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人間與臺灣特展專刊 by nh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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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社

會

•

追

求

真

相

刊專展特

前言

展覽緣起展覽緣起

4 回顧歷史

開幕致詞－王逸群主任

前瞻未來

開幕致詞－楊渡先生

5 巨人的身影－陳映真的跨時代影響開幕致詞－關曉榮先生

6 受難者的歷史意義 12

現場紀錄

8 開幕記者會

《人間》同仁專訪

人間同仁訪談節錄史庭輝、關曉榮、蔡明德、鍾喬、郭力昕侯聰慧、藍博洲、顏新珠、廖嘉展、曾淑美

《人間》雜誌創辦人

32 陳映真

展覽Ａ區影像介紹

34 陳映真與《人間》同仁展覽 B 區影像介紹

40 原住民關懷

展覽 D 區影像介紹

54 勞工關懷

展覽 C 區影像介紹

48 婦幼關懷 2

58 環保關懷

展覽 E 區影像介紹

陳映真先生是文學家、社會運動家，也是政治受難者，他所創辦的《人間》雜誌在臺灣文化和社會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面對全世界，胸懷兩岸，以黎民百姓的福祉，美麗乾淨的家園，為終身奮鬥的目標。《人間》雜誌則是陳映真先生精神和視野的載體，創刊於 1985 年 11 月，時值臺灣經濟發展的轉折時期，也是政治解嚴的前夕，工商業發展和國際資本運作的弊病逐一爆發，造成原住民、婦幼、勞工、環保等嚴重的人權問題，受害者紛紛走上街頭抗議。《人間》雜誌在陳映真的帶領下，結合了一群充滿理想和熱情的年輕文化工作者，他們走訪臺灣社會各個角落，用照片和文字記下了許多感人的故事。陳映真先生和同仁們不僅追求真相，也走上街頭支持社會改革運動。儘管《人間》雜誌發行只有短短四年共 47 期，但報導的內容卻在臺灣社會和文化運動史上，具有指標的意義。本展覽展出《人間》雜誌在解嚴前後時期著名的報導圖片，以「陳映真先生與《人間》同仁」、「原住民關懷」、「婦幼關懷」、「勞工關懷」、「環境關懷」等五項主題，回顧了 30 年前重大的社會人權事件，反映《人間》雜誌推動社會進步的種種努力。即使到了今日，最近的反核運動，文化工作者齊柏林所拍攝的「看見臺灣」紀錄片，以及大陸記者柴靜製作「穹頂之下」，均反映了大自然遭到工業破壞的事實和憂慮，這些持續性的問題，至於勞工人權問題不斷披露，更印證了 30 年前，陳映真和《人間》雜誌所扮演的先驅者角色。本展覽同時也陳列了《自由中國》、《文星》、《人間》雜誌的原件刊物，展現了在過去不同時期，為臺灣民主和人權奮鬥的出版品，同時也展出《人間》雜誌的網陽片原件，讓參觀朋友們得以回到那艱辛奮鬥的歲月。

鄉土人間與臺灣

開幕記者會：現場紀錄

開幕致詞

回顧歷史前瞻未來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主任王逸群（謝承瀚攝）

臺灣白色恐怖、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代，不管你的意識形態是左是右、對國家認同的主張是統是獨，在那個年代，大家都被迫噤語，那是一個失語的年代。《人間》雜誌自 1985 年至 1989 年一共出刊 47 期，正好橫跨解嚴前後各兩年，失語的年代與全新的年代。陳映真先生身為政治受難者，在那個即使解嚴後也未必能把自己的主張說出來的年代中，用一張張照片、一段段文字，帶領一群至今看來仍是思想前衛的夥伴們，一起努力開創臺灣社會報導新面貌，這 47 期奠定了相當重要的基礎。回顧臺灣社會對弱勢的關懷，我們至今仍在努力中，不管是原住民、婦幼、勞工、環保，此刻都是我們不斷在面對的課題。人權館籌備處至今三年，我們面臨白色恐怖的真相不斷地浮現，在真相浮現的背後，我們面對主流意識裡面所謂的冤假錯案，很多無辜青年在當時遭受生命的責難、國家暴力的侵害，因此被羅織入獄，可是有一群人在歷史真相呈現的背後，並非如此，且不同於我們以往主流習慣的認知。當我認識了互助會的長輩們、認識了陳明忠前輩之後，我知道這是不一樣的。歷史的真相是什麼？歷史的真相就是不管我們喜不喜歡、願不願意，它就是真相、就是存在過，因此我們必須很尊重的去了解到很多長輩是冤假錯案，在很不自由、不自願的情況下被羅織入獄，我們必須要讓後代明白：「有一群長輩當初主動的想法、對當時的政府有不同的行動」。三年回顧，在共同的努力下，大家可以互相不喜歡對方的立場，可以不認同對方思想的意識形態，但為什麼願意走進人權館，把大家的理念跟思想在兩個園區中呈現出來？很重要的關鍵是，因為人權館這樣一個博物館，扮演了人權民主價值跟包容的呈現。為了教育下一代什麼是自由、什麼是包容、什麼是共同的臺灣多元民主的價值。鍾喬老師這兩天在臉書上發表一段話使我感動至深，他引用陳映真先生在《人間》雜誌裡面提到的一句話，他說：「不是我們作家寫的好，是我們 4

所寫的對象，用盡生命全部的努力，讓他們成為我們的老師，讓我們寫出來。」【鄉土人間與臺灣】特展是人權館從定位政治人權往外擴展的一個可能性，人權館三年來致力於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紀錄片、口述歷史研究。臺灣需要國家人權博物館，因為這是一個國家反省錯誤最重要的場域。「回顧就是前瞻」，政治人權的概念，能從《人間》雜誌 47 期留下的思想，透過人權館往外擴散，後續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才能繼續往前邁進。開幕致詞

巨人的身影－陳映真的跨時代影響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楊渡（余鑾嬌攝）

站在這裡想到陳映真先生，內心還是很感動。兩年前開始，我在文化總會舉辦「臺灣文學朗讀」，邀請許多作家到現場來朗讀他過去的作品，我才發現陳映真先生的影響力跨越那麼長的年代。六〇年代陳映真在讀大學，他寫了第一篇小說「麵攤」，發表在《筆匯》影響了六〇年代存在主義的風潮，隨後他從現代主義往前跨進到現實主義的批判，於是有了「第一件差事」、「將軍族」這樣的小說，到了 1966 年文化大革命時，他因為政治上的理想入獄，出獄之後他並沒有停止，一邊發表「夜行貨車」，一邊參與臺灣的鄉土文學論戰。當時他的理論是鄉土文學論戰裡面最為扎實堅定的，他以許多不同筆名發表文章。七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之後，陳映真先生影響臺灣的文化走向，也就是鄉土文學論戰引致了臺灣對於本土文化，換言之是臺灣在地文化的覺醒，也促成後來的民主化。到了八〇年代的《人間》雜誌，對八〇年代臺灣社會運動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前段時間，鹿港反杜邦運動的領導者李棟樑來找我，他告訴我：「阿渡，反杜邦運動明年就三十年了，你們知道嗎？在三十年前反杜邦運動的時候，《人間》雜誌許多記者幾乎像駐點一樣住在鹿港，只有領很少的薪水、不用旅費，住在朋友的家裡過著最簡樸的生活，可是卻對鹿港和臺灣的環境問題

鄉土人間與臺灣

開幕記者會：現場紀錄

寫出最深刻的報導。」隨後，《人間》也報導了其他諸如反核等運動。1987 年，臺灣出現第一場反核運動，就在恆春舉行，在恆春國中辦了第一場反核的演講。除了陳映真先生、柴松林先生，其他包括張國龍、李棟樑都到恆春一起去辦那場演講。當時外面戒備森嚴，南區的警備總司令派出鎮暴車、鎮暴警察在街道上，我們就在那裡跟他們對峙。那是陳映真先生第一次在恆春演講，他很深刻地把臺灣的問題、背後跟美國的因素做了一個分析。八〇年代社會運動，陳映真先生和《人間》雜誌都參與了社會改造，到了九〇年代，陳映真先生看到臺灣不斷消費化的社會，他寫出對知識份子的批判，也為了回應臺灣社會發展階段的問題，而與其他知識份子有過論戰。 2000 年時，陳映真先生雖然身體不好、在榮總開過刀，但他依然寫出《忠孝公園》這樣的小說。我訪問過許多作家，包括劉大任、施叔青等當代知名作家，每個人身上都能窺見陳映真先生的身影。從 1960 年代跨越到 21 世紀，這五十年來無時無刻不見到他巨大身影，沒有一個作家像他一樣跨越那麼長的時代並且帶來如此重大的影響。今見【鄉土人間與臺灣】特展，這個展一方面向陳映真先生致敬，也向 1980 年的《人間》致敬。我特別感謝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用這個展重新聚焦《人間》，並且把《人間》對 1980 年代文學界、文化界、報導文學乃至於對社會運動的影響，做一個更深刻、更近距離的理解與分析，同時定位它對於那段歷史的價值。開幕致詞

受難者的歷史意義《人間》攝影記者關曉榮

（謝承瀚攝）

陳映真是一位文學家、社會運動家，同時也是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人。在政治受難出獄後，陳映真先生創辦《人間》雜誌，三十年後的今天，能在國家人權博物館舉辦如此生動、深具反省和啟發的回顧展，意義相當重大。策展人徐先生提及這計畫時，我就答應徐先生盡我所能、做展出計畫必要的協助。 6

