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榮宗先生訪談紀錄（受難者） 訪問時間：2014 年 1 月 22 日 10:00～13:00 訪問地點：新北市深坑 李宅 主訪人：曹欽榮 列席：田夙君（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訪談使用語言：臺語 文字紀錄：詹亞訓 整稿：詹亞訓、曹欽榮、周佩蓉 校稿：李榮宗、林芳微、曹欽榮、周佩蓉 受訪摘要： 李榮宗，1927 年生於嘉義大崙。嘉義 工業學校電機科畢業後，正值大東亞戰 爭，考上海軍技術學校飛行科，在日本 橫須賀就讀，學習維修飛機，全校只有 李榮宗一個臺灣人。一年後派到新幾內 亞的拉包爾（Rabaul）。1945 年日本投 降後，李榮宗在日本佐世保附近，輾轉到東京，隔年初再返回臺灣。 回鄉後，在嘉南水利委員會嘉義分會埤仔頭供水站工作。二二八時，遇到國小 同窗洪養，一起親眼目睹嘉義市民眾武裝對抗的情形。二二八後，在路上又遇到 洪養，兩人閒聊批評時事，直到被捕未曾再見到洪養。後來李榮宗被構陷供水不 均，遭水利會開除，再經由劉明的哥哥國大代表劉傳來介紹到經濟部的中國食物 廠工作，後來改行賣藥品，因而認識在衛生所當助產士的太太，三個月後兩人結 婚。不到兩年李榮宗被抓（1952 年 4 月 10 日），當時妻子有孕在身。李榮宗被 捕後遭刑求逼供，最後判刑 15 年。關在火燒島期間曾計畫逃亡，經考量認為不 可行而放棄。1967 年 4 月 10 日出獄返回嘉義，因不堪警察騷擾，搬到臺北木柵 深坑。起初家庭經濟全依靠太太，後來到難友張幹男所開設的新亞旅行社工作， 一直做到 70 歲退休。
受難者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地
李榮宗
嘉義
被捕時間
被捕時職業
1952 年 4 月 10 日 商 -1-
判決書年齡 26
案情說明 案件
臺灣前鋒青年協會洪養案
罪名
參加叛亂之組織
刑期
15 年
入(出)獄日期
1952 年 4 月 10 日～1967 年 4 月 10 日
案情概況
根據判決書檔案所載：本案洪養於 1948 年初，結識在逃姚壽春， 並同宿于嘉義市義興旅社，同年 5、6 月間，創立「前鋒青年協 會」，邀蔡賠川、張守仁、李榮宗、陳森沂等人參加該會，散發 「告臺灣同胞書」 ，呼籲臺灣同胞反抗政府。1948 年 8、9 月間， 洪養遭通緝逃亡。1952 年嘉義市警察局陸續逮捕洪養等人。1953 年 1 月 26 日判決 9 人，洪養、蔡賠川、張守仁 3 人，1953 年 1 月 31 日被槍決；林麗鋒、李榮宗、陳森沂等 3 人，判刑 15 年； 潘茂盛、楊溪祥等 2 人被判刑 7 年；蔡萬全判刑 5 年。
相關檔案資訊 判決文號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42)安度字第 0170 號
判決日期
1953 年 1 月 17 日
檢察官
晉傳棟
判決審判官
周咸慶
判決書記官
王蔭庭
其他
受訪人戰前經歷特殊，除前往南洋作戰，戰爭結束前在長崎附近 的大村，知道長崎遭原子彈轟炸；戰後輾轉日本各地等待回臺的 經歷，實屬珍貴。 關押歷程：嘉義縣警察局→臺北刑警總隊（北署）→軍法處→軍 人監獄→安坑軍監（義監跟仁監）→火燒島新生訓導處→泰源監 獄 本稿根據最近採訪李榮宗先生的受訪稿，並徵得受訪人同意，補 充 2006 年 7 月 24 日訪談內容（2006 年由文建會委託財團法人 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辦理「臺東綠島人權紀念園區文史資料調 查與研究計畫(第二期)案」，曹欽榮於臺北李宅採訪，王辰光摘 要整理）；李太太陪同受訪。） 李先生曾於 1998 年 3 月接受中研院近史所採訪，參見許文堂採 訪， 〈李榮宗先生訪問紀錄〉 ，收於《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 口述歷史 第三輯》 （臺北市：中研院近史所，1999） ，頁 1029-1037。
出生背景 我於一九二七年在嘉義大崙出生，我家一共有六個小孩。我是老大，後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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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妹妹，出生的順序正好是女生、男生輪流，到最後一個妹妹出生的時候， 我已經去日本讀書了。 小時候，我們常常隨著父親職務調動四處搬遷。我的父親於一九○二年出生 在嘉義，叫做李再枝，是小學教員（指日治時期的公學校）。他是臺南師範畢業的， 起初臺南師範的校舍還未完工，他先在臺北師範寄讀，大約兩年後才回到臺南師 範就讀。我的母親是當時的嘉義縣羅厝庄人，羅厝庄在嘉義往竹崎要進阿里山那 一區的北邊，是個小地方。我的父親大約在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到嘉義教 書，當時日本的制度不允許警察和教員與當地百姓太過親近，因為日本政府認為 如果在一個地方任職久了，會產生感情而影響職務，所以當時的教員或警察，差 不多兩、三年就會調動一次。我們家也因此跟著父親調職四處移動。 我小時候在嘉義的中埔讀公學校，當時我父親在那邊教書，我讀的第一間學 校是中埔公學校的白芒埔分校，學校很小，學生才一百多人。我在這間學校接受 日本教育，讀了兩年，後來我父親調往嘉義番路，我就改讀番路公學校，讀到畢 業。當時我只會講一點點臺語，十二歲左右我到番路讀小學五年級的時候，跟臺 灣小孩一起玩，才學會講臺語，平常在家都講日語。後來父親再調回白芒埔分校， 我進入初中，讀嘉義市的嘉義工業職業學校，我沒有住學校宿舍，每天通車上學。 那時候工業學校沒幾間，嘉義之外，臺南、臺中和臺北各有一間而已。我讀的是 電機科，三年後十七歲畢業。 當時因為大東亞戰爭，軍隊很缺人，每個月都有軍隊招考徵人，我去考當時 大家覺得很時髦的飛行學校，但是考了兩次都沒考上。還好沒考上，跟我同一期 考上的那些人後來都先死了。後來我考上海軍技術學校，學校在橫須賀，跟我同 一期考上的還有另外四個在臺灣的日本人，臺灣人只有我一個，總共五個人。 我們是搭船去日本的，船程差不多三天，因為當時的戰況還沒發展到日本會 大輸的情況，所以不算太危險。我當初考試時，是通過臨時增設的科目考進去的， 考題是模擬日本軍機和敵機在空中交戰，一共有一百二十道假想題，另外還有體 能測驗，要在機上通過六次俯衝迴轉，著陸下機後，還能穩穩站著，才算合格。 我是第一個考上海軍技術學校的臺灣人，在我那一期之前，因為日本人根本不允 許臺灣人考海軍，所以海軍技術學校一個臺灣人都沒有，只有陸軍才有。我能夠 去考，是因為日本推行皇民化運動，父親是教員的緣故，我改了日本名字，改叫 久保博英，家裡有掛「國語家庭」，所以我才能夠去考海軍。 -3-
