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20. 2011 Fri.
翻譯阿席斯．南地的因與緣 ■丘延亮
──《貼身的損友》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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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席斯．南地（Ashis Nandy），1937年生於印 度，在政治心理學領域有相當崇隆的聲譽，曾 任新德里「發展中社會研究中心」主任，目前 仍是資深榮譽研究員，常被邀請到聯合國大學 授課。南地關於殖民地社會心理的著作，於今 已成為後殖民研究的經典。2007年，南地獲頒 「福岡亞洲文化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則於2008年將他列入全球百位頂尖公共 知識分子的名單。 本期《新國際》有兩篇談論南地的重要文 稿，一篇是南地在台灣的老友丘延亮迻譯其著 作之後的感言，另外一篇則是南地到上海演講 之後，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賀照田對其論述的回 應。
事文系請了南地（Ashis Nandy）來講「多元文化的 情是這樣發生的：1994年5月26日，香港大學英
困局」（Dilemmas of Multiculturalism）；在一個不到10人 的研究室中，我是唯一的「外人」，恐怕也是請他來 的印籍女教授外，唯一讀了些南地著作的人。南地發 言後的討論遂幾乎成了我們三人的對話。
國族的性別 會後，南地邀我喝咖啡；在當時還能吸菸的咖啡廳 中，他氣定神閒地點燃了菸斗，不急不緩地繼續著國 族主義「王天下」（Pax Nation-statism）的種種觀察與 議論。 突然，他丟出了一個問題：「九七快到了，香港 得回歸的那個國家（country）在中文裡是甚麼性別 （gender）？」 我嚇了一跳；國族的性別？！趕忙打了一個問訊。 他解釋道：「過去在德國叫父國（fatherland），其他 地方叫母國（motherland），像印度等地方，中國人對 它是怎麼叫的呢？」 我頓時傻掉了，接不上話來，他繼續抽他的菸斗。 良久，我鼓起了勇氣，回應這個「考試」：我們 通常把它叫做「已逝的父輩之國：祖國（land of the deaseased fathers – ancestor's land）。」他聽了後，緩緩的 吐了一口煙，哈哈大笑，點著頭。 從此，我們成了朋友，也成了彼此的co-conspirator （共「謀」者、他題贈書予我時的稱呼）。 不知是惺惺相惜還是彼此陷害。1995年起南地多 次邀我訪問印度，和他在「發展中社會研究中心」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CSDS）和 「人民對話團」《Lokayan》期刊的同事們相交共處， 也和柯達黎（Rajni Kdthari）等仰之彌高的師長請益。 我們從泰戈爾、達賴一直談到俄國的民粹派人物納荷 德尼基（Narodnikii），又回到非馬克思社會主義運動 左派的洛亥爾（Rammanohar Lohia，著有《馬克斯、甘 地與社會主義》一書）等，以及各式的甘地從者—— 那些日子都是我有生增長見識、美好時光的珍貴記 憶。他的多次到香港和台灣參加國際會議，更給了我 一種共同生活的實踐啟迪。
記得在印度CSDS訪問的一個午後，南地邀我到新 德里美國文化中心聽演講。當時他腳傷未癒，卻堅持 在聽完演講後，撐著柺杖和我走到不遠的歷史遺址憑 弔；在彩霞的餘光中，我忘情的在頹敗的古堡間遊 盪。突然，我發現孑然一身，南地在我穿梭於廊間、 門限之際，已不見踪影。我慌忙的從古堡竄出，到處 尋找他；我突見他打著石膏的那隻腳，從他穿的白色 褲管中平伸在灌木叢後的草地上。我一身冷汗、飛奔 前去，真怕不曉得發生了甚麼事；奔到樹叢後，我見 他緩緩坐起；眼神似乎怪我打攪了他的午覺：我無法 解釋我的失態，只好若無其事的坐到他身邊，心神未 定地聽他繼續講古堡的故事。
