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來的後殖民──再論解嚴以來台灣小說

目錄 導論：再思台灣後殖民 第一部分：重寫台灣國家歷史 施叔青《行過洛津》中的歷史書寫與鄉土想像 施叔青《風前塵埃》中的另類歷史想像

第二部分：原住民書寫與自然書寫 田雅各短篇小說中的自我另類民族志表達與文化翻譯 對神祕與現代的曖昧矛盾：吳明益的短篇小說

第三部分：女性鄉土想像的新貌 鄉土想像的新貌：陳雪的《橋上的孩子》、《陳春天》裡 的地方、性別、記憶 女性、鄉土、國族：以賴香吟的〈島〉與〈熱蘭遮〉以及 李昂的《看得見的鬼》為例

第四部分：國族與性別的交纏交錯 陳玉慧《海神家族》裡的另類歷史想像：跨國流動中的國 族與性別 遲來的後殖民：賴香吟解嚴小說中的知識菁英和底層人民

論文出處

導論：再思台灣後殖民

在寫完《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專論》後，我對 於解嚴與後殖民議題感到意猶未盡。一方面，新世代誕生於解嚴之 後，對於台灣如何由戒嚴過渡到解嚴，民主化與後殖民化的過程並 不瞭解。另一方面，戒嚴時期殘留的威權思想與殖民心態則猶待持 續批判。同時，《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專論》對於 原住民書寫和自然書寫處理略顯不足，而二○○○年台灣首度政黨 輪替之後新的女性歷史書寫與鄉土書寫熱潮則亟待研究。這本新書 《遲來的後殖民：再論解嚴以來台灣小說》為此而寫，八章分別納 入「重寫台灣國家歷史」、「原住民書寫與自然書寫」、「女性鄉 土想像的新貌」、「國族與性別的交纏交錯」四大部分。透過解讀 施叔青、李昂、田雅各、賴香吟、陳玉慧、吳明益、陳雪的後解嚴 小說，我想繼續探討台灣後殖民在文學與文化實踐上的諸多面向。 若 林 正 丈 曾 說：「 在 台 灣， 民 主 化 即 是 台 灣 化 」（1998： 219）。回顧台灣四百多年來歷經荷蘭、西班牙、清朝、日本、國 民黨統治的多重殖民歷史，政權的易幟往往沒有帶來真正的後殖 民，讓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直到解嚴才開始進入後殖民。相較於世 界上的許多國家，台灣的後殖民是遲到的。諸多因素造成後殖民的 遲來。就原住民族而言，由於各族的種族、語言與文化迥異，彼此 隔閡、爭鬥，一直到日治時期才出現模糊的「泛原住民意識」。就 早期的閩、客移民而言，雖然對清朝的反抗不斷，卻直到馬關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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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讓台灣，才有曇花一現的「台灣民主國」。日治時期，台灣民族 主義處於模糊曖昧的狀態，它主要繫於一九二○年代知識分子領導 的政治、文化運動中所浮現的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或日本人有所 區隔，例如當時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等。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 件讓台灣民族主義出現，卻被血腥鎮壓封殺，所以當時只有在海外 發展獨立運動，直到一九七○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台美斷交，流 亡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失去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法統地位後，台灣民 族主義才又在台灣黨外運動裡發聲，本土化也成了擋不住的潮流。 一九四五年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第二年立刻廢除日文，制定 北京話為國語，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開始戒嚴，並透過 實行中國中心教育與文化政策強力灌輸中國文化認同，否定台灣的 歷史、語言、文化，因為台灣只是其「反攻大陸」的暫居之地。