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与乌托邦｜Archilecture and Utopia by Red Brick Art Museum

总论：建筑与乌托邦 Architecture and Utopia

社会主义乌托邦 Socialism

都市主义乌托邦 Urbanism Utopias

概念乌托邦 Conceptual Utopias

歹托邦 Dystopia

总论：建筑与乌托邦 / Architecture and Utopia

建筑与乌托邦是历史的双生儿。乌托邦者的建筑是幼稚的，当他们构想完美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后，建筑只是他们拿来设计社会新结构的造型工具，多采或圆或方的集中营造型。建筑师的乌托邦则是天真的，完全不顾乌托邦历史的哲学主题，只寻找快乐、平等，妄想以形式消除社会罪恶。建筑师不关心社会结构、都市设计与社会关系，人只是计量单位，都市设施是根据城市集中或分散的都市理论，生活风格只是消费选择。因此，建筑师的乌托邦设计几乎都以几何原型为主，这倒使得建筑师的乌托邦与乌托邦者的建筑走在了一起。然而，建筑与乌托邦真的能并置讨论吗？

乌托邦 / Utopia

乌托邦在文学、历史、科学、艺术都已是类型理论（genre theory）。无论如何，以乌托邦是人类“不满而顽强希望的历史” 来看，催生了社会主义，迪斯奈以及明日科技的诞生，是人类生存斗争的潘朵拉，打开它，乐观革命者见到今日乌托邦即可能是明日的现实，悲观批评者则论定乌托邦主义最后为了避免集权平等势必走向阶级区隔深化的歹托邦（dystopia）。乌托邦既是天真不可实现的，如苏联解体后新自由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者视为乌托邦；同时也是无知妄想的，实现后将为人类带来恶梦，如欧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庄》，迪斯奈乐园以及洛杉矶的有持着武器守卫的堡垒社区。乌托邦的模糊性来自其字源，“u”希腊字源意味着“outopos”，即无地方，接近英文的“a-topia”，“u” 也可解释成 “eu-topos”，意味着快乐美好。乌托邦论隐含着无地方、无时间、不存在沟通困难等元素。在建筑上，希腊字源的两个无法分割的意涵很自然地被统一了，建筑无视空间条件（无地方）完成自己梦想（愉快美好）的模型。其次，无时间为无地方之神话运作所需，人类喜欢从古老传说或者遥远未来建构起源和所向往之地的连结，借古讽今，或以来者取代现世。最后，乌托邦有着神奇的“不存在的沟通”（non-existent communication），这让乌托邦穿越时空地点成为可能，人们

不用考虑实际的沟通方式，植物、动物，不同种族的人们可以自由交谈与分享来完成梦想。中国的乌托邦很早就被文明理性的城市规划所取代，而西方乌托邦历史是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产品，在十八世纪达到高峰，在十九世纪实验，在二十世纪后成为歹托邦，成为自己的反证（anti-utopia）。乌托邦的一般特质总是负面的，孤立和自我满足（相对于沟通和自由贸易），完美的制度（冒着极权主义的危险），边缘化或放弃家庭（违反现代社会的核心家庭构成），着迷于空间和个人的同一性，全能指导和宣传以保障信仰的标准化。然而反乌托邦的批评也是乌托邦历史的共同作者，在短短的二十世纪，以歹托邦结束乌托邦，阶级区分替换了古典乌托邦主义的极权平等倾向，电子世纪的全球化净化了所有意识形态与未来学，一切皆被抹平，包含抹平对体制改革与空间改造的希望，哀嚎迎向注定消灭理想的世界。

淑世与建筑 / Ideal and Architecture

在没有建筑介入之前，淑世的乌托邦主义还算美好。孔子弟子整理的《礼记·礼运》的开章《大同篇》当可视为世界最早的淑世理想。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大同世界非凭空产生，社会关系在空间中形塑，空间中弥漫着社会关系，所以《礼记》中也描述坐行起居、建造祭祀的法则，记述建筑以房舍建设顺序（《礼记·曲礼下》）、夫妇居室的位置（《礼记·礼器》）、宗庙厅堂的高度大小（《礼记·曲礼下》）等。如果柏拉图要假借消失的亚特兰提斯来构想久远过去的盛世，孔子则是藉着崇仰昔日辉煌盛世来感叹当世文化的陷落。借古思今，利用历史构造未来，这是建构在时间上的乌托邦。然而，老子则爽快多了，不借史叹今，他直陈理想世界乃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返祖生活的景象，不正是西方无政府主义社区的原型，也是现代城市规划对于社区生活的构思？继承老子思想的庄子，其《胠箧篇》，则可看成对理性文明乌托邦主义者的批评。文明乌托邦主义者所论及济世学说、

典章制度，礼教法律，本为世人谋取更多福利，却被世人误用或夺取，造成更多违反道德的行为与天下乱源，是谓：“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至圣者唠叨说教建立的一切无不成为大盗的守护者而已，舍朴实之民而亲士之佞言，“哼哼已乱天下矣”，因此“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才能返朴归真。与其说庄子是浪漫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个朴素的现实主义者，一个反乌托邦主义者，批判仁义礼法的统治技术与工具论。相对的，法家重视实际的统治技术。墨子在《卷六》提到“节用”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淑世／建筑法则。建造房舍的法则该如何呢？墨子提倡，房屋四壁可以御风寒、屋顶可以抵挡霜雪雨露、屋内清洁可供祭祀、墙壁可以男女分隔生活则已足够，

《考工记三礼图》的王城图

其他增加费用并不会增添民用便利，圣王便不会去做。若是统治者放纵私欲、铺张浪费，超出了实用范围，百姓便会群起效法，于是风俗变得轻薄、社会便会混乱。因此“节用”不仅是建筑法则，也是将建筑视为统治技术的淑世示范。当今的建筑明显的走到墨子倡议的反面。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高度理性消灭了乌托邦建筑。中国城市规划比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才逐渐走向理性／几何的城市规划早的多。古代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城市职权与管辖权相关，理性与统治技术是城市规划大原则。城市规划学说可散见于《考工记》、《商君书》、《管子》、《墨子》等典。《考工记》确定了“都”、“王城”和“诸侯城”的三级城邑制度，用地的功能分区和道路系统等；《商君书》论述了某一地域内山陵丘谷、都邑道路和农田土地分配的适当比例，以及建城、备战、人口、粮食，土地等相应条件。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强调战略思想和整体观念，城市与自然结合，严格的等级观念。如《考工记》中对周代（公元前 1046- 前 256）的城市建设有明确的记载，城的大小因受封者的等级而异，城内道路的宽度、城墙的高度和建筑物的颜色都有等级区分。其关于王城的记载中写道：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管子》一书反对商周以卜卦选址，认为“凡力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乃为立都原则。中国的淑世理想与建筑关系，是政治治理技术与庶民生活的统一。

文艺复兴前的乌托邦 / Utopias prior to the Renaissance

在西方，柏拉图假借苏格拉底之口，于《理想国》一书中勾勒了理想国家（just sate）与理想人（just man）的典范，认为完美的社区应该是 5040 人，每日的生活方能完美与协调，他的“人本原则”远早于西方都市发展理论（如 Raymond Unwin），他不需要任何建筑构想，只需要一个制度计划。以最严格的建筑乌托邦的定义来说，希腊的建筑师与城市规划者希波达莫斯（Hippodamus of Miletus）可能是第一人。在他的理想几何城市中，有一万自由男性公民，包含服侍的女人、奴隶和小孩共五万人，社会分成三个阶级（武士、工匠和农户）和三种土地使用分区（神圣的，私有与公有）。建筑于焉出

希波达莫斯的理想城 Miletus

Alberti 的莫摩斯

现了，在神话和历史之间，作为知识的元素出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由哲学家统治，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 Alberti 在他的《莫摩斯》（momus，挑剔之人）构想里，丘比特负责建构世界，而委交由建筑师执行。从柏拉图到汤马斯摩尔（Thomas More）的出现，西方的乌托邦沉寂了两千年。信仰取代了信念，追随上帝得永生，追随着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的“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追随着最终的天堂（而非实体建造）耶路撒冷。乌托邦是心灵，内在的，无需外在的计划和空间构成，藉着强化十字军东征的神话，朝圣者迈向圣地，追求信仰的旅程本身就是乌托邦，并且超越了所有以空间土地为最终形式的乌托邦。这阶段也是建筑最大的史诗旅程：从修道院的建筑迈向天主大教堂的建筑，乌托邦启发了人们追寻互助生活，欲望以建筑大结构来强调律法地位和市民全体（civitas）的象征。

