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光關不住－楊逵紀念專刊》 by nhrm

春光關不住楊逵紀念專刊楊翠主編

春光關不住 ──楊逵紀念專刊 Contents 004 楊逵是誰？

安靜少年的內蘊反骨 006 我的回憶（上）

打開新窗口──留日時期 014 我的回憶（下）

回返母鄉──青年社會運動者登場 022 回返母鄉──青年社會運動者登場（文／楊翠） 027 海的女兒「烏雞母」──革命女鬥士葉陶（文／楊翠） 035 愛的結晶（文／葉陶） 039 我的教練真嚴厲（文／葉陶）

勞動現場 × 文學客廳 044 首陽園雜記 049 跨國情誼──日本警官入田春彥之死（文／楊翠） 053 入田君二三事 055 野菜宴（文／楊素絹）

戰後初期至和平宣言 060 為此一年哭

061 二‧二七慘案真因──臺灣省民之哀訴 063 從速編成下鄉工作隊 065 和平宣言 066 二二八事件前後

火燒島生活進行曲 074 園丁日記 080 我會把笑聲帶回家 082 種了七棵榕樹

老園丁再出發 084 默默的園丁 088 墾園記 091 我有一塊磚

楊逵與跨世代青年 096 憶賴和先生 101 大家來唱我們自己的歌

面向世界，走向世界 104 壓不扁的玫瑰花──楊逵先生演講會記錄 110 老牛破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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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逵是誰？

楊逵（1906-1985），本名楊貴，出生臺南新化（舊名大目降），1935 年後定居臺中，1985 年 3 月 12 日病逝。 1915 年，臺南玉井發生「噍吧哖事件」，楊逵從門縫目睹日軍轟隆經過，埋下日後反抗殖民暴力的種子。 1922 年，入學臺南二中（今臺南一中），受暑假返鄉的留日青年影響，放棄中學學位，赴日留學，尋找建設新臺灣的磚石。 1927 年，島內社運同志積極促請，楊逵又放棄大學學位，返鄉加入「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農民組合」等運動陣營。楊逵一生，實踐了兩種「三合一」。一：文學作家、社會運動者、政治反抗者的三重身分；二：文學理念、社會實踐、生活方式的高度密合。文學上，1934 年，楊逵以中篇小說〈送報伕〉，成為臺灣作家進軍日本中央文壇的先聲，其後持續創作五十年。1976 年，〈壓不扁的玫瑰花〉（原題〈春光關不住〉）入選國中課本第六冊，是首位作品入選中學教科書的殖民時期作家。中研院文哲所編輯出版《楊逵全集》十四冊，作品被翻譯成多國語文，流傳國際。政治上，楊逵一生都是反抗者。日治時期入獄十次，合計一個半月；戰後，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初判死刑，逃過一死後，1949 年又因六百多字的〈和平宣言〉，入獄十二年。 1961 年，楊逵期滿返臺，在臺中大肚山種花營生。政治高壓下，一度失去文學發表園地，一九七○年代再出發，積極寫作，關懷現實，曾列名「美麗島雜誌社」社務委員。楊逵主張臺灣主體、階級平等、個體自由、社會公義、庶民生活、勞動美學。理念一貫，實踐多面，這就是楊逵的立體浮雕。

楊逵故鄉新化，舊名「大目降」（西拉雅族語 TAVOCAN），祖母即是西拉雅女兒。楊家是底層的工匠家庭，楊逵父母都是文盲；父親楊鼻，是個錫匠，母親蘇足，常幫鄰人畫刺繡底圖。楊逵承自父親的瘦小安靜，也傳自母親的藝術基因與嫉惡如仇。新化老街廟口，是楊逵童年聽講古、看民俗表演的場所，這些都成為他日後的思想母體與文學母胎。楊逵性情安靜溫和，但意志堅定。少年楊逵的反抗精神，始於兩個事件，一是見證 1915 年的「噍吧

安靜少年的內蘊反骨

我的回憶（上）

哖事件」，二是對童養媳婚姻的反抗。前者讓他認清了殖民強權的殘暴，並決定走上文學反抗之路，糾正被殖民者扭曲的臺灣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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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 ( 上 )

第一章童年的生活 1905 年 10 月 18 日，我生於臺南縣新化鎮，一個相當單純的家庭。與其說是「單純」，倒不如說是「孤單」來得正確。因為我的父親楊鼻，並沒有兄弟，只是孤單一人。其實他的本姓並不是楊，照說應當是姓吳，這是因為我的祖父姓吳，而先父姓楊，乃因祖父入贅祖母楊家。在當時，關於祖父、祖母的一切，我們這些小孩子所知道的，只有他們埋骨臺南海邊一個叫做「喜樹」的地方的墓碑上所刻的文字。也許是當時交通不便，從我們住的地方到「喜樹」有一段距離。加上當時我年幼體弱，先父到祖父的墳上時，不曾帶我去過。後來讀書、赴日，乃至回臺參加各種活動，都沒有去弄清祖父的墓地所在，迄今，已經無法再找到先祖父的墓地了，這在注重祭拜祖先的國人來說，是有幾分的不孝了。依照我後來的印象推測先祖父當時可能是隻身來臺後不久的福建閩南一帶的人，當時並沒有很好的工作，生活十分困難，因此而入贅楊家，他們在生下先父不久以後，就離開了世間。我的父母都是文盲，當時生活的主要收入是靠我父親經營的錫店。後來我年紀稍大，在公學校讀書的時候，也曾在錫店做過一點工作。工作的過程大約是將那時裝煤油的鐵桶收購回來，再將黏結鐵桶上的錫料以火燒熔開，錫料即熔開滴下，把這些滴下的錫料收集起來，就可以製成原料，用來做燭台、祭具、香爐、酒瓶等物品出售，賺一點蠅頭小利。第一次的「參與」工作至今仍在我腦裡留下很深的記憶。因為缺乏經驗，還沒有把桶內的煤油倒出即放到爐上去燒烤，轟的一聲油桶就炸開來，我的左臂也燒了一大塊。幾乎過了一個月才痊癒，疤痕則過了好多年才消去。現在回想起來，當時一定是沒有取得父親的同意和指導就盲目幹起來，才有這件小意外。會有這種盲動，大概一方面是好奇，一方面也是想去試驗這種工作的過程。這件小事之所以提出來，多少是我認為這件小意外可以反映我的一部分性格出來。 6

我的回憶（上）

楊逵父親楊鼻

楊逵母親蘇足

錫店的生意還算可以，因此家庭生活也還過得去。我們所住的新化街，一般的生意人生活也都還可以。現在記得起來的是當時街上有鐵材行，有棺材行、雜貨店、做木桶的，也有類似茶室的妓院。妓院就在我家隔壁三、四間的地方，常有一些穿著特殊的女士出入。當時年紀很小，對這些女人並沒有很深的印象。除了街市以外在鄉間一般農民的生活也不算壞。我記得當時與父親一同到鄉下朋友家裡吃拜拜，宴席上還有女人陪酒，可見經濟是不壞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米以及其他鐵類的物質，都有相當不錯的價格。農民每次收成，一定有場大拜拜宴客。這種情況與後來臺灣因為越戰而發了些越戰財的情況有點類似。不同的是當時參戰國的軍隊沒到臺灣來消費而已。當時最困擾一般民眾的，除了日本人的壓迫以外，應當算是疾病了。我的父母一共生了六個子女，我排行老四。上面有大姊、大哥、二哥，下去有弟妹各一。因為疾病的緣故，大姊與弟妹紛紛夭亡，弟妹相繼過世時，我只有四、五歲，還不懂事。只記得那天在外面玩耍回來，看到有一個小木盒子，裡面裝著小囝仔的屍身，這事給我留下了一個恐懼的印象。但更大的恐懼感是在九歲時發生。那時我早已從父母的口中聽過在日軍來臺初期，臺人如何與日軍武力鬥爭的經過，日本人每進駐一個地方，當地人即攜家帶眷躲到山中，當時叫做「走番仔」，意即避開會殺人的日本番，等日本人走了，才回到家中。這種「走番仔」，也鬧過有趣的笑話，因臺人要離家前，常把家中打掃乾淨，連當時家中用的「屎桶」，也洗得一乾二淨。日人不知臺人以「屎桶」代替廁所，拿來當飯桶使用。這種有趣的笑話，流傳得很廣，多少使臺人因日人殺壓而悽慘的心靈有了一點點阿 Q 式的安慰。在我九歲那一年，發生了震動全臺的噍吧哖事件，日人報復性的屠殺了數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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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計的臺人，有人說被屠的人數超過萬人，屠殺的手段十分殘忍，先成排斬殺，再推到挖好的坑內。後來我讀中學時，去過噍吧哖事件發生屠殺的幾個村莊，果然看到這幾個村莊只有老弱婦孺，沒看到幾個成年的男子。經由目擊大屠殺者的敘述，不滿十歲的我對日人殺害臺人的殘酷手段，在心靈上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痕。往後幾年也陸續得到更多關於這場大屠殺的敘述，在我當時的心靈中，除了引起仇恨的反應外，還有難以磨滅的恐怖印象。它在我後來的一生當中，起了相當大的影響。不管在從事反對日人的社會運動，抑或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發生的一次事件中，我始終反對以武力、暴力來作為解決問題的意圖。但好笑的是，因為這種反對暴力的意願，在與多位關心臺島局勢的人士所共同發表的〈和平宣言〉，竟為我帶來了十二年無妄的牢獄之災。歷史，有時竟嘲諷至此！我反對暴力，也與我自己性格有關。前面已經說過，疾病在衛生水準甚低的當時，侵襲著島上的居民，幾乎島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居民均曾患過瘧疾。我因經常患病，身體非常瘦弱，在同年齡的孩童當中，成了很突出的弱弱小者。童伴們的各種玩戲，我大多參加，獨獨擂台式的比武之類的玩戲，我成為一個旁觀者。也許是這樣，使我有了一種孤單的寂寞感。這種寂寞感有時使我在腦中有了自我慰藉的幻想，經由某些幻想，稍稍彌補了生活中的孤寂。我現在遇記得童年時常把那些製作錫器後丟棄的錫片屑，以剪刀剪成各種形狀的物品以為消遣。這大概又與來自我母親的遺傳有關吧。我的母親蘇足雖然是個文盲，但在色彩以及美術方面有些專長。常為鄰人畫些頭巾、肚兜以及其他刺繡品的風景，而賺點零星的費用。這在當時，對我的母親來說，也許可以算是一種藝術創作了。我的大哥楊大松在這方面顯然得到母親的遺傳。他本來在日人的糖業機構任職，因為聽過我一次反對日人的演說，又因與我是兄弟而遭免職，於是本來就在美術方面有點專長的他，轉而從事木刻業以維生。他去世已有十年之久，但他所經營的木刻生意，至今還為我的侄子們繼續在新竹經營著。我的二哥楊趁，雖是學醫，但卻對音樂有很大的興趣，經常看見他拉小提琴。我少年時期所閱讀的一些文學讀物，一部分即是他供給我。可惜他在二十四歲時，即因婚姻生活的破碎而自殺了。而他婚姻生活的破碎，又與我們早年家庭經濟一度十分惡劣，致讀醫的他不得不入贅於妻家有關。我們兄弟三人有很深的友誼，我赴日讀書，二哥即把小提琴賣了二十元贊助 8

我的回憶（上）

我為旅費，大哥則把他新婚的棉被供我攜到日本作為禦寒之用。回想起這些往事，悵然之至。我對美術及音樂毫無興趣，獨好文學，但這三者雖然不同，也許其間也有共通的本質的。我真正對文學發生興趣，應當從小學六年級算起。那時我已十五歲，由於體弱在九歲才入學，前五年的教師均是臺人；六年級是一位姓沼川的單身年輕男性教師，聽說他後來在臺中一中任教，但遺憾的是一直未能與他見面，如今亦應已經作古了。由於我在小學時一直名列前茅，沼川老師對我也特別疼惜。六年級時即邀我到他的家中，為我免費教授將來上中學時要讀的英語與代數，他這種精神，在現時的學校老師，也是不多見的。除了教我上中學時要讀的英語與代數以外，還提供我很多文學讀物，我即神遊其中以致廢寢而忘食。到了後來進中學時，更因課程十分有把握，而把全副精神投在閱讀課外的讀物上，經常看這些書看到天亮，白天到學校則在課堂上呼呼大睡。這是我文學啟蒙期的經過。直到現在，文學仍是我的生活的重心，也是對於文學有了深厚的興趣，才赴日專攻文學，因而目睹了當時社會的不平等的現象，而促成了我日後返臺參加社會運動的決心。坦白說，在我的童年裡，沒有什麼特殊的關於反抗或叛逆的事跡，可發現我具有後來從事社會運動的表徵。我是一個沉默寡言，過著平凡生活的孩童，有時雖然參加臺灣孩童與日本孩童之間的紛爭，但多是無意識的，並無太大的意義。在我的童年裡，雖然有過反抗大人壓制的行為，像有一次因不滿附近觀音廟的廟祝封閉廟前廣場不供我們戲耍，便夥同玩伴將蝦蟆放在廟祝的床下的惡作劇，勉強帶有反抗的意味以外，幾乎找不到其他足以自傲的「叛逆」事跡。但在我的性格裡，多少是有幾分承繼了我父親喜好議論時事的素質。父親雖然是文盲，不過他與鄰近的知識分子如教師之類的人物，經常三五成群一起飲酒談論時事。這類人物成為座上賓時，家中也有熱鬧的景象。人總是從認識環境，再從環境中學習，而慢慢成長的。而童年，充其量只是一個認識環境的開始，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的。

第二章中學時期 1924 年的 8 月間赴日讀書，赴日之前，曾在當時的臺南二中讀了三個學年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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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公學校六年畢業後，依照當時六年級老師沼川先生的建議，到臺北投考高等學校的初級部。沼川老師何以對我有此建議，我又何以捨近求遠未投考南一中，目前已無法清楚記憶，大約是他認為投考臺北高校對我來說比較適當吧。 1928 年的新化老街

然而，這次考試失敗了。以我的成績來說，本不應當失敗，我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但失敗的命運是注定了，這全由於日人的殖民政策。日據時代的小學，分為公學校和小學校，一般臺民子弟，多就讀公學校，小學校則是日人的子弟學校，其中有少數富有的臺人

1928 年時楊逵所就讀的新化公學校

子弟。小學校的設備以及師資，都比公學校優越，我就讀的公

學校，隔壁就是小學校，小學校的學生有如貴族，就曾與公學校學生發生過摩擦與紛爭。中學校的入學考試，試題是以小學校的教材為主，旨在錄取日人子弟，排斥臺人子弟。公學校畢業的我，對著那些從未讀過的試題，當然只有望之興歎了。入學考試失敗，只好找個工作來做。便先在大哥服務的糖業會社做了一年的工友，日薪為三角八分，一個月大約有七、八塊錢的收入。糖業會社裡有不少日籍技術士，他們對待臺人，大抵還沒有太多歧視的心態，現在只記得有一個日人曾戲稱我為楊貴妃，而發生過口角，他在事後也為自己的無禮而道歉。楊貴妃為唐朝皇帝的寵妃，是帝皇的玩物，又是女人，以此為戲稱，自然引起我的不悅。在糖業會社的工作，大約像現在的工友，掃地、泡茶，還幹一些簡單的抄寫工作。 10

我的回憶（上）

這樣過了一年。在這一年內，我雖然沒有在學校上課，但卻又讀了不少課外讀物。那時我自己一人睡在家裡的閣樓裡，點燈夜讀不影響別人睡覺。那個閣樓是在屋裡搭在接近屋頂的地方，只能靠一支竹梯上下。閣樓是用木板釘成的，在裡面必須半彎著腰，腦袋才不會碰到屋頂。我經常在那個閣樓裡看書到三更半夜，有時還看到天亮。那時沒有電燈，只點煤燈，光線並不很夠，多少感到幾分吃力，好在沒有因此得到近視。第二年的中學入學考試，順利地考上南二中，成為南二中第一屆新生，是南二中的首屆校友。在當時，這樣的身分在校內是頗令人羨慕的。當時日本中學校的學生管理，部分近似軍隊，高年級可以管低年級，也可以教訓低年級。平時有刺槍之類的訓練，低年級學生見到高年級生還必須畢恭畢敬。我們既是第一屆的學生，只有接受低年級敬禮的分。我自己對於教訓低年級沒有太大的興趣，反倒是利用學長的身分，為低年級學生排解糾紛。南二中成立那一年，臺灣北、中、南，都有中學新校成立，這些新學校的設立，主要為了解決臺人子弟的升學問題。這大概與林獻堂等人向日本政府爭取有關。而當時日人子弟升學十分順利，臺人子弟升學不易，各方也多有反映，促使日本當局不得不正視並且解決此一問題。升學的錄取機會大概是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左右。考取南二中的第一屆學生，有一百人，其中日人只有七、八名左右，素質較考取南一中的日人為差。這使一、二兩中的學生日臺壁壘分明，一、二兩中學生在街頭相遇，有時也會因民族不同而互存敵意乃至發生摩擦的事。當時考入的學生，共分兩班，雖然只有一百人，卻有不少人才，而以學醫居多。前嘉義市長許世賢女士的先生張進通與我同班，他是級長，我是副級長。在我的印象裡，他是一位很用功的學生，與人相處很和氣，我跟他之間的私誼也很不錯。前兩年聽到他去世的消息，勾引起我的感慨和對中學生活的些許回憶。中學三年我對正常的課業沒有很大興趣。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讀課外讀物，來源多是市立圖書館，有時也買幾本舊書來看。課外讀物以文學和思想性的為主。文學作品又以俄、法兩國為多，也許是因為這兩個國家的作品中，含有較多抗爭性的成分吧。思想性作品中，我對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的印象較深。大杉榮一家後來為日本軍人坑殺，曾引起我不小的震撼，因此對他的印象也特別深刻。其他有關社會主義的書籍也看。當時日人社會還頗有開明自由的氣氛，直到九一八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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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後，軍國主義興起，才有壓迫思想學術的反動行為。另外有一本令我難以忘懷的書是書店裡看到的《臺灣匪誌》。書中把抗日武裝行動分子當成土匪，這在我心裡面產生了很大的震動。尤其我住的新化街屬於噍吧哖事件的範圍區內，曾在九歲時目睹日本兵拖著砲車而過，也耳聞日人屠殺臺人，這些臺人都成了土匪，身為臺人的我，是難以接受這種觀點的。由於對課外讀物的濃厚興趣，加以當時與幾個同學分租來的屋子裡有比煤燈更亮的電燈，夜讀便成為常事。時而到天亮才昏昏沉沉的上學去，在課堂裡當瞌睡蟲，這在那時的學生而言，是少有的。有一次在校長上的「修身」課中呼呼大睡，還被從走廊走過的代數老師視為「豪傑」；認為我有過人的膽量，才敢在師生敬畏的校長的課上大睡特睡，他哪知道這是我「挑燈夜讀」後不得不有的後遺症。課外書雖然讀得很多，但大多是憑著興趣與好奇的吸收，並沒有什麼意識與判斷觀點。但對於一些說教式的書卻十分反感。對於當時有一位獲得兩、三項博士學位的新渡戶寫的《修養論》，我就頗不以為然，曾在學校的作文中予以批評，指出這本書的基本觀點是呆板而說教式的。印象中還記得這本書有很濃厚的儒家氣味，我讀了很不適。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帶有儒家氣味的作品，使我非常討厭。說來也許令人難以相信，那篇作文竟遭到作文老師的稱讚，而且還在課堂內當眾宣讀，足見當時日本教師的教育觀點是開明而進步的，鼓勵學生做思考式的批判。日人教育方式的活潑，遠非目前填鴨式的教育可比，還記得在公學校六年級時，曾代表臺南州到臺北參加演講比賽，抽中的講題是「河裡的魚」，我因對魚一無所知而楞住了，立時出了洋相。但現在想來，以魚為題，對一個小學生來說，終究比現在的學生動不動就扳起臉孔背一些八股式的大道理，以致思想僵化、教條化，要好上幾十倍。南二中那段期間，也曾聽過臺灣留日學生在各地舉行的演講會。演講中固有一些是以喚醒民族意識為內容的，但也有不少是關於法律、經濟方面的問題。因此聽的次數有限，所以引起的反應也就不很大。三年的中學生活，我最大的感受是對學校的課業興味索然，因課外讀物引起的求知慾，卻有增無減。另一方面也感覺課外讀物已漸漸無法滿足需要，最後促成了我遠赴日本求學的決心。這個決心付諸實現，無疑是我生命中的一個關鍵性的行動，它影響了我整個後來的生活。 12

1924 年，楊逵赴日留學。那個時代的青年，他們的出走，不是為了遠離，而是為了回家。當行囊更豐厚，當思想更深刻，他們就會返鄉，站到行動的浪

打開新窗口

我的回憶（下）

頭上。土木工、送報伕……等。他大量閱讀文學作品，涉獵思想與理論書籍，參加左翼戲劇活動，並積極參與臺灣留學生團體，如參與組織「文化研究會」，推動成立「東京臺灣青年會社會科學研究部」。留日期間，楊逵經歷許多人生的第一次。1926 年，參加首次示威遊行，議題是反戰；1927 年，參加朝鮮問題演講會，首次被捕入獄；寫作第一篇小說，領到第一筆稿費，7 圓 50 錢。

留日時期 ──

留日期間，楊逵半工半讀，做過挑工、泥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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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 ( 下 )

第三章東京歲月 1982 年 8 月，我應聶華苓主持的美國愛荷華大學寫作班邀請赴美兩個多月，返途曾取道日本，特別到東京的兩個地方去舊地重遊，一處是日本國會大廈，一處是日本皇宮前的二重橋。一個年近八旬的老人去看這兩處年少時曾與艱辛環境奮鬥的舊地，內心的感受，真是筆墨難以形容。現在回想，心中仍是一陣陣的翻滾。 1924 年 8 月我到日本，1927 年返臺，前後三年在東京的生活，嘗到了人生中最為艱困的滋味。過的是經常身無分文，有一餐沒一餐的日子，因為熱心社會運動，也經常參加一些反抗性的示威遊行以及聚會。日本國會大廈，是我當水泥工差點一命歸陰的地方。皇宮前的二重橋，是我第一次參加示威遊行的所在。這兩個地方，對我來說，都十分難忘。 1924 年我所以赴日，主要原因是求知慾難以得到滿足，希望到另一個廣闊的天地，吸取更多的新知。那個時期，我的體格雖不粗壯，卻很健康，曾經以選手的身分，參加在臺北圓山舉行的運動會。記得當時日本皇太子的裕仁也在運動大會中出現，參觀這個運動會。我那時是接力賽跑的選手，身體相當不錯，這讓我相信可以遠赴日本去開創屬於自己的天地。另一方面，對家裡為我安排的婚姻感到不滿，也是我赴日的原因之一。那時父母為我安排的童養媳大約在我九歲時即住進家中。這種安排，使我在小學時即經常成為同學取笑的對象；這種取笑到我進入南二中時更為嚴重，使個性內向的我十分困窘。而家裡父母又有要我畢業後馬上「送做堆」的意思，更使我心焦。那時我已十八、九歲，對於男女之間的感情，也有些許的憧憬，雖沒正式談過戀愛，但也有朦朧的異性之戀。我在臺南的房東，是個日本警察，他的太太對當時住在他們家中的幾個男生都有不錯的印象。大概那時的人認為可以進入南二中就讀的學生素質都還可以。他們夫妻有三個女兒，也在中學讀書，經常與我們一起外出遊玩。有一次這位太太竟邀我到他們的浴室洗澡，進入澡堂後才發現她最小的女兒已經先在浴室裡赤身洗著。這可能是他們對我有幾分好印象的表示。 14

