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 by 台大意識報

編輯的話各位讀者大家好，我是 105 刊的總編脩閔。本刊的專題生成，自上學期開始。從問題意識的形塑、受訪者的確立，到內容的討論與來回的校稿，105 刊於焉完成。這其中，有編輯與許多新進社員的作品，在處理各個龐雜的議題時，感受到價值的辨析探討，以及如何用一篇篇文章分野拉出專題架構的艱辛。本刊共有四個主題，由「人社班」、「108 課綱」、「司法與媒體」三個專題，及「人物專訪」所組成。「人社班」專題，從人社班總計畫談起，探討其與人社營的關係、所欲達成的目標，進一步討論專班 vs 分散後的人社班轉型及其中的利弊考量、真正落實到課程架構後的學生觀感，此外也探討了教學資源的分配問題，從老師與學生的不同觀點切入。此專題的作者群，幾乎也都讀過不同學校的人社班，透過訪談與撰稿的過程，也像是在跟人社班制度與自己的高中就讀經驗對話。「108 課綱」專題，從課綱的課程架構談起，探討制度設計的原意與理念，並透過訪談第一線的高中教師，理解制度落實的真實樣貌，其中，更針對國文的文白比爭執、歷史課綱內容的爭執撰文，新課綱如何影響大考、對教育不平等產生的影響、課程轉型如何落實，這些都是攸關教育制度設計目標的核心問題，透過此專題，試圖構築 108 課綱的完整樣貌。「司法與媒體」專題，透過司法端與媒體端的互動，試著剖析現今司法教育與媒體報導司法議題時面臨的困境，因此兩篇文章分別從司法與媒體兩端出發。第一篇訪談了在不同媒體業做司法議題的記者與自媒體經營者，從他們的角度看自己如何寫帶有法律議題的報導，媒體業又面臨了怎樣的結構性壓力與現今的轉型；另一篇則從司法端的發言人談起，他如何銜接判決書與媒體之間的距離，讓艱深的法律條文與判決過程，透過媒體而傳達給大眾。「人物專訪」設計，則是效仿意識報過往的「校園意語」專欄，將視角轉移到台大學生身上，紀錄其生命故事、社團生活，甚或關注的議題、倡議行動等等，本刊採訪的是在 2020 總統大選前爆紅饒舌歌曲《華康少女體內份子》的作者 -- 楊舒雅，她目前就讀台大政治系二年級，同時也是台大嘻研社幹部，從她的創作動機、對饒舌圈的觀察開始，也擴及性別與政治議題的討論。希望讀者們喜歡這期的作品，如果對意識報有興趣，也可以來參加我們的編會！

2008 年 1 月創刊 2020 年 5 月第 105 期創辦人｜孫有蓉社長｜陳泓瑋總編輯｜黃脩閔執行編輯｜柯亮宇鐘晨屹許悅人社班專題｜許悅林禹彤葉田甜嚴子晴吳品云陳人豪王紹孺柯采元曹雅婷陳泓瑋 108 課綱專題｜柯亮宇李奕慧歐陽玥邱映寰鍾佳倫楊凱傑司法與媒體專題｜鐘晨屹邵勸明王俊友翁庭誼人物專訪｜許悅李奕慧歐陽玥策畫編輯｜陳人豪封面設計｜楊智偉美術編輯｜陳人豪林語瑄郭學云吳培鎰柯亮宇郭沁妍訂戶業務｜李佳欣 0989196080 會計｜陳泓瑋印刷｜千業印刷聯絡信箱｜ cpapercontributio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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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來時路人社班緣起、轉型與學生就讀經驗緣起與計畫內容 1. 從「人社營」到「人社班」「人社班」是由「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演變、擴大而來。由於過去台灣社會普遍存在「重理工、輕人文」的現象，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生往往不足，因此中研院朱敬一院士、台大社會系陳東升教授希望能夠從高中發掘、培養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人才，並與陳志柔教授一同協助推動計畫，於 2000 年起由科技部（當時的國科會）補助舉辦「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為了使少數人參與的營隊性質，擴大至一般的基礎教育體制中，落實人才的培養，2004 年教育部開始補助「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資優班教學改進計畫」，委由中研院社會所執行，陸續於高中端成立人社班。2019 年起轉由國教署主辦「高級中等學校人文及社會科學基礎人才培育實施計畫」，委由中研院、台灣大學、清華大學、中正大學、成功大學、中山大學、東海大學等校執行［1］。除了培育研究人才，陳東升教授認為，人社營發展到人社班還有另一個目的：人文社會科學種子教師的培育。由於人社班的部分課程和現今的 108 課綱相似，高中端教師在指導人社班學生的過程中，也會參與人文社會科學專業領域的知識培養，透過體制內教師的參與，希望可以達到人社教育延續的目的。針對教師培育的說法，陳志柔教授則認為，高中教師原先

林禹彤葉田甜

人社班總計畫就有一定的專業素養，人社計畫期望能改變高中人社教育的態度與觀念，當學測及指考的命題方式從死板到重視素養時，教師就會調整教學方式，而人社計畫也試圖達成這樣的目的。兩位教授都是希望除了透過課程激發學生對於人社領域的熱情，也欲改變，或至少影響高中端教師的教學方向與態度。

2. 計畫課程介紹目前「高級中等學校人文及社會科學基礎人才培育實施計畫」分為 A、B 兩類，兩類課程皆是由設有人文及社會科學（含語文）資優班或實驗班之高中申請。A 類計畫為「高中人文及社會科學實驗班課程」，課程內容包含大學教師授課之人文及社會科學導論課程三學分、研究生授課之經典閱讀課程三學分，以及高中教師指導之專題研究課程三學分，申請 A 類計畫高中之人社班學生，大多會於高二時撰寫專題，並於暑假參加高中人社班專題討論研習營隊；而 B 類計畫則是於高一時開設人文及社會科學導論課程至少兩學分，兩計畫的比較如下表所示［2］。此外，關於專題撰寫的形式上也有所爭議，以及因資源分配不均，出現專題呈現參差不齊、人社班學生接受的教學上有所落差的情況，我們將在後續文章進行細部的討論。

計畫類型

A 類計畫（高中人文及社會科學實驗班課程）

B 類計畫

課程內容

人文及社會科學導論課程（三學分）經典閱讀課程（三學分）專題研究課程（三學分）

人文及社會科學導論課程（至少兩學分）

是否撰寫專題

是

否

表 1 A、B 類計畫介紹

3. 高中參與計畫初期參與 A 類計畫的學校有建中、北一女及中山女高，2007 年開始陸續有中女中、雄女等學校加入，直至 2018 年一共有十所學校加入；2019 年 108 課綱施行以及招生等問題，建中、北一女及中山女高三校改為分散式的成班，雄女、竹中則分別退出人社班計畫［3］。計畫方對於與高中端合作的部分，主要交由各地區大學與高中聯繫與合作，計畫方負責提供經費，大學負責提供導論課等課程的師資，高中教師則主要是在專題寫作方面指導學生。

成果評估「培育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人才」為人社班成班目的之一，然而，人社班計畫目前只持續了 15 年，許多畢業生均還在就學，無法確切得知他們未來的生涯發展，因而我們仍無法準確判斷人社班是否成功培育了許多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人才。但陳志柔教授認為，只要有學生因人社班而對人文社會領域有興趣，甚至願意進入人文社會科學相關科系就讀，人社班計畫便已經達到其目的；即便沒有進入人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能讓學生對人文社會科學有所認知，開始認識這塊領域，也達到計畫的目的。根據 104［4］、105［5］及 106 年度［6］的《高級中等學校人文及社會科學基礎人才培育計畫期末報告》，有一定比例的人社班畢業生選擇就讀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科系。此外，所謂成果不僅是自學生畢業後的職涯選擇判定，學生在人社班學習過程中的收穫、能力的提升更難以從成果報告書的學生科系選擇窺見。至於學生就讀的經驗、人社計畫實際運作時的困難等人社班完整、立體的圖像，我們將在後續幾篇文章中進行討論。

參考資料［1］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8），《108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人文及社會科學基礎人才培育計畫辦公室計畫申請書》。［2］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8），《高級中等學校人文及社會科學基礎人才培育實施計畫（函頒版）》。［3］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9），《歷年參與學校名單》。［4］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6），《104 年高級中等學校人文及社會科學基礎人才培育計畫期末報告》。［5］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7），《105 年高級中等學校人文及社會科學基礎人才培育計畫期末報告》。［6］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8），《106 年高級中等學校人文及社會科學基礎人才培育計畫期末報告》