參戰經驗 我去考海軍技術學校，其實家裡也不是很贊成，畢竟讀軍校就是要參戰，可 是當時就算反對，也不能直接說出來。我在神奈川縣的橫須賀讀海軍技術學校的 飛行科，學習維修飛機，我主要學的是維修槍砲、炸彈、機關槍、機關砲等等。 就是如果飛機從空戰中回來，機體有受損，我們要在兩、三個小時內利用混凝土 和漆等材料去維修飛機，修到讓那架飛機可以再回到實戰中出任務。 1海軍技術 學校是因應戰爭才設立的學校，我就讀的那一年才第二期。當時全校大約有六百 位學生，只有我一個臺灣人。才讀一年，十八、九歲（二年級時）就被送往戰區。 除了新生之外，學生們被派到各地的戰區，我則被派到新幾內亞的拉包爾，在澳 洲北方的島上。像黃華昌他是少年航空兵， 2比我晚兩期，但是沒有像我們這一 期被派到戰地。戰爭結束，海軍技術學校被接收，之後就關閉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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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時有三大軍港，吳港（くれこう）、 横須賀港（よこすかこう） 和佐 世保港（させぼこう），5我是從佐世保港附近，長崎的大村搭九六式陸上攻擊機 的飛機，一架可載十六人，逆風時速一百五十公里，順風時速二百四十五公里。 飛行兩個半小時，先到越南河內，飛機加完油之後，飛往印尼雅加達，再加油之 後飛往拉包爾。6後來因為要保衛日本本土，將我們這些孩子兵也一併調回日本。 撤退的時候走同樣的路線，搭乘海軍最大臺的轟炸機「九十六陸攻號」，回到大 村。一九四四年二月，我回到大村，同樣是在整備師擔任整備兵，直到一九四五 年日本戰敗，期間不斷受到美軍轟炸。我們那一科一共三十個人，跟我一起被派 到拉包爾的，還有另一個日本人，叫做阿部（あべ）。日軍駐紮拉包爾的基地叫 做めなじ，軍隊是海軍的六○○部隊，該基地總人數大約兩千人，我屬於底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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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軍六一航空廠擔任技工。 黃華昌（1929～2010） ，新竹人。二戰末期，曾當過日本少年航空兵，228 時曾援救嘉義民兵。 涉 1950 年「台灣省工委會學生工委會李水井等案」被判刑 10 年。參閱黃華昌著、蔡焜霖等翻譯， 《叛逆的天空》 （臺北市：前衛，2004） 。 3 吳港（くれこう） ，位於日本本州廣島附近，1889 年開港。 4 横須賀港（よこすかこう），位於日本本州東京灣神奈川縣，1853 年美國培里黑船由横須賀港 抵日本。 5 佐世保港（させぼこう） ，位於日本九州長崎縣，1889 年開始設置軍港。 6 拉包爾（Rabaul） ，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新不列顛島東北方的城市。太平洋戰爭期間，1942 年 1 月 23 日拉包爾戰役，日軍陸續登陸、佔領拉包爾，日軍軍力超過 10 萬人。日軍佔領拉包爾直到 1945 年 8 月戰爭結束。臺籍日本兵的拉包爾回憶，參見周婉窈主編， 《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並 相關資料》 （臺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 ；蔡慧玉編著， 《走過兩個時代的人》 （臺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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堀井三一五部隊，我們隊上大約有四十人。 拉包爾這個地方大約有三千七百平方公里，南北各有一個機場，我在北邊基 地的停機坪維修飛機。當地居民按現在的說法是印尼土著，我在拉包爾的時候， 當地人不分男女都不穿衣服的。我在拉包爾待了半年左右，六月抵達，隔年二月 因為美軍頻繁轟炸，日本軍隊在拉包爾前後打了一年多的仗，所有部隊就撤退 了。拉包爾不像硫磺島、關島那樣，有美軍登陸而在陸上作戰，拉包爾區域只有 空戰。那時候戰況激烈，曾經有過一次，零式戰鬥機飛回基地時飛行員已經陣亡， 血流滿面，身上、機內都是血的痕跡，當時軍隊裡都教說：「陛下の飛行機、一 機もおろそかにしてはいけない！」意思是說，皇家的飛機，絕對不能草率，一 架都不行。 我當時是二等下士，底下管三個兵，普通兵一個月才十八塊，我們負責維修 飛機，在軍中一個月有二十八塊。當時覺得日本的零式戰鬥機五三型怎麼那麼厲 害，如果有六架飛機出任務，最起碼都有五架回來，很難得只有四架回來、兩架 沒回來的狀況。當時的戰況，我們那個基地飛機大約有一百多架，不只是每天， 幾乎每小時都有飛機起降。空戰回來的飛機，像我剛才說：飛行員戰死的，屍體 拖出來之後，整理內部，撿美軍打進機內的子彈，光是未爆的就有七十幾顆。撿 回來的大多是口徑七點七毫米的，口徑十三點三的比較少見。軍機上機關槍的類 型不同，有些是貫穿性的，有些是會爆炸的，同一個彈孔，有貫穿的痕跡，也有 爆炸燃燒的痕跡，所以如果飛機被擊中，比較難修復。比較之下，日本在空戰中 贏面不大。 我們撤退以前，美軍在距離我們的基地大約只有二十公里的地方建設基地， 當時就遠遠見到他們有怪手，拆成六、七塊的零件運進去，可是日本沒有，日本 是戰後才開始發展這些工程機具的。心裡覺得很絕望，覺得這樣日本怎麼可能有 勝算。同樣做基地工程，日本只能靠人工，南洋天氣炎熱，人比較沒有力氣，但 是美國配合怪手在做工程，五、六天進度就超前了。 當時我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出生時是日本人，長大了也是日本人，沒有想要 把自己區分為臺灣人。在日本其實也沒有人知道我是臺灣人，我並沒有受到排斥。 原子彈投在長崎的時候，從大村可以看見天上好像有一把火，還不知道那是 原子彈，接著又持續遭到轟炸。廣島原子彈爆炸的消息，我當時也還不知道，直 到長崎的原子彈投下，才知道原來日本輸得這麼慘。原子彈轟炸之後沒多久，天 -5-
皇就宣布戰敗。士兵們大多認為是自己不夠努力，才會戰敗，心裡覺得「天皇に 対して、申し訳ない」，意思是說覺得對不起天皇。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後，我 們在大村的那一隊，死了六個人，都是自殺，拿起槍「砰！」一聲，腦漿濺得到 處都是。
