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體質人類學研究的發展與回顧 97 ˙˙˙˙˙˙˙˙˙˙˙˙˙˙˙˙˙˙˙˙˙˙˙˙˙˙˙˙˙˙˙˙˙˙˙˙˙˙˙˙˙˙˙˙˙˙˙˙˙˙
臺灣體質人 類學研究的 發展與回顧 體 質人類學（Physical
Anthroplogy）是人類學的主 要分支之一，其類別可分為三門學科，分別為：人骨學 （Human Osteology）、人類遺傳學 （Human Genetics ）及（Population Genetics）族群遺傳學。其中，人骨 學中相當重要的一門學問則為古病理學，其研究對象主要 是以骨骼以及在骨骼上存留的疾病病症為主。古病理學將 現代病理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應用於古代生物遺存所患疾 病的研究當中，其可作為探討古代人類的生活方式以及健 康、營養等生理狀況之重要指標，故在體質人類學的研究 領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進行古人類病理研究的時 候，通常可分為兩個方面：即骨骼病變與骨骼創傷。一般 說來，頭骨的人工變形和功能壓力分析也屬於古病理學的 研究範疇（李法軍 2007）。 然而，在臺灣進行體質人類學之古病理學研究者甚 少，過去有張菁芳的碩士論文（1993），以及Michael Pietrusewsky與臧振華聯合發表文章中（2003）所探討的 古病理學議題等，然而多數僅探討北部十三行遺址。此 外，古病理學的研究是較晚期的體質人類學研究方向，臺 灣早期的體質人類學主要研究目的為解決人種學的問題。 臺灣的體質人類學研究，在1895年日本據臺之前，即 有荷蘭軍醫對臺灣住民進行體重與身高測量；而真正進入 研究階段肇始於日據時期，鳥居龍藏前後共四次來臺的調 查，開啟臺灣的高山族的體質研究，並對北部平埔族進行 測量資料收集與泰雅族的頭部測量（鳥居 1898: 113）。 早期的體質人類學調查主要以人種學為主軸進行研究。此 後有許多日本學者至臺灣進行體質人類學的調查研究，諸 如：小金井良精等人。1936年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成立， 以金關丈夫為首的解剖學研究室展開臺灣史上輝煌的體質 人類學研究，其研究集結成多達十一冊的「國立臺灣大學
台大人類學系碩士班│葉惠媛1 研究中，包括骨骼、生體、軟部、手足膚紋、血型等各 方面的調查。該研究團隊成員有忽那將愛、宮內悅藏、 和田格、長谷川正、余錦泉、蔡滋浬及蔡錫圭等人，以 觀察及測量兩種方式進行人體測量（anthropometry）。 人體測量又可分成活體測量（somatometry）及骨骼測量 （osteometry）兩部份。在金關丈夫回日本之後，由國人 繼續進行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在「活體測量」的研究方 面，則有臺大（蔡錫圭與余錦泉）及高醫（蔡滋浬）研究 團隊進行先住民的活體測量。在「骨骼測量」的研究方 面，除了對現有的骨骼標本繼續進行測量與研究外，1960 年臺大解剖學科更於花蓮縣馬遠村發掘布農族人骨，計有 男性40具，女性24具（蔡錫圭與盧國賢 2003: 85）。 現存於臺大解剖學科體質人類學研究室２的人骨標本大 多是金關教授遺留下來的寶貴資產，除了花蓮縣馬遠村50 具臺灣布農族骨骼標本之外（蔡錫圭 2009: 2），體質人 類學研究室所收藏之標本，筆者整理如下表： 年代
