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導論
我在 2005 年至 2006 年研究中國山東省鄒平縣的教育改革, 其間針對有小學六年級、修業最後一年的孩子的家庭做了一份調
查。我訪查了上百戶家庭,這個方案的設計確保研究對象囊括比 較富裕和相對貧困的家庭、出身農村與城市的家庭、來自各行各
業的家長,以及學習成績高於或低於平均的學生。無論在鄒平縣 城或農村地區,當我問是否希望讓孩子上大學時,家長們全都肯 定地說是。許多家長強烈地表達了這個期望,說如果他們的孩子
可以通過高考(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即大學入學考 試)順利進入大學就讀,會是他們所能想到最光榮的夢想之一。
甚至還有很多家長對我竟然會問這樣的問題感到驚訝,他們經常 回說:「當然啊」、「這難道不是每個人都想要的?」、「怎麼會 有人不想上大學?」農村家庭有許多家長僅受過幾年小學教育, 也和城市家庭一樣對鼓勵孩子讀大學十分熱衷。在我訪查的 58 戶
農村家庭中,僅有 3 戶的家長沒有這樣的意願,他們甚至為自己 的回應找理由:「如果我付得起學費」或「要是(誰和誰),夠 聰明。」
這本書從最廣泛的潛在角度考察了鄒平縣及其他地區的教
育欲望,這樣的角度正如馬塞爾.毛斯( Marcel Mauss )所稱的 「『整體』社會現象⋯⋯它同時是法律、經濟、宗教、美學、形 態學等諸如此類的現象」( Mauss 1967[1925]: 76 )。這種教育欲望
的影響極為廣泛,影響了家庭與國家經濟的優先順序、生育率、
2 治理教育欲望:當代中國教育的文化分析
圖 1 鄒平一所小學裡所展示的中國地圖。山東省被標注出來。地圖原是 彩色的。作者拍攝。
倫理關係、國家治理模式、性別關係,以及國家的意識形態。但 本書的內容主要聚焦在這種欲望形成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結果。
本書探究的是這種教育欲望從何而來,是什麼樣特定的文化、經 濟、政治及社會情況,促成這種欲望的生成?
當我問家長為什麼希望他們的子女上大學時,一些家長表示
上大學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並有更多的就業機會,但還是有些家 長無法回答或提不出讀大學的目的。我不清楚上大學在鄒平是否
必然就是一個好投資。這個縣城裡許多白領階級的收入還不如藍 領階級的多,而且我還認識蠻多受過大學教育的鄒平居民,由於
工作單位破產了,他們的經濟狀況最後還比一般工人差。再者, 過去十年來,學費飆漲。但在鄒平,還是沒什麼人質疑大學教育
圖 2 鄒平一所小學裡所展示的山東地圖。灰色區塊為鄒平縣。地圖原是 彩色的。作者拍攝。
為什麼是一項好的投資。環繞著大學文憑的特權光環抑止了這種 精打細算的考量。 1 正如一個家長說的:「一旦你唸了大學,以後 的人生無論發生什麼事,都不會有人奪走你的大學文憑。」許多 說不清楚為什麼要讓小孩上大學的家長支持這樣的觀念,即大學 教育本身變成了欲望的對象。透過近年在縣中心公園豎立宋代文
人的紀念碑( Thøgersen 2002: 1-2 ),以及在最繁忙熱鬧的商業區 展示每年在高考拿高分的學生照片、姓名及其錄取的學校,縣政
府也回應了市民的教育欲望。
雖然希望教育成功的欲望在當代鄒平可能表現得特別強烈, 其實這也呈現出一個更廣泛的文化現象。山東社會科學院的研 究人員跟我說,根據他們的調查資料顯示(他們無法分享這些資 料給我),在提倡教育這方面,鄒平是全山東省具代表性的縣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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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雖然我不能在鄒平以外的地區進行同樣的家庭訪問,但在走 訪山東其他縣 包括在經濟發展上差異極大的東、西部地區 的過程中,我訪談了那裡的老師、校長和教育部門的官員, 結果證實鄒平確實是教育欲望強烈的典型。而且,山東不是中 國唯一一個明顯具有高度教育欲望的省分。雖然我在 1990 年代
末收集的統計資料顯示山東省的教育欲望比其他省要高( Kipnis 2001b ),但在江西、湖北、江蘇、河南和浙江的研究者告訴我,
