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PS Volume 38 Spring Issue 2015 by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sociation SSS HKUSU

2015 春季號

目錄 CONTENT - 2015 春季號 Spring Issue -

港大政政

總編的話

回顧

政教－難分難解

雨後火苗 • 傘後有聚

投稿

The PPAA

Glance

Submissions

2015 春季號

港大政政 The PPAA

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會 2014 － 2015 年度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sociation SSS HKUSU Session 2014-2015

Chairman 主席 YUEN Heung Fan, Dexter 袁向凡

Internal Vice Chairman 內務副主席 MAN Wing Ki, Kathy 文詠琪 Acting Publicity Secretary 署理宣傳秘書

External Vice Chairman 外務副主席

General Secretary 常務秘書 CHU Sin Wai, Sarah 朱善懷 Acting Welfare Secretary 署理福利秘書

Financial Secretary 財務秘書

CHAN Ler Sze, Joyce 陳樂施

Publication Secretary 出版秘書

YAU Ho Sing, Mike 邱可勝

Current Affairs Secretary 時事秘書

NG Man Yui, Wanda 吳漫叡

Chinese Current Affairs Secretary 中國時事秘書

LOK Hoi Chun, Samson 陸凱俊

Marketing Officer 市場主任

TSOI Sze Chun, Khalil 蔡仕進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 公共關係主任

LI Wing Man, Janice 李詠文

Social Secretary 康樂秘書 LUN Sin Sze, Cecilia 倫善詩 Acting Academic Secretary 署理學術秘書

LEUNG Ka Ying, Ada 梁嘉盈

港大政政政萃

總編的話

政治無孔不入，你或許有權利討厭政治，但你沒有藉口不關心政治。政治不僅局限於電視畫面所見的官僚、選舉、示威，任何事情都有跟政治扯上關係的可能，跟政治有形形色色的互動。近期「伊斯蘭國」破壞古蹟的畫面、教宗方濟各再次成為時代雜誌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等新聞，讓大家明白宗教如何跟政治連在一起。本期主題將會透過探討不同地方的政治局勢如何受宗教影響，喚起各位注意政教密不可分的關係。與此同時，雨傘運動過去半年，政局和社會氛圍都起了微妙的變化，亦有不少有志之士選擇組成團體，甚至單人匹馬，試圖改變這城市的秩序。本期另一主題將會透過專訪不同在雨傘運動後成立的機構之成員，了解創立的背後和對未來的願景。今期《政萃》在內容、編輯、設計等方面都有頗多的新嘗試。遺憾的是，在缺乏經費的情況之下，內裡的一切只能以二元的形式呈現。黑白與彩色、對立與多元、觀點與角度，一百個人對一事有一百種詮釋的方法，我期盼各位閱畢後會發掘對時局的新體會和新看法。最後，本刊能順利出版，本人在此謹代表全體幹事會成員，衷心感謝一眾受訪者、投稿同學、編輯以及上屆幹事會的支持。總編輯邱可勝 2015 年 4 月

2015 春季號

回顧兩岸三地

港大政政政萃 Lithuania joins euro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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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orist attack sparked Je suis Charlie protest 2015.01.07

Two masked gunmen stormed the office of French satire newspaper Charlie Hebdo in Paris and slaughtered 12, in apparent revenge against the weekly's publication of cartoons ridiculing the Prophet Mohammed. World leaders linked arms to lead more than a million French citizens through Paris in an unprecedented march to defend freedom of speech and pay tribute to victims of attacks.

Quantitative easing in eurozone 2015.01.22

2015.01.01

Lithuania is the last of the three Baltic states to join the euro zone and will be the last country to do so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Lithuanian government officials believe the euro will not only boost investment but will also bring deeper integration with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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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is poised to launch a €1 trillion round of quantitative easing, years after other world central banks embarked on monetary stimulus. As the interest rate has been lowered to minimum since 2013, the decision to keep it low is generally expected.

xenophobic violence in South Africa 2015.04.17 The upsurge in xenophobic violence in South Africa that started in the port city of Durban a few weeks ago has angered African countries, many of whose citizens have been targeted.

2015 春季號

Ceasefire agreed for eastern Ukraine 2015.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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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aders of Germany, France, Russia and Ukraine have agreed a deal to introduce a ceasefire in eastern Ukraine after all-night negot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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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s destroyed world heritage 2015.04.04 ISIS released a shocking video that shows the ISIS thugs used sledgehammers and AK-47 rifles to destroy the walls and statues in Iraq's UNESCO World Heritage city of Hatra which has 2,000 years of history. They claim that these ancient relics are false id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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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men president quits after standoff with Houthi rebels 2015.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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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meni President Abd-Rabbu Mansour Hadi resigned, days after Houthi rebels battled their way into his presidential palace.

Netanyahu’s right-wing Likud wins Israel election 2015.03.18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s ruling Likud Party won the majority seats in the parliament, with 30 out of 120 seats. The opposition Zionist Union lost, with just 24 seats. Since Likud Party could not earn more than 61 seats. Netanyah ought to form a coalition government before renewing his third term of office. Netanyahu will be the longest-serving prime minister after forming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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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nce with a comic

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is a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 initiated by China to financ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Asia. AIIB is expected to be fully established by the end of 2015 after the finalization of the Articles of Agreement. There are 57 Prospective Founding Members, including most Asian countries. Major countries outside Asia such as the UK, Germany, France, Brazil and Australia also joined.

Credit: Heng Kim Song (authorised by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and Taiwan also indicated their interest to join, but Hong Kong could only join the delegation of China yet Tawian was rejected. The US believed that China wants to set up a diplomatic tug-of-war by creating AIIB as a rival for the American-dominated IMF and the World Bank.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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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分難解政治與宗教的角力從不靜止，伊斯蘭國暴力血腥之舉未止；另一邊廂中國拆毀教堂、衝突不斷，對未來宗教政策的方向影響不容忽視；教宗方濟各在古巴問題扮演舉重輕重的角色，都紛紛令人關注宗教和政治的互動及相互影響。今期，編採團隊誠邀宗教問題學者評論政教關係，並作前瞻。

〈從近現代中國基督教發展看政教關係〉陸凱俊 // 10 〈從教宗方濟各看宗教現代化的契機〉吳漫叡 // 16 〈伊斯蘭教在歐洲大陸的前世今生〉袁向凡、吳漫叡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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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近現代中國基督教發展看政教關係

──專訪邢福增教授

採訪陸凱俊、邱可勝、朱善懷編輯陸凱俊

邢福增教授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乃中國政教關係領域之權威，且熟悉中國之基督宗教發展。故我等拜讀邢教授筆下著作後，誠邀教授解釋何謂政教關係，以國家層面分析中共建國前後基督教會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並展望中國基督教與政治關係的未來。政教關係中之政及教均具多個解釋。廣先說「政府與宗教關係」及「政府與教義的「政」解作政治，狹義則解作「政會關係」。如以政教關係的英文切入，府」；而廣義的「教」解作宗教，狹義「state」可解作政府或政權、「church」則解作宗教組織。在討論基督教與中國指宗教組織。「separation of state 政治的關係之先，必先疏理政及教字義 and church」指政府與宗教組織的分上的不同詮釋。離，教會組織及政府或政權之間不應互相控制，不應在權力上干預對方。美國政教分離與政教合一憲法修正案指出國家不應設立國教，而邢教授指出政教分離的爭論，即政教合政府亦不應歧視或偏幫任何宗教；與此一及政教分離，早見於上世紀 80 年代同時，教會或宗教組織亦不應因受政府起草基本法階段。當時，辛維思（即馬優待而獨大，甚或國教。過往論者多主力）提出香港教會正走向政教合一，惟張理想的政府與宗教組織的關係，為雙教會並非參政團體，教會組織不應過份方不以權力互相干涉或影響對方運作。關心社會、政治，故他主張政教分離。此說引起不少基督教團體駁斥，其中，再談談「教會與政治關係」及「宗教與基督徒守望社提出四個不同政教關係的政治關係」，不同政府或對宗教均有其組合。政治與宗教是社會中必然存在的不同理念和看法，並對宗教在社會上所現象，必定在不同層面有其互動、接觸擔任角色及其功能的意見有所分歧。有之關係，故難以完全分離。 10

2015 春季號些政府可能向宗教投以中立目光，有些政府可能定性宗教為「毒草」，如宗教是迷信、落後、容易被敵對勢力勾結、干預內政，有些政府則認為宗教在社會上能發揮其積極作用，是人心和社會進步的原動力。而宗教組織又如何看待政治則屬於最後一個解釋，有些宗教組織專注宗教事務、屬靈，而不大關心政治及公共事務，有些教會則認為專注於其宗教理念及教義已是對社會事務的關注、表態及參與，故相對下此類組織較具政治性，他們關心一個整全的社會，而不限於宗教本身。

中國共產黨建國執政後，1951 年開始不再歡迎外國傳教士東來，因當時正為抗美援朝，視基督教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傳教士及差會因而不能於中國停留，這可謂一個傳教時代的終結，中國教會進入三自教會運動的時代。三自即自治、自養、自傳，表面看是基督徒自發的運動，但實際是共產黨於背後支持、推動及領導的運動。中共希望改造，甚至控制來自西方的教會，特別針對基督教及天主教，讓基督教及天主教能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影響，並以中國人完全控制、管治教會。

一切由馬禮遜博士東來傳教說起 1807 年馬禮遜博士來華宣教，標誌近代歐美傳教運動來到東方。1742 年至 1807 年期間可謂基督教等待中國的時期，因為當時中國處於閉關狀態，外國傳教士只能到廣州傳教，並且受到諸多限制。加上清初因禮儀之爭而引發之禁教，時人不被允許信奉西洋宗教。惟 1842 年鴉片戰爭清帝國落敗，被迫開放五個口岸，至 1860 年全面開放，故基督宗教在十九世紀中並終能廣泛於中國活動。這是教會在中國全面傳教的時期，大量歐美差會派傳教士來華傳教，而此等傳教活動一直持續至 1949 年。 ▲ 三自教會

至文化大革命前後，共產黨對基督宗教的政策改變。早期三自時代，中共主張控制宗教，但至文革時卻主張消滅、甚至完全消滅所有宗教。文革十年，所有宗教組織，包括政府認可的愛國宗教組織均不能生存。文革後，中共才重新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政府承認的宗教團體得以恢復活動，開展新階段。但與此同時，一些家庭教會，或稱地下教會，欲與政府保持一定距離。總的來說，整個基督宗教的發展即使在政治控制、打壓、消滅下，於文革後還算是挺蓬勃的。 ▲ 馬禮遜博士（右起第一）

1949 年，基督新教徒大概有 100 萬，期間經歷三自教會時期的衝擊及文革的 11

港大政政政萃消滅宗教，1982 年，中國政府統計共計有 300 萬基督新教徒，教徒人數比立國時增加三倍，可見文革時的消滅宗教並未對基督宗教造成極大打擊，反而引起宗教熱的現象，皆因文革時期的教徒聚會可見於非體制及地下聚會。現今教徒數字以官方公佈的統計有 2300 多萬，非官方統計的數字則可達 5000 萬。反映基督徒數目於不同時期均以高速度增長。

▲ 文革時的天津老西開教堂

作出評估，認為中國距離共產社會實在太遙遠，因為共產主義實現的先決條件是資本主義充份的發達，而中國正正尚未完全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力亦未達至一定水平。另一方面，中共黨員於建國初期仍是處於少數的局面，中國大部份人仍是非黨員，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即使稱宗教是鴉片，當時比較務實的領導人，包括早年的毛澤東，均稱中共毋須消滅宗教，包括基督教，最重要只是改造及革新它們，讓它們適應新中國及時代的改變。最要緊的是要愛國，可見於當時的口號「愛國、愛教」，即不論人民信仰甚麼宗教，只要他們是愛國的，中共願意以統戰的角度去團結他們。當然也得搞鬥爭，因為每個宗教均有流弊，如基督教、天主教來自西方，是為帝國主義（現在不被稱為帝國主義，稱為外國勢力）；佛教、道教則有深厚的封建主義；而伊斯蘭教、藏傳佛教則有宗教特權、與世襲制度有關。故中共便因應不同的流弊而改造及革新不同宗教，使它們可以繼續在中國存在，同時亦可爭取信徒、群眾支持共產黨執政。只要你愛國，而且你願意調整、改變政府所判定的流弊，你就是黨的團結對象。而鬥爭往往是為了團結而來，故建國初年對宗教的方針並非消滅。

鴉片？統戰對象？友好團體？馬克思早就表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但並非意味著要消滅宗教，而是要間接地讓宗教自然消亡，共產黨的作用應該只是製造一個社會環境，讓宗教生存的土壤和需要不再存在。他背後的假設是人民有宗教信仰是因為社會不公義和剝削，故需要以宗教麻醉自己，而統治者又以宗教來麻醉人民。如社會環境沒有改善的話，信仰的需求還是存在的，需求存在，就會有供應。所以，馬克斯認為需要改善及改造社會，令社會變得完美，共產社會的實現使人民不再需要以 ▲ 打倒美帝宗教來麻醉自己，宗教亦再沒有存在價值，這引證了他倡議的宗教自然消亡論，到 50 年代後期開始，中共的路線越來而非用強硬手段來消滅宗教。越左，可顯現於大躍進前後及文革。當時，鬥爭的色彩越來越強，特別是毛澤中國共產黨理解這套構想，它於建國後東提出要盡快實現共產世界，便轉用 12

2015 春季號人為手法消滅共產黨認為不應存在的事物，包括宗教，故提出消滅宗教的口號。宗教便演變成要鬥爭並打擊的對象，導致統戰部、宗教局、愛國宗教團體在文革時均被批鬥。

