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來的後殖民──再論解嚴以來台灣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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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導論:再思台灣後殖民 第一部分:重寫台灣國家歷史 施叔青《行過洛津》中的歷史書寫與鄉土想像 施叔青《風前塵埃》中的另類歷史想像

第二部分:原住民書寫與自然書寫 田雅各短篇小說中的自我另類民族志表達與文化翻譯 對神祕與現代的曖昧矛盾:吳明益的短篇小說

第三部分:女性鄉土想像的新貌 鄉土想像的新貌:陳雪的《橋上的孩子》、《陳春天》裡 的地方、性別、記憶 女性、鄉土、國族:以賴香吟的〈島〉與〈熱蘭遮〉以及 李昂的《看得見的鬼》為例

第四部分:國族與性別的交纏交錯 陳玉慧《海神家族》裡的另類歷史想像:跨國流動中的國 族與性別 遲來的後殖民:賴香吟解嚴小說中的知識菁英和底層人民

論文出處



導論:再思台灣後殖民

在寫完《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專論》後,我對 於解嚴與後殖民議題感到意猶未盡。一方面,新世代誕生於解嚴之 後,對於台灣如何由戒嚴過渡到解嚴,民主化與後殖民化的過程並 不瞭解。另一方面,戒嚴時期殘留的威權思想與殖民心態則猶待持 續批判。同時,《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專論》對於 原住民書寫和自然書寫處理略顯不足,而二○○○年台灣首度政黨 輪替之後新的女性歷史書寫與鄉土書寫熱潮則亟待研究。這本新書 《遲來的後殖民:再論解嚴以來台灣小說》為此而寫,八章分別納 入「重寫台灣國家歷史」、「原住民書寫與自然書寫」、「女性鄉 土想像的新貌」、「國族與性別的交纏交錯」四大部分。透過解讀 施叔青、李昂、田雅各、賴香吟、陳玉慧、吳明益、陳雪的後解嚴 小說,我想繼續探討台灣後殖民在文學與文化實踐上的諸多面向。 若 林 正 丈 曾 說:「 在 台 灣, 民 主 化 即 是 台 灣 化 」(1998: 219)。回顧台灣四百多年來歷經荷蘭、西班牙、清朝、日本、國 民黨統治的多重殖民歷史,政權的易幟往往沒有帶來真正的後殖 民,讓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直到解嚴才開始進入後殖民。相較於世 界上的許多國家,台灣的後殖民是遲到的。諸多因素造成後殖民的 遲來。就原住民族而言,由於各族的種族、語言與文化迥異,彼此 隔閡、爭鬥,一直到日治時期才出現模糊的「泛原住民意識」。就 早期的閩、客移民而言,雖然對清朝的反抗不斷,卻直到馬關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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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讓台灣,才有曇花一現的「台灣民主國」。日治時期,台灣民族 主義處於模糊曖昧的狀態,它主要繫於一九二○年代知識分子領導 的政治、文化運動中所浮現的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或日本人有所 區隔,例如當時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等。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 件讓台灣民族主義出現,卻被血腥鎮壓封殺,所以當時只有在海外 發展獨立運動,直到一九七○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台美斷交,流 亡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失去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法統地位後,台灣民 族主義才又在台灣黨外運動裡發聲,本土化也成了擋不住的潮流。 