上帝之城手稿

文艺复兴时期的乌托邦 / Renaissance Utopias

1516 年摩尔的《乌托邦》出版之际，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数学成为主宰世界的科学，米开朗基罗和达文西都迷恋科学式的创造，达文西甚至还设计过一个“两楼城市”，上层通行贵族，下层则为下人、交通和商业所。这时乌托邦的思想有共通点，其一为“旅程”，摩尔要借航海员出海，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则要“几乎穿越地球”才能到达。法兰西斯 ‧ 培根的《新亚特兰提斯》（New Alantis）则得在太平洋漂流，这是现实主宰一切的时

达文西两楼城市

代：剥削、殖民和文明共存。其二，乌托邦创造了城市，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基于理性、社会秩序和公共卫生所建，和谐的家庭与社会关系是理想城市所欲达到的，乌托邦城市的构想是当时人们想象纯净的，干净的，几何城市的文化产物。其三，乌托邦是统治的一种形式，制度是维持某种特定价值的方法。其四，乌托邦强调指导，孩子必须从小接受良好教育，培养良好态度，阅读经典，历史就是未来最好的课程，历史学成为教育中最重要的基础，所有的经验和知识都应该转化成论文，被写下来而不仅是脑中思考。其五，乌托邦假设了一个封闭的，或者更好的中心主义形式，以中心性来维持和谐、神学和寰宇主义的统一。Brunelleschi 于 1436 年完成的佛罗伦斯圣母百花大教堂正是根据 Doni 星形乌托邦城市

的中央神庙，真正实现了星形乌托邦城市的则是意大利建筑师 Vincenzo Scamozzi，于十六世纪威尼斯共和国时代完成。中心性不是乌托邦的，而是基于理性思考，看起来矛盾，正是由于中心性可于地表上呈现统一性，是故无需收锚启程远渡重洋了。尽管乌托邦是发生在乌有之地的梦想计划，却从此有着属地主义的特性，真实存在过的城市，理想的城市，乌托邦主义的城市刚好构造了历史的连续性。1460-1464 年左右 ,Filarete 提出的 Sforzinda 计划可能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个理性／乌托邦主义的城市计划。

培根的《新亚特兰提斯》

Scamozzi - Fortress Palmanova

Sforzinda - Filarete

十七世纪的乌托邦 / Seventeenth Century Utopia

从建筑的角度看来，1627 年培根的《新亚特兰提斯》书中描写的 Salomon’s House 是最具原创性的，于 1683 年于牛津建成，是伦敦皇室协会推广自然知识，和启发后世建造科学研究中心的先行者。因为科学与技术可以减少世间邪恶，为世界带来好处，有着雕像画廊之神庙博物馆作为科研示范是如此适合。延续科学现实主义。乌托邦走向不同的发展，一方面，科学主义强调原创性与现实主义，将乌托邦限制于基于历史现实产生的未来想象，二来，当时人们崇拜奇想，如科幻小说大量出现。乌托邦对于现实的批判和希冀更好的世界，被转化成脑中的科幻世界，乌托邦变成艺术品，成为对升华以及人工制造“奇妙”能力的测试。

Solomon's house

改革者的十八世纪 / Reformist Eighteenth Century

十八世纪的西方世界，小说、寓言故事，奇想小说和想象的旅程书籍出版暴增，在 1789 年前总数约有一万多本。这时期的乌托邦指的是想象旅程，政治小说和梦。建筑开始讨论秩序之必要，将风格从形式主义中拯救出来，成为理性主义者更新版的巴洛克。乌托邦已然失去其“社会计划”的内涵。建筑师开始有不同的派别称号，“前浪漫派”有点无聊，称之为“启蒙主义的建筑”又不合当时脉络，称为“革命的建筑师” 显然于历史不符，他们是法国革命的受害者而非鼓吹者，也许仍是乌托邦主义者比较合适些，因为他们透过建筑计划提供未来的理想内容。建筑史学家常将此时期的建筑乌托邦主义分成三种类别，Father Carlo Lodoli 代表乌托邦理性主义， Piranesi 代表了乌托邦古典主义，Étienne-Louis Boullée 和 Claude Nicolas Ledoux 虽然非常不同，但可被归为“形式的几何乌托邦”。在下一个世纪工业和不平等世界降临之前，乌托邦经由朴素——新古典的纯粹风格，达成某种理性美学上的欢愉状态。

Boulee - Royal Libary

Ledoux - City of Chaux 1773-1775

Boulee - Natural Museum project

Ledoux - Forge

十九世纪，平等和工业的乌托邦 / Utopias of Equality, Utopias of Industry

十九世纪是历史的，现实主义的，国族国家兴起和乐观主义的世纪。历史上最有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诞生了，各自提出了社会革命的方案，以工业、教育、科学为核心，来解决因工业资本主义兴起造成的劳工条件恶劣，贫富不均、土地私有化等问题。傅立叶、欧文、圣西蒙等空想主义者无疑为后来马克思与恩格斯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做了理论与实践的准备。也可以说，这是乌托邦主义者的建筑时代，是故建筑师也无关重要了。

二十世纪，乌托邦和歹托邦 / Utopia and Dystopia

二十世纪的第一个二十年，历史前卫主义仍活跃乱蹦，未来派对于速度和大众革命的热爱，达达主义挑战专业与业余的界线，包浩斯掀起了建筑的整体革命。乌托邦的计划被都市主义者变成了计划的乌托邦。虽然嬉皮年代出现过几波激进的建筑运动，然而如同叛逆孩子长大得回归社会一样，消失殆尽。展览与再现成为乌托邦的唯一现身之处，而展览出现的乌托邦越多，建筑在现实世界失败的越惨。希望更好的生活是可以得到的，你可以花钱在迪斯奈买欢乐，可以在豪宅里享受专利的庭园生活与武装警卫的安全保障，可以在私有的公共设施里享受都市生活，可以在完美的厂办社会中无需担忧出生到死亡的麻烦。从对古代礼仪与纯朴原乡的追思，到哲人爱神统治的城市，经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开始的科学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思潮与工业革命的科学爆发，人类歼灭自己的梦想，建筑谋杀了乌托邦。

社会主义乌托邦 / Socialism

现代西方的社会主义，几乎是与资产阶级革命一起发生的。这股思潮曾在欧洲、亚洲引发革命，或为福利国家的模型，或为今日我们正享受的福利制度。生产资料共享与财富重新分配，解决私有制的问题却未曾成功，但没有先驱者们的实践与自我牺牲，乌托邦仍只是小说的名字。

1561 《乌托邦》 Thomas More（1478-1535）

1561 年在比利时鲁汶出版的《乌托邦》（全书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此为世人所知的“utopia”一词的开始。书出版 380 年后，严复在《天演论》中翻译成“乌托邦”始进入中文世界。作者汤马斯·摩尔（Thomas More）出生英国伦敦，14 岁就进牛津深造。时值欧洲艺术复兴时期的高峰，麦哲伦证明地球是圆的，哥白尼发现地球不是世界中心，达文西、米开朗基罗在科学启蒙的数学律法世界中创作。他年轻时钦羡柏拉图描述的理想国，当成为律师和国会议员后一直为平民打官司。英国大航海时代开始，当时羊毛利润远高于小麦，地主将佃农赶出农田，围起栅栏，数万农民失去生产工具与土地，史称圈地运动。对摩尔来说，船与羊（ship ＋ sheep）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器，他感叹说：“绵羊本来很温驯，现在却凶猛的要吃人。”在他挺身要求英国亨利七世减免税租时，被强迫退出议会。尔后，他向往美洲印地安人的原始生活，认为共产是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办法。他假借《阿美利加游记》中的航海家，虚构了一个半月型之岛，里头生产资料共有，强调劳动与手艺，每个人都需要在农村工作两年，每天工作六小时，公有食堂，人人平等，十年抽签一次换房。这个美妙之地，金银全无价值，被拿来作为马桶和罪犯身上的枷锁。他因反对国王成为宗教领袖入狱，不久后被处死。