嚴子晴、吳品云沒人來唸怎麼辦－－高中端的應對策略

考量與理想的教育想像下，人社班的分散式教育都成為各高中的選項。

人社班在 108 課綱的調整、以及多所學校遇到招生不足的窘境之下，包括建中、北一女、中山女高等校都將原本的

這個方式似乎對於高中端來說是阻力最小的路，但在這

人社班改制作為因應。建中的做法是將人社班打散、歸納成

個改制的應變過程中，執行人社班計畫的老師有不同的解讀

人人可選擇的人社教育學程，與其他學程並行供學生選修。

以及想法。當初推行人社班的期待是設置像人文社會科學實

這樣的做法對照了 108 課綱多元選修教育的理想。然而這個

驗班，而不是資優培育傾向。陳東升教授表示，「資優」以

單純的原因背後，反映著當今中學教育文、理組資源不對等

及「專班」的設置，其實是因應教育制度的決策。不集中的

的脈絡。建中的黃春木老師就坦言，一直以來都有同學想學

話，當時教育部的規定就沒有辦法叫資優班；而沒有辦法叫

習人文社會，卻因為家長的反對、對於現實考試制度的妥協；

資優班，就沒有辦法去申請經費。對陳東升教授而言，當初

另一方面，在現有的考試制度運作下，基於升學考試的優劣

最重要的是進入整個體制，因此在設班上些許妥協，同時也

考量，不僅是社會組不斷在萎縮、每年報數資班與科展競賽

跟第一線的老師溝通，期待在高中階段對人文社會科學「有

的學生也在不斷下降。

興趣」的學生，能在知識學習上，有同儕老師的支持。而不是過度強調了「資優」，讓這變成一種標籤衍生學生的壓力。

中山女高同樣順著 108 課綱的潮流，將人社班從集中式轉型成分散式。中山的特教組組長張馨仁表示，由於人社班

當北部地區的學校因應少子化將原本的人社班轉變成讓

導師責任重、不易選任，再加上學生報名人數有下降趨勢，

有興趣的人都有機會可以選修的分散式制度，試圖在這樣的

校方也希望能在制度上提供學生更有彈性的學習環境，因此

困境下力求突破，看似創新的解套方案看在計畫主持人陳東

校內早已有轉型為分散式的討論，這次恰好搭上 108 課綱因

升、陳志柔兩人的眼裡，卻有不太一樣的想法。首先，兩位

而成功轉型。馨仁組長也指出，雖然分散式目前僅實施第一

老師都考慮到不能忽略教育現場的文化、各校之間資源分配

年，成效還需要夠後續追蹤，但就報名人社課程的學生人數

的落差，而分散式的設計其實很仰賴學校本身的資源多寡，

而言已比往報名人數 50 至 60 名。就報名人數而言，分散式

資源多的學校可以利用分散式課程替學生規劃更有彈性的選

現階段的確比集中式更能吸引學生，開放人社課程使所有對

修課表。若是學校沒有相關資源，可能會讓分散式的人社課

此有興趣的學生皆能參與，讓學習的可能不再受到類組、班

程跟 108 課綱的多元選修課程看不出差異。因此對於已經轉

別的限制。

型成分散式班級的學校，雖然老師們都是抱持尊重與支持的心態，但是陳志柔教授也直言並不會輔導所有高中都跟進這

歡迎光臨人社班－－制度設計的理想

樣的改變，「或許北一女、建中有這樣的條件，但別的學校比較難有」所以讓各校擁有自主判斷的空間。

人社班的低報名率固然有結構性的問題所在，彰顯了台灣社會組不受重視的困境。但當人社教育消除了既有的門

除了制度面的反思，老師們也從學生的角度出發，思考

檻，變成所有學生的可得選擇，其實也代表著人文社會在人

對於學生來說集中式與分散式教育的利弊。資源的開放，的

才教育的另一種機會。黃春木老師認為，就算是理工類型的

確讓學生在規劃課程時擁有更多的自主性，接近資源的多元

科系也需要人文素養，尤其是他接觸過的不少學生其實對兩

管道也拓展更多的可能，但是老師們強調，不能忽略人對於

者都有興趣，所以人社班的轉型不但可以讓學生接觸到跨領

社群連結的渴求，尤其是在看重同儕的高中階段。「假如你

域的思考邏輯，也可以將人文學科的種子傳播得更遠。人文

沒有那個社群的認同、社群的連結，然後你沒有一個合適的

社會學科不應該只是學生在升學考試中退無可退的避港，跨

經營這個社群的機制，那你如果完全開放，那就崩潰了。」

越資優與社會組的門檻與刻板印象、每個領域的學生都應該

陳東升教授就以台大曾經討論要不要設置大一大二不分系為

要有機會接觸，人文社會的推動才有意義。因此在現實情境

例，他認為台灣的學生在過往升學體制的培養過程中，需要

有一個安身立命的場所，在向外探索歷練的同時賦予一定的

考、寫作能力越來越被看重，「我們本來就很有信心（人社

彈性，而系所、學會活動則給予個人歸屬感，能給予更多向

班）是一個很好的學習過程」。

外發展的鼓勵。而陳志柔教授也是抱持同樣的看法，「（美國）大學你雖然有個主修，但沒有說同班同學，台灣即便到

人文素養的養成，以及人才的培育，是整個人社計畫的

大學還是走同班同學的路，美國大學跟高中是沒有的，所以

執行目標。這群老師體認到要讓長期重理工輕人文的社會現

那種小孩是從小就習慣在沒有班的情況生活，台灣不是這種

象有所轉變，是必須要讓這些資源進到體制、讓更多人感知

制度，你弄一個分散式的是制度突破，可是實際上是違反目

人文學科的力量。在用教育改變社會價值觀的過程中，儘管

前台灣文化，風險很高。」他擔心分散式的制度設計會讓對

不可避免地遇到外在的質疑、升學抉擇的妥協，他們仍然用

人文社會學科有興趣的人缺少形成凝聚社群的契機，先前專

人文社會的關懷與想像看見結構的限制、並找尋更多空間，

班的好處是對人社有興趣的學生，在人社班的空間可以找到

打破舊有的框架。人文社會科學並不是過了升學考試便會過

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切磋，彼此會產生凝聚力，讓他們走

期的有限知識，而是一種具有可塑性的創造力，能看見表象

在這條路上不會走著走著就散掉了。在現階段台灣的高中還

背後的交錯變化，能在複雜的難題中創造更多可能。

是以班級為單位來從事各種活動的狀況，來自同儕的社群支持對於高中生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人社班計畫內的集中式與分散式班級外，雄女則是選擇與上述兩者不一樣的路。108 課綱施行後，雄女老師經

對於人社社群的集結，中山女高的馨仁組長有不同的看

討論決定退出人社班計畫，改在 108 課綱的選修課中放入撰

法，她指出，即便採分散式教學後，來自不同班級的學生在

寫專題的課程設計，修課同學無論是自然組或社會組皆需撰

人社課程以外沒有共同課程，但學校還是規畫每三週有一次

寫專題。針對這項決定，雄女歷史科郭孟蓉老師認為，雖然

專屬人社班的班會課，可就共同議題相互討論，有不少學生

過去在人社班計劃內的集中式人社班的學生，所撰寫的專題

還是自發組成服務隊，準備在暑假到幾所小學舉辦營隊、協

成果不錯，但集中式的人社班有資源分配不均的疑慮；選修

助課輔。由此可見，成班並不是創造學生之間社群連結的唯

課擴大對象的方式也許不如過往效率佳，但也使資源過度集

一方式，還可透過安排其他活動，營造團體的歸屬感與凝聚

中於少數特定學生。對高中端的老師而言，讓所有資源讓有

力。

心學習的高中生共享、學生在過程中學到東西，意義更為重大。此外，選修課程的設計也能讓不論哪個類組的學生，依

凝聚創意的空間－－集中式與分散式設計的反思

據自己的人文或自然科學等興趣選擇自己想修的選修，並進一步去探索。退出人社計畫後，雄女也會與其他大學合作，

既然現階段的分散式設計在老師眼中並不是最佳的選

邀請大學教授進入校園講課。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雄女退

擇，他們也各自回應了人社班到底該以什麼樣的面貌去回應

出人社班計畫，但在 108 課綱施行後，能夠讓資源分配給更

近年來招生不足的問題。陳東升教授認為分散式設計並非只

多人，學生也能從中獲得與過去人社班類似的訓練與經驗。

有缺點，也是為了達成人社班成立的初衷而因應的不同策略，只是需要更將學生的需求的納入考量，因應不同的變化

結語－－人與社會的未來

搭配不同的操作方式，不會只有一種標準的解答。如果能夠在分散式的制度設計基礎之上，想辦法讓這些人有一個建

「所以我們人社班為什麼要顧好這個香火呢，除了現在

立社群的可能，也不失為一種解決辦法。像是北一女的做法

的狀態之外，可能還有外溢效益。等到準備好他可以擴散連

是仍然給予一個空間，讓平時分散在各班的人社選修學生可

結出去，這對未來快速變遷社會的韌性是很重要的。這種有

以聚在一起，在空間上有凝聚的基礎，這樣的設計就讓老師

韌性的社會要建立起來，最重要的還是人，不只是技術的人

大為讚許。另外，陳東升教授也提議可以參考牛津或劍橋書

才，要有思想的人才。」陳東升教授的前景遠大，熱情卻不

院裡的導師制度，在固定的時間請一名駐校作家，在凝聚的

曾消退。對於計畫主持人跟在教育現場的老師們來說，不論

空間中，學員與老師可以分享自己的作品。所謂有意義的事

是分散或是集中教學，人社班的魅力並不會因為班級的隔閡

情，就能在這樣的環境設計裡面發生。

而被阻擋，而是期待有更多的同學能被彼此接納、用關懷彼此串連，為台灣社會的未來打造出一片更加溫煦的展望。

陳志柔教授則是鼓勵學校從招生策略做改變，他認為前幾年可以在招生策略上做些改變，他認為前幾年人社班之所以無法吸引一類組的學生去讀，是因為學生甚至是家長會認為，人社班的訓練對於升學沒有幫助。但是 108 課綱上路之後，不論是升學的方式越來越多元，還是對於素養的重視，都會讓人社班所重視的價值以及在這段期間培養出來的思

一個人社班畢業生對計畫的回應與反思

陳人豪

兼顧探索與研究的三年藍圖？人社班的課程可以粗略的分成兩個大面向，一方面是進入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探索性課程，包含各學門的導論、導讀等；另一方面則是學術寫作為核心的研究性課程，包含的課程除了基礎的研究法外，便是人社班重頭戲的專題研究了。這些課程以「導論－學術研究」的藍圖填滿了人社班的三年。

被學業導向框住的人社體系這個藍圖的問題不在內容，而是時程。在高中三年，要塞進這些課程，同時兼顧基本教育的學業進度，實是相當壓縮且緊湊的，尤其國中課程提供的人文社會領域接觸並不多，要讓剛進高中的學生馬上進入人文與社會科學的世界，更不簡單。就我自己的觀察，大部分高一學生在對人社有個具體想像之前，就已經到得交出研究計畫的時間了，導致高二專題研究時許多人不斷經歷反覆的題目大修改，甚或無法找到自己的核心關懷，最終，探索人社世界和做好專題研究陷入顧此失彼的窘境，若極端的情況甚至會對人文社會產生排斥感。導讀課作為高一學生最初接觸的人社課程，其重要性不言可喻，但相較於導讀課，導論課卻受到較多的批評。追根究柢討論的話，這與大學教育和高中教學現場的認識不同有關，建中黃春木老師便認為理想上，專題導論的講者就是「說故事」，盡量不要太知識性；但實際上的課堂中，有許多教授會直接以自己的研究內容作為主軸講課，比如心理學教授直接切入計量心理學的專業、歷史學教授以自己的研究見聞為主軸進行敘事等，使得高一學生要進入該學門的情境變得更加困難；另外，對於校方來說，要找到願意帶導論的教授也有難度。在這樣的困境下，導論課對大部分人來說常常淪為抄筆記、交作業卻沒有吸收的循環，只有少數本來已經有基礎或概念的學生才能真正達到導論課預期的效果。

人社計畫進入高中資優的框架後，不免受到台灣升學主義的觀念影響，最常被提到的便是招生人數的問題。招生人數一直是人社班的罩門，有能量開辦人社計畫的學校，通常是「明星高中」，相對也帶有相當沉重的理工升學包袱，使得人社這個社會組導向的班級一直處於招生劣勢。因此，人社班欲提振招生情形，勢必得與升學體制做出妥協，「資優班」的名號當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便是強調人社教育對升學體制的助益。升學宣傳與補習班榜單的邏輯本質上無異，猶記得我在進入人社班的當年，學校說明會便特別強調了學測成績優異與學長個人申請的表現，這並非壞事，顯示了人社班的訓練與大學的需要是相互接軌的，也表示人社計畫的成功。與升學成績綑綁在一起的最大風險，在於人社知識的實質內涵被忽略，淪為工具。當升學由過往分數決定一切走向多元入學、面試甄選、學習歷程的方向時，高中學生具企圖心地規劃每個社團、活動、寒暑假以求「豐富」的備審資料已漸呈一種風潮（儘管是否有實際效益仍不得而知），人社班的課程，尤其是專題研究，在這個框架裡是相當有吸引力的素材。對於學生來說，若拚死拚活完成專題研究可能無關乎學術寫作或關懷，僅僅是為了以後可以在面試中強調自己的經歷，本末倒置之餘，也形成資源分配的問題。我也曾好奇過，為什麼人社班沒有直升大學的管道，但的確如陳志柔教授所言：「人社班如果做這種事情，你就可以想像大家整天想的都會是『我會看你是什麼標準』。」一旦落入升學主義的框架裡，對於興趣培養與啟蒙特質的課程都會形成致命傷。