戰後日本求生 八月十五日，部隊幾千人集合在一起，聽天皇玉音。聽到消息，大家都傻了， 不知道該怎麼辦。後來有人自殺，他們不懂得想說：「好不容易戰爭結束，和平 的日子要來了」，只是想著對不起天皇，選擇自殺。也有人突然消失，猜想應該 是逃亡了。當時我也是很茫然，我們接到暫時於基地安置、等候上級指示的命令， 等了一個多月，九月十八號辦理退伍，被告知隊上的東西只要能夠拿走的，都帶 走沒關係。我領到退休金一千八百一十四元，帶著軍毯三條、軍靴兩雙、軍服三 套、軍用背包一個。離開的時候，除了軍服也沒有其他衣服可以穿，從大村搭小 船到佐世保，再轉往長崎，接著再從長崎搭國鐵九州線經過下關，一路到東京。 沿路看到日本各地被轟炸的慘狀，我心裡想，日本早就該投降了，怎麼會到 現在才投降？到了東京，東京已經被炸得一塌糊塗，五百公斤的炸彈丟下來，炸 出三十公尺寬、三十公尺深的大坑洞，到處都是。東京人只能找一些破板子搭建 住所，像貧民窟一樣。我從東京車站出來，沒地方可以住，只能睡在車站，有很 多退伍軍人睡在那裡。當時有一些抱著必死決心而從軍的軍人，找我跟他們去抓 在車站附近站崗的美國兵，但是我沒有答應。那些日本軍覺得從軍原本就已經把 生命獻給天皇了，戰爭結果卻是這樣，心裡很不甘願，才會想去抓美國兵。也是 因為這樣，有很多美國兵失蹤。 當時在東京的臺灣人，軍人較少，屬於海軍工員的大約有七、八千人，有很 多人是小學畢業就被拉過來日本的。 7我一開始也摸不著邊，當時也沒有想要回 臺灣的打算，當時戰後物價高漲，車站附近賣的便當，一個要十八塊，我領的退 休金才一千多塊，根本不夠用。東京，我也從來沒去過，不知道長什麼樣子，只 能遇到人就跟人走，後來去到品川那一帶，暫時住在一個破板子圍成的屋裡。 7
此處的海軍工員，應指「高座海軍工場臺灣少年工」，與一般所稱臺籍日本兵海軍軍屬之「海 軍工員」不同。參見張良澤、陳瑞雄、陳碧奎合編， 《高座海軍工場：臺灣少年工》 （臺北：前衛 出版社，1997 初版，1999 二刷）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烽火歲月：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史料特展》 圖錄下冊（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3） 。 -6-
在軍隊的時候，喊吃飯就去吃飯、喊睡覺就去睡覺，都是聽命令，因此不懂 得怎麼討生活，我們就好像雞被從籠子裡放出來，物價有多貴、錢花得有多快， 都沒辦法控制。我的錢差不多兩個月就花光了，沒辦法生活，後來就跟別人去北 海道批魚貨到東京，做黑市的生意。當時也沒有錢搭車，有人用一個方法，說我 們是中國人，是戰勝國，搭車不必付錢，用這樣的方式往返去批魚貨來賣，但是 這個方法用了幾次之後，也行不通了。現在想起來，這樣搭霸王車實在有點過份。 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的冬天，東京非常冷，零下三、四度，我只有軍毯 三條，根本不夠用，只能繼續四處打聽消息，看看能不能找到一個可以安定下來、 有東西可以吃的地方。去到日比谷公園時，遇到駐日代表團的演講，何世禮 8是 香港人，謝南光 9是彰化人，他們是駐日代表團團長和副團長，在公園宣傳要號 召青年回國協助建設新中國。我也在澀谷公園看到高玉樹 10演講團，在東京四處 貼傳單，公園、廁所、車站到處都有，傳單上說如果你生活有困難，可以歸隊。 我九月離開大村，在東京待到十一月底，經過朋友轉告，才決定要去橫濱那邊高 玉樹的臺灣同鄉會歸隊。高玉樹是讀早稻田大學土木系，當時他是海軍的技術上 尉退役，是我們的上司，當時擔任同鄉會的會長。我去同鄉會那邊，寫下自己在 臺灣的地址、姓名，還有日本姓名，就可以領到兩件美國軍毯，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加入同鄉會。 渋谷事件發生時，11我已回到臺灣，但是後來聽到其他人轉述，知道這事件 之所以會發生，就是因為沒有東西吃，那些海軍工員才會去搶美軍倉庫。美軍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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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世禮（1906～1998） ，原籍廣東寶安，為香港歐亞混血富商何東爵士第三子，陸軍二級上將。 曾任國防部常務次長、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兼盟軍對日理事會臺灣代表、港臺貿易公司及臺灣民 生物產公司董事長、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1998 年過世於香港。參閱鄭宏泰、黃紹倫著， 2008 年， 《香港將軍：何世禮》 ，香港：三聯書店。 9 謝南光（1902～1969） ，原名謝春木，彰化二林人，日治時期著名的社會運動參與者，1931 年 移居中國，1933 年改名謝南光。戰後任中國駐日代表團委員，滯留東京，1950 年辭職，1952 年 再前往中國，出任人大代表，1969 病逝北京。參見許雪姬總策劃， 《臺灣歷史辭典》（臺北：文 建會，2004） ，頁 1297，許雪姬撰；另參見「臺灣記憶」網站「臺灣人物小傳－謝南光」： http://memory.ncl.edu.tw/tm_cgi/hypage.cgi?HYPAGE=toolbox_figure_detail.hpg&xml_id=00003007 27。 （瀏覽日期 2014 年 7 月 1 日） 10 高玉樹（1913～2005） ，臺北市人。臺灣戒嚴時期曾以無黨籍身份當選民選臺北市市長（省轄 市） 。臺北市升格為直轄市後的第一位市長，前後擔任十一年臺北市長。臺北市長卸任後歷任交 通部部長、政務委員、總統府資政。 11 渋谷事件，發生於 1946 年 7 月 19 日晚上日本東京渋谷區渋谷警察署前抗爭事件，日本警察 與在日臺灣人之間大規模武裝衝突，參考中文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80%E8%B0%B7%E4%BA%8B%E4%BB%B6。另參考日文 維基百科 http://ja.wikipedia.org/wiki/%E6%B8%8B%E8%B0%B7%E4%BA%8B%E4%BB%B6（瀏 覽日期 2014 年 7 月 1 日） -7-
庫是從日本軍隊接收的戰時糧庫，臺灣人當時沒東西吃，也顧不得面子了，去搶 的時候，日本政府不敢管，請美軍協助，但是美軍認為這是治安問題，應該由日 本政府自己處理，因此變成日本警察和臺灣人的衝突，最後變成機關槍掃射的場 面。