我的回憶（下）

1924 ～ 1927 年間，楊逵（右一）在日本時的身影。

這個女兒的一位女同學的父親是臺南女校的校長，他對我們也有好感，獲悉我要赴日後，曾主動邀我到日本時可以去九州他家。這些好意與我那時的感情生活有關，後來雖沒有結果，但卻也影響了我的婚姻觀。我那時總認為婚姻應是經由愛情自然發展出的。到了日本以後，第一封信即表明了我要切斷與童養媳之間可能存在的任何關係，此事父母並沒有太多的反對。後來，這個童養媳成了我附近一位公學校同學的妻子，始終沒有再見過面。初到日本的八個月，我全力準備投考日本大學夜間專科部，而在預備學校讀書。前幾個月家中尚有接濟，後來接濟中斷，使我難以維生。到我考入日本大學專科夜間部以後，生活的難以為繼愈形嚴重，幾乎連生存都成了大問題。那是經濟大恐慌日漸嚴重的年代，根據新聞報導，美國有一千四百萬的失業人口，日本及臺灣、韓國則共有三百多萬人失業，這種比率是相當驚人的。當時日、韓、臺總人口共有八千多萬。在日本大學的專科夜校，我讀的是文學藝術科，主要是現代文學、電影、戲劇等項。這些原本十分吸引我的功課，那時已無法引起我的興趣。日本大學學生那時有很多思想研究的讀書組織，也有學生運動、社會運動的組織。這些組織除了研讀社會科學以外，還很注重社會問題的考察。入學不久，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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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即參加了由學生所組成的工人考察團，到淺草地區的一間寺廟考察「工人集中區」，也就是一般所謂的貧民區。那裡有一大堆的工人擠在寺廟的地下室，天寒地凍只有草包可以禦寒，凍死了不少人。這使我對於社會的黑暗面，有了刻骨銘心的印象。除了工人運動以外，學生運動也十分蓬勃，當然也有留日、韓、臺學生的抗議運動。學生運動主要是爭取學生的權利，這包括了反對軍訓進入學校。學生運動到後來還變為反戰運動。前面提到皇宮二重橋前的示威遊行，主題是「打倒田中反動內閣」，在那時學生的思想裡，具有侵略性質的田中義一首相，有出兵滿洲的意向，而向天皇提出了有名的「田中奏摺」，認為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各種資源十分豐富。學生們認為，軍閥侵略行動，乃是攫取經濟資源，開拓殖民地的帝國主義行為，這種行為乃是為資本主義服務的，倒楣的是一般中下階層民眾成為戰爭中的犧牲品。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已暴露無疑。當時的學生因為很熱心研究社會科學，因此獲致這樣的結論：工業革命的成功，使得資本主義興起，資本主義者又以帝國主義為武器，攫取殖民地的經濟資源；再製成商品向殖民地傾銷，造成殖民地大量失業人口；然後又因商品無法推銷，造成了帝國主義者自食產生失業人口的惡果。於是學生都認為，資本主義崩潰的時代已經到了，取而代之的將是馬克斯主義。馬克斯主義將是未來世界的「新希望」。這樣的看法歷史已經證明十分不正確。但在當時，卻蔚為研究馬克斯主義的風潮。我在那時也開始閱讀馬克斯的經典巨著：《資本論》。這樣的思想背景，加上當時大量失業人口的環境，使得關心社會的學生，幾乎清一色都成為左派分子。這種現象在臺灣留日的學生卻不明顯，因為臺灣的留日學生在經濟上較為富有，不少來自富農、地主、商賈的家庭。因此臺灣留日學生的民族意識高於社會意識，說得更明白些，是高於階級意識的。當時到日本留學的學生，除了來自臺灣、朝鮮殖民地外，與臺灣人較有關係的還有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除了一般文學校的學生以外，還有武學校如日本士官學校的軍校生。以當時一般的觀點而言，大多數瞧不起這些士官學校的武學生， 16

我的回憶（下）

認為他們多是素質低劣、不學無術的傢伙。當時臺灣子弟到日本留學的，大多對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有好感，也認為中國是臺灣的祖國。我在東京認識的一位住桃園大溪的楊春雄、楊春錦兄弟，即因此而從日本回到大陸，熱心社會運動，後來聽說春雄加入共產黨，而與我在東京同住的春錦，則在廣東的一場暴動中喪生。楊春錦品貌端正，為人熱忱又十分積極，他喪生的消息傳來，認識他的人都十分悲傷。至於當時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左右派之爭，以及國民黨震驚全國的清共行動，也影響到了在日本的中國大陸留學生。記得當時在新田區三崎町的中華會館，即受清共影響而發生內訌，以士官學生為主的右派分子與左派學生大打出手。那些平常滿腦封建帝王思想的軍校學生，平時就看不慣那些關心社會的文學生，雙方在爭論清共事件大打出手並不令人意外。這個時期我為生活無著而苦，後來房租都付不起，只好住在一個勞動農民黨的支部去，在那裡過著早上喝開水，中午蕃薯混一餐，晚上空肚子的日子。有一次因熬不過，向一位來自柳營的南二中同學借錢，這位同學，家境很好，但只應允借我五角錢，這使我感到「開口告人難」的羞愧，但還是拿了這五角錢，勉強又混了三餐，那時早餐一角、中餐一角五分即可。印象中一個星期就靠這五角錢度日。不斷找工作，最後在一家小玩具工廠找到工作。上工第一天看別人吃便當心中好不羨慕，那時因饑餓，工作時兩手發顫而頻遭壓模機打壓指頭。第二天才知道凡是這裡的工人，可先吃便當到月底領工錢時再付帳，真是喜出望外，在那家工廠工作的幾個月，是我生活比較穩定的時期。但生活上還是以不穩定的時候居多。反正是失業了，就和學生組織四處演講，發傳單，宣傳資本主義的罪惡，想喚醒工人的政治意識。也參加了讀書會的組織，還曾與朋友組織新文化研究會，研究馬克斯主義。後來也在臺灣留日學生組成的臺灣青年會中組織了社會科學研究部，希望藉此喚醒臺灣留日學生的社會意識。經濟情況不穩使我到處找工作，做些零工度日，送過報紙、當過臨時郵差、也做過水泥工。在國會大廈當水泥工時，曾為工作差點喪命。那時國會大廈已差不多興建到三層高，那天下午散工前，輪到我在三層高的鷹架木板上，以水泥紙袋蓋在水泥結構體上，國會大廈的基地原就較高，而走在三樓高的地方風相當大，一陣風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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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得我走的一尺不到寬的木板橋上下晃動；不巧水泥粉又吹到我的眼裡，頓時無法張眼，只感到腳下的木板不停地晃動，左右又無東西可以抓穩，只好丟下水泥袋，伏身抱住木板，等著同伴上來解救。時隔半個世紀以上，我再回到國會大廈前去，回想當年這件往事，心中真是感慨萬千。東京三年，曾經返臺一次，當時已在行醫的二哥，勸我改行讀醫，經濟情況才有可能改善。但我對醫學素無興趣，又因他那為了讀醫而入贅，在情感及婚姻上飽嘗受制於人的痛苦，更是不擬以借貸的方式來學醫。 1927 年，楊逵（中）從日本返回臺灣參加農民運動。

這段期間，我名為在日本讀書，書固是讀了，卻非學校裡所授的課目，

而是社會性、思想性的自習的書。思想有了急遽的變化，參加社會運動則是思想的實踐。雖然參加活動的次數很多，但遭警逮捕只有一次。在皇宮前「打倒田中反動內閣」的示威，也只有遭警驅散而已。被逮捕的那一次，是支援朝鮮人聲援朝鮮本土為日人壓制所發生的事件。那次的聚會，因為我缺乏經驗，竟於集會中止時，在警察面前高喊遊行而被捕。這使我在以後有了經驗，知道如何妥善運用有關的技巧。那次集會之前，很多準備出席會議的朝鮮人均遭逮捕，但集會仍在群眾到齊後照常開始。集會地點是帝國大學附近的一所佛教會館，我們勞動農民黨支部約十位人員，認為應支援此一反殖民運動而前往，未料我因此被逮捕，在那裡被關了兩天。這是我在日本參加社會運動被捕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因過後不久，我就回到臺灣參加農民運動。那次被捕，曾化名楊建應訊，但日人馬上在我胸前掛上名牌拍照，並以照片 18

我的回憶（下）

照會附近各警察機關。我一年前所住的目黑區的警署，即回覆稱此人並非楊建，而是左傾學生楊貴，曾為當地的特務查出組織過「新文化研究會」研究馬克斯主義。訊問由神田區警署署長主持，態度尚溫和。質問我為何以假名應訊，又謊稱是路過而進入集會場所。我看馬腳已經露出，即坦白說因失業而生活無著，才參加社會運動。問完了他還叫了一客相當豐盛的便當請我，口頭上也答允代我找工作。大抵那時的警察人員，對「思想」方面出了問題的學生，還有幾分同情。那次被捕的人員一共三十八人，臺人只有我一個，還有一個日人，其餘都是朝鮮人。同樣被捕，但待遇不同，進入拘留所後，從日人練習劍道、柔道的武德殿，斷續傳來朝鮮人為木劍擊打的哀叫聲。日人對臺、朝學生態度的不同，當然是與臺、朝學生成分不同，以及民族性不同的關係。這次被捕，是所謂的「檢束」，為最輕的一種處分，最多可關三天，我在第二天以後即被釋放。（楊逵口述／王世勛記錄整理） ──《中國時報》（1985 年 3 月 13-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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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返母鄉

回返母鄉──青年社會運動者登場

1927 年，島內社會運動勃發，楊逵選擇返鄉：「我楊逵返鄉後，投身「臺灣文化協會」與「臺灣農民組合」，並結識葉陶，成為革命伴侶。1927 年末，農組第一次全島代表大會，楊逵負責草擬宣言，並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常務委員，負責政治、組織、教育三部工作，以及「竹林爭議」總指揮，活躍於農民運動現場，1928 年，一年內遭到六次逮捕。 1928 年夏天，農組家變，楊逵與葉陶被逐出農組領導階層，轉而活躍於文協。1929 年，日警對農組成員進行大逮捕，楊逵與葉陶在婚禮當天被捕入獄，楊逵笑稱為「官費蜜月旅行」。

青年社會運動者登場 ──

覺得同樣是『運動』，在自己家鄉工作才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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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返母鄉──青年社會運動者登場（文／楊翠）

1924 年 9 月，青年離鄉，帶著一床棉被和 50 多圓，航向世界的彼端，為了取火。 1927 年 9 月，青年返鄉，帶著知識、信心、覺悟，決心遍灑火種，在母鄉的土地上。

不合時宜的趁時青年 70 歲時，楊逵曾說，留日三年，確定了他此生的基本信念和行動方向： ……所以我也有了堅決反抗異族統治的基本覺悟，要自己決定自己民族的命運。這個基本覺悟就是我返臺後所有寫作和參加民族運動的動力。這個動力使我活到今天還是絲毫不改、信心不移，雖然受到很多困難和冤屈。楊逵每個階段的抉擇，都不合於世俗主流的價值觀。所以說他是豪賭的夢想家。日治時期的南二中、今天的南一中第一屆學生，不到一百人中的菁英，一路名列前茅，卻毅然退學，奔赴未知。終於來到夢想之都，在日本大學研讀文學藝術，卻又毅然放棄，返鄉投入社會運動。如果不是兩度放棄學位，青年楊逵的人生，應該會更成功。但那只是平凡。有如命中註定，也像是輪盤機運，除了主體的個性，楊逵出生與留日的時間點，也是他未能完成中學，也未能完成大學的原因。1924 年，「臺灣文化協會」已成立三年，他 18 歲，急著想找到新窗口；1926 年，「臺灣農民組合」結成，他 20 歲，急著想投身運動行列。青春的召喚如此狂熱，他如何還能甘於安靜「讀書」？ 1927 年，島內的社會運動達到高潮，臺灣沸騰滾動起來。浪潮中，一名青年回來了，一名天生有著不合時宜傻勁的青年回來了，他在最高昂的時代返鄉，立刻站到最騷動的浪頭上。

回返母鄉──青年社會運動者登場

當「鴉片仙」遇見「烏雞母」返鄉青年意氣風發，勇往直前，無所畏懼：從日本返臺後到 1932 的一段期間，那時鬪志很好，不管是寫作或反日的實際行動都是勇往直前。被捕入獄與作品被禁或雜誌被停刊都嚇不倒我。真的，那時真有一點走在時代尖端的決心，我曾用大字寫一首詩貼在案前墻上── 「揚帆出大海，風浪日常事。順風雖爽快，逆風也不懼。」 9 月，楊逵風塵僕僕從東京返臺，就沒有停過腳步。他先在臺北州會見文協主幹連溫卿，參加一個星期的民眾演講會；然後南下，在臺中州的大甲農民組合，與趙港見面；之後又到高雄鳳山農組支部，造訪簡吉；隨後巡迴各地參加演講會。在鳳山，楊逵遇見葉陶，這個女子，日後成為他終生的革命伴侶。葉陶出生於 1905 年，高雄外海旗後町（今天的旗津）人，打狗公學校畢業後，進入臺南女子公學校附設教員講習所，受訓 8 個月，結訓後，回到母校打狗公學校任教，其後轉調高雄第三公學校。當時葉陶才 17 歲，有著排灣族血統，膚色偏黑，聲音宏亮，學生為她取了綽號「烏雞母」，傳神註寫她的人格特質。第三公學校有個同事，正是臺灣農民組合的創始人簡吉，經常與葉陶談論臺灣蔗農的處境與殖民統治的問題，葉陶深受感動，受其影響加入農組，成為當時極少數的女性社會運動者之一。 1927 年 9 月，楊逵與葉陶在鳳山初相見，一把扇子，結緣一生：我們認識了。她要我在她的扇上題幾個字。當時，日本人把我們的民族主義者叫做「土匪」，他們有一本記載臺灣革命史的書，就題為「臺灣匪誌」，他們還有專治我們民族革命運動的法律，也叫著「匪徒刑罰令」。我想起了這些，就在她扇上寫了「土匪婆」三個大字。因此她出名了，「土匪婆」成為她的別號。這對革命伴侶，從此牽手做社運，同進監獄，貧病交逼，一生相隨。其實，在認識葉陶之前，楊逵也曾有過幾次曖昧的情感；南二中時，警察房東的女兒、臺南女校校長的女兒；留日時期，碑文谷租屋處的日本女孩，都曾經微微敲擊過他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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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房。1927 年，在臺灣的社會運動現場，來自旗津，有著海洋般爽闊氣質的葉陶，卻真正吸引了他的目光；楊逵個性沉靜內斂，他所欣賞的，正是葉陶的豪邁爽朗：我是比較內向的性格而葉陶是外向的性格，她很會講話，演講比我更好。由於兩個人個性相反，反而使得我們倆合得來。那時候參加農民運動的女性除葉陶之外只四、五個人。所以葉陶是臺灣的近代化女性之中頂尖的一個。就這樣，「鴉片仙」遇見「烏雞母」，歸國學子遇見「土匪婆」，兩人決定攜手，聯袂翻動時代浪潮，一起進出街頭與監獄，一世相知相惜。

農組的新秀戰將 1927 年 2 月，在楊逵回臺前半年，文協內部因為社會問題觀、運動路線的左／右翼差異，引發內部矛盾，因而分家。以民族問題為首要關注目標的右翼，另組「臺灣民眾黨」，而以階級問題為主要關懷面向的左翼，則以連溫卿為首，執掌新文協的運動方向。楊逵返臺不久，1927 年 10 月，即成為新文協的會員。然而，楊逵最核心的關懷，仍是農村與農民，最重要的運動戰場，是臺灣農民組合。日本領臺後，標定「農業臺灣 ‧ 工業日本」，發展臺灣糖業，作為殖民地經濟政策的核心。殖民當局建立獨占式、壟斷式的糖業政策，引進日本國內大資本家，廣設大型製糖會社，臺灣農民則淪為會社的雇工或佃農，受盡壓榨與剝削。民間社會流傳一句話，「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正是蔗農處境的傳神寫照。受到一九二○年代世界解放運動浪潮的衝擊，臺灣的農民運動，也在二○年代中期起行了。據總督府官方的統計，在 1927 年年底，農組有 17 個支部，組合員 21,310 名，指導過最多的爭議事件，在當時的臺灣社運團體中，組織規模龐大，活動力、實踐力、組織性、能動量都極為強大。 1927-28 年，農組的全盛期，楊逵初返臺就恭逢其盛。1927 年 12 月 4、5 日，農組在臺中市初音町的「樂舞臺」（今臺中市柳川與中正路交界處），舉行第一次全島代表大會。八方風雨會中州，八百多人擠進樂舞臺，日本勞動農民黨的幹部古屋貞雄律師，日本農民組合中央委員山上武雄，島內的新文協主幹連溫卿等，

回返母鄉──青年社會運動者登場

都來助陣。 12 月 5 日，大會的第二天，才剛返臺三個月的青年楊逵，意氣風發，負責起草大會宣言，當選為 18 位中央委員之一，並經由互選，當選為 5 位中央常務委員之一。會後，楊逵隨即被捕，這是他運動生涯第二度被捕，也是在臺灣故鄉土地上，首度入獄。 1928 年 2 月 3 日，農組在臺中市榮町的本部舉行中央委員會，確認幹部職掌與分工，楊逵負責政治、組織、教育部，葉陶負責婦女部，兩人都列名特別活動隊。1928 年，楊逵活躍於農民運動現場，擔任「竹林爭議」的總指揮。竹林爭議始於 1908 年，直到 1928 年 8 月，才在日本當局軟硬兼施下告一段落。日本領臺之初，透過土地調查、林野調查，將臺灣的田園、山林、原野，每一吋土地，都納入國家管理，並依據調查，進行土地收奪、土地分配。南投竹山、雲林古坑到嘉義竹崎一帶，一萬五千六百多甲的大片竹林，被總督府劃歸國有，準備由三菱企業集團以廉價預約承購。世代居住開墾的居民們，被殖民者以「法律」，編派為「違法」、「占有者」，奪取生存權。1908 年，人民開始請願，爭議延續十多年，在 1925 年達到高峰。 1926 年 9 月，農組嘉義支部成立，在組織的帶領下，農民自覺意識提升，「竹林爭議」的對抗性增強。楊逵就在此時返臺，投入農組，並負責竹林爭議的組織串連、策劃、指揮工作。為了「總有一天，問題能得到解決」，22 歲的楊逵，在竹山、小梅、竹崎一帶的大片竹林間奔走，組織農民。1928 年，一年內，分別在竹山、小梅、朴子、麻豆、新化、中壢等地，遭到六次逮捕。返鄉近一年，都在運動現場奔波，有時路過家鄉，只能過門不入。在新化被捕那次，好不容易回家，卻又成為日警的階下囚，不但讓母親心疼不已，就連長兄也受到牽連，演講會後，被迫辭職，家裡陷入三餐不繼的苦境。楊逵奔走於社會運動，沒有半點收入，支持者的一點支助，僅能維持自己的基本生活，他自慚無法幫助家計，經常省下一些微薄的客運車資與飯錢，「撿個三元五元等要經過鄰近家鄉時順便回去看看父母，把錢偷偷地放在媽媽口袋裡」。楊逵一生都在貧窮、疾病、監獄中煎熬度過，晚年被問及「一生中最成功最快樂的事是什麼」，他的回答竟是小梅這一次被捕經驗。當時，農民組合在嘉義梅山開了一次盛大的農民大會，決議通過一件抗議文，由楊逵執筆，寄給日本總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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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陶 ( 右一 ) 是當時極少數的女性社會運動者之一

理大臣和臺灣總督，他也因而被捕：經過三審而在臺南高等法院開庭，法官唸起訴書時，竟把抗議文中的一句話「日本政府是土匪」也唸出來，引起了熱烈的掌聲。結局，雖被判決拘留七天，但坐滿刑期出獄時，監獄看守卻向獄友們，把我的所作所為大大的捧了一場，說我是替臺灣農民犧牲的義士，還教訓他們好好學我，不要再做盜雞換狗的小偷。這是我們的抗日宣傳活動竟然也在獄卒中發生了影響的實據，也許可以說是一次小小的成功。被拘留，卻成為最快樂的事，只因法官當場宣讀「日本政府是土匪」，只因獄卒的言語相挺，這是社會運動者得其所哉的暢快，也是楊逵獨特的天真浪漫。 1928 年的上半年，楊逵就如此奔走於林野、街頭與監獄。他組織農民、撰寫請願書與抗議文，帶領農民進行演講會與示威遊行，並積極參與其他文化運動。這名安靜瘦削的青年，展現了他內蘊的能動量，如火山般洶湧。 ──節錄自《永不放棄：楊逵的抵抗 ‧ 勞動與寫作》（蔚藍文化，2016） 26

