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41] GIS在遺址集域分析的應用：以鵝鑾鼻第三─第四文化相的遺址為例─劉亭攸 by Ruby Hsieh

第四十一期人類與文化

GIS在遺址集域分析的應用─ 以鵝鑾鼻第三─第四文化相的遺址為例

http://dcview100.dcview.com/admire-list.php?id=4&mid=luck.0414

台大人類學系碩士班│劉亭攸

一、前言一個史前社會的漁獵採集活動除了在獲取動物資源的技術以及所採用的組織、策略等面向之外，還涉及了人群對其自然環境的認識、掌握。由於漁獵採集活動發生的地點是廣泛地分布在聚落的外部環境，因此人群進入（access）其野生動、植物資源分布空間的能力，除了是其生業活動的基礎之外，同時也是人群之間互動或建立其它社會關係的關鍵。藉由對考古材料中的動物遺留、漁獵工具以及生態環境等資訊的分析，可以推論史前漁獵活動的技術與策略。而不同的生業策略涉及了人群對於其環境的認知、組織與適應方式，亦即人類在經過對外在世界知覺（perceive）

與認知（conceive）的過程後所採取的反應。遺址所在地的自然條件包括地形、氣候、水文以及植被等狀況一方面限制了動物資源的分布，另一方面也影響到人與其它野生動物之間的互動關係。而居於遺址的史前人群之間的互動，也同樣受到遺址在地理空間的分布所影響。漁獵活動為台灣史前社會主要的取得動物資源手段，即使在進入新石器時代後仍具有其重要性。動物資源經過人類漁獵活動在其所在地的捕捉、搬運之後，才有機會為之所用，並在丟棄、清理等過程中進入考古脈絡之中。因此，透過對遺址中動物遺留原棲息環境的了解，以及與此一環境與遺址在空間中的分布關係的比對，我們可以從動物遺留推測該社會進入其周遭環境的能力。

GIS在遺址集域分析的應用─以鵝鑾鼻第三─第四文化相的遺址為例

但另一方面，遺址中的史前居民進入環境的能力，也與其它人群之間的互動息息相關。位在同一區域同時期遺址的存在，會對遺址居民進入野生動物資源棲息地的能力產生干擾，進而影響其生業活動的範圍。換言之，這個能力受到同時期的鄰近遺址間人群的互動關係及其對人群漁獵活動所可能產生的影響而有所變化。因此，透過對動物資源相關的自然環境的掌握，以及同時期遺址因空間分布上所產生的相互關係，對於遺址的集域範圍（site catchment）有更細緻的了解之後，對於不同人群之間的活動範圍與互動關係才能有更進一步地討論。 GIS的資訊整合能力是近年許多學科仰賴的工具，研究者可以透過其分析技術將地形因素加以模擬，而建立可參考的模型，以供進一步的研究。在本篇文章中將試圖以DEM（數值地形模型）來模擬從鵝鑾鼻第三─ 第四文化相的幾個遺址出發，進入其周遭環境的行走路徑，並透過視域分析（viewshed）來評估人群在取得自然資源的過程中可能進一步向外活動的方向。本研究以集域分析為出發點，但分析的重點在於以集域的範圍為單位，將焦點放在同時期的遺址受到地理區位的分布和彼此空間距離所帶來的影響，進而探討遺址間的相互關係，以期作為將來進一步分析討論人群漁獵活動與其地景概念的基礎。

二、研究旨趣與理論論述在傳統的考古學研究中，多半仰賴遺址本身所能供應的資料，但人類的活動範圍往往超出遺址本身的疆界。人類各種的生業活動，往往廣布於遺址外的環境之中，卻未必能留下 1

