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學生報》八九民運廿四周年特刊 by kwong chung

六四特刊

中大學生報八九民運廿四週年特刊封面.indd 1

13年5月29日下午6:15

歷史 04 06 10 12

背景過程後續東歐

香港 14 20 24 26 30 32

自由民主的天敵：獨裁政府和新自由主義民主的匱乏社運光環：抗爭者的身分與行為和平的局限中港矛盾，矛盾什麼？排拒中國的情緒政治

中國 34 中國抗爭——不願做奴隸的人民 40 躁動的國度——十八大後的政經危機 42 專訪兩地傳媒人傾聽新聞自由的呼聲程益中╳謝志峰╳區家麟 46 脫疆野馬﹕中共眼中的國族意識 50 沒有自治的少數民族‧自治區

編者的話「記住我的話吧 / 一切都不會過去 / 即使只有最後一棵白楊樹 / 像沒有銘刻的墓碑」—北島二十四年前的民運，最和平開始，最悲壯結束。逝者失去名字，血跡卻從未沖淡。中共以自己的槍火，埋葬了人民曾經對它有過的盼望。而遠在南方的香港，曾在暴風雨中站出來的那一百萬人，他們真真切切地參與過付出過，一場屠殺讓他們悲泣、義憤，或活像受騙。有感受，於是和記憶無從割捨。年复一年的維園紀念晚會，我們執白燭，唱悲歌。吶喊與控訴或許不能推翻不公不義，卻向當權者宣告：一切都不會過去。這場紀念在這一年卻起了波瀾，對「平反」一詞的斟酌，對「愛國愛民」的詮釋，對行禮如儀的厭倦，或許正正昭示著現實殘酷的不公從未更改，人們不再滿足於回想過去，更不滿足於過去對照現實一切的毫無寸進。但在變得更「勇武」之先，我們又有多少有意義的反思？除了知道「殺人是不對的所以要紀念」，有沒有更多？當時的政經背景對運動有甚麼影響？他們對民主的理解，又有否不足？貫串整個出版流程，編輯們都相信，香港與中國是命運共同體，都有相似的壓逼與問題，而這是自八九年連綿至今的。以本土之名，行排他之實，並不能改變這些根本的制度問題。媒體逐步收緊，言論空間縮窄，經濟的不平等，正體現八九年的社會問題並未隨著鎮壓而掩埋，卻越發纏繞中港兩地。既然不是一場單純的屠殺，我們自不應一味從道德出發紀念。梳理歷史脈絡，認清真正敵人之餘，對民主，對運動，對現今中港實況，都應該有更充分的討論與反思。而縱然這份特刊的編輯，大多在民運發生之時尚未出生。對六四的逐漸了解，卻是不少人政治啟蒙的契機。不論從當年切實的參與，及其後目睹屠殺過程後的悲與怒，以致後來人的了解與紀念，都讓我們認清了政權的不堪本質。香港人實際上已透過這場運動建構了共同的身份價值。文字除了作為記錄，更是一種力量，讓大眾共同的反思批判成為可能。紀念不會結束，抗爭只會繼續。血流乾了還有墨，我們寫再多的文章不過一願：在最後一棵白楊樹倒下前，就讓不公不義先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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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5月29日下午6:15

六

四

歷

史

近年的維園燭光晚會人數漸有增長，六四當天的鎮壓亦越來越廣為人知。在響亮的口號下，我們對這場持續近三個月的八九民運又有多少了解？這場運動終結於屠殺，卻不止於屠殺，我們對六四亦不應停留在「純潔的學生被政權屠殺」的想像。只有理清其歷史脈絡，追溯當年種種社會背景，我們才可以對這段血淚史有更立體的圖像。是故，我們決定以歷史部分作為本特刊的開首。首先是「背景」，六四前的經濟狀態是這場民運得到廣泛動員的重要原因，大學生和知識分子是組成這場運動的關鍵部分，還有中共權鬥，胡耀邦如何作為民運導火線等，在此俱會闡述。接著是民運的整個過程，我們亦會談到更多鮮有提及的部分諸如廣場衛生、學生權鬥、學生財務狀況、軍人市民關係等等，還有六四對經濟、媒體環境、社會風氣等影響。最後則為對「蘇東波」（蘇聯東歐波蘭）與八九民運關係的分析，從而補充這場運動在共產世界變革浪潮中的視角。歷史從來不是一個平面，更不容扭曲。只有不斷重提、重塑，才可以更好地扣連當下社會上自八九年連綿至今的種種問題，讓過去在現實再迸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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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雙軌制

價格闖關 1988 年，中共感到價格雙軌制對社會造成很大影響，特別是官倒的貪腐情況嚴重，因而萌生「闖價格關」的意圖。「闖價格關」的意思是一刀切下放所有價格的定價給市場，把雙軌制變成單軌制。可是，由於過早洩露消息，大眾預期政策推出後百物騰貴，又沒有配套的加息措施鼓勵存錢，結果導致銀行擠提，市民爭相搶購日用品，令通脹率暴漲至 18.5%。最後，中共於 8 月份宣布暫停價格改革。 [1]：雖然產量增加，但仍然追不上需求。同時，「官倒」將部分產品倒到私人市場上，令供求繼續失衡，造成通脹。 [2]：1989 年 3 月，市場價高出計劃價的幅度分別為：煤炭 149%，原油 213%，鋼材 105%，木材 112%，銅 150%，鋁 124% (《物價闖關》百度百科）

第二，擴招亦使學生在海外升學的機會減少。因過份擴招的關係，國家投放的教育資源追不上擴招的規模，變相減少了對教育的投資。這使學生原有的出國機會減少並受到諸多制肘，例如政府規定畢業生要在國內服務滿一定年期才可出國工作或深造，否則便會被罰款。這些阻礙學生和知識分子出國發展的政策，令求職無門的學生前途更加黯淡，進一步引起他們對政府的不滿。另一方面，當時大學的自由氣氛有助西方民主思想在學生間傳播，加上以上提及的過份擴招情況，使更多學生接觸到這些前衛思想，為六四學運提供了動員基礎。

八十年代，中國推行改革開放，走向市場經濟。面對政經制度的變化，媒體、人民等均受到很大影響，最終促使他們投入八九民運。傳媒方面，以爭取新聞自由為投身運動的主要原因。自八十年代起，一些西方的新聞原則傳入中國，影響著新生代的傳媒工作者。在改革開放的政策下，雖然中共對媒體的控制有所放鬆，但仍相當嚴格。在這樣的理想和現實落差下，中國的新聞工作者有意反抗中共對媒體的控制，故投身參與運動。市民方面，沉重的生活負擔成為他們投入運動的原因。首先，1989 年時通脹嚴重，更一度高達 30%，人民生活負擔非常沉重。同時，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不少國企都被私有化。然而，這些企業都以謀利為目的，為了減低成本而相繼裁員，打破了往日工人賴以為生的鐵飯碗，令數百萬工人失業。另外，大部份市民以往享受的社會福利如醫療保健等都因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而被取消，進一步增加他們生活壓力。種種的怨氣，慢慢的轉化為對政府的不滿，使他們最終走上街頭。上述總結了傳媒和市民參與這埸運動的原因。他們對學生的支持，無疑為這埸學運添加了一股動力。

媒體和人民在八十年代

改革開放以降，中共推行價格雙軌制，將以往一切商品都由中央統一價格的規定，變成只要生產總量超過國家收購的量，剩餘商品就由市場定價。要注意的是，這些商品的市場價格因以前的供不應求 [1]，而比國家價格高一大截。[2] 於當時的情況下，生產資源由政府掌控。因此一些有人脈關係的人便可以拿到政府發出「批條」，以國家收購價格購買物品，然後再通過不同的途徑把這些商品拿到市場上賣，從而賺取差價。這種情況叫做「官倒」，是導致通脹的最主要成因，也是運動中其中一個主要反對的問題。

第一，過份擴招為市場提供大量勞動人口，使求職市場出現供過於求的情況。當時的畢業生本由學校為他們配對職位，但由於僧多粥少的關係，那些擁有人脈和後台的大學生有更大機會得到理想的工作，個人能力不再是決定能否找到理想工作的因素。這種不公是令激起大學生走上街頭的其中一個原因。

在八十年代

先來一些數字：1988 年的通脹率上升到 18.5% 的誇張境地，1989 年頭更曾經到達接近 30% 的水平。這個數字就像，你這年買一包米需要 $50，下年就成為 $65 了。通脹的爆發，對市民的生活造成極大影響，成為他們走上街頭的重要原因。然而，通脹並不是無故從石頭蹦出來的，其成因主要有兩個：直接成因為 1988 年底的「價格闖關」，而遠因則是 80 年代推行的「放權讓利」（私有化）政策，特別是「價格雙軌制」的推行。

大學生和知識分子

六四前的經濟狀態

二十四年前的春夏之間，北京的大學生走上街頭，從爭取民主、反官倒，逐漸演變成全民運動。如果將事件的發生單歸因於一些道德感召，數以百萬計的市民走上街的行為實在難以解釋。如果要全面理解這麼多人上街的原因，我們同時要著眼於對民生影響力更大的社會問題－－通脹。

七十年代末，華國鋒掌權，重提四個現代化，對科學和技術有很大的需求。為了迎合國家的需要，大學的數量急劇上升，在 1977-1988 的短短十一年間升幅逾三倍。然而，大學擴招帶來了不少問題，最終成為大學生走上街頭參與學運的重要原因。

在八十代背景

文

h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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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掌握權力後，支持外資及市場自由化等經濟改革，漸漸與主張鳥籠經濟、反對市場過份自由化發展模式的陳雲、李先念等老幹部的理念有越來越大分歧。鄧乃提拔胡耀邦、趙紫陽分任總書記及總理，自己則保留軍委一職，幕後操縱。一方面可以壯大改革派的勢力和支持改革開放的勢力，借以反對陳雲所提倡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發展方式；另一方面亦使自己不需要直接承受各方對改革派的批評，亦不必為任何改革的失誤負全責。事實上，鄧小平從未打算放棄對以胡耀邦和趙紫陽為首的執政改革派的控制。胡、趙皆沒能掌握軍權，而他們對改革開放的方針亦有歧異，造成一定程度的制衡作用。例如趙紫陽就認為胡耀邦求「翻番」的經濟發展過於急進，結果改革派往往要以鄧小平的意見為最終決定。然而，這種制衡機制卻未必足以使改革開放的進程盡依鄧小平的劇本進行。胡耀邦一直希望給予知識界表述對時政意見的空間，但這一種對知識分子寬鬆的態度招來鄧小平的擔心，因為他始終以維持共產黨專政的安全為第一原則。於是鄧第十二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更借用胡喬木，鄧力群等保守勢力，多番向胡耀邦施壓要其加入「反自由化」的立場。但胡耀邦未有理會，之後更在公開場合中指以「精神污染」來形容當時知識分子的說法不合適。鄧於是又借保守派之口批評「對自由化軟弱是總書記的根本缺點」。及至 1986 年上海起學潮衝撃市政府，鄧將之定性為資本階級自由化的結果，認為胡耀邦要負全責，結果胡耀邦被迫辭職。

導火線胡耀邦逝世

中共權爭

在八十年代的背景

表面上，鄧小平於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奪得大權，毛澤東死後，黨內權力不穩的局面似乎告一段落。但實際上，黨內反對改革開放的聲音仍然潛伏，而鄧小平亦擔心自己親手提拔的改革派會脫離其改革規劃。因此，為防止有人暗中奪權，鄧小平意圖借黨內改革派及保守派兩邊的實力平衡來維持自己的權力 ‧

六四民運的直接導火線，當數 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的逝世。但是為甚麼一個中國前領導人的逝世會引起民主運動？要清楚這點，我們就必須了解胡耀邦對當時的中國社會的影響。清廉父母官胡耀邦第一項受大眾感到歡迎的政策是為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平反，1978 年下令重新調查文革時期的案件。其中，平反了「四五天安門事件」、薄一波、劉少奇等超過 300 萬件案件，令全國上下一片好評。胡耀邦另一樣為當時大眾讚頌的事情，就是他為官清廉。對比八九前的「官倒」成風，胡耀邦於大眾心目中可謂一股清流。同情學生在 1986 年，安徽合肥的學生因不滿貪腐和人大代表選舉而發生學潮。胡耀邦當時因同情學生，沒有採取強硬手段，因而被扣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的罪名撤職。這樣不僅令民眾不滿，同時也贏得學生對他的喜愛。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因急性心肌梗塞，搶救無效逝世。對於心裡極為敬佩的領導人逝世，各地的學生走上街頭悼念，拉開了八九的序幕。

胡耀邦下台之後，一直到八九年學運之前，保守派胡喬木、李鵬等成為反自由化功臣，自然藉此機會擴大反自由化的戰線，而趙紫陽接任代總書記之後，一方面要執行官方反自由化的任務，另一方面自己則試圖為反自由化的浪潮降温，希望將反自由化局限於黨內的政治層面，以減少對知識界及經濟方面的改革的影響。

文：希、來、 highwaystar、 wiki、R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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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份子知識份子在學潮開始時只是扮演著軍師的角色，提出有關運動策略的意見，並未真正「落水」；並且作為學生和政府斡旋的「中間人」。到學生開始絕食之後，知識份子才走到台前，發表了《五一六聲明》和參加五月十七日的大遊行。到六月初，劉曉波、周舵、高新和侯德健四人發起

言

絕食支援學生，人稱「四君子」。

謠運動期間，出於對政府和一些媒體的不信任，人們往往會用非正式途徑去獲取資訊，廣場上因而流傳不少謠言。這些謠言多數透過口耳相傳，另外亦有大字報和廣場的廣播站。當時較流行的的謠言有：「三十八軍副軍長自殺」、「超過兩萬平民被屠殺」、「李鵬被射傷」、「鄧小平流亡海外」等。這些謠言對運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鼓動人們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但於四月二十六日，中央黨報《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文中用詞強硬，定性學生的示威為「一小撮人發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動亂」。社論一出，隨即激起學生極大反感，認為社論抹黑他們的愛國民主運動。他們對把他們和平的請願活動，描繪成一場動亂極為牴觸。學生們群情洶湧，決定在二十七日來一場大遊行，抗議政府的「四 ‧ 二六」社論，並重申他們的要求。可是，同時間他們也十分擔心從黨報發放出來的強硬信息，怕最終會是武力鎮壓、血腥收場。可是，同學們仍然於二十六日晚一個接一個的寫下遺書，跟大家握手道別，準備明天遊行。在二十七日早上八時開始，學生在各大院校出發遊行。遊行中學生們高喊反貪腐、反官倒的口號，並高喊「共產黨萬歲」，表達他們並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只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整場遊行長達十四小時，而政府在當中表現極為克制，並沒發生同學一開始擔心般的武力鎮壓；參與的學生間於五至十萬，佔當時大學生接近九成；圍觀的市民更有百萬之數，是自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之後的最大型群眾遊行。最重要的是，這天學生衝破了政府對於遊行集會的限制，走上了街頭表達不滿。這次的遊行也為學生打了支強心針，讓他們士氣大振，繼續抗爭。

態度轉變政府的態度於二十九日來了個 180 度轉變，立刻安排了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為首的政府官員，與學生進行對話。但由於學生領袖不滿會面不承認「北高聯」的地位，沒有現場直播以及被阻止在會議上宣讀他們的七點要求，吾爾開希等憤然離開，並於五月一日正式否認該次對話為正式對話。儘管如此，對話的開展加上代表改革派的總書記趙紫陽結束北韓訪問回國，令氣氛緩和了不少。

外

地

八九期間，北京以外也有著很多抗

爭和支援。長春、上海、天津、杭

州、南京、西安、長沙以及合肥等城

市都有著大小的抗議活動及支援遊

行；上海學生上街支持《世》報、

抗議屠殺；西安、長沙甚至發生騷

亂；香港學聯也發起絕食支持。另

外，來自各地的資金也大大支援了民

運。香港單單一場「民主歌聲獻中

華」已經籌了一千萬；學聯也籌到

一千萬。同時，香港學生亦在廣場上

負責派發物資，大大鼓舞了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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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鬥爭情緒，使局勢更加不穩，對運動最終悲劇收場有一定影響。

直到五月二日，北高聯於召開中外記者會之後，向黨中央等遞交請願信，內容要求與中央平等對話，並應有同樣的發言時間及現場直播，否則將會於五月四日發動大規模遊行抗議。官方於五月三日態度卻又轉強硬，舉行中外記者會，指斥學生近乎威脅。官方認為學生想要跟政府平起平坐，並承認「非法」的北高聯，難以接受。於是於五月四日，學生再次遊行，但人數只有約數萬。遊行後學生宣布復課，並選出「對話代表團」，要求與官方繼續對話，氣氛轉趨緩和。及後，新聞工作者亦因不滿新聞自由被箝制，多次遊行抗議，學生則沒有大型行動。

七點要求

八九民運－－從胡耀邦到屠城文：雷丁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發逝世，拉開了八九民運的序幕。從當天早上開始，民間出現大大小小自發的悼念活動。在四月十七日，北京的大學踏出了第一步，遊行至天安門廣場悼念他們敬重的前總書記，同時提出他們的七點訴求，矛頭直指當下的社會問題。從這天開始，廣場成為了他們的聚集地，大大小小的遊行陸續出現，兩日後已有超過十萬人聚集。

新華門事件學生另一個請願的地點，是領導人辦公的地方：中南海。在四月十八日晚上，有約千 1 名學生聚集於新華門外，希望遞交關於七點要求的請願信給領導人，卻引發警民衝突。儘管市民凌晨散去，但於二十日凌晨再次在新華門外請願，希望與領導人平等對話。可是，於凌晨兩點左右，武警衝入人群，使用警棍、皮帶和皮鞋驅趕並毆打學生及至傳媒，導致他們受傷。這場八九民運中第一次的有流血的衝突，被稱為「新華門事件」。 [2] 當受傷的學生回到各自的大學後，即激動地向同學描述剛發生的衝突，經過加油添醋，其他同學情緒都變得非常激動。同日，聯合各校進行抗議的「團結學生會籌委會」成立，並於翌日宣布包括北京、清華等十數間大學同時罷課，要求政府就「新華門事件」作出交代，並答應他們的七點訴求。在翌日舉行的胡耀邦追悼會，儘管不讓市民進入，但仍然有二十萬人集會看直播悼念胡耀邦。

體

好的一面。然而，六四事件發生後，

行為視而不見，傾向選擇報導學運美

時候，記者甚至乎對學生種種浪費的

傳媒對運動評價正面，在學生絕食的

件、支持學生，而從報導內容可看到

控制放鬆時，不少媒體均敢於報導事

體視事件為新聞解放的契機，當政府

的監控反覆，時鬆時緊。當時大陸媒

自由。隨著運動的發展，中共對媒體

者、學生等紛紛聲援，乘機爭取新聞

胡耀邦追悼會被強行停刊後，各地記

運動初期，《世界經濟導報》因報導

媒

[

一、重新評價胡耀邦的作為。二、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為蒙受冤情的公民平反。三、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和一切形式收入的訊息應向人民公開。四、保障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五、增加教育經費並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所制定限制示威遊行的「十條」規定。七，檢討政府重大政策性失誤，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份領導實行改選。

到二十二號，集會的學生希望藉胡耀邦追悼會向領導人遞交請願書，他們選出三名學生代表要求總理李鵬接請願書。三名代表跪在人民大會堂前的石階兩個小時，希望李鵬出來接過請願書，卻因他早已離開而沒法遞交；而民眾的詮釋為政府無情不理學生，大大地煽動了他們的情緒；部分民眾哭喊「代表們下來吧」。結果代表只把請願信交給工作人員，然後回到群眾當中；翌日，學生發起無限期罷課。在這個階段，政府的態度還是溫和的。

中央重新奪回國內媒體的操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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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場衛生費 ╳ 浪隨著廣場上聚集著越來越多的人，每天都製造大量垃圾；而當時學生群體互相爭權，廣場的管理十分混亂，衛生變差，當時紅眼症等傳染病頗為流行。另一方面，廣場上的浪費情況令人側目。在中期

轉為靜坐抗議。

可是，這只是暴風雨前夕的短暫平靜。五月二十日凌晨，李鵬發表講話，正式定性學生的運動為動亂，並於上午十時宣布正式發出戒嚴令，嚴禁遊行集會、記者採訪等等。同時，解放軍開始在北京市郊出現，準備入城清場。市民聽到消息之後，開始聯群結隊走上街頭自發阻止軍隊入城。趙紫陽在黨內鬥爭失勢下馬，再也沒有出現。從此以後，政府的強硬態度也沒再改變。戒嚴令頒布後，每天廣場都在爭拗是撤是留，而每一次都是留的人佔上風；北京與外地的學生的分歧也開始逐漸浮面，學生組織內部亦因看法不同，爭權奪利的事情也慢慢激化。在一片混亂與分歧中，六月三日軍隊進城了 ...

