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與空氣泵浦》 by flaneur publishing

史蒂文．謝平賽門．夏佛

利維坦與空氣泵浦霍布斯、波以耳與實驗生活蔡佩君譯

本書附錄之霍布斯《物理學對話錄》由區立遠翻譯

Steven Shapin and Simon Schaffer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

致吾父母

每天下午，伊康諾神父都會坐在栗樹下以拉丁文講道，但是荷西．阿卡迪歐．布恩狄亞堅拒花言巧語以

及分送的巧克力，他要求看上帝的照片，那是唯一可以證明上帝的東西。於是伊康諾神夫拿了勳章和圖畫給

他看，甚至還有維若尼卡的複製品，但是荷西．阿卡迪歐布 ˙ 恩狄亞拒絕接受，因為那是沒有科學基礎的藝

術品。他固執得很，伊康諾神父只好放棄對他宣道，但出於人道的情感還是繼續去看他。但是後來換荷西．

阿卡迪歐．布恩狄亞採取主動，試圖打破神父對於理性主義修辭的堅定信仰。有一次，伊康諾神父帶了一組

西洋棋來到栗樹下，邀他對弈一局，荷西．阿卡迪歐．布恩狄亞卻不願接受，因為他說既然兩個對手都同意了遊戲規則，他就不知道比賽的意義究竟何在。馬奎茲，︽百年孤寂︾ ―

聰明有巧思、謙和而虔誠的波以耳，對於人類、對於自己及其寫作，乃真上帝賜福；而謬誤百出、驕傲

The Beauties of History; or,

平庸又不敬神的霍布斯卻是社會之害！據此，吾人看到前者以無比的安祥、榮耀及希望離開人世，後者卻於︶，︽歷史之美：取自美德之範及惡德之例的善惡圖象︾︵ W. Dodd

暗中消逝，留下昭彰惡名，以及對於往後未知種種的可怖憂懼。陶德︵ ―

︶ Pictures of Virtue and Vice Drawn from Examples of Men, Eminent for their Virtues or Infamous for Their Vices, 1796

目錄 xi xvii xiii 3 638 549 477 459 389 315 217 153 111 31

凡例致謝詞中文版導讀第一章認識實驗第二章眼見與相信第三章雙重之見第四章實驗的麻煩第五章波以耳的對手第六章重製及其難題第七章自然哲學與王政復辟時期第八章科學政體附錄：物理學對話錄參考書目索引

繪。 J. M. Wright

圖十二：惠更斯圖解空中之空實驗︵一六六一年十二月︶。

圖十一：惠更斯氣泵的第一次設計︵一六六一年十一月︶。

圖十：一六六○年代氣泵在歐洲的傳佈。

圖九：波以耳附著大理石實驗的圖解︵取自︽續新實驗︾︶。

圖八：波以耳實驗的圖解，為檢測在抽光空氣的接收器中的以太︵取自︽續新實驗︾︶。

圖七：波以耳改良的氣泵，出現在︽續新實驗︾︵一六六九︶。

圖六：萊納斯︽論物之不可分離性︾︵一六六一︶中的圖解，證明索狀物存在的吸力證據。

圖五：霍布斯八十一歲高齡時︵一六六九︶的畫像，

圖四：一六七九年作者不詳之法文自然哲學文集卷首插畫。

圖三：波以耳與其儀器小圖，出自碧芝版︽波以耳全集︾。

圖二：史普瑞特︽皇家學會史︾︵一六六七︶卷頭插畫，圖中為改良後的氣泵。

圖一︰羅伯特．波以耳的第一具空氣泵浦，本圖取自︽物理機械新實驗︾︵一六六○︶

附圖一覽表

37 46 48 333 332 319 275 256 241 221 193 48

463 383 378 371 369 358 357 357 343 337 335

圖十三：惠更斯對管閂和吸器的圖解︵一六六一年十二月︶。圖十四：惠更斯圖解造成異常懸浮的實驗︵一六六一年十二月︶。圖十五：惠更斯設計的第二個氣泵︵一六六二年十月︶。圖十六：威廉．費索恩的波以耳像︵一六六四年夏︶。圖十六：威廉．費索恩設計以首具泵浦為背景的波以耳像︵一六六四︶。

圖二十二：奧圖．馮．蓋瑞克的第一個泵浦︵一六五七︶。

圖二十一：奧圖．馮．蓋瑞克的第二個泵浦︵一六六四︶。

圖二十：惠更斯在皇家科學院改良後的泵浦，於裴侯，︽動物自然史記事︾︵一六七一︶。

圖十九：惠更斯展示於巴黎皇家科學院︵一六六八年五月︶的氣泵。

圖十八：惠更斯第二次的氣泵設計，寄給蒙莫爾團體︵一六六三年七月︶。

圖十七：波以耳改良的氣泵局部，出現在史普瑞特︽皇家學會史︾︵一六六七︶的卷頭插畫。

在︽印刷作為變革的媒介︾︶ Elisabeth Eisenstein

︶中所使用的精簡體例。註釋中的書目資料儘量減到最少，但有些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本書註解中的引文採用類似伊莉莎白．艾森斯坦︵