顯著的痕跡與遺留。例如，在漁獵活動中，行動者從居址出發前往動物資源的所在地，透過漁獵技術取得動物資源，可能在原地暫時性地處理獵物後搬運回居址，並在利用完後丟棄並進入考古脈絡而成為動物遺留，而活動期間所使用的工具則承襲其群體的行為規範丟棄或回收。因此，在人類與其所獵取的野生動物資源最先接觸的地點之間可能難以產生物質遺留，而僅從遺址出土的動物遺留與工具等遺物要如何討論史前人類的活動範圍？ Off-site archaeology在1960s 開始對考古學追求「科學性」的情境下逐漸地被發展，由於當時系統理論成為新的學科典範，而使考古學視人類文化為應對環境的組織與適應系統，因此對於考古學基本的研究單位「遺址」展開了適用性的檢討（Rossignal 1992）。遺址（site）字面上的意義為位置或是事物分布的地區。在考古學中，原本研究的對象以過去所遺留下的明顯遺跡、遺構為主，後來焦點轉移到村莊、營地或聚落等無明顯結構或房舍聚集的對象時，前者才藉由遺物的出土與分布來界定人群的活動範圍。至此遺址的概念才逐漸成形，而成為考古學研究中可被發現、被描述與被詮釋的實體（Dunnell 1992）。但過去的人類活動不一定會留下顯著的物質遺留，可能因為活動本身的性質無法造成顯著的遺址，或因後堆積過程中受到自然與人為的因素使物質遺留改變其原始的位置，造成其在地表上分布以及界線的不明顯（Foley 1981）。因此單從研究遺址內的遺留對人類的活動範圍的了解可能有所缺乏，而需從off-site的觀點

R:地租, Y:農作物產量(重量), p:農產品市價/重量單位, c:農產品生產成本/重量單位, f:運輸成本/(重量單位*距離單位), m:運輸距離

來考量整個行為體系，以使研究對象與人類行為模式更加地相符，也更符合科學性的需求。自然環境對人類活動產生了許多影響與限制，而對活動範圍最主要的限制在於付出的勞力與所取得的資源之間是否能夠平衡，因而涉及了資源在居址外的環境中分布的狀況，包括其密度和與居址的距離。在定居的史前社會，無論在何處進行生業活動，取得的資源會再運回居址（settlement），因此與居址的距離到了某個程度時，取得的資源將無法彌補途中所消耗的勞力成本，而形成一個取得資源的範圍，稱為此一遺址的集域。集域（catchment）一詞在地理學中原指集水區，地表的逕流水因萬有引力會有向地勢低處集中的趨勢，而進入河流、湖泊與海洋等水體。而包含這所有水源的整個範圍，便是其終點水體的集域。將這個概念延伸到人文地理中，則成為從單一中心所可以提供行政、教育、公共安全與商業活動等各種服務的區域範圍，稱為 catchment area。集域分析的目的在討論遺址對其周邊土地與資源的利用方式，不同的生業活動會因資源與成本之間的效益關係而形成一個經濟範圍，在此範圍內為遺址資源的主要來源，超出範圍者則因為效益不彰而難以支持生業活動。在考古學中，Eric Higgs與 Claudio Vita-Finzi則將集域的概念運用在史前經濟的研究上，透過對遺址周遭一定範圍內的環境進行調查，進而了解其土地與資源利用模式（Higgs 1975b），此一分析方