王逸群主任提到國家人權博物館的歷史定位，我深有同感，不管統與獨、不管冤假錯，甚至基本上具有社會主義意識和思想，並且付出實踐的五〇年代政治受難人，關於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研究已經汗牛充棟，我就不在此贅述。因為我的專業之一是拍攝紀錄片，因此我想分享一個關於導演的故事。去年我參與國家人權博物館的拍攝企劃，用意在復原當時有社會主義思想，且付出實踐而被長期囚禁的政治受難人，為他們拍攝紀錄片。記錄來自山東、浙江和上海的受難人，他們在五〇年代遭到槍決，後來被掩埋於六張犁的亂葬崗。通過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協助，這三位受難者家屬來到六張犁撿骨，其中一位受難者蘇爾挺的撿骨過程讓我特別有感觸。經過五、六十年的草草掩埋，能撿到的遺骸其實很少，有一次的撿骨碎片居然裝不滿一個小塑膠袋，蘇爾挺的弟弟帶著一個大約四十來歲的姪子一起來撿骨，姪子在一旁相當關心挖掘作業，說「注意一下能不能找到牙齒？」撿骨師告訴他：「在臺灣的習俗中，撿骨的牙齒是不帶回去的，因為帶回家屬的牙齒，會吃下一代。」但姪子表示牙齒他一定要帶回去，因為這是他母親、也就是蘇爾挺的妹妹特別交代。他說：「伯伯童年時跟小朋友打架、打壞一顆牙齒，那顆牙後來鑲崁白金。」就在此時，出土的牙齒裡面，赫然見到那顆鑲崁白金的牙齒。這故事帶給我非常深的震撼，有一天我正想著這些事，從抽屜裡找到一個小塑膠袋，我納悶為什麼要留著一個破塑膠袋，打開才發現是我幾年前拔掉的一顆臼齒，這顆牙大約在我 60 歲時拔的，是在一種自然狀態拔掉，但這些受難者因為他的政治信仰付出實踐，大約都在 30 歲以前就被剝奪生命，以平均壽命 70 歲來算，他們至少被剝奪了 40 年的生存權力。而照一般統計，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大概被槍決的犧牲者大約是三千五百人左右，包括冤假錯案在內、包括有具體有組織被判刑的長期監禁的政治受難者，約有一萬多人，這些受難人被剝奪的青春歲月總加起來超過幾十萬年，這讓我至今無法忘懷。臺灣進入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必然帶來一些勞動者、環境，或者是婦女幼兒的種種問題，這些問題至今未能被妥切解決，這些犧牲人的歷史意義對我們到底是甚麼？應是一種正面的實踐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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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記者會：現場紀錄

與會貴賓合影留念。（余鑾嬌攝）

陳映真是文學家、社會運動家，也是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他在 1985 年所創辦的《人間》雜誌，透過一張張溫暖的照片和文字關注弱勢勞工、原

王逸群主任贈「劉自然事件」抗議照片予陳中統先生，當年陳映真先生與陳中統先生正就讀成功高中。（余鑾嬌攝）

住民、環境和婦幼議題。雖然僅有短短 47 期，但在臺灣文化和社會史中具有重要意義。【鄉土人間與臺灣】特展於 104 年 4 月 17 日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正式

由資深媒體人徐宗懋先生擔任開幕記者會主持人。（謝承瀚攝）

開展，除了展出 60 幅精選自《人間》的照片外，還有《人間》雜誌、印刷底板網陽片、《文星》、《自由中國》等珍貴展品。透過展覽，讓年輕人回顧解嚴前後的社會狀況，藉此了解現在認為理所當然的民主，其實背後是一群人默默努力扎根的成果，藉此鼓勵年輕人繼續追求社會人權公平正義。開幕記者會嘉賓雲集，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楊渡、知名攝影家關曉榮、

位於人權館的展間現場。（繆育芬攝）

詩人曾淑美、作家鍾喬及徐宗懋等人蒞臨現場共襄盛舉，在開幕座談會中，一同分享當年與陳映真共事的回憶，場面熱鬧而溫馨。

記者會後，由關曉榮先生親自擔任解說員，為現場來賓解說。（繆育芬攝）來賓簽到。（謝承瀚攝） 8

白色恐怖受難者史庭輝老師（左）、陳中統先生（中）與王逸群主任相談甚歡。（梁迦翔攝）

《人間》當年的主編鍾喬先生。（謝承瀚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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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記者會：現場紀錄

座談會進行中，詩人曾淑美（左起）、知名攝影家關曉榮、徐宗懋先生、作家鍾喬一起分享當年與陳映真先生共事的回憶。（梁迦翔攝）

座談會結束，王逸群主任向《人間》同仁致謝。（繆育芬攝）

進入數位印刷時代的年輕人們，對於展場陳列珍貴的網陽片，十分陌生且好奇。（謝承瀚攝）

展場平面圖當年任職《人間》業務的史庭輝先生。（謝承瀚攝）

透過影像，現場民眾回憶起八〇年代的臺灣社會。（謝承瀚攝） 10

•主視覺區─展覽入口 •文字介紹區─展覽簡介 •影像 A 區─陳映真先生與同仁 (P34-P39) •影像 B 區─原住民關懷 (P40-P47) •影像 C 區─婦幼關懷 (P48-P53)

•影像 D 區─勞工關懷 (P54-P57) •影像 E 區─環境關懷 (P58-P63) •影像 F 區─網陽片展示 •展示櫃─雜誌展示 •視聽室─放映《人間》同仁訪談影片（https://goo.gl/mD4ei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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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訪談

史庭輝（1947 －）《人間》雜誌業務員。1973 年師大畢業，分至臺東縣卑南國中實習。其精通詩詞擅胡琴，課餘時指導臺東師專國樂社。1974 年因與學生討論「解放臺灣」、「推翻國民黨」話題，並被查出持有「黃河大合唱」、「梁山伯與祝英台」等大陸音樂錄音帶及被列為禁書的《中國哲學史》( 大陸學者馮友蘭著 )，以「懲治叛亂條例－著手實行組織叛亂」罪名軍法審判，判刑 15 年，移送綠島監禁。1975 年因蔣介石去世特赦減刑為 10 年，於 1984 年出獄，除任職人間雜誌社外，也做過苦力和婚喪樂隊樂師，又兼做建築粗工、油漆工、擺地攤、木工等工作。雖歷經苦楚，仍一心要重回杏壇，1984 年重拾教鞭，近年已由教職退休，擔任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志工。

◆ 關於陳映真和他的原生家庭陳映真出生在一個基督教家庭，他的父親是牧師，雖然陳映真在小時候就被送去給伯父做孩子，但他跟家裡一直都有聯繫。雖然陳映真的小說也是向魯迅學習、站在社會底層為人民吶喊，但在去綠島坐牢之前，我相信陳映真還談不上是個真正對馬克思思想深入了解的人。我本身也是因政治而坐牢，是從監獄走出來的，所以對此有很深的體悟。其實監獄就是一所學校，小偷從監獄出來就可能變成大偷，包含我自己進監獄前，我對政治意識並不高，了解也甚少。但監獄內十分複雜，我們這些有理想的人後來都凝聚到了林書揚的周圍，他可說是全臺灣對於馬克思思想在理論方面的權威之一。因此，我認為同樣的情景也會發生在陳映真入獄後。陳映真在獄中學習很多馬克思方面的東西，因此出獄後真正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所謂馬克思主義者其實必然也是無神論者。陳映真從未顯現出個人的宗教信仰，除了在他生父面前，他吃飯才會禱告，而在父親過世後舉行告別式，也是在和平東路的靈糧堂用基督教方式來舉行，由此可見陳映真相當孝順而通情達理，並不會因自己是無神論者就擺出高姿態。

◆ 發行初期乏人問津記得《人間》發行初期，陳映真大哥去臺灣大學的大陸問題研究社演講。我載了一些《人間》雜誌去現場賣，但那天來聽演講的人不到十位，整個教室空蕩蕩的相當冷清。臺灣大學的其他的社團活動一向熱鬧滾滾，但大名鼎鼎的陳映真到這邊演講卻乏人問津，我心中覺得難過，不明白教育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學生不再關心社會議題，於是我回到家寫了一首歌詞並譜上旋律，題目是《老師請你告訴我》：老師請你告訴我，學校能給我什麼？如果是文憑，文憑並沒有證明我自己會思索。老師請你告訴我，學校能給我什麼？如果是良心，良心到了社會為什麼不能夠開花結果？難道學校是迷宮，玩概念的遊戲把青春消磨？難道學校是烤鍋，用分數的火，烤出一知半解的蠢貨？如果學校真的是枯井，我多麼想做天外的雲雀，包天容地，把現象看破。老師、老師，我真難過，歷史不容許我再墮落，如果你也醒了，就請你好好、好好為我們掌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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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訪談

關曉榮（1949 －）《人間》雜誌顧問，臺灣紀實攝影師。曾任《時報雜誌》攝影記者，在基隆八尺門採訪期間，對當地原住民漁工的生活及工作環境感到震驚，經過反覆思索，關曉榮決定辭去工作，揹起相機四處旅行，自此致力於臺灣原住民文化的文獻整理與影像保存。曾在蘭嶼和八尺門長達數月的蹲點，進行文字與影像紀錄工作，並於《人間》雜誌分篇發表《蘭嶼報告》和《2% 的希望與掙扎》系列報導，頗獲攝影界重視。

◆ 百分之二的希望與奮鬥－回憶八尺門報導在八尺門蹲點拍攝時，居民一直都以為我是一個記者，但又是一個很奇怪的記者，因為我根本住在村子裡面，這與他們對於「記者」的認知很不同，他們見過的記者多半是「迎面而來、擦肩而過、揚長而去」的狀態，所以在他們認知中，沒有一個詞彙可以說明我是怎樣身份的人。他們常見我揹著照相機四處閒晃，或者經過我窗前看到我埋頭苦寫，久而久之，他們也不覺得奇怪了。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船員在「跑海陸」，就是海上作業結束、大夥要返港的途中，我見到大部分船員都到一個機房去打熱水，然後把兩隻手浸泡熱水中，我很好奇問大家為什麼要這樣，他們解釋是要把手上死繭跟老皮泡軟、泡鬆，然後用小刀刮掉，我仍不解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們笑說：「唉呀！男人嘛！回到家總是要跟老婆或女朋友親熱一下，總不能兩隻手像鋼刷一樣吧？那要怎麼摸？」大夥一邊喝酒，說到這就哄堂大笑。後來坐我旁邊的朋友突然把我的手舉起來，跟其他人說：「你們看，這就是一個好命人的手。」換言之，這其實是透過採訪和蹲點，才能感受到他們帶給我的教育，若在一般的社會生活中，很難接觸到這樣的情況。對他們來說，我這樣是所謂好命人的手，而他們那樣的手，代表的是命不好的人。事實上，類似

像我這樣的工作狀態，陳映真常常告誡我們：「到民眾生活的現場去，接受他們給你的教育」這句話對我來講是非常深刻的。我的工作改變了我的世界觀、人生觀，也改變一些價值觀，當然這種改變並不是連根拔起的，所謂教育指的就是原來的感受力、對於人間疾苦的感受力本來就是一種必要素質，說改變是一種慢慢找到了、確定了、相信了，人是應該這樣活著，舉例來說，當這個社會還存在不平等時，我們不會放棄初衷。事實上追求人的平等，或者沒有剝削的一種社會生涯，人能平等對待，這個過程漫長而艱苦，我談的改變是說會經常回到自己的初衷，在出發時是那個樣子、然後會謹記那樣的教訓，當別人還在不幸的時候，我們不能無動於衷，並且要盡自己的一份力量，去採取某種行動。 ◆ 系列採訪受邀刊登於《人間》去八尺門之前，我並不知道有《人間》雜誌，我在 1985 年 6 月離開八尺門，那時大概是我在攝影圈的朋友跟陳映真提到我去八尺門採訪有一些成果，之後我開始整理照片就接到陳先生的來電，就約了到我家來看照片。還記得那天我將所有照片攤在客廳的地板上，陳映真看了覺得很喜歡，之後就邀稿，問我這個專題能不能在《人間》雜誌發表，我說當然沒問題。其實當時我也面臨一個煩惱，在戒嚴時期，那麼大量報導式照片與文字，本來我也很苦惱要去哪裡發表這些內容，因此就把這系列報導發表於《人間》。 ◆《人間》的影響力關於《人間》雜誌，我認為它對社會各個領域的影響很複雜，包括我們這次展出的「原住民、勞工、婦幼、環保」四個領域，其實這四個領域並沒有真正覆蓋《人間》的全部議題，但由於展覽執行層面有一定程度的困難需要克服，在看到文案的時候我也覺得其實我們已經盡力了，但這次的展覽可說是一個重新回顧與審視的契機。要回過頭來說《人間》雜誌總體的話，包含社會關懷、社會觀察，甚至深入的社會調查報告等等，這些都具體在《人間》雜誌所覆蓋的領域裡，我們完全沒有理由說看不到它對後來的影響，包括我們現在的社會運動在內，這些影響都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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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訪談