接 受日語教育的世代因此成了「失語的世代」，台灣人被視為受日本 奴化教育的人，閩、客、原住民的語言、文化、歷史經驗遭到嚴重 貶抑、打壓。戒嚴體制下沒有言論自由，國民黨一黨獨大，長期控 制媒體和文化，透過二二八屠殺的陰影與白色恐怖，讓人們噤若寒 蟬，不敢批評政府。國民黨的「黨國教育」之成功，一方面讓社會 普遍地去政治化，漠視人權法治，對從事政治與社會運動的人抱持 懷疑的態度，另一方面讓「中華民國」神話牢不可破，許多人不知 有二二八，不知台灣的歷史文化、山川地理，國家認同混亂。這也 是台灣的民主化與後殖民走得格外辛苦的緣由。即使李登輝總統的 「寧靜革命」成功地推動憲政與國會改革，讓台灣由中國中心轉為 台灣中心，邁向後殖民與民主，然而台灣缺乏實質的轉型正義，乃 至於讓殖民主義與威權思想的幽靈繼續存在。歷史正義並未伸張， 二二八屠殺的加害者迄今沒有被究責，白色恐怖的許多冤案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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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平反，族群和語言歧視仍時而出現，原住民尤其受到歧視。而且 由於我們對於殖民遺緒缺乏深入檢討，反而不能從歷史經驗裡學 習。二○○八年以來，台灣二次政黨輪替後主政者的荒腔走板，更 令人感到威權復辟、民主倒退。同樣的，台灣的後殖民也在倒退之 中。不論 ECFA 或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簽訂，都只見馬英九政府犧 牲台灣的主權，斷送台灣的經濟與生機。後殖民真的到來了嗎？作 為文學與文化研究者，我們需要思考什麼才構成台灣的後殖民，以 及如何在學術研究裡持續批判殖民與帝國。 回顧台灣後殖民與民主化的發展過程，兩者是難以分割的。 戰後台灣的政治後殖民與民主化其很大動力來自於反對運動，文化 後殖民的動力則來自民間（包括反對運動）推展的本土化運動，而 其他社會運動也推動了民主化；李登輝的許多政策乃是對此的回 應。隨著八○年代以來民主化、本土化運動，台灣經濟持續的穩 定繁榮，以及新馬、批判、後現代等基進理論的引進，在解嚴前 後已隱然形成了對於新的公民社會（the civil society）的想像（廖炳 惠 2000：93）。民主進步黨在一九八六年成立，不但迫使執政黨 於第二年宣布解嚴，也促使學運、環保運動、消費者運動、女性運 動、農運、原住民運動、工運在解嚴前後有顯著的發展。報業於 一九八八年解禁，九○年代初同性戀運動也開始興起。出身印度的 後殖民學者史碧娃克（Gayatri C. Spivak）指出，理想的民主國家會 出現公民社會，公民會要求公民社會提供健康、教育、福利、社會 安全及公民性等方面的服務，但弱勢族群像同性戀、女人、原住民、 窮人等卻不能充分取得這些權益（1996：248）。 在戒嚴時期的台灣脈絡裡，由於政權和文化霸權掌握在外省人 手裡，弱勢族群還包括本土的閩、客族群，因他們的歷史經驗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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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被官方壓抑，在文化和政治參與上沒有充分的公民權。解嚴以來 新的社會想像因此蘊含了將國家定位從中國中心轉移到台灣中心， 讓政權和文化霸權從外省族群手中逐漸釋放的後殖民面向，而這些 權力重組當然也使得族群衝突浮上檯面。解嚴以來主導的社會運動 及文學主題乃是構成公民社會的有關女性、同性戀、原住民、閩、 客等多元身分認同，這些多元身分便一方面受惠於後現代所強調的 多元、異質，另一方面又趨向於後殖民所強調的重構身分，而顛覆 了戒嚴時期的男性、異性戀、中國中心、漢人中心。而像眷村、新 新人類、在台馬華等身分，意涵則較為複雜，分別涉及了離散及跨 國文化等議題。這些身分政治之間不乏後現代與後殖民的角力。