《乌托邦》描述的半月岛

1623 《太阳城》 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

在《乌托邦》出版后的七年，意大利的托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出生，他个性坚烈，崇仰上帝反对教会愚昧，晚年仍不遗余力的反对西班牙的统治。他人生大部分的的时间都在狱中度过，多次被捕入狱，前后近三十年的牢狱生活并没有消磨其志气。监狱的修女偷偷给他笔，受严厉酷刑的身体以一天几行字的速度写完《太阳城》一书，是良知知识分子狱中札记的创始者。16 世纪是意大利宗教裁判的重灾区，伽利略推翻亚里斯多德的学说，布鲁诺（Giovanni Bruno）因为宣传哥白尼的的学说被判死刑。康帕内拉 17 岁时就与教士争辩：“难道经书说没有新大陆，哥伦布就没有发现新大陆吗？”他察觉到当时社会巨大不公，那不勒斯人口七万，却只有一万五六千人从事劳动，其他人都是不劳动的嗜血地主，如何改变的答案就在他写的理想世界里。书中描述的城市景象是他真正信仰纯善的上帝之城，由低到高七环构成，统治者为“司祭”。书中写道：“太阳城里的居民都是富人，但同时也是穷人，他们都是富人因为他们公有一切，他们都是穷人因为他们没有私有财产”，“他们使用一切财富，但不为财富所奴役”，主张按需要分配的平均主义。在书以拉丁文出版后五年，他才走出监狱，死前写

下令人动容的十四行诗：“仅把高傲、无知和谎言，放在我从太阳那里偷来的烈火中销毁吧！”

太阳城

1802 《一个日内瓦扎民给当代人的信》 Claude Henri de Rouvroy, comte de Saint-Simon（1760-1825）

瓦特发明蒸汽机改变了生产力，也改变了世界。圣西蒙出生于法国封建贵族家庭，15 岁封为贵族，17 岁美国独立战争发生时，他自愿参加获华盛顿勋章。然而他觉得改变世界不能透过战争，而是研究人类理性的进程，是故战后游历欧洲汲取知识。1789 年法国革命爆发后，圣西蒙参加革命并放弃贵族头衔，称自己为公民包姆，支持国民议会，推翻皇权与贵族，并拒绝被人民推举为市长和国民禁卫军队长。革命成功后，三分之二的土地仍属于教会、贵族和资产阶级，那时一名不文的他，经营房地产成为大富豪，开始努力学习物理学与政治学，学习自然科学成为 40 岁后的目标，也因为他终日设宴款待教授，财富日益萎缩，最后一贫如洗穷得在当铺当缮写员，白天工作九小时，晚上著书立作。1802 年开始写作，出版了《一个日内瓦扎民给当代人的信》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把穷人应对富人宽宏大量作为一条基本原则，结果不得温饱的人每天还要省下一部分资源来为富人们锦上添花”，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被理想社会替代。1803 年，在他以前的仆人的支助下，出版《新百科全书》，他梦想由工业家和知识分子取代贵族与贪婪商人，重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他流落街头，体会民间劳工状况，

圣西蒙

走向探索社会主义之路，期间出版《实业家问答》，《论实业制度》，最后一部《新基督教》明确以历史观点分析了共产的必然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指出圣西蒙是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言人。虔诚信徒、实业家，社会主义理想者三者的认同成为圣西蒙的人格魅力与哲学来源。“社会主义”一词，最早乃由圣西蒙所提出。 “贪婪之手”是圣西蒙用来形容人类的贪婪本质，此必须透过教育根除这种思考和行为的方式。他提出了一套“实业制度”思想，以协作社为基础，将使大多数无产者拥有财产，以使无产者能出色地管理财产，并且保证每个人的劳动权，任何人都应当劳动，都要把自己看成属于某个工厂的工人。他认为伟大的道德就是改善人数最多最穷苦阶级的生活。他指出：“全人类应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和一些共同的利益，所以每个人在社会关系方面只应把自己看成是劳动者社会的一员。” 圣西蒙眼中的“协作社”是统一的计划经济，最终要在欧洲与全世界实践这种统一。圣西蒙是他那个时代中最接近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他的门徒将圣西蒙变成一门宗教派别，流传至欧洲与美国各地则是闹剧。

1808 法伦斯泰尔（Phalanstères） Charles Fourier（1772-1837）

被恩格斯誉为“世界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的傅立叶，是位法国自学的商人之子。在晚年的时候每天中午准时十二点都会待在家中等待他口中的“候选人”，等待他的法伦斯泰尔（phalanstère）的赞助人。有人相信他是在巴黎看到拱廊街而启发他的法朗吉原形。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实空间构想的计划，他所构想的和谐社会基层单位是法朗吉，一个生产─消费单位（农工协作社）。它所经营的是农业，同时也从事各项工业，共同生产的收入在全体成员间分配，按劳动、技艺与才能给予报酬及股东利息。成员按照自己能力得到所需要的空间与食物。法郎吉是一个有良心的股份公司，今日流行的说法是社会企业。成员都住在法伦斯泰尔里，一个整合都市与乡村特色有组织的建筑体，理想上由 500-2000 个人所组成。建筑包含三个部分：一个中央区域与两个侧翼。中央区域设计给安静的活动使用，包含了用餐室、会议室、图书馆与研究室。一边侧翼设计给劳动与吵杂的活动使用，像是木工、锤击与锻造，此侧翼也同时设计给小孩使用，考虑到他们在玩乐时也是吵闹的。另一侧翼包含了商队旅馆，有着宴会厅与礼堂提供与外地人会面时使用。外地人要进入法郎吉参观或拜访公社居民时必须支付一笔费用，这笔收入用来维持法朗吉的自主经

法伦斯泰尔平面图，有着十九世纪古典主义构图元素

鸟瞰法伦斯泰尔

济。法朗吉内也有私人公寓与许多社交厅，同时，强调男女平权，认为传统住宅是放逐与压迫女性的场域，甚至提出“公妻”，他相信透过公社中的形塑，性别角色将会有所进步。傅立叶与另两位乌托邦主义者圣西蒙和欧文提倡的公社制的社会主义非常不同，它是一个分散的集合，类似老子的“小国寡民”的邦联。傅立叶喜欢用数学（以为是科学表述）来表达甚至有点荒谬的计算推论，从《四种运动论》到《宇宙统一》，相信人有 12 种热情，造就了 810 种人格特质，所以一个理想的法朗吉应该有着恰好 1620 个人，然后形成一个法伦斯泰尔社区。有一天世界上可能会有 600 万个存在，由“世界法伦斯泰尔议会”宽松的统治着。他最完整的一本论述是他在提出法伦斯泰尔设想后于 1827 年出版的《工业的和协作的新世界》。

法伦斯泰尔 Phalanstère

他终生宣传理想不断，尽管个性孤傲不喜社交，然而马克思与恩格斯不止一次援引过其著作的某些定义，如工厂为 “温和的监狱”，将资本主义推断为“多血症的危机”等。他写过的一句话在今日世界显得无比真确：“贫穷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长，从富裕中产生贫穷。”世界发现了约 40 座的法伦斯泰尔，特别是建于 1820-1850 年间美国的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

1824 新和谐（New Harmony） Robert Owen（1771 ─ 18588）

欧文为马具之子，出生贫寒，但 18 岁就游历欧洲，成为大企业家。他于 1799 年买下苏格兰纽纳克（New Lanark）工厂，推动工时限制，失业工资补助，禁用九岁以下的儿童。工厂利润丰厚，他是第一个思考到“剩余”分配的经理，甚至举办劳工教育，为十岁以下的儿童开设了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为从事生产的少年建立了夜校。此工厂并于 2001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遗产。1824 年，他带着十五万美元渡海至印第安纳州，买下三万英亩地，招募 1200 人，实践他的社会理想试验——“新和谐公社”。所有人皆居住在一幢正方

New Lanark 规划蓝图

形的大型建筑中，中心为会议厅、学校、图书馆，围绕中心的围墙建筑则为住宅、医院、招待所，由花园包覆，最外围为农林牧、工厂，这无疑是霍华德花园城市参考的原型。每个家庭应有自己的私人公寓，幼儿在三岁以前完全由父母照顾，之后由公社抚养，父母将可以在用餐以及其他合适的时间见到孩子，儿童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商店提供一切商品，所有人都要参加联合劳动，消费、财产以均等为原则。成员要至农场工作三年才能成为正式会员。公社里的每个人在 15 岁后会收到所需而定的薪资。1828 年耗尽欧文所有资产的新和谐公社瓦解。1829 年，60 岁的欧文成为工人运动的领导者，马克思出席了他 80 岁的演讲，赞许他“已踏上革命的道路”。欧文的思想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在生产过程中“雇主把雇工只看成获利的工具”，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罪恶，指出“私有财产是贫困的唯一根源”，他的策略则