陳東升與陳志柔教授都有再三提到，人社計畫並不是一個訂得死死的企劃，它著重的核心是人社素養與概念的推廣，以及學生為主體的學習，也期待這樣的想法能夠在高中教學現場投進一些改變的契機。高中教育結構的環境固然是值得關注也複雜的議題，但若用小一點的問題框架去檢視這個理念的實踐，我認為可以從「學業成績」的面向切入。在我求學的歷程中，人社班總與「社會組資優班」的想像綁在一起，也許是印刻著傳統對資優班的概念，每次學期考試時，國文、英文、社會科等文科成績總會被特別檢視，成為一種評斷該屆人社班優劣的方式。然而，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學科知識與高中國英社的學科知識並不是相互對應的，其在授課時數上的比重亦不平均，以高中必修學科去評斷人社班的內涵，容易狹窄化人社計畫的目標與特質，但在高中教育裡，這又是最普遍的評斷邏輯，使得人社計畫的想像漸漸被高中體制給收編，反向的影響力亦難以發揮。對學生而言，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仍必須仰賴學生的自我覺察與主動性，但學生又同時面對自主性空間相當小的高中學業，兩者概念上的矛盾亦形成了人社課程升學導向化的推力。不論轉型成分散式與否，現在的人社制度仍與升學制度有著體制上的直接連結，因此課程上的評分、課程知識的教學都會受到影響，以人文社會知識的具有的外溢價值為主軸去調和升學主義所帶來的招生壓力，謹慎釐清與升學體制的交互關係，才是讓人社教育的初衷不被全然工具化的核心。

分散式必須面對的難題－情感支持台灣在高中階段仍是以班級為單位的教育體制，人社計畫之所以常被稱為人社班，也是循著班級概念所產生的，但是，在人社班實踐的多年來，對於人社是否「資優」的質疑，以及對人社資源以「集中」方式給予少數學生的疑慮所在多有，這與人文社會學門高度重視資源分配與公平正義的學科特質有關，而「分散式」正回應了這些問題。

在我的高中生涯中，必須承認班級對情感上的支撐具有很強烈的效果，不論是導讀、專題寫作、或是相應而生的成果發表準備，若缺少班級群的互相幫助效果，很多事情是不易達成的，這呼應了陳志柔教授對同儕社群支持的重視。不過，專班的連結並不僅止於同儕，教師群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在我專題寫作的過程中，教師指導一部分是學術性的引導，但另一大部分是情感上的鼓勵與互動，而這個情感基礎便根源於高一各式課堂上與任課老師的感情培養，在專班裡，教師能在指導前對學生有足夠深的連結，也會因為預期要指導專題研究而提到相關的概念，而學生除了能預先對教師的專業範圍有認識外，也能相對容易的進入與教師討論的情境裡，可以說專班的環境營造了門檻較低、更加雙向的師生交流，這對吃重高中教師帶領的人社課程來說是相當有助益的。分散式成班最直接的問題當然就是上述情感基礎的動搖，比如 108 學年度建中的人社新生，除了彼此在人社課程外不太會有相處時間，他們的專題指導老師亦沒有在高一指導他們學業學科，當他們實際深入認識老師，已經是在寫專題的過程時了，這無疑增加了寫作的挑戰性。分散成班確實增加了學生選修的彈性，同時讓人文社會課程在現今多元選修趨勢下，能夠避免被單一班級壟斷，但對於像是專題研究這種吃重情感支持的持久戰來說，是相當不利的。分散式受制於高中教育框架，無法像大學班擁有高自主的教師選擇權，且因為仍依循人社計畫的結構，亦無法推廣到每個班級皆能有參與專題的機會，學生僅能選擇不熟的指導老師，又同時失去專班的社群扶持，呈現相當尷尬的磨合狀態。我並非反對人社資源應當有更低的參與門檻，亦不認為人社具有傳統上資優的想像，但在現今高中體制與學校教師的排課邏輯下，分散式的教育呈現了非常嚴峻的學習曲線，結果恐怕是大部分的學生無力完成人社課程，或是淪為填充學分的歷程，這點是必須嚴謹面對的。

專題與專題營－學生經驗與反思「專題研究」是人社班高二的重點，學生需以一整年的時間，根據其研究題目，利用適切的研究方法，透過指導老師的協助，完成一篇盡量符合學術寫作格式的專題。學生通常會在高一下學期末及升高二的暑假構想研究主題、確認專題指導老師，並在與指導老師討論後開始專題寫作。專題完成後，各校人社班會在校內舉辦專題成果發表會，並邀請校外評論人前來講評。校內成發結束後，學生將針對成發時獲得的建議修改專題，以參與暑期的專題討論研習營（以下簡稱專題營）。專題營為全台各校人社班學生發表專題的重要營隊，通常辦於每年七月初，為期三天，地點為台大集思會議廳。在專題營之前，學生必須繳交論文全文，由計畫辦公室安排研究生進行書面評論；參與專題營的學生也須針對他人作品撰寫評論。專題營除了少數共同課程以外，多數時間是小型研討會形式，由學生分組進行口頭報告，並邀請大學教授做綜合講評。專題營提供高二同學上台發表專題成果、接受評論人指導、與各校同學討論的機會，同時讓台下聆聽的高一同學觀摩學習，為自己接下來一年的專題寫作課程做準備。此外，高中教師亦會參與專題營，與他校教師交流、聆聽評論人對本校學生作品的建議，專題營進行的同時，各校教師代表會與計畫主持人陳志柔教授開會，討論第一線教學時面臨的困難。

一份「高中生」的專題研究：專題的要求與意義撰寫專題的過程中勢必耗費許多額外的精力與時間，這也是許多學生在升高二時選擇轉班的原因。專題研究課程在人社班的定位是什麼？人社班學生的專題研究應該做到什麼程度？對此，陳志柔教授認為，「我看論文就是喜歡看背後的故事，好的論文就是寫完之後還會想寫，或是寫的過程中很痛苦，但寫完很爽。」專題研究重要的並非研究方法的精熟程度、字數的多寡，更非參考文獻的堆砌。真正重要的是在這份作品中，把「故事」說好，以及經過專題研究後，學生獲得的經驗、自信與成就感。陳志柔教授說，「高中生寫專題就是要讓高中老師看得懂，沒有人要你在高中寫社會學或是政治、法律的專題，用什麼問卷法、統計。」建中的黃春木老師也認為這份專題研究只是一份「習作」，重要的是把事情講清楚，以及在練習與修正過程中的成長與收穫。

許悅、王紹孺、陳人豪

至於專題研究之於人社班課程的意義，陳東升教授認為，「專題研究是要讓各位學習定義問題、獨立思考、蒐集資料、解決問題等等這些能力。」相較於一些歐美國家，如美國、法國、瑞典學生在高中時就已經開始培養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台灣的學生在這方面是很欠缺的。專題研究當初的設定，正是希望學生透過專題的寫作，培養實質所得能力。這樣的能力的養成，不只有助於在大學的生活中持續探索、發展在知識、學術上的興趣，更是面對現今愈趨複雜，變動愈趨快速的社會中，人們所應具備的重要能力。專題研究除了能幫助學生提升個人軟實力，在現實層面上不可諱言的是，專題研究的成果能夠讓學生在大學申請入學時，具有相當優勢，而這也是許多老師會在學生寫作專題的過程提醒學生的。陳志柔教授指出，在人社班追蹤調查中，許多學生提及，專題研究過程中論述與表達的練習，對於大學入學個人申請很有幫助的。

教學現場的困境專題研究雖為全國各校人社班皆有的課程，但在學生組成、指導老師選定、研究主題、內容篇幅、呈現方式等方面，各校風格多少有所差異。由於本文作者群為建國中學、中山女高、高雄女中、台中女中、台南女中人社班／語資班的畢業生，對這五所學校的情形較為了解，故在舉例上也以此五校為主。

1. 教師的焦慮與定位儘管專題研究當初的設定，就不是要學生交出一篇「驚天動地」的學術著作，而是更著重研究發現的「好好訴說」以及過程中的能力培植，但專題研究課程仍造成教學現場的高中教師們龐大的壓力。陳志柔教授提到，每次專題營結束後，與各校人社班老師的會議中，許多高中老師會詢問「是否能到高中舉辦研究法課程的教師研習」、「什麼是好的論文」。有些老師則對於自己指導的作品在專題營中受評論人批評，感到困惑、不滿，甚至期待計畫辦公室提供專題的「參考範本」。高中端的許多老師對於「專題研究」的想像，與當初「專題研

究」課程在人社班課程規劃中的定位存有差異。陳志柔教授認為，高中老師經常用一個過高的標準來對待專題研究，這進一步使他們對於自身能力產生質疑，並對於自己是否能指導學生完成專題感到焦慮。「大家都把事情想得太複雜了，老師就是當『讀者』的角色，去檢視基本的寫作邏輯。」談到高中教師在指導學生專題寫作時應該扮演的角色，春木老師認為，指導專題其實就是一直問學生「然後呢？」這個過程就有助於學生整理自己的思緒，使他們能夠完成一篇完整的文章。這份專題既然定位成一份「高中生的專題寫作」，要求自然與大學、研究所以上的學術寫作有所差距。在寫作的過程，老師重要的是閱讀、傾聽與陪伴，讓學生對於人社領域或是專題寫作產生興趣，而願意繼續鑽研、探索，就是所謂「好」的專題研究了。不過也有老師反應，研究架構、寫作格式、研究方法等指導專題時必須處理的問題，計畫方都沒有清楚說明，這些資訊的缺乏才是造成教師焦慮的主因。

2. 研究主題與指導老師、評論人的對應在學生組成與指導老師選定方面，建中與其他學校的方式迥異。大部分的人社班是二至六人一組，以團體的形式進行專題研究，培養學生合作溝通的能力；僅有建中與其他學校不同，在前兩屆即形成了一人一組進行專題研究的傳統，並延續至今。建中的黃春木老師認為，在人社班裡還有許多與同學合作的機會，不一定要利用專題培養。他也指出，一人一組的好處是，學生在摸索研究主題的過程中，得以發現自己的興趣所在，研究主題能反映出學生的特質。

此外，研究主題的決定也因各校指導風格而有所差異，像是在中山人社班，專題由國文、英文、歷史、地理、公民五科老師負責指導，學生可就自己有興趣的主題，與五科老師討論，並邀請與自己主題最相關的老師指導。學生的題目除國文、英文、歷史、地理、公民五大範疇外，也可以很多元，如非指導老師的專長，指導老師也會邀請該領域專長的校外師長協助指導，但主要的指導工作仍為校內五科老師。建中人社班的研究主題選擇相對多元，不一定要是指導老師擅長的領域。不過，面對研究題目超過教師專業領域時，教師通常只能當一個「讀者」，僅能對於文字、語句上提出建議，對於研究問題的凝聚，抑或研究方法的釐清，常常無法提出更進一步的指引，這樣的狀況可能導致學生在寫作