不 論是張大春、平路後現代小說中的對「黨國」機制的懷疑批判，李 昂、陳燁、舞鶴、楊照的二二八、白色恐怖書寫，袁瓊瓊、蘇偉貞、 朱天文、朱天心的眷村小說，施叔青、李昂、朱天心、平路、章緣 的女性小說，邱妙津、紀大偉、洪凌、陳雪、吳繼文的同志小說， 田雅各、夏曼．藍波安的原住民小說，舞鶴的原住民意識小說，張 貴興、黃錦樹的馬華小說等等，都顯現眾聲喧嘩。 九○年代外文學門學者一連串的後殖民論戰是重要的里程碑， 啟開了對於台灣作為想像共同體的深刻思辨。九○年代初，廖朝陽 與邱貴芬的後殖民論戰延續了本土化運動，環繞在語言所蘊含的國 民黨殖民議題。廖朝陽認為國語（北京話）是殖民者的外來語，而 邱貴芬則認為國語在台灣已演變為混雜語、不再純正，因此也可以 被視為台灣的語言，邱貴芬反對以台語取代國語為官方語，強調台 灣為「命運共同體」，台語、客語、原住民語以及國語都是台灣的 語言，同時她反對福佬沙文主義，強調多元族群的概念（邱貴芬 1995a：238；1995b：270；廖朝陽 1995a）。邱貴芬希望以台灣「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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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共同體」的大方向來消除族群矛盾與衝突。然而當時李登輝總統 才剛剛啟動後殖民的文化政策，讓學校可以教授母語，如果不批判 殖民者的語言和文化暴力，很難改變當時語言之間、族群之間的不 對等的關係，所以廖朝陽就對邱貴芬有所批判，他強調被殖民者的 主體性（廖朝陽 1995b）。九○年代中期，在廖朝陽和廖咸浩的統 獨論戰中，廖朝陽以台灣是「空白主體」的文化觀來對抗中國文化 民族主義，雖然他認為某種版本的中國文化依然是台灣社會的主導 力量，可是他強調「空白主體」是創造一個可以讓新的內容不斷進 來的文化（1995c：118-21；1995d：118）。廖咸浩則認為獨派具 有福佬沙文主義的傾向，以台灣意識壓迫福佬以外的族群，他主張 「文化中國」（廖咸浩 1995）。在這場論戰裡還涉及不同族群的 歷史創傷能否撫平，以及正義與族群和解是否可能的問題。 戒嚴時期各族群的歷史創傷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壓抑。解嚴以來 不同族群的歷史記憶書寫，包括二二八、眷村、原住民等議題，一 方面挖掘族群創傷，另一方面爭奪對台灣歷史的詮釋權。這種爭奪 有點像是廖朝陽在二○一三年一月台灣人文學社主辦的理論營中所 說的「共而不同，共而互鬥」，1 然而如果我們比較樂觀看待的話， 當大家競相書寫台灣的故事的時候，其實更加確認了台灣作為一個 想像共同體，也就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說，小說「『再 現』了國家作為想像共同體」（2006：25）。或許我們必須先透過 共而互鬥的過程才可能走向族群之間試圖「瞭解每個主體的內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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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朝陽在理論營裡提出「假共、普共、真共」的概念。假共就是「共 而不同、共而互鬥」，而真共就是「瞭解每個主體的內在世界」 （2013）。我認為這對於我們思考台灣作為想像共同體具有重要的 啟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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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廖朝陽 2013）的階段。2 愈來愈多作家呈現跨族群的視野。 王家祥的《倒風內海》（1997）描寫十七世紀西拉雅人、荷蘭殖民 者與漢人的關係。施叔青的《行過洛津》（2003）透過一個身分低 微的乾旦來描寫清朝時期台灣的漢人、原住民與統治者的關係。