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社會發展的挑戰與轉型 by Chuliu 巨流圖書

઼छဦ३ᐡ΍‫ݡۍ‬࿰ҖበϫĞDJQğྤफ़! 兩岸社會發展的挑戰與轉型 / 王振寰, 王瑞琦, 劉致賢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 2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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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公分 ISBN 978-957-732-372-9(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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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會發展 2.兩岸關係 541.43 10300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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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社會發展──兩岸的共同挑戰

人類發展的歷程中，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曾被視為文明進步的象徵，代表人

在

們可以脫離土地和看天吃飯的狀態，而走向以機器力為主的生產，以及邁向

都市文明。19 世紀以來，曾經是全球最富裕的中國飽受西方侵略，淪為被眾多西方國家凌虐、搶奪的對象，孫中山先生稱這現象為比殖民地還不如的「次殖民地」。因此，從滿清末年以來，追趕西方工業文明，已經成為中國官方和知識分子共同的意識型態。雖然國共內戰造就了兩岸超過半世紀的隔離，然兩岸的知識分子和政府，對於追求「西化」和「工業化」不遺餘力。在中國大陸，從「超英趕美」、「四個現代化」，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一呈現了官方對於以經濟建設為主軸的施政方針。而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更是在美國的保護傘之下，積極採取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追求經濟高速成長。兩岸的政府共同承繼了清末民初以來的潛在心理意識：以經濟和工業發展為基礎，來追趕西方，雖然二者的政治體制相當不同。但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目的為何？從馬克思以來，眾多思想家已經對過於強調經濟發展，忽略社會正義提出嚴厲的批判，而這也帶出了西方社會一連串對於資本主義的反動，而逐漸建立了現代民主和福利國家制度。這個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經濟發展的目的，並非為了空洞的民族自尊，而是為了社會整體的富裕、公平和自由。這也就是我們所謂的「社會發展」：經濟發展的果實，必須帶動社會整體福祉的進步。用《禮運大同篇》的描繪，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

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政治體制的差異，造就了臺灣的資本主義發展，比較早走向富裕、自由和民主政治體制；而相對的，中國大陸經歷了社會主義經濟實驗的失敗，從 1978 年之後，才開始走向市場經濟，並創造了現今的「中國經濟奇蹟」，但其政治體制並沒有太大的變化，仍然是由中國共產黨以黨領政的方式行使威權統治。這種差異下，臺灣逐漸發展出公民社會、社區運動和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而中國大陸則在經濟高速發展下，逐漸產生中產階級，並由於各種原因，特別是土地和環境問題，而產生規模愈來愈大的社會抗爭事件。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開始在萌芽，並看到開始追求政治民主的趨勢。然而不論是臺灣或中國大陸，都看到政府對經濟發展高度重視，卻對於社會發展則經常口惠不實。兩岸在當今全球新自由主義橫行的階段，並未將經濟發展的果實普遍化到全民，反而愈來愈受到既得利益的綁架。在臺灣，政府對富人減稅，希望能以此增加、吸引投資；另一方面，政府不敢對富人股票投資的利得課稅，對中產階級則是「萬萬稅」。這些施政結果連帶使中產階級逐漸消失，貧富不均惡化。而中國大陸之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的市場改革作法，更是產生嚴重的所得不均，在沿海大都會光鮮亮麗的大樓背後，有大群大群貧無立錐之地的農民工，生活在都市

邊緣地區。中國大陸已是全球最貧富不均的國家，接近最嚴重程度之巴西的水準。一個《禮運大同篇》描繪的大同世界通常不會自然而然產生，因為既有的政治社會結構，產生了附著於其上的既得利益者，因此要改變這個結構，需透過人為和政治社會動員的努力，才有可能逐步建立。因此，社會發展除了政府的角色外，社會團體的參與，有意識的改造社會推動變遷，也相當重要。在兩岸的政府都積極推動經濟發展，對社會發展缺乏重視之時，我們看到了新興的社會團體積極介入和推動各項有利於社會福祉的工作，包括社區建設、環境改造，甚至對災後重建的投入等；臺灣在這方面先行一步，可成為大陸社會團體學習的對象。但大陸的幅員廣大，差異性極大，加上政府對於社會團體的政治控制，因此不同社會團體對於如何推動社會發展，有極為不同的作法，臺灣的經驗也只能成為參考而不能完全複製。兩岸同為華人社會，有共同的文化和語言，但因為政治的隔離而發展出不同的歷史經驗。這些年來兩岸之間的交流愈來愈多，幅度也愈來愈大，對於社會發展經驗的交流有其必要。在此考量下，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中國社會暨經濟研究所與中國大陸研究中心於 2012 年 9 月 22 日至 23 日舉辦了「兩岸社會創新與發展學術」研討會，提供兩岸從事社會發展的學者一個交流的平台，而本書也就是這個會議的成果。

