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0 by 台大意識報

如果河流會說話──台北水源地歷史的三片拼圖水源專題 p.3 - p.9 除了吃，導師還能做什麼？導生制度專題 p,10-14 2008 年 1 月創刊 2014 年 6 月第 70 期創辦人｜孫有蓉社長｜林月先總編輯｜潘雅琪執行編輯｜李佳穎楊鳳琳吳璠導生制度｜康晢暐曾子家蕭米棋梁蕓茗水源專題｜吳璠張欣嘉鄭崴校對｜許筑淋羅盤針策畫編輯｜陳亭瑄封面設計｜劉書妤美術編輯｜盧于聖陳英傑圖樣設計｜施東宜訂戶業務｜黃榆珊會計｜羅盤針印刷｜千業印刷訂戶專線｜黃榆珊 0988022415 訂閱資訊｜半年五期／ 250 元意識報由一群學生獨立籌款印製，只有約三分之一的經費由學校提供，您的贊助會是我們很大的力量，訂閱這份刊物或大小額捐款，可以讓它多一點力量繼續走下去！第一步：將您的地址寄至 cpapercontribution@gmail.com 第二步：匯款確認匯款到戶後，我們會以郵件方式送達，謝謝您！帳戶｜國立臺灣大學意識報社林月先帳號｜ 700 0001236 058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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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自主──訪 Free the girls 校園意語 p.15-16 用創意突破困境意識報社史 2011-2012 p.17-18

069 刊勘誤啟事〈台大與周圍社區專題〉 p.1〈社區「噪」反從新體噪音談校園開放〉文中將台大體育室場地設備組組長誤植為「李連禧」，應為「林聯喜」。〈校園吸菸區專題〉 p.16 與 p.17 兩篇非吸菸者的訪談內容應互調。造成誤解與困擾，本報在此致歉並更正。

水源專題各位聽眾大家好，今晚臺大意識電台「深夜寫稿不寂寞」節目，將為大家帶來的最後一首歌，是美國芝加哥首席流行藍調樂團 The Chi-Lites 的〈Ａ Letter to Myself〉（1973）。從小在公館水源嘉禾新村長大的眷村第二代鄔紹輝說，這是他少年時期，家庭舞會永遠的第一首歌。他妹妹愛跳舞，總是辦舞會，而他一向負責擔任舞會 DJ、在舞廳一角放黑膠唱片。轉眼四十年過去了，嘉禾新村最快今年夏天就要拆除，居民們將搬離新店溪旁、永春街巷弄內的僻靜小眷村，由政府安置到中華路二段的公寓大廈。事實上這幾年來，公館水源週邊的生活樣貌，也早已和鄔紹輝童年時期大為不同了。各位聽眾，你想像過四十年前、一百年前、甚至兩千年前的公館水源長什麼樣子嗎？你曾經探索過今日的新店溪沿岸嗎？去年（2013），臺大人類學系陳伯楨老師在臉書 po 文：「臺大人類學系史上距離系館最近的發掘開工了！從遺址走到系館只要 30 秒！」學生臉友們紛紛驚呼「真的假的！」我們也不例外。考古試掘坑發掘後，伯楨師向我們「導讀」地層訴說的歷史，我們這才發現，原來，公館水源值得我們驚呼的秘密故事這麼多。期盼我們經歷多次走訪、爬文獻、無數不眠寫稿的夜晚，而終於完成的「水源初探」，也能夠引發你的驚呼「真的假的！」然後鼓動起你探索的欲望，親身走訪那些的故事場景。（文／水源專題執行編輯吳璠）

編輯室札記導生制度專題農經系的 H 是我的第一個受訪者，他聽過同學們抱怨「這學期只吃一次導生宴」、「我只吃了一次西堤」、「魯山人太難吃」，而他最想說的是：「這三年來我都沒有吃過導生宴。」訪談結束後他問我的行程，我剛好要去參加導生宴。導生宴不是重點，H 說他和同學們好奇的是導生費的去向。H 跟我說，他在 NTU 版發文被噓，和導師、系主任反應過後都沒有太積極的回應；之所以願意接受訪問，是認為意識報作為一個校園媒體，讓事情被報導出來是一個新管道。我想起意識報的創社學姐孫有蓉曾經提到，意識報作為一個學生刊物，是要提供一個交流、對話的平台。當初之所以會想探討導生制度，是因為看見、聽聞同學們的經驗，而我所學習的社會學告訴我，個人的煩惱與困擾經常關聯到集體的制度形成，我想，同學們所遇到的問題不應該只是在 NTU 版或自己的臉書（最新的管道還有「黑特台大」）發洩，應該使其成為一個公共的、可討論的議題。這是意識報的初衷，也是我寫作這個專題報導的原因。我期待，我們的報導可以讓不同的聲音被聽見。縱使導生制度僅是校園當中枝微末節、茶餘飯後的話題，但是去呈現問題的所在，是校園民主化的開始，也是公共領域的開端。（文／導生制度專題執行編輯李佳穎）

如果河流會說話── 臺北水源地歷史的三枚拼圖 ◎ 鄭崴張欣嘉吳璠引言去年（2013），臺大人類學系博士生在系館旁的草坪上散步時，意外撿到陶片，經人類學系判斷為鐵器時代的十三行文化所遺留，距今一千多年歷史。10 月正式試掘後，人類學系發現該地不只有史前時代十三行文化遺址的陶片層、清治時期的漢人水田遺跡，於部分區域的陶片層上方，還留有日治時期堆疊成金字塔型的地基。該地基所屬之建物在國防醫學院進駐後，則作為護理大樓使用。