一九四五年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第二年立刻廢除日文,制定 北京話為國語,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開始戒嚴,並透過 實行中國中心教育與文化政策強力灌輸中國文化認同,否定台灣的 歷史、語言、文化,因為台灣只是其「反攻大陸」的暫居之地。接 受日語教育的世代因此成了「失語的世代」,台灣人被視為受日本 奴化教育的人,閩、客、原住民的語言、文化、歷史經驗遭到嚴重 貶抑、打壓。戒嚴體制下沒有言論自由,國民黨一黨獨大,長期控 制媒體和文化,透過二二八屠殺的陰影與白色恐怖,讓人們噤若寒 蟬,不敢批評政府。國民黨的「黨國教育」之成功,一方面讓社會 普遍地去政治化,漠視人權法治,對從事政治與社會運動的人抱持 懷疑的態度,另一方面讓「中華民國」神話牢不可破,許多人不知 有二二八,不知台灣的歷史文化、山川地理,國家認同混亂。這也 是台灣的民主化與後殖民走得格外辛苦的緣由。即使李登輝總統的 「寧靜革命」成功地推動憲政與國會改革,讓台灣由中國中心轉為 台灣中心,邁向後殖民與民主,然而台灣缺乏實質的轉型正義,乃 至於讓殖民主義與威權思想的幽靈繼續存在。歷史正義並未伸張, 二二八屠殺的加害者迄今沒有被究責,白色恐怖的許多冤案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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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平反,族群和語言歧視仍時而出現,原住民尤其受到歧視。而且 由於我們對於殖民遺緒缺乏深入檢討,反而不能從歷史經驗裡學 習。二○○八年以來,台灣二次政黨輪替後主政者的荒腔走板,更 令人感到威權復辟、民主倒退。同樣的,台灣的後殖民也在倒退之 中。不論 ECFA 或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簽訂,都只見馬英九政府犧 牲台灣的主權,斷送台灣的經濟與生機。後殖民真的到來了嗎?作 為文學與文化研究者,我們需要思考什麼才構成台灣的後殖民,以 及如何在學術研究裡持續批判殖民與帝國。 回顧台灣後殖民與民主化的發展過程,兩者是難以分割的。 戰後台灣的政治後殖民與民主化其很大動力來自於反對運動,文化 後殖民的動力則來自民間(包括反對運動)推展的本土化運動,而 其他社會運動也推動了民主化;李登輝的許多政策乃是對此的回 應。隨著八○年代以來民主化、本土化運動,台灣經濟持續的穩 定繁榮,以及新馬、批判、後現代等基進理論的引進,在解嚴前 後已隱然形成了對於新的公民社會(the civil society)的想像(廖炳 惠 2000:93)。民主進步黨在一九八六年成立,不但迫使執政黨 於第二年宣布解嚴,也促使學運、環保運動、消費者運動、女性運 動、農運、原住民運動、工運在解嚴前後有顯著的發展。報業於 一九八八年解禁,九○年代初同性戀運動也開始興起。出身印度的 後殖民學者史碧娃克(Gayatri C. Spivak)指出,理想的民主國家會 出現公民社會,公民會要求公民社會提供健康、教育、福利、社會 安全及公民性等方面的服務,但弱勢族群像同性戀、女人、原住民、 窮人等卻不能充分取得這些權益(1996:248)。 在戒嚴時期的台灣脈絡裡,由於政權和文化霸權掌握在外省人 手裡,弱勢族群還包括本土的閩、客族群,因他們的歷史經驗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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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被官方壓抑,在文化和政治參與上沒有充分的公民權。解嚴以來 新的社會想像因此蘊含了將國家定位從中國中心轉移到台灣中心, 讓政權和文化霸權從外省族群手中逐漸釋放的後殖民面向,而這些 權力重組當然也使得族群衝突浮上檯面。解嚴以來主導的社會運動 及文學主題乃是構成公民社會的有關女性、同性戀、原住民、閩、 客等多元身分認同,這些多元身分便一方面受惠於後現代所強調的 多元、異質,另一方面又趨向於後殖民所強調的重構身分,而顛覆 了戒嚴時期的男性、異性戀、中國中心、漢人中心。