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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

BEIJING SPRING.Nov.2008.No.186.www.bjs.org.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號總第一八六期

毒奶粉背後的中國

信仰、理性主義與民主化關於西藏問題的兩個謊言

1960 年前後四川省非正常死亡倫敦奧運對北京奧運撥亂反正

郭飛雄獲 2008 年度《北京之春》自由先鋒獎

毒奶粉事件震驚世界

以三鹿為代表的大陸嬰幼兒奶粉含三聚氰胺導致嬰兒死亡

一名食用三聚氰胺毒奶粉後患腎結石的嬰孩

浙江一家醫院的結石篩查門診前站滿了帶小孩來查腎的父母

三鹿集團大門被人寫上“殺人企業”

9月中旬“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曝光

10月9日歐洲議會議員赫伽·圖魯蓓抨擊奶粉醜聞

主編的話

必須追查毒奶粉事件真相胡平一種有毒食品演變成全球性事件，這在人類歷史

毒奶粉事件，也許是西方資本主義早期現象在中國式社會主義中的重現，因爲在世界歷史上，中國並不是

上大約也是頭一遭。說來，這次三鹿毒奶粉事件的曝光有其偶然性。

第一個發生此類案情的國家，在嚴格的規定和現代測

因爲它是嬰兒食品。嬰兒的食品最單一，吃出毛病來

試設施産生之前，甚至如美國這樣的國家都曾經發生

很容易查出罪魁禍首。才幾個月大的嬰兒，查出有腎

經年累月的牛奶食品造假和官商勾結舞弊醜聞，並導

結石，有的甚至死於腎衰竭。這些嬰兒從生下來到發

致無辜的數千名嬰兒死亡。比·威爾遜說得不對，因

病進醫院，進口的東西就祇有兩樣，一樣是水，一樣

爲中國的毒奶粉事件，不是發生“在嚴格的規定和現

是三鹿奶粉。不是水有問題，就是奶粉有問題。然後

代測試設施産生之前” ，而是發生在嚴格的規定和現代

就查出奶粉有問題，而且是可能致命的問題。廠家無

測試設施産生之後。三鹿奶粉是經過了中國國家質檢

法抵賴。如果是成人的食品就不好辦了。成人的食品

總局的檢查，被評爲優質産品，並獲得免檢資格。所

成百上千種，如果吃出了毛病，除非是當下就有反應，

以這和早年美國的情况有根本的區別。中國的毒奶粉

就急性發作，否則很難確定元凶。廠方自然會抵賴，

事件，决不祇是個別黑心商人的問題，也决不祇是個

再有政府的封鎖消息，於是整個事情便遮蓋過去了。

別腐敗官員的問題，而是體制的問題。

三鹿毒奶粉已經曝光。令人驚訝的是，中共官方

不錯，三鹿毒奶粉事件曝光後，當局也採取了一

竟然發佈公告，說含乳食品可以存有三聚氰胺。有科

些措施，若干地方官員被免職，三鹿企業董事長被拘押。

學家發表講話，說微量的三聚氰胺對人體無害。這無

但是，當局至今仍未對整個事件的真相作出交代。當

異於把毒奶粉合法化。問題在於，三聚氰胺並不是正

局祇是抓了幾個奶農和“蛋白粉”即三聚氰胺的製造商。

常的食物添加劑或附着物。如果我們從超市買來一瓶

然而我們都知道，三聚氰胺微溶於水，如果奶農在牛

果汁，查出其中含有防腐劑，或者是買來一把蔬菜，

奶中加入較多的三聚氰胺會有沉澱，奶粉廠在收購時

查出其中含有微量的農藥殘迹，那可能是難免的、正

很容易發現。所以問題必定還發生在奶粉製作過程中。

常的。因爲我們在食品中加入防腐劑是爲了給食品保

我們務必要查明的是，三聚氰胺是怎樣在奶粉製作過

鮮，給蔬菜噴灑農藥是爲了防治病蟲害，儘管在上市

程中加進去的？三鹿奶粉又是怎樣通過國家質檢總局

前要對農藥加以清理，但通常很難做到 100％的清除乾

的檢查，怎樣獲得免檢資格的？另外，三鹿奶粉的問

淨。因此，祇要這些添加劑和藥物殘迹的含量低於一

題早就有人反映給廠方和政府部門，廠方和政府有關

定數值，就是可以允許的。但是，如果我們買來一包

部門又是怎樣掩蓋的？如此等等。我們可以斷言，在

辣椒面，却查出其中含有紅磚頭的粉末，那就是另一

三鹿毒奶粉事件的背後，一定存在着嚴重的官商勾結，

回事了。廠家不能用食用少量的紅磚頭粉末對人體無

貪污腐敗。

害這種話來搪塞。因爲在這裏，我們要問的是你爲什

今年 5 月汶川地震，最悲慘的一幕莫過於大量豆

麽要加入紅磚頭粉末；而紅磚頭粉末並不是食品必要

