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文獻 (第八卷第一期) by Chuliu 巨流圖書

2018 年 04 月

CONTENTS 刊頭語／劉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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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1940年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以《高雄新報》報導為中心／金湘斌、郭憲偉 006 高雄體育史個案研究——一生熱愛運動的陳啟川先生／楊玉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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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信仰與神職人員的文化權力網絡——以高雄苓雅孫氏道士家族為例／康詩瑀、蕭督圜 056 從歷史與空間觀點看高雄旗津當代的發展與變遷／涂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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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編譯臺灣棒球界允文允武的高雄囝仔——徐生明總教練／古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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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運動選手的搖籃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從軍營到左訓到國訓中心／莊淑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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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光影獨特的短上衣與被仔圍——原住民大武壠平埔族群服裝探討／游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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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紀要 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吳佩儒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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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頭語本期的主題文章以運動及休閒類型為主，時間上則涵蓋從日治時期一直到現代。首篇金湘斌、郭憲偉採用《高雄新報》的史料，討論 1940 年高雄州下學校當時奉祝體育／運動會的舉辦細節及其展現的社會意義。金及郭在文中提到：這次的運動會除了反映當時戰爭時局、迎接皇紀 2600 年外，更以富有政治色彩的遊戲項目，例如皇紀體操、敵前上陣（鈴割）、日露戰爭（海戰）等運動競技項目，旨在透過身體突顯「日本天皇制國家意識」及「宣誓效忠大日本帝國的舞臺」等當時殖民者認定的重要意識形態。同樣一個發生在日治臺灣的體育史個案則是陳啟川先生的例子。1912 年陳啟川負笈東瀛求學，戰後陳啟川在高雄地方政治史扮演重要角色，但是較少為外界所知的是陳也是一位優秀的體育選手。楊玉姿引述的史料顯示：陳啟川留學期間參與多項體育競賽，在鐵餅、賽跑、跳遠、標槍、五項運動、自行車、高爾夫球等項目均卓有所成，榮獲多項佳績。戰後，陳啟川更利用體育為媒介展開外交工作，以高爾夫球串連起與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及不少美軍將領之間的國際友誼。出身美濃的徐生明教練是臺灣棒球發展史的縮影。1971 年徐生明是第一代巨人少棒隊在威廉波特贏得世界冠軍的成員，之後高中時代也曾在羅德岱堡的世界青棒賽中創造佳績。 1990 年臺灣職業棒球成立後，徐生明曾陸續擔任多個球隊總教練，2004 年也率領國家隊參加雅典奧運，均榮獲佳績，後來因病不幸過世。古錦松目前擔任徐生明棒球發展協會理事長，此文除了回顧徐生明教練一生之外，同時也在提醒後輩得學習徐生明教練「只要穿上球衣的一天，就是要把自己分內的事做好」的硬頸精神。位於左營的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是培育臺灣優秀運動選手的搖籃。左營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位於世運主場館對面，初始名稱為「左營國家運動訓練中心」。1976 年成立之前，中心

現址仍是一處海軍陸戰隊的營區，組織採公辦民營；2001 年後更名為「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迄今。莊淑姿此文回顧了這個國家重要運動選手的培訓基地的歷史發展歷程。其餘一般論文論文有兩篇，分別為：康詩瑀、蕭督圜關於高雄苓雅孫氏道士家族的社會文化網絡分析，以及交大博士生涂懿文從空間的觀點探討旗津地區的歷史發展，這兩篇論文除了呈現個案資料外，更兼具深厚的文化理論意涵。另外，在甲仙浸潤已久的游永福則比較了歷史文獻及現場田野採集的衣飾成品，試圖歸結出大武壠平埔族服飾的族群文化特色。以上文章，在此推薦給《高雄文獻》的讀者。

主編 2018 年 3 月 29 日

1940 年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以《高雄新報》報導為中心

1940年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以《高雄新報》報導為中心撰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助理教授金湘斌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郭憲偉

摘要本文旨在論述 1940 年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試圖從「反映戰爭時局與奉祝皇紀二千六百年運動慶典儀式的上演」，以及「渲染時局色彩的運動遊戲項目」兩個主題切入。為此，主要採用《高雄新報》所刊載的史料為中心，以《臺灣日日新報》、《武道・體操・國防・遊戲興亞總力運動會》、《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運動會資料》等相關史料為輔，冀望能彙整、考察 1940 年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的舉辦內容與歷史意義。考察 1940 年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過後，可窺知：邁入戰時體制與奉迎皇紀二千六百年所形成的特殊時間點，不僅讓原本單純的運動競爭與體育表演活動場域，成為灌輸日本天皇制國家意識和檢視少國民體力向上的道場，其在開、閉幕進行程序渲染濃厚日本天皇制國家宗教儀式色彩的同時，也讓體育／運動會轉變成宣誓信仰大日本帝國的舞臺。

關鍵詞：皇紀二千六百年、高雄新報、運動會、體育

通訊作者：郭憲偉，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 78 號。本文感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17-024-，以及本計畫研究助理林海心辛勤協助史料蒐集與文獻資料翻拍。投稿日期：2018 年 2 月 27 日接受日期：2018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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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貳、反映戰爭時局與奉祝皇紀二千六百年運動慶典儀式的上演參、渲染時局色彩的運動遊戲項目肆、結語

壹、前言日治時期的《高雄新報》為高橋傳吉在 1934 年 4 月創立，主要報導國際情勢、日本內地、臺灣島內與高雄州（按：約略為現今之高雄市與屏東縣）之新聞。1 約至 1939 年為配合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報刊的發行策略才從原先的一週二日刊朝發行日刊的方向邁進。2 再者，有鑑於時局發展與報業競爭激烈，《高雄新報》更積極地打著「思想戰、宣傳戰」的經營手法，朝徹底執行國策的方向努力邁進，故《高雄新報》雖為民營，但卻具有濃厚的官方色彩。3 1944 年 3 月，臺灣總督府鑑於物資缺乏與為凝聚島內皇國思想，遂將臺灣各大報業整合為《臺灣新報》，就此使發行約十年的《高雄新報》劃下休止符。4 戰後，隨著時光流轉，這曾經記錄日治時期南臺灣發展的重要史料大多散佚，至今僅存三年份（按：1940-1943 年）的報導可供查閱。5 可惜的是，由於《高雄新報》無法透過電腦檢索，故目前較少受到研究者們的青睞。在初步翻閱現存的《高雄新報》過後發現，其刊載之體育運動新聞報導和體育運動相關廣告內容可謂是包羅萬象，且蘊藏大量可供深入瞭解日治末期南臺灣體育運動邁入戰時體制質變發展情形之地方重要史料。其中特別吸引筆者關注的部分，在於 1940 年《高

〈高雄新報の發行〉，《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1 月 21 日），第 7 版。

〈高雄新報〉，《臺灣新聞總覽》（臺北：國勢新聞社臺灣支社，1936），頁 53。〈高雄新報の內紛と泉風君出馬經緯〉，《臺灣公論》，4（7）（1939），頁 6。

東京電報通信社編，《戰時體制下に於ける事業及人物》（東京：大空社，1990），頁 345。

王天濱，《臺灣報業史》（臺北：亞太圖書，2003），頁 33。

臺灣現今收藏《高雄新報》數量最為齊全的圖書館為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其主要保存範圍為 1940 年 1 月至 1943 年 12 月（按：中有缺刊），共有 31 冊。但，據推測可能由於高雄新報社面臨財務吃緊、經營不穩定、社內整頓等因素，故使得《高雄新報》有呈現缺刊（按：亦有可能是佚失或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未收藏）、出刊版面數不一等問題出現。

1940 年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以《高雄新報》報導為中心

雄新報》刊載多筆有關奉祝、慶賀「皇紀二千六百年」6 的「運動會」7、「體育會」8 等行事活動，9 例如有：奉祝皇紀二千六百年紀念體育大會、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大運動會、州郡下聯合奉祝體育大會、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國民體育會、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青年學徒體育大會與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綜合體育大會等。且經史料耙梳後，得知在 1940 年《高雄新報》當中報導高雄州下學校體育／運動會共有 23 則新聞。若進一步查閱當年度的《臺灣日日新報》，亦發現有刊載 8 則與此相關的新聞，其內容雖不如《高雄新報》豐富，但仍提供不少可做為補充與相互參照的線索。10 若初步比較《高雄新報》與《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內容後可得知，《高雄新報》除刊載時間、地點、成績與參加人員基本訊息外，還不時會詳盡敘述秩序冊內容（按：包含活動程序、比賽項目）、舉辦過程與大會趣聞等，可謂是為理解日治時期南臺灣體育／運動會保留許多相當珍貴的史料。接著，擬藉助相關文獻試圖探討 1940 年高雄州下學校體育／運動會具有的學術意義與價值。目前以專文進行探討日治時期臺灣運動會的相關研究有：許佩賢的〈教化、競爭與反饋的機關裝置公學校運動會〉、謝仕淵的〈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運動會與地方社會初探〉、金湘斌的〈運動慶典的形成——日治初期臺灣公學校運動會（1895-1911）〉。

「皇紀二千六百年」又稱紀元二千六百年，是計算日本皇國歷史的一種紀年體，從神武天皇即位元年（按：西元前 660 年）開始起算，至 1940 年恰好滿 2,600 年。這一年，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一年，亦是臺灣皇民化運動邁向「臣道實踐」皇民奉公運動的重要時刻。在此年當中，日本政府藉由盛大的奉祝活動，試圖展開另一波凝聚「國民精神總動員」的熱潮，據統計日本全國各地的「奉祝行事」計有 13,000 件，相關的「紀念事業」計有 15,000 件。有關皇紀二千六百年的奉祝活動，請參閱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台灣》（臺北：日創社文化，2006），頁 59-86。

「運動會」是以運動為目的的集會，並具有競技、休閒、體育發表等性質，約在明治初期傳入日本，並深受英國、法國、德國等影響。有關運動會的定義，請參閱今村嘉雄、宮虎彥編，《新修体育大辞書》（東京：不昧堂，1982），頁 123-124。另外，有關運動會的歷史與特徵，請參閱金湘斌，〈日本小學校運動會的歴史淵源與起源期的特徵〉，《體育學報》，40（1）（2007），頁 131-144。吉見俊哉，〈ネーションの儀礼としての運動会〉，收於矢野惠二編，《運動会と日本近代》（東京：青弓社，2004），頁 7-53。

「體育會」之名稱主要從「運動會」乙詞改稱而來，大致於 1938 年起開始頻繁出現，且具有興亞教育、皇國民鍊成、體位向上等意涵。1941 年，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與體操科更名為體鍊科過後，亦有以「體鍊大會」、「鍊成大會」等名稱替代運動會的情形出現。請參閱平田宗史，〈わが国の運動会の歴史〉，收於矢野惠二編，《運動会と日本近代》（東京：青弓社，2004），頁 118-123。

除刊載奉祝運動會、體育會外，亦有報導奉祝武道、奉祝驛傳、奉祝腳踏車競賽等活動舉行。此外，有關各地慶賀皇紀二千六百年之體育運動部分，其實與日本天皇制國家思想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此外，日本原構想藉舉辦「第十二屆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奉祝皇紀二千六百年，但因中日戰爭進入持久戰的關係，故最後向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提出停辦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申請。但在考量戰爭時局等因素下，取而代之改以舉辦「東亞競技大會」做為皇紀二千六百年的奉祝活動。基於此時局背景，在 1940 年時，不論是日本內地，或是殖民地、佔領地、勢力圈等，舉辦相關體育運動競技時，基本上都會冠上「奉祝皇紀二千六百年」之名稱，藉此慶賀大日本帝國與凝聚日本臣民對天皇的效忠，而此相關活動亦有著「體力向上」祭典的別名。請參閱坂上康博編，《幻の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その時代戰時期のスポーツ・都市・身体》（東京：青弓社，2009）。

10 在《臺灣日日新報漢珍／ゆまに清晰電子版》中，以 1940 年為範圍，採用「運動會」、「運動大會」、「體育會」、「體育大會」之關鍵字進行檢索，可得到 30 筆有關高雄州舉行奉祝體育會或運動會的相關資料，但學校部分僅有 8 筆，礙於篇幅在此則不一一羅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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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許佩賢的著作當中，運動會被視為連接學校與社會間的重要機關裝置，且對國家規訓機制以及對臺灣社會，具有不可言喻的多重意義。該文深入檢討臺灣運動會的起源、運動會的內容及特色、文明化與國民化、競爭心與團結心、尋找反饋的可能性等議題，進而得出運動會提供一個非日常的新世界；在此空間當中亦常見臺灣社會接受殖民近代性與反饋的過程，更是近代國家日本規訓新臣民與教化地方社會重要的道場。11 其次，謝仕淵則是以社會運作機制為主軸，分別就地方社會協助與運作、社會動員、地方意識的形成來探討運動會的舉辦目的，並詮釋運動會與地方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12 最後，金湘斌聚焦於日治初期臺灣公學校運動會，試圖透過舉辦地點、舉辦日期與舉辦流程等，論述運動會成為日本天皇制國家教化新臣民道場的過程，以及日本殖民統治者如何透過這個近代運動慶典將不屬於新臣民的國家歷史記憶巧妙加諸於臺灣人的身體之上。13 上述的三篇文章對於日治時期臺灣運動會著墨甚多，但共同的缺陷都是未針對日治末期的運動會詳加進行討論，推測其主要原因可歸咎於手邊可能缺乏日治末期運動會的完整報導，且少有相關史料能正確掌握舉辦流程與實際進行內容，故僅能暫時擱置一旁，留待日後蒐集相關史料予以補上。有趣的是，在筆者實際整理《高雄新報》與《臺灣日日新報》所刊載的 31 則高雄州下學校體育／運動會相關史料過後，約略得知 1940 年高雄州下各學校共舉辦過 27 場的體育／運動會，相信從中不僅可檢視日本殖民地政府於皇紀二千六百年時，如何藉由在臺灣學校舉辦的體育／運動會中進行宣揚與操作皇民化、國民精神總動員、興亞建設與大東亞共榮圈等意識形態的手法外，更可從中窺探殖民統治者是如何利用體育運動做為手段，操控殖民地臺灣民眾的身、心，使其達到「體力向上」的使命，並成為戰爭動員的重要國家機關裝置。基於上述，本文將採用《高雄新報》所刊載的史料為中心，並以《臺灣日日新報》、《武道・體操・國防・遊戲興亞總力運動會》、《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運動會資料》等相關史料為輔，冀望能彙整、考察 1940 年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的舉辦內容

11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市：遠流，2005），頁 294-329。 12 謝仕淵，〈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運動會與地方社會初探〉，《臺灣歷史學會會訊》，16（2003），頁 18-30。 13 金湘斌，〈運動慶典的形成——日治初期臺灣公學校運動會（1985-1911）〉，《運動文化》，9（2009），頁 10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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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歷史意義，相信這將可以讓日治時期臺灣運動會史之研究更趨於全面性，亦可補足前人研究之缺憾。最後，為充分檢討 1940 年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本文擬以「反應戰爭時局與奉祝皇紀二千六百年運動慶典儀式的上演」、「渲染時局色彩的運動遊戲項目」為主題，分別探討舉辦的情形與內容後，進而抽絲剝繭出日治時期南臺灣奉祝皇紀二千六百年學校體育／運動會的特徵。

貳、反映戰爭時局與奉祝皇紀二千六百年運動慶典儀式的上演連續降雨的日子在昨天終於轉晴，今日為風和日麗的運動會，運動會場中拉起多條白線，萬國旗隨風飄揚，來賓席的帳棚與紫色帷幕亦搭建完成，事前準備工作大致整備完成，爭相來看熱鬧者多已到達會場，使運動場的樣貌與以往不同。當鐘聲響起，隨著「君之代」的齊唱，國旗冉冉高昇於會場，在校長進行主席致詞後，二年級以上學童遂以廣播體操表演揭開運動會的序幕……剎那間忘記整天的疲憊，在意氣昂揚、高喊萬歲中解散。14 上文描述的內容為 1940 年由臺北新高堂發行之《綴方實習書公學校第五學年》中的〈運動會〉作文範本，雖說內容並未深入一一撰述競賽項目，僅簡單書寫運動會的過程，但已提供基本的輪廓供我們理解當時舉辦運動會的樣貌。不過有意思的是，從此作文範本中僅見到具有發揮戰爭動員性質之「廣播體操」15 的出現，在其他地方很難嗅出奉祝皇紀二千六百年與戰爭時局的氣氛，似乎無法實際再現 1940 年體育／運動會的樣貌。接著就山本信良、今野敏彥的研究可得知，自 1931 年滿州事變與 1937 年中日戰爭的全

14 臺北綴方教育研究會，《綴方實習書公學校第五學年》（臺北：新高堂書店，1940），頁 96-97。 15 「廣播體操」的原稱為「國民保健體操」，主要是透過廣播放送伴奏音樂，並配合著號令一同施做的體操。雖說，直接使用一樣的音樂亦可隨時隨地施做，但愛好廣播體操的民眾，大都是於上午 6 點 30 分等待日本放送協會（NHK）的播放後，一同做體操。有關廣播體操的定義，請參閱今村嘉雄、宮虎彥編，《新修体育大辞書》，頁 523、1538。廣播體操的淵源與發展脈絡則是請參閱高橋秀實，《素晴らしきラジオ体操》（東京：小學館，1998）。另外，在 1930 年代以後，日本開始走向戰時體制，廣播機體操除了原先的順從、勤勉、規律之教化外，更被賦予發揮戰爭動員之協力的新功能，以及向國家表達忠誠與宣揚日本「大東亞共榮圈」思想的工具。詳細內容，請參閱許佩賢，〈做為機關裝置的收音機體操〉，《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一九三○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新北：衛城出版， 2015），頁 207-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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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爆發後，作為日本近代學校行事的運動會已逐漸渲染濃濃的軍事色彩，以及朝向強化團體訓練的方向邁進，特別在慶典儀式程序上的具體做法有：「君之代」日本國歌奉唱、國旗揭揚、宮城遙拜、默禱、愛國進行曲、廣播體操、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歌與國旗降納等程序的進行，相信這些儀式均是如實體現戰爭時局的變化與實踐強化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做法，藉此進一步構築出屬於日本天皇制國家的祭典，以及皇國民的培育。16 換句話說，此時期舉辦的體育／運動會在儀式流程上已與過往有明顯的不同，這樣的變化其實從日本內地所發行的運動會指導書中亦可察覺，在 1939 年 9 月出版的《武道・體操・國防・遊戲興亞總力運動會》與 1940 年 9 月出版的《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運動會資料》中，特別針對開、閉幕儀式提出建議的舉辦儀式程序，記述內容如下：關於開幕儀式、閉幕儀式，文部省下達應以嚴肅、慎重的態度舉行。開幕儀式： 1. 開幕致詞、2. 國旗揭揚（配合君之代音樂）、3. 君之代、4. 宮城遙拜、5. 校長訓辭、6. 運動會歌閉幕儀式： 1. 閉幕致詞、2. 愛國進行曲、3. 國旗降納（配合君之代音樂）、4. 萬歲三唱、 5. 閉幕退場 17 那麼，位屬於大日本帝國邊境之南的高雄州各學校體育／運動會的慶典儀式程序是否也如山本信良、今野敏彥的研究？是否與上述兩本運動會指導書類似？就目前可掌握的史料顯示，在 1940 年間被報導舉辦體育／運動會的學校有 27 間，分別為幼稚園 1 間、公學校 17 間、小學校 6 間與中學校 3 間，18 除「8 月 18 彌陀公學校（按：今高雄市立彌

16 山本信良、今野敏彥，《大正・昭和教育の天皇制イデオロギー》（東京：新泉社，1986），頁 304-311、370。另外，這些典禮儀式也並非只有出現在體育／運動會當中，特別在 1937 年過後，隨著神道儀式的體系化，大日本帝國才逐漸確立出以皇室為中心操作國民認同的一種大眾儀禮，並在 1940 年皇紀二千六百年達到高峰。詳細內容，請參閱ケネス・ルオフ，《紀元二千六百年消費と観光の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青弓社，2016），頁 100-103。 17 谷池茂雄、久本彌吉，《武道・體操・國防・遊戲興亞總力運動會》（東京：弘學社，1939），頁 22。久本彌吉，《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運動會資料》（東京：啟文社，1940），頁 19。其中，筆者參閱的《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運動會資料》乙書，上蓋有楠西公學校之印，為曾任職於楠西國民學校之教員鄭火炎所收藏。 18 《高雄新報》報導 20 間、《臺灣日日新報》報導 7 間，共計 27 間。在此補充說明，日治時期的公學校為以教育臺灣人子弟為主的初等教育機構；小學校為以教育日本人子弟為主的初等教育機構。

1940 年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以《高雄新報》報導為中心

陀國民小學）的南北對抗優勝旗爭奪體育會」19、「11 月 2 日岡山小學校的運動會」20、「11 月 16 日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按：今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的第十六屆體育演習會」21 三則刊登在《高雄新報》上的報導內容未提及奉祝的字樣外，其餘皆有明確書寫出奉祝皇紀二千六百年，或是直接將運動會的名稱冠上，諸如：「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運動會」、「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大運動會」、「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體育會」等，藉此強調皇紀二千六百年的神聖性與加強國家節日的氣氛，讓帝國時間走進地方社會。22 另外，在體育／運動會中置入奉祝帝國歷史悠久的同時，亦不會忘記藉此良機在新聞媒體宣傳「鍛鍊時局下兒童體位向上與奉祝光輝紀元二千六百年」23、「為紀念皇紀二千六百年進行東亞共榮圈建設大聖業與鍛鍊小國民」24 與「奉祝紀元二千六百年與振作女子青年士氣」25 等凝聚國民精神與加強體魄鍛鍊的口號、標語。接著，為清楚說明反應戰爭時局與奉祝皇紀二千六百年慶典儀式，以下將舉七個體育／運動會舉辦程序的例子進行深入的討論。 1. 10 月 14 日，東園公學校（按：今高雄市立大同國民小學）舉辦的第四屆運動會，當日的進行程序為：校旗臨場、國旗揭揚、宮城遙拜、開會致詞、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歌與運動會歌齊唱、運動遊戲項目（55 項目）、整列、成績發表、愛國行進曲齊唱、降國旗、閉會致詞、萬歲三唱、校旗退場、散會。26 2. 10 月 21 日，東港公學校（按：今屏東縣東港國民小學）舉辦的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大運動會，當日的進行程序為：入場、國旗揭揚、遙拜、默禱、開會辭、國歌奉唱、優勝旗返納、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歌、運動遊戲項目（42 項目）、全員整列、記錄發表、優勝旗授與、閉會辭、國旗降納、萬歲三唱、退場。27 3. 10 月 23 日，堀江小學校（按：今高雄市鹽埕國民小學）舉辦的皇元二千六百年奉祝

19 〈岡山彌陀公學校來る十八日同窓會〉，《高雄新報》（1940 年 8 月 16 日），第 4 版。 20 〈岡山小體育會盛會〉，《高雄新報》（1940 年 11 月 4 日，）第 3 版。 21 〈前人氣は旺盛高中の運動會〉，《高雄新報》（1940 年 11 月 16 日），第 5 版。 22 有關日治時期臺灣地方社會與日本國家祝祭日的研究，請參閱顏杏如，〈天長節鬥熱鬧：帝國的節日與殖民地臺灣社會〉，收於李承機編《「帝國」在臺灣：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頁 51-87。 23 〈清水公學校運動會〉，《高雄新報》（1940 年 10 月 25 日），第 7 版。 24 〈幼稚生元氣潑剌！聯合運動會盛會〉，《高雄新報》（1940 年 11 月 2 日），第 5 版。 25 〈屏東高女體育會〉，《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11 月 29 日），第 4 版。 26 〈潑剌！兒童は躍る東園校運動會盛況〉，《高雄新報》（1940 年 10 月 15 日），第 7 版。 27 〈東港公學校奉祝運動會〉，《高雄新報》（1940 年 10 月 23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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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運動會，當日的進行程序為：整列、國旗揭揚、遙拜、默禱、國民歌（按：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歌）齊唱、優勝旗返納、開會致詞、運動會歌高唱、廣播體操、運動遊戲項目進行、午休、大日本國民體操、演技進行、整列、成績發表、優勝旗授與、愛國行進曲合唱、閉會致詞、降旗、解散。28 4. 10 月 26 日，潮州公學校（按：今屏東縣潮州國民小學）舉辦的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體育會，當日的進行程序為：入場式、整列、國旗揭揚、皇太神宮宮城遙拜、皇軍感謝默禱、開幕致詞、大日本國民體操、運動遊戲項目（45 項目）、整列、廣播體操、記錄發表、優勝旗授與、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頌歌、閉幕致詞、國旗降納、萬歲三唱、解散。29 5. 11 月 2 日，大和尋常小學校（按：今高雄市前金國民小學）舉辦的二千六百年奉祝第四回秋季大運動會，當日的進行程序為：整列、國旗揭揚、遙拜、默禱、奉祝歌高唱、優勝者奉還優勝旗（白軍）、開會致詞、運動遊戲項目、整列、愛國進行曲齊唱、講評、優勝旗授與（紅軍）、閉會致詞、萬歲三唱、解散。30 6. 11 月 23 日，鳳山尋常高等小學校（按：今高雄市曹公國民小學）舉辦的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大運動會，當日的進行程序為：整列行進、開會致詞、國旗揭揚（國歌奉唱）、宮城神宮遙拜、默禱、校長致詞、紀元二千六百年唱歌、運動遊戲項目（54 項目）、萬歲三唱。31 7. 11 月 29 日，溪埔公學校（按：今高雄市溪埔國民小學）舉辦的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兒童體育會，當日的進行程序為：一同整列、國旗揭揚、「君之代」奉唱、皇居遙拜、皇大神宮與橿原神宮遙拜、默禱、藤原校長致詞、合唱體育運動歌、運動遊戲項目進行。32 首先，1940 年奉祝體育／運動會的開幕典禮基本程序上大致有：入場、整列、國旗揭揚（國歌奉唱）、皇宮／神宮遙拜、默禱、開幕致詞與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歌等流程。亦即在運動會當日，當學生與教職員一同在操場整列過後，開始升日本國旗與齊唱日本

28 〈堀江小學校運動會〉，《高雄新報》（1940 年 10 月 20 日），第 7 版。〈秋晴れの陽光下に堀江小の大運動會〉，《高雄新報》（1940 年 10 月 24 日），第 7 版。 29 〈潮州公學校奉祝體育大會〉，《高雄新報》（1940 年 10 月 26 日），第 4 版。 30 〈大和小學校奉祝運動會〉，《高雄新報》（1940 年 11 月 2 日），第 5 版。 31 〈鳳山小學校大運動會〉，《高雄新報》（1940 年 11 月 26 日），第 3 版。 32 〈鳳山郡溪埔公奉祝兒童體育會〉，《高雄新報》（1940 年 12 月 1 日），第 3 版。

1940 年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以《高雄新報》報導為中心

國歌「君之代」，接著對日本皇宮／神宮進行遙拜，表達效忠、致敬之意，並向戰場英勇的皇軍祈福、默禱、致謝後，才輪到長官、校長或是來賓致詞。當致詞完畢過後，大都會接著合唱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歌，藉此增加體育／運動會慶典儀式莊嚴肅穆的效果，並在此場合的渲染下，達成具有加強，或者是深刻認識日本天皇制國家歷史悠久的教育意涵。33 當然，除奉唱具有國家意識的歌曲外，某些學校還會合唱「運動會歌」、「體育運動歌」等歌曲，用以配合體育／運動會的主旨。34 除上述程序外，亦有學校會加入「優勝旗納返」、「廣播體操」與「大日本國民體操」等節目，一方面可以表揚爭取運動優勝的榮譽與勉勵強身健體的成果，一方面更是凸顯戰時體制下透過學校強化和檢視學生身體外在順從、勤勉、規律等表現的一致性，以及發揮集團協力與戰爭動員之附加功能。35 其次，閉幕典禮基本程序上則是先進行教職員與學生的整列，在集合全體過後發表成績或是講評今日的表現，並授與優勝旗藉此獎勵在體育／運動會上的辛勞，接著再一次齊唱愛國進行曲合唱、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頌歌等歌曲，36 用以加深學生或是觀眾對日本天皇制國家的效忠與擁護，當合唱歌曲結束後才輪到校長致閉幕詞，最後以國旗降納和高呼萬歲三唱做為體育／運動會的總結。總括而論，從 1940 年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開、閉幕典禮的程序中可窺知，原本做為學校行事一環的體育／運動會，除本身極富有日本天皇制國家祝祭儀式色彩外，在此時間點還巧妙的融入反應戰爭時局與奉祝皇紀二千六百年的相關程序，不論是在體育／運動會名稱上的冠名，或者是神宮遙拜、皇軍感謝默禱、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頌歌、愛國進行曲合唱、廣播體操、大日本國民體操等莊嚴、神聖與整齊劃一儀式項目的上演，均充分顯示體育／運動會已然不僅只是做為灌輸日本天皇制國家意識和檢視「少國民」37

33 學校唱歌本身就具有相當的儀式性功能，有關此部分請參閱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頁 211。 34 有關 1940 年所唱的運動會歌與體育運動歌實際內容為何，還有待進一步考察。另外，有關在運動會中穿插運用歌曲，藉此培養國家意識與增加儀式莊嚴之分析研究，請參閱金湘斌，〈日治初期臺灣初等學校運動會之歷史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2007），頁 126-130。 35 1930 年代末期至 1940 年初期，日本產業體操、建國體操、興亞體操、大日本國民體操等陸續被推出，故此期間又被稱為「體操的時代」。簡略而言，這些具有集團性質的體操，不單純僅是培養戰時國民體力向上的一種手段，更是規律訓練、國民精神涵養的重要國民體育裝置。有關上述的內容，請參閱佐々木浩雄，《体操の日本近代戦時期の集団体操と〈身体の国民化〉》（東京：青弓社，2016）。 36 愛國進行曲合唱、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歌（按：又稱國民奉祝歌）、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頌歌等歌曲內容，大都是描述大日本帝國疆土廣大、國本雄厚、歷史悠久、皇恩浩蕩，以及必須服從皇威、效忠天皇等。另外，在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歌當中，更是直言報效國家與在正義凜然旗幟下建設新亞洲。 37 有關「少國民」乙詞泛指，在 1930 年代後期日本開始朝向戰時體制期間，接受強烈軍國主義教育的世代。相關內容，請參閱許佩賢，《太陽旗下的魔法學校——日治台灣新式教育的誕生》（新北市：遠足文化，2012），頁 16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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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力向上的道場，更是在戰爭時局逐步邁入緊迫中，藉著奉迎皇紀二千六百年特殊的慶賀儀式，進一步肩負起掀起國民精神總動員的熱潮，與發揮凝聚殖民地臺灣臣民對日本天皇效忠之功效。相信上述在體育／運動會中上演的慶典儀式與流程安排，可謂是讓原本單純的運動競爭與體育表演活動場域，增添濃厚的日本天皇制國家宗教儀式的成分，並轉變成宣誓信仰大日本帝國的舞臺。

圖 1 紀元二千六百年頌歌資料來源：〈臺灣體育大會奉祝會の歌〉，《高雄新報》，（1940 年 9 月 20 日），第 7 版。

參、渲染時局色彩的運動遊戲項目在《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運動會資料》乙書當中即開宗明義提及，迎接皇紀二千六百年光輝之際，聖戰已邁入第四個年頭，新體制下的日本揮舞著興亞旗幟，朝向東亞大建設的方向前進，在此非常時期最要緊之事，莫過於磨練強健的體魄、涵養獻身奉公的精神，故運動會舉辦內容應著眼於紀念皇紀二千六百年和皇民鍊成之統合訓練、團體訓練、集團訓練，並鼓吹為皇國殉道之精神，以發揚大和民族之美德與昂揚日本武道之剛健。實際於運動遊戲項目規畫上有：白兵戰、總戰力、二千六百年奉祝遊戲、神武天皇御東征（鈴割）、神宮皇后之三韓征伐（敵前上陸）、日清戰爭（攻城球—騎馬戰）、日露戰爭（海戰）、日支事變（運送出征士兵）、國民總戰力（分列進行）、奉祝旗體操、皇紀體操、興亞基本體操、武運長久、大陸移民隊、東亞建設、友邦同盟、防火訓練、陸戰隊、搬運競走（產

1940 年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以《高雄新報》報導為中心

業戰士）、手榴彈投擲、突擊隊等。38 若進一步察看其活動內容可知，有些運動遊戲項目僅是在活動過程加上時局標語，或是在內容上稍加改變修飾，便以新瓶裝舊酒的型態更名重新登場。舉例來說，「神宮皇后之三韓征伐」就是以「敵前上陸（按：請參閱圖 2）」為設計原型的模擬戰爭遊戲，僅是將主題背景設定為神宮皇后攻伐新羅。整體而言，這些運動遊戲項目的設計，不論是在名稱、題材、標語等部分皆是反映出與戰爭時局，以及與日本天皇制國家歷史上的連結，並試圖從人體基本活動能力的追、趕、跑、跳、匍匐中，讓學生在實際體驗攻擊、防禦、協力、犧牲、奉獻等過程中，清楚認知集團戰鬥與支援前線的基本性質，用以養成尚武、忠君愛國與勇猛果敢等精神。

圖 2 神宮皇后之三韓征伐（上）與敵前上陸（下）資料來源：久本彌吉，《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運動會資料》，頁 50。谷池茂雄、久本彌吉，《武道・體操・國防・遊戲興亞總力運動會》，頁 255。

基於上述，筆者大膽推測 1940 年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應該也會受到此風影響，多少促使運動遊戲項目渲染上反應時局之色彩。接下來為實際考察 1940 年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的運動遊戲項目，以下將先臚列目前可蒐羅的史料後，再進行分析論述。首先，1940 年 10 月 26 日《高雄新報》將潮州公學校所舉辦的「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體育會」譽為充滿時局色彩，並罕見地大幅度刊登秩序冊的完整流程與運動遊戲項目，以下為當日刊載的運動遊戲項目： 1.50 公尺競賽（21 回；三年級全體）、2. 敵前上陸（2 回；二年級男）、3.50 公尺競賽（16 回；一年級全體）、4.200 公尺競賽（2 回；青年組男）、5. 總力戰鬥（1 回；三、四年級女）、6.100 公尺競賽（12 回；六年級男）、7. 擲手榴彈（1 回；高男志願者）、8. 困難克服（12 回；五年級男）、9. 拔河（1 回；六年級男）、10.100 公尺競賽（12 回；五年級男）、11.50 公尺競賽（16 回；二、

38 久本彌吉，《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運動會資料》，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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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年級女）、12. 進攻軍艦旗（遊戲；三、四年級女）、13.200 公尺競賽（12 回；高男）、14. 傳令競走（1 回；五年級男）、15. 擔架競走（1 回；五年級以上女）、 16. 擲鉛球（1 回；青年組男）、17.50 公尺競賽（16 回；一、三、四年級全體）、 18. □□基本型（體操；五年級以上男）、19. 幼稚園兒童賽跑競賽（2 回；幼稚園兒童）、20.100 公尺競賽（9 回；六年級女、高女）、21. 建國體操（1 回；五年級以上男）、22. 小學生行進曲（遊戲；一、二年級女）、23. 長距離競賽（1 回；四年級以上男志願者）、24.400 公尺俵運接力（青年組男）、以上為上午競賽、25.1500 公尺接力（1 回；青年組男）、26. 騎馬戰（1 回；六年級女、高女）、 27.50 公尺競賽（16 回；二、五、六年級）、28. 肉彈三勇士（2 回；四年級男）、 29.200 公尺接力（1 回；青年組女）、30. 擲手榴彈（1 回；青年組男）、31. 搬運競賽、32. 中隊教練（1 回；五年級以上男）、33. 爭奪戰（2 回；四年級男）、 34. 他校兒童賽跑競賽（1 回；他校兒童）、35. 擔架競走（1 回；青年組女）、 36.200 公尺決賽（1 回；青年組男）、37. 防空演習（1 回；高男）、38. 東亞新建設（1 回；五、六年級男）、39. 拾寶（數回；來賓）、40. 家庭防空群（數回；來賓婦女）、41. 紀元二千六百年（遊戲；五年級以上女）、42. 集體造型體操（1 回；高男）、43. 職員賽跑競賽（1 回；本校職員）、44. 對組競走（1 回；本校職員）、45.800 公尺接力競賽（1 回；青年組男）39 （原文為日本語，底線為筆者所加，□則是無法辨認）若扣除具有田徑競賽性質與一般的運動遊戲項目過後，充滿時局色彩的項目，共計 18 項，約占整體的 40％。接著，由於 1940 年《高雄新報》與《臺灣日日新報》對於學校體育／運動會的報導大多僅是簡單介紹，或是揀選刊登富有特點之活動內容，故不容易取得完整的運動遊戲項目，以下僅能將零星可見的運動遊戲項目，整理成表 1。

39 〈潮州公學校奉祝體育大會〉，《高雄新報》(1940 年 10 月 26 日 )，第 4 版。

1940 年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以《高雄新報》報導為中心

表 1 1940 年《高雄新報》與《臺灣日日新報》刊載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之運動遊戲項目舉辦日期

舉辦學校

10 月 13 日

鳳山公學校（按：今高雄市鳳山國民小學）

10 月 14 日

東園公學校

10 月 23 日

體育／運動會名稱

運動遊戲項目

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大運動會

敵陣潛行、白兵戰、敵狀偵察、空中戰、最後一兵、皇國萬歲、盟邦親善

第四屆奉祝運動會

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國民歌行進曲、障礙物競爭、火車遊戲

崁頂公學校（按：今屏東縣崁頂國民小學）

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大運動會

12,000 公尺馬拉松競走盛況空前，還為此舉行預測時間投票。

10 月 27 日

青葉公學校（按：今高雄市成功國民小學）

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大運動會

閱軍分列

11 月 01 日

高雄市幼稚園

聯合奉祝運動會

拔河、重慶入城

11 月 02 日

大和尋常小學校

二千六百年奉祝第四回秋季大運動會

青年力闘、整理體操、擔架競爭、各國友好

11 月 03 日

溪州公學校（按：今高雄市溪州國民小學）

奉祝二千六百年暨開校二十周年祝賀運動會

當日亦舉辦各團體驛傳接力競賽

11 月 16 日

鳳林公學校（按：今高雄市小港區鳳林國民小學）

第十六屆奉祝大運動會

二千六百年奉祝行進

11 月 23 日

鳳山尋常高等小學校

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大運動會

召集令、難關突破、渡河戰、碉堡攻略、戰車、慰問袋、廢品回收

11 月 29 日

溪埔公學校

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兒童體育會

三國同盟、騎兵突襲、白兵戰、圍繞聯隊、慰問袋

11 月 30 日

林園公學校（按：今高雄市林園國民小學）

奉祝紀元二千六百年秋季大運動會

青空軍、萬艦飾、敵地潛行、敵陣佔領、攻城戰

12 月 08 日

鳥松公學校（按：今高雄市鳥松國民小學）

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運動會

兔跳、日支親善、陸戰隊、軍用列車、戰傷、戰地

資料來源：請參閱附錄一備註：本表僅就目前可查閱之《高雄新報》、《臺灣日日新報》進行史料蒐羅，並予以分類整理，必然有所缺失。

綜合潮州公學校與表 1 各學校曾舉辦過的運動遊戲項目，若單純先從名稱上來判斷，三國同盟、日支親善、召集令、白兵戰、肉彈三勇士、防空演習、各國友好、攻城戰、東亞新建設、空中戰、青空軍、家庭防空群、皇國萬歲、軍用列車、重慶入城、進攻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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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旗、陸戰隊、圍繞聯隊、最後一兵、渡河戰、盟邦親善、碉堡攻略、萬艦飾、慰問袋、敵狀偵察、敵前上陸、敵陣佔領、敵陣潛行、廢品回收、閱軍分列、戰地、戰車、戰傷、總力戰鬥、擲手榴彈、騎兵突襲及難關突破等項目的出現，很明顯的皆是反映戰爭時局，且從新聞報導中可知，這些在戰時體制下被設計出來的運動遊戲項目，其實是有隱含向觀眾展現國防運動的意向，時常引起圍觀群眾的歡笑注目與獲得喝采。40 其次，雖然時至今日已無法全數得知這些運動遊戲項目的具體活動內容，但從《武道・體操・國防・遊戲興亞總力運動會》與《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運動會資料》中仍可查閱到一些項目的進行方式與相關說明。舉例來說：「日支親善」源自於旗送競爭遊戲，主要是兩人一組各持日本（前）與中國（後）的旗幟，進行來回 20 公尺的旗幟傳送接力，用以象徵日本與中國傀儡政權相互扶持，一同朝邁向新東亞建設前進的遊戲；「白兵戰」源自相互奪取帽子的集體競爭遊戲，藉著追逐、逃跑、攻擊、防禦等身體活動養成團體爭鬥與為國犧牲的精神；「攻城戰」為模擬戰爭遊戲，以氯酸、鉀、白砂糖、濃硫酸混合成類似火藥的投擲物，用來模擬攻城戰爭身歷其境的狀況；「東亞新建設」為三人四腳競賽遊戲，參與競賽的三人分別舉日本、滿州、中國之旗幟，用以象徵日、滿、中和諧一致，共同建設大東亞；「陸戰隊」為兩隊相互奪取帽子的集體競爭遊戲，並在下達總攻擊時越過防守線奪取對方的軍旗，藉此鼓舞旺盛的意志力，用以養成國防力；「空中戰」為模擬擊落飛機的遊戲，一開始採用相互奪取帽子或單腳相撲比賽，至陣地後以騎馬戰或爬竿的方式，想辦法將飛機擊落，藉此養成攻擊的精神；「進攻軍艦旗」為模擬艦隊群海戰攻擊遊戲，並將隊伍區分為水雷、驅逐艦、戰鬥艦進行相互奪取帽子與旗幟，藉此鼓勵勇氣、涵養團體精神；「總力戰鬥」為類似投籃的遊戲，分紅、白兩組，各持紅、白球投籃，藉此訓練集中精神、培養身體敏捷，以及鍛鍊大後方青少年女

40 〈青葉公運動會〉，《高雄新報》（1940 年 10 月 28 日），第 2 版。〈鳳山小學校大運動會〉，《高雄新報》（1940 年 11 月 26 日），第 3 版。〈鳳山郡溪埔公奉祝兒童體育會〉，《高雄新報》（1940 年 12 月 01 日），第 3 版。〈鳳山郡林園公の奉祝秋季大運動會〉，《高雄新報》（1940 年 12 月 02 日），第 3 版。〈鳳山鳥松公學校奉祝運動會〉，《高雄新報》（1940 年 12 月 10 日），第 3 版。以上幾則新聞報導內容中，均有明確提及展示國防運動，引起圍觀、引人注目、獲得喝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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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團結合作為國奉獻的精神。41 若深入追究其根源，其實類似這樣的模擬戰爭，並非是 1937 年邁入戰爭時期獨特衍生出的運動遊戲項目，而是與日本自古以來存於生活當中的遊戲思想有密切關連性，也呼應運動會起源包含的軍事擬戰性格。在日本明治時期舉辦運動會的事例中，即可看到戰爭遊戲項目的出現，且當這類運動遊戲演出時，甚至還具有類似村落祭典的效果，吸引群眾聚集圍觀，特別在日俄戰爭期間，戰爭遊戲項目更是頻繁出現，有關部門甚至利用此凝聚戰意的高昂。42 此外，平田宗史在其研究也明確指出，戰時體制下的運動會，本身即是養成皇國民的重要手段之一。43 因此，就不難理解為何在 1940 年之際，會有這些渲染時局色彩的運動遊戲項目出現，而設計這些戰爭遊戲的目的，一方面具有凝聚殖民地臺灣人民為日本皇國效忠的意圖，一方面藉採用遊戲之親身體驗方式進行機會教育，並讓少國民理解戰時體制下的時局變化，以及在戰爭可能會遭遇到的情形。再者，建國體操、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國民歌行進曲、二千六百年奉祝行進等項目的出現，44 不僅僅單純是日本傳統武道和體操、奉祝歌曲和行進遊戲的演出，透過這種巧妙的組合，無非是期望藉著在充滿歡樂氣氛的體育／運動會場域中，與具有體現建國精神之武士道、象徵國家歷史悠久之意義相結合，用以呈現、凝聚少國民不論在身體力行，或是高喊精神口號上，對效忠日本天皇制國家的具體行為表現。最後在此強調一點，上述的運動遊戲項目，並非能完整呈現 1940 年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的全部內容，關於這部分仍有待蒐集更多的體育／運動會秩序冊方能再進一步分析。

41 名稱相同的運動遊戲項目，有時候也會以不同的運動遊戲方式進行，故仍須詳加考察，有關上述的運動遊戲內容，請參閱谷池茂雄、久本彌吉，《武道・體操・國防・遊戲興亞總力運動會》。久本彌吉，《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運動會資料》。 42 有關運動會中模擬戰爭項目的討論，請參閱秋葉尋子，〈戦時体制における運動会の功罪—日露戦争前後の遊戯を中心にして—〉，《東京学芸大学紀要第五部門芸術体育》，26（1974），頁 133-151。另外，有關日治初期臺灣學校運動會中戰爭遊戲項目的考察分析，請參閱金湘斌，〈日治初期臺灣初等學校運動會之歷史考察〉，頁 157-159。 43 平田宗史，〈わが国の運動会の歴史〉，頁 126。 44 「建國體操」為採用日本傳統武道所設計出的一套體操動作，象徵著體現建國精神與具有慶祝建國二千六百年之意義。「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國民歌行進曲」、「二千六百年奉祝行進」等項目，則大都是以邊唱奉祝歌曲，邊以行進遊戲的方式，在操場進行排列「2600」的字樣。具體的內容，請參閱谷池茂雄、久本彌吉，《武道・體操・國防・遊戲興亞總力運動會》，頁 174-182。久本彌吉，《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運動會資料》，頁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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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東亞新建設（左上）與日支親善（左下）、空中戰（右）資料來源：久本彌吉，《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運動會資料》，頁 245。谷池茂雄、久本彌吉，《武道・體操・國防・遊戲興亞總力運動會》，頁 261、302。

圖 4 進攻軍艦旗（上）與攻城戰（下）資料來源：谷池茂雄、久本彌吉，《武道・體操・國防・遊戲興亞總力運動會》，頁 24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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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建國體操（上）與二千六百年奉祝行進（左下）資料來源：谷池茂雄、久本彌吉，《武道・體操・國防・遊戲興亞總力運動會》，頁 176。久本彌吉，《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運動會資料》，頁 35。

肆、結語 1940 年《高雄新報》報導許多有關奉祝、慶賀皇紀二千六百年的節日活動，這些活動就誠如顏杏如的研究指出一樣，已逐漸失去原本各自的特色與意義，之間的差異性慢慢消弭，臺灣人或是日本人，無關身分、階級差異，都被要求進行一樣的奉祝儀式行為，藉此培育皇國民。45 難得的是，《高雄新報》詳細刊登不少有關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的新聞，讓現今世人得以窺見當時舉辦體育／運動會的樣貌，不論是在「反應戰爭時局與奉祝皇紀二千六百年運動慶典儀式的上演」抑或「渲染時局色彩的運動遊戲項

45 顏杏如，〈天長節鬥熱鬧：帝國的節日與殖民地臺灣社會〉，頁 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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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討論過程中，皆可得知當大日本帝國開始走向戰時體制時，臺灣殖民地政府也同步啟動藉由教育支配的權力操控，開始積極向各地學校學生與地方民眾灌輸天皇制教育理念，冀望形塑出效忠大日本帝國期待的少國民與皇國民，顯然地體育／運動會已被賦予多重層性的期待。再者，在近代日本學校的祝祭日與體育／運動會慶典儀式所構成的特殊場域空間中，本身就沾染濃厚的日本天皇制國家祝祭儀式色彩，特別在奉祝皇紀二千六百年的時間點，再次昇華運動慶典的神聖性與強化實踐國民精神總動員，並且透過一連串的儀禮當中，於外在表現形式（按：肢體行為）與內在信仰機制（按：口號、標語高喊或是歌曲奉唱）進行徹底的箝制，進一步構築出屬於日本天皇制國家的祭典。使其不僅成為皇國民，更是塑造「成為日本人」日常生活身體實踐的重要一環。另一方面，從集團體操（按：廣播體操、建國體操等）與戰爭遊戲項目的實施，不僅可以檢視、勉勵少國民強身健體的成果，更是凸顯戰時體制下透過學校強化和進行學生身體外在順從、勤勉、規律等表現的一致性，以及提供國家所需之人力資源，發揮集團協力與戰爭動員之附加功能。整體而言，從考察「1940 年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乙文的過程中可察覺，在邁入戰時體制與奉迎皇紀二千六百年所形成的特殊時間點，不僅讓原本單純的運動競爭與體育表演活動場域成為灌輸日本天皇制國家意識和檢視少國民體力向上的道場，其在運動慶典披上濃厚日本天皇制國家宗教儀式外衣的同時，也讓體育／運動會轉變成宣誓信仰大日本帝國的舞臺。

1940 年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以《高雄新報》報導為中心

參考書目／一、中文（一）專書王天濱（2003），《臺灣報業史》。臺北：亞太圖書。荊子馨著（Leo T. S. Ching）、鄭力軒譯（2006），《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Becoming“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頁 129-181。臺北：麥田。許佩賢（2005），《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許佩賢（2012），《太陽旗下的魔法學校——日治台灣新式教育的誕生》。新北：遠足文化。許佩賢（2015），〈做為機關裝置的收音機體操〉，收錄於《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一九三○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新北：衛城出版。臺北綴方教育研究會（1940），《綴方實習書公學校第五學年》。臺北：新高堂書店。蔡錦堂（2006），《戰爭體制下的台灣》。臺北：日創社文化。顏杏如（2015），〈天長節鬥熱鬧：帝國的節日與殖民地臺灣社會〉，收錄於李承機編《「帝國」在臺灣：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二）期刊論文金湘斌（2007），〈日本小學校運動會的歴史淵源與起源期的特徵〉，《體育學報》，40（1），頁 131-144。金湘斌（2007），〈日治初期臺灣初等學校運動會之歷史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金湘斌（2009），〈運動慶典的形成——日治初期臺灣公學校運動會（1895 ～ 1911）〉，《運動文化》，9，頁 109-150。謝仕淵（2003），〈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運動會與地方社會初探〉，《臺灣歷史學會會訊》，16，頁 18-30。

二、日文（一）專書（1936），〈高雄新報〉，收錄於豐田英雄編，《臺灣新聞總覽》，頁 53。臺北：國勢新聞社臺灣支社。ケネス・ルオフ（2016），《紀元二千六百年消費と観光の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青弓社。山本信良、今野敏彥（1986），《大正・昭和教育の天皇制イデオロギー》。東京：新泉社。久本彌吉（1940），《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運動會資料》。東京：啟文社。今村嘉雄、宮虎彥編（1982），《新修体育大辞書》。東京：不昧堂。平田宗史（2004），〈わが国の運動会の歴史〉，收於矢野惠二編《運動会と日本近代》。東京：青弓社。吉見俊哉（2004），〈ネーションの儀礼としての運動会〉，收於矢野惠二編《運動会と日本近代》。東京：青弓社。佐々木浩雄（2016），《体操の日本近代戦時期の集団体操と〈身体の国民化〉》。東京：青弓社。坂上康博編（2009），《幻の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その時代戰時期のスポーツ・都市・身体》。東京：青弓社。谷池茂雄、久本彌吉（1939），《武道・體操・國防・遊戲興亞總力運動會》。東京：弘學社。東京電報通信社編（1990），《戰時體制下に於ける事業及人物》。東京：大空社。高橋秀實（1998），《素晴らしきラジオ体操》。東京：小學館。

（二）期刊論文（1939），〈高雄新報の內紛と泉風君出馬經緯〉，《臺灣公論》，4（7），頁 6。秋葉尋子（1974），〈戦時体制における運動会の功罪—日露戦争前後の遊戯を中心にして—〉，《東京学芸大学紀要第五部門芸術体育》，26，頁 133-151。

025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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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卷 | 第1期

（三）報紙〈大和小學校奉祝運動會〉（1940 年 11 月 2 日），《高雄新報》，第 5 版。〈幼稚生元氣潑剌！聯合運動會盛會〉（1940 年 11 月 2 日），《高雄新報》，第 5 版。〈奉祝大運動會東港郡崁頂公學校〉（1940 年 10 月 26 日），《高雄新報》，第 5 版。〈岡山小體育會盛會〉（1940 年 11 月 4 日），《高雄新報》，第 3 版。〈岡山彌陀公學校來る十八日同窓會〉（1940 年 8 月 16 日），《高雄新報》，第 4 版。〈東港小體育會〉（1940 年 10 月 29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4 版。〈東港公學校奉祝運動會〉（1940 年 10 月 23 日），《高雄新報》，第 5 版。〈青葉公運動會〉（1940 年 10 月 28 日），《高雄新報》，第 2 版。〈前人氣は旺盛高中の運動會〉（1940 年 11 月 16 日），《高雄新報》，第 5 版。〈屏東大宮公體育會〉（1940 年 11 月 2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屏東高女體育會〉（1940 年 11 月 29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4 版。〈屏東農體育會〉（1940 年 12 月 22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4 版。〈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運動會〉（1940 年 2 月 20 日），《高雄新報》，第 4 版。〈秋晴れの陽光下に堀江小の大運動會〉（1940 年 10 月 24 日），《高雄新報》，第 7 版。〈烏龍公體育會〉（1940 年 12 月 12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高雄新報の發行〉（1934 年 1 月 21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7 版。〈堀江小學校運動會〉（1940 年 10 月 20 日），《高雄新報》，第 7 版。〈清水公學校運動會〉（1940 年 10 月 25 日），《高雄新報》，第 7 版。〈湊小學校大運動會〉（1940 年 10 月 25 日），《高雄新報》，第 7 版。〈湊小學校運動會〉（1940 年 10 月 28 日），《高雄新報》，第 2 版。〈溪州公體育會〉（1940 年 10 月 30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臺灣體育大會奉祝會の歌〉（1940 年 9 月 20 日），《高雄新報》，第 7 版。〈豪華な競技繪卷〉（1940 年 11 月 12 日），《高雄新報》，第 3 版。〈鳳山小學校大運動會〉（1940 年 11 月 26 日），《高雄新報》，第 3 版。〈鳳山公學校の奉祝大運動會〉（1940 年 10 月 15 日），《高雄新報》，第 4 版。〈鳳山郡林園公の奉祝秋季大運動會〉（1940 年 12 月 02 日），《高雄新報》，第 3 版。〈鳳山郡溪埔公奉祝兒童體育會〉（1940 年 12 月 01 日），《高雄新報》，第 3 版。〈鳳山鳥松公學校奉祝運動會〉（1940 年 12 月 10 日），《高雄新報》，第 3 版。〈鳳林公體育會〉（1940 年 11 月 19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潮州公學校奉祝體育大會〉（1940 年 10 月 26 日），《高雄新報》，第 4 版。〈潑剌 ! 兒童は躍る東園校運動會盛況〉（1940 年 10 月 15 日），《高雄新報》，第 7 版。（四）網站《臺灣日日新報》漢珍／ゆまに清晰電子版。網址：http://140.133.3.37/twnews_im/index.html