返臺回鄉 我去到橫濱之後，等船等到隔年正月，我搭的船是宵月丸，從臺灣載日本人 返日，空船再載我們從日本回臺灣。我大概是第六批回臺灣的，船開了四天四夜 到高雄，宵月號還要再開往香港載日本人回國。跟我同船的有些是帝大醫科的， 像我一樣是軍人的，倒是沒有遇到過。那陣子，大家聊的大多是戰後生活該怎麼 辦？要做什麼打算等等。 船到高雄港是正月初十，我對高雄港的印象很差，到現在我還記得要上岸的 時候，看到憲兵在打「水蟑螂」 。 「水蟑螂」不是走私的，是在岸邊賣水果的小孩， 船上的人如果要買香蕉、橘子，他們就用一個籃子，吊上船去賣，船上那些美國 人或日本人再把錢放在籃子上，垂吊下來。那些水上警察看到了，用很長很長的 棍子打那些小孩。我看到了心裡覺得很不安，我在想自己回來臺灣是不是錯了？ 當初在日本的宣傳是臺灣戰後復興需要人員，可是回到臺灣，發現實際狀況跟宣 傳的不太一樣，物價一直漲，有時候一天漲兩、三次。再加上中國兵沒軍紀、背 雨傘、亂七八糟，想到過去日本人宣傳的支那兵，實在無法認同，覺得臺灣應該 是臺灣人的臺灣。當時也沒有臺灣獨立的意識，只是在人家說臺灣是中國人的臺 灣時，會想難道臺灣就不能是臺灣人的臺灣嗎？非得要讓人管，不能做自己的主 人嗎？因為有這樣的意念，後來二二八事件發生，我才會去參與。 我到高雄的時候是上午，下船後就去港邊的車站搭火車回嘉義，再走路回 家。我記得在嘉義火車站時，背著行李向人問路，大多數人都講日語。起初想著 家人都還在白芒埔，後來想想不對勁，還是去向親戚詢問。我有一位阿姨住在角 仔寮，我身上穿著軍服，所以大家一看就知道我是從海外回來的。終於問到了， 學校在白芒埔向人借一塊種檳榔的地，蓋了一間躲空襲用的學寮，家人都住在那 邊。學寮都是用稻草編的，我看到後心裡覺得很悲哀，我去從軍，家人卻住在這 樣的地方。家人知道我被派去戰地，母親以為我再也沒辦法回來了，去到戰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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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沒有聯絡，不知道我是生是死。 回到臺灣，處境也是很慘，什麼都沒有，不知道要從何開始。當時也沒想到 日本人離臺之後，留下來的那些資產，臺灣人都不能接收。我是用日語的漢字看 中文報紙，才勉強知道那些財產臺灣人不能接收。 我父親去做一間公司的監工，我是靠父親以前的同事介紹，回臺灣三個月後 才有工作，在嘉南水利組合的抽水站，看顧灌溉附近一百四十甲地的三臺幫浦。 當時的薪水一個月大概二十二塊左右。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印象最深的就是物價 一天到晚漲，我們則是一天到晚在煩惱要怎麼生活。如果早上去買米，一斤十八 塊，中午就變成二十二塊，下午又變成三十五塊，類似這樣的情況。直到二二八 事件，我的薪水也不過一個月二十六塊。
嘉義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在看顧那三臺幫浦，時間到了就打水。三月一號， 聽到抽水站旁邊的大馬路有從北部南下的宣傳車經過，在講發生了事情，宣傳大 家要自覺、做自己的主人，我就想說去看看。 三月八號，正好遇到一位番路公學校比我長五歲的同窗，叫做洪養， 12他邀 我一起去車站那邊看看狀況。後來才會去參與搶紅毛埤軍火庫的武器，可是那些 武器是當初日本人留下來的，是很老舊的武器，要攻打機場，根本打不進去。其 實軍火庫那些軍人早就已經棄守了，他們從旁邊化工廠的排水溝離開，沿途遇到 那些在種田、做工的老百姓，抓了三、四十個人，綁在樹上，亂刀刺死。我們回 程看到，心想這不是小事件而已，這是真正的戰爭了。 13 嘉義市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分團主任陳復志， 14他讀黃埔軍校畢業，二二八事 件的時候被拱出來當指揮官，他有雙腳踏雙船的難處，要靠國民黨也不是，要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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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養（1920～1953） ，嘉義人。與受訪者同案，1953 年 1 月 31 日被槍決。 受訪者在 1998 年受訪提道： 「我計算共有三十七具屍」；參見許文堂採訪，〈李榮宗先生訪問 紀錄〉 ，收於《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 第三輯》 （臺北市：中研院近史所，1999）， 頁 1029-1031。 14 陳復志（1911～1947） ，嘉義市人。赴日本讀高中，轉赴中國進黃埔軍校，第八期畢業。戰後 返臺，任中校參謀，曾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主任。1947 年 228 事件時，嘉義民兵與水上 機場國府軍對峙，他與陳澄波、潘木枝等人代表赴水上機場談判，卻遭拘押，3 月 18 日於嘉義 火車站前遭槍決。參見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市：文建會，2004） ，頁 0848，李 筱峰撰。另參見張炎憲等採訪《嘉義驛前二二八》 （臺北市：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1995） ，頁 13-37，採訪陳復志妻、弟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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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也不是，很難生存。一隻豬、六包米、兩百斤的菜，送去機場旁那邊，讓 他們搶完糧食趕快回去，不要有衝突。這豈不是太方便了，這是在造德，不是戰 鬥啊，這指揮官會把大家害死的，有人提議要把他殺死，可是沒有真的行動。沒 想到二二八事件結束後，第一個被國民黨槍決、被嘉義市憲兵營的營長羅迪光 15 槍決的，就是陳復志。 二二八事件之後幾個月，我去我大姨那邊躲了二十幾天，那時候也沒電視、 也沒網路，只能口耳相傳，探聽一些小道消息。等鋒頭過了，我看平靜沒事了才 回家。我在嘉義火車站附近，無意中又遇到洪養，以前也沒有什麼咖啡廳，我們 就只是站在路邊閒聊：彼此住在哪邊之類的。我當時已經和家人搬去住角仔寮 了，我們在那邊種菜瓜和皇帝豆，隨季節變化輪流種，主要都靠這個生存。
