。而恰恰是因為那麼簡單，而如此令人驚奇。埃里克的耐心全然憑藉於他的個性，即使在各種社會和政治支持不足下難以激勵許多和他同一世代者的持續獻身。同樣的正直，呈現在他和學生的關係之中。讚揚逝去的學者在教學上的奉獻，是某種陳腔濫調。但在埃里克的案例中，這種描述不僅是真實的，還是叫人難以相信的。在他的職涯中，他指導了數十篇主題多樣且讓人眼花撩亂的學位論文，是由各大洲的學生撰寫而成。他不僅迅速回覆任何交給他的文件，回覆篇幅往往比文件本身還長。他進入論證核心的能力是驚人的。他往往能把一段論證重新闡述得比原來的更好。確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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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對話者（interlocutors）最大的幫助之一，是將他們的論證提昇到更高的層次，讓它們配得上批評。埃里克活過了一段極為豐富的生活，留下了使人讚嘆的遺產。但它結束得為時尚早了。他甚至還沒開始慢下來，更別說是停下來了。他是我遇過最快樂的人之一。倘若有人問他過得如何，我常聽到他如此回覆：「嗯，我以為生活能夠過得更好，但我不能想像該如何才能過得更好。」當癌症侵襲他，他奮力在樂觀的感受與現實前景之間取得平衡——其正是在他的道德承諾中所具有的。他對於步步進逼的死亡感到深沉哀傷，但卻向家人和所愛的人們擔保他並不害怕。在他最後的部落格貼文其中一篇裡，他拒絕耽溺於來生之類的浪漫幻想中。他寫道：「我不過是一夥星塵，隨機地殞落在浩瀚無垠的銀河角落中。」但這並不完全正確。確實，我們之中大多數人不過是那樣。但有少數、極少數的人，比這還多了一點點。埃里克，安息吧。延伸閱讀：埃里克．歐林．賴特在《雅各賓雜誌》的四篇文章。    

〈該如何看待（及贏得）社會主義〉（How to Think About (And Win) Socialism）〈但至少資本主義是自由和民主的，對嗎？〉（But at Least Capitalism Is Free and Democratic, Right?）〈為何階級重要〉（Why Class Matters）（編按：本專刊第七篇）〈今日如何成為一個反資本主義者〉（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Today）（編按：本專號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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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是埃里克．歐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智識生涯的關鍵主題 Alex Callinicos

宋治德譯

譯按：原載於《社會主義工人報》（Socialist Worker）網頁 2019 年 1 月 29 日之文章。本文亦為「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紀念賴特系列之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埃里克．歐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上週因白血病逝世，享年 71 歲。他在生命最後的數月裡，在自己部落格留下的文字，思路清晰，心境坦然，平靜沉思後寫下了「我終會如星塵般消散，返回到更一般的物質狀態」。儘管我們在 1960 年代末，都是同一所牛津大學的學生，但我是到後來才知道埃里克的。我特別記得，2009 年 6 月，他和我都參與了由凱特．阿歷山大（Kate Alexander）組織的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大學（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舉行的一個有關階級的研討會。階級確實是埃里克智識生涯的主題，他主要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Madison-Wisconsin）教授社會學。他試圖要做的，就是將馬克思的階級理論與主流的社會科學的實證和定量方法結合起來。一般情況下，馬克思會在這樣的嘗試中消失了，但這卻不適用於埃里克的例子。他從未忽視馬克思的核心主張，即階級是一種社會關係，其建立在社會中的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剝削之上的。尤其是在這三本出色的著作：他的博士論文《階級結構與收入分配》（1979）（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譯按：應為《階級結構與收入決定》（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階級》（1985）（Classes）（譯按：中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出版了中譯本）以及《階級的重要》（1997）（Class Counts）。他的著作的特色，以宏大且精確的概念與嚴謹的實證結合了起來。或者，他最著名有關階級的創新理論，就是「矛盾的階級位置」（contradictory class locations）。埃里克認為，在現代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勞動力同時享有某部分資本家和某部分工人的財產。這是真實的，例如經理和主管級別的人員，他們屬於受薪雇員，但他們代表資本以確保對大量工人的剝削而行事。對於埃里克來說，這表明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比馬克思所預測的更為複雜，因此，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將更為困難。無論這個理論的政治後果如何，在我看來，矛盾的階級位置的概念是卓有成效的。遺憾的是，在 1970 年代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們之間對於是否放棄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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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勞動價值理論（labour theory of value）所掀起的一場爭論，其對埃里克產生了負面的影響。這裡有兩個方面。首先，馬克思自己對資本主義剝削的分析，是建基在勞動價值理論之上的。他認為，所有新的價值都是由勞動創造的，但資本家將其中一部分——剩餘價值——作為利潤私占了。放棄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如果你放棄這個勞動價值理論，那你對剝削必須提出不同的解釋。埃里克從經濟學家羅默（John Roemer）那裡得到啟發。例如，羅默說技術工人剝削較低技術的工人。更一般而言，這種方法傾向於將階級化約為收入差異，而不是在生產關係中的位置，這正是埃里克從一開始要拒絕的那種主流的階級論述。值得贊揚的是，他通過其智識生涯而抵制了羅默的剝削理論的這一意涵（譯按：作者是指羅默放棄勞動價值理論而代之以工人收入差異的剝削理論，但含蓄指出賴特是同意放棄勞動價值理論的）。第二方面，勞動價值理論亦是馬克思此一論點的基礎：資本主義本身容易受到利潤率下降趨勢的經常性經濟危機的影響。相反，埃里克對此認為（這情況就如他和布里格斯（Harry Brighouse）與我，針對我的《論平等》（譯按：台灣唐山出版社 2018 年出版了中文重譯本）（Equality）一書的辯論），「資本主義是一種具有相當大靈活性和能力的社會體系，能夠應付過去」。我們在這方面的分歧，在約翰內斯堡研討會上再次出現，該會議舉行（譯按：上文已提及是 2009 年 6 月）正好是由 2007—08 年全球經濟崩盤後所引發的全球性經濟衰退的高峰期間。我認為埃里克低估了它的意義。他相信，改良資本主義的空間比起革命社會主義者所說的（如我認為的），要大得多。埃里克的後期歲月，主要的智識焦點集中在探索可能的改良和實現這些改良的策略。《真實烏托邦》（2009）（Envisioning Real Utopias）（譯按：台灣群學出版社 2015 年出版了中譯本）一書便是致力於此。他在《雅各賓》（Jacobin）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名為〈今日如何成為一個反資本主義者〉（2015）（How to Be an Anticaptialist Today ），概括了其複雜的論點，他呼籲社會主義者「拋棄摧毀資本主義的幻想」，並且集中於「馴服和削弱（eroding）（譯按：有直譯為「侵蝕」）資本主義」。埃里克的這類文章，與他的其他所有作品一樣，都是非常謹慎和精巧地進行論證。他顯然是一位勤懇的模範老師，深受學生們的愛戴。我對他的家人、朋友和學生，致以慰問。所有社會主義者，都應該為失去了一位非常有創造力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而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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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入真實烏托邦︰Erik Olin Wright 速寫（修訂版）

編按：「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感謝林宗弘先生特地供稿。此文原為《真實烏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中譯本的推薦序之一，林先生在原文基礎上略作改寫，作為紀念賴特系列之三的文章。林宗弘 Erik Olin Wright 教授是美國最著名的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之一，曾經獲選為美國社會學會 2012 年度的理事長。美國社會學會理事長為所有會員（包括參與學會的教師或學生）上網投票普選出來的，筆者也每年參與投票。通常，學術成就備受肯定的公共知識份子，才能獲得多數會員的青睞。Wright 是近年來美國社會學界最活躍的公共知識份子之一，獲選實至名歸。不幸的是，他 2018 年傳出罹患血癌，並在 2019 年 1 月 23 日過世，引起全球社會學界追悼。本文原刊載於群學出版社《真實烏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中譯本的推薦序，略作改寫，以茲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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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入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 Wright 博士畢業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長期任職於全美頂尖的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系，他曾經是美國 1960 年代學生運動的活躍份子，早年知名的研究集中在社會階層化領域——更準確地說是階級分析，他是結合博弈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除在美國主要社會學期刊發表許多有關美國階級結構轉型的知名論文（例如 Wright and Perrone 1977; Wright and Singelmann 1982; Wright and Martin 1987; Wright and Cho 1992），其主要著作《階級》（Classes, 1985）與《階級很重要》（Class Counts, 1997）兩書，重構了階級剝削的理論分析，以及新中產階級的實證研究，在社會階層化領域獨樹一幟。他曾經在 1990 年代主持三大跨國社會學研究計畫之一的階級比較計畫，將台灣納入分析比較的個案之一，與中研院歐美所許嘉猷（1994）、社會所蕭新煌（1994）、吳乃德（1994）等知名學者合作進行社會調查，並出版相關著作。 Wright 對於社會階層化理論的貢獻，首先是確保「剝削」概念在社會階層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Wright 2005）。相對於拒絕探討剝削與其在階級不平等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的新韋伯派社會學者（例如 Erikson and Goldthrope 1992），Wright 努力不懈地強調剝削的重要性（例如 Wright 2000a; 2002），並且影響了 Tilly （1998）的分類不平等理論、後來的新涂爾幹派階級理論（例如 Sørensen 1996; 2000; Grusky and Sørensen 1998; Grusky and Galescu 2005）、甚至是所謂的「創意階級」理論（Florida 2002），後續這些階級理論都承認財產權所造成的剝削，是導致人類社會不平等的其中一種重要機制。 Wright 的另外一大成就是對新中產階級的分析。馬克思主義者經常忽視或貶抑中產階級的存在，或是將其當成是一部分勞工階級錯誤意識之產物、或是沒落中的傳統技工行會與小業主的殘餘。Wright（1985）則認為中產階級是真正的階級（也可以是複數），其獨特之處在於該階級處於多重生產關係中之「矛盾的階級位置」：藉由資本之外的組織資產與技術資產所有權，中產階級既是被支配者也是支配者、既被剝削也剝削他人，並且獲得中等收入，因此其意識形態介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也不奇怪，Wright（1997; 2000b）由此衍生出相關的階級形成（class formation）與階級妥協（class compromise）理論。在 1994 年編輯的《審問不平等》（Interrogating Inequality）一書中，Wright 以「墜入馬克思主義、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為題寫了一篇前言，在英文脈絡裡，「墜入」（fall-in）一詞通常用於感情或婚姻，Wright 用這個詞形容他參與學運到走入學界、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心路歷程，他與新馬克思主義質化研究的重要學者 Michael Burawoy 相知相惜的友誼，更是學界少見的一段佳話（Burawoy 2005[1979]；林宗弘 2005）。當時在威斯康辛大學求學的蔡淑鈴教授回憶，W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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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力行實踐平等家務分工，有次帶學生到家裡上課，上到一半還得幫女兒換尿布。令人意外的是，Wright 奠定階級研究的學術地位之後，竟然選擇墜入另一個學術領域。墜入真實烏托邦從 1990 年代中期開始，共產主義世界的瓦解與轉型，對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與左派運動造成巨大衝擊，加上以美國為單極霸權的資本主義走向另一回合的全球化，保守主義學者宣稱歷史即將終結。在這種局勢下，關懷社會的左派公共知識份子，亟需建立另一套對社會正義的觀點與實踐路線。Wright 此時逐漸淡出階級研究的學術戰場，轉向另一個研究計畫——他稱之為「真實烏托邦」（例如 Wright and Fung 2003），本書是其成果最完整的集結。如本書所深入探討的，真實烏托邦所指的是符合民主平等主義理念的經濟活動，主要是在國家與市場之外，由公民社會參與的各種經濟組織創新。根據本書的觀點，現代經濟生活的制度安排由各種權力基礎組合而成，Wright 將經濟體背後的各種權力基礎區分為國家主導、資本（市場）主導，與公民社會參與甚至主導的多種概念類型。根據本書的觀點，單靠國家主導與資本主導的經濟活動，亦即國家計畫經濟與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既不民主也不平等，因此無法促成人類社群的美滿生活。而 Wright 所謂的真實烏托邦，是由公民社會主導的經濟組織類型，廣泛地包含所謂的社會經濟（合作社運動、社區經濟、產業民主）、社會統合主義政策或草根民主的參與式預算，以及其他北歐已經存在的社會民主福利國家等。Wright 關於各種非資本主義生產組織或混合經濟發展模式的討論，對台灣目前仍處於發展階段的社會創新活動，例如小農合作社、社區經濟、社區托育與照護等，有相當重要的啟發。由於 Wright 的研究著重於真實烏托邦存在與發展的條件，對於國家結合資本但公民社會缺席這個經濟類型，並未多加討論。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形成了一個國家與資本共謀、缺乏民主制衡且遠離平等主義的發展模式。儘管有人稱之為「中國模式」，然而在歷史上的法西斯政權與東亞各國所謂的「發展國家」中—— 例如人民行動黨統治下的新加坡、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的台灣、軍事獨裁下的南韓等，這種國家與資本合謀的模式由來已久。隨著經濟發展帶動中國國力增長，這種高度剝削性的威權資本主義有向外擴張的趨勢。另一方面，2007 年底由華爾街爆發的全球經濟衰退，展現了資本主義最惡劣的金融騙局，2010 年起，從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占領威斯康辛州議會到占領華爾街，各種反抗威權主義與資本全球化的占領運動風起雲湧。上述政治經濟危機也改變了美國與中國之間東亞的權力平衡，牽動著台灣的政治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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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入太陽花學運翻譯本書的最初想法，來自 2011 年的「真實烏托邦」讀書會。這個讀書會是由苗栗客家青年、長年關注台灣社運的劉介修醫師發起，協同二十餘位社運界朋友組織起來的。當時台灣社會正面臨 ECFA 通過之後兩岸開放交流、財團勢力增強與各種社運抗爭蜂起的情勢，本書引發了不少有趣的討論。在讀書會接近尾聲時，有人提議要集體翻譯本書，並且委託筆者在美國社會學會年會上邀請作者訪台。我雖然自詡為 Wright 階級分析在華人學術界最忠實的追隨者之一（參見林宗弘 2009, 2012, 2013；林宗弘、吳曉剛 2010），與他亦有數面之緣，然而當時認為一個來自台灣、籍籍無名的後生小輩，貿然對學會理事長提出邀請，成功機率頗低，不過反正自己臉皮夠厚，便姑且一試。當我前往 2012 年於丹佛舉行的美國社會學會年會時，我們既沒有把書翻譯出來、也沒有具體的機構名義或資金可以提出邀請。年會最後有卸任理事長演說， Wright 為了推廣基本生活收入的想法講了很久，創紀錄拖延一個多小時，演說結束後，趁著 Wright 來到國際學者的歡迎會上致詞，我與何明修教授一同向他提出邀請，希望他可以來台訪問、並且為中文譯本寫篇新序言，沒想到 Wright 十分乾脆地一口答應，而我們也非得硬著頭皮找錢接待他、並把書翻譯出來不可。幸好，群學出版社的劉鈐佑總編及時伸出援手，當時仍就讀於美國西北大學、後來前往德國做博士後研究、曾譯有《泰利的街角》和《自由之夏》等經典著作的台大黃克先教授允諾翻譯，在奮發求職之餘將本書譯出，而在本人初步校訂後，擔任特約編輯的李宗義博士孜孜不倦多次校閱，終於造福中文世界關注社會改革的讀者。此外，中研院社會所蕭新煌所長爽快答應協助邀請 Wright 來台，李宗榮博士共同申請科技部獎助，台灣社會學會王宏仁理事長與中山大學楊靜利系主任、蔡宏政教授、Wright 的指導學生東海大學黃崇憲教授、艾琳達博士、農陣蔡培慧教授、鍾怡婷博士與台灣勞工陣線都提供不少協助，Wright 從美國到亞洲的機票則由時任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領導的黃善國教授申請提供，讓我們搭了順道參訪的便車，在此對他們致上衷心感謝。 2014 年初本書譯稿已經進入校閱階段，我們依約請 Wright 在 3 月 26 日訪台一週。然而在 17 日午夜，學生與社運人士（包括協助安排其訪台行程的勞陣工作者、《崩世代》的共同作者張烽益、洪敬舒與孫友聯等）占領了立法院議場，開啟了為期 24 天的太陽花學運。協助接待的台灣社會學會多位學者（包括我）皆參與部分活動，中山社會系也停了課，我們遂把其中一場占領威斯康辛州議會經驗的演講，改到學運決策小組的密會場所之一——勞陣辦公室舉行，並且陪同 Wright 進入議場與學生對話。他意外地接受了台灣近年來最大規模社會運動的洗禮，本書的台灣版序言詳細記錄了這段驚奇之旅。此外，Wright 也要求參訪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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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實烏托邦，例如以賴青松先生為代表的小農合作社群，參訪過程中，Wright 的感動之情溢於言表。在 2014 年 7 月於日本橫濱舉辦的國際社會學會世界大會中，Wright 受 Burawoy 之邀談真實烏托邦，卻花了相當多時間講他對太陽花運動的觀察，令在場的台灣社會學者感動莫名。當時 Burawoy 私下笑稱他是「太陽花男孩」（Sunflower boy），或許 Wright 是旁觀者清，比我們更能體會太陽花運動的重要性。隨後，我們在舊金山的美國社會學會相見，他仍然關注台灣學運與政治的後續發展，我與何明修教授則提到太陽花運動對香港民主運動的激勵，以及可能的兩岸政治效應。當時，我們對社運局勢已經相當樂觀，沒想到一個月後便爆發了雨傘革命，台灣九合一大選國民黨的重挫，更超乎我們所有人的預期。或許我們還未能充分了解 2007 年以來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與占領運動的風潮，對於全球政治民主化與左派運動的歷史意義，然而，革命即便成功，公民社會還是要面臨接下去「怎麼辦」的考驗。在太陽花學運之後，本書所談論的許多「社會創新」實際案例與政策建議，包括維基百科、基本生活所得制度、各式各樣的合作經濟、由公民團體運作的托嬰、托兒互助經濟組織，以及勞工參與經營的公司體制等等，可以為台灣本土產業創新提供許多靈感。即便是對於質疑平等主義理念、或支持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讀者而言，本書也是個有趣的思想挑戰。總之，本書企圖擺脫二十世紀國家主義計畫經濟的陰影，提供了新世紀左派更加貼近社會現實的民主平等主義經濟發展策略，閱讀本書絕對是趟智識上的精彩旅程。參考資料吳乃德 (1994) 階級認知與階級認同：比較瑞典、美國、臺灣，和兩個階級架構。見許嘉猷編，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研究論文集，頁 109-1149。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林宗弘 (2005) 譯序：邁可．布若威與生產的政治。見 Michael Burawoy 著，林宗弘等譯，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頁 5-67。台北：群學。 —— (2009) 台灣的後工業化：階級結構的轉型與社會不平等，1992-2007。台灣社會學刊 43: 93-158。 —— (2012) 從毛澤東主義到社會民主？測量中國城鎮居民的階級意識。東亞研究 43(1): 40-86。 —— (2013) 失落的年代：台灣民眾階級認同與意識形態的變遷。人文與社會研究集刊 25(4): 689-734。 ——、吳曉剛(2010) 中國的制度變遷、階級結構轉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社會 30(6): 1-40。許嘉猷(1994) 階級結構的分類、定位與估計：台灣與美國實證研究之比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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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嘉猷編，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研究論文集，頁 21-72。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蕭新煌(1994) 新中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台灣、美國與瑞典的初步比較。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研究論文集，頁 73-108。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Burawoy, Michael (2005[1979]) 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林宗弘、張烽益、鄭力軒、沈倖如、王鼎傑、周文仁、魏希聖譯。台北：群學。 Erikson, Robert and John H. Goldthorpe (1992)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England]: Clarendon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lorida, Richard (2002) The Rise of Creative Class. New York: Basic Books. Grusky, David, B. and G. Galescu (2005) Foundations of a Neo-Durkheimian Class Analysis. In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edited by Erik Olin Wright.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Jesper B. Sørensen (1998) Can Class Analysis Be Salvaged?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5): 1187-1234. Sørensen, Aage B. (1996) The Structural Basis of Social Inequalit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5): 1333-1365. —— (2000) Toward a Sounder Basis for Class Analysi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6): 1523-1558. Tilly, Charles (1998) Durable Inequali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right, Erik Olin (1985) Classes. London: Verso. —— (1994) Interrogating Inequality. London: Verso. —— (1997) Class Counts. London: Verso. —— (2000a) Working-Class Power, Capitalist-Class Interests, and Class Compromis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4): 957-1002. —— (2000b) Class, Exploitation, and Economic Rents: Reflections on Sørensen's “Sounder Basi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6): 1559-1571. —— (2002) The Shadow of Exploitation in Weber’s Class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6): 832-853. —— (eds.) (2005)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Archon Fung (2003) Deepening Democracy: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in 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London: Verso. —— and Bill Martin (1987)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1960-1980.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1):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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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Donmoon Cho (1992) The Relative Permeability of Class Boundaries to Cross-Class Friendship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Sweden, and Norwa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1): 85-102. —— and Luca Perrone (1977) Marxist Class Categori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 (1): 32-55. —— and Joachim Singelmann (1982) Proletarianization in the Changing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Supplement: Marxist Inquiries: Studies of Labor, Class, and States 88: S176-S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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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有人的榜樣——悼埃里克．歐林．賴特 David Calnitsky