凡例

︵

情況下，書目出版年代於內文並未交代但又有其重要性時，便會加以標示。標題全名及其他

出版細節等，詳見﹁參考書目﹂。然而未出版的手稿來源、十七世紀的期刊文章、國家與國會報告項目的完整資料，會在註解中標示，但不在參考書目中羅列。

本書大量使用了十七世紀時未出版的書信和其他資料。而當我們感興趣的是未全然公開或原本便可能有意加以限制的文獻時︵如第六章︶，在手稿的運作上量就大些。

本書中所探討的時期中，不列顛群島使用的曆法不同於大部分歐陸國家，特別是信奉天

主教的國家。前者使用儒略曆︵舊曆︶，比歐陸通用的葛利果公曆︵新曆︶晚十天；此外，英國新

年的算法是從三月二十五日開始。由於在某些細部上我們會同時處理到英國和歐陸國家，因此

所有日期都會同時以舊曆和新曆標示，但是會調整新年日期的差異，使兩者皆以一月一日為

一年之始。所以英國的一六六一年三月六日寫成一六六一年三月六／十六日，荷蘭︵不管天主教和

新教徒都使用公曆︶的一六六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寫成一六六四年的七月十四／二十四日；以此類推。

在援引資料時，我們努力在合理的範圍內保留十七世紀的拼字法、標點符號和強調的部

︶兩個字，前者指的是霍布斯 Hobbist

︵按：指雖有疑義但原文如此︶的標示。 sic

︶和﹁霍布斯式的﹂︵ Hobbesian

分，內文中除非絕對必要，也盡量不用本書會使用﹁霍布斯的﹂︵

個人的信念與作法，後者則用以指涉霍布斯之追隨者的信念與作法，不論是真正的還是號稱

表示，指不信奉國教者，中譯不加﹁的﹂字；後者原書中為小寫的 Dissent

。︶ dissent

的追隨者。此外，我們也對﹁宗教異議﹂以及智識和政治上的異議加以區分︵按：前者原書中以大寫的

謝辭

Science

，巴黎的︶ 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的科學研究中心︵ Bath University

︶的歷史研究所︵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的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 Cambridge University

本書的內容曾在以下單位的研討課上發表：巴斯大學︵，劍橋大學︵︶ Studies Centre ，倫敦大學學院︵︶ of Science

，賓州大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的科學史與科學社會學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Groupe Pandore

，特拉維︶ Program in History of Science

David Bloor,

Victoria & Albert

︶ British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以︶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deas

︶的科學史學程︵ Princeton University

︶科學與理念史哲學研究所︵ Tel Aviv University

，普林斯敦大學︵︶ Sociology of Science 夫大學︵

︶的英國科學史學會︵ Leicester

︶的聯合會議以及倫敦 British Society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本書內容為主的演講，也曾在萊斯特︵和英國科學哲學學會︵

一個聯合課程上發表。我們感謝在演說中聽眾提出的許多建設性批評。 Museum

等 Harry Collins, Peter Dear, Nicholas Fisher, Jan Golinski, John Henry, Bruno Latour, Andrew Pickering

人讀過本書原稿的部份，感謝他們的評論。我們也希望對普林斯敦大學出版社之讀者謹慎而的鼓勵、理解和溫暖的友誼，以及賓州大學 Yehuda Elkana

化學史料館︵ E. F. Smith E. F. Smith

投契的閱讀報告表示感激。其他各式各樣具體的幫助還很多，不及在此一一道謝，但要特別提到

的︶ History of Chemistry Collection

︵的 David Edge

︵明智的編輯建言︶ Alice Calaprice

︶ 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

、︵的校對原稿︶ Moyra Forrest

在書目文獻方面的大力相助。我們也謝謝 Jeffrey Sturchio

、︵的徽章︶ Michael Aaron Dennis

。︵的告訴我們不要客氣︶ Dorinda Outram

、大力支持︶以及

一九七九一 – 九八○年間，謝平獲得古根漢紀念基金會︵

提供的研究基金。這本書一部分是源自當時的研究成果。謝平想向賓州大學科學史與科學社會

，題名︶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4 [1984], 481-520

︶獎金的贊助，我們要對此申表謝忱。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學系的學生和職員該年當中給予他的支持和理解表達感激之意。第六章的研究獲得倫敦皇家學會︵

第二章的一部份曾發表於︽科學的社會研究︾︵

為︿泵浦與周邊：波以耳的書面技術﹀︵ Pump and Circumstance: Robert Boyle’s Literary Technology 。感謝 Sage ︶允許我們用這部份的材料。感謝劍橋大學圖書館評議委員︵ Syndics of Cambridge Publications Ltd.

︶︵圖五︶；牛津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Ashmolean

︶和大英圖書館的理事允許我們引用該機構所保管的手稿。感謝以下機構允許我 University Library

們複製其所保管的圖片資料：倫敦國家肖像美術館︵

的蘇沙蘭收藏︵ Sutherland Collection ︶︵圖十六︶；劍橋大學圖書館︵圖十七、二 ○、二一、二二︶； Museum

︶的 Milan

Gruppo

︵美國版由 Editoriale Fabbri, Bompiani, Sonzogno, Etas S.p.A.