▲ 現任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

防「左」反右文革後，中共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告別鬥爭，重歸務實路線，黨國的意識形態糾結告終。因為歷史告訴它，消滅宗教是白幹活一場，徒勞無功的。文革時甚少公開信徒聚會，但地下便是人心所在。沒有有形的組織，卻有無形的傳教運動。諷刺的是，強硬消滅宗教所導致的壓力，卻會刺激宗教發展，最佳例證便是前文提及的文革後基督教 300 萬基督徒。因為宗教不能消滅，所以中共調整戰略，希望控制或調適宗教，令宗教的存在能對它的統治有所幫助，是為適應論。中共亦繼續以統戰角度出發，以團結、鬥爭兩條腿走路，認為中國五大宗教中有外國勢力背景的宗教，均是美國死心不息，從中作梗，想利用基督教、天主教對中國內部作滲透，和平演變中

▲ 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孫春蘭

國。在統戰同時，亦有種無形的防範意識，但總的來說還是肯定宗教對社會有貢獻，故希望發揮宗教在社會好的一面，但亦要防範宗教內一些威脅執政黨的流弊。文革後鄧小平上臺，他意識到中國不應再搞意識形態和路線的鬥爭，應該發展經濟，重建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他主張在經濟領域上開放，但在政治層面仍抱持保守觀點，是為實用主義。務實派是在經濟層面上開放，但在政治上仍是毫不讓步、毫不退讓。鄧小平的防「左」反右，「左」指的是極左線的左，防「左」意即不能重歸毛澤東時期的極左，而反右即不能完全自由化，不能走西方民主自由的路線。鄧小平的實用主義、江澤民的宗教無小事、五性論均能引證以上觀點。

▲ 毛澤東

憲法、法律法規的角色文革後，中共多講了法治，以糾正文革時的歪風，故在 1982 年修改了中國憲法，重新在 36 條中處理宗教事務。觀乎 1982 年憲法與 1954 年憲法，對宗教的描述差距甚遠。1954 年憲法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 1982 年憲法則在此句後增加宗教不能干預國家行政、教育、政府、不能影響公民身體健康等等，而政府亦界定一些合法的宗教活動、宗教場所。 13

港大政政政萃但憲法畢竟只是一個大框架，而過往共家單方面主動防範宗教團體對如行政、產黨多以黨的政策文件主導治國，故出司法、教育等層面的干涉與威脅，但並現許多與宗教相關的文件，如 19 號文沒有防範黨或政府去干預宗教團體。件、6 號文件等，均是中共中央之文件。通過一條直線，即黨的統戰部、國家的文革後，中共意識到黨的文件只能規範宗教局，政府認可的五個愛國宗教團體黨員，而黨員仍屬少數，故須黨的政策均受黨的領導，該等宗教團體的行政或文件的精神轉化為法律，故 80 年代開人事均受到某程度上的干預。在地方層始走立法、依法治國的方向，亦即社會面，宗教團體要辦活動亦需申請，得到主義法治。中共曾經考慮頒布宗教法，行政許可方可實行。但其實該等批准，但因種種原因而胎死腹中。90 年代中共是沒有必要和需要的。所以這種政教分以許多行政法規、或通過地方人大制訂離可稱為中國特色的政教分離。地方宗教事務條例，趨勢是各個省、市的宗教事務條例均希望通過地方人大通而憲法 36 條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過，提高法律成份。現時仍未有辦法以民有宗教信仰自由」，重點在於信仰的全國人大制訂一個全國性的宗教法，惟自由，而非純粹宗教自由。宗教自由比立法背後的動機則值得討論，究竟立法較廣義，包括完全實踐宗教自由，但宗

▲ 訪問於中大崇基神學院進行

是為了管理宗教，還是保障宗教自由、信徒及團體的權益？現時一方面仍有黨的政策文件，另一方面亦有地方人大通過的宗教事務條例，相近之處是它們均具備對宗教管理的理念。中國特色的政教分離？前文提及過的「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解作國家與宗教團體互不干涉，不以己方權力影響他方。惟套用在中國的話，解釋便有所不同，是指國 14

教信仰自由則將宗教視為私人（private and individual）的事情，思想上未有太大限制，但實踐時政府就會管，因為它可能覺得這在影響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所以便要當作宗教事務去規範，例如不能自行成立宗教團體，只能有政府認可這數個，所有事務都要以國家壟斷或寡頭壟斷的手法處理，不允許按照自由市場的原則來發展宗教。黨國把合法的宗教與封建迷信及「反動會道門」區別開來，五大宗教便是黨國認可的合法宗教。

2015 春季號

結語酒與皮袋邢教授指出政府應考慮是否因應客觀環境而調整對不同教會的政策，他援引耶穌的酒與皮袋的比喻，提出中國政府對宗教的政策仍然是舊皮袋，但文革後改革開放，中國的發展是多元的，不能再用舊框框管理新事物， 50、60 年代勉強可行的方法，現在已經不合時宜。那終究是瓶新酒，要繼續用舊袋裝著新酒是不可行的，拖字訣的政策只會導致更多政教之間的磨擦與衝突，政府亦應審視如何處理家庭教會與三自之間的矛盾。另請參見：《學苑》2015 年四月號本會專欄「政議」〈從浙江溫州拆中國基督教教堂諸事看政教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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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宗方濟各看宗教現代化的契機 ──專訪陳士齊博士採訪吳漫叡、邱可勝、袁向凡編輯吳漫叡

邢福增教授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乃中國政陳士齊博士現為香港浸會大學教關係領域之權威，且熟悉中國宗教及哲學系高級講師，為人敢之基督宗教發展。故我等拜讀邢言，且了解不同社會議題與宗教教授筆下著作後，誠邀教授解釋的關係。故此誠邀陳博士解釋教何謂政教關係，以國家層面分析宗、梵蒂岡教廷、以致天主教和中共建國前後基督教會與政府之周遭社會政局的關係，並展望宗間的關係，並展望中國基督教與教現代化未來。政治關係的未來。

前言梵蒂岡教廷自古以來不單是宗教中心，亦為一個歷史悠久且龐大的政治組織。以前的教皇是集宗教、文化與政治實權於一身的領袖，可謂權傾朝野，甚至能左右地上君王的地位與權威。經過了馬丁路德宗教改革、文藝復興以及啟蒙時代，人們對邏輯、真理與智慧的追求顯著提升，人生觀亦由敬仰上帝轉移至專注於人文精神的態度，這種思潮亦衍生了人們對神權以及教廷權威的疑問和挑戰。雖然比起中世紀，政權已經大大地削弱了教宗管治的實權，但教廷一直與地上政權周旋，維持著千絲萬縷、分離又合一的關係。一方面，教廷的世俗實權不 16

能過大，以致威脅與衝擊在地政權，令政權進一步削減教廷權力；另一方面，教廷依然領導著一眾虔誠信徒的屬靈思想，政治領袖的行動很多時候都要尋求教廷的默許和支持方能成事，不少歐洲人直至今時今日仍然深受天主教影響。由此可見，領導梵蒂岡教廷的教宗與政治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現任教宗方濟各在不少政治、社會和經濟議題上都有著顯著的角色，在二零一三年被時代雜誌選為年度風雲人物，在全球的影響力不容小覷。本文將會分析教廷與教宗和政治的關係，亦會談及方濟各的角色以及未來會面對的挑戰與機遇。

2015 春季號化的潛質，要與時並進的話只需避免陷入教條主義即可，應該非難事。然而，伊斯蘭教的核心價值是順服真神阿拉，就連「穆斯林」一詞的原意也是「服從神的人」，所以其核心價值始終和個人主義、自由、博愛等現代思想有一段距離，在短期內實現現代化亦相對較為困難。

▲ 畫家筆下的馬丁路德金，他在教會門外張貼九十五條論綱質疑教會售賣贖罪券的行為

概論：廿一世紀與中世紀的對壘陳博士認為世界正處於價值觀之戰，亦可謂中世紀與現代價值觀在世界話語權上的比拼角力。中世紀價值指的是以教條為價值核心、罔顧人類自由和福祉的思想和價值觀；相反，現代化價值就是以人為本，讓人的本性能藉著宗教思想加以發揮。以同為亞伯拉罕宗教的伊斯蘭教、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來說，前兩者近年來都出現「返回中世紀」的趨勢。以伊斯蘭教為例，不少伊斯蘭國家和地區都比以前更著重教條主義，並要求國民嚴格遵守規條，以致出現人民權益和自由被漠視不理的情況，女權狀況之惡劣尤其令國際社會擔心。而基督新教中的福音派在宗教改革以後一直高舉「唯獨聖經」和「聖經無謬誤」兩大原則，藉著微弱的論據大放厥詞，強烈反對進化論和同性戀，甚至漠視兩者背後的科學精神以及人權，也可算是回歸中世紀模式。當問及對宗教與現代價值拉近距離的觀點時，陳博士認為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核心思想就是一個字：愛，且是一種濟世為懷、柔和溫暖的愛，而這種特質又恰好和現代價值不謀而合。所以，陳博士認為基督新教和天主教本身已有現代

▲ 基督教教會在悉尼發動的反同性戀示威

而在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之間，陳博士認為天主教走得更前，其中若望二十三世功不可沒。若望二十三世是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教宗，曾召開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討論並革新過時的教條，帶領天主教進入一個新時代，和二十世紀中期開始的科技進步接軌，而他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是 Aggiornamento（使教會適應時代）。陳博士期望方濟各教宗能繼承若望二十三世的使命，邁向宗教現代化的步伐。

▲ 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

港大政政政萃

方濟各教宗的角色

方濟各的出身特殊，和以往官僚體系出生的教宗有所不同。他是一千多年來首位成為教宗的拉丁美洲主教，曾經與阿根廷獨裁政權周旋，其身份令他能在促成美國古巴重新建立外交關係能更加得心應手。他在古巴問題上的角色也是非常合理的，因為古巴絕大多數的西班牙人都信奉天主教，所以教宗在古巴是除了政府以外最有影響力的人物，而這事件亦再次印證了梵蒂岡教廷的政治權力。他亦熟悉拉丁美洲的政治環境和狀況，更能了解和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資本主義極權統治下所衍生的解放神學。在不久之前，方濟各教宗官方承認羅梅洛總主教為殉道者、又為曾參與左翼解放運動的尼加拉瓜神父恢復名譽。就著拉丁美洲天主教徒人數因改信基督新教而大幅下跌的現象，方濟各的工作其實能鞏固天主教在南美洲的地位。就長期效果而言，將解放神學那種關懷體貼人民需要的精神引進梵蒂岡教廷，對天主教現代化有利而無害。與此同時，方濟各是首位出身於耶穌會的教宗。耶穌會可說是天主教裡面精英雲集的團體，受到基督教人文主義的深遠影響。耶穌會在現代時期的思想亦比其他天主教修會如道明會更為開明，外交手段亦較為純熟，有方濟各教宗身上可說是可見一斑。因此，來自耶穌會的方濟各有望能在思想上帶領教廷一眾改善守舊思想。 18

2015 春季號未來的挑戰與機遇不論在內政抑或是外務兩方面，方濟各教宗未來的工作可謂困難重重。對外，他面對著兩大難題：中梵建交以及和伊斯蘭群體重修舊好；在內，他肩負著整頓內部的守舊迂腐、令天主教教義與現代思潮再度接軌的重任。外務二零一四年八月方濟各訪問南韓，是中梵斷交後教宗能首次飛越中國領空，此舉被視為中梵重建關係的良好徵兆。然而，陳博士認為中梵關係的問題根源來自中國天主教愛國會這個不效忠梵蒂岡教廷卻管理中國宗教事務的組織。為了讓教會在政治和經濟上割斷與教廷的聯繫，中國依然保留了任命主教的權力，中國的教會亦違反了天主教會的傳統，其認受性與合法性皆由中央政府授予，而非從宗教團體而來。

▲ 教宗訪問南韓

同時，在道明會傳教士在清朝來華傳道時引起了禮儀之爭，令中梵關係惡化。現在由耶穌會的教宗領導教廷，作風比起前人更開明，情況應該會有所改善。陳博士認為若果雙方不再執著於禮儀上的分歧，而中方亦願意將管理宗教事務的權力交還給梵蒂岡教廷，中梵關係是有轉機的，但是以現時的情況來說，短期內應該難以改變今日的局面。至於處理和伊斯蘭群體的關係，陳博士指出現今的問題其實是上一任的教宗外

交辭令不善所引致的。本篤十六世曾在公開演講中指先知穆罕默德的部份教導是「邪惡與不人道」，讓全球穆斯林深感被詆毀和冒犯，並引起多處的大規模示威和對本篤十六世的強烈譴責。方濟各的外交手段比較高明，應該能不再重複前人的錯誤，避免將天主教教義強行加諸於其他宗教群體，相信能修補和伊斯蘭教之間的衝突。

▲ 馬來西亞回教組織示威要求教宗本篤十六世道歉

內政陳博士相信方濟各可謂揉合了前人的優點：神學功力深厚、在教義上的思想開明、外交手腕與政治頭腦亦靈活，神學家、宗教領袖和外交人員三個角色都有望處理得宜，是一個能力頗高的領袖。可是，由於教廷內部有大量保守人士必定會奮力阻撓，以教宗一人之力推行改革是非常困難的。因此，教宗必須廣納人才共事、壯大其工作團隊，在未來甚至會在教廷裡面出現類似內閣的團體。就教廷內部問題如神職人員戀童、缺乏年輕人才而言，陳博士認為只要教宗願意打破固有規條，參考聖公會的做法，讓女性、已婚人士、甚至同性戀者更積極地參與神職事奉，甚至擔任主教、司鐸和執事等要職，相信上述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我們現在已經踏進需要重新審視道德價值的新時代，當中以性的價值觀尤甚。近年在世界各地興起極大迴響的同志平權運動和同性婚姻合法化都只是冰山一 19

港大政政政萃角的表面現象，及後還會有更多人挑戰一夫一妻的婚姻原則，例如在馬來西亞亦有現代女性和多位丈夫結合的先例。陳博士認為這才是真正對平等和自由的體現，因為只有一位配偶的婚姻制度在人類歷史上出現的時間並不長，是由不同宗教以忠貞為名加諸於人類身上的原則，有扭曲人類天然本性的效果。面對著現代思潮的衝擊，陳博士最樂見的是教宗盡快召開第三次大公會議，檢視、討論並大膽地修正一些過時的教義，尤其是始於十九世紀、用以加強教廷精神與屬靈權力的「教皇無誤論」，方能令天主教進一步現代化。 ▲ 隸屬洛杉磯教區的 Mary Glasspool 是聖公會首位女同性戀主教

