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書原是我在臺大歷史系講授「北宋的改革與變法」課的講 稿。講授這門課，始自民國八十六學年，通常是隔年開授一次。 我在民國一○二年七月底退休，退休後，仍然在次年上半年，也 就是一○二學年下學期，以兼任教師的身分講授了一次。此後在 下學期只開授帶領研究生讀書的「專題研究」課，不再開講授課； 一○三、一○四兩學年的上學期輪開其他講授課，至一○五學年，
師講授的「中國通史」課，改為一、二年級必修的「中國史」課， 並依上古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現代等各具特色 的四個時代劃分為四個學期，由四位各具該時代專長的教師來講 授。原本學生在修習過「中國通史」課之後，須選修主要如秦漢史、 隋唐史等以朝代劃分的斷代史若干門，系裡雖開有如「中西交通 史」、「中國經濟史」、「中國社會史」等專史課，但為數不多； 課程調整後，改為減少斷代史課的開設，學生在修習過「中國史」 課後，主要修習以政治法制、思想文化、社會經濟來劃分的三大 範疇課程，課程可以是斷代史課，或是專史課，也可以是專題式 課程，授課教師視講授內容分別將課程歸屬於不同的範疇，一門
我更因身體健康的關係，連講授課也不再開授，只開「專題研究」 課，於是一○二學年下學期的那一次，成為「北宋的改革與變法」 這門課的最後一次講授。 這門課初開授，正值系裡調整已實施多年的大學部課程。新 的課程規畫，在中國史方面，原本一年級必修一學年，由一位教
連到國內政爭與對外關係之外，又與財政、社會密切相關，因改 革與變法而實施的各項政策，也直接或間接地關係到這兩個因素， 而我在講授時，則是以國家財政、國內政爭與對外關係三者的相 互作用，貫串整個課程。自開授以來，這門課始終只在大學部講 授，研究生只有在原非歷史系學生而必須補修歷史系大學部課程 的情況下，才能選讀。 當時所以會考慮到用「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為題，開一門 課，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這一個問題是歷史系學生應 有的知識，無論在講宋元明清史的「中國史三」課裡，或是在只 講宋代歷史的「宋史」課裡，都受到講授內容與時間的限制，能 夠講的有限，對於事件的來龍去脈，或是政策的內容與源起，容
vi 北宋的改革與變法 課也可以同時歸屬於一個以上的範疇，學生則須選修不同範疇的 課程若干門。「北宋的改革與變法」這門課，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以專題式的斷代史課開出，我同時歸之於政治法制和社會經濟兩 大範疇，所以如此，是因為慶曆改革與熙寧變法是北宋政治史上 的重大事件，而這兩次政治事件的產生背景與後續影響，除了牽
易語焉不詳，無法讓學生有比較清楚的了解；以此一題目來開一 門課，很多事情就可以解釋得比較清楚。另一方面，也由於我在 民國七十年代撰寫並發表過幾篇與熙寧變法有關的論文，包括在 民國七十年代初期寫的〈市易法述〉、民國七十年代後期寫的〈宋 神宗時代西北邊糧的籌措〉和〈北宋元豐伐夏戰爭的軍糧問題〉， 並且早在民國六十年代初期唸碩士班一年級時，在林伯羽師指導 下，詳讀過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包括宋神宗時代的記載； 到寫〈市易法述〉時，又再細讀了其中有關市易法的部分，因而 在論文中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學界自民國初年以來盛行的說法
