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回首來時路 踏進新聞圈 小記者 電視記者 中央社 儲備海外記者 紐約 休士頓 德州共和國 回總社 民主先生 目睹中美關係變化 華盛頓 再回台北 小主管的歷練 重返休士頓 資深記者
踏進新聞圈 從小到大，每一回國文老師要我們以 腋我的志向夜為題寫一篇作 文時，記得從來沒想過把當記者作為一生志向，誰知考大學時竟考進 新聞系，畢業後又別無選擇地進了新聞圈，而且一做就做了四十年記 者，回首來時路，好像做了一場夢。 唸高中到了必須選擇聯考組別的時候，因為學校對面就是台北市 南海路上 腋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夜，看到農復會的專家都那麼神 氣，領美元待遇，生活很優渥，而且台灣的農村又是那麼美麗，因此 決定選考丙組的農科，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在那幢 腋復興大樓夜裡上 班。 那時的聯考分為甲、乙、丙三組，乙組是文科，工科和醫科都在 甲組，甲組考生必須考物理、化學，丙組考的科目是生物、化學；當 時只有台灣大學、中興大學台中農學院和屏東農專有農業科系，在記 憶中好像一共只有 26 個科系，錄取率應該比聯考平均錄取率還低一 些，大概在百分之三十以下。
不過那並不是我名落孫山的真正原因，早在選組時，我的導師就 告訴我，我的生物、化學成績並不好，若選擇乙組，考取大學的機會 比較大。但那時年輕任性，不肯聽老師的話，結果可想而知，咎由自 取，技不如人，怪不得別人。 常混在一起的那些同學也幾乎全部落榜，有些考進了陸軍官校、 海軍官校，有些去唸補習班，準備重考。我到空軍飛行學校與海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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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打了一個轉後，回到台北應召入伍當憲兵。民國 54 年 10 月退伍 後，我一度打算放棄重返學校的念頭，先後曾在菸葉收購場、鳳梨罐
頭工廠和紙箱工廠做工，每天領取新台幣 18 元的工資，日子過得還 算寫意；直到有一天，我母親問我是不是決定一輩子就這樣過下去， 我才突然醒悟過來，辭掉工作，把自己關進房間，找出舊課本，苦讀 了幾個月後，再報名參加聯考，而且死心塌地考文科。 那一年，考完最後一科，跨上自行車騎出台中一中校門時，我就 曉得榜上有名了。等到成績揭曉，我的分數足夠進入中興大學，但退 伍軍人加分卻把我送進政治大學新聞系。為了表示祝賀，我的表舅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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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本《東萊博議》作賀禮，我在開學前讀了一遍又一遍，後來發現 這本書對我當記者時的新聞寫作產生很大影響。 民國 59 年走出校門，由於主修市場學與廣告學，我在老師劉會
梁的引介下，進了《聯合報》總經理錢存棠開設的 腋華 商廣告公
司夜，但那時台灣的廣告事業還不太成形，多半只是從外國廣告公司 弄些廣告刊登在台灣媒體上或播出以賺點佣金，大致上是國外設計好 的可口可樂或芝柏表之類的廣告，我學的是 copy writing， 根本沒有 用武之地，無從發揮，即使薪水還不錯，總覺得有些苦悶，因而亟思 另謀出路。 有一天下午，途經還在台北市康定路的《聯合報》大樓，突然心 血來潮，走上樓去，沒弄清楚那是什麼部門，只見有一位個子很矮的 中年人坐在藤椅上寫些什麼，上前一打聽，才曉得他是《經濟日報》 採訪主任王彥彭。我說明來意，要求進報社擔任記者，他表示沒那麼 簡單，須從試用開始，如果一個月後，雙方都覺得 腋合適夜，才有可 能留用。 於是從那一天起， 我就變成了一家專業報紙的試用記者，開始 跟著老記者跑各種不同財經類別的新聞。那時是《經濟日報》的草創 時期，還不像今天那麼專業，我在大學修習的皮毛經濟學、地政學之
