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有些書從一開始便輪廓大備、計畫井然；有些書則猶如漫步森林採擷蕈菌， 充滿偶然而不無冒險，幸運者如芝田采真，不幸者迷途甚或中毒。此書大概屬於 後者。尋繹其緣起，可能是二十多年前翻閱清初雜劇，被王夫之的《龍舟會》和 吳偉業的《臨春閣》吸引住了，深感其中女英雄的形象各有不同，從中可考見 作者對晚明文化，以及明清易代的取態。假如說《龍舟會》中為父、夫復仇的 謝小娥代表王夫之對明季文武官員及士大夫的譴責，那麼《臨春閣》裏力挽狂 瀾的張麗華與冼夫人則更著重為晚明文化辯護。劇作為張麗華翻案亦是為聲色 激情翻案。這管見後來加以發展，我把其中對女英雄書寫的關懷寫進了〈化身 英烈：清初文學中的女子與國難〉（“Heroic Transformations: 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發表於《哈佛亞洲學報》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99 年 12 月），考量女英雄的勾勒與清初回眸晚明的關係。當 時其中一位評審認為原文過長，建議刪掉其中有關林四娘故事的討論，我接受了 這建議。但刪掉的林四娘部分卻如被斬斷的海星，後來又長了新的肢體，變成了 〈禍水、薄命、女英雄：作為明亡表徵之清代文學女性群像〉的一部分，收入胡 曉真編：《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 （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 2001 年）。這兩篇文章改寫擴展後收進本書第三章第三、第四、第六節，第四章 第五、第六節，第五章第四節，第六章第六節。 2002-2003 年 獲 得 拉 德 克 利 夫 高 等 研 究 院（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和美國學術協會理事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支持， 得以休假一年。我本來計畫寫一本晚明到清初的文學與文化轉型的專書，女性 是其中一個主題。其他三章分別討論「物」 、 「自我」 、 「歷史」 。也許是力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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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文學中的女子與國難
不逮，也許是頭緒太紛紜，也許是女性這部分材料已經太豐富，一章慢慢地演 變為數章。加以當時正竭力完成《左傳》的翻譯，有關女性的研究竟似「課外 活動」，只覺得興致盎然。2006 年春，方秀潔與魏愛蓮（Ellen Widmer）主辦了 女性文學的學術會議，我提交了一篇短文，題為〈明清之際的女性詩詞與性別 界限〉，後來收入方秀潔、魏愛蓮編： 《跨越閨門：明清女性作家論》 （The Inner Quarters and Beyond: Women Writers from Ming through Qing [Leiden: Brill, 2010]， 中譯本 2014 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2007 年春天，我在柏林美國學院（The American Academy in Berlin），有機會繼續探討該短文提出的問題，於是短文變 成長文，並引發了「姊妹篇」，即男性詩詞與性別界限的問題，後者其中一段 後來改寫為〈藏身女子背後：清初詩的語境和寓意〉 （ “Hiding Behind a Woman: Contexts and Meanings in Early Qing Poetry” ） ， 收 入 方 葆 珍（Paula Varsano） 編：《中國文化的隱藏意識》（The Rhetoric of Hiddennes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6]）。2007 年夏天，我訪問 中研院文哲所，宣讀的便是這兩篇文章（即此書第一、第二章初稿）。記得當時 從臺灣到香港，參加劉詠聰（Clara Ho）主辦以女性歷史為主題的學術會議，寫 了一篇關於清代「憶語體」的文章（“Romantic Recollections of Women as Sources of Women’ s History”），收入劉詠聰編： 《隱顯寶藏：中國女性歷史資料》 （Overt and Covert Treasures: 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Women’ s Histor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文中有關冒襄《影梅庵憶語》 、余懷《板 橋雜記》的部分改寫成此書第四章第一、第二節。2008 年，我參加了王璦玲、 黃應貴主辦的「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 ，寫了〈明末清初流離道 路的難女形象〉，收入王璦玲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的文化詮釋》 （臺 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 年）。該文改寫擴充後成為此書第五章。2008 年冬天， 李孝悌與 Luca Gabbiani 舉行了關於城市文化的研討會，我做了一個以〈揚州十 日記〉及揚州女子為題的報告，後來應臺大中文系的邀請作專題演講，即以此為 基礎，寫成〈性別與清初歷史記憶：從揚州女子談起〉 ，發表於《臺灣東亞文明 研究學刊》（2010 年 12 月）。此文後來改寫成本書第六章第一到第四節。
中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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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此書似斷似連的發展，只能說不經意之作或「應制式」的會議論文，最 後竟能找到「理論歸宿」，實在十分慶幸，畢竟這部著作並不是從一開始便具枝 幹本末的理論架構，而是隨著資料的引領從一話題衍生另一話題的「變形蟲」 。 總之「問題意識」醞釀期頗久，一直徘徊於隱顯之間，大概 2007 年才逐漸明 晰，而動筆增飾、改寫、重組累積的文章、填上空白缺失，則遲至 2010-11 年。 原書 2011 年完成，交哈佛大學亞洲出版中心審核。兩位評審人認為書太長了， 建議刪去餘論關於陳寅恪的討論。我自然從命，改寫結論。那割掉的尾巴後來 重新構想，寫成〈懷舊與抗爭：獨立、自由、性別書寫與陳寅恪詩文〉，發表於 《中國現代文學》（2017 年 6 月）。這書本來計畫是 2012 或 2013 年出版，卻因 為種種延誤，2014 年才見天日。 第五、第六章部分先以中文寫成，收入原書時改寫成英文。中譯本參照原稿 和英文版再修改。英文與中文的語境差異自不待言，所以翻譯的時候有些地方要 改寫。一些常識性的述說和典故解釋，中文讀者大概不需要，有些省掉，有些還 是保留了原文，希望讀者不會太不耐煩。原書詩詞古文的英文翻譯其實也是一種 解讀，中譯本回到原典，間或酌量把英譯蘊涵的解讀帶到詮釋部分。一直覺得自 己中文寫作缺乏練習，這次與許明德合作翻譯這書，算是練習良機。 這書的完成，除了上述拉德克利夫高等學院、美國學術協會理事會、柏林美 國學院，還有賴哈佛大學和漢學研究中心的支持和資助。魏愛蓮惠贈她蒐集的女 性文學材料，為第二章張本。她也讀了這書的部分初稿，予我鼓勵，為我打氣。 司徒琳（Lynn Struve）讀了第一、第二章，並提供寶貴意見。她精深鑽研明清之 際歷史，對我啟迪良多。另外方秀潔與方葆珍把與此書相關的論文收進她們的論 文集時，也提出精到的建議。兩位審查人為出版社審查此書時，以無比的耐心和 卓識給予具體可行的提議，讓我在修改這書時更務實地發揮其中潛在的學術意 義。燕京圖書館的鄭炯文先生和馬小鶴先生有求必應，一直是我研究著作的極大 幫助。原書的編輯 Kristen Wanner 精細銳利，對行文大有裨益。許明德於 2020 年完成博士論文後，在牛津大學博士後擔任繁重的編輯、教學、研究工作，他在 百忙中抽空與我共同完成此翻譯，至為感激。此書能順利付梓，大大得力臺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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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文學中的女子與國難