北宋歷史的主軸，所以在中國通史或宋史的書中都會論及，被視 為彼此關聯的兩件大事，相關研究論著也甚多，特別是熙寧變法。 本書對於這兩件前後關聯的重大事件，在討論時是以熙寧變法為 主體，而把慶曆改革視為熙寧變法的前奏，同時並論及元祐年間
序 vii 有些不同。此一看法建立的過程，我曾在民國九十六年十月以「市 易法述的寫作過程」為題，講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辦的 「年輕學者論文精進班」課堂上，講稿並刊載於精進班的網站。 至於另一篇與講授內容相關的論文〈宋代財政的中央集權趨向〉， 則撰寫並發表於民國八十年代後期，時間已經在開始講授這門課 之後，是為了應參加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的需要，把課中所講的相 關內容，加以擴充而寫成的。
本書在性質上如同已經出版的《中國社會史》與《宋代科舉 社會》，是一本編纂的教材。內容雖如上所述，有一部分取材於 我自己的研究心得，但大部分仍然是採自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 由於慶曆改革與熙寧變法是宋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向來是認識
以後至宣和末年的後續反覆演變。此外，得益於近年來相關研究 成果漸多，本書還討論到過去通史或斷代史書籍一般較少論及的 新法對南宋歷史的影響。由於這門課講授的對象是大學部的學生， 所以在參考書目方面，以中文論著為主，英文與日文論著雖有而 甚少，但個人所知、所讀均有限，即使中文論著也遠未能周全。 我的授課講稿的出版，出自方震華先生和陳雯怡、吳雅婷兩 位女士的提議，獲任職於臺大出版中心的湯世鑄先生促成。本書 稿送審前的整理，得吳雅婷女士和鄒武霖先生的協助。鄒先生當 時就讀於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宋史，他曾在暨南大 學歷史系受教於吳女士，當時也是吳女士的助理。鄒先生為這本
或在正文中有所說明，或在參考書目中列出不同觀點的論著，供 讀者參考。我深信在學術上不同觀察角度的並存，可以促進學界 進一步的思考，且因之而推動學術的進展。本書也由於審查人的 坦誠與直率，而有相當幅度的修改，並且由於修改本書，而得以 閱讀到學界許多過去我未注意到的相關論著，以及近年來的新研 究成果，相關知識因此而有相當程度的擴充。修改後的看法或許 仍有與審查人不盡相同之處，實由於忠實地將自己的想法寫出的 緣故。我也很感謝其中一位審查人，在全書的最後一段之下寫「南 宋對新法的不同評價」幾個字，我想他的意思是告訴我在那一段
viii 北宋的改革與變法
我十分感謝兩位認真的審查人。他們詳細地閱讀書稿全文， 並且坦誠而直率地指出書中許多問題，提出他們的修改建議。我
中，不能只說「儘管我們可以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去評價王安石和 新法」，更應提到南宋時期對新法的不同評價。由於我過去對南 宋時期如何評價王安石和新法，了解十分有限，審查人這一句話 啟動了我探研的動機，嘗試對這個問題獲得較清晰的認識，用以 充實這份講稿。原初只想增補一講來說明，沒料到動筆之後，發 現應該處理的問題愈來愈多，待寫成之後，其篇幅已足以自成一 書。這一部分由於尚待審查，所以臺大出版中心的湯世鑄總編輯 建議應該另成一書出版。若能審查通過出版，此書將以《南宋朝 野論王安石與新法》的書名，作為本書的續編，實際上可說是本 書書名所示熙寧變法對南宋歷史影響的一部分。
書稿的整理耗費了不少時間，吳女士亦曾通閱過書稿全部，於此 一併致謝。書稿經吳雅婷女士和鄒武霖先生整理後，又經過我自 己的修訂。
儘可能地依照他們的建議修改，但是也有一些觀察角度不同之處，