1940 年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以《高雄新報》報導為中心

附錄一／1940年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一覽

編號

時間

體育／運動會名稱

02 月 17 日

運動會

08 月 18 日

南北對抗優勝旗爭奪體育會

10 月 13 日

10 月 14 日

10 月 21 日

10 月 23 日

大運動會

運動會

學校

報導內容摘要

資料出處

上午 9 點起於該校操場舉辦皇紀長興公學校高二千六百年奉祝運動會，分為一般組、（按：今屏東縣青年組、兒童組。當日程序有：國旗揭 1940022004 長興國民小學）揚、神宮宮城遙拜、默禱、運動會歌等。彌陀公學校

岡山彌陀公學校第十三屆同學會，預計高於 18 日下午 1 點起舉行，會後舉行南 1940081604 北對抗優勝旗爭奪體育會。

鳳山公學校

上午 10 點起，於該校校庭舉行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大運動會，有大塚郡守等貴賓與會，約有 1,700 名兒童參加。高當日程序：校旗臨場、國旗揭揚、宮城 1940101504 遙拜、默禱、致詞、運動會歌齊唱。舉行項目，上午 27 回，下午 40 回，共計 67 回。

東園公學校

上午 9 點起，於該校操場舉辦第四屆奉祝運動會，市尹、教育課長等人與會。當日程序：校旗臨場、國旗揭揚、宮城高遙拜、開會致詞、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 1940101507 歌與運動會歌齊唱、演技（55 回）、整列、成績發表、愛國行進曲齊唱、降國旗、閉會致詞、萬歲三唱、校旗退場、散會。

東港公學校

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大運動會於上午 9 點起，在該校舉行。當日程序：入場、國旗揭揚、遙拜、默禱、開會辭、國歌高奉唱、優勝旗返納、紀元二千六百年奉 1940102305 祝歌、演技（42 回）、全員整列、記錄發表、優勝旗授與、閉會辭、國旗降納、萬歲三唱、退場。

堀江尋常高等小學校

皇元二千六百年奉祝大運動會於上午 9 點起，在該校校庭舉行。當日程序：整高列、國旗揭揚、遙拜、默禱、國民歌齊唱、優勝旗返納、開會致詞、運動會歌 1940102007 高高唱、廣播體操、演技進行、午休、大日本國民體操、演技進行、整列、成績 1940102407 發表、優勝旗授與、愛國行進曲合唱、閉會致詞、降旗、解散。

崁頂公學校

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大運動會於上午 9 點起，在該校校庭舉辦，舉行 45 回的競技，其中以 12,000 公尺馬拉松競走盛況空前。

高 1940102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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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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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卷 | 第1期

（續上表）

編號

時間

體育／運動會名稱

學校

資料出處

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體育會，於上午 8 點 30 分起，在該校校庭舉行。當日程序：入場式、整列、國旗揭揚、東宮宮高城遙拜、皇軍默禱、開幕致詞、大日本青年體操、演技、整列、廣播體操、記 1940102604 錄發表、優勝旗授與、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頌歌、閉幕致詞、降國旗、萬歲三唱、解散。

10 月 26 日

運動會

10 月 27 日

運動會

清水公學校鍛鍊時局下兒童體位向上與奉祝光輝紀高（按：今高雄市元二千六百年，於上午 9 點 30 分起， 1940102507 內惟國民小學）在該校校庭舉行。

運動會

於上午 8 點 30 分起，在該校校庭舉行。湊尋常高等高當日程序：入場、國旗揭揚、宮城皇天小學校 1940102507 神宮遙拜、皇軍武運長久祈禱、默禱、（按：今高雄市高廣播體操、演技（上午 22 回、下午 16 鼓山國民小學） 1940102802 回）。

運動會

青葉公學校

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大運動會，於上午 8 點 30 分起，在該校校庭舉行，約高千名學生與會。當日程序：國旗揭揚、遙拜、國歌奉唱、默禱、開會致詞、 1940102802 二千六百年歌高唱、演技開始、整列、降國旗、萬歲三唱、閉會。

體育會

東港尋常高等小學校

上午 10 點起，在該校校庭舉行皇紀二千六百年紀念奉祝體育會，平岡視學臺與來賓家長踴躍蒞臨，將運動場擠得水 1940102904 泄不通，當日順序按秩序冊進行，下午 4 點閉幕。

高雄市幼稚園

高雄市幼稚園、保育園為紀念皇紀二千六百年與東亞共榮圈建設大聖業，以及鍛鍊小國民，於上午九點 30 分起，高在湊小學校校庭舉行聯合運動會。藤本教育課長與家長等人皆出席與會，參加 1940102802 學校有：高雄幼稚、濟世、平和、中和、高旗後、北野町等校，一共約 800 名學 1940110205 童。當日程序：國旗揭揚、遙拜、默禱、廣播體操、遊戲、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等演技、整列、國旗降納、萬歲三唱。

10 月 27 日

10 月 28 日

11 月 01 日

11 月 02 日

運動會

潮州公學校

報導內容摘要

預計於上午 8 點 30 分起，於該校校庭舉行二千六百年奉祝第四回秋季大運動會。市內官民、白衣勇士、一般民眾等參與者眾多，舉行項目有：整列、國旗高大和尋常小學校揭揚、遙拜、默禱、奉祝歌高唱、優勝 1940110205 者奉還優勝旗（白軍）、開會致詞、演技、整列、愛國進行曲齊唱、講評、優勝旗授與（紅）、閉會致詞、萬歲三唱，下午 4 點解散。

1940 年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以《高雄新報》報導為中心

（續上表）

編號

時間

體育／運動會名稱

11 月 02 日

體育會

學校

11 月 02 日

運動會

11 月 03 日

運動會

溪州公學校

11 月 09 日

高 1940111203

上午 8 點 30 分起舉行第 16 屆奉祝大運動會，當日有米田郡守、石村視學、山崎助役等多數來賓與會參與。當日流程有：國旗揭揚、宮城遙拜、皇軍武運長久祈願、開會致詞等。當日競技一共約 80 回，其中以一年級的「二千六百年奉祝行進」贏得全場的注目，至下午 4 點國旗降納與井出校長致閉幕詞後解散。

臺 1940111905

高雄中學於上午 9 點起在該校舉行第 16 屆體育演習會。

高 1940111605

運動會

鳳林公學校

11 月 16 日

體育演習會

高雄中學

11 月 29 日

上午 9 點起於該校校庭舉行奉祝臺二千六百年暨開校二十周年祝賀運動 1940103005 會，當日亦舉辦各團體驛傳接力競賽。

體育會

11 月 16 日

11 月 23 日

上午 10 點起於該校校庭舉行，當日眾多來賓、家長出席與會，舉行程序有：高國旗揭揚、遙拜、默禱、開會致詞、廣 1940110403 播體操等演技。

為紀念光輝燦爛的紀元二千六百年，佳佳冬公學校冬公學校於上午 8 點 30 分起，在校內（按：今屏東市召開兒童體育會，庄下約有千餘名民眾佳冬國民小學）到場觀看。

資料出處

大宮公學校預計於上午 9 點起，於該校運動場舉行臺（按：今屏東市 1940110205 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體育會。仁愛國民小學）岡山尋常高等小學校

報導內容摘要

大運動會

體育會

鳳山尋常高等小學校

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鳳山尋常高等小學校大運動會於上午 9 點 10 分在同校運動場盛大舉行，當日參加人員有：大塚郡守、村瀨庶務課長、神保勸業課長、袋井街長、陳啟安新興製糖，以及庄下高仕紳出席參加。當日程序：整列行進、 1940112603 開會致詞、國旗揭揚（國歌奉唱）、宮城神宮遙拜、默禱、校長致詞、紀元二千六百年唱歌、演技（54 回）、萬歲三唱。

溪埔公學校

鳳山郡溪埔公學校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兒童體育會於上午 9 點起在同校校庭舉行，庄長、各庄協、農實組合等地方仕紳與民眾均踴躍參加，當日程序：一同高整列、國旗揭揚、君之代奉唱、皇居遙 1940120103 拜、皇大神宮與橿原神宮遙拜、默禱、藤原校長致詞、合唱體育運動歌、演技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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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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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卷 | 第1期

（續上表）

編號

時間

11 月 30 日

12 月 01 日

體育／運動會名稱

大運動會

體練大會

學校

林園公學校

報導內容摘要

資料出處

鳳山郡林園公學校舉行奉祝紀元二千六百年秋季大運動會，於上午 9 點起在同校運動場舉行，當日來賓、家高長、民眾約 2000 餘名參與，當日程序 1940120203 有：一同整列、國旗揭揚（國歌合唱）、宮城與皇大宮遙拜、默禱、鳥丸會長致詞、演技進行。

屏東高女臺（按：今國立屏為奉祝紀元二千六百年與振作女子青年 1940112904 東女子高級中士氣，故舉辦第四屆體練大會。學）

鳥松公學校

鳳山郡鳥松公學校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大運動會於上午 9 點起在同校運動場舉行，當日觀眾甚多，盛況空前。當日高流程有：一同整列、國旗揭揚（國歌合 1940121003 唱）、宮城與皇大宮遙拜、默禱、石垣會長致詞、演技進行（45 回）、萬歲三唱。

12 月 08 日

運動會

12 月 09 日

運動會

東港郡烏龍公學校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烏龍公學校臺 ( 按 : 今屏東縣大運動會於上午 9 點起在同校運動場舉 1940121205 烏龍國民小學 ) 行，當日觀眾甚多，盛況空前。

12 月 22 日

體育會

屏東農學校上午 9 點起在同校校庭舉行紀元（按：國立屏東二千六百年奉祝體育大會。科技大學）

臺 1940121204

備註：1. 本表僅就目前可查閱之《高雄新報》、《臺灣日日新報》，進行史料蒐羅，並予以分類整理，必然有所缺失。 2. 「高 1940022004」表示《高雄新報》1940 年 2 月 20 日 4 版；「臺 1940102904」表示《臺灣日日新報》 1940 年 10 月 29 日 4 版。

1940 年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以《高雄新報》報導為中心

附錄二／1940年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照片

附圖 1 東園公學校（上圖：六年級男童的障礙物競爭；下圖：二年級男童的火車遊戲）資料來源：〈潑剌！兒童は躍る東園校運動會盛況〉（1940 年 10 月 15 日），《高雄新報》，第 7 版。

附圖２堀江尋常高等小學校大運動會資料來源：〈秋晴れの陽光下に堀江小の大運動會〉（1940 年 10 月 24 日），《高雄新報》，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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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卷 | 第1期

附圖 3 湊尋常高等小學校運動會資料來源：〈湊小學校運動會〉（1940 年 10 月 28 日），《高雄新報》，第 2 版。

附圖 4 青葉公學校大運動會資料來源：〈青葉公運動會〉（1940 年 10 月 28 日），《高雄新報》，第 2 版。

1940 年高雄州下學校奉祝體育／運動會——以《高雄新報》報導為中心

附圖 5 高雄市幼稚園聯合運動會（上圖：中和幼的拔河；下圖：高雄幼的重慶入城）資料來源：〈幼稚生元氣潑剌！聯合運動會盛會〉（1940 年 11 月 02 日），《高雄新報》，第 5 版。

附圖 6 大和尋常小學校大運動會（三年級女的擔架競爭）資料來源：〈白衣の勇士も交り大和校秋季運動大會〉（1940 年 11 月 03 日），《高雄新報》，第 5 版。

附圖 7 大和尋常小學校大運動會（三年級女各國友好唱遊）資料來源：〈白衣の勇士も交り大和校秋季運動大會〉（1940 年 11 月 03 日），《高雄新報》，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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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體育史個案研究——一生熱愛運動的陳啟川先生

高雄體育史個案研究—— 一生熱愛運動的陳啟川先生撰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副教授楊玉姿

摘要 1912 年（大正元年）陳啟川負笈東瀛的慶應義塾普通科就讀，後來進入慶應義塾商工部，他非常熱愛運動，曾是慶應義塾田徑短跑的運動健將，也是三鐵中田徑校隊高手。 1918 年（大正 7 年）10 月在東京三田網町舉辦第一屆慶應競技會，陳啟川嶄露頭角， 1918 年（大正 7 年）10 月 5 日、6 日，在東京三田網町舉辦第一屆慶應競技會，比賽項目有賽跑、高欄、跳高、跳遠、鐵餅、標槍等，陳啟川的鐵餅成績是 23.70 公尺，得到第一名，此乃陳啟川參加田徑賽首次獲獎之紀錄。1918 年（大正 7 年）11 月 8 日第七屆全國陸上競技大會，慶應商工陳啟川等人，在接力賽得到第三名。1920 年（大正 9 年） 4 月 17 日，奧林匹克運動大會第一次預選會，400 公尺接力賽慶應義塾代表隊陳啟川等 4 人，通過此次預選會（共通過 191 人）。1920 年（大正 9 年）4 月 24、25 日，舉行第二次預選會。第二次預選會的 400 公尺接力賽，陳啟川以 47 秒 5 分 2，打破日本的新記錄，獲頒優秀記錄證。 1920 年（大正 9 年）夏天陳啟川參加慶應義塾全白俱樂部，遠征北海道，與北海道、庫頁島的聯合隊伍，在札幌比賽，比賽的高潮是長距離的自行車競技，慶應隊全白俱樂部得到勝利。 1920 年（大正 9 年）11 月 2 日、3 日，第二屆全國專門學校聯合競技會，800 公尺接力賽，位居第二名。陳啟川的跳遠，以 5.98 公尺的成績，位居第三名。陳啟川的標槍，以 38.50 公尺的成績，位居第二名。此次陳啟川的五項全能，位居第三名。 1934 年（昭和 9 年）10 月，高雄壽山高爾夫球場竣工，同年 11 月開幕，陳啟川是開幕球賽中，唯一參賽的臺灣人。1934 年（昭和 9 年）淡水高爾夫球場錦標賽冠軍，是當時唯一列名該球場榮譽會員的臺灣人。陳啟川市長多方奔走，覓得高雄工業給水廠的 72 甲土地，1961 年（民國 50 年）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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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卷 | 第1期

動土興建高雄高爾夫球場，同年 10 月完工，10 月 25 日開幕使用。旅居日本的高爾夫球名將陳清波曾說：「如果沒有啟川先生，就不會有高雄高爾夫球場。」陳啟川先生為高雄市提供高爾夫外交的重要場地。如來臺灣訪問的日本前首相岸信介，或經常隨第七艦隊巡弋而到高雄訪問的美國高級將領，最喜歡到高雄高爾夫球場打球，大都由陳啟川接待陪同打球，一來球場設施新穎、風景如畫，二來球敘交往過程，加強了中日、中美關係，功不可沒。

關鍵詞：陳啟川、慶應競走部史、戰前日本陸上競技、高雄高爾夫球場

投稿日期：2017 年 12 月 31 日接受日期：2018 年 1 月 31 日

高雄體育史個案研究——一生熱愛運動的陳啟川先生

壹、前言貳、早期的「臺灣之光」陳啟川參、日治時期陳啟川與高爾夫球運動肆、陳啟川與高雄高爾夫球場伍、結論

壹、前言陳啟川（1899-1993）為南臺灣企業家陳中和的第六個兒子。及齡後，入苓雅寮公學校（今成功國小），13 歲（1912）畢業後（第六屆畢業生），赴日本慶應義塾（慶應大學前身）附設普通部就讀，其後進入商工部（中學），後來進入慶應大學經濟學部，主修金融經濟，1921 年（大正 10 年），奉母命返臺結婚，然後赴香港，就讀香港大學，從此告別田徑運動場的競賽。慶應義塾為明治維新先覺者福澤諭吉所創辦，造就許多大企業家、大教育家，對日本現代化有卓越的貢獻，其與早稻田大學的「早、慶戰」，為日本棒球賽的顛峰，因此體育風氣特盛。當時慶應義塾體育會有劍道、柔道、弓術、划船、游泳、棒球、足球、網球、器械體操等，因預算的關係，新增的「部」（此處「部」是指學生社團）不易被慶應義塾承認，1917 年（大正 6 年）5 月，開創了「競爭部」（「爭」字後來改為「走」，「競走部」即「競跑部」）。「競爭部」正式加入體育會。小泉信三教授 1 擔任部長。2 目前臺灣的社會與各級學校，都了解健康之道，

照片 1 陳啟川（坐）啟琛兄弟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據慶應義塾體育會競走部 75 周年紀念事業實行委員會，《75 周年紀念慶應義塾體育會競走部史》，1888 年（明治 21 年），小泉信三在三田出生，後來，從普通部進入大學政治科，專攻經濟學、社會學。又，慶應義塾網球部的正選手而活躍著。1916 年（大正 5 年）留學歐洲後，以 28 歲當上年輕的大學教授，教授經濟原論、經濟學史、社會問題等。 1917 年（大正 6 年）接任慶應義塾體育會競走部部長。1966 年（昭和 41 年）小泉信三逝世。

慶應義塾體育會競走部 75 周年紀念事業實行委員會，《75 周年紀念慶應義塾體育會競走部史》，神奈川：慶應陸上競技倶楽部，1994 年（平成 6 年），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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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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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必須運動，運動能強身，比以前更重視運動，陳啟川所處之年代，運動風氣未開展之際，其在各項運動能有優異的表現，殊屬難得。本文主要參照慶應義塾體育會競走部 75 周年紀念事業實行委員會《75 周年紀念慶應義塾體育會競走部史》、《臺灣日日新報》、周虎林等《陳啟川相關事蹟口述歷史》、《懷念老市長陳啟川暨基金會成立 20 週年紀念特刊》、金湘斌〈陳啟川的田徑生涯〉3、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提供老照片等，加以研究而成。

貳、早期的「臺灣之光」陳啟川陳啟川成年後，身高有 175 公分，他非常熱愛運動，體魄強健，曾是慶應義塾田徑短跑的運動健將，也是三鐵中田徑短跑校隊高手，因為這項運動十分劇烈，需要再三練習，培養其以後打獵和打高爾夫球的肌力和耐力。廣兼篤郎 4 〈競跑部之回憶〉：「高中畢業後，晚了兩年，才進入慶應大學，那是大正 8 年的事，當時對於鄉下人而言，我認為慶應義塾等校，是上等之都市孩子念的學校，入學之後的一學期，我很認真地唸書。兩年間的浪人生活中，曾去念明治、中央、法政的預備校，曾經常參加秋季運動會各大學舉辦的 600 公尺賽跑賽。當時慶應義塾競跑部之辦公室是紅色紅磚之大廳旁之體育會裏面。如與其他部門比較，競跑部之辦公室較新，且微暗。……。

競跑部越來越興盛，成員有商工部的陳

啟川、普通部的別府賢三郎等，曾經以奧林匹克項目為主，和他校的對抗比賽，首先在鳴尾打敗關西之雄、神戶高商。」5 由廣兼篤郎所敘述：「慶應義塾等校，是上等之都市孩子念的學校，很認真地唸書。兩年的浪人生活中，曾去念明治、中央、法政的預備校，後來才考上慶應義塾。」可見

金湘斌，〈陳啟川的田徑生涯（1918-1921）〉，《運動文化研究》第 31 期，2017 年 9 月，頁 7-36。

競跑部俱樂部會長，1924 年（大正 13 年）慶應義塾畢業。

慶應義塾體育會競走部 75 周年紀念事業實行委員會，《75 周年紀念慶應義塾體育會競走部史》，神奈川：慶應陸上競技倶楽部，1994 年（平成 6 年），頁 20。

高雄體育史個案研究——一生熱愛運動的陳啟川先生

慶應義塾在日本是高中畢業生的夢寐以求的明星大學。 1918 年（大正 7 年）10 月 5 日、6 日，在東京三田網町舉辦第一屆慶應競技會，比賽項目有賽跑、高欄、跳高、跳遠、鐵餅、標槍等，陳啟川的鐵餅成績是 23.70 公尺，得到第一名。1918 年（大正 7 年）11 月 2 日、3 日，在東京芝浦運動場舉辦第六屆全國陸上競技大會，慶應商工陳啟川等人得到中等學校接力第三名，陳啟川也是慶應義塾的接力隊員，而且非常活耀。 1919 年（大正 8 年）第一屆全國中等學校選手權大會，5 月 4 日在東京駒場舉辦，陳啟川得到 100 公尺賽跑、200 公尺賽跑、鐵餅、鉛球、標槍的冠軍，且也參加 800 公尺接力賽，也得了第一名。6 1919 年（大正 8 年）11 月 8 日、

照片 2 陳啟川衝向終點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9 日，在大阪鳴尾運動場舉辦第七屆全國陸上競技大會，陳啟川在中等學校組 100 公尺項目，獲得第三名。7 至此陳啟川已成為慶應義塾的接力隊主力員成員。8

照片 3 陳啟川（右 2）與慶應義塾同學參加校內田徑賽獲得第一名說明： 1. 陳啟川穿田徑釘鞋，穿 2 號上衣，參加慶應義塾接力賽，跑第二棒，獲得第一名，日本人稱之「優勝」，獲頒「慶應義塾優勝旗」。 2. 陳啟川中學時期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山本邦夫，《日本陸上競技史》，東京：道和書院，1979，頁 617。金湘斌，〈陳啟川的田徑生涯（1918-1921）〉，《運動文化研究》第 31 期，2017 年 9 月，頁 25。

慶應義塾體育會競走部 75 周年紀念事業實行委員會，《75 周年紀念慶應義塾體育會競走部史》，神奈川：慶應陸上競技倶楽部，1994 年（平成 6 年），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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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 年（大正 5 年），第六屆柏林奧林匹克運動會 9 因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奧運被迫取消，所以日本全國參加第七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欲望非常強烈，從 1920 年（大正 9 年）4 月初旬，日本全國共有 10 個會場舉行第一次預選會。1920 年（大正 9 年）4 月 17 日，奧林匹克運動大會第一次預選會在駒場東京帝大農學部運動場舉行，400 公尺接力賽慶應義塾代表隊由山田俊輔、陳啟川、廣兼篤郎、土居彌生吉組成，以 48 秒 4 分，獲得第一名，此次預選會通過 191 人。1920 年（大正 9 年）4 月 24 日、25 日舉行比利時安特衛普奧林匹克運動會（Antwerp Olympic）

第二次預選會，在駒場東京帝大農學

部運動場舉行，慶應義塾的益田弘在鉛球、標槍得到冠軍，五項全能 11 也得到第二名，其也取得奧林匹克運動大會的代表選手。4 月 25 日，第二次預選會 400 公尺接力賽，慶應義塾代表隊山田、陳啟川、廣兼、土居四人，陳啟川以 47 秒 5 分 2，獲得第一名，且打破日本的新記錄，1 2 陳啟川兩次奧林匹克運動大會預選會 400 公尺接力賽，都是跑第二棒，獲得大日本體育協會會長嘉納治五郎所頒發的第 115 號的優秀記錄證，陳啟川是臺灣第一人，也是二次大戰前唯一的臺灣人。

照片 4 陳啟川接力賽跑優秀記錄證說明：1920 年（大正 9 年）4 月 25 日陳啟川參加 400 公尺接力賽跑，成績 47 秒 5 分 2，打破日本的新記錄。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照片 5 陳啟川的記錄章說明：1920 年（大正 9 年）陳啟川參加 400 公尺接力賽跑，成績 47 秒 5 分 2，打破日本的新記錄。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第六屆奧運原訂 1916 年在德國柏林舉行，但是國際奧會決定譴責德國的侵略行為而取消這屆比賽，依照古奧運制度，因故取消的奧運屆次照算。

1920 年 4 月 20 日～ 9 月 12 日比利時安特衛普舉行第七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國：德國、奧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亞和土耳其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是同盟國成員而被禁止參加本屆奧運。

古代的奧運五項分別為鐵餅、標槍、跳遠、角力以及跑步。今日，現代五項中包括了擊劍、游泳、馬術、射擊以及賽跑。

慶應義塾體育會競走部 75 周年紀念事業實行委員會，《75 周年紀念慶應義塾體育會競走部史》，神奈川：慶應陸上競技倶楽部，1994 年（平成 6 年），頁 24。

高雄體育史個案研究——一生熱愛運動的陳啟川先生

第七屆奧林匹克運動大會第一次、第二次預選會結果，無第一次預選會的成績，而第二次預選會只有前三名的成績，因此無法查到陳啟川有無參與個人項目（如跳遠、標槍、100 公尺賽跑等）的選拔，當時也因日本未籌組報名 400 公尺接力賽，以及受大日本體育協會海外派遣選手體制尚未健全與財政困乏等因素，最後僅派遣 13 位菁英選手前往參加第七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因此陳啟川未能參加第七屆奧林匹克運動會。13 1920 年（大正 9 年）夏天遠征北海道，以廣兼、芝川、淺野、室井、吳、橫山、陳啟川等人為主力，組成全白俱樂部（ALL WHITE CLUB），東京慶應義塾全白俱樂部與北海道、庫頁島的聯合隊伍，在華氏 101 度（攝氏 38.3 度）酷熱之下，在札幌比賽，因為當時的北海道首次舉辦此種競賽，比賽隊伍接受全北海道熱烈的歡迎，北海道的前輩拿著花圈，歡迎比賽隊伍的到來。北海道和全庫頁島共同先舉辦預選會，加以選拔選手，預選會最後之結果，精銳盡出，然後才和慶應的全白俱樂部對戰。此次比賽，意外地陷入苦戰，比賽的高潮是長距離的競賽，自行車競技，在此階段始終領先是慶應隊，全白俱樂部得到勝利。競技會結束之後，慶應全白俱樂部在北海道各地旅行了兩週，快樂的遠征，終於全員平安回到東京。14 1920 年（大正 9 年）11 月 2 日、3 日，第二屆全國專科學校聯合競技會（關東 I． C），在駒場運動場舉行。800 公尺接力賽，慶應義塾由山田俊輔、廣兼篤郎、陳啟川、土居彌生吉組隊，以 1 分 37.8 秒的成績，位居第二名。陳啟川的跳遠，以 5.98 公尺的成績，位居第三名。陳啟川的標槍，以 38.50 公尺的成績，位居第二名。此次陳啟川的五項全能，以總分 282 的成績，位居第三名。15 陳啟川在東京求學期間，交出亮麗的運動精神與成績，他是最早參加奧林匹克運動大會選手選拔會的臺灣人，也可以說是早期的「臺灣之光」！ 1921 年（大正 10 年）5 月 30 日至 6 月 4 日，於上海舉行第五屆極東競技大會，因此 1921 年 4 月中旬至 5 月初，日本分 12 區舉行第一次預選會，4 月 23 日、24 日，東京地區在駒場運動場舉行第五屆極東競技大會第一次預選會，陳啟川報名參加項目有跳遠、標槍、半哩接力、五項全能運動，第一次預選會如得佳績，才有資格參加第二次預

金湘斌，〈陳啟川的田徑生涯（1918-1921）〉，《運動文化研究》第 31 期，2017 年 9 月，頁 26、27。

慶應義塾體育會競走部 75 周年紀念事業實行委員會，《75 周年紀念慶應義塾體育會競走部史》，神奈川：慶應陸上競技倶楽部，1994 年（平成 6 年），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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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會，5 月 7 日、8 日，東京地區在駒場運動場舉行第五屆極東競技大會第二次預選會，因豪雨而改成 5 月 8 日、9 日，陳啟川參加項目有五項全能運動，包含跳遠、鉛球、220 碼賽跑、鐵餅、一哩等項目。1921 年（大正 10 年）5 月 9 日，陳啟川記錄自己的比賽成績於「第二次預選大會手冊」，陳啟川跳遠得 85 分，暫居第二；鉛球得 44 分（排名第 4），與前項共計 129 分，暫居第三；220 碼得 38 分（排名第 1），三項共計 167 分，暫居第三；鐵餅得 44 分（排

照片 6 1921 年（大正 10 年）4 月 24 日第五屆極東競技大會第一次預選賽順序說明：1. 預選賽各項目與參賽者名單 2. 慶應大學陳啟川號碼：143，參賽項目「220 碼競走」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名第 4），四項共計 211 分，暫居第三。此份紀錄欠缺一哩比賽的成績，所以無法得知最後的排名。陳啟川雖未能參加上海第五屆極東競技大會，但是其運東精神、耐力、毅力，值得敬佩。距今近 100 年前，陳啟川跑在時代的前端，重視運動，不斷鍛鍊，才能有如此之佳績，陳啟川可說是「臺灣第一位五項全能」的代表！

照片 7 1921 年（大正 10 年）4 月 24 日第五屆極東競技大會第一次預選賽名單說明：1. 慶應大學陳啟川參賽項目半哩（約 800 米）接力賽跑（relay race；リレ－レ－ス） 2. 慶應大學陳啟川號碼：143，參賽項目「走幅跳」（急行跳遠）。 3. 在名單中，框起「陳啟川」姓名。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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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8 1921 年（大正 10 年）第五屆極東競技大會第一次預選賽（陳啟川選手票明信片正面）說明：芝區是 1878-1947 年的東京行政區，三田是芝區的町名，慶應大學所在地。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照片 9 1921 年（大正 10 年）第五屆極東競技大會第一次預選賽（陳啟川選手票明信片背面）說明：陳啟川代表慶大參加「走幅跳」（急行跳遠）等。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照片 10 1921 年（大正 10 年）第五屆極東競技大會第二次預選賽順序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照片 11 1921 年（大正 10 年）第五屆極東競技大會第二次預選賽（陳啟川選手票明信片背面）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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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2 1921 年（大正 10 年）第五屆極東競技大會於上海舉行說明：5 月 30 日至 6 月 4 日舉行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照片 13 第五屆極東競技大會第二次預選賽計分表說明：五項全能計分表，只有記錄四項。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照片 14 陳啟川（左 2）與慶應大學同學參加校內田徑賽獲得第一名說明：陳啟川大學時期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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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日治時期陳啟川與高爾夫球運動 1918 年（大正 7 年）5 月臺灣新聞社社長松岡富雄自馬尼拉攜帶二組高爾夫球具獻給民政長官下村宏，下村宏即與臺灣銀行頭取櫻井鐵太郎在官舍進行揮桿練習。同年（1918）6 月，本身是高爾夫名家的三井物產會社紐約支店長井上信來臺，在臺北練兵場教授下村宏、石井光次郎（總督府秘書官）、阿部滂、菊池武芳（皆為總督府事務官）等人打高爾夫。其後，井上信更受託前往淡水勘地闢建球場。16 當時打高爾夫者，皆屬最高層級的達官顯要之流。 1918 年（大正 7 年）12 月，淡水高爾夫球場建成啟用，正式為臺灣的高爾夫運動揭開序幕。1920 年（大正 9 年），陳啟川自日本回臺，已習得初步高爾夫球技，當時全臺灣只有淡水一處具有一座標準 18 洞的高爾夫球場，陳啟川是當時極少數擁有臺灣高爾夫俱樂部會員的臺灣人。到 1937 年（昭和 12 年），全臺主要高爾夫球場已有淡水、新竹、臺中、臺南、高雄、花蓮港等。各球場都採俱樂部會員制，除花蓮港球場外，入會金均為 50 圓，大約是中下級公教人員兩個半月的薪水。非會員打球，非假日要花 1 圓，假日則倍增為 2 圓，每次桿弟費也要 15 錢到 35 錢不等。17 日治時期，高雄最熱鬧的鹽埕埔的二層樓店鋪，一棟約 800 圓就可買到，據前高雄市長陳啟川表示：「當時士普齡牌球桿一套約 500 圓，普通牌子 300 圓之

照片 15 陳啟川 20 多歲時攝於旗津海水浴場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照片 16 1934 年陳啟川贏得淡水高爾夫球場錦標賽冠軍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三卷俊夫，〈臺灣ゴルフ沿革誌〉，收於竹村豐俊編，《臺灣體育史》，臺北：臺灣體育協會，1933 年，頁 583619。

陳柔縉，《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麥田出版，2005 年，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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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7 淡水高爾夫球場（一）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照片 18 淡水高爾夫球場（二）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譜。」18 可見高爾夫果如其名之諧音，是一項「高（貴）而富（裕）」的休閒運動，當時能打高爾夫的人是少數中的少數。各項休閒運動人數，打高爾夫者，將近百分之九十是內地人士，臺灣籍僅有 13 人以高爾夫為休閒運動，其身分為官員、商人、醫師、民意代表等。19 劉革新回憶幼年時，與父親劉青雲（臺南士紳）到臺南水源地球場，大人打球、小孩就在一旁玩耍，饒富興味的情景：「有一次，與我父親（劉青雲）同行的陳啟川先生揮出桿後找不到球，正想難道會是在坡地上面的綠草地上，最後竟是一桿進洞。」20 1926 年（大正 15 年）8 月 26 日，勘查高雄壽山的平臺為高爾夫球場預定地，據《臺灣日日新報》1926-08-28〈高雄のゴルフリンク（海景高爾夫球場）預定地〉：「高爾夫球的先進三卷倉庫、酒井稅關、小山鐵道三氏南下，從 26 日下午 2 時，和三浦知事 21、古賀、中村一行去實地考察高爾夫球場預定地，在壽山後

陳柔縉，《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麥田出版，2005 年，頁 232-233。

此 13 人分別為：顏德修（南邦交通會社長）、許振乾（新竹市議員）、陳啟琛（陳中和物產會社長）、辜振甫（大和興業會社代表）、劉茂雲（總督府殖產局山林課長）、林益夫（即林益謙，總督府書記官）、劉清風（醫學博士、樂山園園長）、張仲護（仲護商行主人）、林金池（醫師）、林木根（臺南州會議員）、饒永昌（鳳林區長）、鄭根井（東臺灣畜產會社取締役）、馮子明（醫師）等人。

臺南水源地的山上高爾夫球場，建於 1926 年，原本只有七個球洞，1933 年始完成九個球洞，全長三千碼，標準打數 36 桿。一般而言，高爾夫選手平均一萬次揮桿，才會出現一次千載難逢的「一桿進洞」，因為機會難得，當時進球者通常要辦桌請客。若記錄無誤，陳啟川揮出一桿進洞的是標準桿 3 桿的第四洞，長度 215 碼，坡度甚陡，上面有綠草覆蓋的丘陵地，低於標準桿進洞的難度頗高，一桿進洞更是難中之難。劉革新，〈消失的山上高爾夫球場〉，劉克全編，《永遠的劉瑞山》，臺南：作者自印，2004 年，頁 296-298。

三浦碌郎：高雄州知事任期 1924 年 12 月 28 日 -1926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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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約 20 數甲步，為最理想。」22 日文「リンク」即 Links，乃指蘇格蘭式海景球場，牛吃過的草，是長草區，羊啃過的是果嶺，風沙吹捲出特別的坑洞，成為狂風來臨時羊群及牧人躲風的地方。又據《臺灣日日新報》1931-07-04〈高雄壽山開設海景高爾夫球場〉，1931 年（昭和 6 年）7 月決定在高雄壽山開設高爾夫球場。據《臺灣日日新報》1932-07-17〈從西子灣迄壽山山巔，道路完成開通〉，1932 年（昭和 7 年）10 月，隨著到壽山山巔道路的開通，籌設海景高爾夫球場，又據《臺灣日日新報》1933-08-11〈高雄市海景高爾夫球場草皮枯死〉，1933 年（昭和 8 年）5、6 月間，在高雄壽山種植的草皮因天候乾旱，到了 8 月大多枯死，需再行補植，致使高雄高爾夫球場開幕典禮延後。壽山高爾夫球場為臺灣第五座高爾夫球場，當時次於臺北淡水球場（1919）、臺中大肚山（1926）、臺南上庄（1926）、花蓮（1928）。高雄壽山高爾夫球場有 9 個洞，採會員制。設在高雄壽山公園宮之臺下方海拔 450 尺（日制）的森林臺地間，面積 95,000 坪（約 30 餘甲），總長 3,220 碼，投資工程費 86,000 圓，於 1934 年（昭和 9 年）10 月竣工，同年 11 月開幕，會員 117 名，其中高雄市民 77 名，高雄市外的高雄州民 3 名，高雄州外 35 名，島外 2 名。23 陳啟川是壽山球場會員，高雄壽山高爾夫球場祝賀開幕而舉辦球賽，在秋高氣爽的秋天舉行，第一天在 23 日自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盛會結束。第一種比賽 A 組 24 洞以下至 17 洞，有 18 人參加。B 組 25 洞以上至 18 洞，有 24 人參加。第一種比賽，有 20 多人參加。好球技陸續出現，當日參加球賽者有：加沼、山本，當地人的山下、納富、藤田、小竹、今田、安達、村上、渡邊、陳啟川、菊水等，24、25 兩日也會舉行比賽，24 陳啟川是參賽者中唯一的臺灣人。日治時期，高爾夫是官場和商場交際的最重要戶外休閒活動。他為了要把球打好，便經常北上向臺灣高球之父陳金獅請益基本動作和技巧，但當時的交通不如今日便捷，往返費時。於是就在高雄自家庭院（位於今成功一路與四維四路交叉口），架設一座完

〈高雄のゴルフリンク預定地〉，《臺灣日日新報》，1926-08-28，第 5 版。

林身振，〈夢幻高爾夫球場：壽山高爾夫球場——高雄文化資產〉，2013 年 10 月，知音樂園，林房太文史工作室。網址： http://scl-chiche.blogspot.tw/2013/10/blog-post_9348.html。林房太（林曙光之父，林曙光本名林身長，林身振為林身長之弟。）

〈高雄壽山ゴルフリンクを開場祝賀の競技秋晴れの廿三日擧行〉，《臺灣日日新報》，1934-11-24，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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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高爾夫揮桿練習網，天天在家練習基本動作，場內鋪了真草皮，院子裡還有練習用的沙坑和果嶺，以加強他的短桿功夫。因此，他的高爾夫球技愈來愈高超，曾是淡水高爾夫球場業餘選手無差點紀錄保持者。曾經贏得 1934 年（昭和 9 年）淡水高爾夫球場錦標賽冠軍，是當時唯一列名該球場榮譽會員的臺灣人。25 1935 年（昭和 10 年）韓國皇裔李垠應日本政府邀請訪遊臺灣，到了高雄，日本政府徵用陳啟川的轎車接送，李垠知道後，問：「是打高爾夫球的陳啟川嗎？」26

肆、陳啟川與高雄高爾夫球場 1941 年（昭和 16 年）爆發太平洋戰爭，壽山球場即成為軍事要塞。1945 年（民國 34 年），臺灣光復，壽山球場因屬於國軍的管轄範圍，而無法使用，迨至 1960 年（民國 49 年），陳啟川競選高雄市長，共兩任八年。在市長任內，積極與外國城市締結姊妹市關係，常有國際使節、美軍艦隊軍官、美軍顧問團等外賓到高雄市拜訪，他深知這些外賓和使節喜歡打高爾夫，也覺得以高爾夫代替飯局更有益於身心和拓展外交關係，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南臺灣仍無一處高爾夫球場，當時全臺灣也只有淡水一處，由美軍顧問團管理的 18 洞淡水高爾夫球場，因此在 1959 年（民國 48 年），陳啟川向何應欽將軍和省政府主席周至柔將軍，提議在高雄起造一座高爾夫球場，以供官員與外賓交誼之所，也就是在這樣的理念之下，為南臺灣高爾夫球場而鋪路。27 原先在大戰之前所建造的 9 洞壽山高爾夫球場。由於當時臺灣仍處於軍事戒嚴時期，壽山既為大高雄地區軍事要塞，又是大高雄也區的民生用水重地，因而無法原地修復，必須另尋他處較大片土地再造高爾夫球場。在陳啟川市長多方奔走邀集當時南部政、經、軍事領袖人物商議後，終於在大貝湖畔（1963 年更名為澄清湖）覓得一大片屬於高雄工業給水廠的 72 甲土地，在考量這塊大貝湖觀光區預定地的外圍全都是亂葬區，且將來也不太可能發展起來，再加上省政府

周虎林等，《陳啟川相關事蹟口述歷史》，高雄市：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2013 年，頁 85。

張東燦等人，《懷念老市長陳啟川暨基金會成立 20 週年紀念特刊》，高雄市：陳啟川文先生教基金會，2010 年，頁 34。

高雄高爾夫俱樂部，《高雄高爾夫俱樂部 50 週年紀念特刊》，長昇文化，2011 年，頁 22-23。

高雄體育史個案研究——一生熱愛運動的陳啟川先生

主席周至柔將軍的全力支持下，於是二次大戰後南臺灣第一座高爾夫球場於焉誕生，所以，沒有陳啟川的努力，就不會有高雄高爾夫球場。28 於 1961 年（民國 50 年）5 月動土興建，同年 8 月 6 日、7 日，裘恩颱風在臺灣南部、東部地區帶來豪雨，造成高雄、鳳山、屏東等地水災，高爾夫球場建設、球道全部流失，損失慘重，當時海軍陸戰隊司令鄭為元和陸軍第二軍團司令張國英支援大型重機、大卡車等，協助復舊、整地、展開復建工作。1961 年（民國 50 年）10 月 15 日於高雄市華王飯店召開創立會員大會，將高爾夫球場命名為「大貝湖高爾夫俱樂部」，並選陳啟川為理事長。9 洞的高爾夫球場在陳啟川任市長的 1961 年（民國 50 年）10 月完工，同年 10 月 25 日開幕使用。29 高雄高爾夫球場，已由高雄市長陳啟川，高雄縣長余登發等發起組織高雄國際高爾夫俱樂部，開始吸收會員，該會現有基本會員王民寧、何傳、陳逢源，及日人高橋睿、金田真治等 70 餘人。該會規定：基本會員入會時，一次繳納入會費新臺幣 1 萬元，普通會員入會費 3 千元，每 3 個月繳費 500 元，特種會員及在臺美軍官兵入會費 2 千元，每 3 月繳費 500 元，臨時會員免繳入會費，每月繳費 500 元。30

照片 19 1935 年 10 月竣工 9 個洞的壽山高爾夫球場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照片 20 1934 年竣工壽山高爾夫球俱樂部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周虎林等，《陳啟川相關事蹟口述歷史》，高雄：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2013 年，頁 86。

周虎林等，《陳啟川相關事蹟口述歷史》，高雄：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2013 年，頁 87。

〈高雄 16 日電〉，《聯合報》，1961 年 10 月 17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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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1 1934 年竣工壽山高爾夫球俱樂部外觀圖資料來源：臺灣建築會，〈高雄ゴルフ俱樂部ハウス建圖〉，《臺灣建築會誌》，第 06 輯第 04 號，昭和 9 年（1934）7 月 30 日。

1965 年（民國 54 年）光復節前夕，高爾夫球場擴建後 9 洞，當年，完成了南臺灣唯一符合國際標準的 18 洞、72 桿，長達 7,000 碼的高雄高爾夫俱樂部，當時由何應欽將軍主持剪綵，省主席周至柔將軍主持開球典禮。高爾夫球國手張東燦是陳啟川的忘年交，他原是華南銀行董事長的機要秘書，因有銀行的管理長才，又是英、美、日、菲等國經常參賽的好手，被陳啟川將他借調到高雄，協助籌建球場工作一年，後因被陳啟川在公私兩忙之餘，仍為球場四處奔走、求援、貸款的精神感動，借調一年，變成跟隨陳啟川三十餘年才退休。當時為球場鋪設適用性較佳的草皮，張先生曾在國外比賽後將草種放在球盒中帶回研究，用心良苦。此後球場綠草如茵，陳啟川曾當面誇讚張先生，並在周至柔先生面前以國臺語夾雜說：「沒有下雨，若有下雨，草就漂亮。」31 陳啟川領導高爾夫球運動風氣，提倡正當戶外休閒、國民外交與國際友人聯誼，熱心推動籌畫球場的闢建與發展，雖然千辛萬苦，卻甘之如飴。他不但很有遠見的將球場設立為財團法人，使球場管理制度化，並鼓勵國民多參與這項有益身心又具紳士風度的

張東燦，〈追懷老會長在高爾夫球長的歲月〉，《懷念老市長陳啟川暨基金會成立 20 週年紀念特刊》，高雄：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2010 年，頁 30。

高雄體育史個案研究——一生熱愛運動的陳啟川先生

運動，藉以提昇生活品質。據說，直到陳啟川停桿之前，還都能維持擊出二百多碼的水準。1975 年（民國 64 年）於高達高爾夫球俱樂部比賽中，贏得獎杯，時年 76 歲。32

照片 22 高雄高爾夫球場（一）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照片 24 高雄高爾夫球場活動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照片 23 高雄高爾夫球場陳啟川背影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照片 25 高雄高爾夫球場（二）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林文龍，《跨越時代政經世家——高雄陳家史料文物特展圖錄》，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 年，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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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6 高雄高爾夫球場（三）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照片 27 啟川先生贈送友人高爾夫球說明：啟川先生常用印字器在球上印名，以資紀念。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陳啟川市長就任之初，由於喜好運動的天分，加上中山運動場（位於高雄市中山路、五福路、中華路、民生路交會的中山公園）距離陳啟川市長宅邸（高雄市五福三路一號）僅一路之隔，經常目睹市民運動、健身、休閒的情況，日晒雨淋，影響體力與運動心情。即決定在運動場內的體育館加蓋鋼構圓頂，1960 年（民國 49 年）7 月 18 日工程正式開工，11 月 30 日

照片 28 1960 年陳市長視察市立體育館加蓋圓頂工程留影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完工，12 月 24 日，陳啟川市長親自舉行落成典禮，成為臺灣地區當時第一個規模最大、設備最完善的體育館。市立體育館加蓋圓頂工程，長 60 公尺，寬 50 公尺，此外於 1961 年（民國 50 年）10 月 15 日，中山公園內綜合運動場，正式竣工，提供給市民一個理想的運動休憩場所，陳啟川市長可謂提倡高雄運動風氣的先驅。

照片 29 陳市長傳聖火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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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0 高雄市立體育館（臺灣第一座巨蛋）的使用資料來源：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伍、結論陳啟川在東京慶應義塾求學期間，交出亮麗的運動精神與成績，他是最早參加奧林匹克運動大會選手選拔會的臺灣人，1920 年（大正 9 年）4 月 25 日，第二次預選會 400 公尺接力賽，陳啟川以 47 秒 4，打破日本的新紀錄，然而由於大日本體育協會海外派遣選手體制尚未健全與財政困乏等因素，最後僅派遣 13 位菁英選手前往參加第七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因此陳啟川未能參加第七屆奧林匹克運動會。陳啟川是臺灣人最早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預選賽的代表選手，也可以說早期的「臺灣之光」！陳啟川擅長各項運動，為了結合同好的力量，切磋技能，戰後他在高雄起造一座高爾夫球場，也是在這樣的理念之下推動的。陳啟川為了發掘高爾夫人才，為國爭光，特別在球場成立青少年高爾夫培訓隊，從此高雄高爾夫球場成為南臺灣高爾夫球人才的培育重鎮，五十年來培養的高爾夫國手不計其數，如阮清吉、張宏達、潘玉華、鄭美琦和洪沁慧等人。其他海內外高球名人如郭吉雄、呂良煥、許勝三、謝敏男、呂西鈞、陳良溪、盧建順、鍾春興等都曾在高雄高爾夫俱樂部職業公開賽，大放異彩，獲得冠軍，對提倡南臺灣高爾夫運動，獲得了極大的成效。旅居日本的高球名將陳清波在日本打球、教球、著書、上電視，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也是陳啟川的忘年交，當年曾受到陳啟川知遇之恩。現在更每年帶日本高爾夫球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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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到高雄高爾夫球場球敘，並且在南部觀光。陳啟川的老朋友陳清波大師說：「如果沒有啟川先生，高雄高爾夫球場不會那麼早就動起來。」 1961 年（民國 50 年）10 月 15 日，中山公園內綜合運動場，正式竣工，提供給高雄市民一個理想的運動休憩場所，完成臺灣第一座「巨蛋」：高雄市立體育館，陳啟川市長可謂提倡高雄運動風氣的先驅。

高雄體育史個案研究——一生熱愛運動的陳啟川先生

參考書目／一、中文（一）專書林文龍，《跨越時代政經世家——高雄陳家史料文物特展圖錄》，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 年。周虎林等，《陳啟川相關事蹟口述歷史》，高雄：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2013 年。高雄高爾夫俱樂部，《高雄高爾夫俱樂部 50 週年紀念特刊》，長昇文化，2011 年。陳柔縉，《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麥田出版，2005 年。張東燦等人，《懷念老市長陳啟川暨基金會成立 20 週年紀念特刊》，高雄：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2010 年。劉克全編，《永遠的劉瑞山》，臺南：作者自印，2004 年。

（二）期刊論文金湘斌，〈陳啟川的田徑生涯（1918-1921）〉，《運動文化研究》，第 31 期，2017 年 9 月，頁 7-36。

（三）報紙〈高雄 16 日電〉，《聯合報》，1961 年 10 月 17 日，第 2 版。

（四）網頁文獻林身振，〈夢幻高爾夫球場：壽山高爾夫球場——高雄文化資產〉，2013 年 10 月，知音樂園，林房太文史工作室。網址： http://scl-chiche.blogspot.tw/2013/10/blog-post_9348.html

二、日文（一）專書山本邦夫，《日本陸上競技使》，東京，道和書院，1979 年（昭和 54 年）。三卷俊夫，〈臺灣ゴルフ沿革誌〉，收於竹村豐俊編，《臺灣體育史》，臺北：臺灣體育協會，1933 年（昭和 8 年）。臺灣建築會〈高雄ゴルフ俱樂部ハウス建圖〉，《臺灣建築會誌》，第 06 輯第 04 號，1934 年（昭和 9 年）7 月 30 日。慶應義塾體育會競走部 75 周年紀念事業實行委員會，《75 周年紀念慶應義塾體育會競走部史》，神奈川：慶應陸上競技倶楽部，1994 年（平成 6 年）。

（二）報紙《臺灣日日新報》，1931-07-04，〈高雄壽山開設海景高爾夫球場〉。《臺灣日日新報》，1932-07-17，〈從西子灣迄壽山山巔，道路完成開通〉。《臺灣日日新報》，1933-08-11，〈高雄市海景高爾夫球場草皮枯死〉。《臺灣日日新報》，1926-08-28，〈高雄のゴルフリンク預定地〉。《臺灣日日新報》，1934-11-24，〈高雄壽山ゴルフリンクを開場祝賀の競技秋晴れの廿三日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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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信仰與神職人員的文化權力網絡——以高雄苓雅孫氏道士家族為例

地方信仰與神職人員的文化權力網絡 ——以高雄苓雅孫氏道士家族為例撰文／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康詩瑀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蕭督圜

摘要高雄道德院成立於民國 49 年（1960），坐落於高雄市三民區金獅湖畔，主祀神為太上道祖與太乙救苦天尊，創建人暨第一任住持郭騰芳，為讓此地成為坤道習道修行處所，民國 50 年代末期在他的規畫下，早期曾組織一個名為「玉女組」的年輕女子習道誦經團體，最終有五至七名青年女性曾經選擇成為出家法師，幾經波折後則有六名坤道在此出家。在建廟之前及廟宇落成後，為培養出家法師修習道法科儀，曾延請高雄苓雅區道士家族——孫番賓道長教授。在草創道德院之初，郭氏主要是以孫氏道士家族來傳授道法，雙方合作近十年之後，因孫氏經濟上以及個人身體健康問題，後來改由左營地區高卻道士接手此項工作。早年，道德院出家法師與孫氏道士家族各自擁有哪些廟宇內、外部的支配權力？兩者在支配權力上的運作方式為何？在舉行廟宇例年祭典儀式活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彼此分工與合作方式為何？亦是本文研究核心與主要論述範疇。

關鍵詞：高雄道德院、正一道、孫氏道士家族、文化權力網絡

投稿日期：2017 年 9 月 18 日接受日期：2017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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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貳、道教的源流與發展參、孫氏火居道士家族沿革肆、科儀法事的分工伍、道德院出家法師與火居道士團陸、結語

壹、前言康熙年間，道教隨著移民傳入臺灣，形成在地化的特色，並傳承自福建、廣東正一派的火居道法傳統。其中「道法二門」以吉慶度生道法為主，不做家族拔度齋事；「靈寶道壇」（又稱靈寶派）則兼行烏紅齋醮科儀，平日以家族拔度為主。臺灣正一派道士不出家、不住道觀，以家傳或師授成立道壇，並以與信眾結伙而居的方式，為族群信眾從事道教專門禮儀，也稱「道壇道士」。1 有關宗教在社區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體會到，地方信仰與崇拜是權力的三角形網路中心中的一個主要節點，這個三角形代表著三類人：1. 官員，代表政府和其施行政策的努力；2. 菁英，控制著各自社區的社會和經濟事務；3. 神職人員，掌控著社區生活中的儀式方面。官員們試圖通過授予頭銜、發放布告給准許的寺廟，以及提供文化及文書上的支援而控制社區的宗教傳統。他們也想設法通過限制授予神職和寺廟數量來管理神職人員活動。菁英們依靠寺廟和他們的儀式，藉以鞏固他們對社區事務支配權的合法性並以宗教儀式名義徵收錢款以實現對經濟的控制，劃分地界，形成社區個體。2 神職人員們則努力所在的地方社區中搜羅資源重建廟宇，以支援他們的存在，同時也期盼政府支援並確認其傳統的正統性。所有這三個團體在寺廟儀式這個權力問題集中在一起的時候互相作用（包括是否允許寺廟舉行慶典？誰來參加遊行？以及佇列怎

劉枝萬著、馮佐哲譯，〈臺灣的道教〉，收入福井康順等監修，《道教．第三卷》，王元化主編之海外漢學叢書，（上海：上海古籍，1992），頁 131-152。( 根據日本平河出版社 1983 年初版翻譯），一般稱在家的正一道為火居道士。清 ‧ 沈自南，〈稱號篇〉，《藝林彙考．第 12 卷》：「今道士之有家室者，名為火居道士。」（臺北：學生書局， 1971），頁 369。