每一個試掘坑的地層，都猶如公館水源千年記憶的濃縮。這些發現點燃了我們對這一帶過往歷史的好奇心，開始著手進行相關文獻的蒐集與訪談，希望能拼湊出不同時代水源人的生活樣貌。現在，就請各位跟著我們一起走出總區校門，往新店溪河岸的方向走，開啟這趟水源身世之旅吧！

▼本專題聚焦的地理範圍，位在今日臺灣大學與新店溪畔之間（來源／ Google Map）

▼ 1928 年的臺灣高等農林學校校園 ( 臺灣大學現址 ) ( 來源：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

▼ 1928 年從蟾蜍山眺望臺北高等農林學校（今臺灣大學）（來源／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臺大人類學系助理教授陳伯楨（左一）說，以前的考古學家通常會將近現代的建築當做現代擾亂，所以傾向直接忽略，但現在這種觀點慢慢在改變，考古學界開始會去注意近代歷史的演變過程。（攝影／吳璠）

拼圖一

太陽旗下的現代化都市工程── 自來水系統與公園

▲今日位在公館思源街 1 號的臺北自來水園區，前身是臺北水源唧筒室。從這張攝於 1918 年的照片可以看出，當時的公館地貌以農田為主，因此位在照片左上角的歐風建築「臺北水源唧筒室」（今日的自來水博物館），就顯得特別醒目。（來源／臺灣舊照片網路資料庫）

在前述十三行文化時期與日治時期之間，能掌握的史料相當少。少數確定的線索是，漢人最早進入公館地區開墾的時間，可以從寶藏巖觀音亭興建的時間看出端倪。歷經社運團體奔走，在 2004 年被臺北市政府認定為「歷史建築」，而得以保存建築風貌的寶藏巖聚落，社區內的佛寺「觀音亭」興建於 1681 年，可見此地最遲在十七世紀已有漢人拓墾的蹤跡。其後，於 1740 年，郭錫瑠從新店溪引水，開鑿水圳，建立了日後稱為「瑠公圳」的重要灌溉水道系統。 1895 年清廷將台灣割讓與日本後，「順利開進臺北城的日本統治者，最大的困擾並不是游擊隊的抵抗，而是不明不白死於台灣的威脅，熱病就是這種威脅的典型」，蘇碩斌在《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中描述道，日本殖民政府在明治維新時代，已經逐漸透過西方現代醫學，掌握疾病科學知識，而在接手有「瘴癘之鄉」之稱的台灣後，陌生島嶼上流行病的威脅，就像一個未知的死亡黑洞。這促使日本政府對臺北的早期都市建設，都聚焦在公共衛生上。其中自來水道工程就是最具體、也最重要的硬體規劃之一。統治初期，殖民政府特別聘請英國工程師爸爾登（William K. Burton）籌劃台灣地區水道設計。日人接受了爸爾登的建議，利用台北盆地東南地勢較高，並往西南地區遞減的形式，透過重力輸送水源，並選定今天公館觀音山腳下新店溪畔為水源地，建立現代化的水道系統。事實上一直到 30 多年前，臺北市自來水廠還是在公館附近的新店溪畔取水，後來才因水質日益惡化，於 1977 年將取水口上移至青潭堰。

而在日本殖民政府統治台灣的 30 年間，正式公告的臺北都市計劃總共有六次。期間，以公園做為現代化象徵的概念，也被引進台灣。近代的都市公園被視為「公共的庭園」，特別是在歐美工業革命之後，伴隨著工業化與資本主義，公園作為改善「都市勞工居住環境狀況的衛生保健與休憩玩樂的社區設施」，被認為能夠解決工業化所帶來的環境問題，滿足大眾自然的渴望，並增加城市的永續性。而對日本政府來說，興建公園的目的，精確來說，一方面是為了改善都市的環境衛生，二方面是將行政中心集中到同一區域內，並藉由建設宏偉歐化的官廳、開闊筆直的街道、林蔭大道和公園等空間語言，以消除清代設施與教化，消弭台人對清朝的情感、強化殖民統治力，是殖民／現代化治理技術的一部份。 1932 年公布的「台北市區計畫」，為殖民政府在臺北推行的第六次、也是最後一次的都市計劃。殖民政府預估 1955 年人口將達 60 萬人，並預計建造共十六座的公園，且以「公園道」連結各個公園，藉由串聯區域性公園，企圖營造全新的都市軸線，有防災、救災、避難、都市綠地系統以及政令宣導等功用。其中，今日的臺大水源校區，就是該計劃中「第八號公園」的一部份。第八號公園又稱為「川端公園」，規劃有釣魚、划船、賽馬等娛樂設施。戰後國民政府無意延續，第八號公園乃轉作為臺灣省訓團用地。＊

拼圖二

國防醫學院的怒目少年今日的臺大水源校區，日治時期為日本陸軍砲兵聯營舍。戰後，隨著國共內戰情勢告急，國防醫學院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起初進駐碧潭清風園，幾個月後就搬到公館水源地復校。直到 1999 年，國防醫學院再度遷校至內湖，水源校區方才演變為臺大水源校區。因此在 1949 年至 1999 年之間，台大與國防醫學院是毗鄰的校園，但是各自的校風差異頗大，國防醫學院的校風是相對封閉的：軍校中不允許社團，學生想要聽話劇或是歌唱，都必須到台大來；他們所允許的社團組織只有同鄉會，如山東同鄉會。而那時大部分的國防醫學院師生都是外省籍，絕大多數有流亡的經驗，第一屆只有一個本省學生。當時水源地河岸一帶大部分都是射擊場和刑場，像是靠近青年公園的馬場町、水源地行刑場。1950 年代之後，在水源地刑場槍決的人數漸多，諷刺的是，槍口指向的方向恰恰好與當時國防醫學院學生宿舍遙遙相對，因此當時的學生是可以清楚看到被槍決的政治犯。此外，由於當時國防醫學系的大體解剖課缺乏大體老師，因此當時槍決之後，無人認領的屍體便運送到國防醫學院來當作教材。也就是說，當時國防醫學院的學生，往往是直接在宿舍目睹政治犯在河岸被槍決，隨後可能就在解剖課上以其大體為解剖對象。這樣的情形，後來導致了一件非常戲劇性的事件。