第四十一期人類與文化

式的理論主要承自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在《孤立國》中所討論的距離與土地利用關係的模型（Chisholm 2007）。在Von Thünen對於農產品利潤的討論中是以地租的高低作為決定土地利用方式的因素，利用R = Y (p-c)-Y f m 1 這個公式進行計算，認為在廣大的平原中，會因為與中央市場的距離會限制農作物的生產。受到運輸成本的影響，農產品的利潤(地租)會隨著與市場距離的增加而遞減，直到利潤無法抵消成本，使農夫不願再生產該種農產品。因此當市場取向的農業發生在自然與運輸條件相同的區域時，不同的農作物會在城市（市場所在處）外圍呈現同心圓狀的分布，即為邱念圈（Thünen Ring），而各同心圓的界線即為該區作物利潤的下限，超出此一範圍則種植該作物將無利可圖（Thünen1947）。 Higgs與Vita-Finzi將此一利潤界線的概念應用到史前經濟的討論中，認為在遺址外的一定距離內為史前居民土地利用的範圍，超出距離則無法應付勞動所出的成本。在早期的討論中，他們將此一界線畫在遺址外5km（農業）及10km（狩獵採集）處，在這一範圍內屬於資源開採範圍（exploitation territory），而超過此範圍將會入不敷出。但此一原則並未考慮到因為地勢的起伏而對於5km/10 km的距離付出的運輸成本有所影響，才將此一界線定為與遺址距離1hr/2hr的步行距離（Higgs 1975a）。但在實際的狀況中，由於自然資源的分布以及地形的影響，所選擇的路徑並非均勻地往各個方向出發，在居址與資源地之間的路徑可能會因地勢阻隔而採取較輕鬆而繞道的路線，也有可能為了取得視野、特殊資源，或因與其它人群的關係而選擇另外的路徑。因此，從遺址出發前往 5km/10km界線的路徑可以有無限的組合，1hr/2hr的步行時間所能到達的範圍便會因路徑的選擇而有所變化。在 GIS的移動模式模擬中，可以就地形的坡度與高低進行分析，並規劃出從一地到另外一地之間的最節省路線，再以此為基礎實地尋找距離遺址1hr/2hr的步行範圍，以便進一步地討論此一範圍與自然資源、不同的人群之間的關係。因此，在本研究中將借助GIS對鵝鑾鼻第二遺址及其周遭地形進行分析，透過移動路線模擬來找出最節省的路線，以定出集域可能的最遠距離，並就路線上所經之區進行視域分析，來探討當時的人群在向外取得資源的過程

中，能在視覺上觀察到的其它區域，以推測對自然資源利用的可能範圍或人群對地景的可能概念。鵝鑾鼻第二遺址共有四個不同時期的人群居住遺留，而本研究將聚焦在後被視為是同時期的第三、第四文化期。可能屬此同時期的尚有附近的船帆石遺址，以及位在墾丁半島的古山宮遺址、水坑遺址、猴仙洞遺址與龜山遺址。因此，在路線上所經過的這些同時期遺址之間可能的互動關係或領域範疇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或地景概念的形塑，也需納入分析討論之中。

三、鵝鑾鼻第三─第四文化相的遺址恆春半島位於臺灣南端，屬熱帶性氣候，年均溫約 23℃，年溫差小，最冷月（一月）均溫為20.7℃，最暖月（七月）均溫則為27.8℃。年雨量在2200mm左右，多集中於夏季的雷雨及颱風雨，六到九月的雨量佔全年的77%，而受到地形與蒸發旺盛的影響，平地、臺地及丘陵的連續乾旱期較長。因臺灣地處亞洲季風氣候區，恆春地區每月的最大風速皆在10m/s以上，尤以冬季所受東北季風與地形作用產生的「落山風」影響最大（黃亦成, et al. 2003）。在墾丁國家公園的範圍內，海岸主要可分為貓鼻頭以西由隆起珊瑚礁構成的裙礁海岸、貓鼻頭到鵝鑾鼻之間因受到溪流與海洋作用而使堆積海灘與珊瑚礁海岸交錯的南灣，以及鵝鑾鼻以東緊鄰石灰岩台地的裙礁海岸。而內陸方面，墾丁半島主要由台地面向東緩傾的西恆春傾斜台地、沿恆春斷層形成的恆春縱谷平原以及其東側的恆春東方丘陵所組成。鵝鑾鼻半島的結構則由墾丁─鵝鑾鼻台地為主，其為隆起珊瑚礁台地，因此其中的石灰岩成份易受到溶蝕作用的影響，而形成特殊的地貌（王鑫 2009）。此地因屬於半島地形，海岸線長，植群生態深受海、陸間鹽份、風及立地基質的影響。海濱的植物群落可分為臨海珊瑚礁植物帶、草本植物帶、灌木植物帶以及海岸林植物帶（劉和義 1996）。遺址所在的自然環境有很大的歧異度，也造成此處生態資源的多樣性。李光周將墾丁國家公園內的史前文化分成十個文化相，其文化層序從早到晚則分別為鵝鑾鼻第一史前文化相、墾丁史前文化相、鵝鑾鼻第三史前文化相、鵝鑾鼻第四史前文化相、響林文化相、龜山文化相、阿美文化相、