呂楊鵬譯、陳宗延校

譯按：原載於《雅各賓雜誌》（Jacobin Magazine），本譯文為「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紀念賴特系列邀稿之四。引用請註明出處，副標題為譯者所加。 ※作者 David Calnitsky 是西安大略大學（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埃里克·歐林·賴特是一位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他以一種認真的態度去理解並改變這個世界──同時具慷慨、求知欲強又和善的特質而踐行之。

※圖說：埃里克‧歐林‧賴特肖像。Aliona Lyasheva /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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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見我的博士導師埃里克·賴特時，我還是一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彼時我剛剛進入研究生院，滿腦子都是辯證法。如今，即將畢業的我依然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但已經是更寬泛意義上的那種（希望更偏分析的馬克思主義一點）。這很大程度上是受埃里克的影響。此前，我長期只能依仗那套彎彎繞繞的辯證法，但終在邏輯力量面前毫無抵抗之力。埃里克喜歡引用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第十一條（「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但他對此的解讀與別人有所不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是這樣沒錯，埃里克亦深信必須先理解這個世界才能讓它變得更好。但他更強調的是這句著名格言的內在張力：改變世界的渴望會感染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相較於其他人，對於擁有這種規範性追求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同道人士而言，一廂情願的思考方式尤其具有吸引力。實際上，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張力。它總是同時扮演著科學和意識形態兩種角色。前一條路線，致力於對這個世界進行科學的分析；它的抽象範疇用於捕捉具體的社會現實，彷彿這些抽象範疇真實存在一般。它的目標是去偽存真，拆穿社會結構的面紗，揭露看似自然的現象的歷史基礎。而後一條路線，即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實踐，起到激勵和動員的作用。激昂的演說與憤怒的譴責往往能激發政治行動，正如一種歷史目的感能夠強化抗爭參與者的決心。想要如實地描繪這種二重性，就必須承認我們所面臨的兩難困境：改變世界的願望與理解世界的動力之衝突。但埃里克認為這並不代表我們就束手無策，只能在道德追求和科學抱負中擇其一。這僅僅是說必須坦誠面對我們的困境，而不是祈願它不存在。這裡必須取得的平衡，是承認動機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的吸引力，而避免讓它麻痺了你。埃里克持守著這一點。當他的論點和論據被證明錯誤時，埃里克就會調整自己的立場。作為一名定量研究者，回歸分析的結果有時不免會不支持自己的假說。當然，任何熟悉資料分析的人都知道，不管分析的結果多垃圾，只要你真的想要便總能找到法子蒙混過關。但對埃里克而言，馬克思主義的吸引力恰恰在於：你有可能是錯誤的。不同於社會科學與左翼的很多思想，馬克思主義的假設都是清晰明確，而可以被證偽的。的確，世界是複雜的，但如果我們的理論跟這個世界一樣複雜，我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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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不住它的。埃里克經常要面對的愚蠢批評是這種老調：「對，但事實不是遠比你說的複雜嗎？」不，理論的價值就在於簡潔，理論的目的是提煉出社會過程背後的因果機制。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一套簡明的解釋工具，正是其吸引埃里克的理由之一。即便馬克思主義有時是錯的，它仍然能解釋很多東西。埃里克的自我認同是一個「分析馬克思主義者」。這個標籤前半部分的意思是，當你試圖解釋世界的時候，必須要避免常見於許多社會理論中的那種故弄玄虛、模糊不清、不受約束的理論分析。你所使用的概念必須以清晰精確的用詞來定義，它們應當有明確的適用範圍以防陷入難以證偽或朦朧含混的境地。對社會過程的解釋性主張，應當細緻且具因果性，以便我們能想像出何種情況下這種理論會被證明錯誤。我們不應縱容自己靠著辯證法的彎繞來迴避嚴肅的質疑。但埃里克不僅僅是分析的，他也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並不意味著他會發愁馬克思某句話的真義究竟是這樣或那樣，而是說他的研究聚焦於社會階級如何形塑社會。簡單來說，他集中關注三件事：一、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源是如何分配的；二、這種分配如何影響政治權力；三、這種分配如何影響社會變革與社會穩定。埃里克希望他的研究成果經得起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和馬克思主義兩者「雙重約束」的檢驗。前者要求他遵循嚴格的研究規範，後者則要求他的研究與現實政治相關連，且符合正義社會的道德願景。埃里克最堪為典範的，是對待論辯和反對意見的態度。一個人如果對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觀點抱持批評，卻又長期堅持在這一傳統內進行研究，自然會經常招致攻擊，有些攻擊甚至相當刻薄。但埃里克永遠把質疑的真正益處奉獻給他的反對者。他會試圖理解反對意見的核心，並一邊投以最同理的目光。在情感上，這意味著你儘可不同意他，即使強烈反對也不因此樹敵。他不會因此發怒，也不會因此傷了自尊或氣概。事實上他似乎喜歡別人對自己最珍視的觀點加以詰難。我們總是背地裡讚美別人而不肯當面表達，如同我們總是當別人生命垂危或已經過世才表達自己的感情，這實在是令人遺憾。但我依然想說，埃里克在我及很多我認識的人的生命中，是一個有著巨大影響的人物。他的為人與他智識上的影響可以等量齊觀：他始終是一個和善慷慨而非尖酸刻薄的人，他對新的思想心胸開闊，而不是教條和戒備的。這些特質在今天的世界是稀缺的，我們應當效法。我曾旁聽過一次他的本科生課程，課程開頭他提到有個學生談話時被他給嚇到了。為了打消大家的畏懼心理，他展示了幾張兒時照片：7 歲時帶著一頂牛仔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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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片，還有和他的兄弟姊妹一起的照片。但對我來說，這可能適得其反了。埃里克有點嚇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太和善、太慷慨了，而且對反對意見極為開放。這就設定了很高的門檻。他的特質意味著他會認真對待你的想法，而因此你也必須認真對待自己的觀點，這其實相當可怕。那些尖酸刻薄、目中無人的知識份子對我來說反倒印象不深，也沒那麼嚇人，因為這種個人風格往往暴露了他們的不安全感。埃里克的去世是左翼的沉重損失。就個人而言，埃里克對我的世界觀影響很大。每當我在構思論點的時候，肩膀上都會盤踞著一個卡通版的小埃里克。他會用第十一條提綱來提醒我；不光作為警句，亦是綱領：立論必須清晰，使批評者知道為何不同意你，同時也要牢記，理解世界絕不單純是一項智力活動，而是改變世界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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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烏托邦的實踐與理論 Michael Burawoy

陳宗延譯、宋治德校

譯按：原載於《雅各賓雜誌》（Jacobin Magazine），本譯文為「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紀念賴特系列邀稿之五，引用請註明出處，副標題為譯者所加。 ※作者邁可‧布若威（Michael Burawoy）是埃里克的密友和遺作管理人（literary executor）。他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社會學教授。

中產階級的特性、社會學作為學門、「烏托邦」的用法、終結資本主義的策略、學生和同事的生命──埃里克‧歐林‧賴特改變的不止上述全部，還有更多。

※圖說：羅莎‧盧森堡基金會研討班與社會學家埃里克‧歐林‧賴特，2011 年 5 月 17 日於柏林。羅莎‧盧森堡基金會（Rosa Luxemburg-Stiftung）/ 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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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歐林‧賴特於 1 月 23 日午夜過後不久，即於密爾瓦基（Milwaukee）的福德瑞特醫院（Froedtert Hospital）逝世。他享年 71 歲。這個世界失去了一位偉大的社會科學家、實踐者和思想者，他至死也同他生前一樣，將這些特質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在去年四月確診急性骨髓性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而在接下來的十個月裡，他對於這個世界流露出樂觀的精神，只是當要離開它時難免甚為憂傷。他不知道是否會以及何時會了結，但他知道自己的生命陷入危殆，而他創造了一個圍繞在他身邊的真實烏托邦，並以篇幅和書一樣長的部落格美妙地描述著它。這個部落格使一大批追隨者著迷，經常令他們落淚。他總是一位鍥而不捨的生命記錄者，無論藉由攝影或寫作，而這次他讓自己的生命公之於眾。每一、兩天，他便重新講述自己對生與死的看法，難以忘懷地將自己指稱為「最幸運的、最有利的——隨便你怎麼說吧——浩瀚無垠宇宙中的星塵。」他是那一夥特別的星塵，奇蹟地「轉化為有意識的生物，能覺察到自身的存在。」然後，「這個複雜的有機體終結了，而星塵——即是我——將消散返回更平凡的物質狀態。」這個部落格敘說與芽細胞（blasts）——攻擊他的身體，爾後吞噬他新移植而無抵抗力的免疫系統的癌細胞——戰鬥的起起落落；他描述他對控制疼痛的冥想力量的信心；他有一位病友在一夕之間就消失蹤影時心裡湧起一陣酸楚，他明白這命運有日也會降臨他身上；他探討在慷慨和愛之中的互惠性（reciprocity）；同時，他沒有拘束地談論我們太容易視為理所當然的身體功能，如解手變成了挑戰。而他的最後一篇貼文是論滑稽的藝術（art of being goofy）2。但他也談到他發過的一些惡夢，是生命和愛遺棄了他而產生的畏懼（他最親密和最親愛的人們都嘲笑他在部落格文章犯傻的這件事）。在一次動人的交流中，血液腫瘤科團隊的主任 Michaelis 醫師，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回想起耶穌在十架上的話：「我的神！我的神！祢為什麼離棄我？」埃里克，一位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者，理解那縈繞他的夢魘，正是完全被遺棄的普遍意義。夢魘是在晚上；而在白天，埃里克歡迎所有訪客來到他的真實烏托邦。他寫到見到訪客的歡喜。朋友和（過去及現在的）學生會簇擁在床邊，聽他說故事，並流著眼淚離開。