中部分文字用作本書第一章章首的引句。

︶德貝郡︵ Aulthucknall

︶ Derbyshire

，允許我們將其所出版︶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一九八五年一月奧哈克諾︵

導讀

導讀︰顯而易見

自明的事實之學

台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王文基

亦記載﹁立會人﹂︵見證人︶的姓名與身分，以證明實驗確實進行及其效度。實驗的內容包括

員學習催眠術，按照講義指示進行實驗，以驗證催眠術的真偽。在若干會員寄回的實驗報告中，

起而研究之，庶幾不致落人之後耳﹂。﹁研究會﹂設有﹁通信教授部﹂，以函授方式提供地方會

諸歐美各國固有懸殊 …… 故凡醫師教員有教養子弟之責者，與夫從事諸般業務之倫，此際應

立﹁中國精神研究會﹂。在會則中，鮑提及催眠學研究為當下急務。﹁以我國現時之程度，比

一九一七年，曾任日本大阪精神學會華人教授主任的鮑芳洲，為提倡催眠術，在上海成

＊

本文寫作期間先後同陳傳興、周易正、祝平一、雷祥麟、陳瑞麟諸位先生交換意見。文中謬誤及力有未逮之處，自

當由作者一人負責。

＊

xviii

動物催眠、千里眼、人格轉換、精神感通、模擬運動、以人為橋︵﹁強直狀態﹂︶，以及各種疾

病的治療等。例如，第六一號地方會員、浙江慈谿的馮君翼在報告中紀錄多次實驗結果，成

抑知精神現象乃根據科學之理而來。苟明斯理，亦何奇之有哉？﹂

紙為已足，而必進探自然之奧。不以獨坐冥思為求真之極軌，而必取證於事物之實驗。﹂後來

之一的任鴻雋於一九一四年痛陳：﹁為學之術，在由歸納的論理法入手，不以尋章摘句玩索故

同時期，日後對中國科學發展有重要貢獻的﹁中國科學社﹂，也強調事實的首要性。創辦人

種種現象均當眾實驗之。觀者目停口呆、伸舌作驚訝者比比皆是，謂予有邪術。操符籙者頗多

﹁催眠得業士﹂余斯清，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校內遊藝會中被推舉為﹁催眠部長﹂。﹁舉凡催眠

功催眠了雞、小狗、蟾蜍、大毛蟹、河蝦。第兩千四十號地方會員、天津河北陸軍軍醫學校的

他更提及﹁﹃二十世紀之文明無他，即事實之學戰勝文字之學之結果而已﹄﹂。在一九一六年中

學院等機構的歷史，得到要﹁自己設立實驗室以研究未經開闢的高深學問﹂的結論。而在他為中

替研究學問的人供給物質上的設備不可﹂。之後他詳細描述英國皇家學會、法國科學院、柏林科

人通力合作。一是現代科學重實驗，而實驗設備及器材等所費不貲，因此﹁非有一種公共團體，

人為中心、偏重德育的傳統中國學會主要有兩點不同。一是現代科學分科極細，故需不同領域之

國科學社第一次常年會上，他就﹁外國科學社及本社之歷史﹂為題發表講演。現代學社與之前以

導讀

國科學社會址所構想的藍圖中，除圖書館與博物館之外，更需設立幾十個實驗室。﹁請了許多本

社最有學問的社員，照培根的方法，在實驗室研究世界上科學家未經解決的問題﹂。

︶引介入 pragmatism

。真理並非是﹁那絕對存立的︶ the laboratory attitude of mind

藉由建立知識／人際網路，成立專門機構等社會組織方式︵不論是鮑芳洲的函授網絡，抑或

﹃道﹄哪，﹃理﹄哪﹂，而是﹁實在的，是具體的，是特別的，是有憑據的，是可以證實的﹂。

中國時，強調的也是﹁科學實驗室的態度﹂︵

先性對擁抱科學以圖存亡繼絕的知識份子而言顯而易見。胡適在將實用主義︵

點上，上述雙方確有相通之處。在清末以降幾波西學東漸的衝擊下，﹁實驗﹂與﹁事實﹂的優

雖然在當時某些中國知識菁英眼中，鮑芳洲或許假科學之名，行旁門左道之實，但在核心

是任鴻雋等人的中國科學社、︽科學︾雜誌、科學圖書館、研究所︶，知識分子們希望藉由鮑芳洲，︽催眠術獨習︾︵一九一五︶︵台北：中國精神學研究所，一九九五︶，頁一五

七 – 一。

八 – 八。

任鴻雋，︿建立學界再論﹀︵一九一四︶，︽科學救國之夢：任鴻雋文存︾，樊洪業，張久春編︵上海：上海科技教育

未具名，︽催眠術︾︵上海：中國精神研究會，年代不詳︶，頁一，四六四 - 八，六九

1. 2.

出版社， 2002 ︶，頁十十 – 四；頁十三。任鴻雋，︿科學與工業﹀︵一九一五︶，︽科學救國之夢：任鴻雋文存︾，頁五二六 – ○；頁五二。任鴻雋，︿外國科學社及本社之歷史﹀︵一九一七︶，︽科學救國之夢：任鴻雋文存︾，頁九三一 – ○五。

3. 4.

胡適，︿實驗主義﹀︵一九一九︶，︽胡適學術文集：哲學與文化︾，姜義華編︵北京：中華，二○○一︶，頁一四 – 三。

最近的研究見張劍，︽科學社團在近代中國的命運：以中國科學社為中心︾︵濟南：山東教育，二○○五︶。

6. 7.