在戒嚴前後，撤留問題令學生分歧增

：這次事件真相依然眾說紛紜。例如於趙鼎新的《國家 ‧ 社會關係與八九 [1] 學運》一書中，便提出學生對於四月二十日新華門外的衝突有誇張的成分。例如流血事件應該是同學被警察抓上巴士後，打破玻璃逃生而受傷的；但當天出現暴力事件則是無庸置疑的，《經濟日報》、《中國青年報》記者被打、學生脫臼、政法大學歷史系學生王志勇被毆打等《(天安門之邊：八九民運史》都 ) 是例子。

大；外地學生遠道而來，希望留守；

學生權鬥

派系鬥爭，都不想物資落入其他人

北京學生卻慢慢想撤。同時，廣場資

時由於物資源源不絕，而學生有著手中。甚至有學生打開十三包生

金的不透明，亦令很多同學不滿。

理鹽水，喝了幾口就全部丟掉。

權鬥主要體現在廣場指揮部的爭奪

上，因為當時的消息／策略發佈都要

經過那裡，誰掌握了誰就有了指揮

權。各個團體派遣學生到火車站，把

新來的學生招進自己的糾察隊壯大

實力。當時一天會有兩至三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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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而在六月一日時任廣場總指揮

的柴玲、封從德甚至一度被綁架。

敢

死

隊

市民對學生的運動展現了熱烈的支持，從學潮爆發之初便向學生捐錢捐物資；工人也發表聲明、遊行和號召罷工聲援學運。北京實施戒嚴令後，軍隊開始進入北京，市民和工人便組織「敢死隊」，聯同學生設置路障、堵塞鐵路、甚至躺臥在軍車下等等，冒著性命危險阻止軍隊前往天安門廣場。

「我們以死的氣慨，為生而戰」政府遲遲不與對話團對話，「動亂」的帽子還扣在頭上，學運開始陷入低潮。學生領袖認為必須以更有效方式，保持同學的熱情，並引起政府關注。最後他們於五月十日決定用自願絕食的方式，尋求與政府真正平等的對話。起初在北大，這個建議只獲得四十多名同學響應；但在柴玲出發前一晚磴發表激動的講話後，絕食團人數增至幾百人。五月十三日，各大院校的二千多學生抵達天安門，宣讀《絕食宣言》，展開長達七天的絕食行動，要求與政府平等對話。絕食人數後來增至三千多人。絕食行動在十六日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歷史性訪華前幾天開始，一開始就給予政府極大壓力，亦逼使政府需要立刻採取行動。趙紫陽於十三日當天立刻於與工人的座談會中勸說學生停止絕食；市長陳希同也於翌日凌晨到廣場探望學生。十四日統戰部部長閻明復與學生對話，但閻不能代表政府否定「四 ‧ 二六」社論，令學生不滿，對話也沒有實質成果。到十五日，雙方正式展開對於撤離的會談，但無法達成共識。而不久之後學生得悉對話不能公開直播，令會面無限期中止。當日凌晨，在吾爾開希遊說下，廣場上的人向東邊挪移，留半邊廣場予政府為戈爾巴喬夫舉行歡迎儀式，但結果政府還是把歡迎儀式改在北京國際機場舉行。到了十七日，在學生號召下，近二百萬名來自各界的市民走上街頭遊行聲援，包括工人、黨政機關人員、警察以至軍人都有。這次遊行被視為學運過渡到民運的轉捩點，為中共建國以來的最大型示威。五月十八日，李鵬再次與學生對話，可是雙方的對話前設南轅北轍；政府方面視對話為勸服學生停止絕食，而學生則希望平等的對話，期望政府答應他們的訴求。兩邊態度都十分強硬，吾爾開希更在會議尾段激動暈倒，會議不歡而散。直到宣布結束絕食那天，共有二千多名學生不支暈倒，但大部分都在停止絕食後重回廣場繼續絕食。這段時期政府與學生方面的態度一直反反覆覆，在強硬與軟化之間徘徊。

戒嚴令

財務狀況

由於戒嚴令頒布後，學生失去了國

有企業和政府機構的資金支持，而

學生腐敗的醜聞亦令北京市民捐款減

少，加上外地捐款大多都由高自聯等

學生自治組織接收，在各學生領袖

的互相不信任下，總指揮部得到的

資金一直短缺，例如在五月二十七

日，總指揮部只剩下五千元的資

市民 ╳

金，在周邊商店亦欠下大筆款項。

軍人

在戒嚴令頒布後，軍隊嘗試入城清

場，但被市民截停。在對峙期間，

市民不斷向軍人遞上食物飲品，甚至

有軍人是市民養起之說。軍隊前進不

得，惟有就地坐下，唱歌激勵士氣。

市民也不甘示弱，坐下唱歌回敬。雙

方互唱《國際歌》、《義勇軍進行曲》

及革命歌曲，鬥大聲，蔚為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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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劇的序曲 ---五月十九日凌晨，趙紫陽、李鵬等人突然出現在廣場上，引起騷動。趙紫陽含淚說「對不起，我來遲了」，並請求學生停止絕食，以身體為重。他的講話在廣場上引起熱烈支持，群眾鼓掌歡呼並索取簽名。當日晚上九時，學生宣布停止絕食，轉為靜坐抗議。

可是，這只是暴風雨前夕的短暫平靜。

六四後社會、傳媒與經濟環境略述

文：伊卡

八九年中國的社會氣氛六四黑暗的一夜過後，在五月十九日所頒布的戒嚴令沒有隨著解放軍清場的行動而結束，整體社會氣氛非常嚴峻。官方人員為了搜捕和清算當晚在天安門的參加者，甚至到校園和工廠誘使人們互相舉報。被拘捕的都受到嚴刑拷打或是受到不公平的審訊後被處決。當時的中國，到處人心惶惶。面對戒嚴令，社會上仍有出現零星的民主運動出現，不甘於沉寂；十二月九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學生手持「自由民主」的旗幟在長安大街遊行示威，抗議戒嚴令持續。當時路經的民眾哀求學生散去，看到學生被毆打和帶走，甚至更有人當場哭泣。社會上的氣氛在半年過去後仍然緊張，民眾都害怕進行民主運動。在九零年一月十一日，中國撤銷戒嚴令。對外，此舉向國際展示著結束鎮壓的姿態；對內，卻展示著戒嚴令的結束並不代表打壓結束，就如當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所說：「解除了戒嚴，並不意味天下太平。國際反動勢力亡我之心不死……要及時、有力地打擊敵對勢力的破壞活動。」這奠定了中國日後對民主運動的所持的態度，廿四年後，中國對民運人士的打壓的行為無日無之；社會上對民主運動亦仍然避忌。在星星之火未燎原之前，火種就已速速「被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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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過後中國對傳媒的打壓中國政府在六四過後一直進行祕密逮捕行動，在二十四日內，就已經有三千多人被捕。由於當時所有敏感的消息都被極度封鎖，所有的數字都只能在零散的資料中整理出來。當時中國為了隱瞞在六四後對學生工人進行的政治審訊，官員甚至曾在記者拍攝法院門外的案件通告時，當場撕下通告禁止拍攝；另外被要求評論案件時又表示「這類問題是不容許問的」。當時政府已經開始控制消息的傳播以及打壓傳媒的報導。此外，中國戒嚴法中亦有對傳媒設下限制，嚴格的要求傳媒跟隨新聞檢查規例，取締了「反社會主義著作」，開展了一場全國性的整肅。在十一月，江澤民更發表對新聞界影響深遠的發言：「一些新聞單位不但不去揭露和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反而為動亂的策劃者提供了輿論陣地 ……當然，要求宣傳及大眾傳媒和黨中央保持政治統一並非機械式的重複政治口號，而是要求大家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以不同的方式，正確的反映出黨的政治觀點、原則和政策。」這反映了時至今日，中國政府仍然嚴格操縱新聞報刊言論，不讓傳媒發表有關民主言論（即其所謂「反革命」言論），使今天中國的新聞以至言論自由都受到極大的限制，為的就是不讓民主思想像六四前般散播全國，以免再發生六四事件（即中國政府口中的暴動），就如二零零七年，《成都晚報》錯誤刊登悼念六四廣告後，其多名編輯因此相繼被解僱便可得知。

六四過後整體經濟環境的略談在八九六四後，中國政府黨內某些高層認為事件發生的原因之一是改革速度太快。所以在其後三年，中國經歷了過渡性的中央調控，改革速度因而放緩。在九二年鄧小平南巡時，其主張的經濟改革方針再次重燃，深化中國的經濟改革，向資本主義靠攏。此舉為中國日後經濟發展定下了基石和方向。與此同時，在後冷戰時代，全球化商品主導世界各地的經濟，而中國正正靠著資本在全球各地的擴張，實現了經濟急速增長，打造了所謂的「世界工廠」，並讓中國在國際舞台展示了其雄厚的經濟實力。然而，風光的經濟發展背後所犧牲的，正是推動民主進程遙遙無期，社運繼續被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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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六四，不能不提

「蘇東波」

文：Henry

有用自己的力量推動更大的改變。

1989 年，除了是中國爆發學運的一年，亦是東歐 5 個國家的獨裁政府倒台的一年。這些事件的同時發生並不是巧合 ──八九民運，實際上是處於整個蘇東陣營人民要求改革的潮流之中，相互影響。

比如在波蘭，政府的困境令八十年代反對派團結工會的罷工活動能夠獲得大部分人民支持，在中國的民運開始前三個月，波蘭的社會運動已經取得成果：反對勢力將能參與一場半開放的國會選舉。緊接著，匈牙利政府亦表現出與反對派和解的態度，開始討論到多黨制的過渡。而同一時間，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示威正進行得如火如荼。

八九民運前的東歐東歐的社會矛盾由來已久，受蘇聯壓力，當地各國並沒有政治經濟上的自主權，被迫跟隨「蘇聯模式」。首先是遵循史達林的經濟政策，即集中發展重工業，一方面是要增加工人數量以實現所謂「無產階級（即工人階級）專政」。另一方面，因為要和西方進行軍備競賽，以重工業為主的軍事工業的重要性隨之大增。可是，產業過度單一化導致塑膠和化學品等需求更高的其他工業受到忽略。況且，資源雖由中央統一分配，但由於專制統治下官僚體系貪污腐敗，沒有有效的制度去控制成本和效率，令錯配時有發生，例如把工廠設於運輸成本高昂的地方，推高了產品的價格，再加上生產過程重量不重質，所以東歐出口產品在世界市場往往不受青睞。此外，還有被迫增加軍費維持獨裁統治等等，此種種原因都導致東歐經濟下滑，政府財政緊拙，唯有向西方國家借債度日。進入八十年代後，連年赤字的政府由於債務過高，不單無法再向外舉債，而且需要低價出售（部分甚至比成本更低）或直接以出口產品抵債，於是政府為增加收入而推高物價，但又沒有相應提高人民的薪金。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在 1985 年上台後，推動大幅度的政經改革，政治上的開放政策包括開放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而經濟改革則有開放外貿、增加企業私營成分等，另外對東歐各國的干涉亦有減少，各國政府不能再如從前般倚靠蘇聯軍隊鎮壓人民，導致這些國家不得不回應人民的訴求。但是，東歐各國始終不敢推出如同蘇聯的大型經濟改革，以免負起社會經濟動盪的責任，只有施行像增加小型私營企業的數量之類流於影響細微的政策，但這些根本無助解決問題。於是，人民只

東歐改革浪潮中的中國此時的中國，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十年。不難發現，當中國埋首於經濟改革而忽略政治改革時，東歐卻恰恰相反。儘管東歐和中國所遇到的問題不盡相同，可是人民面對的根本問題的相似，加上各事件的發生在時間上的吻合，令兩地的抗爭近乎同時進行，互相影響。事實上，不論東歐的計劃經濟還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模式，都有很大部分社會問題是出於官員的貪污腐敗和政府的欠缺制約。另外，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在蘇聯實行經濟政治各方面的改革，某程度上令東歐和中國兩地的人民都開始質疑，類似改革根本是有可能實現，只是自家政府不願意推行。[1] 中國的知識份子從中受到較大的啟發。例如王丹就曾撰文指，波匈捷等國的例子證明，政治改革必須有人民由下而上的爭取，否則政府將難以受到推動。另外，波蘭政府的改革，亦令部分學生對抗爭抱持過份樂觀的態度，認為中共同樣不會阻止他們的集會，並且會聆聽他們的聲音。於是當胡耀邦突然在這股思潮期間逝世，民運就自然爆發。然而，相比起東歐對於中國的影響，六四在東歐人民心中所刻的烙印也一樣舉足輕重。

同時，在地球的另一邊 1989 年 5 月，戈爾巴喬夫訪華，此次中蘇外交突破吸引了東歐各國的傳媒採訪，從而令中國的民運不只在西方世界，也開始在東歐廣為人知。6 月 4 日當天，在屠殺發生後幾小時，波蘭開始了 42 年以來的第一次大選。北京屠殺的消息在波蘭很快傳開，儘管選前的民調顯示不到任何決定性結果，但最後團結工會仍然大獲全勝。

跟隨著波蘭的步伐，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國亦相繼出現類似的和平變革：領導人請辭、放棄一黨專政，並且舉行了自由開放的選舉。然而，亦有政府以武力脅逼人民以求自保，但最終亦敵不過人民的力量，例如羅馬尼亞政府便在流血革命下倒台。最後在蘇聯，戈爾巴喬夫面對各加盟國中的人民示威，開始下放權力予地方政府，然而結果卻助長了各地分離勢力的坐大，14 個國家相繼脫離蘇聯的控制而獨立。葉利欽領導的俄羅斯地方政府亦逐漸架空了蘇聯政府，最後更解散蘇共。1991 年 12 月 26 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宣布蘇聯不再存在，蘇聯正式解體。

經濟改革是禍是福？東歐民主化後，經歷了一系列的急速經濟轉型，當中雖然能使一部份的經濟困境獲得解決，但同時亦帶來不少新問題。例如在大選後的波蘭，經濟改革阻止了食物短缺、通脹嚴重等問題，但同時由於不少國營企業因而倒閉，加上「鐵飯碗」不再，大批工人失業，失業率由改革之初時接近零升至該年年底的 6.5%，而且仍然繼續上升。又例如在各前蘇聯加盟國，在蘇聯解體後的十年間，貧窮人口上升十倍以上，原本全民免費的基本醫療和教育都因開支削減而受到影響。1992 年當俄羅斯自蘇聯解體後的第一輪經濟改革出台後，更導致該年通脹率急升至 2,520%。這些問題，也許似曾相識，因為當中很多與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所遇到的幾近一樣，只是程度之分。

結語八九民運的發生，固然與中國的經濟改革有著莫大關係，但同時在國際上亦不是一件獨立的事件，而是冷戰末期整個世界急劇變化的一部分。東歐的政經改革儘管因而加速，但亦不是一帆風順。

[1]：值得一提的是，蘇聯的經濟改革實際上導致了蘇聯經濟崩潰，最終成為及後解體主因之一，影響遍及各前加盟國並持續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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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香港人從來都是八九民運的直接參與者。一百萬個冒著風雨上街的人，源源不絕的捐款，讓香港與六四無從割捨。不少人對「民主」「自由」這些價值的追求亦是自六四始。二十多年過去，所謂中港矛盾越見突出，「自治派」主張和內地切割開來，城邦自治，但這些說法的論述是否充分，抑或只是一種情緒政治？這種矛盾是否不可調和？還是焦點錯置？《中港矛盾，矛盾什麼？》與《排拒中國的情緒政治》望能探索一二。在香港畸形的政經結構下，再多的口號與悲歌或許都作徒勞。我們需要八九民運後急速市場化的諸種問題有更多分析。中港兩地，同樣面對了新自由主義私有化一切，經濟極度不平等的問題，我們的壓逼，又何止來自獨裁政府？《自由民主的天敵：抗爭者的身份與行為》貫串中港種種政經問題，並反思了我們的失焦。「民主」仍是八九民運以來公共話語中最關注的議題，「民主的匱乏」一文正正補充了當年民運，政治改革作為其中一項主要訴求的空白。政改風暴近年又起，有了「普選」是否就能解決一切問題？現行的民主想像又有何種不足？近月以來，針對政改，「佔領中環」蓄勢待發，打著「愛與和平」旗號。以「和平」和「道德」感召群眾的運動究竟有何困難，是「和平的局限」一文嘗試解答的問題；「社運光環：抗爭者的身份與行為」則另闢新徑，看道德形象與抗爭組織者、參與者的關係。香港自天星皇后一役，本土身份逐漸建構，但追求本土卻不應代表排拒中國。要認清畸形的政經結構才是真正敵人，我們固然追求民主，但「普選」只是手段，是第一步，經濟平等與隨之而來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平等才是真正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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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的天敵：獨裁政府和新自由主義文：黃漢彤

我們常說，學歷史是為了以古鑑今，可是當真正面對一件與我們關係密切的歷史事件時，往往就忘記了吸取歷史的教訓。八九民運是一場社會運動。所有社會運動都由社會問題觸發，所有社會問題都有其政經背景。八九民運的政治背景固然為極權獨裁的政府，那經濟背景呢？事實上，內地的經濟改革走上了激進的市場化道路，導致社會問題叢生，促成八九民運。可惜，二十年來，中國的經濟改革只有深化沒有反省，飆升的GDP背後，許多民生問題益發惡化，就是因為內地沒有看清觸發八九民運的政經背景。香港政府雖然並非極權，但在經濟制度上，和內地走上的道路其實一致。更糟的是，香港的知識份子犯上了和內地知識份子一樣的錯，沒有反思到政經制度的錯誤才是社會問題的成因。如果在紀念六四已經二十四週年的當下，我們還不改變態度，重新認識整體政經制度，解決經濟制度帶來的問題：那麼，我們就從來沒有好好認識八九民運，沒有理解到八九民運沉重的歷史教訓，不僅僅在於極權獨裁的政府，還在於二十年來市場經濟下內地愈見惡劣的民生。

反自由的新自由主義 76年毛澤東逝世，內地面對政治不穩及經濟滯脹的雙重困難。鄧小平於是推動經濟改革，試圖引入市場力量，支撐中國經濟。當時中國改革開放所追隨的政經思想，就是自80年代興起，侵佔全球諸國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二戰後，大多歐美國家富裕階級的經濟權力受到限制，相反勞工取得的經濟份額則較大。直到70年代，經濟發展停滯，股息和利潤減少，富裕階級不得不推動激烈的政經制度，嘗試重奪失落的經濟份額。因此而生的一套政經思想，就是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宣稱為了捍衛個人「自由」必須減少政府干預，主張「私有化」及「去規管化」，實際上國家干預不曾減少，或者只在對富裕階層有利的地方減少干預。新自由主義的特徵有三點：一. 透過選擇性減稅等方式偏袒大商家、放任市場形成壟斷，重構強勢的富裕階層，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力量也因此日益增強。二. 打壓罷工、限制工會，削弱工人階級的勢力。三. 由於兩方勢力此消彼長，福利又大幅削減，導致貧富懸殊。在過去三十多年，新自由主義急速擴大全球貧富差距。極力推動新自由主義的英美兩國，貧富懸殊不斷惡化，如今兩國貧富差距已倒退到30年代大衰退前夕的危機水平。所謂新自由主義，所捍衛的無非只是富人的自由，而不惜以平等及大部份人的自由為代價。

