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榮源先生訪談記錄 訪問時間：2014年09月19日13時~16時 訪問地點：台北市互助會辦公室 採 訪 者：李中
訪談語言：國語、閩南語
紀錄整理：潘奐鴒、范睿慈
影音紀錄：錄音檔
整
編
校：胡清雅
審
校：藍博洲
稿：李中
受訪者（當事人）基本資料 姓
名
出生地
（出生年-） 李榮源
高雄縣橋頭鄉
（1928年12月10日）
秀筆村
被捕時間 1951年5月21日
被捕時職業/經歷 五林國校教務主任
判決書年齡 第一案：24歲 第二案：33歲
案情說明 官方案件名稱
第一案：李榮源等叛亂案；第二案：呂華璋等獄中叛亂案
官方判決罪名
參加叛亂之組織
刑
第一案有期徒刑十五年各褫奪公權十年
期
入出獄日期
無 （摘自判決書） 第一案： 於四十年三月底經匪李東鍊介紹寫自傳一份正式加入匪黨參與小組開會二次閱讀「優 生學」等反動書籍。
案情概況
第二案： 本件軍事檢察官聲請意旨略以被告呂華璋、李清增、李榮源、林德星、陳永生、吳長 生、王鶴棋、陳來發、劉煌、林金春、黃金煌、江德龍均係因叛亂案，判處罪刑確定， 在國防部台灣軍人監獄執行中之受刑人，民國四十二年春，該監人犯馬時彥等，組織 所謂「新民主主義同志聯合委員會」之叛亂團體，企圖暴動，案經偵破。 相關檔案資訊
判決文號
第一案：（41）安潔字第三○一二號；第二案：48，警審更，0007
判決日期
第一案：1952年6月17日；第二案：
相關資料
無
其
無
他
家庭與受教育背景 我在1928年12月10日，也就是國際人權日，出生於高雄橋頭的筆秀村一個有二 十甲地的小地主家庭。三代同堂，二十幾口人住在一起，非常熱鬧。我既是長子又 是長孫，所以很得家中長輩的喜愛，童年過得幸福快樂。 我以第三名的成績從仕隆公學校畢業，之後考進了台南師範學校。學校裡的老 師都是日本人，以日文授課。在家裡，我們說閩南語，但這在學校是被禁止的。師 範學校裡頭的日本學生比較多，台灣學生只占差不多三分之一。學校規定所有人必 須住宿，不論吃、住都在「學寮」裡頭，到了暑假或寒假才回家。在糧食缺乏的抗 戰期間，學校提供的伙食很差，正值發育期的我們每餐只有一小碗飯和很少的菜， 根本吃不飽，有時候飯裡還掺了帶皮的地瓜或泡過的茶葉來增加份量，所以我們會 趁用餐前，在水龍頭喝自來水，喝個半飽再進食堂吃飯。每間宿舍都安排一位室長， 室長多為日本人。在學寮，我們過的是由上級管下級的軍隊化生活，日本人很重視 階級觀念，除了生活作息被嚴格管理外，高年級的學生會欺負年級較低的，被上級 看不順眼的人，晚上會被叫到外頭「制裁」，排成一排輪流挨打，有些人被打到臉 都腫了，還有人被打到暈倒。此外，上級之間也會相互毆打，有時候我晚上在廁所 會聽到後頭傳出打架的聲音，聽得我好緊張。學校也安排由日本現役上尉擔任教官 的軍訓課程。我規律的生活作息，以及刻苦耐勞底精神，就是這時候培養出來的。 一般來說，要進入教育後代的師範學校，得先得到日本人的信任。一方面因為 我成績不錯；另一方面，我家族有名望又是有錢的地主，而且父親在地方上擔任了 奉公會會員、農業組合各方面的公職。在這些背景支撐下，我得到入學機會。師範 學校提供公費且保障就業，在我大約十八、九歲從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回故鄉的五 林公學校教第一屆的四年級學生。