當時就讀藥科的學生霍振江，成立了一個很特別的讀書會，叫做「錶」，號召許多學弟學妹一起讀書，靠著每個人捐贈自己的書來維持。當時他們很喜歡看一些左翼、無政府主義的書籍。後來讀書會太過招搖，被官方盯上，霍振江被捕。之後，霍振江在水源地行刑場被槍決，家鄉在河北的他隻身在臺，無親友能替他收屍，就被送回國防醫學院，成為同班同學的大體解剖教材。此事震驚國防醫學院，甚至有女同學因此到後山上吊自殺。此後國防醫學院才開始拒絕收政治犯的大體。這是 1952 年 8 月 5 日判決的「國防醫學院『自治會』與『讀書會』霍振江等案」。林傳凱所撰之〈澎湖山東流亡師生案〉文中指出：「本案共判決二十六人，其中案首藥科學生霍振江初判十年，後送至總統府改判死刑。判決的理由，是因為霍振江於北京讀書時，曾參加學生運動，加入共黨；來台後雖已與上級斷了連絡，卻仍在校內組織讀書會，因此應處以極刑。」組織成員被抓、甚至處決之後，對當時的國防醫學院造成嚴重衝擊。長期投入研究戰後地下黨運動的臺大社會所博士生林傳凱，就描述那個時代中的國防醫學院，「籠罩在一種灰濛的氣氛之下。」＊

當時國防醫學院的操場有三個大倉庫，其中有許多軍醫器材。國防醫學院學生想要保護這些財產，便成立了地下自治會，希望倘若戰爭發生，可以藉此保護老師、同學以及學校財產；同時，也有不少學生開始喜歡聚集在後山閱讀左派的書籍，思考社會、政治的議題。

▲臺北水道水道町水源地平面圖（1909）（來源／《追尋都市史之足跡──臺北「近代都市」之構成》）

拼圖三

永春不永春？── 違建戶與眷村的拆遷與安置

▲嘉禾社區的居民分享童年時期在社區成長的老照片。（攝影／吳璠）

 許多社區居民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好朋友，看到老照片就追憶起童年時光。（攝影／吳璠）

▼嘉禾社區中還留有日治時期興建的木構老宅，可能即將在今年夏天面臨拆除的命運。（攝影／吳璠）

何來永春？ 40 年代末期，跟隨國民黨來的政治移民大量入籍台灣，政府採用安置政策來處理大量軍人的居住問題，就將水源地區規劃了供給軍眷的「眷村」，但卻也並非所有的軍人皆可獲得政府規劃的土地，部分士兵就在列管眷村附近的廢棄地，如河岸邊或者周遭的畸零地上搭建違章建築作為臨時的住所。而後，大量都市化後產生的城鄉移民也進入了台北地區，所以現今永春街超過一半的居民皆是南部人、本省人。人稱「萬來伯」、從青年至今都住在永春街、長期擔任工地工頭的陳萬來說，大約 60 年代，他還是 18 歲時就自己上台北打拼討生活，當初就是跟叔叔一起住在街上自己搭蓋的房舍裡面。民國 88 年，九二一大地震發生之後，台北市政府打算積極發展防災政策，除此之外更計畫在市區的每一個行政區，各建置一處「防災公園」1，規劃緊急救援道路和大型避難場所，預備重大災難時的安置、指揮、調度據點。其中一個預定地就座落在汀洲路到河濱公園之間，涵蓋了永春街的所在地。非居住於眷村的永春街居民，因此面臨迫遷的危機，無法得到國家的安置和補償，生計與居住權都受到嚴峻的威脅。在里民向當局抗議、強力爭取之後，北市政府（當時為馬英九擔任市長）承諾要提供專案住宅區，供富水里一帶約四百戶居民搬遷居住。孰料，在 2011 年台北市取得 2017 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的主辦權一年之後，政策急轉彎，由郝龍斌帶頭的台北市政府，卻忽視前任首長的承諾，擅自將都更規劃圖裡面的專案住宅區，改成體育場用地，而現在的住宅區則依舊是公園預定地。當時的居民組織自救會，也尋求立委的協助。最後，在 2012 年底，政府妥協，變更了原本的都市計畫案，將另覓場地興建世大運的運動場，並將土地轉回專案住宅地。

在拆與不拆之間從思源街街底轉入永春街，左手邊靠近河濱公園一側主要是違建戶，而對街則是列管的眷村「嘉禾新村」。嘉禾新村的居民鄔紹輝表示，依據現在的公告，他們最快將會在今年夏天，遷往位於中華路上的公寓大廈，鄔紹輝說：「房子很多地方都已經漏（水）了，但是因為政府說要拆遷，所以也捨不得花錢整修。」但是房子究竟什麼時候搬？隔著一條街，另一側違建戶則因為沒有地契，「迫遷」始終是他們眼前的未爆彈。先前政府雖已承諾了安置住宅，但遲遲沒有下文，居民萬里伯因此無奈地表示：「其實我們也不知道能住到什麼時候。」畢竟政府跳票的情形也是屢見不鮮。低矮的住宅群背後可以望見台大水源校區裡面新落成的卓越一期大樓，屆時將面臨街的一側房屋全數拆除並變成工地，剩下違建群和建商的綠色鐵皮對望的景象。永春街裡面斑駁的牆壁和剝落的油漆，彷彿吶喊著這條街崎嶇的生命，難道這一切也終將被湮滅，徒存照片中黑白的歷史嗎？＊