共同刊於聯校編委2013年六四特刊。由於聯編送印時間較早，上文較之聯編版本略作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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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然，縱觀世界，即使是成熟的議會制度往往也難以制衡強大的資本力量，譬如美國華爾街的金融巨頭一手促成全球金融危機，千萬人承受他們金錢遊戲的惡果，卻反過來要美國政府花費千億美元注資救助〈此時「小政府大市場」的信條已不知拋到何處〉。香港殘缺的議會制度只是進一步惡化問題而已。

步向新自由主義的中國

深植香港的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為一系統的政經思想，體現方式在世界各地都有所不同。中國不同歐美國家，原本制度並非典型的資本主義，過渡至新自由主義時有自己的特點，但大體上還是依從新自由主義私有化、削減福利等特徵。缺乏民主制度，雖然讓市場化的問題惡化不少，但問題的根源究竟在於新自由主義，例如削減福利，就是市場化無可避免的後果。

中國的經濟改革是趨向新自由主義的一場改革，在 80年代引發貧窮差距擴大、經濟混亂等問題，釀成八九民運的發生。事實上，深受美國文化影響，又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早就實施低稅率、對資本流動不加規限等新自由主義措施，說到貧富懸殊，亞洲現已沒有地方可與堅尼系數高達0.537的香港比肩。近年一些香港社運，表面上似乎針對不同個別問題，但想深一層，就會明白其實都是香港新自由主義制度的反彈。

內地學者汪暉指出，中國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核心為「放權讓利」，即中央把掌控的國有資產轉移到各個地方，權力由國有下放至私有，漸漸過渡到市場。此一過程，其實和西方國家把公營事務轉化為私營十分相似。放權讓利推動了所謂「自發私有化」，地方和部門官員在轉移過程中偷偷把國有資產塞進自己荷包：比方說，利用價格雙軌制，計劃及市場經濟並行時，購入大量官貨轉售市場，賺取差價。據統計，差價的總額佔當時國民收入30%，可以想像貪污的規模之大。因此，新自由主義改革在中國生成的強勢富裕階層，是原本就手握政治特權的利益團體，即是「權貴資產階級」。另一方面，人民公社解散、許多提供就業保障及廣泛福利保障的國有企業，不是私有化就是倒閉。工人失去福利保障甚至失業，「鐵飯碗」不再，經濟地位大幅下滑。國有企業原本掌握大量社會資源，私有化後卻從此不受政府控制，可以利用資源自行謀利，也加速強勢富裕階層的形成。權貴資產階級的出現及工人的經濟困難對比之下，貧富差距急速擴大，帶來巨大的不安定感及對利益集團的不滿。直至八九民運爆發，所有積怨隨之釋放，八九民運才爭取到全國廣泛支持。

新自由主義向來善於削弱工人、放任商家，往往導致可怕的階級剝削。就說上月才完結的碼頭罷工，只需要看看碼頭工人慘無人道的工作條件，就可以理解此一說法。再者，為甚麼這次罷工引起傳媒廣泛報導、無數港人或捐款或示威奮力支持，勞方在談判桌上卻一直處於弱勢？究其原因，香港缺少集體談判權、工會勢力單薄，既沒有足夠人數參與、也沒有法律支持，和黃因此無需承認碼頭工會，所以工人並無足夠談判籌碼。相反，HIT不但壟斷碼頭市場，背後更有整個龐大的和黃集團支撐，根本有恃無恐。打壓工會、財閥壟斷，都是新自由主義的典型特徵。又或者說引起軒然大波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反對聲音至今不絕。表面上，反對新界東北發展的理由為抗拒中港融合、針對族群矛盾，但仔細察看，新自由主義霸道的市場邏輯才是成因。按照市場邏輯：在地居民已得一定賠償，香港住屋又有莫大需求，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不就是「效率」最高的方案嗎？可是，這個號稱用以解決住屋問題的發展規劃，卻僅有兩成住宅用地，私樓所佔面積更高達七成半，公屋比例少得可憐，對香港的天價樓市根本是杯水車薪，所謂「解決住屋問題」實乃彌天大謊。將房屋問題市場化，結果港人只可繼續捱貴租、做樓奴，而地產資本則藉此謀取暴利，不惜毀人家園、犧牲耕地，破壞原有生活模式及社區關係，正正是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誰又希罕這所謂的「效率」呢？不止新界東北，無數重建計劃如順寧道、福榮街或衙前圍村，都有居民因市場邏輯而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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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論者認為，當時中國實行的根本不算是社會主義，而是國家資本主義。 [3] 譬如方勵之的講座就在當時非常熱門，方勵之本人甚至成了學生心目中的英雄。試錄一段方的演講：「西方的年輕人和中國的年輕人是不同的。西方是自由社會，年輕人的機會很多，有很多人已經完成了自我訓練。因為機會多，人們的競爭性很強，所以他們只需要採取行動；沒有人會找不到機會。所以，那裡的學生首先鍛鍊了自己的獨立性和創造能力：只要你有能力，你就能做任何事情。」

新自由主義也與尚未發生，近日卻已沸沸揚揚的佔領中環行動息息相關。佔中顯示，現在連最溫和的學者也不得不採用較進取的行動爭取民主。民主似乎是純粹的政治問題，又或者說，香港民主化的唯一阻力就是「阿爺」──其實不然，民主也是政經問題，香港民主化的阻礙除了中共，還有香港的權貴。普選制度可以加強工人力量，一定程度抗衡坐大的富人勢力[1]，一眾富賈又怎會贊同呢？根據美國學者Paul Krugman及Robin Wells的研究，貧富分化會導致既得利益者愈趨保守，嘗試阻礙任何不利他們特權的體制改革。所以在新自由主義下，大量財富聚集在一小部份人手上，權貴也更為保守甚至寸步不讓。把80年代至今的內地民生問題及香港現今的民生問題置入新自由主義的框架下思考，所有問題的政經脈絡頓時明朗。激進的市場經濟引發內地及香港無數民生問題：在內地，形成了權貴資本階級，導致貧富懸殊、經濟混亂，怨憤在八九民運爆發；在香港，不單止貧富懸殊嚴重，更造成階級矛盾漸趨激烈、原有地區文化遭受侵蝕及民主發展停滯不前，促成碼頭罷工、反東北發展及佔中等社運。究其根源，中港共同之敵名為「新自由主義」，貧富勢力反差巨大，「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政經制度才是問題核心所在。

走上歧路的內地知識份子可怕的是，不單止中港兩地的政經制度同樣惡劣，兩地不同時空的知識份子，看待民生問題時也犯上了同一錯誤：以為政治改革可以解決所有社會問題，沒有觀察到新自由主義的惡果，甚至反過來支持市場化，結果民生憂患不單止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愈見嚴重。 92年鄧小平南巡，宣佈深化經濟改革，內地知識份子沒有給予任何阻力，甚至表示歡迎。事實上，內地許多知識份子自80年代開始，就誤以為社會問題的成因在於經濟改革不夠深入，甚至八九民運時的學生及知識份子也犯上同樣錯誤。當時的社會問題正正源自新自由主義改革，深化改革又怎可以解決問題呢？汪暉解釋說，當時中國的知識份子傾向把西方的議會民主‧資本主義制度視為國家現代化的唯一途徑，並把過往毛澤東時期的獨裁政權‧社會主義 [2]制度當成封建思想的遺跡。由於誤以為兩種制度乃唯二的選項，非此即彼，他們因而毫無保留地擁抱前者，忽視新自由主義化的危機及議會民主制的不足，未有理解市場力量反民主的特質，未有注意社會主義與民主共生的可能。該想法的成因有二。80年代，學生及知識份子的訊息來源相當狹窄。當時接觸西方資訊的渠道，主要是中國知識份子到訪外國觀察而來的訪問報告，報告往往把西方描繪成完美社會，公平而機會無限 [3]，讓學生及知識份子對西方制度有太美好的想像。並且，他們僅僅觀察到美國、日本、亞洲四小龍等市場化後經濟起飛的一面，忽略市場化在各地帶來的困境，譬如墨西哥自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開始，由1983至1988年，人均收入每年下降5%，勞工實際工資則減少了40%至50%。貧富分化通脹急劇，都是激進市場化的典型惡果。更重要的原因是文革以來知識份子對中共的恐懼。50年代，新中國成立，許多知識份子都付出努力投向共產主義，然而接下來一連串政治運動及文革，慘況令許多知識份子痛悔不已。絕對國家權力的恐怖經驗讓他們成為了驚弓之鳥，以至1988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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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偶爾伴隨非常粗糙的論述如「歐洲福利國家經濟衰退」，實際上經濟衰退的國家僅限南歐幾個國家，問題成因複雜，而福利更健全的北歐國家經濟一直相當穩健。

國經濟陷入危機，中央嘗試用行政手段調整經濟，就馬上被指斥為「左傾回朝」。首先要說明，我不認為恐懼極權政權有任何不恰當：由文革至六四屠殺，至現今打壓維權人士，誰都理所當然對邪惡極權的國家機械有深深的恐懼。可是，如果將此一情緒上升到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甚或完全支持新自由主義，顯然是過猶不及。我們需要認知到在良好的民主制度下，國家干預市場並不損害大眾自由，相反在新自由主義建立霸權的現況，唯有政策干預才可抗衡龐大的資本勢力，讓人民奪回應得的經濟及政治權利。視議會民主‧資本主義制度為唯一現代化道路的謬誤自80年代開始，至今仍在中國知識份子界佔一席位，譬如說劉曉波起草的《零八憲章》，第14條主張農地私有化，難道不知道一旦土地放諸市場，就會馬上讓大資本吞噬兼併嗎？要農地自由買賣，有得到農民的同意嗎？又或者是第15條主張放鬆金融監管，但憲章起草的同年，全球性的金融海嘯就因為監管不足而爆發。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及《零八憲章》的聯署者，其建設理想社會的願景固然無可質疑，可是過度樂觀地擁抱市場，只會惡化既有的問題。看看新自由主義下的中國：1978年中國的堅尼系數為0.317，至今已升破0.47。這個自詡社會主義的國度，現在貧富懸殊的情況比歐美等資本主義地區更嚴重，城鄉差距尤為惡劣。農村貧困加劇，地方政府巧立名目橫徵暴斂，七千萬農民失去土地，被迫穿州過省到城市工作。城市也不好得哪裡去，消費文化滲透各大城市、炒賣住屋造成樓市泡沫、工作條件惡劣、拖欠薪金及養老金的情況儼然已成常態，工人慘受剝削。還有極其嚴重的水污染、空氣污染、大量伐林，自然資源漸漸消竭。所有禍害，全都是不加管制、任由資本勢力坐大的惡果──新自由主義或可粉飾不少問題，譬如稱工人離鄉背井為「勞動市場彈性化」、樓價上揚為「財富透過土地累積」，可是自身卻明明白白是問題的元兇。走上歧路的中國，教訓竟如斯沉重。

八九民運的歷史教訓香港人記念六四事件二十四年，卻從來沒有吸取此一教訓。香港不少知識份子犯的正正就是內地知識份子犯的錯：沒有認清社會問題源於政經制度，誤以為民生憂患僅僅是沒有議會民主的錯，任由新自由主義橫行無忌。同樣受恐共情緒影響，資本主義又一早於經濟起飛時期深深扎根，幾乎沒有與之相抗的思想，新自由主義因而一面倒地入侵香港政策及港人思維，把極低的稅率等傾斜大企業的政策及「白手興家」、「自食其力」等獅子山精神包裝成香港的成功之道 ──當然這神話在經濟發展停步不前、流動性下降及民生問題惡化的當下已然破滅。時至今日，香港還是對政經制度沒有多少認識，當有人提出最高工時、全民退保等有利低下階層的政策時，永遠有批評指他們搞「共產主義」、「福利主義」，彷彿這些字眼都是不証自明的論點，其實根本沒有具說服力的內涵[4]。香港的政治討論往往流於純政治，少談經濟議題，討論抽離民生。即使偶爾接觸到經濟層面，亦限於單一議題，未有進入宏觀意識形態的討論。譬如全民退休保障，本身的非常重要的經濟議題，牽涉無數人退休後的生計，更可補救新自由主義殘缺的福利制度，重申財富再分配的重要性。可是，關於拉布的報道，數量卻比起討論政策可行性的研究多了多少倍？又譬如像佔領中環這麼大型的民主運動，竟完全沒有任何經濟改革的要求，譬如增建公屋、立法保障集體談判權等。相反，討論僅限於要不要簽同意書之類的策略檢討，完全不中要害。事實上民主本身就是政經問題，不討論經濟議題，一方面即使政制改革實現，我們也不知道可以怎樣運用制度解決民生問題，另一方面不緊扣民生問題，也難以吸引基層市民參與運動。 05年領匯上市，不單止自由黨及民建聯一眾建制派投票贊成，連民主黨都表示同意，泛民只有少數人反對。結果釀成大錯：公共資產私有化，租金連升幾倍，小商戶從此無立足之地。歷史的教訓說：不認清問題根源，便有千萬人受苦受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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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香港常把民生問題簡單化為沒有議會民主的錯，漠視新自由主義化的危機，這種錯誤的思維和我們錯誤看待八九民運的看法其實一脈相承。就是因為對政經制度毫不認識，我們才以為內地幾十年的民生困境都是極權中共的錯，沒有看清激進的市場化在內地造成的慘痛教訓；我們才以為八九民運僅僅是極權政府下的悲劇，沒有發現自己也同樣身受新自由主義之害。要以古鑑今，我們就要改變自己看政治的態度，別光把注意力投放在普選和議會民主，因為唯有結合政治和經濟改革，民生才有出路── 或者說，唯有如此，真正的民主才可實現。重拾一度忽略的經濟議題，建構健全的福利制度、爭取集體談判權及強化工會勢力、重奪私有化的公共資產，推動政經制度的根本扭轉，乃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六四以後，內地要求宏觀政治改革的聲音從此沉寂，新自由主義得以順利推行。主張撤去國家干預的新自由主義，偏偏藉由反自由反民主的國家暴力推動實踐，在歷史上根本並非孤例。譬如美國在70 年代支持智利政變，推翻民選總統，其後推動私有化、開放自然資源予外資開發而對剝削不加管制等新自由主義改革，自1976至1983年令智利的破產企業急增七倍，失業率推高至30%；美國又在03年出兵伊拉克，其後強行推動大規模私有化，限制罷工及工會，甚至推行均一入息稅率等實驗性政策；英國戴卓爾在1985年下令武裝警察鎮壓礦場罷工，過萬工人遭到拘捕──全都是新自由主義給「自由」一詞最惡劣的玷污，彷彿天安門廣場的坦克無情碾壓反抗的人民，拖出一道歷史的血痕。

我們怎可以不警惕新自由主義，一如我們警惕極權獨裁的中共？不為新自由主義畫上歷史的句號，自由民主怎樣才得以實現？

1973年美國支持智利政變，推翻民選總統——社會主義者 Salvador Allende。圖為當年軍人處決智利平民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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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汪闢／1989社會運動與“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趙鼎新／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許寶強／罷工、佔中與本土運動的政經根源劉字凡／國家的鐵靴和市場的拳頭——評零八憲章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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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年過去，但每個六月四日仍有為數不少的香港人聚集維園，對一九八九年那場爭取民主的運動表達哀思。然而，在集會的參與人數不停上升的同時，每年的集會卻似乎諷刺地重複著不少當年運動中的不足。六四晚會除了是一場以人數宣示信念的悼念晚會之外，其實還可以做得更多，成為我們反思民主的契機，讓我們真正地承繼民主運動的火光。

天安門廣場上的不足八九年的運動雖然以民主為重點，但其中卻出現許多與民主信念不盡相符的做法。一方面，當時廣場上的學運領袖比較輕視自己內部組織的民主參與。例如學運領袖多數並非由自己院校的同學選出，不同的學運組織之間也鮮有以民主方法討論，反而以相互奪權、排斥的做法解決問題。除此以外，「天安門民主大學」居然在佔領廣場一個半月以後才在六月三日成立，未及加強與參與者的討論、教育與交流便已在鎮壓中夭折。另一方面，儘管八十年代的中國面對極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問題，領袖們的訴求卻全部集中在政治制度改革的政治民主方面。這種想法除了關注的領域狹隘之餘，也未能認識激進的市場改革必然與民主的初衷相違背。[ 註 1]

今日香港：歷史的反覆

文：致中和

回望今日香港普遍的民主參與模式，竟又見組織內民主參與度低以及關注領域狹隘這兩大類的不足。從活動內部的民主參與程度來看，每年六四集會相當多時間都由大會以喊口號的方法主導，公眾往往處於相當被動的狀態。事實上，香港近幾年已經愈來愈多針對六四集會等大型示威集會變得「節慶化」的批判。這種說法普遍認為公眾在參加大型集會時過於被動、似乎缺乏自覺性，以至在效果上產生出公眾參與只為提升議員名聲的不良觀感。當然，大型集會難以充分顧及每個參與者，難免會以集體行動為主，但主導大型示威集會（如元旦遊行、七一遊行）的各大政黨，卻大都鮮有嘗試在組織方面和參與者交流。對比之下，六四前會舉辦討論會、展覽及針對中學生的教育活動等的支聯會已相當不錯。至於關注領域狹隘之說，則我們不難發現，以民主為主要主題的六四集會，基本上都只集中在香港政制改革、警權、中共越權等政治問題上，經濟議題（例如最高工時）或民生議題（例如市區重建）卻鮮有提及。過往六四集會也大都以呼籲市民參加強調政制問題的七一遊行作結，未見擴闊公眾對民主之想像的努力。強調民主的六四集會尚且如此，其他時候對民主的討論自然也難有突出之處。八九年的運動或今日香港作出批判當然不是

要否認中國公眾或香港公眾對民主理念的支持。相反，這些批判只想令我們離理想的民主參與更近。而這種理想必須要有公眾的高度自覺性以及不同領域的民主想像及參與。

自覺、全面的公眾參與尤其需要指出香港民主中關注領域狹隘以及公眾自覺性較弱這兩種不足，是因為它們的負面影響。前者會局限我們於「政治民主」，並令我們誤以為自己無法解決市區重建、工作待遇等問題，平日只能「忍氣吞聲」。後者則會令我們不能把握自救的方法，以至面對問題時，往往只能從個案上「消除」，而不能從制度上「根除」。公眾在民主參與中處於被動，當然不只是組織者的問題；公眾自己的心態也往往對他們的積極性有所影響。誠然，公眾不會完全缺乏一種認為包括自己在內的每個人都有能力參與民主的看法，但認為議員比自己更有辦法、影響力更大的想法則始終較根深柢固，以至民間常見遇到問題時先找議員、政客代為協助，而鮮有嘗試自行組織、自救。然而其實公眾參與不但絕不輸議員或者政客，其重要性反而是必要的。第一個原因，乃因為公眾可以介入的領域遠多於議員政客。不難想像，面對工作待遇、居住環境管理、大廈是否有需要加管理費等許多重要的問題，議會根本鞭長莫及這些時候，我們如果誤以為只有議員幫忙才可能作出改變，我們恐怕只能啞忍這一堆堆難題。相反，能夠認識自己的力量並自發參與則能夠動搖它們。第二個原因，便是公眾參與對建制施加的壓力其實比議員政客更強。活在建制之內的議員受到的制肘其實比我們多。受有限資源影響，議員和政客根本不可能對市區重建等個案數量繁多的社會問題作出長遠的跟進，而只能以「跟進個案」的方式提供協助。換言之，他們其實同樣和公眾一樣，面對建制時都處於被動的位置。當然，議員身份或者可以逼使有關部門加快跟進，但他們往往不能在其他的抗爭手段上再進一步。反觀公眾不但可以集中精力對付影響自己最深的問題，更能夠突破建制，用更多方法作抗爭。

