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庭輝先生訪談紀錄 訪問時間：2014年06月07日14時~17時 (第一次採訪) 2014年06月23日17時~20時 (第二次採訪) 訪問地點：台北市景興街史庭輝先生家中 採 訪 者：張立本
訪談語言：國語
紀錄整理：張嘉靜
影音紀錄：錄音檔、照片
整
編
校：許育嘉
審
校：藍博洲
稿：張立本
受訪者（當事人）基本資料 姓
名
（出生年-） 史庭輝 （1947年6月30日-）
出生地
被捕時間
被捕時職業/經歷
判決書年齡
武漢
1974年4月4日
卑南國中教員
被捕年齡：27
案情說明 官方案件名稱
非法顛覆（台灣解放小組）
官方判決罪名
非法顛覆
刑
有期徒刑十五年，褫奪公權十年，減刑五年
期
入出獄日期
1984年4月5日 史庭輝先生因家庭變故，由母親帶往香港投靠大哥。後因不適，有意離開香港，經「救 總」安排前往台灣。因曾受大陸教育之故，來台後持續不滿台灣社會運作狀況，故於
案情概況
情感受挫後，率而組織「台灣解放小組」以轉移情緒。忽然而起，忽然而終，起事到 被捕，為時一個月左右。同案容錦生為同校教員，張耀贏為台東高中高一學生，王郁 惠為台東師專國樂社社長、黃明斌、張學益為卑中國三學生，並無任何實際作為。因 蔣介石過世，減刑五年。 相關檔案資訊
判決文號
六三年度初特字第五十三號
判決日期
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一日
相關資料
現時照片
其
無
他
在大陸受小學教育 我是 1947 年 6 月 30 日出生，祖籍雖然是浙江紹興，但出生在武漢。我的 判決書中說：「史庭輝因前在匪區受匪偽教育多年，思想傾匪。」這是事實。因 為在大陸唸小學，初中一年級唸了半年以後，1962 年 4 月 17 日到香港，同年 6 月 20 日再來到台灣。恩格斯說：「宇宙間各種事物，細想起來，都有著千絲 萬縷的關係」，在大陸受的教育對我有很深的影響。 我父親原在漢口的美國機構「江漢關」工作，通過這個地方的貨物要繳稅到 美國人的手上。從江漢關的被剝削，也可以看出近代中國人的悲哀。解放以後 （1949 年）,江漢關解散了，改成外貿公司，我父親也就調到廣西南寧的土產公 司工作。我隨父母遷往廣西「南寧」。1955 年我在廣西南寧入小學。 當時的大陸，師資跟學校嚴重不足，為了讓高齡的學生優先入學校，所以我 延遲一年，八歲才入小學。在南寧一年後，我又隨父親到了廣西梧州市，在「居 仁路小學」繼續唸書。在梧州的時候，我參加過「愛國衛生運動」，就是除四害。 那時，我一天到晚往河裡跑，想學游泳，我父親怕我淹死，就叫我媽媽把我 帶到漢口和大姊一起生活，我母親再到重慶二姊那邊，幫忙帶二姊的小孩，我妹 妹則一個人陪著我父親。我父親在生活上對我母親的依賴原本就很大，我母親離 開梧州沒多久，父親就在 1959 年 3 月 7 日過世了。 我剛回到漢口的時候，在黑里湖小學唸書，大姊則在吸血蟲醫院裡當護士。 吸血蟲是當年日本人為了侵略中國，到處投放來傷害中國人的吸血生物！長期威 脅著中國人的生命健康。半年後，因為姊姊調到武漢同濟醫院，我就轉到武漢醫 學院同濟醫院附屬小學就讀。 在漢口的黑里湖小學時，我參加「大辦鋼鐵」的運動。當時為了大煉鋼，我 們小孩子就用黃泥巴的觀音土來做鋼鍋。校園裡的小高爐 24 小時都燃著火，高 爐還不只一個，入夜看去，有點壯觀。總之我在大陸唸小學的時候，各種運動一 直不斷，藉由這些運動來改變人的思想，讓人對政治特別的關注。（國父希望在 中國要做到人人關心政治，國家才有振興的可能，所以他的遺囑說：｢喚起民眾， 共同奮鬥。｣）當然，我們什麼鋼也沒有煉出來，失敗了。但是，這些失敗，讓 人民在為了國家富強的道路上，給多數人培養出無私奉獻的精神，也讓人們看到 貧窮的中國政府有很強的動員能力。過激的政經路線雖是失敗了，也算是交了學 費，探索出要怎樣做才可以成功的教訓。 小學沒有政治課，政治覺悟的提高，主要是通過電影、小喇叭和老師的言行。