骨骼標本收集來源
1918年
臺北醫專成立之際，任有解剖學專任教授 之後開始收集，最初由山區服務醫師、警 察收集後寄給解剖學教室，唯數量不多 ３ 。
1931年
臺北醫專眼科教授宮原敦等人發掘屬於史 前時代的墾丁寮遺址，並於1936年交由臺 大解剖學科體質人類學研究室保存。
1936年
1936年臺北帝國大學成立，金關丈夫到任 後才開始有計畫並擴大發掘與收集範圍。
1944年
圓山遺址臺灣史前時代動物骨。
表一：整理自蔡錫圭(2009) 解剖學研究室論文集」。其所展開的一系列體質人類學 １
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班三年級學生。 關於體質人類學研究室之歷史淵源，筆者另說明於本文第10-11頁。 ３ 標本包括：烏山頭的台灣古人骨、居住於台灣島內各種族及鄰近島嶼（琉球、海南島、菲律賓）人骨、印加人、愛奴人、俄羅斯人。 ２
˙˙˙˙˙˙˙˙˙˙˙˙˙˙˙˙˙˙˙˙˙˙˙˙˙˙˙˙˙˙˙˙˙˙˙˙˙˙˙˙˙˙˙˙˙˙˙˙˙˙˙ 第四十一期人類與文化 98 ˙˙˙˙˙˙˙˙˙˙˙˙˙˙˙˙˙˙˙˙˙˙˙˙˙˙˙˙˙˙˙˙˙˙˙˙˙˙˙˙˙˙˙˙˙˙˙˙˙˙˙
而金關丈夫時代有系統且計畫性地收集人骨標本並進行生體測量研究， 其資料豐富多元，筆者整理如下表： 區域
族群 漢族（福老及客家系臺灣人）
人骨標本採集對 臺灣各族群 象
平埔族（烏牛欄及西螺） 高山族（泰雅、排灣、布農及雅美族） 史前時代人骨（墾丁遺址及烏山頭遺 址） 當 地 採 福老系海南島漢族及琉球人４ 集
測 量 資 中國史前時代人骨、安陽殷 臺灣以外諸種 料 墟人骨、龍山城子崖人骨、 族 南京地方現代人骨及華南漢 族人骨５ 漢族（福老及客家系臺灣人）
臺灣各族群 生體測量研究對 象
平埔族（羅東之凱達格蘭族、新港之道 卡斯族、臺中大社與烏牛欄之巴則海 族，以及臺南頭社及左鎮之西拉雅族） 高山族（泰雅族、鄒族、布農族、排灣 族、魯凱族、卑南族、阿美族及雅美 族）
臺 灣 以 外 諸 種 大陸及南海諸族（漢族、黎族等） 族 其他地方諸族（琉球與那國島民等） 表二：整理自金關丈夫 1978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標本收集方式除了由軍隊征伐或是由早期的人類學 家，如伊能嘉矩及鳥居龍藏透過田野調查於各社所採集的病死人骨標本；於金 關丈夫時，更大膽的挖掘墳墓以獲得標本資料（金關 1978）。 1960年於花蓮縣馬遠村所發掘的布農族人骨則是余錦泉於1957年透過該村 遷移墓地，並經由村民同意始進行發掘，而後將該批布農族骨骼標本運至臺大 解剖學科保存（蔡錫圭 2009, p.2）。早期日治時期代取得標本的方式較具侵 略性，然而近代族群意識聲浪高漲，已不能用像過去那樣的方式取得樣本。在 國外也有不少土著民族向其殖民母國要回祖先遺骸骼並取回再葬的例子。筆者 認為在骨骼標本之親屬脈絡不可考的情況下，取回再葬的意義值得思考，但民 族及本土主義之觀點卻也不容忽視。 ４