而像眷村、新 新人類、在台馬華等身分,意涵則較為複雜,分別涉及了離散及跨 國文化等議題。這些身分政治之間不乏後現代與後殖民的角力。不 論是張大春、平路後現代小說中的對「黨國」機制的懷疑批判,李 昂、陳燁、舞鶴、楊照的二二八、白色恐怖書寫,袁瓊瓊、蘇偉貞、 朱天文、朱天心的眷村小說,施叔青、李昂、朱天心、平路、章緣 的女性小說,邱妙津、紀大偉、洪凌、陳雪、吳繼文的同志小說, 田雅各、夏曼.藍波安的原住民小說,舞鶴的原住民意識小說,張 貴興、黃錦樹的馬華小說等等,都顯現眾聲喧嘩。 九○年代外文學門學者一連串的後殖民論戰是重要的里程碑, 啟開了對於台灣作為想像共同體的深刻思辨。九○年代初,廖朝陽 與邱貴芬的後殖民論戰延續了本土化運動,環繞在語言所蘊含的國 民黨殖民議題。廖朝陽認為國語(北京話)是殖民者的外來語,而 邱貴芬則認為國語在台灣已演變為混雜語、不再純正,因此也可以 被視為台灣的語言,邱貴芬反對以台語取代國語為官方語,強調台 灣為「命運共同體」,台語、客語、原住民語以及國語都是台灣的 語言,同時她反對福佬沙文主義,強調多元族群的概念(邱貴芬 1995a:238;1995b:270;廖朝陽 1995a)。邱貴芬希望以台灣「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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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共同體」的大方向來消除族群矛盾與衝突。然而當時李登輝總統 才剛剛啟動後殖民的文化政策,讓學校可以教授母語,如果不批判 殖民者的語言和文化暴力,很難改變當時語言之間、族群之間的不 對等的關係,所以廖朝陽就對邱貴芬有所批判,他強調被殖民者的 主體性(廖朝陽 1995b)。九○年代中期,在廖朝陽和廖咸浩的統 獨論戰中,廖朝陽以台灣是「空白主體」的文化觀來對抗中國文化 民族主義,雖然他認為某種版本的中國文化依然是台灣社會的主導 力量,可是他強調「空白主體」是創造一個可以讓新的內容不斷進 來的文化(1995c:118-21;1995d:118)。廖咸浩則認為獨派具 有福佬沙文主義的傾向,以台灣意識壓迫福佬以外的族群,他主張 「文化中國」(廖咸浩 1995)。在這場論戰裡還涉及不同族群的 歷史創傷能否撫平,以及正義與族群和解是否可能的問題。 戒嚴時期各族群的歷史創傷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壓抑。解嚴以來 不同族群的歷史記憶書寫,包括二二八、眷村、原住民等議題,一 方面挖掘族群創傷,另一方面爭奪對台灣歷史的詮釋權。這種爭奪 有點像是廖朝陽在二○一三年一月台灣人文學社主辦的理論營中所 說的「共而不同,共而互鬥」,1 然而如果我們比較樂觀看待的話, 當大家競相書寫台灣的故事的時候,其實更加確認了台灣作為一個 想像共同體,也就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說,小說「『再 現』了國家作為想像共同體」(2006:25)。或許我們必須先透過 共而互鬥的過程才可能走向族群之間試圖「瞭解每個主體的內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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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朝陽在理論營裡提出「假共、普共、真共」的概念。假共就是「共 而不同、共而互鬥」,而真共就是「瞭解每個主體的內在世界」 (2013)。我認為這對於我們思考台灣作為想像共同體具有重要的 啟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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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廖朝陽 2013)的階段。2 愈來愈多作家呈現跨族群的視野。 王家祥的《倒風內海》(1997)描寫十七世紀西拉雅人、荷蘭殖民 者與漢人的關係。