總結訪問了一個多小時，陳博士的話一言以蔽之，就是梵蒂岡教廷以及天主教在內和向外的現代化。教廷現代化不只是為了令梵蒂岡教廷與時並進，以保留其影響力及號召力，更是為了推進其他宗教的現代化，更擔任起現代文明守護者的角色。鑑於伊斯蘭教和福音派基督教都有跡象顯示他們正在回歸中世紀的保守排他模式，教廷的現代化工作顯得尤為關鍵。因此，方濟各教宗最重要的「成績單」就是他在帶領教徒和神職人員進入現代的表現。

2015 春季號

伊斯蘭教在歐洲大陸的前世今生

──專訪 James D. Frankel 教授

採訪袁向凡、邱可勝、朱善懷、吳漫叡編輯袁向凡、吳漫叡

有關極端宗教組織恐怖襲擊的消息近來幾乎佔據了報章的頭版。在一月，恐怖組織襲擊了以調侃諷刺聞名的查理周刊位於法國巴黎的總部，導致十二名編採部人員受槍擊死亡；在三月，博科聖地正式宣布效忠伊斯蘭國；加上伊斯蘭國頻頻殘殺人質，令全球陷入惶恐。在對伊斯蘭教與歐洲政治的關係作出剖析之先，一眾編輯拜會 James D. Frankel 教授。Frankel 教授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宗教及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為中大首位伊斯蘭教授，且曾在歐洲生活，對是次議題頗為熟悉。以下將探討伊斯蘭教在歐洲和周遭社會的互動和各層面的衝突，並展望兩者關係的未來。 21

港大政政政萃歷史緣由伊斯蘭教早已出現於歐洲歷史初期，其足跡遍佈阿拉伯一直到北美洲及西班牙。因此，伊斯蘭教在西班牙已經存在了七百多年。在地中海的伊斯蘭地區一帶，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一直維持著聯繫，可是這種聯繫大多是和東西兩方基於誤解和競爭的衝突有關。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都是源自亞伯拉罕家族，後來產生歧義在成為兩個宗教，情況就如同家人之間最激烈的鬥爭和衝突。當中最重要的因素，要數兩個宗教均認為自己的教義是絕對並唯一的真理，導致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都有著強烈的排他性。雖然宗教的分歧為往後的衝突埋下伏線，但除了宗教以外還有很多因素導致今日的局面，例如領土爭議上的矛盾和資源分配的爭執，這亦是十至十一世紀時候基督徒和穆斯林 ( 伊斯蘭教徒 ) 之間戰事頻仍，包括多次十字軍東征的重要原因。（就伊斯蘭國的定位而言，教授認為它已擁有國家的雛形。其中可圈可點的是，伊斯蘭國的領袖自稱為哈里發，和最後一個伊斯蘭帝國──鄂圖曼帝國的領袖的稱號同出一轍。「哈里發」意即先知的繼承者，教授認為伊斯蘭國的行動某程度上是要重新追回自己過去的光輝，亦表示伊斯蘭國希望代表整個伊斯蘭團體的決心。然而，大部分媒體只將伊斯蘭國定性為恐怖組織，顯示了伊斯蘭國的認受性很大程度仰賴觀點與角度。）微觀衝突伊斯蘭教不阻止穆斯林融入周邊群體，正因如此，伊斯蘭教能透過教徒與非教徒共同生活傳至世界各地。理論上，只要社會讓穆斯林群體安居樂業又不阻止他們信奉自己的宗教，不同宗教團體是可以和平共處的。相比起美加地區，生活在歐洲的穆斯林生活比較艱難，因為他們很多曾經是歐洲霸強的殖民，所以他們在歐洲社會中經常被視為較低等的異類。歐洲國家大多為民族國家，所以少數族裔較難融入，其中以法國情況最 22

伊斯蘭國接二連三殺害人質

2015 春季號為嚴峻。法國採用世俗化與政教分離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其原意是要保障宗教自由，卻沒有給予宗教適當的尊重，最終事與願違，造就了對宗教群體的偏見與歧視，形成了壓迫宗教文化的環境。這種歧視亦反映於教育和經濟的不同待遇。與其說伊斯蘭教阻礙穆斯林融入周邊社會，歐洲社會和穆斯林群體兩者本身也有一定責任。輕如薄紗的鐵幕頭巾是穆斯林女性的重要表徵，同時象徵了兩個群體的區隔。對於法國政府來說，它象徵了對女性自由的壓抑，所以務必強制廢除。一刀切禁止戴頭巾的政策忽視了戴頭巾也可以是女性的個人選擇，未必是父權的強迫，亦未必需要國家規範。不幸的是，非穆斯林團體似乎

未能了解和接受伊斯蘭習俗的意義，並粗疏地把它們視為對守舊教條的盲從和對個人自由的壓抑。這種先入為主的想法未能解釋為何伊斯蘭教近來仍然能吸引非信徒，甚至有人願意加入聖戰組織。其實兩個團體都對對方未有充足了解，唯有透過教育加深彼此了解才能解決現時的問題。

作育英才與培植惡魔的迷思教授在訪問當中多次提及教育的重要性在於教導新一代尊重宗教的多樣性和公民意識。但是在歐洲社會中，伊斯蘭教中的伊瑪目教育備受傳統學界質疑，被指會教導出激進的伊斯蘭下一代。教授認為關鍵在於教會如何訓練它的的伊瑪目 ( 年輕的伊斯蘭教徒 )，因為伊瑪目教育是為了培訓人才在未來服務穆斯林社區，本質上與基督教中的牧師和猶太教中的拉比無甚分別，都是希望培養教會中專業的讀經人。他反指傳統學界應關注年輕信徒對激進想法產生興趣的原因，而非阻止伊斯蘭教會去孕育年輕信徒。宏觀衝突亨廷頓教授提出在後冷戰時期世界最大的分野是文明的衝突，但此論過份簡單，未能充分解釋伊斯蘭教與周邊社會在經濟社會議題上的衝突。近年恐怖襲擊漸趨頻繁的趨勢清晰可見，若果襲擊背後的社會、文化及經濟問題未解決和消除，這些事件將會無可避免地不斷重複。理論上，西方國家能改善國家保安系統同時維持社會自由開放，保安系統必須做到滴水不漏才能保障安全，但恐怖主義者只需有一次成功的襲擊就算成功，當中以但孤狼式或野貓式襲擊最難預防。

改善經濟問題需時，卻是緩和緊張關係的長遠之計。當人們能維持生活，就能自主命運，則不會把心力傾注於和其他人產生衝突。它會減輕一些壓力，那麼文化和宗教的衝突不會那麼緊張，終能達致雙方對話。 23

港大政政政萃歐盟有代表說歐債危機再不是歐盟現時首項要面對的議題，相反，歐盟更需要處理普京個人權力和斯拉夫民族主義在歐洲大陸的擴張及穆斯林移民的後裔在歐洲社會所帶來的衝突。對於歐盟重新將專注力放在伊斯蘭移民問題是福是禍，教授表示要視乎是什麼類型的專注力，如果專注力是散佈文明衝突的概念，問題只會加劇；若專注力放在相互理解和教育，問題將會見曙光。目前歐盟正實施歐洲睦鄰政策，經濟協議來換取歐洲睦鄰國對政治、經濟、貿易及人權改革的承諾。歐洲睦鄰國不只限於歐盟成員，還包括北非的阿爾及利亞、東非的埃及和西亞的以色列。教授認為以經濟動機驅動，正好能對歐洲大陸以及鄰近的發展中國家對症下藥。他重申，衝突從來都不是局限於民族性的，所以要處理社經問題這個根源，方可紓緩排外主義以及極端主義。教授指出最激烈的衝突從來不是發生在兩個開放社會之間，因普世價值已植根在人們當中；亦不是在兩個封閉社會之間，因資訊不流通而對其他文明無從稽考。反而在一個封閉社會和一個開放社會之間，因當中涉及的價值分野是最為南轅北轍的。

兩者的衝突亦包含政治意識形態上的不同，近年的阿拉伯之春有機會緩解兩者的衝突。然而，阿拉伯之春的參與者不一定贊同西方的價值觀。一些抗爭者可 24

能真的擁抱西方的民主價值觀和開放的社會，而不少其他普羅大眾只是藉此表達他們對生活現況的不滿。同時亦有不少團體藉著阿拉伯之春消除政壇上的敵人，而穆斯林兄弟會為例，就是希望得到幾十年來的目標－消除穆巴拉克。因此，可以說這些運動的誘因是政治角力居多，理想價值次之。

▲ 穆巴拉克仍然在囚

未來前瞻右翼政治近年來在歐洲政治舞臺捲起漩渦，與移民潮以及經濟衰退所帶來的民生問題不無關係。在英國，獨立黨雖不能贏得大多數議席繼而執政，卻在英國退出歐盟一事上擁有極大話語權；再觀隔岸的法國，勒龐帶領的民族陣線在上次選舉贏得總票數的五分之一，分析指她有能力在下一次總統選舉成為王者。當被問及右翼政治在將來的發展，教授認為右翼政治的立論主要是對文明的攻擊，他明言右翼政黨不能獲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因多個民調顯示主流政黨始終有優勢，但他預計右翼傾向的人數會持續上升，成為關鍵少數，直至移民以及經濟衰退得以解決。他認為右翼政治的問題在於分裂國家內的不同社群。在面對恐怖襲擊，一個國家很多時候面對著一個根本性的矛盾：如何在國家安

2015 春季號全和民主價值之間取得平衡。為保衛國家安全，從社交網絡到機場安檢加強對國民監察的而且確能大幅減低恐怖分子發動襲擊的機會，但是犧牲國民自由和尊嚴在所難免。另一方面，若果高舉民主價值，賦予國民絕對自由以及容許其他國民出入境的自由，實在對恐怖分子防不勝防，讓國民生活陷入危機。

言論自由絕不是侮辱別人的免死金牌。個人自由並不等同行為的正當性。若明知行為或言論會觸動某社群的負面情緒，即使沒有面臨著人身威脅，也應易地而處、謹言慎行。教授認為這關乎同理心，被批評的社群亦應接受批評，而非採取暴力的手段報復。只有這樣，社群之間才能開放對話。

“Those who would give up essential Liberty, to purchase a little temporary Safety, deserve neither Liberty nor Safety.” - Benjamin Franklin 在回應這個矛盾時，教授引用富蘭克林的一句名句：「任何國家若以自由交換安全，將會失去兩者。」一個國家應重視基本人權以及周邊國家的習俗，只要賦予所有人尊嚴，雖不能完全消除風險，但已經可以減少國民受極端主義煽動，繼而大大減低恐怖襲擊的機會。他接著說，用自由換取安全，不正是讓恐怖分子得逞嗎 ? 因為他們反對的是民主以及開放的價值觀，當開放社會變成封閉社會並剝奪公民自由，就正中恐怖分子下懷。為了打擊他們，教授認為我們需要

更多的自由，減少審查國民，推動教育和改變社會對立的氛圍。教授指出個人紀律和自主性可以使人學習尊重別人，同時亦要有發表批判性言論的自由，但

▲「博科聖地」的標誌：「博科聖地」迄今已殺害至少 1.5 萬人，並導致 100 萬人流離失所

在訪問前兩天，活躍於西非的恐怖組織博科聖地正式宣布效忠伊斯蘭國。被問及這個聯盟會否在未來發動更具殺傷力的襲擊，教授認為此聯盟是象徵式，其主要目的為佔據各大報章頭條，從而建立恐怖聯盟的威信。教授認為伊斯蘭國面對著多個國家的軍事打擊，自身難保，分身不暇，難以擴大在非洲的影響力。雖然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内建立技術上統一的恐怖聯盟，但教授認為象徵性的結盟也值得關注，因為此舉加強世人對文明衝突的概念，令西方或其他非伊斯蘭文明感到結盟的逼切性，最終分化國際社會，把各地人民推向極端。阿拉伯之春的發源地突尼西亞在推翻獨裁者本阿里以後的二零一四年迎來總統選舉，世俗陣營的呼聲黨獲得最終勝利。值得留意的是具伊斯蘭色彩的復興運動黨決定不提名另一總統候選人，反而加入呼聲黨所帶領的班子，組織聯合政府，而非像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般維持在野 25

港大政政政萃勢力。很多評論指出突尼西亞聯合政府是文明的實驗，展示出伊斯蘭教似乎能與世俗的多黨民主制兼容，帶來雙贏局面。作為經歷阿拉伯之春的國家中唯一一個成功完成民主化的政治過渡，這個在北非的實驗真的能帶來出路？教授認為就業及民生問題必須得以解決，政局才會漸趨明朗。教授指出政府包含更多伊斯蘭元素並不代表會排斥無宗教信仰的公務員。現時未能妄下定論，我們還需要時間去驗證產生一個世俗伊斯蘭社會的可能性。在突尼西亞以外還有很多進行中的實驗，不幸的是，土耳其和埃及都是反例子，族群撕裂日益嚴重。

▲ 突尼西亞第一位由直選產生的總統艾塞布西於去年尾宣誓就職

總結訪問當中教授對伊斯蘭移民及歐洲人民的和諧共處，表露出樂觀態度。可是現實不容樂觀，他慨嘆：「You may say I'm a dreamer」──一句出自約翰連儂的反戰歌曲 <imagine> 中的歌詞。對於政教關係，教授希望有朝一日宗教理念不會成為政客謀求政治利益的資本，他亦不望看見政治鬥爭被包裝成宗教衝突。宗教領袖亦要明白信徒對宗教的投入和熱誠，避免信徒被激烈的理念所吸引，危害社會融合。歌曲 <imagine> 歌詞的下一句是：「But I'm not the only one」，相信教授絕不孤單，因為還有千萬個樂見和平的人共同編織著這個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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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後傘後火苗有聚雨傘運動半周年之際，政治圈不再僅限於傳統〈我與墳總有個約會〉訪墳場新聞的立法會議員、社運人士，新面孔頻頻出現。他邱可勝 // 28 們來自不同界別，打著專業人士的旗號，嘗試改變這個病危的社會。亦有人選擇單人匹馬，〈志同道合至誠前知〉訪杏林覺醒對社會時弊「口誅筆伐」，在網絡上扮演著另類邱可勝 // 37 的角色。今期，編採團隊誠邀一眾「後佔領」時期成立的「機構」的成員，了解其願景、運作及對政局、社會生態的看法，並以問答形式呈現〈捍衛法治的政治現實派〉訪法政匯思梁嘉盈 // 44 各位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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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墳總有個約會