類學識還勉可派上用場。記得後來在採訪寫稿之餘，我曾寫過一篇 〈產品包裝的廣告效用〉研究報告，交由《經濟日報》副刊發表，稿 費不多，但私下頗為得意。 那天下午，報社裡的人也告訴我，大門外停放的那輛福特野馬紅 色轎車是《聯合報》社會新聞記者趙慕嵩的，言下之意，只要肯努 力，有朝一日變成了大牌記者，也有機會開那樣的汽車。那時台灣還 沒有幾個人開得起那種進口汽車。 不過我心中仍有一個疑問，當時新進記者的月薪分成兩類，大學 畢業者起薪為新台幣 2,100 元，專科畢業者 1,900 元，即使加上寫特 稿的稿費與每月獨家消息獎金，也不會超過 3,000 元，憑這樣的薪水 怎麼能開得起福特野馬跑車？
難道是老闆賞的？那也不無可能，在民營報社裡，全憑老闆一句 話，老闆賞識的人極有可能住洋房，開進口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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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者 在那個年代，以毛遂自薦的方式而有幸被報社錄用的機會好像很 小，很多記者都是經由老師引介進入報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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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記憶中，那時設有新聞科系的大專院校似乎還不算多，大致就 是政治大學新聞系、師範大學社教系新聞組、文化學院新聞系、世界 新聞專科學校編輯採訪科和政戰學校新聞系，每年培育的新聞人才也 還能迎合當時新聞界的需要。自從開放報禁以後，台灣新聞事業蓬勃 發展，除了台灣大學、中山大學、輔仁大學等紛紛增設新聞科系之 外，一些新設或升格的大專院校如台南藝術大學、東華大學、聯合大 學、玄奘大學、佛光大學、南華大學、淡江大學、義守大學、崑山科 技大學、文藻外語學院和真理大學等，也陸續開設新聞相關科系，其 中台大新研所偏重採訪實務的傳授。 如果作概略的區分，政大新聞系的學生比較偏重學術路線，很多 政大新聞系學生畢業後繼續在國內外深造，學成後在各院校新聞科系 擔任教授、副教授。師大、文化和世新的畢業同學走實際新聞採訪路 線。當時像《聯合報》的于衡、《台灣新聞報》的歐陽醇等報界傑出 新聞工作人員都在政大、師大和文化等校兼課，他們栽培了許多優秀 的記者。政戰學校主要是培養《青年戰士報》、 腋軍事新聞社夜的軍 中新聞工作人員。 那時各媒體固然不乏復旦大學等名校畢業的菁英作為骨幹，但實 際採訪新聞的記者中，半路出家的也不少，在亟須提升新聞品質的要
求下，後來各媒體希望透過各院校新聞系推薦學生利用大三的暑假到 各媒體實習，而學生們當時普遍爭取到 腋中央通訊社夜、《中央日 報》、《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等媒體實習，努力留下優異實習成 績，期望畢業後能獲邀進入那些媒體服務。 聘用我的《經濟日報》當時不能算大報，但卻是唯一的專業性報 紙，以工商企業界人士和各校財經科系的學生為主要讀者。巧的是我 在學校時因主修廣告與公共關係，副修了經濟學、市場學、都市計畫 和地政等科目，剛開始工作時還不算太吃力。 由於那時報社裡的採訪路線都已分配好了，我又是新手，於是我 被指派跑內政部及台灣省政府在台北的糧食局、林務局、礦務局等單 位，算是一般記者認為的 腋冷衙門夜。當時的內政部長是徐慶鐘，他 的臉黑黑的，像一尊地藏王菩薩，但他的學識和人品都受到各界推 崇。他掌理的 腋小內閣夜下有警政司、衛生司、地政司、民政司和都 市計畫委員會等，我幾乎像部裡的職員一樣，朝九晚五地泡在部裡挖 新聞，有時竟也能挖到獨家頭條大新聞。 因為《經濟日報》是當時唯一的專業性報紙，所以即使身為《經 濟日報》的一個小記者，我偶爾到政府財經機構採訪一些特定的新聞 時，仍然受到相當的尊重與禮遇。