施叔青的《行過洛津》(2003)透過一個身分低 微的乾旦來描寫清朝時期台灣的漢人、原住民與統治者的關係。李 昂在《看得見的鬼》(2004)裡透過四隻福佬族女鬼和一隻原住民 女鬼的故事,從清領、日治寫到戰後的台灣。福佬族施叔青的《風 前塵埃》(2008)則重新想像日治時期台灣東部的太魯閣族、阿美 族、日本人以及客家人的關係,並探討戰後日本殖民遺緒。舞鶴的 小說《餘生》(1999)裡漢人敘述者試圖瞭解霧社事件的成因、意 義及後續影響,而他也被原住民女子反批應反省漢人自己歷經終 戰、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的歷史。漢人導演魏德聖的電影《賽德克. 巴萊》(2011) 刻畫霧社事件中的賽德克族、日本統治者與漢人。 陳玉慧的《海神家族》(2004)呈現家族裡琉球人、福佬族、外 省人從日治、戒嚴到解嚴的相互關係。朱天心的〈匈牙利之水〉 (1997)和駱以軍的《月球姓氏》(2000)都呈現外省人與本省人 的內心世界、對話與互動。透過跨族群的相互瞭解,這些小說都更 加擴充了台灣作為一個想像共同體的內涵,其中許多小說都具有重 構台灣國家歷史的意涵。 本書第一部分「重寫台灣國家歷史」的兩章分別以施叔青《台 灣三部曲》的第一與第二部《行過洛津》、《風前塵埃》為討論對 象,一方面因為兩書的台灣國族與跨族群視野,不但呈現了清朝與 日本兩種帝國統治者與被殖民的台灣人民之間的關係,也描寫了原 住民與客家人等弱勢族群,另方面則因為兩書涵蓋的社會層面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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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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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階級批判具有國史的厚度。《行過洛津》主要情節聚焦於孌 童、纏足和閹割恐懼,因此產生了奇觀化的問題,同時它「對位式」 地呈現外來者與本地人、帝國與邊陲不同卻部分重疊的位置,呼應 當今中國中心與台灣中心的角力和交涉。敘述者統攝洛津(鹿港) 古今的視野構成本書核心的鄉土想像,在性別和國族議題之外,其 對商業活動既認同又批判的態度隱含了對現代性的雙重視野,暗示 現代性與台灣的複雜關係。《風前塵埃》處理了台灣文學絕少探討 的幾個議題:日治時期的「理蕃」、太魯閣之役、日治時期花蓮地 區的族群關係、日本移民村、戰後的日本殖民遺緒。小說「對位式」 地重新想像日治時期台灣東部日本統治者與原住民、漢人的關係, 重新探索同化、皇民化、抵殖民乃至於土著化所涉及的身分問題, 呈現殖民主義與國族、性別、族群身分政治,將台灣放在全球殖民 主義跨國脈絡,並描寫戰後台灣、日本、韓國對殖民與帝國遺緒的 複雜態度。 原住民書寫與自然書寫是台灣後殖民書寫的重要一環,都涉及 對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再思,兩者也有一些重疊。 八○年代中期原住民運動興起,結合了文藝創作與政治行動主義的 原住民書寫也隨之而起,批判國民黨殖民,也批判漢人沙文主義。 散文方面,泰雅族瓦歷斯.諾幹、排灣族利格拉樂.阿 𡠄、達悟 族夏曼.藍波安和卑南族孫大川的諸多作品都是自我另類民族志 (auto-ethnography):漢化的原住民知識分子回到部落重新學習自 己的歷史文化,回應主流霸權,折衝於部落與都市之間。小說方面, 布農族田雅各(拓拔斯.塔瑪匹瑪)的兩本小說集《最後的獵人》 (1987)與《情人與妓女》(1992)描寫原住民社會在殖民現代性 下的危機與回應,夏曼.藍波安的《黑色的翅膀》(1999)刻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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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達悟族小男孩的成長歷程。布農族霍斯陸曼.伐伐的《玉山魂》 (2006)透過一位少年的成長過程描寫布農部落的歷史。布農族乜 寇.