New Lanark 今日现况

是工业发展，有一天会将体力／智力的区分减少，工人会进步，成为社会的主角。他梦想着“这些城镇应该在数量上增长，成千上百个将会形成联邦式的联合公会，直到他们以共同利益拥抱整个世界。

New Harmony

公社与协作社（生产－消费合作社）

二十世纪，前者的遗产仍持续在现实中搏斗。如中国的人民公社是共产党实践后的巨大历史。1909 年就存在的 Kibbutz，结合了社会主义与锡安主义的乌托邦社区，注重互助与社会正义，特色在于其集体、合作性的公社生活方式，民主化的管理，可靠的福利，生产和消费的共享所有权，居民没有私有财产，甚至没有属于个人的衣物，每个人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拿同样的工资，任何从外界得到的礼物或金钱都必须交给公共金库，衣食住行教育医疗都是免费的，外人可以自愿加入，里面的成员也可以自愿退出，退出的时候可以领到一笔退出费以回报对社区的贡献。居民每天到集体食堂吃饭，统一安排住房和生活用品，有公共洗衣房。每个人都可以进去集体商店登记取得所需物品。这些平等原则一直到 1970 年代还是极端严格的执行着。但到了 1980 年代受到以色列迅速现代化以及全球化的冲击，连续几波经济危机，加上国际共产势力的垮台削弱了全球包括 Kibbutz 在内的社会主义信仰，许多人离开了 Kibbutz，剩下的人为了应付情势便做出了些改变，将公社服务私有化，薪资差异，私有财产出现，股权概念产生，变成自由市场中的集合企业。2010 年以色列共有 270 个 Kibbutz，工业产值约 80 亿美元，占全国的 9%，农业产值 17 亿美元，占以国的 40%。有些 Kibbutz 的发展相当惊人，例如 Netaﬁm 是以色列最富裕的 Kibbutz 之一，同时

Kibbutz Hannaton

也是全球最大的滴灌（节水灌溉技术）设备生产商，它带来良好的经济收益，所有成员都会收到企业营利的分红，虽然他们仍然强调照顾弱势、保证所有人的医疗、教育等福利，但平等的概念已渐消逝。以色列逼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来建立的自己的 kibbutz，也使得这种“内部公平”引发异议。全球的占屋运动者形成的临时公社，现存青年公社与生态村仍为数不少。台湾的主妇联盟建构的生产－消费系统以及小农市集与上下游网站也部分实现了这批理想主义者之协作社梦想，将生产与消费拉线，减少中间剥削与垄断。历史从人性贪婪的皱褶中仍然闪着光辉。

Kibbutz 的公共餐厅

都市主义乌托邦 / Urbanism Utopias

除非人类城市变成废墟或空白一片，二十世纪的都市主义乌托邦者都无能实现梦想。建筑师解决都市问题的方案，无论透过拉高楼层，广连区域，让城市如同大树可更替循环，还是使用天空、海洋，都是将都市与人口问题变成形式与计量问题。十九世纪的乌托邦主义者的建筑，其价值理性在于解决分配不公与土地私有，建筑作为工具理性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之一而已。然而，伟大的都市主义者却将建筑当做价值理性本身，就算巨型城市真如期所愿，人们要如何住进华夏？谁来分配？都市主义的乌托邦与其说为人类提供了珍贵的思想，不如说，他们提供了人类历史一场最高级好莱坞电影式的观影经验。

1922 当代城市 Le Corbusier（1887-1965）

1922 年应秋季沙龙展（Salon d’Automne）之邀，柯比意提出为三百万人口规划的城市鸟瞰图，媒体称为未来城市，他自己喜欢称为当代城市（Une Ville Contemporaine），其主要概念总结在他出版的《明日之城市》（Uranism）一书。他认为直线比曲线有道德，当巴黎被豪斯曼“摧毁”了无数弯曲狭窄的旧街区，他赞扬着这让圣母院更显光辉。在他伟大的构想里，房屋别墅（Immeubles Villas) 单元，是有着六十层楼高钢骨结构与玻璃帷幕的十字形摩天楼，保证四面采光，提高人口密度，拉大建筑间的距离，使城市容纳大量人口之余还能有大面积的绿地，在远离市中心的绿地中散布着一些较小型的住宅。市中心是一个巨大的交通枢纽，公车、火车站、高速公路汇集甚至停机坪，让商用客机也能在摩天楼顶楼起降。分隔行人通道与汽车公路，并大力推崇汽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汽车当时才刚开始要普及化）。他希望法国能引进美国的泰勒主义与福特主义的工业精神，重构法国成为有效率的社会。他于 1920-1923 年间在期刊《L'Esprit Nouveau》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在其后集结成书《迈向新建筑》（Versune architecture），他认为要避免革命的爆发，社会重构是必要的，并喊出其历史名言：“不建筑，即革命”。1925 年他提出具体改革巴黎的计划“Plan Voisin”，铲平整个塞纳河以北的巴黎市，

以他的“当代城市”的十字摩天楼取代之。此计划马上遭到法国的政治家与企业家的大力批评，然而也引起了人们开始讨论如何解决巴黎拥挤、脏乱的问题。1935 年他提出了光辉城市（Radiant City）构想，维持高楼与绿地的设计，不同之处在于建筑改以线性的方式排列，整个蓝图有着抽象的人体形状，包括头、脊柱、手与脚。受到工团主义运动（Syndicalism) 的影响（他在 1930 年加入），光辉城市抛弃了先前以经济阶层分配住宅的概念，改以家庭大小分配，而在这些线性建筑的每个转角，集中了医疗、教育、托儿所等公共设施。柯比意的都市主义从未完整实现，但他为阿尔及利亚做的都市规划以及法国的马赛公寓中，可以看见这些理念的部分。他是位严格理性主义者，尽管他的形式主义从未逃离批评声浪，他一生投身于建筑，写文章、编杂志、组织国际建筑团体，都是为了倡导他的新社会观，试图以建筑达成社会改革。他曾说过：“革命不是在革命的路上，革命是为了解决问题。” 意大利建筑史学家塔夫立对他最严厉的批评是：中产阶级的赎罪精神，终将乌托邦计划变成了计划的乌托邦。

光辉城市

1932 广亩城市 Frank Lloyd Wright（1867-1959）

20 世纪初西方世界的乌托邦想象来自于工业革命后的社会变化与都市蓬勃发展、人口集中密集，科技飞跃性的成长。都市社会学家 Leonard Reissman 认为 1930 年代的都市规划分成三种类型：一是寻求激进地改革现代城市；二是建造小型的社区藉公共运输系统链接大城市；第三是尝试摆脱工业城市的集合体。莱特可说是第三类中最为激进、固执也最具影响力的一员。他说：“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城市终将毁灭，他们是病态价值的后果，为了追求城市的强健，新的价值需要在新的环境中被认定。”1932 年莱特受《纽约时代杂志》的评论邀请，以他的广亩城市（Broadacre City）反驳他著名的对手——柯比意和他的光辉城市。从 1932 年首次提出后他持续坚持直到 1959 年离开人世。在 1932 年出版的《The Disappearing City》书中第一次完整、清晰且乐观地描述了这个规划。他写道：“想象宽敞的高速公路、巨大的道路，他们本身就是伟大的建筑物，穿过各种服务站，不再影响城市的容貌，拓展了城市的舒适。他们既分散又聚合、聚合又分散，整合起多元的单元，农场、工厂、街边市场、田园学校、住宅区，这些地方充满欢愉和悠闲。这些单元井然有序地分列在每个市民住家为中心的 150 英里内，所有的市民可以轻易地透过汽车或飞机，拥有所有类型的产品、分配、自我成