另外通過一系列運動，像是掃除文盲運動、大煉鋼鐵、大躍進、三面紅旗等，我 感受到共產黨強而有力的動員力，以及不間斷濃烈的愛國主義教育、集體主義教 育。 在學校裡，灌輸了很多集體的觀念，隨時隨地教導人們如何把個人利益與國 家利益統一起來，不可為了個人而損害集體。學校有毛澤東的提字；「好好學習， 天天向上」，教室的牆壁上的標語；「見困難就上，見榮譽就讓，見先進就學， 見落後就幫。」教育方針是：「生產勞動與教育相結合」，教育的目的是：「為 了培養又紅又專的勞動者」。這些觀念的灌輸，都是很正面的價值觀，應是處世 為人所必需。 老師還會根據哪幾個同學住得近，人數不一定，三個、五個人組成一個學習 小組。學習小組裡有小組長，晚上到小組長的家裡面去讀書，先做功課，有不懂 的問題，彼此幫忙或討論，如果大家都不會，明天再到學校請教老師。這種學習 的方式是比較強調啟發式的教育，讓孩子們的思想變得非常活潑，凡事樂於自己 想辦法。透過學習小組，給孩子們培養出強烈的國家主人翁意識，以及團結的精 神。在學校裡也有勞動，我們的學習離不開勞動，每個班都有自己種菜的園地， 教育的方法是用生產勞動和理論相結合的方式。 還有「少年先鋒隊」。這跟台灣和別的國家的童子軍是不一樣的。少先隊、 共青團，到入黨，都是經過一級比一級更嚴格的審核才能夠加入，加入之後還有 經常性的組織生活。 我在大陸並不是好學生，班上大部分的同學都掛了紅領巾、都入了少先隊， 我的表現總是比不上別的同學，所以一直都沒有加入少先隊。這樣一個落後分 子，到了台灣，為什麼反而會懷念起過去的教育？這是不是可以用「不怕不識貨， 只怕貨比貨」來解釋呢？
從香港到台灣 在香港期間看到香港警察，特別是那些人高馬大的外國警察，總是欺負賣東 西的小販。看到自己的同胞受到無理的欺凌，讓初出大陸還不足十五歲的我，雖 然氣憤衝動，但自知會吃虧，所以只是敢怒不敢真動手。在香港兩個多月的日子 裡，感受到在香港的中國人都是二等、三等公民，完全沒有一絲半毫的民主氣息。 1962 年 6 月 20 日我從香港上船，上船之前，救總每人又發了一筆大概 200 元港幣，有的人就說要去買鞋子、衣服，然後拿了錢一去不回。所以第一批來台 的人應該是 90 多個，但實際上到台灣只有 70 幾個人。
在船上「巧遇」到一位又美又有氣質的師大音樂女教授，是個中年人，在船 上教我們唱「中華民國」國歌。所以下船前我就會唱台灣的國歌了。船航行了一 天多，第二天黃昏時分就到了鵝鸞鼻，船就停著不動。到第二天早上九點鐘左右 才駛進基隆港，這是因為上午開記者招待會比較有氣氛吧。
台灣的記者會 在船上我想了很多事情。想到自己不瞭解國民黨到底是什麼模樣，我的未來 不知會怎麼樣？所以在下船之前，還是孩子的我對自己說：「到了台灣，講話千 萬要小心一點。」 我們在基隆靠岸以後，每個人發了一面小國旗，右胸前掛一個心形的胸章， 中間繡了「義胞」兩字，進到一個大廳開記者會。大廳裡擺了幾張長條的桌子， 鋪著白色的桌布，擺了很多位子，每個座位前放著一盒點心，來了人數比我們還 多的記者。 我記得我身邊大概有三四個女記者，有一位把我摟著，把麥克風對著我和她 說：「小弟弟，你在大陸上，老師有沒有教你們愛毛主席，愛共產黨，不愛爸爸、 不愛媽媽啊？」我説：「老師有教我們愛毛主席、愛共產黨，但是沒有教我們不 愛爸爸、不愛媽媽。」記者馬上又問：「小朋友，你從什麼地方來？」我説「從 漢口來的。」她接著說「喔！大概城市的情形跟鄉下不一樣。」幫我找了個下台 階，也幫她自己找下台階吧。接著又問我「有沒有聽說共匪罵我們台灣老百姓吃 香蕉皮？」我説「沒有啊！」她又問「那共匪是怎麼罵我們的呢？」