此外，筆者同時認為這些經由採 集的標本若要深入進行民族學、人種 學的探討，應更加謹慎思考其採集來 源與脈絡，方能得當探討族群、種 系之關係。即使直接從墳地挖得之 骨骼，直接給予的族屬定義仍值得商 榷，故在材料使用上必須謹慎了解其 樣本採集之來源與取得方式。在考古 學的研究中，從墓葬取出之人骨的族 群定義不僅可透過物質文化的遺留， 更可透 過墓葬研究的屬性，諸如： 葬式、頭向以及面向等等…，作為定 義族群的輔助參考。然而過去人骨的 採集，因為這些資料闕如，再加上臺 灣原住民過去有獵首、出草的風俗， 直接在當地村落甚至墳場所取得的標 本不見得皆為該區族群所有。爰此， 這些骨骼標本若用來作為考古學人骨 研究的比較分析參考對象，因其缺乏 脈絡，若直接賦予族群族屬定義有其 風險。故在引用其作為輔助研究之 前，必須清楚其取得來源與方式。 相較於解剖學科對於體質人類學 的研究，臺大人類學系在體質人類學 上的研究則顯得較為單薄。臺大人類 學系早期的體質人類學研究主要偏向 舊石器時代人群的討論，如宋文薰教 授與日本學者以臺南縣左鎮鄉岡子林 之四片顱骨碎片進行部位上的鑑定， 討論厚度並與現代日本男女顱頂骨進 行比較，鑑定四片岡子林頭骨皆出自 同一個體，運用骨縫判別年齡，肌肉 與顱骨大小推測其性別，最後討論其 種系問題６（H. Baba, H. Ozaki & W. Sung 1984: 58）。相似的研究還有 連照美教授對於臺南縣左鎮鄉菜寮溪 人類化石的討論，其主要分析更新世 人類頭骨化石與人類齒牙化石；人類 頭骨化石如前述岡子林顱骨的研究即 為其中之一，另外，還有稱為臭屈河 床段出現的三件頭骨化石，經日本學 者鹿間時夫鑑定同樣為現代智人，不 過與岡子林顱骨不同的是，他們應該 不屬於同一個體所有，並運用氟與錳
主要為沖繩本島。 此等人骨皆到中國大陸南京博物院及Raiden市民族博物館實際測量而得之可供研究數據。 ６ 根據宋文薰與日本學者的研究，其指出左鎮鄉岡子林顱骨為同一強壯男性個體所有，年齡推大約25-35歲之間，為現代智人。 ５
˙˙˙˙˙˙˙˙˙˙˙˙˙˙˙˙˙˙˙˙˙˙˙˙˙˙˙˙˙˙˙˙˙˙˙˙˙˙˙˙˙˙˙˙˙˙˙˙˙˙ 99 臺灣體質人類學研究的發展與回顧 ˙˙˙˙˙˙˙˙˙˙˙˙˙˙˙˙˙˙˙˙˙˙˙˙˙˙˙˙˙˙˙˙˙˙˙˙˙˙˙˙˙˙˙˙˙˙˙˙˙˙
之含量推算其絕對年代為距今二萬至三萬年之間 ７（連照 美 1981: 58）。而人類齒牙化石共有兩件（標本1及標本 2），經過測量之後所得的數據與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的安陽殷墟人骨齒牙、現代中國人與現代日本人齒牙進行 比較，連照美認為左鎮化石人齒標本1與標本2皆為現代智 人，尤其標本2可能為女性個體所有（連照美 1981: 6162）。 除了上述關於舊石器時代人骨的體質研究之外，位於 台灣南部墾丁遺址與東部卑南遺址亦出土豐富人骨，然 而這些材料尚未進行正式的體質人類學研究，目前僅對墓 葬資料進行整理分析。而臺大人類學系研究生對於體質的 分析主要有王道還與張菁芳的兩篇碩士論文。王道還所作 的「川南懸棺頭骨之研究」與亞洲各族群比較，得出之結 論為懸棺標本與南亞群較相關，然而因其標本數量太少無 法得到什麼肯定的結論（王道還 1980）。總之，該論文 主要探討的問題是種系上的問題。而張菁芳的研究則選了 十三行遺址中的32具成年男女之人骨（男性17具，女性15 具），以測量及觀察的方法針對其形態學及病理學特徵作 初步分析，並配合統計學的方法作族群關係之研究（張菁 芳 1993）。張菁芳的碩士論文突破以往台灣體質人類學 界的研究，將考古學文化納入體質人類學研究一併討論。 