鄒先生取得碩士學位已有一段時間，目前在工作中，工作之餘仍 然為本書減少錯誤而盡力，承擔之重，可想而知。對吳女士和鄒 先生，在此表達深摯的謝意。另外，在香港任教的張維玲女士也 細讀了本書修訂稿，並提出了修改意見，我從其中獲益甚多，於 此一併深致感謝。我也十分感謝臺大出版中心的總編輯湯世鑄先 生，和先後擔任本書執行編輯的曾双秀、蘇逸婷和游紫玲三位女
序 ix 如今為本書修訂稿而修改原書稿的序文，距離當初寫原書稿 序文的時間，已約五年。用了這樣長的時間，自然和修改的幅度 頗大有關，這不僅由於為了回應兩位審查人的建議，也有部分原 因出於自己在這段期間的閱讀與思考。修訂稿除了內容較原稿頗 有增加之外，由於在收到審查意見之後，將修訂稿交回給出版中 心的時間拖延過久，寫作時在心情著急之下，就難免比較匆忙， 文字上有許多考慮不夠周全之處。吳雅婷女士初步看過修訂稿後， 決定由她和鄒武霖先生再次幫我細讀全書，並且提出了修改意見。
士，他們四位都耐心地等待我久久未能交出的書稿，信任我終會 完成，並未催促，並且以我的身體健康為念。 本書雖然得以在修訂之後出版，我仍然要重複原序中的最後 幾句話。學海無涯，個人所知、才識均有限，書中疏漏錯誤之處 必多，有待讀者指正。 在即將結束這篇序文之前，我要對於去年病故的臺大中文系 夏長樸教授，以哀痛的心情表達深摯的懷念。與長樸兄相識於民 國六十年，當時兩人都是臺大碩士班一年級的研究生，他就讀中 文系，我就讀歷史系，由於一起上齊邦媛教授講授的「文史高級 英文」課而相識，並進而相熟。後來承他先後以碩士論文《兩漢 儒學研究》和博士論文《王安石的經世思想》相贈，而得知他對
宋代學術思想史的問題有很高的研究興趣，他的這本博士論文， 正是本書參考的重要論著之一。儘管在研究領域上，兩人有學術 思想和社會經濟的不同，然而由於對宋代史事同有興趣，交往因 之而加深。往後又陸續讀到他的一些與王安石有關的宋代學術思 想論著，如較早的《李覯與王安石研究》，以及晚近的《北宋儒 學與思想》、《王安石新學探微》，還有一些單篇論文。最近這 幾年，我由於修改「北宋的改革與變法」課的講稿出版，長樸兄 有關王安石學術思想的研究成為我的重要參考著作，雖然持論不 盡相同，但是從其中獲益甚多。我在退休之後雖仍在系裡兼課， 但到校的時間已大為減少，和長樸兄碰面的機會也就不像以往那 樣多；自從四年前我不再兼課後，更是連碰面的機會都沒有。這 兩年由於疫情的關係，我極少外出，和外界少有接觸，沒想到不 久前得知長樸兄已在去年逝世，一時之間為之震驚，心想他裝置 心律調節器已有多年，病故是否由於心臟的問題突然發作；後來 從中文系系網上所載的長樸兄事略，才知道他患有癌症，診斷出 來時已是第四期。原想在本書出版之後，寄呈一本給精研王安石
x 北宋的改革與變法
梁庚堯序於民國一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學術思想的長樸兄，請他指正，如今已無從就教。往事歷歷在心， 長樸兄的論著也依然在目，卻已不能再親聆故友的教益，謹以本 書紀念對王安石學術思想研究卓有貢獻的長樸兄。
目 錄 序 v 第一編 慶曆改革的緣起、經過與影響 第一講 慶曆改革前的情勢 3 第二講 改革的推動與挫折 15 第三講 遺留與影響 25 各編通用及第一編參考書目 39 第二編 宋神宗時期新法的醞釀與推行 第四講 熙寧變法的醞釀與實施 47 第五講 新法的內容與由來（上）：熙寧二、三年頒行的 新法 ............................................................................................................................................. 65 第六講 新法的內容與由來（中）：熙寧四年頒行的新法 77 第七講 新法的內容與由來（下）：熙寧五、六年頒行的 新法 89 第八講 阻力與偏失 103 第九講 對外政策 121 第二編參考書目 141 第三編 北宋晚期的黨爭與政策的反覆 第十講 黨爭的激烈化（上）：熙寧、元豐年間的新舊黨爭 與新黨內爭 151