李 昂在《看得見的鬼》（2004）裡透過四隻福佬族女鬼和一隻原住民 女鬼的故事，從清領、日治寫到戰後的台灣。福佬族施叔青的《風 前塵埃》（2008）則重新想像日治時期台灣東部的太魯閣族、阿美 族、日本人以及客家人的關係，並探討戰後日本殖民遺緒。舞鶴的 小說《餘生》（1999）裡漢人敘述者試圖瞭解霧社事件的成因、意 義及後續影響，而他也被原住民女子反批應反省漢人自己歷經終 戰、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的歷史。漢人導演魏德聖的電影《賽德克． 巴萊》（2011） 刻畫霧社事件中的賽德克族、日本統治者與漢人。 陳玉慧的《海神家族》（2004）呈現家族裡琉球人、福佬族、外 省人從日治、戒嚴到解嚴的相互關係。朱天心的〈匈牙利之水〉 （1997）和駱以軍的《月球姓氏》（2000）都呈現外省人與本省人 的內心世界、對話與互動。透過跨族群的相互瞭解，這些小說都更 加擴充了台灣作為一個想像共同體的內涵，其中許多小說都具有重 構台灣國家歷史的意涵。 本書第一部分「重寫台灣國家歷史」的兩章分別以施叔青《台 灣三部曲》的第一與第二部《行過洛津》、《風前塵埃》為討論對 象，一方面因為兩書的台灣國族與跨族群視野，不但呈現了清朝與 日本兩種帝國統治者與被殖民的台灣人民之間的關係，也描寫了原 住民與客家人等弱勢族群，另方面則因為兩書涵蓋的社會層面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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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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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階級批判具有國史的厚度。《行過洛津》主要情節聚焦於孌 童、纏足和閹割恐懼，因此產生了奇觀化的問題，同時它「對位式」 地呈現外來者與本地人、帝國與邊陲不同卻部分重疊的位置，呼應 當今中國中心與台灣中心的角力和交涉。敘述者統攝洛津（鹿港） 古今的視野構成本書核心的鄉土想像，在性別和國族議題之外，其 對商業活動既認同又批判的態度隱含了對現代性的雙重視野，暗示 現代性與台灣的複雜關係。《風前塵埃》處理了台灣文學絕少探討 的幾個議題：日治時期的「理蕃」、太魯閣之役、日治時期花蓮地 區的族群關係、日本移民村、戰後的日本殖民遺緒。小說「對位式」 地重新想像日治時期台灣東部日本統治者與原住民、漢人的關係， 重新探索同化、皇民化、抵殖民乃至於土著化所涉及的身分問題， 呈現殖民主義與國族、性別、族群身分政治，將台灣放在全球殖民 主義跨國脈絡，並描寫戰後台灣、日本、韓國對殖民與帝國遺緒的 複雜態度。 原住民書寫與自然書寫是台灣後殖民書寫的重要一環，都涉及 對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再思，兩者也有一些重疊。 八○年代中期原住民運動興起，結合了文藝創作與政治行動主義的 原住民書寫也隨之而起，批判國民黨殖民，也批判漢人沙文主義。 散文方面，泰雅族瓦歷斯．諾幹、排灣族利格拉樂．阿 𡠄、達悟 族夏曼．藍波安和卑南族孫大川的諸多作品都是自我另類民族志 （auto-ethnography）：漢化的原住民知識分子回到部落重新學習自 己的歷史文化，回應主流霸權，折衝於部落與都市之間。小說方面， 布農族田雅各（拓拔斯．塔瑪匹瑪）的兩本小說集《最後的獵人》 （1987）與《情人與妓女》（1992）描寫原住民社會在殖民現代性 下的危機與回應，夏曼．藍波安的《黑色的翅膀》（1999）刻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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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達悟族小男孩的成長歷程。布農族霍斯陸曼．伐伐的《玉山魂》 （2006）透過一位少年的成長過程描寫布農部落的歷史。布農族乜 寇．索克魯曼的《東谷沙飛傳奇》（2008）重新想像布農族的神話 傳說，創造一個充滿詩情、精靈、鬼怪、禁忌的魔幻世界。