該論文除了對於體質人類學家所關心的種系問題進行討論 之外，其對於十三行人骨的病理現象更作了深入的分析， 甚至進一步說明十三行遺址居民之性別分工的可能性，該 論文可說為台灣體質人類學研究樹立了承先啟後的良好典 範。 除了臺大解剖學科與臺大人類學系對於體質人類學所 進行的調查研究之外，1949年遷臺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帶來了一批極為珍貴的材料—安陽殷墟頭骨。除了 李濟與楊希枚對其作過相關研究，尚有許澤民對於顱頂 間骨的研究（1966）、林純玉對於腦容量的討論（1973） 以及臧振華對其箕形門齒的分析（1974）等…。根據臧 振華所觀察的872枚門齒（包括上門齒469枚，下門齒403 枚），其顯示箕形門齒出現的頻率相當高，說明殷墟頭骨 所含的人種成分基本上屬蒙古人種 （Mongoloid）（臧振 華 1974: 79）。截至這個階段為止種系問題仍是體質人 類學研究所關心的重點，無論是臺大解剖學研究室抑或是 中研院歷史語言所的殷墟頭骨研究。也就是說早期的體質 人類學研究偏向人種學研究。此外，早期的研究多由醫學
７
相關背景者或解剖學家獨占市場，使得體質人類學的研究 走向多朝向人種學等遺傳議題的研究方向，故缺乏考古學 等相關脈絡的探討。 隨著分子生物學日益興起，到了80年代體質人類學的 型態學研究取向卻漸漸乏人問津，80年代之後僅張菁芳的 碩士論文（1993）進行體質人類學的研究。無論是解剖學 科還是中研院對於人骨標本的研究都漸趨式微，取而代 之的是分子生物學的研究方式。此時的形態學研究卻被認 為是落伍的、過時的研究。但事實上形態學的研究是體質 人類學，甚至是解剖學科的研究基礎，現代的體質人類學 研究亦可稱為生物人類學研究，雖分子生物學是現代生命 科學領域的研究重點，但對於形態學的了解仍是基本的知 識。 隨著這波在解剖學科中的新潮流，傳統體質人類學的 研究才漸漸由解剖學家、醫生獨霸的研究轉移至人類學 家手中。此外，值得慶幸的是，體質人類學的形態學研究 於近代發展成法醫人類學科（又稱刑事人類學 forensic anthropology），也就是以往體質人類學的研究概念被應 用至犯罪學的領域中，成為鑑識科學中一項重要的發展。 然而，台灣於這方面的研究與專家皆闕如，僅王道還於紀 念殷墟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發表了相關的研究，其借用了 法醫人類學的技術探討了殷墟祭祀坑裡的人頭如何遭受砍 切以及砍切方式的過程。王道還認為這是「有計劃的集體 暴力」，因為殷墟祭祀坑的頭骨絕大多數都有創傷，超過 一半都有複創傷。此外，這些人應是先被打死或打暈，然 後再被砍頭。殷墟的祭祀和殺人應是分開的，是在不同的 場所，將屍體和頭骨收集後才進行祭祀（王道還 2008: 269-275）。相似的研究同樣也是針對殷墟人骨進行法醫 人類學鑑定的中國學者韓康信與台灣學者何傳坤，兩位 聯合對殷墟人骨進行砍痕鑑定（宋文薰、李亦園、張光 直 2002: 199-200）。韓康信與何傳坤鑑定殷墟祭祀坑的 頭骨為砍刀所致，然該工具與史料記載有所出入，殷代並 無砍刀且史實記載先秦時以斧鉞實行斬刑（王道還 2008: 270）。從這樣的研究看來，無論是法醫人類學，抑或是 傳統的體質人類學研究，除了本身技術上所提供的重要線 索外，參考與人類學科相關的脈絡資料是不可少的，如此 才能為人類學的學問提供健全的視野。同樣仍不可否認法 醫人類學同時也為傳統體質人類學開啟了一道光明的前程 與發展方向。