譯註：2019 年 1 月 21 日的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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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第一位永遠是家人——Marcia，他 53 年的妻子和伴侶，以及他們的兩個女兒 Jenny 和 Becky，他們的三位孫兒 Safira、Vernon 和 Ida。埃里克全心奉獻於溺愛他的母親，而她永遠希望他能變得更好。他幾乎每天都造訪或打電話給母親，直到母親在這十個月之間過世為止，但母親直到過世都不知道埃里克的生命處於險境。埃里克並不畏懼死亡；不過他也極想要活下去，和帶給他極大喜樂的孫兒在一起。他正給他們書寫一封長長的信，是關於他從自己生命中學到的教訓——而有時他會容許部落格的讀者進入這隱密的內心聖所（inner sanctum）。他在通過 Skype 和同事及運動份子進行會議時，通常最顯得生氣勃勃。他反思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以及他最新一本有關如何成為一名反資本主義者的書──這本書七月才剛完成，那時他已經在接受治療。埃里克鮮少回顧他的巨大成就，而是不斷向前看，為了一個更好的世界而做謀劃。直到十二月，他仍舊思考著春季的教學。而到了最後的時刻，他還擔憂著他的部門、他的學生、以及他創立的黑文斯中心（Havens Center）3的未來。如他公開承認的，這個部落格是他的自由王國（realm of freedom）。它給他消逝中的生命賦予了意義。它結果自發地變成了記錄他的多才多藝的檔案庫。但這個自由王國是立基於擴大的必然王國（realm of necessity）。然而，即使在這裡，埃里克也設法組織了一個聯合生產者（associated producers）的社群，使醫療人員——照料他千瘡百孔身體的醫護團隊──也參與在關於他們的生命以及他的生命的持續對話中。他妻子 Marcia 是這個必然王國的主要組織者。她二十四小時待命以給他安慰。她監督現場、組織訪視、監控他的藥物、詢問醫師、並睡在他的病房。最後，她為他朗讀他最喜歡的一本書《The Clearing》的最後一章。她分享所有他做的事，一如往常。即使當他在某個遙遠之地，他們也每天聯繫。現在，她希望他在精神上自由，盡她所能地控制這個必然王國。他也會為了她做一樣的事。關於埃里克不凡的最後十個月，還有太多可說的。他給我們在生與死方面都上了一課；他向我們展示如何在精神上和實踐上成為真實烏托邦主義者。部落格本身不言可喻，而它值得結集成書。我的文字還未能表達到它的力量和鼓舞人心的作用。我們每個人都會有自己最喜歡的部份，因為對不同的感性而受到不同的吸引。 3

譯註：黑文斯社會正義中心（A. E. Havens Center for Social Justice）設立於 1984 年，隸屬於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系，以該系已逝的鄉村社會學家 A. Eugene Havens 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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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美妙的有關生死鬥爭的民族誌書寫，並非憑空而來。我能做的，僅僅是為這位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者寫一段簡史。到來那它從哪裡開始呢？很難說。或許是在兒時晚餐的餐桌上，每位賴特家族的成員都必須交代各自當日的活動。或者是作為一位哈佛大學生，被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結構功能論系統的優雅所誘惑？或許是在牛津師事於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希爾（Christopher Hill），還有社會學家及政治理論家路克斯（Steven Lukes）。或許他從頭到尾都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者。埃里克在 1968 年製作的動畫片《棋局》（The Chess Game），傳達了革命的困境，它是在一個西洋棋盤上戲劇性地展開。他的未出版手稿，1974 年完成的《西洋棋規則的顛倒及其他偏離》（Chess Perversions and other Diversions），也有類似的性質。藉由引入一系列對定義西洋棋及其他遊戲的武斷規則的修正，擾亂了其背後的既得利益，帶來變革性的結果。他在序言裡寫道：「這本書是為那種偏離傳統路徑的發明而伴隨而來的自由和愉悅所作的邀請。有效率地遊走於迷宮有其樂趣，如同任何一隻實驗鼠會告訴我們的。但改變迷宮則是實驗者的專利。」據此聯繫他的青年時期，埃里克的最後一本書向我們展示了（或許不自覺地），改變資本主義的規則如何確實可以是一個革命性的舉動。埃里克本人喜歡追溯他對烏托邦的興趣回到 1971 年，那時他是柏克萊一神普救派神學院（Unitarian-Universalist seminary）的一個逃避兵役的學生（譯註：在當

時美國可以以基於宗教信仰或良心的理由而拒服兵役，稱為「良心拒服兵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正是在那時，他組織了一個學生自主經營、稱為「烏托邦與革命」的研討班，以討論美國社會革命轉型的前景。他接著以實習身份在聖昆丁（San Quentin）（譯註：聖昆丁州立監獄）擔任牧師的工作，一邊參與致力於獄政改革的社運組織。他的第一本書《懲罰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unishment）由此而生，是與一些聖昆丁的囚犯和監獄人權運動家合著。在七十年代初期的狂飆歲月中，這讓他充分準備好成為一名柏克萊大學的研究生。在那個時代，特別在柏克萊、特別在社會學，學生關注改變世界勝於追求學術生涯。言論自由運動、第三世界罷課（Third World Strike）、反戰運動和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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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讓教師之間彼此交鋒，為研究生打開了要求對自己的教育有更大掌控權的空間。埃里克和他的研究生同儕組織了自己的課程，其中最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的爭議」（Controversies in Marxist Social Science），埃里克後來在麥迪遜會教授類似的衍生課程。埃里克也是圍繞著《資本政權》（Kapitalistate）雜誌的馬克思主義社群的活躍參與者，該雜誌是由歐康諾（Jim O’Connor）和一名「共產營」（Commie Camp）——一個討論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迫切議題的年度退修營——的主要組織者所領導。再一次地，他帶著這項計畫前往威斯康辛，它在那裡以「激進節」（RadFest）4之名為人所知。社會學自身成為一個真實的烏托邦。階級分析埃里克在那些日子成了此一知識計畫的主要人物：將社會學重新打造成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學門。因此埃里克的博士論文並不是在意識型態基礎上，而是在科學基礎上挑戰主流社會學。他展示的是：一種重構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定義，比既有的階層化和人力資本理論等模型，能更好地解釋收入不平等。他和其他人有效地終結了「階層化」（奠基於社會經濟地位的梯度）的想法，然後在社會學的核心放上了奠基於剝削的「階級」概念。這預示了較晚近的社會學對社會不平等的關切。我們甚至可以說，埃里克對人力資本理論的批判，有助於布迪厄（Bourdieu）的「資本多樣性」（varieties of capital）（社會、文化、政治以及經濟資本）得到接受——那是一條和埃里克迥然不同的路徑。在挑戰主流社會學的同時，埃里克重新打造馬克思主義。中產階級是馬克思主義陣營長久以來的苦惱問題——這個階級本來早該消失，卻似乎變得越來越大。埃里克和友人佩隆（Luca Perrone）一起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是引入「矛盾階級位置」（contradictory class locations）的概念——位於三個基礎階級（資本、勞動和小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位置。這種矛盾階級位置有三個：在小資產階級和大型資本之間的小雇主；在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管理者和經理；以及在雇傭勞動和小資產階級之間的半自主性受僱者（專業人員）。 4

譯註：1983 年由黑文斯中心首度舉辦時，稱為「中西部激進學者及運動份子會議」（Midwest Radical Scholars and Activists Conference），1990 年代末期改稱為 RadFest，2003 年加上「中西部社會論壇」（Midwest Social Forum）的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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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這些概念上的區別後，他繼而用它們來勾勒變遷的美國階級結構。在他還是研究生時所寫的刊載於《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的早期作品5中，他挑戰了馬克思主義的巨擘普蘭札斯（Nicos Poulantzas）；普蘭札斯提出了他自己的階級範疇，但在經驗性或分析性上不及埃里克的嚴謹。埃里克在 1976 年接受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助理教授的職位，他開始發展一個階級分析的研究計畫。當既有的調查不能勾勒他所構思的新範疇，他申請並獲得研究經費以執行他自己的全國調查，是用來把握他的階級範疇而設計的。在這個馬克思主義佔了上風的年代，他的想法受到廣傳，並且他很快就在十餘個其他國家組織了團隊，參與同類型的調查。即使是蘇聯也無法抗拒進入這個馬克思主義世界，不過那是另一樁故事了。埃里克的階級分析引發了許多關於階級意義的生機勃勃的論辯。藉由這些論辯和對批評的回應，埃里克在數年間修正了他的框架，有時是小調整，有時則移轉了它的基礎。若有一項特徵貫穿了他的學術工作——當然還貫穿了他的生命，那就是把事情做對的決心。這不止必須在理論闡述和經驗研究間展開緊密的對話，還得深化他的分析框架的內部邏輯。你可以通過一系列的書籍追溯他的思想演化，從《階級、危機和國家》（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1978 年），緊接著是他的博士論文《階級結構與收入決定》（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1979 年）的出版，然後是《階級》（Classes）（1985 年）一書中他接受了羅默爾（John Roemer）的剝削概念所伴隨的更深層的轉變，以及他在《有關階級的辯論》（The Debate on Classes）（1989 年）中對批評者的回應。《階級說了算》（Class Counts；譯註：或譯《階級很重要》）（1997 年）中對國際計畫的集大成，確立了階級對代際流動（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友誼模式、性別關係和階級意識等議題的效應。他在這個主題最後一篇稿件，《階級分析方法》（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2005 年），最恰當不過地說，是指認出多種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取徑，但也指認了在階層化理論的廢墟——他的起點—— 上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非馬克思主義取徑。制度建立埃里克的名聲遠播廣傳，因此大學在 1984 年給他經費創建一個批判社會科學的中心，他以剛死於肺癌的親密同事黑文斯（Gene Havens）之名命名。黑文斯中

譯註：指 Wright, E. O. (1976). Class Boundaries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New Left Review, I(98),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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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邀請訪問學者和運動份子，且投放經費於廣泛的左翼計畫。創建三十四年來，無數國內和國際的左翼人物造訪黑文斯中心，和學生及同事們一起工作。這些造訪者會記得埃里克，不僅是因為他銳利的知識貢獻，也是因為他的好客。他們會記得他的家和他的廚藝，會記得到音樂會或戲院一遊。麥迪遜藉由黑文斯中心輻射到世界上最遠的角落。 1981 年，埃里克加入一群傑出的社會科學家和哲學家的圈子，其中影響他最深的是哲學家柯亨（G. A. Cohen）和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以及經濟學家羅默爾。他們是「分析馬克思主義」——以更口語化為人熟知的「不胡扯的馬克思主義」（no bullshit Marxism）——的先驅，在不受拘束地審閱彼此的著作中澄清了馬克思主義的基礎。過去四十年來，這個團體的組成有所變化，也偏離了它的馬克思主義精神支柱，但在這之中埃里克仍舊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它成為埃里克在智識上的第二個家，以及鼓舞他接下來轉向馬克思主義的道德基礎的源頭之一。第二個原因則是源於變遷的歷史脈絡。即使在蘇聯共產主義崩潰之前，學院內的馬克思主義復興已開始消褪。當埃里克的階級分析成為主流社會學正統的一部分（由它必定會出現在預試（prelim）的閱讀書單上可見一斑），他的著作招引了一眾宣稱「階級終結」（令人連想起 1950 年代的「意識型態終結」）和「多元認同終結」的批評者。社會學採取新制度轉向和文化轉向；涂爾幹和韋伯的保守讀物掩蓋了激進的馬克思的風采。議題不再是資本主義抑或社會主義，而是不同變種的資本主義（varieties of capitalism）。由於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的絕跡，以及新自由主義佔了上風，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被嗤之以鼻。確實，如同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說過的，想像世界的終結比想像資本主義的終結還要容易。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對烏托邦理念過敏，但如今的政治局勢卻恰恰需要它。埃里克接受挑戰。直接駁斥新保守主義的精神面貌（pathos），他發展了一項社會主義的工作計畫：呈現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但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探索其起點。真實烏托邦新的計畫始於 1991 年，蘇聯解體的那一年。埃里克召開一系列會議來討論「真實烏托邦」——不是什麼思辯的理想世界，而是可以在實際存在的社會中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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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替代方案。在麥迪遜黑文斯中心舉辦的每一場會議，聚集了不同學門的學者以回應具體的提案。年復一年，會議主題包含了協商式民主（associative democracy）、市場社會主義、參與式民主、全民收入補助（universal incomes grants）和性別平等。會議論文以書系的形式出版，是由埃里克集結，通常由他撰寫導讀，並在他本人的力作《真實烏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中達到高峰。那本書的開場檢驗了資本主義的一系列弊病：它創造的苦難、它必然會造成的破壞、它否定的自由、它侵蝕的社群、它促成的無效率、它製造的不平等。但這份分析性計畫的原創性在於他方——恢復社會主義中的社會。倘若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是圍繞著資本主義經濟的崩潰而建構的，而其後的馬克思主義則盤旋在某種形式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創建和批判，今日的社會主義會是築就在公民社會的重構與振興之上，而公民社會是就其與經濟和國家的區隔而被理解的。社會的提昇在馬克思早期著作中有其根源，但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獄中作品裡最為顯著。但與社會學的匯合也強調了公民社會的立場。這讓他具體詳述了資本主義轉型的三種策略：斷裂式（ruptural）策略涉及國家的摧毀（而他現在大體上否定這種策略），間隙式（interstitial）策略在國家外部建立替代方案，而共生式（symbiotic）策略則在國家的領域上鬥爭以和國家交戰。終極而言，他個人的答案是結合間隙式和共生式策略，創建反國家的空間，從而與國家合作將那些空間轉型。 2012 年，埃里克成為美國社會學會理事長，而他的年度會議成了真實烏托邦的平台，特色是二十場致力於具體真實烏托邦提案的特別場次、五十場與真實烏托邦和社會正義相關連的廣泛主題的專題場次，以及還有三場全體演講聚焦於環境、平等和民主等領域中的真實烏托邦。他也帶著「真實烏托邦」上路，造訪歷史上的黑人學院和大學、服務西班牙裔的機構、還有高立德大學（Gallaudet University）（他在那裡學會欣賞手語的豐富面向）。埃里克從不是閃躲困難議題的人，他審慎地替自己準備好有關在真實烏托邦中納入種族或聾人的問題。社會學暫時地浸淫著真實烏托邦。埃里克將社會學帶回到它的創建者——馬克思、涂爾幹和韋伯——面前；他們比起今日的社會學專業者，對於將他們的理論構造建築在道德價值上比較不致於持刻板的反對態度。埃里克很明確地將社會學的計畫定義為理解在制度上實現那些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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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的可能性。哪些制度可能推進平等、自由和社群？那些制度的特殊屬性是什麼？它們的再生產和散播的條件為何？它們的矛盾和動力是什麼？埃里克地毯式地搜索萌芽的真實烏托邦，將每一株放在他的分析顯微鏡下，然後，在那基礎上，闡明更為一般性的設計。他最喜愛的某些例子是巴西愉港（Porto Alegre）的參與式預算、巴斯克自治區（Basque Country）的蒙德拉貢（Mondragon）合作社、以及維基百科的集體性自我組織。埃里克成了一名考古學家，挖掘具有挑戰資本主義的潛力的制度、組織和社會運動，將之放在歷史脈絡中，轉譯為常民語言，然後由此將他們跨越世界彼此串連。由於其動態性（dynamism）與其意識型態，資本主義的辯證法無可避免地產生自身的替代方案；我們只須把握它們、和它們一起奔跑、散播它們、然後實施它們。在某個場合，他無法在真實世界中找到充分的例證，便轉向一則連環漫畫。在 1940 年代的連環漫畫《亞比拿奇遇記》（Li’l Abner）的某一集中，一位在多帕奇（Dogpatch）山區的社區住民亞比拿，發現一種叫做「什穆」（shmoo）的奇妙生物，牠的長處在於供給人類所需的所有物質，不含奢侈品，只有生活最基本的必需品。這則故事的開場，是雇主之間彼此為了利潤而競爭，提高工時、降低工資。當什穆出現時——你可以讀作全民收入補助——資本家的關係被翻轉，而多帕奇的勞工得以復仇，不把他們往昔的剝削者放在眼裡。埃里克將什穆的故事轉化為一場關於資本主義階級結構及其矛盾的演講。他之前的學生知道埃里克對什穆的愛，獻給他一則影片，開頭是埃里克的演講，接著是他們滑稽地讀著連環漫畫。在埃里克生命的最末幾年，他發現到這些真實烏托邦對運動份子非常有吸引力。他花費許多時間跨越世界，與那些熱衷於將他的意識型態－知識框架和他們自己計畫聯繫起來的團體談話。因此他著手將《真實烏托邦》轉成簡略易懂的形式，移除成串喋喋不休的學術語言，創作一本反資本主義的手冊。他恰當地稱之為《如何當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反資本主義者》（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文書名為譯者暫譯）（即將於 Verso 出版社出版）。他馬上就切入正題：今日的資本主義出了什麼問題？它侵蝕了平等／公平（equality/fairness）、民主／自由和社群／團結的基礎價值。如何扭轉這個進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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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可以被摧毀（smashed）、摒棄（dismantled）、馴化（tamed）、抵抗（resisted）或逃避（escaped）。他把第一項看作和他的三個基礎價值不相容而不予考慮，並主張要結合剩下四項，他稱之為削弱（eroding）（譯註：有直譯為「侵蝕」）資本主義，演化社會主義（evolutionary socialism）的一種形式——以經濟民主逐漸替代資本主義。他這最後一本書吸引人的特色之一，是每一章都以摒棄資本主義下的常識——凡存在者皆為自然且不可避免的——開頭。他的批評者會一如既往往那般攻擊他過分樂觀。但埃里克會這麼回覆：今日我們需要的不僅是意志上的樂觀主義，還要有理智上的樂觀主義6。「要悲觀很容易」，困難的是在資本主義前景暗淡的勢力下既樂觀又實際。那些在公民社會的戰壕（trenches of civil society）7鬥爭中的人們，聽到這正面的訊息會深感熱情鼓舞，但又驚訝於它出自學院中人的筆和口。這是一位知識份子向他們大體上不被看見的工作致敬，他們為質疑資本主義克服重重難關，忍受羞辱和報復。離去埃里克既留給我們一種思考方式，也留給我們一種存在方式。容我直言不諱。我不知道有任何人的思考比埃里克更清晰、更切實、更快速、更不費勁；沒有人那麼有效率地切中任何的議題、論文、書籍的要點。儘管他是如此溫柔和切實，接觸他卻是既興奮又可怕的。他把你的主張、論點和事實看得比你自己還嚴肅。當他和人爭論時，他從不訴諸誇大、扭曲或過度簡化。相反，他集中精力在反對者的論點中最好的部份，甚至比他們能給出的還要更好。他將所有這些禮物贈予

