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fusion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in chinese cognitive membrane

Education Research Frontier June 2014, Volume 4, Issue 2, PP.42-46

On the Fusion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in Chinese Cognitive Membrane H. J. Cai #, Jiawei Geng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Software, Wuhan University, 430070, P. R. China #Email: hjcai@whu.edu.cn

Abstract The coexistence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in China is phenomenal through world cultural history, which was explained by putting emphasis on the particularity or complementarity of those three doctrines. We proposed that, Chinese longterm self-assertiveness demands and their evolution lead to enduring competitions among them and eventual fusion of them, within Chinese Cognitive Membrane. It is emphasized that Chinese Cognitive Membrane needs further fusion with spirits of modern scienc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to construct prospective world views, values and molarity, ba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selfassertiveness demands in social developments.

Keywords: 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Fusion; Cognitive Membrane

论儒释道在中华认知膜内的融合 蔡恒进，耿嘉伟 武汉大学国际软件学院，湖北省武汉市 430070 摘

要：儒释道三种学说在中国的并存是世界文化史上特殊的现象，学者们通常以三种学说的特殊性和互补性来进行解

释。我们认为，中华民族长期的自我肯定需求及其演化，使得儒释道一方面持续了长期的竞争，另一方面又在中华认知 膜的框架内得到了融合，现在的任务是要进一步融合现代科学精神以及西方哲学传统，明确自我肯定需求在社会发展中 的巨大作用，建构具有前瞻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关键词：儒释道；认知膜；融合; 自我肯定需求

引言 宗教问题是世界历史中的突出问题之一，甚至可以说占据了人类文明史中的绝大部分时间。纵观外国 历史，无论大国小国，往往选择用单一宗教为纽带来加强自己的民族认同感，比如犹太教之于以色列，神 道学之于日本。而唯独在中国，不仅诞生了儒教和道学两大本土思想学说，更将印度传来的佛学加以吸收 与演变，最终形成了儒释道三种学说共同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支柱的独特局面。 对于中国儒释道三种学说并存甚至是“三教合一”、“三元一体”现象的解读，学术界大多是从学说 本身或者是文化背景入手。比如汤恩比认为，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必须要有适度的挑战和应战，佛学便是 对于中国固有文化挑战的范例。 洪修平则认为，中国独特的“三教合一”的现象，其根源在于三种学说之 间“分别在经国修身与治心方面分工合作，……满足了人们可能同时具有的多方面需要和不同的人在复杂 曲折的人生道路上不同阶段的不同需要”。 张仲娟、高永旺也秉承洪修平的理论，认为三元一体的现象， 最终是因为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即“对人的最高价值和理想人格的追求以及对人生终极关怀的需要”是 相同的。 中国文化土壤上之所以会产生儒释道三元一体的局面，表面上看的确是因为三种学说自身的文化互补 性，但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文化互补性的来源是个体对于自身价值的主观判断的不同。蔡恒进称其为自我 - 42 www.erfrontier.org

肯定需求。 从自我肯定需求理论出发，蔡恒进还发现人们总是习惯于用自我肯定来保护自己，甚至为了保 护自己而联合组成一种共同认知基础上的认知综合体——“认知膜” 。我们认为，中华文化独立于世界上 的长期延续，其实也是因为在中国三元一体现象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认知膜。这种三元一体 的现象，避免了“一神教”带来的僵硬，给中华认知膜带来了更为灵活和宽容的色彩。 任何一种文化学说，都不可能独立于其诞生的民族文化之上，而这种民族文化，其实是在民族每一个 个体的认知的基础上所共同形成的。而这种每一个个体的认知，不仅仅是源自个体自身经济或社会地位的 需求，更应当包含个体对于自己价值体现的主观判断上的肯定需求，也正是这种自我肯定需求，最终决定 了中国儒释道三元一体局面的形成和最终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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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三教的竞争与融合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人们的认知也在慢慢改变。每一个时代，人们都有其特有的认知方式和价值