GIS在遺址集域分析的應用─以鵝鑾鼻第三─第四文化相的遺址為例

排灣文化相、西拉雅文化相以及漢文化相（李光周 1985, 1999）。其中第三與第四史前文化相由於器物風格、形制與工藝技術上明顯的傳承關係，有的學者將之歸類在鳳鼻頭文化相下的一個類型（臧振華 1994b）。但是也有的學者認為此兩文化層序之間在漁獵工具以及漁獵對象上有所變化，在生業策略上具有明顯的差異（李匡悌 1989, 2001）。而屬於鵝鑾鼻第三─第四文化相的諸多遺址，根據陶器形制的序列、層位、熱釋光以及C 14 定年的結果而言，應被視為同時限的遺址群（陳瑪玲 1998）。就其考古遺物類型以及其自然環境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但因受到強風的影響，而使不同的聚落為尋求屏障而在聚落的模式上產生差異（陳瑪玲 2000）。鵝鑾鼻第二遺址是此時期的代表性遺址之一，其座標為 120°50'32"E、21°54'13" N，位於鵝鑾鼻公園，燈塔西側的珊瑚礁石灰岩礁林區內的間隙地。海拔20~40m，面積約45000m2，隸屬屏東縣恆春鎮鵝鑾里。遺址年代約在6500~2000 B.P.（臧振華 1994a），含有鵝鑾鼻第一、第二以及第三─第四文化相的堆積，屬於本研究的第三─第四文化相約在3900~1900 B.P.。在本區域中，同屬此一時期者尚有船帆石、古山宮、水坑、猴仙洞以及龜山等遺址。在遺址中所發掘出的動物遺留，包括了數量繁多的貝類、海龜、以及各種魚類和陸生哺乳動物。其中陸生哺乳動物包括臺灣野兔（Lepus sinensis formosus）、鼠科動物、狗（Canis）、石虎（Felis bengalensis chinensis）、麝香貓 2

（Felis bengalensis chinensis）、白鼻心（Paguma larvata taivana）以及山羌（Muntiacus reevesi micrurus），另外體型較大、數量也較多的則有臺灣水鹿（Cervus unicolor swinhoei）、臺灣梅花鹿（Cervus nippon taiouanus）以及臺灣野豬（Sus scrofa taivanus），另有少量的鳥類遺留（李匡悌 1997, 2002）。這些不同的物種所棲息的不同生態區位，主要受到當地分帶因鹽份、強風、地質等影響的植物群落所區隔。而史前社會的漁獵活動除了受到野生動物資源的分布所影響之外，也受到從聚落前往這些棲息地所經過的地形、坡度、隱敝性、視野及其它可能因素如經濟效益、地景概念以及人群地域界線等文化、社會面相，而使選擇的路線有所不同。因此對於史前居民在野生動物資源的取得與利用上，可先就其路線的選擇來進行討論。鵝鑾鼻第三─第四文化相的遺址多位於台地與海岸之間，因此在陸路上無法自由地擴展，使資源被限制在較狹窄的區域。而從海岸向內陸的方向發展，各遺址的史前居民才能前進到較大的腹地以取得所需的野生動物資源，在陸生資源的取得上，地形的起伏對於運輸效率的影響較為顯著。因此在本研究中，試圖先就坡度、坡向等因素進行分析，尋求從聚落向外擴張的最短路徑，以此為基礎討論此處的史前居民向外活動所採取的可能路線，以及自然資源的分布和可能的人群接觸與互動，才能進一步討論較細緻的遺址集域範圍。

四、分析由於遺址集域分析的基本概念是以生業活動是否足以供應所消耗掉的勞力成本為考量，因此尋求的是此一範圍的極限之處。在本研究中，將試圖先就遺址向外活動的最短路徑作討論，以求得該遺址最小的集域範圍，往後才能以其它的研究材料，來驗證這個範圍的有效性。