譯註：葛蘭西《獄中書信》名言：「我是理智上的悲觀主義者，意志上的樂觀主義者。」（I’m a pessimist because of intelligence, but an optimist because of will.） 7 譯註：葛蘭西《獄中札記》：「公民社會的上層建築所起的作用好像現代戰爭中的壕溝體系。在這種戰爭中，看上去一定能夠消滅敵人全部防禦體系的猛烈的炮擊事實上只能破壞它的外部掩蔽工事，因而在衝擊和進攻的時候，進攻者所面臨的是依然具有威力的防線。」（The superstructures of civil society are like the trench system of modern warfare. In war it would sometimes happen that a fierce artillery attack seemed to have destroyed the enemy’s entire defensive system, whereas in fact it had only destroyed the outer perimeter ; and at the moment their advance and attack the assailants would find themselves confronted by a line of defense which was still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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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教導的諸多學生，敦促他們也要有邏輯、嚴謹、富有想像力，並且同等重要的，要正派和誠實，先假定他人的論點有其道理。我們沒辦法像他那樣，但我們可以從他留下的東西得到鼓舞、在他的地圖引導下追隨他的足跡，並在我們前進過程中改造它。他的思考方式滲入了他的存在方式。他對世界的參與中，有某種極度純真的成份。那正是為什麼他喜歡和小孩在一起，用他神奇的故事娛樂他們。這讓他成為一名偉大的理論家——像一個小孩，他能夠直抵事物根源，對我們其他人習以為常、視為理所當然之事提出懷疑。他不僅對自己的小孩讀故事，他還開創了一個世界，讓小孩在其中能創作自己的故事，甚至將之演出。他愛好扭曲老遊戲，就像他在棋盤上的動畫版階級鬥爭。他沒有食譜書，除了自己的配方外，不遵循任何其他配方來製作低膽固醇的美妙菜餚。正是那種創造性定義了他的存在；那也是真實烏托邦背後的原理。他信奉的價值——平等、自由和社群——不僅是一個新社會的根柢，它們也是應當遵循的道德原則。我們不能坐等未來，我們必須藉由此時此地的行動，展現我們的信心。在應對下屬、以及平輩和長官時，埃里克追求達到極度的平等。他的骨子裡沒有邪惡，他的靈魂中也無絲毫嫉妒。我從未聽過他咒罵髒話——他好奇怎有人能把最美麗的愛情的行為轉成詛咒。他心思的敏捷和清明讓他在任何商議的過程中佔得大量的上風，而因此他承認對個人參與有約束的重要性。你可以提醒他的盲點，而他會試圖修正——不總是成功。但他某種程度上仍是一位「現代君王」（Modern Prince），一位永恆的說服者，一位不屈不撓的社區建造者，建造使人們蓬勃——或者如馬克思可能會說的，使人們發展自己豐富且多樣的能力——的社區。就好像一位之前的學生向埃里克寫的：「你總是以一種邀請我們所有人以成為自己的方式來做回我們自己。」他不僅在生活上，在音樂上也是一位偉大的指揮家。但他不一人獨奏，在每場派對的尾聲，他會離開自己的小提琴，並讓我們所有人一齊跳方塊舞。而我從不懷疑，無論他在哪裡，那會是他正在做的事情——天空中一夥，閃爍的星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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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如何成為一個反資本主義者 Erik Olin Wright

陳婉容（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系博士生）譯

編按：原載於《雅各賓》（Jacobin）雜誌 2015 年 2 月 12 日之文章，本譯文為「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紀念賴特系列之六。本文庫感謝陳婉容小姐，特地為這個紀念系列翻譯此文，而陳小姐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便是賴特先生。封面圖說，波士頓藝術工作者 Banksy 創作的街頭藝術，Chris Devers 攝影︱Flickr。