更多關於這些問題，Katz, Paul R.（康豹）,“Orthopraxy and Heteropraxy Beyond the State: Standardizing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Modern China, 33(1) (2007), pp. 72-90; 康豹，〈中國帝制晚期以降寺廟儀式在地方社會的功能〉，收入林富士主編，《中國史新論 ‧ 宗教分冊》（臺北：中央硏究院、聯經，2011），頁 439-476。引自康豹主編，《民俗曲藝：神職人員與地方社會（I）、（II）》，第 153、154 期（2006），頁 1-2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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麽安排？）這些個人之間的交互作用的特徵看起來還是自上而下進行控制和改革，以及自下而上體現合法性和個體。此外，在神職人員與地方社會研究，提到今日臺灣道壇源流傳承與發展，以丁煌〈臺南世業道士陳、曾二家初探：以其家世、傳衍及文物散佚為主題略論〉一文，3 著重曾、陳兩世業道壇的傳承探討外，內文闡述中部道壇分布有以鹿港為中心的海線泉州派，以及山線派和福佬客等，這些區域也就形成所謂的行業圈。他的另一文〈制度與擴散：戰後臺灣火居道教的兩個宗教面向〉，說明道壇擁有師徒相傳制度、制度化的教義、神話等，用以支持道士舉行相關齋醮等儀式，此外又能適切地存在於聚落社會中，將此道法擴散於民間，同行之間能維繫著合作與競爭的關係，且為了適應社會的變革和需求，自我調整成一套符合社會的型式。4 關於高屏地區神職人員研究，過去所涉獵的調查資料相當缺乏，目前關於高雄地區道士家族研究，近期有謝聰輝進行清代臺灣南路鳳山縣靈寶老道壇的傳承與道法專門研究。5 再者，依廖和桐《臺灣道士名鑑》於民國 60 年代的資料發現，高屏地區具有百年以上傳承經驗的道士家族、祖傳道壇為數不少，例如：路竹區郭氏、茄萣區郭氏、岡山區林氏、岡山區余氏、大寮區張簡氏、林園區蔡氏、苓雅區孫氏、三民區蔡氏等，但目前卻欠缺完整性與全面性的深入探討的著作。道教與民間信仰結合地方社會發展的研究，志賀市子在研究廣東地方道教的形成，提到地方道教史研究不能僅局限於蒐集某個地區的道教神話、道教宮觀、道教儀式資料。認為近代地方道教史應關注以下問題。第一，構成地方道教的各個宗教勢力以及這些勢力的階層關係、相互影響和競爭。在此所說的「構成地方道教的宗教勢力」，不僅是道觀和屬於道觀的全真、正一派道士，以及不屬於道觀的正一和其他教派的道士，還應包括地方廟宇、三教合一為主旨的民間宗教結社、實踐道教修行的文人聚集的鸞堂、齋食者一起生活的齋堂、佛堂、地方善堂、善會，甚至也包括孔教團體。第二，各個宗教勢

丁煌，〈臺南世業道士陳、曾二家初探：以其家世、傳衍及文物散佚為主題略論〉，《道教學探索》，3（1990），頁 283-357。

李豐楙，〈中部山線道士行業圈：陳、李兩個道壇的合作傳承〉，收錄於鄭志明主編，《道教文化的精華》（嘉義：南華大學宗教研究中心，2000），頁 159-203；〈制度與擴散：臺灣道教學研究的兩個面向〉，收錄於張珣、葉春榮主編，《臺灣本土宗教研究：結構與變異》（臺北：南天書局，2006），頁 235-285。

謝聰輝，〈研究大人宮翁家祖譜與道壇源流考述〉，《臺灣史研究》，16（2）（2009），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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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科儀、經典傳統如何發生融合，如何回應近代國家宗教政策等。第三，身處於同一歷史經驗中的各個宗教勢力，彼此之間相互交往，此一過程，他們是如何形成對道教的自我認同意識。換句話說，如何形成所謂「地方慕道人士」所認同的共同體──「地方道教界」。6 然而，以志賀市子的研究方式，反觀高屏地區的相關研究則是相對缺乏，加以日治時期的寺廟臺帳則缺乏高雄縣市與屏東縣市資料，致使研究者在研究寺廟與地方社會的發展，於史料上的引用與考察方面增加了不少困難性。研究者僅能以廟方自行出版刊物與廟誌作為參考，並輔以口訪調查地方耆老與廟宇管理人。但因地方耆老日漸凋零，及廟誌記載正確性、口述資料完整性的爭議，以高屏地區之寺廟與地方社會的發展作為研究主題，實為一件不容易之事。上述種種研究現況的瓶頸及蒐集資料的困難性，更促使筆者想要突破現況，嘗試以整合歷史學、人類學與社會學等學科方式，初探高雄苓雅區孫氏道士家族發展歷程及參與寺廟活動之地方發展史，藉以探究戰後南臺灣道教發展概況。這正好是高屏地區在過去相關研究中所缺乏，無論是對神職人員研究，或是著重寺廟和地方社會發展、地方菁英的參與廟宇儀式活動等調查資料。故本文主以探討戰後臺灣都市社會，在廟宇、神職人員（出家法師、火居道士）、地方菁英、儀式活動之間的文化權力網絡（the cultural nexus of power）7 發展的關係。

貳、道教的源流與發展道教在不同時期，出現「在家」與「出家」兩種類型，形成各具特色的宗教形象。在家道傳承東漢末正一派的道治制度，掌壇道士於聚落中設置靖治（即道教的治所名稱），娶妻生子，傳續世代相傳的符籙道法，成為社區居民中的神職人員，也通稱為「符

志賀市子，〈地方道教之形成：廣東地區扶鸞結社運動之興起與演變（1838-1953）〉，《道教研究學報：宗教、歷史與社會》，2（2010），頁 235。

相關研究參見 Duara, Prasenjit,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 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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籙派」，形成道壇道士專長於符籙科儀的專業形象。另一種則是長住於道觀，從事丹道修鍊，稱為「丹鼎派」，這種全真道派的道觀道士，在臺灣漢人社會並未流傳。主要傳承福建及粵東地區兩個系統的正一道，其道脈淵源於相鄰的江西省龍虎山，並適應泉州、漳州及客籍的地方文化，形成宗教職能及道法風格各異的地方性派別。在城鄉中，道壇道士依附於泉州、漳州及客家各移民群，融合成為不同籍屬居民於地方社會中所接觸的神職人員。

一、火 ( 伙 ) 居道士火居道的靖治設置於社區內，即與居民結「夥」而居，創教期三張（陵、衡、魯）既是父子相傳，成為家傳制；其後又依師受制，建立祭酒的治師制。道壇道士就根據家傳與師授的兼行方式，傳授符籙道法。在特定的期間為了進行宗教儀式，均會依例進行齋戒、茹素，以潔淨其身心；平常時間的住居方式，也需遵守傳度、受籙的戒律，以便區隔於世俗，一般仍多與社區居民有相近的生活形式。源於「火（伙）居」的方便，他們也將道教的傳說與神話、儀式及宇宙觀，滲透於社區民眾的社會生活，如：社廟信仰、祖先祭祀及歲時節俗、生命禮俗等，彼此之間的密切結合，使道教在臺灣能保存正一道的傳統，這也是華人社會之中，道壇、社廟與聚落生活結合良好的宗教典型。8 道士作為道教的神職人員，即是依傳統制度而設立壇境，俗稱為「道壇」，長期以來一直在社會底層擁有深厚的實力。正一道早期所形成的道士火居制，既是居於「火宅」之中，也和世俗之人結伙而居；而不必如全真道士多居住在名山宮觀，區域內民眾須遠赴道觀才能行齋祈福。臺灣所存在的大小不一的道壇，至今依然散布於大城小村裡，與聚落內的民眾相互依存，這是道教的宗教行事之所以能具有擴散性的原因。9 由今所見道士家族的家傳科儀本、度牒、族譜、法器，可約略知其根據所傳承的組織概況與分屬現況。臺灣以道壇為主的傳統道教，主要傳承自閩南的泉州、漳州與粵東地區，雖然在名

李豐楙，〈臺灣道教發展縱述〉，（文化部國家文化資料庫）。網址：http://nrch.culture.tw/。

李豐楙，〈制度與擴散：戰後臺灣火居道教的兩個宗教面向——以臺灣中部的道壇道士為例〉，《臺灣宗教研究》，2（1）（2002），頁 10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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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上有天師派、老君派等之分，但其道脈多出於龍虎山正一派，屬火居性質的符籙道派。不過，由於早年漢人移民的來源各有不同，多有同籍聚居而成聚落的情形，因此，原居於各祖籍地的道士來臺之後，自然地居住於其同籍移民，或落腳於某一優勢的聚落並融入其中。就火居道的生態而言，一個聚落必須具備一定的經濟條件，才能供養一個專業道壇的生存。臺灣在移民之初，除早期少數隨明鄭軍隊而來者之外，多數道壇都是在移民墾殖稍有成果之後才來臺發展，他們依附同籍移民族群而生活的情形也就特別明顯。再加上這些道士在原籍經過數百年以上的地域化發展之後，形成明顯的地域化道派風格。這類不同的道派風格，也成為臺灣十分豐富的道教文化生態。在民國 38 年（1949）以前，臺灣的道派、道教廣義來說，可區分為道門與法門兩大類型，道門之道派其宗教業務主要以舉行建醮、禮斗、做三獻等祈禱性祭儀與拔度功德為主，法門道派之宗教業務，則多以安營、押煞、祭解、補運等法術性儀式為主。為了實際上的需要，修習道門之道士也常兼修法門而成為「道法二門」，或是在祭儀中兼用法門之法術。不過，臺灣的法門道派自有其法脈傳承，因此也可獨立於道教之外而稱為法教。10 日人淺野春二對臺南正一道教團組織（文中稱道士團）調查研究時指出：（一）道士團是每當進行儀式時才組成的，在該儀禮結束後就直接解散；（二）道士團的成員組織是不固定的，它從當地道士中廣泛吸收參加的人員；（三）主持道士團的道長和組成道士團的其他成員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是雇傭關係，成員之間是師徒和師兄弟關係，並不影響雇傭關係。說明這種非常實際且組織鬆散的道士集團，它的組織基礎是建立在業務上必要的相互提攜之上。11 就筆者過去訪問臺南地區林俊輝道士團和高雄地區黃川田法師、孫氏道士家族，除了臺南正一道是此一情況外，高雄地區的孫氏道士家族也是類似的運作模式。道士家族內成員關係較為密切，與其他道士團之間的網絡關係也是建立在相互合作、利益與共，甚至是家族同行競爭的關係。

10 謝宗榮，〈臺灣道教的傳承與道壇生態〉，《宗教大同》，7（2008），頁 51-52。 11 李養正，《當代道教》，〈臺灣的道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3），頁 305。另參見淺野春二，〈道士と道士團—現代臺灣南部の事例から—〉，收錄於道教文化研究會編，《道教文化への展望》（東京：平河，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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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史沿革與派別分布過去以來，在中國與臺灣關於地方上火居道士的歷史研究非常缺乏。因當權者的政策性因素使然，很明顯，官方及地方文獻資料沒有記錄火居道士的興趣。從明代洪武 14、15 年（1381、1382）開始，中央就設有道錄司專管道教，並在府、州、縣分別各有道紀司、道正司及道錄司管理地方上的道士。12 清乾隆元年至 3 年（1736-1738），清政府重新調查登記全國地方道士，把道士分為三種類別：（1）出家全真道士、（2）清微靈寶道士、（3）在家火居道士；重新建立限由官方道錄司頒發度牒（或部照）的制度。13 清政府登記道士的目的，主要是壓制江西龍虎山正一天師府在傳統中國宗教上的影響力。尤其是在乾隆 4 年（1739）以後，清政府禁止龍虎山天師府再有為各地方正一道士開壇傳度，及發給度牒和執照的權力。14 反之，大部分所謂火居的正一道士都必須先獲得所在地方道會司頒發的執照，然後才可以合法地在地方上應供齋醮法事。除了將天師府的影響力限制在龍虎山，禁止天師正一真人或其法官到其他省區傳度授籙之外，乾隆 12 年（1747）又下令將正一真人的品秩由二品降為五品，並停止朝覲延宴例。15 道光元年（1821）更直截了當地詔令第五十五代天師張鈺，「停止朝覲，著不准來京。」16 雖然清代正一天師的地位和遭遇大抵是受抑、貶降，但是正一派道教長久以來的民間化，仍使得地方上的正一派火居道士及其法事儀式在清皇朝統治結束以前，依然與中國地方的民眾社會保持著非常緊密的關係。事實上，正一派支撐著地方社群及廟宇的儀式活動，並延續宋代以來的為地方民眾提供儀式專家。17

12 〈卷二百二十六．道錄司〉，收錄於王雲五主編，《明會典．第六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頁 4436-4437；《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五○一》，〈方技〉一條；《續修四庫全書．第八○六冊》（上海：上海古籍， 1995），頁 12-14；另參見酒井忠夫編，〈中國臺灣史上よりた臺灣の道教〉，《臺灣の宗教と中國文化》（東京：風響社，1992），頁 16-20。 13 清朝乾隆初期的道士登記，決定只發給道牒與出家的全真道士，在家的正一火居道士就另給予度牒性質不同的部照，二者合稱為牒照。（引自黎志添，《廣東地方道教研究——道觀、道士及科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7），頁 4）。 14 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八十九》（杭州：浙江古籍，2000），頁 8493。云：「乾隆四年（1739），奏議：嗣後真人差委法員往各省開壇傳度，一經發覺，將法員治罪，該真人一併議處。」（引自黎志添，《廣東地方道教研究——道觀、道士及科儀》，頁 4）。 15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三》，〈張天師舊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頁 379-380。云：「乾隆十二年，改二品為五品。停朝覲筵宴，收繳銀印。」另見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89，頁 8493；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卷四（修訂版）》（成都：四川人民，1992），頁 9-12。 16 施舟人（施博爾）（Kristofer M. Schipper），〈道教在近代中國的變遷〉，收入《中國文化基因庫》（北京：北京大學，2002），頁 149。 17 Schipper, Kristofer M. (2000), Taoism: The Story of the Way.(Chicago: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2000), p. 52；王見川，〈張天師之研究：以龍虎山一系為考察中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頁 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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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道教多屬於正一道，但因其在原籍屬所執行宗教職能的差異，而有相對的不同稱呼，一般所稱的「紅頭道士」，源於漳州南部及相鄰的粵東客家地區，當地有漳籍及福佬客、純客籍，傳承「道法二門」一類，其法門內視為重要的則是正一道的道法，在道壇上所用的科儀書及科儀音樂，也異於法壇行事所常用的口白，而使用一種正音，異於泉籍道士的泉州腔；經懺則通常題稱「正一」某經，故自稱「正一道」或「道法二門」。一般民間所稱的烏頭師（司）公，源自泉州及部分漳州地區，也有人稱之為「靈寶派」，其原因除了所用的道科儀式書中常稱為「靈寶」某經，其演法中至今保存了六朝初的「靈寶五符法」安鎮五方真文。18 根據劉枝萬研究，19 一般俗稱紅頭師公（司公、法師）和烏頭師公（司公、法師、道士），即是以所操演的科儀與法事做區分，紅頭道士主要是以建醮、做三獻、謝平安等，對陽神的、屬吉事的祭禮和人們做加持祈禱的法術，也是對生者的救贖儀式、度生的活動；烏頭法道士所從事的法事，除操演陽事之外，還從事殯葬儀式和作功德的追善供養等，舉辦屬於對陰鬼亡靈施行幽法的喪儀，即是參與超度死者與往生者的度死活動。總之，前者專行生者與神明的儀式活動，所以用紅色來表示吉事，後者因常需要兼營超度死者的亡事，所以用黑色（烏）來表示陰事。另外，有另一種說法來解釋烏頭道士，在舉行殯葬儀式時，入殮的儀式是惡魔想要危害屍體與亡靈的緊張時刻，令人有恐怖之感，人們認為這種邪惡的勢力是黑色的，因此需要請道士在此時實施所謂的「收烏」法術，將其收拾之，所以才會稱呼參與殯葬儀式、收烏入殮的道士為烏頭道士。另外，在名稱上也有這樣的分類，將單行一種法事科儀者的道士，稱之為「單教」，主要是指紅頭道士；而烏頭道士因實行吉事與喪葬儀式的法事，故被稱為「雙教」。臺灣的道士形成南北分峙形勢，據劉枝萬研究，紅頭道士的分布是從溪北的彰化、南投到臺中，再北上從苗栗、新竹、桃園到臺南，然後從東北方的宜蘭向東部迂迴直到花蓮。烏頭道士的獨占地區，是從溪南的雲林、嘉義到臺南，再南下從高雄至屏東的最南端，然後迂迴到臺東，同時又隔海到澎湖。但是，他們之所以在同樣位於太平洋沿岸

18 王見川，〈張天師之研究：以龍虎山一系為考察中心〉，頁 23-27。 19 劉枝萬著、馮佐哲譯，〈臺灣的道教〉，頁 13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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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花蓮和臺東分開，是因為來自西部平原的移民，移植了原住地的習俗。20 李豐楙和謝聰輝的研究，認為臺灣紅頭道士的分布，北部為臺北縣市，緊鄰的桃園、中壢及新竹縣、苗栗縣，往東則連及宜蘭，中部地區則主要集中在臺中縣市、彰化縣及雲林縣等「福佬客」活動及相鄰區域；烏頭師（司）公在臺灣主要的分布地區為：臺北縣市泉籍較多的地區、新竹市及鄰近桃園、新竹、苗栗濱海地區，及臺中縣、彰化縣的海線及山線一帶，雲林、嘉義以南諸縣市，這一廣大地區多為此派道壇的分布區，澎湖離島及金門亦因地緣相近而有此派蹤跡；馬祖則不然，其道教習俗近閩東地區的傳統。21 當然，烏頭道士分布於整個臺灣，北部是紅頭道士和烏頭道士分工、共存地區，臺灣南部是烏頭道士的分布地區，南部沒有紅頭道士，所以只要一提到道士，就是指烏頭，只要一提到紅頭，指的就是法師，但只有烏頭道士吉凶兼顧，壟斷所有的法事業務。另外，在澎湖也是只有烏頭道士的地區，因此就道士而言，則無須特別的分門別類，在這裡所說的紅頭就是指道士，而烏頭就是指僧侶。施博爾（Kristofer M. Schipper）同樣對臺南的紅頭與烏頭進行探討，將前者定位為驅邪的法師、後者視為「真正」的道士。22 但這種看法的局限性僅適用於臺灣南部，到了北部則有所不同。因為臺灣北部的紅頭是指道士，烏頭則是指「釋教」法師。劉枝萬《臺北市松山祈安建醮祭典》一書，23 最早提到臺灣北部道士兩大派系：「林厝派」和「劉厝派」，首先是劉厝派在清代初期已經由劉法師從福建漳州傳入臺灣北部，林厝派相當晚，大約在一百五十年前才由林章貴從漳州傳入。並指出林厝擅於「建醮」、劉厝擅於「紅頭法」。但文中關於兩派均源於漳州的說法與事實略有出入，因為林厝的祖先雖然來自漳州的詔安，但劉厝的祖居地則是滿州（廣東省湛江市埤頭區）的饒平（廣東省潮州市饒平縣）。之後在《臺灣民間信仰論集》關於中壢醮典的論文中，他對此說法提出補充：「最早來臺的劉厝祖先（劉師法）祖籍為漳州的南靖。」24 臺灣北部道士源流最主要研究成果來自勞格文〈臺灣北部正一派道士譜系〉，內文除了有系統整理出林、劉二個家族在臺灣的傳承譜系，更將調查工作延伸到原鄉（詔安

20 劉枝萬著、馮佐哲譯，〈臺灣的道教〉，頁 139-140。 21 李豐楙、謝聰輝合著，《臺灣齋醮》（臺北：傳藝中心籌備處，2001），頁 25、27。 22 引自林振源，〈閩南客家地區的道教儀式：三朝醮個案〉，《民俗曲藝》，158（2007），頁 199。 23 劉枝萬，《臺北市松山祈安建醮祭典》（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67），頁 49-49。 24 劉枝萬，《臺灣民間信仰論集》，〈桃園縣中壢市建醮祭典〉（臺北：聯經，1983），頁 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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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饒平）。經過勞格文實地訪查，詔安與饒平以及林、劉兩個道士家族的道法傳承譜系，最後成功的找到林厝位於詔安南陂的祖壇（今依然保有相同壇號的「威遠壇」），以茲證實其源流來自福建漳州詔安。針對閩南與粵東一帶的閩、客混居地區進行大範圍的實地調查。結論指出，現今我們在臺灣北部所看見的道教醮儀，很可能是 1820 年時由林厝的祖先由南陂（詔安）傳進臺灣，勞格文的研究更直接推論：「林厝的祖先可能以傳授道場科儀做為條件，來和劉厝的人交換執業的權利和學習法場儀式。」25 但是因為沒有機會參與觀察當地的道士醮儀，所以無法具體由儀式內容進行二地傳統的比較；加上未能在劉厝的祖居地（饒平）找到道士，所以也還不能明確地對臺灣北部道、法儀式傳統源流問題下定論。林振源以勞格文的研究為基礎，就閩南客家地區位於平和西半縣的閩籍道士所主持的三朝醮進行完整個案記錄，與勞格文先前所做的調查研究有不同看法，由林振源的調查可以發現閩籍道士所做的三朝醮，無論是科儀本或儀式作法，都與平和、詔安客家道士相同，其主要意義在於：首次發現與臺灣北部擁有相同醮儀傳統的道士，這也修正了勞格文過去的研究論點。26 呂錘寬藉由「早朝」儀式內容考察教派的法源，引用《道藏》的古典儀式文獻探討二大傳統留存於儀式中的教派線索，發現在幾個重要儀節（入戶、發爐、進表）中，北部使用「正一法」，南部為「靈寶法」。27 李豐楙對中部的客仔師與紅頭師進行實地調查，發現中部地區原屬客籍（閩南、粵東）的「福佬客」道教傳統與臺灣北部的傳統大抵相同，閩籍（泉、漳）的傳統則與臺灣南部基本一致。28 此外，劉枝萬對於紅頭道士與烏頭道士兩者在外觀上的區分，29 提到無論是紅頭道士或是烏頭道士，只要化身為法師，就必須頭纏紅帶。但是，道士服裝幾乎是大同小異。首先，頭戴的稱為「網巾」，網巾上會戴著一個如拳頭般大小的小型木雕金色道冠，其次，身穿紅色華麗的絳衣，或穿著繡有紅色刺繡的簡便道服，或是身穿黑色無其他裝飾的海青。

25 勞格文（John Lagerwey）著、許麗玲譯，〈臺灣北部正一派道士譜系〉，《民俗曲藝》，103（1996），頁 31-47；勞格文（John Lagerwey）著、許麗玲譯，〈臺灣北部正一派道士譜系（續篇）〉，《民俗曲藝》，114（1998），頁 83-98。 26 林振源，〈閩南客家地區的道教儀式：三朝醮個案〉，頁 197-253。 27 呂錘寬，《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臺北：學藝，1994），頁 38-41、355。 28 李豐楙，〈臺灣中部紅頭司與客屬聚落的醮儀行事〉，《民俗曲藝》，116（1998），頁 143-173。 29 劉枝萬著、馮佐哲譯，〈臺灣的道教〉，頁 13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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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儀式而言，如以最經常舉行的大祭禮──同一性質的祈安醮為例，其程序表的安排除一些誦讀經懺之外，有根本的不同，科儀的每一幕作法也有很大區別。其次就經典和科儀書的抄本而言，因紅頭道士不參與喪葬儀禮，故此不使用屬於幽法的法物，他們所使用的法物全是與陽法有關，並且同一經懺內容也不免有些差異，但科儀書則差異很大，何況其他如：文檢、簡記、秘訣、雜記等，在一開始的分類就產生不同，其他的共同處更是少。讀經或舉行科儀時的發音，烏頭道士使用經常的口語或照念文言，紅頭道士則不然，必須使用道教音韶，聽起來像是發音不準的北京官話。就從使用的法器來看，首先在臺灣烏頭道士用的是水牛角，紅頭道士用的是錫製品，是黑色的角質或是銀色的金屬製品。另外，在法場觀察鐘和木魚也可看出端倪，烏頭道士直接使用佛教的鐘和木魚，但紅頭道士不使用，而是用叫作單音的小樂器來代替，如果舉行法事的科儀桌上是擺著鐘和木魚，那就證明是烏頭道士的道場，否則就是紅頭道士在執行。紅頭道士會在科儀桌上設置 5 塊至 7 塊像詩籤那樣的木牌當作神位，稱其為「牌疏」，澎湖的烏頭道士也有立 7 塊這種神位的，但樣式不一樣，名稱也不一樣，以其中主要的 3 塊稱之為三寶。由此看來，臺灣道教早在明末清初時，即隨漢人移民傳播來臺。漢人移民族群以原祖籍閩、粵兩省居民居多，閩、粵兩省與江西相鄰，故此臺灣道教也多傳承自江西西龍虎山正一派的在家道之傳統。由於臺灣傳統道教生態長年來以地方公廟與神祇信仰為主流，各地道士則多依附於同籍移民聚落，在自家設壇靖，配合地方之宮廟與應民眾之需求，從事其道法的宗教服務，在自然、人文環境的相互影響之下，因而也衍化成各地不同的地方化道法風格。由於火居道士、道壇散居各地，在民國 40 年（1951）以前並未形成較有規模的教會或教團組織。30

30 謝宗榮，〈臺灣道教的傳承與道壇生態〉，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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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認證與分級方式在道法傳承中，父子相傳和師徒相授同時並行，採行神聖的「授籙」與「傳度」制度，使道士的養成成為譜系相承、輩分明確的傳承體系。由於其教義中相信經典乃由上天至尊說法所傳而下世，其經懺（即手抄的科儀書）、符訣都必須經由師授盟約而慎重傳授，始能擁有溝通人神的憑藉與能力，這是道壇所使用的經、訣多是口教、手抄，而並未採取刊本形式大量刊行的主因。31 關於正一道「授籙」，是正一道用獨特的方式向道侶宣揚各類自律規戒的一種制度和儀式。道土臨壇接受道壇法師傳授法籙，稱為「籙生」，籙生在法壇中皈依「道」、「經」、「師」三寶和「九戒」，並虔誠地發十二宏願，是正一道士宣誓奉持「清規戒律」信念和決心的定規方式。正一「九戒」：一者克勤，忠於國家，是念直戒；二者孝敬父母，是初真戒；三者不殺，慈救眾生，是持真戒；四者不淫，正身處物，是守真戒；五者不盜，推義損己，是保真戒；六者不嗔、凶怒淩人，是修真戒；七者不詐、賊陷良善，是成真戒；八者不驕、傲忽至真，是得真戒；九者不二，奉道專一，是登真戒。所謂「十二願」：一願乾坤明素；二願氣象清圓；三願主躬康泰；四願融洽人埏；五願天垂甘露；六願拋發祥煙；七願四時順序；八願萬物牛全；九願家多孝悌；十願國富才賢；十一願籙生受福；十二願正教興行。被授策後的道士才可以稱為法師，中國在 1949 年之前的授籙活動，一般都由江西貴溪天師府歷代天師主持科儀，臨壇籙生受籙時，法師按正一傳統法派、輩分取法名。江西龍虎山天師傳法又稱「三山滴血派」，其時的「三山」已不包括衰微的江西省清江縣閣皂山，而是指江西龍虎山、江蘇茅山、湖北武當山。法派系譜為：「守道明仁德，全真複太和，至誠宣玉典，忠正演金科，沖漢通元蘊，高宏鼎大羅，三山愈興振，福海啟洪波。」並依據正一道《天壇玉格》：「學道人士，修真有得，刊名仙籍之品格」，授予神職，頒發職、符籙、法印、天篷尺、玉笈、拷鬼棒、權杖、令旗等法器憑證，故授籙也是選拔道士充當法師的方式。32 張天師到臺灣以後，教團組織逐漸得到整頓，民國 57 年（1968）成立中華民國道教

31 李豐楙、謝聰輝合著，《臺灣齋醮》，頁 16-18。 32 李養正，《當代中國道教》，頁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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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各縣市成立臺灣省道教會等地方性道教會，民國 65 年（1976）制定了天師府組織章程。資格稱經籙，申請稱求籙，由張天師上奏天廷奏職，經籙分為五級，按道士每個人的法術能力和功德程度授予，也有晉級，由初級到高級的順序如下：（1）初級三五都功經籙，奏仙官職；（2）帶升都功盟威經籙，奏仙官或仙卿職；（3）升授正一盟威經籙，奏仙卿職；（4）加授上清五雷經籙，奏上卿職；（5）加升三洞五雷經籙，奏上卿職。初級的三五都功是最多數的，從一般的道士當中提拔，所以一般敬稱為道長，從事一般的法事，即所謂中堅。下一級的都功盟威與其說是一個真正的階銜，倒不如說是居於三五都功和正一盟威之間，實際上不太受重視；第三正一盟威是高級的，所以人數很少，只有十名左右，從這一級可以稱大法師；第四級上清五雷屬上層，所以人數更少，只有五、六名；第五級三洞五雷，過去授予不多，直到最近才有五、六名。33 就李麗涼的研究，34 張天師抵臺後，在臺弟子中，最早受得張恩溥天師籙職者，當以孫番賓（即高雄苓雅區孫氏道士家族成員之一）為首，他也是在民國 55 年（1966）天師府提派八名大法師之一，道職「太上正一盟威經籙玉樞輔道宣化仙卿知南北斗兼雷霆院府事」。當年奏職地點是高雄苓雅區以保生大帝為主神的鼓山亭，係於昭和 10 年（1935）因高雄港十五號碼頭計畫而遷移至現址。根據《中央日報》1955 年 10 月 7 日〈一千九百年來第一次，張天師今在高雄，主持奏職典禮，為道士孫番賓度牒〉報導云：35 江西龍虎山的張天師，於六日下午六時抵高雄，將主持七日上午九時在苓雅區鼓山亭的奏職典禮。在此項典禮中，張天師將為道士孫番賓度牒，度牒後孫道士即成為道長。度牒上蓋著「陽平治度【按：度應作都】功印」的玉印。相傳這顆玉璽由漢朝流傳至今已有一千九百餘年之久。孫道士在未受職前，已受禁九天……。張天師又說：省社會處已核准道教在臺灣佈道，目前全省省道教徒共有九百餘人，高雄市有 162 人。當年度的《中央日報》又繼續對整個奏職典禮儀式過程有著更詳細的報導：

33 劉枝萬著、馮佐哲譯，〈臺灣的道教〉，頁 152。( 根據日本平河出版社 1983 年初版翻譯 ) 34 李麗涼，《弌代天師：張恩溥與臺灣道教》( 臺北：國史館，2012)，頁 167-171。 35 〈一千九百年來第一次，張天師今在高雄，主持奏職典禮，為道士孫番賓度牒〉，《中央日報》（1955 年 10 月 7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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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堂設在苓雅區的鼓山亭，正中供奉老子畫像，後面豎立約有五丈高的刀梯。……禮堂正中前排坐道士 3 人，其後左為副坐主，中為張天師，右為通引師，均身著道袍，手持朝笏，面對老子像靜坐，再後排為觀禮道士，諸事齊備。典禮開始，先上香，再奏樂，並出法師『請營』在老子面前，揮刀大舞一陣，然後看見全身穿著白綢的通引師，赤足佩劍，畫符念咒，直趨老子之前，符咒完畢，只看他一步一步直上刀梯之頂，面西正坐，宣讀籙文，然後下梯，由另一通引師為其披上紅綢，此時禮堂門口特備花轎兩乘，由披紅的通引師坐往迎接孫道士。約半小時，兩乘花轎冉冉而來，一到禮堂，通引師將轎簾打開，孫道士倏然走出，逕趨大庭，大喊參拜天師，三跪九叩，叩畢，開始考試科目，先「拜聖武」在老子畫前，作刀舞之後，即為上刀梯。據訪，孫道士已經餓了七天，此時見他全身發抖，但仍畫符唸咒，奮勇直上……。孫道士登梯既畢，向西正坐，再念咒一番，然後下梯，並將刀梯所貼黃符，一一納入符囊，下得梯來，又大喊天師受我四拜……。張天師這個時候捧笏肅立，宣讀「籙文」，並為孫道士換上道士衣冠，及『簪花』、『正印』（即度牒）。末由副座主授予副印，孫道士再致謝詞唱『玉京山』，行大禮一場。奏職典禮，始告結束。由此可見，儘管孫番賓的奏職典禮是由張天師親自主持，不過臺灣高屏地區沿用法派「爬刀梯」，遙對江西龍虎山的祖庭方向跪拜稟告，並擲筶請示是否允許的認證方式仍是不變的。臺灣正一道士授籙情況，謝聰輝研究指出，36 由於早期兩岸交通不便，在未能到龍虎山或回大陸原鄉受籙的限制下，臺灣正一道靈寶派道壇發展出另一套傳度受籙的傳統。其中法號與壇名稱的授予部分，訪問相關老道壇與其抄本，乃由道壇所傳承的二十字「正一派詩」，37 由其度師擲筊取一字或二字作為法號，或亦作為道壇的名稱。例如，小港區紅毛港蘇家道壇的蘇瑞（1866-1912）本受籙資料〈學道立職字〉：「守道明

36 謝聰輝，〈大人宮翁家族譜與道壇源流考述〉，頁 237。 37 按《藏外道書．第二十冊》，由小柳司氣太（1870-1940），在 1934 年所完成的《白雲觀志．卷三》，〈諸真宗派總簿〉中，錄有白雲觀所存道教各宗派派詩。記錄「第三七天師真人正乙派」派詩：「守道明仁德，全真復太和。志誠宣玉典，忠正演金科。沖漢通玄韞，高宏鼎大羅。三山揚妙法，四海湧洪波。」其前又錄有「第三一龍虎山正乙門下清微派」，派詩：「沖漢通玄韞，高宏鼎大羅。仙源愈興振，福海啟洪波。」其下註明：「天師張虛靜真人，係江西龍虎山信州人，留傳天師。宣統元年仲秋，重續二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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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德，真心實太和。至誠宣玉典，中正演金科。」下註用法為：「各走馬字。」小港區大林蒲吳清心（1931-）祖父吳列（1876-1928）本《靈寶傳度閱職給籙全部奏職文檢》（蓋「道士致真壇鳳山下里大林蒲庄地番二八六」圓章）：「守道明仁德，全真永太和。志誠宣玉典，忠正演金科。」其旁註明：「若要奏職，將只二十字取用二字。若有一字在內，方好進益，則二字在全內，取用也可。」這一套權宜的做法形成傳統，縱使到了第六十三代張天師到達臺灣以後，主張法號輩分改用四十字正一詩派，壇靖名稱沿用「六十甲子壇靖」，但臺灣南路正一派靈寶道壇仍見傳承。38 許多道教學者將道教儀式視為帝國的模擬，雖然道教有其宗教的經典與儀式，但是與民間信仰卻相互影響，而道教與民間信仰有一個共同的想像與概念；就是在神明或是法事儀式上是取自於對帝國制度的模擬，抑或是對於中國官僚制度的模仿。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就提到，在民間社會的信仰實踐中，人們是如何透過隱喻來模仿帝國的行政、貿易和懲罰體系，道教與民間信仰的概念與想像，很多來自於帝國運作的概念，芮馬丁（Emily Martin Ahern）所著《中國儀式與政治》一書中也提到：「中國民間儀式雷同於於衙門的政治交流過程，是一種意識型態交流的手段，具有自己系統化的符號與程序。」39 而道教也是模擬帝國官僚制度建構而成，其神仙的等級制度、儀式模擬等，都是模擬官僚制度而來。40 由此看來，道士的傳度、奏職、授籙儀式等，皆必須經過制度化的過程與標準，道士更必須遵守入道以後的規戒，習得應有的法事能力，最終通過見證人的認可與領受頒發職、符籙等相關法器做為憑證，經歷層層關卡，最終才能成為穿梭天地人之際的道法代理人。

38 施舟人（施博爾）（Kristofer M. Schipper），〈功都の職能の關する二、三の考察〉，收入於酒井忠夫主編，《道教の総合的研究》（東京：圖書刊行会，1981），頁 252–290。一文與實際訪察所得，岡山余信雄道長（1938-2003）， 1963 年受籙時，雖由六十三代天師主持，其法號除採正一派詩「大字輩」排行用「余大明」外，亦用靈寶南部道壇的傳承方式，另取法號「余道明」。 39 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著、趙旭東譯，《帝國的隱喻：中國民間宗教》（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引自王銘銘，《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5），頁 149；原書：Ahern, Emily Martin, Chinese Ritual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40 韓明士（Hymes Robert）著、皮慶生譯，《道與庶道：宋代以來的道教、民間信仰和神靈模式》（南京：江蘇人民， 2007），頁 19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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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孫氏火居道士家族沿革高雄苓雅區孫氏道士家族源流，據《孫氏族譜》載：「其祖籍源自於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塔頭鄉白礁村，開臺祖孫彥爵公，於乾隆年間遷至徙臺灣高雄之下寮（又名鼓山亭）開基，至昭和七年（1932）歲次壬申，被『罹災救助基金會』（隸屬日治時期高雄州）買收該地築港，使之後代子孫遷散在苓雅寮一帶。」41《禮記 ‧ 祭統》上云：「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群昭穆咸在而不失倫，此謂親疏之殺也。」。依其族譜記載孫氏家族的昭穆：詩、家、肇、奕、鍾、英、育、秀、丕、進、文、明；十二字由渡臺始祖詩字下放。關於孫氏道士家族各房派分支，參見下圖。

圖 1 孫氏道士家族各房派分支（昭和七年（1932）迄今）資料來源：林添福編，《孫氏族譜》，孫氏族譜修譜委員會，1971，頁 493-494。

由上圖所示，可看出孫彥爵公後代子孫開始活躍在苓雅區者，起源則是由家字輩孫家東，傳第三房肇字輩孫守，又傳奕字輩孫助，再傳鍾字輩孫意成，又傳英字輩孫于，再傳育字輩孫萬。孫萬公生六子，分別是秀字輩：孫耀麟、孫賜、孫本、孫番賓、孫清俊（又名孫全）、孫天從（出嗣周姓）。孫氏在高雄苓雅一帶從事道士家族行業的始端，

41 林添福編，《孫氏族譜》，孫氏族譜修譜委員會（臺北：出版者不詳，1971），頁 486-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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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廖和桐《臺灣道士名鑑》記載以及筆者口訪孫氏家族成員孫源宏道士、黃川田紅頭法師、曾為道德院出家法師蔡鳳春師姐指出，孫氏祖傳道法源自於英字輩：孫于，後傳育字輩：孫萬。家族祖傳道法自孫萬公後則分傳給秀字輩：孫賜、孫本、孫番賓、孫清俊（孫全）四房派道法。42 四房派之中，按其輩分順序，先是由秀字輩的孫賜公生四子（配洪氏無出，又陳氏出四子），分別是丕字輩：孫安樂（又名孫福）43、孫安泉、孫進丁、孫進財。丕字輩孫安樂配曾氏生二子，育有進字輩：孫偉能、孫偉智，進字輩孫偉能配高氏，育有文字輩：孫基賢、孫基明、孫基文。其中僅有孫安樂、孫偉能、孫偉智此房派皆從事道士相關行業，這是孫氏在秀字輩孫賜公及其房系從事道士行業的分支情況。過去，以孫安樂為首的孫氏房派主要活動於高雄鼓山區（柴山）、前鎮區、前金區、小港區、鳳山市與三民區，大多以參與地方廟宇醮事及紅頭法事為主。後由秀字輩孫本公配陳氏生二子，44 分別是丕字輩：孫進添、45 孫進發；副郭氏生二子，為孫進興、 46 孫進益。47 其中丕字輩孫進添配黃氏生四子，分別是進字輩：孫盛明、孫盛展、48 孫盛輝、49 孫盛煌。丕字輩孫進興配黃氏生五子，分別是進字輩：孫光榮、孫

42 筆者訪問進字輩孫源宏先生，年訪問時 56 歲，生肖屬雞，具道士身分，育有三子（二男一女），現居於高雄三民區覆鼎金。依他的回憶，對於曾曾祖父孫萬先生較有耳聞，對於先祖孫于的口傳印象較模糊。過去孫氏家傳大多是紅頭法事，以口訣、口傳心授為主，並沒有留下科儀本或經書，以及少部分的齋事，大抵上紅事與白事皆做，但都算是小法事。（訪問時間：2012.08.06） 43 孫安樂，字福，一般多以孫福稱之，生於大正 10 年（1921），公學校畢業，自由業，福安堂擇日館住持。配夫人曾金雀，生於大正 11 年（1922），婚後育有二子（孫偉能、孫偉智），長子孫偉能具道長身分、次子孫偉智具道士身分。孫偉智在四十多歲時因興趣使然，開始學習道法，時年六、七十多歲。孫偉能與孫偉智的後代，孫基賢務商，無接續父業；孫基明在高雄市前金區漢神百貨公司附近從事糊紙厝的葬儀相關工作，也無學習道法科儀，以及孫基文已有個人的事業，也無接續父業。 44 孫本，生卒年不詳，習得紅頭法事，創立日治時期高雄地區由臺人經濟的葬儀社「同仁社」，「一視同仁，共同行仁」為其企業精神。後代子孫孫進添一房在民國 80 年代，為因應時代需求，將傳統殯葬業轉型為多角化企業經營，成立今日同仁集團「九龍禮儀館」，民國 89 年（2000）孫盛展接任董事長一職。相關資料參考網頁資料。(http:// www.9dragon.com.tw/proﬁle2.htm) 45 孫進添，孫本之長子，生於大正 11 年（1922），已歿，國校畢業，從事商業，高雄市鹽埕區人，無學習道法科儀，育有四子（盛明、盛展、盛輝、盛煌）。曾任高雄市商會監事、中國合作事業高雄市支會監事、高雄市合作社聯合社監事、南區國際獅子會董事、中國道教會高雄市分會理事、三仙國王廟管理委員、道德院管理委員會委員、鮮花公會理事、葬儀公會理事長、高雄市第二殯儀榮動合作社理事主席、同興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同仁社總經理等職。後將同仁社交給長子孫盛明與次子孫盛展經營。 46 孫進興，孫本之次子，生於昭和 2 年（1927），已歿，高雄商工專修學校畢業，建築業，經營建材行，高雄市苓雅區人，無學習道法科儀，曾為同仁社負責人之一。配夫人黃密真女士，昭和 5 年生（1930），副娘尤玉秀女士，昭和 10 年（1935）。 47 孫進益，孫本之肆子，生於昭和 7 年（1932），國民學校畢業，交通業，高雄市苓雅區人，無學習道法科儀。配夫人洪秀鸞女士；副娘李連只女士。 48 孫盛展，經商，當時為九龍禮儀館董事長、高雄市葬儀商業同業公會第七屆理事長（2000 年），無學習道法科儀。 49 同仁社殯儀館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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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盛、孫光隆、孫光裕、孫光泰；配副娘尤氏生二子，分別是進字輩：孫光富，孫光瑞。孫本公在日治時期從事家傳道法，當地人俗稱「師公本」，後來改經營殯葬業，並在日治時期開設由臺人經營的「同仁社」，死後將企業交棒給長子孫進添與次子孫進興，此房派的後代子孫現皆以經營殯葬業、花店等為主。這是孫氏在秀字輩孫本公及其房系從事殯葬與相關行業的情況。再者，由秀字輩孫番賓（字乖仔，號金真）來看，其日治時期曾任高雄州神靈道教會監事。50 配尤氏又配周氏，再配李氏，有一子。丕字輩孫懷玉非由孫番賓所出（原姓陳，道士），係為養子關係，51 孫懷玉配蕭氏，生二子，進字輩：孫敏芳（幼殤）、孫博冠（別名：孫守延，道士）。其中，孫博冠除了學習家傳道法外，過去也曾師承高雄愛河一帶的蔡博敏道長（蔡明賢道長之子）52，時年約五、六十多歲，壇名：守延。上述是孫氏在秀字輩孫番賓及其後代房系從事道士行業的情況。最後，由秀字輩孫清俊（孫全）來看，配周氏生六子，分別是丕字輩：孫安然（道士，無道壇名）、孫讚成（道長，壇名：應化壇）、53 孫文章（道士，壇名：報應壇）、 54 孫文科、孫文欽、孫文芳（道士，壇名：應化壇）。孫文科，年約六、七十歲，從事糊紙厝行業，婚後約二十五、六歲開始接觸道法，但非師承正統道法科儀，略懂部分知識，也擔任教授地方廟宇八家將組織。孫文欽也無從事道士行業，職業是從事公家單位送貨員；孫文芳年約六、七多歲，具道士身分，壇名為「應化壇」，現今高雄中都一帶是他的工作範圍（即中華路陸橋左手邊一帶）。另外，丕字輩孫安然，配黃氏生四子，分别是進字輩：孫源松、孫源寶、55 孫源勇、孫源雄。四子之中僅有孫源松、孫源寶學習道法科儀，皆具

50 孫番賓，生於明治 33 年（1900），配夫人李玉梅，日本專修道場畢業，省道教會守真壇道長，曾任苓雅區司法輔導員合作社理事，調解委員會兵役委員，南部監察員。 51 孫懷玉，生於昭和 12 年（1937），肖牛，調查時年約七、八十歲，協助父親孫番賓進修道士，近幾年因身體不適已退休，曾居住在高雄市一心路一帶，後繼由孫博冠（孫守延）傳承。據口訪資料，也已將大部分的科儀書、掛軸，給予仍從事道業的家族另一房派，故已不再從事神職人員法事儀式。 52 蔡明賢，高雄市人，大正 4 年（1915）生，已歿，具道長身分，法名：鼎良，壇名：明玄道院，為第三代壇主。其父蔡天來為當地知名道士，父子兩於日治時期均參加高雄州神靈道教會。第一代：蔡傑；第二代：蔡天來；第四代：蔡博懋。曾任嗣漢天師府高屏教區道紀委員會道紀司、臺灣省道教會第一至第四屆常務理事，中華民國道教會名譽理事，道教會大居士。可以說張天師早期抵臺以來，蔡明賢就一直協助張天師推廣教務，亦是 1966 年天師府提派的八名大法師之一，道職「太上正一盟威經籙玉樞輔道宣化仙卿知天醫雷霆斗府斬邪事」。 53 孫讚成，國校畢業，已歿，具道長身分，應化壇壇主，後繼無傳法子孫。二子孫安靜、孫憲平皆從商無學習道法科儀。 54 孫文章，生於昭和 11 年（1936），已歿，國校畢業，道士，報應壇壇主，曾任高雄鼓壽宮信徒代表；配夫人洪金蓮女士，生於昭和 12 年（1937）。 55 孫源寶，國校畢業，道士，曾主持高雄三鳳宮中元普度醮儀，有多年合作關係，調查訪問時年仍從事神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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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身分，繼續活動於高雄、屏東地區的各大廟宇祭典活動與一般民間需求祭祀儀式。後由丕字輩孫讚成，配馮氏生二子，分別是進字輩：孫安靜、孫憲平，進字輩的二人皆無人承接道法工作，他們各自在所屬的公司行號工作。此外，丕字輩孫文章，配洪氏生二子，分別是進字輩：孫源宏、56 孫源旗。僅有長子孫源宏師承道法科儀，具道士身分，接續父業，次子孫源旗則任職於貿易公司。這是孫氏在秀字輩孫清俊（孫全）及其房系從事道士行業的情況。另外，依據廖和桐《臺灣道士名鑑》，民國 60 年代統計高雄苓雅孫氏道士家族的分支狀況、壇號及個人資料。筆者另外參考中國道教嗣漢天府高屏教區道紀委員會，於民國 77 年（1988）記錄〈高屏教區同道通訊錄〉，茲將孫氏道士家族分支與相關背景資料整理如下表：

表 1 高雄苓雅區孫氏道士家族分支壇號

守真壇

報應壇

清源道士壇

應化壇

壇主

孫番賓

孫文章

陳明監

孫讚成

主祀神

地址

創建人

個人資料

三清道祖

第一代：孫于第二代：孫萬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第三代：孫番賓（現今已搬遷）第四代：孫懷玉第五代：孫博冠

已歿，俗名孫乖，專修道場畢業，曾任中國道教會名譽理事，道德院符籙部住持，域西里特優里長，司法保護會高雄區輔導員，道教會高雄分會監事，嗣漢天師府六十三代大法師等職。

三清道祖

高雄市新興區泰明里（現今已搬遷）

第一代：孫于第二代：孫萬第三代：孫全第四代：孫文章第五代：孫源宏

已歿，國校畢業，鼓壽宮信徒代表等職。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已歿，陳明監是孫番賓的繼子，第一代：孫番賓、師承於孫番賓。公學校畢業，曾任同仁社殯儀館、高雄市第二殯陳明監儀勞動合作社業務員。

三清道祖

高雄市三民區

第一代：孫于第二代：孫萬第三代：孫全第四代：孫讚成

已歿，具道長身分，國校畢業，後無繼承者。

資料來源：口訪黃川田法師、孫源宏道士與整理自《臺灣道士名鑑》。（廖和桐，雲林：道德文化，1977，頁 32-48。）

56 孫源宏，國校肄業，具道士身分，曾師承家傳紅頭法與舅舅洪清河的道法科儀，亦曾主持高雄鼓壽宮醮事，有多年合作關係。育有一女二子，但因兒子志不在此，也無外傳異姓，故後繼無傳子孫，亦無傳授外姓徒弟。目前較常合作的對象是屏東黃錦祥道長，使用壇名：「大港埔文章」，主要是紀念父親孫文章，另一則是所在地為住宅區，為避免周鄰產生不必要糾紛，故不使用營利事業的喪葬等法事招牌，所處理的法事類別以喪葬儀式及廟宇祭典活動為主，調查訪問時年仍從事神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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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神職人員與地方信仰的關係，在民國 50 至 60 年代，適逢道德院草創初期（後以道德院稱之），曾參與道德院法事科儀教授的火居道士團，最初是以高雄苓雅孫番賓道長的正一道道士團為主，輔以其他幾名孫氏道士家族成員為學徒、助手。他在道德院尚未建廟之時，最早在佈教所、道善堂時期即已參與傳授科儀道法的工作，在當時是擔任玉女組法事儀式的教授工作，一直到民國 49 年（1960）道德院的建廟完成與安座典禮、神像開光點眼等工作皆是由其完成。57

肆、科儀法事的分工一般有關建醮儀式程序、結構、內容及科儀本等資料記錄，大都是由道士家族和主事建醮的廟宇委員會分別保存的。以道士而言，是科儀式本唯一的擁有者和保持者，通過謄抄方式，科儀本經由父傳子或師父傳弟子而經歷數代傳流下來。除了科儀本之外，建醮中所需用的各類文檢，例如：榜文、表文、章文、牒文、意文、疏文、誥文、關文等，都各自有不同的格式和特定的文字內容。因此，主科道士必須擁有各類科儀文書的範本，至於建醮儀式中的科目結構和節次，道士亦多以「款榜文」為依據，作為建醮儀式中科目次序的參考。至於建醮儀式的主事廟宇，委員會亦會保存一份「建醮祭簿」或稱「例醮功德簿」。這是經過歷代相傳下來的本村建醮記錄，每屆的建醮委員會也都是憑此依據聘請主科道士，與之訂立詳細的建醮合約。合約內容包含參與的道士團人數、經費、建醮期間所進行的儀式科目，所需要的壇場祭品牲禮以及各樣紙紮作物等具體的經費預算支出和人力資源的安排。相關研究方面，梅莉在〈從民國年間漢口的四次登記看地方政府對火居道士的管理〉，58 利用在武漢市檔案館，查閱到民國年間火居道士登記的卷宗（其中所載大部分是漢口道士，間亦包括漢陽、武昌道士，故以漢口的討論為中心，間或涉及到漢陽與武昌），

57 更多關於道德院創建歷史與地方社會發展，參見康詩瑀，〈從寺廟發現歷史——以高雄道德院的創建過程與社會變遷為例（上）（下）〉，《高雄文獻》，2（2、3）（2012.6、2012.9），頁 24-56、86-118；〈戰後道教與都市社會之變遷 ——以高雄道德院之神職人員及其所參與儀式活動為討論中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 58 梅莉，〈從民國年間漢口的四次登記看地方政府對火居道士的管理〉，《道教研究學報：宗教、歷史與社會》，4（2012），頁 25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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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現存的檔案與結合其他文獻及口述史料，對民國年間火居道士群體在漢口城市的活動進行梳理。研究指出，民國年間的漢口火居道士與其他城市的火居道士，在職業特點、傳承方式、宗教活動、經濟狀況等方面大致是共通的。但各地因政治環境、道教傳統、城市發展呈現出不同特徵，火居道士在執業方面，還是存在一定差異的。如：廣州正一道館分為「正一道館」和「祈福道館」兩個系統，正一道館為陽人做功德法事，祈福道館則接替為死者做白事，59 兩者有所分，漢口火居道士則無所分工。民國時期，蘇州正一派道士中有道觀的稱為道房道士或出家道士，無道觀的稱在家道士，俗稱「奔赴應」或「赴應」，也稱「夥居道士」。法事由道觀承接，道觀住持接到法事，會發帖邀請奔赴應，法器由道院準備，道冠道服則自備，60 漢口的法事一般由道門承接，法器及行頭自備。與廣州、蘇州等地火居道士更大的區別在於，漢口作為一個形成時間短、高度移民化的城鎮，火居道士主要由周邊地區及鄰近省分移入，主要服務於所屬的移民社會。他們的興衰浮沉與移民社區的興衰緊密相聯，「黃陂幫」、「寶慶幫」道士就是典型例證。民國年間，由於各地政治形勢不一，主政官員因個人原因，各地在執行政府政策時會有力度上的不一，正一火居道士的命運就存在一定的區別。從大勢上看來，他們都受到巨大的打擊。如廣州祈福道館在民國 26 年（1937）遭到取締，道館道士或是轉業，或只能冒著違法並暗地從事有限的法事項目，火居道士活動逐漸趨沉寂。61 相對而言，漢口道士尚有一定的生存空間，能從事相關活動。這主要是因漢口是一個新興的移民與工商業城鎮，非主要核心都市，政治控制較之傳統的政治中心相對鬆弛些。藉由上述的比較研究，可看出正一火居道士在民國時期的中國，漢口、廣州、蘇州幾個城市的生存模式與分工方式、生存之道。同時期的臺灣道士團則因兩岸實行宗教制度的差異性、開放性的不同，道士團的生存空間較少受到政府政策上的壓迫、限制和控制。據孫源宏道士口訪，孫氏道士家族在臺發展源流，起初是由先祖孫于公開始傳法於孫萬公，孫萬公以後各房派的後代子孫，主要在苓雅區一帶開枝散葉。過去，苓雅寮也分成頂寮和下寮，孫氏大多分屬在下寮居住，將其家傳法事發揚光大。孫萬公以前所家傳的