──專訪《墳場新聞》創辦人青永屍採訪邱可勝、吳漫叡、文詠琪編輯邱可勝

去年的雨傘運動催生了「立場新聞」的出現，其後「墳場新聞」亦跟著網上熱潮而成立。其打著網絡靈媒的旗號，以陰間人和事作題材，採取嬉笑怒罵的方式對時弊口誅筆伐。這種新奇、趣怪的表達手法成功吸引了不少網民關注，其 Facebook 專頁的讚好人數亦節節上升。墳總由最初只在網上發帖，至出書匯集文章，到近期多元的文章，不但具話題性，創辦人不公開身份的舉動亦帶來神秘感。《政萃》一眾編輯以電話訪問了《墳場新聞》創辦人兼總編輯－青永屍先生，從而了解「墳場」背後的經營、青先生的個人經歷、以及其對本港未來政治出路與今天社會光怪陸離的生態的意見等。 28

□ 成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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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組織，我反對組織。」編輯未正式發問之先，青先生對於《墳場新聞》被稱呼為組織表示反感，並援引戰國後的魯仲連作例澄清，要變革社會並不一定要以組織形式存在，亦可以是單獨一人的。他認為「組織」本身是十分建制的。當然，他承認自己找了很多陰間的「人」協助，例如歷史書、自己的靈感等，但從人的角度出發，《墳場新聞》的經營由始至終都只有其自己一個。問：《墳場新聞》成立之初的計劃為？

答：直至現在這刻都沒有計劃，我只想：一個人可以做些什麼？《立場新聞》成立後，《墳場新聞》亦緊隨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成立。我亦已經為自己定下生卒年，便是死於梁振英政府結束的一刻。當然，這亦很視乎之後的政治環境。

問：現在的發展有否超乎想像？答：一開首根本沒有想象成立以後的發展，只是「見步行步」。沒有想象，所以沒有所謂的「超乎想像」，我相信其他「X 場新聞」的成立者都沒有打算要做些什麼，亦沒有真正想過開展這些專頁的原因。

《墳場新聞》約章： • 亡者獨立自主，不受老闆、陽間人士左右。 • 以非牟利原則運作，一切收入用作拯救枉死城內亡魂以及製作孟婆湯。 • 可以接受陽間不附帶條件的紙錢捐款，所有款項只可用於買路及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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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的青先生問：為何取名為「青永屍」？答：這是一個機緣巧合，一次接受電話訪問時我被問及稱呼，由於平時撰文都是以「墳場新聞記者」自稱，所以我從未想過一個具體名字，頓時語塞，未能回應。後來我想，做報紙，但又為富不仁，帶點招搖，加上親自執筆寫專欄的便是施永青，故拿他來開玩笑，希望更易令讀者明白。我覺得他其實只是另一個周融，只不過比較擅長做生意。

問：以我所知，你是一位中學教師，你既要身兼教務，又要執筆，兼出版書籍、管理 Facebook 專頁，一人分飾多角，時間充裕嗎？答：寫文章其實十分容易，而且有步驟。反而教務是辛苦的，投放時間和功夫令學生明白道理，牢記知識，比經營「墳場」更辛苦。實際上，墳場新聞每天的「帖子」只有大約一千五百字，對比起其他網頁，例如「立場新聞」來說是十分少的，一點也不困難。問：有否因打理墳場而作出一些犧牲？

▲ 《墳場新聞》Facebook 專頁

答：個人犧牲是有的，主要是不能暢所欲言：墳場所載的故事、想法，換轉以往會是跟飯伴說的故事，這些政治湊合的有趣事，平時都會是話題之一。但現在少了這些機會，因為談論以後可能會暴露身份。失去這種樂趣確實是一大犧牲，很多身邊的朋友都很受落我的故事。另外便是回應網友的時間，由於高質的貼文一般都會有較多迴響，回覆需時之餘，亦影響文章連載上網的速度。

問：你的文筆鋒利，而且知識淵博，發掘不少鮮為人知的史料娛樂網民，這跟你中學時代、大學時代的興趣和修讀的科目有關連嗎？答：其實只是出於好奇心，「八卦」，跟修讀什麼學科毫無關係。我跟「高登天后瓊姐」其實類近，分別只是她知道的是很多娛樂圈的秘密事蹟，而我的娛樂圈就是各國歷史。讀歷史無可避免要接觸一些旁述的東西，例如我曾經寫過一文題為〈趣味化學？阿列紐斯：我教你啦！〉，少不免需要一些科學的知識。結論就是，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多留意，對世事抱著好奇之心，要知世事也就毫不困難，這叫做順藤摸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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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所寫的文章，題材涉及的時空廣闊，古今俱備，連冷氣機發明家都成為文章的主角，你的靈感來自哪裡？跟你文中批評的對象有刻意的關連嗎？答：這不用特別營造的，人性是重複的。網上有位出名的中史老師呂捷，他教的是歷史發展的邏輯，學的是歷史人物的人性。所以，其實很容易找到類似的古人。譬如，有些人特別喜歡打架，窮兵黷武，打無謂的仗。歷史上相類近的大有人在，例如唐玄宗和哥舒翰，然後再對應現實生活相關的事情，這樣便成為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和文章。

社會，普通人本身亦是，只不過文學人關懷社會過後，可用筆寫下自己的想法寫出來，副產品就是作品。亂世時期寫的作品容易令人勾起共鳴，最少可以撼搖社會，亦可流芳百世。問：平日如何接受陽間的資訊？會接觸什麼媒體？答：早幾年仍接觸主流媒體，但現在已經不會認真對待其報道。以前自己比較多在家下廚，但由於現在工作繁忙，沒有時間享受入廚之樂，故經常外出吃飯。而茶餐廳永遠是最好的消息來源，餐廳掛著的大電視只

現今香港發生的事要多荒謬，便有多荒謬，例如李偲嫣日前到港大示威，校方極成熟地處理事件，毫不理睬，但居然會有傳媒報道，並刊於報章。

我其實不乏靈感，說得明白一點就是「國家不幸詩家幸」。這句說話原本是套用於詩人身上，他們憂懷動盪，對國家有著很多的情感，但這些情感不會出現於太平盛世，只有動盪時期、百姓生活悲苦的時候，寫的文章和詩歌才有共鳴，所以杜甫比李白的詩更深刻。文學家本身就要應該關懷

會不停播放無聲有字幕的無線新聞，多數留意到的只是標題。若果是有娛樂性、爆炸性的新聞，我還是會到港台新聞瀏覽其細節。現今資訊發達的年代，我們毋須局限自己，一上 Facebook 能知天下事，社會熱話都會在 Facebook 流傳。最主要的是，我寫的作品受眾是網友，他們都不怎樣接觸陽間媒體，用這個方法是最快最直接的。加上，收看陽間媒體實在是浪費時間，不看也罷了。上了莊的你們應該也明白時間是多麼寶貴的吧。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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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傘運動問：你會定性這場運動為失敗抑或成功？答：毫無疑問是失敗的，致命傷是大家各懷鬼胎、羣龍無主、動機不純。另一致命傷是，市民實在太冷漠。坦白說，現在的局面並不是生死關頭，但又不算是安居樂業，只是仍「有得食」。香港人就是這樣犯賤，一天未到「冇得食」，仍然會無動於衷。舉個例，AM730 的內容其實很「水皮」，但每天早上我坐火車時，都會看見不同階層的人取閱。他們可能會當廢紙，又或者認為這報紙是免費的，所以取一份也無妨，但其實他們不明白自己正在浪費自己時間。可惜香港人就是這樣，「有便宜」、「有著數」便要，充斥著「到時先算」的心態。試想想，在這場運動當中，充斥著那麼多打算「執雞」的人，這件事哪會有可能成功。

▲ 旺角佔領區曾出現有人打麻雀及打邊爐的畫面

概括而論，這些波濤壯闊、強勢的反社會活動有幾個可能性：一是短時間之內令政府「跪低」，但這只會發生於有智能的政府身上。由於梁振英政 32

府沒有智能，有的只是管治技術，他不會回應社會訴求，我們也不能令他「跪下來」。另一種是有犧牲的，例如譚嗣同曾說過：「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所以他當了戊戌六君子。反觀，香港的所謂「反對派」通常是假造的，「怕痕怕痛」，他們本身就有很多顧慮，做又不認真做，加上社會對這些事情的需求亦不顯著。如果社會真的確切需要一樣事物，無論如何都不會撼動到這個需求。舉個例，我們的社會十分需要交易上（尤其轉口貿易上）的零風險，故此聯繫匯率由始至終都不能撼動。假若有一天香港的商貿發展不再重要，聯繫匯率就會被撼動。

最後，我之所以定性雨傘革命為失敗，主因是其沒有結果，最初「佔中」是爲了什麼？當然不是為了香港建國，而是為了令中央政府正視香港政改問題。但最後中央政府有正視嗎？問：有些人說這次運動覺醒了不少市民，你認為今次雨傘運動達到了什麼實質效果？答：實質效果便是，警方的裝備從此提升了，政府可以更加無恥地面對市民。爭取民主的力量的分裂卻嚴重了，大家看清了彼此的真面目，所謂的「抗爭」只是偽抗爭。問：你自己當時是否支持雙學後期的升級行動？答：我形容那為「唱歌會」的升級。繼續人撞人並不是升級，繼續雞蛋撞高牆並不是升級，更進一步勇於對抗才是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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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政論事問：港大學生會退出學聯，「邊個最開心？」答：樂觀的人最開心。這應該被視為一種轉變，港大學生會如果未來可以找到新空間、新天地，便有新嘗試、新效果、新發展，好壞與否無人知道。黃興桂有云：「十二碼這回事，有兩個可能性，一是入，一是不入。」，我真心相信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並不是完全反對有組織，反對的意思是不要隨便組成一個組織，因為最後很容易被共產黨統戰，組織是極容易被滲透。

「港大退聯，樂觀的人最開心。」

問：眾多香港官員之中，曾俊華的說話可謂比較惹人注目，今年財政預算案的結語可見一斑。你在〈高劍父：批評者不學無術〉一文中對香港的領導人「已成奸逆、遺臭萬年」的形容，適用於他身上嗎？答：可以，如果他在一個邪惡的團體裏面不做好事，即使他是好人，這其實跟壞人無分別。例如，史可法在能力範圍內做了好事。哪曾俊華呢？他能力範圍內可以做的，他沒有。偶爾說一兩句好話就不一定是好人，做壞事的人都可以不停講好話。

▲ 曾俊華近期表現親民

問：〈俾斯麥：橫又死來豎又死不如體面決戰死〉一文中「香港人遲早要死」是否閣下的看法？答：任何人都會有死的一天。「香港人」這個概念遲早會消逝，歷史上哪有民族是不死的？所有文明都會消失。或許你會說中華文明，你在大陸可以找到中華文明的足跡嗎？這偶爾可能只會在台灣或香港出現，從祭祀文化上的消失便可見一斑。「香港人」有兩個可能性，一是被其他人吞併，例如隸屬廣東文化成為廣東人；二是淪為一個「香港鄉」，香港人成為鄉民。問：續上，俾斯麥一文中提到香港人的抗爭「要用鐵血來解決」，你理想中的抗爭模式是什麼？答：我的角色是這樣，我一直沒有告訴大家應採用甚麼方法，跟陳雲老師的做法相當不同。這世界有無限的方 33

港大政政政萃

法來解決同一問題，即「一題多解，多解歸一」。做《墳場新聞》，就是提供不同方法給讀者作參考。今天的輿論領袖只會講概念，不講方法。有關停止光復運動一文，正正就是提供實質方法。我自己以前亦十分迷信只有單一方法解決問題，但辛亥革命告訴我事情不是這樣看：黎元洪、蔡鍔、袁世凱和孫中山一起派軍，最後才獲得勝利。

問：〈勝海舟：政府搞的那些事情都是小把戲〉一文中提到「一般國民面對世事變化，......，剩下來的只可以聽天由命。」，香港人是否只能被動地等待轉變？答：香港人哪有嘗試主動？墳場新聞便是主動的一種，我寫文章是希望開導民心，修正民間錯誤的觀念，跟勝海舟的想法類近，「把能做的做好」。「然後呢？」，我不知道，做下去才知道，這個世界沒有那麼多的「然後呢」。

▲ 勝海舟（1823 年 3 月 12 日－ 1899

年 1 月 19 日），日本幕末開明政治家，江戶幕府海軍負責人 34

問：你預測 2016 年的立法會選戰會有怎麼樣的結果？答：主要視乎選區如何被劃分，如果真的改成九區，建制派必勝。另外亦要視乎計算餘額的方法，澳門如何利用這個遊戲排擠反對派便是最好的例子。

▲ 2016 立法會選區劃分之建議

問：陽間人口七十億，香港七百萬，你心目中有適合的特首人選嗎？答：這實質是個非法政權，無論找誰當特首都一樣，因為這畢竟只是一個傀儡，蔣麗芸可以、鍾樹根都可以，甚至豬也可以。在這個制度下，特首就是要奉承鬼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誰來當效果都是一樣。所以其實，我們始終不能脫離制度討論，就算找了一個有智慧的人例如曾鈺成，但他在這制度下也動彈不能，下面有十六萬公務員的制肘。現在香港的行政體系環環相扣，互相制肘。你要處理中港關係嗎？有外交部、港澳辦、中聯辦的阻撓，超人都無力處理。這講到尾只是一個偽政府，淪陷時期的偽政府，找誰當特首都只是死路一條。