版中心中國文學研究叢書的責任編輯紀淑玲悉心校讎，謹致謝忱。此外，還有多 位學者、同事、學生在交流、切磋、乃至閒聊時給我啟發，不一而足。至於我的 家人（Omer Bartov，李詩饒〔Shira〕 ，李嶸〔Rom〕 ） ，則是我生活中最珍貴的能 源。凡此種種，我一一銘感於心。 原 書 獻 給 父 母 及 好 友 Ilona Karmel Zucker 在 天 之 靈。 父 母 親 於 2009、 2011 年相繼辭世，使此書成書最後階段蒙上哀傷愧疚。一自 1982 離開香港後， 與父母親聚少離多，而聚首也往往只是為分離作準備。他們生於憂患窮乏，長於 喪亂流離，沒有受過正式教育，卻是非分明，宅心仁厚，具強烈正義感。他們的 人生與學院的世界迥然不侔，與文人慧業中的知識追求、詞鋒競逐無緣。正因如 此，我更能珍惜這文字與思想的世界，也更能適度地保持距離。我將永遠懷念和 感激他們。
中文版序
iii ─
引言
1 ─
第一章
男性詩詞與性別界限
一、閨閣之筆
15 ─
二、以貞喻忠：或隱或顯的類比
24 ─
三、幽婉之辭及其政治解讀
31 ─
四、政治抉擇的托喻
42 ─
五、幽微婉約的詩學和詩壇倡和
55 ─
六、愈微愈顯，愈隱愈昭
83 ─
第二章
女性詩詞與性別界限
一、婉約背後
88 ─
二、詩史精神
96 ─
三、壯志難酬
107 ─
四、談兵說劍
118 ─
五、友情友道
126 ─
六、性別牢騷
134 ─
七、詩心覺醒
142 ─
八、吾夫赤縣
151 ─
第三章
化身英烈
一、文學史的語境
163 ─
二、亂世中女承父業
167 ─
三、以女英雄作控訴
187 ─
四、以女英雄作辯解
195 ─
五、女英雄的馴服
206 ─
六、女英雄的形塑
218 ─
七、救國女英雄
243 ─
第四章
聲色風月的命運
一、為聲色風月辯護
246 ─
二、風流的道學家
258 ─
三、筆下的才女、下筆的才女
264 ─
四、身為鬼雄的妾媵：王蓀與周亮工
269 ─
五、身為詩史的名妓：卞賽與吳偉業
279 ─
六、隱密的復明志士：柳如是與錢謙益
298 ─
七、情感的價值
324 ─
第五章
辱身與遂志
一、難女題壁與議論空間
329 ─
二、傳聞異辭的難女詩
340 ─
三、難女情緣與私情化公
357 ─
四、失貞、失真
373 ─
五、身辱心貞
381 ─
六、越界
389 ─
第六章
創傷記憶：論斷與同情
一、揚州女子
393 ─
二、脂粉孽：罪與罰的邏輯
397 ─
三、褒忠獎節：揚州烈女
411 ─
四、記憶與遺忘
430 ─
五、第二代記憶
436 ─
六、難以定案的禍水
460 ─
七、論斷與救贖
469 ─
餘論
479 ─
參考書目
483 ─
索引
517 ─
引言
甲申年（1644）三月十九日，隨著北京被闖軍攻陷，崇禎帝朱由檢（161144，1627-44 年在位）在煤山自縊。按照後來入主中原的清廷（1644-1911）所 述，這事件標誌了明朝（1368-1644）的滅亡。但明清易代並非一朝一夕之事。1 同年五月，思宗從兄福王朱由崧（1607-46，1644-45 年在位）即位南京，改元弘 光。2 南京政權乍起旋滅，1645 年顛覆後，有志復明之士紛紛擁立明朝宗室，奉 明正朔，先後有魯王朱以海（1618-62）稱監國於紹興，唐王朱聿鍵（1602-46） 則稱帝於福州，建號隆武。還有桂王朱由榔（1623-62）於肇慶即位，改元永 曆。復明運動不絕如縷，似乎明祚猶可苟延殘喘。假如要計算明朝覆亡的確實日 期，我們還是可追溯到 1662 年永曆帝被殺。但如果包括鄭成功（1624-62）及其 後人反清復明的主張，則又可把明朝滅亡推遲到 1683 年臺灣歸降。從歷史的後 見之明去看，清朝定鼎其實也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其中也包含了許多偶然 的因素。江南、南方、西方、東南沿海的抗清鬥爭，在順治（1644-61）年間持 續。順治末年至康熙初年的大案——明史案、奏銷案、通海案——有意針對和打 擊江南、浙江士人，也許與此有關。康熙帝愛新覺羅．玄燁（1654-1722，16611722 年在位）八歲即位，及至成年，清政權似乎逐步穩固，三藩之亂（167381）卻旋即爆發。滿清入關後，賴明降將經略南方，剷除反清勢力。所謂三藩， 即指這些降將及其後嗣——駐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鎮 雲南的平西王吳三桂，而其中以吳三桂的兵力最強。三藩之亂嚴重威脅清廷，亂
1 2
見 Wakeman, The Great Enterprise；Struve, The Southern Ming；顧誠： 《南明史》 。 這一年明室的統治一般又被稱為「南明」 。
2
明清文學中的女子與國難
定後清政權始真正鞏固。康熙十七年（1678） ，平亂大局已定，詔徵博學鴻詞， 各地薦舉並送至北京，次年考試。這項清朝籠絡漢族士人的計策頗成功，應詔者 包括一度參與復明運動的士人，但亦有明遺民力辭不就或拒絕受職。 明清之交戰亂頻盈，常被稱作天崩地解、瀰天皆血的時代，此際文字充滿了 暴力、破壞、滅裂的意象。明亡清興，尤其是薙髮易服的政策，有人認為是國族 與文化危急存亡的關鍵，遂重新勾起華夷之辨。當時對生與死的抉擇、忠節與妥 協的界定，均有熱切激烈的討論。在時人反覆辯論以死明志的意義與苟存性命的 理由時，有些人決定毅然赴死，以身殉國。拒絕仕清的遺民，涵蓋多種模式與生 命形態——有積極參與抗清的志士、避世逃禪的隱士、睥睨一切的狂士、繼續詩 酒風流的雅士等。同一退隱不仕新朝，有的遺世苦節、有的方外披緇、有的在 不同程度上與清官交往。當然，還有很多人選擇與新定鼎的清朝合作。明臣仕清 者，後來成為了乾隆帝（1711-99；1735-95 年在位）所貶斥的「貳臣」 。3 不過，即 使委身仕清也不代表他們沒有故國之思，不代表他們內心沒有與清朝保持距離。 明清易代與中國文學史上一段大放異彩的時段剛好重疊在一起。因政治動盪 而衍生的情緒與心理的輾轉反覆，為許多作品提供了動人的題材。我們可從各種 文類看到這些鼓盪人心的敘述，譬如史籍、紀傳、憶語、詩詞、小說和戲曲等。 趙翼（1727-1814）演繹傳統「文窮而後工」的說法，用「國家不幸詩家幸，一 到滄桑語便工」來評論經歷金元之際離亂的元好問（1190-1257）之詩。4 假如我 們相信這兩句話所勾勒的關係，認為詩文的創作因國家的磨難而彌見精深，那麼 作者的歷史背景可以說跟他們的創作剛好成為了一種「反比」的關係。事實上， 黃宗羲（1610-95）也提出過類似的說法。他認為厄運危時可以鎔鑄偉辭：因為
3 「貳」字有背叛不忠的意思。乾隆本來計畫編修貳臣的傳記，希望這些內容以後可收
4
入清代官方的國史之中。但後來這些傳記單本別行，以《欽定國史貳臣傳》的書題 付梓。見 Struve, The Ming-Qing Conflict, p. 64；謝國楨： 《增訂晚明史籍考》 ，頁 77577。 趙翼： 〈題元遺山集〉 ，收入朱則杰： 《清詩選評》 ，頁 393-94。趙翼在《甌北詩話》 中把同樣的評語引申到他對吳偉業詩作的評價中，見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 《清 詩話續編》 ，頁 1282-98。
引言 3
天地元氣會在這種歷史時刻閉塞鼓蕩，使詩人坌憤激訐，最終他會不期而然地把 這種強烈的感受書之於其詩作之中，所以衰世亂世轉致文章之盛。5 這種有關詩 歌生成的理論可能源於人們在經歷困厄時對文字所寄的厚望，認為文藝創作源於 與權力架構悖離的落寞、國變途窮的悲懷，是別具魅力的視野，與浪漫主義的蚌 病成珠、設定人生與藝術之對立殊途同歸。以黃宗羲為例，他的「亂世詩學」設 想艱危會激發詩人，使其不得已盡其性情為驚天地泣鬼神之文，即把文學創作看 成是時代衰亂的回應和補償。 當然，這並不是說明清之際所有作家都在回應明代的覆亡，但是歷史與文學 在這時候確實以一種引人入勝的方式互相扣連。因此，即使有人筆下完全沒有提 到當時動盪的政局，這種沉默有時也會被人理解為一種有意為之的壓抑，以為這 一定是作者有意三緘其口。明朝為何滅亡？如何滅亡？我們該如何記憶這段歷 史？明亡又如何影響了個人的生死，以及人們在政治上的選擇？這一系列問題主 導了整個清初文壇的文學想像。到了後來政治動盪的時刻，諸如太平天國起義、 晚清的國難、抗日戰爭等，人們往往會回溯明清鼎革的作品，從中找出一些英雄 俠客、殉國義士、賣國權奸和變節小人的原型。反清復明的故事，煽動清朝末年 的反滿排滿情緒、鼓舞民國時期對國族自主的追求，激勵抗日戰爭期間再禦外 侮、力挽狂瀾的鬥志。明遺民的氣節，成為民族主義的先聲、政治抗爭的暗喻、 爭取思想自由的投射。百多年來，傳統文化在戰爭、革命、現代化中銷磨，對此 去國懷鄉的人，往往取譬於明清易代的記憶與想像——畢竟清朝的滅亡太接近、 太混亂了，晩清政治太腐敗了。