蔡明德（1955 －）《人間》雜誌攝影採訪（19831988），生於臺灣花蓮，畢業於文化大學新聞系（1982），1989-2013 曾擔任首都早報、自由時報攝影、中國時報、時報周刊攝影主管的工作。長期從事社會關懷、報導攝影工作，八〇年代紀實攝影報導有：鹿港反杜邦運動，新竹李長榮汙染事件、桃園大潭村高銀化工鎘汙染事件、內湖垃圾山拾荒者的故事、建基煤礦的阿美族聚落、不孝兒英伸、臺大學運 - 自由之愛、遠東化纖罷工事件、流浪的歌仔戲班子、精神病患 - 買主生、六合彩系列、屠虎記……等。

◆《人間》創辦初期我的第一份工作本來要到報社上班，後來湊巧在報紙上看到一個「漢陞傳播公司」誠徵攝影的廣告，我就去應徵了，沒想到面試的老闆竟是陳映真，他問我願不願意去上班，當時我有些猶豫，雖是陳映真是大人物，但公司卻很迷你，我考慮了一陣子，最後還是決定到他的公司，工作內容主要是《氰胺牧苑》跟《立達杏苑》這兩本雜誌的攝影，題材不是醫院，就是豬、雞、鴨等動物。或許陳映真覺得年輕人沒耐心一直拍一成不變的東西，於是，差不多做了一年，他忽然對我們說要辦一本以「報導攝影」和「報導文學」為主的雜誌，我也沒多想就回答：「好，那我們來試試看。」於是，《人間》就這麼開始了。 ◆ 臺北內湖垃圾山的小世界內湖垃圾山是《人間》籌劃時期的專題，也是我的第一件差事。那時，內湖有座差不多長九百公尺、高十幾層樓的垃圾堆，經過時都會發出臭味，但居然有許多人住在那堆垃圾山腳下，蓋違章建築、過著沒水沒電自給自足的生活。那裏有各式各樣的族群，包括漢人、原住民、甚至坐過牢的更生人。一開始去拍攝做紀錄時，他們相當排斥我，認為我別有意圖，更有人拿棍子作勢要打我；後來為了能順利完成工作，我索性把他們集結起來，把我拍的幻燈片，找個地方放映給他們看，證明我只是在做紀錄，結果他們很滿意也很開心，就這樣，我得以融入他們的生活。他們稱垃圾山為百貨公司，要什麼就去上面拿。記得某天晚上，我們點著蠟燭坐在地上喝酒，他們開了個罐頭說：「今天特別招待你日本 16

進口的罐頭，但這是垃圾山撿來的，你敢吃嗎？」我回答：「你們敢吃、我就敢吃。」一個臺北、兩個世界，每天都有讓人驚訝的畫面出現。當垃圾車一開上山，傾倒垃圾的瞬間，在一旁蓄勢待發的他們便一擁而上，爭搶垃圾，一手拿著刀，一手俐落地劃開垃圾袋挖寶。演變到後來，上面還有賣便當的人出現，連遊覽車都開上來讓人探出頭來，像觀光般地瞧瞧這般景象，這不僅奇特，也相當荒謬。 ◆ 湯英伸事件湯英伸事件發生時，報紙刊登描述一名在洗衣店工作沒幾天的原住民，就殺了老闆夫妻與小孩一家三口，媒體民眾一片撻伐，說他慘忍、冷血。當時作家黃春明跟陳映真說這事情應該要關注一下，接著陳映真就派我跟阿官（官鴻志）下嘉義去採訪湯的母親。第一次見到湯太太的時候，她因車禍正在復健，拿著拐杖一跛一跛地走出門，見到我們沒說幾句話就掉眼淚，經過湯太太同意，我們在湯家留宿，也因此逐漸深入湯英伸的家庭背景，開始去了解原住民在社會上工作受到剝削與奴役，不平等的詐欺跟苛刻的工作待遇，累積到最後像湯英伸這樣優秀的青年都被迫走上殺人這條路。這事件引起很大的社會迴響，對於湯英伸是否該被槍決，正反兩方辯論激烈。陳映真發起「槍下留人」的連署活動，全國學界、報界記者、藝文界等許多人皆簽名聯署刊登在報紙上。雖然最後仍無法救下湯英伸，但透過這事件喚起社會對原住民議題的關注。湯英伸父親覺得兒子殺人就是不對，即使受到不公的待遇才造成此憾事，他仍對於懲罰無所抱怨，而受害者家屬因理解而選擇原諒，最後兩家達成共識，整件事情最終平和落幕。 ◆ 遠化工潮隱伏血腥暗影八〇年代勞工運動風起雲湧，為了爭取爭取工作權、福利、薪資、獎金，到處都有抗爭。遠東化纖罷工是算臺灣很重要的罷工事件之一，且持續很久的時間，主要以工會幹部羅美文、徐正焜、曾國煤三人為首。事件起源於會計徐正焜被遠化裁員，由於他任職於遠化的會計部門，手上掌握資方很多資訊，知道資方金錢流向，更知道資方對勞工的的苛刻，因此被遠化開除。工會對於此事相當不滿，他們拉起罷工線、全部坐在廠區以示抗議，直到警方派了鎮暴部隊把他們驅散，中間一度發生流血衝突，最終是以武裝瓦解了這個這場轟動社會的工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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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訪談

鍾喬（1956 －）《人間》雜誌主編，具劇作家、導演、詩人多重身份，創作類型有劇本、新詩、散文、小說、報導文學。1980 年代接觸了「鄉土文學論戰」與左翼思潮，深受陳映真先生影響，先後參與《關懷》與《夏潮》雜誌；1990 年代和菲律賓、南韓等亞洲第三世界與民眾劇場工作者接觸，成立「差事劇團」，並推動具有民眾戲劇性質的社區及市民劇場。其作品傳達主題：讓弱勢者能用身體表達，發出自己的聲音。曾受邀前往日本、澳門及法國「亞維儂藝術節」演出。現任「差事劇團」團長，近作《靠左走：人間差事》。

◆ 戒嚴時期的臺灣社會與第三世界觀 1980 年大學畢業後，我考上戲劇研究所、到臺北念書。由於大學時期一直有在讀陳映真的書籍，並與他通信，因此到臺北之後我就去見了他。那時臺灣社會運動尚未蓬勃，已有所謂的黨外雜誌，例如當時由周清玉和謝長廷辦的《關懷》，我加入編輯行列；遂後又透過陳映真的介紹，進入了《夏潮》。當時還沒有展開統獨論戰，我們對於所謂左派、馬克思主義的了解有限，畢竟在反共戒嚴的時空下，這些都是被禁止討論的議題，年輕的我們只知道陳映真的小說有一種浪漫和憂鬱，但對其政治與社會觀並無深刻理解，我們不懂陳映真背後的這些思想，也並不了解他坐政治牢的原因。印象很深刻的是，在《夏潮》總編輯蘇慶黎的率領下，我們報導了礦工跟社會底層的人，這令我受到相當大的震撼，我了解到：原來當時的黨外雜誌重點只在反對國民黨，卻甚少關切社會中的弱勢階級，而接觸《夏潮》後，我也才慢慢體會到社會內部的階級問題，透過雜誌編輯的經驗，在我心中逐漸地形成了一種世界觀，一方面對於資本主義體系底下的第三世界國家，他們的反抗精神有了認識，一方面從這個世界觀，反思臺灣社會內部的貧富問題。 ◆ 當兵時期曾遭受警告約莫 1983 年念完研究所，我離開《夏潮》去當兵，雖然我一直沒遇過什麼狀況，但畢竟參與過黨外雜誌，隱約知道自己可能名列政府關

注的黑名單，但當時漸漸面臨解嚴，社會風氣開始有開放的趨勢，那種氛圍相當微妙，情資單位雖然監視我們，卻也不敢明目張膽地把事情惹大，唯恐帶來負面的社會觀感，於是我就在這微妙的情況下當了一年兵。雖然我是預官，不需要時常操演，但仍有打靶的訓練。猶記得有一次我在一旁等著打靶，輔導長突然走過來問我：「你最近有沒有和陳映真聯絡？」我心中一驚，連忙說沒有，接著他又問：「最近蘇慶黎好嗎？」我沒多說什麼，後來輪到我打靶輔導長就離開了。我事後回想，輔導長在打靶現場臨時提問的目的，難道是要我等一下去打他們所稱的「共匪」陳映真和蘇慶黎嗎？這豈不是一種威嚇？於是我才真正明瞭，我在《夏潮》工作、和陳映真接觸的種種，他們都瞭若指掌。 ◆ 從反杜邦事件開始，陳映真教導我的事反杜邦事件報導是我在《人間》的第一件差事，蔡明德負責攝影、我負責文字。採訪緣起於美國杜邦公司要到彰化鹿港設廠，他們所帶來的汙染與文化衝擊，使得鹿港人走上街頭抗爭。這個報導對於當時很重要，因為它發生在 1987 年臺灣解嚴前夕、對跨國公司的抗爭，在世界範疇裡即意味著對抗美國企業。一開始只是去現場記錄、採訪民眾，漸漸地在過程中理解陳映真的思想，採訪背後的意義慢慢浮現：一方面我們在對抗國際資本主義的支配；另一方面是臺灣內部底層民眾的聲音，而在戒嚴體制下，這樣的抗爭又會面臨更多的困難與轉折。陳映真總是交代我們，不能因為我們要報導就去傷害在地居民們，若他們覺得事實上有感受到國民黨的施壓，那我們就應該透過筆墨呈現，不該英雄化自己，因為到最後受害的不是我們，而是住在當地的他們。回想陳映真與我的一段深談，他說：「作為一個報導者，我們要去報導的對象是民眾，民眾才是重點。他們為什麼會反抗？反抗的狀態如何？這些背後意涵才是我們要注意的。」我覺得《人間》和其他報導不同點在於，背後會先推出一種思想。我們時常被陳映真退稿，至少就我個人而言，可能百分之五十都是他修改過的，但這個學習的過程，讓我一生寫作、包括報導，甚至我後來去搞劇場，受益良多，這都源自於陳映真讓我們建立社會構造論的觀念。今日重新回頭看《人間》，我認為臺灣歷史、社會問題很難被切割，當這些意象重新浮現，我們仍然要把歷史放在我們面前，不只是懷舊地去看待我們曾做過的事，也要能以此展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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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反杜邦圖文編輯的回憶