1 台北市防災公園宣傳摺頁：http://www.tfd.gov.tw/detail.php?type=article&id=11016

現在在平溪老家當自耕農的林民豐，年輕時很少待在臺北，喜歡平溪山 ▲ 上的生活，但由於老婆帶著孩子在臺北打工，居住在永春街，所以「家」一部份仍然扎根在此。現在是因為想幫忙帶孫子，所以長住在這。他笑著說，只要天氣一熱還是會馬上車子一開就想回平溪啦。（攝影／吳璠）

（攝影／吳璠）人稱萬來伯的陳萬來，形容違建區這邊是「五湖四海皆兄弟」。 ▼

導生制度是甚麼，能吃嗎？ ◎康晢暐

從小學到高中，導師的工作大同小異；現代雙薪家庭成為趨勢，一天之中，與導師見面的時間可能多於父母，因此，小到個人感情狀況，大至選校選系，大家或多或少一定有與導師談論的經驗，上大學前，導師對學生的影響佔有一定的比重。在大學階段，學習方式產生極大落差，經歷重大升學壓力後，很多人開始專注在「人生的學習」，此時，學生的注意力從繁重的課業上轉移，不同的學習模式亦提供我們許多獨處的時間，思考人生意義、價值，正是學生價值觀、人格形塑的重要時期；這些問題模糊、沒有標準答案，更非幾字幾句、幾天幾夜可以找出解答，有人甚至花了一輩子尋找。「本校為落實導師制度，輔導學生養成健全人格，依據教師法第 17 條訂定本辦法」──《國立臺灣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第一條。台大導師制實施辦法規定：導師的職責在於輔導導生專業學習與選課規劃、生涯發展及生活適應，因此會安排「導師辦公室」時間，並定期與導生聚會，以了解導生、增進師生情誼。平時協助導生處理身心、學業或生活上之危急狀況。

於國外大學，於是，台大教授大多花 70% 以上的時間做研究，迎合了大學評鑑方式與自身升等，剩餘的 30% 才分配給教學或學生，教學都如此困難了，哪有時間與學生朝夕相處呢？問問來自不同學校的朋友，導師與學生間的接觸並不頻繁，其中不乏貌似玩笑的比喻「導師的功用喔……可以吃導生宴吧！」想當然爾，學校對此現象有所體察，於是出現各種方法增進導生間互動，清大使用「導師密碼」──學生選課前，需自行列印修課列表與老師討論，取得「導師密碼」後才能選課。台大也不遑多讓，開設新生專題課程以彌補導生制度的缺漏，課堂老師與學生討論大學生活的意義、如何選擇社團、面對挫折的態度、感情關係等人生問題。台大目前運作方式，各系由一名學生代表與系上教師組成導師工作委員會，系主任為常任委員，加上校長聘任的主委，制定導師工作細則、編列導生活動預算、推薦導師人選，並由校長聘任導師，召開導師工作會議、監督推動導生活動。至於運作情況如何，更是需要關心的課題。＊

導師制度起源於古希臘時期，歷經文藝復興時期發展，演進至今，其目的始終如一──輔導學生養成健全人格，英國牛津、劍橋大學為近代大學導師制度仿效對象，導師參與學生下午的體育競賽、晚餐，教學內容鑲嵌於生活中的點滴。然而，台灣評鑑大學的標準以研究成果多寡決定，而教授升等方法也是看論文的產量，均異

聽，同學們怎麼說導生制度

◎李佳穎

昱豪是今年社工系大二的學生。社工系一個年級會分三個班，每個班約 15 至 20 人，四年是同一個導師。老師的帶班風格是每學期一次導生宴，而且在大一上的時候，老師主動要求與每位同學在導生宴可以單獨談話一次，希望可以更了解學生。導生宴中，會和老師討論出國、生涯規劃、社團活動等話題，沒有太多限制。昱豪提到，系上的王麗容老師的導生聚會是機構參訪，開放給整個年級的同學，並不限自己的導生參加，並由同學決定地點。因此在大一的時候是去參訪陽明養護中心，大二則是到土城看守所，但他因為時間湊不上，就沒有參加。他認為未來若有實習、課業相關問題，他會找該領域的老師。

農經系的 H 今年已經大三，系上依單雙號拆成兩班，他是單號班代，因此在大一的時候就開始負責聯絡導生宴。他的導師是大一必修課的老師，老師直接在課堂上說明不會舉辦導生宴，同學們好奇導生費的流向，因此與老師討論，於是老師送給學生低於 770 元導生費的隨身碟，不過逾期不得領取。H 曾經再與老師討論此事，老師則以曾在班上公開說明為由，沒有進一步的解釋。甚至，H 認為因為自己一直追問導生費與導生宴的事情，當他在課堂上對考試的答案提出疑問時，老師才會不友善地回應：「沒給你零分已經不錯了！」第二年，老師依然沒有舉辦導生宴，而且當 H 再度詢問導生費相關事宜時，老師生氣地表示已經不舉辦導生宴，「你不高興可以換導師」，卻仍舊沒有解釋導生費的流向。大三的時候，同學曾經詢問服務學習抵免的事情，並沒有得到回覆；H 轉向新選出的系主任反應，系主任以「老師可能有更好的用途」、「老師可能把經費用於研究」等理由回答。單號班的同學也已經死心，心裡想著，大學四年來都是沒有導師照顧的學生。

學校各系皆有導師工作委員會，而導生制度也不盡相同，並非牢不可動。H 後來因為修課的關係，與經濟學系的老師接觸較多，也開始和老師討論生涯規劃、學術發展等其他同學向導師詢問的問題；另外，也有同學參與其他班級的導生宴。曾就讀物理系的廖國鈞也提到：「雖然與導師互動良好，但他在遇到課業、生涯規劃等問題時，還是會找相關領域的老師討論。」學校導生制度雖規定導師與導生必須定期聚會，讓同學的身心、學業或生活問題有一個出口，然而「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遇到問題，也未必只有導師可以解決，學生仍能判斷情境，試圖為自己的困惑找到解方。 ▲表一、學生有無找過導師