初期必須獨自摸索、深陷迷茫。在專題完成後的校內成果發表中的評論人，通常是依照研究主題選定。不過除了建中以外的學校，大多是由同一學科的組別討論後，共同邀請一位評論人，不同組的學生得在各自的研究主題間尋找交集，以邀請專業能涵蓋不同領域的評論人。雄女的評論人則是由中山大學統一安排，此時就會面臨評論人的專業領域無法完全對應各組專題主題，以致評論人意見可能與指導老師原本的指導方向相左的情況。

3. 研究方法基礎與「做中學」在大學中，研究方法是學術論文寫作前的必修課，在人社班高一時，有些學校有相仿的設計，但也有許多學校缺乏研究法類的課程，這對專題寫作的影響非常深。研究法的基本脫不了幾個元素：資料檢索、引用格式、文本閱讀、質性研究、量化研究、寫作，但高中的研究法不可能塞進如此大量的資訊，甚至有些學校壓根不重視研究法。儘管僅要求說故事性質的寫作，要組織起有邏輯性的內容以及足以完整支持內容的資料基礎，仍仰賴研究法的運用，在研究法基礎並不完整下去進行專題寫作，起步便會遇到困難。在寫作過程中，這些情況很常見：一邊查文獻一邊模仿其寫作方法（尤其很多是學位論文）、實際進行訪談後才發現訪談方法的不適用或缺失、或問卷統計後才發現缺乏有效推論的能力，學生在不斷試錯的歷程中，才能逐漸領會研究法的概念。先不論過程中熱情的磨耗，通常到這個階段，專題已接近發表，也沒有時間重新來過了。這個現象形成了「做中學」的專題寫作型態，一方面導致專題研究成為研究法的練習，進一步強化專題寫作的碩班先修色彩；一方面也使得心力消耗於研究法的試錯，而喪失了對於寫作主題的聚焦。人社計畫必須意識到研究法之於專題寫作的重要性，以更有結構的課程大綱去建立高中端的研究方法類課程，思考教學到什麼深度、廣度是必要或不必要的，並避免當今過於鬆散、缺乏引導性、各校歧異性大的課程設計，才能讓學生具備足夠的問題解決與寫作能力，又不至於讓專題寫作演變成學術金字塔的練習課。

4. 「創作」形式的專題至於專題可否以「創作」形式而非論文寫作，長期以來是飽受爭議的問題，每年都會有學生想嘗

試寫小說、繪畫、攝影、拍紀錄片等各式創作作為專題，而非傳統的學術研究。對此，陳志柔教授表示，自己希望可藉由專題鍛鍊學生的論述能力，因此雖然可接受創作，但不認為這是主流。計畫方對專題呈現形式大致上不多做要求，主要還是給執行端自由決定的空間，由各校高中老師自行規定專題形式。在各校教學現場，對創作為專題呈現形式的接受程度各有不同，雄女郭孟蓉老師指出，計畫初衷是培養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人才，再加上過去通常是研究為主，因此會希望專題是研究導向。張馨仁組長認為，大多數學生的專題會以研究報告的型態呈現，但也有少部份同學希望藉由創作、展演的方式進行，主要由學生與專題指導老師取得共識即可。建中通常是就學生過去於該創作領域的得獎經歷、作品集等，綜合評估專題題目的可行度。

專題營的資源分配問題專題營按例辦在台大集思會議中心，台北以外學校的學生參與營隊時所需的食宿、交通等花費均由計畫方補助，不過由於名額有限，部分學校的高一學生無法全班來台北參與專題營，部分同學就喪失了觀摩學習的機會。不同地區學校所獲的資源固然有所差異，專題營提供了所有人社班學生發表、互相觀摩的機會，更彰顯了不同地區學生在面臨他人提問、評論人指導時的反應差異。像是有些高中由於不在人社計畫中，學生未受完整的人社班課程訓練，又加上專題課程安排在高一，比人社班提早一年，因此學生在專題營期間可能無法回答同學的發問，對評論人的建議也不甚了解。相對的，大部分人社班學生在台上較能應答如流，這可能加深了學生對能力差距的主觀認知，並將這樣的情形直接歸因於個人能力，未考量到區域資源不均的原因。

對此，陳志柔教授認為，計畫方在規劃時有將資源分配納入考量，如開放部分沒有在人社計畫的高中參與專題營，便是讓他們有觀摩學習的機會。陳東升教授則舉了秀峰高中為例，即便導論課只有一班，但開放其他班級的學生也可以參與，而非僅限於實驗班，以此來嘗試平衡學校班級間的資源不均。

矛盾的「獨立思考」在討論完專題與專題營後，我們希望以獨立思考這個大概念，為專題研究的討論做個小結。人文社會的教育中不斷強調獨立思考的重要性，而專題研究正是直接回應這個概念的課程，然而，在人社

班的專題寫作中，卻有根本的矛盾存在。在大學或研究所中的研究，尋找題目是學生的事，也因為研究題目與問題意識的清晰度、關懷面相的深度緊緊相連，會連帶影響學生寫作的過程以及動力。對於人社班的專題寫作來說，雖然目標不是學術強度的寫作，而是以好好說故事為理想去發展，但就訂立專題題目來說，其性質與研究生找題目相似，決定題目的過程本身即是一種獨立思考的展現。然而，有些學校與老師會以限定題目題材，甚至給定既定題目的方式來執行專題研究，其優點當然是指導上的便利性，但其代價便是學生的自主思考空間。撇除計畫或創作類的專題，每個學校裡負責一個專題的人數並不相同，最少一人，最多可能到六人。多人合作的立意在於分工，但就我們的觀察，這樣的方法在如地理學分析、長時間數據紀錄、實地空間觀察等需要高密度田野的研究題材上較有優勢，對於文本分析、公共議題訪談、歷史研究等吃重主觀解讀與解釋性的題材來說，多人合作反而使得寫作的邏輯出現斷裂，甚至可能淪為既有資料的整理，缺乏結構性的思考，或是演變出單個題目下出現章節之間不連貫、內容各自獨立的現象，也許學生都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但寫作過程中的磨合卻使其無法發揮，「好好說故事」的專題研究立意也因此喪失。上述情況的背後，追根究柢，即是過於追求專題學術等級的結果，正如中山女中特教組組長張馨仁所言：「專題不是碩論先修班」，若是過於黏附於學術論文的想像，便容易造成專題的選材過深、過於宏大，但卻超過學生的能力範圍，以至於專題的實質內涵無法支撐題目的深度，但張組長也承認，有些老師放不下這個觀念。在學術論文與研究習作之間如何拿捏，經常是計畫方與高中端理念上的落差。我們認為高中生不是不可能寫出研究所等級的作品，也認為這可以是學生挑戰的目標，但這個過程必須在學生有足夠對學術論文的認識，且自主的去挑戰才有意義，也仰賴指導環境與教師的適切輔助，以及校方提供足夠的向外資源，若打從一開始便將專題寫作設定成研究所先修課，那麼成果可能遠不如寫一篇結構穩重、內容具有真誠關懷的文章來得精彩，後者也才真正能實踐獨立思考的精神。就高中教學現場而言，即便有專題營作為每年教師交流的平台，但對專題指導的概念與實踐效果，與人社計畫的初衷之間似乎仍有相當的差距需要填補。

以「全人教育」為目標，奠定學生基本學力，是所有學生皆須修習的基本要求，由教育部發布課程綱要，訂定最低必修學分。

校訂必修

依學校願景、發展特色、師資結構等條件開設之校本特色課程，延伸各領域 / 科目之學習，以專題、跨領域 / 科目統整、實作（實驗）、探索體驗或為特殊需求者設計等課程類型為主，用以強化學生知能整合與生活應用之能力，不得為部定必修課程之重複或加強。

加深加廣選修

提供學生加深加廣學習以滿足銜接不同進路大學院校教育之需要，而本類選修之課程名稱、學分數與課程綱要由教育部研訂。

補強性選修

因應學生學習差異與個別學習需要，補強學生在部定必修課程學習之不足，確保學生的基本學力。

多元選修

本類課程由各校依照學生興趣、性向、能力與需求開設，各校至少提供 6 學分課程供學生選修。本類課程可包括本土語文、第二外國語文（含新住民語文）、全民國防教育、通識性課程、跨領域 / 科目專題、實作 ( 實驗 ) 及探索體驗、大學預修課程或職涯試探等各類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專指依照下列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班級學生的學習需求所安排之課程，包含為特殊教育學生提供生活管理、社會技巧、學習策略等特殊需求課程，及特殊類型班級學生依專長發展所需，提供專長領域課程。

選修課程

部定必修

“ ”

鏡頭之下邵勸明、王俊友

——誰的司法教育

司法教育，形塑了我們對於法律的想像。致力呼籲司法改革的網路媒體《法操 FOLLAW》的共同創辦人之一高宏銘律師認為，好的司法教育，教導人們保護自身的基本權利、思考國家為何依法而治、瞭解法律如何制定與實行，促使人民共建法治社會、在生活中實踐法

治 [1]。而在司法教育中，媒體毫無疑問地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郭宏恬（2004）就指出，除了學校體制之外，電視媒體儼然已成為第二個教育課程（second curriculum），如果再

加上其他媒體（如網路），青年世代接觸媒體的時間甚至超過他們在學校教室中上課的時數 [2]，更遑論成年人。傳播媒體可說是新世代建立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最重要來源，這些隨手可得的新聞報導也自然成為大眾理解司法的重要管道。

不論是傳統的報章雜誌、電視台，或是新的自媒體、youtube 影音平台、社群粉絲專

頁，媒體作為我們感官的延伸，深遠地影響著人民對於司法的理解。然而，儘管媒體無庸

置疑地有著重要的社會教育功能，我們卻鮮少思考他們所肩負的司法教育角色該是什麼？此外，不同類型的媒體之間又該如何互動，才能展現更好的司法教育？

社會亂源？ ——傳統媒體承擔的教育期待與困境報章雜誌與電視新聞等等的傳統媒體，一直是大眾接收資訊的重要媒介，即使在網際網路興起的年代亦然，這代表傳統媒體對於人民如何理解司法依然有重大影響。然而，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於 2019 年 8 月公布的「國人的公民素養民意調查」顯示，65.9% 民眾不認同台灣的新聞媒體專業表現良好 [3]。有著強大影響力的傳統媒體，似乎沒有達成民眾對他們的專業度的期待。民眾的負評其實有跡可循，我們經常可以在傳統媒體中看到僅是為了吸睛而產出的報導。舉例來說，在 2016 年 6 月發生中華航空空服員罷工事件時，出現了一篇《華航罷工這晚啊嘶！這有台灣最美麗的風景》[4] 的報導。從標題中不難發現這篇報導關心的是罷工活動中吸睛的高顏值空服員，而不是該事件背後的勞權爭議、法律問題，使得社會對華航罷工的討論失焦，模糊了原本嚴肅的議題。然而，我們並不能單純將問題歸咎於單一媒體或單一