郭力昕（1956 －）《人間》雜誌攝影記者，英國倫敦大學媒體傳播學系博士，現為政大廣電系專任副教授。於《人間》雜誌時期，採訪「六萬個孩子的聲音」系列報導，並於臺南塭子內蹲點，拍攝當地農村生活。曾獲第二屆「帝門藝評獎」，得獎作品為《言說的迷離與意義的混亂－論何經泰的「工傷顥影」》。著有《真實的叩問：紀錄片的政治與去政治》、《再寫攝影》等書。

◆ 談「六萬個孩子的聲音」系列報導我的採訪初體驗，是在中壢一間專門收容智障兒童的教養院，那是強烈而震撼的經驗。我走進一個如地獄般的空間，環境之髒亂難以形容，隨處可見滿地屎尿，不知擱置多久沒人打掃，完全沒人管理的一個昏暗空間，只有一點點光線從窗口透進來。那樣的景象不僅讓人震驚，更令人覺得難過，因為有一群孩子被放在這樣的人間地獄裡，無聲無息的被拋棄、被放棄。而這間教養院不僅環境很糟糕，管理方式也很不人道，他們怕病患會自殘，於是將這些兒童、青少年綁在床上，那些床就像囚禁他們的監獄。用餐時間到了，管理員面無表情走過一個個床位，就像在餵豬一樣，把飯一匙匙硬塞到他們嘴裡，也不管孩子們咀嚼吞嚥的速度是否跟得上。

反杜邦事件進行時，我坐在辦公室內擔任圖文編輯的工作，第一線的同事採訪送回的照片與文字數量龐大，但由於我們的篇幅有限，因此在編輯上讓我著實思考許久，我一直想呈現一個不同於傳統單篇圖文報導的感覺，想讓圖像有一種視覺堆疊與滾動的效果，帶著這個系列有一種讓人想繼續看下去的慾望。當時我選擇上面一排、下面一排的連續照片，大概就是每一個跨頁上下各四張，上面是我們的攝影同仁拍的東西，下面則是反杜邦運動中，當地的小孩畫的一些圖，現在回想起來雖不是特別高明的編排，但當時希望能藉此改變《人間》雜誌讓大家熟悉的一種編版方式。 ◆《人間》對後世的影響歷經三十年，大家仍不斷在談論《人間》雜誌，從任何意義上面來講它是個有價值刊物跟一個行動，雖然以它的出刊的概念來說，這個行動只維繫四年，但它的影響力至今仍在，無論是經過那個世代的人；或者還記得《人間》雜誌的晚一個世代的人，都仍然懷念《人間》雜誌。我想也許我們懷念的是一種精神；懷念的是一種價值，但是這種精神跟價值，是不是要以把《人間》復刊、以它過去的一種方式延續？或者我們再去努力把這個精神實體化，而實踐的方式跟可能性是什麼？我們若有這樣的思考，我想《人間》對未來世代它就是一個不但在歷史位置上不能遺忘，而且它還具有未來性的文化歷史經驗。

我們目睹臺灣在制度性的糟糕面，一邊看一邊受到這種震驚的經驗撞擊，這對我來講有著啟蒙的教育作用。在過往，不公不義只是個抽象概念，而通過這樣的親身採訪，見證一種社會現實面，即使殘酷但我仍得感謝《人間》雜誌給了我這樣的經歷，讓我獲得自我教育的機會，並且通過《人間》雜誌，去平衡這個社會過去以來、一直被商業主流雜誌所描繪的光鮮亮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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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黑道交集的採訪現場

侯聰慧（1960 －）《人間》雜誌特約攝影，人稱「阿猴」，為臺灣攝影家。曾於《前進》周刊和《自立早報》擔任攝影記者，現於景美開設餐廳，社運人士及年輕學子常於此處餐聚。侯聰慧在因緣際會下，曾與精神病患長時間相處，1983 年拍攝的《龍發堂系列》，真實呈現精神病患的生活、轟動一時。陳映真因《龍發堂系列》採訪侯聰慧與之相識，隨後《人間》也時常發表侯聰慧的攝影作品。侯聰慧養過羊、開過咖啡店，攝影期間長期和漁工、農人等勞動者相處，閱歷豐富也使他對於鄉土與人民的攝影具有相當的敏銳度。

我們常拍攝高汙染環境，可是那些高汙染業背後大多都有黑道背景，後來才知道很多人都被打，不過我屬於比較傻大膽的那種人，我會到處晃然後跟人家閒聊搏感情，所以沒遇過被打的狀況。我在拍攝這些高汙染環境，像是工業區或捆工廠一類的，發現他們找的工人有一部份屬於弱智的情況，畢竟是高汙染的工作，一般人不太願意去做，這是我觀察到的現象。有時候在拍也會遇到那種兄弟跟著，不過他們也不敢貿然打人，因為那個年代擁有相機的人並不多，在不知道對方底細的情況下，黑道也不會輕舉妄動，不過他們會一直盯哨，然後說話口氣也不太友善。記得在拍二仁溪燒電纜的報導，燒電纜的那些也是黑道兄弟，混久了我也跟他們一起喝酒，那天我要等溪邊開始燒電纜，才能拍到照片，他們在等著我喝酒，等得不耐煩了，就乾脆叫小弟潑柴油、用加速的方式製造火燒很大的狀態給我拍，然後催我快點拍、拍完趕快去喝酒，這些經驗都蠻有趣的。

◆ 談與漁工相處我以前常跑漁港，那裡有很多原住民漁工，我常和他們聊天，一開始我沒什麼機會深入漁港，而且也不可能讓我拍照，後來我一個做鐵雕的朋友陳庭詩要找做鐵雕的素材，當時我在養羊，有貨車可以幫他載鐵，就這樣來往幾次，慢慢跟幾個單位的拆船廠老闆熟識，自然就開始讓我去拍照了。當時他們也會問拍這些照片要做什麼，我都說是要去日本比賽用的，後來跟大夥常一起吃飯聊天混熟了，他們對我也越來越有親切感。因為那個環境到處都是淤泥，衣服沾到根本洗不掉，所以後來我也學他們去廠外買舊衣服穿，下班就直接脫了丟掉，他們覺得我跟她們穿著也一樣，就把我當自己人，大家相處得非常愉快，那是很有趣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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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博洲（1960 －）《人間》雜誌文字採訪。報導文學作家、小說家。後任時報文化出版臺灣民眾史系列特約主編、中央大學「新銳文化工作坊」主持教授、TVBS《台灣思想起》節目製作人、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及東華大學駐校作家。 1989 年起，陸續出版短篇小說《旅行者》，長篇小說《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藤纏樹》、《台北戀人》，歷史報導《沉屍、流亡、二二八》、《幌馬車之歌》、《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 (1913-1945)》、《高雄縣二二八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民眾史》、《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台北地區案件調查與研究》、《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師院部分》、《麥浪歌詠隊－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台大部分》、《台灣好女人》、《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紅色客家人》、《紅色客家庄》、《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二二八野百合》、《青春戰鬥曲－二二八之後的台北學運》、《消逝在二二八迷霧中的王添灯》、《台共黨人的悲歌》、《台灣學運報告：1945-1949》，以及雜文《白色恐怖》等等。與關曉榮等人共同攝製白色恐怖紀錄電影《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 談陳映真創辦《人間》雜誌陳先生向來關心臺灣文學界的動態與發展，例如，鍾理和紀念館展示了一張年輕的讀者陳永善寫給鍾理和的明信片，那是還未出道的他看到鍾理和在報紙副刊發表了一篇題為「草坡上」的散文後，主動寫的信，內容簡短但具有暗示性，因為當時的文學主流仍是反共文學，所以他希望像鍾理和這種現實主義的作品在未來可以開花結果。在看不到一個真正文學作品的年代，他看到了「草坡上」，雖然不認識鍾理和，但還是主動寫信給他，這顯示他一直在主動找尋同路人。陳先生從政治牢出獄後開始批判現代主義，而後是鄉土文學論戰，一波波臺灣重要的思潮批判，幾乎都是他介入推動的。我們很難再找到這樣的知識份子了。就我個人理解，他之所以會創辦《人間》，應該是為了在鄉土文學論戰後深化這一條現實主義的文藝路線。可惜的是，方向正確，但大環境惡劣，使得《人間》沒辦法持續下去。鄉土文學論戰後，「後現代」營造的「鄉土」已然變調，仿彿啤酒屋掛個水缸，穿藍白拖鞋，咬檳榔等等形象，就自認為是回歸「鄉土」了，甚至發展到後來是排他性的所謂「本土」。但其實這都是「假鄉土」。真正的「鄉土」應該是立足臺灣，通過社會矛盾，去看臺灣民眾的命運、關心臺灣的前途。陳先生希望《人間》的同仁能夠帶有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觀點去看問題，不只是他在宣言裡講的表象上的「信、望、愛」而已。《人間》背後其實有更深刻的一套社會改造理論。《人間》47 期參與者很多，大家對《人間》的想法跟認知都不同。對我而言，我是陳映真的忠實讀者，受他的作品影響而成長，之後與他共事，所以我覺得自己能理解他的想法。

◆ 邀陳映真到大學演講

◆《人間》對後世的影響

1982 年，我在輔仁大學當草原文學社社長時邀請陳映真先生來學校演講，當時他被列於黑名單內，所以第一次申請時被課外活動組打退票，後經指導老師指點，再用他的本名陳永善申請，結果被教官罵說怎麼找了個沒聽過名字的人來演講，然後就無所謂地批准了。於是我就以陳映真的名字作海報宣傳，引起不小的討論，由於活動已經核准，課外活動組也無法反悔。因為陳先生很難得進入校園演講，演講當天，除了本校師生與情治系統的教官，也吸引了校外藝文界人士到場。我跟陳先生事前聯繫的演講題目是卡繆在領諾貝爾文學獎時的致詞：「小說家與他的時代」，但他開場後便隨手把寫在黑板上的題目擦掉，改成「大眾消費社會與文學」，這應該是陳先生第一次公開批判大眾消費社會。那場演講非常轟動，我在輔大時代只經歷過兩次這樣的盛況，另一場則是我學長先前辦的余光中的演講。後來，許多同學主動向我表示，說聽了陳先生的演說，受到很大啟發。在這之前，聽不到他那種觀點的言論。