「當特首？蔣麗芸可以、鍾樹根都可以，甚至豬也可以。」

2015 春季號

□ 港式教育問：本身有任教通識科的你認為這科有效增進學生對時事的了解嗎？答：沒有太大作用，因為通識最終只是關乎答題技巧，跟你的知識未必有着太大關係，尤其是卷一的資料回應題，只要有良好的閱讀能力和正常的邏輯，往往未必需要時事知識就足以應付。此科的原意是希望促進學生的思考，令他們更全面地看事物，按道理是可以的。但，社會需要這些人嗎？現在學生所學的是「模棱兩可式的表態」，例如「大部分程度同意」等。這個科目無意中影響學生的道德，令他們認為世界無善無惡。我自己教通識的時候從來不政治中立，學生可以聽別的老師的意見，不一定要聽我的意見，當然我亦歡迎學生挑戰我的一套。

問：可以簡單評論一下香港的教育制度嗎？答：現今的制度只是不斷地製造蠢材，扼殺學生的智商。以往社會詬病舊式制度製造偏才，現在難道便有通才嗎？社會不喜歡通才，並不會有通才的出現。教育制度就是家長心理以及社會對未來人才需求的反映。香港的情況可謂「揠苗助長」：怪獸家長抱著「贏在起跑線」的心態，以為自己的兒子只有廿歲命，八歲前要學懂所有事，結果令孩子一個一個都不喜歡學習，不追求知識真理，繼續當所謂「港豬」，過著「快樂」的生活。另外，一般我們只集中討論對學生的影響，對教師的影響往往被遺忘和忽視。這種制度下，培養的是一群不敢發聲的教師。以前香港的老師是有良心的，在張文光、司徒華的年代，香港老師是有膽量為社會不公義而

發聲；到今天極少老師會說真說話會挺身而出捍衛真理的，例如韓連山老師、林慧思老師和吳美蘭老師等，敢言的他們換來的是被排擠和不被重視。 □ 墳場日後發展

問：你早前提及曾經對出書的念頭有點抗拒，為什麼最後會出書呢？你打算透過出書達到些什麼效果？答：出書的意念是別人引誘的，本身沒有這個意欲。我認為書只能作收藏用途，並不能賦予任何新的意義或者價值，出版過後只會滯留，亦難以回應其他人的評論。但若在網上執筆，則可以繼續有新價值的衍生。

問：網媒氾濫，未來媒體發展應該有什麼新的元素？答：我不是網媒，我是靈媒。必先重申的是，從利益角度出發，「墳場」並不成功。但現在網媒過於單向，在走舊路一條。部分媒體，例如獨立媒體的文章篇幅極長，這是「累牘連篇」。反而，新一代的網媒應重視互動，讀者參與是十分重要，人人都是自己的主角，能駕馭這一點的話，發展有望更上一層樓。 35

港大政政政萃

問：由開初只針對時弊，用亡靈作訪問對象，走著比較詼諧、嬉笑怒罵的路線，去到近期，就住一些事件例如光復元朗，你開始寫一些比較真誠、流露內心的說話同建議，日後的路會怎樣走下去？墳場會否考慮其他模式？例如投稿至其他報章、出版定期雜誌，聘請員工？答：絕對沒有錢請員工，即使有錢都不會請，因為有組織就有人統戰，無組織就省卻了這麻煩。另外，讀者都會有厭倦的一天，不斷講政治會令人生厭。以無法為有法，千變萬化，一時寫催淚文，或者抒情文。現在我多講了今昔對比，一來是回憶，社會放棄的那麼多值得與否；與此同時，我希望跟讀者多做思考，所以寫文章引讀者一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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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為何覺得「敵人多了才有趣」？答：我只會路見不平而發聲，下流的人我更不放過，更何況我跟他們沒有利益衝突。順帶一提，你們的《學苑》值得一讚。我希望的是更多人繼續發聲，拔刀相助，不要只有我單人匹馬在寫文章。

寄語學科的學習只是教懂你們如何糊口，這是「學做事」；文學教你們的是為什麼你要生存，這為「學做人」。現實生活中，兩樣事情同樣重要，但大部份人只著重前者。如果兩樣都能做到的話，我相信大家會有一個更美好的未來、更美好的香港。謹記學習知識的同時，亦千萬不要忘記人的根本 - 道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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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同道合至誠前知 2015 春季號

──專訪杏林覺醒成員李明冲醫生

採訪邱可勝、袁向凡、文詠琪、梁嘉盈編輯邱可勝

源於去年十月二十一日由六百多名關心政改及普選之醫學界選民聯署，一群志同道合的醫者走在一起，匯聚成醫學界政改及普選關注組，並於今年二月七日正式成立杏林覺醒，決意追求體現自主、尊嚴、平等的選舉制度。《政萃》一眾編輯訪問了杏林其中的成員李明冲醫生，了解杏林的運作和理念。 □ 成立背景問：當初成立的概況？答：自十月二十一日醫學界政改聯署後，同事和行內朋友之間開始醞釀成立關注組，並於十一月尾成立 Facebook 專頁。這為杏林的雛形，正式公開成立並設記者招待會則是今年二月的事情。

問：成立的目的和願景？答：一眾醫學界選民聯署之後，自己開始思考：面對著社會當下的情形，究竟自己應該用什麼的身份、形式、位置參與？有些朋友參與了部分佔領區的醫療站駐守工作，有些站在前線，有些礙於身份公職無暇兼顧。於是，我們便反覆自省，究竟我們應該如何另覓蹊徑。醫生的身份其實有雙重意義：一是本身的公民身份；二是專業身份。理論上，參

與政治的權利是人人平等的，任何人不論擁有什麼專業，都不應有額外的政治權利。政治應該是由所有人在公平公義的制度下參與，我們如果有額外的權利，就應該帶頭表達捨棄此權利的意願。無奈地，在香港的畸形制度下，功能組別的物體賦予了醫學界額外的權利，變成了既得利益者。特首選委會當中的四大

▲ 成立記者招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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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第二界別為專業界別，委員均好像帶了「光環」。以醫生作例子，光環就是病人對醫生的高度信任，但這個光環效應應該只限於專業議題，例如流感、疫症，但醫生對政治議題的判斷與常人無異，不應被人委派做政治任務。不少行家都會質疑當醫生為什麼要談政治，這正正就是吊詭之處：自身的專業身份本身就已經被賦予了額外的政治權利，他們意識上出現了自相矛盾。如果現在放棄這權利的話，便會遭人騎劫。既然不能捨棄，除了要負責任地表達己見，倒不如捆綁我們業界的代議士，天經地義。這就是杏林覺醒成立背後的基本理念。問：現時成員之間的分工為？答：我們主要有四至五位公開發言人，其他的則負責出謀獻策，討論，參與寫作。我們的宗旨是自發。有一些很有熱心的同業都會主動投稿，一切以自發為主。財政支出方面不算多，相對其他專業聯盟，例如法政匯思，較細規模，主要以運作 Facebook 專頁為主。

▲ 醫學界政改論壇

問：對於現時的發展有否超乎想像？答：無論現在抑或過去，普遍香港人對醫生的形象或者是比較建制的，只顧謀生，除了專業議題外，一般都比較少理其他議題。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由聯署的反應，三日內聚集了六七百人；到後來的論壇、調查的反應和結果，這些 38

都是十分客觀的指標，至少在當中有一半的聲音是支持公平的選舉制度。沒有踏出一步嘗試，如何知道最後的答案？每一個人都應該從自己的角度、身份、群組出發，團結身邊志同道合的人。一路發展而來，最超乎想像的是同事自發投入的程度，我們杏林從來沒有加添任何力量推動，而且醫生著重自主性，不容易被人控制，所以看見投稿、參與論壇和調查的反應，這些主動、自發、熱心的表現是的確令人十分意外。

問：杏林來到這個階段，成功舉辦論壇和業界民調，捆綁代議士，你認為成功嗎？答：成功與否應該由外人判斷，即使真的成功，這只能是階段性的。必須強調的是，杏林覺醒成立，由始至終都希望更多人，尤其是同業，能「覺醒」。每個社會運動都應該有一個清晰而實質的目標對象，發聲並不能漫無目的，沒有

▲ 醫學界議員梁家騮醫生

凝聚點。我們的目標就是捆綁梁家騮議員。究竟我們專業人士有能力捆綁功能組別的代議士嗎？質疑這點之先，究竟我們有否登記成選民？登記過後，每四年投票是否我們單一的任務？我們有責任跟進代議士的工作嗎？制度上有這個跟進的平台嗎？單人匹馬地關注固然會有很強的無力感，但當只要大家匯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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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力量便大得多。或許傳統上，醫學界已經有醫學會作主要代表，裏面亦有很多殿堂級的名醫，在業界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我們強調的始終是政治權利人人平等，我們誰也不是，只是手握一票的無名小卒。問：你們的定性是什麼？答：這是我們的思考方向之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不是政治團體。第二階段政改諮詢告一段落後，我們要再思考方向，未來在政治議題以外，例如醫療衛生福利政策上，尋找我們的定位。 □ 醫學界問：過往醫學界在討論非專業議題的氣氛是否熾熱，有相關組織協調討論嗎？答：以往固然是不太熾熱的。我們成立的目的其一就是希望「試水溫」，體會一下究竟圍內感覺如何，專業人士就是否會對冷待身邊其他議題，高薪厚職就是否代表自己不會遭殃。結果迴響是，大家都看不過眼當下的政治生態。最簡單在公立醫院工作，醫生看到的就是社會的病：眼見低下階層捉襟見肘，因為不能承擔工作請假的效果，所以冒著健

康生命危險，都要要求醫生簽字准許出院。殘酷的現實就是，醫生只能確保病人在留院期間有合理的健康，當病人離開醫院後，只能重投社會。工作止步於醫院門口令人感到巨大的無力感，如果我們還當香港是我們的家，我認為我們應該參與、發聲。

問：杏林的成立有否帶起今次業界討論政改的氣氛？杏林可算上是擔當主導角色嗎？答：我只能說我們對此持保守、悲觀的態度，我們提供的是一個平台，更進一步地去「試水溫」。實際上，行內的老行專蔡堅醫生敢於直言的態度起了示範和帶頭的作用，他傳達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就是：講說話不必顧慮太多，不要自我審查。我們舉辦的業界政改公開研討會，多個媒體到場採訪，台下反應有目共睹地熾熱。信息便是：處於高壓的政治體制，我們更需要表達己見，儘管我們同時要為自己的言論負責任。我們當然不是主導角色，討論之中的主角是大家之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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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孫中山曾說過：「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而醫學生習醫前亦要宣誓，包括希波克拉底誓詞、日內瓦宣言。你們杏林站出來，有否受本身專業所要求的道德所影響嗎？答：我們的心態是：我們運用我們所學的醫療知識來完善病人的健康，這是所謂的「下醫醫病」；「中醫醫人」所說的是對病人全面的關懷，例如了解其心理精神狀況。至於「上醫醫國」，這是一個不同的比喻，我們發聲是為了消除病人找出醫療系統後要面對的政治現實和不公義。每當有醫生站出來發聲，不少坊間媒體都會說「醫生為社會診症」，這是大錯特錯，醫生首先沒有相關知識為社會診症，而社會亦不需要醫生去診症，六十年代 Susan Sontag 亦曾抨擊「Illness as metaphor」這個概念。我要重申一點：醫生並沒有特權，在這個公民社會，每一個人的判斷都是平等的。

▲ Susan Sontag

□ 醫者看傘後政局問：兩次醫學界的民調中，在有超過五成的人反對「831」政改方案的同時，亦有四成四的受訪者支持，杏林如何看待這些聲音？答：要爭取政改方案通過，必須要有全數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通過，換言之民 40

▲ 政改第二輪諮詢文件

調都一樣，目前兩邊的意見都未能做到。大部分民意被社會輿論所限制的框架牽著鼻子走，支持反對的人未有充足的討論。只有牽涉具體方案的討論才有機會爭取大多數民意的支持，支持反對八三一似乎只是偽命題，不能促進思考，連主張不同方案的學者們都沒有在發聲，便足見他們的心灰意冷。

問：在其他訪問中，杏林亦有提到不希望政改討論被簡化成一句口號，「口號式政治」令人思考更多還是限制思考？答：的確，現在的主流討論流於表面，追求民主、普世價值過後，要實現些什麼已經甚少再被談及。在業界研討會中，杏林和梁家騮雙方均認同，政改第二部曲，法理上是沒有規定具體方案的權利，第三部曲，特區政府仍可修改方案亦可以提出其他方案予表決，為何不就如何提名、出閘等提出大多數民意支持的方案呢？最終第五部曲，人大的否決權，我們絕對尊重，等並不應該第三部曲已經揣摸上意，認為不能跨越框架。但，顯然，輿論已經不敢再談 831 框架以外的其他內容。問：如果中共態度軟化，杏林會否「袋住先」，對於在政治現實中妥協的論調有何看法？答：普選就是普選。「假普選」並不是普選，現時當權者在提名權等貶低港人的地位，抱著毫不信任的態度，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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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只不過是一個橡皮圖章罷。中共反而要解答港人的問題，提出一個框架有信任公民，提供平等提名機會、被選權作前設的選舉制度，符合一般常識理解的普選。政務司司長在日前醫學界「公開閉門」諮詢當中指出，第二部曲要做規定，原因為社會在提名等程序上沒有共識，故北京基於權力責任義務便幫香港社會做規定，這絕對是不信任公民智慧的表現，更令往後的討論變得失焦。中共和本港政府應該必先尊重並維持憲政慣例。問：最近有傳李飛即將來香港跟泛民議員會面，但最後撤回，跟中央溝通仍有作用嗎？答：溝通什麼時候都有用，但有否按照憲政慣例來溝通？溝通講求互相尊重，而不是密室談判。政改五部曲也是一種溝通過程，只不過是按照程序下進行。反之，現在的溝通應該是香港市民之間的溝通，並不是跟北京溝通。而日後兩地關係究竟是揣摸上意、還是尊重憲法精神，這亦值得雙方反思。問：過往人稱「怪醫」的梁家騮議員取態十分飄忽，擔心業界意見未能成功捆綁他的投票意向嗎？答：實際上，他曾寫過兩篇文章，剖析