59 黎志添，《廣東地方道教研究——道觀、道士及科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7），頁 133。 60 丁瑾，〈民國時期的蘇州道士〉，《檔案與建設》，10（2003），頁 39。 61 黎志添，《廣東地方道教研究——道觀、道士及科儀》，頁 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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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事是紅白事皆有，但不甚完備，仍欠缺部分科儀式法事的內容，家傳道法主要做的紅事類別是：問佛、演法、過橋、度限、進錢、補運以及祭青龍、白虎等煞星之民俗日常小法，白事部分主要是處理往生者後事，包括：入殮、下葬、安靈、撫靈、慰靈等等。因是祖傳紅頭法事之故，故大部分的紅事內容是由口傳心授的方式傳承，無留下相關的紅頭法事手抄科儀資料，白事部分的科儀本主要是喪葬類別，現今僅留下少部分紙本資料，大多散佚。據孫源宏表示，大約到了祖父輩─孫清俊（即孫全）開始，為了滿足當時道壇現實的生存條件，更為了避免被同行競爭而沒落，以及使家傳的科儀法事更加的完整性，大約在民國 40、50 年代，曾向高雄小港區大林蒲吳清心（1931-）62 道士家族拜師學法，所習得的是醮事與齋事科儀，也帶回部分的科儀本資料，並傳授給同輩的兄弟孫番賓、孫本、孫賜及其後代各房派。孫清俊透過拜師學法或藉由姻親關係，習得另一派道壇的法事科儀，這也是一般民間道壇的常態，也使得原本不同的道壇科儀本和道法經常有相通的情況。自此之後，孫氏道士家族才開始有較完整科儀本的傳承，爾後為地方信眾或廟宇舉行祭典法事時，則是以家傳的紅頭法、烏頭法事兼併高雄小港區大林蒲吳氏的法事科儀。然而，每次實施的科儀法事皆不盡相同，即使是做相同類別的法事名稱，也是如此。造成這樣的情況，主要是取決於主家或喪家的需求，依照所期望的法事天數與祭事費用多寡，調整、濃縮法事過程的繁瑣程度，這可以是主客雙方彈性的討論空間。在道士家族業務分工模式，亦有所謂的區域性與空間範圍分布，孫氏活動範圍過去主要以：三民區、苓雅區、鹽埕區、鼓山區、前鎮區、前金區、小港區、鳳山市、哈瑪星、柴山等地。就筆者口訪資料，家族中具有道長身分者是孫番賓、孫讚成二人，其餘都是道士身分。63 每次接到廟宇節慶的醮事大活動或是亡者喪事的法會，因急需人力資源，就開

62 吳清心，生於昭和 6 年（1931–），由嗣漢第六十三代天師授職道長，初中畢業，壇名：通真壇，為第五代壇主。第一代：吳約；第二代：吳有；第三代：吳文烈；第四代：吳忍源。曾任高雄鳳鳴村龍鳳宮顧問，普照壇擇日館館主。據謝聰輝的研究提及，高雄大人宮翁朝慶道法，乃藉由姻親與拜師關係，將翁家道法傳至鄰近的紅毛港蘇家與大林蒲吳家，可見吳家道法也混合翁家道法。（參見廖和桐，《臺灣道士名鑑》，頁 38；謝聰輝，〈大人宮翁家族譜與道壇源流考述〉，頁 236-237。） 63 據孫源宏道士表示，一般而言，道士不會做道長的科儀法事，道長的身分及位階高於道士，故也不會自願降階級去做道士的工作，以免破壞市場行情，影響爾後接道場或法場的價位。道長與道士的分工關係、階層明確，這也可以算是道士壇之間共通的默契（訪問時間：2012.08.06）。就謝聰輝提供的資料，孫氏道士家族尚有：孫全、孫安樂、孫懷玉、孫文章、孫偉能等也具備道長身分。

地方信仰與神職人員的文化權力網絡——以高雄苓雅孫氏道士家族為例

始尋求合適的道長（又稱道士頭）及道士（道士腳）人選，64 及其助手（打鼓、敲鑼、吹管、採購祭物牲禮與布置神壇）等。由於道士團的工作都是不定期、不定時、不定點，除了與幾位家族成員固定與特定廟宇有長期的合作關係，其他的法事活動都是透過廟宇主事者或道士團之間相互介紹而來。孫氏道士家族有時也會去協助其他道壇法事工作，但這通常是在旺季時才可能出現，主要是因人手不足的緣故。例如：地方公廟廟宇的主祀神誕日、農曆七月的中元普度、農曆十二月的送神及正月的開廟門、迎神等等例行性的祭典活動。大正 5 年（1916），由孫本公成立的「同仁社」，秉持「共同行仁」的精神為民服務，這是當時第一間由臺灣人經營的葬儀社（圖 2、3），另一間則是由日人成立的「宏仁社」。日治時期至戰後期間，孫氏各房派道士家族成員的關係，一開始是相互協助與支援的合作夥伴，道士家族的關係緊密，同仁社儼然成為當時孫氏家族道士成員之共同記憶。65 直到民國 60 年代，隨著臺灣的經濟力逐漸提升，各項產業、人口結構與地方社會聚落開始出現變化，逐漸由農業社會轉型成工商業社會，生活型態也大不如以往，也因此衝擊傳統道士家族產業發展。

圖 2 同仁社早期舊貌（一）資料來源：九龍禮儀館網站照片

圖 3 同仁社早期舊貌（二）資料來源：九龍禮儀館網站照片

64 在道士壇班中，必須以三、五、七、九等為基底組成道士團，中尊身分（俗稱道士頭、司公頭），必須扮演類似「班長」的角色，發號司令，也是所有的誦詞聲調、肢體展演、法事科儀操演流程的領導者，也必須負責安排規劃其他道士的工作（俗稱道士腳）。 65 孫源宏道士曾回想起父親告訴他的同仁社盛況。民國 50 至 60 年代的臺灣社會，當時經常在一個月的時間裡，要辦理上百件喪葬案件，最高在一個月內經手 147 件喪葬案件，因此同仁社週遭相當熱鬧，常有大批攤販聚集，像是一個全日無休的市場，香腸攤、涼水攤充斥，人聲鼎沸。當時沒有火葬只有土葬，而土葬棺木一律是「翹頭的」質地相當笨重，所以放壽（棺木）出葬的抬工需求量很大。隨著棺木有愈來愈大的使用量，進而產生棺木加工廠設於同仁社旁，製棺師傅直接到阿里山購買原木，為應付當時需求常常得加班到天亮。有趣的是，加工廠邊堆積如山的原木樹皮經常不翼而飛，多半是被附近的居民取走當柴燒，廢物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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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氏道士家族以孫本為主的此一房派子孫，為配合時代的進步與社會變遷，開始將同仁社轉型成為以經營現代專業化、企業與制度化的喪葬禮儀事業為主，先後成立九龍禮儀館、九龍花苑、陽光生前契約、同仁社殯儀館，甚至將原址的同仁社進行搬遷與擴大成立分社。這項傳統喪葬產業轉型的過程，也讓道士家族內原本相互合作的關係，產生不同以往的轉變，在人事安排與經營模式產生異動。此後的同仁社則由孫本的長子、次子接手繼續經營，新一代新穎的經營、管理方式與理念，開始與老一輩傳統的思維產生斷層、分歧，使得原先合作關係融洽的道士家族，與其他各房派新、舊道士、後代管理者的互動關係也因運作理念、方向的不同，隨之日漸淡薄，迄今則演變形成各房派各自經營與轉型、各自開疆闢土的新局面。

伍、道德院出家法師與火居道士團道德院成立於民國 49 年（1960），坐落於高雄市三民區金獅湖畔，主祀神為太上道祖與太乙救苦天尊，採管理委員會制，創建人暨第一任住持郭騰芳，為讓此地成為坤道習道修行處所，民國 50 年代末期在他的規畫下，早期曾組織一個名為「玉女組」的女青年習道誦經團體，最終有 5 至 7 名玉女組成員曾經選擇成為出家法師，幾經波折後則有 6 名坤道在此出家（見表 2），終生以傳經講道、自我修煉道性、服務信眾為宗教志業。66

表 2 道德院出家法師（坤道）個人資料（統計時間截至民國 100 年止）姓名

法名

出生日期

原居地

出家時間

傳度或皈依時間

身分別

翁素珠

翁太明

41.010.1

高雄市

民國 63 年

民國 65 年傳度

住持

陳來座

陳太悟

45.10.02

高雄市

民國 63 年

民國 65 年傳度

法師

王銀寶

王太文

43.06.24

高雄市

民國 71 年

民國 70 年皈依

法師

林金鸞

林太任

43.01.23

高雄縣

民國 79 年

民國 77 年皈依

法師

梁美珠

梁太嫻

37.01.18

高雄縣

民國 81 年

民國 77 年皈依

法師

郭玟秀

郭乙乘

57.09.24

高雄市

民國 90 年

民國 88 年皈依

法師

資料來源：口訪資料。時間：2011.04.04；高雄市政府民政局宗教禮俗科公開閱覽，時間：2011.03.30。

66 更多關於道德院出家法師的養成，參見康詩瑀，〈從寺廟發現歷史——以高雄道德院的創建過程與社會變遷為例（上）、（下）〉，頁 24-56、86-118。

地方信仰與神職人員的文化權力網絡——以高雄苓雅孫氏道士家族為例

經道德院開山宗長郭騰芳規劃，道德院出家法師於民國 63 年（1974）成立，在之前的幾年時間，玉女組的習經團，聘請高雄苓雅孫番賓道長與左營高卻道士，各自負擔教導醮事與齋事。出家法師所習得的法事科儀部分，以正一道的科儀為法事基礎，一開始是由苓雅區孫番賓道長負責教授出家法師，直到民國 70 年代左右，孫道長因年事已高，逐漸淡出參與道德院廟務工作之後，67 郭氏則邀請高雄左營區的正一派高卻道士接手科儀法事教授。68 在這兩位神職人員身上所習得的法事內容包括：發表、請神、獻敬、分燈、宿啟、豎旗、普度、拜斗、為往生者誦經、進行超度等傳統道教醮事與齋事。另外出家法師在為廟宇內部、交陪境廟宇所做的醮事則是以替神明祝壽、朝真禮斗、祈福等醮事為主，為往生者主要是進行誦經助念與超度、放赦馬等齋事。（圖 4–9）。

圖 4 孫番賓道長及其助手與道德院玉女組資料來源：蔡鳳春師姐提供、筆者翻拍。（2012.02.23）

圖 5 高卻道士（左一）與助手教授道德院出家法師道法科儀資料來源：蔡鳳春師姐提供、筆者翻拍。（2012.02.23）

67 孫番賓：俗名孫乖，已歿，壇號為「明玄道院」，專修道場畢業，曾經參與高雄三鳳宮建醮儀式，中國道教會名譽理事，監察員，高雄道德院符籙部住持，域西里里長，並曾獲選為特優里長，司法保護會高雄區輔導員，道教會高雄分會里事，天師府大法師等職。其後代子孫仍在高雄苓雅區繼續從事神職人員工作。 68 出家法師培養過程與所習得科儀與儀式操演，主要師承孫番賓道長、高却道士與郭騰芳之手，由正一道神職人員負責科儀法事教導（即所謂的經師），後者針對道教傳統經典與教義解釋與傳授（即所謂的道師），以兩者相輔相成做為培養與訓練方法。高却，男，明治 39 年（1906）生，已歿，具正一道士身分，原居高雄左營區，國民學校畢業，民國 64 年（1975）加入道德院信徒組織，當時已經是 70 歲，目前在左營地區仍有少數道士壇是師承其道法。據蔡鳳春師姐表示，高卻道士底下培養多名道長身分的徒弟，但因他本身患有眼疾，一隻眼睛看不見，按古禮對神職人員的要求，要成為高功道長者，在身體結構上必須完整，不能有任何殘疾，若為殘疾者在先天格局上已屬「破格」，故不能參與爬刀梯晉身為道長資格。另參見張澤洪，《步罡踏斗——道教祭禮儀典》（臺北：大展，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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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孫番賓道長教授出家法師道法科儀（一）；約民國 62 年（1973）資料來源：蔡鳳春師姐提供、筆者翻拍。（2012.02.23）

圖 7 孫番賓道長教授出家法師道法科儀（二）；約民國 62 年（1973）資料來源：蔡鳳春師姐提供、筆者翻拍。（2012.02.23）

圖 9 郭騰芳道師、趙家焯理事長（中華民國道教會、臺灣省道教會）、孫番賓道長、出家法師（由左至右）；約民國 60 年代資料來源：蔡鳳春師姐提供、筆者翻拍。（2012.02.23）

圖 8 孫道長與具備中尊身分出家法師（左：湯美珠、中：吳秀美、右：蔡鳳春）；約民國 63 年（1974）資料來源：蔡鳳春師姐提供、筆者翻拍。（2012.02.23）

地方信仰與神職人員的文化權力網絡——以高雄苓雅孫氏道士家族為例

據孫源宏道士與玉女組成員、出家法師─蔡鳳春師姐回憶起當時習法過程，由於他們兩人都是民國 46 年生（1957），生肖屬雞，當時大約是國中一、二年級歲數，年齡相仿，而且當時大部分的出家法師年齡也大多接近，故在授課結束後會與孫氏這一代較年輕的助手、學徒交流，即使經過數十年光陰荏苒，直到現今仍然保持友好關係。據孫源宏道士表示，當時是擔任孫番賓（稱伯公）助手，隨行的還有堂兄孫源寶、孫源松等幾名同輩分的孫氏道士家族成員，由於他們當時也正處於開始學習、承接家傳道法，起初必須學會的道壇工作就是協助後場敲鑼打鼓的配樂工作，需要熟悉所有科儀法事的音調旋律和演奏方式、段落，並清楚明白下鼓、鑼、吹管等的節奏段落，等待所有經典寶懺的音律熟悉之後，才開始學習科儀本、經典寶懺的誦讀及唱誦方式，這也是每位神職人員必經的習法過程。此外，玉女組學習其他的道法內容則是由孫番賓傳授，他們既是後場助手也是學習道法的學徒。一般而言，當時孫氏至道德院教授醮事道法的時間並不固定，但至少是每星期抽出一天的時間，大約都是下午 2、3 點的時間，每次大約是 2 至 3 小時，期間經歷玉女組至出家法師的過程，總計大約傳授近十年的科儀法事。之後因孫氏年事已高，後改由左營區高卻道士教授齋事道法，高氏也傳授數年的齋事科儀，後來也離開廟宇。經過孫、高二氏神職人員幾年時間的培養，出家法師開始能獨當一面，開始參與地方上廟宇的神誕醮事與普度齋事。由於出家法師在為地方上展演齋事與醮事時，仍需要後場的配樂助手，因當時孫氏與高氏傳授的重心是以道場科儀法事為主，訓練方式、過程不同於一般道士，故出家法師缺乏敲鑼打鼓的伴奏能力。為解決此一問題，道德院便開始協尋與地方上道士團合作，為求地利之便，多以活動於三塊厝一帶的對象為主，並負責處理後場神壇布置、擺設與演奏配樂工作。加以因道士團的工作性質的變動性、流動性高，經常會因為祭典時間上調度、變更，出現人手不足、無法配合出席的情況，故過去參與道德院後場工作的道士團為數不少，主因是道士團工作以臨時性派遣居多、變動性高，特別是道士團底下的基層助手。此外，道德院過去幾年在舉行聯合性的祭典活動時，因祭典規模較大，法事時間較長，需要更多神職人員投入及協助，也聘請其他地方道士團協助設壇舉行醮事。這些道士團都是多年參與、贊助道德院例年祭典活動，如：農曆一月太上道祖神誕日、元宵乞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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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中元普度、九月禮斗法會、修真道學院的研習課程等，出家法師與地方上道士團的關係是建立在彼此相互協助、支援祭典活動，並贊助及參與道德院廟宇內部活動的網絡關係。例如，民國 100 年（2011）「全國道廟聯合舉辦護國佑民道德慈悲祈安祈富朝真禮斗大法會」，以及每年農曆七月中元節的大型普度儀式（圖 10-11）。就筆者實地訪查與資料蒐集，近幾年與參與道德院的道士團，諸如：岡山定性壇道長余玉堂、淨明道三奶派紅頭道壇道長蔡國雄、南投全真演教混元壇黃崇法、道德玄妙壇、禪和萬神集應壇、應元壇道壇道長葉順進、靜乙道壇道長尤登宏、招應道壇道長周芳誼、高雄正心崇德堂王忠勇等道壇，也看出地方宗教信仰在社區生活中發展的三角互動關係。

圖 10 民國百年全國道廟聯合舉辦護國佑民道德慈悲祈安祈富朝真禮斗大法會資料來源：筆者自攝。（2011.02.11）

圖 11 高雄道德院農曆七月普度資料來源：筆者自攝。（2011.08.24）

陸、結語道教科儀是進行道教儀式的規矩和程序，「科」可解作動作，在《說文》中科有程、條、本及品等儀，在《玉篇》中科亦作程，故「科」即程式。「儀」為典章制度的禮節程式、法式、禮式和儀式等。在道藏中將科儀分為四大類：69 戒律（戒條、律文、授籙及傳戒等）、威儀（齋醮、壇儀及法服等）、贊誦（經誦及詩歌）及表奏（榜文及奏疏等）。當中威儀、贊誦及表奏是道教齋醮儀式內容的骨幹，包括道教徒「做道場」的經典、規矩、

69 王卡主編，《中國道教基礎知識》（北京：宗教文化，1999），頁 173-174。

地方信仰與神職人員的文化權力網絡——以高雄苓雅孫氏道士家族為例

程式和奏疏，所以也稱為「道場科儀」或「齋醮科儀」。舉行道場科儀是道教徒及信眾按道教教義思想的傳統祭祀行為，由於信眾對於神仙崇拜和法事十分推崇，故不論是傳統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到人生的禍福祈禱等等，皆可以通過「做道場」來納福保安及除煞袪邪的目的，關發進表時焚燒疏文傳奏天庭的儀式，便是讓信眾藉這種宗教行為寄託自己的信念和訴願。同時，道場科儀亦有益人倫、厚風俗的效益，70 增進人文關懷和社會社會參的凝聚力，潛移默化產生一種袪惡向善的觀念。本文藉由分析當今臺灣道教、法教發展源流，記錄苓雅區孫氏道士家族形成的背景原因，及其家族道法傳承經過與現今各房派分布和發展範圍、道士家族的轉型與新穎企業體的生成和運作，更透過族譜分析、記錄與現存科儀本的蒐集與比較、口訪資料、近期學者的相關調查研究，試圖建構孫氏道士家族的活動範圍及其過去與現況。另就 60 年代開始，苓雅區孫番賓道長及左營區高卻道士參與教授道德院出家法師科儀法事和參與廟務祭典工作，約略的陳述二人傳法過程，藉以看出神職人員藉由參與廟宇活動，發展、延伸與附屬其文化權力網絡。民國 49 年（1960），開山宗長郭騰芳創建道德院與培養出家法師、結合苓雅孫氏道士團家族，配合著廟宇與地方公廟舉行例年神誕日慶典。神職人員在舉行道場科儀活動時，即透過祭典儀軌、儀式而擴散於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中；例如在舉行慶成的祈安福醮時，廟方要求整個社區都要配合齋戒以求潔淨。醮壇就設在寺廟正殿，以作為仙佛降臨的神聖空間，神職人員為地方信眾演法以祈安祈福。透過本文我們可以從神職人員與廟宇的發展關係，配合道教法事儀式活動，藉由民俗祭典與歲時節令的結合，以及周遭社區民眾所表現的一致性，看出該信仰在地方社會與俗民日常生活獲得認同和參與情況，也可發現神職人員（法師、道士）藉由歲時祭典儀式活動舉行、傳授，與地方道士團時而合作交流，時而甚至是同業競爭，所交織發展出文化權力網絡關係。再者透過神職人員、廟宇主事人員口訪資料，與族譜與家族傳承科儀本的搜羅，藉由報導人集體共同記憶記述，試圖記錄當時高雄苓雅地方社會與廟宇、神職人員互動發展縮影。

70 吳秉鋕，〈澳門的道教科儀〉，收錄於黎志添主編，《香港及華南道教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5），頁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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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書王卡主編（1999），《中國道教基礎知識》。北京：宗教文化。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著、趙旭東譯（2009），《帝國的隱喻：中國民間宗教》。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王銘銘（2005），《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吳秉鋕（2005），〈澳門的道教科儀〉，收錄於黎志添主編，《香港及華南道教研究》。香港：中華書局，頁 529。呂錘寬（1994），《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臺北：學藝。李養正（1993），《當代道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所。李豐楙、謝聰輝（2001），《臺灣齋醮》。臺北：傳藝中心籌備處。李麗涼（2012），《弌代天師：張恩溥與臺灣道教》。臺北：國史館。杜贊奇著、王福明譯（1994），《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 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林添福編（1971），《孫氏族譜》，孫氏族譜修譜委員會。臺北：出版者不詳。林富士主編（2011），《中國史新論 ‧ 宗教分冊》。臺北：中央硏究院、聯經。施舟人（施博爾）（Kristofer M. Schipper）（1981），〈功都の職能の關する二、三の考察〉，收錄於酒井忠夫主編，《道教の総合的研究》。東京：圖書刊行会。施舟人（施博爾）（Kristofer M. Schipper）主編（2002），《中國文化基因庫》。北京：北京大學。卿希泰主編（1992），《中國道教史．卷四（修訂版）》，成都：四川人民。張珣、葉春榮主編（2006），《臺灣本土宗教研究：結構與變異》。臺北：南天書局。張澤洪（2000），《步罡踏斗——道教祭禮儀典》。臺北：大展。廖和桐（1977），《臺灣道士名鑑》。雲林：道德文化。劉枝萬（1967），《臺北市松山祈安建醮祭典》。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劉枝萬（1983），《臺灣民間信仰論集》，〈桃園縣中壢市建醮祭典〉。臺北：聯經。劉枝萬著、馮佐哲譯（1992），〈臺灣的道教〉，收於王元化主編，《道教．卷三》。上海：上海古籍，頁 152。( 根據日本平河出版社 1983 年初版翻譯）鄭志明主編（2000），《道教文化的精華》。嘉義：南華大學宗教研究中心。黎志添主編（2005），《香港及華南道教研究》。香港：中華書局。黎志添（2007），《廣東地方道教研究——道觀、道士及科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韓明士（Hymes Robert）著、皮慶生譯（2007），《道與庶道：宋代以來的道教、民間信仰和神靈模式》。南京：江蘇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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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位論文王見川（2003），〈張天師之研究：以龍虎山一系為考察中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康詩瑀（2013），〈戰後道教與都市社會之變遷——以高雄道德院之神職人員及其所參與儀式活動為討論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四、報紙〈一千九百年來第一次，張天師今在高雄，主持奏職典禮，為道士孫番賓度牒〉（1955 年 10 月 7 日），《中央日報》，第 3 版。

五、線上資料庫李豐楙，〈臺灣道教發展縱述〉（文化部國家文化資料庫）。網址：http://nrch.culture.tw/。

日文小柳司氣太（1934），〈諸真宗派總簿〉，《白雲觀志．卷三》。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酒井忠夫編（1992），〈中國臺灣史上よりた臺灣の道教〉，《臺灣の宗教と中國文化》，東京：風響社。淺野春二，〈道士と道士團—現代臺灣南部の事例から—〉，收錄於道教文化研究會編，《道教文化への展望》（東京：平河，1994）。

英文 Ahern, Emily Martin(1981), Chinese Ritual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ara, Prasenjit(1998),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atz, Paul R.( 康豹 )(2007), “Orthopraxy and Heteropraxy Beyond the State: Standardizing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Modern China, 33(1), pp. 72-90. Schipper, Kristofer M.(2000), Taoism: The Story of the Way. In Stephen Little eds., 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 Chicago: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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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與空間觀點看高雄旗津當代的發展與變遷

從歷史與空間觀點看高雄旗津當代的發展與變遷撰文／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涂懿文

摘要旗津風華近年隨著觀光發展逐步再起，但它看似蓬勃光鮮的轉型，卻在各項數據裡，隱藏不住其社會內部的衰退。雖然旗津的相關研究豐富，卻鮮少整合旗津與港口的關係，也較少採以政治經濟的空間觀點檢視，更缺乏描繪政府治理權力與決策對地方空間與社會產生的影響。為了更深度的理解旗津面臨的處境及其結構，本文藉由當代空間理論，嘗試以時空結構與空間政治的觀點，重新梳理與詮釋旗津的空間發展。本文以史料、研究文獻與報紙資料為基礎，採三個時期作為分析：二戰前（1624-1945 年）：當代國家治理與港口空間的形成、二戰後（1945-1990 年）：國家緊密的空間規劃，以及近年（1990-2016 年）：中央／地方的空間治理角力。結果呈現，旗津的空間發展，在二戰前隨著當代國家的成形，逐漸被納入高雄港的國家開發計畫。二戰後港埠的規劃繁複，鑲嵌於高港的旗津空間，在過程中不斷面臨產業及居住空間的調動，大多空間規劃不僅與當地居民需求脫鈎，更為它的內部發展留下各種危機。在 1990 年後，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治理權力消長，產生治理角力，但在時空脈絡之下，早已堆疊出旗津複雜的空間形態，使旗津不論在內部或外部空間，都已面臨著不均衡的地理發展。

關鍵詞：旗津、高雄港、空間政治、治理、不均衡發展

投稿日期：2017 年 2 月 17 日接受日期：2017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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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貳、文獻回顧參、研究方法肆、二戰前（1624-1945 年）：當代國家治理與港口空間的形成伍、二戰後（1945-1990 年）：國家緊密的空間規劃陸、近年（1990-2016 年）：中央／地方的空間治理角力柒、結論

壹、前言攤開旗津歷史著述，很難不被其昔日璀璨所吸引，但它的發展卻是命途多舛。四百年前，旗津因位置獨特優良，逐漸成為南方的重要漁場，不僅吸引人口移入，也成為高雄市的發源地。日治時期，因打狗築港，旗後一帶優良的港埠位置，使其成為貨品集散之處而發展繁盛，成為當時熱鬧的市街。1 二戰後，旗津的發展逐漸平淡，不再是發展核心，其產業也進入發展遲緩與衰退。直到 1990 年後，旗津島的海岸地景被視為具有高度觀光潛力，因此開始了觀光大島的規劃與打造。近年，透過媒體報導不難發現旗津觀光發展火熱，已成為高雄觀光人數排名前二的熱門景點，2 高雄市政府也以此數據作為基礎，藉此持續的建置與開發旗津的觀光。3 總體而言，旗津島的發展看似逐步重拾昔日風光，同時邁向一個嶄新且有前景的未來。觀光似乎與旗津密不可分，在過去許多文史研究者在討論旗津發展時，時常期許能藉由觀光開發來再造其風華，4 近年也有研究者指出旗津居民因觀光發展而提高對於當地的認同。5 這些看似透過觀光帶來的亮麗轉型，其實沒有想像中的美好，不僅造成新問題產生，也未解決過去遺留至今的問題。例如有研究便指出旗津觀光的蓬勃，時常造成當

張守真、許一男，《旗津紀事》（高雄：高雄市立文化中心，1998），頁 10-11。

〈旗津五星觀光專區招商啟動〉，《工商時報》（2014 年 11 月 04 日），A18 地方要聞。

高雄市政府，〈105 年度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招商大會〉。資料檢索日期：2017 年 1 月 13 日。網址：http://ppp.mof. gov.tw/ppp.website/DownFile.aspx?fromto=website&ReferId=3088。

張守真、許一男，《旗津紀事》，頁 85。曾玉坤，《高雄各區發展淵源》（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95），頁 1266。黃棋鉦，〈旗津地區的聚落發展與產業變遷〉（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8），頁 138。

蘇例瑩，〈旗津居民地方認同之研究〉（臺中：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 95-97。

從歷史與空間觀點看高雄旗津當代的發展與變遷

地居民的交通困擾，反映出旗津交通路線與動線的問題，6 此外潛藏的環境汙染、7 公有土地問題，8 更為其發展帶來未知的變數。這些議題，透過社會統計數據來審視，更能感受到旗津發展狀態的矛盾與衝突，如下圖 1、2、3，可以看到旗津人口明顯持續外流、9 教育程度 10 以及收入偏低等狀態。特別是收入議題，過去市府的研究報告中，也曾指出旗津低收入戶比例偏高的問題嚴重。1112 40000

100%

35000 30000

80%

25000

60%

國中小以下

15000

40%

高中職

10000

20%

大專以上

20000

不識字

0% 高雄市

圖 1 旗津區人口變遷

旗津

圖 2 2016 年高雄市與旗津區教育程度對比

1400000 1200000 1000000 800000 600000 400000 200000 0 1975年 1980年 1986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高雄市總平均圖 3 高雄市與旗津區每戶家庭收入變遷

旗津區 12

蘇例瑩，〈旗津居民地方認同之研究〉，頁 93-94。

葉貞沂、羅馨安、陳婉儀、陳淑茹、陳憶瑩、張至善，〈發展大旗下的旗津電石渣〉，發表於「第一屆南方社會調查：旗津田野成果發表會」（高雄：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主辦，2014），頁 1-31。 2014 年 6 月 23 日發表於「第一屆南方社會調查：旗津田野成果發表會」。高雄：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翁浩建，〈高雄市旗津區公有土地形成原因與過程初探〉，《高市文獻》，21（3）（2008），頁 116-161。

根據高雄市主計處〈高雄市統計年報〉，從 1977 年達顛峰 37,241 人後便逐步衰減，至 2017 年 6 月已降至 28,785 人。

高雄市主計處，〈高雄市統計年報〉。網址：http://kcgdg.kcg.gov.tw/KCGSTAT/Page/BookCatalog_Main.aspx。旗津區學歷大專以上占比 26%、高中職 30%、國中小以下 44%。高雄市比例為 42%、32%、26%。

高雄市社會局，〈高雄市低收入戶致貧原因及成長趨勢概況分析〉。資料檢索日期：2017 年 7 月 24 日。網址：http:// socbu.kcg.gov.tw/index.php?prog=2&b_id=21&m_id=146&s_id=595。

高雄市主計處，〈高雄市統計年報〉。資料檢索日期：2017 年 1 月 31 日。網址：http://kcgdg.kcg.gov.tw/KCGSTAT/ Page/BookCatalog_Main.aspx。2010 年顯示旗津區平均每戶家庭收支僅 770,198 元，遠低於全市平均 1,126,130 元。（本文採 2010 年統計資料，2010 年後統計年報，旗津區與鹽埕、鼓山、前金合併成一區計算，故無法取得精確單行政區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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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津面臨的人口外流，以人口學觀點裡，主要反映於區域在經濟發展上的停滯，13 因此不僅影響當地平均收入，也帶來各項人口問題。此觀點，雖然能提供我們對於旗津狀態有大致的理解，卻鮮少能深度理解它的處境與狀態是如何的形成。為了理解旗津的發展，我們有必要進入其內部歷史進行了解。在既有的研究文獻裡，旗津相關的調查與資料非常豐富，以旗津作為關鍵字在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進行搜尋，可以得到 141 筆資料（資料類型與比例如圖 4），在 22 筆書籍中，共 8 本與當地歷史及社會文化有相關，其餘皆為攝影集與計畫書。在 28 筆論文中，10 篇為觀光研究相關、12 篇為文史及當地文化相關，其餘則為教育與自然科學。除書目整合系統，同樣以旗津作為關鍵字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進行查詢，可得到共 79 筆資料，其中社會科學與人文學類型僅占 27 筆（社會科學 18 筆，人文學 9 筆），其於為自然科學領域。接著針對 27 筆文章稍作主題區分（如圖 5），可以看到 27 筆碩博論文關注的議題頗為廣泛且平均，但以觀光略多。

6 5

相關圖片書籍22筆 (含調查報告) 21筆 16% 15%

網路資源、多媒體、新聞與政府章規發布58筆 41%

論文28筆(含學位論文及期刊單篇文章) 地圖 20% 資料 12筆 8%

圖 4 臺灣書目資料類型與比例

4 3 2

5 4

3 2

社科-觀光社科-文化認同社科-教育社科-地方政治

社科-土地與空間發展

人文-空間與地方感人文-地區特殊文化人文-文學

圖 5 碩博論文社會科學與人文學關注議題

林季平，〈台灣的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問題回顧：1980-2000〉，《臺灣社會學刊》，34（2005），頁 147-209。劉一龍，〈臺灣區域人口遷徙的再分析：「遷移轉型」概念之運用〉，《人口學刊》，45（2012），頁 35-75。

從歷史與空間觀點看高雄旗津當代的發展與變遷

在這些文獻與著作裡，不乏旗津歷史爬梳／整理及社會科學研究，大多與旗津聚落或當地歷史的調查有關，或是在探討港市聚落發展過程裡稍微側寫旗津的發展。整體來說，大多都有發現旗津發展衰退的問題。但這些研究基本存在三個面向的缺乏，第一，將地方的空間發展視為一種理所當然的歷史過程，鮮少導入政治經濟的批判觀點。這使得在描繪與詮釋旗津發展與衰退的過程裡，大多朝向歸因於都市發展之下的必然結果，因此唯有加速轉型與觀光的建置才能修補旗津發展的頹勢。14 這樣的論述，不僅忽略空間發展的動態性與矛盾衝突，也基本的將旗津發展去除權力觀點。在許多都市與空間研究裡，已具體指出空間的建置及運作過程，勢必涉及政治與經濟等力量的影響，15 不論是政府治理抑或資本主義等觀點的詮釋，都意味著必須將空間政治化，才能探究空間與權力的交錯關聯。第二，缺乏長時間或階段性的整合分析旗津與港口的關係。旗津的歷史發展近四百年，與高雄港的起落密不可分，有學者開始注意到港口、地方空間發展、資本主義運作與國家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有密切關係。16 因此要理解旗津發展，必然釐清旗津是因應什麼樣的需求而逐步被納入港口的空間結構之中，而在成為港口的部分空間後，其建設或變動又如何受到政治經濟的影響。第三，鮮少深度描繪不同層面的外部力量與地方社會的變動。過去文獻在資料整理與詮釋過程，較少呈現或區分中央／地方治理的差異性，導致忽視臺灣 1990 年前／後不同層級政府的治理模式與權力轉變，也較少看到旗津在被治理的過程中，地方空間與港口之間複雜的糾葛關係。如果旗津的衰退是種政治經濟之下的結果，我們就有必要先理解它的時空發展背景，以及它是如何的鑲嵌在整個區域及港灣發展的特定結構之中。接著探索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階段裡，如何因應權力機構的需求，而被展開不同程度的規畫。這些規畫，又如何影響當地的發展狀態？為回答這些問題，本文嘗試透過政治經濟與時空觀點，重新梳理旗津發展與產業變遷，並結合港口的開發脈絡來審視，藉此呈現旗津如何的被鑲嵌在港口空間以及歷史發展過程之中，其內部空間與社會又受到什麼樣的影響。為此本文特

施家順，〈高雄市旗津區（旗後）的發展與變遷〉，《高雄文獻》，30/31（1987），頁 143-172。吳連賞、蘇淑娟、陳振杰、黃瓊慧，〈高雄市人口流動型態對都市發展趨勢影響之研究〉，《高市文獻》，21（1）（2008），頁 1-52。

Parker, Simon 著，國立編譯館主譯，王志弘、徐苔玲合譯，《理論與經驗：遇見都市》（臺北：群學，2007）。 Zukin, Sharon 著，王志弘、王玥民、徐苔玲譯，《權力地景：從底特律到迪士尼世界》（臺北：群學，2010）。

鄭力軒、陳維展，〈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看紅毛港遷村案的歷史變遷〉，《高雄文獻》，4（3）（2014），頁 140154。張容瑛，〈臺北都會區港口城市的困局：再生中的基隆？〉，《地理學報》，72（2014），頁 5-29。魏明毅，《靜寂工人：碼頭的日與夜》（臺北：游擊，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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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將旗津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進行論述：二戰前的空間形成（1624-1945 年）、二戰後緊密的空間規劃（1945-1990 年）、近年中央／地方的治理角力（1990-2016 年）。

貳、文獻回顧根據前述問題，本文在第一節先以時間、空間與社會結構化的觀點切入，帶入時空觀點如何作為分析社會空間結構的要素。接著在二節，進一步的進入空間、資本主義與社會關係的理論，理解當代思潮如何批判資本空間的運作。最後在第三節邁入空間治理與政治權力的面向，探討當代空間在結構化的過程，權力機構的治理轉變如何在不同層面影響空間的運作。

（一）時間、空間與社會結構化（structuration）空間的概念複雜且模糊，由於空間本身是個普遍性的修辭，導致它的意義時常混亂並且取決於各式各樣的脈絡。對於空間的辯證，在過去社會科學的發展裡，甚至是當代的社會理論之中，經常是個被忽視的概念，即便有不少社會科學家在研究的書寫中，早就隱約呈現空間在詮釋社會現象中所具有的意義，但並非將空間進行概念化，而是粗略的使用。整體來說，社會科學的既有觀點，對於空間形式的變化與關注相當不足。17 比如學者 John Urry 便曾在《消費場所（Consuming Places）》一書指出從 Marx、Weber 到 Simmel 等經典社會學理論家的著作裡，不難發現對於空間的詮釋，甚至日後發展的都市與鄉村社會學，也試圖將空間以城／鄉二元的觀點來進行研究，但這些觀點在日後都遭受批判，被視為過度簡化空間的意義。18 直到 1980 年，社會學者 Anthony Giddens 開始在社會理論中提倡關注空間與時間的發展，在他的著作《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重新審視了空間與時間對於社會結構化（Structuration）的

Harvey, David 著，王志弘、王玥民譯，〈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收於 David Harvey 主編，《資本主義的空間：批判地理學芻論》（臺北：群學，2010），頁 312-501。Saunders, Peter 著，謝禮聖、呂增奎譯，〈空間、城市與城市社會學〉，收錄於 Derek Gregory & John Urry 編，《社會關係與空間結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2011），頁 67-89。

Urry, John 著，江千琦譯，《消費場所》（臺北：書林，2013），頁 15-20。

從歷史與空間觀點看高雄旗津當代的發展與變遷

關鍵位置。首先他認為在時間地理學既有的空間結構化觀點，傾向於個人主義的分析，將個人行動與結構視為二元，導致對於權力的理解是含糊不清的。19 雖然時間地理學有此明顯的缺陷，但 Giddens 認為時間地理學的「地方（place）」觀點值得使用，也是構成空間不可或缺的關鍵，只不過地方的概念必須在情境脈絡中被行動者的行動實踐而成。換句話說，空間的意義便是涉及社會實踐中的時空分區（zoning），以及各種邊界的劃分，20 特別是這些劃分構成了結構與能動作用之間的內在關聯，使結構始終兼具能動性與制約性。因此必須透過具體的空間劃分與邊界考察，例如家、街道、城市與國家領土等，以理解個體如何在時間與空間中行動。結構化理論所要探討的，為社會的結構如何在時間空間的向度之中得到各種實踐與建置，換句話說，正是關注在空間與時間的作用之下，如何看到一個具體社會型態的建構，且在建構過程中涉及行動者的權力分類。然而 Giddens 的時空理論並非沒有缺陷，它被認為缺乏較微觀的區域社會空間分析，僅勾勒出一個較為龐大的社會結構分析。21 因此 Giddens 的理論，雖然開啟了社會構成以空間與時間為導向的詮釋，讓我們了解社會是在時空連續交織之下所形成，且這種社會結構並非穩定的，而是在結構化過程中不斷的實踐與變動。然而更進一步的提問，空間如何涉及不同層面的劃分？它在各種時期又是如何變動？以上提問顯然已非結構化理論所能回答。

（二）空間、社會關係與資本主義上一節我們可以看到 Giddens 將空間的意義納入了社會理論，為社會學理論開啟空間觀點，但基本上他並未大量處理空間與權力的關係，也留下許多未解的疑問，空間基本上仍然是個曖昧不明的詞彙。這並非 Giddens 的問題，而是空間一詞逐步受到社會科學重視，而產生出來的多元詮釋。22 空間雖然模糊，但不是個無解的提問，特別在 1980 年後這波對於空間詮釋的過程裡，由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學者，如 Henri Lefebvre、David Harvey、Edward Soja 等人取得關鍵詮釋的地位，結合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奠基與開啟

Giddens, Authony,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UK: Oxford, 1984), pp. 117-18.

Giddens, Authony,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p. 119.

Urry, John 著，江千琦譯，《消費場所》，頁 28。

Massey, Doreen 著，王志弘譯，〈政治與空間／時間〉，收錄於王志弘編，《空間與社會理論譯文選》（臺北：唐山， 1995），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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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在當代社會結構中詮釋的關鍵位置。例如 Henri Lefebvre 在〈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的文中指出當代社會的空間模式，已從空間中的生產轉變成為空間的生產，這是為了因應資本經濟的快速流動，使得各個生產單位相互依存，不再各自獨立。23 如此看來，空間的意義即是一種社會性，亦即，空間本身就具有歷史及其時代發展特殊性。換句話說，Lefebvre 指出當代空間與社會關係的轉變，正是資本主義的誕生與運作，導致社會生產模式的變遷。David Harvey 也在〈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一文中指出，理解當代社會運作，空間是個不該被忽視的觀點，更是修補與拓展對於資本主義運作的要素之一。24 對 Harvey 而言，在特定空間裡，生產和消費具有結構的連貫性，尤其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之中，資本積累與擴張所導致外溢效果，都導致區域邊界被穿透而逐漸不穩定，同時使空間連結的便利性提高，也更強調國際之間的分工 25。透過 Lefebvre 及 Harvey，我們可以看到空間觀點在當代資本主義中的關鍵位置，他們不僅修補了馬克思主義在空間的盲點，也為社會科學增補了不同面向的詮釋。雖然這些觀點建置了我們對於當代空間一個理解的可能性，但僅有經濟論點的詮釋仍然可能使我們產生盲點，似乎資本主義已經預先決定了所有空間的發展。相對於 Lefebvre 或 Harvey、Soja 雖然同樣以馬克思主義觀點作為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空間發展，但他更著重資本空間與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因此曾提到：「空間性可以說是一種社會產物，是社會生活的物質構成與結構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這意味著如果離開社會和社會關係，我們就不能正確理解空間性並建立相關的理論。」26 同時 Soja 也強調空間、政治與國家三者相互的影響，他透過對於不平衡地理發展的關注，來呈現資本空間受到權力影響之下，具有的發展問題。換句話說，不平衡地理的發展不僅是資本主義下的空間結果，更是社會關係與行為之下生產與再生產的產物，是理解資本主義的重要媒介。因此中心與邊陲的不平衡地理發展的模式，其之間的關係並非絕對位置，而是一種在不同歷史階段中生產的地方體系，以及各體系之間的一種地理關係。

Lefebvre, Henri，〈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收錄於夏鑄九、王志弘編，《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1993），頁 19-30。

Harvey, David 著，王志弘、王玥銘譯，〈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收於 David Harvey 主編，《資本主義的空間：批判地理學芻論》（臺北：群學，2010），頁 312-501。

Harvey, David，〈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頁 481。

Soja, Edward W. 著，謝禮聖、呂增奎譯，〈社會生活的空間性：邁向轉型性的理論重構〉，收於 Derek Gregory & Urry, John 主編，《社會關係與空間結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2011），頁 91。

從歷史與空間觀點看高雄旗津當代的發展與變遷

除了地理學者之外，社會學家 Immanuel Wallerstein 雖然並非關注空間與權力的專家，但他的著作《The Modern World-System》，卻也提供一個描繪當代資本空間發展歷史的圖像，以及空間發展過程所涉及複雜權力關係的視角。Wallerstein 不僅將資本主義視為一種世界體系，也將體系本質視為空間的收攏與擴張，並在各地區形成了資本的分工。在世界體系內部 Wallerstein 指出三種不同的空間位置——核心（nuclear）、半邊陲（semi-peripheral）與邊陲（peripheral）。這些空間位置並非靜態，反而呈現著動態的消長，這意味在世界體系內的區域空間成長不過是種週期，不可能永恆增長，而是隨著外部或內部的變動，使空間的意義進行重構。27 在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理論裡，可以看到與 Soja 一樣，都注意到地理空間發展上的不均問題，並且呈現了資本空間的發展如何與國家治理有著緊密的關聯。這些鑲嵌在體系內的國家，透過各種政策與機制，如勞動配置、生產決策、人口轉移等來維繫市場的運作，同時也生產當代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以穩定與消弭社會結構內部的衝突。透過這些詮釋，我們可以發現資本主義的運作並非簡單的經濟觀點與邏輯，而是涉及複雜的權力運作。在本節，透過這些學者對於空間、社會關係與資本主義之間關係的呈現，使我們不僅能具體化的理解空間的社會性，及其生產與再生產的意義。這都反映了當代社會結構與資本主義的緊密結合，特別是不均地理空間發展的議題，呈現當代資本主義運作所造成的空間切割與分工。透過回顧這些著作，我們同時也可以看到當代空間理論的轉向，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論點批判，逐步邁入到社會關係及國家權力的呈現，更廣泛地將政治與權力納入，增補對於空間詮釋，走向了一個空間政治的觀點。

（三）空間政治與當代空間治理根據上一節的理論回顧，我們可以理解當代空間發展與資本主義運作的緊密。尤其空間不平衡的發展，不僅是資本體系面臨最大的問題，背後更涉及了空間權力與資源的分配不均。然而在上一節的最後，我們也指出了空間政治與權力的關鍵，就如同 Soja 所指出，資本主義並不能單獨完成空間的重組，政治與權力的捲入是種必然，使國家抑或

Wallerstein, Immanuel 著，郭方、夏繼果譯，《近代世界體系 ˙ 第三卷：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擴張的第二時期》（臺北：桂冠，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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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進行各種措施來鞏固情勢，或是建置分工的進行，這都使空間的形構、重構與政治權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28 對於社會空間與權力系統性的探討，以 Michel Foucault 所關注的規訓與權力最為經典，在《規訓與懲罰》的著作裡，Foucault 透過規訓機構（監獄）的空間運作來呈現權力的細緻化與具體化。29 權力機構不僅透過在空間上的劃分與切割以針對行動者進行規訓，也結合一套標準化的時間操作，對日常進行控制與管理。而他另一本著作《安全、領土與人口》，更涉及更大規模的空間與權力運作——國家與政府，Foucault 提到：「主權在領土邊界內實施，規訓在個體的身體上實施，安全在整個人口上實施。」30 所呈現的正是權力在不同規模與層級的空間內執行與劃分，也提供我們以另外一個層面理解空間政治與權力的運作。在臺灣的空間與權力的研究，夏鑄九曾以彰化平原作為個案研究，呈現區域空間如何在國家不同時期與階段的決策中進行轉變。他指出，臺灣從日治時期就被拉入各種資本分工與依賴的模式裡，其中區域也產生不同層級的分工關係。彰化原本作為中部的核心區域，但在臺中受到國家都市計畫的影響之下，使政治與經濟發展逐漸轉移至臺中。戰後，空間的部署更為劇烈，使彰化的空間位置只不過是分工單位的集合，本身並不構成生產的整體。31 導致地方與國際的經驗是脫落的，也造成地方政治被邊緣化，而受到國家支配性的意識形態所操作。透過夏鑄九的研究可以得知，臺灣區域與空間的發展，基本上是國家治理之下的產物，但空間轉變的意義，並非僅是單純國家的目的，而是鑲嵌在整個世界體系、資本主義的區域分工之中。雖然這些觀點提供我們認識國家或中央政府的霸權，但顯然落入一種空間僅受到與權力由上而下影響的穩固狀態，看似鮮少具有能動性、各種隙縫或是角力衝突，也未看到在不同時期有如何的轉變。相對於此，鄭力軒同樣以批判觀點，指出高雄紅毛港的開發，是如何鑲嵌在國家的發展主義之中。32 他指出，自從高雄港從日治時期，尤其到戰後，高雄港區便不斷被中央

Soja, Edward W.〈社會生活的空間性：邁向轉型性的理論重構〉，頁 90-128。

Foucault, Michel 著、劉北成、楊遠櫻譯，《規訓與懲罰》（北京：三聯，2012）。

Foucault, Michel 著、錢翰、陳曉徑譯，《安全、領土與人口》（上海：人民，2010）。

夏鑄九，〈空間形式演變中之依賴與發展——台灣彰化平原的個案〉，收於夏鑄九主編，《空間，歷史與社會：論文選 1987-1992》（臺北：唐山，2009），頁 210。

鄭力軒、陳維展，〈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看紅毛港遷村案的歷史變遷〉，頁 140-154。

從歷史與空間觀點看高雄旗津當代的發展與變遷

政府的大型計畫視為區域發展的焦點，「被計畫」反映的正是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進而形塑高雄的歷史發展。這種發展主義是透過非政治、科學、中性的專家所界定，因此發展計畫時常是一種去政治、去歷史與當地無關的客觀目標，導致工程等同於發展，並藉此排除與計畫不吻合之空間與社會關係。33 但在 1980 年代中後期，當地居民逐漸無法隱忍國家建設所帶來的汙染與各種政策壓迫，於是逐步由下而上的透過各種運動來挑戰政府權力。這正猶如 Foucault 在《生命政治的誕生》所談及的當代治理技藝的生產，雖然透過權力機構以精密的方式對生命進行控管和配置，但權力的運作從來不穩定也不穩固，因此治理技藝調整與轉變是種必然。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導致 1980 年之後全球興起的新公共管理，政府轉向試圖以分權、多元的型態建置國家、社會與私部門的合作狀態。34 臺灣不僅逐漸順沿著全球論述，更在 1990 年後的民主化浪潮之下，開啟新一波的國族主義與本土化意識，35 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在地居民與私人企業等多方力量同時進入之下，空間的使用權與建置想像趨於複雜化，並且充斥各種角力與衝突。36 透過時空結構化、社會關係與資本主義再到空間政治與當代空間治理，我們可以理解空間不僅是種結構化的狀態，也受到政治與經濟力量的影響，甚至包含地方行動者的抵抗。然而空間如同夏鑄九所說：「不是一個既定經驗之上的已知元素，它是一個社會與歷史的苦果。」37 因此當開始意識到空間的社會關係性，進而要描繪或再現空間時，就勢必需要針對歷史、記憶或是某種政治鬥爭進行詮釋。38 對此，本文以這些理論作為基礎，嘗試採用政治經濟的觀點來檢視與描繪旗津發展史，不僅要將旗津的空間政治化，更著重於歷史性脈絡，以協助我們能更細緻地剖析空間之中的權力部署問題。

鄭力軒、陳維展，〈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看紅毛港遷村案的歷史變遷〉，頁 141。

趙永茂、劉明德，《地方治理與跨域治理：兼論兩岸地方治理之比較》（臺北：臺大，2016）。頁 2。

王志弘，《文化治理與空間政治》（臺北：群學，2011）。頁 13。

陳雨彤、趙永茂，〈臺灣鄉鎮級觀光治理之結構、行動與成效：臺北縣淡水鎮個案分析〉，收於趙永茂、劉明德編，《地方治理與跨域治理：兼論兩岸地方治理之比較》（臺北：臺大，2016），頁 199-239。陳羿伶、王志弘，〈宜蘭礁溪溫泉產業的變遷與危機——區域發展的空間調節與文化資源〉，收於王志弘編，《文化治理與空間政治》（臺北：群學， 2011），頁 31-74。

夏鑄九，〈空間形式演變中之依賴與發展——台灣彰化平原的個案〉，頁 232。

Harvey, David 著，王志弘譯，《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臺北：群學，2008），頁 13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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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一）資料使用本文書寫目的在於重新歸納、整理與詮釋既有資料，採政治經濟等空間批判觀點進行詮釋。因此資料使用，主要結合旗津、高雄港兩大主軸的相關研究文獻、歷史著述、政府研究報告書等，以此進行綜合性的編整，作為理解旗津發展的背景資料。除此之外，本文也參考及採用大量的新聞資料，以旗津與高雄港各自作為關鍵字，進入聯合知識庫針對《聯合報》、《經濟日報》與《聯合晚報》進行 1951 年到 2016 年新聞搜尋。其中旗津得到 5,979 筆資料，高雄港得到 31,435 筆資料，在比對去除重複與不相關的報導後，安排放入文章分析之中，作為描繪旗津發展的另一角度或驗證。透過新聞資料的另一好處，除了可以理解政府在什麼樣的時空情境之下發布相關建設與章規法令，也可以更廣泛地理解當地社會層面的議題，特別是逐步邁入民主化的過程，在地運動的興起與各級政府的協商，都可以透過媒體報導理解其歷史脈絡。

（二）時間範圍與空間界定為探討旗津的發展脈絡，本文在歷史時間採取廣幅度的整理，以文史記錄 1624 年旗津（後）開始有漢人移入開始，到當代 2016 年，約四百年的歷史脈絡。為更清楚呈現每個階段的轉變，本文將歷史時期區分為三個階段來進行分析：戰前 1624-1945 年、戰後 1945-1990 年與近年 1990-2016 年。首先在戰前時間的界定上，主要以旗津發展緣起、清領到日治，本文將此時期界定為旗津與港口關係的初步成形，不僅現代化的政府治理型態未明確成形，也尚未大量加入國際資本的分工，空間型態明顯與 1945 年後有所差異。接著為 1945-1990 年，此時期臺灣進入全球冷戰脈絡，國府採取威權統制，全臺進入備戰與總體規劃等中央全控狀態，在此脈絡之下的旗津空間發展，深受複雜的政治經濟影響，並且進入大規模動的變動。直到 1980 年代，開始走向民主化，過往大型建設所造成的破壞，促使地方開始發聲對抗，旗津也在 1989 年代末期趕上了這波環境運動浪潮，因此本文也將 1989 年作為此歷史階段的結束。最後為 1990 年後至今，邁入民主化的臺灣政體，逐步邁向西方發展的當代治理技術，中央權力明顯退位，而地方政府力量開始崛起，形成了新一波的空間規劃，也與前一階段有明顯的差異。