「文化遺民」 （余英時論史家陳寅恪語）容易移情 明遺民與明季抗節之士，因為他們代表對失落國度的執著與依戀，對政治權力架 構以外文化空間的追求，不為世用、不合時宜的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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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黃宗羲： 〈縮齋文集序〉 、 〈黃孚先詩序〉 、 〈謝皋羽年譜遊錄注序〉 、 〈陳葦庵年伯詩 序〉 、 〈萬履安先生詩序〉 、 〈馬雪航詩序〉 ，收入《黃宗羲全集》 ，10:12-13，31-35， 〈黃陶庵先生全集序〉 、 〈浩氣吟序〉 、 〈唐 47-50，95-97。同樣的說法也見於錢謙益： 祖命詩集序〉 ，收入《錢牧齋全集》 ，5:741-43，789-90；歸莊： 〈落花詩序〉 ， 《歸莊 集》 ，1:119-20；朱鶴齡： 〈纈林集序〉 ， 《愚庵小集》 ，卷 8，頁 8 上 -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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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文學中的女子與國難
在審視清朝以降的詩文如何呈現明代覆亡時，我發現與女性相關的想像和議 論空間特別重要。這空間既包含女性自己的詩文，也涵蓋了其他有關女性的作 品，以及男性文人以閨閣之筆、陰柔婉約的辭藻來書寫的著作，我們可以藉此了 解前人在回憶和反思明清易代時的情感與幽懷，並藉此思考後來世代如何因應本 身的需要而重新發掘明清鼎革的重要性。它展示了歷史與文學的相交點，並闡明 了人們如何借用性別的範疇來理解和書寫自己的經驗，來鋪述易代離亂。在詩文 小說戲曲等文類中，著者分別以性別的界限、女性的自主性、她們所面對道德兩 難的局面，以至於她們的貞節或淫蕩，來寄寓國家的命運和個人的政治選擇。 「寄寓」本身或隱或顯，時而幽隱深曲，時而昭然若揭。男性文人在一些隱曲的 作品中會藉由女子的聲口表達自己的感懷。逾越性別界限是屢屢出現的主題： 有些男性詩人繼承了以往的文學傳統，作閨音或借用女性形象寄託政治感慨，有 些女性詩人則在自己的作品中伸明政治抱負或想像英雄志業。恰恰當文人隱然在 自己的作品中逾越性別的界限時，男女顛倒本身也成了當時詩文戲曲中常見的主 題。 按照這樣的觀察，本書擬從性別與界限想像的關係展開我們的分析。本書無 意要定義什麼是典型（或者歷史上不斷演變）的男性和女性的聲音。事實上， 「陰柔」和「陽剛」不過是一組標籤，以便於傳統詩文評論可藉此分類各種修 辭。這裏更關鍵的問題其實是性別角色的轉換如何挑戰了想像和寫作的界限。因 此本書第一章將探討明清之際男性文人如何使用關聯女性的修辭來表達自己的 政治抉擇和對時局的看法。這種類比書寫上溯到《楚辭》 （約公元前三世紀） ，從 之衍生的闡釋習慣也用來解讀《詩經》中的一些篇章。歷朝歷代的文人一直都在 利用「美人香草」來指代自己（通常是失敗）的政治追求。不過，我們會發現 十七世紀中葉是這傳統的一個高峰：當時許多詩文都有「美人香草」之喻。除此 之外，時人也往往會在評論前人的作品時提到同樣類比。其實，現在我們常常認 為某些詩人在運用「比興寄託」的手法，以纏綿幽微的語言來暗寓自己的政治懷 抱，這往往是基於清初的解釋。清初人對比興寄託的傳統別有會心，其時崇尚晚 唐西崑的評家詩人，如吳喬（1611-95）和馮舒（1593-1645） 、馮班（1602-71）
引言 5
兄弟，均倡言比興寄託。清初出現了好幾種箋注李商隱（813-58）詩的著作，奠 定後人對義山詩的「政治解讀」。61679 年，清人重新發現了宋元之際（約 1280 年代）的詞集《樂府補題》。詩人和學者朱彝尊（1629-1709）認為《樂府補題》 中哀感頑艷的詞作實則寄託了宋末隱士的身世之感；而另一位著名的詞人陳維崧 （1625-82）則視之為遺民表現志節的微詞。7 錢謙益（1582-1664）認為詩與史之 大義同歸於「微」，「微」標誌著亂世中的詩足以繼承並發揚史之大義。8 本書的 第一章會從這背景出發，以一些案例考察動盪不安的政局與含蓄幽微的詩學之間 互相依存的關係。 我將討論一系列的可能性─冒充女性者、選擇「閨閣之筆」者、採用陰柔 委婉的修辭並以女性為代言人者、轉向討論女性的情感、觀點與抉擇，以此作為 詩文主題者。女子的感性和言語、情欲的追求與失落如何聯繫到政治的懷抱之 上？我們將分析私人和公共領域之間各種對應關係，藉此從更廣泛的角度審視含 蓄幽微的詩學，反思其中所涵蘊的各種變數。我的重點是詩人選擇這種委婉的表 達手法如何影響他們詩歌的表達和交流，尤其是在國難的陰影下，自明其志與互 通消息一方面更迫切，另一方面更難實現。在明清易代之際，文禁變得更加森 嚴，即使政治化的解讀在當時已成為人們一種普遍的詮釋方式，詩人還是嘗試尋 求一種委婉含蓄的表達方式，藉此託寓自己的抱負，並抒發那些矛盾而曖昧的情 感。 既然「假託女性之辭」是委婉的表達方式，我們什麼時候才能確定當中真的 隱含了作者的政治寄託？所謂政治寄託是明確的立場還是隱含猶豫或矛盾的觀 點？在什麼情況下我們才可解讀出明確的訊息或無法化解的含糊與模稜？女性的 聲音或意象如何成為男性文人詩歌交流酬唱的符號？他們如何以這些符號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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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朱易安： 〈 「詩家」並非「總愛西昆好」 〉 ；劉學鍇： 《李商隱詩歌接受史》 。 有關《樂府補題》的隱喻，可參夏承燾： 〈樂府補題考〉 ；黃兆顯： 《樂府補題研究及 箋注》 ；Kang-i Sun Chang, “Symbolic and Allegorical Meanings.” 至於這些作品對於清 代詞作的影響，見嚴迪昌： 《清詞史》 ，頁 244-54；李康化： 《明清之際江南詞學思想 研究》 ；張宏生： 《清代詞學的建構》 ，頁 32-59。 錢謙益： 〈胡致果詩序〉 ， 《錢牧齋全集》 ，5: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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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文學中的女子與國難
來肯定共通點和協商歧異立場？如何藉此表明自己的政治抉擇，或互相交流各自 的見解？有一點是肯定的：當文人習以為常地運用香草美人來寄託自己在政治上 的感懷，詮釋的框架也就成為了時人關注的焦點（有時甚至刻意以戲劇化的方式 表現詮釋的過程）。在這種背景下，我們發現源遠流長的比興寄託實則可以衍生 出一系列不同的解讀。這一時期豐富的文獻材料可讓我們窺見當時創作和閱讀的 語境，進而讓我們更深入地探討這種幽微的詩學的社會功能，乃至於分析這種詩 學如何具體呈現在文人的交往過程中。 第二章探討政治的動盪如何促發女性在她們的詩文中突破傳統的性別角色。 如果說，十七世紀中葉的男性文人有意借鑒以往的文學傳統而使用幽微委婉的修 辭，那麼清初女性作家挑戰性別界限的做法，可說是開創了一個新的傳統。到了 清末民初，這個傳統也在當時革命的修辭中得到迴響。在中國最著名的女詞人李 清照（1081- 約 1141）的別集中，我們會發現她的幾首詩和一首詞作，突破了婉 約的風格，或訴述自己壯闊的襟懷，或表現自己對時政和歷史的見解。相對而 言，大批女性作家同時嘗試在清初回應當前的國難。這是明清鼎革以前從來沒有 出現過的一種全新的現象。從更寬廣的角度看，這可以說是明清女性文學的其中 一個巔峰。9 戰爭與破壞誘發了當時的人叩問自己多少能左右整個時局，又多少能控制自 己的一生。他們嘗試思考人類的能動性，並反思自身的局限。對於一些女性作家 來說，明清易代為她們開創了一個真實或想像的空間，讓她們可抒發自己的壯 志，表現自己的政見和史識。我會在第二章中更詳細地闡明這個現象。當我們看 到一篇題詠落花或秋柳的詩作時，假如這篇作品出於男性文人之手，我們很自然 會把它視為政治的隱喻，並會嘗試從比興的角度分析其中的寄託，尤其當詩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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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Idema and Grant, The Red Brush；Fong, Herself an Author；鄧紅梅： 《女性詞史》 ；趙雪沛： 《明末清初女詞人研究》 ；孫康宜： 《古典 與現代的女性闡釋》 ；Widmer,“Ming Loyalism.”