本書各篇章所涵蓋的研究圍繞著「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變化的主軸進行闡述，而這也正是近幾年來中國研究學圈的辯論焦點之一。中國研究學圈對於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的變化長期以來建立在對「去官本位主義、去政治化」到社會參與等「政治自由化」的最終關懷上，而臺灣公民社會的發展經常是研究的參照對象之一。研討會的專題演講稿《兩岸公民社會發展比較》則針對該一研究主軸提供了完整的論述。除了兩岸社會長時期的發展比較之外，當前中國大陸因國家推動經濟改革所衍生出來的社會內部不均也提供了觀察「國家與社會」互動的不同視角；研討會上的另一篇專題演講稿《如何認識中國收入分配現實》則細緻化地闡述中國大陸社會內部收入不均等的問題。綜觀兩篇文稿，一篇著重宏觀的社會發展，一篇著重微觀的社會分層解析，加總起來即構成了本書的總體分析架構。從對「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的學術關懷出發，本書分為三個次主題，分別是：「市場與社會發展」、「社區營造與災後重建」以及「第三部門與環境治理」。每一個次主題內皆包含著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案例研究，藉此對比出兩岸社會發展的異同，同時呼應了中國研究學圈內關於「碎裂式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研究架構的最新發展。自 1990 年代「碎裂式威權主義」逐漸成為分析中國大陸政策過程的主要途徑之後，該一理論架構獲得持續地更新與補充。中國研究學者們發現中國大陸政府的治理能力除了受制於政府各部門之間的議價之

外，隨著經濟改革的推展，社會行動者與社會價值同時也展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且被納入了政策協商的過程。「市場與社會發展」次主題中的四篇文章清晰地呈現前述趨勢的相關經驗證據，並且提供了精闢的論證分析。「碎裂式威權主義」雖然提高了政府各部門間達成政策一致性的困難度，但卻未降低政府對於社會要求的回應。探究其因，在政策制定逐漸多元化的過程中，社會行動者以及公共政策倡議者所展現的社會力量發揮著不小的作用。從第二個次主題「社區營造與災後重建」中的六篇文章分析中，吾人可以清楚地觀察到無論是採民主政體的臺灣或是屬威權政體的中國大陸皆依賴社會資源從事各種長、短期的社會建設。第三個次主題「第三部門與環境治理」中的五篇文章則聚焦在公民社會做為新興的社會力量如何填補又制衡政府的政策制定與執行。本書的出版首先要感謝十七篇文章的作者惠賜鴻文，他們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吾人一睹兩岸社會發展比較上理論與實務經驗的精采對話。同時，與會學者專家的投入、四位協助審查的臺灣學者、中華基金的經費支助，以及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林穎柔同學與林育民同學的編輯協助，都是本書得以出版的重要助力，在此一併致謝。

王振寰、王瑞琦、劉致賢謹識

序社會發展──兩岸的共同挑戰

003

第一篇總論王振寰

兩岸公民社會發展比較

013

蔡昉

如何認識中國收入分配實現── 一個求同存異的分析框架

035

第二篇市場與社會發展郝大海林宗弘

祛魅化與市場轉型── 1949年後中國大陸理性化過程的歷時性分析

059

失落的年代：臺灣民眾階級認同與意識形態的變遷

079

吳德美、黃志豪中國大陸勞動權演化的政策變遷分析

119

孫曉冬、宋磊、張銜模組化的發生機制與外來勞動者──社會關係的兩種形態

157

第三篇社區營造與災後重建湯京平、張元嘉

羅紅光

社區發展、公民社會與生態政治── 以恆春半島灰面鷲的參與式保育為例

171

界定「公共財富」的社區力量── 中國陝北黑龍潭人的空間倫理所見

203

郭聖莉

國家的社區權力結構：基於案例的比較分析

219

仝志輝

集體土地所有制的解體與重建：徵地背景下灣子村集體非農用地使用困境的分析

245

災後遷住重建社區之課題探討── 以莫拉克風災永久屋社區為例

267

邵珮君

趙延東、石長慧災後重建中的社會信任結構及其變遷── 以汶川地震災區為例

293

第四篇第三部門與環境治理趙甦成

非政府組織在愛滋病跨域治理中的角色與發展：以中國雲南省為例

張華、劉俊卿選擇性回應：網絡條件下的政策參與── 基於留言版型網絡問政的個案研究

311

339

宋國誠

「三重鎖定」──中國低碳經濟的制度困境

367

杜文苓

高科技發展下的環境治理困境：臺灣經驗的省思

381

王學東

中國氣候變化政策的轉變：外因與內因的合力

399

第一篇總論王振寰│兩岸公民社會發展比較蔡昉│如何認識中國收入分配實現──一個求同存異的分析框架

兩岸公民社會發展比較 013

兩岸公民社會發展比較王振寰│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講座教授、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主任、頂尖大學計畫辦公室執行長