第十一講 黨爭的激烈化（中）：司馬光在洛陽與王安石
在江寧 177
第十二講 黨爭的激烈化（下）：從元祐到宣和的曲折變化 .....199
第十三講 元祐時期新法的存廢 223 第十四講 紹聖以後新法的復行 239 第三編參考書目 259
第四編 新法對南宋財政、政策與制度的影響
第十五講 財政進一步的集權中央 267 第十六講 從保甲法到保伍制 295 第十七講 源自方田均稅法的經界法 321 第十八講 其他政策、制度對新法的承襲與變化 351 附錄 南宋保伍在抗禦金、蒙及防治內變、走私過程中 所發生的作用
上篇 保伍在宋、金關係中所發生的作用 405 中篇 保伍在宋、蒙關係中所發生的作用 435 下篇 保伍用於防治變亂、走私 491 第四編及附錄參考書目 527
第一編 慶曆改革的緣起、經過與影響
第一講 慶曆改革前的情勢 3 第一講 慶曆改革前的情勢 北宋的政治史，基本上以兩大問題為中心，一個問題是對外 關係，另外一個問題是改革運動，而這兩大問題又相互關聯。改 革運動包含了慶曆改革和熙寧變法兩次事件，慶曆改革由於宋仁 宗的態度不夠堅定，不旋踵而停頓，熙寧變法則在宋神宗的全力 支持下，積極地推行。兩次事件雖然成敗有異，所涉及的範圍大 小、著重方向也有所不同，卻具有連續性。要了解熙寧變法，必 須從慶曆改革說起。 所以有改革的要求提出，與當時北宋內、外的情勢有關。對 外的情勢是北宋承受著遼、夏強敵的威脅。東北契丹人所建立的 遼，在五代時期逐漸強大，契丹君主耶律德光出兵援助石敬瑭建 立後晉，取得石敬瑭所割讓的燕雲十六州，長城沿線的山嶺之險 落入契丹的手中，往南即是河北平原，後晉本身以及接下來的後 漢、後周，還有再往後的北宋，國境東北部的國防門戶因此洞開。 宋太祖建國之後，由於趙普的建議，採取先南後北的策略，首先 致力於統一南方，對遼維持和平關係。宋太宗時，南方已經統一， 於是進一步征伐遼所支持的國家北漢。消滅北漢之後，又想乘勝 恢復燕、雲的土地，於是宋、遼的和平破裂，雙方發生多次戰爭。 太平興國四年（979）的高梁河之戰、雍熙三年（986）的歧溝關 之戰、君子館之戰，宋軍都為遼所大敗，傷亡慘重。高梁河之戰
蕭撻凜中箭陣亡，宋遼和議的重要障礙消除，於是有澶淵之盟的 訂立。根據盟約，宋每年贈送遼歲幣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 遼退兵，兩國互不侵犯。從此之後，兩國約為兄弟之邦，兩國皇 帝互稱兄弟。兩國間雙方互稱為南朝、北朝，來往的禮節採取平 等的待遇。盟約的表面是平等的，如學者所指出，宋人往往肯定 盟約帶來了和平，節省了鉅量的兵費；但是對宋人尤其是皇帝的
4 北宋的改革與變法 據《遼史》的記載，宋太宗「僅以身免，至涿州竊乘驢車遁去」。 宋人筆記又記載，宋神宗曾對從臣謂，宋太宋在兵敗時，「股上 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瘡發云」（王銍《默記》）， 這無疑是奇恥大辱。 宋軍連續被遼所敗之後，戰力受到很大的損傷，從此沒有能 力再作大規模的北伐。朝廷上的士氣也變得低落，主和的議論瀰
國而外四夷的觀念裡，天子君臨天下，撫綏四方，如今卻是天有 二日。歲幣對宋朝的經濟來講，也許不算是很重的負擔，但卻難 以擺脫進貢的色彩。王銍《默記》記載宋神宗的話，又說：「蓋 虜人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捐金繒數十萬以事之。」這一個「事」字， 就很值得玩味。 澶淵之盟訂立之後沒有幾年，宋真宗耗費大量財富於天書、 封禪之舉。據北宋仁宗朝以後流傳的筆記所述，此事起於王欽若 的建議。王欽若向宋真宗說，澶淵之盟是城下之盟，又說「以兵 取幽薊，乃可刷此恥」，更進一步建議「陛下苟不用兵，則當為 大功業，庶可以鎮服四方，誇示戎狄」，而所謂「大功業」，就