建制的缺憾何況，建制其實往往向政經利益傾斜，有所缺憾，不能將所有希望託付到其中。以早前葵青貨櫃碼頭的工潮為例，議會難以透過向政府施壓來介入長實的安排，但勞工及福利局卻多番拖延勞資雙方的調停工作，甚至無視社會上指出「禁止工人在碼頭內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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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禁制令違反勞工法」的控訴。最終，政府完全偏袒資方，放縱外判商「倒閉」、拖延談判等把戲。又或者以市區重建為例，民選議員對於市區重建局的政策及運作無力制衡，但市建局卻被賦予極大權力，以至出現不安置受影響業戶就強行迫遷清拆的醜陋行為 [ 註 2]。這種種證據皆顯示建制一方的真正服務對象，似乎並不是勞苦大眾。面對以上種種，可見公眾的積極、自覺參與何其重要。而這種介入與參與的重點，就在於群眾的組織。

群眾組織作為出路在議會以及個人之間，群眾透過中層組織來直接參與到改善生活的民主抗爭之中，是我們面對建制的局限時重要的出路。

市區重建是另外一個類似的，可以透過強化中層組織來找到出路的領域。由於市建局的成立本身就是為經濟發展開路，議員無法制衡之餘，市區重建的方案也完全沒有民主成分，往往只是透過暴力的「土地收回條例」來「強搶民地」。對民眾的合理賠償、以人為本、持續發展等等甚至很多時只是空洞口號。 [ 註 3] 不過藍屋群街坊、利東街居民或菜園村村民等等卻向我們展示了無限的可能性。儘管這些居民不能像工人罷工一樣直接透過癱瘓經濟來逼使資方投降，但他們在重建問題上自覺地組織，提出「啞鈴方案」、苦行、守村等方法向建制方面提供極大的壓力，甚至可以破壞建制方面的野心。[ 註 4] 藍屋的爭取就是成功一例 [ 註 5]，利東街最後雖然無法打倒市建局，也至少向全港市民暴露了制度的腐敗。

所謂中層組織，是指建制以外的各種組織。小至居民互助組織，大至工會、市區重建關注組等等都是例子。建制當然不可能無視群眾反對所帶來的政治後果，但既得利益者往往會盡量計算衡量反對者的聲勢，並在建制內壓抑反對的聲音。如果不是反對者的力量大到有可能對他們的利益帶來破壞（例如，不信任政府、某階層的集體反對），他們當然不願意作出改變。

重新前進的動力

換言之，這類建制以外的努力本身就是不可或缺的巨大力量。與此同時，它們也可以為權力失衡的議會帶來極大的壓力。簡而言之，自覺的建制外參與令公眾可以跳出既有的遊戲規則，重新掌握自己的生活（即所謂的充權，empowerment）。這樣的民主在達到公眾充權之理想的同時，也有功能性的價值。

自然理想和現實容易出現衝突。普羅大眾的生活壓力使他們難以抽時間介入，或者會在組織工作上有心無力。但我們表示體諒的同時，也必須嘗試突破這種難處。毫無疑問，將我們抗爭的可能消除並意圖令我們因為力不從心而因循，就是既得利益者千方百計維護自己利益的手段。衝破這個框框當然需要勇氣與某些犧牲，但至少，我們都應該先讓這種想法進入我們的意識。由思想開始，努力實踐民主，以超克不公義的現況。

重掌生活的例子以工作待遇為例，極大多數公司在經濟困難時要員工「共渡時艱」大減人工，但在賺錢時就用上「保留資金，穩健發展」之類的講法來凍薪。這種問題一直因為議員無從觸及工作間，但中層組織又不成熟而成為公眾需要啞忍的嚴重問題。葵青碼頭工人長年的惡劣工作環境固然是這種啞忍背後最令人髮指的案例，但工資有減無增、工作量又有增無減，對香港人來說根本不是什麼「新鮮事」。如果我們在工作上能夠開始組織起自己的抗爭力量，藉由在工作間或同業之間建立工會，我們其實可以將民主參與落實到生活之中。藉由爭取改善工作間待遇（例如休息時間及設備配套）、工會的制度認受性甚至集體談判權等等，中層組織可以成為一股改變不公義的民主力量。

顯而易見，有公眾積極、自覺參與的中層組織並不是在「政治民主」之外錦上添花、可有可無的部份。相反，要實現民主的功用價值並在同時認識到我們每個人都有能力改變自己、改變世界，公眾參與是民主必需的重要部份。但觀乎香港過去與現在，這方面的努力始終少之又少，不受重視。

改變世界 / 改變我們的民主固然，是否要完全否認建制內的努力是另一個此處未有深入觸及的問題，但自覺、主動、不狹隘的民主意識在功能作用以外，更能令我們在實踐中認識到自己的尊嚴，認識到自己是主人不是其他人的附庸。制度與權威並不因為它們彷彿高高在上就有權命令我們、箝制我們。換言之，我們在改變世界的同時，也改變我們自己。回望歷史，無論是一九八九年的中國還是在那以後的香港，我們彷彿長期陷入一種「民主的匱乏」之中。對於民主，唯有認識自己有直接行動的力量與正當性，對制度、對權威、對社會問題作出批判，我們才可能明白民主的功用與內在價值，並且將這種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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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拋棄。這才是我們對六四晚會深刻的反思，也是八九民運留給我們的提醒與意義。

註解：註 1：請參考特刊文章，《自由民主的天敵：獨裁政府和新自由主義》註 2：香港的土地最終擁有權屬於政府，所謂「買地」其實只是「長時間向政府租用」。市區重建局有能力申請的「土地收回條例」，可以直接宣佈收回土地的最終擁有權。然而，更恐怖的是，這項條例沒有民主成份，只由市建局當方面公怖，市民大眾無從介入。註 3：市區重建局對外表示自己一大理念便是「以人為本」。然而，他們向受影響業戶提出的賠償並沒有統一的計算方法，導致過往經常有「高價收購以賄賂個別業戶」、「與受影響業戶完全沒有談判」等令人厭惡的做法。註 4：所謂「啞鈴方案」由利東街重建項目的受影響業戶提出，是香港市區重建的第一個「民間規劃方案」。對比市建局只顧建住宅、無視「囍帖街」生態及灣仔區街坊生活水平的原有方案，「啞鈴方案」兼顧原有生態及基層街坊生活之餘亦能配合社區發展。「啞鈴方案」最後獲得香港規劃師學會頒發銀獎，備受肯定（學會未曾頒過金獎），但仍被市建局拒絕。註 5：灣仔的藍屋建築群是有多年歷史的舊式建築，極具歷史價值。2006 年，市建局意圖改造整個建築群，但因為會破壞整個社區而引起大批公眾反對。最後，公眾努力瓦解了市建局的意圖，完全保留了整個藍屋群，成為了本地「保育運動」的一項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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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偷們的心聲市民們、大學生們：你們辛苦了。我們是一伙神偷，但是，為了聲援大學生，我們罷偷﹗ 市民們，你們安心支持大學生們吧﹗李鵬這個王八蛋必然下台，他不是好東西。我們不會說甚麼，你們大學生們評論吧﹗ ( 上文源自 5 月 24 日晚在北京大學的「北大之聲」自由廣播中的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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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光環：抗爭者的身分與行為文：林君穎

歷史香港中國

晨曦初露，映照血洗過後的廣場，軍隊驅散最後一批群眾，八九民運黯然結束。這場運動縱然不能促使中共改革政經制度，卻令市民為學生淚紅雙眼，深深感受他們的赤子之心。每當提起八九年的抗爭，總是聯想到學生的赤子形象，彷彿沒有任何污點，但廣場這麼多學生，會否真的全無過失？為何我們只記起美好的一面？因為領頭人是學生，所以我們格外寬容？仔細思量後，我們或會發現八九的正面印象，多少與學生身分和他們的行為道德相關。八九過後，香港經歷了大大小小的抗爭，不難發現抗爭者的身分和行為仍然左右市民對社運的評價。我們習以為常，卻忽略了這種思考模式可能會模糊討論焦點，甚至造成壓迫。八九民運作為一場深銘肺腑的社會運動，牽動千萬人心，正好有助解釋群眾對抗爭者身分與行為的期許。

八九的潔淨回憶身分八九年的民主運動得到公眾擁護，學生身分是一重要因素。很多市民把學生視為自己的孩子，急切要保護他們。因此當國家面臨種種政治、民生問題，社會上的成年人尚未抗議，最先站出來的竟是一群學生，令人意想不到。學運領袖聲嘶力竭地吶喊，尤其柴玲看似弱不禁風，卻經常聲淚俱下地呼喚群眾，流露純粹、真誠的一面，觸動人心。學生其後絕食，以身體來對抗當權者的冷漠，引起很大回響。絕食宣言用字激昂，表現他們的決心；「媽媽：我餓，但

是我吃不下！」等標語感人肺腑，喚起市民同情。那時的報導盡是學生絕食的圖片和倒下的訊息，聞者痛心。學生懷著熱切之心，有如此關愛國家的表現，自然感動群眾，使他們主動關注，甚至身體力行地支援。

行為另一方面，市民對學生的具體行為有道德期許，而傳媒亦刻意不報學生的過失，使他們符合大眾期望。當時廣場內部充斥著負面訊息：衛生惡劣、政財混亂、學運領袖打算逃走，為「保命費」爭執，又有學生違反絕食規定。記者雖然得悉醜聞，但並沒有報導。[1] 他們近乎一面倒支持學生，維持了八九民運的正面形象，也令學生免受公眾批評。從八九民運所見，公眾對於身分及個人行為有些「潔淨」的期望。八九因學生身分，以及傳媒協助塑成的「純潔」形象而得到無限同情，現時香港的抗爭也擺脫不了公眾的道德期許。只要社會運動跟從民眾的期望發展，便不難獲取好感，增添動員力量。可是我們亦需小心，因為它同時能使社會運動陷入窘局。

刻版身分印象簡化運動理念不同身分擁有不同社會地位，公眾普遍對他們的印象也各有不同，譬如學生純潔、律師專業、工人粗獷等，身分之間甚至有高雅粗俗之分。這些印象根深柢固，使某些身分散發魅力，有特殊的感召力和說服力，得到更強的力量鼓動公眾參與社運。觀乎上年的反國教運動，一群中學生主持大局，引來熱烈回應。中學生年紀尚小，不常成為抗爭主體，比大學生的形象更為純潔，故當他們願意抗爭，甚至絕食，即牽起一時話題，深受市民愛護。對於國民教育科，縱使一般市民並非身受其害，佔領政總行動卻能號召十二萬來自不同階層、年齡、身分的市民參與，實屬近年罕見。有如斯強勁的動員能力，多少因為組織者的中學生身分。而戴耀廷提出的佔領中環未至遭受強烈譴責，除了因為其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外，還因為其律師身分。律師一向予人專業及冷靜的形象，因而得到群眾信任。倘若此計劃為一名保安員提出，結果勢必大異。雖然學生與律師的影響力在於不同層面，但簡而言之，對比工人和婦女，他們都在社會上得到較大尊重。然而，偏重身分感召容易使抗爭理念受到輕視。以反國教為例，不少人覺得「連中學生都抗爭，我點可以唔支持」而參與行動，學生絕食後得到的回響更大，有更多人表態支持。在社會運動中，身分只是無關痛癢的一環，公眾應先了解事件才表明立場。雖然當時很多人對國民教育科有基本概念，但未必曾深入探討國教有何必要、國教以外的選擇，甚至是國民身分等話題。若偏重組織者的身分而參與社運，便輕易簡化其理念，窒礙詳細思考及討論，不利於運動的持續性。再者，這些對不同身分的刻版印象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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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事實：學生有不同性格、律師可以犯錯、工人也能寫詩。[2] 如只重視和信任某些身分而排拒其他，便相對地容易忽略一些重要的社會議題，如外傭的待遇。參與社運應基於理念，而非身分。

行為道德規範造成個人壓迫公眾普遍對抗爭者的行為有道德要求，認為有些行徑不可為。他們期望參與者保持嚴肅、受害的模樣，以符合抗爭者的身分。此外，又期望抗爭者謹言慎行，盡量符合社會規範，抗拒任何「越軌」之事，包括飲酒、吸煙，形成「運動潔癖」。抗爭者了解這些期許，被迫迎合，碼頭工人罷工便是一個好例子。大部分市民體恤碼頭工人罷工，可是工人卻擔憂一些個人生活習慣會影響工會以及運動的形像，而有所避諱。罷工得到廣泛報導後，有工人特意減少抽煙，飲酒時又會把酒瓶用報紙包裹，或以礦泉水樽掩飾，更誇張的是一些工人連在碼頭內火鍋也避忌三分，恐怕影響罷工形象。工人並非過慮，因為網上的確有圖片流傳，拍下工友閱讀馬經、火鍋和慶祝生日的片段，並指罷工為「歡樂晚會」，諷刺工人並不辛苦，對抗爭者的個人行為存有嚴苛的道德規範。這些不切實際的想像，造成運動參與者的壓迫。他們為免失去公眾支持，遂扭曲個性，迎合主流的道德規範。碼頭罷工並非一、兩天，而是四十天之事。工人需要承受的壓力不輕，尤其在局促的環境被鎂光燈和公眾監視著。他們不單要承受輿論批評，更有家庭和經濟壓力。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已被牢牢束縛，輕鬆一下何罪之有？工人並非機械，不能二十四小時擺出抗爭模樣，他們有感覺、情緒，偶爾以不同方式來放鬆乃人之常情，並非代表輕視抗爭。況且，吃蛋糕慶祝生日、以火鍋慰勞參與者本很平常，而以抽煙、飲酒減壓乃個人選擇，亦不為過。若以虛無的道德光環凌駕真實人性，只會令運動參與者在抗爭過程雪上加霜。

傳媒能控制資訊傳播，既能不報負面消息，又能搜刮醜聞，反映他們有能力刻劃社運形象，影響市民的感觀。由於傳媒的報導未必能反映運動的全貌，因此讀者應提高警覺，審慎閱讀。

結語群眾對抗爭者的身分和行為有所期許，若社會運動的走向符合市民期望，便能獲到更大的動員力。然而，透過傳媒的渲染，這些期許被放大，便可能模糊運動焦點，並且造成壓迫。故此，公眾有必要明白僵化期望導致的問題，並打破這重障礙，以免重蹈覆轍。群眾一方面應審慎處理和分析傳媒的報導，另一方面應把社會運動的討論焦點重置於理念和手法上。在參與行動前，他們應釐清自己與組織者的立場，經過深思熟慮才決定。譬如近期討論得熱烘烘的佔領中環行動，與其受律師身分及「和理非」的道德手段所感召，不如重新思考香港需要怎樣的民主制度、「和理非」的合理性等，才決定參加與否。 [1] 六十四名香港記者。《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香港：香港記者協會，1989。 [2] 2007 年扎鐵工潮出版了《扎鐵工潮文集︰鋼草根扎鐵花》，收錄了不少工友的詩詞。 [3] 〈U 仔烏托邦佔領滙豐變 hea 竇〉。《Face 週刊》，2011 年 11 月 30 日。 [4] 〈政情：李卓人餐廳擦鋪勁？〉。《東方日報》，2013 年 5 月 6 日。

群眾對某些抗爭者的身分尚且有強烈的道德要求，加上抗爭行為的潔癖，會造成進一步的壓迫。例如公眾對學生的行為規範比工人更嚴格，他們或能接受工人吸煙飲酒，但當學生作同樣行為，便會遭受道德譴責。可是說到底，這些又與抗爭理念有何相干呢？

傳媒推波助瀾模糊討論焦點從以上所見，群眾對社運和抗爭者存有期望，但令這些期望植根於心底的，是傳媒。觀乎今天的傳媒，他們大多基於商業模式運行，為了銷量，他們不惜譁眾取寵，製造話題。由於讀者較容易接受簡單的資訊，他們便以標題和圖片，含混地表達複雜的概念。在反國教運動裡，黃之鋒因一條訪問片段走紅，媒體順水推舟把他捧成新生代學運「明星」，強調其中學生身分，卻甚少提及他對國民教育及國民身分的看法，抹殺了討論機會。另一方面，媒體亦經常以獵奇的手法報導社運，如在匯豐銀行總行紥營的佔領中環運動，有雜誌報導現場酒樽滿地、關係混亂，以片面的說法營塑成員「搞搞震」的形象。[3] 又如碼頭罷工，有報章指李卓人與職工盟總幹事及碼頭業職工會總幹事在太古廣場的意大利餐廳用膳，暗諷他們丟低工人，說一套做一套。[4] 這些報導跟運動本身毫不相關，只會分散讀者的注意力到一些不著邊際的「花邊新聞」，而忽略了運動理念和抗爭模式的討論，更會鞏固公眾對抗爭行為的「潔癖」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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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平局限文：韓冬昇在香港不同的示威場合和運動中，我們不難發現無論組織者或參與者都不斷強調「和平」二字：「我哋呢到好和平，唔係嚟搞事㗎。」「和平理性非暴力」似乎真的能夠帶來良好的觀感，但是每一次大型和平示威像是元旦、七一大遊行，訴求都鮮少有獲得接納，或者只得到敷衍的回應。然而，六四的史料顯示，當時的學生及北京市民的行動並不局限於集會遊行，還有不少今日香港人普遍覺得「衝動」、「魯莽」、「激進」甚至「暴力」的舉動。當時的行動應該頗容易受到諒解，但假若此等情況出現在香港，我們應該持著怎麼樣的態度呢？

和平的不足假若每一次都能夠單以和平示威行動便令當權者聽取意見，這固然理想，但事實上卻不是如此。當年八九民運與現今香港大部分的大型運動一樣，都是以集會為運動的主要形式。這種模式便是認為只要有足夠人數向政府表明訴求，就可以逼令政府聽取民意。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三名學生在胡耀邦悼念儀式中，下跪遞交請願信及請求對話，就是抱著同一樣的信念。然而，不論下跪還是遞交請願信，都是希望以道德感爭取政府的認同。當然，和平的示威行為也可以愈演愈烈。無論是通過苦行甚至是絕食，都是表達了更堅毅的決心。這固然能夠動員更多的群眾，以人數向政府施予更大的壓力。可惜只以人數支撐整場運動，是不能實際威脅到政權。雖則政府會因傳媒或是面子等問題而備受壓力，但只要衡量到一場運動沒有足夠的影響力，便可以絲毫不理會。政府最懼怕的，是因人數眾多而激化的抗爭行為，並因而影響社會穩定。再次回到八九民運的下跪場面，李鵬對示威者的回應是：毫無反應，沒有意欲進行對話。當示威者的訴求威脅到當權者的利益時，如當時學生提出的七項訴求，和平的手段就很難逼令政府讓步。飽受痛苦的示威者既不能拜託殘缺的議會制度，卻又希望能夠作出改變。此時，我們應該不難想像他們開始希望與政府硬碰硬，嘗試進行不同向度的改變。他們希望抓著當權者的把柄，逼使政府進行一定程度的協商和妥協。或者我們可以把要求政府變革想像成一場談判，當和平表達訴求的時候，就必須展現一定程度的力量作為談判籌碼。

八九的認同感當年八九民運的確以遊行集會作主軸，話雖如此，運動期間仍不乏「激進」的行動。例如，學生就試過在新華門外向警衛和武警扔瓶子和鞋，以抵抗來清場的公安武警。又例如在五月二十日，政府頒發戒嚴令前，數以千計民眾主動聚集堵路，阻截軍車入城。在運動後期，更有學生不惜一切攀上軍車，把軍人拉出車外，並且搶奪軍人的槍械。以上的行為都有不少肢體的碰撞，而且都是非法的行為，假如香港發生此等程度的衝突，抗爭者一定被廣大傳媒及市民當成暴徒大肆譴責。然而，我們卻會認為八九民運的激進行為是可以接受的。事實上，此份認同感不應止於在情感上，更是在義理上。