案情 我跟洪養見面其實只是一起批評時事而已，判決書中說我們有組織什麼的， 都不是真的。像是說我們組織臺灣青年先鋒協會，我從來沒聽他們說過，理性來 分析，這些應該是警察為了領獎金捏造的。我除了有點希望臺灣人可以為自己作 主的想法，其實沒有具體的組織行動。結果判決書中竟然說我們「意圖以非法之 方法顛覆政府並著手實行」，又說蔡賠川、張守仁 16印了傳單去發放，判他們死 刑，實在太沒道理。其實判決書說什麼有組織、有開會，那都太誇張，不過就是 大家聊天講話，不是什麼實際的組織活動。 17我被判刑十五年，整整十五年，一 分鐘都沒有少。我被捕是凌晨兩點四十五分，十五年後的上午十點，從臺東泰源 監獄釋放離開，兩點四十五分到十點這段時間，是被多關的。 我原本有判決書，但是在牢裡搜房的時候被他們拿走了，後來申請補償的時 候，我也沒再申請要回當初的判決書。大約十幾年前，聽我以前嘉義老家一位鄰 居林快青說，這樣的案子，總獎金可以領五萬。林快青說他從前因為在道上混被 追捕，從嘉義布袋逃去廈門，接著再去上海。這個人後來被國民黨 CC 派吸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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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迪光，參見張炎憲，〈徘徊於抗爭與和平解決之間的悲劇〉，收於張炎憲等採訪《嘉義驛前 二二八》 （臺北市：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5） ，頁 1-13。 16 蔡賠川、張守仁與受訪者同案，兩人都在 1953 年 1 月 31 日被槍決。 17 受訪者在 1998 年受訪提道：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我與洪養等人印了八千份的〈告臺灣同胞 書〉 ，…全文不到兩千字。」 ；參見許文堂採訪， 〈李榮宗先生訪問紀錄〉 ，收於《戒嚴時期臺北地 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 第三輯》 （臺北市：中研院近史所，1999） ，頁 1032。 - 10 -
情報員，成為楊肇嘉（臺中清水那位後來當了民政廳長）的跤仔（按：手下），在 沿海種菜供應日軍，藉此套情報，把日軍的情報傳給國民黨、把國民黨的情報給 汪精衛政權，做三面間諜。林快青因此賺了一些錢，戰後在國民黨來臺灣之前， 娶了一位小他十六歲的蘇州女人回到臺灣，就買了一塊大概兩百坪的地，蓋了一 間四十坪的房子。林快青就是情報販子，賺日本汪精衛政府的錢，也賺國民黨政 權的錢。後來他太太勸他不要再做了，否則會對不起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他不聽， 所以他太太離開他，她自己去了美國，只留下一個女兒照顧他。他因為孤單一人， 所以常常來找我聊天，大概五年之後，他就死了。 我和洪養見過兩次面之後，一直到我民國四十一年被捕，我們都沒有再見過 面。他住在臺北艋舺，有刑警看到他額頭上有疤痕，懷疑他是通緝犯，去查通緝 資料，發現確實是，過了幾天就去抓他。他大約是民國四十一年的三月二十號被 捕的，他們也是跟他說聊一聊就放他回去。刑警抓到人之後，還煮了麻油雞請他 吃，和他慢慢耗，然後從臺北帶他下來嘉義抓其他人。 在這幾年間，我原本負責的幫浦工作，因為有人去檢舉說我打水不按照時 間，若有人需要水就來賄賂我，看是要多打一個鐘頭或兩個鐘頭的水都可以。他 們跟我的上司說我中飽私囊，我否認有這樣的事，但是水利課的課長是嘉義農校 畢業的，他嫉妒我們工業學校畢業的人，咬定我收紅包貪汙。其實幫浦的馬達都 是打一樣的時間，但有些農民就是覺得我對他們不公平，別人的時段就打十個鐘 頭，輪到他們就減為九個鐘頭，其實根本沒有這種事情。頂多是有農民真的缺水， 快下班前送個包子過來，請我延後一個鐘頭，我其實大可以下班就回家不管，真 的也沒想到會惹出這些糾紛，後來我就被水利會開除了。 後來，我去拜託劉明 18的哥哥劉傳來， 19他是國大代表，請他介紹工作。他 介紹我到經濟部的中國食物廠，看顧那些製作食用油的壓裝機的電源，但是那個 廠的廠長是個一位姓陸的大學畢業生，很囂張，常常大呼小叫，我心裡覺得有什 麼了不起，我做了一年多就不幹了，改行去賣藥品。是一個住我隔壁姓吳的人， 18
劉明（1902～1993） ，嘉義人，涉 1950 年「台盟顏錦華等案」被判刑 5 年。請參閱本計畫「劉 榮凱先生訪談紀錄」。 19 劉傳來（1899～1985） ，嘉義人，劉闊的三子，受難者劉明的三哥。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 取得醫師執照後，任澎湖醫院醫官補，實地臨床研究，之後又在臺北醫院眼科、鐵道醫院眼科、 草間眼科醫院見習研究，1925 年進日本醫學專門學，隔年畢業，返臺在嘉義市開設振山眼科醫 院，對眼科深入研究，擅長眼科手術。1945 年之後，積極參與政治，曾任嘉義市參議員、省議 員、國民大會代表。參見許雪姬總策畫， 《臺灣歷史辭典》 （臺北市：文建會，2004 年） ，頁 1202， 歐素瑛撰。另參閱本計畫「劉榮凱先生訪談紀錄」 。 - 11 -
他的朋友去上海找了一些日本佔領時期留下來的藥品來賣，把藥賣給老醫師。這 些老醫師習慣用日本的藥品，不喜歡用美國的，我們就把從上海帶回來的日本 藥，拿去跟他們換新式的美國藥品再去賣。我做這行也是硬學的，像是跑業務一 樣，慢慢學起來。 因為跑業務的關係，我常常從嘉義騎兩個小時的腳踏車，到虎尾糖廠那邊的 衛生所，我太太就是在那邊的衛生所，擔任一位魏醫師的助產士。這位醫生沒讀 臺灣的學校，他是北海道的醫學院畢業，一句臺灣話都不會講，需要我太太幫忙 翻譯，他才知道患者說什麼。我去那邊賣藥，因此認識了我太太，認識三個月後 就結婚了。結婚不到兩年，她懷了一個小孩，小孩還沒出生，我就被抓走了。
逮捕與判刑 我是民國四十一年四月十號凌晨兩點四十五分被捕的，大約有七個便衣刑警 來我家敲門：「有人在家嗎？有人在家嗎？」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事情，開了門， 他們說有些事情請我到派出所談。我說： 「又沒什麼事情，為什麼要跟你們走？」 他們只說：「你去了就知道了。講一講，很快就讓你回家。」我心想，好啊，要 談就去談啊。走出門，看到轉角停了一臺紅色的吉普車，才覺得不妙，一定有嚴 重的事情，心裡有個直覺閃過，想到會不會是洪養的事情？去到嘉義縣警察局， 一下就被關進警察局的牢房，牢房一共有四、五間，進去時我看到洪養，知道事 情不妙了。裡面有十幾個人，都是和洪養認識的，我認識的則只有他一個人，他 關在我的隔壁房，我當時就知道糟糕了。 在嘉義縣警察局關了九天，只被問訊一次，只是問名字、地址，根本不是審 問。四月十九號早上十點，全部洪養認識的人，包括一些管訓流氓也一起，都被 押上火車送往臺北刑警總隊（按：現靜修女中附近） 。之前互助會的會長林麗峰，20 他是和我同案的，他當時還沒被捕，判決書上寫我們這個案子有販賣軍火，那批 軍火我事後才知道是林麗鋒曾經拿過一支短槍給洪養，但是洪養組織的事情到底 是怎麼樣，其實他也不知道。他逃亡了一陣子，比我們晚三個月才被捕，很多事 情都被推到他頭上。最後我被判刑十五年。 刑警總隊就是日本時代的北署，位於現在靜修女中旁邊。我在那邊關了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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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麗鋒，1928 年生，嘉義人。與受訪者同案，被判刑 15 年。 - 12 -