引言 7
傳記提供了一些線索讓我們可以作相關的聯想。10 但當女性作家寫出同一類作品 時，她們並不會預設別人先從政治的角度解讀自己的作品。因此，即使當她們也 在追求含蓄婉約的意蘊，她們往往也會刻意為自己所運用的象喻加入更明確的 「寓意指標」，讓人更容易尋繹其中的深意。 有時候女詩人或會選擇更直接地傳達自己的見聞，或提出自己的見解，或書 寫自己的記憶。她們直寫當時的家國大事，有時也會因此而挑戰了原來對於性別 角色存有的刻板印象。另外，參與抗清或同情遺民志節的女詩人往往有意識地塑 造英雄勇武的自我形象。她們的作品假如提到刀劍和兵戎，我們一般不能按字面 去理解她們的意思，以為她們真的上陣殺敵；更常見的是她們希望藉由這些意象 來申明自己獨立的意志，展示其英雄氣概，並闡明自己對固有的性別角色有所不 滿。一般來說，這種不滿與她們的政治關懷互為因果：有時她們嘗試藉政治關懷 來挑戰性別的樊籬，有時則因性別的局限而促發她們投注精神於時代與歷史。 與此同時，友誼的修辭也隨之而有所改變（包括女性之間的友誼和男女之間的交 遊）─我們看到當時更強調朋友之間在政治、思想和精神上的契合，這種契合 來自共同的抱負，或源於國難之際的相似經歷。明清易代也是一個自我反省的時 刻：許多女性作家都在自覺地思考寫作的意義，尤其是作為女子而寄情書寫的意 義。 本書第二章主要探討女詩人如何書寫自己的豪情壯志，至於第三章則集中分 析歷史與虛構的英雄如何在文本中大展威風。我們將會把焦點從詩歌轉移到彈詞 之上。以往一般認為《天雨花》這部彈詞出自十七世紀中葉的一位女性作家之 手。在《天雨花》序裏，作者聲稱希望留下自己的見聞，通過書寫明朝的潰滅來 追念那位期許自己有「木蘭之才能，曹娥之志行」的父親。根據文本的內部線
《船山全書》 ，15:565-84）和 10 例子可參見王夫之題詠〈落花〉的九十九首七言律詩（ 歸莊有關同一主題的詩作（ 《歸莊集》 ，1:119-23） 。我們會把這些詩作詮釋為他們對 國破家亡的悲嘆，原因是王夫之和歸莊都堅持效忠明室。本書第一章將會討論王士 禛的〈秋柳〉詩及其引發的唱和之作，集中剖析它們的政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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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我認為這部作品寫作的年代較晚，大概是十八世紀才完成的著作。但這便引 起另外一個問題：一個沒有直接經歷明清易代的女作家為什麼會以晚明的危機來 闡明父女之間的恩怨情仇？政治上的亂局如何使一個女兒的叛逆顯得更合理，又 如何使她可名正言順地繼承父親的事業？ 從更寬廣的層面看，女英雄的形象讓人可以從十七世紀中葉的動盪不安中找 到一點尊嚴，同時卻又使這時代顯得更加悲壯。各個作者或紀念真實的女英雄， 或想像虛構的女豪俠，描寫她們在亂世中伸張自主、或挽狂瀾於既倒、或嘗試創 造新秩序。這些作品背後都隱含一種冀盼，盼望可探索人力可否左右個人與家國 的命運，並在面對國難時嘗試想像另類的可能。在清初論斷重審晚明重情適性的 框架下，上述那些女英雄的故事提供了空間，讓各個作者或可指斥晚明的頹靡， 或表達懷舊和歉疚之情，或流露後悔和遺憾之意，以至於界定自我，提出自己對 歷史的判斷。以上種種情景其實與他們對明清易代的記憶和反思密不可分。我將 會探討女性化身英烈的主題如何可以包容各種對明清鼎革的思考，並說明後世如 何審視這個主題。有時候我們會看到歷史上女英雄的故事可能會被當時或後來者 刻意壓抑，某些「違礙」的片段有時被篩選淘汰，這種挑選的機制很可能決定了 我們對女英雄的記憶。時人可以利用女英雄來控訴整個士人群體和文臣武將的失 敗，也可利用她們來捍衛晚明浪漫的美學價值觀，為任性縱情的晚明文化提供一 自我救贖的可能。在想像一個新的社會秩序的複雜過程中，女英雄的歷史大多受 到褒揚，但同時她們的形象也可能在流傳的過程中被刻意馴服。女英雄形象可能 會使暴力昇華、讓人覺得雖敗猶榮、把過去化為一種賞玩的奇觀、成就新舊兩代 的秩序互相協商周旋。第三章的標題是〈化身英烈〉─「化身」的概念其實也 就指向了形象的起源不一定會與其在文本中的再現同出一轍，亦即暗示了形塑過 程中內在的張力或矛盾。當我們遇上同一人物或同一故事的多個版本時，這種張 力也就尤其明顯。 第三章講述的英雄故事都有一種虛構的性質。這性質讓人可以從更遠的距離 去審視明清易代的歷史，從更宏觀的角度討論易代的問題。第四章將會由更微觀 的角度出發，轉而思考個人的經歷和記憶。當這一章提到的文人在題詠堅毅果敢
引言 9
的名妓和侍妾時，他們都嘗試透過細節和片段來重構自己的回憶，或為自己昔日 和當下的決定辯護，或質疑自己生命中的各種選擇。他們從鼎革以後的後見之明 回頭反思晚明的文化風尚。這往往隱含了他們對於情欲與聲色的反思，即審視情 色如何改變他們個人及家國的命運，如何形塑他們一代的集體記憶。他們把浪漫 的懷舊之情融會到自己對家國的悲悼之中，展現了一種「以情悟史」的視野。 我們經常會在清初文人回顧往事的詩文中看到一些才女的身影。她們在易代 之際的悲慘命運和流離遭際往往成為文人書寫的題材。這類作品經常把晚明任性 恣情的風尚聯繫到士人的政治理想與道德堅持，似乎總在隱然替晚明的浪漫風流 辯護。對於那些曾流連在秦樓楚館的明遺民來說，這些記憶是他們定義自己的一 個重要元素。有時候，寫作關於女性的詩文也會促發一種輯佚和刊刻女性詩文的 熱潮。畢竟在政治動盪的年代，這些作品的亡佚有了更深沉的象徵意義。對於委 身仕清的明朝舊臣來說，風流與節義互為因果的話題有特殊的矛盾與曖昧之處。 我將會在第四章分析三位因為與清室妥協而名節受損的「貳臣」如何在自己的作 品中把深愛的女性點染成忠勇堅決的象徵。這些「情欲對象」怎樣搖身一變而成 為英雄呢？雖然這裏三個案例背景和意義各不相同，但均與男性文人自身的投射 相關。他們都在自責與自辯這兩種情緒的推動下書寫自己的愛侶，並藉由她們的 形象來寄託自己的理想。 本書第五章將探討有關女性劫難的書寫，分析這些作品為何關注離亂中女子 是否能實踐自己意志的問題。單純從作品的數量上說，明清易代之際關於女性的 題詠最多大概是為「殉國」的「烈女」或「烈婦」而寫的悼辭。她們或以死來保 全貞節，或在抵抗敵人時被殺（這裏所謂敵人既可能是流寇，也可能是清兵或明 兵）。她們的死往往會被視為「遂志」的行為，因為想像受難者仍能實踐自己的 意志給予人們一種補償和安慰。這些流離道路的難女通常都是被擄北行，驅馳馬 上，因此只能在驛壁上或衣裾間題詩，或書寫自己的哀慟，或懇求時人的援助。 其中有的是對國難的判斷與見證，有的則是絕命前的自我剖白。這些難女（有時 是假託為難女）的詩文引發了許多文人的酬唱，一方面反映了人們對受害者的聲 音總是有特殊期待，另一方面則又開闢了有關女性被擄以後，在貞節受到威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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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應當如何自處的討論。這種由唱和衍生之虛設的文學群體及其論述空間也 就展示了下判斷者和被批評者之間的主客關係如何不斷逆轉。不同的紀錄有時會 為同一首詩賦予不同的寫作背景，並把作品歸屬到不同的作者之下。這些情況都 說明了受難者的詩文其實會因應不同的目標而被敘事者挪用。深入分析這些情況 也就有助於我們釐清這些詩文各種各樣的用途。 這些被擄的難女究竟還能多少把握自己的命運？這問題引起了時人的興趣。 縱使她們身不由己，但她們在路上流離闖蕩的意象有時會被想像成一種自由。有 些詩作、小說和戲曲即提到了一些難女因面對這樣的逆境而獲得了新的身分，甚 或另結情緣。悲悼因為國難而受挫的愛情和婚姻當然也就打破了私人與公共領域 的界線。在這種情況下，才子佳人的團圓也就無可避免地有了政治上的涵義。有 時候，這類團圓的結局是通過想像與新政權和解妥協才得以完成的。我們可看到 無數作品以女性的貞節比喻男性的忠義。除此以外，我們還會看到一種「非政治 性的貞節」─有些貞女願意在政治上退讓。透過發揮這個概念，文人就有空間 想像一種能容納清室統治的節操。 當時有關難女的故事探討了各種程度的妥協：譬如說，假如一個女性的貞節 被玷污了，那又會怎樣呢？在中國傳統裏，道德上的兩難（例如一個人必須在忠 孝之間作取捨）多數都以自殺告終。假如一個女子的父母或丈夫要求她犧牲自己 的貞節，以拯救他們的生命，那這位女子應該怎樣自處？ 11 與其白白殉身，許多 難女都選擇犧牲自己的貞節，或最少違反了傳統的婦德，藉此去保護自己的家 人。我將會討論一些「逾界」的故事，看看它們如何在忠貞與妥協、公義與私 利、剛正不阿與委曲求全之間曖昧模稜的灰色地帶遊移，藉此為女子在道德上的 妥協作辯解。