漫。宋遣使向遼求和，為遼所拒絕，雙方繼續處在敵對的狀態。 一直到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遼軍大舉南侵，遼主戰派領袖
心理來講，即使是平等的盟約也不能沒有屈辱之感。在傳統內中
第一講 慶曆改革前的情勢 5 是封禪。宋真宗所以會接受王欽若的建議，顯然是作為「天子」， 當他警覺到盟約所帶來的恥辱後，原已隱伏於心中的挫折心理油 然而興，需要以誇耀來彌補。天書、封禪等一系列活動，一方面 有宋真宗所承受的對遼外交屈辱的背景；另一面，也源自宋初以 來日漸興盛的神仙道教信仰和讖緯思想，若干朝臣運用宋真宗的
敵營折衝，才能換取得來；當時宋真宗如果依照王欽若的建議南 遷避敵，後果將不堪設想。 澶淵之盟帶來了宋、遼之間的和平，而在此之前，西北的夏 也逐漸強大，構成宋的困擾。夏是党項人所建立的國家，自宋太 宗的時代以來，已經常騷擾宋的邊境，並且受遼封為夏國王。宋 真宗咸平五年（1002），也就是澶淵之盟的前兩年，攻占了宋的 西北重鎮靈州。景德三年（1006），宋與李繼遷的兒子李德明達 成和議，賜其姓趙，封為西平王，同意靈州為夏所有，承認了夏 的自主地位。於是形成了宋、遼、夏三國並立的局面，而夏的國 力較弱，同時受遼、宋兩國的冊封，並且與遼聯姻。和平的局面 維持到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趙德明之子趙元昊不以稱王為 滿足，進一步稱帝，全力侵宋，於是發生了延續四年之久的宋、 夏戰爭。戰爭爆發之後不久，韓琦、范仲淹均調派到陝西，出任 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主持對夏軍事。韓、范兩人戰略不同，韓琦
挫折心理，結合兩者，力圖使之實現為國家的政策，而王欽若則 為其中的代表人物。王欽若所以會在對宋真宗指出澶淵之盟是城 下之盟後，進而建議實施封禪，以鎮服四方，跨示夷狄，是由於 他看出了宋真宗的心理，藉之以達成自己的目的。澶淵之盟確如 王欽若所言，是城下之盟，但即使如此，也是在寇準極力堅持之 下，宋真宗御駕親征，鼓舞士氣，以及經過曹利用不避艱危，赴
的壓力同時解除。當遼於慶曆二年（1042）提出割地的要求後， 宋派遣富弼使遼，堅持不肯割地，但是願意增加歲幣，同時因為 遼、夏有君臣和婚姻關係，希望遼能夠約束夏與宋議和，如果遼 能夠做到這一點，增加歲幣銀、絹共二十萬，如果做不到，只增 加十萬。遼貪圖歲幣，答應了宋的要求，命令夏與宋議和。夏因 為國土貧瘠，人口較少，長期作戰以後，人力、財力都感到困乏。 於是一面遣使與宋議和，可是不肯稱臣，目的只在作緩兵之計， 取得喘息的機會，另一方面向遼提出聯兵侵宋的要求。遼已經取
6 北宋的改革與變法 主攻，而范仲淹主守。戰爭初期，以韓琦的戰略為主，派兵深入
為淺攻。而范仲淹一方面繼續在沿邊廣築堡寨，屯兵固守，另一 方面也同意兼採近攻和招納的策略，兩人戰略逐漸調和，邊防才 鞏固下來。 宋夏戰爭使宋受到很大的困擾，給予遼可乘之機。遼在這時 向宋提出要求，將後周世宗所收復的關南十縣歸還於遼，宋因此 陷入兩面受敵的困境。然而宋很巧妙地運用外交策略，使兩方面
得了宋的銀、絹，拒絕了夏的要求，夏對遼的態度感到不滿，因 此引發了遼、夏之間的戰爭。夏為了避免兩面受敵，在慶曆四年 （1044）改變了原來的態度，向宋稱臣，迅速完成了和議。宋歲 幣外交運用的成功，擺脫了兩方面的壓力，維持住原有的國際地 位，也獲得了相當時間的邊境安寧。但是在對遼交涉中，增加了 歲幣銀、絹共二十萬不說，澶淵盟約中只是說「助軍旅之費」， 這一次卻答應遼的要求，在誓書中稱之為「納」，在宋人心中不 能說沒有進一層的屈辱之感，後來王安石在宋神宗的面前也說： 「慶曆自是朝廷失節，以致嫚侮。」