記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是常去 的一個單位，為了一些資訊，常去請教當時還是經建會科室專門委員 的蔡勳雄、張秀蓮，他們都很和氣，不因為我欠缺相關知識而輕視 我，不理會我。 有一年，報社因社慶要出特刊，主題是中華民國經濟之前瞻，我 負責撰寫主稿，需要次年若干的統計資料，但在現有的各部門資料中 找不到那些統計數字。幸而有蔡勳雄、張秀蓮等人的指點與協助，我 憑簡陋的工具計算出了那些數字，才能完成任務。許多年後，當我從 海外返回台灣時，蔡勳雄已做過環保署長、行政院政務委員等重要職 務，張秀蓮也做過國庫署長、財政部次長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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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記者 作為中央政府各部會之首的內政部那時設在台北市公館圓環旁的 一幢辦公大樓裡，氣勢並不雄偉，掌管的業務卻不少，但在那時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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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心目中，並不是最重要的政府機關，到那兒跑新聞的當然也不是一 般所謂的黨政要聞記者，電視記者也很少露臉。 那時 腋台灣電視公司夜早已成立， 腋中國電視公司夜才剛剛起 步。有一回，徐慶鐘部長召開記者會，宣布重大決策，那天一早，各 媒體記者群集內政部，連平日少出現的記者都到了，大家擠在會議室 裡等，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電視記者，新聞發言人迫不得已，只好 宣布記者會開始，誰知就在徐慶鐘唸新聞稿唸到一半時，台視記者匆 匆趕到，要求重新開始，徐慶鐘居然毫不在意地應允重頭再唸。 那時的政府機關也不像現今那麼有制度；記得那時內政部對外發 言的官員既非新聞室主任，也非副主任，而是一位沒有公務員任用資 格的祕書寧巨川。這位寧先生是山東人，據說曾在浙江省政府任職， 大陸淪陷時，他帶著浙江省政府的重要文件隨政府撤退來台，卻把自 己的任職檔案留在大陸，因此無法經由文官銓敘體系派任職務。徐慶 鐘部長非常瞭解他的情況，幾度勸他參加考試，再取得任用資格，但 寧先生頗有個性，認為應由當年浙江省政府在台官員替他作證還他任 用資格。 也就因為他心中始終感到不平，每次喝醉了就會打電話到部長辦 公室罵徐慶鐘部長，徐慶鐘部長同情他，從來沒有責怪他，只是叫祕
書把電話放在一邊讓他罵個夠，等他酒醒了，氣也消了。這件事當時 是內政部的一大怪現象。寧先生的毛筆字寫得自成一體，徐慶鐘部長 對外的紅白應酬所需喜帳或輓聯幾乎都由他一揮而就，而且是喝得微 醺時，那筆狂草寫得更有味道。 在採訪內政部時，得知 腋中華電視台夜成立，正在對外招考記者 與工程人員。我不自量力，竟然報名應考，好像當天被叫進去唸了一 篇新聞稿後，就被 腋刷掉夜了。那個時候的電視記者似乎都有來頭， 沒有 腋有力人士舉薦夜，根本別想進門，不過說老實話，那時的電視 記者的確有模有樣，不能說全憑人際關係就能如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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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在《經濟日報》工作了兩年多後，有一天聽說 腋中央通訊社夜招 考財經記者，我決定報名應試。記得那時報名參加考試乎坐滿了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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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大同中學的教室，約有千餘人之眾，而中央社實際要招收的財經記 者只有五個名額，經過甄試後，我僥倖成為這五名財經記者之一，從 1973 年起，開始了另一階段的記者生涯。