索克魯曼的《東谷沙飛傳奇》(2008)重新想像布農族的神話 傳說,創造一個充滿詩情、精靈、鬼怪、禁忌的魔幻世界。卑南族 巴代的《走過》(2010) 描寫一位台籍卑南族老兵歷經日治、國民 黨、共產黨顛沛錯亂的一生。瓦歷斯.諾幹的小說集《城市殘酷》 (2013)刻畫外移到都市的原住民的困境與掙扎。而興起於八○年 代的自然書寫,則與七○年代國民黨政府遭逢一連串外交重挫、失 去國際間代表中國法統地位息息相關,知識分子透過對台灣環境的 關懷,展現其轉向對台灣地理與自然生態的認同。解嚴以來,徐仁 修、王家祥、劉克襄、孟東籬、洪素麗、凌拂、廖鴻基、吳明益都 是自然書寫的散文大家,有的批判環境污染或破壞,有的帶入博物 學家式的觀察。小說方面,劉克襄、王家祥和吳明益的小說都有許 多自然書寫的成分。劉克襄的動物小說《風鳥皮諾查》(1991)和 《座頭鯨赫連麼麼》(1993)分別想像以風鳥與鯨魚為主體的感知 與經歷。王家祥的《倒風內海》以魔幻寫實手法渲染有關鯨魚墓場 和黑森林的神話氣息,摹寫西拉雅族泛神論;王家祥的奇幻小說《海 中鬼影—鰓人》(1999)、吳明益的科幻小說〈複眼人〉(2002)、 《複眼人》(2011)3 與《睡眠的航線》(2007)都批判人類中心 主義所造成的環境污染與破壞,「鰓人」與「複眼人」分別連結到 小琉球的烏鬼族傳說與泰雅族的生態知識,都借喻人與自然和諧相 處的可能。王家祥的《山與海》(1996)、吳明益的《本日公休》 (1997)、《虎爺》(2003)裡不乏對台灣山與海的細膩描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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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眼人〉最早於 2002 年刊於《中外文學》,2011 年吳明益將之改 寫為長篇小說《複眼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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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田雅各、夏曼.藍波安等原住民小說裡也相當常見,皆顯現對 台灣土地的關注。廣義上,自然書寫與原住民書寫都是一種鄉土書 寫,但都擴充了原先鄉土書寫的內涵。 本書第二部分「原住民書寫與自然書寫」的兩章分別以田雅各 的〈拓拔斯.塔瑪匹瑪〉(1983)、〈最後的獵人〉(1985)和〈安 魂之夜〉(1992)與吳明益的〈虎爺〉(2001)、〈廁所的故事〉 (2002)及〈複眼人〉為研究對象,4 一方面因為田雅各是原住民 書寫的先行者,而吳明益則是自然書寫健將,另一方面則因田雅各 的三篇故事深刻呈現原住民社會在殖民現代性下的問題與對應,而 吳明益的三篇故事中的魔幻、鄉土、生態視野則展現出對神祕與現 代的曖昧矛盾。〈拓拔斯.塔瑪匹瑪〉、〈最後的獵人〉和〈安 魂之夜〉既是自我另類民族志小說(auto-ethnographic fiction),也 具有現代小說的反諷與自覺。敘述者折衝於原住民與漢人兩種不同 的語言、文化與世界觀之間,處理文化翻譯的問題。面對文化危 機,敘述者隱含以部落為文化復振的中心,但同時也與現代性重新 協商。〈虎爺〉、〈廁所的故事〉及〈複眼人〉呈現了現代生活的 某些神奇瞬間人類所展現的模擬能力與被模擬的對象,探索人與動 物、人與自然、人與神之間的(不)可溝通性。自然界的儀式與民 間信仰的神祕實踐被緊密地勾連到神祕與鄉土,而與殖民現代性對 立;但小說又暗示鄉土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挪用或改變了殖民現代性 遺產,將之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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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拔斯.塔瑪匹瑪〉於 1983 年首次發表於《台灣時報》副刊。