海的女兒「烏雞母」──革命女鬥士葉陶

海的女兒「烏雞母」──革命女鬥士葉陶（文／楊翠）

1905 年，高雄外海旗後小島，一位保正的家中，一個女嬰誕生了，喚名葉陶。人的生命情調可能是由許多種因素調塑而成，比如遺傳基因、時代氛圍、自然空間、人文空間……等等，成長在海浪四面激湧的島上，葉陶天生有著如海一般的敞闊性情，而對自由的熱愛，也似乎成為她生命個體無可抹棄的標記；這樣的生命特質，可能來自她母親爽快豪氣的遺傳因子，也可能來自海洋的薰陶吧！生在中等人家，葉陶自幼有查某嫺隨身侍奉料理生活，同時，為了將這個大女兒教養成有氣質的大家閨秀，個性爽朗的母親也不免承自傳統的價值觀，認為「想隊好尪婿，就要纏小腳」，而要想將小腳纏得「弓纖秀軟」，就非得從腳骨仍然柔軟之際開始著手不可，所以在葉陶還小的時候，母親就著手為她纏足。纏足的痛苦，如人飲水，沒纏過的人是無法體知一二的，日據時期的「天然足會會報」中，有一首「勸解纏足歌」這樣說：「縛腳很痛苦，一個成臭粽，有時爬且控（又抓又摳），險路不允當，甌糟（骯髒）又污穢，臭味滿四處，不識掠做美（當做美），實在癩哥鬼，束到如薑芽，更慘掛腳枷，曲龜若龍蝦，愈洗又愈爬，破皮又成空，即著摻紅丹，五指做一員，即著摻明礬。」「束到如薑芽，更慘掛腳枷」，這種痛苦，稚幼的葉陶是嘗過箇中滋味的，沒有多久，她就用實際行動抗拒這種披上「精緻文化」外衣的野蠻行徑，為了爭取起碼的身體自由，小小的葉陶決定與親權做正面的對抗，並且得到勝利。就這樣，棄揚裹腳布，贏回一雙天然足，成為葉陶這一生中，與結構、與制度對決的一個重要開端。葉陶的父母雖然無法免俗，仍然視纏足為女子有教養的表徵，不過在教育方面，他們倒沒有拘泥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價值裡，他們先讓葉陶到漢學堂讀書，受中國古典經文教育，接著又讓她進入公學校，受日本學制的現代教育。公學校畢業後，葉陶又進入臺南女子公學校附設的教員養習所，接受為期一年的教員職前訓練，結訓之後，她回到母校和平公學校，從課桌站上講壇。這年，葉陶十五歲。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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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歲執起教鞭十五歲，要大不大的女孩葉陶，卻已開始執起教鞭，扮演著替統治威權宣揚、監管的「教員」角色。十五歲的她，對自己的角色意義當然是無法全盤掌握的，更不太可能去精細地思辨自己的民族位置與這個角色之間的矛盾性，所幸公學校是屬於臺灣人念的學校，和平公學校更是葉陶自己的母校，在自己母校的校園裡帶領自己鄉里的子弟成長，在某種層面來說，也有它的快樂吧！海的女兒葉陶，連聲音也是自由奔放，心直口快，嗓門寬亮，所以學生們給她取了個綽號，叫「烏雞母」。「烏雞母」三個字言簡意賅，恰恰是葉陶人格特質的一種白描，可見學生為老師取綽號的興致和天才，可真

1919 年，少女時代的葉陶（中）。

是今昔一脈。從一九二○年代初期開始，臺灣時局有了明顯的轉變，社會主義思潮向島內輸入，本土的社會文化運動逐日勃興，「統治／被統治」的對抗模式與日本接收前期的武力對抗大相逕庭，轉型為思想文化的對抗；那時候的臺灣，好像驚蟄過後的春回大地，百蟲冬眠狀態中甦醒，紛紛朝向陽光蠕動。而「烏雞母」葉陶在公學校的講壇上這一站，也有好幾年了，從青春期到少女期，她識見日廣，思辨日密，對二○年代臺灣特殊的時代氣味也有敏銳的感知。特別是在幾次轉調學校之後，她被調到高雄第三公學校，同事之中有一位叫簡吉的，相當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主導臺灣農民組合的前身──鳳山小作人組合、鳳山農民組合的結成和運作，可以說是臺灣農民運動的先鋒人物；與這樣的人物相熟，那早已融入她血脈當中的「對抗」的因子，也隨之激湧澎湃了。

結識革命伴侶楊逵認識簡吉，加入臺灣農民組合，是葉陶生命歷程的重要轉捩點，從此她與不

海的女兒「烏雞母」──革命女鬥士葉陶

同的強權結構展開久遠的對抗。她從保正家的大千金，變成與日本殖民政府對抗的異端；她從護航威權的教室講壇，走到對抗威權的街頭與監獄；更大的轉變，是她在農組結識了革命伴侶楊逵，兩人攜手走過一長段人生歲月，一起做社運，一起進監牢，也一起受苦歡喜。農組的全盛時期是 1927 年，原本在日本留學的楊逵，就在當年被島內的社運人士徵召回來，投入農組，也迅速地躍居農組菁英幹部之列，同時與早已在農組內鋒芒畢露的葉陶結緣、相戀。 27 年歲末，農組第一回全島大會在臺中市柳川畔的樂舞台舉行，那一場盛會可以說是八方風雨會中州，成為二○年代臺灣社運界的大事。這八方風雨猶仍盡是鬚眉，一向素樸的葉陶在其間極為搶眼，因為當時的女性能夠果敢地走出家庭、走入街頭的，畢竟微乎其微，而葉陶的「出走」，卻似乎未曾經歷太多心靈上的衝折，這或許要歸因到她的原始性格吧！全島大會之後，葉陶名列特別行動隊幹部、婦女部長。28 年，葉陶終於正式結束她近八年的教員生涯，全力投入農組的活動，成為專業的社運員。葉陶是草根型的運動者，她做社運是用腳，而不是用筆；她的運動場是在街頭巷尾，而不是在書房議場。從 27 年到 28 年 6 月之前，是葉陶在農組的活躍期，她南奔北走，展現了驚人的活動力，那時她也不過是二十啷噹歲的女孩而已，卻已經站到臺灣社會文化改造洪流的浪頭上來了，她樸素的身影常在臺灣大鄉小鎮出現，「烏雞母」的洪聲也常在各地響起，革命伴侶楊逵曾經暱稱她是「鱸鰻查某」，說的是她做草根運動時的氣勢，衝鋒陷陣，四界奔走，親像「一隻大鱸鰻」。 28 年農組內鬥，臺灣社運路線分家，葉陶和楊逵雙雙被以「戀愛墮落、從事某種陰謀」為名，剝去所有職務。社運不能是個體戶，總要有組織運作，才能聚合運動力，所以遭農組幹部派除名的葉陶，猶如失去戰場的戰士，於是她與楊逵相偕來到彰化，二○年代人文薈萃的城市。兩人在賴和醫院斜對面的小巷內過著無夫妻之名的同居生活，同時參與中部地區文化協會的活動。在文協的活動當中，葉陶也是出名的硬頸不妥協，曾經在文協第二次全島代表大會時，因為不滿臨監的日本官員任意中止會議，並喝罵粗言，而堅決要該官員取消命令，收回那句粗話，一小步也不肯退讓，因為她認為，臨監官的作為已經強烈污辱與會臺灣人的尊嚴。而同居，在二○年代末期，實在是很前衛的。就在二○年代中期，衛道人士 29

春光關不住｜楊逵紀念專刊

還透過《臺灣日日新報》，嚴厲抨擊戀愛結婚是「野獸苟合」的行為，新派人士則自我護衛說「戀愛是至高無上的道德」，而葉陶這位新女性，就在幾年之後實踐了這種新道德律，這當然是很大膽的。29 年，葉陶和楊逵試婚滿意，決定回到楊逵老家新化結婚，途經臺南文協支部，決定過一夜再走，誰知正好趕上烽火頭，兩人都被日本警察逮捕，手腳銬在一起，服了一段刑，期滿後再補行婚禮；楊逵對這段歷史津津樂道，常常得意地笑稱「還是一次不錯的官費旅行」。婚後兩人先在高雄落居，生活窘困，為了營生，楊逵曾上山砍柴，擔到市場去賣，葉陶也曾設計、縫製童衣，出外擺地攤兜售。當時她已經身懷六甲，大腹便便的社運工作者當起流動攤販來，好在「烏雞母」本來就丹田雄厚，韌力十足，一次在高雄鳳山市場內，因為市場監督以強硬方式取締，惹惱了葉陶，她還挺起大肚腹，與監督拉扯扭打起來。結果是，因為被農組除名而活動量銳減，在《臺灣民報》上久違了的葉陶，再度成為新聞人物，不過，這回的標題是「女鬥士抵敵老監督」！所以葉陶被楊逵封上一個「鱸鰻查某」的名號，實在是名副其實的。

「葉陶兄、楊逵嫂」這已經是 30 年的事了。此後，楊逵寫小說，葉陶生小孩，一連生四個。其實葉陶也喜愛、並且會寫作，不過客觀條件無法允許；一個家只能有一個寫東西的，要不然準餓死。而楊逵內向宜家，葉陶外向愛四處跑，所以在理想的實踐上，宜家的用筆，愛跑的用腳和嘴。對他們而言，這是一種自然的家庭分工，但從當時社會的兩性分工模式來看，他們的分工是比較特異的，所以友人們調侃他們夫妻倆是「葉陶兄、楊逵嫂」，這倒也很貼近他們的生活實況。高雄也只是一個暫時的落腳處而已，其後他們轉居臺中，而臺中竟成為他倆終老的所在。在戰前，他們辦文學雜誌《臺灣新文學》，租地種花，賣花維生。這時候楊逵罹患肺結核，揮兩鋤吐一口血，所以雖然辛苦勞動，家裡的米缸還是常空空如也，外緣很好的葉陶就負責想辦法去張羅生活費，有時朋友也會濟助。這樣的景況一直持續到戰後，生活的擔子葉陶一肩挑，她一面為普羅大眾的尊嚴與資源合理分配請命，一方面自己也從千金小姐成為真真正正的普羅階級，也許這樣的角色位置使她能充分體知普羅的生活苦境吧！她對運動的堅持更因此而從未改變。終戰，這個對臺灣人民意義重大的歷史變動，也帶給葉陶和楊逵很大的期望， 30

海的女兒「烏雞母」──革命女鬥士葉陶

不過，期望的結果卻是極度失望。國府接收臺灣一年之後，再度受到強權政治威壓的臺灣人民唱出了「五天五地」的悲情：「美機轟炸驚天動地，日本投降歡天喜地，貪官污吏花天酒地，警察蠻橫烏天暗地，物價飛漲呼天喚地」，傷心的楊逵因而寫了一篇短文〈為此一年哭〉，而硬頸的葉陶也發現，對抗還未結束，對抗可能升高。

二二八死裡逃生果然，1947 年，二二八事件掀起全島風暴，對所有臺灣住民來說，那年的春天很寒冷，楊逵跟葉陶也被這道冷鋒波及。事件之後，兩人與中部知識菁英共商中部地區的因應行動，中部的

葉陶（右）是草根型的社運者，有驚人的活動力。

二二八對應行動如火如荼展開，但是最後還是不敵國民黨從中國調來的援軍。3 月 9 日，大勢已去，他們知道自己肯定是當局口袋裡要逮捕的人，於是夫妻倆借用中央書局的一輛車，車裡放著一台油印機，一邊出走躲避烽火頭，一邊仍不忘順便下鄉做宣傳工作。這樣一路往南走，有時在農組舊幹部家中歇腳，可是全島風聲鶴唳，他們也怕連累同志，於是沿山線往海岸走，想找機會出海，可惜，海岸線早就嚴密封鎖，夫妻倆滿身風塵，疲憊不堪，心一橫，還是回到家。鄰人看到他們返家，趕去通報，領了十萬元（每人五萬元）賞金，而他們則成為死囚。葉陶是豪氣干雲的，她橫眉冷眼對新的殖民者，她無畏於即將到來的死期，在死牢裡，她歌唱，她不斷歌唱，唱丟丟銅仔，唱恆春調，她也要死囚同伴們一起唱，她讓臺灣的音符武裝自己，還就地開起臨時學堂，教一些青年學生社會主義思想。不錯，就是緣於堅定的社會主義思想，她做了十幾年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運動，她進出日本統治當局的監牢十二次，可是怎麼也想不到會將生命斷送在「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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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手裡，再如何精於思辨，她也找不到一個可以說服自己的合理詮釋。作為一個臺籍社會菁英，葉陶的悲痛與其他菁英是無分軒輊的，他們為臺灣人的尊嚴打拚了這許多年，一個新的外來政權植入，一切盡付流水，船過水無痕，又要重新開始。難道臺灣人的命運就是這樣不斷在悲情中循環，找不到自己的十字座標？葉陶也不免有這樣的悲嘆，然而，命運既來，葉陶是絕不低頭的，她打算挺直頸脖，去迎接這荒謬絕倫的判決。所幸天仍不願亡葉陶，5 月，陳儀正式內調，魏道明接任省主席，二二八犯者非軍人改由司法審判，葉陶與楊逵逃過死劫。

艱困的五○年代其實，有時活下來比死去更痛苦。二二八死裡逃生，白色恐怖就常常來叩門。 1949 年，楊逵因〈和平宣言〉一文，再度鋃鐺入獄，人被抓去之後，當局還不斷派人到家裡強行搜索，有的沒有的都搬走，連一支派克鋼筆也不放過，葉陶見狀，火大起來，大聲喊罵：「人都帶走了，三不五時還要來騷擾，這是什麼道理！」不過，偏生有人不需要道理，他們就是道理。楊逵一關十二年，葉陶把家撐下來，仍然賣花營生。經濟上的艱苦是早就習慣的，而親友走避，溫暖相持的臂膀沒有幾雙，才是真教人傷痛；生死之交死的死、逃的逃，有的在綠島和楊逵作伴，餘下的多視葉陶和她的子女如毒蛇，不敢太親近，這一家人就這樣在五○年代孤獨地活下來，而葉陶承擔了這一切。永不低頭的鬥士葉陶，面對如此處境，自然也未曾低頭，不過年月磨折，遍體鱗傷倒也是逃不掉的，爽朗的烏雞母，固然依舊笑聲雷動，可是眉宇之間所積累的生活滄桑，卻無論如何也掩蓋不住。在島內生活的苦楚，身處離島的楊逵卻無法體知一二，他無時不在編織未來的美夢，他一向愛好心靈的編織，他的心永遠有一塊夢田，插秧是播下希望的種，收成是美夢成真，他總以為插秧收成，存乎自己一心。其實哪知道，他雖然管插秧和收成，但葉陶卻要負責怎麼讓秧苗茁長結穗。1961 年，楊逵從綠島返臺，興沖沖準備實現美夢開闢自己的農園，他認為希望的芽眼一冒出來，花樹青青也就在望了，楊逵既然織夢，於是葉陶就努力為他圓夢。

海的女兒「烏雞母」──革命女鬥士葉陶

大肚山上種花樂幾經轉折，他們來到臺中縣市之交的大肚山上種花。誰相信貧瘠多石的大肚山可以長出鮮花？也許只有楊逵自己相信吧！因為有葉陶，他很樂天。而葉陶是這樣想的：楊逵為了更大的理想（這理想是他們兩人共有的）受苦受辱十二載，他自然有沉溺在自己編織的夢景中

受盡生活滄桑的葉陶（前左），也虔誠地敬起佛陀來了。

的權力，何苦用冷水去潑他熱烘烘的心？於是她習慣性地又負起為他圓夢的責任來了。楊逵自顧自地種花，葉陶擔起販賣的工作，可是產自大肚山的這些花，在商品市場裡是不討好的，而葉陶不僅承受了滯銷的挫折，還要想盡辦法變魔術，怎麼無中生有，帶回一定額度的賣花錢，不使楊逵也有挫折感。禁閉的時代氣候，使得鬥士失

1961 年 5 月，國民政府給了葉陶（前左四）「模範母親」的稱謂。

去舞台，這時候的葉陶只是個賣花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她虔誠敬起佛陀，這位走跳半生的「鱸鰻查某」，現在跟許多信女一樣，在三炷清香中求取心靈的靜穆。這對同是馬克斯主義信仰者的楊逵而言，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的，楊逵一生持無神論，他不能接受曾是自己革命同志的葉陶居然妄想寄情宗教。其實他不明白，他自己不需借力神佛，很大的因素就是來自葉陶；在生活上，葉陶猶如他的媽祖，總是適時縱身入海，拉他上岸。 61 年楊逵返臺，開闢東海花園，70 年葉陶就辭世了。這位豪情女子，晚年淡薄人生，拖著一身病體，苦苦走到終站，頓失媽祖臂膀的楊逵，著實無依起來。那一年，我八歲，記憶中阿媽的臉容總像有著很沉很沉的重量，現在想起來，那種重量是多少年月的沉澱啊！那海的女兒、原始性情開朗樂觀的阿媽，如何會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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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年望之如斂眉愁思的黑面媽祖？檢視她這一生，答案其實很清楚：臺灣這塊悲情土地，一直到她生命的終結，猶未透顯曙光，暖陽什麼時候來，沒有人知道，她跌宕的一生很快可以終了，可是臺灣的悲情何時終了呢？努力了半輩子，理想還是展開翅膀，飛了，這一生，算什麼呢？這一切憂思，無關個體生命的寵辱榮枯，九○年代的今天，我檢視阿媽葉陶的這一生，終於知道了，知道阿媽臉顏之間那沉沉的重量從何而來。 ──收於江文瑜《阿媽的故事》（1995）

愛的結晶

愛的結晶（文／葉陶）

是個亮麗暖和的春日，為了找工作而走累了的素英坐在公園綠蔭下的板上，恍恍惚惚打起盹來。她的臉色蒼白，好像是被北風颯颯打過一樣的皮膚泛著一層蒼涼，而看起來一點也不柔潤的頭髮已經發紅了，更使她顯出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啊，妳不是素英姊嗎？……」被這個聲音叫醒的她，站了起來，張開惺忪的睡眼。她原來是以前學校的女教員，由於不能不把她的薪水拿來奉養父母，乃至於延誤婚期而過著痛苦的生活。其後因為對於社會運動家瑞昌的主義產生共鳴，在兩人談戀愛的當時，短暫地過了一段充滿春日氣氛的日子，想不到由於兩人朝夕廝守，使她失職被撤，而受到了物質上與精神上的種種壓迫，在無法適應打擊的情況下，患了嚴重的神經過敏症。所以一聽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禁不住嚇得站了起來。「啊，是寶珠姊啊……」知道了叫醒自己的人是女子學校時的好友寶珠，素英這才鎮定下來。和她的境遇正好相反的寶珠，是 J 市首屈一指的漁業資本家的千金，後來為了父親帶著陪嫁金二千圓嫁給該市 S 股長。在素英眼中，寶珠該是個不愁吃穿、無憂無慮的人，所以素英想使自己的神經鎮靜下來，專心傾聽久違的寶珠的平穩的故事。可是素英雖然努力要這樣做，她這一生的痛苦卻像被拔了根、掘了葉一樣，神經也就更加受到刺激。儘管心裡克制著不要去想、不要去想，可是家裡的一切不順遂還是浮上腦海來了。 ──丈夫由於參與社會運動，被強制過了好幾年暗無天日的生活，而患了肺結核，不要說普通的食物了，就連藥也沒得吃。為了小孩子營養不良，跑去一再懇求地方的福利委員，從那邊借來施療券，也跑去找醫生，但什麼用也沒有（說什要常吃魚肝啦雞肝啦，連米都買不起了，哪能買得起這些？）到後來雖然有點錢了，可是小孩的眼睛卻已壞掉了，我自己都覺得自己的存在是多餘的，只能和生了病的丈夫這樣一籌莫展地過著日子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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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英回憶起這種種，淚水不禁滾了下來。對這些事一無所知的寶珠，腦海中則描繪著對於素英的戀愛的羨慕，以及她的愛的結晶的世上最可愛的健康的兒子。「這是假的嗎？假的嗎？……」寶珠搖著頭，她認定自己才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而哭了，哭到後來乾脆抱住素英痛哭出聲，素英看到寶珠哭成這個樣子，倒忘了自己的不幸，反而安慰起寶珠來了。「妳怎麼了……不要難過嘛……寶珠姊！」寶珠仍然不停地哭著。從她趴在素英腿上的雙眼流出的淚，滲過素英的長褲，生出了一種溫暖的感覺。「寶珠姊，為什麼要哭成這個樣子呢？嗯？」素英一邊輕搖著寶珠的肩，一邊問她。哭著哭著，雙手完全垂下來的寶珠足足哭了半個小時左右，這才從素英的腿上把頭抬起來，自己擦乾眼淚，拿起粉盒補粧。「妳是為了什麼這樣難過呢？……啊？」素英看著寶珠的臉問她。「我想要有個小孩……」「難道妳不能生育嗎？……」「不是……只不過即使生得出來……不是白痴……就是帶有梅毒……」寶珠說著又泫然欲泣了。素英聽她一說，對於過去有點輕視的寶珠，忽然產生了一種親近的感覺。「妳看這春天暖和的公園真好呢……稍微輕鬆一點怎麼樣呢？」素英把話題引開了。「嗯……」寶珠坐了起來。素英很仔細地從頭到腳端詳寶珠，她從頭髮到腳尖可以說都打扮得非常好看，好像從百貨店的櫥窗中飛出來的模特兒那樣的漂亮，不過就是少了一點精神，她的皮膚蒼白，和自己比較起來，更沒有一點血色。「怎麼了？……妳的臉色好像非常不好呢？……」素英這樣地問。「嗯……妳的公子怎麼樣了？……」寶珠答非所問地問。「在家裡啊。」 36

愛的結晶

「幾個了？……」「一個……」「應該是很可愛的小孩吧……」寶珠帶著幾分感情地說。「也不是……」素英的眼睛有點模糊了。「我想妳公子一定很可愛才是……」「為什麼呢？」「因為……那是你們愛的結晶嘛……」寶珠說著笑了起來，她的笑聲裡帶有著自嘲的成分，接著淚水又掛到臉上了。「並不，一點也不可愛呢……」素英的回答聲中混著嘆息。只是寶珠並沒注意到這種窮苦人家討生活的語意。「啊，真難過！真希望妳能早點明白……」素英說著又嘆了一口氣。對眼前的這個人來說，只要能養個小孩就好，她當然會覺得自己有個愛的結晶的小孩一定很可愛囉……素英這樣想著。「早點明白……誰是不如意的人呢？嗯？」寶珠興致很高地追問著。「不是啦……我的……」素英心慌了起來。「妳的？……妳的愛的結晶？真的嗎？」寶珠好像是不被信賴的人的樣子，急躁地想知道真相地問著。「只是……太壞了……」「怎麼了？……是外面的人搞鬼的嗎？……」「不是啦……什麼人也沒有搞鬼！」「那又怎麼了？……」「孩子眼睛瞎掉了……」「瞎子？……啊……愛的結晶瞎掉了？」「嗯……」「為什麼會變成那個樣子呢？……」「說是缺乏維他命……」「生病了？……」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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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是營養不良的病……」「營養不良的病？……」「嗯……」兩個人都沉默了下來。兩個人從各自不同的立場，一方面對於「愛的結晶」瞎掉了的事惋惜著，一方面則悲哀著自己的遭遇。 ──「愛的結晶」，由於錢的原因而盲目了。理想，由於錢的原因被黑暗吞噬了。這樣的時代真糟糕啊──寶珠這樣想著。「請鼓起精神來吧……祈禱上天！讓妳下一胎愛的結晶是個千里眼……」此刻換成寶珠來安慰素英了。（原文為日文，向陽譯） ──《臺灣新文學月報》第一期（1936 年）