四天才被訊問，一共兩次，都是在晚上。他們問我跟洪養的關係，問案的房間牆 上掛了一堆刑具，問你想要選哪一樣，另外還掛了被刑求的人的相片，要你從實 招來，問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做坦白？要不要坦白？」給你下馬威、恫嚇你。 他們說：「太陽才快要出來而已，你們就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你自己做的事 情，天知地知，你自己知道。」我跟他們說沒有，他們拿了一條繩子來，把我的 兩隻手的拇指反綁，從背後綁在一起，吊起來。我被吊了差不多一分鐘就昏過去 了，不知道昏過去多久，他們拿冷水潑我，又醒過來。四月的臺北還是很冷，他 們說：「你要照實講，不講的話，你會吃虧的。這只是個開始，給你警告一下而 已。」我嚇到了，就照他們說的做。其實從洪養那邊，他們已經準備好了一份供 詞，根本什麼都不必說，我除了被吊過一次之外，就沒有再被刑求了。他們說我 參加洪養的組織，但其實我連洪養的組織是什麼都不知道，什麼臺灣青年先鋒協 會都不知道，就是照他們說的答，隨便他們。 問我案子的人都講臺語，我覺得他們應該是福建莆田那一帶的人，講話有莆 田腔。到判決書下來，有人判死刑之前，都不知道這是這麼大的事情。北署之後 就被送到軍法處青島東路三號那邊，我們同案的都沒有關在一起。我被關在二區 的二十四房，原本關十個人的押房，裡面總共關了二十一個人，我們都要把毯子 吊在牆的兩側搧風，實在太熱了。 檢察官根本沒開庭，我們請求開庭，檢察官就把我們全部叫出去說：「你們 自己做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自己知道。」我連被以哪一個法條起訴都不知道， 後來知道是武裝暴亂，我心裡很亂，到底是五條？還是二條一？在軍法處待了快 十個月，然後送到軍人監獄。我的判決書是在軍人監獄收到的，在軍監才知道自 己被判刑十五年，我想寫一份報告，但是根本不知道報告要怎麼寫。同房有一位 國民黨的特務也被關進來，是他教我要怎麼寫，但是也沒有用，只得到一句回應 的話： 「你們自己做了什麼自己知道！」後來我才知道要被送往軍監前的一個月， 洪養、蔡賠川跟張守仁三個人已經被槍決了。洪養被槍決，他的家人事後也沒有 去領補償金，洪養沒有子嗣。聽陳英泰 21說，洪養跟蔡賠川兩個人被槍決後，家 人都沒有去收屍，屍體就泡在那藥水池裡。唉，人被槍殺，收屍還要繳五百 21
陳英泰（1928～2010 年） ，臺北人，涉 1951 年「鍾國輝等案」 ，被判刑 12 年。參考陳英泰著， 2005 年， 《回憶，見證白色恐怖（上、下）》 ；2010 年， 《再說白色恐怖》 。另參考許文堂採訪， 〈李 榮宗先生訪問紀錄〉，收於《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 第三輯》 （臺北市：中研院近 史所，1999） ，頁 1034。 - 13 -
塊……，另外一個被槍決的張守仁，他哥哥是嘉義的市府建設局長，他有去收屍。
牢獄經歷：軍法處、安坑軍監 在青島東路軍法處，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裡面被像趕鴨子一樣趕去洗澡，脫得 赤條條的，水潑在身上，煙就冒出來，隨便擦擦抹抹就算好了。跟我同房有個姓 陸的外省人，名字我不太記得了，在他要被槍決以前，獄方的人用鐵棍敲押房的 欄杆，大吼： 「某某某！出來！」那個人說： 「慢一點！我洗個澡！」另外還有一 個 XX 農會的總幹事，姓蘇，他睡在我旁邊，是一位人格者，他不怎麼跟別人說 話，在牢裡一直勸他的妻子要改嫁，他妻子回信叫他不必多想，在他要被槍決之 前，寄來一件全新的西裝。 我被送往安坑軍監是民國四十二年二月十一號，前後分別被關在義監和仁 監，關了四年多快五年，才又被送往火燒島。現在回想起來，還好被送去火燒島， 如果一直關在軍監，我可能沒辦法活下來。因為他們懲處人最毒辣的手段有三 種，第一個是把你和開放性肺結核的人關在一起，我關在軍監第二年就得了肺結 核，也不能就醫看病，最多就是每頓飯吃一顆三百毫克的阿斯匹靈，那種阿斯匹 靈很小一顆，不像現在賣的比較大顆，在監獄裡肺結核一個傳一個，要讓你慢慢 死就對了。第二種惡毒手段就是禁水，一天只給你一杯 500c.c 的水，也要喝、 也要刷牙洗臉，也要洗碗、洗衣，還要洗澡，怎麼可能夠用。那麼熱的天，押房 裡關了那麼多人，後來撐不住了，沒辦法只好喝便斗的水。把便斗刷一刷，然後 把衣服撕破，塞住便斗的口，然後慢慢積水。六張榻榻米的牢房，關了三十七個 人，每個人都用手捧便斗裡的水，喝個一、兩口。第三種手段就是一房關非常多 人，一間押房含水池大約十坪，實際空間只有八坪，那麼多人擠在一起，要生存 會變得很困難；即使是冬天，也都打赤膊，把棉被全部堆在牢房中間，才能挪出 一點空間，有些人站著，有些人躺著，互相輪替，人和人貼在一起才能睡覺。因 為空間不夠，你如果晚上醒來上廁所，再回去就沒地方睡了。人和人互相擠來擠 去，也容易產生衝突，看守就會在外面喊：「幹什麼！造反啦！」所以很多時候 會有打架的情形，就是會抓棉被，蓋著打小報告的人，偷打他。有時候牢裡面會 有些人想要憑自己的政治意志當領導，不願意受領導的人，就會和他們發生衝突。 和我同房的，曾經有一位鹿窟案的人要打我，說是因為我小便的時候聲音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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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吵到他睡覺，也可能是我不小心滴到他，他就衝上來，作勢要打人。後來是 另一位外省人大吼說： 「你打他，試看看！你打他，我就打你！」才把衝突壓住。 在軍監其實不太能打架，只能偷打，因為軍監是木地板，有人打架，一定會發出 聲音，看守聽到聲音，就會跑過來看。看守會拿押房的鐵製鑰匙，很大支的那種 鑰匙，串成一整串的，用力敲押房的鐵欄杆，「匡！」一聲，偷打你的人馬上都 躺平，假裝沒事，你根本也不知道是誰偷打你。其實說穿了，都是在爭取領導權， 連被關在牢裡也要爭取領導權。 在仁監十六房的時候，有一、兩個月的時間，跟高砂鐵工廠的辜顏碧霞 22關 在對面房，因為怕被人看，她們都把押房遮起來，同房的還有李友邦的太太，23 那一房總共十六個人。後來那一房有些人被調往板橋生教所，有一些比我們早送 去火燒島女生分隊。我在軍人監獄曾經五十四天沒有放封，只要遇到下雨，或是 外面操場有軍人在操練，就不能放封，這樣一直關著，關到真的快發瘋了。要不 是後來送往火燒島，我可能真的沒辦法活下來。