《客滇述》 ，頁 8；紀昀： 《閱微草堂筆記》 ，卷 3，頁 40。按照 11 例子可參見顧山貞： 顧山貞的紀錄，一個婦人跪請守寡的媳婦向流賊投降，以保全自己一家的性命。至 於紀昀則提到了崇禎末年的一件往事：一位年輕女子親眼看著自己的父母被折磨至 死，只因她不允許自己被玷污。紀昀覺得她所處的道德兩難令人非常困擾，以至於 他拒絕評論那女子是否應該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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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故事對逾越界限有特殊興趣。相對而言，有些英勇的女子奮不顧身，以 慘烈的死亡來逃避或抵抗自己被俘虜的命運，表現了堅定不移的道德價值。這裏 隱含的邏輯似乎是死亡越慘烈，美德越顯著。在明清易代之際，我們很少會看到 有人詳細描摹國難中凶殘暴力的具體場景。因此，受難女性的身體也就成為了一 種替代品，讓文人可藉此記錄時代的創傷。本書的第六章先會考慮凶暴、記憶 和歷史判斷之間的關係。我們將考察筆記、小說、方志、詩歌和傳記如何描述 1645 年揚州屠城。利用這清初最慘烈的事件，我試圖分析有關揚州婦女的選擇 和命運的書寫，藉此叩問我們是如何記憶創傷，又如何作出歷史判斷。人們怎樣 運用各種不同的修辭來頌揚或貶斥那些捲入揚州屠城的女性？為什麼「淫婦」代 表被征服的恥辱？她們如何被形塑成亡國的象徵？究竟怎麼樣的歷史背景和敘事 框架可讓這種斥責顯得更合理或使之變調？至於那些為防止敵人凌辱而殉身的女 性又如何被褒揚為烈士？在這些稱讚的邏輯背後又是否隱含了一些周旋妥協的地 方？這些女性的政治含義是如何被界定的？為什麼人們會美化暴力來彰顯壯烈的 義舉？ 隨著揚州在清初恢復昇平，創傷的記憶與遺忘也是通過文人唱和中關乎聲色 與女性形象的書寫展開的。這些文學團體包括遺民和清官、身歷鼎革者與晚一輩 的文人，他們的唱和囊括了記憶與遺忘的種種精神資源。揚州的繁盛讓我們想到 江南文化的魅力及其於晚明展現的光輝。我們在罪與罰的討論中，不免會想到誰 有資格真的為歷史中的對錯一槌定音。這問題尤其適用於那些沒有親身經歷明清 易代的作家。他們與親歷國難的一代人酬答訂交，利用他們留下的文獻材料，嘗 試建構「第二代記憶」，並在平衡懷舊與批判兩者的張力之中回顧歷史。 中國文學傳統中最容易招致批評的女性形象莫過於傾國傾城的禍水紅顏。她 們激發起一種強烈的情欲，足以撼動整個政體。然而，即使是那位在傳說中讓吳 三桂衝冠一怒，最終招致清兵入關的名妓陳圓圓（約 1620 年代生） ，當時的人似 乎也無法簡單地把她歸類為禍國的紅顏，無法對她的功過作一明確判斷。最後主 流的論述─尤其是晚清─都把她的故事聯繫到救贖的主題之上。不論是通過 宗教，通過國族主義，還是援引她自己的判斷和自我認知，這些論述都為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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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救贖的可能。可以說，陳圓圓的故事闡明了歷史判斷的條件和功能。 在引介本書的主要論點時，我刻意避開人名和書名，因為我相信這樣羅列一 堆名字對於讀者來說大概沒有什麼幫助─即使其中有些作品聞名遐邇，但想必 還是有許多陌生的人名和書題。另外，本書所討論的體裁涵蓋詩詞、戲曲（包括 北方的雜劇和南方的傳奇）、文言小說、話本、章回小說、彈詞、筆記、小品、 傳記和方志。我意識到這樣做會帶來一些風險─文體的歷史和習慣可能沒有得 到足夠的關注。如此一來，討論主題的變換很可能會掩蓋了這些文體特徵的差 別。但是，隨著材料本身的牽引展開論述也是自得其樂。我希望讀者也能享受這 一過程。本書所討論的作品大多創作於明清易代之際和清代初年（十七世紀中葉 至十八世紀初）。我在寫作期間發現有必要更深入地研究清中葉、晚清和民國的 材料，因為我們還是可以從這些後期的著作看到他們如何回應明朝的覆亡。假如 要仔細分析這些材料而擴大本書的研究範圍，我力有未逮，而且如此冗長的篇幅 也很可能會讓讀者不耐煩。因此，我只會在書中稍稍觸及這些作品，僅僅把它們 視為明清易代的迴響。
第一章
男性詩詞與性別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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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男性詩詞與性別界限
在中國的文學傳統中，男性詩人經常模擬女性的身分，借用女性的口吻寫 作。這是屢見不鮮的現象，大概不足為奇。1 這種選擇背後最關鍵的是其充滿美 感的「表象」─我建議使用「表象」一詞，因為「假托女性的口吻」往往意味 著一篇作品嘗試呈現刻劃入微的視覺與感受，讓我們直接流連在表象的世界─ 置身在肌膚、衣飾、光影、反照、畫屏和簾帳的意象之中。正當我們要從這些表 象轉移到它們希望傳達的內部含義時，我們或會察覺內外的世界並非簡單的一一 對應，或會發現這些表象的含義可能有曖昧不明的地方。當然，一個詩人之所以 會選擇借用女性的視角，有時候可能只因為他被這種寫法所能開拓的感性和情感 領域所吸引。但是，許多假托女性口吻的詩歌似乎都會要求讀者推斷其社會功 能，分析其政治含義。如此一來，我們在什麼情況下，才有足夠理由去探究這些 表象的隱喻和寄託，追蹤私人與公共領域之間的對應關係，思考綺麗的修辭與政 治托喻之間的聯繫？當然，我們可以利用詩作的標題、其中摹寫的歷史事件、詩 人的傳記，以及與作品創作和流通相關的軼聞，來找尋證據，判斷詩歌創作的語 境。但我們在什麼情況下才算得上是在恰當地運用這些信息，證明我們試圖發掘 的那些隱藏的政治含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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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謂「女性之辭」是一種較寬泛的說法，並沒有特別精確的定義。在中國的詩 學傳統中，這種代言的修辭一般與哀感頑艷、兒女相思、幽微深隱、婉約含蓄、纖 巧細膩有關。我們往往會以以下這些術語來描述這些詩歌：以「艷體」 、 「艷情」 、 「富艷」 、 「華艷」 、 「輕艷」 、 「浮艷」 、 「香艷」 、 「側艷」 、 「哀艷」 、 「淒艷」來描述其 華麗浮艷；以「細膩」描述其對細節的關注，以「委婉」 、 「婉轉」 、 「婉約」描寫其 幽微轉折的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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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女性的觀點來作「隱喻和寄託」其來有自。這個傳統展現了一含蓄委婉 的美學，同時亦為一種表現自我的方法，縱使每篇作品的含義清晰程度不一。當 《離騷》（約公元前三世紀）中的「余」宣稱： 「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 以善淫。」（《楚辭集註》，頁 9），大多數讀者都很容易將這段文字理解為一種慨 嘆，慨嘆充滿妒恨的政敵毀謗詩人，堵塞詩人進言之路。亦即是說我們接受了王 逸對這兩句的解釋：「言眾女嫉妒蛾眉美好之人，讒而毀之，謂之美而淫，不可 信也；猶眾臣嫉妒忠正，言己淫邪不可任也。 」唐代詩人朱慶餘（活躍於 820-30 年間）模擬一位新嫁娘的口吻，洞房之後的清晨準備向舅姑問安。他寫道： 「妝 2 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這首詩的標題〈閨意上張水部〉 讓我們可以
作這樣的詮釋：詩人以這位年輕女子自況，希望可以在進士考試前尋求張籍（約 767- 約 830）的認可和指導。上述作品的含義非常清晰，與之相對，我們可以想 到李商隱的〈無題〉諸作。詩中對浪漫的愛情有所冀盼，這是否寄託了李商隱的 政治抱負？詩中無法言喻的失落，又是否可與詩人在唐代黨爭中受挫作類比？這 些問題還是沒有定論。3 在以下這些明清易代的示例中，我們也可看到類似的光譜：有些作品的類比 清晰易懂，有的則曖昧不明。但是，與早期的詩歌不同，我們有豐富的文獻材料 來考慮這時期詩歌創作的歷史語境和細節。當詩人利用女性的聲音和視角來掩藏 和表現自我時，這些材料讓我們看到整個寫作方式是如何體現在一社會過程之 中：詩人遊移在隱藏和呈現自我之間，並透過這種張力來審視其他詩人，討論他 們在政治上的分歧。一如以往，詩人藏在女性的聲音背後，當然還是可以形成一 種委婉的詩學，藉此表達複雜而矛盾的情感；但到了十七世紀，隱身的概念已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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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詩題可見於洪邁： 《唐人萬首絕句》 ；高棅： 《唐詩品彙》 ；楊慎： 《絕句衍義箋 注》 。這首詩的詩題有時也作「近試上張水部」 ，見曹學佺： 《石倉歷代詩選》 ；彭定 求等編： 《全唐詩》 。有關朱慶餘和張籍的詩歌酬答，見范攄： 《雲谿友議》 ，卷 3， 頁 79；計有功： 《唐詩紀事》 ，卷 46，頁 1256-57。張籍認許朱慶餘的才華，在酬答 詩比之為美女： 「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沉吟。齊紈未是人間貴，一曲菱歌直 萬金。 」 （洪邁： 《容齋隨筆》 ，卷 4，頁 845-46） 。 例可參《李商隱詩歌集解》 ，1:389-400，4:1439-84。另，見 Owen, The Late Tang, pp. 33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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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表演和戲曲文化的一部分。在這些詩作中，詩人有更強烈的「表演意識」 ， 即設想當時或後世讀者之反應。這使得詩人在通過女性的命運和選擇來定義自我 時更戲劇化，更希望煽動哀慟的情緒。也許可以說，在期待其他人的判斷和各種 詮釋的同時，詩人把讀者的注意力引導到自己充滿危險和矛盾的歷史處境之中， 並以隱瞞的方式生動地揭示了自我剖白的急切性。以下我將從一個尤為極端的例 子開始，看看一位男性詩人如何亦步亦趨，試圖寫出閨閣之筆。