我想了一想， 就說：「有一天我在《少年先鋒報》上看到一條新聞說：美國大兵開著吉普卡在 台中市橫衝直撞，撞死我們台灣老百姓也沒事。」她覺得在我嘴裡得不到她們想 得到的答案，就說：「這些點心好不好吃？」我說：「好吃」，她說：「好吃就 多吃一點。」我身邊的記者忽然全都走開了，我獨自傻傻地吃著糕點，再也沒有 記者靠近我。 記者會結束以後，我們就搭上看起來非常漂亮的遊覽巴士， 一共三部車子。 從基隆進入台北市，在基隆和台北市區，鞭炮聲是不絕於耳，非常隆重地歡迎我 們。然後就被安排在松山富台新村的「義胞接待所」。因為還沒有身分證，所以 一個月之內沒有行動的自由，只能在圍牆內活動，這一個月有很多團體來訪問， 偶而外出活動，都是集體進出。 在招待所裡，我在書架上翻到一本叫做《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的書，是我 在台灣看的第一本書。我一字不漏地看完了以後，心裡感到很氣，覺得裡面的內 容怎麼把毛澤東抹黑成這個樣子？我心中的毛澤東是和藹可親，勤政愛民，大智
大勇，日理萬機，還要寫那麼多文章，怎麼可能是個淫魔。後來翻閱報紙，涉及 大陸的報導，都是謊言連篇，當時雖然我嘴巴沒有講出來，但是心裡就知道台灣 媒體真不可信。這是台灣給我的第一個印象。 有一天，招待所來了一輛吉普卡，把我和另外幾個人帶到情報局。當時不懂 事，還覺得以我 15 歲小小的年紀，就能進入情報局，實在是不簡單，自以為了 不起。去了以後，問了許多話，看看我身上會不會有派遣的蛛絲馬跡。問完就送 回接待所。過了幾天，又來了一輛華美的小轎車，把我們帶到台北市一條寂靜的 深巷，外觀像是普通的民宅。進到裡面又像旅館，有櫃台和好多房間。我們被分 別帶到不同的房間約談。對方問我什麼，我就如實回答。我才十五歲，實在講不 出什麼他們想要得到的東西。實際上他們的目的並不一定想從我身上得到什麼情 報，到我十多年入獄以後，再回想這段往事，才醒悟到他們約談我們最主要目的， 是看我們這些人是不是有問題，我在記者會的直言直語，才使我被情報局請去吃 飯。從那時起，一筆又一筆我思想上有問題的帳，都進了我個人的忠誠檔案。現 在清楚地看到，台灣政府對我們除了利用，絕不重用，包括那些駕機盜船來台的 所謂「反共義士」。 1962 年 8 月 15 日，我被送到華僑中學，開始讀書了。他們問我在大陸唸 幾年級，我說是二年級，其實我是一年級，但我想小學的時候已經遲了一年了， 來這邊跳一級好了，所以進僑中，就上了初三。 在我去華僑中學前發生了一件事情。有一天，招待所來了一台大型遊覽車， 點到名的人被請上車，說是要他們接受訓練，參加反共救國軍。其中有一個名叫 范成的年輕人，一直哭著大叫說：「我是要來台灣讀書的！不是…」一些人把他 的行李搬上車，一左一右架著他，七嘴八舌地說：「你是愛國的，你要殺共匪報 仇！」我當時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後來有一個被點名送上車的人回到華僑中 學唸書，經他轉述才知道，他們那批人送到特殊的基地接受訓練，然後遣返回大 陸。他們還沒登陸，就被大陸魚雷打沉，全部葬身大海。他因超級笨拙，無法訓 練，才保住一命。在僑中也唸不下去，就把他送到台北自來水工廠做工。 學校原是一個很單純的地方，可是在華僑中學讀書，氣氛卻相當緊張，不時 總有些流言耳語，切切私語：「這個人是匪諜，那個人是匪諜。」有一位忠厚老 實的吳元波，半學期之後，好好一個人就變成了神經病，被送到萬華精神病醫院， 過了不知幾年，傳來他死在精神病醫院裡。隱隱約約，總覺得同學之中，有些人 是監視著我們，我於是失去了孩子的爛漫天真，一直到上大學，不喜多言。
在臺灣師範大學的六年