长和娱乐。”1935 年出版的《Architectural Record》中他绘制了广亩城市的图解，同年于洛克斐勒中心展出模型。此概念在 30 年代的确引发许多讨论，但仅有 R.W. Lindholm Service Station 加油站是依此构想在 1956 年建造完成。莱特的概念影响了美国郊区蔓延的城市史 ,1943 年莱特递交了一份市民请愿书，由 64 位知名的支持者共同签署，其中包括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杜威（John Dewey）和洛克斐勒（Nelson Rockefeller），他希望能见到资金注入这个计划来改变美国城市风貌，当然美梦始终未成真。莱特其实没有自己想象的离柯比意太远，无论想象都市人口密集或是分散，人的社会关系不是这两位大师考虑的首要因素。

广亩城市

1937 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 Adolf Hitler（1989-1945）, Albert Speer（1905-1981）

希特勒当初若考上美术学院，世界会不会少一个独裁者不可知，但世人所知他收藏品味并不差，没想到他也会设计房子。“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是希特勒对德国在二战胜利后的想象 , “第三帝国首席建筑师”斯佩尔（Albert Speer）担任了大部分的设计工作，只有小部分的计划在 1937 到 1943 年间被实行。当时柏林建筑太守旧，希特勒认为要超越伦敦、巴黎和华盛顿区等首都的建筑规划才能呈现帝国荣耀。梦幻的帝国之都当然与帝国成功建立与否有关，有些项目完成了，例如建立了巨大的东西向城市轴，包括拓宽夏洛滕堡路，将胜利纪念柱安放在路中央，其他的规划因二战的关系几乎没有一座建造起来。规划案的第一个步骤是为 1936 年柏林奥运会修建的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推动了纳粹政府的兴起。另外一座更大的能够容纳 40 万观众的体育场，只挖了地基后工程就放弃，如果建成，到今天仍将是世界最大的一座体育场。斯佩尔还设计了新的帝国总理府，大厅将是凡尔赛宫镜厅的两倍长。希特勒希望他能够建造第三座，更大的总理府，但是没能开工。第二总理府于 1945 年被苏联红军摧毁。希特勒脑中想象的新柏林会沿着一条 5 公里长的“胜利大道”展开，

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

从布兰登堡门附近与东西轴线的交汇点向南，沿着旧胜利大道向南，直到紧邻滕普尔霍夫机场西侧的区域，这条新的南北轴线将会当作游行场地（显然不是抗议的那种），届时交通关闭，车辆将会转入一条直接位于游行路线下面的地下公路；公路隧道的部分段落已修建，至今仍然存在。在大道的北端，东西轴线的北侧，将是一个大型开放广场，称为“大广场”，因为面积高达 350,000 平方米。环绕广场是最宏伟的建筑，元首宫位于西侧，德国国会大厦位于东侧，第三帝国帝国总理府和德军统帅部位于南侧。在广场的北侧，斯佩尔计划修建新柏林的核心，一座庞大的圆顶建筑“人民大厅”，由希特勒本人设计，将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封闭空间，超过 200 米高，直径 250 米，是圣伯多禄大殿穹顶的 16 倍大。而靠近大道最南端，将是一座比巴黎凯旋门更大的凯旋门，高度几乎达到 100 米。希特勒预想终将获胜，于是他计划在完成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规划的建设之后，于 1950 年在柏林举办规模巨大的世界博览会，然后退休回到家乡林茨。希特勒并不喜欢柏林这座城市，因为他在 1933/34 年的大选中只获得了四分之一的柏林人支持，他认为柏林充满了肮脏的、自由思想的左翼分子，“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计划便是整治这对他不友善城市的机会。

1960s-1970s 代谢派的未来都市：黑川纪章与矶崎新

日本经历二战后衰颓，60-70 年代是经济成长的颠峰期，政治社会剧烈变动，安保运动、反越战、激烈的学生运动以及成田机场扩建衍生的环境议题抗争，动荡成为追寻理想社会的背景。1960 年东京举办世界设计大会（World Design Conference），新陈代谢派以“未来都市”为主题，在《Metabolism ／ 1960》一书中提出强烈宣言式都市主义论。 1961 年丹下健三提出《东京计划 1960》、1958 年菊竹清训提出《海上都市》、1960 年矶崎新《空中都市》、1961 年黑川纪章的《螺旋城市》（Helix City），这批由丹下健三与其门下学生创造出的各种理想城市原型，设法在土地不敷使用的情况下向天空或海洋发展，将建筑与城市视为可变动的有机生命体，让建筑能不断生长更替，形态由核心向外蔓延，犹如植物枝蔓与工业复制体的结合，代谢派的历史可视为从建筑的生物机械（Bio-mechatronics）迈向建筑仿生学（Bionics）的尝试。1970 年代大阪万国博览会是代谢派建筑发表的巅峰。黑川纪章所设计建造的中银舱体大楼是代谢派建筑最具代表性的实例，在 400 平方米的基地上树立起中轴，并以 140 个 2.3×3.8×2.1 米立方的正六面舱体依附在核心柱上，

黑川纪章设计的中银舱体大楼

与集装箱公司合作，统一预制的舱体包含完整的卫浴设备、储藏空间与单人床，可锁固在中轴柱上的单元，依照需求增加或减少，不仅显示日本在工业制程的高度成熟，也代表了代谢派视建筑是具生命、有机变化，新陈代谢的的仿生观点。然而，中银舱体大楼一如他 1976 年被推倒的新力大楼，面临将拆除命运。他也曾提出杭州地下城规划，预计在基地下挖三十米，形成边长 300 到 450 米平方的方形基地，护墙有道路，下面有两层商业街，底层是停车场，护墙面对外部，所以阳光也可进入，通风无窒碍，下挖三十米建高层住宅，屋顶与地面同高，屋顶植树作为公园，因竞图第二名而无法实现。在他为哈萨克斯坦迁都计划与中国郑州东区新城却实现了他

黑川纪章中银舱体单元

黑川纪章杭州地下城构想图

黑川纪章杭州地下城模型

晚期对生态城市的想象。被称作日本建筑界的切·格瓦拉的矶崎新出身于实业家诗人与雕刻家共组成的家庭，师承丹下健三，代谢派早期成员。他所提出的“空中都市”向天空争取空间，如大树般，增长空间的交流网络，透过枝干（传输道路）连接叶片（居住空间），城市空间立体地蔓延且有机地生长。连结、传递是矶崎新想象的核心，不论空中都市、斯科普里城市规划、新宿计划、丸之内计划，单元间连结的方式是这些方案的关键。70 年代

矶崎新《海·市》

随着现代主义的瓦解，矶崎新对于连结、网络的看法伴随着科技发展有了新的思维，于大阪万博节日广场作品《电器迷宫》将货物与人员的运输联结推进到信息传递的层次，而后提出的“电脑城市”概念将电脑科技植入城市发展，电脑辅助设施扩展至整个城市，之后他似乎从城市规划阵营中撤退。20 年后，1993 在中国珠海政府的委托下矶崎新提出的“海·市”计划，是自 60 年代以来对乌托邦的想象集合，对政府体制、国族、科技信息、文化的各种想法统合为一。“海·市”作为人造、自力的海上都市，在政治和国族争斗领域里有机会成为亚洲共同体的中心机构，透过新型的资讯传递网络连结亚洲与世界，资讯、政治、文化形态终将突破疆界，“海·市”计划也意谓着在经济与国族的双重界线内海市蜃楼的不可能，而不可能正是从毁灭中重生的唯一机会。矶崎新老是希望于废墟中的重生，1945 年的美军轰炸日本将两座城市化为残骸的毁灭记忆，一直是他创造欲望和他对体制习惯性反抗的根源。

矶崎新的空中城市

2005 大卫塔 Torre David

大卫塔（Torre David）是栋位于委内瑞拉的卡拉卡斯市中心的 45 层楼商业办公大楼，由委内瑞拉著名的建筑师 Enrique Gómez 所设计，1993 年大楼开发商 David Brillembourg 的去世以及 1994 年委内瑞拉经济崩溃，使得这栋仅完成结构和部分外墙的大楼遭到弃置。约于 2005 年起，人们开始搬进这栋废弃的大楼，在未完工的大楼中隔间建立起自己的家，如今居住超过 3000 名住户、750 个家庭。这栋连电梯都没有的大楼里，人们想出各种解决方案因应垂直社区的需求，自行发掘独特的方式打造共有的家，最初仅用窗帘或床单标示自己的家，慢慢地藉由现有材料搭立墙面，没有固定物体或建材的空间，一步步使空气流通、采光明亮，各层楼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协调完成，最终成为共有家园。各层楼皆有小杂货店或商店，各式各样的小店遍布在大楼内部提供服务，理发店、建造工厂、甚至有教堂，停车场空间被改造成计程车停靠处，简易的车辆接送货物和人员，减轻爬上上坡坡道的辛苦。在 30 楼的开放空间中居民将未安装电梯遗留的滑轮制作成杠铃，成为小区共用的健身房，甚至建造了一座篮球场。公共空间和各项服务使得大卫塔不仅是自发生长的生活空间，更是居民完成都市主义的作品，解决