另一種人類學的可能性 回到文化中心晚餐，我提到我讀他文字的經驗；因 按捺不住，我便問他說：「你曾經寫詩嗎？我覺得你 的寫作是很有詩的意味……」他猛吐了一口煙，冷冷 的瞪著我，沒有吐一個字，明明說的是「不然你以為 我是在幹甚麼！？」這個臭臉就是他的同理？！ 另外一個類似的「同理」是發生在桃園機場的； 因為我聽說他日前在光華商場混了大半天；也聽說他 是個電腦迷；我問他：「你弄到了想要的軟體嗎？有 中意喜歡的遊戲光碟麼？」他看了一眼我，轉過頭， 好像聽不懂我講甚麼，或者壓根兒沒聽到我問的是甚 麼。全世界都知道他打電玩成迷，他從來沒有承認或 否認過！ 訪印兩週後，他堅持送我搭Doo-doo（電動三輪 車）去趕車到機場；在路邊他竟和一列靠著牆邊的三 輪車手大聊了起來，像是弟兄或老友；久久，他們才 把我這個「外國人」趕上一輛Doo-doo；南地對我搖 搖手表示再見，然後繼續聊他的。 一年後，他卻在一個月內把我上5百頁的英文書稿一 口氣看完，寫了3大頁的介紹（重要的幾句話，被出版 社印在封底，作了推薦我書的「墨跡」［Blur］）；不 久，他又自作主張地把我邀去Multiversity的另翼教育論 壇上講另一種人類學的可能性。 2001年，我的自身出了問題；為求脫困得藉助「工 作治療」來對付自己；我開始翻譯南地的〈印度文化 中女人與女人性的對峙〉；從南地那兒幾乎是返祖地 （或隔代遺傳地）回神到重溫一個愛上層樓，少年的 我。當時我寫下了這些話： 在五○年代的台灣，荒蕪漸去悽麗盡失的灰沉下， 我曾微醺於宋詞古畫的清遠，復沉迷在克羅齊的直覺 感知與廚川白村的苦悶象徵中。也曾思習禪或自酖於 佛洛依得的夢釋與禁忌之間。飄然於泰戈爾的愛貽與 頌歌之上。 稍長，由於多次伴隨友人出入精神病院，親嘗身存 實亡的喪友失朋之痛。遂在防禦本能制約下，為自己 建立了防禦的厚牆，幾十年來都在自我放逐的心境下 將寄愁與自況都一一荒疏了。如此，竟然匆匆活過了 一個自我遺忘的中年。戰鬥半生，績過難卜，心性何 在，豈能不在各個自身軋鑠之際自疑？ 〈印度文化中女人與女人性的對峙〉一文譯畢，
■阿席斯‧南地。 （圖片來源／世界社會高峰會網站：www. worldsocialsummit.org）
我感到意猶未竟，於是又著手譯了〈野蠻人的弗洛伊 德〉：從南地的文本中，我再次自剖，寫道： 有緣與知己重溫心理分析與日常生活之種種，在不 放棄溝通可能的爭持下、頑固與堅持的拮抗中、我深 深地體識到了分析／被分析、被分析／分析兩造間授 受互通、相濡以沫的特質。也見到了面對自己孤然一 身的ego，產造孤寂不免是填塞心闕的辛澀的酖汁。
大風大雨中才能「安心」閱讀 兩年後，為了給這些「走出來」的努力加上一些 「社會性」的意涵；我確曾有過將此兩篇譯文在心理 學有關刊物刊行的努力——前篇題贈：「謹以本譯 文獻予我們社會中認真創發女人性——及女人主體 性——的姊妹」；後者題贈：「謹以本譯述獻予真誠 踐行本土心理分析的師友」。 當時，為了較順利出刊，我確曾考慮到其中對印 度被西方殖民的心理學的種種批判會引起學界中人的 「對號入座」，增加出版的困難；我竟不得不「自我 審查（閹割）」；「敏感」的議題都「漏譯」了。 （現在當然已全部補上了！） 儘管如此，當然還是成不了刊行的事！ 不成事也是好事！我遂一不作、二不休，陸續譯 了：〈最終的邂逅〉；《貼身的敵人》之〈前言〉； 《貼身的敵人》之〈殖民主義的心理學——不列顛印 度中的性別、年齡和意識形態〉；《貼身的敵人》之 〈從殖民中解放的心智：對印度和「西方」的破殖民 看法〉。 正當我開始著手譯《國族主義之違誤》（The Illegitimacy of Nationalism: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the Politics of Self）之際，我卻為了忙其他的事，沒有時間、也沒 有力氣了，事情就這麼擱下；沒再想到出版的事了。 （文轉特刊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