記者，實際上類似的報導並不是只有一篇，幾乎各大報社、電視台都有一樣的新聞。因此，我們必須認識這些亂象背後的結構性困境，了解傳統媒體的需求與侷限，才能回頭思考他們究竟在司法教育中能扮演怎樣的角色。最根本的結構性問題，莫過於媒體作為營利事業，提高收視率、點閱率才是他們維持生存最重要、最基本的任務，司法教育的責任在商業掛帥的環境下並不受到重視。中山大學劉正山教授提到，人的閱讀行為深受生物性的影響，曾有研究團隊針對同一個新聞事件設計五種不同標題，結果悲劇性、衝突性的描述獲得最多點閱，依次是經濟性、不幸及事實描述 [5]。傳統媒體為了抓住觀眾的胃口、與同業競爭更高的收視率或閱報率，往往就會透過渲染增加報導內容的吸引力，又或是直接將悲劇、衝突性的事件作為主要報導取向，公視新聞網製作人吳東牧在受訪就提到，以前擔任商業媒體記者時「報

每日新聞的即時性也降低了對報導深度的要求。新聞事件無時無刻都在發生，傳統媒體為了生產更多新聞、創造更多點閱率，評價記者的指標自然變成了生產速度、則數的軍備競賽。從趕場、拍攝影音、撰稿到最後發稿，記者光是要追上標準就已經力不從心，更遑論深入報導。然而，不論是何種新聞事件所延伸出的法律知識，都需要許多仔細說明的觀念、名詞，才能達成教育的目的，在新聞

業集體追求即時、獨家的風氣之下，根本難以實現。最後，對於司法教育的無力與忽視，同時表現在記者的徵才上。營利取向的大方針導致傳統媒體徵才時以撰文能力高、具有新聞感為取向，專業並非首選，即使是司法線的記者也未必需要相當的法律知識背景。製作人吳東牧就和我們分享，大學就讀中文系、幾乎沒有法律專業的他僅是因為修過一堂法律相關的通識課就被指派為警局、法院線的記者，有不少法律概念、專有名詞在第一次接觸的情況下完全沒有頭緒，卻還是得將報導產出。這樣的篩選過程導致媒體產業缺乏對於法律有敏銳觀察之從業人員，也就進而影響到司法新聞的質量。

異軍突起 ——新興媒體扮演的修正角色與難題所謂新興媒體是相對於傳統媒體的新形式，從網路發跡、也主要透過網路進行傳播，例如 youtube 影音平台或是社群粉絲專頁等等，其內容除了一般所熟知的影劇、遊戲等娛樂以外，也有越來越多的專業人士運用這些創新的傳播方式成為自媒體 [6]，向人們傳遞科學、歷史、醫療衛生 ... 等等各種五花八門的知識，而其中當然也包含法律。面對諸多傳統媒體在司法新聞上的問題以及背後的結構性因素，新興媒體或許能夠成為一個修正或是補充的角色。舉例來說，苗星律師在影音平台上曾發布一部關於長榮機師罷工的影片 [7]，十分細緻地解釋了這個議題所牽涉的法律知識。相較於傳統媒體通常只能針對該事件進行現象的描述，這類法律新興媒體能夠對事件中的法律議題做更深入地闡述與討論，進而提升民眾對法律的認識。法律新興媒體之所以能夠做到更深化的司法教育，除了經營者本身就是法律人，比起記者有著更多法律專業之外，更重要的是其本質上和傳統媒體的差異。苗星律師在訪談中說道：「傳統媒體通常需要很多器材與人力，相較之下，新興媒體成本低、機動性高。雖然影片品質有所浮動，也很難從中獲得收入，不過，自媒體的經營目標通常是工作者自我價值的實現。」也就是說，新興媒體擺脫了商業利益以及即時性的包袱，不需要特別迎合觀眾而去刻意渲染製作的內容，可以更深入地探討各種司法議題或是解釋較晦澀難懂的法律知識。此外，新興媒體的模式允許製作者更親近、更即時地與觀眾互

動。經營者能夠透過影片或文章下方的留言板回答觀眾、讀者提出的問題，若內容有誤也可以即時地修正。這種互有來往、教學相長的模式正是進行知識教育時最理想的狀態。

《長榮罷工？預告期？罷工訴求合理嗎？ | 貓奴律師 | 生活法律小學堂》影片

導內容不能失真，但要被你講得很嚴重，要比真實再超過一點，這是 ok 的，甚至是被鼓勵的。」同時，一般的基層記者在媒體公司的能動性其實相當低，寫好的報導必須經過主管的層層過濾，若內容不夠吸睛便不能上報，自然難以完成被交辦的任務。在各方都有壓力的情況下，教育群眾這個目的自然不被重視。

儘管新興媒體看似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媒體的缺失，儼然有成為新世代主流之姿，然而，若仔細檢視兩者性質，還是能發現傳統媒體難以取代的優勢，而其中也存在著值得新興媒體借鏡之處。在傳統新聞台的報導模式中，一則新聞不過 2-3 分鐘，必須在極少的版面、有限的時間內簡單地將事件的精華或結論告訴觀眾。雖然在新聞的深度上勢必有所取捨，但這樣的模式確實能讓人們快速地了解事件。反觀法律自媒體的傳播模式，以瑩真律師、苗星律師、小雄律師的頻道為例，影片長度平均 10 分鐘上下。雖然這讓他們有充足的時間挑選有意義的案件、釐清法律脈絡，甚至進一步延伸其他的議題，然而，有研究發現 20 到 30 歲的世代平均花在觀看一支影片的注意力極限大約是 2 分 30 秒，超過這個長度的影片甚至不會花時間點開來 [8]。相形之下，傳統新聞仍是保有快速簡扼傳遞訊息的優勢。而另一方面，資訊的產製過程也有值得新興媒體向傳統媒體學習之處。報社、電視台擁有大量的

人力及眼線替他們收集各地的新聞，其第一手性與即時性都是多數新興媒體望塵莫及的。從採訪、撰稿、編輯到最終的播報，傳統媒體也有著一套完整的分工，能在短時間內產出大量的新聞。反觀新興媒體，從發想主題、撰寫腳本、拍攝再到剪輯往往是由一個人獨立扛起，在還有正職的情況下，這些繁重的工作讓他的產量始終不高，影片架構、處理技術比不上傳統媒體，對於時事更是難以即時反應。苗星律師便提到，若是能將傳統媒體的「編組」概念帶入新興媒體，把技術性的工作交給專家，自己只需顧好主題發想和法律專業的話，就能解決效率及品質的問題，《志祺七七》[9]、《博恩夜夜秀》[10] 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現實的情況下，絕大多數的新興媒體光是額外再請一位剪片師都是不小的開銷，根本不可能有餘力辦到專業編組。即使有著希望落實法治教育的滿腔熱血，種種的限制卻也讓新興媒體的影響力終有極限。

認清事實 ——媒體司法教育角色的再省思人們往往認為媒體既然作為社會公器，承擔教育責任、發揮教育功能就是它該盡的義務。尤其是門檻高、難以接近的法律知識，更是必須仰賴媒體宣導正確的知識，提高民眾的法治素養。然而現實是，不同媒體各自面臨著難以解決的難題，使得司法教育難以在媒體身上落實。如果媒體的司法教育功能是丟失在難以撼動的結構當中，那麼只檢討結構中的單一行動者對於解決問題不但沒有助益，反而可能使解決問題的目標更為遙遠。最重要的應該是嘗試彌補我們對於媒體的期待與媒體面臨的結構性困境之間的鴻溝，去思考什麼樣的媒體能夠承擔什麼樣的司法教育責任。傳統媒體有生存壓力，也有作為營利事業必須賺取利潤的本質，由此而生的種種結構性因素，使得傳統媒體在本質上雖然有教育群眾的功能，卻難以苛責其司法教育能力的缺失。因此，傳統媒體應該重新彰顯其教育群眾的功能，扮演大聲公的角色，恪守傳遞正確訊息的責任。吳東牧記者就提到：「至少媒體不應該是肩負主要法治教育的角色，因為媒體不要扮演亂源就已經阿彌陀佛了。『如實呈現』才是目前媒體必須遵守的最大原則。」而擁有專業與時間的新興媒體，應該扮演的則是發話者的角色，思考究竟人民缺少的知識是什麼，進而充實司法教育的內涵，落實法律人的責任與價值。儘管雙方的角色大相逕庭，但或許正是這樣的差異，讓彼此間有更多互補的機會，也讓媒體共同

肩負的司法教育有更為完整的可能。以擁有強大教育能力的新興媒體出發，雖然它透過網際網路所能接觸到的群眾表面上無遠弗屆，實際上卻是以青壯世代為主。以 Youtube 為例，雖然中高年齡層的觀眾在近來有所成長，但其主要觀眾分布仍在 18 到 35 歲之間 [11]，且根據台北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會（MAA）所發布的 2019 新聞白皮書 [12] 顯示，電視、報紙的閱聽眾輪廓比起網路更能觸及 40 到 65 歲的人。苗星律師就認為，礙於頻道的特性和演算法的機制，一支影片能不能成功獲得廣泛的關注非常靠運氣，但如果能讓新興媒體經營者有機會上傳統電視節目發表看法的話，就能快速而有效率地拓展同溫層，推廣正確的法律知識。至於從傳統媒體來看，雖然自身的教育能力有限，但仍然可以透過邀稿的方式，歡迎優秀的法官、檢察官或法律人投書，將司法教育需要的專業外包出去，自己則善用其對社會的影響力，讓人民能夠更貼近法律。