〈最 後的獵人〉最早於 1985 年刊於《台灣文藝》,〈虎爺〉最早於 2001 年刊於《聯合報》副刊,〈廁所的故事〉最早於 2002 年刊於《台灣 e 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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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書寫是台灣意識的堡壘。「鄉土」一詞雖然有時被視為「鄉 村」的同義詞,在現實上並非固定的所在;「鄉土」象徵了家園, 連結到土地和身分認同。日治時期和戒嚴時期都曾發生鄉土文學論 戰,前者對抗日本的同化政策,後者則對抗當時西方的文化帝國主 義。一九七○年代末期的鄉土文學論戰是在西化造成的文化危機之 下所爆發的「回歸鄉土」訴求,當時大多倡導中國民族主義和歷史 敘述,然而葉石濤卻石破天驚地主張臺灣文學乃是從荷蘭殖民時期 開始、以臺灣為中心的文學,隱然把臺灣視為國家、鄉土(1978: 72)。在黃春明、王禎和、王拓、宋澤萊等作家的鄉土小說傳統裡, 鄉土常代表救贖。鄉土的背景往往是農漁村或小城;相對地,都會 (尤其台北)則經常代表外來統治者、資本主義的勢力範圍。鄉土 所代表的正面、穩定的社群價值與真實的鄉土之內部問題和殖民現 代性之下所遭逢的問題,矛盾地並存。而蕭麗紅、李昂等女作家的 鄉土想像則批判性地帶入女性與土地、父權的複雜關係。九○年代 陳燁的《泥河》(1989)、蔡素芬的《鹽田兒女》(1994)、凌煙 的《失聲畫眉》(1990)、李昂的《迷園》(1991)裡,由於資本 主義所造成的城鄉關係改變,女性鄉土想像更趨不穩定;《迷園》 進一步將鄉土想像結合了台灣歷史記憶與國族寓言。二○○○年以 來,陳雪的《橋上的孩子》(2004)與《陳春天》(2005)、賴香 吟的〈島〉(1999)與〈熱蘭遮〉(2000)、李昂的《看得見的鬼》、 施叔青的《行過洛津》等女性鄉土小說,其場景若非游移在農村和 都市之間,就是歷經前現代到現今種種變遷的古商城。顯示這些作 家並非懷舊式地建構一個理想素樸的鄉土,而是將鄉土放在現代性 或全球經濟活動的脈絡下。換言之,她們的鄉土想像摻雜了對現代 性或全球化的思索。女性鄉土小說少不了對性別議題的敏感,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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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對性別的批判更讓地方書寫免於被浪漫化。 本書第三部分「女性鄉土想像的新貌」的兩章分別以陳雪的 《橋上的孩子》、《陳春天》以及賴香吟的〈島〉、〈熱蘭遮〉與 李昂的《看得見的鬼》為研究對象,因為這些新的女性鄉土想像透 露對地方、性別與記憶錯綜關係的反思;常常是從已經移居台北、 深諳資本主義運作的眼光,有的回溯資本主義和父權制度下充滿多 重衝突與糾葛的鄉土經驗和歷史記憶,有的藉由回溯台灣這塊土地 上不同族群四百年來的歷史經驗與鄉土記憶,寄寓國族寓言。《橋 上的孩子》與《陳春天》中呈現豐原夜市和神岡鄉下的地方記憶、 下層女性遭逢的性別與階級壓迫,以及階級爬升後如何交涉於城鄉 之間,透過重新記憶和批判式的重構,讓土地認同再度變得可能。 女主角與資本主義共謀,但也對之抗拒。〈島〉與〈熱蘭遮〉以當 代台灣為背景,採隱喻手法探討台灣當前的島嶼性格以及對台灣島 的母體想像,描寫疏離於鄉土的女性敘述者如何經由懷孕和返鄉重 新認同了鄉土,藉此召喚台灣國族。《看得見的鬼》則將背景放在 三百多年前一直到現今的鹿港,透過五隻女鬼所受的壓迫和顛覆父 權的故事,側寫三四百年來的台灣歷史和土地上的變遷,寄寓台灣 國族寓言。 無論是重寫台灣歷史,鄉土書寫、或自然書寫,前述不少小 說都有台灣國族主義的寓意。其他如宋澤萊的《血色蝙蝠降臨的城 市》(1996)、施叔青的《微醺彩妝》(1999)、李昂的《鴛鴦春膳》 (2007)、鄭清文的《青椒苗》(2012)、平路的《婆娑之島》(2012) 也都如此。二二八、白色恐怖小說也率多蘊含台灣國族寓言,如戰 前世代葉石濤的《台灣男子簡阿淘》(1996)、鍾肇政的《怒濤》 (1993)、李喬的《埋冤.一九四七.