《人間》當時影響很多雜誌的人文觀，更有論者表示八〇年代是臺灣雜誌人文性最強的時代。我主觀來看現今社會現象，今天的媒體人是所謂的電視名嘴，讀者最多的是蘋果和壹週刊，這和過去完全是兩個時代。若說《人間》對後世有什麼影響，它其實沒有影響，因為若有影響臺灣的人文就不至於淪落至此，但真要說沒影響，其實它影響又很大。如果年輕一代能夠繼承一點《人間》精神，不管攝影或文字，每個人在陳先生開闢的道路上前進，臺灣社會一定會呈現另一種人文風貌。這其實就是如何將《人間》典範找回來的問題。當然，並不是沒人想讓《人間》再現，只是整個資本主義媒體市場的噬利本質，把《人間》所代表的精神面貌與理想追求都吞沒了。再者，刻意把陳先生汙名為不愛臺灣的統派，避而不談他歷來的作品與實踐對臺灣社會的重大貢獻，甚至故意漠視他的存在。我想，如果我們能客觀地去看待陳映真先生以及他的思想和作品，或許我們還能找到治療這個病態社會的方法。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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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新珠（1961 －）《人間》雜誌攝影記者，曾任《天下》雜誌攝影記者，《新故鄉》雜誌總編輯，臺灣攝影家。在《人間》以婦孺報導攝影居多，「肺結核肆虐下的秀林鄉」、敘述白化症兒童的「月亮的孩子」，皆是當年相當受到注目的系列報導。現為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與先生廖嘉展一同為埔里的社區營造努力。從事臺灣 921 震災社區重建工作，以及可持續性發展之理念傳播與實務推動。著有《打開新港人的相簿》、《地動的花蕊—台灣九二一地震社區重建的故事》、《紙教堂．Paper Dome．新故鄉》等書。

◆ 油桐花似的一家－談原住民肺結核採訪心得以前像是隔層紗在看原住民，直到真正去做肺結核（英文： Tuberculosis，簡稱 TB）採訪時，我很震驚臺灣竟存在這樣的國度。進入現場，處在四週都是 TB 患者環境下，這對採訪者也是一種考驗。當我深入這樣的環境，當地人是一群相當熱情的原住民，他們都會邀我們一起吃喝，由於 TB 是飛沫傳染型的疾病，這時要如何在採訪與被傳染的風險當中抉擇，都考驗著採訪者的智慧。我跟著他們去礦場，看著他們拖著病去做那些粗重的工作模樣，在社會邊緣努力地去掙扎生存，對我而言既衝擊又充滿感慨。在採訪過程中，我常碰到內心煎熬的時刻，某天早上醒來，我見到一個族人醉倒在路邊，身邊一瓶酒直立著，有一個小孩從旁邊經過醉漢，職業使然，我拿起相機按下快門，但那一刻我內心很掙扎，理性上認為不該拍攝這樣的畫面，但它其實才真正呈現了當時村落的面貌。

幫忙，或住進受訪者家，像是文學家陳列和《人間》關係很好，每每前往花蓮地區採訪，我們都會住在他太太的小提琴教室，把那當作據點，再向外延伸採訪，這樣的採訪生活其實蠻另類的。 ◆《天下》雜誌與《人間》雜誌的差異待過這兩個風格截然不同的雜誌社，我看到殷老師和「大陳」（陳映真）不同的風範。《天下》是商業雜誌，它給我的訓練是如何規律且有效地完成任務，也讓來自農村的我，見識到商業部門的運轉，對「新故鄉」邁入社會企業的經營，有它潛移默化的作用。到了《人間》，我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職場文化，大部分人穿拖鞋跟短褲，有一種在家裡的輕鬆自在感，貼近土地和人群的《人間》，其來自田野的學習，對話與尊重，更影響著我日後的社區工作。 ◆《人間》對日後帶來的工作影響在《人間》工作期間，我曾拜訪很多老一輩的臺灣攝影家，這些珍藏的影像，以各種方式被留存著，有的底片甚至放在茶葉罐裡。後來我跟嘉展去新港，並協助老照片的徵集，寫了《打開新港人的相簿》一書，其後又幫嘉義縣政府做全縣老照片的徵集，編輯成《嘉義風華》影像專書。因為前面有《人間》的鋪陳以及來自田野的訓練，才能勝任。尋找老照片我面對不同個性的居民，有些人將家中老照片視為珍寶，有些人卻視為垃圾，如何說動他們把這些東西借給初次見面的人，如何與受訪者快速建立信賴關係等，這些工作技能都來自於早期《人間》的訓練。此外，無論報導文學、攝影，甚至對我日後從事社區工作皆有相當大的助益，我們涉獵別人的生活，拿著相機直直對著人家，能不能讓對方放下戒心、取得互信，是很重要的事情。透過《人間》，我養成對環境或弱勢課題關注的習慣，看待問題會從促進社會公益或幫助弱勢的角度去觀察，進而去實踐，這些都是《人間》帶給我的重大影響。

現在回想，如果沒進入《人間》，或許一輩子都不會發覺同住在一個島嶼上，另一群人卻是這樣生活。相對其他家媒體，《人間》花在田野調查的時間長且深入，不過開銷卻相對節省。到外地採訪，盡量都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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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嘉展（1962 －）《人間》雜誌攝影記者、採訪主任，曾任《天下》雜誌記者，現為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的董事長。在《人間》以報導文學「豬師傅阿旭」、「落難中的『月亮的孩子』」深受矚目。1994 年任新港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著《老鎮新生》一書。1999 年創立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同時協助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創刊《新故鄉》雜誌，擔任社長兼總編輯。1999 年發生 921 大地震，「新故鄉」投入災後重建事務。其中，以區域蹲點的模式，推動「桃米青蛙村 ‧ 埔里蝴蝶鎮」的生態城鎮願景發展，建構紙教堂新故鄉見學園區朝向社會企業發展，開啟 NGO 協立社群，參與地方共同治理的重要經驗。

◆ 從亞洲進口的媳婦們由於我老家在雲林，每每回鄉我都會關注當時整個農村的狀況。綜觀整個臺灣社會發展過程，自五、六〇年代工業經濟起飛後，臺灣農村開始走向沒落，大部分人力集中到都市或工業體系中，這樣的狀態使臺灣農村遭遇困境，真正務農的年輕人到了成家年齡卻娶不到老婆，或者中年、晚年喪偶的農村男性們，他們需要妻子照顧家庭、幫助農務，因此，1987 年左右，政府剛開始開放外籍配偶進入臺灣，開始有新住民配偶積極進入農村；除此之外，臺灣一直存在「無後為大」的傳統觀念，以致後來包括弱智及身心障礙者，也開始迎娶外籍配偶。

◆ 落難中的「月亮的孩子」早期的臺灣社會因為知識不足，對白化症患者有所歧視。當時我們在採訪這些「月亮的孩子」（白化症患者）的過程中，赫然發現每人的成長背景都是滿腹辛酸、充滿挫折，甚至牽連家屬，尤其是患者的母親，常受人誤會偷生而被人指指點點，最令我不可思議的是民間流傳各種偏方，例如：長輩會強迫白化症患者喝醬油，說喝黑醬油才能生出黑頭髮，諸如此類沒有科學根據的作法。當時的臺灣社會基本上是從個人、家庭到社會，衍生許多對白化症患者的歧視。我想，從白化症者的人權，恰好能看到一個國家文明的資本，對於這樣的弱勢族群，我們更應該給予平等看待，甚至在政策上給他們更多的協力，讓他們在發展過程裡走出先天上的限制。廖紅林是我採訪過的白化症患者中較為特別的案例，由於她的雙親都是知識份子、在大學任教，相較其他農村的白化症患者家庭，經濟實力也比較高。當時受訪的廖紅林正在讀幼稚園，既活潑可愛又樂觀大方，看起來就像洋娃娃一樣，不同於其他白化症者。經過這些年，她母親半個月前也來到我們埔里的紙教堂，閒聊之下發現當年的小女孩如今已成為臺大研究生，過一陣子就要準備去歐洲留學、研究天文，這樣的消息真是一種激勵，這個社會應該要讓更多人理解弱勢族群，更多的同理心、更多的關懷，才能接納各式各樣獨特性的孩子。

然而因政策不夠完善，新住民配偶衍生出許多社會問題，包括兒童照顧、種族問題、倫理問題等複雜情況油然而生，甚至衍伸出外籍配偶私下從事色情行業等混亂行為。這樣的情況已經維持二十幾年，不諱言這些問題至今仍存在，我們還無法更貼切到這些新住民族群裡，給予他們更多幫助，我認為整個社區、社會乃至於政府的支持系統，應被建立得更完善，反思該如何去看待臺灣社會，以及整個經濟發展失調底下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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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淑美（1962 －） 1985 年進入《人間》雜誌，擔任文字採訪及編輯。1989 年開始創意生涯，歷任數家大型廣告公司創意總監，創意作品獲獎無數。1987 年出版詩集《墜入花叢的女子》，1992 年出版報導《青春殘酷物語》。近年擔任文學大師楊牧紀錄片《朝向一首詩的完成》企畫編劇，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專技副教授。2012 年起以報導弱勢為職志，陸續出版婦援會前臺籍慰安婦專書《堅強的理由》、臺灣婚暴服務專書《波瀾與細流》、天主教福利會專書《活潑潑的愛》。2014 年出版詩集《無愁君》。

◆「海峽兩岸第一人」陳映真初見陳映真，第一印象覺得他非常聰明、敏銳。他很開朗，是個有魅力的男子漢，又長得很帥。我那時問他：「老師，您『海峽兩岸第一人』的稱號怎麼來的？」他大笑解釋，早年被特務抓走、關進監獄裡，海內外各界人士都急著救人，其中一位胡秋原先生就站出來大聲疾呼，希望突顯他是海峽兩岸很重要的人，或許會讓執政當局因此將他釋放。換言之，是為了要救陳映真先生出獄，才「發明」了這句話。