卑南族 巴代的《走過》（2010) 描寫一位台籍卑南族老兵歷經日治、國民 黨、共產黨顛沛錯亂的一生。瓦歷斯．諾幹的小說集《城市殘酷》 （2013）刻畫外移到都市的原住民的困境與掙扎。而興起於八○年 代的自然書寫，則與七○年代國民黨政府遭逢一連串外交重挫、失 去國際間代表中國法統地位息息相關，知識分子透過對台灣環境的 關懷，展現其轉向對台灣地理與自然生態的認同。解嚴以來，徐仁 修、王家祥、劉克襄、孟東籬、洪素麗、凌拂、廖鴻基、吳明益都 是自然書寫的散文大家，有的批判環境污染或破壞，有的帶入博物 學家式的觀察。小說方面，劉克襄、王家祥和吳明益的小說都有許 多自然書寫的成分。劉克襄的動物小說《風鳥皮諾查》（1991）和 《座頭鯨赫連麼麼》（1993）分別想像以風鳥與鯨魚為主體的感知 與經歷。王家祥的《倒風內海》以魔幻寫實手法渲染有關鯨魚墓場 和黑森林的神話氣息，摹寫西拉雅族泛神論；王家祥的奇幻小說《海 中鬼影—鰓人》（1999）、吳明益的科幻小說〈複眼人〉（2002）、 《複眼人》（2011）3 與《睡眠的航線》（2007）都批判人類中心 主義所造成的環境污染與破壞，「鰓人」與「複眼人」分別連結到 小琉球的烏鬼族傳說與泰雅族的生態知識，都借喻人與自然和諧相 處的可能。王家祥的《山與海》（1996）、吳明益的《本日公休》 （1997）、《虎爺》（2003）裡不乏對台灣山與海的細膩描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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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眼人〉最早於 2002 年刊於《中外文學》，2011 年吳明益將之改 寫為長篇小說《複眼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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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田雅各、夏曼．藍波安等原住民小說裡也相當常見，皆顯現對 台灣土地的關注。廣義上，自然書寫與原住民書寫都是一種鄉土書 寫，但都擴充了原先鄉土書寫的內涵。 本書第二部分「原住民書寫與自然書寫」的兩章分別以田雅各 的〈拓拔斯．塔瑪匹瑪〉（1983）、〈最後的獵人〉（1985）和〈安 魂之夜〉（1992）與吳明益的〈虎爺〉（2001）、〈廁所的故事〉 （2002）及〈複眼人〉為研究對象，4 一方面因為田雅各是原住民 書寫的先行者，而吳明益則是自然書寫健將，另一方面則因田雅各 的三篇故事深刻呈現原住民社會在殖民現代性下的問題與對應，而 吳明益的三篇故事中的魔幻、鄉土、生態視野則展現出對神祕與現 代的曖昧矛盾。〈拓拔斯．塔瑪匹瑪〉、〈最後的獵人〉和〈安 魂之夜〉既是自我另類民族志小說（auto-ethnographic fiction），也 具有現代小說的反諷與自覺。敘述者折衝於原住民與漢人兩種不同 的語言、文化與世界觀之間，處理文化翻譯的問題。面對文化危 機，敘述者隱含以部落為文化復振的中心，但同時也與現代性重新 協商。〈虎爺〉、〈廁所的故事〉及〈複眼人〉呈現了現代生活的 某些神奇瞬間人類所展現的模擬能力與被模擬的對象，探索人與動 物、人與自然、人與神之間的（不）可溝通性。自然界的儀式與民 間信仰的神祕實踐被緊密地勾連到神祕與鄉土，而與殖民現代性對 立；但小說又暗示鄉土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挪用或改變了殖民現代性 遺產，將之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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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拔斯．塔瑪匹瑪〉於 1983 年首次發表於《台灣時報》副刊。