結論為了讓人民對於法律有正確的認識與想像，讓司法與人民越來越貼近，使人民不再畏懼法律，社會上有許多各司其職的人們正為了司法教育付出努力。有著重要影響力的媒體，更是必須盡其所能，在既有的難題之下尋找自己的角色、應盡的責任。傳統媒體應該更加重視各種社會事件背後的法律議題，並且不以誇大渲染的方式報導，而是讓專家的意見或討論能被看見；新興媒體也應該更積極地尋求和傳統媒體合作的機會，而不是被技術局限了自己的腳步。教育是百年事業，根深蒂固的觀念並非期待一個人或一小群人就能改善，唯有釐清所有資源、找出各自的定位，進而截長補短互相合作，司法教育才能遍地開花，深植所有人民心中。 [1] 高宏銘（2016 年 9 月 30 日）。法治教育的核心：法治是為了保障人民，而非為了管理【法操 Follaw】。取自 https://follaw.tw/f-whitepaper/ f-whitepaper2016/10481/ [2] 郭宏恬（2004）。兒童與電視。媒體識讀教育月刊，42，14-16。 [3] 許秩維（2019 年 08 月 25 日）。調查：9 成 5 民眾認為媒體最須改進查證不確實。CNA 中央通訊社。取自 https://www.cna.com.tw/ [4] 即時新聞中心（2016 年 06 月 24 日）。華航罷工這晚啊嘶！這有台灣最美麗的風景》蘋果新聞網。取自 https://tw.appledaily.com/home [5] 劉正山（2012）。你可能不知道的媒體影響。科學發展，480，12-18。 [6] 自媒體是「普通大眾經由數字科技強化、與全球知識體系相連之後，一種開始理解普通大眾如何提供與分享他們本身的事實、他們本身的新聞的途徑。」（Bowman & Willis, 2003） [7] 《長榮罷工？預告期？罷工訴求合理嗎？ | 貓奴律師 | 生活法律小學堂》（2019 年 6 月 27 日）。苗星律師。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GBNIdFCqvM0&list=PLOhhUvd32g4V2RH3PF1Xl_ojEcFuPpelt&index=5 [8] 鍾子偉（2016 年 03 月 28 日）。只能忍受 2 分 30 秒影片 ... 新創事業家：跟「臉書世代」溝通，請記得這 3 個原則。商周。取自 https://www. businessweekly.com.tw/ [9]《【博恩夜夜秀】欸！礦業法》（2019 年 11 月 20 日）。STR Network。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YPHfCaT_GI [10]《【志祺七七】愛家公投為什麼沒有違憲？教育部怎麼看同志教育？保證精華的婚姻平權大補帖！《七七公投指南》EP 003》（2018 年 11 月 12 日）。志祺七七ㄒ圖文不符。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 PFHQ8S3VB8&list=PL3sj97Wteqeva2qiYH6-IiLU3YktL6wl4&index=35 [11] 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intl/zh-TW/about/press/ [12] 台北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會（無日期）。《2019 年 MAA 台灣媒體白皮書》。取自 https://maataipei.org/download/2019%E5%AA%92%E9%AB% 94%E7%99%BD%E7%9A%AE%E6%9B%B8/

（最高法院唯一的盔甲是公眾信任的斗篷；其唯一彈藥為社會整體希望）[1] 在當代民主國家中，公眾的信任與支持對於「政治部門」穩定而有效的運作，是不可或缺的，誠如美國開國先賢 Alexander Hamilton 於「聯邦論」中所指出：「在三權分立的政府中，相較於掌握『錢包』（purse）的國會與控

制『武力』（sword）的行政權，司法權是最孱弱的。」因此，「公眾支持」對於司法權來說，相對於其他政治部門，更是重要的「政治資本」。[2]

根據司法院於 2019 年公布的「司法輿情現況調查」，民眾對於法官的信任程度僅有 38.4% [3]，而民眾獲得司法消息或資訊的來源管道，又以電

高牆內的世界

“The Supreme Court’s only armor is the cloak of public trust; its sole ammunition, the collective hopes of our society.”

翁庭誼、鐘晨屹

從法官不語到兼容並蓄

視、網路、網路新聞佔據前三名 [4]，由此數據可見，民眾對於司法的印象既多來自於媒體，媒體如何形塑司法形象，對於司法部門政治資本的建構即為重要因素之一。

法院發言人的工作即是作為司法與媒體之間的橋樑，為瞭解實務工作者的觀點，本期意識報訪問實務經驗豐富的周盈文庭長 [5]，庭長一語中的，

點出媒體與司法之間的關係：「司法與媒體應是魚跟水，互利共生」下文將談討從司法方的角度如何看待媒體對司法資訊的傳播，而司法方在其中又該如何扮演適當角色。

瞭解水性 ——對媒體的認識所謂媒體，周盈文庭長根據形式的差異，將其分類為陸軍、海軍、空軍。「平面媒體」如同陸軍發行資訊於紙本媒介上，並且於實體店面銷售，諸如報紙、期刊等等；無線電波規律行進如同海洋一波波的浪打，「電子媒體」悠揚其中，包含電視、廣播；「網路社群媒體」於網際中留下蹤跡，如同空軍穿梭雲層，包含 YouTuber、意識報等自媒體。

依靠平面媒體，蓋其以紙本形式發行，容易保存且往往在圖書館或是國家圖書館電子資料庫亦有根據年份分門別類；從可信度觀之，民眾對於平面媒體的信任亦高於電子媒體 [6]。如此應可合理推論，相較於網路媒體（如 Facebook、Twitter 等）於社群網絡的評論，平面媒體可以透過相對有體系地蒐整，使其社會影響力具有長效性。

從戰爭的經驗中，我們學習到空軍負責駕駛飛機轟炸、海軍實行封鎖並加強境外攻擊，然而最後收拾戰果的往往是依靠陸軍，直到陸軍登陸、佔領土地，戰役方可宣告成功。對於媒體來說，何嘗不是如此，電子媒體與網路具有傳播迅速、機動性高的特點，但是那僅僅是短效型效果，欲獲冕第四權的皇冠，實效達到監督政府機關並且滿足人民知的權力，甚至形塑社會的整體價值觀，最後仍然需要

雖然隨著時代變遷，平面媒體也逐漸「海軍化」、「空軍化」，比如說香港壹傳媒 2003 年於臺灣所發行的《蘋果日報》，於 2019 年 4 月 1 日正式將其新聞服務更名為《蘋果新聞網》，並且也於同年 4 月 10 日下午三時起，將《蘋果新聞網》改為會員訂閱制，並開放免費註冊會員，於 9 月 2 日起，僅加入月費或年費的會員才有瀏覽新聞的權限，壹傳媒此一作法無非令人想起美國紐約時報採取「訂

Consciousness News 發言人說尋找恐龍司法 & 媒體意識一下

司法與媒體與那個海軍空軍什麼的關係 ...

閱為主、廣告為輔」的經營策略，意味著紐約時報最重要的財務關係是跟讀者建立，而非廣告商，將公司更多資源投注於提供高價值、資訊性、引人入勝、實用、感人的報導，比如紐約時報曾經推出一篇 2 萬 1 千字的報導，耗時 20 個月追蹤一名患有阿茲海默症女性的生活，一般來說，這樣的報導對於大部分民眾來說是個相對沉重，而不有趣、新奇，無法引發民眾興味而廉價複製轉傳，並帶來病毒式的快速行銷效果，但是付費的讀者，仍有一半願意花費時間閱讀。[7] 觀察臺灣多數媒體的獲利模式仍是來自於廣告，讀者僅負擔一小部分發行報紙的成本。因此，站在廣告主的角度而言，發行量和點閱率是媒體成功與否的指南，即時和感官刺激性即是答案，導致臺灣媒體於報導事件時大部分已經預設立場，且「新聞內容娛樂化」的現象普及至刑事案件，比如說報導刑事案件，除了客觀事實本身，也會花相當版面談論當事人的人際關係或平常工作情況，從「媽媽嘴命案」可窺知一二。媽媽嘴命案（又稱八里雙屍案），發生於 2013 年 2 月 16 日，被害人陳進福、張翠萍被發現陳屍在新北市八里區淡水河岸邊，加害人為「媽媽嘴咖啡店」店長謝依涵，然而在偵查確定前，媒體即大肆報導詳細「犯案過程」[8]，以及揭露謝依涵以及可能嫌疑人呂炳宏家庭背景及工作經驗 [9]。雖於 4 月 12 日士林地方檢察署因呂炳宏有不在場證明，而獲得不起訴處分，然而民眾對其觀感，以及家人情感與隱私的破壞，與對司法程序的灰心，卻是永生不滅的瘡疤。[10]

悠遊其中 ——發言人秉持原則及因應一、法院發言人之創設法律的高度專業性，成為一座高牆橫亙民眾與法院之間，而媒體即是得以跨越司法高牆的長梯，帶領民眾一窺法律的運轉與變遷。因此，媒體與司法從來不是互斥的關係，司法需要透過媒體與民眾互動，甚至當有矚目性或教育性質的案件，司法要通過媒體的話筒與民眾對話，這是民眾知的權利；另一方面，媒體也需要司法的素材以充足版面，擴大社會影響力，增加廣告收益，並盡其社會責任。不過在過去，司法機關長期被「法官不語」[11] 這則俗諺推導出的概念所束縛，對社會大眾往往疏於交代案件的判決要旨，與媒體的互動更可說是「相敬如冰」，因此外界對國家司法權的運作始終少有鮮明的圖像，同時，諸多媒體對判決去脈絡化的報導，更是重挫人民對司法運作的信賴。為使司法機關與媒體間資訊確實流通，以及由機關親自說明案件以加強民眾對司法的信任，法院發言人的設置於焉出現。

DONATING US

法院發言人是法院唯一的正式對外窗口，法院需透過發言人對外發布新聞稿；當媒體對司法案件有疑慮時，承審法官的解釋亦須經發言人對外說明。我國司法院直至 2004 年，才發布《司法院及所屬機關新聞發布作業要點》落實普設公關室並建立發言人制度，並持續於近年修正細部的流程與準則。目前我國各級法院的發言人通常基於資歷與位階的考量，多由該院之行政庭長擔任 [12]。在新聞稿的發佈上，各機關則有

編組大小不一的公關室協助發言人進行媒體聯繫作業。我國各級法院發布新聞稿的流程，基本上是審理案件的法官在法庭宣判完成後，交付判決給發言人。為使發言人便於對外說明判決內容及判決依據，承審法官會將判決主文、案情摘要以及判決要旨等發布新聞稿所需資料一併交付 [13]。在新聞稿發佈前，發言人需要翻閱法官所給的資料，並花時間替媒體擷取重點並撰寫摘要，以確保用最精練的文字且指明該被報導的重點，產出一篇新聞稿。二、制度上之缺失及改正然而，無論是發言人的身份或整個發言人制度的設計，實務上仍有值得改善之處。雖然未必稱得上嚴重的缺失，卻會使判決新聞的發布及法院的對外溝通上未臻完善。首先從選任談起。前已論及，法院發言人多由行政庭長兼任。擔任行政庭長的法官除了院內行政事務協調，還有審判事務需進行，兩項職務的積累下，單一個體未必有能力承擔，也未必有時間好好以發言人的身份準備新聞稿的發佈。同時，若只基於資歷上的考量，而使一位不擅於摘要判決，或不擅於對公眾發表者出任，也將使欲透過發言人以盡到加強社會聯繫的目的不顯。不過，即使坐上發言人的位置，與媒體如何應對的心態也相當重要，楊晟佑與王金壽（2016）指出，若發言人對發言事務消極，像是不積極回應媒體疑問，或下班後關閉手機以躲避媒體的追問，這樣發言人制度可說是虛設，而未能扮演好法院對外聯絡窗口的功能。[14] 再來談的是有關新聞發布流程上的瑕疵。新聞稿的撰寫一直是承審法官與發言人間需要協商的事項，作業要點的規範中，並沒有明寫承審法官有無義務提供發言人完善的新聞稿，或要提供多少判決資訊。若承審法官將通篇未經濃縮的判決丟給發言人，發言人需要花不少時間自行去擷取重點。此外，判決資訊的提供時點也是一個問題，周盈文庭長提到，若在宣判前承審法官就先將資料送交給發言人，他將有更充分的時間準備新聞稿，惟該做法有洩密的疑慮，且未必每位承審法官都願意事先提供。在發佈時，若發言人只照本宣科地讀出節錄的判決主文及要旨，而未對判決多加說明，或未提及前面審級的重點加以比較，發言人的功用也顯得不彰，這樣與提供書面資料給媒體就好的做法有何異？