面對同仁，他常說：「我們出去採訪時要記住，我們都是在被採訪者面前受教育。」我相信這一點提醒對《人間》每個同仁的影響是很深的。《人間》的人永遠非常謙遜、非常謙卑地進入現場，永遠跟弱勢者站在一起，因為那就是我們最基本的教養。 ◆ 奴隸籲天錄－首次採訪的感觸在廣慈博愛院裡面對這些女孩子，雖然她們的故事都很慘很嚇人，但就人跟人、面對面來說，對我而言是很美好的經驗。我覺得這些孩子真的非常棒也非常勇敢。跟她們談話時發現，雖然年紀不大，但由於經歷過一些滄桑，臉上孩子氣的那面與滄桑的部分時常交替出現。她們訴說自己的故事，每個人都是被騙被販賣的，沒有任何人是自願的。這些孩子在華西街的日子，只能以「暗無天日」來形容，而她們就這樣過了好幾年。能夠被安置到廣慈博愛院的女孩，還算是比較幸運被救出來的。我曾經讀過最慘的一個雛妓案例，就是連人都死掉了，竟被放在接客的床底下直到發出臭味。面對這些孩子時，我覺得自己是受到激勵的。看到曾經倍受摧殘的生命，仍然堅強地、美麗地活下去，對我是很大的震撼教育。於是當我開始書寫她們的故事時，會想用一個比較中肯的方式去陳述，因為孩子經歷的遭遇已經夠悲慘了，我認為應該呈現的是她們的美麗與堅強，要把屬於人的尊嚴還給她們。如果我們用很煽情的方式去描寫，其實就某個角度而言，反而是把她們工具化了。

我想，在那個年代來說，陳映真不只在文學、甚至在整個文化界位置都很崇高，雖然他自己談得很客氣，但我覺得這麼形容他是有幾分道理的。他很值得尊敬的部分在於－－我後來有機會跟他共事四年－－在這四年當中，他每次提起被抓去坐政治牢這件事，都會說「我在遠行的時候」。他從不認為自己被抓去關是多麼呼天嗆地的事。這點跟很多人不同。有些人會把「被關」當作是日後的政治資本或其他藉口來運用，可是他從未如此，所以我覺得他人品非常高尚。他把坐牢當成生命重要歷練的一部分，這點我覺得相當了不起。

《人間》雜誌創辦人

陳映真陳映真先生，本名陳永善，1937 年生於臺灣苗栗，為臺灣知名小說家，早年受作家魯迅影響，充滿人道主義關懷。高中時曾參加劉自然事件抗議活動，在臺北美國大使館外留下經典的抗議影像。1968 年，陳映真等人組織「民主臺灣聯盟」，被捕遭判刑七年。由綠島返臺後，他創作了一系列的小說，反映國際資本主義運作下，遭受剝削的農民、勞工和上班族，其文筆優美，極富感情，對年輕讀者產生深遠的影響。此外，陳映真亦參與「鄉土文學論戰」，堅信臺灣文學根植於庶民所生活的土地，其論點被批評者指為類似彼岸的「工農兵」文學。儘管如此，陳映真仍堅持其政治信仰和文學創作風格。1985 年，陳映真結合了一批充滿理想和熱情的年輕文化工作者，創辦了《人間》雜誌。此時正逢解嚴前後時期，臺灣工商業高速發展，造成許多環境和社會的問題，《人間》同仁以無比關懷的精神，走進臺灣社會的底層，報導百姓的困境，甚至走上街頭聲援社會運動。雖然《人間》只有四年的壽命，但在臺灣社會和文化史上，卻扮演了先鋒的角色，留下永遠的精神遺產。本章節展出陳映真個人以及夥伴們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情景，也包括與國際知名社運人士交流的留影，為珍貴的歷史的影像。

32（郭力昕攝）

陳映真與《人間》同仁篇

1988 年，陳映真召集社運及環保團體，召開「1988 搶救森林運動」籌備會。人間記者賴春標經多年查訪，在《人間》發表圖文故事，揭穿丹大林區濫伐、官商勾結等，造成社會震撼。陳映真發動輿論，促請政府整頓林務。（蔡明德攝）

1957 年，成功高中學生陳映真（右二）與同學陳中統（右四）高舉「抗議美軍藐視人權」抗議標語。由於美國士兵射殺無辜人士劉自然，美軍法庭判其無罪，引發了臺北大規模的群眾抗議。美國駐臺大使館遭群眾包圍，翻牆入內，造成國際事件。陳映真和陳中統均為熱血青年，兩人後來因不同的政治思想分別入獄，但始終是好友，而且對人權理念的堅持是一致的。（徐宗懋提供）

1988 年，為抗議美國以平衡貿易為由，對臺輸入大量水果和肉類，造成本地水果價格慘跌，影響農業發展與農民生計。3 月 16 日近六千農民聚集臺北遊行抗議，陳映真率《人間》同仁參與，以實際行動聲援農民，這是臺灣戰後最大的反美示威。（蔡明德攝，第 30 期）

鄉土人間與臺灣

陳映真與同仁

1986 年，《人間》記者鍾喬前往鹿港採訪反杜邦事件，記錄民眾的反應。依照經濟部的計劃，杜邦公司原擬在彰化設廠，帶動工業發展，增加工作機會，但鹿港民眾激烈反對，擔憂杜邦設廠將再度造成環保災難，反杜邦事件成為臺灣環保運動興起的象徵。（蔡明德攝）

1986 年，《人間》記者鍾喬前往鹿港採訪反杜邦事件，躲過海防兵哨檢查，搭乘漁民的蚵仔車，到海邊的蚵田採訪，彰化沿海盛產漁貨，風景幽美，環保人士擔心杜邦設廠，將造成無可彌補的破壞。（蔡明德攝）

1987 年，陳映真（右）與菲律賓知名作家弗朗西斯科•荷塞 (Francisco Sionil José)（左），走訪馬尼拉古城聖地牙哥堡。荷塞先生以英文撰寫小說，主題涵蓋菲律賓人民反抗西班牙和美國的獨立抗爭，同情弱勢族群，主張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其作品在國際上具有高度影響。（徐宗懋攝）

1987 年，陳映真（右）走訪菲律賓，為《人間》雜誌取材，《中國時報》駐菲律賓記者徐宗懋（左）擔任嚮導，兩人在巴拉望島一處海灘留影，留下了《人間》雜誌海外取材中輕鬆的一刻。（徐宗懋攝）

1987 年，陳映真 ( 右 ) 邀請國際知名的日本報導攝影家樋口健二 ( 左 ) 來臺。樋口健二為日本長野縣報導攝影家，早年受環境公害影響，以攝影報導方式，揭露工業發展的流弊。1973 年，開始關注核害議題，其攝影報導聞名海內外，人間雜誌連續多期披露臺灣核電廠工人幅射曝害問題，雙方極積交換工作經驗，成為臺灣最早反核運動的先鋒。（蔡明德攝）

1988 年，韓國知名社運人士黃皙暎（上排左二）受邀訪問臺灣，這是他首次訪臺，在《人間》雜誌社辦公室與陳映真（下排右一）和作家黃春明（下排右二）等人會面。黃皙暎為韓國知名作家，服役時曾參與越戰，深受衝擊，撰寫多篇小說獲獎，後應邀訪問北韓，遭韓國政府通緝，流亡海外，1993 年返韓時遭逮捕，被判入獄七年，1998 年由金大中總統特赦釋放。黃皙暎與陳映真的會面反映臺韓社會運動的交集。（蔡明德攝） 37

鄉土人間與臺灣

陳映真與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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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人間》攝影記者蔡明德（左一）與陳列先生（右一）。採訪住在臺北建築工地的泰雅族工人，受邀一同吃飯聚會。陳列早年因言論問題，被判刑入獄，為政治受難者，後投入政治工作，同時從事文學創作，多次獲獎。（蔡明德攝）

1988 年，《人間》記者官鴻志（左）帶領兩名政大生前往大潭村採訪，趁退潮時，搜尋到高銀化工偷埋露出海面的毒水暗管。《人間》報導環保公害問題引起社會普遍關注，青年學子亦紛紛投入環保的研究調查工作，成為社會運動的生力軍。（蔡明德攝）

1988 年，《人間》記者官鴻志先生前往蘆竹鄉農會新興辦事處倉庫，為鎘汙染事件做調查採訪，站在成堆受汙染的「鎘米」袋中。受到化工廠嚴重的汙染，加上政府刻意隱瞞真相，當地農民爆發抗爭事件。此事件亦成為環保運動的指標。（蔡明德攝）

1988 年，《人間》編輯陸傳傑（左）、攝影賴春標（中）以及文字工作者王墨林（右）討論採訪和編輯工作，《人間》同仁們無論從事文字寫作或攝影報導，都懷抱著理想與熱情。（蔡明德攝）

1987 年，攝影家關曉榮先生在蘭嶼採訪，深入查訪當地原住民生態與社會問題等，做了大量的攝影工作，留下詳細的圖文記錄。（蔡明德攝） 39

原住民關懷 1970 年代，臺灣經濟起飛，快速發展的情況下，開始擠壓與衝擊原本自給自足的原住民。由於文化、習俗、價值系統等，和工商社會的漢族文化截然不同，讓原住民在各方面面臨重重困難，加上「平地漢人」對原住民的誤解與偏見，使得原住民在艱困辛酸的求生過程中，飽受社會歧視，受到不平等的待遇，逐漸浮現許多社會問題，例如遭受拐騙而成為雛妓的原住民少女、轟動一時的湯英伸事件、被剝削的望鄉原住民礦伕，《人間》一篇又一篇的寫實報導，讓社會開始重視這群弱勢的權益。

百分之二的希望與奮鬥─ 八尺門（一）一對急著上廁所的小兄妹，兩人擠在一起蹲馬桶。基隆八尺門村內的獨立公廁，雖為共用，但村民只要見到髒汙就會自動打掃，發揮互助合作精神。

百分之二的希望與奮鬥─ 八尺門（二）、（三） 1

1985 年，位在基隆的八尺門依山墾荒，成為原住民生活在都市邊緣的貧困寫照。臺灣原住民約占總人口的 2%，卻未享有與其他 98% 人一樣的尊重及人權，大多數漢人表面上對原住民的特殊民俗、祭典、文化抱持欣賞與好奇，實際上，內心仍存在著曲解、歪扭的看法。八尺門的阿美族原住民由花蓮東部海岸流徙到基隆，反映了原住民的困境。

八尺門村民在雨中揹著一大袋米，這是從故鄉臺東帶回來的。吃在嘴裡，心裡感受的是一種思鄉情懷。

( 關曉榮攝，創刊號報導 )

( 關曉榮攝，創刊號報導 ) 40

鄉土人間與臺灣

原住民關懷

百分之二的希望與奮鬥─ 八尺門（四）、（五） 1

1985 年，八尺門村落中的阿美族婦女們從成衣廠帶回服飾做家庭代工，在屋裡屋外各自忙活著，賺取微薄工資。

村落裡 20 歲的阿美族少年高昌隆，登上《人間》創刊號封面，八尺門報導感動了無數人心。但他的形象和命運彷彿西方的吉普賽人，在社會底層飄盪。高昌隆後因意外早逝。

( 關曉榮攝，創刊號報導 )