從歷史與空間觀點看高雄旗津當代的發展與變遷

在空間範圍與探討界定上，本文首先將空間區分為鉅觀的空間分析，包含高雄港空間與旗津空間，著重於中央政府計畫之下的空間發展，因此呈現旗津鑲嵌於高雄港的特殊地理區位，及其各種建置與變動。微觀的地方社會空間分析，由於本文資料受到研究方法與資料使用的限制，無法較為細緻且具體的呈現當地的居民生活經驗，因此採用社會事件、產業、交通與聚落發展等與當地居民有緊密關聯資料作為描繪當地生活樣貌與圖像。此外，空間的分析呈現，也隨著不同歷史階段與資料限制有不同的呈現，在本文區分的三個時期裡，隨著越接近近代，相關的新聞報導與地方社會的資料也隨之變多。

肆、二戰前（1624-1945 年）：當代國家治理與港口空間的形成一、荷治—清治時期：旗津地區與高雄港的源起關於旗津的史料紀錄，最早可溯及荷治時期，當時高雄（打狗）港一帶（特指旗後地區）因位於南方重要的漁場，且有地形屏障，使灣內風平浪靜，因此吸引許多季節性捕魚的中國閩籍漁船至此，並偶有搭建草寮暫居，但這時未有聚落形式出現。39 旗津真正的人口聚落開始與出現，史學者最常根據採用的紀錄為一份墾契，紀錄提及在 1673 年，閩籍漁民徐阿華因颱風而漂流至旗後暫居，後同鄉相繼而來，因此開始建立廟宇作為精神寄託，逐步形成聚落。至清代，形成大小共十個（旗後、烏松、頂頭、大汕頭、頂赤竹、下赤竹、中洲、七柱、土地公、崩隙）以血親為主的姓氏聚落，其中以北邊旗後、南邊中洲為兩大信仰中心，各形成祭祀圈。40 但此時的聚落空間受到自然邊界的限制較為單純，地方產業多以傳統漁撈為主，尚未進入複雜的社會關係。清領後期，天津條約的簽訂，使打狗港於 1864 年開港通商。旗後地區正式對外接軌，晉身成為通商口岸，但清政府對於發展打狗港的態度較為被動，於是鮮少涉入規劃，甚

張守真、許一男，《旗津紀事》，頁 11。

黃棋鉦，〈旗津地區的聚落發展與產業變遷〉，頁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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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相當的保守，多以防守與資金之考量，而多次拒絕及阻擾港埠建設。41 因此這時期的港口發展，雖然因應外部市場需求增加，使其貨物出口量漸增，但多為被動回應，清政府也無將港口空間現代化的打算。隨著技術進步，輪汽船時代來臨，臺灣西岸港深不足的港口也逐步被淘汰，於是商貿更趨於集中南北四港（安平、打狗、雞籠、滬尾）。42 打狗港的機能隨之擴大，洋商也選擇在旗後設置洋行，強化了港口與旗後的關係，43 同時帶動街區一帶繁榮，逐步影響旗後的空間形式。直到 1874 年日軍侵臺，清政府才開始積極治臺，但多偏重軍事防禦功能，對於港口利用與機能建造等相關建設相當忽視，但並未影響已經與國際商貿接軌的旗後地區。此時的旗後不僅商貿逐步繁盛、人口成長快速，更成為打狗地區的商貿中心，是全高雄市商業機能最完善、最發達，也是最熱鬧的市街。44

二、日治時期：旗津市街與高雄港區的成形（一）高雄港的空間擴充 1895 年臺灣政權轉移至日政府，旗後在空間的規劃上持續作為打狗地區的市政、商貿中心，但其港口早在 1886 年就有報告書指出有出現淤積問題，使商貿帆船日益減少。45 日治初期的港口條件不斷惡化，不僅影響港區的旗津聚落發展與人口進駐，打狗港的貿易量為四大港口之末。46 直到 1901 年，日本政府因應殖民主義與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對於南部糖業的出口需求增大，因此對港口需求迫切，而確立以南部打狗港作為出口中心。47 先後進行濬港（1904-1907 年）及三次的築港計畫（1908-1912 年、1912-1937 年、 1937-1945 年），使打狗港成為現代化港口。此後逐漸超越安平港和淡水港，與基隆港成為南北兩大港。開發港灣、改良與築港工程對打狗港帶來巨大的影響，使港口的機能逐

謝濬澤，〈國家與港口發展——高雄港的建構與管理〉（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頁 21-24。高雄市文獻委員會，《高雄市志港灣篇》（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58），頁 16-18。

洪啟文，〈高雄港市聚落的形成、擴展與互動發展（1624-2004）〉（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7），頁 58。

洪啟文〈高雄港市聚落的形成、擴展與互動發展（1624-2004）〉，頁 59。

Massey, Doreen 著，王志弘譯，〈政治與空間／時間〉，頁 75。

高雄市文獻委員會，《高雄市志港灣篇》（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58），頁 18。

Massey, Doreen 著，王志弘譯，〈政治與空間／時間〉，頁 83。

從歷史與空間觀點看高雄旗津當代的發展與變遷

漸擴充並完善，不僅使港口貿易發展迅速，也帶動了周圍區域的發展，旗後地區的發展便在此逐步攀爬至巔峰。例如有資料發現 1904-1912 年間，旗後因應一連串的打造計畫，吸引大量的勞動人口進駐，48 也成為打狗地區人口成長率最高的聚落。49 但從濬港開始，所謂的打狗港的空間範圍就進入些微的變動，範圍從旗後港岸，延伸至對岸哨船頭一帶。直到 1913 年後二期築港的開始，因應港口機能的持續擴大，旗後的腹地已不敷使用，打狗市街的發展重心也正式開始轉移至對岸的哨船頭、哈瑪星與鹽埕埔一帶，旗後地區的發展相對放緩，但未進入衰退。根據 1939 年的人口統計，雖然旗後的人口成長率仍有 2.8%。50 但在第二期築港工程後，所謂的打狗港空間範圍已擴充至苓雅寮、戲獅甲一帶，已不再等同旗後的發展。

（一）旗津市街空間與生成從荷治到日治，不難看出旗津的空間變革，基本上鑲嵌在港埠的開發。特別是日治時期的築港不僅與殖民主義有關，同時也是在資本主義體系的空間擴張與收攏之中，使旗津的空間逐步被納入分工，於是它既成為核心，但也逐步退出核心。它的空間形式不斷變動與調整，鑲嵌於國家的決策與規劃之中。例如 1905 年，打狗支廳從旗後街遷至哨船頭，意味著政治權力的空間移轉。1908 年，日本政府公布了打狗市區的第一個都市計畫，範圍涵蓋了旗後街一帶，使其市街現代化、都市化，透過圖 6 可以明顯看見旗后地區的市街規劃採以格狀的設計，意味它進入當代都市治理的空間打造。此外，政府部分目的也為日漸不足的港埠空間，填造更多的海埔新生地。至日治結束前，透過圖 7 地圖不難發現旗後沿港岸一帶的自然海岸地形，被現代港口工

圖 6 1933 年高雄市略圖（部分截圖）資料來源：《高雄市地理圖集》，頁 146。

葉蓓芳，〈今高雄市歷史變遷中人群遷移的空間對應〉（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頁 67-68。

Massey, Doreen 著，王志弘譯，〈政治與空間／時間〉，頁 90-91、101-102。

Massey, Doreen 著，王志弘譯，〈政治與空間／時間〉，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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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平整化，同時也能看到新造的人造港灣與海堤（紅圈處）。除此之外空間的變化，不僅反映在地形，同時亦因應治理的需求，影響區域內部的社會。旗津的發展與漁業息息相關，日政府對此發展也相當的積極，大力鼓勵當地的漁船動力化及養殖業發展，51 改變當地的生產模式。直到 1931 年後，日政府因應南進政策，欲使臺灣產業進入工業化，進而促成各項工業的發展。旗津的產業，從既有的漁業走向商貿，在此時也逐步發展工業相關的造船產業，同時帶動相關產業鏈的進駐與發展，如鋼鐵、機械、

圖 7 1944 年高雄市美軍轟炸前空照地圖（部分截圖）資料來源：《高雄市地理圖集》，頁 151。

化工、木材、油漆、五金等。有資料便指出，當時旗後一帶有將近十一家的鐵工廠與鑄物場的設置，52 不難看見它內部的產業正趨於多元，同時也使當地社會空間逐步複雜。

三、小結整體來說，我們可以看到旗津，特別是旗後的空間形式在日治時期國家發展主義的計畫中不斷地被調整。特別在旗後首次的都市計畫裡，我們可以看到國家透過都市計畫重製、再造了既有的城鎮空間。所謂的當代城市空間，其實就是一種乘載政治、經濟的異質空間，使街道、建築物的空間配置需有足夠寬敞的通道以及完善的路線來確保衛生、交易、集散以及各種國家的監視。53 其中更富含了當代的治理意涵，治理的意涵便在於建造資本主義化的空間形式，透過具體物質建設調節與營造環境中的資本循環，使空間中

張守真，《旗津漁業風華》（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0），頁 24-27。

劉俊男，〈高雄旗津舊庄落之歷史變遷〉（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74。

Foucault, Michel 著，錢翰、陳曉徑譯，《安全、領土與人口》，頁 33。

從歷史與空間觀點看高雄旗津當代的發展與變遷

商品與人口流動更加順暢與頻繁，54 而在資本主義的時空邏輯裡，也必然的會創造出某種疆界，藉此進行核心化與邊陲化。55 例如旗津的聚落型態從日治時期開始，其內部也開始進行核心化與邊陲化，雖然旗後之外的聚落，因應旗後發展的擴散而成長，56 但不論在都市建設、產業配置上，仍與旗後核心區有程度的落差。透過文獻不難發現，雖然旗後與高雄港關係緊密，但港口空間整體不包含旗後以南區域。例如透過圖 8 的紅圈（旗後地區）與黃圈（中洲地區）可以發現，旗後以南地區幾乎沒進行現代都市化的市街與港口建置，依然維持傳統的自然地貌。

圖 8 1958 年高雄港地圖（部分截圖）資料來源：《高雄市地理圖集》，頁 152-153。

總體來說，在殖民主義下的開發，不論旗津地方居民或是空間在發展上基本已沒有任何的決定權，只能「被計畫」。這時的旗後，可說是位於邊陲（殖民地）中的核心，而它的發展趨勢也在都市化開發過程，逐漸走向邊陲中的邊陲。

Harvey, David 著，王志弘、王玥民譯，〈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頁 96。

Harvey, David 著，王志弘、王玥民譯，〈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頁 103。

Massey, Doreen 著，王志弘譯，〈政治與空間／時間〉，頁 13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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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二戰後（1945-1990 年）：國家緊密的空間規劃戰後，國民政府與日本政府同樣採取接近的威權統治，採以國家主義至上的總體規劃。相較於日治，高雄港的開發在此時期不僅範圍更廣，且面臨更緊密的空間規劃與切割，鑲嵌於高雄港的旗津空間便在高港打造過程受到大幅的波動。本章首先透過理解高港空間發展與規劃，藉此梳理旗津外部的空間結構狀態，接著進入旗津內部空間，來看到旗津如何服膺於外部空間的規劃，最後進入當地的產業、交通與聚落的發展，來呈現內部社會空間的形式及所受到的影響。

一、高雄港的空間發展與規劃戰後的高雄港空間開發，整體鑲嵌在 1947 年後地世界冷戰的政治格局。自 1948 年實施《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沿海一帶受到政府緊密地監控，進而影響沿岸一帶產業活動。1949 年韓戰爆發、1950 年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後，臺灣被美國重新賦予反共基地和民主自由資本陣營的身分與位置，如何重新啟動臺灣經濟引擎，兼容了國民政府與美國的期望。因此 1950-1965 年間，以美援運用委員會為首及臺灣技術（經濟）官僚，推動臺灣市場經濟的發展策略及宏觀經濟計畫。57 在此時所形成的多期四年經濟草案、高雄港的新建工程及相關計畫都與美援有密切的關係，58 同時也強化國民政府對於國土規劃及空間開發使用的各種干預與治理。59 直到 1965 年後美援結束，政策逐漸轉變為普通貸款及針對民營放貸，60 但不影響國民政府相關經濟出口導向計畫，依然以國家利益為主的空間規劃與布局，並透過緩慢漸進、累積、選擇和控制式的方式逐漸走向經濟自由化。61 在這些開發計畫之下，大都以高雄港為主，作為資本循環的空間場域，並持續的將

牛可，〈美援與戰後臺灣的經濟改造〉，《美國研究》，3（2002），頁 6。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台灣高雄港務局運用美援成果檢討》（臺北：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1967），頁 1。

牛可，〈美援與戰後臺灣的經濟改造〉，頁 12。

〈為促進全面進步政府研擬十年經濟發展計劃〉，《聯合報》（1963 年 06 月 21 日），第 1 版。

夏鑄九，〈空間形式演變中之依賴與發展——台灣彰化平原的個案〉，頁 20。

從歷史與空間觀點看高雄旗津當代的發展與變遷

之空間資本化，且涉及的產業範圍廣泛，有近／遠洋漁業、航業、輕／重工業等。截至 1990 年，高雄港區的空間建造，在中央政府主導下共有六大建港工程，依時間排序為 12 年擴建計畫（1958-1968 年，提前兩年完工）、新商港區開發計畫（1963-1975 年）、第二港口開闢計畫（1967-1975 年）、興建貨櫃碼頭計畫（1970-1992 年，截至第四貨櫃中心）、穀倉中心計畫（1976-1980 年）、過港隧道開闢計畫（1981-1984 年）。以港口空間面向，其中以第二港口、貨櫃碼頭及過港隧道被視為關鍵工程，對港口的運作增益最大。62 但以社會空間為面向，反而是 12 年擴建、第二港口、過港隧道與第四貨櫃碼頭影響最鉅，不僅重塑既有港岸的空間形式，也對當地傳統聚落及環境造成影響。

（一）12年擴建計畫回顧高港開發工程，不難發現在約莫三十年內就接連進行六項大規模的工程計畫，可說是密度非常的高。特別是高港 12 年擴建計畫，為日後的高雄港開發奠定重要的土地空間分區基礎。自從 1952 年高港復舊工程完成，港口吞吐量提高，63 其港埠空間就被視為全臺理想的工業及漁業中心，64 因此設施與用地的擴充必要性隨之增高，以便支撐商、工、漁、軍之發展。日後 12 年共三期（1958-1964 年、1964-1966 年、1966-1968 年）的擴建計畫，目的更將高雄港未開發之區域，全數予以開發，而最大的目標，則是填築低窪土地，以供港埠、工業及漁業基地使用，65 填築的新生地起初暫定區分為工業區、修造船及漁業工業區、國際貿易及加工工業區。66 至 1960 年，港務局詳訂商港區、工業專區、漁業區、中小型船舶修造區及油港區，67 並奉以港養港、以港建港之土地處理原則，訂定港區擴建計畫區及填海新生地一律為國有之規定，68 為當時已開始出現的市港一元化紛爭 69 以及高港內沿港填造之魚塭徵收進行解套，此舉也為日後高雄市港土地所屬權及港

李連墀，《高港回顧》（高雄：美育，1997），頁 110。

高雄港務局，《高雄港三十年志》（高雄：美育，1975），頁 28-30。

〈撥款五億定期十年省府決擴建高雄港〉，《聯合報》（1957 年 05 月 11 日），第 3 版。David, Harvey，王志弘、王玥民譯，〈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頁 172-174。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台灣高雄港務局運用美援成果檢討》，頁 26。楊玉姿、張守真，《高雄港開發史》（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8），頁 126。

David, Harvey 著，王志弘、王玥銘譯，〈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頁 177-178。

楊玉姿、張守真，《高雄港開發史》，頁 130。

〈高港擴建區內土地省府通過管理辦法〉，《聯合報》（1960 年 05 月 25 日），第 2 版。高雄港務局，《高雄港三十年志》，頁 187。

〈未來新生地收益港局視同禁臠不容高市分享〉，《聯合報》（1958 年 11 月 1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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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公私有地留下重重問題。

（二）第二港口計畫自從擴建工程開始之後，高雄港的空間開發，中央政府計畫與規劃的全控色彩明顯。 1963 年開始，高雄港的開發同時步入另一個計畫，第二港口的開闢計畫。港務局指出由於高雄港的新商港區陸續開發，區內將成立全臺第一個加工區，此外第一個遠洋漁業基地（前鎮漁港）也即將興建完成、大林埔油港也將配合興建，船舶增多吞吐量勢必大增。目前的高雄港只有一港口，戰時恐不易支應，有開闢第二港口之必要，因此選定旗津區中洲或紅毛港一帶，予以打通，使高港成為有第二出口之優良港灣。70 消息傳出後，相繼吸引中鋼、中船及中油與台電等國營企業在高雄港建廠。71 總體來說，此計畫有三大意義：適應工業發展、配合國防需求、促進經濟繁榮，被認為可實現國防、交通、經濟三位一體的國家建設。72 直到 1975 年完工後，也於 1980 年頒布商港法，以第三十六條法令管制商港區內不得進行管線、採集、養殖及妨礙港區安全與汙染之行為。73 此建設不僅截斷旗津與高雄市的陸連關係，也是高雄港建設中首度被提出面臨遷村困擾的計畫，74 同樣的透過商港法的頒布，更能看到中央政府對於高雄港區空間的管制權。

（三）過港隧道與第四貨櫃中心過港隧道的開闢工程與第四貨櫃中心的建造關係密切，接續著高雄港整體的工程建設。此建設計畫較為特殊的是在既有高雄港區範圍內，進行有別於以往的大規模土地徵收，例如預定作為中興商港區的旗津區中興、中和里，以及大林商港區的紅毛港一帶。在 1975 年時，獲得國家建設計畫同意，目的在於擴增高港成為遠東最大國際港。75 港務局業表示，1980 年底，高雄港市側一帶已依序建設完成（新商港區、石化工業儲槽、第

〈高港局積極規畫開闢第二個港口〉，《聯合報》（1965 年 01 月 25 日），第 2 版。

李連墀，《高港回顧》，頁 64。

〈高港開闢第二港口全部計劃通過規畫委員會昨正式成立〉，《聯合報》（1965 年 07 月 15 日），第 2 版。謝濬澤，〈國家與港口發展——高雄港的建構與管理〉，頁 65。

全國法規資料庫，〈商港法〉。資料檢索日期：2017 年 1 月 31 日。網址：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 aspx?PCode=K0080001。

高雄港務局，《高雄港三十年志》，頁 210。

〈省府訂定六年計劃整體發展交通建設〉，《聯合報》（1975 年 12 月 17 日），第 2 版。

從歷史與空間觀點看高雄旗津當代的發展與變遷

二貨櫃中心、前鎮漁港、第三貨櫃中心、穀倉中心等），但在旗津港側仍為儲木池、小型漁船、小型造船廠等簡單設施，因此規劃均衡兩側發展，以達港埠資源最有效之利用，故研議開發第四貨櫃中心，但必須先建造過港隧道，使其有對外連絡之道路。76 因此在配合六年經建計畫之下，於 1977 年開始籌備中興商港區及過港隧道，並且將預計徵收之地更動為港埠用地，77 以進行土地徵收與辦理遷村。過港隧道工程於 1982 年動工，1984 年完工。第四貨櫃中心則於 1983 年動工，1992 年完工。

二、旗津空間、社會及產業發展（一）空間的變化 1. 擴建計畫前的空間部署戰後之初，國民政府急欲重啟臺灣經濟引擎，以往大多研究僅關注農業的土地改革及放領，忽視漁業改革也為當時增產的重要關鍵。自 1950 年起，漁業復甦也成為經濟建設的政策之一，大多以張寶樹《中國漁業建設研究》之主張，漁者有其船、漁船有其港之理念，在各地進行漁港、漁船的興建及漁業組織的改組，78 因此不論旗津、中洲漁港的建置都在此時開始策劃與建造。79 此時的漁業空間地景也被新聞媒體所注意，例如旗津、中洲一帶的養殖業、80 高雄濱海一帶的中洲、旗津、鼓山與紅毛港漁村在 12 月烏魚魚汛期間，海灘遍布草寮、海面停泊各種小型漁艇的盛況 81 以及高港汙染所造成旗津、中洲、苓雅養殖牡蠣的綠化事件，82 都反映旗津島在漁業論述之下的重視。此外，為了迫切呼應漁業政策的發展，漁村空間的衰敗與落後論述也開始被建置，新聞曾描繪有一支暑期青年漁村服務隊，進入旗津進行服務，過程中他們發現旗津各地漁村沒有良好的海堤與漁港，只能以落伍的方式進行漁撈，導致貧窮困苦，而其公衛設施更是異常落後，因此期

洪啟文，〈高雄港市聚落的形成、擴展與互動發展（1624-2004）〉，頁 96。

〈高港擬定計劃增闢新商港區〉，《聯合報》（1976 年 04 月 03 日），第 2 版。

胡興華，〈臺灣光復初期之漁船放領〉，《漁業推廣》，162（2000），頁 1-2。

〈徐慶鐘主持破土工程費六十餘萬五月底完竣〉，《聯合報》（1952 年 02 月 28 日），第 5 版。〈高雄市旗津漁區籌建漁船避風港〉，《聯合報》（1952 年 09 月 10 日），第 6 版。

〈打魚人家高雄市的養殖漁業〉，《聯合報》（1952 年 12 月 02 日），第 6 版聯合副刊。

〈漁火映波連營數十里紮寮為寨．坐待烏魚群〉，《聯合報》（1953 年 12 月 16 日），第 14 版。

〈高雄漁業近本年來最大的災害綠牡蠣找出了答案〉，《聯合報》（1955 年 09 月 19 日），第 4 版新聞櫥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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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政府能針對漁村空間與設施著手建設。83 這些論述的進行，反映的是戰後初期，政府使用媒體論述欲建構漁業政策運行的重要性，雖然關注漁村空間的發展狀態，但也簡化漁村的社會脈絡。由此可見政府並非全然對漁村有實質的關注，其目的不過於政令的宣導，並將旗津空間視為國家整體規劃之下的一部分。 2. 擴建計畫後的空間部署 1960 年後隨高港擴建，港口總體空間使用逐漸轉向成為商、工、漁複合，不論港區新生地或是相關土地配置都開始進入中央政府嚴密的管制，港埠空間及土地也訂定明確的分區使用，其中旗津、中洲被劃入漁業區，旗津半島中部則被規劃成中型船舶修造區。84 不僅如此，旗津島自 1960 年起，也被作為工業廢棄物（電石渣）的堆置地，用以填造旗津西岸一帶土地。85 透過地圖，便可以看到擴建後的旗津島，因應東岸港區填造及西岸廢棄物堆填，而逐漸變大（圖 9）。此外，1967 年後旗津空間也有巨大改變，正式開工的第二港口工程使旗津正式成為離島，交通僅能倚賴民營船隻接駁。然而這些船隻素質參差不一，有些不僅船體老舊、馬力不足，也時常超載，理應由港務局管轄，但港務局卻鮮少過問，以致發生 1973 年的高中六號沈船事件。86

圖 9 1962-1982 年高雄港演變圖資料來源：《高雄市地理圖集》，頁 148。

〈漁村服務隊溫情散旗津〉，《聯合報》（1957 年 08 月 09 日），第 1 版。

〈高港擴建區訂立土地使用計劃〉，《聯合報》（1960 年 06 月 01 日），第 2 版。

葉貞沂、羅馨安、陳婉儀、陳淑茹、陳憶瑩、張至善，〈發展大旗下的旗津電石渣〉，頁 11。

〈高雄港內渡船沉沒溺斃二十五名乘客〉，《聯合報》（1973 年 09 月 04 日），第 3 版。

從歷史與空間觀點看高雄旗津當代的發展與變遷

1968 年開始，為配合高港走向工業化的發展，中洲一帶同時被編定為臨海工業區，計劃欲開發內部尚未開發之處，因此實施工業管制。直到 1972 年才解編，但同時實行禁建 2 年，為 1974 年的高雄市府主導的旗津區中洲一帶都市計劃進行準備。計畫書提及中洲一帶聚落散落，彼此缺乏連接無機能可言，又為早期發展地區，其建物老朽破舊且任意配置。為促進本地區之繁榮、配合第二港口之建設以誘導工業投資，因此訂定此都市計畫。87 然而計畫內容的土地範圍共 173 公頃，但為配合海軍第四造船廠及擴港計畫，而保留部分區域（約 51 公頃）作為軍事及港埠用地，因此實際計畫面積為 122 公頃。其中住宅區規劃約十公頃，占計畫土地總面積約 8%。88 有研究指出 1955 年高市都市規劃旗津區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12,500 人，而 1971 年旗津實際人口密度為平方公里為 24,513 人，但此計畫卻預定每平方公里居住約六萬人，明顯超估。89 整體來說大多為配合軍需（海軍第四造船廠擴建）、港需（高港擴建）等國家整體遠程發展而保留或規劃為軍事、工業、港埠用地，90 且從 1970 年就開始規劃設置的中洲汙水處理場，91 同時也在 1974 年的都市計畫中進行空間配置。92 至此，旗津的空間已經陷入零散，充滿中央政府的計畫部署，但還有最後一波的巨幅變動，為 1975 年的遠東國際港打造計畫，所開始規劃的第四貨櫃中心及過港隧道規劃。此工程從 1976 年開始詳細研議，以遠程計畫分為三個區域，第一為舊港區、中島商港區、石化中心、第二貨櫃中心；第二為第三貨櫃中心、大林商港區、小港商港區；第三則是中和商港區、旗津商港區及過港隧道。93 其中第一及第二區域工程已陸續完工，唯第三區域工程仍在持續規劃中，而過港隧道的建設，就被視為打通旗津與高雄市的重要交通通道，是 1967 年以來旗津空間回歸與高雄連接的契機，算是勉強提升旗津居民對外的交通便利性，但過港隧道本身的建造目的卻也為中洲以南聚落帶來變化。1981 年過港隧道工程與中洲汙水處理工程同時開工，隔年 1982 年高雄市也同時啟動旗津區的都市計畫——

高雄市都發局，〈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一帶都市計劃說明書〉。資料檢索日期：2016 年 12 月 07 日。網址：http:// urbangis.kcg.gov.tw/UBA/web_page/UBA010100.jsp，頁 20。

高雄市都發局，〈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一帶都市計劃說明書〉，頁 25。

劉俊男，〈高雄旗津舊庄落之歷史變遷〉，頁 128。

David, Harvey 著，王志弘、王玥銘譯，〈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頁 21。

〈高雄區域內污水將集中排送外海〉，《聯合報》（1970 年 11 月 20 日），第 7 版。

David, Harvey 著，王志弘、王玥銘譯，〈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頁 24。

〈高港遠程發展擬定廿年計劃〉，《聯合報》（1976 年 05 月 10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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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及變更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一帶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其主要目的在於配合港務局的中興商港區預定地，因此針對中興、中和里進行遷村與土地更動。此舉也是 1990 年前旗津地區最後一次的空間變革。

（二）社會與產業發展的變遷 1. 漁業戰後之初，高雄港口毀損嚴重，港區布滿沉船，嚴重影響旗津地區漁民的傳統漁撈區。此外，已逐步動力化的船隻，也因戰時徵調使用，使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動力船時，全臺僅剩 31 艘，且只有 3 艘完整，94 不難想像當時漁業發展之倒退。然而隨著戒嚴的宣布，海禁等規定嚴格限制漁民出海，漁撈作業僅清晨 4 點才能出海，夜間 10 點後則禁止出入，讓當時已困頓的漁業雪上加霜。特別是烏魚汛期，來去不定的烏魚，必須日夜在海面守候，才不會錯過，但礙於宵禁，常使漁民錯失捕撈機會，造成損失。95 直到 1950 年起，國民政府開始強化漁政，成立臺灣漁業增產委員會（漁增會），開始制定相關復興漁業之政策，也在 1952 年時放寬烏魚汛期的海禁時間，汛期間漁船可自由出入，不受限制。 1953 年起，中央政府更精細地規劃漁業總體發展，第一階段為 1953-1960 年（第一、二期經濟計劃），在於增產、進行漁船貸款等政策以滿足漁產自給自足，並平衡四大漁業（遠洋、近海、沿岸、養殖）96，此時沿海漁業從產量占比最高，逐步由近海漁業取代。97 旗津的沿海、近海漁業便隨著漁船動力化政策推動逐步蓬勃，也促成旗津漁撈的經營型態從沿岸朝向近海，但其內部其實也存在著異質性。有研究者便注意到旗津的船隻動力化程度本身有著區域性的差別，因旗後作為旗津區的中心，享有較高的資本與流通的資訊，因此較多漁民在日治時期就使用「馬達仔」，且常雇用鳥松、大汕頭、頂赤竹一帶居民擔任船員（海腳），因此在動力船使用上較有經驗，約在 1950-1960 年就已普遍使用。反觀赤竹以南的中洲聚落，至 1960 年後才開始普及。98 但 1961 年起，臺灣漁業政策進入

張寶樹，《中國漁業建設研究》（臺北：中國水產協會，1952），頁 20。

胡忠一、范雅鈞，《1624-2015 台灣漁會大事年表》（臺北：中國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2016），頁 79。

莊英章，〈漁業政策與地區性漁業發展——興達鄉的田野調查〉，《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51（1981），頁 92。

陳同白，〈臺灣之漁業概況〉，《臺灣銀行季刊》，25（1）（1974），頁 2。

Giddens, Authony,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p. 71.

從歷史與空間觀點看高雄旗津當代的發展與變遷

第二階段，開始著重遠洋、力求科學機械化，漁船發展走向「汰小換大」的趨勢，99 並在 1967 年另訂加速發展之臺灣漁業五年計畫（1967-1972），強化大型遠洋漁船建造與船員訓練。100 同年，政府因應沿近海漁業資源保護，而針對小型漁船進行限建措施以及漁船噸位及總量管制。1972 年高雄港也實施嚴格的無動力舢舨淘汰辦法，進行收購、強徵與港岸禁停。直到 1980 年的商港法實施，港灣區內禁漁政策，更影響將港內視為漁撈區的旗津、中洲漁民，他們不僅頓失熟悉的漁場，也被迫將其漁撈空間推至外海，開啟旗津中小型漁業發展的衰退與漁民棄漁轉業。從 1945-1990 年這段期間，我們可以看到旗津的漁業先受到國家漁業政策逐步走向發展，但鑲嵌在高港的管制空間裡，不僅面臨工業化的影響與汙染，例如旗津、中洲一帶的養殖業在高雄造港填土過程中，使沿岸水位升高、混濁，不僅造成養殖水產一夕暴斃，也使養殖面積大減。101 有報導也指出，高雄港岸廢水排放多元，不僅有民生汙水，更涵蓋一千多家工廠的廢水排放，使港口海水酸化，嚴重影響養殖業的生產，102 都是造成旗津、中洲的養殖業瓦解的主因。同時旗津漁業也在農漁轉工之論述下，及邁向汰小換大之漁業企業化經營過程中，逐步走向勢衰及被淘汰。 2. 造船業旗津船業的發展，奠基與延續於日治時期。戰後初期，共有 4 家公營、14 家民營，103 並以日治時期所遺留的造船所就地設廠，因此產業空間多集中於旗津北端沿高雄港一帶。104 造船廠的空間分布與改動，也曾經歷兩次移置，不僅早於高雄港規劃對於旗津空間的更動，其移置的意義也非經濟因素，而是涉及了軍事空間配置的需求。第一次為 1950 年的海軍第一工廠（海軍第四造船廠）設立，港務局劃出部分港區提供軍事用途，並在廠區附近建設眷村及相關軍事中心。第二次則為 1969 年的勝利一號、二號擴廠計畫，將該地造船廠分批遷廠。之後造船廠便隨著旗津沿港一帶設置，最南達中洲一帶。旗津造船業的發展基本上與漁業有相同的進程，從 1953 年開始因應漁業增產計畫，

〈發展遠洋漁業建立海外基地〉，《聯合報》（1965 年 01 月 07 日），第 2 版。

100

莊英章，〈漁業政策與地區性漁業發展——興達鄉的田野調查〉，頁 92。

101

蔡佳菁，《戰爭與遷徙：蔡姓聚落與旗津近代發展》（高雄：春暉，2016），頁 71。

102

〈排除高港污水規畫工作完成將先建下水道系統再設海底排水總管〉，《聯合報》（1963 年 08 月 02 日），第 2 版。

103

吳初雄，〈旗後的造船業 1895-2003〉，《高市文獻》，20（4）（2007），頁 1。

104

吳初雄，〈旗後的造船業 1895-2003〉，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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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漁船建造需求大增，此時以近海中小型的木殼漁船需求最多，105 也使中小型修建為主的船廠成立。到了 1967 年，小型漁船限建計畫以及遠洋漁業計畫的啟動，使旗津漁業與船業各自進入衰退與興起的分水嶺。FRP（玻璃纖維強化塑膠）漁船與鐵殼船的興起，主要來自於遠洋計畫及小型漁船的汰建計畫，農復會為加速轉型及發展，因而辦理長期低利貸款鼓勵興建，因此帶動旗津造船業的轉型與蓬勃，全盛期自 1976 年至約 1989 年左右，106 木船產量逐步降低，被 FRP 漁船取代，並在 1979 年後開始停建。107 但船業的發展，也在 1989 年因遠洋漁業引起國際抵制，而實施汰舊換新之限建政策，最終使造船業步入困境。旗津的造船相關產業發展，總體基本依循高港的工業論述進行轉變，使相關人口的從業數在 1971 年以前，僅占 5-8%，到了 1990 年，已提升至 17%，108 反映了旗津產業正經歷漁業至造船工業的轉型。但它的發展也受政策影響，為日後埋下衰退的局勢。

三、小結從日治後期，高雄港的空間逐漸擴大，已不再等同旗津的發展。如此的空間形式已是發展情勢所趨，但在 1958 年後的高港擴建，使旗津的空間位置只顯得更為附屬及邊緣化，不僅只是高雄港的一部分，也輕易受到高雄港任何計畫的切割與宰制。此時，國家權力延伸至每個旗津的空間角落，基本上旗津區已不被視為常民居住地，而是港口工業的預備地。三大（擴港、第二港口、過港隧道與第四貨櫃中心計畫）、兩小（高雄市都市計畫）的空間開發與規劃，更呈現了中央政府宰制與地方政府的從屬地位，也回應了國家總體開發的脈絡。從高雄港的擴建開始，港口的汙染與填土，使旗津沿岸、養殖漁業走向衰亡；第二港口工程，雖然促成高雄港的貨物吞吐量急遽上升，也為臺灣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但這過程卻是犧牲旗津地區居民的權益，也為他們的生活以及移動方式帶來劇變。旗津人的

105

蔡佳菁，《戰爭與遷徙：蔡姓聚落與旗津近代發展》，頁 24。

106

蔡佳菁，《戰爭與遷徙：蔡姓聚落與旗津近代發展》，頁 29。

107

蔡佳菁，《戰爭與遷徙：蔡姓聚落與旗津近代發展》，頁 25。

108

蔡佳菁，《戰爭與遷徙：蔡姓聚落與旗津近代發展》，頁 2。

從歷史與空間觀點看高雄旗津當代的發展與變遷

移動與生命故事，在前鎮加工區的成立之下與港口截斷的空間變動過程中重新被形塑，也逐步解組當地的產業與家庭型態。109 從人口數據調查，也可以發現旗津人口高峰為 1976 年，約 37,092 人，但在之後人口數卻連年逐步衰退，反映旗津的離島性質程度上對人口產生影響。此外，1990 年的高市家戶平均所得數據，旗津僅有 523,946 元，遠低高市平均 711,062 元，110 更反映了它在經濟發展上的困頓。此時期的旗津雖然正在步入現代化的過程，但僅在國家精密治理的邊緣空間中發展，這些大型工程，時常進行去政治、去歷史的計畫，卻鮮少與當地的社會關係有所連接。111 這樣的空間形式發展，與日治殖民時期的空間依附與分工的模式幾乎接近，但所觸動的範圍卻更加廣泛。特別是中央政府結合了地方政府對旗津的空間與邊界進行改造，試圖幫助它帶來「發展」，卻不過是造成旗津陷入大幅衰退的一個關鍵。

陸、近年（1990-2016 年）：中央地方的空間治理角力一、高雄港的空間發展與規劃 1990 年以前旗津的整體空間發展基本上依賴中央政府，尤其特別鑲嵌於高雄港的空間規畫。但隨著 1979 年高雄市升格直轄市、1987 年解嚴，地方政府的治理權逐步的提升，中央政府的影響力逐漸退居後位，這也使得過去的國土整體規劃所出現的問題一一浮現。直到 1998 年的市長政黨輪替與 2000 年的總統政黨輪替後，中央與地方政府兩股空間治理的力量儼然成形，但彼此都不脫離資本主義的論述，於是中央與地方之間，不僅相互抗衡又需要合作，使得港口的空間規劃產生轉向。自 1980 年中期之後，相較於前時期國家控制之下的經建論述，高雄港本身的空間與

109

唐文慧，〈高雄旗津 25 淑女墓的故事〉，收於蘇芊玲主編，《大年初一回娘家》（臺北：女書，2005），頁 134140。涂懿文，〈家庭角色與男子氣概的建構：一個漁村男性的遷移傳記〉（高雄：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5），頁 49-52。

110

高雄市 1990 年統計年報。

111

鄭力軒、陳維展，〈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看紅毛港遷村案的歷史變遷〉，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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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社會關係逐漸被關注，開始有越來越多聲音聚焦於高雄港的汙染問題。尤其 1980 年的商港法的實施，有專家學者便批評港務局所用的商港法，並無具體及有效的方式來取締造成汙染的船舶，112 這背後也反映以往港務局對於船隻造成港灣汙染，一向默許也被動。這時的港口空間與社會關係，也自 1990 年後被市港合一議題所放大。自高市升格後，港務局便留下許多問題，時常引起高雄市政府的不滿，例如紅毛港的遷村案 113、港口汙染問題，都是過去市港管轄權分離所留下且必須被解決的問題。於是在 1994 年時產生中央、省政府及高市管轄紛爭，114 但最後決定由中央交通部收回航權，同時研議讓港務局走入民營化，並由各級政府擁有所有權作為處理。115 直到 1998 年臺灣省虛級化後，又興起一波高港空間所屬權的議題，至 2001 年，交通部以一紙行政命令實行高雄市港合一，引起各方批判和撻伐，使市港合一短暫在隔年低調黯然結束，同時時任市長也承認唯有修改商港法的所屬權分配，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116 市港合一爭議隨之落幕，但高雄港土地空間的所有權基本仍由中央政府各單位所掌控，有新聞曾諷刺地指出旗津開發案所涉及的土地管轄單位過多，分屬高雄港務局、國有財產局及軍方所有，要完成公文簽核，需要蓋上兩千個章也不足以為奇。117 這樣市港形式沿續至今，然而高港的空間開發，卻也隨著中央政府權力的逐步退位，以往總體開發論述及對於空間的控權至今都已沒有治理的正當性，甚至開發必須與地方政府進行合作協商，使高雄港的發展陷入擴充困難的局面，例如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的開發，已延宕多年、自由貿易港的論述難以落實、受到經濟情勢與其他國際港的競逐下，港口的排名也逐漸的滑落，118 但也促使港務局針對既有土地開發形式的想像進行轉變。 2005 年後，港務局開始釋出部分碼頭進行觀光、119 地方與中央政府合作推動的遊艇專

112

〈外來船舶污染港灣廢油垃圾破壞生態〉，《聯合報》（1986 年 06 月 14 日），第 3 版。

113

〈遷村他們等了廿四年〉，《聯合報》（1992 年 05 月 31 日），17 版鄉情周報。

114

〈高雄港巿合一政院核定中央統籌〉，《聯合報》（1994 年 07 月 23 日），第 1 版。

115

〈高雄港改革方案明年五月見各級政府擁有所有權但由民間經營〉，《聯合報》（1995 年 10 月 14 日），第 19 版經濟證券。

116

〈「高雄港管理委員會」去年六月掛牌今年初立院「悄悄地」決議停止運作市港合一夭折市府低調因應〉，《聯合報》（2002 年 03 月 20 日），第 17 版高澎焦點。

117

〈旗津開發案牽涉單位多官員估計恐須蓋章兩千個〉，《聯合報》（2001 年 03 月 23 日），第 18 版高市澎縣新聞。

118

〈高雄港地位下滑可能排第七上海洋山港磁吸效應嚴重威脅鄰近國家〉，《聯合報》（2005 年 12 月 09 日），A13 版兩岸。

119

〈碼頭釋出轉型觀光航運界不滿〉，《聯合報》（2005 年 11 月 09 日），C1 版高澎文教。

從歷史與空間觀點看高雄旗津當代的發展與變遷

區，120 都反映港務局的國家色彩逐漸轉淡。至 2015 年，行政院准許市府與交通部的港務公司合資籌組高雄港區土地開發公司，121 成為歷年來的首度突破，算是進入新的市港開發階段。在此時期的高雄港空間規劃與發展，高市政府與中央政府花了大半的時間進行治理權爭奪，直到這幾年，也確實看到了地方政府權力的實際提升。然而這是一種不計前嫌的合作？新的權力角力？還是資本主義的開發共謀？依然有待觀察，惟必須注意的是，中央政府對於港區土地有實際的所有權，權力依然龐大，只不過進入較為隱晦且後臺的方式運作。

二、旗津的社會空間與產業發展（一）社會空間的變化 1. 從隱忍汙染到對抗 1990 年以前，旗津鑲嵌在國家發展，特別是高雄港的規劃之中，飽受各種汙染、管制與配置。直到 1980 年中期之後，旗津與高雄港產生一樣的歷史情境，其廣受嚴重汙染的狀態首要被關注。在解嚴後，多次的汙染事件，使旗津居民無法繼續隱忍居住與生存空間長期的被剝奪，因此引發多次抗爭與反抗。首次的抗爭從 1989 年 7 月 20 日開始，高雄港史上首度發生漁船集體封港事件，兩百多艘漁船堵住第二港口航道，阻止兩艘運輸船出海倒棄廢酸液，122 讓這些漁民憤怒難平的原因主要在於 16 日時，旗津中洲漁民發現高雄塑酯化學公司所委託的航業公司在外海傾倒的廢棄酸液離岸過近，可能是近年漁獲減少的主因，因而要求賠償。化學公司出面承認當日確實違法，未於十二海浬之外拋酸，但也同時強調不能將中洲一帶汙染歸咎其公司，畢竟其他公司也都這樣行事。123 從這新聞便反映出，高港水域的汙染從以往就在管制的模糊界線，不僅可能是相關機構所的默許，也反映威權時期民眾的不敢吭聲。

120

〈高市海洋觀光擬設遊艇專區〉，《聯合報》（2009 年 11 月 10 日），B2 版大高雄綜合新聞。

121

〈高雄可望市港合一中央、地方合資籌設公司 70 年最大變革〉，《聯合報》（2015 年 08 月 15 日），A10 版綜合。

122

〈< 工業廢棄物又惹禍 > 廢酸液拋近海高雄塑酯穿幫漁民揚言圍港廠方被迫停工〉，《聯合報》（1989 年 07 月 21 日），第 4 版焦點新聞。

123

〈商港史上破天荒漁船封鎖高二港〉，《聯合報》（1989 年 07 月 20 日），第 4 版焦點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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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事件之後，旗津居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權利，特別是 1990-2000 年期間，更不時傳出化學工安及汙染事件，終引爆居民長期的壓抑與憤怒進行抗爭。其中以 1990 年中洲汙水處理廠氯氣外洩、1992 年合迪公司氯氣外洩及 1996、1997 年中油重油汙染四大事件，較大規模的引起旗津、中洲居民的抗爭。中洲事件歷時最長，造成多次緊張衝突，市政府曾出面嚴懲滋事抗議者，其餘事件雖然抗爭激烈，但最後都進入平和的賠償程序。下表為 1990-2016 年內旗津境內所發生的汙染事件。

表 1 1990-2016 年旗津區汙染事件日期

事件

汙染源

影響地點

1990

0202

三陽造船廠噪音問題

噪音、空汙、港道廢棄物

上竹里

1990

0323

汙水處理廠氯氣外洩

化學氣體

上竹、南汕里

1990

0422

汙水處理廠汙水外溢

汙水

上竹、南汕里

1991

0321

維修漁船氨氣外洩

化學氣體

南汕里

1992

0425

合迪公司氯氣外洩

化學氣體

南／北汕、中洲一帶

1996

0811

中油輸油管破裂

重燃料油

旗津全區海岸

1997

1008

中油油輪爆炸

重燃料油

旗津全區海岸

2000

0802

化學船氣體外洩

化學氣體

旗津全區

2000

0808

貨輪不明物質外流

未知液體

未知

2001

0321

不知名油汙汙染

重燃料油

中洲一帶海岸

2006

0609

造船公司噪音問題

噪音

上竹里

2007

0122

疑似造船廠飄散白色不明汙染物

噪音、空汙

中洲一帶

2012

1102

拆船廠氨氣外洩

化學氣體

南汕里

2014

0829

化學船液體外洩

化學液體

南／北汕、中洲一帶

2016

0426

汙水處理廠跳電汙水外洩

汙水

南／北汕、中洲一帶

資料來源：《聯合報》，本研究整理。

根據表格資料，首先我們可以發現旗津居民長期生活在汙染又危險的空間內，雖然 2000 年後，地方政府接手治理，汙染事件的發生有逐步的改善，但依然身處前一時期空

從歷史與空間觀點看高雄旗津當代的發展與變遷

間規劃及配置（高港、汙水處理廠）所造成的影響與傷害。旗津的生活空間（南／北汕、中洲一帶）一步步的走入質變，但卻只能在解嚴後被呈現。至近年，旗津紅樹林從 1959 年約三千多株，現今僅殘存少量幾株、124 廢棄物在海岸依然隨意被傾倒。125 特別是電石渣的問題，從 2000 年起，市府的政績口號之一便是要將旗津區內的電石渣都移除，但因工程與耗費龐大，最後僅進行島內遷移、回填並綠化，成功掩蓋電石渣裸露的樣貌。126 此舉不僅對於當地居住空間沒有實質幫助，更形成潛藏的環境汙染，電石渣更在旗津島近年海岸線被侵蝕崩塌的狀態下，重新裸露並被沖入大海。127 2. 觀光大島的空間築構旗津作為市轄區，但鑲嵌在國家所布局的空間裡，造成其發展頹勢，時常困擾地方政府，但其優良的濱海空間，讓其他地區只能瞠乎其後，因此時常被視為具有觀光、遊樂潛力之地。旗津最早的觀光計畫，能溯及 1971 年高市政府成立的「開發旗津區為觀光遊樂研究小組」，128 但在港區總體規劃之下，此計畫顯然沒有太多成果，僅從港務局取得部分畸零地歸入市府管轄。1984 年，市府因應交通部觀光局的十項觀光設施整建計畫，針對旗津風景區、海水浴場、海岸公園等設施進行開闢。129 此時只見中央政府補助地方設施的興建，卻未將旗津整體空間規畫合併進入高雄市的總體空間之中。直到 1999 年，市府的〈旗津觀光發展建設自治條例〉通過，才確立旗津的空間規劃從中央政府治理，正式回歸高雄市的整體發展之中，並且確立高雄市府對於旗津空間的治理權。2000 年後，市府進行觀光論述的實踐，從旗後廟前的商業空間重劃；130 觀光魚市、貝殼館堤岸美化等硬體設施建造；沙雕大賽、觀光季、旗鼓節等觀光活動推廣，不難看出旗津逐漸走入觀光空間形式的規劃，也成為旗津發展最主要的形象。至此也開始出現跨海大橋或是觀

124

〈旗津紅樹林自生自滅倖存十餘株誰來保護工務局建設局踢皮球〉，《聯合報》（2004 年 07 月 13 日），B1 版高澎文教。

125

〈垃圾入侵旗津海岸失色〉，《聯合報》（1999 年 10 月 12 日），第 19 版高雄綜合新聞。

126

葉貞沂等人，〈發展大旗下的旗津電石渣〉，頁 12。

127

〈陸地變沙灘第一港口南岸海岸線嚴重退縮〉，《聯合報》（1999 年 10 月 20 日），01 版。環境資訊中心，〈高雄旗津電石碴海岸〉。資料檢索日期：2016 年 12 月 29 日。網址：http://e-info.org.tw/node/71958。

128

〈高雄市旗津區將闢為觀光區市府成立研究小組並已訂定推行進度〉，《聯合報》（1971 年 03 月 23 日），第 7 版。

129

〈政府撥款四十八億餘元整建十項觀光設施〉，《聯合報》（1984 年 01 月 01 日），第 5 版。

130

〈旗津商圈規畫觀光文化區研究在旗后與壽山間架設觀光纜車〉，《聯合報》（2000 年 09 月 20 日），第 18 版高市澎縣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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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跨港纜車的興建計畫，131 但卻屢因環評或是用地所屬權複雜而始終沒有進展，使市政府注意到旗津土地多被劃為港埠及軍事用地，各種建設窒礙難行，因此成為推動市港合一論述的關鍵。隨著地方政府治理權的提升，除了港埠土地所屬權依然無解之外，市政府已開始掌控旗津空間的型態分配，從 2005、2008、2009、2014 年相繼進行的都市計畫，可以發現市府強化以島內整體資源與景觀串連的構想，強調觀光轉型、土地使用創新、交通革新以及區段的功能性配置 132（圖 10）。於是在 2008 年進行機關用地（旗津區公所、旗津醫院遷建地區）的移置，欲撥出市府在旗後一帶所有地的空間，以便進行觀光開發與招商。同年也是「高雄聖淘沙計劃」的研擬完成，提交中央政府希望改造旗後至風車公園共 100 公頃土地開放民間投資，預計投資四百億元，並研擬將土地更變為「特定觀光區」，藉此吸引觀光及未來博弈產業建設。133 2009 年，市府為改善渡輪碼頭站外凌亂的舢舨停泊問題，而實施舢舨船強制徵收，藉由清空周圍空間，以提升公營渡輪品質。134 從這些行動，都能看到市府以觀光想像，一步步地重整旗津整體的空間形式。到 2014 年，旗津都更案通過，為日後飯店進駐奠定基礎。旗津的觀光發展，以 2000 年為基礎從治理論述走向治理實踐，但也衍伸居民交通問題及島內空間發展不均的規劃問題。自從旗津觀光蓬勃開始，當地居民對外交通的唯二方式——渡輪與過港隧道，便受到遊客湧入而產生影響。2009 年的舢舨船的收購，存有去地方社會脈絡的問題，對當地居民而言，舢舨船全天營運的便利性更優於公營渡輪，是當地居民舒緩交通尖峰期間的重要交通工具。135 因此當僅剩公營渡輪唯一一種選擇時，當地居民權益相對被觀光占據的渡輪所侵蝕，僅冀求能在觀光與生活權益上得到平衡。136 除了渡輪產生問題，過港隧道一到假日也是塞車與癱瘓，137 這不僅影響遊客興致，更對較少

131

〈旗后山壽山觀光跨港纜車市府有興趣〉，《聯合報》（2000 年 06 月 28 日），第 18 版高市澎縣新聞。

132

高雄市都發局，〈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旗津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資料檢索日期：2016 年 12 月 07 日。網址：http://urbangis.kcg.gov.tw/UBA/web_page/UBA010100.jsp，頁 5-6~5-7。

133

〈聖陶沙計畫讓旗津變觀光島〉，《聯合報》（2008 年 08 月 14 日），C2 版高市澎縣新聞。

134

〈旗鼓舢舨船月底走入歷史鼓山輪渡碼頭凌亂可望解決〉，《聯合報》（2009 年 02 月 13 日），C2 版大高雄綜合新聞。

135

苦勞網，〈即將走入歷史的舢舨渡船（二）〉。資料檢索日期：2017 年 1 月 31 日。網址：http://www.coolloud.org. tw/node/38400。

136

〈旗津人優先搭渡輪 18 日試辦〉，《聯合報》（2015 年 01 月 03 日），B2 版大高雄綜合新聞。

137

〈旗津假日好塞警局：車多將管制〉，《聯合報》（2011 年 07 月 17 日），B1 版大高雄。

從歷史與空間觀點看高雄旗津當代的發展與變遷

仰賴旗津渡輪接駁的中洲居民造成對外交通的不便。由於旗津島空間依然鑲嵌於高雄港的運作，洲際貨櫃碼頭工程持續進行，一旦完工，過港隧道日後成為洲際二期貨櫃的吞吐道路，對旗津島民進出造成巨大威脅，也比以往更加危險。138 最後，觀光空間規劃，更強化了島內發展不均的狀態。旗後一帶過去作為區中心，不但資源豐富，也受到較多的現代性都市規劃，整體來說聚落較為現代化；但中洲則因港埠徵收及工業規劃使用被列入禁建，因此仍保持較傳統的聚落及社會形式。雖然在時空結構的脈絡之下，使旗津島的發展

圖 10 旗津地區分段定位示意圖資料來源：高雄市都發局，〈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旗津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頁 5-8。

就存有不均的空間發展，但市府治理後的觀光，礙於土地管轄問題，似乎也只能落入既有脈絡，更催化了這種不平衡的空間狀態。這也反映旗津觀光論述，最終不可避免重回與中央政府的協商與角力。