反資本主義不僅僅是反對不正義的道德立場，而是建立一個替代方案。「反資本主義」的概念對很多人而言是荒謬的。畢竟，資本企業令我們得以接觸日新月異的科技發明：既有智能手機與串流下載的電影﹑也有無人車與社交媒體﹑ 看美足打電玩時可以用超大屏幕電視來與世界各地玩家聯繫﹑所有你想像得到的消費品都可在網上按鈕然後快遞到宅﹑勞動力透過自動化科技獲得驚人增長。而這都不過是一小部份而已。即使資本社會中存在著收入不均，同樣無可否認的是，舉目所見，一般人甚至窮人都負擔得起的消費品也明顯增加。不妨比較 1965 年和 2015 年的美國：擁有冷氣機﹑汽車﹑洗衣機﹑洗碗機﹑電視﹑還有室內水管的美國人比例大幅上升。人均壽命提高了，嬰兒夭折率也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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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一世紀，這種基本生活指數的上升惠及了世上其他貧窮地區。自中國擁抱自由市場後，大多數中國人的物質生活得到了大幅改善。再者，何不看看俄羅斯和中國曾嘗試走資本主義外的另一條路所得的惡果。這些政權不止進行殘酷高壓統治，在經濟上也是一敗塗地。是故，如果一個人關心大眾的生活，又怎可能當一個反資本主義者？這就是我們經常聽到的說法。而這又是另一個說法：資本主義的特徵，就是富中之貧。這是資本主義的最大問題，但絕不是唯一一個。貧窮無處不在，無辜孩童亦受貧困所苦，這是在可輕易消滅貧窮的富裕社會中，堪受道德批判的事情。無可否認，資本社會帶來了經濟增長﹑科技進步﹑勞動力增長，還有社會下層也逐漸接觸到的消費品。但隨資本經濟增長而來的，是許多人的生活因資本主義擴張而被摧毀且陷入極端貧困；是處於勞工市場底層的人只能過著朝不保夕的不穩定生活，而且，大部份人都做著令人異化並刻板的工作。資本主義帶來了巨大的勞動力增長，還為某些人帶來了鉅富。可是，還有很多人汲汲營營只為滿足基本生活需要。資本主義是一台增長機器，但同時是一台擴大分配不均的機器。更明顯的是，資本主義在對利潤不擇手段的追求中，為環境帶來了無盡的摧殘。以上兩種都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的現實上的說法。說資本主義顛覆了世人的物質生活又大幅改進了人類生產力絕非誇大，很多人亦受惠於此。但同時，說資本主義為帶來並延續了人類本不必承受的極大傷害，也不是無的放矢。當中最關鍵的問題，並非資本主義長遠是否帶來了平均物質水平的上升，而是從歷史的此一時間點展望將來，多數人的生活能否從另一種經濟中獲得改善。上世紀俄羅斯和中國實行的中央集權﹑威權體制和國營經濟無疑是經濟災難，但它們走上的路，卻決不是唯一的替代方案。當中最真實，且最根本的爭議，是我們能否擁有資本主義帶來的生產力﹑創造力和生機，但摒棄隨資本主義而來的各種禍害呢？戴卓爾夫人在八十年代初說了一句「別無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但二十年後，世界社會論壇卻宣稱「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我的立場是，另一個世界，一個改善多數人的生活並容許人們自由發展的世界，是確然可行的。事實上，已經有很多人創造了新世界的某些元素，而我們也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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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那個世界的具體辦法。反資本主義是可能的，它不止是人們對環球資本主義所採取的道德批判，還是指向建立另一個容許人類欣欣向榮的世界的實際願景。四種反資本主義所謂反資本主義者，其實是與資本主義共生的。有些時候，反資本主義可以在完整理論中具體化，這些理論能系統性的診斷出禍根，還能夠提供如何消除這些禍害的清晰指引。在其他時候，反資本主義可能潛藏在看起來跟資本主義毫無關係的動機下，例如有些人出於宗教原因而抗拒現代社會，並在山林中隱匿避世。但無論如何，在資本主義存在之處，各種不滿和反抗也隨之而生。歷史上，反資本主義由四種截然不同的反抗邏輯帶動：摧毀（smashing）資本主義﹑馴服（taming）資本主義﹑逃避（escaping）資本主義，以及侵蝕（eroding）資本主義。這四種邏輯同時存在也相互影響，但它們各自代表了一種回應資本主義禍害的獨特方式。這四種反資本主義可說是由兩種面向交互組成。第一種面向是反資本主義的戰略目標——應該超越資本主義的結構組成，還是單單減輕資本主義帶來的最大危害？另一個面向是戰略的主要對象——應該是國家和其他處於宏觀層面的機構，還是在經濟活動微觀層面的個人﹑組織和群體？兩個面向相互交錯，就組成了以下四種反資本主義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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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摧毀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令許多人的生活陷入困頓，而其支配階級保護既得利益的力量又如此強大，不難想像為甚麼很多人會受摧毀資本主義的想法吸引。摧毀資本主義的主要論點是：這個制度腐朽不堪，所有令生活勉強過得去的嘗試最終都會失敗。當群眾力量強大時，那些意在改善人們生活的小修小補型改良偶爾會取得成功，但它們其實脆弱不堪，容易被攻擊﹑被推翻。至於資本主義可以成為一個良性的社會秩序，而普通人可以蓬勃發展並過上有意義生活的想法，畢竟只是一種幻想。資本主義在骨子裡是絕對無法被改良的。唯一的希望就是摧毀它，並且將它留下的頹垣敗瓦一併掃蕩，重新開始建立社會。正如著名的工會歌《團結一致到永遠》（Solidarity Forever）的最後一句：「我們可以讓新世界在舊世界的灰燼中誕生。」但這又可以如何達成呢？反資本主義一方如何集結到足夠勢力來摧毀資本主義，並且用一種更好的選擇來代替它？這無疑難於登天。支配階級利用改良製造幻象的能力，又令打破制度的革命目標難上更難。自馬克思始，由列寧﹑葛蘭西等人繼後的反資本主義革命文獻，就提供了如何達成摧毀資本主義的有力理論。資本主義平常看起來無懈可擊，但它也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制度，時常經歷中斷和危機。有些時候，這些危機強烈得搖撼整個制度，令它脆弱並不堪一擊。在這種摧毀資本主義理論的某些較極端的版本中，資本主義的「運動規律」蘊涵令這些能破壞制度的危機隨時間加劇的傾向，故長遠而言，資本主義會無以為繼，自行瓦解其生存條件。但即使令危機加劇的系統性傾向不存在，我們也可以預料，資本主義會定期經歷強烈經濟危機，令制度變得不堪一擊，有機會打開缺口。就是藉著這種機會，革命政黨得以利用群眾動員，或經過選舉或經過暴力推翻現行政權來取得國家權力。一旦取得國家控制權，首要任務就是將其重塑為社會主義轉型的適當武器，然後利用權力鎮壓反對的支配階級及其盟友，摧毀資本主義的關鍵結構，並建立另一種經濟制度的必要機構。上世紀，這種立論和其眾多版本刺激了世界各地的革命份子的想像力。革命馬克思主義不止提供了對現有世界的熾烈批判，也為解放後的世界，提供了另類制度的具體願景。它在鬥爭中注入了希望以及樂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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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種希望及樂觀精神令人們勇敢，令他們持續相信自己站在歷史的一方，而且他們為抵抗資本主義所作出的巨大承諾及犧牲是有可能得到回報的。有時候這些鬥爭的確令革命勢力取得國家權力，只是這些時候並不多。然而，這些革命從來不是以建立一個民主﹑平等﹑以及解放的世界來代替資本主義。這些以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之名而行的革命示範了「讓新世界在舊世界的灰燼中誕生」不是癡人說夢，短期而言也在某些方面改善了多數人的生活。但二十世紀的歷史告訴我們，這些英雄般的起義從未生產出革命意識形態中預想的新世界。將舊世界燒成灰燼是一回事，但從灰燼中建立解放的新世界，又是另一回事。為甚麼二十世紀的革命沒有結成人類長久解放的纍纍果實？這自然是人言人殊的事情。有些人說，由歷史條件形成，對於斷裂全盤制度的嘗試的不利因素，最終致使革命行動失敗，例如很多革命在經濟條件落後，強敵環伺的地方發生。有些人說革命領袖犯了戰略錯誤，又有些人批判領袖階層的動機，例如說有些革命領袖受權力地位所惑，而非汲汲於群眾的賦權和福祉。還有些人認為，所有要對社會制度的根本決裂必然以失敗告終，因為制度中有太多浮動力量，太多複雜結構，還有太多預期之外的結果。於是，全盤推翻制度的嘗試會將革命精英捲進這種混亂，不論他們本身的動機為何，都會被逼以暴力和鎮壓力量來維持社會秩序。反過來，這種暴力也瓦解了以民主和參與性方式建立新社會的可能。無論以上哪種解釋才是正確的（可能都不正確），二十世紀各種革命悲劇已經證明，單是摧毀資本主義本身不能成為社會解放的方略。但以革命來推翻資本主義的想法仍未完全消失。在一個極端不平等和人類潛能未得以實現的社會，以及一個離民主理想愈來愈遠，並愈加充耳不聞的政治制度中，這種想法回應了人們的挫敗和憤怒，即使它已失去連貫的戰略，且沒有實際的政治勢力。可是，單單反映人們的憤慨並不足以顛覆資本主義。我們需要的，是一種真的能達到目標的戰略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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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馴服資本主義在摧毀資本主義以外，最大的替代方案就是馴服資本主義。這是各地社會民主黨反資本主義左翼的主要思想。馴服資本主義者認為，放任資本主義自行其事會帶來巨大禍害。放任的資本主義會產生撕裂社會的不平等﹑會破壞傳統工業令人們無所依靠﹑會為個體和社群帶來風險和不隱定性，更會對環境造成傷害。這些都是資本經濟固有動力產生的惡果。話雖如此，這些惡果可以透過建立反資本經濟而行的機構來大大減緩。資本主義不一定會是脫繮野馬，它是可以透過精心設計的國家政策馴服的。這並不代表削弱資本階級的治權和勢力是容易的事。除了少不免經過一番鬥爭，還可能功敗垂成。資本階級及其政治盟友將會宣稱，各種旨在減輕資本主義所謂損害的法規和再分配政策會破壞資本動力，阻礙競爭環境，減弱投資意欲。但這些論調都是資本階級自利地保護特權和利益的藉口而已。資本主義可以一方面受制於法規和再分配政策，一方面提供令其得以持續運作的利潤。要達到這目的，群眾動員和政治意願必不可少，不能依賴精英階層的「開明仁慈」。然而在適當的情況下，群眾是有可能在這些戰役中取勝，並為資本主義加上限制，使其變得溫和的。馴服資本主義沒有消除它的潛在破壞力，只是減輕了那些破壞力的影響。它就好像一帖止痛藥，無法根治疾病，消除症狀卻相當了得。消除症狀有時很足夠。例如初為人父母常常睡眠不足頭痛欲裂，一個辦法是吞一顆阿士匹靈然後熬過去，另一個辦法是棄掉孩子。有時，減輕症狀比根治頑疾優勝。在二戰後大約三十年間的「資本主義黃金期」，社會民主主義政策成功帶社會朝更人道的經濟制度進發，在全盤推行這種政策的地方，成效尤其卓著。在對抗資本主義禍害方面，有三種的國家政策特別奏效。一個較為全面的，由公共資助的社會保險制度有效減輕嚴重風險，尤其是跟健康﹑就業和收入有關的風險。這是第一種。第二種，是由國家提供多種（由健全稅收制度資助的）公共產品，包括基礎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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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職業技能訓練﹑公共交通﹑文化活動﹑娛樂活動﹑研究及發展﹑以及宏觀經濟的穩定。最後，國家應建立一套監管制度，削減資本市場投資者和企業行為帶來的負面影響，例如環境污染﹑產品及職場危害﹑掠奪性市場行為等。有了這些政策不代表經濟不再是資本主義的。資本家仍可以利益最大化為前提隨意分配資本，且除了稅收外，投資所得利潤可以一文不少全進口袋，喜歡怎麼花就怎麼花。不同的是，國家有責任糾正資本市場的三大缺陷：個體承受的風險，公共資源之不足，和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私營經濟活動帶來的負面影響。這種資本主義運行無阻，只是隱藏了不平等和衝突而已。資本家可能不太喜歡這種制度，但它運作良好。資本主義在某些部份被馴服了。在二十一世紀紛擾不堪的頭十年間，那個黃金年代已是湮遠的記憶了。舉目所見之處，即便是在社會民主的北歐橋頭堡，削社保﹑減稅﹑減少公共資源﹑放鬆資本生產和市場管制﹑將公共事業私有化的呼聲不絕於耳。這堆轉變有個名稱，叫「新自由主義」。國家抵消資本主義禍害的意欲和能力減少，主因有下面幾個。全球化令資本企業得以擇木而棲，在全球尋找管制最寬鬆，勞動力最廉價的地點投資。資本外流的威脅加上技術轉變令工運分崩離析，抵抗力和動員力都大受打擊。全球化和資本逐步金融化加劇財富及收入不均，反過來更加強了反社民主義國家勢力的政治影響力。資本主義沒有被馴服，它是真正脫繮了。或許，所謂的三十年黃金時代，只是歷史的異數。有利的結構性條件與強勁的群眾力量，容許了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出現，即使只維持了短短數十年。在黃金三十年以前，資本主義是個貪得無厭的制度；在新自由主義下，資本主義回到它的正常形態，重新伸出了貪婪的魔爪。可能長遠而言，資本主義是無法被馴服的。反資革命的衛道者一直宣稱馴服資本主義只是空想，分散了應放在建立推翻資本主義的政治行動的注意力。當然，或許這是言過其實。將國家無力增稅﹑無力加強對資本主義管制以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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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配等歸咎全球化的論點，在政治上那麼成功，全因人們相信這套說法，並非全球化的限制範圍真的那麼狹窄。在政治上，可能與不可能的界線在哪裡，在一定程度上是取決於人們相信它在哪裡的。新自由主義是一套由強大政治勢力背書的意識形態，不是一套為我們改變世界的理想設限的精確科學。即使黃金時代的那套社民主義政策亟待重新審視，馴服資本主義仍是反資的一種可行的表達模式。 3. 逃避資本主義面對資本主義肆虐，其中一種最古老的回應，就是逃跑。逃避資本主義未必有系統性的反資理念作為脊柱，但它仍是一套連貫邏輯：資本主義威力太強大，無法摧毀；要真正馴服它需要高度持久的集體行動，在現實中幾乎不可能，而且無論如何，資本主義太宏大複雜，難以有效控制。強大的當權者難以推翻，而且他們永遠可以收買反對者勢力，共同守衛特權。跟權力對著幹是白費心機的。事情再怎麼變，最終還是回復原狀。我們能夠做的，就是自外於資本主義的負面影響，或者隱居在某種避風港中，全面逃離資本世界的魔爪。我們或無法改變世界，但我們可以從它四面八方的支配網中脫身，而且在我們自己的小小另類世界中自由生活。這種逃避的欲望，也反映在許多對資本主義禍害的回應中。在很多人眼中，十九世紀農民大規模向美國西部遷徙，是對以市場為目標生產的摒棄，以及對自給自足式農耕的嚮往。六十年代的嬉皮格言也反映了同樣的逃避傾向：「聚神（turn on）﹑入世（turn in）﹑出離（drop out）」。好些宗教群體，比如說美國的艾美許人（Amish），他們建立樊籬自外於世的方法，就包括遠離市場帶來的壓力。又例如，將家庭稱為「無情世界中的避風港」（譯按：出自美國歷史學家 Christopher Lasch 的同名小說 Haven in a Heartless World: The Family Besieged），意思就是在你爭我奪爾虞我詐的資本世界中，家庭是一個沒有競爭，以互助和關懷為主軸的空間。甚至，在山澗野外的長途健行，也是在一定時間內脫離資本主義的具體行為。逃避資本主義通常包括對政治和其他改變世界的集體行動冷感。尤其在今日社會，逃避通常是很個人主義的生活方式。有時候，這是一種建立於資本財富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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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義生活方式，例如這種老掉牙的故事：成功的華爾街銀行家厭倦了永無休止的競爭，決意洗手離場，搬到偏遠的佛蒙特（Vermont）州擁抱簡單生活。而這種簡單生活，當然是由資本市場投資利潤積累起來的信託基金支撐的。這種逃避資本主義不牽涉政治，故很容易忽略，尤其是，某些時候，它還是資本主義特權的體現。而為了「擺脫世俗」而帶著昂貴裝備飛到偏遠地區登山，不管怎樣也難說成是一種反對資本主義的行為。無端如何，這些例子都與更廣泛的，反資本主義的問題有關。有些群體的確是為了逃避資本主義壓力而自外於世，但有些時候，這些群體也可以作為更集體﹑更平等﹑更民主的生活方式的楷模。例如，合作社雖受逃避專制職場和資本企業剝削的目的推動，但合作社也可以成為挑戰資本主義的元素。又例如，個體參與 DIY 和「共享經濟」的原因，可能是個體在經濟緊縮的情況下收入緊絀，但它們也指向了對市場交易減少依賴的經濟活動組織方式。有甚者，整體而言，自願性的簡單生活也是對消費主義以及經濟增長主義的一種廣義抵抗。 4. 侵蝕資本主義第四種反資本主義是人們最不熟悉的。侵蝕資本主義的論點是，所有社經制度都是無數異質經濟結構﹑關係﹑以及活動的複雜組合。自古以來，「純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從未出現，也不可能出現。資本主義是組織經濟活動的方式，由三個重要構件組成：資本私有化﹑以製造利潤為目標的市場主導生產，以及對不擁有生產資料的勞工的僱用。現存的經濟制度結合了資本主義與一系列組織經濟活動，以及分配商品及服務的方法：有國家直接提供的，有從家庭關係中滿足的，有透過社區網絡或組織獲得的，有在民主擁有及管理的合作社中取得的，有從非牟利市場導向機構中收獲的，也有在從事協作生產過程的對等網絡中取得的。方式各種各樣。當中有些組織經濟活動的方式，是資本和非資本元素的混合體，有些是完全非資本的，又有些是反資本的。現時制度受資本主義驅動力支配，決定了絕大部份人的生存狀態及生計，故我們以「資本主義」稱呼這種複雜的經濟制度。這種支配是遺禍極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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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種挑戰資本主義的方法，是把握機會，在這個複雜系統的漏洞缺口間見縫插針，樹立更多民主﹑平等﹑參與式的經濟關係，並且嘗試擴大和保衛這些空間。侵蝕資本主義的想像，這些替代方案長遠而言能不斷擴張，直至從資本主義手中奪得支配地位。用一個關於生態系統的比喻來解釋這種想法，或許有助理解。首先幻想一個湖。湖泊是陸地中的水域，它有特別的土壤﹑地勢﹑水源以及氣候。不同種類的魚和生物棲息湖中，各種植物在湖中和環湖生長。這些元素集體組成了湖的自然生態系統。（在這個系統裡，所有元素都對系統裡其他元素有影響，但這種系統跟單一有機體的系統不同，在單一有機體的系統中，所有部份都在功能上，與一個緊密連貫的整體連接。）想像在這種生態系統中，加入一個不是「自然」源自湖中的外來物種。有些外來物種會瞬間被併吞殆盡。有些可能可以在湖的縫隙生存，但對湖泊生態系統的日常運作沒多大影響。但偶爾會有些外來物種得以在湖中蓬勃生長，並最終取代支配物種。侵蝕資本主義的戰略願景，就是想像在資本主義的生態系統中，加入非資本主義經濟活動中最勇猛、最具解放能力的品種。保護他們棲身的夾縫來培育他們成長，並想辦法擴大他們的棲息地。這種對超越資本主義的過程的想像，跟耳熟能詳的，關於歐洲由前資本的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故事不無相似。在中世紀後期的封建經濟體系中，資本主義前期的經濟關係及行為開始出現，在城鎮尤其常見。一開始時這些經濟關係包括商業活動﹑受同業公會監督的手工業生產，以及銀行業。這些經濟活動填補了市場空間，通常對封建體制內的精英相當有幫助。隨著這些市場活動的規模日增，它們也逐漸展現更多資本主義特徵，在某些地方對處支配地位的封建制度具有相當侵蝕性。經過幾世紀來漫長而反覆的過程，封建結構不再支配歐洲許多地方的經濟生活。封建主義被侵蝕了。侵蝕的過程或曾被政治動盪甚至革命中斷，但這些政治事件非但沒有撕裂經濟結構，反而默許和合理化了進行中的社經改變。侵蝕資本主義對取代資本主義支配地位過程的戰略願景大致相同。替代式的，非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在受資本主義支配的經濟體中每個可能的夾縫出現，這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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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會隨時間變得愈加蓬勃，它們的成長一方面是自發性的，很重要的另一方面是，這種成長也可能是針對性策略的結果。跟國家之間的鬥爭將發生，有時候是為了保護這些空間，有時候是為了支援新機遇的出現。最終，這些非資本主義的關係和活動將在個體和群體的生活中獲得相當重要程度，而資本主義再也無法支配整個經濟體系。很多現代無政府主義都暗示了這個戰略願景。如果革命社會主義指向奪取國家權力來粉碎資本主義，而社會民主主義認為資本國家應被利用來馴服資本主義，那麼無政府主義者一般相信應該避開，甚至完全忽視國家這一元素，因為最終，國家只是用於支配而非解放的機器。建設一個解放的，體現平等﹑民主以及團結一致的理想的資本主義之替代方案只有一途，就是就地建設，並竭力擴張。作為一個戰略願景，侵蝕資本主義是非常吸引的理想，也是個頗為牽強的理想。侵蝕資本主義所以吸引，是因為雖然國家看似不在乎社會公義及解放式的社會改革，卻不代表我們就此束手無策。我們可以全力進行建設新世界的事業，但不是建立在舊世界的灰燼上，而是建立在舊世界的間隙之間。而侵蝕資本主義所以牽強，是因為資本企業財雄勢大，多數人的生計也完全依賴資本市場的順利運作，故解放式經濟空間可以在受資本主義支配的經濟中擴大連結，進而取代資本主義的立論，聽來完全是痴心妄想。如果非資本主義解放式的經濟活動和關係真的可以發展至威脅到資本主義的支配地位，它們自然會立刻被粉碎瓦解。侵蝕資本主義不是癡人說夢。可是，它只有結合社民主義的馴服資本主義理論，才有說服力。我們需要將無政府主義自下而上，以社會為主軸的戰略願景，與社會民主主義自上而下，以國家為主軸的戰略邏輯連結起來。我們需要以令資本主義易受侵蝕的方式來馴服它，並以令資本主義易於馴服的方式侵蝕它。真實烏托邦就是一種幫助我們連結兩種反資本主義思潮的方式。真實烏托邦「真實烏托邦」這名稱是自相矛盾的。「Utopia（烏托邦）」一詞來自十六世紀小說家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首字母「u」由兩個希臘字首組成——「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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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美好，「ou」代表「無」；後綴是「地方」的希臘文「topos」。U-topia（烏托邦）即不存在的美好之地。這是對完美的幻想。那麼它怎可能「真實」？找尋改善世界的辦法或者還是現實可行的，但完美並不現實。確實，對美好的追求可能破壞令世界變得更好的實際工作。正如一句老話所言：「『最好』是『好』的敵人」（the best is the enemy of the good）（譯按：目標太高，容易失敗）。故「真實」和「烏托邦」之間存在著一股內在矛盾，而這也正是「真實烏托邦」所必要克服的矛盾。我們必須維持對一個不存在的、擁抱公義和人道主義的世界的深切渴望，同時切實動手在真實的舊世界中建立一個預示新世界模樣的另類世界，並且以此帶領人們走往同一方向。真實烏托邦將不存在的美好世界，蛻變成可就地而起的、解放式的另類替代世界；將世界現實的樣子，變成了它可能的樣子。