阻礙才是唯一的出口但是，到底甚麼才能令當權者膽怯呢？政權之穩定是依賴社會日常秩序之運行。所以，進一步的抗爭方式就必然指向：阻礙社會日常運作。當中具體的抗爭形式不外乎堵塞道路，阻塞政府部門或公共事業的運作，更甚是佔據其用地。或者讀者會感到這些阻礙麻煩，但其實八九民運時的學生亦嘗試過號召罷工。雖則行動不太成功，但是原理則是同出一轍，便是降低城市的生產力以及經濟運作。當經濟不穩的時候，政權亦自不然受到動搖。不要以為罷工比堵塞造成的阻礙輕巧得多，試想香港有一半的巴士司機罷工，令大眾不能上班上學，造成的阻礙實是不可想像。當中的阻礙更是涉及經濟損失，令政府的管治威信大為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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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希望社會安定繁榮是你我的願望。但是，安定不單單是社會能夠井井有條地運作，更是每一個人能夠得到合理的權利及回報。而繁榮更應該是社會每個人都能夠共同享受的經濟回報，不是只是當權者和富人的經濟利益。當示威者在政總前推鐵馬時，就被大肆渲染為破壞了社會安寧。然而，此等程度的衝撞相對於政府對市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這算甚麼破壞了安寧？假若不能令平等得以彰顯，所謂的安定繁榮亦只不過是不公義的糖衣外殼。

與當權者相依的法律雖則政府有機會讓步，但當面對切身的權力威脅和利益，便會露出猙獰的一面解決問題。要求政府改變，是一場實力的對疊，當權者會各種方法打壓抗爭者，而法律便是他們的第一重武器。以最近碼頭罷工事件為例，當時工人仍佔領碼頭的內部，但一張法庭批出的禁制令便把他們驅逐出碼頭，令工人不能再緊握外判商的死穴進行談判。抗爭者就是希望以阻礙經濟生產為抗爭手法逼使外判商談判，法官卻宣稱，工人有多種方法與資方溝通，沒有必要擅闖原訴人的私人地方。但是，所謂很多種手法並不存在，工人正正是因為經過無數次的溝通亦不能爭取到合理的工資，才只好進行此類型的抗爭。再留意一下八九民運時戒嚴令的公告，上面寫著「戒嚴是為了迅速制止社會動亂，維護首都正常的工作、生產、教學、科研、社會生活秩序。」法律打從根本就是打著社會穩定的旗號威嚇、壓迫抗爭者。

筆者深深明白到警察也是「打份工姐」，但相比起久受壓逼，連薪金也沒有的抗爭者，工作又怎能成為警察打壓抗爭者的藉口呢？在八九民運時，群眾對於軍人有著深切的尊敬，他們會把食物和水送到軍人手中，讓軍人明白他們是同一陣線。但是，一遇到威脅時，如當軍人企圖進入廣場時，市民便奮力把他們趕出車外，還曾經繳下解放軍的武器和把他們趕出客車。筆者亦不否認他們本是可遊說的對象，但是在抗爭對恃的場面，他們因職務只變成執行清場任務(更有可能以暴力的手段)的機器，此時抗爭者亦只好並且必須作出抵抗。

艱辛的改變以上不是為了證明每一場運動都必須要用到這些策略，因為這些行為需要穩固的組織力以及一定程度的犧牲。假若抗爭者沒有足夠的理解及覺悟，衝撞等激進行為亦只會落入形式化。無論如何，激進行為仍是具有一定的合理和需要，我們不應被「和平」的迷思掩蓋了運動本身即是逼使當權者談判的本質。而在壓倒性的強權和武力下，如何衝破因「和平」的幻象而形成的恐懼，是我們要共同面對的難題。

大家身處社會之中本是會有不少的磨擦，而法律的本義應是以一些規定以及法則維護社會之間的平等。倘若連這基本目的也達不到的話，該法律亦只是毫無作用，更有可能淪落為當權者的工具。法律絕不能只是壓制表面的衝突，而忽略在日常生活內潛藏的勞資矛盾或是社會上的壓迫。

不可避免的碰撞然而，要明白法律只是第一步。當法律的威嚇不再可靠的時候，警察便會以維持社會穩定為名作出行動。堵塞或是佔領作為阻礙日常運作的形式，佔據的時間愈長才會有愈大的議價能力。所以，抗爭者守衛據點便是為了繼續掌握並加大談判的籌碼。這過程當然少不免有暴力的肢體碰撞。然而，守衛據點某時候亦需要較進取的行動。試想若政府突然宣稱「悼念六四」是無理的聚集，維園的草地範圍突然被封起來不准集會。那麼，在場的我們主動爭取回到草地也似乎相當合理吧。此處想說明的是有時候主動地奪回應有的空間亦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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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矛盾，矛盾什麼？

過往二十三年，我們到六四晚會，以燭光展示對平反六四的決心，主要是基於對公義的執著，從不需特別加以思索。然而，到了今年，應否到六四晚會的爭論越來越多，其中最為人關切的說法是港人不應再支援來港掠奪資源、破壞香港文明的內地人，甚至應與他們割裂，而「建設民主中國」更與港人無關。面對以上爭議，或許不少曾堅持支援中國的你我都有所動搖，尤其於中港矛盾熾熱的今天，我們大多都經驗過與內地人之間的衝突，甚至曾為此對內地人萌生厭惡感，因此，我們不得不正視支援中國民主進程與厭惡內地人之間的矛盾感。以我為例，大學的生活忙碌，能抽空與家人共聚天倫的機會不多，某個假日難得有空，便攜同家人到迪士尼樂園遊玩一天，然而，當天的興致卻不幸地被內地的旅客打斷。那時候我們一家在某機動遊戲前排隊等候，但突如其來有四個人於我們身旁走過，插進了隊伍的中間，我眼見前面其他遊客都予以白眼，並唸唸有詞：「啲大陸佬有冇搞撚錯？」細聽之下，那四人聲浪不少，說著滿捲舌口音的普通話，繼續旁若無人地談笑風生。未幾，前面有遊客按捺不住跟他們理論，劈頭一句：「返後面排隊啦大陸喱！」，罵戰亦因而一觸即發，那四個疑似內地人以半鹹淡廣東話罵著「屌你老母！」，那位遊客亦回罵：「死返大陸啦，蝗蟲！」。爭吵之間職員趕至，將對罵的兩批人都帶離隊伍，雖回復寧靜，但遊樂的興致已盡失，接下來每遇見內地旅客便想起此事，覺得他們的存在特別礙眼，一天就這樣意興闌珊的過去。

文：倪德健

除此以外，每天回家檢視 facebook，總不難見到被廣泛轉載，關於內地人醜態的改圖，圖中主角不外乎是蹲在街邊的、霸佔座位的、縱容小孩於街上大小便的，甚至是自己於街上大小便的內地人，對於他們「不文明」的行為我真的難以理解，當小孩的未成熟還好，成年人又怎能如此呢？好吧，放下電腦打開電視，又看見關於奶粉缺貨、孕婦找不到床位等的報導，種種指向內地人惡行的訊息不斷於身邊轟炸，盡管我於學校認識不少友善的內地生朋友，明白到不應對內地人有所偏見，但從心底裡，卻無法否認自己存在著某些對內地人的厭惡感。回到此時此刻，坐在維園的你我，一方面心裡對「建設民主中國」有著一定的期許，但另一方面，對這個我們寄望的國度內的人民又似乎

有所保留，到底我們應該如何平復當中的鬱結？為此，讓我們嘗試了解討厭「內地人」這個情緒背後，到底討厭的是什麼人、什麼事，對其中的矛盾或許能有所紓解。

「不文明」背後，是陸客的野蠻，還是港人的偏見？面對部份內地人的「不文明」行為，例如我所經歷過的被插隊，或真的看見有人於街上隨處大小便，的確應該立刻制止，然而，是否所有我們認為「不文明」的事都需要惡言相向呢？最近我於網上看見一段關於港人與內地人於港鐵上對罵的短片，片中主角為一個香港年輕男子和一對內地夫婦及他們的女兒。影片一開始，港男便怒目向身旁那內地女孩罵道：「郁唻郁去，對手郁唻郁去，玩撚完未呀？」，應該是女孩玩耍時碰到或騷擾到港男，隨即女孩的母親還口，演變成雙方以粗口互罵，小女孩嚇得掩住雙耳。就我所見，或許女孩真的犯錯在先，但港男的態度極為惡劣，假如我是女孩的父母，只因女兒的小錯誤便惹來對方以粗口辱罵，愛女心切，又怎可能平心靜氣地好好道歉呢？加上從對罵內容中可見，港男明顯地針對對方的內地人身份，並以此作人身攻擊，面對如斯赤裸的歧視，情緒激動、放聲罵回去亦屬人之常情吧。反之，回看港男得勢不饒人的氣焰，是為了被女孩騷擾而動怒，還是借故向內地人洩忿呢？類似的情況我於網上流傳，關於中港對罵的影片中看過不少，內地人顯得「不文明」，但某些港人亦不見得特別有氣量。回到自身經驗，我曾不止一次於蘭桂芳看見外國人於街上小便，身旁港人均視若無睹，似乎已習以為常，但當相同情形出現於內地人身上時，不少港人往往如臨大敵，立刻拍照再放到網上大肆聲討。對內地人的批評之中一直存在這種雙重標準的情況，試想想以上提及過的惡劣行徑，哪種會是內地人的「專利」？何況內地人眾多，怎可能一概而論為「內地人的惡習」？回想小時候，我亦曾因忍耐不了而於街邊花槽小便，若發生於今天，恐怕我已成了網上流傳的「蝗蟲」之一。以零容忍的態度對待內地人之前，或許我們需要反省，到底我們討厭的是內地人的惡劣行為，還是單純地討厭內地人呢？除此以外，指責內地人「不文明」前，思考那些行為是否基於某些「文化差異」亦是相當重要。假如我們到日本旅行時，因於鐵路車廂內響起了電話鈴聲，而被習慣關掉鈴聲的當地人視為「不文明」［1］，那我們會有何感受呢？在這並非要以「文化差異」合理化內地人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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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行為，但我想適當的包容及理解，定必有助減少中港之間的衝突。

供這個機會予我們的子女，把握這個機會亦不為過吧？這種對安穩生活的期盼，實在別無二致。

制度許可下，誰不想活得「搶奪」的真相：內地人更好？並非罪魁禍首不少港人討厭內地人的另一主因，是因為他們來港「搶奪」屬於我們的資源，不論是孕婦床位、小孩的學位、奶粉等等，都被他們這些所謂「蝗蟲」搶清光。我作為學生未必身受其害，但顯然不少港人因此而滿腔怨氣：醫院床位緊絀，預約不了床位生產而大為慌張的孕婦、因區內學位供應不足，需為子女跨區哀求學位的家長、奶粉斷市，深怕孩子餓壞而四出搜羅奶粉的父母等，他們對內地人的厭惡均來自生活上實際遭遇的困難，而於他們眼中，這些困難的確與內地人的出現有很大關聯。但另一邊廂，於怪罪他們前，我們似乎從不願意多了解這些來港的內地人背後的心態：何以雙非孕婦願花十多萬元來港產子，無法支付的甚至敢於以命相搏，冒險闖關？何以明知道每天需花數小時穿梭中港，仍堅持要孩子跨境上學？何以深知價格被炒高數倍，仍選擇大量購買香港奶粉？對於種種疑惑，始終要作更多了解，方知道到底我們討厭的是怎樣的人。假若我們是內地的準母親，大概都會想得到較好的醫療服務，確保能安全分娩，始終母嬰平安還是最重要。除此以外，比較起內地，不論是教育制度、醫療保障或其他福利，於香港都更為妥善，作為父母總渴望兒女於更好的環境成長。不少港人希望子女得到外國護藉，亦是基於相同原因，假如今天英美等地向於當地出生的港人嬰孩派發永久居民身份，我相信不少香港孕婦亦會在所不計，為兒女爭取一張綠卡，或一本英國護照。至於另一來港產子的主因，是要逃避內地過時的一孩政策，試想像，假若你已有一個子女但又意外懷孕了，能狠下心打掉自己的骨肉嗎？這時候既能保住嬰兒，又能避過高額罰款的，亦只有來港產子這條路，這便解釋了何以遠至北京的母親亦選擇來港產子，他們並非要「搶奪」什麼資源，只是希望安全、順利生下第二胎而已。

面對以上提及過的生活困難，我們似乎都相信它們源自於內地人，但事實恐怕並非如此。先談孕婦床位不足的問題，雖然於「雙非零配額」前於香港分娩的內地孕婦與香港孕婦相若，彷彿「佔用」了一半醫療資源，但其實醫管局於早年曾以人口老化為由，大幅削減調配予產科服務的資源，莊豐源案後，又未能增撥足夠資源加設床位，這才是床位不足的主因。至於奶粉斷市，奶粉商需負很大責任。話說奶粉於香港的貨源一直充足，但市面上 1 號及 3 號奶粉仍然短缺，這源於部份奶粉商要求小型藥房必需以「綑綁式訂購」的方式購買各階段奶粉，以達致最大利潤，導致部份藥房因避免囤積奶粉而不入貨。因此奶粉的短缺與奶粉商的批發模式有直接關係。北區是幼稚園及小學學位最緊張的地區，這亦是跨境學童集中的地區，但令學位短缺的元凶並非內地學童，而是教育局的短視政策。教育局於早年對開辦學位的數目欠缺長遠規劃，故此一度於北區殺校。其後當學位緊張的惡果出現後，局方卻從沒打算復辦被殺的學校，只懂勸喻家長讓小孩跨區上學，導致北區學位持續短缺。參照以上的例子，應該了解到內地人於我們面對的生活困難之中，絕不應承擔一切責任，但我們往往都習慣將問題的成因，直接歸咎於他們身上，這大概是基於我們甚少嘗試了解內地人的心態，以及問題背後的真正成因。事實上，再多的對罵、標籤亦無法改變問題的根源，與其於內地人身上洩忿，何不將訴求聚焦於真正的罪魁禍首，例如醫管局、教育局等，以從根本解決問題呢？

結語誠然，隨著與內地人日常生活上的碰撞，以及雙方於某些文化差異上的不協調，我們對內地人有所厭惡的感覺始終難以避免，而這種感覺亦非看過三數篇文章後便能從此消失，正如我現在於街上看到大聲喧嘩的內地人仍會特別覺得煩厭，然而，這種討厭的觀感絕不應該上升至形成偏見，甚至仇恨情緒的地步。回想八九民運那年，難道當時的港人與內地人之間，就沒有生活上的衝突、沒有文化差異存在嗎？那些年，港人還不是喜以「阿燦」揶揄內地人嗎？然而，從當年港人對八九民運的關注程度，以及所付出的捐款支持中，可以看見港人追求民主的熱誠，已超越了對內地人的負面觀感，既然我們於昨天能衝破兩地之間的矛盾，難道現在就不可以嗎？雖然近年中港矛盾的問題逐漸升溫，但我仍相信區區的負面情緒，絕不妨礙我們堅持對民主的追求。

[1]：日本人於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有關掉電話鈴聲，以免騷擾其他乘客的習慣。

我們對內地奶粉的信心早已於毒奶粉事件後破產，假使你是父母，面前的選擇有內地奶粉以及被炒貴數倍，但有安全保證的香港奶粉，以子女健康為首要考慮的你恐怕亦毫不猶豫購買香港奶粉。同道理，當我們信任香港的教育制度，亦希望能讓子女於香港接受教育，既然制度內有辦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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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拒中國的情緒政治文：覃俊基

「每年都去六四晚會，希望大陸人會醒。但今年開始，我覺得佢地班人無得救。」 ——網上改圖如果你近日有留意網上消息的話，大概會看到一些片言隻語，呼籲大家不用去六四集會了。認真地說，不用有太多的政治觸覺，也會知道這些是所謂「自治派」的言論，強調港人，放棄中國的族群政治。而其手法，也自然是以醜化內地人為主軸。是故，不少標語式的圖片也貫有「中國人無得救」之類的說法。以上言論固然值得商榷，但本文要處理的不是這些。在厭憎情緒以外，同時浮現的還有一些宏觀策略的討論，比如說，中國有了民主以後，香港反而會更差；或者是香港無力他顧，理應先顧自己無謂關顧內地。一下子，純粹的情緒政治似乎昇華成國際視野的討論。彷彿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排拒大陸人，而在於運動路線的考慮。這些堂而皇之說法，差點兒就值得認真討論。

恐懼與排拒：中國有民主，香港無運行會這麼說，是因為它們並不怎麼有嚴格的根據，幾近是基於臆測，以及訴諸恐懼情緒，根本經不起仔細的審視。讓我們先看第一種說法，大體就是中國有民主，香港反而更差。為甚麼呢？因為隨著大陸發展，香港會因此失去經濟優勢；另一種相類似的觀點，則是國內有了民主以後，香港回歸大陸，那國內人就可以大條道理將香港的資源抽走。但這種推測有甚麼真憑實據呢？又有否歷史支持呢？鄰近的台灣有了民主，香港是否差了？諸多發達的沿海中國城市，如上海，又有否讓給貧窮的內陸吸走資源？事實上，在沒有實際例子與證據下，我們完全可以倒說回去：國內有了民主以後，整個地區發展得更好，香港亦會相得益彰；又或國內有了民主以後，廣大民眾看到香港的成績，自然會投放更多資源過來。重點並不在於誰對誰錯——因為其實兩套觀點完全是臆測。說到底，這種「大陸好、反而會針對香港」的說法，是利用那些本來就對國內人不信任與敵視。只有在這個前題下，所謂的「論點」才會令人覺得有理。

事件，每年有十八萬起（詳見本刊另文），我們有過甚麼真正有系統的支援？有經驗的交流嗎？有經濟援助嗎？原因固然是因為路線問題，但很大程度上也因為「反對派勢力」在本土就沒有甚麼堅實的力量。所謂泛民，對民眾的影響日漸減少，在組織一般民眾上就更是遠落後於建制派。我們根本見不到有效的反對勢力與路線。在這樣的情況下，支聯會所能做的自然有限（註一）。然則，哪怕這種近乎儀式的六四晚會沒有任何實際作用，但這種姿態卻是有其存在必要。這個儀式是中共政府無法忽視的標記，也在述說著我們支持國內民主的集體決心。或許不少國內民眾因為長期的洗禮與封鎖已經遺忘了，或放棄了，但總有人會理解，需要這些支持。令人費解的是，自治派彷彿將六四晚會說成忽視香港問題的因由。但每年一次的六四紀念（以及相關活動）其實會耗用多少資源？而透過紀念來喚醒港人對壓迫的反抗，又是否不值？要真正動搖中共的力量，兩地民眾的聯合又是否沒有必要？合則力強分則力弱的道理有多難懂？其實這些都不難明白，但這個自顧不暇的說法，卻是最易給予別人懶惰的藉口，讓人可以自我感覺良好地不參與集體抗爭。話說回來，當權者最喜歡就是聽到這個的了。

小結：情緒政治的危險能夠閱到這篇文章的，大概都在六四晚會。在一片歌聲之中，大家可能沒有意識到現下香港政治的危險性。以上提到的這些「中國策略」，不是真正的理據，而是嘗試挑動諸如恐懼、厭憎、無力等情緒的偽觀點。我無法在這裡涵蓋全部，有些甚至不值得回應（註二）。這種情緒政治一方面不鼓勵理性討論，所挑起的波瀾更是容易一發不可收拾。說到底，這些都是要建立排拒國內人的種群政治。令人遺憾的是，這些說法已是甚囂塵上。這種風潮得以形式，莫不有賴於我們對國內情況的不認識。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嚴正對待了。註一：與此同時，純粹紀念式的六四晚會作用實在有限，而支聯會多年來不將六四的集體經驗轉化成進步的討論，讓之成為香港民主運動的養份，也實是難辭其咎。認真參考六四的經驗，從中汲取一定的歷史教訓，正是本特刊的要旨之一。註二：比如說，現下多有言論說不用去六四晚會，因為其口號宣揚愛國。然而，哪怕保守如支聯會，也遠未去到支持現今中共政權吧。這些說法，實在教人哭笑不得。