（二）產業發展的變遷自 1990 年後的旗津漁業大致已進入衰亡，主要原因有三個。第一，旗津的漁業以小型漁船為主，未走向中大型的漁業發展，因此僅以近海漁撈為主，而高港所造成的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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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當交通部長面管碧玲為旗津第 2 條過港隧道催生請命〉。資料檢索日期：2017 年 1 月 31 日。網址：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553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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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使漁貨量驟減，使漁撈不足以維生。第二，1999 年底，行政院農委會實施「臺灣地區拖網漁船禁漁區位置及有關限制事宜」，禁止小型拖網漁船於距岸三浬內作業、中大型拖網漁船於距岸十二浬內作業。衝擊大多仍以三海浬唯作業範圍的旗津漁民，而曾引發旗津漁民不滿。139 第三，2000 年，市政府因應農委會的過漁論述，配合開始針對漁船進行收購。140 在連續的衝擊之下，旗津的漁業空間正處於高速的瓦解過程。除了漁業，造船業同樣受到政府因過漁論述而訂定的漁業政策所衝擊，因此相繼於 1989、1991 年限建政策的影響下造成訂單驟減，而走向衰退。2001 年新聞就曾指出，造船業景氣差，旗津區大半工廠歇業、關閉，僅剩少數規模較大的船廠運作，部分則轉靠維修勉強營運。141 有研究指出 2000-2009 年間，50 噸以上漁船因限建而減少建造，對此有些漁業經營者轉向中國訂購漁船，藉此規避臺灣法規，不僅抵消限建護漁之立意，同時傷害國內造船業的發展。142 除了內憂與外患，還有一大因素在於造船廠均設置於國有港埠空間，因此造船業必須向中央政府承租土地。但 3 年一租時間過短，容易擔憂土地收回問題，進而減少長期投資規劃及投資額度，143 由此可見政府政策對於船業發展的保守及消極。此時的造船業者只能依靠自己轉型，在 2005 年時，本以漁船建造為主的旗津中信造船廠，在多角化經營策略下，接單建造臺灣單艘金額最高的遊艇，而打出名號。144 至此船廠開始轉型遊艇業，2009 年，高市政府開始關注遊艇業的發展，而喊出欲在南星計畫開闢遊艇專區。145 之後，也不難發現旗津島的造船產業發展論述也已逐年的降低，旗津的造船空間似乎跟隨著南星計畫的成形，逐步的邁向邊緣化。從漁業發展的瓦解到傳統造船業衰退，旗津似乎必然走向觀光服務業的發展，也已經歷十多年的空間規劃與打造。但透過市府的經濟統計年報，可以發現 2011-2015 年間，公司登記數有明顯的成長，從 123 家增長為 147 家，然而，再深入檢視產業比例，卻發現製造業與營造業占登記總數達 51%，住宿及餐飲業僅從 2 間成長至 3 間，比例不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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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浬內海域禁漁撈漁民不滿〉，《聯合報》（2000 年 12 月 05 日），第 18 版高市澎縣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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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市府收購漁船〉，《聯合報》（2000 年 03 月 12 日），第 19 版高雄綜合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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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差中船遣退員工另謀生路〉，《聯合報》（2001 年 12 月 20 日），第 20 版高雄綜合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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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來成，〈傳統造船業轉型豪華遊艇製造個案研究——以高鼎遊艇為例〉（高雄：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觀光暨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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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來成，〈傳統造船業轉型豪華遊艇製造個案研究——以高鼎遊艇為例〉，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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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製漁船起家造遊艇爆紅〉，《聯合報》（2005 年 10 月 18 日），A3 版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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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座遊艇下水設施啟用〉，《聯合報》（2009 年 12 月 29 日），AA3 版財經新訊。

從歷史與空間觀點看高雄旗津當代的發展與變遷

總體來說，旗津的產業發展僅走入觀光論述，在實際產業轉型上似乎未有顯著成果，這也呈現旗津觀光意象繁盛的背後，其實依然存有產業危機的隱憂。旗津的居住人口與收入，更未因為觀光的轉型而有成長，至今人口仍然持續外流，且家戶所得依然為全市最低。反映出雖然市府試圖透過治理打造觀光空間，但卻似乎很難直接的回饋與幫助當地的居民，甚至程度與當地社會脈絡及需求脫鈎，進而使既有的社會空間更加紊亂。

三、小結至今旗津觀光建設已如火如荼的展開，高市政府近年透過都更方式，更動旗後一帶地目為商業區及特定觀光發展專用區，以便招商。不難理解地方政府進行產業轉型的決心，但旗津內部產業、人口、土地在特定時空結構之下，已經成為轉型的阻礙。觀光資源不斷的集中於旗後一帶，然而汙染卻不定時的在中洲一帶發生，無形的又增加旗津內部的負擔，也再度加深隔閡。觀光是否為一帖良藥？意味旗津已脫離治理下的邊陲角色了嗎？顯然在當地居民收入或是人口數據上仍然無法看到成效。總體來說，1990 年後的旗津地區，相對於高雄區域產業問題更加的複雜，產業空間的不連續性、內部治理的矛盾，且因空間位置鄰近高雄市區，使它別於離島以機能完整性為主的建設，造成旗津地區對於高雄市區的依賴性高，這不僅影響其他產業設址，同時逐漸解構居民的居住意願。

柒、結論透過對於旗津在不同時期歷史的空間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旗津空間的發展是一個動態的形式，它的樣貌在不同時期的權力治理與想像的過程中，逐步被堆疊而產生。在 1642 年到 1945 年此時期，它從杳無人煙之地，隨著當代空間的變革逐步走向港貿，且逐漸被視為一個關鍵且核心的貨品集散地，但卻也因為空間擴張的需求逐漸被邊緣化。隨後在戰後 1945 年到 1990 年這段時期，因全球資本主義的分工需求，對於當代貿易具有重要意義，因此促使中央政府透過一步一步的方式逐漸整合和收編它的空間。特別在這個階段，中央政府對於地方有高度的控制權，治理密度可說是隨著現代化的發展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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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而越清晰。於是在發展主義之中，空間為符合國家總體規劃與資本主義的貿易空間，成為可以任意被規劃與犧牲的空間，最終卻使其內部產業支離破碎，形成了資本主義中地理空間發展的不均現象，也在歷史過程中走向更為依附、依賴的邊緣位置。直到 1990 年後至今，解嚴後的中央政府權力衰退，地方政府的權力崛起，反映的正是當代的新治理模式，旗津的空間從國家控管，逐漸走向富含地方政府的脈絡與色彩。然而兩股權力之間雖然存在治理角力，但不論是國家或是地方政府的思考邏輯與背景，仍然還是資本主義與發展主義。換句話說，旗津空間依然在發展的旗幟口號下不斷地被切割和再部署。且在高雄市轄區之中或是其內部，都面臨著強烈的空間發展不均的問題。然而這些不均衡，不僅在旗津的社會空間之中發生，也真實地反應在旗津地區的歷史書寫之中。透過本文的書寫，希望能以政治經濟化的角度重新詮釋旗津的空間發展，尤其旗津在時間與空間的結構化發展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發展」時常只是一種意識形態，其正向性與功能性被過度地強調，以致忽視空間發展過程可能產生的各種衝突，尤其是地方社會的需求時常被忽視，因此本文也列舉了旗津的生活（居住與交通）、產業與觀光化發展等空間，試圖呈現這些空間結構的發展如何成為地方居民生活的矛盾，甚至是種陰影，也作為論證應重視時空結構化與空間權力觀點的重要性。

從歷史與空間觀點看高雄旗津當代的發展與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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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與空間觀點看高雄旗津當代的發展與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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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 Giddens, Anthony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UK: O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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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棒球界允文允武的高雄囝仔 ——徐生明總教練撰文／中華民國徐生明棒球發展協會理事長古錦松

摘要徐生明總教練為臺灣近五十年來棒球發展的縮影，他在三級棒球時代得到少棒、青少棒與青棒等級別的世界冠軍，更是臺灣具有棒球國手資格者，取得國外體育碩士之第一人。他的教練生涯起步甚早，擔任過味全龍、雷公、第一金剛、中信鯨、興農牛、義大犀牛等隊總教練，不僅見證臺灣棒球躍上國際舞臺，更是親身參與棒球蛻變成國球的歷程，所以本文藉由其棒球因緣、三冠王夢想、成棒榮耀、職棒總教練、回饋家鄉等時序來探究其棒球人生。徐生明總教練是高雄美濃客家庄長大的棒球人，具有勤儉硬頸、機伶應對、靦腆內斂的個性，從小對棒球知識和技術紥下功夫，讓他能透過升學、進修、技術一步步成長，再將其所學奉獻於臺灣棒球的培育與扎根，最後也如願以總教練之姿進軍雅典奧運。輝煌的棒球人生，不僅為臺灣棒球界樹立良好典範，也為美濃少棒十年培育計畫開啟首頁，灌輸身處偏鄉而有興趣打棒球的孩童，球技、課業、品德都不能忽略的觀念。或許孩子們不可能打一輩子的棒球，但教授的觀念可以讓他們受用一輩子，希望我們的下一代能快樂打球、打球快樂，追求允文允武的學習。

關鍵詞：品德教育、徐生明總教練、國球、蝴蝶球

投稿日期：2017 年 11 月 30 日接受日期：2018 年 1 月 18 日

臺灣棒球界允文允武的高雄囝仔——徐生明總教練

徐生明總教練個人的棒球人生，亦可稱為臺灣近四十年來棒球發展的縮影，1958 年 9 月 11 日出生於高雄美濃月光山下的徐生明，10 歲開始打球，他在 55 年的歲月中，創造過無數的風光。1971 年，他是第一代巨人少棒隊在威廉波特獲得冠軍的成員；1974 年世界青少棒賽，他單場投出 15 次三振，是中華隊奪冠的功臣；隔年，羅德岱堡世界青棒賽，他又對布羅瓦郡隊投出完封勝，單場飆出 16 次三振，在中華隊摘冠的功勞簿上再被記上一筆。1990 年中華職棒聯盟開打，臺灣進入職業棒球的新紀元，徐生明繼續保持「第一」，當時他是第一位擁有碩士學位的教練、總教練，也是史上最年輕的總教練； 1997~1999 年，率領味全龍連 3 年奪冠，他又成為第一位三連霸的總教練；而他掌過味全、雷公、第一金剛、中信鯨、興農牛和義大犀牛六隊兵符，也是史上最多的。徐生明國小畢業後就離開家鄉——美濃，加入屏東美和中學棒球隊，歷經國中、高中基礎棒球的紮實訓練後，再經國手資歷的淬鍊，達成棒球選手竭盡全力追尋的完整經歷。成棒時期他曾遠赴南韓攻讀碩士，以充實自我的專業學識，此時徐生明兼具理論與技術合一的經歷，在國內運動專業人士來說極為罕見，由此可見他對自己的自我期許。徐生明回臺灣加入職棒後，以總教練的身分縱橫兩聯盟，而他個人鮮明的徐氏戰術及帶兵風格，永遠教人津津樂道。我們喜見他的紀錄被打破，但是他終其一生對棒球的堅持與執著，將永遠流傳在臺灣每個有棒球、球棒的地方。而其不屈不撓的剛直個性，以及為國爭光的使命感，使其勇於拒絕職棒打假球的誘惑與威脅，也帶領著中華隊進軍雅典奧運，為此他付出了被不法份子刺傷、身體不堪負荷進而換腎等代價。徐生明終生即使締造再多的輝煌，心中最念茲在茲的仍是最基層的棒球，因為他認為「把棒球觀念傳承下去，比拿冠軍更重要。」，於是回到故鄉，和美濃博士學人協會共同推動「美濃少棒十年培育計畫」，希望藉由棒球改善青少年吸毒及隔代教養所衍生的問題，並為美濃埋下棒球的新種子。徐生明當時不僅親自指導小朋友球技，舉凡募款、搬器材、整理場地……樣樣親力親為，並秉持不打罵的前提，教育小朋友正確的生活禮儀，學習尊敬教練、友愛隊友、尊重球場。小朋友在球場上只要口出髒話，第一次罰跑操場 5 圈、第二次 10 圈、第三次退隊處理，嚴格要求個人品行。同時灌輸小朋友打球與讀書不衝突的觀念，要求每天練完球後必須利用時間念書。教練也以身作則，在球場上不罵髒話，不作不宜之舉止行為。徐生明甘心回鄉教導小朋友，是真心期待從少棒運動重新建立我國棒球運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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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美濃少棒十年培育計畫是有著「自己家鄉自己救」的使命感，堅持球員從品德教育、生活教育與客家文化等核心價值著手，讓身處偏鄉而有興趣打棒球的孩童，從小就被灌輸球技、課業及品德都不能忽略的觀念。除此之外，為了免於孩子為了練球而造成身體的傷害，常常宣導正確運動傷害防護的觀念，了解簡單傷害的處置方法。或許孩子們不可能打一輩子的棒球，但教授的觀念可以讓他們受用一輩子。臺灣棒球界允文允武的徐生明總教練，我們藉由「棒球因緣」、「三冠王夢想」、「成棒榮耀」、「職棒總教練」、「回饋家鄉」等時序安排，一同來探究「臺灣棒球界允文允武的高雄囝仔——徐生明總教練」的棒球人生。

棒球因緣徐生明 1958 年誕生於高雄縣美濃鎮，那時正好是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一個中國代表權」最被國際質疑的時候，當時紅葉少棒不僅為國家爭了顏面，也運用棒球凝聚了國民士氣，乃至臺灣全民都瘋迷少棒賽（如圖 1）。1968 年由於美濃國小規定學生五年級才可加入該校少棒隊，但因美濃國小少棒隊鍾美連教練應允時為四年級的兒子可加入棒球隊「玩球」，遂允許他可找同年級的夥伴一同來球隊裡玩球，徐生明也就因緣巧合地被拉進球隊裡，一開始擔任捕手位置，後來才被鍾美連、吳寧德等兩位教練調教為投手。 1969 年，國小五年級的徐生明隨隊參加第一屆全國少年棒球錦標賽，也是臺灣的少棒球賽首次以「硬式棒球」的比賽。美濃隊首先擊敗屏東市中正國小少棒隊，後來輸給了臺南市永福國小少棒隊，無緣晉級準決賽，因而無緣入選南部代表隊參加全國選拔賽。隔年升上六年級的徐生明被選入高雄縣少棒代表隊，徐生明以當家第三棒固定先發登場，並擔任野手與投手。高雄縣隊最終以 5 勝 6 敗 1 和的成績，無法進軍全國選拔賽。

圖 1 50 年代在稻米收割後，美濃鄉下常見的臨時棒球場。照片來源：美濃月光山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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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就讀美濃國中時期的徐生明，因年齡尚符合少棒選拔資格，被選入高雄縣少棒代表隊參加南部少棒選拔賽，這年高雄縣隊雖未贏得冠軍，但徐生明仍被臺南市巨人少棒隊選拔加入該隊，進軍全國少棒選拔賽。全國大賽的首場比賽，第一次出現於電視機面前的徐生明投出一場「完全比賽」，

圖 2 巨人少棒隊全隊職員簽名球衣照片來源：古錦松拍攝

圖 3 徐生明入選中華少棒隊時的照片照片來源：中華民國徐生明棒球發展協會

雖兩隊 0 比 0 握手言和，但徐生明的傑出表現已經讓大家難以忘懷了（如圖 2、圖 3）！接著，臺南巿巨人少棒隊在許金木與吳誠文等兩投手優異的表現下，奪回相隔一年的世界冠軍（如圖 4）。雖然徐生明於美國比賽的表現沒有特別突出，但已被美和中學看中，將其由美濃國中網羅至屏東縣美和中學青少棒隊。美和中學為

圖 4 代表高雄縣入選中華巨人少棒隊，協助奪回睽違一年的世界冠軍，因而獲得高雄縣各界頒贈為國爭光匾額。照片來源：中華民國徐生明棒球發展協會

了保障學生能無憂無慮地打球，提供在校期間一律免繳雜費以及食宿供應，這使得徐生明可以安心地就學，也讓務農的徐家不必為徐生明的種種學習費用擔憂。客家農戶子弟徐生明因少棒熱潮而「玩球」進入棒球界，並揚名於 1971 年的全國少棒錦標賽上，進而協助臺灣奪下世界冠軍，歸國後進入美和中學而培養出一輩子的「棒球志業」，淋漓盡致地詮釋了「玩球得志」的堅持，並使其蛻變高飛，續航於棒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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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冠王夢想 1973 年，正空軍剛退役的譚信民未加入任何球隊，經由曾紀恩教練的牽線來到美和中學指導球員，徐生明於此開始接受譚信民指導蝴蝶球的技法，可惜隔年譚信民與日本職棒太平洋俱樂部獅隊（今日西武獅）簽約而離開臺灣。經過學習後的徐生明再度入選美和青少棒 A 隊參加南區青少棒選拔賽，拿下冠軍後順利入選進軍全國青少棒錦標賽的美和隊 14 人名單裡，可惜美和中學

圖 5 全國青少棒賽暨中華青少棒代表隊選拔賽打擊獎第一名照片來源：中華民國徐生明棒球發展協會

隊被對手華興中學隊擊敗，又再度錯過世界青少棒錦標賽冠軍，但徐生明拿到 63 年度全國青少棒賽暨中華青少棒代表隊選拔賽打擊獎第一名（如圖 5）。 1974 年臺灣基礎棒壇的聲威遠播，使得美國的《圖畫體育週刊（Sports Illustrated）》特別以「臺灣的棒球運動發展」來報導發展過程。在一片臺灣基礎棒壇欣欣向榮的時刻，徐生明再度入選美和青少棒 A 隊參加南區青少棒選拔賽，且在曾紀恩經理與宋宦勳教練的多年調教下，徐生明已經被視為與青少棒明星劉秋農並駕齊驅的選手。在美和青少棒 A 隊取得冠軍後，全國青少棒錦標賽中以 0.692 的打擊率拿下「打擊王」，成為中華美和青少棒隊的當家第四棒。赴美國比賽時，對美西隊時投出 15K 平大會紀錄，中華美和青少棒隊順利地贏得世界青少棒錦標賽冠軍，不僅圓了自己獲得世界青少棒錦標賽冠軍之夢想，更參與了臺灣首次「三冠王」盛宴，自己因而獲得保送資格，直升美和中學高中部以及美和中學青棒隊。 1975 年徐生明入選美和青棒隊 15 人名單，參加全國青棒選拔賽，但最終由華興中學青棒隊贏得冠軍。當時世界少棒聯盟允許各參加隊伍可以組「明星隊」參加，因此未獲得冠軍的美和青棒隊的徐生明也能以「明星選手」之姿，入選中華華興青棒隊，赴美參加世界青棒錦標賽。身為青棒菜鳥的徐生明於第三戰擔任先發，對決地主隊布羅瓦郡隊，以下墜球、外角曲球與機智的變化球投出了世界青棒賽兩屆以來的 16 次三振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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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徐生明的名字也因而被刻載於球場，名留羅德岱堡，最後中華隊在李宗源、劉秋農與徐生明等三巨投帶領下順利地完成世界青棒二連霸。於此刻，徐生明獲有「世界少棒」、「青少棒」與「青棒」等三座世界基礎棒球錦標賽冠軍，因而實踐了個人的世界基礎棒球錦標賽「三冠王」里程碑。

成棒榮耀基礎棒球成就輝煌的徐生明，在其順利地躍升成棒界時，上帝卻開了他一個大玩笑，使得其大專的成棒生涯沒有正式國際棒球舞臺可以表演。而棒球重返奧運之後，徐生明原本有望挑戰棒球體壇最高殿堂——奧運會，卻因人事問題而錯過，乃至徐總的球員生涯少了一塊拼圖，不過上帝給予他的挫折和試煉，並未擊敗他「忠」於棒球的心，徐總仍持續調整，用另一種方式來再造其另一個「成棒榮耀」。徐總的成棒生涯的起起伏伏，就讓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1977 年，徐生明雖然已經保送文化學院，並未以文化學院的竹林山成棒隊參加洲際盃世界棒球賽暨中華棒球代表隊選拔，而是代表空軍棒球隊，後來因空軍隊慘遭淘汰，因此未入選洲際盃賽的中華成棒隊。哪知事有變化，徐生明無緣參加正式的國際成人棒球錦標賽後，中華成棒隊則因奧運會籍問題而被禁止於正式的國際成棒賽之門外，直到 1981 年臺灣以「中華臺北」之名重返奧運後，臺灣才再度重回「正式的國際成棒賽」，因為此故徐生明的四年大學生涯雖有入選國手（如圖 6），卻苦無正式國際成棒賽可比，因而使得徐生明的大學生涯少了「正式國際棒球賽」的經驗。而徐生明歸回文化學院竹林山成棒隊後，所參加的國內第一場正式比賽，就是第一屆輔大、文化、臺北體專的自立杯大專三強對抗賽。 1978 年中華棒協決定從該年起，每年的春季與秋季等兩季中，選出年度最佳投手、最佳打擊者、打點最高選手、全壘打王與盜壘王等，由記者群們選出各守備位置最優的一

圖 6 重返奧運後，徐生明入選國手的獎狀照片來源：中華民國徐生明棒球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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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選手，以示鼓勵。於此新制度下，歸籍文化學院竹林山成棒隊的徐生明於年初隨球隊與日本名古屋成棒明星隊、日本法政大學棒球隊等隊友誼賽，多以中繼身分登場。國內成棒甲組春季聯賽開打時，徐生明也隨著球隊參加，這是他第一次參加的成棒聯賽。最後文化學院未搶進前六強而慘遭降級，導致竹林山觀音寺以「資金不足」終止對文化學院的贊助，所幸，當時味全食品公司跳出來採取「建教合作」方式贊助文化學院棒球隊，徐生明也因而與味全企業結下不解之緣。被降級的文化學院味全成棒隊整軍後，參加在臺北市立棒球場舉行的成棒乙組聯賽，該賽事由藍鷹、北體、味全（文化學院）與可口奶滋等四隊互相廝殺，最後味全成棒隊順利地贏得冠軍，再次晉升為甲組。 1979 年 1 月 1 日，美國與中共建交，中華棒協理事長謝國城發給世界少棒聯盟電文，公開重申「中美的棒球活動仍不變」。於此氛圍下，徐生明持續代表文化學院味全成棒隊，參加成棒甲組春季聯賽奪下冠軍，味全隊可選出 12 名選手成為中華成棒隊主力，當時徐生明首次入選成棒隊國手，但可惜的是並非打正式的國際棒球賽，而是遠赴美國阿拉斯加參加世界皇冠盃棒球賽。美國皇冠盃棒球賽時，曾因文化隊的國家名稱等相關問題無法順利出賽，經過我方代表的據理力爭後，總算同意文化學院使用中華民國之名、國旗與國歌，這是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後首次遭到美國要求禁止使用中華民國之名參賽的紀錄，最後球隊雖以第一輪淘汰作收，但徐生明與其他 2 名隊友被美國職棒芝加哥白襪隊相中，透露想網羅的意願，最終由於 3 人兵役限制而作罷。 1980 年初，徐生明於中華民國之國際體壇和國際棒壇受壓迫的洪流下，仍代表文化學院成棒隊參加自立杯，選出中華大專成棒隊出征美國，這是臺灣棒球史上第一支遠征美國本土的中華大專成棒隊。最後係由文化學院成棒隊贏得冠軍，並以文化學院成棒隊為主體選出代表隊，徐生明也雀屏中選。中華大專棒球代表隊遠征美國，以 6 勝 2 敗的佳績歸國。歸國後，徐生明隨即歸隊味全隊參加第一屆第二次梅花旗錦標賽，並一雪前恥，協助球隊贏得球隊的首座梅花旗冠軍。爾後隨隊參加春季成棒甲組春季聯賽，最後雖由陸軍奪冠，但徐生明入選五國棒球邀請賽的中華成棒隊國手，這是徐生明再度入選國家成棒隊國手，但可惜該場賽事並非攸關國際棒球排名的正式國際賽。接下來，徐生明代表味全隊參加成棒甲組秋季聯賽，最後由臺灣電力隊奪冠。臺灣電力隊成為中華成棒隊主體，而味全隊也因未闖進前四強，乃至無緣參加中華成棒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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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的選拔（參加隔年 9 月亞洲棒球錦標賽），徐生明因而又再次錯過成為國手參加正式國際棒球賽的機會。當年年底時，徐生明代表味全隊參加中華盃棒球錦標賽社會組，並獲得冠軍。在奧運會籍恢復後，中華國家棒球隊逐漸恢復參加正式國際棒球比賽。在此歷史背景下，大四的徐生明於年初先隨味全隊參加第一屆第三次梅花旗，可惜最後由葡萄王（輔大）奪下冠軍；再代表味全隊參加中美成棒邀請賽，其中徐生明投出了一場代表作，主投亞歷桑納大學隊，完投九局，三振對手 16 次，可惜最終以 0 比 0 握手言和，未能以勝投點綴此次代表作；爾後又以「味全隊唯一獲選」之姿，入選中華成棒代表隊赴韓參加「中韓成棒邀請賽」，可惜該賽事仍是友誼賽性質；回國後，隨味全隊赴日參加訪問賽，多以後援身分登場。在徐生明即將大學畢業前夕，味全食品公司決定將徐生明等五名文化大學球員編入公司體制內，成為味全公司正式職員。 1981 年 6 月，徐生明於文化大學畢業後於當兵期間被選入陸軍成棒隊，並代表陸軍成棒隊參加成棒甲組秋季聯賽，以救援身分登場，最後陸軍贏得秋季冠軍，被推選進入中華成棒隊遠赴尼加拉瓜、哥倫比亞參加國際棒球邀請賽，最後以 10 勝 2 和無敗的佳績歸國。 1982 年，為了備戰韓國舉辦的第二十七屆世界盃棒球錦標賽，中華棒協展開中華隊的選拔與組隊的討論，並作出不分成棒甲組或乙組，只要優秀軍能參加選拔、不漏選好手，以及集訓期必須達四個月以上等三大原則，並且不排除徵召投身日本業餘隊的臺灣籍好手。於此積極備戰的情況下，徐生明代表陸軍成棒隊參加世界盃成棒賽中華臺北成棒隊的選拔賽，可惜未入選最後世界盃的中華臺北成棒隊，再度錯過參加正式國際棒球賽的機會，但仍獲邀隨隊協助集訓。韓國世界盃棒球錦標賽，中視與華視均以實況轉播的方式轉播中華成棒隊的比賽，僅有臺視因本身公司興建大樓而需資金周轉，選擇以錄影轉播的方式來播放。最後，中華成棒隊與美國隊並列季軍，這是史上最好的一次世界盃成棒錦標賽戰績，因而獲得比利時邀請隔年（1983 年）洲際盃與後年（1984 年）的世界盃的參賽資格。中華成棒隊全隊歸國後，受到全國各界的盛大歡迎，皆推派代表到中正國際機場接機，並至慈湖向蔣中正總統陵寢致敬，規模猶如先前基礎棒球奪得世界棒球錦標賽冠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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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中華成棒代表隊將選出 25 名選手，集訓一個月後再選出菁英 20 人前往比利時參加洲際盃棒球錦標賽。回國後繼續集訓，並考慮再次徵召於日本打業餘隊的選手，再從中挑選 20 名參加 9 月的亞洲棒球錦標賽。選拔賽開打之際，徐生明代表陸光成棒隊（陸軍）參加，多以先發投手身分登板。最後陸光贏得冠軍，並入選中華臺北成棒隊 13 名候補國手。雖未入選比利時的第六屆洲際盃棒球錦標賽之中華臺北成棒隊國手，但有入選攸關進軍奧運的亞洲棒球錦標賽之中華臺北成棒隊國手，同時這也是徐生明的首次正式國際棒球錦標賽。赴韓比賽亞洲棒球錦標前日，竟與其他 7 名選手同遭食物中毒，所幸最後仍取得與日、韓等兩國並列冠軍之佳績，贏得進軍洛杉磯奧運會門票。回國後不久，徐生明自軍中退伍回到味全企業公司，加入味全企業棒球隊，同赴菲律賓參加中菲成棒邀請賽。由於表現優異且棒球經歷資深，使得皇家商業銀行隊表態強烈的網羅意願，以協助菲律賓重返亞洲棒球榮耀，但徐生明志不在此，最終沒有答應。另一主要原因是中華棒協理事長嚴孝章於中華臺北成棒隊贏得進軍洛杉磯奧運會門票時，曾與所有的國手取得默契，在隔年（1984）奧運會時，所有的球員應保留業餘資格，所有的球員要以國家榮譽為重，若要在加盟職業隊前，均須得到中華棒協的同意，且當下決定「由亞洲盃的成棒隊原班人馬參加奧運會」，展開長達一年的集訓，而其中 3 名於日本業餘隊服務的球員也將以請假身分參加奧運賽。 1984 年奧運年，徐生明成為中華臺北白隊，與中華臺北藍隊一同集訓，整軍以備洛杉磯奧運會。經過 10 場的對抗賽後，選出 40 人培訓名單。但因吳祥木總教練以左投手廖照鎔取代徐生明，導致徐生明落選而進入中華臺北成棒二隊，因此錯過了洛杉磯奧運會的參賽機會。無緣參加奧運的徐生明，仍代表中華臺北成棒二隊參加中美友誼賽，徐生明獨撐九局，僅被擊出 1 支安打，投出 8 次三振，以 4 比 0 完封美國學園隊。隨後中華成棒二隊又轉飛荷蘭，參加第十三屆哈連盃國際成棒邀請賽。在其新婚妻子謝榮瑤的建議、鼓勵及味全企業公司的牽成等因緣下，決定前往韓國加盟味全的姊妹企業——韓國化妝品棒球隊，於 1985 年獲得優秀投手賞（如圖 7）。於此期間同時攻讀韓國中央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學位（主修體育教育），因而成為臺灣棒球史上第一位到國外留學的現役球員，並成為韓國首位外籍棒球員。回顧徐生明大專、業餘成棒等生涯的一些缺憾，並未阻礙他對的棒球熱情，決定以另一種方式繼續投身於他最愛的棒球，最終也逐步地轉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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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棒總教練 1989 年中華職業棒球聯盟成立，共有兄弟象、統一獅、味全龍與三商虎 4 支球隊，由中華棒協理事長唐盼盼擔任第一任聯盟會長。徐生明與林華韋一同在 1990 年受中華棒協安排，赴日本隨日本職業巨人隊學習訓練法。歸國期間正逢中華職棒元年，於臺北市立棒球場開打，開幕戰由兄弟象出戰統一獅，由張豐緒開球，旅日棒球名將王貞治揮出職棒史上第一棒，兄弟象投手張永昌投出

圖 7 在韓國化妝品棒球隊期間獲得優秀投手賞照片來源：中華民國徐生明棒球發展協會

第一顆球展開職棒第一年球季，徐生明也獲邀擔任味全職業棒球隊教練，展開執教職業棒球隊的生涯。徐生明鍾情於味全公司，因而決定以教練身分加盟，展開了徐生明的職業教練的棒球生涯。身為投手教練的徐生明，調整黃平洋、史東、賈西三人負責一週 3 場的賽事，使其三人固定輪值先發，表示一週 3 場賽事只要贏得 2 場，即可贏得冠軍，此策略的順利奏效，使得味全龍隊順利贏得職棒下半季冠軍，最後味全龍擊敗三商虎贏得職棒元年首座冠軍。 1991 年，味全龍隊決定將教練徐生明升為總教練，原本宋宦勳總教練改聘為顧問，而成為臺灣職棒史上最年輕的總教練（32 歲又 3 個月）。當年上半季，率領味全龍贏得冠軍，是為個人職掌總教練的第一座季冠軍，但與下半季冠軍統一獅進行總冠軍賽，最後以 3 勝 4 敗錯失總職棒二年冠軍獎杯。 1993 年，徐生明（以下以徐總代稱徐生明）登錄為味全龍總教練兼投手，所幸整年如其所願「備而不用」，整年沒有登板投球，成為臺灣職棒史上第一位具有總教練及球員雙重身分的棒球人。球季期間，獲得教育部國光體育獎章「有功教練」獎。這年 8 月龍師大戰，發生首宗職棒球員毆打裁判事件，徐總與黃煚隆一同遭到禁賽，禁賽 3 場與罰金 5 萬。球季結束，味全龍隊並未闖進總冠軍賽。但徐總仍擔任龍、熊聯軍的總教練，以應戰美國職棒洛杉磯道奇隊的訪臺友誼賽。等到比賽結束後，徐總以「心理壓力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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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由，辭去還有一年多合約的味全龍隊總教練一職，提前與味全龍隊解約。 1994 年，徐總再度進入職棒圈，加盟時報鷹職業棒球團，擔任投手教練，同時擔任時報鷹業餘隊的教練。然而此時，徐總的痛風症狀有嚴重的趨勢，食用「止痛劑」來抑制病情，此外又被聘任中華臺北奧運成棒培訓隊執行教練，因而辭去時報鷹職業球團投手教練一職，轉任時報鷹業餘隊總教練，保持「業餘身分」來實現自身的奧運棒球夢。進入奧運培訓團隊後，提出中華成棒培訓隊 45 人名單，以及獲得奧運參賽權為目標的訓練計畫，積極地備戰、實踐奧運奪牌目標。 1995 年底，在味全郭榮祺董事長積極地聯繫下，徐總決定婉拒兄弟象隊盛情邀約，決定重返味全龍隊，擔任該隊隔年職棒 7 年總教練。1996 年，重任味全龍隊總教練的徐生明於開賽之初，訂下重返 A 級球隊的 50 勝目標。此外，當時時齡 19 歲的張泰山（如圖 8）受徐總的要求，以練習生身分加盟味全龍隊，成為職棒史上最年輕球員紀錄，而

圖 8 徐生明與其愛徒葉君璋（左 1）和張泰山（右 1）的合影照片來源：中華民國徐生明棒球發展協會

張泰山以優異的熱身賽成績，獲得職棒正式賽的先發位置。味全龍隊贏得下半季冠軍，與統一獅進行職棒 7 年總冠軍賽，可惜最後敗給統一獅，無法順利登上職棒總冠軍。 1997 年職棒 8 年開打之際，徐總與時報鷹李瑞麟總教練一同以 36 萬月薪成為職棒最高薪總教練。球季間，也順利地達到個人執教職棒球隊 200 勝里程碑，並且率領球隊拿下下半季冠軍。年終頒獎時，徐總獲選為年度最佳總教練，這是徐總執教生涯的首次最佳總教練獎。 1998 年職棒 9 年首度不分上下半季，徐總率領味全龍隊以第三名成績闖進季後賽，並擊退第二名統一獅，再以灰姑娘之姿擊敗年度冠軍興農牛，拿到職棒九年總冠軍，完成味全龍二連霸，年終頒獎再度獲得年度最佳總教練。 1999 年職棒 10 年開打前，由於職棒氛圍經營不易，連續兩年獲得年度最佳總教練的徐總，共體時艱月薪減為 35 萬，續約兩年擔任味全龍隊總教練。球季開打後，當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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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徐總疑因不願配合打假球，而遭不明人士以刀刺傷臀部送醫。季賽結束，又再度率領味全龍隊以年度第三名成績闖進季後賽，擊敗第二名統一獅，闖進總冠軍賽，並順利擊敗年度冠軍的中信鯨，完成味全龍首次的三連霸，成為史上唯一三連霸本土總教練，也再度獲得年度最佳總教練（如圖 9）。該年年底味全龍爆發解散消息，雖在各方的努力下，由頂新集團領導的味全龍隊仍宣布解散，三商虎也宣布解散，中華職棒剩下 4 支隊伍（兄弟、統一、興農、和信）。徐總因與味全公司的淵源而進入職棒圈執教，其直率的性格，也為職棒創造了許多另類紀錄；而其靈活的帶兵能力，也為自己締造了許多輝煌紀錄。親身參與了職棒的顛峰，以及職棒簽賭的一落千丈，和兩聯盟的紛爭與統合等，見證了職棒的發展歷程，而且也因為職棒教練的莫大壓力，賠上了自身的健康。徐生明帶兵進軍雅典奧運會開打之際，因長期

圖 9 年度最佳總教練講座照片來源：中華民國徐生明棒球發展協會

服用止痛劑，使得腎臟的病變更趨嚴重，出國前徐總曾與妻子討論健康情形，但他的妻子深知徐總的個性，任何人都無法勸阻他已決的心意，只能默默支持徐總的逐夢歷程。徐總在出發之前，預先交代妻子「遺言」，謝榮瑤女士也吩咐同行隊醫要多關照徐總身體狀況，並未透露嚴重的腎病情況，不希望因此而影響了國家棒球代表隊的表現。賽事期間的巨大壓力，造成徐總病情加重，但他仍強忍著身體不適，率領國家隊完成奧運會的比賽。回國後直接入院接受腎臟移植，順利度過生命的關卡得以再繼續站在球場上。 2005 年職棒 16 年，徐總擔任中信鯨總教練，於季賽中達到職棒總教練生涯 500 勝里程碑，但該球季的賭影幢幢，徐總甚至被媒體影射職棒簽賭，使得中信鯨以第四名成績作收，乃至球季結束後兩週，無預警撤換徐總教練一職。徐總雖還有一年的合約，但堅持自身清白，拒絕接受任何後續的酬庸行政職。直到 2008 年的中華職棒 19 年下半球季，興農牛球團等到徐總的大學聘書期滿時，再度邀約徐總復出接任興農牛職業棒球隊總教練。 2009 年職棒 20 年，季賽開打前，因興農牛隊球員加入球員工會，徐總與領隊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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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以「督導球員不力」為由向球團請辭，獲董事長楊文彬予以慰留，繼續帶領興農牛闖進 2009 年季賽，最後拿下第三名（共 4 隊）。2010 年職棒 21 年，續任興農牛總教練，以 65 勝 53 敗 2 和拿下上半季冠軍，與兄弟象進行總冠軍戰，最終以 0 勝 4 敗敗陣下來，因而轉任二軍總教練。2011 年職棒 22 年，持續擔任興農牛二軍總教練，也返回母校美和中學擔任青棒隊教練，並返鄉擔任全國運動會棒球資格賽屏東縣代表隊教練。 2012 年職棒 23 年結束，興農牛轉手，由義聯集團買下，並將隊名更改為「義大犀牛」，聘請徐總擔任總教練一職，於年底的職棒選秀，選進了旅美好手胡金龍、高國輝等人，使得戰力大為提昇，並找來柴克、希克等洋投及美國職棒明星曼尼加盟（如圖 10），一時之間增強義大犀牛奪冠的機會，也考驗著徐總的棒次安排和野手調度的智慧。

圖 10 徐生明與曼尼跟美濃少棒學員在澄清湖棒球場合照照片來源：中華民國徐生明棒球發展協會

2013 年職棒 24 年球季開打，有多名好手加盟的義大犀牛，氣象一新，不僅成為上半球季平均觀眾人數最多的人氣王球隊，且在徐總多變的戰術下，拿下了許多的關鍵勝利，使得義大犀牛奪下 2013 年職棒上半季冠軍，並且達成個人職棒總教練 700 勝里程碑。 2013 年 8 月 24 日，當天下午徐總率隊與兄弟象隊在天母棒球場進行二連戰，賽後還與

臺灣棒球界允文允武的高雄囝仔——徐生明總教練

太太在住家附近散步、慢跑，並無異狀。徐總回到家後，坐在沙發上休息突然心因性心臟休克倒臥在地，經過緊急急救處理，仍未起色，送至醫院時已無生命跡象，未經其他痛苦治療下宣告急救無效辭世，享年 55 歲。下半季徐總仍率領義大犀牛拿下 14 勝 13 敗成績，累計職棒總教練生涯 17 年共拿下 715 場勝利。

回饋家鄉高雄美濃除了被譽為「博士」、「校長」、「教師」之鎮，也有讓美濃人光榮回憶的棒球運動話題。第一支少棒隊成立於 1929 年，當時美濃公學校（美濃國小）日本教師安田良一熱愛棒球，為配合當時政府獎勵學校推廣棒球，所以組織了一支少棒隊，球員都以高等科學生為主，林接賢、黃福盛為投捕手，是為美濃棒球第一代主力球員。1940 年，日本教師內田郁三在美濃另組一支少棒隊，由於訓練過程非常嚴格，因此球隊實力堅強，在高雄地區稱霸一方，當時球員有宋宦勳、鍾美連、鍾景昌、吳寧德、邱永慶、廖安秀、溫秋騰、劉冬景、張富真、黃錦廷等，此階段堪稱美濃棒球第二代。靈魂人物宋宦勳擔任職棒元年味全龍隊總教練，率領全隊奪得職棒元年總冠軍，而宋宦勳教練生涯曾奪得少棒、青少棒、青棒、成棒與職棒冠軍，實為臺灣棒壇前所未見的五冠王教練。美濃棒球第三代人物，則以徐生明、張永昌等為代表性人物，鍾美連、吳寧德為其啟蒙教練。當年乾涸的中正湖經常成為小朋友揮棒的棒球場地。當時美濃 8 所國小皆擁有自己的球隊，在田野間三五成群打軟式棒球，這是當時農村時期最為風靡時興的娛樂活動（如圖 11）。徐總曾當選少棒、青少棒、青棒國手，勇奪世界冠軍為國爭光，為美濃人引以為傲的家鄉子弟。然放眼當今，外流人口嚴重，升學壓力掩蓋了學校推展運動之意願，美濃棒球人口不再，且因大環境的急遽變遷，反而青少年犯

圖 11 50 年代乾涸的中正湖經常成為小朋友揮棒的棒球場地照片來源：美濃月光山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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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時有所聞，青少年吸毒事件更是社會新聞關注的焦點，這種行為如果不加以禁止與輔導，勢必造成青少年更多的疾病、意外傷亡，及其他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 2009 年為了讓美濃地區的青少年快樂又能學打棒球，臺灣地區美濃博士學人協會古錦松秘書長邀請徐總回鄉加入臺灣地區美濃博士學人協會行列，並擔任暑期棒球營教練，期間曾舉辦過三屆美濃暑期棒球營、美濃 OB 棒球比賽，讓人深刻感受到徐總細膩的洞察力與溫暖的愛心，和他平時不苟言笑的外表大相逕庭。徐總早期擔任職棒總教練期間，他都會固定捐款幫助美濃國小及美和棒球隊，秉持念茲在茲的心態回饋家鄉及母校。2012 年 2 月，徐總與古秘書長兩人在曾紀恩總教練告別式的場合再遇，有感而發提及振興美濃棒球的想法，長談後第三天即提出「美濃少棒十年培育計畫」。推行之初，非常幸運地就獲得張永昌、張發昌、鍾國豪、劉紹興、鍾沛東、劉正光、鍾建文……等教練的支持，而最重要的經費也獲得美濃博士學人協會理監事、美濃鄉親熱情的經費贊助 586 萬元，尤其在吳朝筆總經理、張吉安總裁、鍾昆宏社長等協助下，短短三個月，就順利地將這個計畫在美濃國中的棒球場上推展開來（如圖 12）。徐總的初衷，不外乎想讓 e 時代美濃人的年少時光，投入在棒球的樂趣裡而不是電玩的虛擬世界或毒品的戕

圖 12 2012 年 4 月 1 日推動美濃少棒十年培育計畫時教練團與學員照片來源：古錦松拍攝

臺灣棒球界允文允武的高雄囝仔——徐生明總教練

害裡，同時也想讓美濃人光榮回憶的話題——棒球再度飛躍，期盼能培養出道地美濃棒球第四代人物。徐總曾經說過，棒球運動是需要大量人力、物力、金錢及土地投入，才可能成功的運動，雖然我們的力量薄弱，但是我們擁有客家人直往前衝的拚勁精神，期待透過十年不斷招募新血、長期培訓及向下扎根，總有見樹見林的一天。徐總於 2012 年年底受到義大犀牛高層青睞，網羅擔任該隊棒總教練，但不忘初衷的他，一有空檔都會回球場教球，也會安排子弟兵到職棒球場感染比賽氛圍，讓偏鄉的孩子真實地踏上臺灣職棒比賽場地，更近距離與職棒明星擊掌及合照。徐總於 2013 年 8 月 24 日猝逝前幾天，還以義大犀牛總教練身分到澎湖菊島盃關懷基層少棒比賽，親自到現場看他第一代的子弟兵講在美球場的比賽情況，並記下各小球員的缺失，原計畫於 2013 年 10 月職棒比賽結束後再來個別加強，真的是傳愛家鄉，扎根美濃少棒（如圖 13）。

圖 13 徐生明以義大犀牛總教練身分到澎湖菊島盃關懷基層少棒照片來源：古錦松拍攝

結語徐生明總教練為臺灣近五十年來棒球發展的縮影，他在三級棒球時代，是巨人少棒、美和青少棒與青棒隊隊員，也得到少棒、青少棒與青棒等級別的世界冠軍。成棒時代，則是我國成棒實力開始邁向頂尖時期的球員。更是臺灣具有棒球國手資格者，取得體育碩士之第一人。他的教練生涯起步甚早，更遇上我國開始發展職棒運動的階段，擔任過味全龍、雷公、第一金剛、中信鯨、興農牛、義大犀牛等隊教練。徐總不僅見證臺灣棒球躍上國際舞臺爭取榮光，更是親身參與棒球蛻變成國球的歷程。徐總是從高雄美濃客家庄長大的棒球人，從其身上可以深掘得出客家人勤儉硬頸、機伶應對、靦腆內斂、重知識學養等文化泉源。徐總的成長家庭並不寬裕，但憑藉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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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賦與苦練而響亮於少棒界，因而獲得美和中學的青睞，被延攬入學，不讓家人煩惱升學、衣食等問題；其沉著勤學地對棒球知識和技術下功夫，更讓他躍升為美和隊與國家隊的主力強棒與投手。透過繼續升學、進修，持續提升知識、技術等方面的涵養，於球場上更顯機伶與自信。徐總將其一生所學奉獻於臺灣棒球的培育與扎根，最後也如願地以總教練之姿進軍雅典，完成參賽奧運的心願。細嚼徐總於場上幕前的經歷，即如深品 1970 年代以降臺灣棒球由興盛、沉潛、再榮耀與蛻變成國球等歷程。徐總輝煌的棒球人生，不僅為臺灣棒球界樹立良好典範，也為美濃棒球扎根重燃光點，推動美濃少棒十年培育計畫的理念。為了紀念有「棒球魔術師」之稱的徐總，自 2013 年起於其最愛的土地——美濃舉辦「徐生明國際少棒錦標賽」，希望這個比賽未來能如徐總拿手的蝴蝶球，越飛越精彩、越辦越有意義（如圖 14）。同時希望藉由這項賽事，傳承徐總「有機會，絕不放棄」精神，也讓參賽選手從小就能記住：「只要穿上球衣的一天，就是要把自己分內的事做好。」因為，徐總一輩子身體力行，即使走到生命的終點，他仍穿著球衣，認真到最後一分一秒。

圖 14 第四屆徐生明國際少棒錦標賽邀請陳副總統建仁當開球貴賓照片來源：中華民國徐生明棒球發展協會

臺灣棒球界允文允武的高雄囝仔——徐生明總教練

徐生明大事紀年表年分

生平史事紀要

1958 年

9 月 11 日誕生於高雄縣美濃鎮東門樓附近。

1965 年

就讀高雄縣美濃鎮美濃國小。

1968 年

進入球隊裡擔任捕手，被鍾美連、吳寧德等兩位教練調教為投手。

1969 年

參加第一屆全國少年棒球錦標賽，美濃隊首先擊敗屏東市中正國小少棒隊，但後輸給了臺南市永福國小少棒隊。

1970 年

被選入高雄縣少棒代表隊，以當家第三棒固定先發登場，並時任野手與投手。高雄縣隊最終以 5 勝 6 敗 1 和的成績無緣進軍全國選拔賽。

1971 年

1. 獲臺南市巨人少棒隊選入，進軍全國少棒選拔賽。於全國大賽的首場比賽，投出了一場「完全比賽」。 2. 臺南市巨人少棒隊在許金木與吳誠文等兩投手優異的表現下，奪回睽違一年的世界冠軍。

1972 年

入選為美和青少棒隊的主力（A 隊），參加南區選拔賽，並贏得南區代表隊資格進軍全國大賽。

1973 年

1. 於此時開始接受譚信民指導蝴蝶球的技法。 2. 獲南部七縣市青少棒賽功勞獎（與許金木並列獲獎）。 3. 再度入選美和青少棒 A 隊參加南區青少棒選拔賽，並拿下冠軍，順利入選進軍全國青少棒錦標賽的美和隊 14 人名單裡。

1974 年

再度入選美和青少棒 A 隊參加南區青少棒選拔賽，被視為與青少棒明星劉秋農並駕齊驅的選手；獲得冠軍後，也順利入選進軍全國青少棒錦標賽的美和隊 13 人名單；赴美國比賽時，對美西隊時投出 15K 平大會紀錄，贏得世界青少棒錦標賽冠軍。

1975 年

入選中華華興青棒隊，赴美參加世界青棒錦標賽，投出了世界青棒賽的 16 次三振最高紀錄，最後中華青隊順利地完成世界青棒二連霸，實踐個人世界基礎棒球錦標賽三冠王夢想。

1976 年

再度入選美和青棒隊主力名單，贏得全國青棒錦標賽冠軍，遠赴美國參加世界錦標賽，也順利贏得錦標賽冠軍。

1977 年

1. 代表空軍虎風棒球隊參加臺灣省主席杯棒球錦標賽。 2. 入選美和青棒隊主力參加全國青棒錦標賽贏得冠軍。遠赴美國參加世界青棒錦標賽，贏得世界冠軍。 3. 保送文化學院體育系就讀。 4. 代表空軍棒球隊參加洲際盃世界棒球賽暨中華棒球代表隊選拔賽。 5. 歸籍文化學院竹林山成棒隊，參加第一屆自立杯大專三強對抗賽。

1978 年

1. 代表文化學院竹林山成棒隊，與日本名古屋成棒明星隊、日本法政大學棒球隊等作友誼賽。 2. 代表文化學院竹林山成棒隊參加成棒甲組春季聯賽。

1979 年

1. 代表文化學院味全成棒隊，參加成棒甲組春季聯賽，奪下冠軍。 2. 代表文化學院成棒隊遠赴美國阿拉斯加參加世界皇冠盃棒球賽。 3. 代表文化學院味全成棒隊參加成棒甲組秋季聯賽，而味全隊以積分第一贏得年度總冠軍。 4. 代表味全隊參加第一屆成棒梅花旗爭奪戰。

1980 年

1. 代表中華大專成棒隊遠征美國，以 6 勝 2 敗的佳績歸國。 2. 代表味全隊參加第一屆第二次梅花旗錦標賽贏得冠軍。 3. 入選五國棒球邀請賽中華成棒隊國手，該賽事非正式國際賽。 4. 代表味全隊參加成棒甲組秋季聯賽。 5. 代表味全隊參加中華盃棒球錦標賽社會組獲得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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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表）

年分

1981 年

1982 年

1983 年

1984 年

1985 年

1986 年

生平史事紀要 1. 代表味全隊參加第一屆第三次梅花旗。 2. 代表味全隊參加中美成棒邀請賽，徐生明主投亞歷桑納大學隊，完投九局，三振對手 16 次，最後以 0 比 0 握手言和。 3. 入選中華成棒代表隊赴韓參加「中韓成棒邀請賽」。 4. 代表味全隊赴日參加訪問賽。 5. 為味全公司正式職員。 6. 代表陸軍成棒隊參加成棒甲組秋季聯賽，被選進中華成棒隊遠赴尼加拉瓜、哥倫比亞參加國際棒球邀請賽。 1. 代表陸軍成棒隊參加中韓成棒友誼賽。 2. 代表陸軍成棒隊參加世界盃成棒賽中華臺北成棒隊選拔賽。 1. 代表陸光成棒隊參加中華臺北成棒隊選拔賽，並入選中華臺北成棒隊 13 名候補國手。 2. 入選進軍奧運的亞洲棒球錦標賽之中華臺北成棒隊，此賽事為首次正式國際棒球錦標賽；赴韓比賽於比賽前日與其他 7 名選手食物中毒。最後贏得進軍洛杉磯奧運會門票。 3. 退伍回到味全企業公司，加入味全企業棒球隊。 4. 赴菲律賓參加中菲成棒邀請賽，獲皇家商業銀行隊網羅的邀約。 1. 代表中華臺北成棒二隊參加中美友誼賽，以 4 比 0 完封美國學園隊。 2. 代表中華臺北成棒二隊赴荷蘭參加第十三屆哈連盃國際成棒邀請賽。 3. 9 月 17 日與從美和中學起即交往的女友謝榮瑤女士結婚。 4. 赴韓加盟味全的姊妹企業——韓國化妝品棒球隊，同時攻讀韓國中央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學位（主修體育教育），成為臺灣棒球史上第一位到國外留學的現役球員，並成為韓國首位外籍棒球員。 5. 加盟韓國業餘棒球隊才兩星期，即獲得年度最佳投手獎，成為韓國傳媒的報導焦點。 1. 協助韓國化妝品業餘成棒隊陸續贏得韓國社會組夏、秋季雙料冠軍、釜山市長杯冠軍、產業聯盟秋季大賽冠軍。 2. 代表韓國化妝品業餘成棒隊來臺參加國際棒球邀請賽，成為臺灣首位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球員，代表外國球隊在自己國家比賽的球員。隨韓國化妝品業餘成棒隊來臺參加國際棒球邀請賽，也於返國期間參加文化輔大校友棒球表演賽。

1987 年

隨韓國化妝品業餘成棒隊來臺參加國際棒球邀請賽。

1988 年

1. 返國期間，以味全隊身分參加中華盃棒球賽，由於味全擁有旅日、韓與臺灣選手（吳復連、林易增、徐生明），因而被稱為三國聯軍。 2. 協助韓國化妝品業餘成棒隊贏得全韓聯賽冠軍（三連霸）。 3. 在韓國中央大學以〈野球投手的訓練傷害原因調查研究︰臺灣的大學社會組投手為中心〉論文取得碩士學位。 4. 漢城奧運開打之際，因為人正在韓國，而被選為奧運代表團成員，主要負責翻譯工作。 5. 獲邀擔任中華臺北成棒藍隊教練，開啟國家隊教練生涯。 6. 因韓國職棒尚未開放外籍選手，且個人的生涯規畫等因素，而返國服務於文化大學，並接掌美孚巨人棒球隊的教練職。 7. 協助中華臺北藍隊贏得港都盃冠軍，取得前進阿根廷國際棒協會長杯的門票，也是首次以教練身分參加正式國際棒球比賽。

1989 年

1. 成為 1992 年中華臺北成棒培訓隊投手教練，該支國家代表隊成為史上平均年紀最輕的國家隊。 2. 於中正盃甲組成棒賽臺中預賽，率領美孚巨人對抗虎風棒球隊，於七局下半上場扛起救援穩下陣腳。 3. 隨中華成棒培訓隊遠赴古巴、波多黎各，陸續參加古巴國際棒球邀請賽與第九屆洲際盃棒球錦標賽。 4. 隨中華成棒培訓隊赴韓國參加第十五屆亞洲棒球錦標賽。 5. 隨中華成棒培訓隊參加國內舉辦的第二屆國際會長杯棒球錦標賽。