夏的境內，結果大敗，損兵折將。於是韓琦修正戰略，從深討改
第一講 慶曆改革前的情勢 7 當外患急迫的時候讓人警覺到內憂。中國對外一向有「修德 來遠」的主張，認為君主修德，亦即修明內政，即可感召外夷， 使之向附。這種態度在消極方面只是維持對外的和平，是對外族 讓步的一種掩飾，但是儒家思想認為道德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 道德擴充的極致，因此在取得對外和平的同時，也有可能進一步
在宋真宗時期，尚稱寬裕，但是經過天書、封禪事件的耗費，到
更感困竭。不過除了特殊事件的影響之外，財政所以困乏，還有 更長遠的原因存在。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天聖元年 （1023）正月壬午」條： 自宋興而吳、蜀、江南、荊湖、南粵皆號富強，相繼降附， 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下生 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 無夷狄金繒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為巧偽放侈，故上 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 員益眾，佛老、夷狄耗蠹中國，縣官之費數倍昔時，百姓 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
從內政上反省致弱的原因，把「修德來遠」的意義從消極的維持 和平推拓向積極的要求內政的改革。慶曆三年（1043）的改革措 施，應該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提出來的。范仲淹在〈十事疏〉中說： 「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 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 清楚地點出了外患與改革之間的關係。 宋朝的內憂，表現得最清楚的，是財政的困乏。宋朝的財政，
宋仁宗初年，已經惡化，寶元年間以後，由於宋、夏戰爭的影響，
在榷場上向宋購買物資，又流回宋的境內。所以財政開支的增大， 主要來自兵費和官俸兩個方面。 兩者之中，又以兵費為主。宋朝實施募兵制，和唐代前期的 府兵制不同。兵源既來自召募，養兵的費用就由政府負擔。由於 北方國界缺乏天然的屏障，所以在東北、西北以及京師開封都駐 有大量軍隊，而且數目一直在增加。根據《宋史．兵志》的記載， 宋太祖開寶年間，禁、廂軍總數共三十七萬八千，其中禁軍總數 十九萬三千；宋太宗至道年間，禁、廂軍總數六十六萬六千，其 中禁軍三十五萬八千；宋真宗天禧年間，禁、廂軍總數九十一萬
8 北宋的改革與變法 就政府方面來講，固定開支的增多，出自三個來源，養兵日蕃， 任官日冗，以及增加了對夷狄金繒之遺，也就是歲幣的支出。至 於「佛老之徒」的問題，則比較複雜，雖然也可能牽涉到官府與佛、 道兩教之間的關係，但是民間佛、道兩教的民間活動也不可忽視， 此一問題姑置而不論。官俸、兵費及歲幣三項開支之中，歲幣支 出的數目雖然不小，但是就整個宋代財政支出的結構來講，所占
二千，其中禁軍四十三萬二千；宋仁宗慶曆年間，禁、廂軍總數 一百二十五萬九千，禁軍八十二萬六千。可見軍隊總數持續在增 加，而禁軍的增加速度尤其快，廂軍增加的速度較慢，占總人數 的比例也從開寶年間的約近二分之一減少到慶曆年間的稍微超過 三分之一，但是數目仍然相當可觀。廂軍沒有作戰的能力，只是 在地方政府做雜役的工作，對宋的國防來講並不能發揮作用。養 這一支龐大的軍隊，開支要超過政府支出的一半以上。當時人強 調「一歲之用，養兵之費常居六七」，甚至說「天下六分之物， 五分養兵」，可見負擔之重。