骨質中的氟、錳元素會因骨質或泥土的條件而有變化，故可作為相對年代的測定，但此前提假設為台灣與日本的條件相仿的情況下所進行的 推斷，故有學者認為借用日本的環境所含之氟量討論台灣左鎮人的年代之可信度尚待商榷。
˙˙˙˙˙˙˙˙˙˙˙˙˙˙˙˙˙˙˙˙˙˙˙˙˙˙˙˙˙˙˙˙˙˙˙˙˙˙˙˙˙˙˙˙˙˙˙˙˙˙˙ 第四十一期人類與文化 100 ˙˙˙˙˙˙˙˙˙˙˙˙˙˙˙˙˙˙˙˙˙˙˙˙˙˙˙˙˙˙˙˙˙˙˙˙˙˙˙˙˙˙˙˙˙˙˙˙˙˙˙
除了法醫人類學顯示了近代科際整合的趨勢之外，台 灣近年來的體質人類學研究多透過分子生物學進行遺傳學 的探討（又稱遺傳人類學），種系問題仍是核心議題，諸 如醫學研究者林媽利、陳順勝以及陳叔倬對於台灣族群 遺傳學的分析等，又如花蓮慈濟大學人類發展研究所對於 遺傳人類學的研究，皆顯示近代分子遺傳學（ Molecular Genetics）應用於人類學的科際整合的研究取向。然而， 科際整合卻也出現了隱憂，因為不同的學科其訓練的方式 不同，易造成人類學研究本身的扭曲。例如：醫師背景出 身的林媽利與陳順勝醫師皆在遺傳統計學的方法使用上出 現錯誤（陳叔倬與段洪坤 2008: 146）。此外，文化人類 學家與遺傳人類學對於族群的定義也不同，容易造成研究 上有時無法對話。這些皆是近代科際整合之後值得深思的 問題。 目前從事台灣遺傳人類學研究者主要有林秀嫚以及陳 叔倬兩位學者。林秀嫚針對台南科學園區考古遺址出土人 骨進行研究，運用粒線體DNA分子遺傳學與齒牙的形態學 方式進行遺傳人類學的討論（林秀嫚 2005: 1-7）。根據 林秀嫚於2009年的發表，台南科學園區三抱竹遺址的粒線 體DNA分析結果顯示，其族群關係與東亞日本人較為接近 ８ 。另外，同樣進行遺傳人類學的研究者還有陳叔倬，其 著手蒐集一百份唾液樣本，其欲了解西拉雅人之遺傳與漢 人、高山原住民之間的關聯，並建立西拉雅母群體樣本。 其研究目的有二：一是希望比對出西拉雅族與其他族群的 關係，其二則是推論台灣南北漢人的差異性。陳叔倬除了 運用分子生物學的技術探討人類學研究之外，同時也著手 基礎的體質人類學形態學分析，其對臺南四草大眾廟的人 骨遺留進行骨學測量與遺傳分析，該研究的結果顯示四草 大眾廟所收藏之人骨並非歐洲人之遺留，研究結果獲致大 部分四草人骨皆屬於南島/東亞人群的結果，僅有極少數 的顱骨可能屬於歐洲人（何傳坤、劉克竑及陳叔倬 2005: 6）。釐清了當地民眾對於四草大眾廟保存之人骨為「歐 洲人」的想像。 綜述近代體質人類學所發展出的人類學研究之多樣 性，形態學式的傳統體質人類學仍是生物人類學、遺傳人 類學以及法醫人類學的研究基礎。由此可知，即使當今分 子生物學技術日益發達，但基本的形態學研究對於人類學 本身而言不僅是最基本的，同時在無法掌握室外發掘並防 止DNA採樣受污染的情況下，傳統的形態學分析仍是最可
８
靠的研究方式。此外，遺傳人類學也承繼了過去體質人類 學對於種系的追尋執著。但於考古學的研究中，最缺乏的 就是對於考古學文化及相關脈絡諸如社會文化討論的忽 略，台灣的考古遺址能進行遺傳學研究者，其考古學資料 幾乎相對地非常豐富，若無法涉及考古學文化與社會文化 的討論實在甚為可惜。除了遺傳人類學在臺灣成為嶄新的 體質人類學研究趨勢之外，生物考古的研究亦取代了以往 純體質研究而不談論考古學的研究方式。比較過去體質人 類學對於拔齒風俗的研究，拔齒幾乎是可以從齒列上明顯 看出的特徵，過去台大解剖學科體質人類學研究室也進行 了不少研究。