唸了一年的華僑中學以後，我就升學到建中，結果在建中三年畢不了業，又 轉回到華僑中學升高三，一直到民國 56 年被優待，考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物 系。在生物系雖然一睜開眼睛就讀書，因數理太差，成績很不好，兩年以後不得 不轉到國文系，從一年級開始讀起。 剛上師大，要接受三天的新生訓練，最後一天的下午，教官把我們生物系三 個班全部的同學集中在一間很大的階梯教室，一人發一張「加入國民黨申請書」。 當時教官就講了許多入黨的諸多好處，不入黨會有什麼壞處。由於我剛到臺灣就 對國民黨有了很多不好的印象，不諳世故的我，緊緊抱著「絕不加入」四個字， 並且暗自給自己一個要求，在台灣過日子就不要過問政治。所以教官再怎麼勸我 入黨，我就是不要入黨。教官問我為什麼不願加入，我亂編一個理由，說我父親 是無黨無派，而且他要求我們做孩子的人也不要加入任何黨派。後來，在成功嶺 也被輔導官勸我要入黨，也被我一口拒絕了。以後果然為此吃盡苦頭，才知教官 所言的利害得失，不僅僅是口頭上的威嚇。 民國 57 年我做了師大的國樂社長，所以被送去中壢「忠愛莊」，接受社團 幹部訓練，時間持續一個禮拜。每天上課，其中有「匪情分析」的課程，老師拿 大陸的一些小字報分給大家看，我看也不看就傳給別人。有一個學生問老師： 「這 些人寫的東西好像都是發自內心的真心話，這是什麼原因呢？」老師就說：「那 些人是中毒太深。」本來他是想用這些東西來加強同學們對大陸的反感，結果產 生相反的作用。我也因此又認識到，在台灣即使做一個小小的學生社團幹部，都 必須經過思想上更為嚴格的管制。 大學時期我就加入「中廣國樂團」。有時難得碰上國宴，需要國樂來製造安 祥氣氛。這個工作既輕鬆，報酬也高於許多其他的差事，我和同團同是大陸來台 的盧光榮，都因為「忠誠考核」沒有通過，每次都總被排除在國宴演出之外。直 到有一次國宴是由嚴家淦副總統主持，我和盧光榮才可以參加，讓我有機會走進 圓山大飯店。那時的圓山大飯店可是國家重地。蔣家防身之嚴，不容毫髮。其實 國宴的演奏，樂隊離那些貴賓是非常遙遠，在轉彎的走廊處演奏，酒席上坐了些 什麼人，是完全看不到。 我在師大總共唸了六年，讀生物系的時候成績很糟糕，但我到國文系之後， 成績還算不錯，甚至還編過系刊，沒想到民國 62 年畢業後，卻被分發到卑南國 中實習。在當時，那是鄉下的鄉下。初到時，我彷彿林沖到了滄洲，那時的卑南， 舉目一片荒涼，交通與生活都非常不便。 大學六年的最後階段，我才有女朋友。畢業後，她到金門，我來卑南。有一
次她來信說：「金門很難吃到蔬菜水果。」希望我寄些水果給她。現在，台東當 然是個水果之鄉，而那時的台東，要什麼沒什麼，連水果都是難得看到。也許是 因我沒有寄水果給她，過一段時間以後，她就寫信要我另外再去找別的女生。我 初戀重挫，苦悶難堪，因此意氣用事，就異想天開，化小愛為愛祖國的大愛，閉 門造車，搞起「台灣解放小組」。沒有經驗，隨性而動，一個月左右，就啷噹入 獄。
成立「台灣解放小組」 在讀建國中學參加國樂社時，為了聽到更多更好的國樂，有時也偷聽大陸廣 播。在台北偷聽，干擾聲很大，到台東偷聽，就非常清晰。有一次，聽到王國潼 創作並演奏的二胡獨奏「台灣人民願望解放」（現在更名為「懷鄉曲」），在我 失戀後，就成了我率性而為的靈感。從表面看，失戀是我坐政治牢的導火線，其 實，深深的鄉愁和我一直對中共用心治國，富國強國的良好印象才是最重要的原 因吧。 當時，我在一家雜貨店包飯，每次吃完晚飯總會看一下電視才回宿舍。有一 天吃完晚餐，看到「中視」播放一個義大利導演，安東尼所拍的紀錄片「中國」。 專找中國大陸陰暗面來拍，建國二十多年的中國有多少傲人的成就，一絲絲都看 不到。這部紀錄片，很可能給絕大部份的台灣觀眾產生仇共反中的誤導，但對我 來說，適得其反。我感到建設中國，除了原本的窮苦落後，還要承受這麼多的外 來干擾破壞。這部影片，使我愛祖國的心，更加熾熱起來。 突發奇想弄出「解放台灣行動小組」以後，我就去找了和我一起包飯的一位 香港僑生。