這些省也存在著同等強烈的教育欲望。此外,在中國以外的許多 國家,華人家長,或更普遍來說,東亞家長督促孩子上大學是出
當我和受過教育的中國家長談論教育欲望時,他們往往會 提到是受到儒學文化的影響,或講到中國文化重視教育。然而,
這樣的解釋在當代英語世界的人類學家當中已經不流行了,甚至 被認為只是輕描淡寫的說法。將教育欲望這類文化特質和一種特 定、非歷史化和非西方的地理空間連結在一起,通常被視為東方 主義的操作,而被忽略。本書試圖解決這兩種觀點衝突所帶來的 理論困境。
文化、治理與具地體現( emplacement )這三個主要理論概念
的交叉點構成我對該困境的回應。在這三個概念中,「文化」是 最模糊、最具爭議性,也是蘊含最深厚系譜的概念。至少從 1970 年代末起,許多人類學家已經放棄文化是靜止的、無歷史的、整 體的和非政治性這樣的概念;然而還是有一些學者反思,要完全 摒棄這樣的概念有多難。 2 麥克.費舍爾( Michael Fischer 2007 ) 對這個概念的相關性發表呼籲:「(主張)如果談文化沒有差異 和關係的概念,社會科學就會癱瘓,將社會行動化約為純粹手段 的概念」( 43 ),同時為文化概念下了一個複雜的定義:
文化是( 1 )關係的⋯⋯( 2 )複雜的整體⋯⋯( 3 )其部分
在沒有相互影響的情況下無法改變⋯⋯( 4 )由強有力且
負載著權力的象徵形式所調解⋯⋯( 5 )其多重性和踐行
的協商特質⋯⋯( 6 )由可替代的位置、組織形式和象徵 系統的作用所改變⋯⋯( 7 )以及由新興的技術科學、媒
體和生物技術的關係所改變。( I )
就像任何定義一樣,爭議點出現了。我對社會整體的觀點尤其謹 慎。社會、政治、經濟、藝術及文化的現象環繞在嚮往教育成 就的欲望周圍,在沒有形成封閉體系的狀態下,複雜地交織在一
起。它們以有潛力超越單一社會結構再生產的方式,與教育欲望 相互作用;其中部分可能會相互影響,以再生產出更大的社會動 力,但更大的社會動力從未構成一個單一的整體( Kipnis 2003b, 2008b )。
不過,費舍爾的定義仍然闡明了我在本書探討的諸多社會動
力。如他的定義所示,對教育成就的渴望作為一種文化產品,在 很多意義上是有關聯性的。教育欲望引發一種聲望系統,在這個 系統中,有教育成就的人被認為比未受過教育的人優秀。在中國 及其他地區,這種聲望以複雜的方式與其他不平等的形式相關聯 (階級、地域、城市/農村之間的不平等)。只要這種欲望開始標
記特定的認同 漢民族、農村居民( Kipnis 2001b )、亞裔美國
人等諸如此類 那麼它便進一步涉及更廣泛的社會形式和族群
關係。雖然我不喜歡文化整體的語言,但我同意欲望是一種複雜
的現象,它影響了中國國內外社會關係的許多其他層面,包括那
些經常被社會科學家歸類在經濟學、藝術、人口學、政治學和地
理學符號下的社會關係。借用費舍爾對文化的定義,教育欲望也 確實藉由負載著權力的象徵形式調解,比方說學習書寫漢字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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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人們需要在寫字中展現出和這項普遍技藝緊密連結的所有 光環、踐行的政治權力,以及文化資本( Yen 2005 )。教育程度
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種社會欲望的形式,由政治菁英出於各種不同 的目的來操縱,並被新形態的媒體轉化和重塑。我將在本書其他 章節更詳盡地探討以上這些主題。
本書討論的第二個核心概念是「治理」,在傅柯( Michel Foucault )的理論傳統中提及的是「行為的引導」( conduct of conduct )。在該傳統中,重點是如何進行治理,而不是明確地 指誰來治理( Barry et al. 1996; Dean 1999; Foucault 1991; Gordon 1987, 1991; Hindess 1996a, 1996b; Rose 1996 )。這個概念對於教育 欲望的人類學研究有諸多用處。首先,它摒棄了完全從上而下、 由一小群國家菁英統治大眾的想像。更確切來說,治理是由各種