但因這些骨骼標本缺乏考古學出土脈絡，無 法討論作社會文化的討論，更不可能運用考古學出土資 料，諸如陪葬品等進行與拔齒相關的分析。基於這樣的遺 憾，近年來的體質人類學已漸漸轉型成為生物考古學（亦 可稱作人骨考古學）。 目前以體質人類學結合考古學研究的學者有邱鴻霖， 其主要針對史前石橋遺址 居民的拔齒習俗等社會行為進 行討論。根據其研究發現，蔦松文化所屬石橋遺址的施行 拔齒性別上，幾乎是完全以女性佔壓倒性多數（邱鴻霖 2008: 11）。且大部分具有前耳狀溝特徵的女性個體，在 拔齒行為上的比例較高，說明這些在青少年期，或成年早 期即施行拔齒的女性個體，在後續的生命歷程中多有妊娠 生產經驗。而這些同時具有拔齒特徵與妊娠經驗的女性， 在社會地位上的表現，也可藉由對陪葬品的比較來說明 （邱鴻霖 2008: 17）。透過拔齒行為表現在不同性別的 埋葬行為差異上的研究，體現在蔦松文化社會的具體意 義，同時顯示了蔦松文化的社會對於性別及年齡有一定程 度的區別。生物考古學結合了體質人類學的研究技巧與考 古學出土資料的運用，提供健全的視野給予古代人類社會 一個全貌觀的觀察與理解。同時彌補了體質人類學研究多 數缺乏考古學脈絡的缺憾，無論對體質人類學學科抑或是 考古學發展來說都是一大福音。 此外，臺大解剖學科體質人類學研究室在現代看似沒 落；然而，拜科際整合之賜，近幾年來開始與日本學者密 切合作研究。體質人類學研究室成立迄今已有十年歷史， 今年2010年為其成立十週年紀念。體質人類學研究室成立 之過程筆者整理如下表三：
筆者於文章撰寫完畢之前，尚未獲得其博士論文等相關書面資料。 石橋遺址位於台南縣新市鄉大營村，海拔約10～11.5公尺。其文化包括距今2800～2000年前的大湖文化，以及距今1400～1000年前的蔦松文 化。 ９
˙˙˙˙˙˙˙˙˙˙˙˙˙˙˙˙˙˙˙˙˙˙˙˙˙˙˙˙˙˙˙˙˙˙˙˙˙˙˙˙˙˙˙˙˙˙˙˙˙˙ 臺灣體質人類學研究的發展與回顧 101 ˙˙˙˙˙˙˙˙˙˙˙˙˙˙˙˙˙˙˙˙˙˙˙˙˙˙˙˙˙˙˙˙˙˙˙˙˙˙˙˙˙˙˙˙˙˙˙˙˙˙
年代
成立過程
1922
臺灣總督府專門學校解剖學教室標本保管室
1936
台北帝國大學解剖學教室金關丈夫教授研究室
1949
第一次搬遷至第二棟解剖學教室 余錦泉教授持續研究收集原住民標本
1961
第二次搬遷至美援興建圖書館
1983
第三次搬遷至聯教館及機電中心地下室
1987
第四次搬遷至基礎醫學大樓地下室
1997
蔡錫圭教授與盧國賢教授積極整理保存標本
2000
正式成立體質人類學研究室
灣的體質人類學研究由早期日本學者帶領，而後漸漸由國 人獨立進行研究亦或參與國際型的學術合作；在國內則由 原本的醫生、解剖學家獨占的局面漸漸轉移至人類學家、 考古學家手中。現代的台灣體質人類學，國人不僅可獨立 研究，也展開了跨國合作型研究並融合多種學科與技術進 行人類學的討論。這說明了當今已進入科際整合的時代， 科際整合提供人類學研究更寬廣的視野與豐富性，然而這 樣的趨勢卻也帶來了一些誠如本文前述的困難與窘境，故 在迎接科際整合帶給體質人類學研究便利性與多樣性的同 時，更應克服科際整合所帶來的缺失與窘境。筆者認為回 顧一個學科的學史發展相當重要，了解前人過去所作過的 研究，理解學科的發展史是受當代科技、文化影響之下的
表三：體質人類學研究室成立之歷史過程