牢獄經歷：火燒島、泰源 我要被送往火燒島以前，聽說有人被從火燒島送回軍監，好像是因為不服從 管教要再判刑，後來出獄之後，才知道槍決了一批人。我被送去火燒島是一九五 八年七月二日，我們坐的是美國的 LST 登陸艇（按：Landing Ship Tank，坦克登陸 ，因為船艙封起來可能會悶死人，所以甲板沒有封起來，可以從船上看到綠 艇） 島。大約四點，天還沒亮，我們就被叫醒，到天亮的時候從南寮，六人一船，三 副手銬，一共大約四艘小漁船，把我們陸陸續續送上岸。 那時候，兩個、兩個銬在一起，要上廁所都得一起去。我們那一批有四、五 百人，那時候一隊的編制是一百二十八人，我們後來分別被編在第三大隊的第 九、十、十一中隊，我是十一中隊的，跟閻啟明 24同隊，我們那一隊現在還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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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顏碧霞（1914～2000） 。中國信託投資公司辜濂松的母親，高砂鐵工廠董事長，因資助文學 家呂赫若，被以「為叛徒提供金錢」的罪名，判刑 5 年，家產高砂鐵工廠被沒收，充為審訊、羈 押人犯的「保密局北所」 。她有三個孩子，一子（辜濂松） 、二女。辜顏碧霞於 1942 年日文創作 小說《流》 ，1999 年由邱振瑞翻譯出版。 23 李友邦的太太嚴秀峰，被判刑 15 年，曾被送到綠島新生訓導處女生分隊。參見楊渡，《紅雲 －嚴秀峰傳》 （臺北市：南方家園文化，2011） 。李友邦，1952 年 4 月 22 日因匪諜案被槍決，另 參考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 （臺北市：文建會，2004） ，頁 0374-0375，李筱峰撰。 24 閻啟明，1931 年生，四川成都人，涉 1956 年「三四○七部隊閻啟明為匪宣傳案」 ，被判刑 8 - 15 -
的，大概只有十個吧。 在火燒島，一個人睡一張草席，領兩件毯子、一條蚊帳、一個枕頭、一雙襪 子、一條毛巾、一個臉盆。早上起來先點名，晚上有宵禁，門口會有同樣是政治 犯的人輪流站班。平日上課，就是上一些三民主義、領袖言行什麼的， 25上三、 四個小時的課。在火燒島，政治犯負責生產，那些官兵是不生產的。我在火燒島 曾經在生產班做三年，也當過伙食委員，可是因為不太懂得買菜的訣竅，常被批 評。我們有養火雞，要趕火雞的時候，雞不會照你的意思走，會亂飛，曾經有火 雞亂飛，飛到一個山坡下，我下去找，結果找不到。其他時間就是普通的勞役， 如果要造路，除草、建屋頂、用臉盆搬沙土什麼的，全部都得做。我在火燒島被 關了將近十年，家人沒有來會面過，路程實在太遠了。但是我父親有匯一百塊給 我，一百塊在裡面已經很夠用了，我就沒有去做那些貝殼畫的美術品賺錢。 民國四十八或四十九年的時候，我曾經計畫要逃亡，但是後來發現行不通就 放棄了。當時馬祖有一臺一百二十馬力的柴油機拆解報銷，警備總部準備用那些 零件在火燒島建發電廠。我們在流麻溝旁邊有蓋一間小碾米廠的克難房，把軍方 發給我們的糙米碾成白米，相較於到山上砍柴，碾米的工作算是比較輕鬆的，我 們幾個人就自願去做。聽說要建發電廠，也去做發電廠的工作。發電廠需要柴油， 柴油儲藏在海邊的小屋裡，鑰匙是由我保管的。我當時就計畫，公館海邊常常都 有四、五艘小船停在那邊，也許可以去搶一艘船然後逃亡。可是要逃去哪裡呢？ 不能逃回臺灣，一定會被抓到的。如果逃往外海，要遇到友邦的船隻，還是遇到 共產黨的船，像是蘇聯還是波蘭船，機率大概都很渺茫。先前曾有人試圖逃亡， 船開出去，警備總部派出巡邏機用強光照射搜查，後來人沒抓到，回報為失蹤。 有這個教訓，如果我劫船，他們一定會派出海軍來搜尋。 沒多久，有一艘要前往香港的波蘭船被攔截，上面一共有十一位華籍的船員 不肯投降，結果被俘送來火燒島，編入第七隊。華籍的船員也想要逃亡，他們在 山上砍柴造船，結果有當地的老百姓看到就跟官方報告，他們得到消息逃到硓石 古石洞裡面藏起來，我們有人偷偷帶一些饅頭跟水去給他們，那些人計畫從現在 年。參考閻啟明， 〈白色恐怖，所見所聞〉 ，收於《看到陽光的時候》 （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 籌備處，2014 年） ，頁 351-380。 25 根據唐燕妮提供的唐湯銘紀念冊裡的綠島影像，新生訓導處自製上課教材有：革命巨流（光 榮歷史、開國名人、國家常識、日帝侵華史、錦繡河山） 、我們的國父、偉大的領袖、匪黨理論 批判、消滅漢奸復興中華、反共義士奔向自由、國父遺教、中國革命史、共匪暴行、三七五減租、 毛澤東批判等等。 - 16 -
的溫泉那邊出海，可是南風一吹，船推出去，馬上又被海浪打回來。躲了三天， 沒辦法，還是被抓到，最後一個個都被官兵虐死。看到這些例子，我知道要利用 船逃走是不可能的。 26 我在火燒島大約九年半，然後，民國五十五年五月底和另外約兩百個人同一 批，軍方用卡車把我們載到南寮，然後用 LSD（按：船塢登陸艦）那種武裝部隊 的六百人登陸艇把我們載去臺東，再用警備總部的警備車送去泰源監獄。我離開 火燒島之後那邊就沒有關人了（按：根據其他口述，尚留有一批二、三十位），泰源 事件發生之後，火燒島才又改建了綠洲山莊，那些無期徒刑的人才又被送回去火 燒島。起初，我們也不知道自己被送到什麼地方，直到看到大字寫著「警備總部 泰源監獄」才知道。在泰源監獄關了十個月之後，我就出獄了。
出獄後的生活 民國五十六年四月十號，我從泰源要出獄的那一天，遇到颱風，在臺東住了 兩晚，等到颱風過了，才搭巴士回去。那時候南迴鐵路還沒建，巴士要搭很久， 我到出獄第三天才回到嘉義。一回到家，警察局保安的人馬上就找上門來，以後， 監視你有沒有反省？問你有沒有亂說什麼話？問你在做什麼工作？我太太那時 在嘉義做藥房的生意。我出獄之後沒工作啊，而且限制很多，警察有事沒事就上 門來，直到我太太罵說： 「你們是要來幾趟？」嘉義警察局的刑事警察跟我說： 「你 如果戶口不在這邊，我就不會來找你了。」因此，我們才搬到臺北木柵（按：一 ，跟別人租房子。 九六七年七月遷戶口） 我搬到木柵之後，我們在臺北縣的戶籍才剛辦理遷入，三小時之後就有臺北 縣警察局保防隊的人上門來，你就知道蔣家底下那些通報的效率有多好。後來還 持續被監視了十年，常常有人在跟蹤，我當時不知道可以去找唐湯銘，他是火燒 島新生訓導處的處長，政治犯如果被騷擾可以請他協助處理，但我不知道。最後 還要我寫一份兩千字的切結書，我說：要寫怎樣，你寫給我看，我來簽名算是我 寫的。後來他們態度才放軟，說受到國防部的命令，要我寫被關十五年出來如何 反省？感想是什麼？我想被你們莫名其妙關了十五年，是要有什麼心情？最後就 親筆交出「反共抗俄，三民主義萬歲，蔣總統萬歲」的切結書，他們才比較少來。 26