懶惰的藉口：休管他人瓦上霜另外一種說法，則是說香港的問題已經夠嚴重，自顧不暇，何必還要理會內地事務？所以，也就不用去六四集會了。如果上一種說法是利用恐懼與敵視，那麼這個說法則是利用人的惰性。好讓不怎麼想去六四集會的人有一個體面的說法。老實說，我們從來就沒有太多「支援國內民主」的實際行動。每年一個集會算得上甚麼？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又可以有多大的影響？本來支聯會的態度，就是姿態上的支持罷了。國內的群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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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中國從不是地理上離我們遙遠的國度，卻因不了解而充滿隔閡。當年我們支援國內的愛國民主運動，很大程度上展現了我們對國內的理解。然則，自八九以後，我們似乎對國內情況的理解似乎越來越少。所以，重新理解中國，實是我們緊接六四軌跡的第一步。我們對中國的理解，大多從主流媒體所得，或讚頌其偉大成就，或批判其人權問題。但真切發生在內地的危機與苦難，卻鮮有觸及。八九民運過後，中國大大小小的抗爭從未間斷，《中國抗爭》一文整理並分析了這些抗爭的成因、性質、影響等，以圖讓讀者超越單薄的抗爭想像。中共自十八大後，習李體制正式形成，不少人予以厚望。在富強的外表背後，中國的實際運轉何如？以 GDP 作政權正當性基礎的中共，是否有經濟不再前進，或泡沫爆破的可能？《躁動的國度》正正闡述了這種危機早已深藏、醞釀。另一方面，在漢族本位的論述中，少數民族總被置於權力低位，他們久經苦難，卻無奈失語，這些「自治區」如何名不符實，中共對他們的壓逼，《沒有自治的少數民族•自治區》嘗試勾勒一個圖譜。我們對中國的不理解，卻可歸咎於傳媒的自我審查與被動，訪問程益中、謝志峰、區家麟三人，《傾聽自由的呼聲》望能管窺傳媒運作中的漏洞與不足。又，因支聯會六四晚會主題「愛國愛民、香港精神」響起的辯論，讓國族意識再次進入公共討論中，那麼，中共眼中的國族意識究竟是何種存在？這正是《脫彊野馬》一文想探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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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血腥鎮壓震動了每一個人的心。當權者試圖用這樣一場殺戮警告中國人民。中共願意為了政權的穩定採取任何行動，包括剝奪人民的性命。相較 24 年前，中國人民今天面對的官商同謀、物價高漲、剝削勞工、貪污腐敗、打壓自由等問題更加嚴重。24 年後的今天，不熟悉國情的人以為今天的內地人已是無可救藥的順民，實情卻是中國內地抗爭四起，而且不論規模頻率和激烈程度都遠超香港的遊行示威，亦有值得學習之處，究竟這些抗爭的具體情況、趨勢和預示是怎麼樣？

中

國

也

有

抗

爭？

2011 年的烏坎事件可謂香港主流媒體報導最多的事件，亦因而令港人印象比較深刻。其實，中國內地發生的抗爭活動遠遠不止烏坎事件。各種集體抗爭行動，如遊行示威、集會、衝擊、集體上訪等，近年在中國被稱為「群體性事件」。由於中國幅員廣大，政府仍然在某程度上掌控資訊流通，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只能作極其保守的估計。據估計，全國群體性事件由 1993 年約 10,000 起增至 2004 年約 7.4 萬起，參與人數亦由 73 萬多增至 376 萬多人。群體性事件的數目在 2012 年更估計至少有 18.25 萬起之多，即平均每日 500 宗。中國大陸社科院社會學所副所長陳光金在《2013 年社會藍皮書》指出，徵地拆遷糾紛約佔群眾事件半數 ( 約 9 萬多宗 )，污染及勞資糾紛佔 30%( 約 5 萬多宗 )，其他糾紛則佔餘下的 20%。

徵

地

糾

中國抗爭不願

紛

徵地一般是指政府向農村徵收土地用作發展用途的行為，而徵地糾紛就是政府在徵地時不依程序，甚至以權謀私所引起的。徵地糾紛發生頻密，絕大多數以村為單位，所以規模一般都約數百人。為人熟悉的烏坎事件就是由徵地糾紛引起的，當時由於村委會私下變賣土地引起村民不滿，隨後更發生村民薛錦波被捕及在關押期間死亡事件，令事件升溫，更召集了 400 名村民到陸豐市政府辦公大樓前上訪，據稱當天有 4,000 人參與遊行。各地的徵地糾紛不勝枚舉，往往出現堵路、打翻警車、燒車等行為。2011 年 10 月，湖北宜昌更發生了因徵地糾紛而引發村民自焚的事件。

反

拆

遷

除此之外，反拆遷行動亦值得留意。反拆遷是居民反對政府收地發展或以暴力收地的行為，常見的手法是成為堅拒搬離的「釘子戶」。2007 年的重慶楊家坪拆遷事件就出現了在旁邊被挖空至離地十米的「史上最牛釘子戶」。香港本地媒體在 2013 年 5 月也報導了雲南保山市隆陽區紅花村遭政府當局出動數百人的拆遷隊帶同警犬和盾牌暴力強拆，廿多人被打傷，更有老人被推到河中，全村數千人於是群起反抗，與警員和拆遷隊對峙，最後迫使拆遷隊撤退。另一方面，有民眾自發組成「中國被強拆遷訪民聯合會」，為被強拆遷的上訪民眾爭取權益。

做奴隸的人民文：黎梓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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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保

糾

紛

環境問題引發的糾紛亦愈趨激烈，主要是由於工業或政策使環境受到污染而引起。因為受環境污染影響的人較多，規模一般都以千甚至萬計。環保糾紛中，近年最常見的是一眾「反 PX」行動，所謂「反 PX」，指民眾抗議對二甲苯（p-Xylene，簡稱 PX）化學工程項目的抗議運動。生產 PX 會造成水污染，接觸 PX 蒸汽會導致中毒，而且會刺激皮膚和眼部，更有神經中樞毒性。此外，PX 的液體和蒸汽均可燃，民眾擔心有爆炸危險。最大規模的要數 2011 年的大連反 PX 項目遊行，大連福佳集團福佳大化石油化工廠的防波堤被衝垮，民眾擔心工廠可能洩漏 PX 原料。近萬人上街要求化工廠停工，停止污染當地環境和危害當地人的健康。除了反 PX 外，也有江蘇一萬學生集會反對工業廢水排入啟東海域、北京市海淀區百多居民上訪反垃圾焚化爐、北京市朝陽區村民堵路反垃圾填埋場、廣東番禺 30 萬業主聯署反對興建垃圾焚化爐等。

勞

資

糾

紛

自 1980 年代改革開放及 1997 年國企改制以降，隨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愈來愈有資本主義特色，中國致力維持「世界工廠」的低成本生產角色，企業對工人的剝削也不斷加劇，工人面對工資低、工時長、軍事化管理、缺乏福利保障等問題，迫使他們紛紛重回工人階級鬥爭的行列。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統計中國員工在 2011 年的平均月薪為約 4134 元人民幣，不到全球平均水平 ( 約人民幣 9327.7 元 ) 的一半，而北京市 2013 年法定最低工資只有月薪 1400 元人民幣。以下將列舉數例：富士康的軍事化管理導致工人連環自殺事件 2010 年佛山本田車廠罷工，數百名員工不滿工資和福利停工一天要求談判 2013 年 4 月摩托羅拉賣廠七千員工罷工爭取權益北京千名富士康工人罷工抗議不發年終獎金奬廣東 4 廠 4000 人罷工歐姆工會 106 名會員簽名要求召開臨時會員代表大會罷免站在資方立場的工會主席抗爭的頻率和消息都在增多，反映背後的問題漸趨嚴重，亦同時預示了它們為社會、政治帶來的衝擊將持續加劇。

制

度

惹

的

禍

近年的大小抗爭，看似只是百姓為了維護自己利益的一些激進手段。然而，百姓的利益為何可以如此輕易被侵犯？這正是背後隱伏的問題。以徵地問題為例，地方官員未經村民同意私下變賣土地發展，除了追求發展的政績工程外，更重要的是從中取利。一來，若成功瞞騙村民，官員可以把賣地收益全數袋袋平安。二來，即使先斬後奏給予村民賠償，官員可以從賠償金額中挪用公款，又可以透過批地給發展商收取回佣，甚至發展商本身就是由官員的親屬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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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行拆遷問題方面，官員可以像徵地般官商勾結，大肆貪污一番。官員不惜利用武力強行拆遷也是為了完成發展任務的緣故。剷平舊有樓房，再不斷進行房地產興建項目，對於當地的生產總值和全國總體的 GDP 有催谷作用，可以製造經濟發展迅速的繁華假象。在中央政府置經濟發展於首位的情況下，拆遷成為地方官員政績工程重要的一環，對於升遷的前途和進一步斂財的「錢途」都有益處。環境問題的主因是中國的發展至上主義。為了維持經濟增長，中國必須要致力維護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及出口數字。因此之故，政府在法制上對工業污染的監管十分寬鬆，以致大量外資重工業和化工廠選擇中國作為生產基地，降低應付環保和安全監管所需的額外開支。大量的高污染行業進入中國，同時忽視污染處理，造成工業污水直接排入河流、有毒廢氣直接排出大氣、重金屬污染土地、釋放核輻射等環境問題。勞工問題同樣由發展導致。中國之所以能成為「世界工廠」，是因為企業在中國的生產成本低，這意味著工人的薪水和福利都會遭到壓榨。雖然隨著經濟發展，工人的處境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政府為了保持中國的競爭力，於企業對剝削工人的問題視而不見，情況仍然嚴重。一些保障工人的法例雖已訂立，如最低工資和工時規管，但因鮮有執法，形同虛設。有調查發現跨國超市沃爾瑪的臨時工只有時薪人民幣 3 元。富士康工人的工時則是每周 60 小時，超出中國《勞動法》規定的每周 40 小時，每月加班達 80 小時，比規定最高 36 小時超標一倍多。百姓受侵犯的利益最後總是進了官員和企業的口袋。說到底，抗爭的目標雖然暫時只停留在地方政府和官員的濫權、貪污，和企業的壓榨，百姓在反貪腐、反拆遷、反 PX 化工廠同時，無法避免對當今中國的政治制度作出根本的懷疑。首先，改革開放後中國開始奉行資本主義，過渡階段的價格雙軌制讓國營企業內的幹部得以從國企低買高賣獲利暴發。以政治權力謀利而暴發的權貴，運用手上資本剝削勞動階層，使貧富差距不斷擴闊，周而復始，社會陷入惡性循環。這些專政者的權財互換手段，使說好的「無產階級專政」蕩然無存，這揭開了由官商勾結、以權謀私引爆各地抗爭的序幕。與此同時，專制的中共政權因為缺乏制度合法性，必須致力建立經濟績效上的威權，以維持政權穩定。溫家寶主政期間曾經一直以「保八」為首要目標，即保持 GDP 年均 8% 的增長，就是意圖透過製造經濟發展穩著民心。經濟增長是社會問題和矛盾的遮羞布。經濟增長的凌駕性造成不顧人民死活、忽視人民真正需要、經濟數字先於一切的盲目發展。人生而自由，民主、法治固然並非解決一切問題的靈藥，卻是對人的自由權利的最基本保障。中國缺乏民主、法治的約束，致使政府不受人民監督、公民權利得不到保障，才會發生一覺醒來發現自己的家已成平地之事，也同時是官員肆無忌憚貪污的原因之一。更致命的是專制政權與資本主義的並行，使企業和政府得以聯手剝削人民，形成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利益關係糾纏不清、錯綜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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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起

飛？

抗

爭

起

飛！

引發抗爭事件的制度問題一直存在，抗爭事件雖然也時有發生，但近年數量和規模急劇上升，而抗爭的發展和結局亦與以往迴異。國內學術界不乏相關研究，簡單來說原因主要是傳播媒介和政府態度的轉變。

傳

播

媒

介

群體抗爭隨著大眾傳媒的報導進入了公眾領域。除了傳統主流傳媒外，互聯網成為新興而不可或缺的傳播媒介。在 2012 年底，中國網民數目已經達到 5.6 億之多，是世界第一大網絡使用國家。其中，微博是重要的輿論平台， 2012 年底統計的微博用戶超過 3 億，一經轉發分享，可在中國 3 億用戶間激起千層浪。雖然中共政府採取了各種網絡監控措施，但在無窮無盡的網絡世界裡，處處星火使網絡監控人員疲於奔命，意見平台生生不盡。互聯網在中國的普及程度仍在上升，意味著透過互聯網組織行動的影響範圍將愈來愈廣、發表意見的渠道也愈來愈多，對抗爭事件的升勢有一定輔助作用。

名

稱

中

性

化

對於抗爭事件稱呼的轉變，反映著社會的態度轉變。各式各樣的集體抗爭行為以往一直被官方冠以「非法聚集」、「非法衝擊」，以至「騷亂」、「暴亂」等負面且帶違法指控的稱呼。中國學術界一般認為，「群體性事件」作為抗爭行為的中性化稱呼是在 2004 年的四川漢源事件和重慶萬州事件後正式成為官方機構、大眾媒體和學術界的用語。北京大學劉能教授認為名稱中性化意味著中央政府對抗爭行為的法律地位和地方政治責任的承認。

政

府

態

度

軟

化

群體性事件愈來愈多，規模也愈來愈大，使地方政府不敢肆意鎮壓，加上資訊流通愈加迅速，一旦處理不當，消息容易引起全國的公憤，甚至使中國受到國際壓力。既然「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倒不如藉此釋放社會負面情緒，以免民怨一下子爆發，危及政權穩定。因此，比之以往的強硬態度，近年的抗爭行動常以政府的讓步告終。以 2011 年的大連反 PX 項目遊行為例，過萬人參與示威，抗議化工廠造成環境污染、影響市民健康，結果，迫使市政府於當天決定把被列為「大連市政府六大重點工程」之一的福佳大化 PX 項目立即停產搬遷。自此之後，反 PX 的熱潮不斷擴散，各地也陸逐出現針對化工廠的抗議行動， 2012 年 4 月於天津出現萬人反化工廠示威、同年 10 月發生了寧波千人示威反擴建化工廠、2013 年 2 月的山東數千人抗議化工廠洩漏毒氣，至 2013 年 5 月昆明千人反 PX 抗議使市長道歉，一系列事件可見政府對群體性事件的態度軟化會導致同類事件不斷擴散，存在著失去控制的危機。

政

權

的

警

號

在傳播媒體的發展和政府態度軟化的情況下，可以預視未來的抗爭事件將繼續急增。現時各種各樣的抗爭對中共政權的確沒有即時而直接的威脅，這些行動所造成的只是社會的不穩。由於抗爭運動暫時仍然是以散亂、未經嚴謹組織的為多，百姓都沒有把抗爭指向中共政權或整個政經制度，甚至高舉著「擁護中央政府」的旗幟，長期的社會運動亦暫未形成，貌似中共政權的政治穩定性仍然牢固，但在抗爭事件的規模和頻率持續急升的形勢下，抗爭事件就會為政治穩定帶來更高的不確定性，政治穩定隨時出現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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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只是建立在經濟績效之上，經濟起飛造成的繁榮發展景象掩蓋了背後的政治、社會矛盾。倘若中國出現經濟危機，社會矛盾勢必爆發。然而，2012 年溫州債務危機爆發、股市樓市泡沫持續升溫等都可以看出中國今天的經濟前景已經不復樂觀。另一方面，抗爭行動只是民眾暫時宣洩不滿的渠道，是社會的「安全閥」。「維穩」在數年間成為了中共執政的頭號目標，維穩費開支按年上升，更已超越軍費開支，反映中共洞悉到民眾的不安份和不滿情緒的提高。若政府加強壓抑抗爭行動的維穩工作，即堵塞「安全閥」，令民眾的不滿情緒無處宣洩，最後將對失去制度合法性的信任和不平等現況的容忍。可見，抗爭的趨勢為中共的政權敲響了警號，只要現行制度不作出改變，社會問題引發持續不斷的抗爭，長時間的頻繁行動會令抗爭者趨向組織化，高度組織化的抗爭將造成更大威脅。日積月累的民怨也有可能令抗爭更趨激烈，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危及中共政權的穩定。

抗

爭

才

是

硬

道

理

中國的問題根深柢固，固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正。抗爭湧現，卻令當權者不得不停下來思索未來的路向。專政者總是傾向於維持現狀，要迫使他作出改變，必須展示人民抗爭的力量，使他意識到他的權力是從人民手裡而來。引用司徒華先生的話：「成功不必我在，功成其中有我」，民眾每一次出來抗爭未必可以即時改變社會，但每一次抗爭都代表社會向前邁進了一步，是為社會的改變作出了貢獻。在專制統治下，中國人民抗爭的成本是自己和家人的前途、自由、安全和性命。大連反 PX 遊行後，防暴警察到場驅散群眾，拘捕多名示威者，卻阻止不了反 PX 的浪潮。2008 年的王帥案是青年王帥在網上發文揭發河南靈寶市政府違法徵地，結果被「跨省追捕」，網上揭露政府不當行為的行動不曾終止。經常有不同的異見人士「被失蹤」，如陳光誠、艾未未、趙連海等，但反對政府的意見未止。面對國保、城管和公安等國家武力的執行者，中國人民都時有反抗。2012 年末，廣西發生警車撞死人，群眾怒燒警車的事件。2013 年 5 月中，福建泉州有村民示威抗議反對貪官私吞拆遷費、強行徵地被捕，近千名村民圍攻村委會，擒獲特警和關押鎮長、縣長等幹部。內地人在打壓之下仍積極「勇武抗爭」的精神值得佩服。香港人受到的壓迫比之內地，或許是小巫見大巫，但面對無處不在的資本霸權、官商勾結、貧富懸殊、畸形政治制度、被閹割的議會、政治檢控、言論和集會自由收窄，種種社會不公，也需要我們透過行動去改變。世上沒有免費午餐，當權者亦不會主動自我監督。每年出席六四晚會、七一遊行固然可以展現出港人對社會的關心，但當它們已成為春秋二祭式的例行活動時，單只參加這些活動並不足夠，我們需要的是更積極地投入各種大小抗爭和公共事務，例如參與或支持工會行動、參與居民組織等，而非保持「趁墟」式的運動心態，我們才能奪回監察政府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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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農村群體性事件緣何發生？——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作》 ( 羅強強、李晟贇，2011) 《「群體性事件」：抗爭政治學的視角》 ( 高旺，2011) 《中國的群體性抗爭行動》 ( 應星，2012) 《社會藍皮書：2013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 ( 陸學藝、李培林、陳光金，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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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國之初，曾受千萬人民擁戴。它的共產主義理想充滿光輝，它的領袖在群眾眼中擁有驚人魅力。後經瘋狂文革洗禮；改革開放啟動，以中國特色為名，轉向市場經濟為實的中國走到八九年那個春夏之交。槍火一夜間埋葬生命，埋葬人民政改與反貪腐反官倒等訴求。終於，這個國家舊有意識形態破產，領袖魅力不復有效，中共轉而以「經濟發展」和GDP增長作為政權正當性的基礎。當績效決定一切，中國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貧富懸殊卻日益加劇。胡溫十年，維穩經費超越軍費，達七千億人民幣，而且人權四面受壓，上訪抗爭持續不斷，黨國體制未見鬆動，權貴資本盤根錯節，合謀壟斷社會財富。至去年薄熙來事件中共派系鬥爭已暴露於人前，其後的十八大，習李體制形成，有人寄予厚望：習氏正式掌權後推「習八條」，嚴厲要求官員糾正貪腐奢侈之風，須一切從簡；另一方面頻頻傳出習近平望秉其父習仲勳開明傳統，有意啟動政改。更多人不抱幻想：我們看到《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中央禁止地方談及新聞自由、公民社會的「七不講」指示，又指示不能否定毛澤東否則天下大亂等等。觀察十八大後的中國宛如霧裡看花，但若然我們定睛凝視，會發現龐然的政權早已危機隱現。這個國家，正躁動不安。