鼓吹實驗方法與事實的重製，將科學的心態與新知傳播到中國各地。對當時的知識菁英以及現在的我們而言，這一切似乎都不證自明。

本書正是從歷史的角度，拆解了實驗與事實在現代社會中具有的這種不證自明。

爭議研究與科學知識社會學

的誕生與某種特定社會政 - 治秩序建立的關係。簡約地說，整本書想要以歷史 —

︽利維坦與空氣泵浦︾一書作者所關切的是﹁現代科學﹂ — 更正確地講，一種﹁實驗性﹂的論證樣式

︶的問題。 order

研究方式回答的問題是：﹁現代科學﹂與同時在西方誕生的新政治秩序之間有何關連？對作者來說，此二者是一體兩面的過程，目的都在解決﹁秩序﹂︵

一六六○年代初期的英格蘭，不管是就自然知識應該採取的形式︵經院哲學、笛卡兒式的

機械論哲學、或實驗方法？︶，或者政體應當具有的結構︵君主專制或共和？︶，都是處於爭

議不休，亟待釐清的狀態。其中，波以耳及其皇家學會的同儕以及霍布斯，兩造分別勾勒出

的新自然哲學，目的不僅只為了單純知識論上的需要，更為了重整英格蘭後復辟時期混亂的

政治秩序。在現代科學假定的﹁起源﹂處，我們發現自然知識在特定時空條件下所具有的特殊

導讀

性。而正是這些特殊性，而並非科學哲學家所關切的某些放諸四海皆準的價值或思考模式︵﹁客

觀﹂、﹁精確﹂、﹁證明﹂、﹁實驗﹂︶，構成了特定自然知識的樣貌，同時也成為二、三十年來科學史學家關注的焦點。

對波以耳等人而言，建構一個具有共識的理想社群是唯一的解決之道，因為它可作為英

格蘭社會的範本。換句話說，維持知識社群內的社會秩序同時也將確保國內社會秩序的和諧。

︵︶﹁對於現象本身所作的理論中立的陳述，與 matter of fact

這個理想的社群由主張實驗的自然哲學家所組成。成員或許在宗教、甚至自然哲學的理論上意見相左，但是眾人一旦同意以﹁事實﹂︵

某人確實經驗之事相關的﹃事實﹄﹂︶為本，並以實驗方式驗證之，再加上合格成員的集體

︶上的修正，並非單純地力圖達到一種運作無礙的狀態。對 practice

當時地位尚不穩固、亟欲建立知識與社會權威的皇家學會成員而言，捍衛氣泵的完整性同時

繞氣泵所進行的理論與實作︵

以文本方式紀錄並流通其操作細節與實驗結果，以資證明。根據本書的分析，實驗哲學家們圍

時也是兩位作者討論的核心。波以耳等人不斷地改善氣泵的功能，不厭其煩地將之展示，並

見證，一切爭議皆可解決。作為實驗器具，生產事實的氣泵因此便成為社群最佳的標誌。這同

P. B. Wood, ‘Methodology and Apologetics: Thomas Sprat’s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13

Peter Dear, ‘Miracles, Experiments, and the Ordinary Course of Nature,’ Isis 18 (1990), pp. 663-683; p. 663. (1980), pp. 1-26.

xxii

也在捍衛一種維根斯坦所謂的﹁生活形式﹂︵

︶。實驗哲學家通過書中所謂的書面技術、 a form of life

知識﹂。換言之，自然知識的生產之所以可能，在於對社群的疆界進行控制與管理等動作。

所具有的重要性的人被排除在外。﹁唯有社群性的行為方能確保適當的道德確定性以及適當的

但原則上民主、開放的實驗哲學社群在實際上卻將不接受實驗論述模式，以及事實在知識論上

生活形式得到認可。不過，雖然知識的可共享性與公開性在十七世紀成為自然知識的特色之一，

社會技術以及物質技術，目的在擴展知識之得以複製、實驗得以重製與見證的空間，使實驗

成員成員的見證，其知識論上以及道德上的確定性必然高過於可信度可議的人。

對實驗哲學家而言，實驗室中所生產的事實既然來自於自然界，又經過具有特殊身分的社群

，聖經典故，本意大海怪、巨獸︶常被認為是馬基維里以降最重要的政治哲學 Leviathan

霍布斯一般被認為是哲學家，他在英格蘭內戰時期為鞏固國家最高權力︵

知識。換言之，幾何學既是政治哲學，也是自然哲學的基礎。霍布斯深受歐幾里德與伽利略

現象的霍布斯。他認為，要理解與人、社會與自然界相關的一切，唯有藉由幾何學與力學的

著作。不過這種現代的學科分類︵科學／哲學，自然／社會︶，並不適用於以機械論研究自然

維坦︾︵

︶所著的︽利 sovereignty

﹁扭轉獅子尾巴﹂︶對某些人而言並非天經地義。當時心存疑義並起而攻之的人包括霍布斯。

實驗自然哲學家逼迫自然、以人為方式強力介入來展示自然的這一切作法︵培根所謂的

導讀

的影響。在歐氏幾何學的架構下，若要認識萬物，必須由其性質的定義︵如﹁點﹂、﹁線﹂︶開始。

文字正確，定義明瞭之後，萬物的性質可由推理、證明的方式一一演繹得知。而伽利略等

人的數學證明著重普遍性與規則性，而非偶發與變異。在此脈絡之下，波以耳等人利用實驗

所獲得的﹁事實﹂，對同樣也主張知識公開性的霍布斯而言，只不過是若干人感知自然界時所

Simon Schaffer, ‘Making Certain,’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4 (1984), pp.137-152; p. 144. 在後來的專論中， Shapin 將此論點進一步發揮，強調於十七世紀的英格蘭，紳士︵

Richard Tuck, Hobbe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51f.

Thomas Kuhn, ‘Mathematical versus Experimental Tradi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Science,’ The Essential Tension

337-364.

Lorraine Daston, ‘Baconian Facts, Academic Civil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bjectivity,’ Annals of Scholarship 8 (1991), pp.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p. 31-65; p. 44.

13.