我的教練真嚴厲

我的教練真嚴厲（文／葉陶）

我的教練真嚴厲！每晨六時，就把我喊起，拉到庭院草地。叫我立正，隨著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教我學他比。晨操完了，還要跑步繞草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但他對於自己更嚴厲；每晨總比我早，就起。鍛鍊身體一小時，點燈看書一小時，叫我怎麼能抗議？只好氣喘呼呼，跟在他屁股，跑步繞草地。好多年來，我常常為了腰酸背痛而叫苦；晚上睡不著覺，早晨爬不起。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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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寫信告訴他；他總以為這是「懶惰病」，叫我不服氣。他說：他還會上山砍草，爬樹，跑五千米；從不知道腰酸背痛是何道理。不知道腰酸背痛果然好主意，將近六十還要爬樹，跑五千米，真叫我不能不介意！我擔心他老了不認老，將會帶給我們「悲」！他卻說：他不認老，一定會帶給我們「喜」！我一直不能相信他的作風是對。在腰酸背痛的悲苦下，只好求神托佛，吃素吃藥，求神明的保庇。也可安慰安慰自己。可是結果總還是不能如意。越洋來了好消息！我們的「老園丁」──他抗議了，只好改為我們的「不老園丁」，他要回來哩！果然，他帶給我們的是比從前更好的身體！他說，他有靈藥秘方，卻不要花錢可醫治。這叫我非常歡喜！我問：靈藥秘方，卻不要花錢的…… 在哪裡？他叫我等著。從第二天開始，他每天早晨很早就把我喊起，叫我跟著他做早操，還要跑步繞草地。真叫我氣喘呼呼要累死！我懷疑，他的心變了，不要我了，就是如此如此要把我累死！ ──這簡直是謀殺，我憤恨填胸提出了抗議。但他這個老頑皮。總是笑嘻嘻， 40

我的教練真嚴厲

不讓我逃避！做完了晨操跑步，就獎我香煙一支，你一口我一口，多麼有滋味！我只好忍苦跟他比。也跟他跑步繞草地。一天比一天，身體覺得輕鬆些。如此一星期過去，兩星期過去。我才知道靈藥秘方的意義。我已不再擔心，運動會把人累死。氣喘已經減輕，筋骨輕鬆，舉動如意，就加上晚操半小時。從此夜晚睡得非常甜蜜，早晨可以自動早起。雖說活在世間不只半世紀，銀婚過了好多時，金婚卻還遠得很哩！應該磨練磨練，返老還童好主意！治好懶病，蹦蹦跳跳，重新再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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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喊，「吃飯啦！」外面正在下大雨。「好，我們賽跑去！」說著齊起步；一二一，一二一，……。 ──《聯合報》（1962 年 3 月 6 日）

楊逵 1935 年移居臺中後，在梅枝町一帶（今原

勞動現場

跨國情誼──日本警官入田春彥之死

子街、中正路、五權路、太平路附近）輾轉租地賃居，經營農園，種花維生。陽農園，都經常擠滿人潮。大批青年來到這裡，暢談文學與時事，與楊逵一起勞動，一起排練戲劇，一起編輯《一陽週報》。楊逵的日常生活相當窮困，經常只能買「紙袋米」，但他從不以貧窮為恥。朋友們來訪，家裡有什麼，大家就吃什麼；飯菜不夠，楊逵就叫孩子們到農園摘野菜，熬煮一大鍋「野菜粥」，即使粗茶淡飯，

文學客廳 ×

無論是二戰末期的首陽農園，或者戰後初期的一

即使野菜多於米粒，他都處之泰然，客人們也都大口吃喝，賓主盡歡。「野菜宴」是楊逵待客的盛情，是社會運動者簡樸生活的具現，更是普羅文學家開放書房、敞開心靈，與青年朋友、運動同志既「作夥」又「分享」的精神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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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陽園雜記

一最近，由於剛認識的朋友的好意，我租到了大約三百坪的田地。有一天，一邊以向人借來的鋤頭耕田，一邊發呆，此時，已將近十年沒見面的朋友突然來看我，捐錢給我錢買種子。我利用這筆錢買了水槽、鋤頭與種子。撒好的種子目前已經發芽，正在順暢地成長當中；向它澆水施肥時，我不只一兩次心中充滿了感激。據說，古時伯夷抱著餓死的決心躲在首陽山，採薇而食最後餓死了。不過因為是凡人，所以這種事我做不來，也沒辦法逃避到中央山脈去。過去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迫切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許多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人士正十分活躍，發揮其天分；不遠的將來，可能會出現部長級的人物吧。有人勸我趁現在立定志向，但我卻苦笑了起來。我哪裡有此種才能？我自己認為該做的是，向蔬菜與花朵澆水、施肥，讓它的嫩芽長高。如果蔬菜與花朵遭到蟲害，就將害蟲一隻一隻地捏死，若長出雜草就要除掉，這就是適合我的志向了。當然，這些工作只能在我稍微能自由活動的首陽農園裡做。窮隱處兮窟穴自藏與其隨佞而得志不若從孤竹於首陽 ──東方朔〈嗟伯夷〉我辜負了老人家們的期望沒有功成名就，今後也沒有什麼指望了；又不能如伯夷抱著餓死的決心隱居。我之所以很單純地將此田地稱為首陽農園，大概是因為我無比平凡愚蠢的緣故吧。若伯夷有靈魂，絕不會原諒我這個大笨蛋；不過時代已經變了，因此我一點也不擔心會挨罵。有一段時間，連我也說了一些大話：「文學如何，文化又如何」，但是結果 44

首陽園雜記

還是失敗，只是讓人看見破綻而已。雖然我正一頭栽進遠離文化的生活，但回憶起來，這種傾向似乎並非今天才開始的。對我而言，這種傾向如春夏秋冬一般，週期性地循環；而且這個春夏秋冬就是，抱怨夏天太熱、冬天太冷，怨恨春天與秋天多雨。然而，如炎熱的夏天和寒冷的冬天都有可貴之處，雖然最近連續幾天下著大雨，但我已經習慣從中找到意義，因此老實說我並不沮喪。再說，最近開始種田以後，體重增加了兩公斤之多，所以當然這樣的生活對我沒有壞處。而且我的臉稍微曬黑了，遮住了原來蒼白的臉色。有一天，我向出讓田地給我的老農民如此這般地自吹自擂，他說道：「還早呢。像我們一樣皮膚發著黝黑光澤，連西北雨也會從上面滑落，這樣才算是個真正的農夫啊。」這句話實在讓我感到愉快。為了使我的身體變得強壯，能夠抵抗西北雨甚至北風的侵害，我就立志做去了。

二「楊逵還活著呀？」聽說有些人如此懷疑呢。其實這也是難免的，因為事實上我們這種人的生命是非常脆弱的。目前我的體重雖然增加了一點，但還是會擔心自己的健康狀況，身體較虛弱時，就更加如此了。前幾天傍晚時刻，朋友 G 君匆匆忙忙地過來告訴我，黃朝東君過世已經一個禮拜了；當時我正呆呆地想著事情，不禁大為震驚，一時間失去了精神上的平衡。最近我與黃君見面，大概才只是兩個月以前的事──我與入田君一同去位於八卦山腹的他家，但黃君剛好出去借餵豬的黃豆渣，黃太太撐著生產後才十天左右的身體，拚命地納鞋底，好賺一雙六錢或八錢的工資。等了大約三十分鐘黃君回來了，那時他已經是骨瘦如柴，聲音也沙啞了。雖然一看就知道他不能久留人世，但一想到這點就令我痛苦不堪。這幾年來，認真活下去的朋友，差不多有一打以上、而且幾乎都是二十幾歲到三十幾歲就一個個寂寞地去世；對此我感慨良深。說人生五十年，假如從五十年扣除兩成，應該要活到四十歲才對；而那些青年曾經充滿活力，但他們的最後實在是太違反自然了。從某種角度來看，也許這才是自然的結果，但是這些年輕人的死，還是使我受到強烈的衝擊。去年，楊華君過世後，他太太來我家住了幾天。這時聽她說，楊華君覺悟到他的病快要奪走他生命，加上怕給孩子留下債務，便勉強從病床爬起來，想用一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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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細繩懸樑自盡，但因繩子斷掉沒有做成，便懊惱地哭起來。然而，與我見面時的黃君，雖然身體那麼虛弱，但還沒放棄活下去的希望。他說喝孩子的尿就可以補身體，吃某種藥會稍微舒服一點，甚至勸我也吃那種藥。可是，他也才三十幾歲就去世了。有關《臺灣新文學》方面，我失職的許多地方應該會受到批判。對此，我不辯解。但是，我要告訴大家：老實說，我也與批評我的諸君一樣，對《臺灣新文學》的結束感到悲傷，而且由於將近一年都沒有與外界接觸，自己不知道應該要做什麼事才好。然而，無論如何，我一定要活下去；要使我的身體變得強壯，一點也不受西北雨、北風的影響。這種要求是無法實現的嗎？

三幾乎每天下雨，因此不用澆水，我趁這機會到處去張羅種子，便幾天都沒有去看田地了；忽然發現雜草長得很高，快要超過蔬菜。從今天又要開始除草。即使除掉雜草，它們還是會繼續發芽出來，雜草這種生命力令我驚嘆不已。如果稍

蘊藏豐饒詩情的首陽農園

首陽園雜記

微疏忽，蔬菜與花朵可能會被雜草壓迫，甚至被淹沒。據農業技術家說，植物品種越是優良，生命力越薄弱；在去除生命力頑強的雜草時，我覺得他的話真有道理。聽說農業專家再三研究，培養栽植容易、耐得住任何惡劣環境的頑強品種。就此種種來看，如果我們自認為力量微不足道，那就太不爭氣了。即使我們不願效法野草枉顧他人，兀自盤根錯節、蔓生枝葉的方式，但我認為躲在首陽山裡的人，並非每個都必定餓死，完全要看隱居人的精神狀態而定。被我們祖先趕到中央山脈的原住民，過去不是我們最大的威脅嗎！不管怎麼說，首陽園這小小的世界裡也有豐饒的詩情。由於旁邊連著幾間豬舍，稍微會聞到異味，而且進來的路旁有火葬場，幾乎每天運送屍體來，因此初次來此的人多少會感到不快。雖然如此，耕田、撒種、施水、施肥、除草、以及與老農民閒談時等等，還是感受到豐饒的詩情。可惜的是我不是個詩人，但我從這個小世界裡感受到的詩意，比每天報上登刊的以百計的新詩舊詩還要濃厚。本島才氣洋溢的詩人諸君當中，有誰能夠以這個小世界做題材來創作呢──不過，我要先告訴大家的是，由於花還沒開，而且在火葬場後面賞月稍嫌不夠風雅，因此要吟花詠月是稍微早了一點，令人遺憾。

四挖好糞池，一切整理好之後回家；隔一天早上出門看一下，竟發現朋友資助我買的鋤頭不見了，被偷走了。由於花的種子已經到了，而且還有一些地方要開耕，因此鋤頭被偷走就像折了一隻臂膀。若說我的一生中這是第九次遭到盜竊，認識我的人大概會張大眼睛，大吃一驚吧。不過固然次數多，但像我這種人遭小偷，被偷走的東西也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第一次遭到盜竊的洗禮，是中學的時候，在宿舍裡我的行李箱被割開，朋友剛給我的一個文旦被偷了。第二次是我在東京的時候，有一天我去多摩川游泳，結果放在褲子裡的二、三十錢與褲子一起被偷走。由於錢被拿走無法搭電車，身為馬拉松選手的我，身上只穿著一條內褲就跑回宿舍。第三次是我在高雄的山腳養豬時，被偷了兩隻小豬；這件事對我打擊不小，結果只好放棄了剛開始不久的養豬業。第四次到第八次，在公共浴場我的肥皂、安全刮鬍刀被偷了，木屐被偷了三次之多。第九次被偷的東西就是這次的鋤頭。雖然我一時間氣得要命，但那個小偷竟然非要偷走那個農民都缺不了的鋤頭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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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我想到他當時的心情，換個立場想想，如果是我淪落到非偷一把鋤頭不可的地步；這樣一想，我就一點也不生氣，反而感到悲哀。我不禁想到尚萬近的故事，他偷了一片麵包，卻毀了他的一生。若與偷了幾百萬或幾千萬的大盜比起來，偷一把鋤頭、一片麵包應該不算問題。一個人為了活命，有時連一把鋤頭和一片麵包這種東西都是必要的，而且除了偷以外沒有別的辦法，這才是嚴重的問題。我一旦這麼想，就很快放棄找回那把鋤頭的念頭。當然，我也無法永久借下去，但暫時還有人肯借鋤頭給我，不必非立刻去找回那把鋤頭不可。然而，若這種事以後繼續發生，就像我曾經放棄養豬一樣，這農夫的工作也無法再做下去了。因此，我一定要立刻蓋個小倉庫，比當時的養豬房狹小或簡陋也沒關係，我一定要蓋；若要蓋的話要花多少錢呢？我經常找一位親切的老佃農商量事情，這次也問他的意見，因為在附近他也蓋了自己的小倉庫。我告訴他：由於必要時要住得下一家人，所以要蓋比他的倉庫大一點的，至少要蓋四、五坪大的房子，而且要能防備小偷。他就清楚地幫我估算，竹子要幾根是多少錢，草要幾百斤是多少錢；由於這些錢竟高達我們一個月份的生活費，我就猶豫不決了。但既然世上有人需要我那把爛鋤頭，我也無法和任何人定君子協定，而且連維也納也輕易地掛上了納粹的旌旗；因此我不要再為這種小事頭痛，因為我的問題太小了。（原文為日文，增田政廣譯） ──《臺灣新聞》（1937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2 日）

跨國情誼──日本警官入田春彥之死

跨國情誼──日本警官入田春彥之死（文／楊翠）

自少年以來，楊逵就與貧窮、疾病、地主、資本家、殖民者搏鬥，連他自己都料想不到，在他人生最艱難的時刻，卻是一個日本警官向他伸出援手。入田春彥，1909 年出生於日本九州的宮崎縣，1932 年 3 月派任臺中州巡查，曾調任南投郡與新高郡，1937 年 11 月任臺中警察署巡查，與楊逵往來後不久辭職。入田與楊逵，一個熱情，一個安靜，在首陽園裡，論思想，說文學，彼此都不嫌話多。入田有時也幫忙耕種，楊逵則帶他到臺灣各處，去看望一直支持自己的好友。沒多久，入田就被舉報與楊逵往來密切，思想左傾，1938 年，遭日警逮捕，入獄幾天，日本當局決定將他遣送回國。離台前夕，他託人送信，約楊逵次日凌晨 7 點，到他租屋處見面。楊逵到達時，入田已吞下大量安眠藥：我到達他住處，聽到從房間裡傳出的苦悶的喘氣聲。我立刻明白是什麼一回事，想進去房間，可是下了鎖。從管理的老婆那裡取來另一根鑰匙，跑進房間裡。他已是神智不清的狀態了。好似在夢見什麼，屢次叫了我的長子資崩的名字。遺書有兩封分別寫給我和太太。寫給我的遺書只寫著您瞭解我的心思。致我太太的信寫著，拜託她死後的料理，燒完遺體留下的骨灰請用作花卉肥料。楊逵保留著入田的遺書，即使戰後多次入獄，踩在生死邊緣，也不曾丟棄。在 10×20 的稿紙上，入田寬大飛揚的字體，猶如開枝散葉般。兩封遺書中，給楊逵的是：楊逵先生我想我不說你也明白，已經沒必要再多寫什麼了。這是戰鬥！請不要認為我窩囊。我的內心也存在著太多東西。但是，芥川的虛無成分大概佔了三分，或者更多到四分吧！變成這樣的情況，我有些放任芥川的虛無成分不管也是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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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但是我必須肩負起在戰鬥中火上加油的責任，所以我不希望你將芥川的虛無成分估計過高。給葉陶的是：葉陶女士我認為最能夠俐落為我處理事情的人就是妳，因此我就不客氣地拜託妳了！我想在這個時代有這樣的鬥志也是好的。能夠了解一個士兵身懷炸彈欣然赴死的心情的人，大概也能夠了解我的心情吧！資崩小朋友為我唱「勝利歸來」吧！不知道資崩長到我現在這麼大時，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入田既有左翼思想，又有芥川的虛無情懷，在戰爭語境中，這個關懷臺灣殖民地的日本警官，在戰鬥與反戰之間徘徊，找不到可以安置自身的位置。他對現實世界無能為力，終而選擇死亡，遺言寓寄未來世界。然而，一向相信只有活著才有希望的楊逵，卻無法如此看待入田之死；5 月 11 日，他寫下〈入田君二三事〉：昨天早上已經把入田君的遺骨撿回來，放在這裡。已經把一個人收拾好了。那個高大的男人，現在整個人都收在這個不到一尺立方的木箱裡。說決鬥、談打仗的這個熱情的人，現在化成一堆骨灰塞在這個木箱裡。 …… 如果他活著告訴我這些話，我會給他一記鐵拳，然後哭起來吧。而現在面對著骨灰，我還能怎樣呢？對楊逵而言，選擇死亡，絕非戰鬥。即使氣力放盡，生活只剩負數，也必須以一線精神意志，將灰燼冶煉成火種。「骨灰請用作花卉肥料」的字語，怵目驚心，卻又溫暖動人。事隔一甲子，楊逵也早已辭世，兩份遺書從鐵櫃遺物中出土，未見「骨灰請用作花卉肥料」字語。也許另有未問世遺書，也許，是入田與楊逵夫婦平日言談中說及，楊逵記憶混雜。無論如何，楊逵並未將入田的骨灰灑在花園裡做肥料。日本當局的眼中釘楊 50

跨國情誼──日本警官入田春彥之死

入田春彥（中）在神智不清的狀態下，還屢屢叫著楊逵（右二）長子資崩（右一）的名字。

逵，主持了日本警官入田春彥的告別式，這是多麼荒謬，多麼違和，卻又多麼動人的歷史畫面。這個畫面，停格，銘刻成一則寓言。成為被殖民者，不是楊逵可以決定，但成為反抗者，卻是他的意志可以貫徹；成為日本人，不是入田可以決定，但成為關懷殖民地處境的日本警官，卻是入田作為生命主體，最莊嚴的選擇。楊逵將入田的骨灰罈安置家中奉祀，一面聯繫日本軍方，尋找他九州的家人，但軍方一直沒有回音。戰後，楊逵因撰寫〈和平宣言〉被捕，判刑 12 年，將移送綠島前夕，思及自身命運未卜，深恐故友流徙他方，交代兩個兒子將入田骨灰寄存臺中市寶覺寺（1950 年）。 1961 年，57 歲的楊逵刑滿出獄，仍時時記掛，未能讓故友安返故里。1982 年， 78 歲的楊逵，接受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之邀，赴美訪問，回程繞道，重訪東京，接受日本雜誌訪問時，還拜託媒體，相助協尋入田家人。入田遺骨寄存寶覺寺，長達 48 年，終楊逵有生之年，都未能相送老友返鄉。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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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98 年，距離入田辭世，恰好一甲子，奇蹟發生了。 1997 年，臺灣留學生張季琳，透過日本友人的協助，在《宮崎日日新聞》刊載尋人啟事，次日即有消息進來，來自宮崎縣日向市。失落的故事細節，終於被拼湊牽繫起來。當年，入田自殺後，臺灣總督府警務課發了電報，說他因故死亡，細節一概未提。入田春彥的父親，當年也曾遠赴臺灣，想投靠兒子，父子沒能相見，1935 年病死在臺灣。入田春彥沒能返鄉，外甥女藤江綾子以生平第一份薪水，為舅舅蓋了一座衣物塚。 1999 年 12 月，入田春彥的外甥女及其夫婿，搭機來臺，懷抱他的骨灰罈，引渡返鄉。至此，楊逵與入田春彥，終於可以安眠了。在另一個國度裡，這一高大一瘦小、一熱情一安靜的男子，歡喜重逢，煮酒論文，恐怕將會叨叨絮絮，誰也不肯停止說話吧。楊逵與入田春彥，跨越國族與身分疆界的情誼，既緣於思想背景相近、文學志趣相投，更有生活上的貼近，以及情感紋理的契合。被認為有著一匹狼、孤鳥性格的楊逵，與一名純真熱情的日本人，性命相交，靈魂相照。這是一個真實故事，更有如一則反殖民的寓言。殖民主義，透過製造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深闊疆界，區隔彼此，建構優劣主從。然而，楊逵與入田，卻衝破了這道疆界，無論生前或死後，他們都在一個他們自己創造的，那一處中閾的、無法被政治管轄的時空，握手，言歡，聯袂自由飛翔。 ──節錄自《永不放棄：楊逵的抵抗 ‧ 勞動與寫作》（蔚藍文化，2016）

入田君二三事

肉體上、精神上都已經精疲力盡的現在，我雖然負債纍纍，卻什麼都不想說，什麼都不想寫。這四、五天來，明明很寂寞，卻像某人所說的，連見到人的臉孔都覺得好煩，真是奇怪。很想躲到首陽農園，一個人懶洋洋地躺著，過幾天舒服日子。可是小屋還沒蓋好，所以辦不到。這種奢求不想也罷，但是想到今晚還得為了明天的糧食出門，就覺得厭倦。不過，朋友來了。明天的米有了著落，朋友也剛餵我吃過藥，所以可以睡了。朋友催促說，吃完藥最好躺著休息。好吧。昨天早上已經把入田君的遺骨撿回來，放在這裡。已經把一個人收拾好了。那個高大的男人，現在整個人都收在這個不到一尺立方的木箱裡。說決鬥、談打仗的這個熱情的人，現在化成一堆骨灰塞在這個木箱裡。到 5 月 4 日為止，他總是撐著龐大的身軀，踏著他那獨特的步伐，「卡噠卡噠」地拖著木屐來找資崩，有時一天還來兩次。可是已經永遠見不到他的相貌，聽不到他的木屐聲了。在給葉陶的遺書中，他自負是個懷抱炸彈、慷慨赴義的士兵，結果卻和炸彈一起墜入海裡。炸彈最後沒有爆炸，和他自己一起被大海，被那無邊無際的大海吞噬了。他這種自以為了不起的自負，大概只會驚動在附近徘徊的庸碌魚類吧。說他為什麼不更堅強地活下去，也於事無補了；說自己為什麼沒有像他那樣強健的體魄，也只是傻話。「我想，我不說你也明白。已經沒必要再多寫什麼了。這是戰鬥。請不要認為我窩囊。」在給我的遺書中，他這麼寫著。即使他拚命說他的內在含有芥川那種虛無成分；就我所能理解的程度而言，即使我能像他的遺書所說，完全了解他的一切作為，又有什麼用？如果他活著告訴我這些話，我會給他一記鐵拳，然後哭起來吧。而現在面對著骨灰，我還能怎麼樣呢？總有一天，我要好好想想他這一生的種種。我把這件事也當成我的債務之一。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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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楊逵私交甚篤的日本警察入田春彥