831 框架當中的不合理，他亦有以立法會議員身份開記招，交代投票意向，他亦在業界諮詢會議向林鄭司長一再表達立場，暫時言行一致，若果食言，他要承擔其政治後果。

▲ 盧寵茂教授曾以癌症比喻雨傘運動

問：盧寵茂教授為醫學界名醫，他最近就政改發表言論：「我相信香港年青人未到管治 13 億人國家水平，我們都不著急，年青人為何這麼著急？」，杏林有何見解？答：盧教授過去都積極地表達對「佔中」的意見，我們尊重身居要職的他加入討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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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當中，提高大家的意識的一份子。但，第一，我認為不論同事之間抑或所有香港市民，不應因某些代表性人物發了聲，就覺得自己的聲音渺小。儘管發聲的是名醫，他的聲音不會蓋過你和我的聲音。第二，兩次業界民調當中，不同年齡層都不乏反對 831 的聲音，身邊接觸的六十後、甚至四五十後都支持民主政治。第三，我不見得爭取民主能跟統治中國大陸扯上關係。我們的聲音建基於基本法的條文，並沒有超越當中的含意。問：有意見指日後社會的抗爭模式將漸趨暴力，例如王永平前局長曾指出暴動或許會為香港帶來更多自主空間。杏林如何看待這種模式？日後若果這種模式變得普遍，會與專業背道而馳嗎？答：我們不想見到這樣的場面。歷史告訴我們，暴動往往無法被估計。客觀條件氣氛、大環境令事情要順理成章發生的時候，大家都不願意見到。這視乎現時香港政府和當政者，是否繼續信任、尊重香港人，這個政治責任從來不在於香港人，我們已盡責任。但我相信，從雨傘運動的氣氛來看，短期內的可能性不大。

▲ 是次接受訪問的李明冲醫生李明冲

□ 日後路向和發展問：杏林會否加入建制，例如在 2016 年立法會選舉參選；抑或另起爐灶，例如聯合其他專業人士發起運動？魯迅棄醫從文、孫中山棄醫從政；杏林醫者認為繼續留守崗位發起關注；抑或棄醫主力組織抗爭會更有效？答：棄醫的確言重了，這可關乎糊口。對於上述的選項，我們暫未有共識。跟不同團體合作是一件有趣的事，我們面對的問題不只限於專業之間，不同專業所面對的可能會有共同點。不過一切仍在探討階段。

問：未來會為專業議題發聲嗎？答：這是我們積極準備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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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理想之中的團體是否應為自發？答：無錯，為自己發聲，志同道合，為同一價值觀而撮合聚首，而不是為湊合問：未來會有其他類型的活動和擴充規一個團體而團體，一定要忠於自己。這模的可能嗎？對自己的壓力很大，雨傘運動期間，沒答：這是我們的研究方向，除了跟執業有人會告訴你應做什麼，自己應該了解醫生聯繫，未來的醫生－醫學生也是我自己、承擔一切的風險。你每舉一下手，們的對象，這次的業界民調，醫科生亦喊每一句口號，你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有參與，這絕對是新嘗試。而規模方面，嗎？這個自我了解的過程絕對是艱辛我們一直強調自發，若果更多同業對我的。們日後行動的方向有共鳴，歡迎加入。杏林不會為組織而組織，志同道合的人自然會團結在一起，說自己相信的話，這裡沒有錢、人、選票的壓力。

“

寄語侯王廟前有一道牌匾：「至誠前知」。各位應反覆問自己對社會的經驗和體會，從而找到個人的定位，面對自己的立場、思想、感情是坦白的時候，問自己何謂香港人，自己對社會應有什麼責任和義務，應採取甚麼相應的行動，令香港繼續可以理想地住下去。成熟的民主參與不應是論資排輩，唯有深刻地認識自己、忠於自己的歷史，就能望知前路而思考，不受既定框框所限，從來都只有保持初心的人才會指出國王的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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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法治的「政治現實派」港大政政政萃

──專訪法政匯思召集人梁允信大律師

採訪吳漫叡、文詠琪、梁嘉盈、朱善懷編輯梁嘉盈

二零一五年一月廿七日法政匯思正式成立，成立時成員約五十人，包括事務律師、大律師及法律學生，決意維護法治精神、司法獨立、民主、人權、自由、公義等核心價值、關心政制時事、匯集業界人士、廣傳進步思維。《政萃》一眾編輯訪問了法政匯思召集人之一梁允信大律師，了解法政匯思的運作和理念。

什麼是政治現實？政治現實是政改方案「一定要得」？或是，政治現實是在現時方案下，中央可以任意篩走非親中候選人？梁認為，在現今香港的政治環境下，捍衛法治、追求民主才是面對現實。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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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背景問：有什麼事件引發法政匯思的成立？答：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故事、事件觸發想組成一個新組織。就本人而言， 2014 有很多社會大事發生，令到我自己覺得需要有行動保護香港核心價值。比如二月的劉進圖事件、六月一國兩制白皮書的公佈、八三一人大就普選落閘釋法、九月雨傘運動及其中發生令人關注的事情，如投放催淚彈，七警事件及警方的清場手段，令我覺得個人要為香港出一分力，保衛香港獨特之處。

問：成立過程是？答：我與另外兩位召集人，任建峰律師和文浩正律師，從工作上認識。任律師曾於六至七月參與律師會罷免會長一事。當時大家都覺得很震撼，在此之前從沒想過可成功罷免會長。而文律師則經常負責維權官司、案件。如兩位相談之下大家都認同建立新組織的想法，一同保護香港的核心價值。

問：三位召集人的分工如何？答：組織當中有不同小組，如中文文章、英文文章、街站，三者分別帶領不同小組，任律師帶領中文文章小組，英文文章則由我帶領。除此之外，並沒有特別的分工。問：成立組織的目標及期望效果？答：我們希望能夠嘗試捍衛一套核心價值──包括公義、司法獨立、法治、人權及自由。

問：組織在社會上擔當著主動性 (proactive) 或是反應性 (reactive) 的角色？答：希望做到主動性的角色。我們希望能夠讓香港人明白上述的核心價值並不抽象。反而，這套核心價值對每一位香港人都十分重要。當然，我們亦想做到反應性的角色，當社會上有任何發事件威脅這套核心價值，我們都會有相應行動。

▲ 法政匯思三位召集人：文浩正律師、任建峰律師及梁允信大律師李明冲醫

□ 個人背景問：曾於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修讀哲學系，並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獲取政治科學碩士學位。自身學術背景對於成立組織及社政參與有沒有影響？答：有一定影響，但沒有特別關係。而且我主修的是國際關係，與本土政治沒有緊密的關係。不過修讀社會科學確會使自己培養了多角度思考，並會關注和分析世界大事。

問：以前有否社政參與的經驗？答：沒有，以前都只是專注事業。不過經過 2014 年後，自己和很多香港人一樣，開始覺得自己在社會上有種責任。

問：你是著名的律師行成員，亦打過幾宗著名的官司，被譽為法律界明日之星。創立法政匯思，勇於就社會議題發聲，在工作與社政參與之間有否掙扎或取捨？答：自己為人低調，不想經常上報，曾經掙扎是否有這心理準備，可能會被人標籤，影響生活。另外取捨時間方面，由於組織需要用很多時間，有很多不同項目在發展中，需要花費很多時間，自己未有十足心理準備放棄所有私人時間。問：有媒體稱你為「法律界男神」，你對這戲稱的看法？會否覺得這稱號分散了大家對法政匯思的注意力？

港大政政政萃

答：不希望大眾只關注這話題，但整體來說有話題讓大眾注意都算是一件好事。因為政治對很多人來說都相當陌生及複雜，很自然會抗拒了解政治。不過這戲稱某程度就是讓他們認識政治的切入點。以身邊朋友為例，在報紙見到有關我的報導會向我了解近況，這樣就有機會跟他們分享社政近況。 □ 何謂法治問：經過白皮書及人大八三一決定這些事件後，法政匯思對法治有何看法？答：首先，就司法獨立而言，香港司法獨立性仍然很強。法官現時仍會依法判案不會因為政治考慮對判斷有所影響。但法治的情況有少許分別。雖然香港法治暫在亞洲仍是數一數二，不過我們對能否維持法治的前景的確有點憂慮。法治並非像一些官員所指人民只有守法。

「法治更重要的一部分是政府做任何事都要經過法律程序及受法律約束。」 ──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

政府做每一個決定前都必須考慮人民的人權。最近對法治的憂慮就是一些官員經常強調有法必依，會令大眾忽略政府亦同時須受制衡這方面。一些官員對法治的理解有偏差，只著重有法必依，忽略以法達義這層次。而且，他們以不同方法向一些對法治理解較淺薄的市民宣揚這套片面的觀念。例如，因為公民抗命會違反一些法律，一些市民就會開始覺得公民抗命定必破壞法治。

問：那你認為應該如何在香港向大眾建立一套對法治全面的理解？答：其實不只香港，在不同國家及地區亦能發現政府只會宣傳對政府管治較有利的方面。我們不期望政府會宣傳以法達義的概念，所以責任落於人民及民間團體身上。我們希望如學生組織能加強宣揚法治精神，而法政匯思亦希望出一分力。

▲ 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批評官員開口閉口只講「依法」，不談法治其他元素，更指出只講守法是極權政府的特徵李

問：雨傘運動對法治的影響是正面或負面？答：對法治之影響有正有負。負面影響例如，政府加強宣傳法治為「人民有法必依」。政府經常宣稱雨傘運動時有一些人違反法例，所以等同於破壞法治。正面影響方面，其他人站出來捍衛法治，澄清法治並非如此單一，石永泰大律師亦於幾個場合釐清法治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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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改議題問：早前有一民調問及民眾會否「袋住先」，很多人都不接受。然後把題目作調整，問若「優化」方案，民眾會否接受。方案無定義如何「優化」，但很多人就會因「優化」轉軚。法政匯思會如何帶領民眾重整重點，或是會軟化或改變立場？答：民調顯示很多人拒絕「袋住先」。而且香港人會想找一個使自己有選擇的方案和出路。北京和香港政府都要思考應否繼續硬銷八三一。只空談「優化」其實沒有意義。二零一零「起錨」時亦在談優化。當局應白紙黑字列明具體方案，所謂「優化」才有考慮及討論價值。

問：對所謂「政治現實派」（即兩害取其輕）有何看法？答：我不太喜歡這些現實派、理想派的標籤。其實追求民主的人也很現實。我身邊有一些支持「袋住先」的朋友認為「在維持人大決定的選舉委員會架構，都不能斷定只有建制派候選人而泛民人士無法擠身選舉」。這個想法其實很不現實：因為現實就是北京政府能夠在這個架構中篩走他們不喜歡的人，我反而覺得追求民主才更加現實。問：法政匯思認為八三一人大決定沒有法律約束力。但似乎八三一決定有一個「不可撼動」的權力。有任何方法質疑或挑戰這種權力？答：香港有司法覆核的機制。梁麗幗早

▲ 梁麗幗就政改提出司法覆核李明冲

前的司法覆核申請亦間接挑戰八三一人大決定並無法律效力。在此作一個小澄清：法政匯思認為八三一所言「香港需要有普選」是有法律效力，但那三道閘只是一些建議和指引，並無法律效力。除司法覆核外，基本上沒有其他方法能夠挑戰這種權力，到北京人民法院挑戰權力基本上不可行。

問：如果梁的司法覆核成功，成功重啟政改諮詢，香港民主進程會否有新轉機？答：如果真的能夠重啟政改諮詢，相信照常理來說政府不會再堅持舊有的方案。屆時應該會有真正優化的政改建議，會真的有民主元素。問：法政匯思就香港的政治廣告提交的意見書，指出政府在電台、電視所做的政改廣告其實違法，內容失實誤導，而且扼殺政改討論空間。組織打算如何引導公眾進行有意義的有關政改的討論？答：仍在討論中。

問：專業團體的誕生－如杏林覺醒、進步教師同盟、精算師聯署堅拒袋住先、思政築覺，是否新的社政參與模式？答：對。這是對社會有新的醒覺，及公民社會的萌芽。以前大眾覺得社政參與泛指加入政黨，甚少觸及其他渠道。但現在有這些新組織，使抗拒政黨的人也開始對社政參與產生興趣。例如有些律師成員不想加入政黨，但參與法政匯思便無問題。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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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會如何定性這些專業團體？答：這些團體有政治性質，但與政黨不相同。第一，政黨會參與選舉，所以政黨把很多資源都投放於選舉身上。第二，政黨需就每一個議題表態，對於政府所有不同政策及施政，政黨都要有其立場。我們這些專業團體專注於自己擁護的核心價值，不用就一些與我們專注點不太相關的社會議題表態。問：專業團體與普通政黨在社會上影響力有什麼分別？答：在業外，某程度上專業團體給人一個不錯的印象。就政黨而言，有人或會認為他們有政治企圖，或是為拉票而發聲。但有些人會疑惑專業人士雖生活無憂但也會站出來為社會發聲的原因。我們指明自己並不會參與選舉，立場書和聲音就不會被認為有政治目的。在業內而言，專業團體擔當著重要位置。如杏林覺醒覺得醫生對法治，憲法的認識不高，希望能夠把法治認識帶給他們。而律師因有法律學術背景，所以法政匯思的著眼點就有所不同。每一個專業都有不同目的。

問：會否就業界議題發聲？答：視乎情況。組織專注保護香港核心價值。如果業內有事件威脅到香港核心價值，如業界內有林新強此類事件發生，或例如有新法例限制律師不可以有某些政治取向，我們都會嘗試出力。不過一些可能關於從業方面，如業界律師費用，應該留給公會和律師會處理。