時值光復初期，日籍老師全數回國，學校裡幾乎 都是素參差不齊的代理教員，我作為少數正式受過師範體系訓練的老師，於是當上 教務主任。 我特別關注農村出身、沒有讀書環境的學生。那些孩子的父母，往往希望孩子 留在家裡幫忙工作、不要上學，對於這樣的情況，我會去說服那些父母：「不讓孩 子升學，他們會一輩子像你們一樣當農夫，沒有翻身出頭的一天。」另外，我也特 別心疼家境不好而產生自卑感、常常躲在角落不敢和大家一起活動的學生。有錢人 家的子弟，都穿著打扮得漂漂亮亮，父母也會出席家長會、拜託老師多照顧孩子， 可是家境不好的家庭，卻連給孩子寫功課的電燈或桌椅都買不起，更不可能放下工 作參加家長會。帶著「我不照顧他們還有誰能照顧他們」的心態，我認為應該特別
幫助這些貧困孩子。 在我的用心教學下，我帶的這一班20多個學生幾乎都考上學校、繼續升學，甚 至有兩個考上高雄中學。家長們很高興，要送我一條金項鍊，但被我拒絕了，我認 為教育孩子是我的責任與使命，不應該存有買賣的觀念。後來他們就改送一個刻有 「任重道遠」的匾額，讓我掛在學校辦公室作紀念。
光復景象與二二八事件 台灣光復回歸祖國，大家都高興地結綵放炮，好熱鬧。沒想到，當我們還在彩 排時，就看到一隊「沒個樣子」的部隊，三三兩兩像遊民、難民一樣地散亂地走路， 這些軍人用雨傘挑東西，服裝也和日本軍隊不能比，老百姓在驚訝之餘，對祖國的 美夢和期待也在一夜之間破碎。其實，當時有「好男不當兵」的說法，去從軍的都 是為了三餐溫飽、沒有飯吃的窮人。有的人還是被抓來從軍的，不見得受過正式訓 練，甚至不清楚，同樣身為中國人到底為何而打戰、為誰而打。在沒有戰鬥意願的 情況下，怪不得就算美國提供幾百萬的裝備給國民黨，還是輸給了打赤腳的農民兵。 來台接收的陳儀受過日本教育，也在福建任職過省主席，既懂日語又是台灣通。 他帶來封建式的統治，又貪污又無能的行政體系讓接收變成劫收，所以人民對政府 便失去了信心。學校裡頭都是駐軍，沒辦法正常上課，有些被抓回來的逃兵被綁在 樹上受刑，打死、病死的，就隨便埋到垃圾堆裡。過去，我們如果夜裡走在路上看 到日本兵，心理的感覺是安心的；但光復後的國軍卻引得人心惶惶，夜裡若被國軍 跟在後頭，反而讓人民害怕。這些國軍沒受過什麼教育、見識也淺，看到電燈亮、 水龍頭出水就大驚小怪，引起群眾笑話，他們買東西總是討價還價、算不清楚價錢。 橋頭鄰里還有過傳言，有個開軍車的軍人，技術不好，撞死人卻把人抬走又隨地丟 埋。當時，台灣當時的生活水準比大陸高，當管理者比我們這些被管理者的水準還 低，當然很令我們失望，所以民怨聚集，就發生了後續的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時，出於交通要樞考量，在高雄方面，便將指揮部設在臨近火車站 的高雄中學。我們當時收到消息，說彭孟緝假藉談判名義，騙了一群青年到壽山， 將他們捆綁起來丟入海裡；而同時又發生高雄火車站機關槍掃射學生、為了殺雞儆 猴而當場槍斃學生的事件。聽到這些事情，我就帶著短刀，跟一群人衝到高雄中學 會合。當時，我頂著年輕人的熱血，為了爭取正義，想著「事情都這樣了，我還能 坐在這裡不管嗎！」現在想想，這只是一種無謀之勇，算是逞英雄氣概的心理吧。
加入組織