他在卑中教英文，患過小兒麻痺症，必須拿拐杖走路，就是判決書上 的容錦生。這個人實際上沒有甚麼政治意識，沒有鮮明的立場，只是因為我們兩 人都會說廣東話，有時會發點牢騷；然後我又找了卑中三年級的兩個外表憨厚的 學生以及張躍贏和王郁惠。張躍贏是台東高中的高一學生，思想比較叛逆、比較 有獨立思考的想法，他的老師是我大學同學，所以透過這層關係認識。王郁惠是 台東師專的國樂社社長，是我到了卑南後，到台東師專國樂社兼教音樂才認識 的。對我而言，只是為了要賭那口氣，因為感情沒有辦法平衡，找一點事來讓自 己平衡一下。但是調查局為了爭功求賞，刻意把這件事弄成一個叛亂案件。其實 就如同後來調查局一位調查員跟我說的：「這種事情，打兩屁股就可以放人的。」 可見他們對於我的案情是了解得非常透徹，我的案子就這麼單純。 一開始我找王郁惠的時候，帶他到海邊講這件事情，當時他因為害怕而發 抖。過了一陣子，王郁惠在我面前卻變得非常積極，引起我的警覺性，就馬上宣
布解散「台灣解放小組」。調查局於是收網抓人。 民國 63 年（1974 年）4 月 3 日的夜晚，我入睡後，半夜突然聽到很多皮 鞋的腳步聲，朝我住的單身宿舍走來，然後就有人來敲門。我就知道出事了。開 門後，第一個進來的是校長。校長跟我介紹說：「這些人都是台東調查站的人， 想找你證實一些事，找你去談談話。」我心裡也有數，就跟著去了。出去以後， 坐上黑色轎車，我坐中間，左右各一人，一路到了臺東調查站。被捕的過程中， 我也曾經想過大喊大叫一些口號。這是因為在大陸看過太多的英雄電影，有樣學 樣，而且我這個人的個性本來就是一條腸子通到底，因為被捕過程是在很隱密的 情形下，喊也沒有用，沒有人聽，所以就沒有喊了。
進了調查局 上車後，我立刻問自己，到調查局之後要怎麼辦？態度是要強硬呢？還是不 必太強硬？最後我選擇了不要太強硬，因為我真的只是意氣用事，沒有需要保密 的地方，我根本沒有什麼祕密需要保守。所以一開始被要求寫自白書的時候，我 就稍微硬了一下，擺出不太合作的樣子。僅僅只是為了做一個姿態而已，接下來， 他們出什麼題目，我都非常詳細地暢吐心中之言，讓他們看到一個毫不裝飾的真 我。另外，又因為自己是個法盲，所以在偵訊期間，除了疲勞刑訊和人格摧殘之 外，在肉體上並沒有吃太多的苦頭。在台東調查站時，基本上是兩個人一組不斷 輪番對我訊問，一個唱黑臉，一個唱白臉。偵訊的時候，時不時對我做人身攻擊， 因為他們要挑動起我的憤怒，讓我失去理智，這樣才能得到他們想要得到的訊 息。唱黑臉的幹員與我爭鬧一次之後，就再也不會重覆出現。 我被逮捕的第二天也沒有睡覺，就被台東調查站副站長跟另外一位幹員帶去 坐上開往花蓮的火車。一路上沒被戴上手銬。到了花蓮，因為還沒北迴鐵路，就 直奔花蓮機場，坐民航機到台北松山機場。到了台北以後，被接到那時相當荒涼 的安坑。進了一間獨立屋，沒有二樓，有地下室，我就在有點陰森的地下室裡面 繼續被審訊一整個晚上，從案發被捕到那時都不讓我睡覺。 天亮的時候，要我填一張保密結據，告訴我在這裡的問訊過程，連法官都不 可以講。我以為這個手續辦完就可以放人，結果又被送到愛國東路的台北地方法 院看守所。進去之後，來了一個檢察官問我：「史庭輝，你說武漢長江大橋好， 有我們西螺大橋好嗎？」「你說大陸好，我們把你空投到大陸去，你要去嗎？」 就這兩個問題，不需也不等我回答，就完成了收押手續，就進到牢房裡去了。 這個日據時代由日本人建的監獄，牆壁非常厚實。因為牆壁厚，對外的鐵窗 是兩道，每間牢房裡面朝向走道的牆壁上都開了一個內大外小，圓錐形的洞，可