真實烏托邦隨處可見，解放的理想呈現在很多現存機構組織中，也在很多新的組織設計提案中找到。真實烏托邦既是目的地的構成要素，也是到達目的地的藍圖。以下是一些例子。工人合作社是隨資本主義發展出現的一種真實烏托邦。解放的重要元素有三個：平等﹑民主﹑團結。三種要素在東主和其代理人獨攬大權﹑內部資源和機會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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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分配的資本企業中都無法發揮，且競爭會不斷破壞團結。在由工人擁有的合作社中，所有資產由員工共同擁有，並以一人一票的制度進行民主決策。在小型合作社中，這種民主管治可以會員大會模式組織；在大型合作社中，工人可以投票選擇監督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工人合作社也可能體現其他比較資本主義的特徵：例如，他們可能聘用臨時工，或者對少數種族的成員表現不歡迎的態度。合作社往往體現出相互矛盾的價值。即使如此，在合作社擴大容許反資理想運作的經濟空間時，它們仍然擁有對侵蝕資本主義支配地位作出貢獻的能力。合作社之間可組成網絡，在適當的公眾支持下，這些網絡可以延伸並深化成為合作市場板塊，而這個板塊，在某種可行情況下，可以擴大至挑戰資本主義的支配地位。公共圖書館是另一種真實烏托邦。驟眼看來，公共圖書館似乎是個奇怪的例子，畢竟在所有資本主義社會都找到圖書館這種機構。在美國，龐大的公共圖書館系統很大程度由鍍金時代鐵腕無情的鋼鐵大王卡內基（Andrew Carnegie）建立。卡內基絕非反資本主義者，反之，他把對圖書館的慈善捐獻視作加強資本主義制度之舉。但圖書館卻體現了在獲取和分配上的一些非常反資本主義的原則。不妨想想，在圖書館和在書店獲得圖書的方法，是多麼截然不同。在書店，你在架上找到想要的書，翻過背面查看價錢，如果負擔得起又足夠想要的話，你會走到收銀處，付了銀碼上的價錢，然後把書帶走。在圖書館，你在書架上（更可能的是在電腦終端機上）看看有沒有想要的書，找到書後，走到借出櫃檯，亮出你的借書證，然後把書帶走。如果書已經被借走，你就被加在等候名單上。書店裡根據每個人的購買力分配書本；但公共圖書館是根據每個人的需要進行書本分配的。而且，在圖書館裡，如果供求出現失衡，代表讀者等待一本書的時間會延長；稀缺供應的書根據時間，而非價錢進行分配。故此，等候名單是一種極之平等的設計：每個人一天的時間在道德上是同等的。對於比較不缺資源的圖書館，等候名單長度是購入某本受歡迎的書的訊號。圖書館也可以成為多用途的公共設施，而不單是書庫。好的圖書館為公眾提供聚會空間，有時候甚至是音樂會及其他表演的場地，以及人們見面聊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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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圖書館也可以是將某些人拒諸門外的封閉空間，他們在預算事項排序以及訂立規則時也可以很精英主義。所以真實世界中的圖書館反映了很矛盾的價值。但只要它們體現了平等﹑民主﹑社群的解放理想，圖書館就算是真實烏托邦。最後一個真實烏托邦的例子，是在數碼年代出現的新式點對點協作生產。人們最熟悉的例子就是維基百科。在成立的頭十年內，維基百科就破壞了已存在了三百年的百科全書市場，今時今日，製造一本能賺錢的通用百科全書已經不可能了。維基百科由完全非資本主義的方式產生，由世界各地數十萬編輯無償貢獻全球公地，並免費開放給所有人使用。維基百科依賴禮物經濟提供所需基礎設備資源以維持運作。維基百科有很多問題。有些條目非常精彩，有些則慘不忍睹。但它仍是一個由大型合作及協作推動，具有高度生產力，並以非資本主義方式組織的特殊例子。數碼世界還有許多這樣的例子。如果我們想像這種協作模式可以擴展到商品生產，而非只是資訊生產的世界，那就不難想像點對點協作生產進迫資本主義的支配地位了。對於社會和國家政策的改革提案中，也找到真實烏托邦的影子。這是真實烏托邦在以社會公義和人類解放為目的之長遠政治戰略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就是這樣的例子。無條件基本收入就是無條件地給所有人足以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津貼。它讓人可以過上樸實無華，但在文化上有尊嚴，「單純滿足」（no-frills）的生活水平。推行無條件基本收入可以解決窮人的溫飽問題，同時為解放的替代方案，定下了一塊奠基石。無條件基本收入直接減輕資本主義的其中一項禍害：富中之窮。它也透過將資源流向非資本主義模式的經濟活動，擴大了對資本主義支配地位的長期侵蝕。想想無條件基本收入對工人合作社的影響。工人合作社不堪一擊的基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們除了要賺取足夠收入來承擔生產費用外，還要向成員提供基本收入。如果無論合作社成功與否，工人都可獲得無條件基本收入，工人合作社將大大蓬勃起來。他們的銀行借貸風險也會相應下降。所以，不無諷刺地，無條件基本收入可以幫助解決合作社的信貸市場問題。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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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會自動為參與者生產市場收入的點對點協作生產，也肯定會因無條件基本收入而大幅增加。馴服與侵蝕所以，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該如何當一個反資本主義者？放棄摧毀資本主義的幻想。至少，如果你真的希望建立解放的未來，資本主義是無法被消除的。你個人可能有辦法完全封閉自己，將你參與金錢經濟的活動減到最低，但這不是大部份人可接受的辦法，對那些有孩子的人就更不吸引，而這種辦法也不太可以促進社會解放的過程。如果你關懷他人的生命，不管是以何種方式，你最終還是要處理資本結構與組織的問題。馴服和侵蝕資本主義是唯一可行辦法。你需要參與以政策馴服資本主義的政治行動，也需要參與透過擴大解放式經濟活動來侵蝕資本主義的社經計劃。我們需要重新建立朝氣勃勃的和進步的社會民主。這種社會民主除了減輕資本主義社會的禍害，也幫助我們建立有潛力侵蝕資本主義支配地位的真實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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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特（Erik Olin Wright）（1947—2019）生前專訪：階級為何重要？賴特論階級、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意義陳婉容（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系博士生）譯

編按：原載於《雅各賓》（Jacobin）雜誌 2015 年 12 月 23 日之文章，本譯文為「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紀念賴特系列之七的完結篇。本文庫感謝陳婉容小姐，特地為這個紀念系列翻譯此篇訪問以及本系列之六〈今天如何成為一個反資本主義者〉的文章，而陳小姐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便是賴特先生。封面圖說，DeGolyer 圖書館，南方衛理會大學（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Flickr。

賴特（Erik Olin Wright）作為一個認真的激進學者，在 1970 年代「墮入馬克思主義」是唯一的選擇。然而，到了 1990 年代，馬克思主義退潮至學術界邊緣位置，已難說是理所當然的選擇。賴特從未他顧。他視馬克思主義為一組獨特問題，以及回應這些問題的概念框架，而非一堆死板理念或一套特殊的方法論。由此，他開始重建社會學馬克思主義（Sociological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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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特的馬克思主義是正規社會科學，但引領其步伐的，卻是對社會主義的追求。在四十餘年間，賴特將心力投放於馬克思傳統的兩個核心部份：階級與社會轉型戰略。賴特新作《理解階級》（Understanding Class）（譯註：於 2015 年出版）對階級的處理方法，直接挑戰了皮凱提（Thomas Piketty）和史坦丁（Guy Standing）等學者。電子書《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譯註：全名《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民主經濟的提案》（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Proposals for a Democratic Economy），於 2016 年出版）紀錄了他和漢內爾（Robin Hahnel）間的辯論，賴特並表明了近年對社會主義可能性的想法。最近賴特（下稱 EOW）訪問澳洲，並在期間接受了《雅各賓》編輯 Mike Beggs （下稱 MB ）的訪問。訪問內容廣泛，他們從韋伯﹑馬克思談到市場，以及賴特對於左翼戰略的看法。

MB 不如先談談為甚麼階級重要的問題。葛魯斯基（David Grusky）曾直言，從宏觀觀點而言，「階級」只是學術建構的產物。你如何回應？ EOW 我不認同階級缺乏現實基礎的主張。對於「『階級』概念是否具現實基礎」這問題，我認為答案是：這個概念有否辨別出那些對人類生活產生因果作用力的現實機制，而不管人作為行動者是否注意到由這些現實機制而劃出的因果作用力或法律範疇的界限。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出，從生產體系內的社會關係中，我們能夠辨識型塑人類生活並界定衝突場域的現實機制。這些機制究其核心，離不開「剝削」與「支配」；而根據馬克思的階級理論，那些有因果作用力的獨特機制的特徵，正是「剝削」與「支配」。故葛魯斯基既說「階級沒有現實基礎」，亦等同聲稱剝削與支配也不是現實，它們不過是分析者之浮思。我認為，如此斷言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大錯特錯。