臺灣棒球界允文允武的高雄囝仔——徐生明總教練

（續上表）

年分

1990 年

1991 年

1992 年

1993 年

1994 年

1995 年

1996 年

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

生平史事紀要 1. 與林華韋一同受中華棒協安排，赴日本隨日本職業巨人隊學習訓練法。 2. 獲邀擔任味全職業棒球隊教練，展開執教職業棒球隊的生涯。 3. 7 月味全龍與三商虎的比賽，認為裁判未作出天降大雨比賽結束之裁定有失公平，因而直接將球員召回休息室，乃至日籍裁判柏木敏夫強制將徐生明驅逐出場，成為徐生明首次於職棒場合被驅逐出場的紀錄。 4. 離開美孚巨人成棒隊，專職味全龍職業棒球隊教練。協助味全龍隊順利贏得職棒下半季冠軍。最後味全龍擊敗三商虎贏得職棒首座冠軍。 5. 獲職業棒球聯盟安排，赴日本參加美日職棒研習會。 1. 獲味全龍隊升為總教練，成為臺灣職棒史上最年輕的總教練（32 歲又 3 個月），且調整薪資後成為最高薪教練（11 萬）。 2. 獲中華棒協邀請製作統一基本教材，當作訓練教材。 3. 6 月，兄弟象對決味全龍，六局上半，戰績 2 比 2，裁判暫停比賽，但雙隊教練認知不同，徐總認為根據大會規定理應停止比賽，而率隊離開球場，導致兄弟象隊球迷闖進場上，以及丟擲座椅，最後兩球團均遭處分，裁定兄弟以 9 比 0 獲勝，此是為職棒的「六一事件」。 4. 率味全龍贏得上半季冠軍，是為個人職掌總教練的第一座季冠軍。 1. 職棒選秀會上抨擊歸國的呂明賜與丙組球員一同選秀，是對呂選手的一種羞辱。 2. 與統一球團一同向職棒聯盟抗議開賽前兩小時需到球場的規定。 3. 擔任味全龍、統一獅與三商虎等三隊聯軍的總教練，對抗拿下上下半季冠軍的兄弟象隊。 1. 登錄為味全龍總教練兼投手，整年沒有登板投球，成為臺灣棒球臺灣職棒史上第一位具有總教練及球員雙重身分的人物。 2. 獲得教育部國光體育獎章「有功教練」獎。 3. 8 月，龍（味全）獅（統一）大戰，職棒發生首宗球員毆打裁判事件，徐總與黃煚隆一同遭到禁賽，禁賽 3 場與罰金 5 萬。 4. 擔任龍熊聯軍的總教練，應戰來訪的洛杉磯道奇隊。 5. 辭味全總教練一職，與味全龍隊提前解約。 1. 加盟時報鷹職業棒球團，擔任投手教練，並也擔任時報鷹業餘隊的教練。 2. 獲聘擔任中華臺北奧運成棒培訓隊執行教練，辭時報鷹職業球團投手教練一職，轉任時報鷹業餘隊總教練。 3. 提出中華成棒培訓隊 45 人名單，與獲得奧運參賽權為目標的訓練計畫。 1. 率領中華臺北成棒隊與職棒球團進行「木棒 vs 鋁棒對抗賽」，並擔任開幕國歌演唱人。 2. 率領中華臺北成棒隊參加第一屆太平洋運動會棒球賽。 3. 率領中華臺北成棒隊赴日本，參加第十八屆亞洲棒球錦標賽。賽後請辭總教練一職，但獲慰留，再率隊參加古巴的第十二屆洲際盃。 4. 率隊中華臺北成棒隊參加第十二屆洲際盃。 5. 重返味全龍隊，擔任該隊職棒 7 年總教練。 1. 時齡 19 歲的張泰山受徐生明的要求，以練習生身分加盟味全龍隊，成為職棒史上最年輕球員紀錄。 2. 率領味全龍隊贏得下半季冠軍，與統一獅進行職棒 7 年總冠軍賽。 1. 與時報鷹李瑞麟總教練一同成為職棒最高薪教練（36 萬）。 2. 拿下職棒總教練 200 勝戰績。 3. 率領味全龍隊贏得下半季冠軍，對抗二代鷹，拿下職棒 8 年總冠軍。 4. 獲選為年度最佳總教練。 1. 職棒首度不分上下半季。味全龍隊以第三名成績闖進季後賽，擊敗年度冠軍興農牛，拿到職棒 9 年總冠軍。完成味全龍二連霸。 2. 再度獲得年度最佳總教練。 1. 4 月，遭不明人士以刀刺傷臀部，疑似因不願配合打假球之故。 2. 年度第三名成績闖進季後賽，順利擊敗中信鯨完成味全龍首次的三連霸，成為史上唯一三連霸本土總教練。 3. 獲得年度最佳總教練（連續 3 年獲得），味全龍年底宣布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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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卷 | 第1期

（續上表）

年分

2000 年

2001 年

生平史事紀要 1. 率領部分味全龍隊球員加盟那魯灣臺灣職棒大聯盟。 2. 成為高屏雷公隊總教練。 3. 8 月雷公隊對上遠傳勇士隊，因爭議球，徐生明脫上衣抗議，創下臺灣職棒史上第一次脫衣抗爭的歷史紀錄。 4. 雷公隊以第三名成績闖進季後賽。於臺灣大聯盟總冠軍賽第二戰，因抗議主審曾誌賢未制止太陽隊整理場地，踢本壘版泥土抗議，而遭驅逐出場，成為臺灣職棒史上第一位在總冠軍賽被驅逐出場的總教練。 1. 續任高屏年代雷公隊總教練。 2. 拿下職棒總教練 400 勝記錄。

2002 年

續任高屏年代雷公隊總教練。

2003 年

1. 擔任亞洲棒球賽中華臺北成棒隊組教練。 2. 加入中信鯨球隊教練團，以「85」球衣擔任投手助理教練。 3. 中信鯨爆發球員涉及簽賭打假球，總教練請辭，由徐生明接任中信鯨總教練。 4. 率領以職棒球員為主體的中華臺北成棒隊遠赴日本參加第二十二屆亞洲棒球錦標賽，以亞軍成績闖進雅典奧運會棒球賽。

2004 年

1. 續擔任中信鯨總教練。 2. 拍攝寶礦力水的電視廣告「鐵血教練篇」。 3. 以中華臺北成棒隊總教練身分與陳水扁總統會談，陳總統當下允諾協調海外職棒球團，奧運棒球賽前讓旅外球員回中華隊助陣。 4. 在身體不適的情況下，率隊前往雅典參加奧運棒球賽。歸國時趕緊低調送醫。 5. 11 月，接受親弟徐正明的捐腎，展開換腎手術。

2005 年

1. 續任中信鯨隊總教練。 2. 當選美和中學校友會會長。 3. 生涯職棒總教練第 500 百勝出爐。 4. 被媒體影射職棒簽賭，乃至球季結束後，中信鯨無預警撤換徐生明總教練一職。

2006 年

1. 擔任世界棒球經典賽緯來電視網球評。 2. 成為中華職棒退役聯盟（OB）正式會員。

2007 年

1. 發行個人自傳《淬鍊》一書。 2. 獲聘擔任中華棒協亞運、奧運棒球選訓召集人。 3. 獲邀第三十七屆世界盃棒球錦標賽中日大戰開球嘉賓。

2008 年

1. 職棒 19 年下半季，復出接任興農牛隊總教練，出賽 40 場，拿下 12 勝 28 敗。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1. 因興農牛隊球員加入球員工會，與領隊劉志昇以「督導球員不力」為由向球團請辭，獲董事長楊文彬予以慰留。 2. 續任興農牛總教練，以 57 勝 60 敗拿下第三名（四隊）。 1. 續任興農牛總教練，拿下上半季冠軍，與兄弟象進行總冠軍戰，以 0 比 4 敗陣下來，轉任二軍總教練。 2. 因未參加臺灣大賽第二場賽後記者會，遭罰 1 萬元。 1. 擔任美和中學青棒隊教練，參加超級杯全國青棒爭霸賽。 2. 擔任全國運動會棒球資格賽屏東縣代表隊教練。 3. 由興農二軍總教練轉任技術顧問。 1. 回鄉推展美濃少棒十年培育計畫，擔任義務教練。 2. 年底接任義大犀牛總教練。 1. 率領義大犀牛，以 35 勝 24 敗 1 和成績拿下上半季冠軍。 2. 職棒總教練生涯 17 年，共拿下 715 勝。 3. 8 月 24 日，突然心臟心因性衰竭倒趴在地，22 時 23 分急救無效辭世，享年 55 歲。

臺灣運動選手的搖籃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從軍營到左訓到國訓中心

臺灣運動選手的搖籃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從軍營到左訓到國訓中心撰文／國立高雄大學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副教授莊淑姿

鄰近高雄市世運主場館和高雄左營軍營的「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是臺灣國家運動選手的搖籃，多少臺灣國家選手歷經流汗流淚的努力，在國際運動賽事上發光發熱，為臺灣在國際體壇上爭取能見度，讓世界看見臺灣；這些選手們都在這裡成長茁壯。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前身為民國 65 年（1976）成立的左營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而此一區位在成立運動訓練中心之前，是國軍的左營基地的一部分，今天，就讓我們跟隨著臺灣運動選手健兒的成長軌跡，來趟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之時光回溯之旅吧。

壹、從軍營到左營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一、左營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的從無到有：民國 65 年（1976）之前…… 話說臺灣運動選手健兒的訓練史，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民國 13 年（1924）8 月 24 日「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簡稱「全國體協會」）成立，1 是中華民國全國性體育運動的領導組織。此一組織在民國 20 年（1931）被國際奧委會承認為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後於民國 62 年（1973）改組，改稱為「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分立出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再於民國 78 年（1989）12 月 23 日更名為「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屬於非營利組織的人民體育團體。雖然屬於人民團體，但是在政府成立正式的體育相關組織之前，它亦身負著訓練臺灣運動健兒的重要任務。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會史簡介〉。資料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 日。網址：http://www.tpenoc.net/?page_ id=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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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60 年（1971）臺灣在聯合國席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後，在外交處境陷入低潮，參與國際賽會的機會也受到排擠，為求突破外交困境，體育競技成為爭取國際能見度的重要項目。針對選手培育與訓練的需求，和設備及場地的建置，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以下簡稱中華體協）於民國 62 年（1973）8 月第三次常務理事會中決議：2 利用舉辦第二十八屆桃園縣省運會之後的桃園運動場酌予補助經費添建選手村，以便集訓參加亞運會的選手，且將桃園縣捐獻的龍潭石門間地區，列為遠程計畫，興建國家運動訓練營地。民國 64 年（1975）中華體協獲教育部指示籌備參加民國 65 年（1976）第二十一屆蒙特婁奧運會選訓事宜，由於時間過於緊迫，桃園體育場優秀選手訓練中心無法及時興建完成，實在難以配合奧運會選訓工作，因此必須另覓訓練地點。當時任中華體協理事長的黎玉璽為解決此一問題，在民國 64 年（1975）4 月，覓得左營一處海軍陸戰隊營地作為集訓場所，向海軍陸戰隊以借用的方式在營地實施集訓。承時任行政院長蔣經國批示，在林口中正運動公園完成之前，暫借海軍陸戰隊左營勝利營區訓練奧運參賽選手，並改建為國家運動營地。而後，民國 65 年（1976）加拿大蒙特婁奧運會，加拿大政府因承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壓力，而使臺灣代表隊退出比賽。雖然歷經此一外交和體育賽事挫折，但運動選手之培養需長期耕耘，需有更完善的場地和訓練來長期培養優秀運動選手。因此，考量左營此勝利營區的各項運動場地集中，加以原為軍事訓練基地，可感染軍隊之高昂士氣和嚴謹的生活步調，是極為合適的運動員訓練場所，中華體協因而擬訂「左營奧運選手訓練營長期使用計畫綱要」，報奉教育部同意後，再商得軍方同意繼續借用，依照教育部核准之公文，於民國 65 年（1976）11 月 22 日正式成立「左營訓練中心」（以下簡稱左訓中心），並由齊劍洪出任左訓中心正式成立後的第一任主任。3 從此，臺灣國家選手有了一個明確的訓練基地，雖然在形式和過程上，仍是屬於一個暫借的基地；但對於國家選手的訓練總算有了一個明確的開端。

林川詠，范春源，〈我國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之變遷〉，《臺東大學體育學報》，16（2012），頁 1-19。

林川詠，范春源，〈我國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之變遷〉，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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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左營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時期：民國 65 年（1976）至民國 90 年（2001）左營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自民國 65 年（1976）正式成立，此時期的運作和管理仍是由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代為管理，代管期間為民國 65 年（1976）至民國 90 年（2001）。期間，「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於民國 78 年（1989）12 月 23 日更名為「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仍執行左營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的代管業務至 2001 年為止。民國 70 年（1981）臺灣與國際奧會在洛桑簽定「兩會洛桑協議書」，此一國際奧會會籍問題獲得解決，對於臺灣參加民國 73 年（1984）美國洛杉磯奧運會是重大鼓勵和努力目標。也因此當時奧運選訓乃是左訓中心訓練選手之重點。在此期間，因為當初左營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之基地乃在行政協調下，向海軍總部借用，因此，期間海軍總部曾二度意欲收回此地，回歸海軍之用。首次在民國 78 年（1989），此時海軍總部擬收回中華體協所商借之勝利營區之營舍房地，後經時任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以下簡稱中華體總）會長張豐緒請行政院出面協商，由財政部於民國 79 年（1990）3 月邀集各單位協商，並奉行政院核准由教育部與國防部以契約之方式借用，提供中華體總訓練選手之用。民國 81 年（1992）11 月，教育部與海軍總部正式完成簽約手續，約期 5 年，自民國 80 年（1991）7 月至民國 85 年（1996） 6 月。此為第一次左訓中心的用地面臨收回問題，透過公部門在行政程序的協調中獲得階段性的解決。第二次即為前述契約期滿民國 85 年（1996）之時。民國 85 年（1996）9 月 16 日，海軍總部函知教育部，兩方所簽訂之契約約期屆滿，該借予教育部供中華體總使用之勝利營區土地，奉國防部令示辦理收回。為解決教育部借用「海軍勝利營區」房舍、土地事宜，民國 85 年（1996）12 月 3 日，由當時教育部長吳京和國防部長蔣仲苓邀集國防部、行政院第六組、海軍總部、國有財產局、中華體總等相關單位協商，獲致結論為左訓中心在適法範圍內，教育部乃繼續與海軍總部簽約借用 5 年。契約期限為民國 90 年（2001）。民國 86 年（1997）7 月 16 日，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以下簡稱體委會）成立，體委會成立後，左訓中心仍委由中華體總代管，惟其業務輔導改由體委會辦理，體委會接手後便獲國防部告知，勝利營區另有他用，請體委會及早做好遷移之準備，這對國家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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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訓練基地的存廢與否當然又是一個大考驗。於是體委會為能一勞永逸，不再為該中心房舍、土地之使用所擾，便積極洽商國防部，亦屢屢向高層反映，明確表達及爭取勝利營區永久作為國家訓練基地的必要性。土地的借用問題，長期以來困擾著左訓中心，對民主體制和程序已漸上軌道的臺灣社會而言，擁有一個國家級的選手訓練基地乃是必要且必然的需求。民國 89 年（2000）7 月 20 日，左訓中心正集訓準備參加民國 89 年（2000）第二十七屆雪梨奧運會之選手，時任總統的陳水扁蒞臨左訓中心探視，並指示體委會將左訓中心轉化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且指示國防部該中心土地立即撥交體委會作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之用，不必再規劃其他用途。同年 9 月 7 日，陳水扁再次赴左訓中心為奧運代表團授旗，一再指示左訓中心應盡速設置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4 民國 89 年（2000）雪梨奧運結束後，體委會為符合「選、訓、賽、輔」合一及強化訓練組織功能，先將原左訓中心調整為任務編組之「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以持續推動國家運動選手培訓業務。民國 90 年（2001）3 月 16 日，時任參謀總長的湯曜明視導海軍左營勝利營區時，指示海軍總部研議勝利營區移轉給體委會管理。此時期臺灣的國際賽事參與權歷經從會籍的排除到會籍的恢復，國家對於選手的培育所需的訓練中心也從草創階段，土地房舍為借用階段，到訓練中心漸具規模，土地問題獲得解決等等，都在此一階段完成；25 年的辛苦草創，推動運動訓練的各方力量和選手們的努力，均是促成左營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的重要動力，至此，臺灣選手的搖籃，可說是真正穩定下來，真正有個選手們共同的家和歸屬。

三、組織編制此一階段之左營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組織，在編制上為「公有委辦」的型式。中心編制設置主任、副主任、秘書，其下設置會計、運動科學研究、訓練、行政、輔導等五組。主任人選乃由中華體協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任之，副主任亦由理事長遴聘，各組組長由中心主任報經理事長核定聘任，其餘人員由中心主任建議理事長聘僱，此階

林川詠，范春源，〈我國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之變遷〉，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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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之業務多由中華體協統籌，政府公務預算以補助或委辦方式，由左訓中心結合各單項運動協會共同執行選訓業務。主任副主任

秘書

會計組

運動科學研究組

訓練組

行政組

輔導組

圖 1 左營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組織編制資料來源：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國家運動選手訓練中心，〈組織編裝〉，http://www.nstc. org.tw/HomeStyle.aspx?urlFile=introduce_06.htm 20180310 瀏覽。

四、臺灣榮耀：歷年實績在民國 65 年（1976）還未成立左營選手訓練中心之前，臺灣一共參加過五次的奧運會，總共獲得一銀牌一銅牌的成績；參與過四次的亞運會，總共獲得 14 面金牌 24 面銀牌以及 46 面銅牌的成績。在民國 65 年（1976）至 90 年（2001）間，也就是左營選手訓練中心有中華體育總會代管的階段裡，總共曾經參與五次的奧運會，獲得 3 面銀牌以及 5 面銅牌的成績。期間共參與三次亞運會，總共獲得 26 面金牌 40 面銀牌以及 86 面銅牌的佳績。在東亞運的參與部分，總共參與二次，獲得 14 面金牌 29 面銀牌以及 37 面銅牌的佳績。

五、國際打壓，國名不得見國際賽事的投入，是國家爭取能見度的重要機會，更是透過體育凝聚國民團結意識、沸騰國民熱血的重要盛事。民國 49 年（1960），臺灣選手楊傳廣在羅馬奧運獲得十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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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銀牌，舉國歡騰，當時被國際媒體譽為「亞洲鐡人」；民國 57 年（1968）臺灣短跑女將紀政在墨西哥奧運獲得 80 公尺跨欄銅牌，被譽為「飛躍的羚羊」；這兩位在臺灣體壇的重要人物在國際上發光發熱，此時國家級的運動選手訓練中心尚未成立，使得他們所能得到的訓練和後援相對受限制，然而，也因此，為推動國內對選手培育制度的完備，楊傳廣和紀政對之後的國家選手制度和培育都有相當貢獻。民國 65 年（1976）加拿大蒙特婁奧運開幕，中華人民共和國持續在國際事務上明顯打壓臺灣的參與，當時臺灣奧運代表隊因堅持使用中華民國（ROC）名稱，而被奧運主辦國加拿大剝奪參賽資格不得入境；當年 42 位中華民國（ROC）代表隊，預計在蒙特婁奧運，參加 10 種比賽項目，包括田徑、拳擊、自行車、柔道、游泳、現代五項全能運動（賽跑、游泳、騎馬、射擊和擊劍）、騎馬術競賽、射擊、帆船，以及射箭。然而，來自臺灣的 ROC 代表隊，卻遭到當時加拿大總理皮耶．杜魯道（Pierre Trudeau，即現任總理賈斯汀 ‧ 杜魯道的父親）的阻撓，不得參賽。對於加拿大做為奧運主辦國的逾越分際惡行，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曾發表聲明譴責加拿大，並一度威脅取消奧運比賽活動。然而，短短不到兩週，國際奧會就跟加拿大站在同一陣線表示，ROC 的名稱、國旗、國歌都不能使用；當時加國總理杜魯道，提出妥協建議，讓中華民國選手以「臺灣」名義參賽；不過，基於原則立場（譯註：即 ROC 代表中國，不能被矮化為臺灣），遭國民黨時代的臺灣當局，悍然拒絕，退出當屆奧運。5 歷史的過程，臺灣自此無法再以中華民國（ROC）在國際賽事上出現，也錯失使用臺灣為稱謂的機會。至今，近半世紀，臺灣雖在國際民間成為一個廣被使用的名詞，但在國際正式場合上，仍然是一個無以名之之地（本處意指無法擁有一個國際正式稱謂、也不被國際正式承認和接受的政權）。因中華人民共和國，民國 65 年（1976）臺灣未能參賽，雖而後在國際賽事上的參與臺灣亦無法以中華民國或臺灣的名稱參賽，在國際賽事會議上為了選手的參賽權，後來僅能以中華臺北的名稱參與，也不得以國旗、國歌代表。6 對此，紀政曾說：「當時我曾

許銘洲編譯，〈見證 1976 年錯失「台灣」名稱的蒙特婁奧運〉。資料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0 日。網址：http:// www.peoplenews.tw/news/28abd5ea-2fd4-45c6-9bc4-7bae782b4bdd。

同註 5，1976 年 11 月，國際奧會官方傳來消息，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做為中國政府的唯一代表；隨後， 1979 年國際奧委會通過名古屋決議案，確定「中華臺北」（Chinese Taipei，中國的臺北）做為臺灣的正式參賽名稱，也不能使用國旗、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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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奧運上獲得銅牌，身披著國旗在田徑場上飛奔繞場，那是多麼光榮的時刻。」然而，之後的選手在國際賽事上，無法再以中華民國的國旗、國歌正式在國際賽事上被看見，相當地無奈。爾後，在左訓中心的成立，民國 66 年（1977）到民國 72 年（1983）間，臺灣尚未獲准重返參賽洛杉磯奧運前，左訓中心在我國受國際孤立無法參加國國際正式比賽的七年裡仍扎實地扛起了我國競技運動的選手訓練任務，7 在日漸被重視的國家選手培育制度中，自民國 73 年（1984）起，臺灣在歷屆奧運中，都得以透過選手們的努力讓國際世界看見。蔡溫義在 1984 年洛杉磯奧運獲得舉重男子 60 公斤級銅牌，郭李建夫等 21 人在 1992 年巴塞隆納奧運獲得棒球銀牌；陳靜在 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獲得桌球女子單打銀牌；而 2000 年雪梨奧運則更有黎鋒英獲得舉重女子 53 公斤級銀牌、郭羿含獲得舉重女子 75 公斤級銅牌、陳靜獲得桌球女子單打銅牌、紀淑如獲得跆拳道女子 49 公斤級銅牌、黃志雄獲得跆拳道男子 58 公斤級銅牌的佳績。

圖 2 楊傳廣的奧運參賽照片，在當時被製成春節賀卡，足見其所引起之旋風。當時臺灣選手尚可著印製有中華民國國旗的選手服上場參賽。照片來源：高雄歷史博物館典藏文物 KH2005.001.123_3

魏香明，〈臺灣競技運動發展之目標定位及實現策略〉，《大專體育學刊》，17（1）（2015），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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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圖 4 民國 57 年（1968）9 月 14 日，我國參加墨西哥奧運的選手在高雄左訓中心進行集訓。照片來源：高雄歷史博物館典藏文物 KH2002.014.176_2 及 KH2002.014.176_4

圖 5 1976 年擬前往加拿大，參加蒙特婁夏季奧運，穿著 ROC 隊服的臺灣選手，因無法參賽，從加國轉機折返洛杉機，準備回到臺灣的辛酸歷史性畫面。圖片取自 / Montreal Gazette/Tricky Taipei 網站資料來源：http://www.peoplenews.tw/news/28abd5ea-2fd4-45c6-9bc47bae782b4bdd, 2018.01.10 瀏覽。

圖 6 紀政和楊傳廣於 1976 年試圖闖關蒙特婁奧運。說明：1976 年蒙特婁奧運開始前，時任加拿大總理杜魯道（現任總理之父）曾以「中國」名稱問題，拒發給「中華民國奧運代表團」入境簽證。杜魯道當時要求代表團需改稱「臺灣」才給與入境參賽。同年 7 月 9 日楊傳廣（圖右）與紀政（圖左）闖關進入蒙特婁而引發國際媒體關注此事件，7 月 16 日國際奧委會召開緊急會議，決議「中華民國奧運代表團以臺灣名稱參賽，其原來使用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國歌都不變」。但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得知後，因不接受這項決議而下令撤出當屆奧運。轉角國際，〈蒙特婁陷阱（上）：奧運，力與美與權力慾望的競技〉。網址：https://global.udn.com/ global_vision/story/8664/1781323 瀏覽。資料來源：聯合報系資料圖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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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民國 49 年（1960）至民國 89 年（2000），臺灣選手的奧運榮耀年分

奧運會

競賽項目

選手

獎牌

民國 49 年（1960）

羅馬奧運

田徑男子十項

楊傳廣

銀牌

民國 57 年（1968）

墨西哥奧運

田徑女子 80 公尺跨欄

紀政

銅牌

民國 73 年（1984）

洛杉磯奧運

舉重男子 60 公斤級

蔡溫義

銅牌

民國 81 年（1992）巴塞隆納奧運

棒球

郭李建夫等 21 人

銀牌

民國 85 年（1996）亞特蘭大奧運

桌球女子單打

陳靜

銀牌

舉重女子 53 公斤級

黎鋒英

銀牌

舉重女子 75 公斤級

郭羿含

銅牌

桌球女子單打

陳靜

銅牌

跆拳道女子 49 公斤級

紀淑如

銅牌

跆拳道男子 58 公斤級

黃志雄

銅牌

民國 89 年（2000）

雪梨奧運

資料來源：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網址 https://www.nstc.org.tw/，經作者整理。

貳、從左營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到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民國 90 年（2001）至 103 年（2014）一、組織演變歷程民國 89 年（2000）雪梨奧運結束後，為落實「選、訓、賽、輔」業務整合政策，除輔導中華體總功能轉型外，另為積極準備 2001 年東亞運等重要國際賽會，特於民國 89 年（2000）12 月擬訂「國家運動選手實施計畫」報奉行政院核可，設立臨時性「國家運動選手訓練中心」，繼續辦理國家運動選手的培訓工作。8 而隨著國家對於選手訓練的相關制度和組織日漸整合，此一階段為組織轉型的重要過程。

行政院體育委員會國家運動選手訓練中心；洪立、余宗龍，〈我國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的現況與未來發展〉，《大專體育》，88（2006），頁 1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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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國 92 年（2003）8 月 27 日，體委會為正式完成國訓中心之設置，使我國運動培訓機制早日與國際接軌，乃配合政府組織再造推展法人化之政策，優先改以行政法人組織型態成立，將其名稱定為「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期透過此一組織型態得以提升組織專業化及效能，一方面得以民法規範之財團法人區隔，得確保任務之遂行，將「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設置條例草案」報院審查，且行政院也於同年 10 月 8 日第 2860 次院會通過「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設置條例草案」，並於同年 10 月 15 日送請立法院審議。9 （2）但因第六屆立法院委員改選，故行政院爰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三條屆期不予續審之規定，另於民國 94 年（2005）3 月 7 日將「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設置條例草案」函立法院審議。惟因「行政法人法」尚未通過立法，「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設置條例」乃尚未通過立法，國訓中心仍未能成為正式的機構。（3）民國 96 年（2007）12 月，體委會提出「國家運動園區整體計畫」構想，民國 97 年（2008）3 月 4 日奉行政院院臺體字第 0970007497 號函原則同意修正為「國家運動設施整體興設計畫」，同年 8 月 10 日，行政院核定原則同意，計畫名稱修正為「國家運動園區整體興設與人才培育計畫」。10 期程規劃自民國 98 年（2009）至 105 年（2016），共計 8 年。（4）第 1 期自民國 98 年（2009）至 101 年（2012），計畫內容包含「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整建計畫」、「國家射擊訓練基地──公西靶場整建計畫」及「運動人才中長程培育計畫」三部分。為落實民進黨政府照顧中南部地區，平衡南、北區域發展之理念，並配合政府組織再造政策，提出了相關中央部會南遷的想法，體委會於民國 97 年（2008）2 月 1 日完成南遷國訓中心並揭牌。11 （5）民國 102 年（2013）因政府組織改造，體委會改制為教育部體育署，國家運動選手運動中心亦劃入教育部體育署管理。民國 103 年（2014）1 月 22 日，制定〈國家

林松青，〈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行政法人化之探討〉，《北體學報》，14（2006），頁 209-219。

10 陳金盈、沈莉菁，〈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組織型態定位分析〉，《海峽兩岸體育研究學報》，5（1）（2011），頁 29-53。 11 承此，體委會成為繼漁業署後，國家推動行政中心南北均衡的第二個完成南遷的中央部會，體委會南遷的最大的意義在推動菁英選手選、訓、賽、輔一元化，以有效整合運動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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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訓練中心設置條例〉，民國 104 年（2015）1 月 5 日，國家選手運動訓練中心正式改制為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12

二、組織架構此一時期的組織架構基本上承襲左訓中心的架構形式，唯因應時代的快速進步和需求而增設資訊組，並在人員編制數量上有所擴增。然主任由體委會派兼外，其餘皆為約聘人員，設副主任 2 人、秘書 1 人，各組組長、副組長各 1 人，組員、司機、工友若干人，人員編制為 58 至 60 人。13

主任副主任

秘書

會計組

運動科學研究組

訓練組

行政組

輔導組

資訊組

圖 7 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資料來源：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組織編裝〉，http://www.nstc.org.tw/HomeStyle. aspx?urlFile=introduce_06.htm 20180310 瀏覽。

三、榮耀時刻在民國 90 年（2001）至 103 年（2014）之間，臺灣共曾經參與三次的奧運會，獲得 2 面金牌、3 面銀牌以及 6 面銅牌。期間共參與四次的亞運會，總共獲得 42 面金牌 61 面

12 戰寶華、劉育華，〈從資源基礎理論初探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之運作模式規劃〉，《臺灣教育評論月刊》，6（2）（2016），頁 39-45。 13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組織編裝〉，http://www.nstc.org.tw/HomeStyle.aspx?urlFile=introduce_06.htm，及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會史簡介〉。網址：http://www.tpenoc.net/?page_id=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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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牌以及 113 面銅牌的佳績。在東亞運的參與部分，總共參與 4 次的東亞運，獲得 43 面金牌、111 面銀牌以及 147 面銅牌的佳績。

參、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民國 104 年（2015）至今一、組織使命與願景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經教育部體育署籌備，於民國 104 年（2015）1 月 1 日轉型為「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以下簡稱國訓中心），並於民國 104 年（2015）1 月 5 日，於高雄市左營區中心原址舉行揭牌儀式。14 自此，臺灣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進入一個現化行政法人的新紀元。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之願景使命包含：15

（一）培育優秀人才提升國際運動競爭力培育優秀運動選手，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世界大學運動會及國際單項錦標賽等重大國際賽會爭取佳績，重點如下：（1）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實力之優秀運動選手。（2）建構完善優秀運動員之全人職涯發展體系。（3）強化競技運動訓練專業知能，以提升國際運動競爭力。

14 彭臺臨，〈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策略管理〉，《國民體育》，181（2015），頁 14-20。 15 李昱叡、于道弘、洪志昌，〈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成立之時代意義〉，《國民體育》，181（2015），頁 8-13。

臺灣運動選手的搖籃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從軍營到左訓到國訓中心

（二）成為世界先進運動訓練專責機構結合國訓中心現有軟硬體資源及各場館設施設備，16 發展務實、有效及創新之策略，打造為世界一流運動訓練專責機構，重點如下：（1）提升國訓中心現有軟硬體及各場館設施設備品質營造優質訓練環境。（2）延攬競技運動訓練有功之國際級一流人才進駐以提升專業知能。（3）推動應用性運動科學與醫學科學研究提升競技成績。

圖 8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發展目標及計畫策略架構圖資料來源：周宇輝，〈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運動場館之規劃與管理〉，《國民體育》，181 （2015），頁 47-53。

16 周宇輝，〈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運動場館之規劃與管理〉，《國民體育》，181（2015），頁 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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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架構國訓中心之行政法人化後的組織架構乃設董事會，設置董事表 1 人，董事會及監事成員包括：政府相關機關代表、與運動相關之學者、專家、民間企業經營、管理專家及對國家體育運動有重大貢獻之社會人士。董事長由教育部（或行政院）推薦熟悉體育事務者擔任。設置監事 3 人，互推 1 人為常務監事。國訓中心置營運管理設置執行長 1 人，專任，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解聘時，亦同。營運管理副執行長及競技訓練副執行長各 1 人，由執行長遴選進用，襄助執行長處理國訓中心業務。並設五處，以落實中心整體營運上各領域層面完善，並提供選手最妥善適宜的支援。五處分別為競技運動處、運動科學處、教育訓練處、財務處、營運管理處。其中營運管理副執行長督導中心營運管理處及財務處；競技訓練副執行長則負責競技運動處、運動科學處及教育訓練處等三處。另外，中心視業務需要，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其名稱、任務及組成方式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教育部備查。17

董事會

監事會

董事長執行長副執行長 (競技訓練)

副執行長 (營運管理) 營運管理處

財務處

教育訓練處

運動科技處

競技運動處

圖 9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組織架構資料來源：邱炳坤、李昱叡，〈國家訓練運動中心之行政組織運作〉，《國民體育》，181（2015），頁 42-46。

17 邱炳坤、李昱叡，〈國家訓練運動中心之行政組織運作〉，《國民體育》，181（2015），頁 42-46。

臺灣運動選手的搖籃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從軍營到左訓到國訓中心

圖 10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平面配置圖資料來源：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https://www.nstc.org.tw

圖 11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空拍圖資料來源：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https://www.nst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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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民國 90 年（2001）至 105 年（2016）臺灣選手的奧運榮耀年分

民國 93 年（2004）

民國 97 年（2008）

奧運會

雅典奧運

北京奧運

民國 101 年（2012）

倫敦奧運

民國 105 年（2016）

里約奧運

競賽項目

選手

獎牌

射箭女子團體

袁叔琪、吳蕙如、陳麗如

銅牌

射箭男子團體

劉明煌、王正邦、陳詩園

銀牌

跆拳道女子 49 公斤級

陳詩欣

金牌

跆拳道男子 58 公斤級

朱木炎

金牌

跆拳道男子 68 公斤級

黃志雄

銀牌

舉重女子 48 公斤級

陳葦綾

銅牌

舉重女子 63 公斤級

盧映錡

銅牌

跆拳道男子 58 公斤級

朱木炎

銅牌

跆拳道男子 68 公斤級

宋玉麒

銅牌

舉重女子 53 公斤級

許淑淨

銀牌

跆拳道女子 57 公斤級

曾櫟騁

銅牌

舉重女子 53 公斤級

許淑淨

金牌

資料來源：國家運動訓練中心，網址 https://www.nstc.org.tw/，經作者整理。

肆、當代閃亮之星——戴資穎本文撰寫時期為民國 107 年（2018）3 月，此時正是臺灣羽球界有史以來最豐收的一年，高雄出身的羽球女將——戴資穎，目前亦是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的金牌選手，她自幼即在羽毛球運動展現天分，高雄市民權國小畢業的她，自 7 歲開始打羽球，16 歲時獲得 2011 年中華民國全國羽球排名賽史上最年輕冠軍，她曾參與 2012 年及 2016 年奧運，當時皆止於八強。然而，2016 年奧運之後，其在世界羽球各大賽幾乎每戰皆捷，所到之處所向披靡，雖還未在國際奧運會發光發熱，但她的世界積分，至今已是臺灣歷史上第一位以女子羽球單打成績榮登世界第一之球后，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在香港公開賽來首登女單世界排名第一，榮登世界球后。她於 2017 年更一舉奪得全英羽球公開賽女單冠軍，是 118 年賽史以來臺灣第一人。

臺灣運動選手的搖籃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從軍營到左訓到國訓中心

並於 2017 年亞洲羽球錦標賽奪得臺灣 55 年來首面金牌。2018 年 3 月 18 日全英羽球公開賽中，打敗強勁對手日本選手山口茜而取得冠軍，獲得女子羽球單打冠軍，成為臺灣首位二連霸的選手。全英羽球公開賽是全世界最古老的羽球公開賽，獲此殊榮的戴資穎，球后地位已連霸 70 週（2016.12.01-2018.03.29），她是臺灣羽球在世界羽球競賽的閃亮新星。球技不斷精進的戴資穎，將在未來的國際賽事繼續以臺灣之名在世界發光發熱，小戴，是高雄的驕傲、更是閃亮亮的臺灣之光，其榮耀光芒已由內而外，不需以賽事定義，已為自己也為臺灣及世界體壇奠下歷史性的里程碑。

伍、結語歷經數十年的成長，臺灣運動健兒的搖籃，從無到有，從軍營到左營選手訓練中心、到國家選手運動訓練中心、再到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從民間團體推動的訓練中心，走過人民團體和行政組織管理，至今成為行政法人的型態，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愈見完備，也培養出更多臺灣之光，更為臺灣爭取在國際上的能見度。然而，選手不斷成長進步著，對於訓練的需求也需不斷持續地精進，未來，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仍需持續提供更好的訓練給需求殷切的臺灣健兒，期能為臺灣爭取更多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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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發展沿革及選手獲獎大事紀年代

組織賽沿革事

金牌

主辦國家

銀牌

銅牌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

1924 1954

亞運

菲律賓馬尼拉

1956

奧運

澳大利亞墨爾本

1958

亞運

日本東京

1960

奧運

義大利羅馬

1964

奧運

日本東京

1966

亞運

泰國曼谷

1968

奧運

墨西哥

1970

亞運

泰國曼谷

1 6

1 1 5

10 1

左營訓練中心成立

1976 1984

奧運

美國洛杉磯

1988

奧運

韓國漢城

1990

亞運

中國北京

1 1 10

中華體總代管

1992 1992

奧運

西班牙巴塞隆納

1993

東亞運

中國上海

1994

亞運

日本廣島

1996

奧運

美國亞特蘭大

行政院體委會成立

1997 1997

第四

東亞運

韓國釜山

臺灣運動選手的搖籃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從軍營到左訓到國訓中心

（續上表）

年代

組織賽沿革事

主辦國家

金牌

銀牌

銅牌

1998

亞運

泰國曼谷

2000

奧運

澳洲雪梨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體委會接管左訓中心，更名「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

2001 2001

東亞運

日本大阪

2002

亞運

韓國釜山

2004

奧運

希臘雅典

2005

東亞運

中國澳門

2006

亞運

卡達杜哈

2008

奧運

中國北京

2009

東亞運

中國香港

2010

亞運

中國廣州

2012

奧運

英國倫敦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併至教育部體育署

2013 2013

東亞運

中國天津

2014

亞運

韓國仁川

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成立

2015 2016

第四

奧運

巴西里約

資料來源：國家運動訓練中心，網址 https://www.nstc.org.tw/，經作者整理（2008 年及 2012 年奧運會數據為舉辦當年公布之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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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華文李昱叡、于道弘、洪志昌（2015），〈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成立之時代意義〉，《國民體育》，181，頁 8-13。林川詠，范春源（2012），〈我國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之變遷〉，《臺東大學體育學報》，16，頁 1-19。林松青（2006），〈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行政法人化之探討〉，《北體學報》，14，頁 209-219。周宇輝（2015），〈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運動場館之規劃與管理〉，《國民體育》，181，頁 47-53。邱炳坤、李昱叡（2015），〈國家訓練運動中心之行政組織運作〉，《國民體育》，181，頁 42-46。洪立、余宗龍（2006），〈我國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的現況與未來發展〉，《大專體育》，88，頁 100-108。陳金盈、沈莉菁（2011），〈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組織型態定位分析〉，《海峽兩岸體育研究學報》，5（1），頁 2953。彭臺臨（2015），〈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策略管理〉，《國民體育》，181，頁 14-20。戰寶華、劉育華（2016），〈從資源基礎理論初探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之運作模式規劃〉，《臺灣教育評論月刊》，6（2），頁 39-45。魏香明（2015），〈臺灣競技運動發展之目標定位及實現策略〉，《大專體育學刊》，17（1），頁 1-17。

網頁文獻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會史簡介〉。資料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 日。網址：http://www.tpenoc.net/?page_id=15。許銘洲編譯，〈見證 1976 年錯失「台灣」名稱的蒙特婁奧運〉。資料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0 日。網址：http://www. peoplenews.tw/news/28abd5ea-2fd4-45c6-9bc4-7bae782b4bdd。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資料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0 日。網址：https://www.nstc.org.tw。轉角國際，〈蒙特婁陷阱（上）：奧運，力與美與權力慾望的競技〉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 178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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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的短上衣與被仔圍—— 原住民大武壠平埔族群服裝探討撰文／甲仙文化工作者游永福

於清康、乾年間從玉井盆地陸續遷移來甲仙埔、山杉林、荖濃等十餘聚落（除了南化的溪東，都屬今高雄市）的原住民大武壠平埔族群，其服裝的文字記錄，最早出現於清光緒 20 年（1894）間撰編，日本時代初期才得完成的《安平縣雜記》，相關報導如下：四社番衣服，當未化熟之時，一切與生番無異。迨化熟後，凡屬番民所穿之衣，與臺之閩人一律。惟縫作裁剪，多是仿照粵人體式；而何不仿閩人，反照粵人？因彼處居之地，輒近粵莊者多，所以從俗，多類粵人也……所穿衣服，猶同粵婦。閒時，衣服極形短窄，只遮胸前兩乳而已。1 報導裡的「四社番」，指述的即是今原住民大武壠平埔族群。而這一「衣服極形短窄，只遮胸前兩乳而已」的短上衣，在比報導早了二十幾年的 1871 年 4 月，竟然出現了影像，影像是由世界級的英國攝影家約翰 ‧ 湯姆生拍攝──這一影像，讓島嶼的服裝之美，雍容浮現，浮現在盈滿濃醇感情的鏡頭之上。必須先探討的，是《安平縣雜記》「因彼處居之地，輒近粵莊者多……所穿衣服，猶同粵婦」的說法，到底，大武壠平埔族群原來的衣服與粵婦衣服有何不同呢？且來檢視湯姆生的南臺灣旅行地圖，在 Twa-ba-kang（亦即「大目降」，今臺南市新化區）之南，湯姆生標示了「Hak-kas」字樣，意即此區乃客家生活區是也，在這一客家

投稿日期：2017 年 9 月 19 日接受日期：2017 年 12 月 27 日 1 不著撰人，《安平縣雜記》（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57-58。

獨特的短上衣與被仔圍——原住民大武壠平埔族群服裝探討

移居聚落，湯姆生拍攝了一張「客家服飾與鐮刀，L0056417」2 立體影像，影像中三位女性，都是穿著盤扣式漢式上衣；而湯姆生來到西拉雅族新港社群的木柵之後，則有「婦女的裝扮展現了較多的獨立性，她們堅持穿著傳統服裝」的報導；木柵女性衣服的影像，總計出現了 14 張之多，其中 13 張 19 位女性都是穿著綁帶式上衣，只有 1 張為盤扣式上衣，可見湯姆生當時指述的「傳統服裝」，顯然是指綁帶式上衣。就荖濃來說，這也是一樣的，總計出現了 4 張影像，穿著傳統綁帶式上衣的女性 14 位，粵婦盤扣式漢式上衣的女性有 4 位──今謹以照片 1，來呈現當時概況。而以此觀之，比湯姆生影像慢了二十幾年的《安平縣雜記》「因彼處居之地，輒近粵莊者多……所穿衣服，猶同粵婦」的記載，顯然是有落差的，亦即大武壠平埔族群仍以傳統服裝為主。

照片 1 （左）湯姆生的「（另一張）荖濃附近的捕魚團體」截取影像，兩位女士都穿著綁帶式上衣。（右）湯姆生的「荖濃 Goon-a 和妹妹（Goon-a and his sister, Lau-long, 1871）」，左、右女孩都是盤扣式漢式上衣，中間女孩則是綁帶式上衣。資料來源：倫敦威爾康圖書館（Courtesy of Wellcome Library, London）

湯姆生的臺灣檔案，游永福在十餘年的踏查研究之後，已經於民國 103 年（2014）12 月與民國 104 年（2015）4 月在《高雄文獻》第 4 卷第 3 期與第 5 卷第 1 期發表〈照見臺灣的容顏〉上、下篇專文，裡面有「1871 年英國攝影家約翰 ‧ 湯姆生南臺灣照片目錄」表格，影像英文名稱，原則上取自湯姆生在玻璃底片上的題字，中文名稱為游永福翻譯；沒題字的，則依照影像內涵來命名。照片號碼，為倫敦威爾康圖書館典藏編號；有了號碼，利於追蹤研究——這是目前湯姆生臺灣照片最完整的編目資料了。而依據威爾康圖書館的免責聲明，任何人都可以下載該館典藏的湯姆生影像應用，惟需註明：「影像提供：倫敦威爾康圖書館（Courtesy of Wellcome Library,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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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從湯姆生影像裡的短上衣談起在湯姆生的「（另一張）荖濃附近的捕魚團體（A ﬁshing party near Lau-long, 1871），L0056407」3 截取影像裡（照片 1，左），站立前方雙手合抱腰部的女性，明確穿著了一件「短窄」右衽上衣，而且是綁帶式傳統服裝；而畫面上兩位女性的綁帶式上衣衣領，其領緣，都出現明顯的白色布邊裝飾，但是畫面中人物影像較小，放大之後，仍無法看清衣領是否有挑繡花紋？湯姆生這一短上衣影像，雖然無法讓我們看到衣領上頭的挑繡紋路，但是大武壠族群服裝，已經有胡家瑜進行調查研究，且編著了《針線下的繽紛──大武壠平埔衣飾與刺繡藏品圖錄》4 專書，專書有〈女子短上衣──「籠仔」〉專章，再加上專書未收錄的甲仙田寮陳瑞菊與甲仙薑黃埔潘玉蓮兩位阿嬤，典藏了先人挑繡的精采短上衣各一件，讓族群偏好的繡線用色與特有的挑繡紋路浮上了檯面。要談論兩位甲仙阿嬤的挑繡短上衣之前，得先談談居住於南仔仙溪與荖濃溪的大武壠平埔族群背景，依據道光 17 年（1837）官派內攸社通事四安邦與官府核可舉用的大武壠頭社通事金國安、蕭厘社通事蕭公理、芒子芒社通事目京、加茇社通事潘昆玉等人共同簽署的「道光十七年內攸社通事四安邦同立合約」5 所示，當時以「四社番」來稱呼的大武壠平埔族群屬臺灣縣管轄，但合約文裡的「楠仔仙公館界內抽收租息、社產、雜餉等項，以及安撫四社生番應備番貨等物，係歸內攸社通事支理」與「六科里等處界內四社番民人等，如有口角細故，以及被人欺凌者，應聽公館之人出首秉公設法議處，其社番亦宜投明公館敘理聽處，賞罰分明，不得偏袒」兩段內容，卻明白告訴我們大武壠平埔族群雖屬臺灣縣管轄，但不是由清朝官方直接統治，是由內攸社通事與駐居於楠仔仙公館的四位官府核可舉用通事，亦即「公館之人」，來處理繳交官方的稅捐與「安撫四社生番應備番貨等物（其後學者是以『撫番租』稱之）的支理」，以及「番民人等」的排難解紛等相關事宜；而依據完稿於清同治初年（1862-）的《臺灣府輿圖纂要》記載，

會以「（另一張）荖濃附近的捕魚團體」來標示，乃因湯姆生有兩張玻璃底片，題字同為「A ﬁshing party near Laulong, 1871」，所以其中一張只好加註「另一張」以為區隔。

胡家瑜主編與撰稿，《針線下的繽紛——大武壠平埔衣飾與刺繡藏品圖錄》（高雄市：高雄市歷史博物館，2014）。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輯，《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 190。

獨特的短上衣與被仔圍——原住民大武壠平埔族群服裝探討

當時大武壠平埔族群的聚落屬「臺灣府臺灣縣善化里西保內中股大武壠」管轄。6 清朝官方未能直接統治大武壠平埔族群生活區，其原因，或可從 1865 年 11 月必麒麟與馬雅各來到南仔仙溪右岸的「芎蕉腳」時，有「芎蕉腳不時遭受到芒仔社和萬斗籠社的攻擊。收割時節，這兩社原住民常常潛伏在稻田邊的叢林中，伺機襲擊芎蕉腳人，幾個星期之前，芒仔社人還殺害幾名芎蕉腳婦女」7 的報導，以及 1871 年 4 月馬雅各與湯姆生一行人來到南仔仙溪左岸，從甲仙埔欲前往荖濃時，有「老 Atuan 給我們安排一個帶槍的嚮導，名叫『Teng-Tsai』，是個好看的年輕人。我們要走的這條路線不太安全，因為途中會經過山地生番部落的獵場」8 的報導而見出端倪，亦即當時的大武壠平埔族群生活區與高山原住民獵區實際上是有交疊的；或由於高山原住民認為權益受損，所以時有出草與掠奪的情形出現。也難怪湯姆生在臺灣府城要晉見道臺，與接待人員交談時，有「我想到島上內地去看看原住民。他不明白我為什麼要大費周章長途跋涉，穿越一個連像樣道路都沒有的地區，更何況還要冒著生命危險，而這一切竟只是為了要看看這地方。『無庸置疑的，』他向我打包票，『您永遠不可能接近這些生番，您只會被他們的毒箭射中，或是在山間迷路』」9 的紀錄出現。如此說來，南仔仙溪與荖濃溪的大武壠平埔族群生活區，清朝官方是避之惟恐不及的，更不必奢談關注、瞭解或治理事宜了；所以在此一較為封閉山區生活的大武壠平埔族群，乃有了自由發展的空間，得保有自己的服裝特色了。那麼，就來談談筆者的挑繡服裝深度訪談，時間點是民國 106 年（2017）11 月 20 日，潘玉蓮說挑繡服裝是婆婆金月金留下來的，但民國 44 年（1955）嫁入金家之後，從未看過婆婆從事挑繡工作，在八八風災前日，因為怕已經沒人居住的老家受不了強颱侵襲而進行整理，在婆婆原來使用房間的檜木衣櫃裡，發現了挑繡服裝與挑繡半成品布塊。筆者追問婆婆的出生年分時，潘玉蓮說婆婆過世於民國 82 年（1993），享壽 88 歲，生肖屬馬──依此資料推算，金月金是出生於 1906 年；繼續追問，婆婆原來是小林人，與世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灣府輿圖纂要》（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100。

必麒麟（W. A. Pickering）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臺北市：原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頁 126。

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著，魏延年主編，黃詩涵翻譯、顏湘如校稿，《從地面到天空臺灣在飛躍之中》（臺北市：信鴿法國書店，2006），頁 66。

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著，魏延年主編，黃詩涵翻譯，《從地面到天空臺灣在飛躍之中》，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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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薑黃埔同樣出生於 1906 年的公公金德儒，是招贅婚姻。金德儒是在 19 歲，亦即 1925 年時結婚入戶，婚後一起前往達卡努瓦（今那瑪夏區達卡努瓦里）的一溪與二溪擔當隘勇工作；金月金除了操持家務與雜務，還另外幫日本人洗衣服賺取工資，相當勤勞！直至光復後兩人才返回薑黃埔長住。關於金姓，依據地緣關係與《安平縣雜記》頁 57：「考其實在，若是番族脈絡，只潘、金、劉三姓為正派；此外別姓之番，概非四社番之血脈，均閩、粵人入籍變番者」的報導，確實是大武壠平埔族群所屬大姓。挑繡半成品（照片 2）的出現，讓潘玉蓮判定挑繡服裝的確是出自婆婆的手藝；而依據娘家母親保留的錢袋是在出嫁前挑繡的，潘玉蓮也判定婆婆的挑繡服裝也屬出嫁前的作品。「的確是出嫁前繡的！」正在討論時，過來打招呼的 90 歲鍾緣阿嬤，也附和了這樣的認定。「何以見得？」筆者不禁提問。「出嫁前有時間，出嫁後要持家、要田園種作，接著還得養兒育女的，越來越忙，哪有機會繡！」鍾緣，是依據自己那一代人的人生經歷來回答──這一理由，的確可以解釋為何潘玉蓮嫁入金家之後，從未看過婆婆從事挑繡工作了。「而且，是在工作之餘，在晚上就著油燈一針一線來挑繡的。」潘玉蓮，也接著補充說明。這麼說來，潘玉蓮典藏的婆婆的挑繡服裝，距今（2017 年）最起碼也有九十餘年歷史了。至於陳瑞菊的典藏，則是先生潘金福的祖母「白毛祖」留下來的；依據《安平縣雜記》記載，這「潘」姓，確實也是大武壠平埔族群所屬大姓，但白毛祖是從何處嫁過來潘家？亦即是否同為大武壠平埔族群所屬？則仍待追查；而依據上一「出嫁前繡的」之論述，陳瑞菊典藏夫家祖母「白毛祖」的挑繡服裝，距今（2017 年）最起碼也有百餘年的歷史。

照片 2 2012 年 9 月 11 日，甲仙薑黃埔潘玉蓮阿嬤典藏的婆婆挑繡半成品。繡片 1，得見從外側繡好白色之後再秀紅色。繡片 2，紅色繡好，繡白色，再繡紅色；接著，繡內部的紅色菱形花朵紋（已經完成一個）。繡片 3，得見整面紅色紋路繡好之後再繡白色山形紋，惟尚待完成。攝影：游永福。

獨特的短上衣與被仔圍——原住民大武壠平埔族群服裝探討

多年來，筆者一直期望能為大武壠平埔族群文化的復振，提供些許助力，這一早期「閒時」都得穿著的綁帶式傳統服裝，無疑相當重要，所以筆者在檢視了《針線下的繽紛》專書照片與說明之後，略微補充了作者遺漏記錄的顏色與統整了挑繡紋路的名稱，再加上陳瑞菊與潘玉蓮兩家的典藏，一起進行了統計與分析，希望能讓關心傳統衣服的族親有參考應用的方便。得說明的，是陳瑞菊與潘玉蓮所典藏的短上衣，袖口都沒有縫上挑繡繡片，無法進行全面比對，所以筆者只就短上衣的領圈繡花來進行探討。