的比例究竟不大，而且送給遼、夏的銀兩，兩國會用其中一部分
第一講 慶曆改革前的情勢 9 冗兵之外，冗官也是一大問題。宋代沿襲唐代，以科舉取士， 可是錄取人數遠比唐代多，任官也容易，唐代進士及第之後，尚 須通過吏部身、言、書、判的考試，才能任官，宋代則已免除。 除了科舉之外，尚有蔭補一途，中、高層官員可以經由各種名目， 蔭補子弟、親戚，甚至門客任官，十分浮濫。官員人數因此持續
也會為民眾帶來較從前為重的賦役壓力。宋仁宗初年，已有官員 上言指出：「今天下穀帛之直，比祥符初增數倍矣。人皆謂稻苗 未立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荊湖、江、淮間，民愁無聊， 轉運使務刻剝以增其數，歲益一歲，又非時調遣、營造，一切費用， 皆出於民，是以物價益高，民力積困也。」到了宋、夏戰爭爆發， 為了供應前線軍需，對民眾的征調更為增加，社會不安的現象於 是出現。戰爭期間，「京東、西盜賊充斥」，其中最大的兩夥分 別由張海、王倫率領，他們騷擾的範圍達到五、六路，二、三十 個州、軍，數千里內，殺人放火，肆意橫行，如入無人之境。前 面所引范仲淹〈十事疏〉中所謂的「寇盜橫熾」，便是指的當時 這種情狀。盜賊騷擾的各路中，京東、京西鄰近首都開封，淮南、 江南是生產中心，陝西則是軍事前線，對於北宋政府來講，都是 莫大的威脅。
增加，根據宋仁宋時包拯所提供的資料，宋真宗景德、大中祥符 年間文武官有九千七百八十五員，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已增 加到一萬七千三百多員，而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數尚不 在內。官俸開支持續增加的趨勢，也是很明顯的。有關官員的開 支，除了俸祿之外，每逢三年一次的郊祀，又有皇帝特殊的賞賜， 稱為郊賚，也是一筆大數字。 財政開支的增大，一方面固然是政府的一大困擾，另一方面
10 北宋的改革與變法
民以時』二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最足以 說明這種觀念。宋仁宗前期最受倚重的宰相是呂夷簡，他善於運 用政治權術，事務能力也強，可是只能守成，為政「以姑息為安」。 不過，也就是從宋仁宗前期開始，朝野之間一股要求轉向積 極的政風興起，而范仲淹是這一股政風的代表人物。這一股新政 風的興起，在時間上大致與儒學在宋代的興起相符合，而范仲淹 同樣也是宋代儒學興起的關鍵性人物。宋仁宗時代儒學的興起， 一方面源自唐代中晚期韓愈所帶動，而在北宋前期尚是伏流的儒 學復興運動；另一方面，也由於自宋真宗封禪以來，神仙道教化
在這樣的情況下，內政改革的方向與紓解財政上的困窘產生 了關聯。財政的困窘有制度上的根源，必須從制度上作改革，以 求政府的支出減少而收入增加，同時也必須有一些配合的措施， 減少民眾的負擔而增加他們的生產，來安定民生。更必須增進政 府的行政效能，才能推動中央的政令，達成改革的目的。 其實從宋太宗末年以來，政府的一些弊病已經逐漸顯現，也 有官員提出各種解決問題的主張，但是從宋太宗末年直到宋仁宗 前期的主政者，大多持重，不樂於有所更張。宋太宗末年的宰相 呂端，宋真宗時期的宰相李沆、王旦，都是當時的名相。呂端「為 相持重識大體，以清靜簡易為務」。李沆不樂更張更是有名，宋 真宗曾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李沆回答說：「不用浮薄新進喜 事之人，此最為先。」又曾經說自己「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 四方言利事者未嘗一施行，聊以此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 或徇所陳請，妄有更張，即所傷多矣」。王旦擔任宰相，也是「務 遵守法度，重改作」。大體上清靜無為，愛惜民力是他們施政的 指導方針。李沆曾說：「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