現在從我的肩膀到腰，整個背部都酸痛不已，頭昏腦脹的，所以非稍微休息不可。但是，這回從他服毒到死亡為止，他周遭的一些動態讓我不得不十分關切。不仔細地考慮這個問題不行，因為這就是「人性」的問題，也就是要活得像個人的苦惱。我二哥楊趁服毒身亡的時候也是這樣。總之，品格高超的人的思想多麼受到束縛！品格高超的人一旦受到時代或制度的限制，會變得多麼的卑下！休息一下吧！明天起又要忙首陽農園的工作了。減輕的體重要恢復才行。要除掉掩蓋了花和蔬菜的野草才行，不能讓好不容易才開放的花枯萎。（原文為日文，涂翠花譯） ──《臺灣新聞》（1938 年 5 月 18 日）

野菜宴

野菜宴（文／楊素絹）

誰會忘記那次宴會呢？瓦盆、竹筷、醃醬瓜、野菜粥。抗戰已近尾聲，臺灣同胞日夕盼望勝利的來到。一天，父親興沖沖的從外面進來，對媽說：「陶啊，我已經約好幾個朋友，下個禮拜天來家裡吃飯，你準備一下吧！」哈，天真的理想家的父親，竟然忘了這還是配給米的時代：配給米的米量只夠全家每天吃三餐稀飯，還得摻紅薯塊哩。幾十年的老夫妻啦！媽也深知父親寧折不彎的個性，任何困難別想難得住他。所以，母親嚥下了一般婦人的口頭語：「請客？你發瘋啦！這是什麼時代。」而表同意的點點頭。父親通知了母親一聲，就馬上鑽進書房去啦！不然，賢德如母親，如果知道客人不是數人，而是十倍以上的三十多個時，也要吃驚而考慮拒絕的吧！不過，既然父親已發出口頭的邀請，屆時朋友一定聞風而至，不準備絕對不行的。媽既有這種「醒悟」，就效「巧婦為無米之炊」了。家裡的米是絕對不夠應付的，只能請客人喝稀粥；事實上，如果光是用米煮稀粥，還是不夠喝的，這又不得不動腦筋了。「陶啊，煮菜粥好了。他們城裡人，難得吃幾回，給他們換換味口，嘗嘗鮮也好。」菜粥的滋味真是不錯。可惜的是，正趕上春天菜園子裡青黃不接的時候。煮菜粥最好的莫過於竹筍，其次是絲瓜、瓠子或菜豆。但是，這種天氣哪有那種蔬菜？沒有竹筍是因為自家並無種麻竹的緣故。有的只是剛出土的小小白菜苗，還有割剩下來的幾顆高麗菜。媽把可能摘來吃的菜，都估量一下，還不夠煮一鍋呢。不得已，又到書房裡和爸爸打商量。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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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放下手中的筆，啣著煙斗，聽完了媽的報告，無奈的搔搔頭說：「好吧！我來想辦法。」爸趿著木屐也到花園來了，他轉了一會，就說：「有了。」原來，一場春雨過後，地上的野菜長得很茂密，也很嫩。平常，青黃不接的時候我們也曾吃過，而如今，爸竟然想用野菜饗客了。爸是一家之主，爸的意見媽和我們當然完全服從。於是，在請客的前一天下午，我們幾個孩子全部動員，來個拔野菜競賽啦！有刺莧有狗尿菜、刺壳菜，還有不知名的菜。年幼的我，被刺莧的刺扎得淚水直流。主食的問題解決了，佐飯的菜倒也簡單。菜粥一向不講究菜的，最佳的下粥菜就是醬瓜，而醬瓜、醬薑自家醃得有。這是什麼都配給的時代，不僅茶米油鹽糖，連碗也是配給的。其次，成問題的是碗筷。我們家住鄉下，旁邊沒幾戶人家，何況，鄉下人用的碗都是又黑又粗的陶器，破裂了，還想辦法找人補一補，誰家也沒有多餘的碗可借。那時，有沒有人成套出租碗筷我不清楚；不過，就是有的話，怕也租不起。有飯無菜還好將就，乾飯的話還有做飯糰的變通辦法，可是吃稀飯無碗這問題可大啦！反正難題都留給爸解決。於是，爸又叨著煙斗，在花園裡踱方步啦！說也奇怪，那不會說話的花木，卻常常帶給他解決問題的靈感。於是，他往花棚下一蹲，就大聲的對在廚房裡的媽叫道：「陶啊！碗有啦！」「碗在哪裡？」媽連忙跳起來問道。「就在這裡。」爸指著面前花架下的一疊燒成紅黃色的瓦盆說（最小號的花盆）：「窮則變，變則通。」每個花盆下面都有一個漏水的小孔。爸先令我們把花盆刷淨（最少刷二十次），然後，爸和大哥二哥和了些水泥，把洞糊起來。飯碗的問題又解決了。有碗無筷倒簡單，砍倒一根刺竹，鋸成等長的段，再劈開，用刀子刮或用砂紙磨就行。倒也沒人為筷子的事煩惱。那偉大的一天終於到來。叔伯們、嬸嬸們紛紛來到我家。媽和他們寒喧了一陣，就下廚房忙去了。一會兒，開會用的長條桌子擺上，筷子也按著人數排好。醬菜也一碟一碟等距離的擺在桌上。然後，由當主人的父親簡單的致歡迎詞和開場白。裡面有幾句談到：菜飯雖不好，卻可以更使我們體會到「菜根香」的意味。客人也報以熱烈 56

野菜宴

楊逵為籌備排演〈怒吼吧！中國〉話劇，而邀一大群人來家中饗野菜粥。

的掌聲。可是，當他們目睹我們用小盆盛稀飯時，不由得都瞪大了眼睛。父親一再保證，花盆代碗是不得已；不過，絕對保證衛生時，有幾個豪爽膽大的叔伯們才咂了一口粥。而那些愛嬌的美麗姑姑嬸嬸們，一向使用慣了潔白的高級瓷器，連粗點的陶碗都嫌髒而不耐使用，何況是瓦花盆呢。她們簡直不知道該如何把她們塗著口紅的幼嫩的口唇去湊近這麼粗糙的瓦盆的邊緣。不過，在父親一再催請之下，也皺著眉頭輕啟櫻唇，啜了一口。五分鐘後，呼嚕呼嚕的喝粥聲，就此起彼落了。尺八大的飯鍋，不知道端出幾大飯鍋一下又光了。於是，大哥連忙通報在廚房裡忙碌著的媽媽，又馬上淘米下鍋。宴會完後，大家都吃得滿頭熱汗。有一個叔叔還說：「我吃了五碗，還不過癮，要不是肚子抗議，還可以再幹它三大碗。」姑姑嬸嬸們，也揚棄了她們故作的矜持，跑到廚房裡探聽母親菜粥裡放的都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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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哪些作料，為什麼那麼甜又那麼香。那次的宴會，雖然沒有好菜，也沒有好酒，卻也以詩當酒、以歌當菜，大家盡歡而散。不知道當年參加野菜宴的叔伯們還有幾人記得？但卻給年幼的我留下了一個永恆美好的記憶。每當我頹唐時，一想起那次的宴會，我就會由衷的覺得歡欣、鼓舞。人生不必太富足、太順利，但求有幾個美好的記憶也值回票價。不過，豁達大度的父親，如今要再開同樣的一次野菜宴，怕也覺得寒酸吧！ ──《新生報》（1969 年 1 月 21 日）

戰後初期，臺灣住民脫離日本殖民統治，才剛滿心歡喜，就因身陷另一個威權體制而痛心失望。當此時刻，像楊逵這樣的知識分子，只有選擇持續戰鬥。政治上，他組織「臺灣解放委員會」，欲直接參與政治改造；組織「新生活促進隊」，帶領臺中市民清理街道；參與「臺灣評論社」，與同志結盟，多方施力。文化方面，他則發行《文化交流》和《一陽週報》等，積極創作，批判政治現實。 1949 年，楊逵與跨省籍文化界友人，因憂慮時政，對國府的貪腐和威權體制不滿，共組「文化界聯

戰後初期至和平宣言

篇名

誼會」，想集合文化界的力量，訴求政治改革，並起草〈和平宣言〉。〈和平宣言〉確非楊逵一人所寫，而是集合各方意見；以他當時的中文能力，也尚無法如此流暢表達。然而這和平的訴求，卻招致罪名，楊逵挺直走進黑獄。他日後曾經自嘲：「領過全世界最高的稿費。」才六百多字，就換來國家「養他十二年」的牢獄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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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一年哭

在此一年間，我們做些什麼呢？記得去年的今天，我聽著日皇投降的電訊，感動到汗流身顫。是覺著我們解放了，束縛我們的鐵鎖打斷了，我們都可以自由的生活。我相信我們心未死，有所為，很多的朋友都說：我們要同心協力建設一個好好的新臺灣，但是結局如何呢？很多的青年在叫失業苦，很多的老百姓在吃「豬母乳」炒菜脯，死不死生無路，貪官污吏拉不盡，奸商倚勢欺良民，是非都顛倒，惡毒在橫行，這成一個什麼世界呢？說幾句老實話，寫幾個正經字卻要受種種的威脅，打碎了舊枷鎖，又有了新鐵鍊。結局時間是白過了，但是回顧這一年間的無為坐食，總要覺著慚愧，不覺的哭起來，哭民國不民主，哭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未得到保障。哭寶貴的一年白費了。朋友罵我太懦怯，他說民主是要老百姓大家去爭取的，聽來不錯，於是，拭了眼淚寫著備忘錄：「自今天起天天是爭取民主日，今年是爭取民主年。」我堅決的想，不要再哭了。 ──《新知識》創刊號（1946 年 8 月）

二 ‧ 二七慘案真因──臺灣省民之哀訴

我們雖不能盡詳，但日常目睹耳聽的，也可以編一大冊的「新官場現形記」了。例如搭車聽戲不買票，買物不付錢，收條要多寫，報銷要浮報，薪金要扣留，付款要折扣，手續要賄賂，其他盜賣儀器，流用公款，橫領國幣，私造公文，偽造私印，賣官賣吏，牽親引戚，懶惰虛榮，到處吐痰，知法犯法，朝令暮改，反來覆去，操縱物價，密搬物資，殺傷良民。如果還說這不是事實，我們要請各位大官小吏，摸摸良心。如無良心，請看報紙（但是報紙僅是一端），假如這還不能滿意，我們也可以舉幾個例。專賣局和貿易局的鉅大舞弊（局長以下至小吏）究竟如何？糧食局對於供出米有沒有清算？周民政處長一鴞向臺中縣索款一百四十萬元是什麼名目？范教育處長壽康由印刷教科書的出版社而得的鉅款是不是紅利？小的如臺中前臺中憲兵隊長程仲和之揩油敲詐，臺中縣陳督察長傳風的結婚請帖之多，臺中市吳秘書的日產舞弊案。其他接收機關有幾個清清白白地辦理呢？至於小兵小警的殺傷案件，共出聘金娶公妾的事實，一面盜賣公物一面託同事逮捕買某公物的商人，以盜買公物而來揩油的例。真令人不耐其煩了。這樣匪類行為，難道陳長官都不知道嗎？如此臺胞怎能忍耐呢？如此政府還可以容許嗎？我們認為這都是國賊漢奸行為。這次民眾的義舉，並非要反抗國民政府，也不是要離叛祖國，更不想要做哪一國的殖民地。正是要捉奸拿賊而已。國賊一日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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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國政一日不明，漢奸一日不除，國情一日不安。我們知道兄弟鬩牆之不利，以血洗血之不該，但事已進了不得已的地步了。民眾的熱血，一片的愛國心，使民眾坐也不能坐了。然而臺中縣市的貪官污吏們一看民眾的怒吼便不打自招地逃亡而清了。這是他們承認自己的罪惡的象徵，並沒有收拾時局的表明。過去既是無能無策無信無義的政府，將來如果沒有拔本塞源地改革，恐沒有光明的一天了。為此要防止腐敗政府的再出現，徹底要求立即施行憲政，實行省縣市長的民選，擁護基本人權。到現在政府仍然迷誤不醒，把二 ‧ 二七慘案稱為二 ‧ 二八事件，並說是暴動，要做外國的殖民地，而掩飾其罪禍，一切的責任還要推諉於臺胞。其惡辣的手段，真令人不禁怒髮衝冠。民眾的行動純出於愛國心以外並無他意。我們看祖國的現狀，觀世界的動態，視臺灣的退步，不能偷安了。六百萬臺胞不崛便罷，一崛起不見光明決不肯放鬆，懇請全國同胞體察體察。中華民國萬歲。臺灣省萬歲。 ──《自由日報》（1947 年 3 月 9 日）

從速編成下鄉工作隊

因臺中市民起義，掃蕩貪官污吏奸獰惡霸而鬥爭，義民四起，踴躍馳援，員林隊、彰化隊、豐原隊、埔里隊、大甲隊等，均已趕到參加戰列。這樣實情可以看出普遍人民已經不能再忍下去了。另有消息可以相信其他各地也在陸續編隊以待，我們雖需要集中勢力，但過度集中於一據點者，在工作上有點不利，自今天起，我們需要組織下鄉工作隊，到鄉鎮去從事宣傳，組織與訓練工作，這樣去做我們才能保持無盡的預備軍，才可以展開高度普遍工作，發揮我們的力量。我們不得安逸的想，為爭取民主與自由，我們需要保持到底，這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我們要覺悟，這是相當艱苦而需要長久時間的工作。因此，我們要保持並且擴大有生力量，在這觀點，快快擴大我們的工作普遍到鄉村去是當前的急務。以下列開幾個辦法以資參考。但這是原則，當然不得適用於一切場合，在情勢不同的情況下，是要有伸縮性的。第一，在市民控制下的都市，隨時要從事統一工作。我們有點弊病，就是你一黨我一派，個人的思想雖不得輕易改變，但，在此爭取民主與自由，在此爭取以自由無限制普選而產生自治政權這階段，除貪官污吏奸獰惡霸之反對派以外，是可以擴大統一戰線的。在此階段，我們需要包容各界（學、工、農、商、婦女、文化各界），而且也要包容無黨派，擴大民主統一戰線。第二，下鄉工作隊可以三人至五人為一組，分發各區，在地聯合當地智識分子，進步而有熱血的青年，開始宣傳、組織、訓練工作。進而與鄉鎮公所與警察合作，推行自由無限制的選舉，產生鄉鎮區自治。第三，在此工作第一的對象，就是鄉鎮中堅青年，以十人為一小隊，五小隊為一中隊，二中隊以上為一大隊，這可以叫做鄉民或鎮民保衛隊，而保衛隊需要準備隨時可以趕到他鄉鎮以至都市去應援。但，平時需要協助農家生產或是合作生產，以圖自食其力。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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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二的對象就是以鄰里或是村鄉鎮為基礎地域的自衛團，這自衛團，原則上不移動，只要自衛自己的鄰里，或是村鎮。這鄰里或村鎮需要附屬合作工作或是相互工作，以增加生產與防衛。第五，第三就是婦女、工人、學生、教員等各界的組織，進而取得各界可以聯合起來，互相幫助，互相看顧。這樣的切實做到，我們才能爭取勝利和確保勝利，再來就是民主自由的光明大道！以上是臺中民主鬥士眼前的急務，也是得到控制了各都市的民主鬥士都要趕快切實去做的工作。各鄉鎮的民主鬥士未曾得到都市派來的工作者的幫助，也必立刻即與都市取得聯絡，普遍地開始工作。 ──《自由日報》（1947 年 3 月 9 日）

和平宣言

陳誠主席在就任的記者招待會宣布：以人民的意志為意志，以人民的利益為利益。這是我們認為正確的。但是人民的意志是什麼呢？需要從人民心坎找出的，不能憑主觀決定。據吾人所悉，現在國內戰亂已經臨到和平的重要關頭，臺灣雖然比較任何省分安定，沒有戰、亦沒有亂，但誰都在關心著這局面的發展。究其原因，就是深恐戰亂蔓延到這塊乾淨土，使其不被捲入戰亂，好好的保持元氣，從事復興。我們相信臺灣可能成為一個和平建設的示範區。可是和平建設不是輕易可以獲致的，需要大家協力推進：第一、請社會各方面一致協力消滅所謂獨立以及託管的一切企圖，避免類似「二二八」事件重演；第二、請政府從速準備還政於民，確切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思想、信仰的自由；第三、請政府釋放一切政治犯，停止政治性的捕人，保證各黨派依政黨政治的常軌公開活動，共謀和平建設，不要逼他們走上梁山；第四、增加生產，合理分配，打破經濟上不平等的畸形現象；第五、遵照國父遺教，由下而上實施地方自治。為使人民意志不被包辦，各地公正人士需要從速組織地方自治促進會、人權保證委員會、動員廣大人民，監視不法行為與整肅不法分子。我們相信，以臺灣文化界的理性結合，人民的愛國熱情，就可以泯滅省內省外無謂的隔閡。我們更相信，省內省外文化界的開誠合作，才得保持這片乾淨土，使臺灣建設上軌，成個樂園。因此，我們希望，不要再用武裝來刺激臺灣民心，造成威懼局面，把此比較安定乾淨土因戰亂而毀滅。我們的口號是：（一）清白的文化工作者一致團結起來！（二）呼籲社會各方為人民的利益共同奮鬥。（三）防止任何戰爭波及本省。（四）監督政府還政於民，和平建國！ ──上海《大公報》（1949 年 1 月 21 日）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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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前後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之後，我把「首陽農場」改名為「一陽農場」，並且辦了一份《一陽週報》，來慶祝臺灣光復，從此我們可以站出來自己和平建國。不過，這段時間搞得亂七八糟，引起二二八事變。當時群眾基礎極強，不是幾個領袖可以搞出來，而是自動自發的。臺共當時剛剛開始向學生及工人發展左派組織，一點力量都沒有；到二二八發生，就把過去被日軍抓去當軍伕的返臺人士，發展成武裝組織，跑入山上，但勢力極其薄弱。 1947 年二二八事變在臺北剛發生時，我在臺中發出明信片大小的傳單，抗議二二八暴行。當時也沒同「臺中人民大會」交涉，就把它的名字印上去。次日清晨，就到大街小巷散發出去，連議員們也弄不清是怎麼回事。大家湧到臺中戲院開會，也不用排節目，就紛紛上台發揮。只消幾個鐘頭就把臺中的憲兵和軍隊武裝解除，這個情形維持了四、五天。當時臺中有一份《和平日報》，是國民黨辦的，不過編輯比較進步。我在該報主編副刊「新文學」。二二八發生時，外省人都不敢出來，我就把他們安排去一家旅館保護，自己跑去工廠和工人印號外，報導開會及遊行的消息。那段時間，臺中組織處理委員會派我負責組織部，隨時印傳單，過去由國民黨控制的農會、工會和學生會，很快地都自治了。

對二二八情勢估計在處理委員會控制臺中好幾天時，臺共負責人蔡孝乾來找我。他對局勢很有把握，要辦人民日報，並要我負責。我說這是不可能的，臺中局勢維持不了多久，一旦國民黨大軍開來，烏合之眾隨即會散去。因此我建議辦流動性的週刊或半月刊，組織的基礎可做通訊員和傳播員；此外我認為，大家集中在市中心雖熱鬧，卻一點意思也沒有，一旦軍隊開來，大家就會散掉，因此寫了一篇文章〈從速組織下鄉工作隊〉，呼籲大家到鄉下去，擴大控制面。我把這篇未署名文章交給一位在《自由日報》任職的朋友。由於記者缺乏經驗，就將該文署我的名字登出來。 66

二二八事件前後

才出版一期的《文化交流》，是以陳庭詩的版畫為封面。

〈從速……〉一文刊出後，孝乾並不贊同，他說，國民黨的軍隊已被接收，改成「二七部隊」，為什麼不能辦日報。我認為大陸地闊有可能，臺灣太小不可能。孝乾說，如果不可能辦日報，就去山上組織游擊部隊。我說，臺灣環境也不允許，兩人講話不投機。沒兩天，國民黨軍隊開來，大家散光光，我也逃了。起初我不想離開臺灣，還想大家一起做些事。孝乾有一個小組織做通訊員，與我聯絡。我在逃亡時，身上帶著油印機和蠟紙，有一位朋友當司機帶我到處跑。這時，謝雪紅他們很快就離開臺灣。到我想走時，海邊已加強戒備。我從鹿港跑了一圈找船，但封鎖很厲害，不能出去，只好又轉回來。

報紙罪證神秘註銷 4 月中，我和（太太）葉陶回到家中。晚上就有人去通風報訊（可拿獎金十萬）。半夜即被抓走，關在二七部隊裡。那時，國民黨已占領軍營，控制了二七部隊。關在那兒的人很多，內定要槍斃十七人，我和葉陶都在名單內。執刑前一天，換魏道明當臺灣省主席，他改變過去白崇禧的處理方向，採用安撫政策，結果救了十六條命，只槍斃了一個。當時，有一個法官叫我去問，那張刊登〈從速……〉文章的《自由日報》赫然擺在桌上，旁邊放了電擊的東西，叫我坦白講。我想報紙既然在上面，註定沒命了，勿需再講。他怎麼問我都不應。最後他說，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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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想看，不然就要電，隨即離去。這位法官後來去我家把賴和未發表的原稿，和才出一期的《文化交流》雜誌全都拿去。法官就從此失蹤。我猜他可能逃去大陸。之後，我被調到臺北許多單位，都沒有人問及《自由日報》這件事。這份報紙可能給法官毀了，使我罪名減輕。以後我聽人講，調查局有一個人比較開明，是我朋友的好朋友，二二八之前就來到臺中。二二八時開始抓人，他只抓走私和經濟犯，其他人都不動。有一天，我的朋友帶他來看我，我把〈送報伕〉送給他。過幾天，另一位朋友請客，我們都被邀。他看到我就跑出來告訴我，〈送報伕〉一文令他流淚。又聽人說，這個調查局的人與那位失蹤的法官有接頭，並把我的〈送報伕〉給失蹤的法官看。我和葉陶被送到臺北情報處去關。早期關在那裡的人，終日眼睛都被蒙起來，讓關在一起的人不能互相認識，連審問和吃飯時，也是蒙著眼睛的。我們去時，才剛解除。那裡難友說，王白淵早些時候也關在這兒，他每天念著楊逵怎麼還沒來。他想，這件事我是一定逃不掉的。我關在那時，他已被移到他處去關。我們剛到時是 4 月，開始漸漸放人，到了 7、8 月時已沒剩多少人，房間空出不少。看守的人把我和葉陶另外關在一間。我們可以看古典小說、《水滸傳》，9 月即出獄！釋放時，獄方跟我講，以後如果在文化界工作，可與臺灣指揮部參謀商量。出獄後，我開始印一些書，像魯迅、沈從文、老舍等作品的中日文對照本。付印前，有一位少尉來找我。他說他曾在東北辦雜誌，對文化事業很關心，當場脫下金戒指給我去印書。但是錢仍不夠，我叫他再等等。後來，臺北有一位朋友支持，支付所有發行資金，才發行《臺灣文學》叢刊。當時通貨膨脹已經非常厲害，四萬塊舊臺幣換一塊新臺幣，一本薄薄的書就要一、兩千元。