中譯本見史蒂文． Truth: Civility and Sci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夏平，︽真理的社會史：十七世紀英國的文明與科學︾，趙萬里等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二○○二︶。

︵︶在自然知識的生產過程中的重要性上所扮演的核心性角色。他們宣稱，由於自己特殊的社會地位、道 testimony 德及行為模式，使得他們比其他社會成員更值得﹁信任﹂︵ trust ︶，因此可以獲致他人的同意。見 A Social History of

︶在形塑﹁證詞﹂ gentlemen

不過科學哲學家 Ian Hacking 在書評中認為，兩位作者所運用的﹁生活形式﹂概念涵蓋的意義與內容太廣。此外，﹁無疑地，生活會變化﹂。見 Ian Hacking, ‘Artificial Phenomena,’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4 (1991), pp. 235-241.

10. 12. 11. 15. 14.

xxiv

產生的﹁私密﹂、﹁個別﹂經驗。而以實驗證據與見證的形式所展現的個人感官經驗，並無法

般意圖瓜分主權，不啻成為社會動盪之源。反之，幾何學之結論，便無可爭議之餘地。

的統治者。因此對霍布斯而言，實驗哲學家們自成團體，宣稱可為自然代言，正如教會人士一

這眾人公認之仲裁者或法官便是霍布斯理想中之﹁利維坦﹂，這集國內眾人所讓渡之權於一身

理當成正確的推理。這人的裁決雙方都要遵從，否則他們就必然會爭論不休而動手打起來……﹂。

何確立？在眾人有所爭執，相持不下之際，﹁有關雙方就必須自動把一個仲裁人或裁定人的推

正如一種計算並不因為有許多人一致贊同就是算得正確一樣﹂。在此狀況之下，確定性應當如

謬，引發爭論與騷動。再者，﹁任何一個人或一定數目的人的推理都不能構成確定不移的標準，

起。例如，對霍布斯而言，波以耳等人極為重視的﹁真空﹂等概念實際上定義不明，易陷於荒

證明自然哲學理論的真偽。若每個人都以自己的實驗為重，訴諸各自的權威，則爭執勢必將再

︶中，他們首先懸置了波以耳與霍布斯雙方 controversy studies

進而鋪陳兩種截然不同﹁生活形式﹂之間的衝突，乃至於雙方在王政復辟時期對維持社會安定看

究竟誰對誰錯、誰是理性誰又是非理性的判斷。兩位作者由與實驗儀器操作相關細節的爭論開始，

的廝鬥。在這個典型的﹁科學爭議研究﹂︵

謝平與夏佛筆下霍布斯與波以耳間的衝突，並非是輝格史家筆下黑暗與光明之子間結果可期

法上的不同。這一切環環相扣，互為因果，事實與因果解釋、自然與社會之間的疆界也因此並 18

導讀

︶的重點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非波以耳與之後科學家們所宣稱的如此截然二分。一如書中一再強調，﹁知識問題的解決，就是社會秩序問題的解決﹂。謝平與夏佛所承襲的﹁科學知識社會學﹂︵

Frank Cass, 1971), pp. 147-212.

的交手，見 Pinnick

。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9.2 (1999)

Social and Economic Roots of Newton’s Principia’ (1931), in Science at the Crossroads, 2nd ed., eds. N. I. Bukharin, et al. (London:

中譯本見羅伯 Robert Mert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Osiris 4 (1938), pp. 360-632. 特．金．默頓，︽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范岱年等譯︵北京：商務，二○○二︶。 Boris Hessen, ‘The

驗︶等同於自然哲學。之後謝平與夏佛兩人同

。然而，謝平與夏佛在︽利 about Science, ed., Noretta Koertge,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27-239 維坦與空氣泵浦︾中曾清楚指出，霍布斯並非反對實驗，而是反對將實驗︵特別是以精巧與人造的儀器所施行的實

with the Strong Programme’s Case Study of the “Hobbes-Boyle Dispute”?’, in A House Built on Sand: Exposing Postmodernist Myths

哲學家 Cassandra L. Pinnick 曾為文指出，霍布斯與波以耳在治學方法︵幾何學相對於實驗︶上並非謝平與夏 p. 21f. 佛所言的截然，以此批評兩人的史學方法，以及﹁強綱領﹂相對主義的傾向。見 Cassandra L. Pinnick, ‘What is Wrong

Jan Golinski, Making Natural Knowledge: Constructivism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Daiwei

例如清教徒革命，或資本與市場的發展之於十七世紀英格蘭的自然哲學的興盛。科學 —

不在於強調科學事件的發生或科學理論的發展來自於﹁外在﹂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因素的影響

傅大為另外也強調，在霍布斯的分類系統中，與﹁因果知識﹂相較之下，﹁事實知識﹂的道德層次較低。見

Fu, ‘Higher Taxonomy and Higher Incommensurability,’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26.2 (1995): 273-294. 霍布斯，︿論推理與學術﹀，︽利維坦︾，黎思復、黎廷弼譯︵北京：商務，一九八五︶。

16. 18. 17. 19.