那時的中央社可說是國內各媒體的龍頭老大，不但是國家通訊
社，還代表國家對全世界發聲，負責撰發總統府及中央政府各機關的 重要消息，而且是 腋美聯社夜、 腋合眾國際社夜、 腋法新社夜等重要 國際通訊社在台灣的總代理。由於當時還是威權時代，對於一些較敏 感的政治新聞，各媒體有時怕惹麻煩，往往採用中央社稿，以 腋中央 社訊夜的方式發表。 因為那時台灣各媒體還沒有能力派遣自己的記者常駐國外採訪， 中央社派駐全球各重要國家特派員所發的專電幾乎是各媒體的主要依 據，而中央社派駐各地的特派員皆為採訪經驗、語文能力很強的新聞 工作者，經常有深入、精闢的報導。 當時的社長是曾做過中華民國駐巴拿馬大使的馬星野先生，他是 一位恂恂君子，學識淵博；總編輯沈宗琳先生也是老蔣總統親筆勾選 出任的傑出新聞界人士。在他們領導下，中央社同人都很敬業，重視 操守，這也是中央社受到同業敬重的主要原因。 我被分派在國內新聞部，接跑焦維城留下的路線，他因採訪受到
農復會主任委員沈宗瀚賞識，被聘請到農復會工作，對我接跑農復會 新聞有許多幫助。農復會是一個中美合作的機構，當時可說是一個冷 衙門，而且會內文件都是內容非常專業的英文，所以幾乎沒有記者去 那兒跑新聞。但實際上，那兒有很多值得報導的消息，尤其到了政府 開始推動加速農村建設計畫後，農復會就變成了一個很熱門的機構， 跑農復會的記者也慢慢多起來。 在植物園另一邊廣州街上的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也是我主跑的 另一個機構，那時好像吳大猷先生已更上層樓，擔任中央研究院院 長，國科會主任委員是徐賢修先生。 農復會和國科會的工作人員都是學有專精的科技人員，他們比一 般公務機關更具朝氣，待人和悅有禮，常不厭其煩地對記者解說一些 專業問題，協助記者做出正確完整的報導，所以在那些機構跑新聞不 僅心情愉快，而且日有長進。 記得那時曾追隨那些專家跑到麥寮採訪台灣西海岸的植樹防沙工 程，到桃園採訪以豬糞尿產生的沼氣發電技術，到陽明山馬槽採訪地 熱發電作業，到中南部看整治野溪的防洪工程，還有一次跟一位水資 源專家去彰化地區查看河川被工業廢水汙染的情形。由於這些新聞逐 漸受到讀者重視，各大媒體也派記者專跑國科會和農復會，所謂科技 記者因此誕生。 跑那些機構也會碰到一些有趣的事；那時台灣剛剛開始推行家庭 計畫，引進避孕套等鼓勵農村婦女節育，農復會鄉村衛生組組長許世 鉅博士曾打趣說： 腋 戴避孕套就像穿襪子洗腳夜。另一位鄉村衛生組 技正說，農村婦女曾抱怨避孕套沒有效果，經一再追問才知道，原來 她們學下鄉宣導工作人員，把避孕套戴在丈夫的手指上。 農業經濟組組長是毛育剛，前總統李登輝那時還只是技正，曾擔 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委的余玉賢也是技正，現任農委會主委陳武雄 那時是小技正。農復會重視人才培育，每年都選拔優秀年輕同人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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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造，甚至培植到唸完博士，他們學成歸國，都受到重用。 國科會國際合作組組長王紀五個子小，但學問口才都很好，經常 陪同政要出國訪問，洽談科技合作事宜。他後來做到國科會副主任委 員，卻因糖尿病去世；我曾在他病重時，還看到他在一場宴會中偷偷 吃一塊蛋糕，可見他是多麼喜愛甜食。
儲備海外記者 進入中央社的第五個年頭，當時的副社長林徵祁給了同仁一次報 考儲備派駐海外記者的機會，後來曾做過中國電視公司副總經理的林 章松、做過總統府公共事務室副主任與海基會主任祕書的吳恕與我三 人通過考試，成為第一批儲備駐外記者；我於 1978 年打頭陣赴美實 習海外採訪。