以產生收音的作用。所以牢房裡面講話，可以從外面聽到。一般都是兩個人一個 房間，我感覺和我同房的那個人很可能是職業犯人，會跟我套關係。經常會聽到 皮帶抽打在肉體上的聲音，製造出很恐怖的氣氛。 在台北看守所期間，白天都被叫去寫自白書，寫了幾乎快兩個月。每次寫完， 就叫我這邊修改一下，那邊修改一下。我雖是大學畢業，但不懂法律。我感覺一 開始要我修改的地方，並不是多麼敏感的東西，先培養修改和順從聽話的習慣。 後來越來越多的修改，似乎都是針對某一個法條而提出的問題，找各種理由要我 非修改不可，直到他們滿意為止。 當兩個月快到之前幾天，對我的偵訊已經完成，偵訊小組長每天把我從押房 提出來，喝茶、吸煙、閒聊。他說：「聽你同學說你寫詩寫得還不錯，現在閒著 沒事，要不要寫首詩玩玩？」我說：「好，你出題吧。」他說：「你在寫自白書 時，不是在自白書上按了很多手指紋，就寫捺指紋有感吧。」我點了一枝香煙， 吸到三分之一時，我在紙上提筆寫下：「紙如白雪爪如鴻，輕點軟泥處處紅。走 盡浮生夢裡路，那曾著跡似今濃？」為政治而坐牢，無所怨悔。 他又說：「史庭輝，你自己很清楚，你的案子嘛，說輕不輕，說重不重，但 是我可以跟你保證，絕不致於被扣掉。」他用手做了一個扣槍的動作。「可是， 也不會太輕。就算被判有期徒刑的最高刑，也不過十五年。老先生（蔣總統）總 有過去的一天，總要大赦天下，減個二分之一，這樣十五年就變成了七年半。再 有什麼人（暗指蔣經國）上台，也要表示表示，再減個二分之一，就剩下三年多。 你不是喜歡讀書嗎？就當讀研究所，進修三年。但是，你到了軍法處可不要翻供。 如果軍事檢查官無法把你收押，再把你送回這裡，這裡的滋味你是嚐過的，你還 願意再來一次嗎？」這是安撫之中帶威脅。我點點頭，表示聽懂了。 民國 63 年（1974 年）6 月 5 日我被轉送到景美的軍法處看守所，同年的 11 月 1 日宣判，我果然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法官問我要不要上訴，我硬著嘴 說要考慮考慮，其實我早就心有定見，是鐵了心不上訴。因為在押房裡聽到有些 難友在上訴之後，被判得更重的事情。例如有一位也是從大陸來到台灣，名叫做 梁若山的成大學生，本來在大陸上是黑五類，來台灣後因與越南僑生通信時，發 了幾句牢騷，被抓來受軍法審判，也是被判了十五年。由於上訴就改判無期。還 是不服氣，找來幾位同鄉同學做人證，又上訴就被槍斃了。好漢別吃眼前虧，我 還需要上訴嗎？於是我的案子就成了被人取笑的｢一人小組｣。
景美看守所裡的洗衣工 在師大求學期間，就有一個中興大學畢業玩國樂的人，他是後來做過立法委
員周文勇的學弟，是個政治味很濃的學生，想拉我到大陸去做潛伏工作，被我斷 然拒絕。心想這不是與人民作對嗎？在沒坐牢以前，看到台灣政治充滿了虛委不 實，再加上兒時在大陸上看了太多老太婆，甚至小孩子抓國民黨特務的事。我就 暗自要求自己，不要過問政治。但是，我畢竟還是坐了政治牢。 當我一腳踏進景美看守所囚室的瞬間，我在心裡面跟自己說了這樣一句話： 「糊裡糊塗地進來，可不要糊裡糊塗地出去。」定案後，看守所徐所長問我願不 願到洗衣工場工作。勞動可以改變自己一些膚淺的思想，可以堅定為人民服務的 立場，可以建立正確的人生觀，我毫不猶豫，欣然同意。 走進洗衣工廠，尋找思想上的同志。從理論上認識政治，我邁開了有生以來 的第一步。鄭春朝，一個成功大學的年青人教我從反面教材學習馬列毛。從圖書 館借來大量任卓宣寫的反共書籍，竟然能吸收到寶貴的真理。欣喜之餘，我寫下 一首短歌，<晚霞>：「黃昏時候，青山浮起紅紅的晚霞，我的心上，有個太陽永 遠不落下。要在黑夜，開放朵朵智慧的花朵，照亮了你，照亮了我，照亮了大家。」 入獄一年整，四月五日夜，驚天動地的電閃雷劈，蔣介石死掉了。立法院開 會，提出減刑二分之一。後來又改成政治犯只減三分之一，但也不是所有政治犯 都能減刑，判決書姓氏後有加上「匪」字（指共產黨員）的，就連三分之一也不 可減。立法院通過這個決議後，當年七月十五日開始執行。很多人被釋放出獄， 特別是刑事犯，或是普通的軍事犯人。所以洗衣工廠的人就少了許多，當局就決 定從此不再送人犯到綠島去。 