縱使學校老師眾多，也都樂意協助，但大多數的同學都認同導生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在回收的 187 份問卷 1 當中可以發現，有 117 位同學在導生聚會以外的時間去找過導師，詢問學校課業、學術研究、生涯規劃等問題，也有感情諮詢及尋求獎學金、出國交換申請等行政資源，其中又以詢問學校課業最多，高達 82 人（表一）。對於較為害羞的同學來說，透過聚會的方式聽到其他同學的問題，也思考自己，或者可以從別人的提問當中，見到老師的學思歷程。有些導師也會利用導生宴的時間邀請出國交換的、參加過研討會的學長、學姊進行經驗分享，或是在園藝系的黃尹提到，導師會利用導生聚會的時間帶同學參觀植物工廠；導生聚會除了是導師與學生互動的平台，也是學生的另類學習。〈國立臺灣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的立意良好，企望保障學生權利，同時給予自由的運作空間；因著不同的系所、班級、老師、學生，導生制度得以運作多元，呈現優劣之分。除了關心「導生宴辦在哪裡好」，制度如何被訂定、運作也是需要關心的課題。＊

台大意識報於五月初（102 學年度下學期）發放簡易問卷，共回收 187 份。

除了吃，導師還能做什麼？ ◎曾子家

「開學不久，導師名單出爐後，我有寫信給導師先打聲招呼，但沒有收到任何回信 orz」、「導師不但一律不請導生宴，導生費也不知何去何從……」在 NTU 版用「導生」、「導師」等關鍵字搜尋，可以讀到同學們對於導師的困惑，也會討論導生宴的地點。導生制度是校園中層層規範的枝微末節，雖是同學們茶餘飯後的話題，但每個人都參與其中。「導生聚餐」是目前導師與學生最普遍的互動方式（表二），佔了 75％，但若對照各學院師生比則可發現（表三），一位導師通常帶１１至２０位的導生，而要在「一頓飯的時間」與每一位導生充分交談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導生聚餐一直以來彷彿重點在「餐」而不在「聚」，對導師而言，是讓導師費有合理的去向，對同學而言，是場定期舉辦的饗宴，聚餐的意義不過如此而已。當問及「是否有在導生聚餐以外的時間找過導師？」，問卷上「沒事啊」、「不太熟」等類似的答案便頻繁地出現。當然，還是有導師會以 email、提供導師時間或主動晤談的方式關心導生，但整體看來畢竟是少數。

▲表二、師生互動方式

▲表三、導生宴師生比

 表四、學生找導師之目的

表五、導師對導生制度的意見 

園藝系四年級的黃尹提到，導師每年會請交換回國或是參與過研討會的學長姐與他的導生們經驗分享，不定期還會帶大家去植物工廠參訪。物理所的廖國鈞則分享，大學時有一位導師精通算命，導生們常會希望老師在開運顏色、異性緣等問題上指點迷津；甚至導生宴可偕同男女朋友出席，一同進行「團體諮商」。不可避免地，導師生互動中也有些不愉快的例子。農經系的 H，三年沒吃過導生宴，與導師也幾乎沒有互動。不過他基本上還是認為導師制度存在有其必要，只是應該採取志願制而非輪替制，讓有意願的老師來擔任。究竟導生最常因何事而找導師？「問課業問題」占了大多數，有將近三成的同學。緊追在後則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沒有互動」，將近二成五。佔不到兩成的「聊學術議題」、「詢問生涯規劃」只排得上的第三、第四名（表四）。然而，這並不表示同學在學術或生涯上沒有疑惑，而是同學的諮詢對象決定於老師的領域以及是否聊得來，由系上指派的導師未必會是同學心目中的最佳人選。過去，台大由於學生人數太多、教室空間不夠、導生課時數壓縮選課彈性等因素，揚棄了教育部規範每週兩小時的導生課，改為設置導師費讓導師彈性運用。但當此一權限下放至各系所、甚至是個別導師，差異隨之被凸顯，導師生互動所衍生的問題便無法以齊一的方式解決。多數導師也認同，導生活動之安排應該還是要「尊重導師的規劃」（表五）。彈性是好事，但農經系的 H 可能並非個案，對導師制度不滿，向系主任申訴卻沒有下文、在 PTT 台大版上詢問也往往答非所問，求助無門。校方應建立一個適當的申訴機制，遠比進行導師生制度滿意度調查或優良導師更為重要而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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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

採訪時的困難這次我們採向大學部同學廣發問卷的形式，隨機地在系所組成多元的通識課上發問卷，而不是從我們已經熟知的、學校遴選的優良導師下手，才可能看見那些普普通通，甚至是學生評價不太好的導師。因此我們從同學推薦適合受訪的老師名單中，依同學的回饋挑出較具代表性的老師人選。可惜的是，在我們發訪問信約訪的過程中並不是太順利，部分老師認為自己不適合受訪，部分老師時間無法配合，而有些約訪信石沉大海，等不到回覆。最後只有一位園藝系羅筱鳳老師願意接受我們採訪，而她是我們發放問卷的回饋中，評價比較好的老師。在採訪中，可以明顯看出老師相當自豪對於導生活動的安排，並不吝分享以往的導師活動經驗及對導生制度的看法，甚至期許可以給學生更多生涯規劃及做人處事的建議。但是提及教師升等一事，老師語帶保留。