望鄉的礦伕 ( 一）、（二）、（三）、（四） 3

1984 年，原住民礦工陳阿潭在九份煤山災變中身亡，雖是盛暑時節，出殯行列裡的親友們，內心卻是如寒冬冰冷悲痛。當年接二連三的煤礦災變，再再反映礦場安全措施匱乏。原住民在漢族社會的工作權長期受到歧視，在媒礦廠的待遇也相當不平等，工作權並未受到完善保障。身處在攝氏 40 度以上高溫的惡劣危險環境中工作，只能領取微薄工資，但因在平地謀職不易，再差的條件也只能做下去。

1986 年，瑞芳 ( 新北市 ) 建基煤礦的原住民聚落裡，業餘美髮師劉太太在幫村民理髮，理個頭工錢 15 元。該聚落大都來自花東地區的原住民，共有３戶布農族、89 戶阿美族，男人們皆從事礦工工作。

一位老礦工正揹著小孫子散步。他們的聚落秉著「自助互助」的精神，團結討生活，男性會在工作之餘，幫忙照顧家中幼童。

小孩抱小孩的景象相當常見，當爸爸入坑工作、媽媽外出打零工時，家中較大的孩子就必須擔起照顧弟妹的責任。

( 蔡明德攝，第 3 期報導 ) 42

鄉土人間與臺灣

原住民關懷

記東埔挖墳抗議事件

1987 年，南投縣政府以開發觀光名義，強行破壞東埔歷代布農族祖先的墓園。施工單位任意肆虐墳場，歧視原住民祖居地。布農族人被激怒，青年們集結在行政院前抗議，並為先人默哀。

不孝兒英伸 1

1986 年，曹族少年湯英伸（中）從純樸小部落到繁華臺北市謀職，工作第 9 天卻殺害老闆一家四口，震撼全臺，「慘忍、冷血」等字眼出現在各大媒體，社會一片撻伐。然而一名深受族人喜愛、人緣極佳的青年，為何犯下如此滔天大罪？此案涉及到原住民在漢文化中的弱勢地位，引起社會深思。湯英伸父子在法庭內相見。《人間》為了尋找「真實」的根源，回到少年的故鄉嘉義，作了更進一步的深度報導，探究湯英伸事件的背後故事，揭發傭工仲介的不肖詐欺，原住民被迫壓排擠卻無從申訴的無奈等，陳映真先生號召藝文界、學術界，發起了「槍下留人」簽署運動。湯英伸最終伏法處死，但卻也讓社會關注原住民長期受到漢人欺壓的現象，《人間》雜誌在報導的同時，也努力促成被害者家屬與湯英伸的父親擁抱和解。 ( 蔡明德攝，第 9 期報導，本期用化名王華 )

( 蔡明德攝，第 19 期報導 )

賽夏族矮靈祭－哦，請唱香楠之韻 1987 年，苗栗的賽夏族青年正在練習跳躍、拔取竹竿上的芒草。賽夏族的矮靈祭是原住民的特色祭典中，最充滿原始文化與神祕色彩的一個祭典。至今，矮靈祭的神秘面紗仍讓世人好奇。 ( 廖嘉展攝，第 16 期報導 )

雛妓奴隸籲天錄 1987 年初，臺北萬華出現抗議挾持販賣山地少女為娼的大遊行。即使被視為繁榮進步的社會，檯面下仍存在著悲哀的山地奴隸制度。在漢人仲介哄騙下，不少原住民少女被騙到城市裡賣淫，造成民族和性別的雙重壓迫。 ( 蔡明德攝，第 17 期報導 )

鄉土人間與臺灣

原住民關懷

1988 年，布農族醫師拓拔斯．塔瑪匹瑪 ( 布農族語 :Tuobasi Tamapima，漢名：田雅各 )，自願到蘭嶼為鄉親診療，從幼兒到老人的治療，全由他一肩扛起。照片中的老人相當衰弱，連打針都得費一番工夫才能找到合適注射的血管。 ( 關曉榮攝，第 30 期報導 )

住在秀林鄉的陳勝桂一家六口正被肺結核菌啃噬著，但疾病與貧窮並未打倒他們，陳太太正在照顧孩子們穿衣、抹藥，從孩子們臉上充滿童真的笑容可以看出，陳氏夫妻相當堅強。 ( 顏新珠攝，第 31 期報導 )

蘭嶼紀事－十人舟下水儀典（一）、( 二 )

肺結核肆虐下的秀林鄉（一）、( 二 ) 2

1988 年，防癆局特派 X 光車前往花蓮縣秀林鄉替民眾檢查肺部。當時發現臺灣 14 歲少年的肺病自然感染率是世界衛生組織標準的 5 倍，在秀林鄉卻高出 15 倍。成人肺病的死亡率，秀林鄉更高達 34.8 倍！東臺灣原住民的生活環境不佳，使原本就具有高傳染率的肺結核，更為嚴重。

秀林鄉的一位阿婆將小孫女抱來準備打針。結核菌素檢驗結果若為陰性反應者，須接種卡介苗以增加抗體。 ( 顏新珠攝，第 31 期報導 )

肺結核肆虐下的秀林鄉（三）

被現代醫療福祉遺棄的蘭嶼 1

1988 年，蘭嶼達悟族身著丁字褲傳統服飾的壯年族人們，為了「造舟」所需入山砍樹，樹木須連根拔起，慢工細活刻成一艘十人舟。對達悟族人來說，是具有家族團結、展示財富與社會地位意義的重要活動，在決定造新船同時，也要計劃飼養豬隻、開墾芋田，遵循傳統儀式，謹慎執行每細節。

婦女在田間祈禱，此為「拼板舟」新船祭舉行前，採收水芋時的祈福儀式，祈求好運，讓新船下水典禮圓滿順利，採回的芋頭堆滿在新船裡，船主準備的芋頭越多，代表在部落中的地位越高及工作越勤奮，更受族人尊敬。 ( 關曉榮攝，第 36 期報導 ) 47

婦幼關懷臺灣在父權社會的觀念下，婦女與幼童的權利經常遭到犧牲和怱略，由於傳統婦女和幼童難以為自己伸張權利，加上社會福利制度不健全，造成婦幼人權普遍缺乏的現象。《人間》雜誌多次探討以婦女與幼童為主的議題，關懷弱勢兒童與教養、兒童醫療、外籍婦女權益以及雛妓等被社會遺漏的問題。透過深入的報導與採訪，讓臺灣在地女性與兒童權益被更多人看見，進而引起臺灣社會的重視。

和痛苦的人一起流淚 1986 年，《人間》雜誌投入半年時間，走訪臺灣南北二十餘家的肢障、智障兒童中心，作出「六萬個孩子的聲音」專題報導，為智能障礙和肢體障礙的孩童發聲，讓大眾能注視到這被社會所忽視、所遺忘的黯淡死角。圖為中壢一所肢障兒童中心一景。 ( 郭力昕攝，第 8 期報導 )

楊醫師，謝謝您！ 1985 年，花蓮門諾醫院的楊義明醫生，正為病童看診。在醫院的全力支持和配合下，由美國返臺服務的楊醫生，帶領著醫護人員與社工，為病童與家屬建立治療信心，組籌「小兒血癌基金」，減低家屬經濟負擔，搶救了許多寶貴的生命。 ( 蔡明德攝，第 2 期報導 )

鄉土人間與臺灣

婦幼關懷

落難中的「月亮的孩子」( 二） 3

落難中的「月亮的孩子」( 一） 1

1986 年，一名白化症患者朱勝賀被阿蓮鄉農會無理解雇而引發社會對白化症患者的關注。1987 年《人間》與先天性白化症聯誼會籌備小組合辦一場座談會「白公的世界─先天性白化症的面面觀」，以實際行動為爭取殘障人權跨出第一步。第 24 期以「落難中的『月亮的孩子』」為題，採訪與朱勝賀有類似遭遇的其他白化症患者，引起迴響，促成第一個白化症患者和家屬聯誼自救會。

( 顏新珠攝，第 24 期報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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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亞洲「進口」的媳婦們 2

1987 年，４歲的廖紅林，在父母精心照顧下，讓她從小接受自己白髮白膚的事實，得以健康且樂觀的長大。當有人問她說 :「為何妳的頭髮是白的？」她總是大方地回答：「天生的，因為我缺乏黑色素。」如今的她，即使因白化症導致弱視，視力剩下 0.01，仍不放棄求知，努力考上臺大天文研究所。當年採訪記者廖嘉展與攝影師顏新珠至今仍與廖紅林保持連繫。

1987 年，雲林縣崙背鄉農民許添福與泰國新娘秀梅生活恩愛。1980 年代，臺灣經濟向東南亞擴張，受到經濟因素影響，許多婚姻仲介促成東南亞女子嫁到臺灣，此後出現外籍配偶現象日增，也因此衍伸許多複雜的社會問題。《人間》雜誌多次報導外籍新娘的悲喜劇。 ( 廖嘉展攝，第 17 期報導 )

油桐花似的一家（一） 4

1988 年，住在花蓮秀林鄉加灣村的陳桂勝，一家六口皆有肺病而為人所知，妻子曾海珠受訪時，肚裡還有即將臨盆的第五胎。即使深受貧困與疾病之苦，陳家一家人樂觀地面對人生，如同屋後山坡的一片油桐花。儘管如此，貧困家庭中的婦幼問題非常嚴重，缺乏照顧和教育的幼童，將產生貧窮遺傳的問題。 ( 顏新珠攝，第 31 期報導 )

鄉土人間與臺灣

婦幼關懷

油桐花似的一家（二） 1

1988 年，花蓮縣秀林鄉加灣村的曾海珠身懷六甲在沙發上休息，其一家六口皆感染肺結核菌，當時疫情無論對母親或腹中的孩子的健康，都是一大威脅。 ( 顏新珠攝，第 31 期報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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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識孤獨與恐懼的小心靈 3

1989 年，臺北市萬華區的托兒所，眾多幼童擠在一起午睡的情景。《人間》雜誌以「臺灣童顏四十年」為專題，從 1950 年代至 1980 年代，陳述一代代轉變的兒童容顏。孩童因父母忙於工作，大部分的時間在托兒所或幼稚教育機構度過，成為鑰匙兒童。

被囚閉六年的兒童（一）、（二） 2

1988 年，周子飛的上學情景。兩年前，他被養父老榮民張雄囚禁在斗室中六年的遭遇震驚社會，最後新聞熱潮散去，官司不了了之，而回到貧困周家的他常常三餐不繼，語言及表達能力受損，後被中原大學心理系副教授戴浙收養，雖經多方輔導，仍無法彌補傷害。

本該讀三年級的周子飛，在一年級的放學路隊中鶴立雞群。《人間》在第 32 期 ( 民國 77 年 ) 以兒童虐待的專題，重新探討周子飛事件，包括了養父張雄的無可奈何，以及周子飛後續的成長故事，同時揭露在臺灣冷漠的官僚社會下，兒童福利法與殘障人權制度的不完善，企圖喚起人民的重視。