▲ 林新強去年辭去香港律師會會長一職

□ 雨傘運動問：佔領運動究竟是失敗還是成功？答：如果把佔領運動的目的定義為即時撤回八三一，那算是失敗。但其實大家看到很多歷史上的抗爭不是一朝一夕。就像南非對抗種族歧視政府，南韓爭取民主，都需要經過幾十年的抗爭。當然佔領運動一樣較難有即時效果，我不會覺得是完全失敗。

問：不失敗的話，那達到什麼效果？在政改進程上有任何實質效果？答：難以猜測政府和官員現在的想法。但我看見佔領運動散播了很多種子。有新的團體出現，有新的覺醒。至於這些種子會否變成一棵樹就要拭目以待。

問：在頒佈禁制令後，你覺得抗爭者應立即撤退還是留守？答：我不認為法庭禁制令與非法集會罪有很大分別。我不會覺得你可以違反公眾集會條例就不能違反法庭命令。他們並這個要看大家對公民抗命的定義。有一個對公民抗命的看法是你知道一個行為是違法，不過你就繼續做，願意接受懲罰，承受責任。

問：在雨傘運動後，某些地區有一些升級行動。你對於香港人往後使用激烈勇武的抗爭手段有何看法？答：不主張暴力。我算是「和理非非」，因為我認為暴力不能解決問題而且可能會有反效果。升級行動，如果是包圍政總等，這樣和之前一樣，不算是升級。但若反水貨客行動，我都不希望看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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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不理性的行為，因為，始終大部分香港人都鐘意和平，所以可能會對這些行為反感。

問：有意見指當輿論支持已經不能提高行動成功機率，已經不用爭取輿論的支持。關於地區升級行動，當爭取輿論之前和達到實際效果之間有衝突時，那樣較重要？答：我會萌生一個想法：其實這些行動是否真的達到實效？這些行動或使一些商店暫時關閉，不過這會否真的令到政策有改變的效果？我就怕效果並不顯著。我相信示威者的目的不止於使店鋪暫時關閉。我十分關注亦同情示威者對政府無視水貨客及大陸遊客問題的憤怒，但我怕行動不能達到目的。問：現時，即使是政見相近的人，但基於抗爭手法不同也會衍生激烈矛盾，法政匯思如何定位和平衡兩方面的意見？答：法政匯思基本上秉持著和平理性的手法，不會使用過激的手段。至於如何平衡兩方其實很困難。民主的敵人非常強大，亦有非常多的資源。如果支持民主的一方未能團結，恐怕未能有發揮足夠的力量。親政府一方是因為共同利益和上頭指示而務必團結，所以如果支持民主的人只專注內鬨，就很難取勝。問：香港人是否政治冷感？答：我以前以為大部分人是政治冷感。但經過 2014 年，亦發現香港人有興趣討論政治。我想這現象出現的原因在於以前在殖民地管治下，香港人認為政府

事務已不在自己掌握之內，這種歷史令香港人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參與政策決定。但年輕新一代認為自己有機會參與政治。問：就香港現況而言，你認為年輕人應加入建制、謹守事業崗位抑或在體制外抗爭？答：兩者都有其好處。我不同意建制外抗爭完全無用的說法，因為體制本身不公平，有時在體制內很難改變其制度。

□ 未來計劃問：未來有什麼計劃？會否和其他組織合作？答：加強不同小組分工。其中有負責法律資料搜查 (legal research)。有些市民感覺上認為政府不當，但又卻未能找出實質證據支持論點。組織希望透過法律知識，協助市民指出政府的不當。在地區宣傳方面，我們已在大學校園進行數次宣傳法律知識的活動；至於中學仍在商談中，因行政步驟較煩複，時間需要更多。

問：能夠預視未來組織所面對的困難和挑戰嗎？會如何克服和迎戰？答：希望政府聆聽民間聲音。若政府不理會民間聲音，須尋求其他方法。個人而言，如何分配時間予工作及組織仍是一個挑戰。問：法律界始終給普通市民有距離的感覺，法政滙思除了擺街站外，有甚麼方法令組織更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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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這個是與其他組織商討合作空間。例如，任建峰律師在外有另一個組織－「美孚家．政」。「美孚家．政」常擺放街站，及就區內議題討論。與不同地區類似組織合作，能夠接觸不同地區的市民。例如，我們可以提供法律意見，大家分享一下法律知識，亦可能舉辦法律講座，對兩者都有用。

“ 50

▲ 法政匯思亦有參與遊行

寄語決定未來的路向時，要常想想自己所重視的。常常有人說唸大學要找一份好的工作，很多畢業生都跟隨著這個信念。但這樣的話人生過了很多年都未必做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未必找到自己真正的意義。人生未必會好開心，因為，或許自己會很多年後才醒覺，才能做回自己想做的事。我希望提醒各位學生在求學期間可以早點找尋到自己所重視的價值。

”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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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運動改變了香港政治發展的生態，後佔領組織的風起雲湧，令社會各界明白要發聲，再不只局限於透過政黨、示威的傳統模式。專業人士相繼成立議政團體，除了今次訪問的醫學界、法律界，精算師、工程師、護理界等均紛紛加入，捍衛香港一直以來確立的價值觀。

另一邊廂，亦有新成立的團體打算修補香港各派之間的裂縫，由前行政長官牽頭成立的「團結香港基金」一心希望研究如何令香港回復和諧，以及維持中港關係。（按：編委會曾聯絡基金會希望安排訪問，但被婉拒。）由青年帶領的新團體則面臨不同命運，一方面有打正旗號為出選區議會的新力量，另一方面倡議新抗爭模式的「學生前線」卻因各種問題而宣佈解散。有人相信「團結就是力量」，亦有人選擇特立獨行，用文字的力量批判社會，字裡行間流露對理想社會的盼望和對權貴的鄙視。社會各界抱著不同信念，以不同方式，喚起普羅大眾對政局和香港未來的關注。縱使各自的目標未必相同，但不論是擺街站、舉辦業界民調、著手解決社會分歧、「擔當靈媒」口誅筆伐，他們的方向是一致的。

「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村上春樹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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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投稿

submission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a free society is an untrammeled flow of words in an open forum.” Adlai E. Stevenson 編委會今期一共收到四篇投稿，並進行篩選。首先，文章必須圍繞政治時事為題；第二，文章要以中文或英文撰寫；第三，合乎字數規定；最後，不含任何抄襲成份。符合上述條件之文章，即可「入閘」並獲刊登，以下為入閘名單：

The editorial board received four submissions for this issue and screened for suitable one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criteria. First, the essay should discuss political and current affairs. Second, the essay should be written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Third, the essay should not exceed word limits. Lastly, the essay should be free from plagiarism. Submissions fulfilling all these criteria are published. The submissions that fulfil these criteria are listed below:

〈三跑是民主黨的棺材釘〉蔡偉德 // 53

“Politics and Kryptonite” Vimukthi Caldera // 57

〈泛民主派自取滅亡離地政治面目可憎〉黃浩流 // 55

“Hong Kong and the Will to Power” Adrian Mak // 61

民先人場峙少李國章提廢功能組別糖衣毒藥腐敗政權程族港大學術自由受阻篤級青祖義公思港潮食碗底反碗面自主八染我梁振英希望做一個親民的特首民主聲港出聲決跑三紅要中法由困侮中共簽中提登人好代擁士獨以一二零一七真係袋得？辱警罪名多名記港光和抱依法治國落閘框死普鄉住成專香經濟繁榮行做人復理祖治港權兩自由架教選港先左世港待本土派動選自行非國情拆主制由大中華難仁啦膠法人司法獨立人民治動非勇武抗爭完 52

你聽過多少社會上不同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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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跑是民主黨的棺材釘蔡偉德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士（政治學與法學）二年級行政會議通過斥資 1415 億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社會一片反對。民主黨的單仲偕居然走出來表態表示民主黨「歡迎」興建三跑，豈不是與民為敵嗎？三跑造價太貴是不爭事實（網上不少指出 1415 億可興建十萬公屋單位、數十座海水化淡設施等，或是購買數十億罐午餐肉之類，甚至足以為香港添置不少軍備以資建國），再加上大陸空牆問題無望解決（張炳良局長只是以空域協議乃「戰略資料」拒絕公開，令人生疑），令三跑效益成疑。不少權威或內行人如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前民航處處長林光宇等均有詳加闡述，不䞇。

都說三跑方案逃過立會審查做法「極不可取」，政府停收機管局派息變相注資，立法會竟然無法監察是「天大的笑話」，如今民主黨居然力挺三跑，豈不是與選民過不去？

其實不少媒體已給予民主黨多次受訪機會，怎料他們泥足深陷，繼續表態支持三跑。繼單仲偕多番力挺三跑，前黨主席何俊仁以當年也有人反對興建新機場和地鐵為喻，指出即使有人反對三跑，有「客觀需要」之下仍應支持興建。這實在是建制派的口吻！原來何俊仁乃機管局董事，難怪他和民主黨如此了。更甚的是，因為是次三跑計劃乃自行集資（其實集資一部分是由政府寬免機管局之派息，亦可算是公帑一部分），只需行政會議通過便可施行（當然亦不會不通過），立法會坐視機管局倒錢落海，竟然無從過問。這已經不是該不該建的問題，而是程序公義的問題──梁振英及其爪牙做事已毫無章法，不問程序，禮崩樂壞，恣意妄為。連建制派之田二少 53

港大政政政萃民主黨立黨廿載，一直是泛民龍頭。然而，自 2010 年和中共密室談判，杯葛五區公投，最終促成政改爛方案通過，司徒華一句：「你是豬定是羊？賣得幾多錢？」盡顯民主黨為求政治利益不惜出賣香港人之本性。民主黨雖未至拂逆民意，但民望大不如前，故有 2012 年立會選舉之失利。其後民主黨蔡耀昌為大陸人請命，協助他們爭取來港一年即

可申領綜援，令香港人反感。雨傘革命時屢次鼓吹解散，阻止並譴責民眾自發升級。光復行動亦然，市民對日益猖獗、有恃無恐的奶粉走私活動已忍無可忍，才發動光復行動以爭取港中兩地政府正視走私問題、取消一簽多行，民主黨無法提出有效方法（曾提出「凍結自由行城市數目」，惟呂秉權先生卻於民主黨 Facebook 專頁指出此數目早已凍結數年）之餘，居然指責示威者暴力。經歷這些事件，民主黨顯然囿於守舊思維，無法跟上時代步伐，完全無法帶領港人爭取民主，令人不禁怒罵「民主黨無 X 用」。如今三跑問題懸而未決，政府不

但未有正面回應反對者詰問，更公然繞過立會，削弱立會監察公共開支的憲制職權，代議士理應大聲疾呼，代表市民向政府問責，而不是充當政府發言人，為三跑保駕護航。

2010 年政改通過，民主黨內一部分少壯派已馬上跳船自組新民主同盟，民主黨頓失黨內少壯派，如今仍是老人當政，垂垂老矣。僅有的少壯派如區諾軒、柴文瀚、麥潤培等如今眼見民主黨為虎作倀，紛紛尋求民主黨反對三跑。若然民主黨大會尚未舉行，對三跑的立場尚未定案，若然黨大會仍通過支持三跑，民主黨就是正式為自己敲上棺材釘，香港人即可棄之如敝屣。當然，我亦會奉勸當內少壯派馬上「退黨保平安」，無謂與行將就木的民主黨一同湮沒於時代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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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民主派自取滅亡離地政治面目可憎黃浩流香港大學理學士 ( 言語及聽覺科學 ) 一年級去年年底，民主黨主席選舉，「大熱」劉慧卿議員成功高票連任，擊敗區諾軒等一眾「乳鴿」，以六十三歲之齡繼續領導這個曾經在大大小小直選中呼風喚雨的政黨。是次選舉，對劉慧卿主席而言必然是個勝利，但同時反映出民主黨，以至整個泛民主派不求改革的守舊思維。

可以預計的是，泛民主派距離「滅派」的一天不遠了。

泛民主派未能審時度勢，抗爭的手段亦乏善足陳。泛民過去常批判權貴，站在道德高地之上，再以煽情的言語，以弱者、受欺凌者的姿態來博取市民的支持和捐獻。例如每年六四，以支聯會為首的一眾泛民主派在維園設晚會，以不同自從走進中聯辦「密室談判」後，民主的儀式來營造哀怨的氣氛，其中尤以蔡黨一直被不少民主派支持者，尤其是年耀昌慘絕人寰的哭腔更為令人動容，意青人指責、嘲諷成「投共民主派」，亦圖借此得到更多市民的同情。不過，不被新興的激進民主力量大肆攻擊。在二少人對這種行禮如儀的「表態政治」開零一二年立法會選舉更流失超過六萬始生厭。泛民為了讓更多市民覺得香港票，在地區直選只取得四席。這個昔日人已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不時嘩眾在立法局坐擁十九席的「第一大黨」已取寵、小題大造，出來的效果卻是過猶淪落為議會的小數黨。更可笑的是，民不及，令不少市民反感。三月中特首致主黨似乎未有意識到問題的根源，毫無信予信報，批評該報特約評論員練乙錚革新的動力，繼續他們的「老人政治」，在報中對他的家人作「政治攻訐」，有年屆五十的胡志偉居然是「立會新兵」，泛民議員立即反撲，指特首是意圖扼殺年青一代如區諾軒、林卓廷等仍在苦等言論自由。事實上，沒有證據顯示特首機會，或許他們要仿效范國威等人，退有意干預信報的內部運作。難道特首就黨自救，才能有更大的發展。佔領行動沒有批評他人、保護自己家人的自由完結後，民主黨的表現更為進退失據，嗎？未來兩次選舉選情堪憂。再者，泛民已經無法再打響「站在道德其他泛民主派成員亦未能獨善其身。上高地」的如意算盤。儘管泛民口中經常屆立法會選舉，儘管泛民在地區直選得引用甘地、昂山素姬等敢於為民主而自票增加，然而得票率卻下跌了接近三個我犧牲的先驅的事跡，但是他們當中能百分點，昔日選舉的「黃金六四比」定有如此高尚情操的人又有幾個呢？部份律已被打破。雖然某些民主派政黨主政黨屢屢被揭秘密收受單一巨額捐款、席聲稱要為選舉失利負責而辭去主席一一些議員接受航空公司豪華款待、捲入職，但他們卻未有細心分析落敗的原因，桃色醜聞、嫖妓被捕、肆意霸佔官地、繼續以「吃老本」心態大玩「老人政在立法會會議上欣賞性感女模的照片…… 治」，思毫沒有改革求變的決心。因此，泛民主派在指責建制派、政府、中共的 55