1. 遺址空間關係的最短路徑及集域分析藉由GIS的幫助，可以將鵝鑾鼻第二遺址進入其周邊自然資源所在地的路徑與範圍進行分析。Eric Higgs在遺址集域範圍的討論中所提出的1hr/2hr 步行距離的說法，是以5km/hr的步行速率為基準，在地形平坦的地區則可在 1hr/2hr到達其原先所設定的5km/10km集域範圍，而受到地形起伏以及路徑選擇的影響，該界線會有所變動。由於步行速率具有變異性，在未能確認本區域史前居民的步行速度的情況下，在本研究中仍暫時以5km/10km路徑進行劃分。以Eric Higgs所提出的集域範圍為基礎，從遺址到達周圍5km/10km的直線距離為該遺址集域範圍的最大值。透過GIS對數值地形模型(DTM)2進行最短距離的運算，則可得出從鵝鑾鼻第二遺址向其周遭環境取得自然資源最短的路徑，沿著各路徑行走1hr/2hr所能到達的界線便為集域範圍的最小值（見圖一）。

本研究採用網格大小為40m的數值地形模型進行分析

第四十一期人類與文化

圖一│以鵝鑾鼻第二遺址為中心，向其周圍直線10km處擴張，在考量地形坡度後的最短路徑，圖中弧線為直線10km的範圍。

圖二│鵝鑾鼻第三─第四文化相的各個遺址之間的最短路徑，從圖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彼此之間在距離上的關係遠近。

有趣的是，在此路徑上，有一屬鵝鑾鼻第三─第四文化相的船帆石遺址，沿最短路徑行走距離約為5km。在鵝鑾鼻第二遺址鄰近的其它遺址如白沙、番仔洞等，其最短的對外交通均會經過船帆石遺址。

宮遺址、水坑遺址與猴仙洞遺址之間在距離上的關係較為密切。

而相較於其它同屬鵝鑾鼻第三─第四文化相的遺址，其在路線與距離上的關係則較低（見圖二）。在圖二中，船帆石遺址到古山宮遺址的路徑約為16km；到水坑遺址則為15km，古山宮遺址與水坑遺址之間則為9.25km；水坑遺址與猴仙洞遺址之間的路徑有兩條，沿海岸線走則為 7.7km，繞道東側避開緩坡則距離約為 2km左右。因此鵝鑾鼻遺址、鵝鑾鼻第二遺址、鵝鑾鼻第三遺址、白沙遺址以及番仔洞遺址等與船帆石遺址之間的關係，比起在南灣以西的遺址古山

除此之外，鵝鑾鼻第二遺址以及其鄰近遺址與船帆石遺址在集域範圍上也有重疊之處。由於船帆石遺址大約在鵝鑾鼻第二遺址沿半島西側海岸往西北方向的路徑上5km處（5647m），加上半島的地形與海陸關係限制了從鵝鑾鼻第二遺址等地向外的路徑，使得船帆石遺址成為鵝鑾鼻第二遺址向外取得自然資源中必經之地。因此從最短路徑來檢視其可能的集域範圍時，鵝鑾鼻第二遺址的10km集域與船帆石遺址的5km集域具有極高的重疊性（圖三）。在Eric Higgs 遺址集域範圍的架構下，由於地理位置相近加上半島地形的限制，鵝鑾鼻第二遺址農業活動的集域（5km）無可避免地會與船帆

圖三│鵝鑾鼻第二遺址與船帆石遺址的集域範圍有相互重疊的情形，圖中黑色數字為鵝鑾鼻第二遺址沿最短路徑的距離，紅色者為船帆石遺址。

石遺址有相互重疊的現象。因此，兩個遺址之間的農業活動是否有對土地資源爭奪的情況，亦或是具有某種程度的合作關係，則需要更進一步地分析。除此之外，鵝鑾鼻第二遺址藉由狩獵活動取得陸上動物資源的集域範圍（10km），則大致上為船帆石遺址北邊的農業集域範圍（5km）所涵蓋。對於鵝鑾鼻第二遺址與白沙、番仔洞等鄰近遺址來說，取得野生動物資源的手段也必定會受到船帆石其它生業活動的影響，因此兩者之間的關係也同樣是可以再進一步探討的。在墾丁半島上方面，古山宮遺址與水坑遺址之間，沿最短路徑的距離大約為10km左右。若以Higgs與VitaFinzi對遺址集域範圍的界定來看，距離遺址5km之內的範圍足以支持其農業活動的勞力付出，而10km的範圍則可支持漁獵活動。可見古山宮遺址與