「和平宣言」的陰影 1948 年《力行報》找我去編副刊「新文藝」。《新生報》和其他文化界的人士也常常來找我。文化界人士有感於二二八後常發生衝突（雖然很多臺灣人遭到士兵修理，但是一般外省人處境都很危險，連外省的文化人士也遭民眾修理），所以組織了文化界聯誼會來溝通文化界，從而影響民眾，以彌補鴻溝。朋友們叫我起草「和平宣言」。1949 年，一千餘字的宣言寫好，即油印二十幾份，寄給關心的朋友，他們都是外省人。這時，《大公報》特派員去《新生報》找副刊「橋」的主編歌雷，在那看到「和平宣言」草案，頗感興趣，隨即把「和平宣言」當作 68

二二八事件前後

消息在《大公報》上報導出來。那時，共產黨已攻入北京，國民黨派去和談的張治中、邵力子也一去不返，南京政府任命陳誠做臺灣省主席。陳誠在赴任途中，路經上海，有記者問他關於「和平宣言」的問題。待陳誠抵達臺灣開記者招待會時，就對記者說，臺中有共產黨的第五縱隊，並說要把這種人送去填海。我見到這個消息，心裡就有警覺，知道這是針對我而講的。同年（1949 年）4 月 6 日，師範學院學生騎腳

歌雷所畫的楊逵漫畫像

踏車經過派出所，被警察抓去修理。學生當即群集派出所前示威。同一天，我就被抓。在這之前，《新生報》副刊「橋」想搭一座橋，來溝通本省及外省人民，意思和我的相仿。主編歌雷很多事找我商量，到處開座談會、演講會，把我抓去當主席。由於我不會講中文，由一位從日本回到臺大的外省人做翻譯。這些座談在文化界的反應相當好。我們也常去師範學院座談演講。我猜他們認為，師範學院發生此事，可能與我有關，所以就在同一天逮捕了我。

米上校的陪審與槍斃歌雷的叔叔是參謀長，所以歌雷一個人很快地就被放出來。剩下我和《新生報》臺中地區負責人鍾平山。此外，《力行報》從社長到工友通通被抓。剛才講的那位在東北辦過雜誌的少尉也被抓去。抓這麼多人，可能是想看看我們與師範學院和《力行報》有無組織關係。我被送去陽明山警務招待會疲勞審問。吃飯吃過就開始問，幾個輪流問到天亮，持續了五、六天，晚上電燈通明，也不讓你睡覺。在疲勞審問期間，警備總部派一上校陪審。我因為幾天未睡極沒有精神，在陽明山旅館看後面的樹，半睡半醒。這位上校從後面拍我，講了一句很怪的話：「你有印度甘地的風格！」然後就講些沒關緊要的事，他手裡拿了一本劉少奇的《組織問題》。過一段時間，我被送去軍法處。有兩個朋友從保密局送到軍法處，與我關在一起。他們問我認不認識姓米的，又說這個人就是陪審的那位上校，米上校和我的兩位朋友一起關在保密局。他託這兩位朋友傳話，遇到我時向我問好，並說他將被槍斃。審問後，發現事實上我只有辦演講、在《力行報》編副刊，並沒有組織關係，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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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不久就開始放人，只有《新生報》臺中負責人鍾平山因贊成我寫「和平宣言」，被判十年，我被判十二年。這個案子由軍事審判，不能請律師，也是秘密的，像古時縣官判刑，隨便問問就判。在場只有一個法官、檢察官、書記官和警衛，如此而已。判完，就送去臺北監獄，等期坐船送去火燒島（綠島）。

轉信事件不了了之有一段時間，我被送到情報處。對面的牢房有人叫我。我一看，原來是在嘉義鐵路局機關庫的火車駕駛員。他告訴我，在二二八楊逵次子楊建，以楊逵、葉陶的白色恐怖補償金建造家族墓園，並刻上楊逵的「和平宣言」來作為墓誌銘。

期間，火車全都停駛。當時應張志忠之求，他特別開火車要交一封信

給我，由我轉交給蔡孝乾。當時他負責攻占嘉義飛機場，由於情勢不利，因此寫信向蔡孝乾呼援，希望從臺中開飛機去嘉義助陣。這個事件，我過去並不知道，也沒有人提出過。這件事非常嚴重，我看是過不了關了。後來，情報處叫我去審問，問到我這個問題，由於證據確切，我不能辯解，因此不予作答。奇怪的是，這件事情普通都會刑求，他卻給我紙和筆，和氣地叫我回去牢中慢慢想，寫出來。我想，這與蔡孝乾的關係，以及代轉信給蔡孝乾的問題，都需要有一個交代，不然是過不了關的。蔡孝乾與我是在文化協會上認識的。不久，他就去大陸，加入共產黨，參加了延安二萬五千里長征，後來派他來臺做臺灣工作委員會負責人。孝乾在臺灣是做地下工作，我不是共產黨員，是公開的，我們互相稍微知道一點點，但並不知道他的實在情形，因為我公開，隨時會被抓，因此他有事也不讓我知道。當時我就寫孝乾與我是在文化協會認識，以後他去大陸我就不知道了；二二八時，他來 70

二二八事件前後

找我，因為他在大陸從事文化工作，回臺看到我從事臺灣文化工作，所以找我在文化工作方面合作，搞一個報紙，要我負責，我認為在動亂中不可能辦日報而拒絕。此外火車駕駛員遞信，是有其事，不過信的內容是什麼我不知道。我寫好自白書後，審問我的人拿去也不問，就沒事了，最後被送去火燒島。這件事與〈從速組織下鄉工作隊〉一文同樣，我受到保護，我想，那時他們裡面這樣的人很多。

獄卒的特別照顧再講回 1949 年 4 月 6 號我被抓。由於此案是因為我寫「和平宣言」，與葉陶沒有關係，所以葉陶先回去。過了三、四個月以後，基隆中學發生「光明報事件」。鍾理和的同父異母哥哥鍾浩東是該校的校長，因印「光明報」被抓。同時也抓了林正享。林正享被刑求很厲害，亂供葉陶是「光明報」的臺中負責人，於是葉陶再度被捕，也關在軍法處牢中。牢房兩排相對，中間有一塊空地，可以看到對面牢房。一位看守衛兵對我十分客氣，普通喊犯人時是叫號碼的，他卻叫我楊先生。此外犯人每天早上只有一杯水漱口洗臉，前後僅兩、三分鐘，不能洗澡。可是在下午沒人管時，他會打開門叫我去浴室洗澡半個小時。待我洗完，他就開門讓我去葉陶那邊講話；倘若有別人來，他就敲響鑰匙警告，我趕快跑回自己的牢房。我至今仍不了解為什麼這位衛兵對我特別好，是不是他上面有人叫他這麼做？葉陶在軍法處牢裡住了四個月，由於缺乏證據，所以被放。當時老大資崩十七歲，不只要做工扶養弟妹，而且每隔一、兩個星期就要跑臺北一趟，給我送東西。當時很多人都找不到自己親人被關的下落，資崩卻有辦法找到我囚禁的地方，而且還幫別人找到親友囚處。我從臺中換到臺北去關時，是坐火車二等車廂。孩子們為了省錢，只能坐三等車廂。資崩找楊基先幫忙，才得以換成二等車廂，跟我坐在一起，這是資崩有辦法的地方。楊基先是一位律師，在日治時代第一次臺共審判事件中，他義務替臺共辯護。在我入獄後，葉陶種花，初期未有收入，連孩子們的學費都籌不出來，都靠楊基先照顧，為孩子付學費。後來楊基先競選臺中第一屆市長時，葉陶和資崩都去幫忙。在競選宣傳時，警察專找麻煩，助選員都跑掉，只有資崩留下來坐鎮照顧競選事務所。後來楊基先當選第一屆臺中市市長，那時我已去火燒島，遇到市政府剪樹，楊基先叫資崩去做，對於孩子們極其照顧。我返回本島時，他在經營果園，不久癌症去世。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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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燒島的「同學」在火燒島時，政治犯中前前後後大概有十個醫生，像呂水閣、胡金鑫、胡寶珍、王荊樹和「阿斯匹靈」等。他們就在火燒島醫務室替同學看病。「阿斯匹靈」叫什麼名字，我已記不得。當時在火燒島，藥真少。遇到感冒、肚子痛、頭痛時，這位從西螺去的醫生就開阿斯匹靈，反正治什麼都用阿斯匹靈，所以大家叫他阿斯匹靈。這些醫生，為火燒島的同學貢獻不小。呂水閣出獄，幫了不少人。那時有一個在國防醫學院就讀、尚未畢業就被抓去火燒島的青年，返臺後找不到事做，呂水閣就叫這個青年去他那裡做醫務。我們剛弄東海花園時沒錢，呂水閣經常寄來三千、五千，資崩創業時，也向他無息貸款五萬元，等資崩賣掉大地皮，換成小地皮時，才償還這筆借款。幾年後，呂水閣患急性肝炎，病情非常危險，就醫後並未完全治好，來美探望女兒，返臺後診斷得了腸癌。醫生開刀發現，病情已不可收拾，癌腸未割就重新縫上。不久呂水閣即去逝。（楊逵口述／何日旬錄音整理） ──《臺灣與世界》第二十一期（1985 年 5 月）

楊逵在綠島監獄的生活，獄方所規定的勞動與學習當然都不能免除。但是，他每每能從被禁錮的空間和被控管的時間中，找出一點點縫隙，用來鍛鍊身體、閱讀寫作，形成他獨特的綠島生活方式。綠島監獄的勞動工作，考驗著受刑人的體力和意志，卻一點都難不倒楊逵。在綠島期間，他被派去管理菜園，而這正是他最喜歡、最適性的工作。通過勞動，以及對「綠蔭」的渴求，他的身體與心靈都長出

火燒島生活進行曲

篇名

翅膀，一如他獄中作品〈春光關不住〉的隱喻，鐵窗與石塊都無法禁錮想要飛翔的靈魂。綠島時期的楊逵，持續創作，數量可觀，議題多元。他記錄勞動生活，創作「街頭劇」，大量采集民間歌謠、諺語、故事等，更默默寫了好幾萬字的家書，雖然都無法寄出，有如獨白，但卻銘刻著缺席父親的溫柔心語。楊逵的性情溫和安靜，但又堅定不移。他的反抗從來都不是暴虎馮河的衝動型，而是理性穩重的思考型。即使被囚禁在綠島，他仍一如既往，以高度意志力，勞動、運動、閱讀、寫作，堅持等到出獄的那一日，等到可以再出發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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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丁日記

╳月╳日隊上決定在曬衣場做一個花圃，我們四個人自願當園丁。這工作大家都覺得非常有趣，幹得很起勁。滿是瓦片石頭的這一塊地，經過兩天早晚整理之後，好看得多了。老陳到設計室去借來布尺，我們拿起鋤頭、圓鍬，便依照設計圖樣，把它劃成了幾個區。有圓的，有方的，一個美好花圃的形象，漸漸在腦裡形成起來了。這裡種麻黃，那裡種榕樹，中間點綴些變色樹──有黃的，有紅的。下面鋪草皮，綠油油的。進口處做一個圓拱門──這是代隊長出的主意。挖坑的挖坑，有的還到菜圃把肥土抬來填下去。有的拿樹苗去了，有的準備茅桿當支柱。這樣費了一天工夫，麻黃和變色樹都種好了。殺風景的曬衣場，已經有一點綠意了。在火熱的小島上，我們都期望著一點綠蔭，正如旅行在沙漠上的人，把綠洲當作天堂是一樣。老李說：「等這些樹都長大繁茂起來，這個房舍也就可以住得有一點味道了。」「在這些樹下面睡午覺，才真是不錯的呀！」大胖子老林，他最怕熱，又高興睡午覺，這想法是非常現實的。有說要在這裡看書的，有的說集合時間可以坐在這裡聊聊天。事實確是如此，等這些樹都長大成蔭，好處多得很。在這個房小客多的環境裡，特別在炎熱夏天的中午休息時間，住在熱烘烘洪爐裡的客人們，將會覺得它是沙漠裡的綠洲吧。因此，這個工作一開始便喚起了大家的美夢，我們從事這一工作的人，自然更做得有勁了。

╳月╳日李幹事帶差，我們一行四個人上山找榕樹。清早就出發，我們想在花圃中央 74

園丁日記

種一棵大榕樹，越大越好。靠教室那一邊，準備種兩棵小一點的，進口處也要種幾棵，預備長大起來可以調整成一個圓拱門。我家大門口，也有這樣一個圓拱門，是我離家以後，由孩子們做的。他們曾在那裡照了一張相片寄給我，號稱龍門關，是孩子們精心得意的傑作。山上有很多幾百年齡的老榕樹，有些長得很不錯。可是，這些老榕樹，每棵都有幾萬斤，根本就無法把它移下來。適宜於用我們的能力可以移下來的，卻未曾見過。我們只好找一個形態好看的，從老樹上砍下來插枝，最好還是找一支長有氣根的容易種活。我決心找到一棵很大很大的，這樣一種活了便是相當可觀的大樹。兩個人抬不動的話，三個人抬，三個人抬不動就四個人合力把它抬回來。再多找幾個人幫幫忙也可以。為要種一棵大榕樹，我腦子裡浮現了一幕非常快樂的回憶。我們家鄉有一棵幾百年的老榕樹，在這很大很大的涼傘之下，可以容納好幾十個人。在炎熱的夏天，它是我們野孩子的天地，也是在附近田裡工作的人和過路人的頂好休息所。這裡經常的主顧有好幾個：子孫滿堂的鶴年伯伯，孩子們都大了，就讓他退休，整天在這裡拉拉胡琴，同孫子們玩；竹頭叔叔則把這個地方當作竹器工作場，除了下雨天，他天天都在這裡一邊唱著小調，一邊做他的活。他們肚子裡都藏著很多的故事，每當孩子們要求，就講得津津有味的。這些節目間斷時，是我們小馬戲團的表演了。在這個馬戲團裡，我雖然不能說是個明星，總可以算是一個相當活躍的角色吧。我們都會爬樹，爬得又高，又快。我們常常在樹上捕蟬捕鳥，捉迷藏。我們也會盪鞦韆，翻筋斗。至於那些明星們的把戲，那真是多得數不完哪！沉醉在這樣快樂的回憶中，走呀走的，我們終於在深山裡看到了許多大榕樹。找來找去，在一棵老樹頂上，我們找到了有一支大腿那麼粗的，形態很不錯。我正在東看西望的時候，猴子一般敏捷的老陳，手拿斧頭很快就爬上去了。隨即在離地約有十公尺的半空中，斧頭聲響了。一看到人家爬樹，我的心總是癢癢的，很想再嘗試一下四十多年前表演的驚險味道，默默地跟在他後面爬上去了。忽然，斧頭聲停了，仰頭一看，老陳不知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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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逵進入綠島監獄的新生調查表

在那裡搞什麼把戲。他把內衣翻起來，身體扭來扭去，摸摸這裡，摸摸那裡，摸到褲子裡去了。他的行動殊覺好笑，我以為是他在表演什麼莫名舞咧。「不要上來，不要上來！螞蟻多得很……」「螞蟻？」我笑了。堂堂一個男子漢，怕螞蟻幹什麼！我這樣想著，逞勇爬上去，把斧頭搶過來便開始砍。沒有砍幾下，爬進了滿褲裡的螞蟻作怪了，又癢又痛。比米粒大得多的大群螞蟻，成群的游擊，叫我無法應付。尤其躲在要害處，打不能打，抓又抓不盡，急得把短褲抓破了，褲管裂到褲底下。我才開始了解老陳表演莫名舞的原因了。但是，我們並不屈服。輪流砍，輪流與滿身的螞蟻作戰，終於把這很粗很粗的樹砍斷，轟然一聲把它推下來了。下面的人把枝椏修剪好了之後，我們四個人合力把它抬走了。走到山坡時，覺得褲底涼涼的，風一吹，竟把褲管吹到肚臍上，怪不舒服。停下來用草把褲管綁了幾個結，才勉強可以下山來。回到營房時，已經下午兩點多鐘了。吃了過時的中午飯，洗洗澡，把它種好澆完了水的時候，天已經黑了，雖然有一點疲乏，精神倒是愉快的。正如每次做好了一件滿意事情之後的那種感覺。等明天把草皮打回來，平平的把它鋪好就像個樣子了。

園丁日記

╳月╳日要種的都種完了，支柱打得牢牢的，草皮鋪得平平的。所有的草地邊緣都用卵石砌了一條線，小徑弄平，徹底的打掃了一下。今後的工作就只有早晚澆水，等它們發芽長根，等它們長大成蔭。每當我們在澆水的時候，都有人走來看看，對這些沒有根的榕樹抱著懷疑的口吻問：「可以活嗎？」「要多少時候才會活呀？」問話的人一定也開始抱著一個美夢，至於動手把它們種下去的我們，更是萬分的高興。

╳月╳日有些小榕樹已經發芽了，麻黃也長出了新葉子來，新鮮的綠色特別可愛。老王好像發現了寶貝似的，發出驚奇的叫聲：「哦！活了，什麼時候才能長得房子那麼高？」「一年多。」「一年多？那麼，明年夏天就可以在這裡納涼了！」

╳月╳日可惡的颱風，把麻黃吹得東倒西歪，軟軟的幼芽都被颳成枯黃的了。正在把倒的扶起，歪的弄正的時候，老黃來了。「哎呀，都給颱風颳壞了！」「……」「這個還有希望嗎？」「還有一點希望。」說到這裡，免不了有一點心痛。

╳月╳日颱風過後，一連下了幾天雨，有些已經恢復元氣，米粒大的嫩芽又長起來了。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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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又活了！」「是的，又活了！」答話的聲音也恢復了勁兒。可是，晚上，颱風警報又來了。風聲一直在加強，要是所說的那七十公尺勁風真的要經過此地，那就整個要完蛋了。這樣的風速，房子都保不住了，新植的這些樹，根本就沒有辦法保。可是，我們還是利用時間加強了支柱。在風速刻刻加強的深夜裡，我真為它們擔心。

╳月╳日幸而颱風沒有到這裡就改變方向，警報解除了。損失並不嚴重。我們隨時把倒的扶起來，歪的弄正，沒有希望的即拔掉，拿新苗來補上去。

╳月╳日舊的颱風剛過去，新的颱風又要來，一個警報剛解除，另一個警報又來了。什麼萬達、黛納、芙瑞達、殷馬、茜達、哈利……一個月來差不多沒有安靜過。好吧！儘管逞凶吧！我們將再接再厲，多準備些種苗以便馬上補上去。馬路邊庭院上的樹，我們就是這樣把它們養活的，我們要與颱風作長期抗戰。樹給颳死了好多，我們就馬上補植了好多，一直到這些樹都長大、健壯、成蔭。我們不能讓颱風的摧殘來破滅了大家的美夢。

╳月╳日把軟弱的拔掉，揀元氣旺盛的新苗補上去，把花圃徹底重整一下。十二年期滿的開釋證明書

颱風期過後，接著要來的是帶有鹽霧的季

園丁日記

節風。與這個強敵是需要長期抗戰的，它將自十月底一直到明年三月間。我們將儘所能，築起堅牢的防風牆，繼續把這些幼苗保護下去。等到五年、十年、或者一百年後，附近的住民將會像鶴年伯伯、竹頭叔叔、以及我們小馬戲團員一樣，齊集在它蔭涼下休息作樂。儘管他們都無法知道這些樹是誰種的，在種的時候曾經與颱風、季風怎樣奮鬥過──四十多年前我們度過美好童年的那棵樹一樣──也沒有關係。只要有這麼一棵大樹能給人們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碰到機會他就會高興種下另一棵樹，而且用心把它保護下去。所有有利人群的各種事業，就是這樣被繼承、擴大、充實起來的。為人類種下第一棵樹的，果然值得我們敬仰。可是，敬仰當不僅歌頌，最要緊的還是繼承、充實與擴大他的事業，把一棵樹變成千千萬萬棵的樹。 ──《聯合報》（1962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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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把笑聲帶回家（《綠島家書》之一）

親愛的萌（資崩）：二十五日寄給你的肖像收到了吧？我期待看你們高興的消息，但你二十三日寄來的信卻依然充滿著悲觀苦悶的呼聲。我同幾個醫生朋友研究過你的情形，一致認為你有一點神經衰弱。這病我也有幾次經驗，知道是苦惱的，你要用心醫治才好。上週告訴你的漢藥吃過了沒有？馬上買一服吃吃看。醫生說打男性荷爾蒙針也有效，都可以試試看。你說家裡沒有和氣與溫暖，我知道這是很難受的。不過我回家之期不遠了，你可以相信我一定會把你殷切期望的笑聲帶回去的。忍耐一下吧！這病的原因是過度的神經緊張，不如意事太多了，想不開、走不通，再加上孤獨寂寞，到處受打擊，便會愈陷愈深的。所以，你在吃藥與打針之外，還要力求精神之穩定。以下我給你擬一個計畫，希望你馬上切實實行。如有覺得辦不到的，或者在實行之後發覺是走不通的，你就把其具體情形寫來告訴我，以便重新研究。以你的能力在現實的情形之下做不到的，不要幻想，把精神集中於日常的修養、工作與學習上，把它整理成有條理的，你便可以發現天天進步，可以恢復信心，這樣做對於這病的療養與找尋將來的出路都有益處。（一）上半年把家園整理一下，種些容易管理的菓樹花木之類，準備弟妹們畢業後你就離開。（二）下半年以後，家庭的擔子讓弟妹們挑一下，你可以半工半讀進夜間大學深造。找幾個談得來的朋友互相勉勵是很要緊的。弟妹們不是都有他（她）們的朋友嗎？改掉孤僻，你會找得到的。（三）工作不要過勞，留些時間讀書看報，寫日記。注意把每天所學的、做的、想的寫清楚，不要寫空調的感情。每週一次把那一週的經過情形詳細寫來給我，這樣便可以把你散漫紛亂的精神慢慢整理成有條理的。有空的時候，把過去給你的信整理整理，連貫再看一下，把你可以做的記起來馬上實行。有疑難的寫來告訴我以便檢討。 80