一、閨閣之筆 1657 年前後，一位年輕的詩人吳兆騫（1631-84）4 以「劉素素」這女性的名 字，在蘇州附近的虎丘寺壁題寫了二十首絕句（ 〈虎丘題壁二十絕句有序〉 ， 《秋 笳集》，卷 5，頁 200-6；《清詩紀事》 ，1:1958-60）。5 他在這首詩的序文中，以自 傳的形式描述了劉素素在明清鼎革中的悲慘命運： 妾，劉素素，豫章人也。少隨阿母育於外氏，長姊倩娘，雅工屬文，刺繡 之暇，每教妾吟詠。自是閨閣之中，屢多酬和。丁亥（1647）之歲，姊年 十八，嫁于某氏。妾時十六，髮始總額。阿母以妾許聘于同郡熊生，生一時 貴公子也。是年豫章大亂，妾隨母氏，避亂山中，既而北兵肆掠，遂陷穹 廬。痛母姊之各分，念家山之入破，6 肝腸寸斷，血淚雙垂。薄命如斯，真不
有關吳兆騫的生平事跡，見《清史稿》 ，卷 484，頁 13337-38； 《清詩紀事初編》 ，卷 ，頁 341-43；李興盛： 《詩人吳兆 3，頁 387-89；徐釚所撰的墓誌銘，收入《秋笳集》 騫系列》 。 5 在第二首絕句，劉素素提到自己與母親已失散十年。如此一來，這組詩也就應當繫 於 1657 年。 6 這一句語帶雙關，一方面指顧念家國山河的破敗，另一方面則指〈念家山〉一曲的終 章。按照陳暘的說法，「入破」一詞是唐代的音樂術語，意謂樂曲最終的繁聲。唐玄 宗（685-762；712-56 年在位）時樂章多以邊地為名，而這些曲最後都以入破這種繁 碎之聲作結。人們把這種命名視為外族蹈籍，入破邊境的預兆。南唐後主李煜（93778，961-75 年在位）的樂曲之中也有〈念家山破〉這一題名，被人視為不祥之兆，預 示南唐的滅亡（陳暘： 《樂書》 ，轉引自馬端臨： 《文獻通考》 ，卷 142，頁 1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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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土梗浮萍。7 今歲某從役浙中，彼人以戎事滯迹白門，因停舟吳閶門外， 以俟其來。兀坐篷窗，百愁總集，因覓紙筆，作絕句二十首，以寫其哀怨之 思。夜半詩成，竊與侍婢泛舟虎邱，弔貞娘之墓，因黏詩寺壁，欲與吳下 才人，共明妾意。嗟乎，峽裏猿聲，鏡中鸞影，千古哀情，在此詩矣。 女子題壁，以詩句書寫自己的身世，並因此而引發讀者的共鳴。這類軼事在明清 易代之際劇增。我們在第五章會看到，這類故事回應了當時為受害者代言的需要 及對遭難者能發聲的殷切期待。按照這樣的敘事模式，劉素素的序把個人的不幸 與政治上的感嘆聯繫在一起。序文與常見的敘述僅有兩點不同：劉素素弔貞娘墓 的哀嘆，以及她直接向「吳下才人」提出希冀他們同情和理解的請求。假使被擄 掠女子在壁上留詩自我剖白，這些作品幾乎從來不會把自己與名妓相提並論。即 使她們會坦率地表露自己的情感，往往也有求贖的意願，但她們很少會直接向整 個文壇提出請求。 貞娘（一般又作真娘）是唐代的名妓。自她死後，行客才子經常以貞娘墓作 為題詠的對象。8 在大多數的詩歌裏，貞娘都被描寫為失落了的欲望對象。她的 早夭意味著生命往往稍縱即逝，無法把握。9 如同人們在書寫另一位名妓蘇小小 的墓一樣，她的魅力通過墓地景物的擬人幻化表達。10（據傳說，吳地子弟實現 了她臨終的願望，在她墓旁栽種了許多花卉。） 唐人譚銖（九世紀）認為，在虎 丘無數墳墓中，唯獨貞娘墓可引起這麼多騷人墨客的關注，原因是男兒多「重 色」 。11 在貞娘墓前想像她誘人的魅力，似乎是很受男性文人歡迎的消遣方式，也
，卷 21， 7 「土梗」逢雨即會散壞，因此常用作無常的象徵；見《莊子集釋．田子方》 頁 703； 《戰國策．齊策三》 ，卷 10，頁 374； 〈趙策一〉 ，卷 18，頁 603。 「浮萍」往 往是飄泊異地的象徵。 王堯臣等編修的《崇文總目》裏著錄了一卷專為真娘墓而寫的詩歌〈虎丘寺題真娘 墓詩〉 ，但當時已經散佚不存。 （ 〈真娘墓〉 ，見白居易： 《白居易集》 ，卷 9 用白居易的原話就是「世間尤物難留連」 。 12，頁 234-35） ，見《李商隱詩歌集解》 ，5:1946-49。這 10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李商隱〈和人題真娘墓〉 種借代的原理也可見於李賀的〈蘇小小墓〉 ，見《三家評註李長吉歌詩》 ，頁 46。 。這首詩見於范攄的《雲谿友議》 （卷 2， 11 譚銖以嘲諷的語氣寫成了絕句〈題真娘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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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了許多詩歌酬唱的主題。不過亦有些詩歌會反過來駁斥這些題詠的無聊，用 貞娘墓相關的情欲流連反襯國破家亡的悲恨。陸文圭（1256-1340）在 1291 年寫 成的詩作即是其中一例：他通過貞娘墓來悼念宋室的衰亡。12 如上所述，無論是出自被擄的難女之手，還是托名之作，她們現存的題壁 詩中幾乎從未提及貞娘。事實上，貞娘墓很少出現在女性的詩歌中：13 大概譚銖 的絕句所提到的「何事世人偏重色」 ，已足以說明貞娘墓總與男性詩人聯繫在一 起。一個顯著的例外是名妓陳素素因憑弔貞娘墓而填的〈秦樓月〉詞（約作於 1670-80 年間） 。在朱素臣的傳奇《秦樓月》 ，這詞是陳素素與書生呂貫情緣的緣 起。（呂貫本詩人姜實節〔1647-1709〕。《秦樓月》以大團圓收場，但歷史上姜、 陳似乎終於不得已分離。）14 吳兆騫在序文中拈出了貞娘墓─這並非女詩人慣常 使用的意象，甚至會召喚起不太相關的浪漫聯想─可能是他在借用「劉素素」 的身分時不經意地透露了自己的性別，或是在暗中表明自己的真實身分。 「她」 直接向「她」潛在的讀者提出請求，這同樣與一般看到的題壁詩不太相似。我們 確實會在這類書寫身世的詩作中，發現一些作者在尋求讀者的幫助。但「劉素 素」的自我剖白聽起來更像是一種邀請，邀請其他詩人與自己唱和或作評論。這 些差異最終都指向一種不完整的模擬，或可能是作者渴望自己的偽裝被人拆穿。 儘管〈虎丘題壁〉有這些差異，但這二十首劉素素的絕句卻運用了許多難女 詩詞常見的意象，如被擄後驅馳馬上、輾轉飄泊、流落天涯、從軍遠徙、塞外異
頁 42） ： 「虎邱山下塚累累，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 」 〈虎丘留題辛卯三月書于劍池〉 ， 《牆東類稿》 ，卷 18，頁 7 下。 12 陸文圭： 13 我在十七世紀找到的例子只有三首，分別是：吳琪（活躍於十七世紀中葉，見第二 章）的〈竹枝詞〉 ，詩中評述了吳人如何好以貞娘墓作為題詠的對象；季嫻（161483）的一首絕句抒發了紅顏易逝的感慨；朱中楣（十七世紀）的一首詩則把有關貞娘 的題詠中那種自傷自憐之情與殉身的道德包袱相提並論。見鄒漪： 《詩媛八名家集》 中有關吳琪的一卷，頁 14 下；以及其中有關季嫻的一卷，頁 10 上；沈季友： 《檇李 詩繫》 ，卷 41，頁 35 上 -35 下。另外，十八世紀的作品中也有兩個例子，分別由金 逸（1770-94）和沈纕（十八世紀）寫成。她們都是袁枚的弟子，把貞娘點染為曇花 一現的浮華的象徵。 14 清初《秦樓月》的其中一個版本附上了陳素素的別集《二分明月集》以及其他幾位 女性詩人對於這段戀情的題詠（其中包括吳兆騫的妹妹吳文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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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等等。這些自述身世的詩作往往會以王昭君（公元前一世紀）和蔡琰（公元前 二世紀末至三世紀初）自況。王昭君（或作明君或明妃）是漢宮宮女，為了和 戎而遠嫁匈奴單于。自古以來，昭君出塞往往是文士題詠的對象，用來表達一 系列經歷和情感，包括流放、懷舊、思鄉、無人賞識的怨恨，以及因公忘私的 志業等。有時文人也會引用昭君的故事來叩問「忠君」的意義，如王安石（102186）和徐渭（1521-93）的翻案之作。15 至於蔡琰（也就是蔡文姬）則是著名學者 蔡邕（133-92）的女兒，她被匈奴擄去，後來雖被重金贖回，但卻因而被迫要和 自己在匈奴領土所生的兩個兒子分別。如同昭君一般，蔡琰也是飄泊流離的象 徵。但她兼而勾連以詩歌見證離亂及母子分離的慘痛，因為文姬歸漢本身也是另 一種流徙，而她以詩歌記錄了自己的苦難。儘管學界對於現存題為蔡琰的作品 〈悲憤詩〉和〈胡笳十八拍〉的真偽有所質疑，但人們還是經常把蔡琰視為女詩 人的原型，認為她在記錄個人悲苦的同時亦見證了時代的動盪。16 吳兆騫的兒子吳桭臣（生於 1664）提到父親的別集以「秋笳」為名，原因 恰恰是要比擬蔡琰的〈胡笳十八拍〉 。17 事實上，吳兆騫以劉素素之名寫下的二十 首絕句，有數處指涉昭君和文姬。即使當劉素素在悼念名妓貞娘時，她也提到了 昭君，認為自己的命運比貞娘更不堪，因為自己的塚墓將像昭君一般獨留在邊陲 之地（〈虎丘題壁〉其十四）： 深深芳草葬紅顏，滿地飛花染淚斑。莫道貞娘多薄命，猶勝青塚在陰山。18