第一講 慶曆改革前的情勢 11 的讖緯儒學盛行，並從多方面影響到國家政策，這種現象引致了 若干士人的不滿，從而致力於將儒學經典的解釋帶回真正的聖人 之道。范仲淹將這種呼聲，具體化為對朝政的批評與政務的改革。 深受范仲淹推許的教育家胡瑗，以經術教授於蘇州、湖州，分設 經義、治事兩齋來教導學生，正反映了當時學術上一種通經致用
1027）守母喪期間，上書執政，指出 要使國家基本磐固，就得「思變其道」，而要旨則在於擇郡守、 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遴選舉、敦教育、養將才、實邊備， 保直臣、斥佞人（見《范文正公集》卷八）。後來慶曆改革中的 一些措施，在這一次上書中已經有迹可尋。他的上書得到宰相王 曾的看重，次年終喪，王曾屬意晏殊推薦范仲淹入朝，任職祕閣 校理。在朝廷任職，他以剛直敢言著稱，也因此導致他三次遭貶， 並且和宰相呂夷簡發生衝突。其中第三次是在景祐三年（1036）， 他擔任權知開封府期間，上百官圖，說明升遷黜降的次序，如何 升是公，如何升是私，隱約指責呂夷簡用人不當。又上〈帝王好 尚論〉、〈選賢任能論〉、〈近名論〉、〈推委臣下論〉四論（見《范 文正公集》卷五），用意也在譏評時政。第一篇講帝王好尚會影
的要求。這一股新政風與新學風的興起，大體上不宜以南北地域 之分來說明。以范仲淹本人來說，雖然是蘇州人，但是生於徐州， 幼年喪父後，隨母親改嫁而遷居到淄州，青年時代離家到應天府 應天書院讀書，都是在北方。後來和他聲氣相投的一些士大夫， 籍貫南北均有，也沒有集中於南方。應該是共同的政治理念，而 非地域，將這一群人連結在一起。 范仲淹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登進士第，最初在地 方上任官，仁宗朝初期，已屢次上書朝廷大臣，言應興應革之事。 最有名的是他在天聖五年（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熙寧變法的源起、流變及其對南 宋歷史的影響／梁庚堯編著 . -- 初版 . -- 臺北市 : 國立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 國立臺灣大學發行 , 2022.11 面 ; 公分 ISBN 978-986-350-671-3（平裝）
1.CST: 北宋史 2.CST: 王安石變法 625.15 111018147
編 著 者 梁庚堯
總 監 張俊哲 責任編輯 游紫玲 編輯協力 陳沚琪
內文美編 游鳳珠 封面設計 張瑜卿
發行人 管中閔 發行所 國立臺灣大學
出版者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法律顧問 賴文智律師
印 製 辰皓國際出版製作有限公司
出版年月 2022 年 11 月初版 定 價 新臺幣 72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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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熙寧變法的源起、流變及其對南宋歷史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