可是，當時有一位名叫「蔡添樹」的宜蘭漁民，我們都叫他「船長」，當初 他因為駕著漁船到廈門，後來經過琉球回到台灣，被判死刑。因為變賣家產，賄 賂法官才變成無期徒刑。（我想：基本上審判政治犯的法官是不被行賄的，被冤 枉得很明顯時，才有行賄的可能。）減刑後，他就只剩下一兩年的刑期。因他特 別能做精美的各式船隻模型送人，監獄裡面對他每天嗜酒，都睜一隻眼，閉一隻 眼。他常常是醉燻燻的樣子，但也從不酒後失態鬧事，又擺出一個大字不識，傻 呼呼的樣子。那年七月份以後，就派他做監外的外役。需要到基隆提煤油，或者 出去收衣服回來洗，再送回去。他每次出去就跟班長約好，晚上六點鐘在台北郵 局碰頭回景美。他每一次都是準時回來，可是這年的陰曆 8 月 15 日（中秋節）， 那天天黑以後，班長就再也找不到他。當晚就傳出他駕船到琉球去了，一個月後 被引渡到北京。為此，不送人犯到綠島的事就吹了。 到了 12 月 19 日晚飯後，突然緊急集合，把我們集中到餐廳。被點到名字 的人，回房間收拾行李，到籃球場集合，擺明了要送綠島去。
當我被叫到名字的時候，我的心跳得很厲害。因為已經熟悉了這個環境，也 跟一些人比較談得來，能在圖書館裡面找些任卓宣的馬克思主義批判、毛澤東思 想批判，通過裡面大量的引文，把馬克思或毛澤東的語句背下來，思考其中的真 理性。和幾個聊得來的朋友，能偷偷討論政治方面的事。所以要離開這些朋友就 有些捨不得。 第二天，天快亮的時候，犯人每兩個人共戴一副手銬，還用繩子從腰部把我 們串成糖葫蘆一般，成一條直線上囚車，送到了松山機場。 事情就是那麼湊巧，就在我們被送去松山機場的清晨，天還是黑壓壓的。這 時，恰好發生了台灣第一件搶奪憲兵槍枝的案子。會是殺場劫囚嗎？在我們送到 松山機場以後，一群憲兵把我們團團圍起來，槍口對著我們。我們當時不知道是 發生了奪槍案，不曉得為什麼要搞得這麼緊張。第一次坐上了軍機，汽油味很重， 噪音震耳欲聾，就這樣到了台東的志航空軍基地，再坐車子到了富岡，轉船到了 綠島。
在綠島與五 O 年代老政治犯相遇 到了綠島，分到第四區，認識了很多老政治犯。讓我第一次看到世上竟有坐 牢二十多年的人，而且還不知要坐到那年那月？雖有部分人精神失常，但他們大 多數依然無怨無悔，無所畏懼。 到綠島一個月二十天後，我就被調到廚房工作，學會了挑飯送水，煮飯炒菜。 當時林書揚是病號，廚房和醫務所很近，讓我有機會能接觸到林書揚。他的言談 舉止，我先是驚愕，繼而崇敬，第一次看到世上竟有如此博學的人，用上窮碧落 下黃泉來形容他，也不算誇張。與世隔絕這麼久，天下大事，無所不通。我從此 才有機會系統地學習馬列學說和毛澤東思想，使我對共產黨的信仰更加堅定。有 一些歌如《坐牢算什麼》、《安息歌》、《國際歌》等也都是進了綠島之後才學 的。記得第一次聽到這些充滿正義，旋律昂揚的歌曲時，特別感動和喜愛。來到 綠島，親近了真理，真有一種「朝聞道，夕死可也」的氣慨。來綠島之前的害怕， 而今反而成了喜出望外的慶幸，這裡面就含有辯證的哲理，我們往往看重真理的 終點和結論，其實，真理產生在實踐的過程之中。 學習在非常隱密中進行。林書揚把馬列毛的理論一次寫幾張衛生紙，為我們 系統地傳授：「唯心唯物之發展與區別」、「資本論」、「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生 平與情誼」、「矛盾論」、「實踐論」、「人的正確認識是從哪裡來？」、「新 民主主義」、「台灣所謂經濟奇跡的實質和來歷」、「台獨發展史」、「文革結 束後評價文革」、「何如做群眾工作」、「青年人的心理特質」、「如何做一個