〈最 後的獵人〉最早於 1985 年刊於《台灣文藝》，〈虎爺〉最早於 2001 年刊於《聯合報》副刊，〈廁所的故事〉最早於 2002 年刊於《台灣 e 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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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書寫是台灣意識的堡壘。「鄉土」一詞雖然有時被視為「鄉 村」的同義詞，在現實上並非固定的所在；「鄉土」象徵了家園， 連結到土地和身分認同。日治時期和戒嚴時期都曾發生鄉土文學論 戰，前者對抗日本的同化政策，後者則對抗當時西方的文化帝國主 義。一九七○年代末期的鄉土文學論戰是在西化造成的文化危機之 下所爆發的「回歸鄉土」訴求，當時大多倡導中國民族主義和歷史 敘述，然而葉石濤卻石破天驚地主張臺灣文學乃是從荷蘭殖民時期 開始、以臺灣為中心的文學，隱然把臺灣視為國家、鄉土（1978： 72）。在黃春明、王禎和、王拓、宋澤萊等作家的鄉土小說傳統裡， 鄉土常代表救贖。鄉土的背景往往是農漁村或小城；相對地，都會 （尤其台北）則經常代表外來統治者、資本主義的勢力範圍。鄉土 所代表的正面、穩定的社群價值與真實的鄉土之內部問題和殖民現 代性之下所遭逢的問題，矛盾地並存。而蕭麗紅、李昂等女作家的 鄉土想像則批判性地帶入女性與土地、父權的複雜關係。九○年代 陳燁的《泥河》（1989）、蔡素芬的《鹽田兒女》（1994）、凌煙 的《失聲畫眉》（1990）、李昂的《迷園》（1991）裡，由於資本 主義所造成的城鄉關係改變，女性鄉土想像更趨不穩定；《迷園》 進一步將鄉土想像結合了台灣歷史記憶與國族寓言。二○○○年以 來，陳雪的《橋上的孩子》（2004）與《陳春天》（2005）、賴香 吟的〈島〉（1999）與〈熱蘭遮〉（2000）、李昂的《看得見的鬼》、 施叔青的《行過洛津》等女性鄉土小說，其場景若非游移在農村和 都市之間，就是歷經前現代到現今種種變遷的古商城。顯示這些作 家並非懷舊式地建構一個理想素樸的鄉土，而是將鄉土放在現代性 或全球經濟活動的脈絡下。換言之，她們的鄉土想像摻雜了對現代 性或全球化的思索。女性鄉土小說少不了對性別議題的敏感，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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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對性別的批判更讓地方書寫免於被浪漫化。 本書第三部分「女性鄉土想像的新貌」的兩章分別以陳雪的 《橋上的孩子》、《陳春天》以及賴香吟的〈島〉、〈熱蘭遮〉與 李昂的《看得見的鬼》為研究對象，因為這些新的女性鄉土想像透 露對地方、性別與記憶錯綜關係的反思；常常是從已經移居台北、 深諳資本主義運作的眼光，有的回溯資本主義和父權制度下充滿多 重衝突與糾葛的鄉土經驗和歷史記憶，有的藉由回溯台灣這塊土地 上不同族群四百年來的歷史經驗與鄉土記憶，寄寓國族寓言。《橋 上的孩子》與《陳春天》中呈現豐原夜市和神岡鄉下的地方記憶、 下層女性遭逢的性別與階級壓迫，以及階級爬升後如何交涉於城鄉 之間，透過重新記憶和批判式的重構，讓土地認同再度變得可能。 女主角與資本主義共謀，但也對之抗拒。〈島〉與〈熱蘭遮〉以當 代台灣為背景，採隱喻手法探討台灣當前的島嶼性格以及對台灣島 的母體想像，描寫疏離於鄉土的女性敘述者如何經由懷孕和返鄉重 新認同了鄉土，藉此召喚台灣國族。《看得見的鬼》則將背景放在 三百多年前一直到現今的鹿港，透過五隻女鬼所受的壓迫和顛覆父 權的故事，側寫三四百年來的台灣歷史和土地上的變遷，寄寓台灣 國族寓言。 無論是重寫台灣歷史，鄉土書寫、或自然書寫，前述不少小 說都有台灣國族主義的寓意。其他如宋澤萊的《血色蝙蝠降臨的城 市》（1996）、施叔青的《微醺彩妝》（1999）、李昂的《鴛鴦春膳》 （2007）、鄭清文的《青椒苗》（2012）、平路的《婆娑之島》（2012） 也都如此。二二八、白色恐怖小說也率多蘊含台灣國族寓言，如戰 前世代葉石濤的《台灣男子簡阿淘》（1996）、鍾肇政的《怒濤》 （1993）、李喬的《埋冤．一九四七．