xxvi

︶運作下的產物，雖然此處的﹁社 social conventions

知識社會學的主張是，生產自然知識的過程本身便是一種社會活動。無論自然知識的內容本身，論述的形式，生產知識的過程，都是特定社會成規︵

會﹂指的常是為數僅數十或數百的知識社群。換言之，社會是﹁內在﹂於實際的科學活動之中，

而非以外在因素的方式﹁影響﹂、﹁決定﹂、或﹁左右﹂了自然知識的內容。自然知識與活動既

然一如人世中的其他日常行為，是特定時空下的產物，便可以透過歷史、社會學，甚至人類

學的方式加以分析。這或許正是作者在書名中將︽利維坦︾這部所謂的政治哲學論著與﹁泵浦﹂

這具所謂的科學儀器並置的理由。這看似突兀的舉動一方面帶出之前科學史與政治史研究中較

為人忽視的面向：霍布斯的自然哲學與波以耳的政治哲學。利維坦同泵浦一樣，都是以嚴謹的

自然哲學知識為根基。如此一來，科學史也同時是政治史。另外一方面，藉由策略性地運用

霍布斯對實驗式自然哲學的詰難，作者帶領讀者窺見，泵浦同利維坦一樣，都起始於人類意志，

需要結合眾人為一體，透過社會約定的方式形成，用以解決知識、宗教與政治等紛爭所引發

的社會動亂。所謂的﹁事實﹂並非早就存在，靜待發現，或者本身與理論或詮釋無涉。事實

需要共享同一種生活形式、並被管理得當的眾人努力生產而成。如果實驗與事實在現今社會中

的地位變得如此不證自明、顯而易見，問題在於整個自然知識生產與社會秩序解決的歷史過程變得隱然不見。

導讀

知識確定性的歷史

本書的目的在於鋪陳兩種論述樣式與生活形式各自具有的性質，以及兩者之間的差異。一

如作者在結論處所言，書中並沒有問﹁為什麼最後波以耳贏了﹂這類的問題。在一六六○年

Bruno

︶的論點，約略提及實驗社群高度動員的能力：﹁結交的盟友最多、與之結盟者也最有力 Latour

化、去熟悉化，而非便利地根據當下的標準判定對錯。不過兩人利用法國科學研究者拉圖︵

代初期，霍布斯與波以耳雙方的生產知識的綱領都可能成功。作者的關切點在於將問題複雜

Rose-Mary Sargent, ‘Explaining the Success of Science,’ PSA: Proceedings of the Biennial

的人，就會取勝﹂。實驗自然哲學家在後復辟文化中製造需要，將自己的關切轉換成社會上由科學哲學角度回應該問題，見

稱的﹁平衡原則﹂。兩人明顯偏袒霍布斯，用﹁社會﹂利益去解釋﹁自然﹂知識的生成，而忽略了﹁非人﹂︵

Burno Latour, ‘Postmodern? No, Simply Amodern! Steps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Bruno Latou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22.1 (1991), pp. 174-192.

Scienc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21.1 (1990), pp. 145-171; Bruno 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3; Simon Schaffer,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trans. Catherine Porter

︶動因的作為。雙方回應，見 human

non-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 1 (1988), pp. 55-63. 不過拉圖與科學知識社會學之間的關係又即又離。以本書為例，癥結點在於拉圖認為謝平與夏佛等人違背了自我宣

20. 21.

xxviii

其他成員的關切。他們宣稱，任何人想要解決自然界或人世中的種種問題，都可以從實驗社

群這個理想政體中找到答案。接著兩位作者關於爭議如何結束的討論嘎然而止。退一步想，

︶指出，皇家學會的成員並非發明了﹁事實﹂，而是利 Peter Dear

的個人經驗的見證與記錄所取代。換言之，波以耳等人與事實的關係必須放在﹁知識確定

多德的著作中立基於日常經驗的普遍性宣稱︶的評論與註釋，而後逐漸被在特殊時空下生產

繞著實驗與事實運作。在此之前，﹁知識確定性﹂大多來自於對權威性文本︵特別是亞里斯

用它來達到特殊目的。在當時的歐陸，也有其他類似的科學團體與耶穌會的自然哲學家們環

侷限於英格蘭。科學史家狄邇︵

權威性的問題。這個相對而言較新的自然哲學樣式雖然以倫敦的皇家學會為中心，但並非僅

藉由幾位學者對﹁事實﹂歷史的研究，我們或許可嘗試回答實驗樣式如何獲得正當性與

個動力過程。不過，整個圖像的描繪需要更多、更細緻的個案研究方才可能。

之後的數十年或數百年之間實驗的生活形式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下逐漸被挪用、修正、適應的整

若真要循著作者的思路解釋波以耳最後為何勝利，或許必須再將本書討論的範圍延長，分析

巧妙運用。此外，﹁事實﹂的生命史也是學者夏琵若︵

︶關注的焦點。不過與其他學者相較， Barbara Shapiro

性﹂典範上的轉變這個更大的脈絡下來理解，而非僅涉及他們的高度動員能力或三種技術的

導讀

︶由陪審團確定，而﹁法律問題﹂︵ matters of fact

︶由專業的法官負責。 matters of law

她分析的範圍更廣。她指出，﹁事實﹂的概念最先來自於現代早期的法律領域。在英國的習慣法中，﹁事實問題﹂︵

陪審團必須透過文件記載或目擊者的證詞確認特定的人類行為或涉及人類的﹁事件﹂︵例如謀

殺、搶劫、叛國等︶的真偽。﹁法律脈絡下的﹃事實﹄因此並非指已被證實的真理，而是某一

據稱存在的行為，而其是否發生仍有爭議﹂。這些在法律領域中所討論的與事實相關的特徵

John Henry,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in England,’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in

當然，這與培根的影響不無關係。至少在公共形象上，包括波以耳在內的皇家學會成員，主張知識應當促進人類福

真如謝平與夏佛所言與紳士的特殊身分緊密相關。

實的文化﹂中，實驗自然哲學家的所作所為才獲得正當性。夏琵若便以此質疑事實的概念是否

概念與重要性藉由不同管道已經被普遍接受，成為英格蘭思想的一部份。而正是在這一整個﹁事

包括歷史、遊記、方志，乃至於博物學與神學等。到了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事實﹂的

︵如真確、親眼見證、公正不偏︶之後產生影響，形塑了其他的學科與領域的知識形式，其中

Barbara Shapiro, A Culture of Facts: England, 1330-172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1.