教書期間，我經由李東鍊介紹而加入了組織。李東鍊是台灣籍人士，曾到過大 陸，並且娶了一個廣東籍的太太後又回來台灣。他和五林公學校的校長劉森田是親 戚關係，校長介紹他去岡山國小教歷史，我於是透過這樣的關係接觸到他。年壯有 為、急公好義的劉校長是我的學長，我們亦師亦友，更是共生死的革命同志。 地方上，有一些讀書會或其他名義的組織，加入這類外圍組織的門檻比較低， 一般民眾都可以參加。黨組織的人，則會從中挑選素質比較好的對象，引介加入黨 組織。白色恐怖時期，很多人只參加了外圍組織就被抓了，其實他們沒什麼革命信 仰，也根本不是黨員，很多是在刑求逼供下被強迫認罪，都是冤死的。一般加入組 織的都是貧農，因為窮人為了爭取自己的利益，才會拼命。像我這樣家庭環境好的 地主階級，加入組織得不到什麼好處，所以組織上級很嚴格地對階級出身把關，我 這樣的背景，候補期間會拖得比較長，過程中，會被觀察個人表現是否忠心、工作 情況是否適合進入組織。 我剛從學校畢業，沒有良好的社會關係，於是負責宣傳方面的工作。組織工作 則由校長負責。具體而言，因為我在學校分配到個人宿舍，我的工作是將文章刻寫 成版，然後由校長拿回去家裡印刷，另外有人再將文宣送出去郵寄分發，大家被安 排不同的分工以建立安全機制。 我之所以加入組織，首先是因為愛國。就讀師範學校的時候，很多日本同學放 棄學業、回國從軍、參加特攻隊，這樣的愛國精神感染了我。再來，我從小看到收 成不好的佃農向祖父求情的情況，這引發了我的惻隱之心，我認為我們的土地是不 會自己長出錢來的，而是靠佃農的耕作，一切都該歸功於他們的辛勞。鄉下的貧困 農民，無論雨天、大熱天都得和牛一樣辛勤犁田，五、六十歲眼茫茫、髮蒼蒼的老 人家，還要打著赤腳在石子路上走，走到雙腳流血，根本沒錢買米，三餐只能靠曬 乾的地瓜簽裹腹，等到拜拜，才有機會煮一碗白飯來吃。他們認命於做牛做馬的生 活，沒有受過教育，不懂得分析困苦的原因，所以我對他們非常同情。 有兩件事情讓我印象特別深刻：有一天中午，我到家長會長的家裡作客，一出 校門就看到一個裹小腳的老阿嬤，當著大太陽，在花生園除草，這讓我看得很心痛， 心裡想著：阿嬤不是應該在家裡抱孫子嗎，怎麼到外頭來做這種粗重的工作，於是 就把身上所有的錢掏出來。因為所剩不多，我還跟同事借錢，一起給那位阿嬤。還 有一次，我陪同特務、憲兵、稅務人員一起進行戶口總檢查，這些檢查的人，威脅 住在草房的牛母伯：「你都沒交稅金，到期再不交就把你抓去關。」我不能理解， 像這樣的人，住在一個只有一張床與農具的草房裡頭，為什麼還需要繳稅金？看著
老先生跪在地上求情，我實在於心不忍，就把當天剛領的薪水整袋給他。送出薪水 對我而言是小事，我不需要生活費，錢花完了還可以伸手跟家裡拿。問題是，窮苦 的人很多，我能救多少人，又能幫上多少忙？這是社會問題，而不是個別的人的問 題。如果真的要照顧窮人，讓他們得到更好的福利，就得改變社會制度。 我從小目睹農民貧苦生活，惻隱之心油然而生，薪水除買書以外都用於接濟孤 苦無依的老人。師範求學期間，因為愛看禁書，思想左傾，在紅色新中國社會主義 中找到了新希望。馬克思主義點燃了我心靈的火光，憑著年青人的熱血和正義感， 走上爭民主救窮人的革命道路。 學校裡頭有很多做特務工作的自願教員，他們會打小報告，所以我不敢帶這些 書籍去學校，只能偷偷躲在家裡看，也不敢讓家人知道。這些書被我藏在老家的天 花板，坐完十八年的牢，回去發現它們仍然在原地、完好無缺。另外，我也會買一 些偏左但不屬於禁書的書，譬如《優生學》、《社會發展史》這類比較開明的書， 我把這些書放在學校辦公室和圖書櫥，對其他老師做一些啓蒙工作。