老師看導生制度為何老師不願與我們多談教師升等？目前各院系所的教師評估制度，都把教師工作分為研究、教學和評比三塊。在教學上，通常以授課鐘點數和期中期末教學意見評量等作為評斷的指標；而所謂的「服務」，就是指教師所被分配到的導師工作。然而，許多學院現行的教師評估制度，都在「研究」這項占了 60% 的比重，更不用提各院的評鑑制度，常有規定不續聘久未升等的教師。羅筱鳳老師坦言，即使教學和服務都做得普普通通的老師，只要不犯什麼大錯，評比點還是在研究。換言之，只要教師研究做得好，其他的因素對升等的影響相對較小。儘管各系的導師和升等制度不盡相同，但是台大做為研究型大學，給老師不小的研究壓力，卻是直接地反應在老師無法分太多心在關心同學上，最根本的原因。

導師費的 101 種運用方式談到導師費的運用，規範導師制度最重要的法令《國立台灣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第十三條：「導師輔導費項目包括導師工作經費及導生活動費，由校方編列預算支應。」這點明確點出導師費應該有一定比例用於導生活動上。而學務處生輔組對於導師工作的介紹也提到：「本校導師輔導費現行每一學期每一學生編列 770 元，並根據各院系提報三級制導師經費分配方式進行分配。」但是我們實際訪問到的學生提到的導師費數目不盡相同，只能猜測各系所真正用於導生活動的經費，可能因導師工作委員會決議之撥款方式不同，因此每個學生感受到花在自己身上的導生活動費也有所差異。大部分的導師會用吃導生宴的方式將導師費花掉，但也有用於其他活動如聽音樂會、參觀博物館等。對於部分導師而言，導師費只要確實花在學生身上就好，請同學們吃導生宴，既可以給在意導師費的學生一個交代，也可以順便關心同學們的近況。如此既可以確保導師在「服務」這項的評比上，不會拿到太差的分數，又不用花太多時間在導生活動上，以免影響研究。

雙向的導生關係羅筱鳳老師則認為，有時候導生制度不彰，一部份原因其實是因為學生不習慣去找老師。導生制度無法發揮應有的效用，固然可能是老師不願意放心思在服務學生上，另一個原因也是學生認為「沒什麼想找老師談」、「跟老師不熟」，而不考慮「向老師求助」為求助選項。因此，將導師制度的缺失都歸咎在導師身上，也許對導師有失公允。

回歸學生身分的觀察為什麼意識報要談導生制度？校園中，相較於研究之於老師，或課業及課外活動之於學生，導生活動並非校園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個環節。不可否認在向同學發問卷之前，我們就已經有這樣的觀察和假設，然而，導生制度的本質是提供學生處理困難時，最快最方便的解決管道。比起找心輔中心，或是尋求校外管道解決問題，向導師求助門檻相對較低，又能幫助學生整合其他求助資源。因此藉由這個專題，讓導生關係成為被正視、公開的議題，才有突破現狀的可能。＊

──專訪 Free the Girls 成員周沛磬、楊予潼 ◎陳亭瑄

大學校園 × Free the Girls 在中南美與非洲，有數千萬個女孩因為貧窮，淪於人口販賣市場，被迫成為性奴隸。「Free the girls（FTG）」是源自美國的一個組織，向民眾募集二手內衣，送至這些國家，使這些女性能以賣內衣的收入，重拾人生的自主權。蘇士豪與高幼昕發現這個組織的時候，主動寫信給美國總部，想在台灣校園響應內衣的募集。起初對方只是很高興有人來關心，後來發覺我們是認真想把事情搞大時，高層的人一度出來制止，要我們提出能辦好這個活動的證明。後來我們擬好企劃書寄過去，一切才得以開始。如果解放是一條時間軸為什麼是內衣？其實內衣不是我們而是 FTG 選的，但內衣確實有它的緣由。在先進國家，我們可能因為不好意思，內衣穿壞就默默地丟掉，沒有適當的回收管道。但在貧困國家，內衣是做工精緻的奢侈品，即便二手也能賣到很好的價錢，讓受剝削的女性得以自力更生。此外，販售內衣的工作只須接觸其他女性。雖然「男性」不一定等於「加害者」，這還是能避免心理上的恐懼及二度傷害。也有很多人會問，「阿不是要 Free the Girls，怎麼還要募集內衣？」或許在台灣，「女性解放」會被連結到嬉皮、激進的圖像，但非洲女性目前最需要的解放，是掙脫性禁錮獲得自由。如果女性解放是一條時間軸，台灣已經看到後面的地方，而非洲女性也在起始點為人身自由努力著。選擇募集內衣而非捐款，也是因為比起直接金援，提供一個能讓她們自力謀生的媒介，更符合「自主」的真正意義。上山下海除了募集內衣，攤位上同時募款和販賣明信片。收集二手內衣其實並不難，難在我們需要一

筆運費，把內衣寄回美國 FTG，才能讓內衣被送到需要的女性身上。這也是總部那時對我們的主要質疑──我們會不會興致勃勃地募到很多內衣，結果卻送不出去？募款和明信片的販賣，便是為籌措運費而生。我們也希望透過明信片，打開一道窗口，讓人們對貧窮女性的處境有所想像及感同身受。明信片的拍攝概念包含三條軸線：無助、束縛與脆弱。為此我們到文化大學的廢墟取景，也曾經早上七點衝陽明山，取模特兒獨自面對崖邊斜坡的畫面。有次模特兒睡過頭，我們還自己下海拍了（笑）。對明信片的投入，回想起來有一點瘋狂。必須感謝曾經幫助我們的人──陪我們上山下海的攝影師，親手縫出一件華麗禮服的同學，是他們以己身專業不計酬勞的付出，計畫才能完成。模特兒也很辛苦，有時需要寬衣入鏡，在文大廢墟那天，有一個男模特兒受傷，腳還纏著繃帶，而那裏滿地都是碎玻璃。只好讓攤位空在那裡擺攤的第一天，有位男教授給我們很大的肯定，說要回家幫忙找太太用不到的內衣，也有男同學來報名志工。我們其實很高興男生來參與，畢竟貧窮女性遭受剝削，是所有人要一起面對的現象，不該只有女性自己關心。還有一個阿姨，很認真的捐了一百塊，走一走竟然又跑回來，「再加一千！我怕之後就沒空過來了」，很窩心。看我們在攤位上掛滿內衣，也有些阿姨跑來苦口婆心「安內不好啦，真歹勢」，或直說「阿這樣能看嗎！現在的年輕人實在是……」。我們也只能笑笑，既然利用內衣這個噱頭吸引目光，這也是我們要去承擔的。我們的組織很隨意，人很少，有工作大家就是盡量分擔。大致上，楊予潼負責翻譯總部的文宣和國外報導，我（周沛磬）負責明信片，跨校合作則是高幼昕在接洽。女研社也幫了很多忙，以社團名義替我們借場地，也動員社內的人幫我們顧攤。