一、導言從 1949 年之後，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與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由於內戰分裂而敵我分明；並在冷戰架構下，分別受到美國和蘇聯的支持和援助，分屬不同政治體制，而發展出差異極大的社會經濟狀況。臺灣在美援的軍事和經濟支持下，穩住軍心，開始進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並在 1960 年代的出口導向工業化之後，與世界（主要是美國）市場緊密連結；而中國大陸則在蘇聯的支持下，學習蘇聯體制進行一連串的「趕超政策」，以嚴重的政治干預和人為的壓低市場機制和生產要素，發展重工業來「超英趕美」，使得各種市場訊息扭曲形成短缺經濟（林毅夫等， 2000：175）。在這二種經濟體制的發展下，前者造就了「東亞四小龍」之一，而後者則在文化大革命（1966-76）之後成為全球最為貧窮的國家之一。

014 兩岸社會發展的挑戰與轉型

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體制差異，不只在經濟發展上，更在政治體制和社會發展上。在美國的要求、以及考量「自由中國」以對比於「共產中國」的極權統治下， 1

國民黨對社會的統治一方面採取的是「國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也就是國民黨政府允許民間團體成立，但卻以主導、監控、並指派領導人的方式，來控制社會團體；另方面，則透過了地方性的選舉，培育兩個相互競爭的地方派系並以 2

利益做為交換，使之成為地方支持的勢力，圍堵選舉中反對勢力獲得勝利的機會。

由於國民黨政府來臺之後，對政治和經濟具有全面壟斷的地位，因此使得它得以利用這些資源酬庸對其忠誠的部屬，或賦予本地精英壟斷某些經濟利益來交換其政治上的忠誠（王振寰，1996；朱雲漢，1989；陳明通，1995）。這樣的威權體制雖然嚴格控制社會，但也因為臺灣經濟快速發展以及與全球連結，創造出中產階級勢力和眾多的民間社團；加上長年的選舉，少數反對勢力不斷衝撞威權統治，公民社會乃逐漸往自主方向發展，並與反對勢力結盟，而為民主化奠立社會基礎。相對地，中國大陸從 1978 年之後的發展，則是以漸進式改革來進行，而有別於東歐的震盪療法，也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但是卻開放市場的雙軌制；政治上共產黨以黨領政的統治模式不變，但經濟向市場轉型的單向改革方式。這種以不改變既得利益階層，但透過開放市場創造新的利益來擠壓計畫部門，並逐步壓迫其改革的方式，Naughton （1995）以「計畫外成長」（Growing out of the plan）來形容十分貼切。而這樣「從微觀經營機制上的放權讓利入手」的市場改革（林毅夫等， 2000：176），在 1992 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得到確認，在此之後，中國經濟市場化的改革加速，中共也在 1997 年的「十五大」確認民營經濟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江澤民並在 2002 年「十六大」第一次提出讓私人企業家加入共產黨的政策。這些一連串的改變，更強化既有的市場化發展，帶動社會經濟的巨大變化。中國大陸在這一連串的經濟和政治變化中，公民社會的發展也進展神速，大量的民間團體出現，並在社會治理上扮演重要角色。不過，這些團體是透過民政部和

1 國家統合主義是指一種利益代理的模式，在此模式下，國家機器主動設立各種非競爭性的、少數的和壟斷性的利益代理組織，賦予它們正式的利益代理權，並由此與之交換領袖的選擇權和政治的支持（Schmitter, 1974: 93-94）。這種國家與民間團體的關係，通常出現在威權政治體制的社會。 2 國民黨對於地方派系的關係，也可稱為「侍從主義」（clientelism），指一種特殊的關係，這種關係並不普及於一般人身上，而只及於與擁有國家機器資源有密切關係的人，這也是一種利益交換忠誠關係。