贫困居民居住、商业、娱乐、交际和信仰的需求。伟大的都市主义乌托邦在他们彻底失败之后，方有成功的机会。

戴维塔

1914/1972/2012 开放模组超级多米诺到公共架构

要解决都市人口居住问题只能靠模组化，这也大概是都市主义乌托邦者所构想的万千方案中能够真正影响建筑现实世界最重要的设计，说现代世界从此而起也不为过。柯比意于 1914 就提出两层结构预制结构 Dom-ino Hous，可大量复制而解决住宅问题，于 1922 年秋季沙龙中展出其雪铁龙住宅单元，可全面的标准化工业施工，包含结构、门、窗等。在黑川纪章手里，靠含梁的巨大悬臂支撑的超级平板（如 1972 年的中银舱体大厦）不仅是结构，也兼作机械设备室，人工地面下部结构，剧场、会议大厅这些无柱结构的地面支撑，黑川纪章称之为超级多米诺结构。苏联、日本都曾尝试预铸模组化住宅，然因缺乏可修建调整而失败，能实现的多是非住宅的工程项目，如艾菲尔铁塔的建筑师亚历山大·居斯塔夫·艾菲尔（Alexandre Gustave Eiffel）设计的布达佩斯总火车站与 Garabit Viaduct 铁路桥等，唯一以预铸铁的方式作为住宅仅存一栋在秘鲁。来自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在灾后重建的项目中取得傲人的成绩，靠的是让民众可以参与兴建的开放结构，在构想如何在都市实践其自主营建的可能时，提出的则是人民城市的公共架构，由政府出资创造多层人工地盘，协助民众解决最无能的基础结构后，其他问题居民都能自主设计施工完成。

柯比意 Domino

谢英俊的公共架构

1922 秋季沙龙的雪铁龙住宅单元

概念乌托邦 / Conceptual Utopia

未来的想象先于未来，乌托邦是在现实之前，而非之后。概念建筑乌托邦在二十世纪初还延续了十九世纪的梦想残余，反抗土地资本化。从六七零年代起，建筑乌托邦关注的则是扩张与移动，在城市内，空中，海上，网络下生活，在冷战结构下思考未来城市。前卫建筑运动也许失败了，但在多年之后却变形的出现。矶崎新空中城市在中东（卡塔尔的多哈）实现了，早期未完成的计划也在参与东欧“吉斯”国们的计划（中央亚细亚大学， UCA）以及中国云南（林家铺生态中心）接近完成。当今的建筑城市既不漂浮，也不行走，只是根植泥土之上的理想形式遗迹。

1910 路城（Roadtown) Edgar Chambless（1870-1936）

1910 年美国钱伯勒斯（Edgar Chambless) 发表了《路城》， 177 页的著作巨细靡遗地描述了他心目中的乌托邦建筑：一条绵延不绝的线性城市。他脑中浮现“躺下来的摩天大楼”，若以水平取代垂直，传统摩天楼所受的钢材张力限制便消失了，因此路城将可以超越当时摩天楼技术一百层楼高左右的极限，绵延数千、数万层（水平上的），甚至上千英里。完整的路城规划包含：地上两层，两个房间宽，顶楼层是由冬天透光、夏天遮阳的特殊玻璃遮盖的步行廊道，设有脚踏车与溜冰专用道，学校、医疗设施、娱乐设施、商店以及发电厂。二楼则全部是住家，备有饮用、使用水分离的两种水管，瓦斯、电话以及恒温空调与热水器等设备。一楼为制造业、轻工业场所。地下三层皆为铁路，短中长途火车有各自的轨道，公共管线也同时设置在地下一楼。而城外的两边是公共的农地，使路城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在 1893 年，由于 J.P. 摩根挟其庞大资产操弄了乔治亚州的铁路建设，钱伯勒斯和其他小投资人失去了他们的毕生积蓄，这让他开始思考资本家是如何利用交通运输与地价来剥削一般人。钱伯勒斯虽然因此痛恨大企业与资本主义，但他也坚信热爱科技与效率可以解决人类困境。在路城里透过其特殊设计与先进科技，人们可以跳脱终其一生在固定区域做着一成不变的工作的命运，“一

个人可以在做了三小时的鞋匠后，下楼搭火车到另一个地方种番茄。”他想象如是。居住单元内有着先进设施，中央厨房自动送餐到家、透过渠道的集体洗碗洗衣系统，洗净后自动送回、连接中央马达的吸尘器等等，他声称这些“可让女性获得自由”，他受够了当时社会上女性做家务劳动才是美德的观念，相信科技可以使女性角色得到解放。路城构想在当时受到相当的瞩目，吸引了专家来帮他解决某些技术，最著名的是爱迪生（Thomas Edison）研发了一种防火、防虫的混凝土，并将这项专利捐赠给路城使用。路城是个科技乌托邦，但令钱伯勒斯想不到的是，百年后的人类文明科技超越他的想象，但高铁依然昂贵，交通建设仍掌握在大资本家的手里，百姓生活的苦难未曾减少。

Roadtown

1960s 漂浮城市（Triton City） Buckminster Fuller（1895-1983）

美国建筑师富勒 (Buckminster Fuller) 在 1960 年代初期，受日本政治家、媒体家正立松太郎的委托，设计可容一百万人居住，漂浮在东京湾上的城市。正立松太郎于 1969 年去世，其后美国住宅与都市发展局接手委托富勒继续设计与分析这种城市模型。富勒认为地球有四分之三的面积为海洋所覆盖，能抵挡海啸、具有海水淡化系统的有机漂浮城市，可以生存在几乎任何一片海面上。第二阶段设计的规模较小，能容纳十万人居住，它拥有着所有远洋船支技术与自主生存能力，但漂浮城市并不移动，永远是锚定在同一处的，类似深海浮标的稳定结构以及仿鱼状的流线船壳，让居住其上的生活质量安稳良好。上层结构设计为四面体且有着梯状的表面，避免了居民坠海的生命威胁。美国住宅与都市发展局将漂浮城市的设计送到美国海军做进一步的分析。巴尔地摩市也曾提出在其海湾建造出漂浮城市，但最后两者都无疾而终。脱离陆地的生活是解决世界人口爆炸的想象与尝试，富勒说过一句略带社会主义精神的话：“漂浮城市不用付任何一毛地租给地主。”

Triton City

1964 步行城市（Walking City） Ron Herron （1930-1994)

1964 年英国建筑师 Ron Herron 在前卫建筑期刊《Archigram》上发表了巨型、自给自足且有机动性的机械巨型结构，有智慧可以自由行走在地球上，移动到任何有资源或制造能力被需要的地方。多个步行城市可以互相连接成一个更巨大的“步行都会”，组合时居民跟资源可以在其中流通，而当这些集体力量不再必需时可分散开来。步行城市消除了政治上国界与地理上山陵河流的界线，允诺未来游牧式的生活想象。Ron Herron 如同敲打世代的凯鲁雅克（Jack Kerouac），行走城市就是名作《在路上》的建筑版，嬉皮的迷幻机器世界。身处冷战脉络，此概念也被视为“生存科技”，设想了核武战争过后可能的生存方式。为了计算出城市的下个去处，所有步行城市都共享一个资讯网络，看来与现代的互联网相似。在许多科幻小说中也可见步行城市的影响，例如美国作家 Kim Stanley Robinson 1985 年的《关于白的记忆》(The Memory of Whiteness) 和 1996 年的《蓝火星》 (Blue Mars)，这两部小说都写到一个沿赤道轨道围绕水星移动的巨型城市。英国作家 Philip Reeve 的《灵魂机四部曲》（Mortal Engines Quartet）中，描写了在世界各地旅行的“牵引城市”(Traction Cites)，但成为战争机器，它们互相吞噬以获得燃料和其它资源。