逮捕 我，劉森田校長、李東鍊屬於同一個支部，皆在李媽兜面前宣誓正式入黨。從 事地下工作得很謹慎，譬如約定開會時，所有人都會錯開時間、路線過去，接近地 點時，也得等待確認安全的信號才能進入。李媽兜的警覺心很高，開會結束後如果 有不尋常的情況，他會回頭改變裝扮再離開。另外，有一位組織能力很強的李武昌， 他原本在日本東京工業大學，光復後轉回台南工學院就讀，他非常優秀，曾被選到 香港參加工作幹部會議。我們偶爾會見面，但在組織當中屬於不同的枝節，平時彼 此之間也不會聯繫。 李媽兜和李武昌兩人，在我們被捕之前就已經被通緝，躲在靠山的玉井鄉，由組織 其他人資助飲食與經費。我經常通過李東鍊，把所有的薪水交給他們。李東鍊被捕 的兩天後，我和劉校長也被帶走。那天是1951年5月21日，早上剛上班，一群陌生人 就開著幾部車進入校門口，下車之後，就包圍了辦公室，想跑都跑不掉。這群人沒 有任何公文，就以開校長會議為由，將校長與我帶到岡山分局問話，問完話後，我 們扣留在岡山看守所。警方根據李東鍊的口供訊問我。為了得到口供，會進行嚴厲 的刑求，由於我們意志堅定，而且加入組織時就知道利害關係，所以都咬著牙根、 硬是撐過刑求。家裡一個佃農的孩子正好在岡山分局任職，他來看我的同時，把我 的手錶等東西帶到我家，讓家人確認我在分局裡，家人也託他傳話給我說：「你絕
對不能承認！」當時，我的家人到處奔波想辦法救我，地方的民意代表、學校家長 會也請願要求釋放我們，但無論怎麼做都無濟於事。這種案件，是誰都沒辦法救的。 約莫半個月後，我們被轉送台南看守所。再經過一個月，分散各地案件的50多 人，就以雙人連銬、布條矇眼的方式，一同被送到臺北保密局北所偵查口供。抵達 北所後，一下車，我們就被一群青面獠牙、面相兇惡的衛兵帶槍包圍，整排人一個、 一個跪向牆壁、雙手舉高地搜身檢查，之後就被押入陰暗的小牢房，十多個人擠在 一間。我們的三餐伙食連餵貓狗的都不如，導致人人營養不良、臉色蒼白，水腫虛 胖。冬天我們只蓋著從倉庫清出來的破舊的發霉棉襖，饑寒交迫、長夜難眠。半夜 常常傳來一陣陣慘叫呻吟，然後就會看到受刑者昏迷被抬回來的情景。我聽聞過李 武昌被刑求的消息，他在審問中，被打到沒有意識、扛回牢房，他還曾被帶到馬場 町，用槍斃死刑犯的場面逼供，但他不懼威脅，依舊沒有供認組織情報。 在裡頭的消息很靈通，大家會相互告知即時情況。我也聽說李媽兜被抓到了。 組織成員陸續被捕後，走投無路的李媽兜沒有人資助，也無處可藏。他太太陳淑端 和朋友李義成協助他用走私的名義離開台灣，沒想到其中一個合夥人張文煌出賣他 們，害這三個人才剛出海就被抓。
移送軍法處審判 1952年3月偵查結束，我被移送軍法處審判。幾批大案件都在這期間判決。被點 名出去的同志，都從容赴義、視死如歸。他們走出牢房時，全棟監房譁然大鬧，一 邊怒喊口號，一邊唱安息歌送別。社會菁英愛國青年，就這樣一批批被送往刑場， 連犯下走私、逃兵、貪污等罪的外役，看了都無不驚嚇嘆息。沒有革命信仰坐冤獄 的人，不堪這種恐怖痛苦，有些人精神分裂，甚至自殺。同志一個個被帶走，不知 何時輪到自己，死亡隨時等著我，我帶著這般心情，掛念著家中妻兒，便做了一首 詩：
恩愛夫妻東西飛， 幼兒癡盼伊父歸； 鐵窗夜雨驚初夢， 淚濕囚衣難更睡。 我這一期的案子，依涉案輕重分成四批審判。我排在第四批的頭一個，排在我
之前的人都被槍斃了。我和劉校長一開始被判刑十年，因為劉校長避重就輕地描述 和我的情況，而李東鍊提到關於我的部分，也不是什麼關鍵，所以我被判得不重。 經過裁決，他們認為我是知識份子，又是教務主任，不應該和其他農民一樣判十年 的刑責，這樣太輕了。劉森田校長以30出頭的年紀任職校長，卻與當局做對，而且 在加入國民黨之前，就已經有共產黨員的身份，被認為根本是有意滲透國民黨製造 叛亂，最後我被改判十五年，校長為死刑。 劉校長和我分別關在一區和二區，只能透過其他人傳遞訊息。我還沒有看到判 決書，為了確認他的情況，每批判決結束，我就拜託外役送東西給劉校長，如果東 西被收下了，我就知道他還健在。這樣來回送到第三批，外役帶去的東西回到我手 上了，我心裡有數，知道劉校長已經被帶出去槍決了。劉校長臨走前匆匆寫下一首 日文絕筆，我翻譯如下：