埋冤》(1995),戰後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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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燁的《泥河》、李昂的《迷園》、《自傳の小說》(2000)與 〈彩妝血祭〉(1997)、舞鶴的〈調查:敘述〉(1992)5 、楊照 的《暗巷迷夜》(1994)、施叔青的《三世人》(2010)、陳玉慧 的《海神家族》與賴香吟的〈虛構與紀實〉(2000)。這些小說有 的直接控訴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歧視與壓迫導致二二八事件爆發以 及後來的血腥鎮壓,有的刻畫二二八事件的脈絡或事件中的四大族 群、不同階層、性別,有的描寫二二八遺眷所遭到的監控、騷擾和 社會歧視,有的呈現二二八成為禁忌後的記憶斷裂以及解除白色恐 怖的困難。學運世代的賴香吟則在〈虛構與紀實〉裡連結學運與反 對運動,並在〈翻譯者〉(1995)6 和〈喧嘩與酩酊〉(2000)裡 探討台灣國族運動者的艱辛和個人感情上所付出的代價。許多小說 都呈現國族與性別的交纏交錯。例如《迷園》將女主角戀父、陽具 崇拜和受虐心理,勾連到二二八台籍菁英的傷痛和八○年代台籍紅 頂商人的崛起。〈彩妝血祭〉裡白色恐怖受難者遺孀、同時也是反 對運動支持者,為死去的同性戀兒子舉辦私人弔祭儀式,暗示男同 志的衣櫃狀態正與當天二二八公開祭弔形成對比。但小說又暗示: 國民黨舊勢力對二二八的扭曲、否認與忽視,又與同志被關入暗櫃 形成某種交相指涉的關係。《海神家族》中女性敘述者的福佬族外 公在二二八中遇害,二叔公是台共,外省人父親則因冤獄被以匪諜 罪名入獄。敘述者卻因白色恐怖和父親家暴而有殺父情結,也因白 色恐怖而長期不知外公和二叔公,更曾因戒嚴時期國民黨的仇日教 育而認為琉球籍外婆像日本女鬼。〈虛構與紀實〉中的女性敘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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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敘述〉於 1992 年首次發表於《文學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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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獲得 1995 年聯合文學中篇小說新人首獎,最早刊於《聯合文學》 1995 年 11 月小說新人獎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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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本土女性知識菁英,卻直到解嚴前後,藉由書寫才感知戒嚴時 期的政治禁忌,發現自己被殖民、缺乏文化主體性。〈翻譯者〉裡 女性敘述者猜想父母因從事反對運動而承受莫大壓力,產生齟齬, 母親愛上了友好台灣的日本友人,卻因顧及反對運動而不敢表白乃 至於抑鬱自殺。敘述者則徘徊在對父母和日本義父的認同與質疑之 間,小說藉此隱喻台灣歷經各個殖民政權的創傷,在身分認同上的 苦惱與迷惘。整體而言,這些小說探索國族與性別的交纏交錯,一 方面顯現台灣國族主義之必要,另方面也顯示光是台灣國族主義還 不夠,性別、性取向、階級等議題同樣非常重要。 本書第四部分「國族與性別的交纏交錯」的兩章分別以陳玉慧 的《海神家族》與賴香吟的〈虛構與紀實〉和〈喧嘩與酩酊〉為研 究對象,因為這些小說所呈現的國族與性別的交纏交錯深刻處理了 從戒嚴過渡到解嚴的感覺結構,顯現白色恐怖所造成的家破人亡或 內在殖民的問題,指向轉型正義之必須。《海神家族》以家族史隱 喻台灣多族群的駁雜歷史,呈現族群之間與內部的某些衝突,乃是 因不同國家認同下時間性(temporality)的差異所致。小說一方面 透過呈現跨國流動中國族、族群與性別的交纏,顯現國家並非同質 的,而是含納不同種族、性別、階級位置;另方面批判造成目前台 灣「既像一個國,卻又不是一個國」的國家認同與白色恐怖問題, 暗示不同族群、性別的歷史記憶仍可以互相對話,提供借鏡與反 省。而〈虛構與紀實〉和〈喧嘩與酩酊〉則呈現知識菁英和底層人 民所感知的後殖民的遲到以及他們對後殖民的參與或回應。兩篇小 說一方面透過公私領域的錯綜糾葛,呈現解嚴以來遲來的後殖民與 不同族群、政治與性別身分的知識菁英的關係,並透過虛構或回憶 反省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感覺結構。另方面兩篇小說暗批後殖民國家