Walking City

1969 绵延纪念碑（Continuous Monument） Superstudio

Superstudio1966 成立于意大利佛罗伦斯，由 Adolfo Natalini， Cristiano Toraldo di Francia 等人组成的建筑团队，与 Archizoom 一起掀起了意大利六十年代晚期的激进建筑运动，发表的计划常以小说、有故事的插画以及照片蒙太奇的形式呈现，内容为具有批判性的隐喻，透过使用流行的大众文化图像与消费文学，试着消灭当时建筑界的常规，对现实与设计的否定与拒绝。“绵延纪念碑”是他们最详尽且极致延伸的尝试，建构总体城市化的世界。他们想象的“乌托邦”是在不久的将来，所有建筑都会透过单一一种行为建造，一种能够阐明一切动机——包括人类建造之石墓、石柱、金字塔以及追踪沙漠中的白色线条的单一设计。他们构想白色网格状的高架结构将是未来的唯一建筑，随着时间演进最终将覆盖整个星球，地表变成无特征的白色光滑沙漠，隐喻嘲讽西方城郊单一无趣的建筑样式。更进一步来说，他们批评全球化吞没全世界的差异，且敏锐地预言了全球都市都看起来一样，地方性逐渐被抹除殆尽。藉由将都市化、全球化在意象上推到极致，警告我们如果不回头审视当今枯燥单调的都市计划准则，世界有可能变成什么样貌。正如 Natalini 在 1971 年的反设计中所言，“如果设计活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面对最根本的需求，那么我们必须拒绝设计——即使不再有建筑‘作

品’，我们仍可以生存——拒绝仅仅刺激消费的设计，拒绝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模型提供清单的建筑，拒绝延续着不公正的社会分化的城市规划。”

Continuous Monument

1997 高空房屋（High House） Lebbeus Woods (1940-2012)

美国建筑师伍兹（Lebbeus Woods）于 1997 年提出，作为萨拉热窝（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的首都 ) 战后重建的提案。当地因波士尼亚战争，于 1992 年到 1995 年末期间遭受近代战争史上历时最长的围城战争。重建地点是在靠近市中心的 Marijndvor 区域，一座严重受损的老烟厂。计划概念很简单，房屋高高举起于那曾经被枪林弹雨所占据的空间的上方。藉由占据了空中，高空房屋替城市居民重新取得了天空。平衡于头尾焊接在一起的钢铁梁柱上，房屋提供了市民新的空间。它挑战了（在物理层面上 ) 城市的过去与现在，瞄准未来独特的萨拉热窝。由锚定在地面上的钢缆所稳固，房屋就像准备发射的投石车一般，满足了矛盾的飞行欲望并根植于其起源之地。这些房屋不是给每个人的，的确，大概只有少数可以应付此种挑战。但每一个经过挑战的人都对世人宣告了勇气和创新技术，以所有那些必须从毁灭中复兴城市的人之名。

High Houses

歹托邦 / Dystopia

歹托邦不是乌托邦的反面，是极致。歹托邦是人类不满现实做出行动的成果，艾波卡特其实就是终生付费的迪斯奈，洛城堡垒就是安全家园的终极版，Corbis 是进阶 Windows 的影像数据库，义联集团是厂办社会的实现，山寨村是恢复对高级文化的近用权，华西村是股份制法朗吉的获胜，每件事情都美好，但都不对劲。美好的是，这是历史上乌托邦主义者梦寐以求的成果，不对劲的是，从欲解决私有财产制造成的贫富差距出发，我们走到远离摩尔半月之岛的另一边，再也不需要哲学家与建筑师，那里的殊荣幸福是飞地主义的，以前靠梦想与革命达成的，现在只要你有钞票就行。

1960s 艾波卡特（EPCOT） Walt Disney（1901-1966）

EPCOT 为“ 实验性明日社区原型” 的缩写 (Experimental Prototype Community of Tomorrow , EPCOT)。1960 年代初期，迪斯奈在娱乐事业上获得巨大的成就，华特迪斯奈并不就此满足建造游乐园，他忧心让他的孙子们成长在一个与他创造出来纯净、无忧无虑的童话世界截然相反、肮脏失序的现实世界中，于是开始阅读霍华德 (Ebenezer Howard) 的《花园城市》及其他都市主义书籍，并着手规划理想中的未来城市。迪斯奈计划利用美国工业的最新技术，打造一座放射状的城市，建筑密度将由中心往外递减。交通方面由单轨铁路以及他所发明的“行人移动器”——靠引擎带动的轨道，有了这两种工具，艾波卡特内不需要任何汽车，避免了塞车及交通意外的发生。市中心为商业区，所有交通设施都在地下，中央是一栋三十层楼高的酒店与会展中心，商店、餐厅、美术馆等围绕在外。往外一层是高密度住宅区，大部分的人口居住在此。迪斯奈特别强调其房租将是“平易近人的”。再外一层是“绿带”，包括了公园、游乐场、教堂、社区活动中心等城市设施。最外层是绿地中散落着低密度住宅。迪斯奈原先已在佛罗里达州买了 113 平方公里的土地准备实现计划，然他于 1966 年去世，大部分构想都被抛弃，原址于 1971 年建成了神奇王国主题乐园 (Magic Kingdom)，以及 1982 年开幕、以未来世界为

主题的艾波卡特乐园。欣慰的，只有买票可进入乐园跟他梦想中明日社区差距不大，一个洁亮明媚的歹托邦。

艾波卡特蓝图

1990 洛城堡垒 Mike Davis（1946-）

戴维斯，生于美国加州的作家、都市理论、历史学者，最著名的研究是关于加州的权力与社会阶层的分析。1990 年戴维斯出版了著作《水晶之城》(City of Quartz)，其中一篇《洛城堡垒〉(Fortress Los Angeles) 描写洛城面临新的阶级战争，已经所剩无几的公共精神在种种因素下被消解，城市公共空间殆尽。政策上及空间上遏制无家可归者，除了警察驱赶以外，城市充满着威吓性质的设计，如圆柱形的公车候车椅、高于头顶的洒水系统、上了厚重链条锁的垃圾箱；城市拒绝提供公共厕所，而是以私人机构中“半公共的、受管控的”厕所取代之，立法明定露营违法。复杂的保全系统、严格的人员进出管制、私人保全与警察共同再殖民了都市。当时市中心进行的大规模都市更新计划，让原本人潮聚集且大量被黑人与拉丁美洲族群所使用的市中心，变成商办大楼、酒店与购物中心。戴维斯写道：“彻底铲除了与旧市区的关联，避免与一切非洛城未来都市性的勾连，一个大规模空间性的种族隔离再制。”包括学校、图书馆、商场的建筑设计大多有着巨大的混凝土围墙或钢铁围篱，更不用说随处可见的监视器与洛城警察了。同属洛城都会区周围卫星城市的情况没有更好，到处都有堡垒化的私人社区：有保全管制的入口、私人与公家警察的双重保安、夜间关闭的公园与运动场。具有足够影响力的社区

私有化了当地的公共空间，把它们与城市的其他地区划分开来，“任何在夜间漫步于陌生社区的人，都面临着来自持枪警卫的生命威胁”。洛城警察局的全面管控：犯罪资料库、直升机空中监视、监狱系统以及对于任何突发状况准军事化的应对策略，使其演进到成为一个宏观的管控机构。但即使有着如此严密的公家警察系统，私人保全仍十分盛行，甚至变成了中上阶级间彰显财富与地位的表征，普通有钱的人可能有着良好的居家保全，而那些真正富有的则随时有保镖在侧。尽管戴维斯曾被其他学者批评为“痛恨都市的社会主义者”、“过度末日化的反都市思想”，但 1992 年爆发的洛城暴动——法院判定四名被控“使用过当武力”的警察无罪释放，导致上千名对此判决不满的非裔与拉丁裔上街抗议，最终引发一连串暴动，造成 53 人死亡，数千人受轻重伤以及 10 亿美元的财产损失，这表示戴维斯在某种程度上预见了堡垒化的歹托邦容不下多元自由的社会。