那是中央社創立以來第一次以考試的方式甄選派駐海外記者，在 我的記憶中也只再辦過一、兩次後就因為社中人事變動而人去政亡， 實在非常可惜。 中央社那時在林徵祁的策劃下考選駐外儲備人員，主要是因為當 時的中央社駐外特派員幾乎都年事已高，不堪艱辛採訪工作的壓力。 舉例來說，我到舊金山（San Francisco）時的特派員李緘三就是第一 代的駐外記者，他於 1948 年時出任中央社駐華府（Washington, D. C.） 記者，三年後擔任駐舊金山特派員，一直做到 1983 年退休；前紐約 分社主任湯德臣也是在早年在蕭三爺同茲敦聘下，加入中央社，他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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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淪陷後，即直接到紐約（New York），等到我於 1980 年奉派赴 紐約工作時，他已退休了。
根據中央社考選駐外儲備人員辦法，那時考取為儲備人員後，必 須先到海外各單位追隨先進同仁實習一年，除了可繼續領取本俸養家 之外，每月在海外還可領得 600 美元津貼，作為在職進修與生活之 用。在那個時代，那樣的待遇比起一般公費留學生可能都優渥多了。
儲 備 海 外 記 者
回 首 來 時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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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中央社國內新聞部主任黃肇珩鼓勵同仁報考，她認為，到海外實 習有助於增進儲備人員的外語聽、講與寫作能力，只要自己肯努力， 將來就有機會挑起駐外採訪的重擔。 她在我決定去舊金山和華府各實習半年後，特別指示我要爭取在 當地進修英文的機會，趁著家累還不太重，及早紮實自己的工作能 力，以備日後發揮。她曾在平日的交談中鼓勵同仁力爭上游；她說， 別一天到晚總指望著升任副主任、主任或總編輯，而應該努力做好準 備，一旦機會來臨時，才能夠勝任，才不至於坐不穩那個位子。 我於 1978 年帶著同仁與家人的祝福隻身飛往舊金山，在政大新
聞系同學的協助下，住進《金山時報》編輯陳秋楓分租給我的公寓 中。當天魏三爺景蒙也同機赴美，李緘三當然去機場迎接，他把我交 給一位前中央社同仁阮文堅後，就載著魏社長進城去了。阮文堅是與 我一同考進中央社的五位記者之一，他跑了一陣子財稅新聞後，就辭 職赴美進修去了，數年後在舊金山重逢，多蒙他照顧，才減少了一些 我初次出國所遇到的困難。 也許社裡派我去舊金山之前沒跟李緘三溝通清楚，說明我只是去 實習而已，也許他誤以為總社是派我去取代他，也許他覺得帶一個什 麼都不懂的小記者採訪太麻煩，不管是什麼原因，他於魏社長離去 後，非常客氣地邀我到他家裡吃了一次晚飯，並且率直表示，舊金山 分社的辦公室很小，只有一張辦公桌，打字機等作業器材有限，勸我 不必到分社上班，而且暗示，他會以我的名義發一些新聞稿，交個差 即可，等實習期滿，可逕赴華府繼續實習。 聽了那些話，我簡直呆掉了，難道我就那麼在舊金山玩上半年 嗎？照他的吩咐我不僅無法向總社交代，對自己都講不過去。於是我 只好去當地的林肯大學註冊，繳了學費，開始學英文，每天坐巴士上 學，跟一群台灣、伊朗和中國大陸等地去的新移民一同唸英文，在課 堂上雖覺自己的英文底子比他們好很多，但自己曉得還是很差。
我也曾試著到《金山時報》免費幫陳秋楓做點譯稿的工作，但該 報是給金山老華僑讀的，無論譯名或文字的用法都與一般報紙不一 樣。例如：英文的 insurance 須譯為燕梳，apartment 是柏文，parking 只能譯作泊車，做了幾天只好放棄。
等到我在林肯大學的課程將結束時，半年的實習期也將屆滿，總 社來函命令我束裝前往華府繼續實習，但我覺得心灰意冷，竟自作主 張地買了一張機票飛回台灣。有鑑於我失敗的教訓，後來林章松和吳 恕都是直接到華府實習，結束實習後，都回到總社等候外派的機會。 吳恕比我資深，他後來去紐約接替王勣的紐約分社主任時，我已在那 兒已工作快兩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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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 沒有完成在舊金山的實習，回到總社坐了大概有半年的冷板凳 後，總社決定派我去紐約分社工作；於是在 1980 年初夏，我們一家