天気は曇つているガ (雖是黑陰天) 心は光つている
(我的心卻是很光明)
ガヤガヤと同志の声 (同志們的喊呌聲) 僕は先に行く
(我先走了)
皆んな御大事に
(請大家保重！)
輪到第四批判決時，我抱著赴死的決心，卻撿回一條命，回頭想想也不知道這 到底是福還是禍。被槍斃的人幾分鐘就沒意識、就解脫了，我卻坐了十八年受人欺 負、污辱的苦牢。
軍人監獄 1952年底，我轉往新店安坑軍人監獄服刑。他們認為我思想頑固且影響力大， 所以把我關在智監反省室，三十多人關在一個窄小房內，一整年沒踩過外面的土地， 也沒看過天空。我們被禁止放封、通信、接見，甚至手銬腳鐐雙人連銬，又經常被 搜房製造緊張氣氛。裡面有人臥底，也有人打小報告，所以我們幾個人私底下討論 事情都不會大聲講話。後來不知道為什麼，我被隔離到獨自一人的禁閉室，雙手被 反綁背後，密不通風的環境像個大棺材，站起來就碰到屋頂，連腰都挺不直。更有 人手腳反綁高吊在籃球架上被當練拳沙包拳打至吐血。一時真分不清究竟人是在監
獄還是地獄，憤恨填膺。 在這期間，監獄長楊又凡為了掩飾貪污罪行，企圖建功贖罪、轉移焦點，便唆 使政治犯以外的罪犯提供情報，用來換取提早出獄的機會。於是，有些罪犯與監方 相互勾結、誣陷政治犯，舉報他們知道名字的對象，並說這些人在獄中企圖重建叛 亂組織。於是，幾批政治犯被轉移到保安處重審，即押至刑場，含冤而終。 十五年刑期外，我在牢裡還因學習理論而加判三年。我在裡面看一本《蘇俄在 中國》，除了寫有批判，也寫有共產黨理論。我抄錄下的共產黨的理論，在臨時查 房時被搜到，於是我多了三年感訓期。 我在軍人監獄待了兩年左右，大部分時間都在反省室或禁閉室，不能見家人， 我的學生也不敢來看我。第一次接見，就是我第一次見到女兒：她在我被抓走的那 一年12月出生，幾年來，我都只能透過家人寄來的手印和相片參與她的成長。妻子 得知開放接見的消息後，就趕緊帶著女兒來看我，我們隔著一個小窗口，時間很倉 促，根本講不到幾句話，而且一旁也有人監督著。好幾次，妻子從高雄大老遠到台 北，卻因為我被禁止接見，只能傷心又失望地回家。偶爾我會寫信回去報平安，因 為監方不時會檢查信件內容，所以信裡不能寫得很詳細，也無法確定家人是否收到。 而家中也會寄來一些物資供我與獄友們分享，雖然大家互不相識、案件也不同，但 同樣是被冤枉在這邊受罪的，我們有東西都會共同分享。
綠島 1954 年春季，我被轉到綠島新生訓導處。一群人從基隆港搭船到綠島，我暈船 吐得不省人事，連怎麼到達的都不曉得。醒來時，發現我獨自倒在新生訓導處的草 皮上，等我清醒才有人把我帶走。綠島以思想改造為目的，強迫勞動者消耗體力和 時間，上政治課洗腦、下海邊抬細砂大石、上山刈茅草砍木頭、種菜和地瓜、放羊 等等，上山下海風雨無阻，一出門就不回頭。雨天裡，山坡陡峭、路滑，我常常是 連滾帶爬地前進，滿身泥土和汗水、雨水。最難忘的是有一次我中暑了，昏倒在山 谷中，幸好即時被發現救醒，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我多次被同學們選為伙食委員，負責出外採買。採買時，就可以跟老百姓接觸， 我會帶饅頭給他們、他們給我地瓜，用這樣的方式互相聯繫感情。這樣一方面可以 了解民情，一方面，也讓老百姓知道我們不是當局惡意宣傳的那種殺人放火的壞人。 外出還有一個好處是可以得到報紙，新舊都好，我會趁著採買中途，看守我們的人 與我們分開時去買報紙、偷聽電台的新聞，雖然得扛著一堆很重的食材走很遠的路，