如蔡錫圭教授於2009年的文章所言：「雖然金關丈夫 在體質人類學上的研究已發表豐碩成果，但我們仍想利用 新的方法重新深入探討各種族間遠近關係及他們的遷移與 近鄰島嶼居民的關係。在2003年開始以土肥教授 10為主， 與數位日本專家討論組成共同研究計劃之可行性，經過多 次的討論，終獲得他們的贊同而加入共同的研究計畫。」 （蔡錫圭 2009: 4）。這些參與的日本人類學專家學者 有：日本琉球大學的土肥直美、京都大學的片山一道、九 州大學中僑孝博、日本國立科 學博物館篠田謙一、東京 大學米田穰，其專長分別為：琉球人骨、太平洋地域集團 人骨、日本人及中國大陸人骨及拔牙風俗、人骨粒線體 DNA以及古人骨的同位素食性分析。筆者於2008年曾親自 接待過這些學者至台南科學園區參觀荷園工作站的人骨保 存室，筆者亦認為這些國際研究計畫，身處人類學界的任 何一份子不可不知。跨國的國際型研究計畫對於台灣人類 學界的人才培育有莫大幫助。臺大醫學院體質人類學研究 室迄今仍不斷針對其所收集的標本進行研究，從2009年下 半起更聘請日本學者岡崎健治來台進行標本的整理與相關 研究。 除了體質人類學研究室參與並邀請國際學者 加入台灣的人類學研究之外，近年亦有美國學者 Michael Pietrusewsky參與台灣考古遺址的體質研究， Michael於2003年針對十三行遺址進行了病理學的研究 （Pietrusewsky & Tsang 2003），並且於2008年參加台 南科學園區的考古工作坊，教導台灣學生學習人骨學，此 外，Michael於2008暑假協助臺南科學園區出土人骨的顱 骨重建，其研究尚待日後持續進行。至此，筆者發現台 10
2008年暑假台大清大研究生與夏威夷大學體質人類學家 Michael Pietrusewsky(後排左一)於台南南科荷園工作站合照
歡送夏威夷大學體質人類學家Michael Pietrusewsky(第二排 中)及其學生Adam Lauer(後排左一)離台
琉球大學土肥教授是金關丈夫的徒孫，也是參加解剖金關丈夫（1983年過世）的一員，並且將其骨骼與金關丈夫在臺過世的父親金關喜三郎 的遺骨，進行父子兩代的「骨形態的遺傳性及環境效果分解研究」，並已發表兩篇相關研究報告。（蔡錫圭 2009: 5）。
˙˙˙˙˙˙˙˙˙˙˙˙˙˙˙˙˙˙˙˙˙˙˙˙˙˙˙˙˙˙˙˙˙˙˙˙˙˙˙˙˙˙˙˙˙˙˙˙˙˙˙ 第四十一期人類與文化 102 ˙˙˙˙˙˙˙˙˙˙˙˙˙˙˙˙˙˙˙˙˙˙˙˙˙˙˙˙˙˙˙˙˙˙˙˙˙˙˙˙˙˙˙˙˙˙˙˙˙˙˙
產物，認清每一個時代之下觀念帶給學科本身發展的影響 與衝擊，後輩若能進行檢討並予以改進，便能清楚掌握學 科的發展動向。筆者撰此文莫過於提醒後人臺灣體質人類 學辛苦的發展過程，並期望體質人類學的發展能在臺灣源 遠流長。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王道還 1980 《川南懸棺頭骨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 系碩士論文。 2008 〈殷墟祭祀坑裡的人頭是怎麼砍下來的？〉中央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紀念殷墟發掘八十週年 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 2008/10/13-14。 宋文薰、李亦園及張光直主編 2002 〈商代殷墟人類遺骸的鑑定與研。〉