我會把笑聲帶回家

（四）我計畫回去以後，經營一個農園（這裡一位朋友有十甲土地在八堵火車站附近）兼辦出版。那個時候你可以選擇你自己高興的工作，如出版業務、編著、採訪、農園管理等。現在你還沒有找到你的興趣所在，不必求什麼專門技術之精，只要對一般社會常識與文化工作的基礎學一學就行了。專門技術可以在工作中學到。但每天的報紙你一定要看。我們可以慢慢準備，千萬不要著急。祝安好四十七 ‧ 一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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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了七棵榕樹（《綠島家書》之一）

親愛的萌（資崩）：今天是我們單位的慶生會，我是本月份壽星之一，我們壽星都加了一個紅蛋，喝的雖然是二塊一的米酒，味道卻特別好，過得很快樂。你寄來的藥剛在前天收到，這也是叫我快樂的一個因素。因為四個月來吃的藥都是向朋友借的，朋友們也很慷慨借給我，不過，我知道他們的接濟也是很有限，不好意思借得太多，拖得太久，以致影響他們自己的療病，心裡免不了有一點沉悶。現在借的藥都還清了，還有足夠吃的，我有把握把病治好的了，心裡很輕鬆，自然這一餐就吃得津津有味了。在臺北的時候，我看你的臉色青青的，又時常表露著疲乏的神情，我覺得你神經衰弱的可能原因之一，也許是結核的初期感染（這裡很多這樣的人，吃過這藥之後都好得多了），要是現在還是覺得不舒服的話，可以試試看。十八日那一天，我回憶了去年當天我們的游泳比賽，心裡很愉快。那一天雖然下著雨，水有一點涼，但我還是同年輕的朋友下水游了。游了三百公尺，比去年我們游六十公尺不是進步得很多嗎？希望你也儘量找機會鍛鍊身體，健康的精神是寓於健康的身體的，把身體弄壞了，便什麼都沒有辦法。生日那一天，我還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在曬衣場種了七棵榕樹。我想假如十年後，我們有機會再到這裡來玩，或者五十年後，你們帶你們的兒子孫子到這裡來玩的時候，我們一定可以看到許多人在這樹蔭下乘涼玩樂的時候，心裡都是無上愉快的。阿建一直很掛念著我的健康，你馬上告訴他說藥已經收到了，我有把握把身體治好，等我回家，我們還可以來賽跑，也可以來游泳比賽的，叫他放心。祝安好四十七．十 ‧ 二十五 82

1961 年，楊逵期滿歸鄉，輾轉在臺中東海大學對面，貸款購地，經營「東海花園」。大肚山是石礫層紅土，不適合種花，生活窮困，但葉陶始終陪伴身旁，兩人終於把荒蕪墾出美麗。

老園丁再出發

篇名

「東海花園」體現了楊逵永不放棄的精神，也成為一九七○、八○年代臺灣文學的重要地標。出獄後，楊逵的文學園地一度被封鎖。在東海花園，勞動、閱讀、思考、寫作，就是楊逵全部的日常生活。勞動與寫作，對楊逵而言，是同等重要的實踐通路，他耐心等待能夠重新「筆鍬並用」的一日。一九七○年代以後，黨外運動、文化運動勃發，年逾七十的文壇老園丁，終於重新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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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的園丁

一四年過去了，又是半年。默默的園丁，最好還是默默的工作。為了栽培出好花木，低頭觀察，低頭抓蟲，低頭除草鬆土並不會叫人厭煩。相反的，每看到撒下去的種子萌芽茁長，就會覺得一股生氣勃勃的意興湧上心來。為了養育健全的嬰孩，母親們都整天低著頭餵奶，低頭哼著搖兒歌。四年過去了，又是半年。搖搖欲墜的老園丁挺挺胸，站起來望了一下他的花圃。中秋過後，颱風的威脅減少了，昆蟲的活躍與災害也減輕了，十月的陽光帶來了滿園的青翠，各種剪花和苗木的生產與銷行都旺盛起來了。看樣子是可以挺下去的。為了實現美好的理想，也必須挺下去。四年有餘，天天挖石頭，搬石頭，澆水、施肥、噴農藥……默默地把這一塊荒蕪的石頭山已變成了花圃。為的是想創造一塊屬於自己的天地，可以過得安靜舒適的天地，也就是說要去創一塊不受到干擾，而且不為生活而低頭屈膝的天地，在這裡可以隨心所欲而把農耕與筆耕並行的小天地。兒女們都娶妻的娶妻，出嫁的出嫁，可以自立了。做父母的對於兒女是「養大，不養老」，本來可以讓他（她）們去闖天下試試他們能力，鍛鍊他們心身的。可是，為了親情搞昏了頭腦的父母兒女間，在老園丁久久離家回來之後，卻一致地希求著團圓。團圓並沒有不好。自古以來許多偉大事業都靠社團完成的。個人的才能實在非常有限。兩個人的力量比一個人的強，這是算術的問題，非常淺顯，誰都可以理解。而加上去的越多，力量就越強，這也是常識，誰都可以理解。不過，這裡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加進去的必須是正數（＋），要是加了負數 84

默默的園丁

老園丁默默挑水灌溉著他那不受干擾的小天地

（－）的話，結果便恰恰相反。那就是說，團要通力合作才能圓，否則，有的築台，有的拆台，有的建設，有的破壞，那就永遠無法完成一項工作。團結就是力量是對的。在這裡必須要有共同的理想與共同的目標，同時又要有共同的生活態度與工作方式，不然的話，就是只有團沒有結，不僅是一盤散沙，甚至會發生牴觸的作用。「阿公要吃鹹，阿媽要吃淡，兩個相拍打破鼎（鍋）」，孫子在唱著由廣播學來的民謠，是可笑的，也是可悲的。可笑的是共同生活好幾十年的老公公和老太太，竟也有吃鹹吃淡都不能調和而打架的，可悲的是如此竟也有把燒飯的工具（鍋）打破了的，你說人是多麼有傻勁。老園丁和他的老太太兩個人合起來已經一百二十多歲了，生活非常簡便，住在這山上，房子是自己蓋的，生菜、地瓜、水果是自己種的，簡直不必花多少錢就可以過得非常舒適，只要有小小一分地來種花賣賣就可以夠用的。可是，為了團圓，子孫都集攏來十幾個，一兩分地既不夠耕，生活也無法解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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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了，借債買了土地，增加了各種設施，如果能用就好了。

二來看園丁的人，有的說：滿六十歲的生日過去了，這樣隱居山林享受一下，很好。園丁總是笑笑，不答可是。也有的說：這樣工作應該適可而止，而想把園丁拉回到文藝園地上。他也總是笑笑，不答可否。一直默默的在園子裡挖地，種植，挑水挑糞，除草噴農藥，可是心裡那一個疙瘩好像永遠消不了。這裡空氣很好，環境很清靜。有人說這裡好似「仙境」。他也好像已經紮根在這裡，決心生在這裡，死在這裡，埋在這裡。可是好似「仙境」並不能成為與現實社會完全隔離的真仙境。有時候看來園丁好像悠悠自適，無掛無慮，有時候卻煩躁得不能安靜。他愛自然，也愛人類。他高興美化自然，也關心美化人類。他不能睜一眼、閉一眼。目染耳聞都會在他心湖裡激出一連串的漣漪。

荒蕪的石頭山，也能變成滿園的花圃。

默默的園丁

他默默地在他園子裡除雜草，驅害蟲，但也無法把人生社會上那些莠草害蟲視而無睹。每看到聽到感人故事的時候，他就會想起他那枝放著生銹的筆來。他有自由寫他高興寫的東西。可是，一想起明天要付的，超過他一家生活費用多倍的利息，後天要清還的那一筆債，他的靈感就紛亂起來，不能自主了。如此，他發現自己只是一個金錢的奴隸。他決心把這塊花園出賣以清債。

三為了栽培出美好的花木，園丁每天都在低著頭察看他那每一棵花木。低著頭抓蟲，低著頭鬆土除草，一直沒有覺得厭煩。而天天看到他撒下去的種子萌芽、茁長，就覺得一股新生力量生氣勃勃的意興湧上來。他想起了他的母親，在他幼年時代也是這樣低著頭為他餵奶，低著頭給他洗澡，低著頭為他哼著催眠歌。四年過去了，又是半年。搖搖欲墜的老園丁挺挺胸站起來，四望了他的花圃。中秋過後，颱風暴雨的威脅減少了，昆蟲的活躍與災害也減輕了，十月的好陽光更給這一片園地帶來了滿園的青翠，各種剪花和苗木的生產與銷行都旺盛起來了。看樣子是可以挺下去的。為了實現美好的理想，也必須挺下去。回憶了這四年有餘的時間，變化的確也不少了。挖石頭，搬石頭，耕耘種植，澆水施肥，驅蟲除草，荒蕪的地一小塊一小塊的變成了美好的花圃。他希望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天地。他希望創造一個可以過得安靜舒適，不受干涉，只以自己的努力而不必低頭屈膝而謀生的生活方式，如此來實現他隨心所欲的農耕與筆耕的合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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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園記

臺北近郊有陽明山、彰化近郊有八卦山、高雄近郊有壽山；都距市區很近，交通方便，眺望甚佳，是郊遊散步的好地方。我喜歡這些地方，也住過一段時間。很早我就看中了臺中近郊的大度山，夢想在這地方依照自己的設計開設農園，種些花木水果，過著逍遙自在的田園生活。就是這個夢想，促使我借錢在東海大學前買了這一塊不毛之地。有人問我為什麼要買這不毛之地。理由很簡單：「有毛」之地太貴，買不起。買了之後，飽受了孩子們的反對與朋友們的責罵，說我這個幻想家自討苦吃。孩子們各有所好，對此荒地沒有信心，自然不能合作；又沒有錢雇工幫忙，買地借錢的利息每月要付，實在是注定有苦吃的了。在這進退兩難的時候，我決心苦幹下去。吃苦我不在乎。在我一生中，是苦吃慣了的。可是，為了借錢而低頭，為了繳利息而奔波，卻不是我之所願。幸虧，老妻能容忍，一直替我分擔了這些苦差使。我掛起了個小小招牌：「東海農園」。又蓋了一所小小的山房，以避風雨。用最原始的農具，一坪一坪地把荒地開闢，再一坪一坪的種下了花木蔬菜。澆水要到好遠的水圳挑，停水時沒水澆，欠水時水利會員不讓挑。晚上揀石頭，一擔擔挑開都要做到深夜。照明工具是最原始的「壁虎」煤油燈，小小的風都會給吹熄，便在黑暗中摸索。當「東海農園」在這滿是石頭的荒山上開創之時，連附近的農民都笑我們是大傻瓜。但事實證明，只要設計得法而有恆心，荒蕪之地都可以變成美好的花園。現在，這人人看不起的將近三千坪的不毛之地已經墾熟，種滿了幾百種花木， 88

墾園記

楊逵（左三）和葉陶（左一）兩老一起打拚的東海花園

一年四季都有花開。水電灌溉設備也已充足。參觀的人漸漸多起來了。有人說，這裡好像是公園。我也樂意把它稱為「東海公園」，自娛娛人。我更充滿了信心，想加速把這小小的私立公園充實起來，變成郊遊的好地方，免費讓大家遊覽。

╳ 我這個幻想家的幻想愈來愈大了。我看到豪華的高樓與宏大的工廠天天在建設，也看到了髒亂的地方正在增多。要是沒有在這些建築物之間配合花木，使環境整潔幽雅，那就等於畫龍沒有點睛。如果大家也願意幻想幻想，我們樂意為大家設計、施工，以實費（成本）把「東海公園」的好幾百種珍花異木推廣到每一角落，使整個城市公園化。六年多來的經驗，使我們有把握在破磚亂石之上種花，把髒亂的地方變成美好的花園。在屋前屋後、屋頂上或者窗口的小小地方種種花木，擺設幾個盆景，實在是最好的點綴。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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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高興做大家共同的園丁與庭園顧問，認真為大家服務，為大家解決灌水、施肥、修剪以及防治病蟲害等管理上的一切問題。

╳ 最近有一位編輯來遊，問我近來有沒有寫詩。我笑著說：「在寫，天天在寫。不過，現在用的不是筆紙，是用鐵鍬寫在大地上。你現在所看到的，難道不美嗎？」他承認了我的說法之後說：「是的，這是一片美好的詩篇，是你不凡的創作。尤其你這六年多來的奮鬥，更是一部感人的故事。不過，能夠到這裡來參觀而聽你講這故事的，終竟有限。用筆寫的東西，傳播力更大、更廣、更久遠的，這事實你能否認嗎？」 ──《臺灣新生報》（1969 月 3 月 12 日）

我有一塊磚

現在，我是東海花園的園丁。三十多年前，《臺灣新文學》月刊因反日被日本政府查封後，我曾做過「首陽農園」的園丁。「尾行」的日本警察問我「首陽」是什麼意思？我笑笑說：你知道就行了，還問這個幹什麼。幸虧這一園丁工作沒有把我餓死，倒把我的肺病治好了。二十多年前，我又是《臺灣文學》月刊的園丁。我在學校學的是文學，我希望能靠筆桿吃飯，更希望能用筆桿創造些什麼。但是每次用筆桿不能滿足我的希望的時候，幸好還有一把鐵鍬，可以讓我發揮，把臭的髒的糞土變成美麗芳香的花朵，把荒蕪的石頭山變成美好的花園。我是一個勤墾的園丁。每次同學會時，我都收到許多博士頭銜的名片，但我這一張園丁頭銜也一樣被同學們所尊重。我喜歡這個頭銜。因為我喜歡墾荒、播種、灌溉、施肥、除害蟲，而期望能夠創造一個桃源鄉 ──可以自娛，也可以娛人的美好境界。拿筆桿是為此，揮動鐵鍬也不例外。我用鐵架在山房前面蓋了一個涼棚，涼棚下面垂著一串一串藍色的藤花。四周擺設著許多蘭花盆景，前面是多彩的玫瑰花。知音的朋友來訪時，都喜歡坐在這裡鳥瞰臺中市區，聞那涼風送來的桂花香。四周沒有圍牆，心裡沒有隔膜，我們喜歡談的都是文化、藝術、園藝這一類的消息、理論和技巧。工作是快樂的，閒談也無不是愉快的。比西裝筆挺坐在有冷氣、有電視的豪華客廳裡大沙發上談吃喝嫖賭，以及發財經舒服得多了。有一次朋友給我看了他帶來的許多彩色照片說：這些都是私立藝術館，在國外，有錢人捐建的文化設施很多，叫我為我們的大亨們慨嘆。他們有錢都喜歡用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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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損傷健康、敗壞精神的嫖賭飲上，或者攢積下來給子孫們留下爭訟的種子。是的，我們可以舉出千百個例子──某某大亨屍骨未寒，子孫們已經開始為遺產爭得臉紅耳赤，甚至提起訴訟、動起武來了。存積錢財本是為了老後的平安與享福，可是，多數實例給我們看到的卻是家庭破碎與動亂，吵鬧得雞狗都不安寧，福未享禍卻先來了。我們羨慕這些把財富捐獻給文化事業者之餘，竟也勾起了一連串的幻想來了。我在這荒石山上開闢出來的東海花園是在東海大學前面，與公園化的示範公墓為鄰。因為交通方便，環境清靜、視界遼闊，到這裡來散步、郊遊的向來就很多。梧棲築港完成之後，這裡正處在臺中市區與港都之間各十公里前後，將成為最理想的郊遊地區是可以想像的。也許很多學校、文化機構都會遷到這個地方，使這個角落成為文化城。氣候好、颱風不猛、不淹水也是作為文化城的優越條件。向來臺中市被稱為文化城，文化氣氛是很高的，現在更應該繼續培養文化氣息。要是能在這三千坪的花園裡蓋個藝術館，對於文化復興確實有助。那多好呀！人家都說我是一個大幻想家，連我自己的孩子們也如此。一個花園的園丁，勤勤懇懇工作才夠溫飽的老農夫，竟做出大亨的夢來了。是的，我是多麼可笑的幻想家。但在我六十四年的生涯中，我所想做的我都一一把它實現了。十幾歲時我家很窮，無法讓我到日本去留學，我卻以工讀方式做到了。二十到三十歲時我家仍無隔宿之糧，卻想辦文學雜誌，終把《臺灣新文學》與《臺灣文學》月刊出版了。這兩個月刊都繼續不久，是因時局突變的關係，並不是為力量不繼而放棄。十年前參加五千米賽跑與千米游泳的時候，確也很多人為我擔過心。但幾次賽跑與游泳我都沒有落伍過。由長久的經驗，我明白鋼鐵是在火熱中鍛鍊成的。多年的觀察也給我得到一個明確的結論──溫室的花雖然漂亮，但是不堪風吹雨打的。八年前，在這滿是石頭的荒山上開闢花園的時候，就有人笑我是個大傻瓜。可是，荒地上的這三千坪花園裡，今天百花正在盛開，每天都有很多人到這裡來 92

我有一塊磚

散步、看花。這是用鐵鍬寫成的詩篇，我覺得舒適滿意，也看到很多人喜歡它。為要加緊建設，我出讓了三分之二，現在屬於我自己的還有一千坪。有人說：梧棲築港以後，這裡可以蓋觀光旅社或公寓，你可以發財了。我卻為它擔心起來了。因為時常在報上看到很多觀光旅社和公寓（也許不是全部）都變成了應召女郎活躍的地方，我很不願意看到人類敗壞的氣息不幸傳染到我所創造的桃源鄉來。東海花園裡的一千坪土地，可以說是我用血汗創造出來，而且還是留在我手裡的一塊磚。為保持這一片乾

楊逵一心嚮往農耕與筆耕合一的生活

淨土，只要它能引出玉來，我就高興隨時把它拋出去。我的意思是，為使這一片土地免於被都市的罪惡污染而保持我原始目標── 可以自娛娛人的桃源鄉，如果有人想在這裡蓋個藝術館、圖書館、民藝館之類的文化傳播機構，我很高興捐出這一塊土地。某甲想蓋圖書館的話，可以稱為某甲圖書館，某乙想建藝術館的話，可以稱為某乙藝術館，或者某丙民藝館，某丁科學館等等，只要那是為文化復興、文化開發有利的事業，我都可以毫不保留。要是千萬人中間抱這興趣的一個都沒有 ──這是不會的，只是有興趣的都沒有錢──那麼，就再等二十年吧！有一個相師說：我可以活到八十多歲，也有很多人說：我住在這樣地方可以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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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於墾耕的楊逵，希望東海花園這塊磚，能夠引出玉來。

多活幾十年，我就姑且相信他們的話吧！那麼，我不是可以在這七千多天的日子裡，一塊磚一塊磚地把我所嚮往的藝術館砌起來了嗎！在這美麗清靜的花園裡瀏覽古今東西的藝術作品，閱讀喜愛的圖書，欣賞各地出產的民藝作品……這是多麼美妙的夢呀！到那個時候，我這個老當益壯（有人這樣說）的園丁，可兼差志願館丁，灑掃泡茶服務愛好文化的觀眾，這將是我最大的享受。死了以後埋在這裡當基石也是夠美妙的幻想了。在生可以享此清福，死後沒有虧心，這才是幸哉，幸哉……呀！ ──《中央日報》（1976 年 10 月 21 日）

楊逵在文化界夙以「孤僻」著稱，一匹狼的性格鮮明，與文化界名人總是若即若離，但對青年們卻很隨和。從戰前的首陽農園，到戰後的一陽農園，再到一九七○年代的東海花園，他的園子裡總是擠滿年輕人，面對青年時，他也總是展露純真的笑顏。臺中作家陳千武曾回憶，他就讀臺中一中時，經常出入楊逵的花園：「我有時候跟他一起勞動，有時聽他講文學。」

楊逵與跨世代青年

篇名

白色恐怖被判十五年的張金爵回憶，楊逵的農園「常有一大群人圍坐談論」，是她思想啟蒙所在。而龍潭作家鍾肇政則說，楊逵是很溫暖的文學長輩。楊逵之所以靠向青年，一方面是因為他性格中天真爛漫的那一面，與青年的氣質相符；另一方面，他相信青年純真、熱情、富有行動力的特質，是社會改革的豐沛能源，是社會能夠保有希望，永遠朝向日出方向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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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賴和先生

印象我無法具體地想起第一次見到賴和先生時的印象。我想，那是因為有一大堆人擠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說個不停，而這種狀況又持續了好一陣子的緣故吧。因此，所謂的第一印象──第一次面對面的瞬間印象很模糊，想不起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明這種狀態。人們談到第一印象時，通常會說一見就心儀啦，看了就害怕啦，或者看一眼就覺得很有親切感之類的話；可是我覺得不是這一類的感覺，這是我唯一能肯定的。提起我的感覺──說起來，我當時真的沒有任何感覺──倒不如說已經超越了前面那些感覺。這是當某種性格完全融入某種環境，而圓滿無缺時的狀態；是沒有任何感覺、沒有任何思想的狀態，也就是一種恍恍惚惚的狀態。那是十四、五年前的事了。我在彰化待了一陣子。我們住在賴和醫院附近，一所茅草搭蓋的小屋裡的一個房間。我記得租借這個房間時，先生也幫了很多忙。我們常去先生家玩。先生的客廳裡有一張長方形大桌子，桌上總是擺著好幾種報紙。我們有時候獨自來這房間，有時候幾個人吵吵鬧鬧地進進出出，就像自己家一樣，一點也不客氣。不管先生在不在，我們都是自己進去，自己看報，自行討論，自行離去。先生不在時，多半是出診。而在的時候總是面對著許多病人，用聽診器聽診或用手敲打診斷。有時聽見先生和病人的談話聲。 96

憶賴和先生

但是，我們完全不在意先生的存在，而先生似乎也不在意我們的存在。可是也許真正的情況並非如此。我想，就是一家人平常面對面時的狀態，也就是沒人缺席時的那種狀態吧。打從聽到先生去世的消息那時開始，到現在我一直都有這種感覺。但是，當時先生並不招呼我們，而我們也很高興他不招呼我們。不過，有空時，先生還是會進來這個客廳加入我們。飄然而來，飄然而去。我們不怎麼理會他，而他好像也不怎麼理會我們。就像一家人在家裡碰面時沒什麼感覺那樣。但是，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印象。現在，一想起先生往日的容顏──當然是透過照片──就會浮現出魯迅給我的印象。覺得他像個鄉下學者，平平淡淡，一切聽天由命的樣子。這當然不是第一印象，而是那時的整體印象。身體不舒服的時候，我們總是默默地坐在先生面前的圓椅子上。一解開衣服，先生的聽診器就來了。 ──哪裡不舒服？他問到。 ──會不會是肺病？我顯得很神經質。儘管那樣，先生還是露出和煦的笑容，寫下處方。藥方配好了。我連「謝謝」也沒說，拿著藥就回家。沒人擔心藥錢。我比一般人臉皮薄，又很神經質，可是來到先生面前就變成這副樣子，真不可思議。