利益盤根

對上位者有過分樂觀的想像。現實卻是胡錦濤放下軍權後，習近平已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若其有改革之心，理應可大刀闊斧地進行，惟習氏上台後，我們看到的只有中央下令地方不同階層要「七不講」，要與「危險的西方價值觀」作鬥爭，更明言「去毛化」將令天下大亂，黨也站不住了，足見其捍衛紅色江山之心寸步不讓。要知道，政治鬥爭失敗的薄熙來當年在重慶大搞「唱紅歌」，毛左盛行。不少人以為薄熙來被捕後，中共將「去毛化」以爭取一定民心。今天看來這無疑異想天開。在中共體制內，「派系鬥爭」是常有的，但這些鬥爭和黨的管治則無可相比。正如在一條賊船上，船員偶爾會爭奪賊贓，但他們的底線是不能讓這條賊船沉了！否則大家也無以為繼。這是顯而易明的道理。事實上不論「團派」或「江派」，還是太子黨，本質上都是利益集團。在權力就代表資本的結構下，連群結黨以爭權奪利無可避免，沒有任何上位者能脫離派系而單靠個人能力登上權力至高點。而且在七人「中央政治局」這種集體管治強化下，中共已無法產生如毛、鄧般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最高領導。故此習李二人若推行動搖中共管治的政治改革，必將牽連龐大利益集團，並受到他們阻撓。是故十八大後，可以預料的是中共主動政改的機會極為渺茫，習李亦會延續胡溫的維穩體制，鐵屋恐怕只會越發迫壓、局促。

躁動的國度

文：李昆澤

政改難成

「政治改革」是八九民運主要訴求之一，發展至今具體體現為更具認受性的政府組成方法、設立獨立反貪機構、落實憲法已保障的各種基本自由等等。惜自六四鎮壓，以上議題一直未有寸進，中共更視之為攸關政權存亡的底線，八九年來群眾縱有抗爭，但都少有觸碰此議程，近年政改開始於民間與學術界甚囂塵上，至溫家寶2010年來七次於不同場合談及政改，議論達致高峰，人們紛紛期待曾任趙紫陽秘書的溫爺爺啟動政改。而事實證明這一切俱成空談，黨國體制未有絲毫鬆動。如今習近平上台，有其父習仲勳當年因維護趙紫陽而失勢，故習氏一家痛恨極權的說法；又有習近平曾於文革時上山下鄉成為知青，所以對毛左亦有厭惡的傳言。這一切固然反映了國人仍擺脫不了被動地「祈求有一個開明領導者來統治」的想法，總是

潛在核彈

這條賊船穩定的基礎，從九十年代起就在於經濟發展，如今利益集團想要繼續航行下去，可是不少跡象顯示河塘快要枯竭。地方債務問題絕對是李克強任總理後首要處理的大問題。一言蔽之，就是一個根本無力還款收入極少的人，不斷借錢，甚至抵押不屬於自己的資產。雖然由於中國地方信貸系統的不透明，地方具體債務沒有明確數字，但根據不同金融機構評估，數額竟達十萬億以上。這些債務近八成為銀行信貸，但地方政府的還款能力根本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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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債務

對於以上危機，中國長久以來榨取式的權貴資本主義，以及龐大失控的官僚體制要負上最大責任。在經濟增長驚人的數字背後，是地方政府不顧後果地借貸與發展。儘管官方明令禁止地方借債，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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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後的政經危機

政府仍然可以利用土地作為抵押擔保來借貸，於是強行徵地才屢屢發生，當中更有土地重複抵押等問題。地方政府控制大量土地，他們通過經濟增長帶來的高昂土地價格借貸，卻總發展一些高支出低回報的建設，例如公路之類，以方便官員從中貪污獲利，或再發行新債。近乎無制衡無監管的制度讓官員可以不負責任地重複這個過程，終致十萬億計的龐大債務產生。當以破壞生態環境等的榨取式發展模式走到盡頭，中國經濟難免降速，屆時這筆債務如何處理將更為棘手。世界上任何的金融危機都與信貸過度擴張有關，零八年金融海嘯出於房地產信貸泡沫，一二年歐債危機出於國債過度膨脹。這是資本主義下的金融體系週期性問題。放在中國權貴資本勾結，官員無所節制貪污的背景下，中國一旦爆發信貸危機，破壞力與波及範圍只怕更大。李克強當然看到這個問題，最近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就提到中央政府五大任務之一是「有效防範地方政府性債務、信貸等方面存在的風險」。相信他可以做的不外乎控制地方政府再發行新債，並且以中央名義擔保債務等等，這視乎這位總理的魄力與智慧。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國這種榨取式權貴資本主義下，金融危機會不斷發生，土地環境破壞仍將繼續，長遠而言必須根本地改變制度才能避免。

售價強行拉高，再用這建了的房抵押，向另一銀行借兩億，並用其中一億建樓，後而又再推高價格，令市場不斷膨脹。房價一跌，銀行就無法收回地產商的欠債，只能透過人民買樓來填補資金，這就解釋了何以中國總有很多被收買的不同媒體或「專家」催逼市民買房。於是，在超高價格和供應量下，出現了所謂「鬼城」，就是一個新的發展區內有大量房屋落成卻無人入住，人流稀少，此以內蒙城市鄂爾多斯最具代表性。這就導致了在中國，人民買不起樓，儲夠了錢買，實際上該樓也不屬於自己的境況。這種泡沫的形成是結構性制度問題，十八大後中共卻推行了所謂「國五條」試圖化解，即建立問責制追究房價控制不力的地區（會否確切實行大家心知肚明），增加用地供應（對！還要增加！），政府建一些低價格住屋和所謂加強市場監管等等。李克強更指要大推「新型城鎮化」，實際上即是繼續「城市化」，讓農地繼續消失並無法復原，讓小城鎮繼續發展來維持經濟。我們可以看到，在權貴資本主義下，瘋狂的信貸與債務，不斷徵地奪地，從而利用所謂「基建」與泡沫化的房屋市場來增加 GDP。種種問題，習李新領導層未來會如何試圖扭轉我們不得而知，但從已出台的這兩項政策方針來看，未來中國房屋市場泡沫爆破難以避免。

結語房產泡沫

鬼城處處

房屋市場在中國長期以來俱是特別「蓬勃」。在中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策思維下，法例上中國人沒有私有的土地與房屋。所謂「買」樓，實際上只有七十年產權。而在目前中國的發展模式下，大部分房屋二三十年都會面臨拆遷，故中國人一直只是以超高價格「租」樓。即使在如此荒謬的法例下，中國房屋市場依然有和人民收入不成合理比例的高樓價，農地大量流失與樓房無間斷建造等問題。房屋不斷建成，供求定律下，照理價格應該很低。可是在中國畸形的制度下，房地產卻成為一種金融槓桿工具。地產商借貸建房，透過抵押來滾雪球。例如：向銀行借一億，但只用五千萬建房，然後把

自八九民運後，把持政權的慾望與失去權力的恐懼佔據了這些所謂的國家領導。他們焦慮不安，只想治下的人民安安份份，遑論進行任何政治改革。他們於是以金錢與物質麻痺群眾，洗腦無孔不入，不容半分失控。但事實上這個國家已然失控。在權貴資本主義的政經結構下，無時無刻的發展與破壞既讓政權苟延，亦同時催化了其崩壞。巨大的不公平已讓人民忍無可忍，當中國經濟泡沫爆破，這個躁動的國度，傾塌的速度或許比想像中要快得多。註釋 [1] 中共中央辦公廳下達到縣團級指令：普世價值不要講，新聞自由不要講，公民社會不要講，公民權利不要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司法獨立不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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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聽新聞自由的呼聲專訪兩地傳媒人

採訪：Justin、Jonathan、Reading、Wiki、希攝影：Justin 撰文：Wiki 二十四年前，「爭取新聞自由」作為八九民運其中一個主要訴求，大批新聞工作者、知識分子和學生群起爭取，香港傳媒及社會各界亦大力聲援，希望可以推動國內社會進步。然而，六四事件後中國政府對資訊和新聞自由實行嚴格整治，自此內地新聞自由便處於黑暗局促的環境之中。及後多年以來，港人一直非常關注兩地的言論及新聞自由空間。中港聯繫緊密，香港的新聞空間與我們無疑相關，而內地的媒體情況對兩地社會及政治進程亦有重要影響。近期兩地發生多宗具爭議性的新聞事件，內地有《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在港則有特首選舉中的傳媒取態爭議、DBC停播風波等，使新聞自由及傳媒功能角色受到更大關注。有見及此，本刊分別訪問了三位來自中港兩地的資深傳媒人，為我們解構兩地新聞業界面臨的威脅和新聞自由的迷思。

中國要談近代內地中國新聞自由，必要追溯到八十年代，而1989年的六四事件更可說是近代中國媒體生態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八九民運期間，中國政府對傳媒的監控有斷續的放寬，當時大陸不少媒體都視事件為新聞解放的契機，敢於報導事件、支持學生，包括被視為官方代表的《人民日報》等。然而，六四事件發生後，中央重新奪回國內媒體的操控權，積極進行「媒體整治」工作，自此對內地新聞業採取嚴厲監控。

六

四

後六四後的傳媒整治的傳媒

整

治

當年6月中旬剛進入新聞媒體工作的程益中表示，當時整個新聞界均處於六四之後的思想整頓階段。他加入的南方報業集團因為處於相對開放的廣東，所以政府在處理事件上沒有北方那麼嚴重，然而亦明顯感受到風氣的轉變，「上面派一些工作小組下來，就像文革期間或以前搞歷史運動一樣，要派一些人進去（媒體）接管領導班子和審查每個人。」當時大學和報章甚至要求新生填寫「六四期間的表現」，「就是說你有沒有參加六四等等，只有我一個人是填了我參加了遊行示威，其他人都說我沒參加，這其實為南方報業集團帶來很大的麻煩。」若曾參與運動，便被要求去「學一學《人民日報》的社論，那時候報紙的就發一系列文章去批評這所謂的『動亂』了。」自此，中國政府對媒體的看管便變得非常緊，尤其是有關一些政治敏感的話題。對於六四事件，即使是最敢言的媒體，都不敢有絲毫鬆懈。每到六四周年前夕，報社都要加緊防範、變得異常敏感。

程益中× 謝志峰× 區家麟

新聞審查嚴苛新聞審查嚴苛

強調「黨管媒體」強調「黨管媒體」

現時中國內地雖然沒有一套完整的制度進行新聞審查，然而做法嚴密，例如透過中宣部對向報章高層或總編輯就事件直接下達禁令，限制報導的範圍及立場，同時下派審讀員直接審查及刪改稿件等。今年年頭發生《南方周末》被篡改新年獻詞事件便是一宗粗暴干預新聞自由的例子，事後中央重新強調「黨管媒體」的方針，要報章依據「黨規黨法」行事。程益中直斥這個說法「荒謬」、「無恥」，「中共首先是壟斷了一些資源，然後剝奪了一些人的個人私有財產，最後所有的東西都是中共的，更何況你們媒體？它取消每個人的思想權、思想領域，你所有的思想必須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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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益中直指現時內地整個輿論環境惡劣，中共對媒體的壓制力度愈來愈大。「中共把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視為死敵，公然站到了基本人權的對立面，就是說這些在位的人都處於自我利益的保護狀態，是一種集體的癲狂。」

新新班子上場是新聞改革班子上場是新聞改機會？程：「這種猜革機會？程：「這種猜測測至少葬送十年」至少葬送十年」然而，十八大後習近平和李克強上台，加上《南方周末》事件，會不會成為習、李一個啟動新聞改革的機會？程益中直指這種假定習、李有意主動改革的前提是不存在的，「它現在已經深深地意識到自己完全去到維護自已政治利益集團的共同體上去了，雖然他們之間有分歧，但有最大的共識：『我們都在同一條賊船上，我們是賊船上最大的分贓者，絕對不能讓賊船沉了，沉了我們都活不了。』」「還是回到剛才你那個問題，我們現在的媒體不斷要強調這一條，不能繼續集體猜測，說中共的執政習近平和李克強會是成為帶領我們走向民主自由的、法治的光明大道的偉人，這種猜測至少葬送十年！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問問自己，我們逼迫中共走向一條民主和自由道路的決心和力量有多大？你博弈大了，他才可能會走。」

中國新聞自由有出路嗎？中國新聞自由仍有出路嗎？程益中直認自己對前景感到悲觀，當初選擇到香港發展亦是出於這個原因。然而，雖然悲觀，但他仍相信有抗爭的希望和空間，力量在於民間和業界的抗衡。「對於新聞工作者，我也不能說那麼的詩意或宏大的敘事。但是我還是會看重每個個體的自覺，對自我知識和價值觀的一種判斷。每個個體和社會工作者，做自己該做的事。這樣比較合理。」程益中說。近年內地的媒體愈來愈多「擦邊球」[1] 的報導，正在慢慢挑戰政權的底線，《南方都市報》等比較敢言的報章亦會揭露一些政制和社會黑幕。對此，作為《南都》和《新京報》創辦人的程益中表示「所以我說不太悲觀的一個判斷點就是，長期來看它還是在往前走。一定要看清楚，這個不是中共當局主動讓出或安排的，而是因為它沒有辦法，在管不住的情況下被我們這些新聞工作者和公民爭取得來的。」

網絡作為雙面刃現在網上有很多新媒體比如微博，很多人都認為這可能會是中國開放言論的出口，對此程益中有保留。他認為網絡是一把「雙面刃」，一方面肯定它的作用：「總體上新媒體方向的發展，譬如微博，對突破中共的極權專制和啟發中國公民還是起到了作用，這作用是大的。」但同時亦提出警醒，指出當中的憂慮：「很簡單，它可以把互聯網用堵牆堵出來，也可以過濾、控制信息上的關鍵詞和敏感詞。…然後把對它有利的、無害的，或不那麼有害的訊息放出來，通過它掌握的利益分配權來主導一些人為它服務。而它是有組織化有利益化的，而你公民的反抗是沒有利益的，甚至是冒很大風險的，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程

益

中

內地著名報人。內地著名報章《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創辦人之一、前總編輯。2011年起先後任職香港亞洲電視高級副總裁、香港陽光國際執行總裁及《陽光時務週刊》總編輯，現已離任。

[1]「擦邊球」的新聞概念最早在1989年由創立《世界經濟導報》的欽本立提出，意指內地媒體在報導一些敏感議題時採用隱喻手法，希望籍著在禁區邊緣遊走來擴大言論和新聞出版自由。例子有前年中國有雜誌刊出「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時代一百人」，名單中包括了趙連海、艾未未、劉曉波等敏感人物，其餘九十幾號人物則可產生掩護作用。 [2]「孫志剛案」指的是2003年內地大學生孫志剛在廣東被收容期間非正常死亡一案。當時《南方都市報》對事件作出詳細調查及報導，引起社會極大迴響。官方在巨大壓力下徹查事件，最後導致18人被捕、多名廣東省高層官員被批評及處分，並在檢討後廢除了收容遣送制度。不久後發生「南都案」，程益中、喻華峰等多名《南方都市報》領導層被控以貪污、行賄等罪名遭逮捕及判刑，社會普遍懷疑是由於該報有關「孫志剛案」和SARS事件的報導而引起地方政府的報復。

謝

志

峰

香港資深傳媒工作者。1981年加入新聞界，曾先後於《東方日報》、《天天日報》和《亞洲電視》任職。現職香港電台高級監製兼節目主持人。

[3]「馬三家案」指的是2013年揭露的有關中國遼寧省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的酷刑黑幕，事件先在外國網站及報章傳播，中國媒體引用報導及跟進後，引起中國社會各界的關注。

區

家

麟

香港新聞工作者。1989年加入無線電視新聞部，先後擔任記者、編輯、監製及節目主持。現為信報專欄作者和香港電台主持。

他補充，雖然中共對媒體的控制力度加大，可是效果卻愈來愈差。「就像孫志剛案[2] 的報導，它對我恨之入骨，是我冒著跟他決裂的精神報導的。同一個道理，哪一件事都一樣。這包括最近的馬三家案[3]，都是新聞工作者和公民冒著中共的槍林彈雨給它捅出來的，捅出來了它也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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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只要你聽話，佢就放料俾你」

「Freedom of the press belongs to those who own one.」區家麟引用著名英國新聞工作者A. J. Liebling之言如是說。在香港，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基礎下，誰有錢掌管媒體，誰便可以掌握「新聞自由」。而數以億計的辦報成本，往往只有商人才能負擔，文人辦報的時代早已不再，於是「新聞自由」便往往掌握在一小撮人手中。

另一方面，政府高官與政客藉放風拉攏傳媒，順勢利用其作宣傳工具，幾乎是公開的秘密，傳媒亦表現受落。「只要你聽話，佢（政府）就放料俾你。」他舉特首選舉時的形勢為例：「在唐英年要選特首的年代，大家也知道《星島》是完全偏向他那一邊，《星島》九七之後都被行家叫做『憲報』，是政府的口舌。」

商人壟斷下的媒體資本化

那麼傳媒如何與政客建立關係去得到「放料」的恩寵呢？「當然首要是你與他『有計傾』，你想他放消息出來，同時亦要完成他希望你幫忙的事情。」謝志峰指出這種政客與傳媒間的利益關係在在行內可謂常見。

在香港，除了香港電台外其他媒體都是商營機構，靠龐大的資本在背後支撐，當中不少又與中國內地市場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謝志峰坦言：「很多傳媒的老闆或多或少都與內地有生意往來以及政治上的聯繫。」而當中尤其受內地影響的香港媒體：「《星島》是，《蘋果》不是，《成報》根本就是內地資本，亞視也基本上是內地的。」曾任亞洲電視高級副總裁的程益中，去年三月便因不能忍受亞視拍共產黨馬屁憤而離職，直言香港傳媒資本化的情況嚴重。他指出大部分集團的大老闆都非以傳媒為主業，投資傳媒是為打好內地人脈以便進入生意市場：「這些人投資媒體事業是將之作為跟這個社會制度相處的一個戰略。」他舉例道：「也就是說，張曉卿（註：明報集團主席）作為一個馬來西亞的華僑，也僅是一個富人而已。但是如果你是《明報》和《亞洲週刊》的老闆，那情況就不一樣，有很多的省委書記或者中國的權力部門就有可能跟你談生意了。」

欲蓋彌彰的政商默契至於商人與政客間的關係同樣欲蓋彌彰，謝志峰指出，香港長期以來對傳媒的控制是一種「默契式」的。九七以後，政府對傳媒機構雖沒有制度上的規限，但會私下以暗示、明示方式提醒「你踩左界」。「例如我們會與新聞處的主任級人員定期有飯局、茶聚，以及與老總們Briefing。他們所用的是陰柔的方式去告訴你如何做，再加上中聯辦亦會與各級的老總、主任和記者有一定的交往，用這樣的方式去達到誘導輿論的希望。」謝志峰透露。

新聞自主？這樣的情況之下，很多傳媒機構都有自己的內部立場，皆因一方面有其政治人脈考慮，一方面又要倚仗廣告商，讀者利益考慮變得次要。如此一來，屬下的編輯和記者的自主性便有很大限制，只能報導與預設立場不相違的新聞，「自我審查」隱約已是行規。「你長期與老闆對抗的話，好命的就無職升無人工加，不好命的兩下便解僱了。社會的經驗和接觸告訴我們，記者寫文章要自我控制，盡量不要嘗試踩老闆的界，不然你就『知衰』，這就是自我審查。」曾任職記者和香港電台編輯的謝志峰指出。區家麟亦提及到，相對於內地傳媒在擠壓的環境下打「擦邊球」，現今香港傳媒很多時在玩「閃避球」，不願去追究事實根據而失去求真的精神，例如只引用一些權貴所說的話而忽略其謬誤，甚至不管是非對錯。「其實絕大部分記者都明白（求真精神），但是為甚麼有時候做不到呢？因為傳媒機構的老闆有意無意、有形無形的限制有很多。」

新聞自由的可能？面對香港的傳媒現況，謝志峰認為縱使環境侷促，但新聞工作者仍要堅守立場和專業精神，而他自己亦始終抱著一股傻勁去對抗：「我們做傳媒應該是不畏任何權勢，這些所謂正氣，一定要有人care out。」提及前陣子政務官鄧忍光空降港台強推政治任務，謝志峰更是語氣堅定地說：「就是『有前無後，打死罷就』，該做的事就要『砌』過！」話雖如此，又能有多少人做到呢？他選擇將希望寄託在新一輩身上：「我們（港台）招請新人時會故意去找這一類人，首先要有獨立思考能力，我們不要刷鞋仔。」另一標準是不畏權勢：「他們的責任是擊倒自己的老闆，而不是迎合他們的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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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兆彬 �45� ��.ind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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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