但為了知道台灣和國際的情勢，這是非常值得的。 在綠島我只能消極抵抗，例如怠工抵制強迫勞動、缺席政治課、考試交白卷， 甚至因此夜間被帶到海邊毆打。這段時間，身心所受的屈辱和痛苦實在一言難盡、 不堪回首。訓練所的鍾指導員，曾經要優待我到福利社做輕公差，但我甘和大家共 難同苦、不願獨享優待。我常看著草原上點綴的野百合，它們潔白、純樸、堅韌， 即使風吹雨打，仍保持著無限的生命力，似乎告訴我：環境艱難，也要堅忍不撓。 在那如煉獄般的日子裡，我養成鋼鐵般的意志力，學習不在生活面前屈服，不在權 勢面前諂媚低頭。
感訓期間妻女離我而去 在綠島待了差不多十年的時間後，我又被送到了台東的泰源監獄。 在泰源監獄 時期，我曾和施明德關在同一間牢房。基本上，我和台獨人士在思想上、政治立場 上不同，講話比較不投機。然而在日常生活上，牢裡卻不分立場，仍是互相勉勵、 互相照顧。 約莫兩年後，我和張敏生搭火車被送到土城清水生教所，接受三年感訓。像這 樣的移送程序並不會通知家屬，導致我太太有一次白跑了一趟泰源。到了那裡，施 明德的哥哥施明雄認出她，才告知她我已經被送去土城的事情。 我的孩子未滿十一歲時得了惡性骨肉瘤，那是一種癌症，因為發現得晚，必須 一整隻腳截肢。我的丈人心疼孫女，希望能等等看奇蹟出現，時間一拖延，反而導 致癌細胞擴散到全身過世了。但家人隔了一段時間才讓我知道。這個孩子曾去綠島 看我，她有才華又很伶俐，會講故事給我聽，還跟我手牽手到海邊，父女感情十分 真摯，這個噩耗對我的打擊真的很大。 我太太在我感訓期間與我分別了。監獄幹事跟她說「你先生不能回去了」這類 挑撥離間的話，也有算命人士跟她說：「你跟這個人無緣啊」。她難免受到影響。 最重要是，痛失愛女的打擊使她傷心絕望，於是決定離開。她來到板橋生教所告訴 我她要走了。我說好，然後問她：「這樣會幸福嗎？對方好嗎？勤奮嗎？」心裡雖 然痛苦，但我是衷心祝福她：「去追求你的幸福吧！你辛苦那麼多，早該離開。」 我們結婚才四個月，我就被抓走了，她卻守著我十五年，還獨自帶大孩子，這份心 意相當動人。
重回鐵欄外的天空 在板橋接受了三年的感訓後，我終於得以重回鐵欄外的天空。刑滿出獄那天，
我的第三個弟弟到板橋接我回高雄。回家後，才得知一向疼我的祖父，在我於綠島 期間逝世，但家中的信件始終報喜不報憂，遲未告知我這個惡耗。祖父疼我如命， 自我被捕後，因煩惱而臥病在床。我從小聽祖父說他遊歷中國名勝古蹟的見聞，從 他那裡，我第一次聽聞到「中國」這個名稱，因此對祖國產生好奇。未能對祖父盡 到孝心、養老送終，我非常遺憾。 我們的田地，因為平分地權，有些給了佃農，而祖父還在世時家裡分了家產， 家中人口多，我們能分到的財產剩下不多，必須外出工作。我的生命空白了十八年， 不容易再和社會接軌，一切都得重新開始。我曾經透過難友的關係到一家做蔭瓜罐 頭的食品工廠擔任總務，但是特務人員緊盯著我，不但三更半夜來戶口檢查，連我 找工作，他們都跟負責人說：「這個人是『紅帽子』，你敢用喔？」因為我一天到 晚被找麻煩，找工作比登天還難，想不到我的出獄，卻換來另一個無形的大監獄。 有一個朋友知道了我的困境，建議我到他在土城頂埔開的一間柏油工廠當廠長，自 此，我就帶著太太與兩個孩子北上生活。 