埋冤》（1995），戰後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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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燁的《泥河》、李昂的《迷園》、《自傳の小說》（2000）與 〈彩妝血祭〉（1997）、舞鶴的〈調查：敘述〉（1992）5 、楊照 的《暗巷迷夜》（1994）、施叔青的《三世人》（2010）、陳玉慧 的《海神家族》與賴香吟的〈虛構與紀實〉（2000）。這些小說有 的直接控訴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歧視與壓迫導致二二八事件爆發以 及後來的血腥鎮壓，有的刻畫二二八事件的脈絡或事件中的四大族 群、不同階層、性別，有的描寫二二八遺眷所遭到的監控、騷擾和 社會歧視，有的呈現二二八成為禁忌後的記憶斷裂以及解除白色恐 怖的困難。學運世代的賴香吟則在〈虛構與紀實〉裡連結學運與反 對運動，並在〈翻譯者〉（1995）6 和〈喧嘩與酩酊〉（2000）裡 探討台灣國族運動者的艱辛和個人感情上所付出的代價。許多小說 都呈現國族與性別的交纏交錯。例如《迷園》將女主角戀父、陽具 崇拜和受虐心理，勾連到二二八台籍菁英的傷痛和八○年代台籍紅 頂商人的崛起。〈彩妝血祭〉裡白色恐怖受難者遺孀、同時也是反 對運動支持者，為死去的同性戀兒子舉辦私人弔祭儀式，暗示男同 志的衣櫃狀態正與當天二二八公開祭弔形成對比。但小說又暗示： 國民黨舊勢力對二二八的扭曲、否認與忽視，又與同志被關入暗櫃 形成某種交相指涉的關係。《海神家族》中女性敘述者的福佬族外 公在二二八中遇害，二叔公是台共，外省人父親則因冤獄被以匪諜 罪名入獄。敘述者卻因白色恐怖和父親家暴而有殺父情結，也因白 色恐怖而長期不知外公和二叔公，更曾因戒嚴時期國民黨的仇日教 育而認為琉球籍外婆像日本女鬼。〈虛構與紀實〉中的女性敘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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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敘述〉於 1992 年首次發表於《文學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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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獲得 1995 年聯合文學中篇小說新人首獎，最早刊於《聯合文學》 1995 年 11 月小說新人獎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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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本土女性知識菁英，卻直到解嚴前後，藉由書寫才感知戒嚴時 期的政治禁忌，發現自己被殖民、缺乏文化主體性。〈翻譯者〉裡 女性敘述者猜想父母因從事反對運動而承受莫大壓力，產生齟齬， 母親愛上了友好台灣的日本友人，卻因顧及反對運動而不敢表白乃 至於抑鬱自殺。敘述者則徘徊在對父母和日本義父的認同與質疑之 間，小說藉此隱喻台灣歷經各個殖民政權的創傷，在身分認同上的 苦惱與迷惘。整體而言，這些小說探索國族與性別的交纏交錯，一 方面顯現台灣國族主義之必要，另方面也顯示光是台灣國族主義還 不夠，性別、性取向、階級等議題同樣非常重要。 本書第四部分「國族與性別的交纏交錯」的兩章分別以陳玉慧 的《海神家族》與賴香吟的〈虛構與紀實〉和〈喧嘩與酩酊〉為研 究對象，因為這些小說所呈現的國族與性別的交纏交錯深刻處理了 從戒嚴過渡到解嚴的感覺結構，顯現白色恐怖所造成的家破人亡或 內在殖民的問題，指向轉型正義之必須。《海神家族》以家族史隱 喻台灣多族群的駁雜歷史，呈現族群之間與內部的某些衝突，乃是 因不同國家認同下時間性（temporality）的差異所致。小說一方面 透過呈現跨國流動中國族、族群與性別的交纏，顯現國家並非同質 的，而是含納不同種族、性別、階級位置；另方面批判造成目前台 灣「既像一個國，卻又不是一個國」的國家認同與白色恐怖問題， 暗示不同族群、性別的歷史記憶仍可以互相對話，提供借鏡與反 省。而〈虛構與紀實〉和〈喧嘩與酩酊〉則呈現知識菁英和底層人 民所感知的後殖民的遲到以及他們對後殖民的參與或回應。兩篇小 說一方面透過公私領域的錯綜糾葛，呈現解嚴以來遲來的後殖民與 不同族群、政治與性別身分的知識菁英的關係，並透過虛構或回憶 反省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感覺結構。另方面兩篇小說暗批後殖民國家