四人從台北飛往美東履新，當時我的大兒子只有四歲，小兒子才兩歲 半，不僅對我是一大改變，全家都將面對新的挑戰。 不過我的心情是興奮的，最主要的原因是那時候出國並不容易， 除了留學之外，就是政府與各單位的外派工作人員，加以那時還是外 匯管制的時代，幾乎沒聽說什麼人能出國觀光旅行，一般來說，除了 那些有特殊關係或背景的人能獲得外派機會之外，像中央社那樣能依 據考試辦法派遣駐外人員的情況可說絕無僅有。 我到中央社紐約分社是接替前任記者徐維中的工作。維中比我年 輕，但我因先當兵後唸大學的緣故，他反而是我的政大學長，後來我 進了《經濟日報》，他在中央社工作，非常傑出；大約在 1971 年
初，我們還一同參加了《英文中國郵報》創辦人黃遹霈、余夢燕夫婦 和魏景蒙等燕京大學在台校友所舉辦的燕京新聞英文研習會；我記 得，這項在台北市金華街政大公企中心舉辦的研習會也只辦了那麼一 屆而已。 參加那個研習會的學員都是各新聞相關單位推薦的在職人員，學 員中還有後來《聯合報》董事長王必成的妻子、《聯合文學社》社長 張寶琴、新聞局的陳建勝和陳亮月、《大華晚報》編譯、後來變成現 任外交部長楊進添夫人的石純純等十多人，研習會講師是政大客座教
授、美國南伊利諾州大學教授克萊敦（Charles Clayton）。
研習會結束後，維中在克萊敦教授協助下，到南伊大深造，學成
歸國後，曾任中央社國外部副主任，再被派到紐約分社工作。很巧的 是八年後我到華府擔任特派員時，又是接替維中兄的工作，不過那是 後話。 話說回頭，我們一家飛到美西洛杉磯（Los Angeles）時，幸虧有
洛杉磯特派員丁侃來接機，他把我們帶到城裡稍作喘息，我們在那兒 停留兩天後，繼續東飛到紐約，由一位好友安排，立即搬進了紐約市 皇后區法拉盛（Flushing, Queens Borough）的一個小公寓。丁侃兄是 一位非常優秀的中央社駐外人員，他後來做過總編輯和副社長。
由於紐約分社的要求，我只能利用一個週末安家，等於放下行李 馬上就進辦公室開始工作。中央社紐約分社當時租用 New York Daily
News 位於 42 街和第三大道口的紐約每日新聞大樓辦公室，位於曼哈 頓的中城，在中央車站（Grand Central Station）附近，交通便利，中
央社租用那兒辦公的另一個理由是當時合眾國際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也在那兒辦公，而我們必須利用該社的線路發稿，也就 是說，我們當時只能用英文撰發新聞稿，台北總社收到後，必須譯成 中文才能供給國內各媒體採用。 我記得，當時我們用打字機寫好稿，經分社主任刪改後，即可送 到合眾國際社的電訊室，由輸入員打成有孔的字條，放上電傳打字機 （telex）傳送，那些輸入員打字技巧熟練，好像閉上眼睛都能打得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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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 後 來 我 被 改 派 到 休 士 頓 工 作 ， 必 須 租 用 西 聯 公 司 （ Western Union）的電傳打字機自行在家中發稿時，還真吃足了苦頭，因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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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那有孔的字條時，必須非常小心，記得打的是哪些字母，萬一打錯 了，還可退回去改，如果記不住，一旦打錯了，就必須重打一條字 帶。 當時紐約分社就只有主任和記者兩人，一開始就沒有什麼工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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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凡是主任交代的就去做，我也不曉得每天該去哪兒採訪，只記得 必須每天早晨五時起床，飛快漱洗後即趕到地鐵站，買妥《紐約時 報》（