，《石璋如 院士祝壽論文集—考 古‧歷史‧文化》。台北 ：南天書局。 李法軍 2007 《生物人類學》。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林秀嫚 2005 〈臺南科學園區考古遺址出土人古之初步分析〉 《九十四年臺灣考古工作會報報告集》15: 1-12 ，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林純玉 1973 〈河南安陽殷墟頭骨的腦容量研究〉。《台灣大 學考古人類學刊》33/34：39-58。 何傳坤、劉克竑及陳叔倬 2005 〈台南市四草大眾廟收藏人骨顱骨形態測量分析 〉。《九十四年台灣考古工作會報報告集》16 ：1-10，台東，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邱鴻霖 2007 〈臺灣史前時代拔齒習俗的社會意義研究〉。 「環臺灣地區考古學國際研討會暨2007年度臺灣 考古工作會報」宣讀論文，國立臺灣大學校總區 文學院演講廳，5月10、11日。 金關丈夫 1978 《形質人類誌》。東京都：法政大學出版局。 陳有貝與邱鴻霖
2005 《南科國小北側坐駕排水滯洪池工程文化遺址搶 救計畫報告書》，臺南縣政府委託國立臺灣大學 人類學系。 陳叔倬與段洪坤 2008 〈平埔族血源與台灣國族血統論〉。《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72：137-173。 許澤民 1966〈殷墟西北崗組頭骨與現代台灣海南系頭骨的顱頂 間的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6：703722。 連照美 1981 〈臺南縣菜寮溪的人類化石〉。《國立台灣大學考 古人類學刊》，42:53-74。 鳥居龍藏 1898 〈臺灣基隆平埔番ノ體格〉。《東京人類學會雜誌 》14（153）：112-118。 張菁芳 1993 《十三行遺址出土人骨之形態學與病理學分析及 其比較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文。 蔡錫圭 2009 〈體質人類學研究室源起〉。《景福醫訊》26 （2）：2-5。 蔡錫圭與盧國賢 2003 〈臺灣體質人類學研究的回顧與成果〉。《臺灣 醫學》7（1）：85-89。 臧振華 1974 〈殷代頭骨箕形門齒的研究〉。《國立台灣大學 考古人類學刊》35/36：69-82。
英文書目 H. Baba, H. Ozaki & W. Sung 1984 Fragment of Human skull in Gang Zi Lin （岡 子林）. Journal of Taiwan Museum 37（1）： 57-66. Pietrusewsky, Michael and Cheng-hwa Tsang 2003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human skeletal remains from Shi San Hang: a prehistoric aboriginal site on Taiwan. Anthropology Science 111（2）: 203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