GIS在遺址集域分析的應用─以鵝鑾鼻第三─第四文化相的遺址為例

水坑坑遺址在農業活動範圍的集域（5km處）並沒有相互干擾的情形，而屬於狩獵採集的經濟活動的集域（10km處）則有部份重疊的現象（見圖四）。因此古山宮遺址與水坑遺址在狩獵採集的活動上，可能會有某種程度的相關性。對於重疊處的野生動物資源可能透過合作關係取得資源？或者水坑遺址因腹地較大而從北邊的非重疊區取得野生動物資源？甚至也有可能透過對區域的控制而有競爭關係？上述的兩個案例都是兩個遺址在集域範圍上有不同程度的重疊，在 Higgs與Vita-Finzi的架構下，這樣的空間分布對於遺址的史前居民在其周遭環境活動的能力勢必會帶來影響。因此，透過對遺址之間野生動物資源分布狀況資料的檢視，或許可比較兩遺址所獵捕到的野生動物資源之間是否有重疊的情況，亦或是彼此的漁獵活動集域有所區隔。如此，對於地理位置相近的遺址，其彼此在漁獵活動上的互動關係才有討論的空間。

圖四│南灣西側鵝鑾鼻第三─第四文化相的集域範圍重疊的情形。古山宮遺址與水坑遺址之間有部份重疊的情形，可能會對彼此的漁獵活動有所影響。

2. 遺址空間關係的視域分析除了因為地形、地貌等因素對遺址向外取得資源的路徑有所影響之外，其在視線上的阻隔或可及性往往也影響史前居民對於外在環境的掌握。而在向外活動的過程中，對於其它同時期遺址在視域上的掌握也關係到彼此之間互動狀態，因此在本節的分析中，將探討鵝鑾鼻第三─第四文化相各個遺址之間的視域狀況。透過DTM，我們能夠針對每個40m ｘ40m的網格，彼此之間能否相互觀察到的狀況進行分析。因此能夠以網格為單位，就遺址所在的位置，分析與周遭環境或其它遺址之間在視線上是受到遮蔽，或是可以互相觀察到彼此。除此之外，也能對於前述分析所求得的最短路徑做為單位，進行視域的分析。

已透過最短路徑，評估到達遺址外 5km與10km之處的路徑與其重疊的情形，而在此則要進一步地評估這路徑上所能觀察到的環境與其它遺址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樣的情形？將遺址本身及其最短路徑上5km 與10km的終點，以及所經過的路徑進行視域分析，並加以整理、分級，則可得到如圖五、圖六的視域分級圖。圖中的數字代表觀察點的數量，數字越高則該可觀察到該地點的位置越多，亦即從遺址沿該路徑向外取得資源，直到集域界線（10km）的過程中，該地點從這些位置被觀察到的機會較高。

在前面的分析中可知，鵝鑾鼻第二遺址與船帆石遺址的集域在空間上有重疊之處，那麼在其集域範圍內的視域是否有一致性呢？從上述分析中

從鵝鑾鼻第二遺址、船帆石遺址以及其路徑所進行的視域分析，可以看出兩者之間具有頗高的相似性。除了彼此都位在互相看得到的位置上，對於墾丁半島西側的西恆春傾斜台地的東面坡地皆具有相當的掌握。另一方面，對於墾丁半島西側的其它鵝鑾鼻第三─第四文化相的遺址，則能見度較低（圖五、圖六）。