校園意語

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自主

其餘便得仰賴志工。我們在粉專上招的很兇，也有人願意幫忙，但人手還是非常不夠。第一個禮拜在小福擺攤時，人力缺口我們都會自己去補，翹課顧攤是家常便飯。到了第二個禮拜在活大，楊予潼是政治之夜的副召，高幼昕要期中考，而我也有很多事情，有時實在沒辦法，只好讓攤位空在那裡。網路上就有人來抱怨，說怎麼跑了兩次都沒有人在？看了有點挫折，我們也是不得已的。值不值得更大的挫折，是對己身理念的矛盾。人仰馬翻了一段時間，我們開始質疑這一切值不值得──把一件內衣寄回美國總部，需要十元的成本，這筆運費也得另外籌措。我們其實可以就只做募款，再把錢寄給總部，不必多此一舉地收集內衣，大家也都省事。對於幅員廣闊的美國，台灣所能募集到的內衣量，坦白講是滄海一粟。我們是在辦個有意義的活動，還是在拿「公益」一詞自欺欺人？後來我們才找到解答：二手內衣因為地區移轉，從無價變成有價之物，便已是種經濟效益的創造，也具備了環保意涵。此外，身為台灣的運動者，我們並非只是「幫助那群弱勢女性」，而要喚起整個社會的意識。在人們認知中，非洲「就是那個貧窮的國家」，她們「就是一群受到壓迫的女子」，好像已內化成某種世界運行的定則，在那裡默默發生，而無法被更動什麼。但其實，只要一件用不到的內衣，便有可能成為扭轉現況的槓桿。常常我們因學生身分，認定自己無能為力。但我們靠自己擺出了這個攤位，拍出一套明信片，文

內文之明信片影像由受訪者提供 Free the girls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FTGCampus?fref=ts

大的同學也做出很棒的網宣和街訪錄影。整場活動不僅是為實質效益，也是一種理念的傳達──不論誰都有能力造就改變，雖然艱難和緩慢。這是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自主。延續這股聚集的力量目前募到大約 1800 件內衣，明信片加募款收入共約 40000 元。高幼昕和我（周沛磬）在幫忙籌備湖說音樂節，當天也會擺 Free the girls 的攤子，除此暫時沒有其他後續的打算，其實也是人手不足的問題。不過，Free the girls 已經走出台大校園，清大、北大、北教大、和政大都在響應，目前最南是到中國醫，成大和高醫也要跟進了。希望它能走到更多南部的學校，讓南部的有心人能就近捐贈內衣，再由當地的負責人統一寄回，而不必各自零星寄來，多花那一筆運費。湖說音樂節和 Free the girls，都是從社會關懷的角度出發。湖說是延續去年和 Streetvoice 合作的大登陸演唱會，由學生會文化部和研協所發起，想建立一個專屬於台大的音樂節，並一直傳承下去。湖說並沒有和三一八直接連結，但籌畫過程正好遇到三一八，也讓我們的理念更清楚而積極。那時有人罵：「去唱唱歌就算了解、就算支持了嗎？」但其實，音樂的確有凝聚人群的強大力量。人畢竟是現實的，在資訊如洪水淹來的當代，遺忘比記得容易，相較文字和圖像，一起唱過的歌，能在腦海中留存更久，讓人們覺得彼此是在一起的。湖說和 Free the girls，也想延續這股聚集的力量，不讓這些事被輕易的沖刷掉，而能夠被記得、反思，然後實踐。＊

用創意扭轉困境—— 意識社史 2011-2012

承擔困難走出困境董昱（於 2011 三月 -2012 四月擔任總編）時間來到 2011。雖然從 2010 年秋天開始，人力斷層問題讓意識報走得坎坷，社員們卻也從中學習到了寶貴的經驗。我接續前人留下來的困難，一方面試圖透過改變培訓新人的方式，吸引更多社員，好讓前人已建制的社團組織恢復運轉；一方面則是拓展關心議題的視角、調整書寫方式，希望在大學社團的這個框架之下，讓意識報走出自己的特色。仔細算一算，接下主編的 2011 年二月，意識報正式的成員數不到十人。在人力吃緊的情況下，我們共同做出的第一個調整，就是把專題從原本的兩個縮減為一個，剩下的篇幅則由單篇的「快訊」和「評論」取代。專題是一系列的文章，環繞在一個相對複雜的議題，進行深度的討論。因此，每個專題的寫作過程，都需要社員和專題編輯大量的討論，當然也需要社員之間協調、分工。專題在呈現方面的優勢在於，可以完整地呈現一個議題的樣貌，但是也因為需要較長的寫作時間，專題的時效性有其侷限。在書寫策略上，除了有系統地探討制度性、或者結構性的問題之外，意識報仍然期待自己可以站在話題的前線，專題的形式讓我們無法馬上跟上最新的討論，失去許多發聲的機會。因此，我們選擇把快訊拉入意識報的選項之中。這樣可以讓意識報更快速地跟上正在發生的議題，也增加寫手的養成管道，降低當時編輯的壓力。除了形式之外，我們也試圖在內容上作出調整：嘗試輕薄短小的人物專訪。一開始，我們採訪的對象是校園內的公共藝術家、藝文工作者等。經過一