不同的國家機構代表執行,由老師與家長、孩子,甚至每一個人 彼此執行。其次,它關注治理如何建立特定的規訓技巧,以及政 府對廣大社會環境的操控。由於中國用教育作為一種治理技術已 有悠久且明確的歷史( Bakken 2000 ),探究中國治理的文化特徵 有其意義。第三,行為的引導幾乎總是將產生可治理的主體當作 目標( Dean 1999: 17 ),即某些人類學理論家所稱的「主體化」 ( subjectification )( Foucault 1983; Rabinow 1984 ),而現代教育的 討論通常明確地指出其教育手段想創造出的公民類型。老師、教 育研究者和政府官員不斷爭論如何引導學生成為有愛國心、有創 造力、「素質高」、有企業家精神、能負責任、有道德感、有聰 明才智、有適應能力的成年人,以及爭論上述哪一種特質重要。 進一步探究這類論辯闡明了中國治理在文化上的具體層面。最 後,正如山姆.卡普蘭( Sam Kaplan 2006 )以土耳其為例指出 的,教育政策的政治態樣是多方向、矛盾且複雜的,很少有「國
家」對此議題口徑一致。這種情況比排除國家/社會二元論更複 雜。因為儘管治理代理人包括國家和非國家的行動者,而且國家 /社會連續體的兩極可能涉入多重又矛盾的治理策略之中,但顯 然在中國仍有一些時候是某些與當權者對話的人介入,強行干預 了人民的行動。完全摒棄國家和社會的語言,會使這項分析忽略 前述這些時候。
一些治理術的理論家認為,將源自傅柯講稿的概念用於前現
代和非西方脈絡下的治理動力,是不太恰當的。但是我之所以這 麼做,是想要批評讓傅柯概念的應用顯得牽強的這些假設,尤其 像遠距離治理、行為的引導、主體化、規訓這類概念和實踐,他 們認為這是特定的文化論述,這些論述只在西方歷史的某一時期 發展,最先在西方國家制度化,只因為過去一整個世紀的殖民主 義與全球化,才被引進到非西方國家。 3 其實特別就中國這個案 例來看,這些假設並不正確。
中國悠久的治國歷史與大量談論治理的經典(包括儒家、 法家、道家)涵括了諸多無疑與遠距離統治的問題、主體化、人 口、主權、法律和行為引導相關的觀念。中國與西方在論治理和 治國的著述傳統上,當然有微妙的差異,但這些差異不在同一個 層級上,無從比較。更重要的是,這些觀念長久以來在帝制中國 的治理過程中已被制度化。 4 舉個例子,科舉考試就可視為一種
治理技術。傅柯( Foucault 1979: 184-94 )於其經典之作《規訓與
懲罰》( Discipline and Punish )中用了一整小節討論考試這種治理
技術。傅柯提出的諸多洞見,例如考試能同時帶來個體化和均質 化的效應,此觀點能用來闡明帝制時期與當代中國的考試治理動 力。但誰會想像得到中國的考試是近年才從西方引進來的呢?考 試是中國流傳千年以上的重要治理技術,讓考試合法化的哲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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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及其產生的治理動力(從教學技巧和自律技巧到評價、作弊和 防止作弊的動態變化)已憑著本身的條件成為次要的傳統。
簡言之,我思考或理解治理理論的重點 關注行為引導手
段許多層面(政府、公司、學校、家庭、老師和個人)的相互關 係,以及治理心理、規訓實踐和主體化過程 而不去提及這些
技術、論述和實踐必然就是近來從西方引進的東西。取而代之的 是,我將治理術理論的學術名詞當作類別來使用,這些類別容許 我去比較和對照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治理過程,以及那些前工 業化時代的遺產和相對晚近出現的產物。
麥克.赫茲菲爾德( Micheal Herzfeld 2005: 21-32 )的文化
親密性( cultural intimacy )概念對於理解我在此提到的文化動力 與治理過程之間的相互關係也有助益。赫茲菲爾德用這個概念指
出,國家和官僚是依賴其所治理的人民的文化詩學,以及政府宣 揚意識形態的能力,而此意識形態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被看似遠 離政權中心的人民所接受。在中國,教育既是治理的象徵, 5 也 是治理的工具( Bakken 2000 ),文字是政治權力和藝術熱忱的符 號,同時也是小學教育的著眼點,赫茲菲爾德的概念在此似乎尤 其貼切。
