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 桌 座 談 會 平 衡 、 另 類 、 還 是 無 法 類 比 ？ ﹣ 探 討 關 於 藝 術 家 營 運 空 間 的 文 獻 記 載 面對未來，以怎樣的心情？ 在寫這文章的前一陣子，讀過卡繆的《鼠疫》，故事是關於一座小城發生了毀滅性的 鼠疫，主角同時是整場疫症的見證人，並寫下他的所見所聞，城中的人只能期盼和幻 想疫症將會離開，但無人得知何時才是最壞的時候，直到當下變成過去，一切都塵埃 落定，才得以看清楚事情的全貌和經過。我們從來都難以界定一個階段的起始和結束 ，或許這根本沒有明顯的分野，正因為我們無法預知將來，故記錄即將成為過去的當 下便變得重要，好讓往後能據此考察這個無以明狀的階段，整理出當中的脈絡。 任何關於歷史的書寫必然要以文獻為基礎，藝術史也不例外。藝術機構和空間面向的 不同才令整個藝術生態得以完整，藝術家營運空間固然擁有其獨特地位，甚至處於一 個迫切地需要被記錄的狀態，因其每個變化也和當代藝術生態環環相扣，這個狀況之 急切在這次的圓桌座談會上亦多次被提及。 的確，和商業畫廊和公營美術館相比，藝術家營運空間的持續性和發展模式很大程度 受資源所限制，因此往往較不穩定。座談會上 Ringo Bunoan（藝術家、AAA研究員） 提到不少藝術家營運空間在菲律賓出現和消失，它們面對當地經濟（地租、鋪租昂 貴）、藝術市場（商業畫廊的興起）的影響而顯得弱不襟風，有的壽命只維持了三至 五年。這使我直接想到香港的情況，本地藝術家營運空間寥寥可數，商業畫廊仍有增 多的趨勢（質素有待觀察，而且畫廊的方向未必與當地的藝術生態有很大關係），如 Para/Site 也早已變換形式生存，也許其原因不盡是受市場和資金影響，但這也正在說 明藝術家營運空間是不斷經歷著多方面的變動，包括位置、模式、人事等，甚至連藝 術家自己也難以預計所營運空間的前景。無可避免，在經歷變動時，一些資料性的文 獻記錄也許只能短暫保存，令文獻記載的整理必需及時。
Para/Site 創辨人梁志和分享其個人經驗時提及人有種害怕失去資訊及記憶的不安心 態，特別是因當時香港面臨回歸，害怕歷史被抹去。我在想這種心態和文獻記載的出 發點是否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而這種不安是否可以有助我們於整理文獻記載的龐大 工作上前行？ 這種心態是不難理解的，由藝術家營運一個空間，涉及的工作繁多，策劃一個展覽已 有多項文件、記錄、照片衍生，人於生產過程中必然有情感的投注，因而增加了對失 去資料的恐懼，這亦是一種對未來的恐懼，因為我們無從知道自己會否在下一秒失去 某些過去的記載，而保存這些物件讓我們的記憶得到了憑證，曾經經歷過的事情才不 會消逝得毫無痕跡。 座談會上反覆提問誰是文獻記載的對象，不論是研究員、歷史學家、藝術家、策展人 或公眾，我們所設定的都是後來者。關於害怕失去記錄的心態，其中想必也包含著一 種對未來的假設，對於資料會否再次被需要、應用，基於未來的不可知，我們不能解 答。在積極的層面，這容許我們有著「資料可以被後人隨時查閱」、「資料或會對將 來書寫藝術史很有作用」的期望，這也是文獻記載工作的一個很重要的出發點。 其實在藝術家擔心會失去擁有的文獻記載時，他已有一個需要整理文獻記載的意識。 梁志和說自己把過去空間運作所衍生的資料，嘗試以出版的方法來令它們不至散亂、 遺失；Videotage 的鮑靄倫面對科技的進步和淘汰的問題，於錄像的保存上不斷努力。 如此看來，這種不安的心態於個人來說可算是一種不容忽視的推動力，它有著一個良 好的效果，使藝術家在主理一個空間時也不忘為其所作的項目進行保存、記錄和整理 ，讓過去有跡可尋；也使藝術家在面對整個藝術發展時能夠擔起一種責任，一種有利 於社會、未來的責任。那麼，當藝術家能夠成為文獻採集的起點，整理文獻的工作無 論是以怎樣的方式繼續進行、由那個角色來擔當，整個系統也能更容易地運作下去， 作為第一身（製造資料）的藝術家本人，都能以更心安理得的態度面對往後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