港大政政政萃不是之外，也被揭發自己亦「其身不「公義」和「人權」，更確立了泛民的「聖正」。這使泛民主派一直苦心經營的「聖人」殊榮。「離地」泛民主派的所作所人形象」破滅，不能再站在道德高地之為，實在令不少看清現實情況的香港人上指責他人，亦令不少市民對他們的「假感到痛心疾首和絕望。仁假義」感到反感。泛民主派沒有革新的決心，更沒有進步泛民主派雖不是「聖人俱樂部」，但假的動力。不少泛民「老大哥」盤据議席，如願意多了解民情，即使不能得到廣大部份更當議員超過二十年。這些年來香市民的絕對信任，也會獲得一定的授權港民主了無寸進，經濟發展未見突破，監察政府。可惜的是，泛民主派屢屢盲社會民情江河日下，這些泛民議員未能目把理想、政治倫理置於首位，而忽視帶領港人爭取民主，又未能提出反饋建香港的現實情況。二零一三年，終審法議幫助社會進步，他們卻絲毫沒有內疚院裁定，合資格的新移民只需居港一年感，更沒有退下來之心。假如香港的民便可申領綜援，而不需住滿七年。及後主派不作徹底的反省和改革，面對現實，二十一名泛民議員聯署支持有關決定，拋開虛假的道德光環，民主派終歸會盡並表示綜援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權利，應失民心，自取滅亡。基於實際需要，而不是居港年期作批核。又支持維持以家庭團聚為目的的單程証今年二月，台灣民進黨的蔡英文正式宣配額，因為家庭團聚是國際基本人權。佈參選總統。在參選宣言中，她明確指這種取態充分體現了泛民只顧追求人權出，以政黨及政治人物作領頭的時代要等崇高的道德理念，卻忽略了港中矛盾完結，要開創一個屬於人民的時代。反加劇、香港人口擠逼、濫用綜援情況嚴觀香港，泛民主派政黨仍然帶領全港的重等實際情況。雖說法院的判決應予以民主力量，政黨的領頭人物、政治明星尊重，但一些泛民議員對此擺出極其歡沒有淡出的意圖，繼續「離地」地追求欣、因崇高理想而不顧現實的姿態令香理想、普世價值。香港實在需要一批進港市民痛心惡絕。更不堪的是，部份泛步的民主力量，以新的思維議政，以合民主派人士扮演主導角色支援新移民及時的手段抗爭，以群眾利益作最大考慮。其他社群爭取香港的居港權及福利。在二零一六年立法會選舉，假如再看到某這裡，許多市民都不禁問一句，不主動位自九十年代起就擔任議員的元老級人為新移民、外傭爭取福利就有損法治、馬爭取連任，以她出谷黃鶯的嘹亮聲線有違人權等高尚理念嗎？捍衛香港人自說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身的利益，就等於把外地人趕絕至飢寒的形式為港人爭取民主和對抗強權，相交迫、餐風飲露的地步嗎？二十年來為信筆者在內的不少港人也會覺得噁心。港人爭取民主了無寸進，但為外地人爭取福利卻屢獲「佳績」，彰顯了高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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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s and Kryptonite Vimukthi Caldera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s III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litics is to religion what kryptonite is to Superman - deadly. As I write my final article for this review, I realize that the theme could not be more fitting. It concerns the age old question that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philosophers try to avoid answering directly because it always leads to much chaos.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 new awakening of concerns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However, it has always existed throughout history, only this time it floated back to the surface after a short break. The trigger for this renewed discourse on the politics-religion divide was, in my opinion, the Paris attack on the cartoonists of satirical magazine, Charlie Hebdo. Surprisingly, even though we hear daily reports of brutal attacks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 something about the Paris attack left us all unsettled. Having pondered

this problem for a while I decided that it was because of the timing, place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incident that allowed it to leave such a strong mark. Not only did the incident take place in a secularist state but also in the middle of a strong and safe neighborhood (of states), on some of the most innocent individuals in the media industry.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factors naturally triggered the reaction of the neighboring nations, their lead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in the form a mass rally for unity. However, many have also claimed that the caricatures featured in the magazine seemed to have crossed a line in terms of religious equality but this does not mean in any way that the attack was justified. Furthermore, the debate on politics and religion and how they interact goes much deeper than this recent incident. For most of us, politics and religion are

港大政政政萃 two obvious givens in our lives and we do not think much of it. But this is not the case when one is involved in the political scene. Each of these aspects of human life has very strong and historic backgrounds. Within the political arena, however, their relationship can lead to conflict and dispute. Religion appeals to the private and personal thoughts of an individual, his/her allegiance, and moral conscience and define relations with other individuals through rules declared largely by an omnibenevolent, omnipotent and omnipresent higher power usually referred to as God. Politics appeals to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run by other individuals who aim to create a system of governance that best represents the interests of the citizens and reduce the need to revert to a state of nature. Human civilization cannot obviously do without either and must thus figure out a way to allow these aspects to interact while preventing disturbances and encouraging a harmonious and morally acceptable form of living. This makes one wonder whether King Henry VIII was aware that he himself was playing a role in this long standing philosophical question (which still remains so) when he sought a break from Rome on behalf of his wife, Anne Boleyn. Nevertheless, as I am not an expert on any or all of the world’s religions, I intend to tackle this problem of the interaction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from a purely political viewpoint. In general, there are many occasions in which religion comes in to contact with politics. The most obvious is the state sponsorship of a particular religion, while endorsement or appeal to a certain religion can also affect elections and their campaigns. States can also have various degrees of secularism, where, for example, America “has no strict separation of 58

religion from politics” (Whitman, 2008: 89) while its European counterparts do. Thereby, America is considered to “have a certain form of the institutional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Whitman, 2008: 88) while the French believe in the total separation of religion from politics. More specifically, this American “institutional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the state […] demands that the state take a studiously hands-off approach to churche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 ermitting nearly unlimited expression of religious views in all contexts, including the courtroom” (Whitman, 2008: 89). In contrast, the

European model “aims at a separation of religion from politics […] insists on a separation of religion from law, holding in particular that biblical authority has no place either in the making of decisions or in the decisions of courts” (Whitman, 2008: 90). The European model implies that expression of religious views, even in public may not be permitted, as was noticed with the French laws against the wearing of the burqa (head cover for Muslim women). Howeve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it imposes certain restrictions to having the general human right to freedom of practicing one’s own religion.

2015 春季號 For the French, “the principle of laïcité holds that there must be a public sphere from which religion is banned” where this public sphere includes the “world of politics and … education which must be

dedicated to the inculcation of a common French identity independent of religion” (Whitman, 2008: 93). Interestingly, both of these models originated from Western Christendom. They share some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but they only differ in their way of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olicy. However, they are different in the sense that the French state has, over the course of time, had to adopt the functions of the medieval Church (Whitman, 2008: 91). This explains why it would be a criminal of fens e in France to have religious formalization of marriages prior to state formalization. This also seems to explain why, like France, most European nations have stronger tendencies to engage in extensive social welfare, which American society clearly lacks (of which the epitome is the insurance policy for access to healthcare). In the US, in contrast, it is normal for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to gain the people’s trust by referring to religious statements or for Congress to begin with a prayer (Whitman, 2008: 87). Ho w e v e r, t h e s e m o d e l s o n l y r e f e r

to example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secularization of the state. In order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implications of separation of religion from politics, it is important to consider the case of state sponsorship of religion. The best example is the case of my home country, Sri Lanka. Chapter 2 of the Sri Lankan constitution (1978: 5) is solely dedicated to ensuring that the state “give to Buddhism the foremost place” while making it the “duty of the State to protect and foster” the religion while also guaranteeing the rights of other citizens to practice their respective religions. Though the provision clearly places no restriction, the simple fact that the state officially recognizes the importance of one particular religion implies the unofficial marginalization of the many others within the nation’s diverse society. Furthermore, the actual extent to which the state promotes religion depends on the strength and nature of the government in power. In a developing nation where the majority of its citizens are Buddhists, this may not be the ideal situation for a way forward.

Religion is a very delicate subject matter and the slightest change in situation could lead to wide ranging issues that can easily evolve in to mass scale conflicts. The current crisis with ISIS is the biggest headline grabber. Other conflicts across 59

港大政政政萃 the world are also in some way or other affected by religious beliefs. All religions have their own provisions and may be subject to interpretation by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but the general idea is that each of the world’s religions are based on some idea of morality which includes extending one’s love and joy to others in order to live in a peaceful world. The common saying ‘to each his own’ is perfectly applicable here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differences will always exist and it is up to each individual to consider the teachings of his/her religion and engage in ways to understand those coming from a different belief system. Why should one’s religious belief determine the way the state handles its policies and its system of governance? The easy rebuttal to this statement will come in the form of culture and the importance of its preservation. However, we must realize that the role of the state is to ensure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mongst its people in the best way and while culture or religion may be protected or promoted through certain policy actions of the government, it is not even remotely essential for a state to pledge allegiance to a certain religious belief. This way, the state can best ensure equal and efficient provis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to the citizens. This and only this should be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existence of government and there is clearly no need whatsoever to involve religion in it. My purpose here has not been the specific justification of either the US or European model of secularization but the elaboration of the fact that politics and religion can do without each other in terms of the fundamental governing system. Just like Superman, politics must stay away from its kryptonite. 60

Bibliography: Von Drehle, D. (2015, January 26). The European Front. TIME, pp. 24-29. Von Drehle, D. (2015, March 9). The War on ISIS. TIME, pp. 16-21. Whitman, J. Q. (2008). Separating Church and State: The Atlantic Divide. Historical Reflections/Réflexions Historiques, 34(3), 86-104. Retrieved from http://www.jstor. org/stable/23235181(1978).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D emocratic Socialist Republic of Sri Lanka. Colombo: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

2015 春季號

Hong Kong and the Will to Power Adrian Mak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s (Government and Laws) I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 i t z c h e’s w i l l t o p ow e r i s a psychological theory in terms of which multifarious phenomena can be explained. The theory postulates that the driving force in life is to achieve the highest possible form of man, through the attainment of earthly powers. These powers, set out in a scale of degrees, all have idiosyncratic values. The weakest power, Kraft, is a primordial strength exercised by proving its might either to himself or to others. But the strongest power, Macht, entails a rationality to overcome oneself, without oppressing or hurting others, through the channeling of Kraft for other purposes. In Neitzche’s philosophy, Macht is closely entwined with sublimation.

Nazi Germany, written as the zenith of her might, Neitzche launched into a polemic against armed forces: “Rendering oneself unarmed when one has been the bestarmed, out of a height of feeling – that is the means to real peace, which must always rest on a peace of mind.” For to be armed is a manifestation of Kraft, which makes oneself hated, feared and ultimately, to be perished, whilst to be unarmed is a manifestation of Macht. For want of broader terms, Kraft is the brazen display of machiavellian strength whilst Macht is rationality in politics. Half a century after the crippling of Nazi Germany, the will of power continues to leave its wake in modern politics. Boris Nemtsov, leader of Russia’s opposition bloc, was shot dead outside the walls of Kremlin. Ominously enough, this scenario was originally interpolated by Putin three years ago, on the eve of his third presidential term succession, who ‘worried’ that the opposition may sacrifice one of

The wi l l to p ower is as rele vant to psychology as to politics. In what is considered as a prophetic statement of 61

港大政政政萃 their own and blame Kremlin. The alleged assasination is not the only blithe display of Putin’s Kraft. In fact, it has become an ubiquitous practice for Kremlin to outsource its repression to non-state groups. Exactly a year before Nemtsov’s death, Russian soldiers without insignias seized the parliament of Ukraine. Fueling the anti-maidan protests also include the “Night Wolves’ biker gang, patronised by Putin and who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Crimea’s annexation. These repressions, far from being a sign of strength and Macht, indicates the state’s weakness. Four thousand miles from Kremlin, Hong Kong too is experiencing the Macht of its chief executive CY Leung. His brazen moves include the alleged threatening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o as to not elect a pan-democratic Johannes Chan as vice-president. Also, boycotting – along with all government officials – the anniversary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the attendance of which has long been a political norm for Leung’s predecessors. More notoriously, his recent polic y address reprimanded the student journal Undergrad, an act perceived as a presage for suppressing freedom of speech. In fact, ever since Leung assumed office, Hong Kong society became profused with street

politics and brazen political contests, a panorama reminiscent of the red guard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failure of governance lies at the heart of Hong Kong’s plight. In order to reconcile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olitical parti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adopt an embracive-oriented style, seeking to cooperate with the pan-democractic camp on so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With this cooperation in non-political spheres by the government, the proclivity for substantial and rational negotiation in political domains will ensue. The message is clear: the old guard has to go, replaced by a new style of governance truly dedicated to the good of Hong Kong. Neitzche’s will of power is often criticised for its apparent incompatibility with his other theory, the eternal recurrence, in which events of the universe must necessarily repeat its configuration. Although scholars like Kaufmann have refuted this criticism, I dare hope the two theories are not reconcilable. For, even for the whole of Europe, one Hitler was already too much to contain; at the advent of complete Chinese takeover, Hong Kong does not need another CY Leung.

鳴謝 Acknowledgements

邢福增教授 Prof. James D. Frankel 陳士齊博士青永屍先生李明冲醫生梁允信大律師

曾鈺成議員 , GBS, JP 謝偉俊議員 , JP 梁家傑議員 , SC 南華早報

封面及封底

封面及封底照片來源自「The Awakening Zone」及「Pasu Au Yeung」。

Covers

Photo courtesy: The Awakening Zone and Pasu Au Y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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