國家治理和治理的社會傳統之間有諸多關聯。統治菁英在文 學和詩學傳統上合理化他們的政策,而這些文學和詩學傳統都是 學校所教授的。因此,在學校裡教授什麼是受到激烈爭辯的,它 由國家菁英無休止地操縱,但往往至少部分地反映了社會大眾的 需求。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科學的教學上。正如葛蘇珊( Susan Greenhalph 2008 )有說服力地主張,文革之後的中國,科學語言 已變得越來越以政策和政權的正當性為中心。政策被捍衛為科 學的,而且學校裡政治和科學的教學也都將「科學」視為一個神
聖的術語。由於年輕學子學到科學凌駕其他學習形式,政策規畫 中出現了科學過剩。 6 一般人也用官方語言表達自己嚴肅的社會 要求,用諷刺迂迴的官方短語來說笑。最後,也如彭軻( Frank Pieke 2004 )所言,政府本身就是一個由社會關係組成的組織, 可以被分析為一種社會形式,其結構受到更寬廣的、緊密關聯的 社會的影響。
儘管赫茲菲爾德的論點將重心指向文化形式在不同國家和社 會代理人之間流通的方式,哈利.英格朗( Harri Englund 2002 )
認為,人類學對全球流動和流通論述的關注很不幸地導致了文化 與地方分離的傾向。他寫道:「全球流通的所有現象當下都是特
定的,能作為全球主義者的想像要素廣泛地傳播開來」( 261 )。
他認為人類學家應該將注意力放在建立特定文化動力產生的過
程,無論這文化動力看起來是源自地方的還是非地方的,同時, 還應該關注「地方」文化從一個特定的地方性傳播開來的過程。
我受到英格朗論述的啟發,從而有了本書的第三個核心概
念,即具地體現。這個概念統合了另外兩個核心概念 文化和
治理 因為治理教育欲望可被理解為在一個特定的地方設置一
個特定的文化過程的嘗試,尤其在中國。在特定的地理區域,各 級政府強制執行政策,文化模式也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如果 治理行動對人民的主體性有任何影響,如果文化模式對治理術有 任何影響,那麼治理的文化動力在某種程度上一定是與地方相關 的。
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與瓜塔里( Felix Guattari )著名的 以遊牧批判固定領土治理的國家過程的觀點,似乎就是以中國 歷史為理念設計的( 1987: 351-474 )。不僅僅是因為中國歷史中 的治理通常籠罩在被「遊牧部落」入侵的陰影下,然而,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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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如費孝通( Fei 1992 )所言,在中國,人們一直認為自己 「離不了泥土」,這成為了「被土地束縛」( earthbound )的治理
過程的根源。中國的治理機構(代理人)長久以來都設想他們治 理的主體是(或至少應該是)與其耕作的土地緊密相連。這種人 /地聯繫成為國家控制人口和稅收的關鍵。當代中國治理的空間
階序可能是世界上最複雜的,包括六個層級 國家、省、地級
市、縣、鎮和鄉。中國的戶口登記系統試圖將每個居民與其所屬 的層級綁在一起。儘管這項制度帶來龐大的行政困難,也多次被 呼籲要取消,但正因為中國政府無法想像在沒有能力分配人民居 住地的情況下要如何治理,戶口登記仍舊在中國人口增多的時期 保留下來( Fei-ling Wang 2005 )。
研究區域與過程
我從「地方」這個概念開始,以具地體現過程的不同角度來 組織本書架構。我將地方視為我個人的研究過程與中國治理過程 的人工製品。作為人類學家,透過個人觀察來識別文化動力,讓 我最感自在。為了獲得比較的視野,我在山東三個縣做了調查, 但大量的研究都在鄒平這個縣執行。訪查這三個縣的過程中,我 採取面對面的調查方法。透過採訪縣教育局的官員,及盡我所能 全天候訪查多間學校(每縣走訪了 10 至 25 所學校),我對地方教 育系統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我在鄒平訪查了三所小學,每所都 待了一個月,記錄各校六年級學生每天的活動,並花時間與那個 班級的老師在辦公室相處。同時,我也對所訪查的六年級學生做 了家庭訪問,到各式各樣的鄉鎮拜訪學生的家。