些嘗試之後，「校園意語」專欄在第 50 刊正式登場，第一個登版的是一位來自中國的學生，她對於台灣的政治、民主化有著入微且細膩的觀察，我們透過這篇專訪，讓讀者用不一樣的角度思考台灣民主的優勢與缺陷。專題仍然是意識報的重要特色。為了吸引更多的讀者，我們在專題的製作過程中，嘗試和多元的校內外單位合作。校外的部分，我們也和推動社會住宅的 OURs 合作（編按：OURs 為台灣第一個都市改革組織、政策議題批判為主軸的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探討台北市的高房價議題，製作「畢業生找房專題」。我們和學生會一起發行新生特刊；新生特刊的內容，一部份是學生會撰寫的學生會介紹，另外一部分則是意識報撰寫的「學生自治回顧」。我們也和當時的學術部合作，舉辦「台大白色恐怖歷史展覽」，用不一樣的角度爬梳校園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每當台大需要他的學生的時候，意識報是一個不曾缺席的社團。在這個多元化的過程中，意識報其實仍然在大學社團這個框架下，找到適當的角度進行發聲。舉凡反省杜鵑花節、癌醫中心、瑠公圳的介紹、紹興社區案等。我們仍然承襲著「貼近台大」的價值觀，但是用多樣的色彩和塗料來為這所校園上色。四年走來，說來不長也不短，卻足以讓人見證校園媒體的甘苦。這段歷史是一個重要的註腳，那就是我們曾經在社員人數短缺的情況下，仍然勇往向前。除了熬夜和趕稿的集體痛苦之外，對於這個報社來說，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因著簡單的理想和衝勁，共同承擔困難、一齊走出困境。

初識意識賴昱安（於 2011 二月 - 七月擔任社長）我參與意識報時，甫踏進大學不久，比較天真，每次接收到社會上不正義的資訊都是非常震撼的，也欽佩對議題有見地和了解的前輩。半年後因社團人手較少，我誤打誤撞當上了社長，其實對意識報運作不甚了解，但虛榮心驅使之下，就開始負責全國發行量最大的校園刊物──意識報。回想起來，在行政事情上（社長負責的範圍）每件事情都有跟上應有的步伐，但在社團的核心價值上，我現在還是認為當初能力有限，不論是因心智上未臻成熟或者是處理刊物內容、社員氣氛、社課進行等等都還有進步空間。一當上社長的時候對於刊物該怎麼經營有很多想像，最希望的是能吸引更多讀者，另一方面希望意識報不會是整本硬梆梆的說理文章，而有其他面相，同時足夠深入。當然，如果想閱讀影評、樂評，有其他管道可以不需要透過校園刊物，所以當時內部討論過後，藝文報導還是以校園議題為主軸。只是藝文相關訊息和校內活動報導依舊缺乏引燃點（也可能是因為台大是學術型大學）。身為社團經營者之一，我當時一直感覺刊物時效性不足、讀者少、刊物內容既不夠深也無法搞大，但我們也只都盡其所能了，剩下的或許持續不斷努力吧。＊

我們都在路上林必修（於 2012 八月 - 2013 六月擔任社長）先從刊物的角度切入，每次出刊往往仰賴眾多人手協力完成，在這個接力過程當中，意識報的美術擔當主要有兩類：封面繪者及排版。在我甫上任

後沒多久，過去兩位封面繪者紛紛因為畢業離校等原因淡出，排版也需要再另覓能者。除了透過刊物、粉絲專頁和批踢踢上的網宣招來繪者以外，社員內部的人際網絡也在此時派上用場；排版人才則是趁著暑假期間辦了一梯工作坊，邀請資深排版社員蘇品銓安排幾場實作練習，當時參與的三位成員開學以後就順利成了往後幾學期的排版主力。不同於記者，美術人才在意識報的位置固然不可或缺，但相較而言卻十分缺乏和其他社員交流的機會。尤其有一兩位封面繪者並不在台大就學，往往只透過我居中聯絡，當時除了鼓勵社員在批兔工作板給予繪者回饋，在臉書社團裡面製造互動以外，也未能設想到其他方法。排版也有類似的困難，單純線上的溝通成本有時候很高，特別是趕著送印又需要緊急修改的時候。這樣的經驗，在往後幾個學期藉由把排版拉入編會討論的狀況而有所改進。另外，如總編所言，這段期間快訊正式成為意識報的固定班底，如此一來便顯得粉絲專頁的經營更為重要，在幾次活動的試驗以後，漸漸摸索出圖文搭配的潛規則。社團經營的部份，自然也有不少值得檢討之處。在上一屆成員陸續離開以後，社團裡的生理女性頓時只餘下兩位。期初的迎新活動雖然有不少同學留下聯絡方式，卻未能進一步參與（事後回過頭來看，倒有一兩位是隔了一年才加入意識報）。爾後編會上的討論確實很有效率，從另一方面來看，性別比例不均的現象似乎也使得當時的意識蟲顯得較為陽剛。大抵而言，這段期間也許可以視為意識報站穩腳步，承上起下的關鍵時刻。老實說，兩年前的時光很多細節回想起來已然萬分模糊，不過那些甘苦，卻依舊長存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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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服貿爭議到佔領立法院

街頭民主

多重現場直擊

設計與文化參與－

科技與傳播參與

日常生活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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