体系。在面对不同的社会形势时，人们用以肯定自身价值的方式和标准各不相同，从而导致了不同时代个 人自我肯定需求的变化，也促使中华文化的认知膜在不断地改变与纳新。 儒释道三教之所以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发展融合形势，正是因为每个时期的人们有不同的自我肯定 需求。当人们能从一个宗教中找到自我肯定需求的满足来源时，这个宗教便能在当时得到发展和拥护；而 当社会形势变化，人们难以从原本坚信的宗教中得到自我肯定需求的满足时，人们便会开始寻求的新的宗 教来满足自己，而宗教本身也会为迎合人们的需求而做出改变。而当生产力逐渐发展，中国对外交流越来 越多，人们在面对情况变化时已难以从单一宗教中得到肯定，中华文化认知膜已难以由单一学说进行支撑 时，不同宗教的融合也就成了必然。 儒释道三教经历了从春秋时的儒道两派分立，东汉时的佛教引入，到南北朝唐朝时的冲突频现，再到 清朝中期的逐渐融合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1.1 春秋到魏晋时期 春秋时期是儒学与道学诞生的时期。在春秋之前的西周，宗族制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通过血缘关系形成 了牢固的肯定体系，将一切个体的行为通过礼法加以固定，而个体对于自身行为的肯定也在与礼法的互动 中不断加强。但到了春秋，周天子威权扫地，下克上现象开始抬头，“礼崩乐坏”所导致的，是个体自身 行为的价值再也无法从生活中获得持续的肯定。因此，新的学说需要做到的，便是找寻到新的肯定来源。 由于各人所寻找的来源依据不同，百家争鸣的现象由此出现。 显而易见的是，无论人类法律体系如何变化，工具如何更换，辞藻如何丰富，血缘制基础上的宗族礼 法不可改变，超越人类本身的自然存在也不可改变。而在此基础上获得的肯定需求满足，其稳固性和持续 性也要超过其他的事物。因此，仍旧从宗族礼法中满足肯定需求的儒学与希望回归自然来在人世之外的世 界满足肯定需求的道家因为鲜明的特点和较为稳固的依靠对象，最终成为了争鸣百家中，最有影响力的两 派。而且，它也是经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汉初的官方政策摇摆后，两派仍然能够互相长期共存的根 本原因。 但与此同时，中国哲学的“实用理性”特点 也在这时逐步体现。这种哲学是深切植根于人类社会的经 验，强调为人之道，以求在人间互动中获得对于自我的肯定，却忽视了抽象意义上对于经验的理解和提高。 这种情况的改变，真正的来源是东汉时期佛学的传入。 对于中国来说，佛学传入的最大意义，便是使得中华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比较成熟的、独立于自 身生存世界之外的自我肯定需求的满足来源，我们将其称之为“思想满足”。而这种满足的主要特点，便 在于其满足自我肯定需求的方式，由从以往的现实社会中寻找寄托的形式（无论是依附或是假借），转变 为依靠思想进行构建，依靠逻辑和论辩加强的精神世界寄托的形式。而佛学在传入中国之前，在印度已经 完成了基本构建的环节，他所需要做的，仅仅是通过对中国本土的适应来更好地完成自身说服力的加强。 - 43 www.erfrontier.org

当然，无论是从人类自身的发展还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从具体到抽象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 飞跃过程，佛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是如此。在东汉乃至魏晋时期，为了更好的适应中国社会，也是为了在思 想界得到对于自身学说的肯定，佛学不得不采用了一种本土化的改造方式，比如用“无为”来代替“涅 槃”，把“释迦摩尼”译为“能仁” ，都体现出了佛学在满足自身在文化上的自我肯定需求的过程中所经 过的探索与努力。 总体上来看，这一阶段仍然是中华大地上民族较为单一，社会较为封闭的时期，因此经验理性哲学基 础上的儒道两种学说能够较好的满足人民在比较中对于自我肯定的需求，即使是构建较为完整的佛学，也 不得不进行相应的适应以获得肯定。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中国对外交流的扩大，儒道两种学说将越来越 难以满足人民在面对变化时内心的肯定需求，从而为以佛学为代表的抽象思辨学说留下了发展的土壤。