）、《紐約每日新聞》（
）、《長島新聞》（
）等日報，利用搭地鐵進城的一小
時，把所有報紙都翻閱一遍，找出跟台灣、中國大陸和其他華人居住 地區有關的消息，一到辦公室就開始摘寫相關消息，趕在早晨七時以 前，也就是台北晚上八時以前，把那些消息全部發回台北總社，讓總 社可以在台灣各報截稿前收到中央社紐約專電。正因為時差的關係， 每天早晨的時間總是非常緊湊，有時趕稿趕到喘不過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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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過美東地區的人都曉得，在紐約冬季大雪紛飛的日子裡，早上 五時餘出門還是一片漆黑，寒風刺骨，吹得人站都站不穩，從我所住 公寓走到地鐵站那短短數百公尺有時必須花數十分鐘，但心裡急著趕 去辦公室發稿，步履更加踉蹌，喘出的熱氣在眼鏡上形成了水霧。 摘發了那些洋報上的相關新聞後，就必須接著採訪當地新聞，基 本上，我們很少採訪當地華僑社團的一般活動，尤其不報導一些僑社 的紛爭，我們總是與政府派駐紐約的一些單位，例如由原來總領事館 改稱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紐約辦事處、新聞局紐約新聞處、經濟部 投資貿易處、僑務委員會等，保持密切的連絡。我們也注意中國大陸 與美建交後派駐紐約人員的動態，但那些消息發回總社後，不一定會 對外發稿，有些就變成了參訊。 我每天下午還奉派坐地鐵到中國城去買當地發行的華文報紙，那 些報紙有的親台北，有的親北京，還有自認為不偏不倚的所謂中立報 紙，我們都得買回來讀，摘發一些台灣關注的消息。到了晚上，必須 採訪的活動還不算少，有時採訪完了，還得趕回辦公室發稿，往往會 忙到午夜以後才能搭地鐵回家。 那時紐約的治安非常差，搶劫、殺人時有所聞，我還親眼看過下 午約三時發生在 42 街上的搶案，去過紐約的人都曉得，42 街是曼哈
頓一條很熱鬧的大街，行人穿梭往來不絕，但很令人難以相信的是當 搶匪當街亮刀行搶時，路過的行人居然視若無睹。於是也可以想像， 深夜搭地鐵時，心裡有多恐懼，所幸我在紐約期間，都是有驚無險， 平安度過三年時光。 紐新處位於列辛頓大道（Lexington Ave.），當時的主任是後來
做過駐南非大使的陸以正，聽新聞局同人說，陸以正對部屬非常嚴 苛，要求很高，但在他手下調教出來的張敏智、黃肇松等人後來都有 很傑出的表現。張敏智後來做過紐新處主任，黃肇松後來投效美洲 《中國時報》，做過台北《中國時報》總編輯、社長、中央社董事長 等職。我那時經常步行幾個街口 到紐新處去與新聞局同仁交換新聞 資訊，有一次冒著大風雪走過去，到了那兒，走進大廳脫大衣時，大 衣上凝結的冰塊掉落在磁磚地上，發出叮叮的聲響，留下印象深刻。 在紐約採訪有時還得冒著生命的危險。有一次，我奉派於夜間到 中央公園（Central Park）去採訪一場有台灣選手與賽的網球比賽，
根據地圖找到比賽場地，弄清楚該在哪一個地鐵站下車，如何走到比 賽場地後就出發去採訪，但即使作了那樣的準備，還是花了許多時間 才找到比賽場地，因為中央公園實在太大了，其中小徑曲折，夜色昏 暗，還得提防可能從一旁樹叢裡跳出來的搶匪。我記得，那場比賽結 束時，已是半夜了，我還得找路走出公園去坐地鐵回家。 可以想見，那時我根本顧不了妻小，內人是我的政大新聞系同班 同學，做過《中國時報》、《聯合報》編輯，到了紐約後，只能做全
第 一 章
職家庭主婦，她必須張羅全家生活所需，還得牽一個、抱一個地帶著 孩子去替他們找學校和托兒機構，那種辛苦的日子，永難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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