018 遲來的後殖民：再論解嚴以來台灣小說

主義未能完全解決底層人民的問題，而其所彰顯的乃是社會改造的 速度不如預期，在英雄敘事之外許多的焦灼與挫敗。兩篇小說對於 遲到的後殖民以及當下為何仍需持續批判威權與殖民，提供了重要 的圖像。 我將有關賴香吟的〈虛構與紀實〉和〈喧嘩與酩酊〉之論文 放在本書最後一章，因為兩篇小說深沉的視野召喚了解嚴前後對公 民社會的熱切期盼並批判它的尚未完成。如同賴香吟在接受訪談時 指出，當時追求主體性的狂熱曾讓邱妙津百分之百追求卻「輸了毀 了」（黃懿慧 2009：117）。轉型正義的缺乏落實是讓公民社會未 竟全功的主因。這也使得二○○八年以來，台灣被一個高票當選卻 虛假詐騙、貪腐無能、封建濫權的政府所綁架，民主、人權、司法、 經濟、教育、薪資、環保樣樣倒退，乃至於新的公民運動再起，從 反國光石化，反媒體壟斷，反瘦肉精美牛，反美麗灣，反核，反拆 文林苑，反大埔圈地拆屋，反洪仲丘虐殺，到反服務貿易協議，反 濫權監聽，反毀憲亂政，不一而足。人民對社會議題的關注是台灣 公民社會最重要的表徵，而公民社會正是台灣民族主義最好、最穩 固的基石。文學藝術無法脫離社會脈動。解嚴以來許多小說對台灣 國族與環保、性別、性取向、階級、人權、弱勢族群等等社會議題 的關注，顯示文學也是推動社會改革的重要文化論述。 本書八章，援用了薩依德（Edward Said）、史碧娃克、巴巴 （Homi K. Bhabha）、 柯 立 佛（James Clifford）、 謝 永 平（Pheng Cheah）、蒲蕊特（Mary Louise Pratt）、德立克（Arif Dirlik）、佛 洛伊德（Sigmund Freud）、巴特勒（Judith Butler）、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廖朝陽、邱貴芬、廖炳惠、葉石濤、孫大川、荊子馨（Leo Ching）、陳培豐等學者的理論，一方面與之對話，另方面藉以深

導論 019

化對台灣文學與文化政治的探討。八章雖然分屬於「重寫台灣國家 歷史」、「原住民書寫與自然書寫」、「女性鄉土想像的新貌」、「國 族與性別的交纏交錯」四大部分，但議題環環相扣，彼此之間形成 辯證或呼應的關係。第七章〈陳玉慧《海神家族》裡的另類歷史想 像：跨國流動中的國族、族群與性別〉於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受邀以主題演講宣讀於國科會人文處 99-100 年度外文學門專題計 畫研究成果發表會，其餘七章都已刊於國內外一級期刊，收入本書 都再經修訂。其中第三章〈田雅各短篇小說中的自我另類民族志表 達與文化翻譯〉與第四章〈對神祕與現代的曖昧矛盾：吳明益的短 篇小說〉原以英文發表，前者刊於 SSCI 期刊 The China Quarterly，後 者刊於 Tamkang Review，此處都是首度中譯。衷心感謝梅家玲教授 將本書列入台大出版中心《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兩位匿名 審查人提供寶貴的意見，以及出版中心紀淑玲小姐的編輯與校對。 本書八章分別屬於三個國科會三年期計畫：「跨族群記憶、翻譯與 歷史書寫」、「鄉土想像的新貌：二○○○年以來台灣女性鄉土小 說裡的地方、性別、記憶」、「解嚴以來的另類歷史想像：跨國流 動中的族群與性別」，特別感謝國科會的專題計畫補助，許采齡、 楊震緯、陳宥廷、游雁茹、江沛彤、黃山耘、施佳雯、吳悠、張詩 敏、張雅涵、林敬凡等助理幫忙蒐集資料，以及台大圖書館的豐富 館藏與高效率的館際服務。最後，更要感謝姊姊令雅的精神支持。

這本書獻給未來世世代代的台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