純潔的革命者」…凡此種種，有條有理，深入淺出，讓人看了以後，兩眼為之一 亮。看完之後，牢記在心，最後看過的人，把文件撕碎，丟進馬桶，用水沖毀， 絕不允許留下任何蛛絲馬跡。玩著橋牌，手掩著口，低聲討論交換思想。長期下 來，居然無事。 我們的立場是一切為了人民，所以，他教我們在為群眾服務時一定要：「服 務不居功，自律不壓人。隨群不俗套，帶頭不出頭。大事不含糊，瑣事不計較。 任勞不推辭，任怨不灰心。主動不主觀，有板不呆板。誠信不假作，有恆歸自然。」 這真是最好的做人處世之道。我於是把這些話譜上旋律，以便朗朗上口。 在綠島的第二年，1976 年 12 月 12 日，我母親在北京去世了。直到 1977 年的五月份，收到妹妹從澳洲雪梨的來信，得知母親含恨的惡耗。十五歲一別慈 顏，竟成永別。像這種悲劇，近代中國，何止萬千！痛定思痛，那晚，我寫了一 首「媽媽的呼喚」，寄託我對母親無限的哀思，也為台灣萬千因海峽戰事而喪失 天倫的淪落人書寫心聲。歌云： 苦難的孩子，流浪的人。我流浪了多少個風雨的清晨，又流浪了多少個 寂寞的黃昏。病了誰來問？饑了把淚吞，這個冰涼世界，夜半的燈。 可憐的媽媽，白髮的人。你等待了多少個風雨的清晨，又等待了多少個 寂寞的黃昏。望斷天涯路，不見流浪的人，怎叫你不傷心，怎叫你不斷魂。 流浪的流浪的人，流浪的流浪的人，你可曾聽到媽媽的呼聲？她叫你趕 快向前奔，她叫你趕快回家門，回家門，重享天倫。 等待到幾時？窗外風雨冷。風雨裡聽了多少次媽媽的呼聲，風雨裡看到 可憐的母親淚縱橫。媽媽不要恨，半點不由人，孩兒哪天，不想向你飛奔！
減刑出獄 我在刑期不到三年時，就被送到土城的「仁教所」（台北仁愛教育實驗所）。 仁教所是一年分為四個學期，除了春節或星期天休息，天天都要上課，我上了三 個月的課以後，就找各種理由逃課，如做伙食委員、編仁愛報、種菜、做傢俱， 逃避沒有什麼營養、煩心的課程。1984 年 4 月 5 日，我因為減刑三分之一，由 15 年減為 10 年，服刑 10 年期滿出獄。 出獄以後，謀生不易，先後做過警衛、打雜、木工、油漆工、建築工地粗工、 樂手、擺地攤，體制外的黨工，說得好聽是隨遇而安吧。在解除戒嚴之前，警察 不時來「關心 」，每遇不順，就會想起第一次在綠島初見林書揚時，他說：「在
白色恐怖的時代，不是你，就是我，就是他，總要有人遇上這些不幸。我不承擔， 叫誰來承擔呢？」這不是宿命論，而是大環境對人的影響是無所不在的。我們正 是為了那個不再有人吃人的大環境而奮鬥。 春風秋雨，日漸老去。不時回想起一生走過的路，從大陸到台灣，暗自慶幸 十五歲以前，在大陸能親自感受到毛澤東時代的精神狀態。那時，日子雖然有點 清貧，處處時時都有太多大公無私，犧牲奉獻的行為舉止，大部分的人的心都是 透明的，是一個真正充滿沒有鄉愿的人情味世界。我想那段日子，很可能是人類 進入階級社會以來，那種精神狀態上的人心之美好，恐怕是空前的。（直到今天， 在大陸上像我這樣年紀的人，很多人都依舊十分懷念那段時期中國獨有的精神 美。）到台灣後，過著孤兒般的生活，在思想深處，從來就沒有絲毫仇共反共的 念頭，雖然在某些特殊場合被迫喊了些言不由衷的口號，也祗是動嘴無心。入獄 後能結交到真正的良師益友，看到真理的光芒，又是我生命中更大的幸運。 我想：一生之中，為什麼我總是喜歡接受正能量的影響，而不知不覺地抗拒 反共教育，那應是兒時所見所聞的真善美，促使我斷然排斥假惡醜成了習慣吧！ 細想起來，宇宙之間，事事果然都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重要的是：通過努力， 讓自己能攀登上哲學的最高峰，才能看明白一切世事和道理。王安石說得好： 「飛 來峰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掩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登高 望遠，是非分明。短短人生，不能迷糊。我想：我不是糊裡糊塗走出監獄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