但是，因為我不適應柏油工廠散發出的黑煙與濃濃柏油味，另一方面，工廠多 是交給年輕師傅操作，我乾領薪水，過意不去。後來我便決定大膽突破現狀，自己 拼一番事業，因為我的兩個孩子都小，一個國小一、二年級，一個念幼稚園，正是 支出負擔會持續加重的時期，而這個工作沒法賺大錢。 我聽說了賣豆花的生意，心想，反正我人在外地，不會被學生瞧見自己推豆花 攤，就計劃做這個生意。一邊賣，我也一邊找到了恰當的停放攤位的地方，避開生 意不好必須繞來繞去或者躲警察的痛苦。我找到一間媽祖廟前的空地，廟方主委同 情我的背景，於是同意我在這擺攤。 擺路邊攤的工作沒日沒夜，無論颳風下雨都在外面，偶而還會遇到流氓訛詐、 勒索。在這個「吃力不賺錢，賺錢不吃力」的社會，連靠自己的勞力汗水求生的基 本工作權都沒有，我也親身體會到窮人被壓迫、剝削的心酸痛苦，更領會「富人的 天堂，是窮人的地獄煉成的」的真義。 幸好景氣好、生意好，我常常做到三更半夜，我太太負責煮綠豆、紅豆或準備 刈包、粉圓、檸檬汁，我們也回去岡山學做綠豆露、杏仁露，後來還賣卡哩咔哩、 玩具等。我們工作認真，加上賣了很多種品項，於是獲得不錯的利潤，於是白手起 家，在板橋買了一棟房子。
革命信仰是我的精神支柱
這段時間為了拚生意、顧三餐，我很難抽出時間和難友們碰面，主要心力都放 在家庭。當然，我們彼此間仍會以電話聯絡，各方面的消息都滿靈通的，也知道前 前後後有哪些相關組織。我選擇投入與我理念上相近的互助會、勞動黨、統聯。我 的理念是從日據時期培養起的。 很多老一輩的常說，日據時代的治安很好，但說這種話的人，事沒有深入看到 內部的本質。日本殖民地上的台灣人，等於是當二等國民，無論教育、工作、薪水 都不如日本人。日本軍國主義殖民台灣，完全是想利用這個殖民地為日本服務，但 是普通老百姓不知道，只看到表面上治安很好。我理解這個面向，所以抱著爭民主、 救貧窮的理念，才會因為對抗反動政權，而受到非人的折磨、虐待，經歷受苦的一 生。我不過是生錯了時代，但我並沒有走錯路，我也不後悔。這段以血淚交織的漫 長歲月裡，革命信仰是我的精神支柱，使我在長期的患難生活中，忍受一切的痛苦， 不屈不撓，安寧自在。我認為，人生的意義因此在理想的光輝中閃爍，而在有限的 生命中，創造最高的人生價值。 孩子知道我參加台灣的革命運動而坐了十八年的牢，但不太清楚細節，我也不 和他們多談。我比較採取放任主義，孩子自己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好壞也得要自 己負責。我讓他們自由發展，不會強制他們的思想與信仰。老實說，親子間的影響 力反而比較小，很難期待孩子和我有一樣的理念。尤其現在一切都改變了，大家追 求現實的生活，譬如如何把家庭顧好、賺錢、改善生活，已經沒有多少人關心台灣 的前途，思考怎麼樣讓台灣經濟振興。 時代在變，一切事物都是不斷的改變。相較於我幼年的時代，現今的台灣在各 方面都發展、進步了。今天的民主以及經濟的繁榮是台灣人民的血淚、生命換來的。 台灣的未來必須和大陸結合在一起才有前途，台灣和大陸是有機的生命共同體。台 灣景氣不好，得靠台商在大陸賺錢匯回來，大陸觀光客來旅遊，也對台灣的經濟有 非常大的幫助。統一的中國，才是一個強大的中國，所以得要促進中國儘速統一， 十三億的人民團結起來，一起奮鬥，才可以共同享受中國在世界的尊嚴跟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