謝平後來將 Peter Dear, ‘Totius in Verba: Rhetoric and Authority in the Early Royal Society,’ Isis 76 (1985), pp. 145-161; p. 160. 此轉換進一步發揮，見 Steven Shap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81f.

National Context, eds. Roy Porter and Mikulas Tei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78-210.

祉，並鼓吹社會、教育與宗教的改革。見

22. 23. 24.

xxx ︵

與上述兩位學者相近的觀點，也可以在研究怪物、珍奇、奇聞異事的科學史家達思頓

︶的著作中發現。她指出，培根式的事實之所以在十七世紀取得認識論上的勝利， Lorraine Daston

在於為學界解決充滿理論上莫衷一是、各自為政的窘境。此種︵至少在原則上︶強調謙沖溫雅

之道，以平和討論而非教條主義者間的激辯來達成共識的團體，早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

初的法國、義大利與日耳曼地區便已存在。達思頓也以此鋪陳﹁客觀性﹂在當時的特殊含意：價值中立、不可知論的要求訴諸的是理論，而非國別、階級。

空間的政治解剖學

圖學﹂的隱喻也十分重要。

物質技術以及社會技術便是其中極為明顯的例子。除此之外，本書中反覆出現的﹁空間﹂與﹁地

不證自明的景況。為達到這個目的，作者運用了相當多的分析策略，之前提到的書面技術、

學家在內的讀者認識一般自然知識生產的過程，以及科學家的行為，進而反思甚或置疑當前

究，或兩人所自謙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操練﹂。︽利維坦與空氣泵浦︾的寓意在促使包括科

雖然謝平與夏佛以一六六○年代初期的英格蘭為討論的焦點，但本書並非單純的歷史研

導讀

︵

空間的隱喻至少在兩個層次上操作。首先，是自然知識的﹁在地性﹂︵

︶或﹁所在性﹂ locality

︶。雖然兩人於此處關於空間、知識與權力三者關連性的論述不如法國思想家傅柯般 situatedness

有系統，但是類似傅柯以深植於實際﹁空間﹂中知識與權力的相互扣連，來取代﹁時間﹂所

象徵的連續性與抽象的意識進程的手法，在書中處處隱約可見。對傅柯而言，知識一如人類

員得以流動的﹁強健社會網絡﹂︵

︶，也成為謝平、夏佛以及其他科學史學者批判 socially robust network

自然知識實際生產的空間，分析相關人員的實作與社群中的各種成規，釐清知識、儀器與人

跳脫純粹對理論等人類認知產物︵譬如孔恩所謂的﹁科學教科書﹂︶的爬梳，反之致力於描述

綱領在於紀錄權力的軌跡，而﹁論述﹂所鋪陳出的路徑正是他得以將權力結構體拆解的著力點。

的歷史，並非依循既定的內在邏輯有機地發展，一再地自我否證、超越、純化。傅柯的研究

Gordon, trans., Colin Gordon et al. (Brighton: The Harvester Press, 1980), pp. 63-77.

Michel Foucault, ‘Questions on Geography,’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 Colin

Objectivity.’

France and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 92 (1981), pp. 20-54; Daston, ‘Baconian Facts, Academic Civil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Katherine Park and Lorraine Daston, ‘Unnatural Conceptions: The Study of Monster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本質論的實際表現。環繞著空間意象的歷史與社會學研究因此成為利器，剖析科學知識如何經

25. 26.

xxxii

由特定社會行為從﹁在地﹂轉變成﹁普遍﹂的過程。﹁地圖已經取代了紀事﹂。換言之，自

然知識不再是孤獨面對真理的個人思維運作下的產物︵例如笛卡兒著名的獨自在火爐旁的沈

從私密到公眾、沈思到名聲的轉變而來﹂。

種社會組織的方式︵本書中所謂的﹁技術﹂︶在實際空間中運作下的結果。﹁不證自明伴隨著

思，﹁我的身體，這紙，這火……﹂︶。反之，自然知識的所謂﹁客觀性﹂或﹁普遍性﹂是各

︶的問題。書名中利維坦與空氣泵浦的並置同 boundary-work 30

生俱來﹂；﹁它們是巨大的歷史成就﹂。傅柯的空間權力觀也促使謝平與歐弗︵

︶對這 Adi Ophir

結果。謝平在其他地方也提到，﹁科學﹂與﹁公眾﹂這兩個範疇並非﹁當然﹂、﹁不可避免﹂或﹁與

家與大眾的區隔、自然與社會的二分，實際上是十七世紀的自然哲學家與之後的科學家劃界的

相較之下，社會一般大眾只能被動地收受、認可、同意或支持科學家的詮釋與決定。這種科學

在著相當的鴻溝。對本書作者而言，如今科學家自成排他性極強的團體，獨自為自然界代言。

時也點出，在我們這個科學已成為強勢論述的時代中，﹁社會﹂與﹁自然﹂這兩個領域之間存

其次是﹁劃界﹂或﹁疆界分割﹂︵

︶的看法。例如，在強調觀察與實驗的空間中，唯有那些被授權的人才能 heterotopia

看到不可見、但卻也同時﹁顯而易見﹂之物︵﹁大氣壓力﹂、﹁細胞﹂、﹁粒子﹂等︶。在一篇

﹁異質空間﹂︵

個主題進行更深入的討論。他們引伸出十六、十七世紀以後科學社群、學科、實驗室等地作為

導讀

自稱為﹁實驗哲學的﹃政治解剖學﹄﹂研究中，夏佛也提到：﹁權力的建立意指對空間的管

理﹂。不過，這空間的政治地理技術也不僅只適用於局外人。有限的民主必須放在兩個層

次上理解：﹁我們可將︹行動者的文化疆界︺理解為文化空間中一套被建構及維持住的標記，

31.