最後，則是傳承的問題，雖我國司法官訓練課程有規劃司法溝通及媒體互動的內容 [15]，法官學院每年也會開設「法院與媒體互動」的研習，然而，訓練內容卻未必充實，理論與實務應對的比例失衡，參與者也通常未能普及到各個法院可能擔任發言人者。所以，對於這個職務必須要建立傳承與培育後進的觀念，並使人才適才適所，才能使發言人制度完備。三、發言人秉持原則法院發言人負責辦理新聞發布與聯繫相關業務，工作內容與媒體息息相關，為使司法新聞發布順利以及與媒體溝通良暢，其秉持原則更需與媒體特性密集切合。首先即是「即時」，在資訊爆炸的年代，訊息傳播速度快速。通常民眾只要看第一次資訊，就不會再點開第二次相關資訊，因此對於媒體來說，與同業競爭勝出的關鍵除了「內容」之外，「速度」也非常重要，發言人站在媒體的角度，也需要即刻發布真實資訊，避免媒體為了即時，而傳播錯誤的消息。第二個原則是「正確」，對於司法新聞來說，「真實大於正確」的原則是重要的，強調「即時」而發布錯誤資訊，有時事後更正非常困難，即使更正錯誤資訊，民眾也已經建立對司法的不良印象，戕害民眾對於司法的看法。第三個要求是「簡單扼要」，通常一個案件有諸多複雜的背景事實、法律爭點，法律術語摻雜其中，非法律專業的媒體或民眾無法理解其中關鍵、理由構成，媒體因此可能斷章取義，去脈絡化地報導法院判決，而造成民眾的不理解。因此，發言人能否簡單扼要地表達判決要點，而能夠使媒體明瞭，即是司法得否跨越高牆與民眾接觸的關鍵之一。最後，法院發言人應有「新聞感」，需要知道媒體或民眾最注重的點在哪兒，尤其是對電子媒體來說，它的報導內容篇幅不長，其採用法院發言人發布的畫面也許僅僅幾分鐘，甚至以秒計算，所以如何在通篇判決知道民眾對於案件的重點線劃在哪，並在短短這幾分鐘傳達民眾渴望瞭解的資訊，即是新聞感所要強調的。以上述媽媽嘴命案為例，周盈文庭長在高院擔

任發言人的三年裡，即針對這個案件上過三次發言台，庭長先從判決裡爬梳出重點，本案謝依涵是否為加害人罪證確鑿，民眾最想要知道的是：謝依涵是否要判死刑、有沒有共犯涉入。因此，周盈文庭長發言時，即會針對這兩點，在短短的發言時間內說明法院理由何在，將重點簡明扼要地梳理，使法院官方資訊得以更完整地公佈在電子媒體短短幾分鐘的鏡頭播送；其餘更精細的判決資訊及法律爭點，即留待能容納更大篇幅的平面媒體與網路媒體補充，比如說網路媒體相對較無篇幅的限制，甚至可以做一連續的專題以探討相關議題。四、因應錯誤發言人的工作並非僅存在於發言台上，根據周盈文庭長的經驗，發言人下了發言台之後，往往工作才剛開始，因為記者會的時間很短，所以仍然需要提供資料給媒體，尤其是平面媒體有深入報導的需求，所謂的提供資料更要切合媒體特性，不同報社有不同的報導走向、政治立場，對於政治敏感性案件，各家媒體關注程度有異，因此需要提供客製化資料給不同媒體。在媒體事後發布資訊後，發言人必須主動追蹤報導是否發生錯誤，並且要求更正，通常媒體並非惡意曲解，而是非法律系相關背景使其理解錯誤，周盈文庭長的經驗裡，紙本報導更正困難，但是對於電子媒體來說，透過後台複製貼上，更正錯誤是比較容易的。至於是否設定懲戒制度，周庭長認為司法部門不必去涉入新聞部門，應該著重互信基礎，透過意見溝通互相流通，尚且新聞部門內部即有中華民國新聞媒體自律協會、中華民國新聞評議委員會，遭報導錯誤之當事人也可以藉由訴訟途徑解決。對於「新聞審判」的現象，發言人可以幫審判部門查找類似判決或報導資料，對於之後審判結果不同於新聞或民眾期待的部分，更應著重此部分說明理由，把民眾對於此案件的錯誤印象，在判決書或新聞發布資料時特別強調，加以澄清說明。同樣地，對於媒體或民眾誤解有外力介入法院判決時，比如說民眾認為因為 A 是權貴，所以判輕（或判重），所謂是否有判刑過輕或過重是主觀想法，此時發言人可以尋找相關案例，說明即使不是所謂權貴也是如此判決，對外界的質疑有效地回應。然而，無法否認的是法院也有可能出錯，此時或可藉由「量刑辯論」，藉由開庭時，告訴人、辯護人、檢察官針對量刑長度作辯論，並且提出理由，法官之後也可將這段攻防內容寫進判決裡，避免社會誤解。此外，應意識到審判獨立有其界限，法官並非

可依據其個人喜好而任意裁判，現在司法院也有「量刑資料庫」，透過大數據提供法官量刑的參考。因此，實務上可透過上述兩種方式避免民眾誤會法院判決不正。

結論——共榮共生如同周盈文庭長所言：「與其去埋怨怪罪媒體，不如改變自己想法，思考如何去營造一個與媒體良性互動的環境，使彼此可以互相理解。」因此，與其認為媒體是司法不信任最大的傷害來源，不如擁抱它，而讓兩方得以互利，欲達成如此理想，司法方的積極作為是不可或缺，比如周庭長即建議在法官的培育過程中可培養應對媒體的能力，抑或是由司法方適時舉辦法律相關課程，讓媒體更瞭解法律用語及訴訟流程等專業知識。媒體為人民接近司法的主要管道，因此司法部門不應拒媒體於千里之外，反而更該傾身理解媒體的特性，站在媒體的角度作思考，並因此拉近與人民之間的距離。如前言所述：「司法與媒體應是魚跟水」，司法人員是魚，媒體則是水，沒有水的話，魚無法存活；沒有魚的話，水無法表現生命力及其精彩之處。因此司法部門與其害怕涉水，最後溺水而亡，不如掌握水性、悠遊其中，使司法得以展現其公平與正義的實踐，提高社會對司法的信任，藉由民眾的支持穩固其權力行使的正當性（legitimacy）。 [1] Irbing R. Kaufman，〈Keeping Politics out of the Court 〉，New York Times 社論，1984 年 12 月 9 日 [2] 黃國昌、陳恭平、林常青（2016）。〈台灣人民對法院的信任支持及觀感以對法官判決之公正性及對法院表現的滿意度為中心〉 [3] 司法院統計處。中華民國 108 年•臺灣地區司法輿情現況調查報告。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取自：https://www.judicial.gov.tw/juds/b108.pdf [4] 同前註。 [5] 周盈文庭長學經歷如下：（一）學歷：台大法律系畢業、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法訓所 26 期；（二）經歷：新竹地院法官、新北地院法官、台北地院法官、最高法院調辦事法官、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委員、台灣高等法院發言人、台灣高等法院法官兼行政庭長。 [6] 徐美苓（2015）。〈影響新聞可信度與新聞素養效能因素之探討〉 [7] 數位時代。免費內容當道，《紐約時報》如何讓讀者買單付費讀新聞。 2016 年 5 月 17 日。取自：https://technews.tw/2016/05/17/why-peoplepay-to-read-the-new-york-times/ [8] 自由時報。八里雙屍案目擊者指證／女店長棄屍 2 男燒金紙。2013 年 3 月 12 日。取自：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661044 [9] ETtoday 新聞雲。憂夫與女店長曖昧呂妻懷孕裝針孔檢警搜索險被錄。2013 年 3 月 20 日。取自：https://www.ettoday.net/ news/20130320/177982.htm [10] 謝孟穎。最恐怖的不是謝依涵！一夜淪「殺人犯」全世界要他死媽媽嘴老闆道 5 年前最黑暗 10 天。2018 年 4 月 30 日。取自：https://www. storm.mg/article/418205 [11] 就本用語的「本意」而論，應當是指法官對於自己承審的案件，沒有就外界的批評而回應的義務。且法官在判決理由書中已盡說理義務，自無再出面說明或回應的必要。（陳新民，2018） [12] 楊晟佑 ; 王金壽（2016）。〈臺灣法院的媒體溝通困境及改善建議〉，《法官協會雜誌》18 期，頁 117。 [13] 同前註，頁 120。 [14] 同前註，頁 124。 [15] 課程訓練內容包含：公務員政策溝通與宣導能力、執行力及應變力、積極傾聽與溝通技巧、司法與溝通以及司法與媒體互動座談，共計 11 小時。然則實際教導司法與媒體互動之行為也僅 3 小時，在總時數高達 1,500 小時的課程訓練中，比率甚低。（楊晟佑 ; 王金壽，2016）

專訪《華康少女體內份子》 ——楊舒雅／許悅、李奕慧、歐陽玥

她穿著精緻的淺藍色古著襯衫，自在地坐在學開的椅子上侃侃而談，「就像跟朋友聊聊天呀」，她輕鬆地笑了笑。楊舒雅與我們年齡相仿，目前就讀於台大政治系大二，身兼台大嘻研社幹部，也是 2020 總統大選前爆紅饒舌歌曲《華康少女體內份子》的作者。 2019 年底，楊舒雅發布《華康少女體內份子》不久後，街聲、YouTube 上播放次數隨即衝高，至今已有數十萬的點閱率。談到接觸饒舌歌曲的原因，楊說大概是從高三，兄弟本色的 FLY OUT 很紅的那時期，開始聽起饒舌樂。自己又很喜歡在 KTV 秀，覺得唱饒舌很厲害。至於上大學後加入台大嘻研社的原因，楊笑道，原本只是想「精進在 KTV 唱的饒舌歌的技巧」，但沒想到台大嘻研社是創作導向而非翻唱，於是進入嘻研社意外成為楊開始創作的契機。進入嘻研社不久，楊便發現饒舌圈內對女性已有既定的期待，這樣的期待已然為女性設下某些不可越過的界線，阻擋其發展出自己獨特的風格。楊回憶道，「當時在學寫 Cypher（說唱接力），每個人要寫一小段。我那時候上去唱完之後下來，學長給的回饋就是『女生可以學唱比較 Chill 一點的。』然後我就很不爽啊，為什麼女生只能做 Chill ？女生也可以唱得很兇猛、很帥氣啊！」於是，突破饒舌圈的性別框架成為楊創作第一首歌的主題。楊在歌詞裡談及圈內對女性的壓抑，與自己身為女性饒舌歌手的期待。楊於 2018 年 11 月台大校慶時登台演唱這首歌，當天觀眾的反應非常好。楊說，這對初次嘗試創作的自己而言，是非常大的鼓勵。