「破了又補」後來，我曾經流落到高雄待了一陣子。做過各種工作，可是都做不久。最後，當了一年多的樵夫，好不容易才安定下來。租到一棟相當寬敞的房子，據說鬧鬼，所以年租金八圓。這是高雄一個叫「內惟」的地方，在壽山山腳下，山壁緊靠著屋簷。任何時候都聽得到猴子的叫聲，牠們偶爾跑到龍眼樹上，樹的枝枒都伸展到屋頂上來了。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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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這種地方，我每天上山、爬樹收集木柴。在此謀生的方式是，我把收集回來的木柴放在借來的板車上，拉到城裡去；妻賣了木柴，換得生活所需。兩、三天出去一趟，賺到二圓左右。要不是孩子們因為營養不良而生各種各樣的病，這段日子的我簡直就像置身仙境一般。有時拿賣了木柴的錢去買書，然後發現明天沒米吃了，就又慌忙跑去舊書店。可是對我來說，這段日子還是我精神負擔最輕的時候。以前老是寫到一半的小說，有幾篇能寫到最後，就是在這段時期寫的。那時，先生在《新民報》學藝部擔任客座編輯，所以我就從寫好的小說中挑出幾篇，寄去給他。其中有一篇是用白話文寫的，我忘了是什麼題目。總之，有一段寫到貧農的窘況時，我用破破爛爛之類的形容方式描述他的服裝。那是我第一次寫白話文。想起來，那就像是厚著臉皮寫出來的，令人汗顏的東西。幾天後，那篇小說被退回來了。有許多親切的修改和評語，其中有關貧農的窘況那一段，會讓人聯想到乞丐的「破破爛爛」的描寫，全都被劃上紅線，只寫了一句「破了又補」。我一看，高興得跳了起來。說真的，我努力想寫的那個貧農，並不是一般那種沒骨氣的乞丐。我想寫的是不向逆境低頭，勤奮不懈，奮發向上的貧農。「破了又補」這一句，也就是「破了就補，破了就補」這句話，為我的這個主題增添了千斤重的分量。

命名之父那也是這段時期的事。事情的先後，現在已經不太想得起來了。當時，先生是那麼親切地為我修改文章。我一向不喜歡從前父母為我取的名字「貴」。因為老是被人取笑，叫我「楊貴妃」。等我知道楊貴妃的下場以後，就更加討厭這個名字了。 98

憶賴和先生

可是也沒有認真想過要用什麼樣的筆名，所以有一次就草草寫上「楊達」，寄給先生。〈送報伕〉的前半部，是先生經手刊登在《新民報》上的，我覺得那好像是「逵」這個字第一次面世。還是在其他文章上？或者是未曾發表的作品上？現在已經想不起來了。當時我的署名很潦草，看不出是「達」還是「逵」。當然沒什麼特別用意，我打算寫的是「達」字。然而，先生刪掉我那個不清不楚的字，用工整的字體清楚地寫上「逵」。那時，先生這麼做是有什麼想法呢？如今也無從確認了。是不是認為我要寫「逵」卻寫錯了？還是認為看不出是哪個字的話，「逵」比「達」好？沒人知道答案。而先生就這樣成為替我命名的人了。當然，就像接受「破了又補」那句話一樣，我想起李逵，想起他的斧頭，所以很高興地拜領了。這部小說前後篇一起刊載在《文評》上，是二、三年之後的事了。當時，我再度回到彰化，又受到先生各方面的關照。還沒聽到任何消息，雜誌就寄來了，所以我就拿著雜誌去先生家。先生在看診處前面。正好沒有病患。 ──刊登出來啦。只說了這麼一句話，先生就拿著雜誌進去裡面了。我也默默離開診所。

黃昏來園我開始種花的第二年，先生的公子因為傷寒住進臺中醫院。某天黃昏，天色已經昏暗得看不清臉孔時，先生突然蒞臨我的花園。他兒子住院的事，就是那時聽他說了才知道的。先生來醫院時，就順路來我這兒。說是「順路」，其實方向完全不同。那時我住的地方在舊火葬場後面，離城裡很遠。 ──怎麼樣？還過得去嗎？先生問我，然後繞花圃一圈，探頭看看蓋了一年才完成一半的大工程──小屋，再摸摸孩子的頭，等天色完全暗下來才去醫院。雖然曾經一再接受他經濟上的援助，一想到那時的情景，我總會感動得眼眶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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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熱。先生決不會強迫我們接受他的好意。即使他很關心我們，也都會注意不做得太明顯，不造成對方精神上的負擔。

葬禮先生過世第二天，我有事上城裡。傍晚回到家時，看到桌上有便條紙。我拿起來一看，是朋友留言說先生去世了。隔天，收到彰化的朋友寄來的明信片，也是同樣的消息。我一整天都茫然地想著先生的事。盡是一些零零碎碎的事。總覺得他好像飄然而來，又飄然而去。參加葬禮那一天。 ──先生病得起不來時，還是一直在擔心病患。 ──先生不管再怎麼不舒服，也都會應人家的要求出診。 ──先生每天看了一百多位病患，收入卻比看五十人還少。 ──如果有人要求記帳，看樣子付不出錢的人，從一開始就不記他的帳。我從城裡人的口中聽到種種往事。雖然不是第一次聽到，卻讓我重新思考。先生面對病患時，不，沒有面對病患時更是處在渾然忘我的境界──只能作如是想了。送葬行列在城裡行進時，我第一次看到路祭。送葬行列經過的馬路旁，供奉青果，還焚香祭拜。所謂的「路祭」，據說通常目的是請有錢人施點小惠，為了得到一個小紅包而擺設的。可是先生的情況卻完全沒有那種意思。有一位老婆婆躲在街角，擦著眼淚，正在拜拜。是連路祭的錢也拿不出來嗎？或者是路祭太一般了，不足以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無論如何，我看到了崇高的眼淚。這不是哭給人看的眼淚，而是永不乾涸的心泉──（原文為日文，涂翠花譯） ── 1930 年，寫於臺北永樂大飯店 100

大家來唱我們自己的歌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我們都患了唱歌恐怖症。電視、電台的靡靡之音雖然一直被人詬病，如被轟得太煩了，我們還有塞耳關窩之法可以逃避。但那些皇民歌、帝王頌之類的狼吼虎嘯卻不僅強迫你聽，還要強迫你唱── 這真是大災難。我願帶著足鐐手銬挑百斤石頭走十公里的路，總受不了這種精神虐待。不唱出聲或者開小差被抓到時還要向壁照相好幾個小時，其後又來一套叫人頭暈腦脹的疲勞轟炸，氣得全身顫抖。從此我便成為一個不知音的音痴了。去年夏天，鄧志鴻、鄧志浩兩兄弟曾到過東海花園聊天，為我唱了一支「秋天的野菊花」，開啟了我耳朵閉塞之門，讓我思想起年輕時聽過，自己也曾哼過的許多被埋沒了好久的鄉音，精神為之一振。就像一般的文學藝術一樣，脫離人民群眾心聲的音樂也終於找到歸宿。從此，我這個土包子才知道，時勢已經大大的改變了，現在已經有許多專家、半專家以及真正愛好音樂的人士都開始在發掘、整理民謠、民歌，創造新的鄉音，為推廣鄉音不遺餘力。鄧志鴻、鄧志浩和他們的伙伴的鄉音四重唱，也由教室、禮堂、餐廳而一步步的推進到電視與電台，這次又可在臺中中興堂聽到他們的鄉音了，真是後生可畏。過去只有蟬叫鳥鳴的花園中，現在有鄧兄弟的錄音帶時常在開啟著我的音痴，有時候我也會從「狗聲乞食喉」裡哼出幾個鄉音，舒暢一下子。孫女楊翠、楊菁當然唱得比我好，許多來訪的老少朋友唱得更好的更多，好多人都抄寫、錄音帶回去了。大家來唱我們自己的歌，將可治好音痴，改變歌星們的風格，趕走靡靡之音，透過電視、電台以及將於各縣市建立起來的音樂廳傳播到山邊海角、工廠農村每一個角落，培養自主自立自強的剛毅民風。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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靡靡之音不要了，哭調仔不要了，皇民歌與帝王頌更要把它驅逐出境，民族就有救了。 ──鄉音四重唱「鄉音之歌」音樂會節目單（1978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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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逵具有寬廣的「世界觀」，他立足臺灣，但面向世界。他的文學創作與運動實踐，一貫地關切所有弱小民族、弱勢階級的處境，追求人類共享的理想願景。其成名作〈送報伕〉即演繹了勞動階級的共同困境，以及跨國合作的可能。楊逵的文學被確認既「能夠代表臺灣被殖民的經驗」，也具有世界性視野，承載普世價值。楊逵的思想不侷限於一隅，從少年時期，他即大量閱讀各國文學作品與理論思潮。在東海花園時，即使經濟困苦，仍訂閱許多國內外報紙與雜誌，甚至到了晚年還詳讀

面向世界，走向世界

篇名

盧梭的自傳體作品《懺悔錄》，試圖尋找思想對話的線索。 1982 年 8 月，楊逵在作家吳晟的推薦下，獲旅美作家聶華苓邀請，突破政治犯不能出國的禁制，參與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楊逵此行，既將臺灣文學的多重經驗與豐富姿顏介紹到世界，引起各國作家關注，更促成臺灣旅美文學／文化界的串連，在楊逵旅美期間，成立了「臺灣文學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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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關不住｜楊逵紀念專刊

壓不扁的玫瑰花──楊逵先生演講會記錄

講題：從「送報伕」到「壓不扁的玫瑰花」主辦：南加州臺灣同鄉會 ‧ 臺灣文學研究會時間：10 月 30 日下午 2 時至 5 時地點：洛杉磯希爾頓飯店演講廳人數：約二百人羅慕義：今天我非常高興受「南加州臺灣同鄉會」與「臺灣文學研究會」之託，擔任「楊逵演講會」主持人的工作。「臺灣文學研究會」於今天早上正式成立，意義非常重大，「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過去在海外臺灣同鄉中以學理工科者較為活躍，我們希望學文史的人也能帶動海外的臺灣同鄉，共同為臺灣貢獻力量。我們現在請「臺灣文學研究會」的召集人許達然教授講話。許達然：「臺灣文學研究會」已於今天早上正式成立，此次研究會得以成立，同時，我們能夠邀請楊逵先生前來演講，此歸功於南加州臺灣同鄉的支持與幫忙，我代表「臺灣文學研究會」向大家致謝！羅慕義：我們請「南加州臺灣同鄉會」會長致詞。許英智：楊逵先生前來洛杉磯訪問，我代表臺灣同鄉向楊逵表示歡迎之意。「臺灣文學研究會」早應成立，今年洛杉磯有兩件大事，一個是「南加州臺灣音樂社」以及「臺灣文學研究會」的成立，這有很重大的意義，我認為臺灣同鄉的組織「越多越好」，這對我們自己幫助很大！我們不能期待別人發掘我們固有的東西，此有待於我們大家共同來努力！我也再次代表臺灣同鄉向楊逵表示最大的敬意！羅慕義：洛杉磯地區的臺灣同鄉為了向楊逵先生表示歡迎之意，特請林心智（林大白）教授作曲〈壓不扁的玫瑰花〉，並由林教授獻唱。林心智：這首曲子描寫楊逵先生開墾東海花園，象徵他一生的奮鬥精神。 104

壓不扁的玫瑰花──楊逵先生演講會記錄

長媳蕭素梅 ( 右 ) 陪同楊逵赴美訪問

羅慕義：〈送報伕〉已發表五十周年，我們請非常具有文學素養的林哲雄醫師發表感言。林哲雄：楊逵先生於 1932 年 8 月在《臺灣新民報》發表中篇小說〈送報伕〉，因為這篇小說對日本帝國主義如何掠奪臺灣農民的土地，有極逼真的描寫，但臺灣人民只看到了這篇小說的上半部，就遭日本禁刊。1934 年，楊逵把這篇小說送到東京的《文學評論》，結果在應徵稿中，擊敗十四位日本作家，獲得了第二獎（第一獎缺）。楊逵因此一舉成名，享譽國際文壇。魯迅的學生胡風讀後非常感動，譯成中文，收入《世界弱小民族小說集》中，並在各報章雜誌轉載。楊逵不但在文壇上，也在政治上非常活躍，勇於投入，打抱不平，反抗暴政，他一生所象徵的「壓不扁的玫瑰花」的精神，我們臺灣人要發揚光大，共同對抗民主的劊子手，以獲取歷史性的最後勝利──出頭天。羅慕義：我們請研究現代文學的洪銘水教授介紹楊逵先生。洪銘水：我們第一次見到楊逵，卻不認識他。大約 1963、4 年左右，我在東海當助教，有時到東海花園散步，見到一個老人在種花，從沒想到他就是楊逵。後來來美國讀書、教書，才將楊逵的〈送報伕〉介紹給學生。去年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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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臺灣清華大學任教，也將〈送報伕〉介紹給臺灣學生。楊逵的〈送報伕〉與魯迅的〈阿 Q 正傳〉一比，就沒有那麼幸運，〈阿 Q 正傳〉一直有人在讀，但〈送報伕〉卻因政治因素一再遭禁，這使我非常感慨！楊逵為什麼一生還如此堅持文學的路呢？他希望以「文學創作」來改正「被歪曲的歷史」，雖然一生入獄十次，但堅持奮鬥的精神；我們發覺楊逵的一生與臺灣人的命運頗為符合，我們也希望海外臺灣同鄉學習楊逵的精神共同來努力！羅慕義：〈送報伕〉中的主角拒絕將土地賣給日本人，寧願將土地的印鑑在廚房燒掉，我們海外臺灣人也要秉持這種精神，絕不出賣自己的家園，而是為了維護臺灣土地而努力。接下去，我們請楊逵先生演講。楊逵：我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主講「草根文化與草根文學」，但我今天改個題目為「從『送報伕』到『壓不扁的玫瑰花』」。〈送報伕〉1932 年首先於《臺灣新民報》發表，不過只發了一半，後半部被禁了。二年後我再發表於《文學評論》，但臺灣人很少看到。一直等到戰後，我才收在《鵝媽媽出嫁》之中，但出版社很小，一般人對文學也很冷淡；這幾年來，才有大量出版。我的作品與我的經歷有關。九歲時，臺灣發生「噍吧哖事件」，日本人屠殺臺灣人，使我印象深刻。後來我讀中學，看到日本人所寫的《臺灣匪誌》，日本人明顯地歪曲歷史，竟將抗日的臺灣志士稱為「匪徒」。十八歲我到日本，日本首相田中義一主張侵略，我也參加了示威遊行。又一次在日朝鮮人舉行反日示威，我參加了，後來被捕入獄三天。由於我的家境不好，不能專心讀書，只能半工半讀，做過水泥工、木工等十幾項工作，因此不能專心向學，大學未畢業就回臺灣。日本人統治下我被捕十次，十次加起來不到四十五天，第九次則是新婚之前被抓。戰後我參加文學運動，設立「平民出版社」、「中國文藝叢書」、「臺灣文學月刊」；因為二二八事變後，臺灣人與中國人時起衝突，有些比較正派的中國人來與我商量，一起合作，希望減少摩擦，這就是「和平宣言」的來源，結果我被關了十二年。入獄後，可謂家破人亡。出獄後，為了重整家園，我買了一塊「不毛之地」，花了五千元建了一幢房子，渡過了十餘年。去年我生了一場大病， 106

壓不扁的玫瑰花──楊逵先生演講會記錄

差點「報銷」，兒子堅持要我與他同住，目前，我住在大溪。這段時間，我的創作很少，我最有用的三十年因此「報銷」，不過，我還是在綠島寫了十餘篇。我的文章一直被封鎖，一直到七年前才收入國中課本之中。很多國中老師帶學生來看我，或者十餘位學生來看我。在國中課本之中，只有兩篇臺灣人的作品，黃春明的〈魚〉與我的〈壓不扁的玫瑰花〉收入其中；今年的課本，黃春明的〈魚〉已被「丟掉了」，聽說明年〈壓不扁的玫瑰花〉也要被「壓扁」了，但我相信不會被「壓扁」的！因為「根」已延伸到世界各地了，夏威夷大學一位教授已翻譯成英文，登在「筆會」的刊物了。五十年來，我不能靠文學維生，只有做苦工；大部分時間我在種花，我有了一些心得：「種花得花，種豆得豆。」另外，「揠苗助長」是沒用的。以上兩點頗有哲學意義。「無中生有」是不可能的，但我們要繼續努力打拚，也不要寄望一夕成功。「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這就是「民主」的思想。沒有「絕對」的權威，我們應該互相商量，不應有「一統」的思想，「一統」是帝王的思想，強逼別人同意，用棍子，敲腦袋。別人為了迎合他，拍馬屁於一時，也是沒有前途的。大家應互相研究討論，找出一個共同點，以民主的方式，自由發表意見。過去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迄今我沒多大改變，「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因此，我對社會主義的觀點沒有任何根本的改變。最後，我有一首詩：小朋友大家來賽跑不為冠軍，不為人上人老幼相扶持一路跑下去跑向自由、民主、和平、快樂的新樂園以上是我一生做人的信念，與各位互相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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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討論主持人楊加猷：我是一個住在洛杉磯，非常平凡，愛同鄉的生意人。今天受託為主持人，非常榮幸！我對文學是外行，我是生意人，本分是賺錢，但我覺得賺錢後應支持文學活動，應買書來支持，如果有的人沒時間看，買書當「裝飾」也沒關係，一本書十元，我們生意人花一百元支持也應該！以下請各位向楊逵先生發問。問：「壓不扁的玫瑰花」原名「春光關不住」，為什麼要改名？答：編譯館要將我的文章編入國中課本中，因「春光」兩字怕小孩子「亂想」，所以改名為「壓不扁的玫瑰花」，此取自該文中的一句話。問：「壓不扁的玫瑰花」代表什麼精神？答：第二次大戰期間，學生都被拉去做學徒兵，其中有一個中學生在機場做工時，發現一朵玫瑰花在炸彈炸碎下的水泥板縫中生長出來，這個學生將這朵花挖掘出來送給他姊姊，以表耐心，「壓不扁」的精神。問：你對「鄉土文學」的看法如何？答：一個作家首先以親見親聞為經驗而創作，但應擴散展來，要具有世界性的視野。「鄉土文學」是一種過程。問：日據時代是否也有「鄉土文學」這種爭論？答：日據時代也有這種爭論。我曾試著以臺灣話來撰寫文章，但效果不佳，因為很多無法用漢文表達。問：如何使「文學運動」促進「政治運動」？答：「政治運動」較重「現實」，你贏我輸，非常現實，因此，必須使用「策略」，有時不免要欺騙人。如果人民具有很好的文學素質，並以此改變氣質，消除不好的習慣，袪除缺點，則較易達到 108

楊逵訪美時當地的雜誌報導

壓不扁的玫瑰花──楊逵先生演講會記錄

自由民主。問：《臺灣文藝》為何銷路不好，引不起大家的興趣？答：很多「純文學」太「純」了，與社會完全脫節，另外，引用外來的觀念，所使用的語言與社會不合。我對「草根文學」的看法是：一、使識字的人看得懂，念給文盲也聽得懂。二、使讀者有興趣，所寫的內容要與日常生活有所接觸。三、要健康的，振奮人心，不使人消極。問：世界各國中有很多大作家，在漢文系統中則比較少。除了政治壓迫文學的因素外，是否有其他因素？答：「語言」是一個問題。日本人禁止我們說臺灣話，壓迫臺灣文學，使我們無法實在的表達。問：您的作品有「反壓迫的精神」，這是何處來的？您的感想如何？答：日據時代我從事農民運動，屢次被捕都不屈服，如今想來，當時年少氣宇軒昂，這是二十多歲人所應該的。但很多人「碰壁」就氣餒了，我認為人要有所覺悟，政治改革不是三五年就可完成，遇到困難要「沉思」，有了出路要「振作」，並保持「愉快」。問：日據時代臺灣人的抗日運動，可以分為文化運動、農民運動、工人運動，他們大體上非常合作，請問您可否以親身體驗，給我們海外臺灣人運動一些啟示，促進臺灣人的團結？答：應該可以團結，當時我們大家互相尊重，不因小事而爭執不休。大家要放開心胸，互相研究。問：我們是否可創造臺灣語文，比如說，「臺灣文學研究會」已經成立，是否可編「臺灣語字典」？答：布望大家盡力合作來做這件事。問：「臺灣文學研究會」如何與臺灣土地聯結在一起？答：臺灣不能發表的作品，「臺灣文學研究會」可以幫忙發表，也可邀請臺灣作家來美訪問。 ──《臺灣文藝》第八十期（198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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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牛破車

71 年 8 月，應邀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赴美一趟，順便走遍了美東美西，到紐約時，在哥倫比亞大學給我安排了一次演講會。當時，抗議日本文部省竄改中學課本，為他們的侵略脫罪，欺騙他們的年輕人風潮正興之時，我的講題是「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孩子」。（此文曾於聯副 71 年 8 月 10 日刊載）在演講與討論中，我順便談到「草根文學」，講述一些我寫作上的經驗，也談到我這個「老牛破車」這次到美國的感想。演講結束後，有一位美國青年來同我談了片刻（他懂得一些中文），給我一個紙包走了。回到宿處後，我才想起了這位青年給我的紙包，解開一看，竟有一張百元美鈔，又有一張寫在拍紙的詩。是用英文寫的。我只懂得一半，後翻了字典，才把它譯出來。譯得準不準確，好不好，那我就不保險了。奇怪的是他的署名是諾貝爾。我猜，他可能是瑞典，或者是波蘭籍的美人。他給我一百美金也許是想讓我修補「老牛破車」吧！

記紐約百萬人反核反戰示威遊行老牛破車要修補呀！新生一代跟你走！走在街上喊和平反核、反戰旗幟明獨夫好戰，英雄好漢沙漠、海洋任你選請離開我們的家鄉 110

老牛破車

流浪、逃離已受夠不願再當背井離鄉的難民 ──《聯合報》（1985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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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春光關不住 : 楊逵紀念專刊 / 楊翠主編. -- 初版. -新北市 :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2017.03 面 ; 公分 ISBN 978-986-05-2109-2(平裝) 1.楊貴 2.臺灣傳記

783.3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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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關不住──楊逵紀念專刊出版發行／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發行人／王逸群總策劃／王信惠主編／楊翠行政企劃／劉玉燕執行編輯／楊菁美術編輯／楊曜聰地址／23150 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131號電話／02-2218-2438 傳真／02-2218-2436 出版日期／2017年3月初版一刷定價／新臺幣150元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986-05-2109-2 GPN 1010600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