洛城堡垒

1989 Corbis Corporation Bill Gates（1955-）

涉猎摄影、美编、设计的人当对“图库”不陌生，现今较具规模的图库包括 Shutterstock、Dreamstime、Fotolia 或是最著名的 Getty Images，提供了极大量的影像素材，透过不同的授权方式，摄影师可以将照片卖断或抽取权利金。1989 年比尔·盖兹创立了家庭互动系统公司 (Interactive Home Systems，后改名为 Corbis Corporation)，他认为“将来有一天人们会用播放着影像的数位画框来装饰家里”，公司的目标为储存视觉媒体。1994 年盖兹公司有重大改变，他设想建立一套系统可以将历史上伟大的艺术品直接发送到消费者家中，由此 Corbis 开始进行取得艺术品版权的业务，与许多美术馆、博物馆与图书馆签订合约。1995 年，Corbis 收购了 Bettmann Archive 这家成立于 1936 年，拥有超过一千六百万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图画与艺术品的资料库。在几年后将这些资料的底片等正本移至美国宾州一座位于地下 67 米，由旧矿坑改建而成的先进地下储存设施中，并开始将这些数据数位化。之后 Corbis 陆续收购了许多图库、新闻照片机构与艺术家的作品等，甚至是许多名人的人格权 (Publicity Rights，大致上包含两项权利：公开宣传的权利；隐私的权利 )，包括安迪·沃荷、李小龙、强尼·凯许（Johnny Cash）、爱因斯坦等人。今日， Corbis 大约收藏了一亿张影像与八十万部影片，跟网际网路

Corbis

上的资讯量比起来不算什么，但拥有的资料之品质与价值惊人。更甚者，它乃是一家私人企业，每当我们看到爱因斯坦吐舌头、玛丽莲梦露按着裙摆或是其他数不尽的经典照片时，比尔·盖兹的幽灵都环绕在其后。更不用说那些 Corbis 没有公开的影像资料，不论是美国南北战争、不知名黑奴在棉花田里工作、甘乃迪、罗斯福、翁山苏姬、曼德拉的珍贵影像，都深埋在 67 米深的矿坑中。Bettmann Archive 的创办人 Otto Bettmann 在盖兹收购了他的资料库后说：“他 ( 盖兹 ) 现在拥有了一切事物的历史。”乐观地看，也许地球毁灭后外星人可在地下碉堡中找到人类曾经存活的历史，悲观地说，即使在资讯最自由的地区，还是必须怀疑我们究竟是看见了一切，还是只看见了那些人家准许我们看到的？ Corbis 良好的保存了珍贵资料，但是一家私人企业拥有了如此大量应是人类的共同资产，一个资讯歹托邦终将人类历史私有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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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义联集团的造城计划义联集团（1978-）

19 世纪的乌托邦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开端。在台湾，一个钢铁业起家的企业，以资本主义、工业制造、百货消费产品逐步打造令乌托邦主义者都难以企及的“企业社会”。义联集团成立于 1978 年，在台湾重工业经济高度发展时期，以钢铁产业奠定基础逐步跨足至教育领域，1985 年成立私立高雄工学院（后改名义守大学），义联集团在南台湾观音山下开始了长达 20 余年的造城计划。建立大学、中小学和学前教育的完全教育方案。2000 年起，义联集团将触角延伸至医疗、休闲娱乐和房地产事业。在义大世界里，居民居住在企业打造的 “义大城”住宅区的欧式别墅，接受自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并在产学合作下进入企业中就职，由集团经营的医院、大型购物商场、希腊城邦情境为主题的游乐园和职业球队提供医疗、休闲、购物服务和工作机会。倘若过世，附近还有一座灵骨塔。这是一个包办出生到死亡所有需求的迪斯奈人生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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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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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中国山寨村

山寨一词来自于宋代，指的是对筑有栅栏等防御工事的山居。1970 年代，香港经济起飞，木屋区是当时香港贫民居住的地区，当时在木屋区涌现许多小规模、代工、仿制为主，缺乏生活功能的家庭式作坊，这些木屋傍着山坡构筑，粤语里以山寨场戏称这些木屋工厂。在中国各地兴起建筑山寨风潮，不仅是对单一建筑物的复制。2001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为了解决上海城市范围扩张，发展不均、交通、污染、房价等问题，提出了“一城九镇”国际化新城镇规划的方案，计划建立核心城市（松江新城）与连结核心城的九个小型城市，并预计将各个新建城市建成各种国家风貌的形态。松江新城以其英式风格的泰晤士镇而闻名，当地政府聘请英国建筑师团队，将其建造成鹅卵石覆盖的街道、英式酒馆林立和都铎王朝风格的城镇，甚至还立了一座丘吉尔的雕像。位于杭州的广厦天都城，将住宅区打造成小型的巴黎市，双斜坡屋顶、小烟囱甚至是艾菲尔铁塔都如实呈现。位于广东，由中国五矿公司推出的复制奥地利世界文化遗产村庄 Hall Statt 建案在 2013 年提出，建设公司在当地填沼挖山将原始地景改造成欧式风格，并宣称将为当地村民带来观光收入和工作机会。 Bianca Bosker 在其《Original Copies: Architectural Mimicry in Contemporary China》探讨中国的山寨文化，他认为中国文化对于仿冒抱持着象征主宰和征服的观点，早在秦代便有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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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力的表现，炫耀具有重构世界的能力。然而，十八世纪欧洲庭院里流行的中国庭院与精致茶亭不也一般？经济与文化自信在复制的歹托邦里没有正比关系。

松江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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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华西村

2011 年，华西村这座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举办了建村 50 周年纪念，已故的华西村党支部老书记吴仁宝在他晚年，以极尽奢华的排场和一座高 328 公尺、70 层楼高的摩天大楼向参与活动的 50 多个国家和超过 170 家媒体展示了号称中国第一村的炫丽成就。70 年代末期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在绝大部分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华西村仍坚持着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路线，在人民公社瓦解后仍采取五统体制（经济统一管理、干部统一使用、劳动力统一安排、福利统一发放、建设统一规划）推行共产农村，并在此原则下招并周围 16 个农村，使得原初仅不到 1 平方公里、人口 1500 人的农村扩大为如今三万人口、30 平方公里的大村庄。所成立的江苏华西集团，以企业方式治理全村并投资各项产业，产业触角伸及钢铁、纺织、旅游和房地产等。华西村全体村民为股东，拥有富裕的生活，每户配有别墅、进口轿车、每年固定的红利和津贴、免费的医疗与教育，赢来天下第一村的美名，甚至将这个名声传至纽约时代广场的广告银幕上。华西村的繁荣发展皆在吴仁宝一家三代的掌握下，吴仁宝由党支部书记退休后由其四子继承，其余领导干部也皆为吴家后人，承继了中国古代家天下的传承。华西村对户口制度防卫森严，多数带着土地与华西村合并的村落未能享受村中心居民相等的待遇，遑论前来华西村打工的移民人口，在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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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条件并不比中国其他地区来的优渥。华西村要求村民全心投入工作，并且物业共有，若要离开村庄得留下所有财产。若傅立叶知道他的理想可以在中国开出异花，不知会不会瞠目结舌从坟墓中跳起来欢笑。

华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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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出版于红砖美术馆主办的“地方叙事与社会性空间”项目之 “无地之爱：黄孙权个展”展出之际 Published on the occasion of

u-topophilia: HUANG Sunquan's solo exhibition Local Narration and Societal Space Project Organized by Red Brick Art Museum 2014.10.27 - 2015.1.16

主办：红砖美术馆出品人：闫士杰曹梅艺术家：黄孙权 Organizer: Red Brick Art Museum Producers: YAN Shijie, CAO Mei Artist：HUANG Sunquan

建筑与乌托邦 Architecture and Utopia 作者：黄孙权责任编辑：巩剑秦映汇编辑：曾傑甘志雨蔡佳嬴图片编辑：蔡佳嬴设计总监：m 设计：王倩出版：红砖美术馆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何各庄，100103 电话：+86 10 8457 6669 www.redbrickartmuseum.org Author: HUANG Sunquan Managing Editors: GONG Jian, QIN Yinghui Editors: TSENG Chieh, KAN Chih-Yu, TSAI Chia-Ying Picture Editor: TSAI Chia-Ying Design director：MEI Shuzhi Designer: WANG Qian Publisher：Red Brick Art Museum Address: Hegezhuang, Cuigezhuang Village,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103 Tel: +86 10 8457 6669 www.redbrickartmuseum.org 2014 红砖美术馆，艺术家，作者版权所属。未经出版方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对本出版物进行复制、销售、翻译出版和使用，翻印必究。 ©2014 Red Brick Art Museum, the artists, and the author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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