( 蔡明德攝，第 42 期報導 ) ( 蔡明德攝，第 32 期報導 ) 52

勞工關懷長年來，勞資問題是檢驗社會人權的根本。尤其 1980 年代，臺灣工業發展達到高峰，國際資本大量湧入，在利益的驅動下，勞工階層遭到嚴重的剝削，工時超長、福利缺乏以及職業傷害問題等等，均引發了工人抗議活動。《人間》雜誌深入報導各種勞工運動，不僅聲援勞工們，更主動發掘隱藏在社會角落的勞工問題。無論是與鄉土血脈相連的農民、埋首不見天日礦區的深山礦工、流落都市街頭的雅美勞工、拆船廠以一己血肉之軀面對二十噸鋼鐵的工人等等事蹟，均做了完整的記錄。

捆工阿榮伯的故事 1986 年，當了 24 年捆工，大半輩子都在卡車上渡過的阿榮伯。捆工當年被稱為「現代鏢局的掮夫」，往返在南北高速公路上，專門負責貨物搬運與輸送。阿榮伯靠力氣為生，以每噸 18 塊錢換取薪資，每月必須掮一百多噸的貨，才能賺取兩萬塊。在堆貨、卸貨間，阿榮伯不知磨破了多少件布裙。 ( 蔡明德攝，第 4 期報導 )

失去了中指的阿春（一）

望鄉的礦伕 1986 年，位在新北市瑞芳的建基礦場的礦工們搭著運煤車，由黑暗的地底回到光明的地上。臺灣工業化初期，作為工業燃料的煤礦業十分興盛。隨著礦坑越挖越深，採煤工作環境惡劣。1982 至 1984 年間發生了三次礦災，兩百多名礦工罹難，然而未引起社會足夠的關注。

1986 年，基隆八尺門的原住民漁工阿春（賴福春，左一），準備出港捕魚，他是創刊號封面人物高昌隆的叔叔。在海上與惡浪搏鬥，其凶險不是一般人能體會，長達四、五十日的船上生活，更是危險重重。 ( 關曉榮攝，第 4 期報導 )

( 蔡明德攝，第 3 期報導 ) 54

鄉土人間與臺灣

勞工關懷

馬赫俊神父

失去了中指的阿春（二） 1

1986 年，漁工阿春 ( 賴福春 ) 伸出雙手讓攝影師拍照，在一次出海作業時，被繩索絞斷了左手中指，這是漁工們經常發生的職業傷害，卻缺乏保險和補償。當年採訪攝影的關曉榮與他一直維持良好友誼，數年後，阿春又因建築工地的職災再失去二根手指。

1987 年，聖高隆會的馬赫俊神父（Neil Magill），在桃園市街頭發送「愛生勞工中心」簡介，他從愛爾蘭到韓國，最後來到臺灣。他察覺本地勞工受到不合理的待遇與壓制，積極投入各項勞工服務和組織工會，鼓勵勞工們勇敢站出來為自己爭取權益。1989 年馬神父被臺灣政府驅逐出境，引起工運界、宗教界、學界等強烈批評。

( 關曉榮攝，第 4 期報導 ) ( 廖嘉展攝，第 26 期報導 )

拆船廠職災現場直擊 2

罷工線上－「遠化」工潮隱伏血腥暗影（一）、( 二 )

1987 年，高雄拆船廠一名工人被壓斷手指觸目驚心，剛好被採訪者捕捉到送醫的畫面。高雄工廠林立，為臺灣勞工最多的城市。但超時加班、工作條件嚴苛無保障、工會制度不健全眾多問題，使任職於臺塑企業南亞前鎮廠顏坤泉奮力爭取改選，讓長期資方把持的工會體制，真正成為勞工自主的工會，此事件奠定臺灣勞工權益發展基礎。 ( 侯聰慧攝，第 23 期報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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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新竹縣新埔鎮的「遠東化纖廠」勞工圍廠抗議，發動罷工，起因工會領導幹部徐正焜被資方以調職為手段，意圖瓦解工會組織，招致工會大力反彈，引發四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行動。「遠化」工會的三位重要人物：羅美文、徐正焜、曾國煤，坐在工廠的打卡室前，抗議資方強行攔阻公會召開會員大會。這場罷工抗議持續將近三週落幕。 ( 蔡明德攝，第 45 期報導 )

環境關懷

工業高速發展的負面，即為自然和生活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威脅到人和動植物的健康，並造成土地資源循環的中斷，遺禍子孫。《人間》雜誌關注於長期遭受破壞的自然環境與生態，包括河海水源汙染、核能公害、山林土地破壞等問題，引起大眾對於環境保育的重視。蘭嶼核廢料議題、反杜邦遊行、鎘米與電鍍水的汙染、丹大森林濫砍事件等，工作同仁們深入報導和探討當代敏感尖銳的議題，揭露工商業發展無視環境破壞的種種醜陋面，聲援受害者的抗議活動，為環保人權樹立了新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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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內湖垃圾山的小世界（一）、（二） 1

1985 年，在臺北市內湖區有一座長約 900 公尺、高約 50 公尺的垃圾山，垃圾車每日載送成千上萬的垃圾傾倒於此。多達百名拾荒者在此討生活，他們撿到的物品往往只能賤賣給固定中盤商，一旦違反這不成文規定則會被黑道關切、形成剝削結構。

內湖垃圾山中，來自臺東阿美族的劉太太揹著３歲孩子拾荒。城市居民丟棄大量垃圾之處，成了拾荒族討生活的地方，環境髒亂，對他們的健康造成傷害，但貧窮驅使他們這樣謀生。今天的垃圾山原址，已改造成一片綠地，留下舊照片紀錄當年的樣貌。

鎘影幢幢的荒村 1988 年，蘆竹鄉農會新興辦事處倉庫扣留約 75 公噸的鎘米，正等待相關單位出面處理，為防止麻雀來啄食，特地放置一尊戴了安全帽的稻草人來驅嚇。桃園的鎘汙染情況嚴重，這些受汙染的農田種出鎘米，還遭不肖廠商外流販售。 ( 蔡明德攝，第 36 期報導 )

( 蔡明德攝，創刊號報導 )

鄉土人間與臺灣

環境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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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我一瓢清淨水 ( 一 )、( 二 )、( 三 )

核電系列－三貂紀事

1987 年，新竹水源里居民圍堵李長榮化工公司現場。居民們用石頭、盆栽、抗議布條阻擋車輛進出，基層百姓赤手空拳抵抗大資本集團逐利所造成的公害問題，全力維護自己家園。

水源里居民抗議李長榮化工汙染地下水，引起全臺的關注。李長榮化工主要生產甲胺與二甲基甲醯胺，過去多年，將未處理的廢水排放到頭前溪內，汙染新竹市水源，此事件凸顯公權力淪喪，憤怒的居民自力救濟，圍堵工廠，紮棚抗爭 450 天後，終於迫使李長榮停工遷廠，被視為臺灣第一樁因為人民集體力量而成功的環境運動。

李長榮化工廠就座落於水源里的稻田與菜園之間，生產的甲胺與二甲基甲醯胺，排放濃烈臭味飄散四處，對環境造成嚴重破壞，傷害居民健康，也使美麗的田園景觀失色。 ( 蔡明德攝，第 21 期報導 )

1989 年，新北市三貂角的居民，普遍過著打魚補貼家用的日子。此時臺電準備在三貂角，現今貢寮區福隆海水浴場附近的過溪仔成立「核電四廠」，成為社會關注的話題。 ( 顏新珠攝，第 42 期報導 )

一個蘭嶼能埋多少國家機密？ 5

1987 年，核癈料放入蘭嶼貯存場的施工情景。自 1950 年起，蘭嶼一直被迫接收臺灣地區需隔離處置的人與物，從早期的重刑犯到 1982 年起的核癈料。當時臺灣每年核電廠產生 45,000 桶固化廢料，開始運往蘭嶼貯存時，對鄉民謊稱建造「罐頭工廠」。除了蘭嶼之外，目前位在新北市的核一及核二廠興建高階核廢料貯存場的問題仍議論而未決。 ( 關曉榮攝，第 26 期報導 ) 61

鄉土人間與臺灣

環境關懷

反杜邦遊行 1986 年，鹿港「反杜邦」運動的抗議民眾，破天方突襲到總統府前，高舉「怨」字標語，留下了民怨四處的鮮明印象。「反杜邦」運動由鹿港燒到臺北，1987 年 3 月 12 日，杜邦公司宣布取消於鹿港設廠計畫，反杜邦運動成為臺灣首樁反汙染導致外商終止投資計畫的環保抗爭事件，《人間》雜誌時隔二年仍繼續追踪報導當地情形。 ( 蔡明德攝，第 36 期報導 )

彰濱系列－杜邦走了以後

讓我們活下去－反杜邦攝影筆記彰化鹿港反杜邦設廠抗議活動。美國杜邦公司計畫到鹿港彰濱工業區設廠生產二氧化鈦，投資金額約 60 億臺幣，為當時最大宗的外來投資案，然而鹿港居民卻強烈反對，擔心會造成汙染，也破壞當地深厚歷史文化。「反杜邦」運動最後成功阻止杜邦設廠，也促成行政院在 1987 年正式設立環保署，開始重視環保工作。

1989 年，養殖業者無奈的捧著被汙染死亡的牡蠣。美國杜邦公司放棄在臺設廠之後的第二年，彰化濱海地帶維持原貌，儘管阻止杜邦進駐，但彰化的地下電鍍工廠嚴重汙染河川，漁民於淺海地帶養殖的牡蠣、文蛤等水產一夕之間暴斃，居民損失慘重，縣政府發給漁會的公文卻偏袒汙染業者，助長惡劣行徑。 ( 蔡明德攝，第 36 期報導 )

( 蔡明德攝，第 10 期報導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鄉土人間與臺灣特展專刊 : 關懷社會追求真相 / 徐宗懋主編 . -- 初版 . -- 新北市 :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 2015.06 64 面 ; 21x14.8 公分 ISBN 978-986-04-5217-4（平裝） 1. 人權 2. 博物館特展 579.27

鄉土人間與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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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展專刊

關懷社會追求真相出版者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發行者王逸群總策畫王信惠企劃黃龍興、鄧宗德、劉玉燕執行單位新世語文化有限公司主編徐宗懋編輯繆育芬、林昀萱、傅沛慈美術設計傑兔創意工作室封面設計張景禹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 131 號電話 02-2218-2438 傳真 02-2218-2436 出版日期 2015 年 6 月初版開本菊 16 開定價新臺幣 200 元 I S B N 978-986-04-5217-4 Printed in Taiwan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