在 YouTube 上以「楊舒雅」為關鍵字，可找到的歌曲並不多，一首是楊與其他嘻研社社員共同創作的宣傳曲《文藝復興》，另一首則是她獨自完成的《華康少女體內份子》。當然楊在進入嘻研社的一年半來的作品不只這兩首，不過她對自己的作品經常不滿意，她自認寫得不夠好，就連當我們詢問作品中的幾句歌詞時，她也笑著頻頻搖頭，覺得重聽歌或重看歌詞都極為尷尬。唯二對外發行的《華康少女體內份子》與《文藝復興》，各自帶有想傳達的主題，兩首歌的歌詞直指她最關注的議題：性別與政治。

饒舌圈的性別不平等現象饒舌不僅讓楊成名，更引她進入一個全新的世界。這個全新的世界裡，有讓她傾心的創作、沉迷的音樂，同時也藏著歪斜的觀念——楊在這裡看見了性別不平等的現象。生長於平權觀念逐漸茁壯的台灣，過去的她對所謂「性別不平等」相當陌生。她也曾經不信任女性主義，認為它太過偏激。直到進入到嘻研社、接觸到一個男生比例極高的社群，她才發覺原先認知的平等仍有未及之處。爾後也開始接觸女性主義的書籍。初至嘻研社時，她總感覺哪裡「怪怪的」。舉例而言，楊曾遇過有人在台上發表創作時，對台下社員說：「我今天要發表一首歌，大家先不要笑我，因為這是一首『娘炮歌』。」而他口中指的「娘炮歌」指的其實是情歌。在場的女性只有楊一人，由於擔心會被認為「難搞」，她只能藏起慍怒的心，一言不發地旁觀著一切。那時她才感知到，原來在一個性別不均的圈子裡，男性如此自然地擁有開這類玩笑的資格。我們好奇她面對充滿男性的群體，是否會感到

有些不適應？楊輕鬆地說不會。因為台大嘻研社內許多男性前輩並沒有因為她是女生，就否定她的可能性。反而在她的第一場表演之後，毫不吝嗇地給予她許多的鼓勵、讚美。她感激地說，「我覺得那個鼓勵真的還蠻重要，如果沒有那個鼓勵，應該就走不下去。」即便台大嘻研社內仍有尊重她、重視她的男性，楊舒雅仍然留意到「女性」身分在嘻哈圈裡有許多未被點明的難處。「女性」這個身分，讓她在嘻哈圈顯得特別。這樣的特別，讓優勢和困擾同時存在。身為少數的女性饒舌歌手，所以容易被看見，但楊卻也因此懷疑自己所獲的重視是否只因她的性別，而非她的實力。同時，也因為稀少所以容易被比較。楊認為沒有必要只因性別而提出兩個女歌手做比較，也提到沒有人會拿某校的某男和他校的某男做比較。楊也不滿許多人會用「台大那女的」這種說法稱呼她；或者只因為性別相同而被說像葛仲珊、呆寶靜、Vava、萬妮達，即使她們的音樂風格差距甚遠。許多時候，性別上的獨特性反而蓋過了她本人的姓名。在接觸女性主義之後，楊舊有的認知開始鬆動。過去研讀國際關係時，她並不認為女性主義該跟國際政治掛勾，現在的她平靜溫和地和我們說：「以前覺得女性主義太偏激的部分其實都是自己看到的不夠。自己被舊有的價值觀影響太深，以至於覺得那些東西不重要，但其實那些都很重要，是該被同等的關注的事情。」此後楊也開始注意到日常間大大小小的不平等之處。她留心到饒舌歌詞裡的物化女性的意涵；發現圈內某些人認為只有那些書寫自己很帥、很猛的「大屌歌」，才叫做真饒舌；也察覺女饒舌歌手的長相比起男性更容易被討論⋯⋯難以細數的日常觀察，讓她覺察自己喜愛的圈子裡的不平等。對此她告訴我們，她想要用饒舌的力量去降低這些不平等發生的頻率。那麼改變的突破口為何呢？楊提到當她在嘻研社的招生宣傳曲《文藝復興》中提出「圈內的性別觀念少得可憐」後，許多人紛紛表示認同、支持。她認為這些觀念男女都有，她看見許多男性也支持她提出質疑，只是也許在這個氛圍之下，他們沒有辦法主動表達出來。所以如果有人願意大聲指出問題所在、讓人正視問題，也許能夠成為一個突破口、改變也能夠成真。楊不僅關注己身，她也相當重視饒舌圈內其他女性的感受與體驗。她提出，「如果圈內的陽剛文化可以改變的話，在裡面的女生會覺得更舒服，我覺得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她同時也想特別照顧嘻研社裡的學妹，因為身為女生在饒舌圈裡確實比較特別、

也有辛苦之處。楊在面對自己以一個「女性饒舌歌手」的身分壯大時，更貼心地想到其他女歌手的處境。她一方面希望可以打破「女歌手都很爛」的陳腐印象，另一方面也擔心著自己會成為其他女性歌手的壓力。她擔憂達不到某一個高度、總被拿來與之比較，或者她的成功會讓人忽視了性別上的不平等，「大家就會覺得女生不是不行啊，你如果不行就是你不夠努力。」楊溫柔地說：「雖然我現在短暫的取得一個成功，但是我不希望以後有女生成功的時候，大家就把我拿來跟那個女生比較。我如果站在她們前面，就會有影子壓在她們身上，我不想要發生這種事情。」

將政治融入音樂「我記得和他相遇的一九四五年 / 那是我還穿著和服第五十個秋天 / 飄著雨的夜流連在明星咖啡店 / 像異位性皮膚炎特別迷戀他背面的那些罪孽」《華康少女體內份子》寫的是中國軍官與日本少女的戀情，隱喻國民政府統治台灣的粗暴過程，她戲謔地以習近平的照片、國民黨黨徽作為街聲的頭貼，以中華民國憲法所定的領土作為 YouTube 的頭貼。將政治融入音樂是楊最為人知的特色之一，楊一直在探索如何以「臺灣」為主題創作，後來逐漸覺得自己過去創作的方式都太過直接、生硬，便決定換個形式，將臺灣變成一個少女，去敘述一個軍官的愛情故事。以愛情作為敘述方式，就是為了讓政治變得更平易近人一些，想創作一首讓平常不關注相關議題、不聽這類型音樂的人都能接受的作品。楊目前為止寫的歌都與政治有關，這讓我們不禁好奇，為什麼會想寫倡議型的歌？又或者說，為何會想關注社會議題、是何時開始的？對於楊而言，並沒有所謂關注議題的「啟蒙事件」，而是因為出生在深綠家庭，爸爸和姊姊有參加社會運動的習慣，也經常在飯桌上辯論社會議題，從小就接受這些價值觀，對社會議題一直以來都十分關心。至於及崇拜的音樂界與政治界偶像，楊說，自己崇拜的歌手並不屬饒舌界，而是成軍十幾年、被視為台灣最具指標性的社運樂團「農村武裝青年」。楊從小就聽農村武裝青年的歌，也因而對他們所關注的農村、環保、土地等本土議題感到有興趣。或許是受到農村武裝青年的啟蒙，楊至今所創作的歌曲都與社會議題有關，她期待自己也能用音樂來倡議，藉由吸收不同背景的聽眾來突破同溫層。

除了寫政治歌，楊也曾經投身於政治實務工作，在 2020 大選前，她在朋友的牽線下，加入了吳思瑤的競選團隊。雖然工作多為掃街、發文宣等庶務，但楊仍學到不少在第一線面對選民時要注意的事情，對政治工作者也有不同於以往的想像。

創作過程楊跟我們談到她創作的過程。當她要寫一首歌，是先從主題開始，平常在路上就會思考主題，有靈感就會記在手機裡，再慢慢思考這樣的主題適合什麼樣的類型，接著花一週左右的時間找 beat（背景音樂），之後才開始寫歌詞。寫一次會花兩三個禮拜的時間，通常需要寫三次，但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會全部砍掉重寫，寫到第三次才是最終的版本。歌詞確定之後開始練習、背歌詞、錄音、做 MV。完成一首歌大約需要三個月，金錢成本約是一千元，楊說自己直到現在成本跟收入才差不多持平而已，創作的政治主題使她的音樂不太能往中國發展，也因此很難找到公司，但對此楊不以為意，因為她並不打算靠音樂賺錢，對楊而言，做音樂已經是她唯一的自由。楊認為創作最大的收穫是可以感受自己，因為獨處的時間非常多，所以能察覺自己、對自己變得很敏感。對她來說，能寫自己真正想寫的東西顯然更為重要。而使楊爆紅的作品《華康少女體內份子》，在街聲、Youtube 上皆極受矚目，我們對此感到好奇，這是在楊預料之內的嗎？「沒有，完全沒想過它會紅。」楊笑著說，在這首歌創作完成發布後，她曾將它拿給一家嘻哈媒體，得到的評價是這一首歌缺乏個人特色，同時主題又太過生硬，不容易得到迴響。然而這首歌出乎意料地在隔天突然爆紅。自己的作品成功讓更多人看見這樣的議題，對此，楊感到滿意，但她也同時感到畏懼。畏懼的心情源自於華康帶來的名氣。她擔心名氣帶來的矚目會將自己定型，大眾的眼光會認定自己寫歌一定是寫特定的議題、認定自己寫的歌就是會與政治相關，寫了其他類型的作品就會被以「你怎麼變了？」的評價對待。「但我覺得不見得是這樣，我其實還有做其他類型的，就只是剛好被看見的是這個類型而已。」楊並不希望自己被大眾的眼光限制。

未來規劃雖然楊喜愛創作，也獲得了不少旁人的正向回饋，但她坦言，做音樂不是長久的規劃，自己應該只會再做兩年，也就是大四畢業後就不會再接觸創作，因為創作的過程壓力非常大。對楊而言，創作是自己一個人面對自己想傳達的事情，必須考慮很多、要非常真誠，也會擔心自己的表達好不好。「那段時間會覺得自己不夠好，會需要補足的東西還很多，那段時間壓力會很大，而且跟別人講別人也不懂，會說你很厲害、不用想太多。但其實真的就是要想那麼多，才對得起你想傳達的事情。」也因此，完成一首歌後，與其說是得到成就感，楊認為用「鬆一口氣」來形容更為貼切。好像已經得到了些什麼，達到某個高度，又有一點名氣，卻也不敢貿然認定自己有才華。楊舒雅的創作之路看似平順，但沿途充滿了不確定的因子，能走到哪裡、想走到哪裡都還是未知，或許這就如同她對寫歌的自我要求，試圖追求更適切的表達方式，在思索中調整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