30.

Schaffer, ‘Self Evidence,’ p. 355.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Diacritics 16 (1986), pp. 22-27; Adi Ophir and Steven Shapin, ‘The Place of Knowledge: A

Steven Shapin, ‘Science and the Public,’ in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eds. R. C. Olby et al. (London: Routledge,

Thomas F. Gieryn, ‘Boundaries of science,’ in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eds. S. Jasanoff et al. (Thousand Oaks,

Methodological Survey,’ Science in Context 4.1 (1991), pp. 3-21.

1996), pp. 990-1007.

CA: Sage, 1995), pp. 393-443.

32.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0), pp. 71-91.

and Metrology,’ in Science and Power: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Research Policies in Europe, ed., Luca Guzzetti (Luxembourg:

夏佛之後與度量衡相關的著作，包括標準 Simon Schaffer, ‘Self Evidence,’ Critical Inquiry 18 (1992), pp. 327-362; p.329. 化與科學帝國主義之形成的討論，也必須放在同一個問題意識下考量。綜合性論述，見 Simon Schaffer, ‘Modernity

1998), pp. 21-50.

Embodiments of Natural Knowledge, eds. Steven Shapin and Christopher Lawre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teven Shapin, ‘The Philosopher and the Chicken: On the Dietetics of Disembodied Knowledge,’ in Science Incarnate: Historical

Simon Schaffer, ‘Rivers Lecture: The Disappearance of Useful Sciences,’ Cambridge Anthropology 22.1 (2000/2001), pp. 1-23; p. 7.

這讓集體能夠有力地告訴成員他們在哪裡，哪裡可以去，哪裡不可以去，在這地方允許怎樣 28. 27. 29. 33.

xxxiv

做事﹂。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我們在傅柯的著作中雖然清楚看到權力實際操作的機制與場域，

︶，如何與上一章節中所提的文化史、思想史，以及傅柯所謂的﹁思想系統史﹂， laboratory studies

對話與劃界的未來 36

較切合實際的態度面對目前影響社會甚鉅、且性質日趨複雜的科學活動。

圖反科學或詆毀科學家。晚近科學史的這個研究走向目的，在於促使逐漸失去純真的我們以比

識與道德關切，科學所具有的國家或地方特性等︶，以及自然知識生產與流通的過程，並非意

道。然而必須強調的是，揭開與分析自然知識的在地性︵包括科學家或自然哲學家的社會、知

這股夏佛所謂﹁喪失顯而易見﹂︵

︶的研究取向的確具有強烈破除偶像的味 the loss of the obvious

甚或是﹁系譜學﹂式的分析進行更有建設性的對話，的確值得深入的探究。

究﹂︵

們殷切地試圖左右或動員的權力關係，是相當清楚可見的。相形之下較為微觀的﹁實驗室研

力的無名，至少在本書中，不管是主體︵不管是個人或是擬人化的社群︶的利益與關切，或他

路程的同時，描繪出的是立場相左的哲學家旗幟鮮明的知識與社會關切。相對於傅柯分析中權

但無法確定權力的單一來源時，那麼謝平與夏佛在勾勒十七世紀歐洲自然哲學與其儀器傳遞的

導讀

在此脈絡之下，科學的歷史、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者究竟在當今社會中能夠、以及應該扮演

什麼角色？對話的對象為何？是否應該劃界？於何處劃界？如何劃界？如何評估劃界後所產生的

︶與﹁科技與社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研究 Science Studies

社會與文化效應？之後該承擔怎樣的責任？這些生產出的知識與所謂的社會﹁秩序﹂之間，又應該具有怎樣的關係？在﹁科學研究﹂︵

等相關領域急速發展、研究者關切間的差異使得對話越發困難的今天，這些方法論與實際操作層

次上的問題很難輕易地一一釐清。二十年前謝平與夏佛在這本如今已成為科學史重要經典之 37

一︿展望臺灣的科技與醫療史研究： – 九七；祝平一，

一︿劇變中的科技、 – 七四；雷祥麟，

民主與社會：︵科技與社會研究︶的挑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四五︵二○○二︶，頁一二三一 – 七二；成令方、 STS 吳嘉苓，︿科技的性別政治：理論和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科技、醫療與社會︾三︵二○○五︶，頁五一一 – 一二。

一個當代臺灣知識社群的分析﹀，︽台灣史研究︾，四．二︵一九九七︶，頁一五七

研究的回顧與檢討﹀，︽新史學︾，六．四︵一九九五︶，頁一六五

從台 Steven Shapin, ‘Here and Everywher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 (1995): 289-321. 灣觀點出發的相關研究，已有初步成果。歷史回顧，見林崇熙、傅大為，︿歷史中的台灣科學：關於﹁台灣科學史﹂

Simon Schaffer, ‘What is the History of Science?’ History Today 35 (May 1985), pp. 49-50.

家︵

﹁同意的關係是權力的關係︵ Relations of assent were relations of power ︶：自然哲學家的社群自我表現成一個理想的國︶，而批評實驗的人攻擊這個理想﹂。見 Schaffer, ‘Making Certain,’ pp. 138-139. commonwealth

Debate,’ History of Science 30 (1992), pp. 333-369; p. 355.

Steven Shapin, ‘Discipline and Bounding: The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as seen through the Externalism-Internalism

作中的建議或許還是可行：﹁你可以爭論知識社會學是否可行，或就開始動手做。﹂ 34. 35. 37.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