這些調查(主要在 2005
年我做了最後的更新調查)是以我之前近二十年在鄒平訪查的田 野調查為基礎,但性質上有別於先前的研究。在過往的研究中, 我常常受限於外國研究者的身分。 7 但出於種種原因,在鄒平的 學校執行的調查更開放。 1999 年,我自願為當地的老師上一門 英文會話課。這次經歷讓我與許多老師建立不錯的關係,也使我 意識到透過教英文,我可以給地方教育團體一些幫助。往後於鄒 平的訪查行程期間,我繼續在晚上教英文,每週兩次。另外,作 為學術人員的身分讓我在一個教育情境中是有價值的。我被視 為在教育上獲得成功的人(因此被當作精通讀書這門技藝的好榜 樣),以及可以提供西方國家學校教育資訊給他們參考的人。
每週不間斷地跟六年級學生同班上課,有時很無趣,但這 也是田調經歷中不可少的一部分。這不僅讓我了解鄒平的學校裡
都教了些什麼,老師們如何教學,還讓學生們有機會認識我,跟 我打成一片。和這些學生一樣,我有時也期待下課鈴聲響起, 有時又全神貫注於眼前的課題。在這段期間我的中文寫作能力進 步了,也喜歡語文老師對於某些詩詞或字彙精妙的剖析。當我第 一次走進教室,任課老師會向學生們介紹我,我就坐在教室後面 的座位上。第一天上課,學生們都對我很好奇,常在下課時間跑 來跟我要簽名。但幾天後他們習慣了,再過一週幾乎無視我的存 在。下課時,坐在我附近的學生有時會找我閒聊和玩遊戲,這讓 我能從一種更以孩童為中心的視角來看上學這件事。我在每個訪 查的班級講了一、二次課,這些學生和他們的家長非常歡迎我去 他們家做家庭訪問。家長們急切地想知道孩子在學校的表現,而 這些學生也自豪地跟我介紹他們的家和家人。進行家庭訪問時, 我得自己找路到某個鄉或鄰近的郊區。一旦這麼做,會有一個或 更多學生自告奮勇擔任當地的嚮導,帶我去到安排做訪問的家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治理教育欲望 : 當代中國教育的文化分析 / 任柯安 (Andrew B. Kipnis)
著 ; 楊柳, 李昆圖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
國立臺灣大學發行, 2023.04
面; 公分. --(人文社會叢書;20)
譯自 : Governing Educational Desire : Culture, Politics, and Schooling in China
ISBN 978-986-350-720-8(平裝)
1..CST: 高等教育 2.CST: 中國
525.92
人文社會叢書 20
112004585
治理教育欲望:當代中國教育的文化分析
Governing Educational Desire: Culture, Politics, and Schooling in China
作 者 任柯安(Andrew B. Kipnis)
譯 者 楊柳、李昆圖
叢書主編 張俊哲
總 監 張俊哲
執行編輯 游紫玲
發 行 人 陳文章
發 行 所 國立臺灣大學
出 版 者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法律顧問 賴文智律師
印 製 金東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年月 2023年4月初版
定 價 新臺幣360元整
展 售 處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臺北市106319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
電話:(02) 2365-9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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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ING EDUCATIONAL DESIRE by ANDREW B. KIPNIS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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