「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深」 （ 〈明妃曲〉 ， 《臨川文集》 ，卷 4，11 15 王安石： 下） ；徐渭： 「嫁爾呼韓漢天子，贖歸蔡琰漢何人？」 （ 〈昭君怨〉 ， 《徐渭集》 ，卷 8， 頁 870） 。王安石認為「人生失意無南北」 ，既是漢恩淺而胡恩深，何必為辭漢怨嘆？ 徐渭則說讓昭君下嫁匈奴的是漢元帝，把蔡琰贖歸漢土的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漢 賊」曹操。從受難女子的角度看，究竟誰真的在主持正義？誰背叛了君王的舊恩？ 這些問題都沒有定論。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1:201; Frankel, “Cai Yan and the Poems Attributed 16 見逯欽立： to Her”; Idema and Grant, The Red Brush, pp. 112-27; Chang and Saussy,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pp. 22-30. 〈秋笳集跋〉 ， 《秋笳集》 ，頁 358。 17 吳桭臣： 18 傳說北地草白，只有昭君墓上的草木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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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五首絕句中，劉素素自比蔡琰，認為自己的厄運與詩作將會打動「吳下才 人」，得到他們的同情與理解。這裏提到的「吳下才人」想必其實也包括吳兆騫 自己。吳氏既是這二十首絕句的作者，同時也是其理想的讀者。他創造了一個極 具吸引力的人物，一個可讓自己作為讀者完全同情的角色。透過這種做法，他彌 合了虛構與現實的縫隙，也消解了自己在角色扮演時自我分裂的焦慮。如果這是 一場捉迷藏的遊戲，上述的做法使他可以輕鬆地出入於面具內外： 滿目東風散柳絲，虎邱山寺獨題詩。吳下才人知不少，也應腸斷蔡文姬。 按照晚清詩人和革命家陳去病（1874-1933）的說法，只有到了「後來」（陳去病 並沒有具體說明是什麼時候），吳兆騫的幕後作者身分才真相大白。本來人們都 把劉素素視為一典型的薄命才女：「厥明，諸文士見之，咸甚驚異，以為真閨閣 中筆也，一時和者甚眾。」19 陳去病沒有交代這段軼事的出處。我們在現存清初的 文獻材料中也找不到這樣的記載。但即使我們不清楚「劉素素」寫成這些絕句的 細節，也不確定這些詩作具體的流傳情況，但這些作品的真偽其實是毋庸置疑 的。20 因為吳桭臣在整理自己父親的集子《秋笳集》時，把這一組詩歸入吳兆騫 在 1658 年前寫的作品之中。這一組絕句當時即以「虎丘題壁二十絕句有序」的 名字收錄進吳兆騫的別集中。21 我們起碼可以斷言：這一系列以劉素素名義寫成 的絕句遵循了以往「代言」的做法。但吳兆騫在其他相似的代言之作中，一般會 先闡明代言的背景和原因。如在〈望遠曲十二首〉和一組模仿歷代詩人口吻而寫
《五石脂》 ，頁 277。 19 陳去病： ，以女詩人的身分被收進詩話與選集。例子可參見 20 「劉素素」後來的確「獨立存在」 袁枚： 《隨園詩話》 ，卷 13，頁 345；丁傳靖： 《甲乙之際宮閨錄》 ，卷 7，頁 8 下； 《清 詩紀事》 ，4:15635-36。 21 《秋笳集》先是由吳兆騫的友人徐乾學（1630-94）在 1676 年編印。當時吳兆騫還在 寧古塔。後來吳桭臣在 1726 年重刻此集，他把徐乾學的本子分為四卷，又在其後附 入了四卷的詩文。卷五「秋笳前集」與卷六「雜體詩」和「擬古後雜體」收錄了吳 兆騫在 1658 年被放逐前的詩作。卷七「秋笳後集」收有他被逐後的詩作，而卷八 「雜著」則記錄了他在各個時期的詩文。劉素素的詩收錄在卷五的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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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組詩〈擬古後雜體詩〉（《秋笳集》 ，卷 5，頁 183-87；卷 6，頁 207-20），他 都先交代了自己模擬別人聲口的原由。相比之下，吳兆騫並沒有為托名劉素素而 創作的這些絕句留下片言隻語的解釋。這種空白可能說明了他確實以劉素素的名 義題詩於寺壁之上。 到底吳兆騫為什麼要創作這個虛構的身分？這會否只是一位年輕詩人的戲 謔，目的是不是只為了提高他那鵲起的才名？他為女子代言，原因是不是要借用 女性的命運來引起更大的興趣，使其他文人能以更戲劇化的方式與自己交流？ 22 從個人感情出發，他是否特別與那些遭難流離的女子共感同悲？他是否認為她們 的身世之悲有特殊的時代迴響？他在利用難女象徵的悲情來感嘆明朝的滅亡嗎？ 我們永遠無法確定這些問題的答案：上述這些動機都有可能成立，而吳兆騫很可 能在多於一個動機的驅使之下創作出這些絕句。如果說，被擄掠的女子的詩文可 引發特殊的共鳴，那可能是因為流放（無論是心理上的流徙，還是實際上的飄 泊；無論是自願離開，還是被迫流亡）本身成為了一種強而有力的隱喻，在鼎革 以後誘發了人們的各種想像。飄泊流離的意象在清初詩歌中隨處可見。吳兆騫自 己就曾在〈贈祁奕喜〉（作於 1655 年， 《秋笳集》 ，卷 5，頁 187）中寫到易代以 後江南的陌生，故土竟如異域： 胥臺麋鹿非吾土，江左衣冠異舊游。23 我們沒有任何明確的證據去解釋吳兆騫為什麼會以劉素素的名義下筆。這些絕句 最後卻反諷地成為吳兆騫自己的讖語，不經意地預示了他被流放的悲慘命運。他 被捲入了丁酉（1657）科場案之中。由於當時順天和江南鄉試出現了大型舞弊，
22 如金聖嘆（1608-61）提到自己在 1627 年被慈月夫人這一女仙附體，並以她的聲口與 錢謙益倡和。見錢謙益： 〈仙壇倡和詩十首〉 ， 《錢牧齋全集》 ，1:330-35； 〈泐法師靈 異記〉 ， 《錢牧齋全集》 ，2:1123-26；王應奎： 《柳南隨筆》 ，卷 3，頁 46-47；徐朔方： 《徐朔方集》 ，2:725-27。 （祁彪佳之子）同為江左文人。他們分別在 1657 年與 1661 23 吳兆騫與祁班孫（奕喜）
年遣戍寧古塔，在塞外繼續他們的交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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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室決定處決受賄賂的考官，受牽連者或革職，或鋃鐺入獄，或遣戍東北。以科 場興大獄，表面上大公無私，實則有立威示警之意。本來南闈中式的吳兆騫，奉 命到北京複試。1658 年三月，順治帝（1638-61；1644-61 年在位）在瀛台複試 江南舉人時，每一名舉人都有護軍二員持刀夾在兩旁。武士刑器羅列，與試者之 惴慄可想而知，吳兆騫亦因之「曳白」 （交白卷） 。有人以為吳兆騫此舉是要以沉 默作無聲抗議，但更可能的解釋是他在驚慄之下無法完卷。他成了帶罪之身。同 年，他先被捕下獄，繼而被流放到奉天寧古塔（位於現在的黑龍江）。在當時一 批享負盛名的朝廷重臣和文人合力營救下，最終他在 1681 年獲准返回中土。 1659 年，吳兆騫驅車北上，途中他再次以難女的名義下筆，托名「金陵女 子王倩孃」，在河北涿州的驛舍壁上題了百餘首絕句。 《秋笳集》並沒有收錄這些 詩作，但徐釚（1636-1708）在《續本事詩》 （頁 374）中轉述了其中兩首： 憶昔雕窗鎖玉人，盤龍明鏡畫眉新。如今流落關山道，紅粉空嬌塞上春。 氈帳沈沈夜氣寒，滿庭霜月浸闌干。明朝又向漁陽去，白草黃沙馬上看。 據徐釚，吳作「情詞淒斷，兩河三輔多有和之者，故計改亭甫草（即計東）詩 云：『最是倩孃題壁句，吳郎絕塞不勝情。 』 」24 我們無法確知托名劉素素的絕句是 否出於吳兆騫有意隱瞞或故弄玄虛，但托名王倩孃的詩作證明了「隱藏」是顯露 而有效的寫作方式：吳兆騫的朋友都懂得如何解讀這些代言的作品。 我們沒有什麼理由去懷疑這則軼事的真偽。一方面，徐釚是很可靠的消息來 源；他是吳兆騫的堂妹夫，而且二人從小就一起學習。吳兆騫逝世後，徐釚為他 寫下了吳兆騫現存唯一的墓誌銘。25 此外，計東（1625-76）與吳兆騫的交遊也可