1.2 南北朝至唐时期 前面已经提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中国对外交流的扩大，儒道两种学说将越来越难以满足人民在面 对新问题时内心的肯定需求，这其中的表现有三： 第一，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土地兼并速度大大加快，对于以土地为本的农耕时代来说，这会导致 社会阶层关系更加紧张，社会阶层流动的速度被逼加快。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战争和政局不稳的可能性 大大增加，另一方面人民难以在礼法或自然中比较出当下生活的优势，也即是难以在当下生活中对于自我 行为的价值得出肯定结论。因此，思辨为主的佛学便获得了发展的空间； 第二，由于中国对外交流的扩大，经验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事物频繁出现，从来没有应对过的新情 况频繁遭遇，这一切都无法通过礼法或自然现象得到解释。因此人民产生的对于自我价值在新形势下是否 能够得到肯定的疑问也不可能在儒学和道学框架下得到解答。而佛学因为是一种抽象的思辨学说，并不依 赖于现实事物，从而成功避开了这一困境，使得中外所有个体均能在其框架内获得关于自我价值的肯定需 求的满足。 第三，最为关键的是，儒道两种学说的建立基础均为经验理性哲学，这一哲学的特点决定了其对于个 体的自我肯定需求的满足是依存于对历史或者外物的比较之上。但在新形势下，历史和外物的解释能力大 大削弱，相对带来了其对于个体自我肯定需求的满足程度的削弱，从而使得人民迫切需要一种能够统一世 间万物，完美解决肯定需求框架缺失问题的理论框架，而强调“众生平等”、“六道轮回”的佛学，正好 满足了人民的要求。 但在讨论人民从思想学说中获得自我肯定的同时，我们不应当忘记，任何学说要想保持活力，就必须 成为有人参与、有人研究、有人活跃的组织。换言之，这一组织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会具备“共同认知 膜”的形态，从而形成该学说的自我肯定需求。正是在这一需求的作用下，儒释道三派的矛盾开始变得尖 锐，特别是儒学与佛学的矛盾经常处于激化的境地，比如几次大规模的反佛行动，以及知识界对于“灭佛” 的鼓吹，都能看到两者在自我肯定需求上激烈争锋的影子。 无论如何，人民群众的自我肯定需求永远是社会的主要焦点，因此即使经过了几次大规模的反佛行动， 儒释道三教之间并没有产生隔阂，反而开始逐渐紧密。特别是三教合一的理论逐渐开始在社会上获得了越 来越多的支持。比如东晋名僧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反复论证“道法之于名教，如来之于尧孔，发 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唐代柳宗元也认为“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 《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 。这些例子都能说明，各方即使在激烈争论中，也仍然希望能够通过吸 纳对方来达到肯定自己的目的。也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的自我肯定需求已经难以从单一宗教中获得 满足，对于统一性的新形态学说的追求已成燎原之势。而这些，随着理学的出现与发展成为了可能。