把剝削與支配視為機制，不等同為這一說法：它們能完全解釋了階級分析學者有興趣的所有具體並可測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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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人的意識來說吧。人如何看待世界？行動者如何理解自己的生存狀態？剝削與支配，還有人在這些機制中的位置，真的能夠解釋他們的意識嗎？答案是否定的。階級本身能解釋人類意識的說法從不真確。除了處於階級概念下的特定機制，還有太多其他型塑意識的因素。如果你在意的單是這些概念能否解釋意識，那你只能說：「階級本身不是最重要的。」但無疑，對於這些概念的解釋力與重要性，這樣理解未免極之狹窄，也非常受限。 MB 在經濟危機﹑佔領華爾街和皮凱提（譯註：《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作者）之後，階級，或至少是不平等的重要性，似乎又返回主流討論中。你對某些「通俗」進路——其中一些以將人分配到社會不同社經位置的概念來理解不平等——一向針砭甚多。以你所見，這些看法忽略了甚麼？ EOW 這些看法沒有考慮的是，人被分配到不同社經位置，但那些位置為甚麼存在？又，這些位置為甚麼會有這些特質？無疑，一個人可以因著擁有文化資本﹑社會資本﹑以及教育資本而得以成為跨國企業的經理，然後扶搖直上，最終坐上 CEO（首席執行官）的位置。問題是， CEO 這種位置是怎麼來的呢？又，它們既已存在，又是為甚麼可以獲得一般工人四百倍的年薪，而不是二十倍，或是六倍？人們被分配到不同位置，那麼，你如何解釋那些位置的本質？曾幾何時，這種現象是有專有名詞形容的。人們被分配進去的階級位置又稱為「空白空間」（empty places）。那些位置反映了人本身的特質，而不是人反映位置的特質。在現時穩定有序的階級結構中，人與位置的特質無疑已混為一體，但兩者本迥然不同。馬克思傳統階級分析的關懷，是位置本身的特質。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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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言，馬克思和韋伯二人在理解階級方面，都考慮了位置本身的結構。可是，馬克思與韋伯的進路，卻經常被置於對立面。 EOW 不熟悉韋伯的人，可以嘗試做一件頗有意思的事：拜讀韋伯 1890 年代末作品《古代文明的農業社會學》（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之附錄。附錄內有篇長文，論及羅馬帝國之覆滅，以及奴隸經濟如何變得棘手難解，最終削弱了羅馬社會的再生產機制。假如給我那些優秀的博士生讀這篇文章，在不知作者是誰，而我又要他們判斷這個章節反映了甚麼理論的情況下，他們會說：「這很明顯是馬克思主義的作品。」韋伯對於階級的看法，其實頗有馬克思的味道。韋伯認為，資本主義內的階級是由產權系統性構造而來的。對他而言，階級關係的主軸就是資本家和工人。這兩個範疇是韋伯階級分析的核心。馬克思和韋伯的分野在於，韋伯認為，資本主義出現前的支配和不平等的基礎是「階層」（status）而非階級。他認為階級是資本主義特有概念，故未用它來理解歷史上支配與剝削的各種結構形態。在資本主義階級分析上，馬克思和韋伯也有不少重大分歧，尤其是韋伯對於剝削概念的忽視。無論如何，二者間最重要的差異是，馬克思傳統的階級分析建基於一個大膽主張上：在資本主義以外，別的選擇是存在的。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首要目的，是釐清超越資本主義的條件，以及建立社會主義作為替代方案。如果你放棄社會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幾乎就毫無意義了。有些馬克思傳統的思想可能還有些用途，但反資本主義是馬克思階級分析的批判性目的。對韋伯而言卻非如此。韋伯的階級分析的目的，是理解資本主義各種不同形態。韋伯的分析所關心的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如何形成，而各種產權制度，又如何構成決定人的機會之門是打開還是關上的階級關係。如果你對資本主義的各種形態，以及理解在這些形態中的階級結構有興趣，韋伯提出的分類是頗為靈活的。這些分類可以根據僱傭合約性質，以及對工人的技術訓練性質來再行細分。這些性質決定了市場能力，而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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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能支持或削弱了這些能力。故馬克思傳統的階級分析能夠幫助我們了解跨時代的相異形態，以及在可能建立替代方案的基礎上，理解其對資本主義提出的挑戰。而韋伯的階級分析，則有助我們理解資本主義制度內的各種變化。馬克思主義者也關心資本主義制度內的變化，而當他們論及此一範疇時，跟韋伯的論調出奇相似。故我認為這兩種進路能夠兼容並蓄。他們提出了類近的問題，例如有組織與無組織的資本主義之異同，還有能為工人提供穩定就業權益的強勢工運的資本主義，與一個只有鬆散工運組織的資本主義之比較。 MB 你不時指出，我們不應以一種獨特的方法論將馬克思主義區別開來。可否闡釋這種立場？ EOW 將來，馬克思主義者可能會發現有助辨識現實世界中因果機制，而又未有人提出過的新方法，這點不難想像。故我不是說馬克思主義不應擁有其獨特的研究方法，但如果真的發現了新方法，那麼所有人都應該接納這套新的科學方法。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分析某些問題需用上某些奇特兼學究的方法，但這種方法卻又不適用於其他問題。所以，如果「辯證法」是一套連貫邏輯，而它又有助理解系統轉型，那麼它也肯定有助理解所有由系統呈現的事物。在我嘗試理解並釐清「辯證法」或「矛盾」等概念時，「正反合」的邏輯是無濟於事的。為甚麼？為甚麼自然法則規定只要有正題，就一定有反題，而反題又暗示了合題？我不認為是這樣。只要有某種因果過程存在，它們就可能（因某些需另外解釋的原因）引發各種抵抗與反對的形式。在這些衝突中又會生出新的解決辦法。如果這是有力的論證，這種論證就證明了機制的存在。像辯證法那種表達方式，卻無助澄清這一點。我認為，馬克思主義所有具說服力的實質主張，都可以透過一般的實在論的科學解釋（realist scientific explanations）來表述，那就是因果關係。在這種因果關係內存在產生影響的潛在機制，而這些機制會互相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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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機制不是孤立的。它們不是封閉系統，並會產生交互作用。就是這些因果關係的交互作用造成世上各種可見現象。複雜的是，人類具有意識和能動性，且會觀察並解釋世上現象。這是過程的一部份。由此看來，「辯證法」到底是甚麼意思呢？有個社會學名詞叫「結構—能動性問題」（Structure-agency problem）。這不是甚麼晦澀學究的問題，它的意思是，人類自出生就受制於既存的社會世界中。這似乎是明顯不過的。誰會否定這一點？所有孩子呱呱墮地時就進入了他人構築的社會世界，古往今來，社會學家無不體認這個事實。問題是，人會長大，成為有意識的行動者並參與實踐，從而再製那些關係。人類作為行動者受限於那些關係，但他們的行動又會影響同一堆關係。這不就是「結構—能動性」問題嗎？這不過是常理一般的社會學基礎，不是什麼大問題。但同時它卻又無比重要，因正是這些關係令有意識的、針對性的社會改革變得可行，而這正是馬克思分析的目的。引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關鍵不止是理解世界，而是改變世界。如無可行之策，這番話是毫無意義的。又，能動性必須存在，如果能動性無法對抗需要轉變的結構，那這番話又再次是毫無意義的了。說我們可以改變世界，也即是說，無論我們有沒有這種意願，這個世界都是客觀存在的。「結構—能動性問題」的要旨就在於此，而我認為，「辯證法」也肯定是同一意思，不然我也不知道它是甚麼意思了。 MB 可否說說「分析馬克思主義」對你來說有甚麼意義，而它又是否仍然代表學術界內一個還在活躍的流派？ EOW 「分析馬克思主義」一詞於 1980 年代初出現。它形容一群馬克思主義者﹑受馬克思傳統影響的學者，以及一些「地下馬克思主義」學者（譯註：crypto-Marxist，指因政治或其他壓力而無法公開馬克思主義者身份的人）之共同信念。這些學者每年都會聚會，討論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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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不乏名人。我認為最關鍵的人物是加籍英國哲學家 G.A. 科恩（G.A. Cohen）。其他核心人物包括歷史學者布倫納（Robert Brenner）﹑政治學者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經濟學者羅默（John Roemer）﹑我本人，那時還有政治學者艾爾斯特（Jon Elster）和其他人。經濟學者鮑爾斯（Sam Bowles）後來也加入了。這群人致力於對馬克思主義概念提出嚴格﹑有系統﹑以及條理清晰的詰問。例如「剝削」的概念，馬克思原本的表述是建立在勞動價值理論之上的。我們為如何理解這個概念辯論經年，而我後來也發展了一套與勞動價值理論幾無關係的社會學理論來解釋「剝削」。這一切的目的，是為了釐清這些概念所指向的潛在機制。這種分析框架是從分析哲學衍生的。在我看來，所謂分析哲學，就是精確明白地使用所有術語的表達模式，其所表述的一切都有明確清楚的定義，而你會完全知道自己究竟在表達甚麼。「分析」一詞非指任何對概念內容的實質主張，而是考核這些概念的方法。而說分析馬克思主義代表忠實履行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也是有誤的。它不過是分析馬克思主義者認真看待的思潮之其中一種。故分析馬克思主義指向的，是對機制內概念的精確化和清晰化。理性選擇理論優雅之處，正是源於它對機制提出了精確明白的解釋。對於某些問題，理性選擇理論也提供了很好的立論基礎。對分析馬克思主義小組的某些人，尤其是羅默來說，理性選擇理論的確主導了他們理解問題和尋找答案的方法。但即使是羅默，也完全不會堅持用理性選擇理論來解釋一切。這小組的自稱可能頗為自大，就是「不講廢話的馬克思主義小組」（Non Bullshit Marxism Group）。這是只有我們聽得懂的笑話，代表了我們這群人的信念。有時候，我覺得這個自稱更能表達我們的目標，那就是除去馬克思主義思想內一切的故弄玄虛，並找出其中最剛健有力的核心論點。在我而言，這個目標鞏固了我繼續在馬克思主義的範圍內進行學術研究的想法。對於小組內的某些人來說，這個目標令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個不錯的小專業範圍，但卻不再適合他們。普沃斯基與艾斯特都離開了小組。他們認為所有詰問馬克思主義概念的工作已經枯竭，此後這種工作不會再帶來甚麼成果，而他們對其他範疇內的問題更感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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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並覺追求那些問題成果更佳。 MB 列敏（Andrew Levine）在《馬克思主義的未來》（A Future for Marxism ）中，寫及他由阿圖塞（Althusser）始，然後到達分析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軌跡，而他也認為這是自然進展。這種軌跡看來並不尋常，一般認為法國理論與分析哲學是完全對立的。你的軌跡有否相同之處，或，你是否另有起點？ EOW 我寫的第一篇關於馬克思理論的作品，是關於普蘭薩斯（Poulantzas）的。1970 年代，我在研究院讀過阿圖塞，但讀普蘭薩斯較多，因我認為後者的立論遠比前者豐富。我認為阿圖塞的「廢話商數」頗高，他對細節不講究，經常用些未經定義的概念。讀者必須闖過重重玄虛，才找到其分析核心。可是，我們還是可以說普蘭薩斯和阿圖塞都有志於精確地定義各種概念，並用這些經過重新表述和明確化的概念來立論，而不是隨手就拈來使用。我在普蘭薩斯的論點上受益匪淺。我第一部關於階級的作品（譯註：指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一書），就是對普蘭薩斯的批判。普蘭薩斯認為，所謂中產階級其實是新的小資產階級。我認為這種立論無法辨識其中機制，即是，為何「非生產性勞動」無助理解階級關係呢？我在這個基礎上，發展了自己的論點。然後，為使辯論脫離單純定義爭議的窠臼，我提出了進行實證檢驗的方法。我們可以找出證據證明，究竟視中產階級為新小資階級確實有助找出階級界線，還是我提出的，中產階級處於階級關係中的矛盾位置，是比較理想的說法。所以，在我個人而言，我的確是先讀了阿圖塞和普蘭薩斯，後才進行所謂分析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工作的。可是，我認為我對阿圖塞或普蘭薩斯，仍是持與阿圖塞學派相對立的分析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雖非我的原意，但我認為，我對於阿圖塞或普蘭薩斯的拷問，說到底就是：「這些概念不夠清晰。何不試試將這些機制精確化。何不看看有沒有可以反饋理論思考的實證結果。」後來我讀了 G.A. 科恩的書（《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種辯護》（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中國出版過兩個中譯本，較近的為段忠橋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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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並跟很多人一樣，從中獲得許多啟發。我在讀這本書的時候在想：「啊哈，就是這樣。這樣子，你就可以理解所有解釋並探其底蘊；就可以把表述不清楚的概念變得清晰連貫。」我為此書寫了一篇評論，科恩非常喜歡，次年他就邀我加入分析馬克思主義小組。泰爾朋（Göran Therborn）的學術軌跡就是由阿圖塞學派開始，他也寫出了不少對阿圖塞和普蘭薩斯作分析馬克思主義式重構的優秀作品。我認為，泰爾朋的《政權的意識型態與意識型態的政權》（The Ideology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Ideology）（譯註：台灣有出版中譯本，陳墇津譯，1990 年，遠流出版社）以及《當統治階級統治時，他們會做甚麼？》（What Does the Ruling Class Do When it Rules ?），是從阿圖塞派理論傳統出發的作品中最出色的兩部。說這兩本書遵隨阿圖塞派傳統，是因為它們處理阿圖塞和普蘭薩斯的論點無比認真，但同時又將二者的立論合理化﹑連貫化，這是阿圖塞和普蘭薩斯都做不到的。我覺得，這兩本書都是出類拔萃的佳作。這些作品，在馬克思主義經過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初的興盛，幾近明日黃花的時間面世，故後來的馬克思主義思潮沒有把它們納入核心理論當中。我認為，說不定將來它們會被重新發現，並重新獲得應有的重視。 MB 你很常認真探討自己的學術工作，而經常改變想法這一點也是出了名的。有時候，你對很根本的概念也會有新的認知。綜觀你的學術生涯至今，你改變過甚麼東西，又有甚麼是你對之從一而終的？ EOW 我對馬克思傳統的核心概念，可算最始終如一。那核心就是，理解資本主義階級結構的目的，正是要理解改變它的條件。將焦點放在資本剝削的本質上，基於兩個許諾：第一是要消除資本主義剝削的規範性道德；第二是要改變或超越資本主義而對建立替代方案條件之理解的社會學學術。我會說，對於資本主義的反資分析貫穿了我的學術生涯，那就是：資本主義在骨子裡所以是個為禍甚深的社會結構，原因正是其階級結構。有些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階級固然也不好，但市場才是元兇。阿爾伯特（Michael Albert）和漢內爾（Robin Hahnel）就對資本主義作出了反市場的批判。他們認為市場之壞，在於有市場的地方，最終都會有資本剝削與支配。我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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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市場確實必然帶來資本主義的階級關係，那麼我會認同對市場的批判。阿爾伯特的想法基本就是這樣。他認為，「有點市場元素」堪比「有點奴隸制元素」或「有點癌細胞」。「有點市場元素」最終可以帶來覆滅。我認為這是錯的。不容資本集中，並對資源進行民主分配的穩健市場是有可能存在的。我和漢內爾在即將由 Verso 出版的新書《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民主經濟的提案》中，就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入辯論。 MB 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是怎麼樣的？有甚麼機制可避免資本集中？ EOW 首先，我認為完全性市場社會主義經濟體的想法不合邏輯。正如完全性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的想法也不合邏輯。每種經濟結構，都是由截然不同的、異質的生產和分配機制組成的生態系統。所以問題應是「哪一種機制處於支配位置？」，而不是「哪一種機制接管了一切？」在每一個社會主義經濟體中，都有直接由國家分配的大型公共設施板塊。如果教育﹑健保﹑公眾休憩空間和一大堆其他東西都以非商品化公共設施的方式提供，它們可能已經佔了這個經濟體的六成。這是單純的社會主義而非市場社會主義。市場最多只是這種經濟體系的一部份。在任何有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市場也總有非社會主義的部份。而由想開小餐館的人組織小餐館，又有甚麼問題呢？市場組織也不必全是合作社。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小型企業應是以民主方式運作的合作社，但我也不堅持這一點。或許，在由社會主義關係支配的經濟體中，也有非合作社形式的個人獨資企業存在的空間。我不肯定各種形式的最佳組合是怎樣的。 MB 對於方才說到的這家假設的小餐館而言，其他選擇存在嗎？ E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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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存在。當每個人都有基本收入的時候，每個人就都可以說不。又由於有大量公共產品，每個人的所需都有一大部份不需依賴市場來滿足。決定人們生活水平的，除了收入，還有這些公共設施。有了基本收入和公共設施，就代表不必參與市場生產關係，也可以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市場社會主義經濟體會支援所有合作形式的生產。