018 遲來的後殖民:再論解嚴以來台灣小說

主義未能完全解決底層人民的問題,而其所彰顯的乃是社會改造的 速度不如預期,在英雄敘事之外許多的焦灼與挫敗。兩篇小說對於 遲到的後殖民以及當下為何仍需持續批判威權與殖民,提供了重要 的圖像。 我將有關賴香吟的〈虛構與紀實〉和〈喧嘩與酩酊〉之論文 放在本書最後一章,因為兩篇小說深沉的視野召喚了解嚴前後對公 民社會的熱切期盼並批判它的尚未完成。如同賴香吟在接受訪談時 指出,當時追求主體性的狂熱曾讓邱妙津百分之百追求卻「輸了毀 了」(黃懿慧 2009:117)。轉型正義的缺乏落實是讓公民社會未 竟全功的主因。這也使得二○○八年以來,台灣被一個高票當選卻 虛假詐騙、貪腐無能、封建濫權的政府所綁架,民主、人權、司法、 經濟、教育、薪資、環保樣樣倒退,乃至於新的公民運動再起,從 反國光石化,反媒體壟斷,反瘦肉精美牛,反美麗灣,反核,反拆 文林苑,反大埔圈地拆屋,反洪仲丘虐殺,到反服務貿易協議,反 濫權監聽,反毀憲亂政,不一而足。人民對社會議題的關注是台灣 公民社會最重要的表徵,而公民社會正是台灣民族主義最好、最穩 固的基石。文學藝術無法脫離社會脈動。解嚴以來許多小說對台灣 國族與環保、性別、性取向、階級、人權、弱勢族群等等社會議題 的關注,顯示文學也是推動社會改革的重要文化論述。 本書八章,援用了薩依德(Edward Said)、史碧娃克、巴巴 (Homi K. Bhabha)、 柯 立 佛(James Clifford)、 謝 永 平(Pheng Cheah)、蒲蕊特(Mary Louise Pratt)、德立克(Arif Dirlik)、佛 洛伊德(Sigmund Freud)、巴特勒(Judith Butler)、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廖朝陽、邱貴芬、廖炳惠、葉石濤、孫大川、荊子馨(Leo Ching)、陳培豐等學者的理論,一方面與之對話,另方面藉以深


導論 019

化對台灣文學與文化政治的探討。八章雖然分屬於「重寫台灣國家 歷史」、「原住民書寫與自然書寫」、「女性鄉土想像的新貌」、「國 族與性別的交纏交錯」四大部分,但議題環環相扣,彼此之間形成 辯證或呼應的關係。第七章〈陳玉慧《海神家族》裡的另類歷史想 像:跨國流動中的國族、族群與性別〉於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受邀以主題演講宣讀於國科會人文處 99-100 年度外文學門專題計 畫研究成果發表會,其餘七章都已刊於國內外一級期刊,收入本書 都再經修訂。其中第三章〈田雅各短篇小說中的自我另類民族志表 達與文化翻譯〉與第四章〈對神祕與現代的曖昧矛盾:吳明益的短 篇小說〉原以英文發表,前者刊於 SSCI 期刊 The China Quarterly,後 者刊於 Tamkang Review,此處都是首度中譯。衷心感謝梅家玲教授 將本書列入台大出版中心《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兩位匿名 審查人提供寶貴的意見,以及出版中心紀淑玲小姐的編輯與校對。 本書八章分別屬於三個國科會三年期計畫:「跨族群記憶、翻譯與 歷史書寫」、「鄉土想像的新貌:二○○○年以來台灣女性鄉土小 說裡的地方、性別、記憶」、「解嚴以來的另類歷史想像:跨國流 動中的族群與性別」,特別感謝國科會的專題計畫補助,許采齡、 楊震緯、陳宥廷、游雁茹、江沛彤、黃山耘、施佳雯、吳悠、張詩 敏、張雅涵、林敬凡等助理幫忙蒐集資料,以及台大圖書館的豐富 館藏與高效率的館際服務。最後,更要感謝姊姊令雅的精神支持。

這本書獻給未來世世代代的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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