兩岸公民社會發展比較 015

各級政府的民政部門來主導和管理，例如社區組織，以維繫社會穩定。其他類型社會組織，也都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只是這些組織都放在政府管理體制下，包括經濟組織也是如此。這樣的體制，基本上與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的「國家統合主義」非常接近，由政府主導甚至協助社會組織的成立，但放在其管理架構下。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只要這些組織不直接挑戰國家和黨的權威，其運作是有相當程度的自由，甚至受到鼓勵。而一旦社會組織想要脫離控制，或是與其他團體搞組織化，則將受到政府的打壓、逮捕或宣布為非法（如法輪功）。中共在面對愈來愈市場化和流動的社會，統治的姿態愈來愈低，也愈來愈以「統合」而非壓制的方式來面對新的社會需求和民間社會，例如開始開放地方層級的選舉、黨內選舉、強化人大功能等，但是抗議性的社會組織卻仍不斷出現，而且也在很多地方造成流血的抗爭；加上無線手機通訊和微博的推波助瀾，使得共產黨窮於應付。這些事件特別是發生在有關土地權益、環境保護的議題上，使得地方政府沒有太大的正當性來壓制。公民社會崛起加上不斷出現的群體性事件，對中共統治造成何種威脅，會因此走向民主化嗎？本文將討論兩岸的公民社會發展與國家機器間的關係，筆者將從制度安排及社會治理的角度來比較二地公民社會發展的狀況與民主化問題。以下先討論臺灣的發展狀況，之後才討論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發展，以及最後是二者的比較和隱含的意義。

二、臺灣：從國家統合主義到多元民主的過程 1949 年年底國民黨政府在大陸與共產黨內戰失敗，撤退來臺，開始其在臺灣的統治。對 1950、60 年代的國民黨政府而言，如何在臺灣生存、維繫政治社會秩序、並且累積實力以便「反攻大陸」奪回政權，是最重要的施政目標。在國防安全和備戰的考慮下，整個政治體制具有高度壓制性，並以軍事化的動員來統治臺灣社會。在此同時，由於韓戰爆發，美國派第七艦隊協防臺灣，並恢復對國民黨政府的援助。

(一) 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的制度基礎國民黨政府對臺灣社會的威權統治，特別表現在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中華民國《憲法》並實施《戒嚴法》，建立戰時體制的方式，剝奪人民的基本

016 兩岸社會發展的挑戰與轉型

權利，包括組織政黨和思想言論自由；由於對於共產黨滲透的高度疑慮，國民黨政府透過情治和安全系統，以國家安全之名，監控社會的各項活動，並隨時逮捕可能的嫌疑犯。除了以上的壓制性作法外，國民黨政府的威權統治，在制度上主要表現在其控制社會組織和團體的能力上。這樣的控制機制，重要的有幾個（王振寰，1996）：第一，在黨政關係上，國民黨透過其政黨組織控制著政府的運作。國民黨透過其黨組織結構，控制著各級政府的運作，同時也由上而下的指揮政府體系。因此，在民主化之前的臺灣政治結構中，國民黨的中央黨部才是真正具有決定國家方針的權力組織；第二，則是以侍從關係的方式，建立與臺灣各地之地方派系的關係。由於國民黨來臺初期並沒有社會基礎，因此透過地方選舉和賦予他們地方性經濟利益寡占的方式，來交換政治上的忠誠（朱雲漢，1989；陳明通，1995）。第三，國民黨政府是透過國家統合主義的政治機制，來維繫其與資本家、勞工和社會團體的關係。國民黨對於這些人民團體的政治監控，也分成中央、省、地方、以及各大產業機構分層主管。另外，國民黨的特種黨部──生產事業黨部，則掌管大的公營事業黨部及部分大的私人企業內的黨部。在這些人民團體內，絕大部分設有國民黨的黨團，而由黨籍的理事長擔任書記或常務理事等（王振寰，1996；2010）。不過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型態，卻也留下了部分「自由」的缺口，和威權統治的縫隙。第一個縫隙就是地方選舉的持續辦理。為了維持「自由中國」的形象，以對比於對岸共產中國的不民主體制，國民黨政府在 1950 年代就開始建立地方選舉制度，從最低的鄉鎮代表、到縣市長和省議員，以致於到後來 1970 年代開始的中央層級選舉。正因為選舉的持續舉辦，使得反對勢力有機會在高度鎮壓的政治環境中生存下來，甚至利用國民黨地方派系之間的矛盾而壯大，挑戰國民黨的統治。臺灣的政治反對人士利用選舉時期的言論自由（過去稱此為選舉假期），在地方選舉中對國民黨候選人造成競爭壓力。這股勢力，隨著臺灣經濟發展的進行和中產階級的增長，逐漸從單打獨鬥邁向組織化，挑戰國民黨的統治（王振寰，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