圖五│鵝鑾鼻第二遺址往10km外最短路徑所能見的視域，數字越大者則能觀察到的機會越大。

圖六│船帆石遺址往10km外最短路徑的視域，與鵝鑾鼻第二遺址相似，對於西恆春傾斜台地西側的遺址能見度低。

第四十一期人類與文化

圖七│古山宮遺址往10km外最短路徑的視域，是本分析中墾丁半島西側唯一對鵝鑾鼻第二遺址有較佳視域的遺址。

圖八│水坑遺址往10km外最短路徑的視域。

圖九│猴仙洞遺址往10km外最短路徑的視域。

但對於墾丁半島西側的古山宮遺址、水坑遺址以及猴仙洞遺址等遺址來說，其視域範圍的焦點則有所不同（圖七、圖八、圖九）。除了這三個遺址的視域多半集中在半島西海岸及山脈的西側，且彼此之間在視線上都有所阻礙之外，在此區的遺址之中，僅有古山宮遺址的視域範圍，能夠對鵝鑾鼻半島的遺址有所掌握，而這也是除了鵝鑾鼻第二遺址鄰近遺址與船帆石遺址之外，唯一在視域上跟其它遺址有所牽連的遺址（圖七）。將不同遺址視域的數值相減，則可進一步突顯各遺址間視域具有差異之處。從船帆石遺址向外擴張的路徑上，對於東側海岸的視域因為路線的長度而有較鵝鑾鼻第二遺址高的掌握度（圖十中偏藍色），而鵝鑾鼻第二遺址則是對墾丁半島的東側坡地有較船帆石好的視野（圖十中偏紅色）。以相同的方法處理墾丁半島西側在集域上較為接近的古山宮遺址與水坑遺址兩遺址，可看出鵝鑾鼻半島落在古山宮遺址的視域較多（圖十一偏藍色）。相較之下，水坑遺址則對墾丁半島在視野上的掌握度較高（圖十一偏紅色）。

<<< 圖十│船帆石遺址減去鵝鑾鼻第二遺址的視域，偏紅色則表示鵝鑾鼻第二遺址對此地在視線上的掌握較高，因此其絕對值較大而為負值；偏藍色則表示船帆石對該地視域較好，因此相減得到的值為正。 >>> 圖十一│古山宮遺址減去水坑遺址的視域，偏紅色則表示水坑遺址對此地在視線上的掌握較高，因此其絕對值較大而為負值；偏藍色則表示古山宮對該地視域較好，因此相減得到的值為正。

GIS在遺址集域分析的應用─以鵝鑾鼻第三─第四文化相的遺址為例

討論與結論從前面的分析可知，這些同屬鵝鑾鼻第三 ─第四文化相的遺址彼此之間可能各有不同的空間關係。鵝鑾鼻第二遺址與其鄰近的遺址因與船帆石遺址在距離上的接近以及地形空間上的限制，對於陸地上狩獵資源的取得可能會受到船帆石遺址史前居民活動的影響。若兩者皆為常年性的居址，由於船帆石遺址的集域界線分布比鵝鑾鼻第二遺址鄰近遺址更北邊，已跨越港口溪進入到另一植被帶，可透過動物遺留在種類及來源地上的差異狀況來評估兩居址的關係。鵝鑾鼻第二遺址及鄰近遺址在與船帆石遺址關係良好的狀況下可能藉由借道或交換取得遠地的陸生動物資源；但若兩者關係交惡，則可能因受到壓迫而轉向對海生資源的需求。能否取得分布於更北邊的動物資源則為兩居址之間社會關係是否良好的證據。而鵝鑾鼻第二遺址與其鄰近遺址極為貼近，無論在農業活動或是漁獵活動的集域上都可視為相同，因此其在各種生業活動上都以相同的土地與野生動植物資源為目標，或可推測在人群上的連結相當緊密？或為同一群人在較為分散的位置形成的遺址？假若透過動物遺留的季節性痕跡（如生長線）分析得知其被狩獵使用於固定的季節，可推測兩者分屬於不同的季節性居址，則可討論適應當地如強風等季節性自然條件的聚落型態，或進一步地討論人群在此兩地之間可能的遷移狀況。而古山宮遺址與水坑遺址兩者之間的空間關係，則有異於鵝鑾鼻第二遺址與船帆石遺