貳、五件短上衣之美表 1 博物館等單位典藏三件大武壠平埔族群短上衣領圈繡花用色與紋路統計表繡線用色

名稱與典藏 001 綁帶式繡花短衣 -193211-28 入藏臺大人類學博物館

暖色系列

紅

002 綁帶式繡花短衣 - 荖濃 -1930-06 入藏 - 臺大人類學博物館 003 綁帶式繡花短衣 -1970 年代入藏 - 南方俗民物質文化資料館

紫紅

紅

紅2 典藏品用色與紋路統計

挑繡紋路

中間色系列

紫紅 1

冷色系列

明色系列

山形紋系列

青

白

細條曲折紋

淺紫

白

細條曲折紋

紫

白

細條曲折紋

交叉線條紋

流蘇紋

紫1

白3

細條曲折紋3

交叉線條紋1

流蘇紋2

淺紫 1 青1

條狀紋系列

流蘇紋系列

特殊紋系列

小V 形紋

方塊紋系列

空十字紋

小方塊紋

空十字紋

小方塊紋

空十字紋 2

小方塊紋 2

小三角紋

流蘇紋

S形紋弓形紋小V 形紋 1

祈福紋系列

小三角紋 1

S形紋1 弓形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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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卷 | 第1期

表 2 民間典藏兩件大武壠平埔族群短上衣領圈繡花用色與紋路統計表繡線用色

名稱與典藏

暖色系列

綁帶式繡花短衣 - 甲仙田寮 - 陳瑞菊

紅

綁帶式繡花短衣 - 甲仙薑黃埔 - 潘玉蓮

紅

典藏品用色與紋路統計

紅2

黃

冷色系列

明色系列

山形紋系列

粉紅

藍

白

細條曲折紋

白

細條曲折紋

白2

細條曲折紋2

淡卡其

黃1

淡卡其 1

挑繡紋路

中間色系列

紫

粉紅 1

紫1

藍1

祈福紋系列

方塊紋系列

流蘇紋

卐字紋

小方塊紋

交叉線條紋

流蘇紋

空十字紋

小方塊紋

交叉線條紋1

流蘇紋2

空十字紋 1

小方塊紋 2

條狀紋系列

流蘇紋系列

特殊紋系列

卐字紋1

在「表 1 博物館等單位典藏三件大武壠平埔族群短上衣領圈繡花用色與紋路統計表」裡，三件典藏品中，標示地點的，只有荖濃的 002。而就 001 來說，長條繡片，其橫向面，挑繡範圍為八目（目，即織品經線與緯線的交叉點，也就是一個十字繡的繡點）； 002 與 003，挑繡範圍都是九目。在「表 2 民間典藏兩件大武壠平埔族群短上衣領圈繡花用色與紋路統計表」裡，筆者訪查時曾經檢視了兩件典藏品，陳瑞菊的，外觀仍然良好；底布材質，看起來屬麻織品。潘玉蓮的，藏品狀況也是良好，底布，看起來也屬麻織品。兩件典藏品的長條繡片，其橫向面，挑繡範圍都是九目。五件典藏品，衣領的領緣，都有縫上了白色布邊裝飾的特點。而博物館等單位典藏的 002 與 003，外框都是一目十字繡；且框內都出現小方塊紋，依跨占的高比例來說，屬主要紋路了。而小方塊紋，兩件典藏品都繡了四目，排列方式是兩個不同顏色小方塊紋左右間隔一目並排，002 由上而下有六列並排，003 有八列並排；上下兩列間，還以一目細條曲折紋連結。002 與 003 典藏品的小方塊紋上下兩端，都銜接了流蘇紋；003 則在流蘇紋之外再加上一條橫式交叉線條紋──這樣，即是一組完整圖紋了。兩組圖紋中間， 002 與 003 都繡上了空十字紋，屬中規中矩作品。陳瑞菊與潘玉蓮的兩件民間典藏品，樣式、挑繡紋路都與博物館等單位典藏的 002、003 接近，亦即長條繡片，其橫向面，挑繡範圍都是九目；且小方塊紋由上而下，陳瑞菊為五列並排，潘玉蓮則六列並排；上下兩列間，也有一目細條曲折紋連結。陳瑞

獨特的短上衣與被仔圍——原住民大武壠平埔族群服裝探討

菊與潘玉蓮的小方塊紋上下兩端，也都銜接了流蘇紋；潘玉蓮的流蘇紋之外，則再加上三條橫式交叉線條紋，而構成一組完整圖紋。兩組圖紋中間，陳瑞菊的繡上了卐字紋，潘玉蓮的則繡上空十字紋。

照片 3 （左）2005 年 6 月 26 日，甲仙田寮陳瑞菊阿嬤典藏的短上衣，下襬極短！模特兒：洪秀花；攝影：游秀葉。（右）2005 年 6 月 26 日，短上衣繡花特寫；攝影：游秀葉。

三件博物館等單位的典藏品，繡線用色使用頻率，依序為：白色 3、紅色 2、紫紅 1、紫色 1、淺紫 1、青 1。兩件民間典藏品，繡線用色使用頻率，依序為：白色 2、紅色 2、黃色 1、淡卡其 1、粉紅 1、紫色 1、藍 1。就色彩屬性來說，有志一同的，是五件典藏品都使用了明色系的白色；暖色系部分： 001、003、陳瑞菊與潘玉蓮，都使用了紅色；陳瑞菊還使用了黃色（照片 3）。中間色部分： 001 使用了青色，002 使用了紫紅與淺紫，003 使用了紫色，陳瑞菊使用了粉紅，潘玉蓮使用了淡卡其與紫色（照片 4）。冷色系部分：陳瑞菊使用了藍色。依據色彩使用的頻率來看，白色與紅色，可是大武壠平埔族群的最愛了。而就大武壠平埔族群的短上衣繡花用色來看，荖濃的 002 典藏品，有清涼鮮明的特色，因此胡家瑜推論：「根據原始採集記錄，這件短衣是在荖濃社採集，紫色和紫紅色系的繡飾，可能反映出區域的顏色偏好。」而 001、003、陳瑞菊與潘玉蓮四件典藏品，則是充滿了溫暖明亮的風格，讓大武壠族群的挑繡用色出現多元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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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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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 （左）2012 年 9 月 11 日，甲仙薑黃埔潘玉蓮阿嬤典藏的短上衣，下襬長了些。；模特兒：潘玉蓮；攝影：游永福。（右）2014 年 12 月 24 日，短上衣繡花特寫；攝影：游永福。

而在 003、陳瑞菊與潘玉蓮三件典藏品裡，紅色繡線使用的比例跨占了一半以上，充滿溫暖與熱情的特色。惟較為可惜的，是《針線下的繽紛》專書的短上衣圖片特寫，為了讓袖口一起入鏡，拍攝範圍寬了些，無法充分與細膩檢視相關用色的占比，相當可惜！接著，該談挑繡紋路了，筆者是將胡家瑜的「細條曲折紋」，歸類為「山形紋系列」。交叉線條紋，看起來成條狀形式，所以歸類為「條狀紋系列」。流蘇紋，歸類為「流蘇紋系列」。小 V 形紋、小三角紋、S 形紋、弓形紋，歸類為「特殊紋系列」。空十字紋與卐字紋，歸類為「祈福紋系列」。小方塊紋，則歸類為「方塊紋系列」──希望這樣的歸類，能讓大家更容易瞭解挑繡紋路內涵。五件典藏品，都有同一顏色繡線挑繡一目構成的細條曲折紋，所以挑繡紋路使用的頻率依序為：細條曲折紋 5、流蘇紋 4、小方塊紋 4、空十字紋 3、條狀紋 2、小 V 形紋 1、小三角紋 1、S 形紋 1、弓形紋 1、卐字紋 1。屬山形紋同一類型，使用頻率 5 的細條曲折紋，看來頗受族親們喜愛。而 002、003、陳瑞菊與潘玉蓮四件典藏品，都繡有四目小方塊紋的共同特色，且依據 002 由上而下有六列並排，003 有八列並排，陳瑞菊五列並排，潘玉蓮為六列並排來看，要繡幾列小方塊紋來並排，是可以自由發揮的。

獨特的短上衣與被仔圍——原住民大武壠平埔族群服裝探討

至於兩組小方塊紋中間的空間，002、003、陳瑞菊與潘玉蓮，雖都配置了流蘇紋，但流蘇紋各自不同，顯然沒有定式。兩個流蘇紋中間，003 上下各出現一條橫向五目條狀紋，潘玉蓮則各出現三條橫向五目條狀紋。而條狀紋中間，沒標示聚落的 003 與甲仙薑黃埔的潘玉蓮，都繡上了空十字紋；荖濃 002 的兩組流蘇紋中間，也是繡上了空十字紋；甲仙田寮仔的陳瑞菊則繡上卐字紋。顯示兩組圖紋中間的位置，是一處難得的「開放空間」，也是可隨己意來自由發揮的。而卐字紋與空十字紋，民間皆認為有祈福與安心的作用；會否當時受到佛教與基督長老教會的影響呢？

參、湯姆生影像裡的被仔圍在本文開頭第二段，曾提到《安平縣雜記》有「閒時，衣服極形短窄，只遮胸前兩乳而已」的報導，而此一報導還有下文，即「又另用藍布一幅，方圍約長三尺餘，四圍則用紗線挑繡不斷紋之花，布角縫帶兩條，佩於身上左肩膀，名曰『被仔圍』，蓋用於遮蔽腹背之處」──會出現被仔圍，乃因大武壠族群短上衣「衣服極形短窄，只遮胸前兩乳而已」，所以需要以被仔圍來「遮蔽腹背之處」以免走光。而大武壠的被仔圍，也是在比報導早了二十幾年的 1871 年 4 月就出現影像，影像同樣是由世界級的英國攝影家約翰 ‧ 湯姆生拍攝。在湯姆生拍攝的「荖濃附近的捕魚團體（A ﬁshing party near Lau-long, 1871）， L0056483」截取影像（照片 5，左）裡，右側站立婦女左腋下，得見一件遮蔽著腹背的

照片 5 （左）湯姆生的「荖濃附近的捕魚團體」截取影像。（右）湯姆生的「荖濃的平埔老婦們」截取影像。資料來源：倫敦威爾康圖書館（Courtesy of Wellcome Library,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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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仔圍，布角的兩條帶子是佩綁於右肩膀──佩綁的位置，與《安平縣雜記》的報導左右相反，會有這樣的落差，推測應是族人並沒有硬性規定該佩綁於左肩膀或是右肩膀。而關於「被仔圍」，大武壠耆老是以「被仔」來簡稱，胡家瑜則以「披肩」來稱呼；然而，依據 1871 年影像與今日所見，被仔圍都是佩綁於腋下而不是披在肩膀，所以「披肩」的用法顯然不周全。接著，我們來檢視湯姆生的「荖濃的平埔老婦們（Old pepohoan women Lau-long, Formosa. 1871），L0056409」截取影像（照片 5，右），左側站立老婦竟然是將被仔圍紮綁於腰部，然後下垂至膝下──此一紮綁於腰部的用途，《安平縣雜記》並未提及。雖未提及，但湯姆生影像的出現，卻讓我們知道：被仔圍另有「一片裙」（或稱「腰裙」）的功能。而「荖濃的平埔老婦們」截取影像中的這件被仔圍，外圍與中間，都得見挑繡痕跡，與今日所見典藏品格式一樣，只是畫面中人物影像較小，所以放大之後仍無法看到繡花紋路。筆者在檢視了《針線下的繽紛》專書之〈女子繡花披肩與腰裙──「被仔」〉專章，總計 16 件典藏品（一件為民間王林喜美典藏）的照片與說明之後，也略微統整了挑繡紋路的名稱，再加上也是專書未收錄的陳瑞菊與潘玉蓮兩家典藏，一起進行了統計與分析，現在，請見下列成果：

肆、大武壠的被仔圍之麗表 3 博物館等單位典藏 15 件大武壠平埔族群被仔圍挑繡用色與紋路統計表繡線用色

名稱與典藏 005 繡花腰裙或披肩 - 阿里關 -1930-06 入藏 - 臺大人類學博物館 006 繡花披肩 -1945 以前入藏 - 國立臺灣博物館

暖色系列

紅

淺黃紅

挑繡紋路

中間色系列

黃橘

冷色系列

粉紅

青

紫紅

紫

淺綠淺紫

山形紋系列

條狀紋系列

花葉紋系列

米白

特殊紋系列

幾何紋系列

三角形幾何紋

白

藍淺粉

明色系列

連續山形紋

花葉紋

菱形紋系列

方塊紋系列

方塊菱形紋

方塊紋

獨特的短上衣與被仔圍——原住民大武壠平埔族群服裝探討

（續上表）

繡線用色

名稱與典藏 007 繡花披肩陳秋連 201004-20 入藏小林平埔族群文物館

暖色系列

紅

009 繡花披肩 -1970 年代入藏 - 南方俗民物質文化資料館

紅

012 繡花披肩 - 甲仙 -200606 入藏 - 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

紅

黃

淺紫

紫紅

淺綠

白

紫

淺灰

橘

連續山形紋

白

山形曲折紋

深藍淺綠

黃

粉紅

紫

黃

淺灰

淺紫

特殊紋系列

干形紋

紫紅

藍

交叉線條紋

白

山形曲折紋

紅

黃

紫紅

淺藍

白

淺褐

黃紅

綠

粉紅

紫

藍

淺灰

桃紅

方塊菱形十字紋

方塊菱形紋

方帽幾何紋

菱形紋

方塊菱形十字紋

小菱形紋

方塊菱形十字紋

菱形暗花十字紋

方塊花葉紋

交叉線條紋

菱形暗花四角紋

T字紋

白

條狀紋

幾何花葉紋

白

交叉線條紋

幾何花葉紋

橘

紅

山形曲折幾何紋

小菱形紋

幾何花葉紋

淺褐

淺綠

方塊紋系列

菱形紋

交叉線條紋

白

菱形紋系列

多角花葉紋

綠黃

幾何紋系列

多角幾何紋

條狀紋

藍

軍綠

紅

花葉紋系列

花葉紋

山形曲折紋

藍淺灰

條狀紋系列

交叉線條紋

米白

淺紫

黃

山形紋系列

白

藍橘

014 繡花披肩 -1992 入藏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017 繡花披肩 -2003 入藏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桃紅

明色系列

淺紫

011 繡花披肩 -1986-06 入藏 - 國立臺灣博物館

016 繡花披肩 -1993-06 入藏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葫蘆墩文化中心

淺灰

橘

紅

015 繡花披肩 - 甲仙 -1993 入藏 -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黃

冷色系列

紫

010 繡花披肩 -1986-06 入藏 - 國立臺灣博物館

013 繡花披肩 -1992 入藏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挑繡紋路

中間色系列

方塊十字紋

方塊紋

菱形紋

方塊菱形十字紋方塊菱形十字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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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表）

繡線用色

名稱與典藏 018 繡花披肩 -2004 入藏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暖色系列

紅

019 繡花披肩 - 甲仙 -2013 入藏 -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紅

020 繡花披肩 - 埔里 -2005 入藏 -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紅

挑繡紋路

中間色系列

淺灰

黃

冷色系列

桃紅

綠

藍

條狀紋系列

花葉紋系列

白

交叉線條紋

幾何花葉紋

方塊菱形十字紋

白

條狀紋

幾何花葉紋

方塊菱形十字紋

明色系列

山形紋系列

白

特殊紋系列

菱形花葉紋

T字紋

幾何紋系列

菱形紋系列

方塊紋系列

菱形十字紋

紅 13 黃 10

綠3

粉紅 3

紫6

藍7

連續白 12 山形紋2

山形曲折紋3

交叉線條紋6

花葉紋2

干形紋1

三角形幾何紋 1

菱形紋4

方塊紋2

淺黃 1

淺綠 4

淺粉 1

淺紫 6

淺藍 1

米白 2

山形曲折幾何紋1

條狀紋4

多角花葉紋1

T字紋2

方帽幾何紋1

小菱形紋 2

方塊菱形紋2

橘5

軍綠 1

紫紅 4

深紫 1

深藍 1

多角幾何紋1

菱形暗花十字紋1

方塊菱形十字紋7

淺褐 2

桃紅 4

亮紫 1

方塊花葉紋1

菱形暗花四角紋1

方塊十字紋1

青1

菱形花葉紋1

菱形十字紋1

15 件典藏品用色與紋路統計

淺灰 7

幾何花葉紋5

表 4 民間典藏三件大武壠平埔族群被仔圍挑繡用色與紋路統計表繡線用色

名稱與典藏

暖色系列

008 繡花披肩 - 荖濃潘王月春→王林喜美

紅

繡花被仔圍甲仙田寮 - 陳瑞菊

米黃

挑繡紋路

中間色系列

黃橘

淺綠

桃紅

冷色系列

明色系列

淺紫

藍

白

亮紫

藍

白黑

山形紋系列

山形曲折紋

條狀紋系列

連續山形紋

紅

米黃橘

粉紅

紫

藍

白

花葉紋

交叉線條紋

特殊紋系列

幾何紋系列

幾何交叉紋

交叉線條紋

黃繡花被仔圍甲仙薑黃埔潘玉蓮

花葉紋系列

幾何花葉紋菱形花葉紋

菱形紋系列

方塊紋系列

獨特的短上衣與被仔圍——原住民大武壠平埔族群服裝探討

（續上表）

名稱與典藏

繡線用色暖色系列

紅2

三件典藏品用色與紋路統計

黃2

橘2

米黃 2

中間色系列

淺綠 1

挑繡紋路冷色系列

桃紅 1

淺紫 1

粉紅 1

亮紫 1

藍3

明色系列

白3

山形紋系列

連續山形紋 1

山形曲折紋 1

條狀紋系列

花葉紋系列

交叉線條紋 2

花葉紋1

黑1

紫1

特殊紋系列

幾何紋系列

菱形紋系列

方塊紋系列

幾何交叉紋 1

幾何花葉紋 1 菱形花葉紋 1

我們從「表 3 博物館等單位典藏 15 件大武壠平埔族群被仔圍挑繡用色與紋路統計表」來看，標示地點的有：阿里關的 005、小林陳秋連的 007（照片 6，左）、甲仙的 012 與 015、埔里的 20，總計五件典藏品。再從「表 4 民間典藏三件大武壠平埔族群被仔圍挑繡用色與紋路統計表」來看，標示地點的有：荖濃王林喜美的 008、田寮仔的陳瑞菊與薑黃埔的潘玉蓮（照片 6，右），總計三件典藏品。

照片 6 （左）2005 年 7 月 9 日，甲仙小林陳秋連阿嬤典藏的被仔圍繡花特寫。攝影：游秀葉。（右）2012 年 9 月 11 日，甲仙薑黃埔潘玉蓮阿嬤典藏的被仔圍繡花特寫。攝影：游永福。

陳秋連的被仔圍是祖母劉三娘所繡，後來留給她保存的，2010 年 4 月 20 日，已經入藏於小林平埔族群文物館，藏品狀況良好；依據《安平縣雜記》記載，這「劉」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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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是大武壠平埔族群所屬大姓。王林喜美典藏的，原本為潘王月春所有，是潘王月春的媽媽所繡，狀況也良好；這「潘」姓，也確實是大武壠平埔族群所屬大姓；而「王」姓，筆者依據《臺灣人口之姓氏分布》第一冊與《臺灣平埔族史》兩書重新製作的「民國 45 年（1956）高雄縣六龜鄉平埔族群人數推估表」所示，10 是大武壠平埔族群六龜地區潘姓之後的第二大姓，惟潘王月春的媽媽是何姓氏？亦即是否也是大武壠平埔族群所屬？則有待進一步追查。陳瑞菊的典藏，也是先生潘金福的祖母「白毛祖」留下來的，外觀仍然良好；底布材質，看起來屬麻織品；潘玉蓮的是來自小林的婆婆留下來的，藏品狀況良好，底布看起來也屬麻織品。而博物館等單位的 15 件典藏品，繡線用色使用頻率依序為：紅色 13、白色 12、黃色 10、藍 7、淺灰 7、紫色 6、淺紫 6、橘 5、淺綠 4、紫紅 4、桃紅 4、綠 3、粉紅 3、淺褐 2、米白 2、淺黃 1、軍綠 1、淺粉 1、淺紫 1、亮紫 1、青 1、淺藍 1、深藍 1。民間的三件典藏品，繡線用色使用頻率依序為：藍 3、白色 3、紅色 2、黃色 2、橘 2、米黃 2、淺綠 1、桃紅 1、粉紅 1、淺紫 1、亮紫 1、紫色 1、黑 1。不管博物館或民間典藏，紅、白、黃、藍四個顏色都排序前四名──這與阿里關公廨供擺在「向神座」上的四色布，顏色都一樣，或可見出大武壠平埔族群的用色取向與偏好。在暖色系部分：005、006、陳秋連的 007、008、010、011、012、013、015、016、 017、018、019、020 與潘玉蓮，總計共 15 件典藏品都使用了紅色；而在 005、007、 010、013、016、017、018、019、020 與潘玉蓮（照片 6，右）共十件典藏品裡，紅色繡線的比例，還跨占了一半以上；還有 006、007、008、009、010、011、012、013、014、 015、016、020 與潘玉蓮，有的還使用了黃色，有的使用了淺黃，有的則使用了橘色。中間色部分：005 使用了粉紅與青色，006 使用了淺綠、紫紅、淺粉、紫與淺紫， 007 使用了淺灰、桃紅與淺紫，008 使用了淺綠、桃紅、紫紅與淺紫，009 使用了紫紅、紫與淺紫，010 使用了淺綠、淺灰、紫與淺紫，011 使用了淺灰，012 使用了淺綠、軍綠、粉紅與紫，013 使用了淺灰與淺紫，014 使用了綠、淺褐與紫紅，015 使用了淺綠、淺褐與紫紅，016 使用了綠、粉紅與紫，017 使用了淺灰與桃紅，018 使用了淺灰與桃紅， 019 使用了淺灰與桃紅，020 使用了綠，陳瑞菊使用了亮紫，潘玉蓮使用了粉紅與紫色。

游永福，〈湯姆生的 1871 年「荖濃 Hong-Kos 的房屋」取景點追查〉，66（4）（2015），頁 125-146。

獨特的短上衣與被仔圍——原住民大武壠平埔族群服裝探討

冷色系部分：006、008、010、012、014、016、020、陳瑞菊與潘玉蓮都使用了藍色； 010 還使用了深藍，015 則使用了淺藍。明色系部分：005、007、008、009、011、013、014、015、016、017、018、019、 020、陳瑞菊與潘玉蓮，都使用了白色（照片 7 之 4 與照片 6，右）；006、009 與 010，則使用了米白色。就大武壠平埔族群的被仔圍繡線用色來看，暖色系的紅、黃、橘比重蠻高，又加上白色的偏好，讓多數作品充滿了溫暖明亮的風格。

照片 7 （1）、（2）、（3）2014 年 9 月 20 日，荖濃王林喜美阿嬤典藏的被仔圍（長 × 寬＝ 79.5cm×73cm）之繡花特寫，繡片寬度 2.3cm，攝影：游永福。（4）2005 年 6 月 26 日，甲仙田寮仔陳瑞菊阿嬤典藏的被仔圍之繡花特寫；攝影：游秀葉。

至於被仔圍的挑繡紋路，筆者是將胡家瑜的「山形曲折紋」挑繡二目以上的紋路拆開，以「連續山形紋」來命名（如照片 7 之 1 與 2），並歸類為「山形紋系列」。交叉線條紋，看起來成條狀形式，所以與條狀紋一起歸類為「條狀紋系列」。花葉紋、多角花葉紋、幾何花葉紋、方塊花葉紋與菱形花葉紋，則歸類為「花葉紋系列」。015 有山形曲折夾 T 字紋，020 也有菱形十字紋夾 T 字紋等紋路，筆者特別將其中的 T 字紋析出，與干形紋一起歸類為「特殊紋系列」。三角幾何紋、幾何交叉紋、方帽幾何紋與多角幾何紋，筆者將之歸類為「幾何紋系列」。菱形紋、小菱形紋、菱形十字紋、菱形暗花十字紋與菱形暗花四角紋，筆者將之歸類為「菱形紋系列」。方塊紋、方塊菱形紋、方塊菱形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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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與方塊十字紋，筆者將之歸類為「方塊紋系列」。合計 18 件典藏品，挑繡紋路使用頻率為：花葉紋系列（含花葉紋 3、多角花葉紋 1、幾何花葉紋 6、方塊花葉紋 1 與菱形花葉紋 2）以 13 居冠，條狀紋系列（含交叉線條紋 8 與條狀紋 4）與方塊紋系列（含方塊紋 2、方塊菱形紋 2、方塊菱形十字紋 7 與方塊十字紋 1）同以 12 居次，菱形紋系列（含菱形紋 4、小菱形紋 2、菱形十字紋 1、菱形暗花十字紋 1 與菱形暗花四角紋 1）以 9 排第三，山形紋系列（含連續山形紋 3 與山形曲折紋 4）以 8 排第四，幾何紋系列（含三角幾何紋 1、幾何交叉紋 1、方帽幾何紋 1 與多角幾何紋 1）以 4 排第五，特殊紋系列（含Ｔ字紋 1 與干形紋 2）以 3 殿後。胡家瑜說：「（013）繡紋中的菱形十字紋，與小林部落陳秋連祖母劉三娘的披肩頗類似。」這「頗類似」，是指挑繡紋路完全一樣，但繡線用色分布位置有異；其實不止菱形十字紋，兩件典藏品都有同樣紋路的交叉線條紋與小菱形紋，差別，只是繡線用色分布位置的差異而已（附註：陳秋連的繡線，多了桃紅色）──能相似到這種程度，會不會是兩件作品在挑繡的時候，有紋路與用色的版樣可供參考呢？若就挑繡紋路的細項來說，這 18 件典藏品是以交叉線條紋、方塊菱形十字紋、幾何花葉紋、山形曲折紋、條狀紋與菱形紋，為主要元素，且一組紋路銜接一組紋路，樣式中規中矩；或者，是另以連續紋路方式來呈現，可說展現了原住民大武壠平埔族群的挑繡偏好。

伍、結論與展望只見，年輕男女清理出場地，交臂牽手，直到排成了新月隊形；接著，哀怨的本地歌謠便唱開啦，優美輕快的舞步，也隨著強烈的拍子與明確節奏律動。節奏逐漸快了起來，舞者敏捷的腳步也隨著加快；而節拍，仍然維持一貫的精準。在神奇的火光中，這優美且繁複的舞步，將舞者美好的身影襯托得更加迷人……節奏越來越快了，在揚起的亮晃塵煙中，只能約略看出舞者輕妙的

獨特的短上衣與被仔圍——原住民大武壠平埔族群服裝探討

身影，就像狂野的幽靈在空中盤繞。11 此一湯姆生記錄的甲仙埔迎賓晚會場景，無疑的是最適合穿著繡花短上衣了，因為在敏捷與快捷奏的舞蹈中，過長的服裝是無法展現靈活與輕妙的；且穿著這樣的繡花短上衣，會露出小蠻腰與肚臍，十足洋溢青春與俏皮，最能呼應族群熱忱待客的禮儀。而就博物館等單位與民間的五件短上衣來看，002、003、陳瑞菊與潘玉蓮等高達四件典藏品，都有橫向面挑繡範圍都是九目的長條繡片出現；更有四目小方塊紋與一目細條曲折紋連結，還搭配了流蘇紋；且目前已有明確地點為：荖濃、田寮仔與薑黃埔（來自小林），範圍涵蓋了整個大武壠平埔族群生活區的荖濃溪與南仔仙溪兩流域，若以之做為族群共同的短上衣，亦不為過，且相當出色！而短上衣兩組圖紋之間的卐字紋或空十字紋編排，可說呈現了族群各聚落自有的特色了；當然將來為了社區與聚落區隔，族人也可挖掘其他有意義，或者屬於聚落特有的的圖紋來進行編排。至於短上衣挑繡用色，有偏暖色紅與明亮白的傾向，加上中間色與冷色藍的搭配，讓人有溫暖、鮮明與純潔的感受──這些特色，在族群復振傳統挑繡服裝時，都可用為參考。還有陳瑞菊的被仔圍典藏品，繡線用色有米黃、亮紫、藍、白與黑等五色，是以平針繡在橘色底布上挑繡出連續山形紋，山形紋的曲折處則繡上花葉紋，但由於單一色塊的橫向面用色高度沒有固定，亦即是隨興變化，形成了錯落有致的美感（照片 7 之 4），在眾多中規中矩的典藏品中別樹一格，真是不可多得！且令人驚艷！依現代的說法，即是「文創」作品了！實可做為族群將來創新的典範。至於短上衣或被仔圍，同一紋路作品，不同顏色繡線所占比例若有異，絕對會彰顯出作品不同的氛圍──這，也是將來族群各聚落或各社區可以多所發揮的地方了。回顧民國 96 年（2007），大田社區已經以陳瑞菊的典藏為藍本，請廠商電繡出社區的族群服裝；阿里關的葉志禮也以個人之力，在民國 101 年（2012），以潘玉蓮的短上衣與被仔圍為藍本，請廠商電繡了一批上衣與被仔圍，在農曆九月十五日的阿里關公廨夜祭活動時提供族親穿著；民國 102 年（2013），荖濃平埔文化永續發展協會也以王林喜美的被仔圍為藍本，製作了族群服裝在夜祭與重要活動時著裝；日光小林社區與小林

Thomson, John 著，游蕙嘉譯，〈甲仙埔迎賓晚會〉（節錄）。游蕙嘉。原文：Thomson, Joh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Indo-China and China or, Ten years' Travels, 1875，頁 331。資料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10 日。網址：https://books. google.ch/books?id=p0BmAAAAcA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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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則以陳秋連被仔圍的挑繡紋路與用色為藍本，製作出男上衣、女上衣與被仔圍來廣泛應用──如此各自為政的發展，讓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各社區與聚落，顯然都重視傳統服裝的復振；憂的，則是無法見到整個大武壠族群服裝，到底呈現哪些共同特色？那麼，如何從《針線下的繽紛》專書與拙文的探討中有所啟發，勇敢傳承，並開展出新風貌與新格局，則有待好眼力與有耐性的大武壠族群各聚落年輕族人持續思考、持續研究，並一起討論了。期望，一直想讓族群有法定身分而持續努力的原住民大武壠平埔族親，能持續努力，進一步分析比對日本，甚至美國的大武壠族挑繡典藏品，慎重統合挑選出族群挑繡藝術的共同紋路與共同用色，而讓作品擁有鮮明的族群識別風格── 這是族人必須重視，也是無法迴避的課題了。

參考書目／書籍不著撰人（1993），《安平縣雜記》。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必麒麟（W. A. Pickering）原著，陳逸君譯述（1999），《歷險福爾摩沙》。臺北市：原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胡家瑜主編（2014），《針線下的繽紛——大武壠平埔衣飾與刺繡藏品圖錄》。高雄市：高雄市歷史博物館。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魏延年主編，黃詩涵翻譯、顏湘如校稿（2006），《從地面到天空臺灣在飛躍之中》。臺北市：信鴿法國書店。陳紹馨、傅瑞德（1968），《臺灣人口之姓氏分佈》第一冊。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與社會學系，頁 800-805。游永福（2014），〈照見臺灣的容顏（上）〉，《高雄文獻》4（3），頁 166-182。游永福（2015），〈湯姆生的 1871 年「荖濃 Hong-Kos 的房屋」取景點追查〉，《臺灣文獻》，66（4），頁 125146。游永福（2015）〈照見臺灣的容顏（下）〉，《高雄文獻》5（1），頁 140-161。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輯（2001），《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1963），《臺灣府輿圖纂要》。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潘英編著（1996），《臺灣平埔族史》。臺北市：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網頁文獻 Thomson, John 著，游蕙嘉譯，〈甲仙埔迎賓晚會〉（節錄）。資料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10 日。網址：https:// books.google.ch/books?id=p0BmAAAAcA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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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佩儒整理

2017年11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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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輕軌開始收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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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風災後，於甲仙五里埔重建後舉辦的小林大武壠族夜祭活動（每年農曆 9 月 15 日）已邁入第 9 年，以最原始的祭典儀式進行，除小林大武壠族太祖祭祀活動外，也重現失傳已久的牽曲、牽戲等傳統祭儀。高雄市政府都發局與高雄樹德科技大學、高雄建築師公會、高雄空間藝術學會等合作舉辦「橫山 USR——在地跨域．接軌國際」座談會及「大師駐營」活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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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彌陀港虱目魚文化節於 11 月 4 日、5 日在彌陀漁會南寮漁港廣場舉行。 2017 情覓橋頭系列活動。高雄市政府民政局於鳳山行政中心府前廣場舉辦「高雄市單車成年禮挑戰行」活動，500 位 16 至 18 歲熱情奔放的學子們，騎著單車繞行鳳山及鳥松兩區，共計 20 公里，沿著澄清湖、鳳山溪及訓風砲臺等高雄在地景點。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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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崴全球於高雄總部舉辦 i-Ride 體驗中心開幕典禮，11 月 11 日起連續三週末免費體驗。「自駕小巴 in 亞洲新灣區試運行＋體驗」即日起至 12 月 7 日於輕軌 C7 軟體園區站及 C8 高雄展覽館站提供試乘。遠見雜誌舉辦「高雄學 2.0」發表暨交流分享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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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甲仙芋筍節——芋見幸福 Running 筍」活動於 11 月 11 日及 12 日由甲仙區公所舉辦，活動結合路跑、芋筍傳愛萬里傳香、梅力舞臺秀、筍友趣味賽、情牽貓巷趣、情鎖明心橋、情繫神明庄、農特產品展售、愛上甲仙集章及相關政令宣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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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永安石斑魚節」於 11 月 11 日及 12 日在永安休閒公園、照顯府前廣場、永新漁港舉辦。「2017 高雄苓雅國際街頭藝術節」集結國內外知名藝術家，在衛武社區進行彩繪及公共藝術創作，讓公共藝術作品改變社區，讓社區多了「迷迷村」的稱呼。「2017 通通狂歡節之凹仔底爭霸賽暨神農市集」於本月 11、12、18 及 19 日登場，在凹仔底森林公園旁神農路兩側有農產品展售市集及各類精釀啤酒試飲會。勞工公園袋寶觀光工場於上午 9 時揭幕鎮館之寶「全臺最大真皮包」及「第 16 屆手提包設計競賽」走秀及頒獎。高雄捷運橘線衛武營站新增 6 號出入口。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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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庄十二大節慶之客家婚禮於 16 時至 18 時在新客家文化園區舉行。因高雄市青年路與民權路口 15 時至 18 時將出現今年第二次「懸日」，高雄市政府觀光局舉辦「2017 攝影佼佼者．高雄餃餃者」活動。高雄取得競標國際會議協會（ICCA） 2020 年會主辦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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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高雄廣播節」活動於 11 月 13 日至 17 日在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中庭舉行，同時舉辦「廣播文物展」，展出 50 件廣播懷舊文物及黑膠唱片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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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大高雄濕地論壇「濕地與永續城市」於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演講廳辦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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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府與中山大學合作，在西子灣防空隧道舉辦歷史影像展及西灣學堂裝置藝術，11 月 18、19 日 9 時到 17 時，民眾可從中山大學西子灣隧道直通防空隧道出入口。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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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府工務局首次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德國威瑪包浩斯大學、臺北歌德學院以「藝術、科技與生態」的跨領域合作，11 月 20 日至 30 日止，9 時至 17 時，於中都濕地公園及高雄師範大學 116 藝術中心，舉辦『共享的棲地』交流展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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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規模最大，且首次在建築本體進行的光雕投影秀《The First Seeds 榕樹下的記憶》於 11 月 22 日至 26 日 19 時在高雄衛武營都會公園中央草坪舉辦。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與高雄醫學大學合力建置藥食園綠屋頂正式揭牌啟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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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血觀音》本日於高雄市立圖書總館首映。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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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桃源區高山製茶活動於本日上午 9 時在舊寶山國小舉行。高雄市是全臺首辦市地重劃之都，期數或面積皆高居全國之冠，吸引國家地理頻道來臺拍攝「創新城市：高雄」紀錄片，回顧重劃一甲子的歷史軌跡，本日於首期重劃區舉行開鏡記者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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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三太子」活動於 11 月 25 日及 26 日在高雄市三民區三鳳宮前廣場舉行，開幕邀請九天民俗技藝團演出，閉幕則邀請明華園天字團演出哪吒鬧東海的經典戲曲。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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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國際遙控飛機嘉年華於本日上午 8 時 30 分在高雄市航空教育展示館。

2017年12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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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啟動「冬季空品不良大眾交通免費措施」，12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使用電子票證，享大眾運輸免費優惠。高雄市秘書處今年首度辦理「我是高雄實習生——姊妹暨友好城市青年訪高專案」，邀請到韓國大田市及日本熊本市兩位女大學生共同參與，並於今年 12 月起展開一個月的高雄體驗之旅，期間透過社群媒體，向她們的國家分享在高雄的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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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大遠百 1 樓廣場於 14 時 30 分慶祝移民節。高雄市杉林區於 12 月 2 日至 3 日舉辦瓜瓜節。高雄市大寮區於 12 月 2 日至 3 日舉辦紅豆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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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高雄漾藝術博覽會於 12 月 8 日至 10 日在駁二大勇 C5 倉庫、大勇自行車倉庫舉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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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光劇場《人間條件一》全臺免費戶外巡迴演出，首演場 12 月 9 日 19 時 30 分在高雄衛武營都會公園中央草坪開演。路竹番茄節於 12 月 9 至 10 日在路竹體育園區舉辦。梓官海鮮節於 12 月 9 至 10 日在蚵仔寮漁港舉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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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礙相隨── 2017 人權紀念音樂會」於 15 時在高捷美麗島站光之穹頂大廳舉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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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茄萣烏魚海鮮美食節暨烏魚文化季於 12 月 16 日至 17 日在茄萣區興達港區漁會、情人碼頭園區舉辦。高市府都發局與大樹瓦窯文化協會合作舉辦「築大樹 ‧ 瓦窯趣」導覽活動，邀請民眾走讀九曲堂瓦窯文化。「美濃秋冬樂活嘉年華——手作、好食、慢活」活動即日起至 2018 年 1 月 7 日舉辦。 2017 年「第一屆大港自造節 Mega Maker Day」於 12 月 16 至 17 兩日在駁二 8 號倉庫「Mzone 大港自造特區」舉行。《咱來參觀博物館》活動自即日起至 2018 年 2 月 17 日，每週六史博館延長開館時間至晚上 8 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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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打狗鳳邑文學獎頒獎典禮本日於市立圖書總館舉行，由王怡仁以作品《52 赫茲》囊獲高雄獎和新詩首獎雙料大獎，而今年也首度出現外國籍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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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原創 2D 手繪動畫電影《幸福路上》本日在高雄市立圖書總館舉行首映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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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高雄設計節於 12 月 23 日至 2018 年 1 月 7 日在駁二倉庫登場，今年主題為「Yes,We Are Open！設計開放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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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本日在駁二特區開幕，展期從 12 月 30 日至 2018 年 3 月 4 日。

2018年01月//////////////////////////////////////////////////////////////////////////////////////////////////////////////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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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於柯旗化先生逝世日前夕的 1 月 15 日，於本市歷史建築柯旗化故居發表戲劇結合 VR 的分享活動「白色的記憶──夢遊烏托邦 VR 體驗」，透過科技引領民眾重返白色恐怖時期。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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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歷史博物館舉辦「史博夜埕」活動，本日 19 時在停車場由永興樂皮影戲劇團演出《西遊記》。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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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社三寶農特產觀光季」本日於觀音山風景區舉行，大社區的農產三寶為牛奶蜜棗、芭樂及牛奶。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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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 1 月 28 日舉辦「Global Game Jam 全球遊戲創作營（簡稱 GGJ），帶領高雄遊戲開發者連續 48 小時不間斷創作，參與獨立遊戲圈的國際盛事。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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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高雄過好年」系列活動於本日 15 時在三鳳中街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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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2月////////////////////////////////////////////////////////////////////////////////////////////////////////////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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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園廣應廟前廣場舉辦林園洋蔥節。寶山 38 甲櫻花公園舉辦桃源櫻花季。配合「2018 高雄過好年」舉辦的「熊愛樂活過好年」即日起於美麗島大道展出至 3 月 4 日，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也特別製作全身紅通通的高雄過好年獨家「泰迪高熊」參與展示。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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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山之眼於本日開始試營運至 2 月 13 日，同步提供「崗山之眼觀光公車」接駁服務。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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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第一艘全新電力渡輪「旗福一號」正式加入旗鼓航線，為往返兩地居民服務，本日於旗津渡輪站舉行下水啟用典禮。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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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鐵路地下化工程，啟用 43 年的「高雄公車轉運站」於本日拆除。雲頂集團麗星郵輪高雄母港啟航於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中庭舉辦記者會，為讓高雄港成為郵輪母港，高雄市政府與臺灣港務公司合組｢高雄港區土地開發公司｣，共同開發亞洲新灣區，其中高雄港埠旅運中心是亞洲新灣區重大建設之一。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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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歷史博物館舉辦「史博夜埕」活動，本日 19 時在停車場由謝銘祐演出《舊年》露天電影院演唱會。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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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紀念二二八事件 71 周年，即日起至 3 月 26 日，高雄市政府陸續舉辦系列活動。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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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本日於鳳山行政中心舉辦「2018 年 221 世界母語日暨本土教育成果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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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自造光節」即日起至 3 月 4 日在駁二 8 號倉庫 M.ZONE 大港自造特區展開，今年推出獨家限量「大港自造鯨魚布燈」，翻轉大眾對於「燈光」的媒材印象。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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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高雄 MIZUNO 國際馬拉松於世運主場館開跑，活動從上午 5 時至下午 13 時，全程 42 公里，計有約二萬一千名跑者參與。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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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嘸放手 228 草地音樂會」於本日晚間 19 時在高雄市立美術館草坡演出。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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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 71 周年追思紀念儀式於本日上午 8 時 30 分在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舉行。「搖搖晃晃的白色時代——二二八紀念放映」活動本日於高雄市電影館舉辦，14 時開始放映《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總統的理髮師》、《正義辯護人》等人權事件相關電影。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廣場即日起至 3 月 26 日推出「望轉．靜默特展」，帶領觀者用耳朵聆聽「家人」的傾訴，盼從中理解，撫平傷痕，彌補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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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文獻》稿約一、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稱本館）為深化在地論述、保存高雄文史資料，竭誠歡迎各界投稿《高雄文獻》。二、本刊為每年四、八、十二月出刊。三、投稿內容與主題：舉凡非純文學類而與高雄相關之論述、田野調查、口述歷史訪談、譯著、史料文獻評介、社區營造、移民族群、展演評介、影評、文評與書評、未出版文稿等，均歡迎惠賜稿件。四、投稿注意事項：（一）來稿請勿一稿兩投，稿件請以電腦橫式繕打，須附電子檔及紙本稿一式三份。（二）譯稿請附原文及翻譯授權書，若原文書無著作權者，應說明之。（三）「研究論文」稿件，每篇正文以二萬二千字為限；其他類型的稿件，每篇正文以一萬字為限。（四）所列參考書目，應以文稿中徵引者為限。（五）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六）來稿請依本刊撰稿體例，詳見撰稿須知。（七）各篇作者享有其著作人格權，本刊享有著作財產權。（八）經錄用之稿件，本刊有權得增減文字與圖片。五、稿件審查：本刊採匿名評審制，稿件經編輯委員會送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匿名審查通過後刊印。凡經錄用之稿件，作者不得要求抽回，並須簽署著作權讓與書。六、酬謝方式：來稿一經採用刊出，致奉薄酬，並贈當期《高雄文獻》三冊、抽印本十本，及可能衍生之出版品。七、稿件交寄：（一）來稿請寄至下列地址：803 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 99 號 3 樓「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研究部（投稿高雄文獻）收」。（二）有關投稿問題與意見請聯絡莊建華先生，聯絡電話：（07）5312560 轉 330，E-mail： kaohsiung.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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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文獻》撰稿須知一、來稿請依序包括：論文題目、摘要（500 字以內）、關鍵詞（不超過 5 個）、本文（圖表嵌於正文中）、參考文獻等；若本文中有圖片，請附上解析度 300dpi，並無版權問題或已取得授權之原始圖檔；若文稿有接受相關計畫補助及需致謝辭者，請於首頁之頁下（註）說明。二、稿件請以 Word2000 以上軟體打字建檔，A4 紙張規格，橫排，須加註頁碼並置中。三、本刊為雙向匿名審查，除於「投稿人基本資料表」外，請勿於投稿文內出現姓名、職稱等。四、來文請依下列撰稿格式：（一）正文的中文字型採新細明體，英文字型為 Time New Roman，首行縮二字（全形）；引用原文則改採標楷體，短文可外加引號而逕入正文；若引文較長，請另起段落，首行縮四字（全形），第二行之後縮二字（全形），不另加引號。正文與引用原文的字體大小皆設為 12 級。（二）本文中的節次及子目，以五個層次為原則，次序為：壹、一、（一）、1.、（1）。字體大小：題目為 22 級字；子目依次序為 18 級字、14 級字，其餘皆為 12 級字。（三）圖表的編號採阿拉伯數字（如圖 1、表 1）。圖片標題放於圖下置左；表格標題放於表上置中。（四）年代部分，全文請統一書寫格式。朝代紀元後加上西曆，如：乾隆 2 年（1737）、大正 12 年（1923）、民國 100 年（2011）；或是直接用西曆，如：2011 年。（五）請用新式標點符號。引號用「」；引號內引號用『』；書、報、期刊等採書名號用《》；論文與期刊篇名等採篇名號用〈〉；書名與篇名連用時，可省略篇名號，如《莊子 ‧ 天下篇》。（六）註釋採隨頁附註。註腳號碼請用阿拉伯數字標示，如：1、2、3、……，並置於標點符號後。註腳文字則置於當頁下方，以細黑線與正文分開。（七）一般內文敘述遇數字，不完整之餘數或概略之約數、農曆年月日、屆、次、項等請用國字，如：三千多人、約二百坪、第一屆、農曆正月十五日。遇年代（含以朝代紀元者）、完整數字者，請用阿拉伯數字，如：大正 12 年（1923）、1985 年 4 月 17 日、23,557 人、5 位、3 輛。引文關於數字之使用則悉依原引用文獻。（八）臺灣之「臺」，遇書名、文章名、單位機構或公司行號名稱使用「台」者，依原書、原文，及單位機構、公司行號公告之寫法，此外一般內文敘述一律採用「臺」字。（九）「註腳引用」書寫，請依下列格式： 1. 華日文專書：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者，西元年分），頁碼。初引：吉田久一，《新 ‧ 日本社会事業の歷史》（東京：勁草書房，2004），頁 231-232。再引：吉田久一，《新 ‧ 日本社会事業の歷史》，頁 231-232。 2. 合輯：作者，〈篇名〉，收於主編姓名，《書名》（出版地：出版者，西元年分），頁碼。初引：林玉茹，〈導讀：土地契約文書中所見的臺南縣平埔族人及其社會經濟型態〉，收於林玉茹主編，《臺南縣平埔族古文書集》（臺南：臺南縣政府，2009），頁 23。再引：林玉茹，〈導讀：土地契約文書中所見的臺南縣平埔族人及其社會經濟型態〉，頁 23。 3. 翻譯專書：原作者著，譯者譯，《書名》（出版地：出版者，西元年分），頁碼。初引：艾瑞克 ‧ 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n）等著，陳思文等譯，《被發現的傳統》（臺北：貓頭鷹，2002），頁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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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卷 | 第1期

再引：艾瑞克 ‧ 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n）等著，《被發現的傳統》，頁 11-26。 4. 期刊論文：作者，〈篇名〉，《期刊名》，卷（期）（西元年分），頁碼。初引：戴寶村，〈大高雄市人群之歷史形塑發展〉，《高雄文獻》，1（1）（2011），頁 8-57。再引：戴寶村，〈大高雄市人群之歷史形塑發展〉，頁 8-57。 5. 博碩士論文：作者，〈論文名稱〉（學校地點：學校系所博碩士論文，西元年分），頁碼。初引：吳欽賢，〈日據時期高雄市都市發展與計畫歷程之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頁 22。再引：吳欽賢，〈日據時期高雄市都市發展與計畫歷程之分析〉，頁 22。 6. 轉引自其他論文：原作者，〈篇名〉，《原期刊名》，卷（期）（西元年分），頁碼。轉引自作者，〈篇名〉，《期刊名》，卷（期）（西元年分），頁碼。初引：張筱衡，〈散盤考釋〉，《人文雜誌》，2（4）（1958），頁 81-98，轉引自劉啟益，〈西周大國銅器的新發現與有關的歷史地理問題〉，《考古與文物》，2（1982），頁 43-44。再引：張筱衡，〈散盤考釋〉，頁 43-44。 7. 華日文報紙：作者，〈標題〉，《報紙名稱》（西元年月日），版頁。（若為一般性新聞報導，可略去作者名）初引：〈臺灣八景請為投票〉，《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7 年 6 月 7 日），漢文第 4 版。再引：〈臺灣八景請為投票〉，漢文第 4 版。 8. 西文專書：作者 , 書名 .( 出版地 : 出版者 , 西元年分 ), 頁碼 . 初引：Connell, R., Southern Theory: The Global Dynamics of Knowledge in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p. 207. 再引：Connell, R., Southern Theory: The Global Dynamics of Knowledge in Social Science., p. 207. 9. 西文期刊論文：作者 , “篇名 . ”期刊名 , 卷 ( 期 )( 西元年分 ), 頁碼 . 初引：Katz, Paul R., “Orthopraxy and Heteropraxy Beyond the State: Standardizing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Modern China, 33(1)(2007), pp. 72-90. 再引：Katz, Paul R., “Orthopraxy and Heteropraxy Beyond the State: Standardizing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pp. 72-90. 10. 網頁文獻：作者，〈篇名〉。資料檢索日期。網址：網址路徑。（若無明確作者或篇名，可改以網站名稱替代）初引：維基百科，〈中正紀念堂〉。資料檢索日期：2013 年 3 月 14 日。網址：http://ppt. cc/8QRA。再引：維基百科，〈中正紀念堂〉。網址：http://ppt.cc/8QRA。 11. 數位資料庫、檢索系統：作者，〈檔名〉（西元年分），資料庫（檢索系統）全稱，登陸（檢索）號。初引：作者不詳，〈新高雄市街詳圖〉（1947），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登陸號： KH2003.008.344。再引：作者不詳，〈新高雄市街詳圖〉，登陸號：KH2003.008.344。（十）同一註釋連續出現時，可以「同上註」表示；非連續出現，即第二次之後的引註時，請以上述之「再引」格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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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文末「參考書目」書寫，請依下列格式： 1. 請將正文中所有引用或腳註之書目全部列出，不得列出未引用之文獻。書目列舉依序為華文、日文、西文。 2. 華日文書目依作者姓氏筆劃順序排列，西文書目則依作者姓氏字母順序排列。同一作者有兩本（篇）以上著作時，則依著作出版先後排列。 3. 華日文專書：作者（出版年），《書名》。出版地：出版者。範例：吉田久一（2004），《新 ‧ 日本社会事業の歷史》。東京：勁草書房。 4. 合輯：作者（西元年分），〈篇名〉，收於主編名，《書名》，頁碼。出版地：出版者。範例：林玉茹（2009），〈導讀：土地契約文書中所見的臺南縣平埔族人及其社會經濟型態〉，收於林玉茹主編，《臺南縣平埔族古文書集》，頁 23。臺南：臺南縣政府。 5. 翻譯專書：原作者著，譯者譯（西元年分），《書名》，頁碼。出版地：出版者。範例：艾瑞克 ‧ 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n）等著，陳思文等譯（2002），《被發現的傳統》，頁 11-26。臺北：貓頭鷹。 6. 期刊論文：作者（西元年分），〈篇名〉，《期刊名》，卷（期），頁碼。範例：戴寶村（2011），〈大高雄市人群之歷史形塑發展〉，《高雄文獻》，1（1），頁 8-57。 7. 博碩士論文：作者（西元年分），〈論文名稱〉。學校地點：學校系所博碩士論文。範例：吳欽賢（1988），〈日據時期高雄市都市發展與計畫歷程之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8. 轉引自其他論文：原作者（西元年分），〈篇名〉，《原期刊名》，卷（期），頁碼。轉引自作者（西元年分），〈篇名〉，《期刊名》，卷（期），頁碼。範例：張筱衡（1958），〈散盤考釋〉，《人文雜誌》，2（4），頁 81-98，轉引自劉啟益（1982），〈西周大國銅器的新發現與有關的歷史地理問題〉，《考古與文物》，2，頁 43-44。 9. 華日文報紙：作者，〈標題〉（西元年月日），《報紙名稱》，版頁。（若為一般性新聞報導，可略去作者名）範例：〈臺灣八景請為投票〉（1927 年 6 月 7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漢文第 4 版。 10. 西文專書：作者 ( 西元年分 ), 書名 . 出版地 : 出版者 . 範例：Connell, R.(2007), Southern Theory: The Global Dynamics of Knowledge in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1. 西文期刊論文：作者 ( 西元年分 ), “篇名 . ”期刊名 , 卷 ( 期 ), 頁碼 . 範例：Katz, Paul R.(2007), “Orthopraxy and Heteropraxy Beyond the State: Standardizing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Modern China, 33(1), pp. 72-90. 12. 網頁文獻：作者，〈篇名〉。資料檢索日期。網址：網址路徑。（若無明確作者或篇名，可改以網站名稱替代）範例：維基百科，〈中正紀念堂〉。資料檢索日期：2013 年 3 月 14 日。網址：http://ppt.cc/8QRA。 13. 數位資料庫、檢索系統：作者（西元年分），〈檔名〉，資料庫（檢索系統）全稱，登陸（檢索）號。範例：作者不詳（1947），〈新高雄市街詳圖〉，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登陸號： KH2003.008.344。（十二）引用原版或影印版古籍，請註明版本與卷頁。影印版古籍請註明現代出版項。

第八卷．第一期 2018年04月出版機關：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發行人：楊仙妃副館長：王御風主編：劉正元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編輯委員：（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王興安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李允斐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吳玲青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莊淑姿國立高雄大學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許淑娟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陳啟仁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戴文鋒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謝貴文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簡文敏高苑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責任編輯：鍾宛君助理編輯：莊建華、毛湘萍文字校對：潘逸嫻美術設計：薛東榮印製：泰銘照相製版社有限公司出版者：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網址：http://khm.org.tw/ 地址：803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99號3樓（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行政辦公室）電話：（07）5312560 傳真：（07）5319644 經銷編印：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57號2樓之2 電話：（07）2265267 傳真：（07）2233073 訂購資訊定價：新臺幣200元整訂閱：每年三期，定價九折經銷商郵政劃撥戶名：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郵政劃撥帳號：41423894 本刊圖片、文字皆有版權，非經同意，請勿任意轉載、翻印。 GPN : 201000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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