1954 年 6 月 23 日，蘇聯油輪陶普斯號（俄語 Tyance，英語 Tuapse）於巴士海峽公海被中華 民國攔截。是否船上部分船員「居留臺灣」而被送到火燒島？目前不得而知，待查。 - 17 -
出獄後沒辦法生活，就連要開計程車，國民黨也不讓我拿執照。後來想要出 國走走看看，每次申請都不通過。只能靠太太，最後是曾國英 27建議我去找張幹 男，28陳英泰跟張幹男的貿易公司拆股之後，我跟著張幹男在他的新亞旅行社工 作。做了二十四、五年，一直做到七十歲才退休。一開始做雜務、沒有導遊執照 的，三餐都在公司吃，當時陳孟和還沒去，高建勝 29已經在那邊工作了。高建勝 後來離職去高原旅行社，被派駐東京做業務，他輾轉聯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 大使館，才有後來他跑去中國那邊的事情。她太太現在有點怨嘆領不到補償金， 因為也沒有死亡證明，她太太現在好像在臺灣開養老院。 我們搬到木柵深坑的時候，木柵沒有現在熱鬧，就是住一些做礦坑工作的人 而已。後來我們住的土角厝房子快崩塌了，下雨就漏水，才又蓋了現在這間四十 坪的房子。這間房子買的時候花二萬八，後來改建花十六萬二千元，陸陸續續增 建廚房、浴室，總共花了六十幾萬，資金大多是靠我太太幫忙助產和開藥房的收 入。
受難者團體 對政治現狀的看法 受難者的各種活動，是住在附近的難友高文章 30來邀我，我才去參與，大約 是十年前開始的。以前我出獄後和難友沒什麼聯繫，高文章因為和我住得滿近 的，我們才有聯絡。景美人權園區的活動，我有時候看來看去，反正就是那樣， 會先離開。關懷協會和促進會我都有參加，關懷協會參加得比較早。我是民進黨 創黨的發起人之一，我覺得很不甘願，無辜被抓去變成政治犯，被人當成是共匪， 在牢裡面我才有了政治意識，因為在安坑軍監時跟黃紀男 31同房三年，然後也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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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英（1936～1995） ，臺南人，涉 1959 年「海軍台獨案」，被判刑 8 年。 張幹男，1930 年生，桃園人，涉 1959 年「海軍台獨案」 ，被判刑 8 年。出獄後，創立新亞旅 行社，後又成立「柏木貿易公司」，提供住宿及工作機會給許多難友，幫助他們度過出獄後的黑 暗期。人數最多時，曾有十幾名難友同時在新亞工作，有李榮宗、陳孟和、曾國英等。參閱張炎 憲等採訪記錄， 〈張幹男〉 ，收於《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台灣共和國 下冊》 （臺北市：財團法人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 年） ，頁 478-503。 29 高建勝，1932 年生，臺北人，涉 1954 年「台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林昭明等案」被判 刑 15 年。 30 高文章，1925 年生，臺北人，涉 1954 年「台灣民主同盟高文章案」 ，被判刑 10 年。 31 黃紀男（1915～2003） ，嘉義朴子人。涉 1950 年「台灣再解放聯盟台灣支部黃紀男等案」被 判 12 年；涉 1965 年「台獨地委會案（台灣民主獨立黨台灣地下工作委員會） 」被判無期徒刑； 涉 1972 年「鍾謙順、黃紀男（台獨）案」被判刑 15 年。參閱張炎憲等採訪紀錄， 〈黃紀男〉 ，收 於《台灣共和國（上冊）》 （臺北市：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 年） ，頁 88-14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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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郭振純， 32慢慢傾向臺灣獨立的想法。我也不是參加紅色的組織被抓的，比較 沒有緣份靠近他們的想法。 以前的難友，如果是在火燒島認識的，因為相處比較久，彼此都認識，但如 果是在泰源監獄或是軍人監獄認識的，有時候見到了人，覺得面熟，但是名字卻 想不起來。現在記憶力不好，很努力看新聞，但是看看過了一個小時就忘了。好 的文章，我從頭到尾讀了三遍，要講，卻講不出來。聽力、視力也越來越不行， 以前視力是 1.0，現在左眼 0.4，右眼 0.2。眼科醫師也跟我說： 「歐吉桑，你這眼 睛已經不行了，再看眼科也沒有用，這是自然的退化。」聽力也是，有時候聽人 說話，要靠很近才聽得到。 從中國人的立場來看，他們會認為臺灣是他們跟日本抗戰八年拿回來的，這 可以理解。可是從臺灣人的立場來看，我認為臺灣人應該要有自主的權利。過去 臺灣人受到國民黨這種統治手段洗禮過後，現在要回憶這些事情，整個過程不簡 單。將來中共一定是企圖要統一臺灣的，臺灣是民主的國家，能夠有一塊土地在 世界上跟人競爭，臺灣人千萬不要再受人統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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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純，1954 年生，臺南人。涉「郭振純等人案」 ，1953 年遭逮捕後，被判無期徒刑。1975 年因蔣介石過，減刑出獄。參閱林世煜、胡慧玲採訪紀錄， 〈天生反骨的獨俠客：郭振純口述史〉， 收於《白色封印》 （臺北市：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 年） ，頁 163-202。楊翠等作，〈回顧 仁愛之家〉 ，收於《秋蟬的悲鳴》（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2 年） ，頁 222-237。另 參考郭振純著，《耕甘藷園的人》（臺北市：玉山社，2010） 。 -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