址之間的關係，除了因為地形的開放程度使前者受到的阻礙較低之外，古山宮遺址與水坑遺址之間的距離也較遠，各自位在彼此5km的農業集域範圍之外，檢視兩者之間可能的競爭或合作關係的關鍵便在於狩獵活動上。由於兩個遺址在漁獵活動的集域（10km之內）具有重疊之處，因此從動物遺留在種類與來源地上的差異性，或許可以看出彼此之間可能的合作或競爭關係：如果從兩個遺址出土的動物遺留較多來自集域的重疊區域，則兩者皆可自由地在該區域進行漁獵活動，可能較無相互排擠的狀況存在；若動物遺留來源具有較大的差異，表示二者各自在其集域範圍內取得食物資源而無互動，甚或在重疊區的活動被其中一方所獨占，在其集域重疊處的漁獵活動可能具有競爭與壟斷的關係。在考古學的研究中，不同的遺址往往因為其遺物屬性與遺址型態被歸類在相同的史前文化，但往往需要更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才能知道遺址之間在功能與其它關係上的差異。透過GIS的分析，對於鵝鑾鼻第三─第四文化相的幾個遺址在集域範圍上的地理關係會有較為清楚的了解。而對於集域範圍的掌握可以理解各個遺址在自然資源的取得上可能出現的重疊狀況，加上因為路徑與視域不同而潛藏具有差異的可能性，使得遺址在地理空間的關係能夠更為清晰。由於這些地理空間上的討論與分析，使得遺址之間的互動關係能夠有進一步討論的基礎。而由於遺址間存在著這些可能的關係，對於各人群漁獵活動、策略及地景概念必有相當的交互關係可進一步加以探討。

第四十一期人類與文化

參考書目王鑫

二期)〉內政部。劉和義

2009 〈墾丁國家公園地形景觀〉。屏東縣：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1996 〈墾丁國家公園植物生態簡介〉屏東：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李光周 1985 〈墾丁國家公園考古調查報告〉。台北市：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1999 〈墾丁國家公園史前文化〉。文化資產叢書。台北：文建會。李匡悌

Chisholm, M. 2007 Rural settlement and land use. Aldine Transaction, New Brunswick :.Dunnell, R. C. 1992 The Notion Site. In Space, Time, and

1989 〈鵝鑾鼻公園地區史前漁撈活動硏究〉屏東：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1997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the Dietary System of a Prehistoric Coastal Population in Southern Taiwa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2001 Prehistoric Marine Fishing Adaptation

Archaeological Landscapes, edited by J. Rossignal and L. Wandsnider. Plenum Press, New York Foley, R. 1981 Off-Site Archaeology :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for short-site. In Pattern of the Past, edited by I. Hodder, G. Issac

in Southern Taiwan. Journal of East

and N. Hamm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Asian Archaeology 33:47.

Press, New York.

2002 〈恆春半島的人文史蹟〉。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陳瑪玲

Higgs, E. S. (editor) 1975a Palaeo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98 What Dating Result Imply: Redefining

1975b Papers in economic prehistory.

the Separation of OLP Phase III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hase IV, and the potential Relationship

[Cambridgeshire] :.

between OLP Phase II and III. 《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53: 125-144。 2000 〈鵝鑾鼻III-IV期文化相的聚落模式與系統〉《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54:6396。黃亦成、謝桂禎、許翠玲、唐洪軒及林瓊瑤 2003 〈山海風華：墾丁國家公園自然資源與人文資產〉屏東：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臧振華 1994a 〈臺閩地區考古遺址-屏東縣〉內政部。 1994b 〈臺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報告(第

Rossignal, J. 1992 Concept, Methods, and theory Building. In Space, time, and archaeological landscapes, edited by J. Rossignal and L. Wandsnider. Plenum Press, New York Thünen, J. H. v. 1947 Der iselierte staat.顧綏祿譯。地政學院叢書。上海：正中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