我認為市場社會主義會偏好由公共承銷的合作社，而非個人創業。實行的方法各種各樣。例如，在組織信貸市場和公共空間方面，可以實行的就是為模組化先進技術提供自造者空間（Makerspace）（譯註：即學生﹑專業人員和公眾可共同開發或研究新科技的合作空間），諸如此類。回到如何防止財富集中的問題。現在我們也有聲稱防止壟斷的法規，只是成效不彰。要防止財富集中，我們需要對私人資本積累作明確限制。企業員工數量到了某個上限，必須以合作社形式運作。如果不想以合作社形式運作也可以，不要擴充就好了。畢竟也沒有擴充的急切理由。除非有更佳的規模經濟，競爭本身是不會迫使企業擴充的，對嗎？如果沒有規模經濟，企業完全沒有以擴充來競爭的必要。即使擴充了，競爭優勢還是不會擴大。我認為，在很多生產範圍內，規模經濟正在下降，令很多高產的小型企業得以生存。這就是合作型市場經濟的方程式。 MB 這種願景在激進左翼（far left）間爭議頗多，對吧？對很多社會主義者來說，市場的存在是不能接受的；又有些人會反對「為未來的私營機構訂好方程式」的想法。 EOW 在此有必要先指出一個字眼問題。那就是「激進左翼」。我會說，很多死硬左翼是反對市場存在的。「激進左翼」似乎暗示了它比「死硬左翼」更左，但更左卻不代表想法更簡單。「激進左翼」只是對一個民主﹑平等﹑可持續的解放替代方案，有更深切追求而已。我認為自己完全是激進左翼，因此我才希望目的地有異質機構存在，因為那是我們可以實現替代方案的最佳辦法。我不認為這樣就令我沒那麼左翼了。我認為，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就是完全實現民主，但我們無法事先決定民主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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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結果。這些必須留給參與民主鬥爭的人自行斷定，我們畢竟對將來的歷史條件一無所知。但我的估計是，在具全面而穩健民主的社會中，是有空間容許市場存在的，因人們會認為這是用容易的辦法解決複雜問題。既然免不了有些取捨，與其嘗試計劃一切，倒不於留些空間給市場。但這是我對民主的商議者會提出的方案的估計而已，我不是說他們應該如此。在後資本主義經濟體中斷定市場角色時，肯定會出現模糊不清之處。除非你認為取捨是不必要的。漢內爾相信經濟應由民主方式規劃，市場不應存在。他至今未回應我向他提出的挑戰：「沒錯，如果你認為不必作出任何取捨，沒有要不停開會的問題，按計劃要人們提前搞清楚下年的消費清單又不會帶來任何預期外的後果，可能市場真的可以完全消除。」我對此非常懷疑。當然，除非你認為沒有取捨，不然你完全不能決定最佳組合是怎樣的。 MB 你的新作結合了對資本主義中的階級的理解，以及對「真實烏托邦」作為社會主義戰略的探討，可說是將你在學術上的兩個焦點聚集在一起。 EOW 新書原題是《以真實烏托邦挑戰資本主義》（Challenging Capitalism through Real Utopias），或許把「挑戰」換成「超越」。但我正在考慮的新題，是《如何在二十一世紀當一反資本主義者》（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For The 21st Century）（譯註：正式書名，訂於 2019 年 9 月出版發行）。 MB 那就告訴我們應怎樣當一個反資本主義者吧。 EOW 我可以先講一個精簡有力的版本。反資主義的方法有四種：摧毀（smashing）資本主義﹑馴服（taming）資本主義﹑逃避（escaping）資本主義，以及侵蝕（eroding）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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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毀資本主義是十九和二十世紀革命共產主義的願景。對很多人來說，這情境耳熟能詳：人們組織政黨或其他政治行動。在某些歷史契機下，這個政黨有力奪取國家權力。不能排除是通過選舉奪取，也有可能是通過暴力革命。無論國家權力是如何奪取的，首要任務，都是重塑國家本身，使其成為轉型的適當工具。然後全面摧毀現存社會結構的權力中心。人們由此得以開始建立替代方案的漫長過程。你可以理解摧毀資本主義為「先破後立」。這是上世紀的革命理想。我認為上世紀許多實驗已證明，資本主義作為錯綜複雜的社會秩序，是萬難被摧毀的。振奮人心的工會歌《團結一致到永遠》（Solidarity Forever）最後一句，就是「我們可以讓新世界在舊世界的灰燼中誕生」。二十世紀的革命證明「讓新世界在舊世界的灰燼中誕生」是可能的，只是，這是一個沒有人想要的新世界。當然，俄國和中國的共產革命都不無成就，但它們都沒有建立民主﹑平等﹑為普通人賦權且令他們得以決定自身命運的社會。那些革命從未造就這樣的社會。究竟這種失敗是源於革命發生時的歷史不利條件，還是摧毀燒盡，將之化為灰燼再重建的策略本身會帶來這種後果，畢竟莫衷一是。我認為，摧毀資本主義戰略容許混亂出現，這種混亂尾大不掉又極之危險，只會強迫領袖階層使用鎮壓策略來製造社會融合的條件。領袖階層急切要回復社會秩序和安全，就會在新的革命後社會形成支配形態，這種支配是極難、甚至是不可能再打倒的。沒有證據證明，只要摧毀了舊結構，你就可以建立解放﹑平等﹑民主和參與式的環境，並容許人們蓬勃發展。我認為，對於盤根錯節的社會而言，摧毀資本主義作為策略已被歷史淘汰。我認為民主轉型是可行的。這也是我的主張。問題是，即使處於民主條件下，與舊體制的決裂還是會帶來極端混亂的過程。這就是希臘激進左翼聯盟（Syriza）正在面對的問題。如果他們放棄歐元，就會深陷經濟危機。故問題是，那時他們可以在民主條件下，與資本主義決裂嗎？下個選舉會發生甚麼事情？恐會慘不忍睹。下個選舉，假如有些政黨說：「來投我們一票吧，我們會將希臘帶返歐元區。」那又怎辦呢？歐洲銀行家當然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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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對，投他們一票吧，我們拉你們一把。」於是這些政黨會得到資助。要經過幾多次選舉，才能走過轉型期的陰溝，才能熬過生活水平和物質生活的下降？我認為沒有政黨撐得過。社會盤銀錯節，各種力量互相依存，決裂時衍生的問題，會令轉型無法在民主條件下持續。在非民主的條件下，問題就是威權式轉型決不能達到帶來民主和參與的目的。我沒打算正式提出說明其不可能的理論。這樣說過激了。當中有許多歷史偶然的因素，但我的直覺是，從體制層面上與資本主義進行突然決裂是不可行的。其他辦法是馴服資本主義﹑逃避資本主義﹑以及侵蝕資本主義。馴服資本主義是社會民主主義的解決方案。你還是要正式奪取國家權力，但由於資本主義制度強健，你不會擁有任何社會權力。資本主義也控制了投資方式。你所擁有的就是政治權力，即管治國家的權力。這種政治力量有群聚支持，足以與資本斡旋，並在有利工人的方針上，對資本作出限制。而工人當然要為資本發展的計劃與資產階級合作。這是階級上的妥協。馴服資本主義旨在減少和抵銷資本主義帶來的最大禍害，例如對個體的傷害，公共產品不足，以及其他負面外部影響。馴服資本主義減輕這些禍害，減輕資本主義的症狀，但不會動資本主義分毫。馴服資本主義成效不錯，至少過去有成功運作過。只是最近，它就有點像跛腳馬了。新自由主義指社民主義的解決方案行不通，但這不過是保衛精英特權的自辯。即使在相對開放、全球化、金融化的世界，除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勢力外，沒有理由相信馴服資本主義的機制不能重啟，它們只是未被重啟而已。有人認為，氣候變遷的全球危機會將新自由主義置諸死地，因市場已無法解決適應氣候變化的問題，更遑論減緩了。氣候變遷帶來的破壞需要龐大公共工程來處理，而透過減緩和逆轉暖化問題，這些公共工程會開拓新空間，容許提供公共產品和社會公義的積極國家重新出現。這就是馴服資本主義。相對三﹑四十年前，今天它無疑是舉步維艱，但仍是反資本主義可行辦法的一部份。逃避資本主義是比較個人主義的辦法，很吸引 1960﹑1970 年代的嬉皮士。在美國，西進運動（Western movement）（譯註：十八﹑十九世紀，美東居民大規模向美西地區遷移和開發的運動）的先行者，就是受逃避資本主義推動的。他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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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希望以西遷來逃避銀行和地主的控制。自願簡單生活，或反消費主義行動，主因都是人們希望縮減消費過更均衡的生活，故算是逃避資本主義的一種。逃避資本主義是一種有趣的反資方式。單靠逃避，可以推動轉型的可能微乎其微，但在某些背景下，它可以提供有趣的社會實驗，或在改良的條件下可推而廣之的有用模型。侵蝕資本主義最不為人熟悉，而我認為它跟某些無政府主義傾向是比較相似的。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算是早期的侵蝕資本主義者。他說：「你創立了工人合作社，這些合作社就會成為吸引人的生活方式。工人會爭先恐後加入，然後資本主義必然崩潰，因為沒有人會為它工作。」對於工人合作社的生存和競爭問題，蒲魯東的想法是過份簡單了。馬克思在與蒲魯東的著名辯論中，指蒲魯東的願景荒謬虛妄，認為這種願景與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計劃，都是不值一哂，甚至是在轉移視線的小實驗。其後，馬克思其實對工人合作社和其他形式的合作社讚許有加，認為它們是工人實際掌握生產控制權的可信示範。而合作社作為戰略的問題，是資本主義不會容忍它們存在。它們一旦威脅到資本主義，就會被粉碎瓦解。今時今日，有不少經濟活動都可算入侵蝕社會主義的範圍內，例如巴西無地農民運動（Brazilian Landless Workers' Movement）的土地改革，土地佔領運動，其他社區和農耕生產方式，工人合作社，以及其他形式的合作社。維基百科在十年內破壞了已流傳三百年的百科全書市場。它比任何的資本主義模式都更具生產力， Linux 和其他開放源碼軟體都是例子之一。這就是侵蝕資本主義。侵蝕資本主義作為超越資本主義的戰略相當吸引，同時非常牽強。它吸引是因為即使環境惡劣，我們也不會束手無策。而且，社會運動者經常孜孜於解決「我可以做甚麼的問題」，而我的學生也經常問我：「我可以做甚麼？我想做些有建設性的事情。」侵蝕資本主義建立起令生活變得更好的替代機構。它們是美好生活的明證。它們可能行之有效，但即使有了社區花園、工人合作社、維基百科和其他機構，是否就能切實削弱資本主義，並超越它並達到替代方案呢？這就看來非常牽強。無政府主義的戰略願景是在現行世界就地建設美好世界。我不認為這種戰略能夠成功在全世界實行轉型。可是，我認為，如果侵蝕資本主義與其他馴服資本主義的新方向結合，或許就能建立長期的政治戰略，其成功地將社民主義最進步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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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無政府主義最有建設性﹑自下而上的創造力的版本結合起來。這意味著，無政府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聯袂組成的戰略，可以將資本主義侵蝕至容易馴服，同時將資本主義馴服至容易侵蝕。我們必須跨越那道政治上的鴻溝，放棄不可行的、摧毀資本主義的願景，以及過份自戀的、逃避資本主義的策略。但這種結合有其困難。它不是線性組合。不是說今天想出了方程式，就可以容它全速前進自行其事。這樣絕行不通，因實行過程將矛盾重重。這是過程的一部份，因為馴服資本主義代表跟資本協商，而那些協商本來就不穩定，必須依賴各種力量的平衡。但還有甚麼別的方法呢？我不是說「跟我做吧，這樣一定行得通。」我沒有作出任何預測。我是說，除此以外，我看不到還有超越資本主義的其他可行方法。 MB 有人會說：「這不就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的演化社會主義（evolutionary socialism）嗎？只是少了演化，又少了會發生的確定性。」 EOW 它不是演化社會主義，因為伯恩斯坦沒有強調在社會空間以自下而上的動員來建設替代方案。他的戰略是議會社會主義。 MB 那你又是怎麼看待議會或選舉的角色？我相信它們肯定是馴服資本主義戰略的重要一環。 EOW 議會民主的其中一個陷阱，是相信它一定要佔據制高點。我卻認為在市政地方層面建立這種民主最為重要，而全國性的運動，可以建立在地方動員的基礎上。 MB 在美國，市政府的權力和權責都頗大，而國家層面的政治就遙不可及，對所有左翼戰略都戒備頗深。可能在不同地方應運用不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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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W 在某些政治制度中，地方層面是完全沒有發展空間的。故在某些權力最集中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中，城市比較像國家的行政單位，而非有自主性的政治抗爭場域。可能在某些時候，擴大地方自治權力的抗爭是製造更多空間的政治計劃之一。我認為國家的角色非常重要，而以為可以在體制外製造麻煩來影響和脅逼國家的想法，畢竟太荒誕。作為長遠戰略，它不管在哪裡都完全未成功過。當然，如果你製造的麻煩和破壞夠多了，國家會被逼就範。但一旦動員力下降，所得的利益就會被統統收回去。一個只注重外在壓力和破壞的戰略並非上策。只有改變遊戲規則，才可真正帶來不易被推翻的改變，而這就需要能夠與權力抗衡並改變遊戲規則的政黨才做得到。 MB 但在美國，無論是透過民主黨來製造這種改變，還是另立第三個政黨，都是寸步難行。 EOW 這就是為甚麼政府下層比上層來得有效的原因。美國這種龐大的大陸國家笨重而難以入手，但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傳統政黨對社會運動而言不是遙不可及的。就算拿美國民主黨來說，左翼也有影響他們的實際方案。民主黨也不是一面倒遵循新自由主義的。有很大部份的民主黨選民，以及為數不少的民主黨各級議員，都支持高稅率，增加公共產品，加強法規，加強環保活動，以及以重建工運來加強群眾力量。這些都在公共討論議程中，甚至切實執行的範圍內。因種種原因，這些議程被邊緣化以至未能成為政策，但不代表以後都將如此。以美國的情況而言，我認為在民主黨內部是必要戰場。建立第三政黨的想法，我認為頗不切實際。我認為，我們必須令民主黨內的進步力量更具韌力，並找方法來動員群眾，令他們可以在選舉中得利。這是困難的。這個被操縱的體制對我們極其不利。可是，我仍然看不到其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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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說：「如果國家層面真的難以觸及，不如就放棄它好了」，其實就意味著撤回侵蝕資本主義戰略，只是不再嘗試馴服對手而已。那就是霍洛威（John Holloway）提出的，改變世界但不奪取權力，甚至不對抗權力。或者這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不是說我肯定你不能單以自下而上建設的替代方案來侵蝕資本主義。我只是很懷疑替代方案所依賴的那些空間是否牢固。 MB 但你對很多自下而上建設的替代方案都是樂觀的，是嗎？ EOW 絕對是。我對這些計劃非常樂觀，因為它們都是預示解放的替代方案的良好示範。之後的工作，是將這些預示式的示範推而廣之。可是，在這個方程式中，有一個沒人預想過的部份。它其實是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我預料，許多在我們進入二十一世紀之時冒起的新生產力量，將對現行資本主義的形態具有相當破壞力。我們在許多經濟板塊中都見到類似力量，它們有機會打開許多激進的新機會。我經常用維基百科破壞三百年百科全書市場的例子，完全是因它說起來特別有趣。時至今日，製造一本能賺錢的通用百科全書已不可能，沒有人會買它。維基百科是以完全非資本主義形式生產的，全球編輯無償貢獻全球公域，並將成果免費向所有人公開。維基百科以禮物經濟形式支付所需的基礎設施費用，以維持運作。維基百科不無問題，但它是大規模高產能合作和協作的絕佳例子。我認為，這樣的生產模式，是對資本主義產生強力破壞力階段的先驅。當中最大的問題是規模經濟問題。如果你擁有有限規模經濟的技術，那麼小規模生產和大規模生產的單位成本都是一樣的，資本家就難以壟斷生產資料。很重要的一點是，壟斷的先決條件，是要擁有大量資本才能生產有競爭力的產品。 3-D 打印技術就是好例子。我們還沒到達那個階段，但試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後的情景。想像 3-D 打印機可以製造另一部 3-D 打印機，也即是說我們有了可以自我再製的機器。這部可自我再製的機器是通用機器，除非有資本壟斷的新機制面世，否則它可以製造很多削弱壟斷生產資料可能性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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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世上有很多東西都是 3-D 打印機印不出來的。土地就無法被 3-D 打印，你用來放 3-D 打印機的地方也無法被 3-D 打印。很多 3-D 打印機的零件元素，例如樹脂和其他原料，也都是 3-D 打印不出來的。有些原料要自土地收割，然後再行加工。所以，資本壟斷很可能回到自然資源的生產空間中。 MB 所以你的論點不是建立在沒有稀缺的假設上的。你的意思是生產力的轉型。 EOW 完全正確。我的意思就是，這是加劇了古典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重點是，當生產資料無法再被壟斷時，私有財產制度的非理性也被放大。每個人都擁有生產資料，但他們無法好好利用這些生產資料，因為自然資源仍被私有財產壟斷。當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變得非常明顯時，要論證阻礙生產力的產權關係轉型的需要，將變得相當容易。如果只是土地和其他資源被以自利的方式壟斷，其相比要處理複雜的商品鏈和大規模的資本密集的生產綜合體，自然是簡單得多。如果估計不錯，這些新的生產力，將會為政治鬥爭帶來新的環境。 MB 還有知識產權。 EOW 沒錯，還有知識產權。這些發展令我相信，資本主義將來會比過去容易侵蝕，因為見縫插針地以另類生產方式注滿所有空間比過去來得容易。但是，出於控制對土地和其他資源的產權或所有權擴大的需要，資本主義只有在變得容易馴服時，才會同時變得容易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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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危機也可能有機會打開缺口。很明顯，在全球環境問題的議程中，一定會出現誰有權控制和規定資源用途的問題。在此再一次闡述我的主要論點：只有結合馴服資本主義和侵蝕資本主義，真實烏托邦才變得可行。這就是真實烏托邦與伯恩斯坦那套過時的演化社會主義不同之處。國家在真實烏托邦戰略中的角色，是守衛和擴大自下而上的另類生產所佔的空間，而不是由國家來承擔提供生活所需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