《續本事詩》 ，頁 374； 《秋笳集》 ，頁 343-44。有關徐釚的生平，參《清史 24 見徐釚： 稿》 ，卷 484，頁 13342； 《清詩紀事初編》 ，卷 3，頁 386-87。 ，頁 341-43。另見吳兆騫與徐釚互通的書信（ 《秋笳集》 ，頁 308-12， 25 見《秋笳集》 。 3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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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秋笳集》中找到證據。26 吳兆騫謫戍寧古塔後，計東也曾幫助照顧其家人。27 徐釚所抄錄的第一首托名王倩孃的絕句，與劉素素一組詩中的第十六首詩作完全 相同。清代學者伍崇曜（1810-63）即混淆了這兩個故事，以為徐釚在軼聞中提 到的是劉素素。28 伍崇曜在 1852 年編印《粵雅堂叢書》 ，其中他重新出版了《秋 笳集》。這兩則代言的故事，一為漫不經心的寓言，一為刻意實現的讖語：劉素 素詩中被掠與流徙的形象引申出無限的寓意，而這種種寓意恰巧可與吳兆騫的一 生相對照；這形象在王倩孃的一組詩歌中重複出現，表示詩人自覺地把自己的身 世與他所代言的角色融合為一。 不少有關吳兆騫的軼聞都提到他少負盛名，恃才傲物。可以說，劉素素的故 事隱含的故弄玄虛色彩，非常貼合吳兆騫在這些軼事裏年少氣盛的形象。29 劉素 素代表的時代苦難也就因虛構的情境及其戲謔的性質而得以緩解。相反，吳兆騫 謫戍絕域的經歷落實了王倩孃象徵的悲苦，她的形象予以吳兆騫個人的不幸「普 世化」的光環，即提醒讀者，同一世代的許多人都因各種原因而飽受顛沛流離之 苦。從這層面去看，我們對於這兩組詩的分析完全取決於其創作的語境。 有的讀者認為吳兆騫認同遭難女子，以劉素素和王倩孃的口吻創作，是因為 惓惓不忘故國，甚或對新定鼎的清室隱然表示憤懣，起碼在後者而言，無辜遣戍 可以解釋他的不平之氣。李岳瑞（1862-1927）甚至認為吳兆騫是因為悼明的詩 作而得禍，30 雖然此說沒有確據，但吳兆騫的一些詩瀰漫滄桑之感，例如他在流 亡前夕寫的〈白頭宮女行〉（1658），即為曾侍奉崇禎帝的前朝宮女悲嘆，對她
，卷 4，頁 135；卷 5，頁 158，172，192，196；卷 8，頁 268-69。 26 見《秋笳集》 ，卷 484，頁 13337； 《清詩紀事初編》 ，卷 3，頁 378-79； 《清詩紀事》 ， 27 見《清史稿》 1:1944-48。 〈秋笳集跋〉 ，頁 361-62。劉素素的長姊也稱為倩娘，讓人更容易把兩個故 28 伍崇曜： 事混為一談。 ，1:1949，1953。 29 《清詩紀事》 《春冰室野乘》 ，收入《清詩紀事》 ，1:1954。1644 年，北京淪陷，時年只有 30 李岳瑞： 十二歲的吳兆騫仿擬杜甫（712-70） 〈秋興〉的風格，寫下了〈秋感〉一組詩作來悼 念明朝。但到了 1650 至 60 年間，他似乎已經沒有那樣濃烈的故國之思，至少他是 心甘情願地參加科考，希望出仕新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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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遭遇深表同情。他在自序說：「長安女尼妙音者，本崇禎時舊宮人⋯⋯自遭喪 亂，香奩寶鈿，悉為人奪，惟存青紗數幅，猶昭陽故物也⋯⋯予既自傷讒枉，復 聞妙音之事，悲紅粉之飄零，感羈人之淪落，乃連綴其詞，為作長歌。」 似乎淪 謫的命運使他更深刻地體會亡國宮人的悲懷。 相比之下，在吳兆騫所寫的其他一些詩歌中，他會沿用以往文學傳統中的 意象，以棄婦、思婦的形象來表達自己渴望被同情和賞識，其中並沒有表現出 絲毫憤怒或抵抗的意思。31 四庫館臣在編修《四庫全書》 （1773-82）時，提到吳 兆騫的作品「但有悲苦之音，而絕無怨懟君上之意」 。32 這也許是為了解釋他們 為什麼會在存目中提到《秋笳集》，但在吳兆騫許多自喻為女性的作品中，我們 的確很明顯地看到吳兆騫刻意把自己的怨恨壓抑下來。這是因為吳兆騫擔心自己 會以文獲罪，因此，為了避免被進一步指控，甚或為了爭取獲得赦免，他有意識 地避免展現任何怨懟之情。他引以自喻的是卑弱委屈、怨而不怒的女子。正如他 在 1658 年五月寫給計東的信所述：「邯鄲宮人，嫁身廝養，而春花秋月，尚夢深 宮。」33《秋笳集》中出現的王昭君象徵了悲傷和思慕，但她的怨恨之情全都消失 不見了。34 不僅吳兆騫會以命途多舛的紅顏自況，他的朋友亦同樣對他的境遇有相似的 感喟。如顧貞觀（1637-1714）在 1676 年為吳兆騫而寫的那首著名的〈金縷子〉 就提到：「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 （ 《秋笳集》 ，頁 408）。陳維崧也利 用了棄婦的形象和昭君遠嫁的典故來表示自己對吳兆騫遭際的喟嘆（〈五哀詩〉 ，
、 〈湘妃怨〉 、 〈長門怨〉 、 〈妾薄命〉 ，見《秋笳集》 ，卷 31 例子可參見〈中山孺子妾〉 3，頁 107-9。雖然這些詩作也收錄在 1676 年徐乾學的刊本中，但我們無法確定這些 作品的寫作年份。由於這些詩作頗有「媚上」的意思，因此他的評論者往往對此不 以為然。 ，見於《清詩紀事》 ，1:1952。 32 《四庫全書總目》 〈與計甫草書〉 ， 《秋笳集》 ，頁 268-69。這意象取自以往的樂府詩，見郭茂 33 吳兆騫： 倩： 《樂府詩集》 ，卷 73，頁 1039。 ， 《秋笳集》 ，卷 7，頁 235； 〈明妃曲〉 ， 《秋笳集》 ，頁 253。 〈王昭君〉 34 見〈王昭君〉 寫在他被流放以後； 〈明妃曲〉則收在年份不明的「補遺」之中。兩者的語氣對比之 下還是很相近的。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明清文學中的女子與國難 / 李惠儀作；李惠儀 , 許明德譯 . -- 初版 . -- 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國立臺灣大學發行 , 2022.06 面； 公分 . -- （中國文學研究叢書 ; 16） 譯自 : 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ISBN 978-986-350-603-4（平裝） 1.CST: 中國文學史 2.CST: 明清文學 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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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研究叢書 16
明清文學中的女子與國難
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作 譯 叢 總 責 協 美
者 者
李惠儀 李惠儀
許明德
書 主 編 鄭毓瑜 監 張俊哲 任 編 輯 紀淑玲 力 編 輯 陳俊榮 鄧涵云 宋柏成 術 編 輯 上承文化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管中閔 發 行 所 國立臺灣大學 出 版 者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法 律 顧 問 賴文智律師 印 製 金東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出 版 年 月 2022 年 6 月 版 次 初版 定 價 新臺幣 720 元整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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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 by Wai-yee Li, was first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in 2014. Copyright © 2014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Translated and distribu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