1.3 北宋乃至清中期 北宋到清中期是中国农耕社会的成熟与衰退时期，初级的商品经济在这一时期开始产生并得到了初步 - 44 www.erfrontier.org

发展，同时中国与外交往的程度也大大加深，这些都使得中国人民在自我肯定需求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 其中最突出的变化，便是人民对于从纯抽象概念中获取自我肯定的需求大大降低，相反更希望在历史和自 然的基础上提炼出抽象概念，并从这一新概念中获取自我分析与建构后的重新肯定。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 儒释道三方都体现出了更强的趋同性和融合性，表现有如下三点： 第一，佛学的宗派分裂局面逐渐结束。在唐代佛学鼎盛时期，由于不同环境下的不同人民的自我肯定 需求的微弱差异，使得以抽象提炼为主的佛学分裂成了不同的派别，并各自具有各自独特的仪式和解释。 但到了宋代，由于经济生活的发展，人民不但需要佛学的教义来满足自我肯定需求，更希望佛学的仪式能 够足够简化，从而在时间上满足自己对于俗世生活的肯定需求。因此，简便易行的净土念佛法门广泛流行， 诸宗与净土合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第二，道学对于其他两种学说的影响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无论是礼法还是抽 象都很难在快速变化的生活中对人民的自我肯定需求给予足够的支持，而号召“师法自然”的道学则成为 新的选择，并进而影响了其他两派。理学代表朱熹所强调的“格物致知”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第三，最为突出的是，儒学从以往对于佛学的高高在上的态度中走下来，对于佛学的排斥与打压中走 出来，开始正视并吸收佛学中自身原本不具备的学术体系。这里面最典型的代表便是王阳明的“心学”。 王阳明从“泛滥词章”、到“笃信朱子”、“出入佛老”，到最终回归儒学，对各派各学都有很深的研究， 最终提出了“致良知三字, 真圣门正法眼藏”。 而恰如何静所说，王阳明所谓的“良知”，恰恰来自于儒释 道三教的共同智慧，“是和合儒释道气象的儒学的新境界”。 而从根本上看，其实是因为儒释道三家已经 无法单独承担满足个体自我肯定需求的局面，因此希望提出解决方案的王阳明通过自己的智慧融合三者， 最终达成了这一目的。 从整体发展上来看，由于时代的发展，农耕社会的基础建构正在逐渐崩塌，因此过往的经验逐渐不再 适用。在这一基础上，儒释道三派都已无法单独满足人民个体以想要的自我肯定需求，因此不得不走向融 合以期获得对自身学说的自我肯定。而这一过程，虽然为中国古典哲学带来了理学乃至心学的新高峰，却 仍然难以应对以先进生产力为基础的西方学说带来的巨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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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的农耕社会时代，无论是以宗族礼法为基础的儒学，还是以

师法自然为基础的道学，还是以轮回转世为基础的佛学，其实都是从人民个体的自我肯定需求中出发而产 生或进行自我改造的学说。而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面对不同历史阶段人民群众的自我肯定需求的变化， 它们作为共同认知膜的有机体，也进行了相应的改变以保持其自我肯定需求在个体层面上的满足。这种个 体与学说之间的自我肯定需求的互相矛盾与满足，是中国农耕社会时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主线之一，也是导 致儒释道三种学说在中国实现并存的根本原因。 而在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会面临危机，根本原因仍旧是人民群众的自我肯定需求发生了变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产与生活方式彻底改变，社会的变化节奏加快，历史、自然乃至思维全部面临重新 的解读与构建，而以这三者的需求满足为生存条件的儒释道三教也就面临了新的挑战。相反的是西方学说 往往以工具或抽象个体为生存条件，受世界节奏变化较小，因此相对来说满足感更强。（佛学虽然也是抽 象，但更重于抽象概念）所以，“三千年未有之危局”的形成，具有其独特而必然的历史规律。 从认知膜的角度来说，中华大地上经过几千年的浸染，已经在三元合一的基础上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 中华文化认知膜。这个认知膜的特点，一是以儒学和道学为代表的强烈的本土特色，二个是以儒学和佛学 为代表的强烈的入世和出世哲学的并存，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则是一种在三元合一的历史成功经验 上建立起来的兼容并包的气度。这是中华认知膜能够长期存在于世界，并能够走出末路危机的根本优势。 中国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至于承接引领世界未来发展的责任，必须在中华认知膜中进一步融合 - 45 www.erfrontier.org

现代科学精神以及西方哲学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升华。我们要明确自我肯定需求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抓住人民的现实疑虑、幸福追求和终极关怀，建构具有前瞻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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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

蔡恒进（1964- ），男，汉族，博士，

现任武汉大学国际软件学院教授、博导，

2 耿嘉伟（1988-

），男，汉族，学士，软件工程，武汉大学

国际软件学院。Email: geng1018@gmail.com

1984 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空间物理学 士学位，1989 年获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 与应用研究中心空间物理硕士学位， 1995 年在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 分校获空间物理专业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兴趣是服务科学和 认知科学。 Email: hjcai@w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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