韁

野

前言正值春夏之交，如運動的走向一樣，北京的天空反覆無常，變幻莫測。當年學生們高呼「民主」的精神固然值得我們尊敬。然而，清廉的胡耀邦逝世、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絕食等章節，亦時刻提醒我們﹕八九學運是一場愛國運動。時至今日，當年學生的愛國情懷仍深深感動著民眾。但我們對「愛國」二字了解多少？在人類學或社會學的研究中，發現國族意識當中很大部分是被建構出來的東西，而且是政權用來管治人民的工具。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今天的中國除了是「既大且亂」、「染紅」、「搵銀」外，好像不代表甚麼。然而，國族意識對國內民眾來說並非一種虛幻薄弱的意識，而是實實在在融入生活中。了解過內地民眾的國族意識，或許我們才會明白為何零八年京奧時，民眾會對法國政府支持藏獨如斯反感，甚至群起抗議法國政府和抵制家樂福；為何去年九月當日本政府宣佈國有化釣魚台時在國內會引起牽然大波。下文將分析中共自改革開放後建構的國族意識為何物，及人民受到的影響。

國族意識昇起－動機改革開放前，中國國族意識與共產主義意識型態關係密切。然而，改革開放後，中共政府的各種經貿政策皆與舊有的意識型態背道而馳，以鼓勵公營事業私有化、價格雙軌制等政策，逐漸把操縱經濟的權力過渡到市場。當中的差異所造成的社會矛盾最終釀成八九民運。六四事件後，政府威信嚴重下挫。本來弱化的共產主義意識型態則因改革開放的持續而逐漸式微；更甚者，六四時群眾提出的貪腐、通脹等問題仍未得解決。於是，恢復權威與重獲廣泛的民眾支持成了當時國家領導人最嚴峻的挑戰；在堅持深化改革開放的情況下，中共欲以國家經濟成就論證政策方向的正當性，把國家經濟利益包裝成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並視之為「遮醜布」，希圖抹去在改革開放下而造成的社會問題和因地緣文化不同而形成的種族矛盾，將民眾對社會問題的不滿轉移成仇外情緒。更甚者，中共把自身視為爭取國家利益的代表者，消融黨國之別。簡言之，即是以經濟績效基礎上建構的國族意識替換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維持政權的威信，並模糊國家、政權與民族間的差異。此舉乃中共為了將民眾對國家的認同聚焦在對政權的認同上。

建構國族意識的根據和限制

馬

中共眼中困難，更遑論今天中共的共產主義意識型態已破產了。要令民眾轉為認同上述國族意識，政府自有一套方針。上世紀中國經常成為西方帝國的侵略目標，在民眾心中留下不能磨滅的傷痕。希望拯救處於水深火熱的中國，隨之而生的就是對「強國夢」的想像。針對這點，政府指出中國百年國恥是由於現代化不足，是故中國要集中發展經濟以實行現代化，增強國力，趕上西方。而在經濟高速發展下中國需要政治穩定和國家統一，故暫不宜引進西方民主政制，並且一黨專政才能維持社會穩定。各民族既然共住在這片黃土地上，都是中國人，缺一不可。故此要達成這一目標，便需要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中共作為改革開放的推手，自然是重要的角色，所以需要民眾信任和配合。當中引申的社會問題則是無可避免的。諸如「神舟」升空、奧運等從前是西方強國才能籌劃的「大事」，今天的中國都做到了，這正好滿足人民的「強國夢」。故此，中共在上海舉行世博時，其口號乃「百年世博夢」。除此之外，中共的經濟成就也是有目共睹。一零年中國GDP超越日本，成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城市摩天大廈林立，市容變好，使民眾認為領導人管治有方。雖然這是中共嘗試建構出來的意識型態，但若不加以控制，便會對政權造成威脅，故此中共會小心翼翼地使用。在全球化的風潮下，中國與其他國家的

中國地大物搏，要令各民族共享一套意識型態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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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的國族意識文﹕言

經貿關係愈來愈緊密，中共亦深知其經濟成果倚仗著西方各國，尤其是先進國家如美、日等。百年國恥使民眾對領土、海域爭議和外交事務特別敏感。諸如九九年北約炸中國使館、零八年奧運前夕法國政府表示支持藏獨，以至去年日本政府國有化釣魚台等事件中，往往會觸動很大的群眾反應。當牽涉到國家經濟利益時，政府便會推波助瀾來增加自己對外的話語權。同時，為了不損害和其他國家的關係，它會很謹慎地利用國族意識，盡量運用群眾力量作外交籌碼，並以輿論和宣傳將之控制。

隱沒於日常生活具體而言，要使民眾信服這套國族意識，令民心歸向政權，政府會以愛國教育、政治宣傳和形象工程來凝聚民眾。每當走到國內，除了各種商業宣傳外，不時會見到鄧小平或毛澤東的肖像，配以一句「建設祖國」或「發展才是硬道理」，這都是愛國主義教育中的一種。六四事件後，執政的江澤民宣佈推行一系列愛國主義教育，這是中共執政以來頭一回將之獨立成科。與所謂的「洗腦教育」不同，愛國教育主要內容包括中國的歷史（尤其是現代史）、文化、民族團結教育、國防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等。特別制定國防和國家安全教育是為了「增強全民的國防意識和國家安全意識，加強軍政、軍民團結，提高全民抵御外敵入侵、捍衛祖國獨立、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自覺性」。[一]在中、小學，除了愛國教

育科外，校方每數星期便會舉行一次升旗禮。此外，在不同省、市的歷史文物地點及博物館分別設立以中共革命烈士為主角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如「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展示從前中國被欺凌和人民抗爭的情境。而學校亦會到「基地」參觀、舉辦專題講座、知識競賽等，儼如香港的社區會堂。至於日常的政治宣傳，較明顯的是中央電視台每天六時正便會播放國歌。當然，閱兵儀式等都是良好的宣傳工具。每年八一建軍節和十一國慶的閱兵儀式，簇新的兵器被派上大馬路巡遊，往往引來大批市民在路邊觀看。譬如，在中共建國六十周年慶典上，群眾簇擁著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四人的巨幅畫像，政府在巡遊中更特地炫耀在中共領導下中國經濟的輝煌成就。電視節目如《科學發展鑄輝煌》、《超級工程》等紀錄了中國的經濟和科技成就，令百姓一睹中國的富強。更甚者，連人民的日常娛樂都被滲透了這類政治宣傳。據估計，政府主管部門去年批准拍攝69部抗日電視連續劇，而當中很多部都不是基於史實的，這些電視劇刻意營造出中共抗日時的英雄形象。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常被人批評不是真正惠民，而是勞民傷財的面子工程。這固然是地方政府官員為了「上位」和「撈游水」，但這些工程亦是要製造國家蒸蒸日上的形象。以廣東政府為例，在廣東愛國主義網中，不是「深圳GDP增長99.8%居國內首位」，就是「惠州：經濟總量首破2000億」等新聞。這些新聞刻意突出地方經濟成就，並視之為國民共建的利益，工程背後的工人血汗、徵地糾紛和環境污染等問題都被掩蓋了。以上三者互相配合，共同打造一個「有中共特色的國族意識」。民眾每天被潛移默化下，或多或少會受到薰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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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脫韁的野馬國族意識好比一艘太空船，當推進到一定高度後，不需燃料它也會繼續行進，而且方向很難預料。由中共政府一手打造的黨國一體的國族意識亦如是，故此政府要長遠控制絕非易事。以反日浪潮為例，民眾的反應一直在變，顯示中共開始不能利用國族意識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中日關係是國族意識的永恆話題。兩國經貿關係密切，然而紛爭不斷。對於國內民眾而言，東海（尤其是釣魚台）之爭、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和日本修改教科書美化歷史暴行經常挑動他們的神經。這固然是因為日本侵華的歷史，但除此之外，愛國教育和「基地」一直宣說著日本的暴行，國內電視劇更是一大助燃劑。雖然國內民眾對於日本仍抱持一定反感，但對比兩次較大型的反日示威，從民眾焦點的變化中仍能一葉知秋。零四年，日本、德國、印度及巴西組成「四國聯盟」，藉由安理會改造的機會積極爭取成為常任理事國，但遭到極大阻力，中國、南韓、朝鮮三國均反對日本。當時中國政府不禁止反日遊行，反而讓民眾發洩，對日本構成壓力。藉著利用民眾的反日情緒，中共甚至不需要公開表態，便能阻止日本在安理會上取得更大發言權，保障自身權益。直到零五年四月，針對日本扶桑社纂改歷史教科書和日本正式申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大批民眾發動了遊行。另外，伴隨著網絡興起，論壇上號召民眾反日愛國的帖子不計其數。網上亦發起全球華人聯署，逾一千萬華人簽署。中國政府初時鼓勵民眾上街，令日本動搖後改為呼籲他們要「理性愛國」。該月，亞非會議在印尼舉行，當時的首相小泉純一郎在會議上就侵略歷史道歉。而日本終未能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在這次風波中，可以看出中共極大地主導民眾的情緒，根據它的需要而動員群眾。

示，一二年中日貿易額下降3.9％，中國對日本出口僅增長2.3％，而來自日本的進口則下降了8.6％，當中汽車零件和電子產品的貿易更受重創。日本更從中國第三大質易夥伴降為第五大。對比以往的反日遊行，這次事件即使中共損害到自身的利益，亦不能叫停民眾。由此可見，國族意識並非解決經濟民生問題的良方。

結語從上述事件可以看到中共建構出的國族意識曾成功凝聚民眾，使民心歸向，在外交事宜上亦發揮積極作用。但是，在貧富懸殊、貪腐問題日深的中國，以經濟績效為基礎的國族意識似乎已逐漸失效。我們若對內地國族意識的構成認識更深，我們才會理解他們對待國家、政府和民族的心態。如此，我們就不會以為在反日示威時，內地群眾都是純粹盲目衝動的，天生便仇日的；我們對中國才會取得一個更整全的圖像。 [一]﹕摘自《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參考資料﹕ 1. China’s Pragmatic Nationalism: Is it man ageable? Zhao, Suisheng 2. 《當今中國會不會發生革命？》趙鼎新 3. 《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

然而，七年後的反日示威，卻沒依中共的如意算盤。一二年，日本政府購買釣魚台，將之國有化，惹來中國政府和民眾的巨大不滿，九月多個城市爆發反日遊行和抵制日貨的行動。當時政府正面臨十八大換新班子，而薄熙來事件仍有餘溫，中共政府便使之轉移民眾的視線，令政府能穩定過渡政權。但是次反日示威除強烈的國族意識外（如高舉五星紅旗、反日標語），更有不少人帶著怨恨不公和仇視權力的情愫上街，不時見到「釣魚島是中國的，薄熙來是人民的」、「要怎麼收回國家領土－釣魚島？不如叫城管和中國的貪官去吧﹗」等標語。一二年中國群眾事件多達十餘萬宗，政府禁絕了不少，而民眾社會不滿的情緒到了臨界點，是次遊行正是一次抒發的渠道。民眾除了抵制日貨外，在示威時更破壞日資企業和工廠，不少在華日企受到牽連，譬如，在湖南省擁有三家百貨商店的平和堂（Heiwado)被示威者洗劫了一家商店。即使《人民日報》已呼籲群眾理性愛國，也無補於事。事件更演變為私家車的燒搶打砸、教訓公安和對抗商家。雖然示威逐漸平息，未有擴展為針對社會問題，但對中日經貿有著負面影響。中國海關總署的數據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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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區 ─ ─ 藏族

面對宗教、文化以及經濟資源的壓迫，藏人對中共的反抗與日俱增。自零八年拉薩事件 [2] 以來，自焚的藏人已經超過一百人。自焚藏人不分僧俗，以死亡表達對現政權的不滿；零八年藏人的反抗雖然被壓下，他們現在卻以不同方式繼續。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 ─ 維吾爾族維吾爾族人口達一千餘萬，屬突厥民族的一支，他們篤信伊斯蘭教，奉行穆斯林習俗（如不吃豬肉），維族的男尊女卑文化和「熟人社會」風氣尤其突出。維人的形象在不少漢族民眾心中被污名化，在國內的維吾爾兒童即是小偷的代名詞。同時，新疆的政治權力集中在漢人幹部手上，維族聲音無法表達，又有針對他們的不公平政策。而中共的維穩政策以嚴法打壓維人宗教習俗（懲罰戴頭巾的婦女），加上普遍維人的漢語水平不高，就業不如漢人容易 [3]。種種情勢使維漢關係漸變疏離。

自治

藏人大多信仰藏傳佛教，寺廟僧院遍佈全藏，奉流亡海外的達賴喇嘛為精神領袖。但中共視之為政敵，公開詆譭並禁止藏廟懸掛其畫像，燃起藏人不滿情緒；並以當地僧團為政治組織容許軍人胡亂抓捕僧侶，又在寺廟中安插幹部，有意成為僧侶的藏人必須經過重重批核。在經濟方面，大量經商漢人入藏使藏人的工作機會大大減少。

與此同時，境外藏人勢力正面臨重大考驗。達賴喇嘛近年淡出政治舞台，使流亡政府無法如以往般輕易獲得威望。藏人青年異議聲音漸長，部分海外藏人質疑流亡政府「政教合一的民主制」和達賴的中間路線（即不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但藏人擁有完全的自治權），並反省藏文化中不合理的部分。流亡政府的保守作風，使得作為主要金援的美國的支持日漸流失。今後，流亡政府要團結藏人將變得日益困難。

的

中國共有五個少數民族自治區，此制度的原意是使聚居各地的少數民族享有自治權，可「理想」從未真正體現。雖享《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名義保障和優惠（如不受計劃生育限制、中央財政補助等），但實際的權力、資源分配不公，導致藏、維、蒙的民族情緒升溫，各族和漢人的流血衝突日益增多。因而出現的獨立主張被中共視之為敵對勢力，採取嚴厲鎮壓的手段，但反抗依舊激烈。

境內藏人已自發組織形形色色的「不合作」運動。零九年「洛薩」（藏曆新年）來臨以前，藏區中流傳的傳單呼籲藏人以「不慶祝」的方式消極抗爭，以紀念零八年事件中被拘捕的藏人。當局得悉後，馬上把「不慶祝」運動定性為「分裂」行為，並強行要求藏人熱鬧過年，幹部們放鞭炮慶祝，官媒一致指摘境外勢力煽動藏人不過年。同年年初，在四川境內藏人居住區，有僧人呼籲民眾「罷耕」抗議政府大肆拘捕青年藏人，令當地流失勞動力，影響耕作。大片耕地成了荒地，當局唯有抓些人殺雞儆猴，並勒令村民復耕。

沒有

提起少數民族，不少人都會聯想到充滿異國風情的鄉土景色。但講及當地的時局形勢，腦海或只得幾個較為耳熟的名詞，甚麼達賴喇嘛、自焚、中國穆斯林….. 箇中細節或意義卻未必能詳。民族自治區覆蓋中國六成多的土地，但因遙遠的距離和文化的隔閡，對於他們，我們幾近一無所知。面對政制上的不平等，大量的低技術勞工又未能在市場經濟中分一杯羹，即使向外省尋求工作又因身分備受歧視，起來反抗的民眾落得被中共滅音的下場，其所面對的情境和中國大陸的外來工、維權人士無不相似。若要真正理解中國國情，又怎能略過這片土地，和這些受同一極權所逼的人民呢？

維族是藏人以外最活躍的反抗勢力。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 [4] 成立後，維族人建國運動獲得國際社會的關注。今年四月發生的巴楚事件，令維漢衝突再次浮上枱面。四月二十三日，巴楚市發生暴力襲擊事件，造成廿一人死亡，當中包括警察、社工和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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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

聲稱的疑犯。新疆自治區政府稱，事件起因是警察和社工發現了恐怖分子正在家中策劃襲擊，雙方爆發激戰，造成傷亡。當地人稱，事件中的「恐怖分子」是虔誠的穆斯林家庭，經常被執法人員要求剃去鬍鬚或摘去面紗，可能因此而激起反抗。這次事件令人想起零九年的「七五事件」。那次事件起因於兩名維族人在韶關一場群體鬥毆中死亡，數千維族人上街遊行，並演變成兩族的衝突，造成至少一百九十七人死亡。雖然零星的事件被當局壓下，但將衝突指摘為「境外勢力」和「恐怖分子」策劃，而不去對治維族人面對的文化消亡、權力和資源分配不均、宗教打壓等問題，只會令民族衝突更加白熱化。隨著世維會的成立，維族人由零星反抗向有組織的獨立運動邁進。但世維會成員內部意見分歧，仍未能給出具體的運動政策，而止於一個境外異議勢力。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一日，牧民莫日根為保護自家草場不受污染而攔路阻截煤炭車，被兩名漢人司機蓄意軋死。嫌犯事後口出狂言，説一個牧民的性命也就值 40 萬元人民幣，加上當局處理案件不力，二千蒙族民眾發動請願和示威，行動持續一星期，最後政府出動防暴警察阻止示威。抗議的終止並未使矛盾消失，事件揭示蒙漢族之間的利益衝突，土地爭端至今仍不停發生。

廣西壯族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 ──壯族、回族網上的資料極度缺乏，主因是兩地的民族關係比較融和。新一代壯人大多不懂壯語，而廣西壯人和漢人通婚者眾，兩族之間幾乎看不出甚麼文化差別。而聚居寧夏的回族，會過穆斯林節日，但由於是移居城市，當地回族的漢化程度頗高，回族文化不及西北各地的回族人熾熱。

內蒙古自治區 ─ ─ 蒙族近年中國政府助長漢人企業掠奪當地資源，內蒙古人面臨重大的生存危機，對漢人的怨憤日增，以致鄰族關係緊張。在土地分配方面，數十年前起，中共鼓勵漢人大幅遷移內蒙，當地蒙族由佔人口多數變成僅佔兩成。由於內蒙政府的首席官員皆由漢人擔任，務農維生的漢人得到政治庇護，蠶食、佔領內蒙古草原，過度的開墾導致草原生態大受破壞，使內蒙不斷沙化，每年沙地的增加面積，幾乎是兩個香港的土地。不少牧民因此失去家園。

自治區文：鍾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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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中共對內蒙的資源開發。內蒙古擁有煤炭、稀土等自然資源，三十多年來中共在當地進行掠奪式開發工程，大肆興建煤廠及開採稀土，獲得龐大利益，霸佔蒙族牧民的牧地，污染原住民的生存環境，由此至終卻沒給予牧民合理賠償。因此，生活愈發困難的牧民便不時與漢人煤炭工發生衝突，權貴的利益侵略造成蒙漢底層民眾的對立。一宗流血衝突激起前年的「五月抗爭」，是當地三十年來首次的大規模民眾示威，引發外界關注。

[1] 由於中國政府的資訊管制，國際傳媒的採訪申請一律被拒，關於少數民族自治區的衝突之事實報導從缺，文章內容主要由網上資料（如流亡藏人作家唯色、姚新勇教授及相關報導）的整合，所作推論未必是最為如實。

[2] 各界對於箇中實情的講法迴異，中國政府聲稱事件是拉薩極少數的藏獨分子進行打、砸、搶、燒破壞活動；但唯色等藏人知識分子指出事件原由是，當日一批藏人進行和平遊行的途中，有為數不少的武裝人士混入搞事，造成當地漢人的不滿，雙方發生衝突。中方數字稱有三十幾人死亡，幾百人受傷；亦有當地人說真正死亡數字超過數百人。

[3] 參考陽光時務週刊，第 54 期，〈傾聽維吾爾的聲音〉

[4] 當中的權力核心來自二戰後的東突朔建國運動的領袖、流亡學運領袖以及曾活躍於新疆的社會菁英，為商討維吾爾斯坦（即新疆）建國的運動策略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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