腐渣校舍倒塌，導致數萬名中小學生死亡。當時，群

的添加劑或附着物。在辣椒面裏加入紅磚頭粉末純粹

情激憤，很多人都提出要徹底查清豆腐渣校舍背後的

是魚目混珠，是爲了牟利而蓄意欺詐。三聚氰胺的情

罪惡。當局則採取拖延戰術，蒙混過關。如今，在毒

况與此類似。更何况三聚氰胺還對人體有害。問題就

奶粉事件上，當局又重施故伎。這就提醒我們，務必

更嚴重了。

要持續不斷地向當局施加壓力，徹底查清毒奶粉事件

日前，《紐約時報》發表比·威爾遜（Bee Wilson）的文章“潲水奶消失了” （The Swill Is Gone）。文章說，

真相，並借此推動政治改革，首先是推動言論與新聞的開放。◆

北京之春 2008 年 11 月號（總第 186 期）

社長的話

《北京之春》月刊編輯顧問: 方勵之林培瑞黎安友司馬璐

司徒華郭羅基劉青

余英時楊力宇蘇曉康

編輯委員會 : 于大海（發行人）王丹（社長）胡平（主編）薛偉（經理）陳奎德鄭義執編：周義澄（亞衣）編輯：李曉發行：李曉通訊地址： P.O.BOX 520709 Flushing NY 11352 USA 電話：（718）661-9977 傳真：（718）661-9922

電子信箱： bjs200609@yahoo.com

網頁： http://beijingspring.org

承印：林口印刷公司 (Linco Printing Inc) （美國版）香港：晨钟书局

二十周年紀念活動起跑王丹 10 月 1 日，包括王軍濤，劉剛，陳一諮以及筆者在內的 10 余名流亡民運人士聯署發表“十一聲明”，呼籲全面開展六四 20 周年的紀念活動的籌備工作。我們希望這樣的呼籲，能够抛磚引玉，讓更多的人參與進來，讓 20 周年的紀念活動全面起跑。這份聲明，絕不代表我們聯署者認爲紀念活動應當以我們爲主導，因爲僅僅我們十幾人，也不能代表所有的有心參與紀念活動的人。在此我要預告的是，在“十一聲明”的基礎上，我們將陸續公佈連署人的名單，計劃每半個月公佈一批，爭取在年底完成全部聯署名單。我們願意以誠懇的心，努力爭取最大多數人的支持，也呼籲大家能够積極呼應，與我們一起合作，共同把紀念活動辦好。我個人認爲，我們當然希望能够出現全球統一的紀念活動協調機制，但是我們也尊重所有其他個人和團體參與紀念活動的方式。海外自由世界，意見一向多元分化，這本是民主常態。我相信並且期待，對於六四紀念這樣的事情，大家一定可以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團結一致，槍口對外，共同抵抗中共最近幾年對八九民運的抹黑行爲，讓六四的記憶成爲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六四 20 周年，這是全體中國人心中的痛。紀念活動，也是大家的事情。我高度期待能有更多的人，以積極的態度儘早開始紀念活動的籌備工作。我們也期待與一切有志於推動紀念活動的個人和團體精誠合作。◆ （圖片：王丹 1989 年 427 大遊行帶隊出北大）北京之春 2008 年 11 月號（總第 186 期）

目

目【主编的话】 03. 必須追查毒奶粉事件真相／胡平【社長的話】 04. 六四 20 周年紀念活動起跑／王丹【封面主題：毒奶粉背後的中國】 06. 毒奶粉和政治改革／魏京生 08. 石家莊政府的冷血道歉／（四川）西風獨自凉 10. 毒奶事件與责任政府／王軍 15. 三鹿能否為自己喊冤／（四川）李詠勝 17. 紀念受害嬰兒／（湖北）澳筆 19. 萬能測毒試紙——中國幽默／（四川）希鋒 20. 專制制度是人禍的根源／（重慶）穆家峪【中國政情】 21. 中南海面臨危機／（浙江）昝愛宗 23. 非暴力不服從與中國家庭教會定位／劉同蘇 31. 財經時報事件與新聞傳播立法／（湖北）喬新生 34. 威權體制的冬天／（浙江）溫克堅【神州大地】 36. 農民收入下降生存堪憂／（天津）曹維錄 38. 誰把農民當同胞／（北京）淮生 42. 今日中國的幾個鏡頭／（武漢）無爲【公民社會與中國民主政治筆談會】 43. 公民社會救中國／（海南）畢研韜 46. 發展民間組織創建新型民主／（四川）付勇 48. 公民監政會關於直選律師協會領導的聲明【國際視野】 50. 倫敦奧運對北京奧運撥亂反正／蔡莊 52. 美國金融危機的前景／（廣州）鞏勝利

錄

錄【理論探索】 55. 信仰、理性主義與民主化／王軍濤 58. 我的“政治”觀／（陝西）趙常青【民主墻】 63. 重溫“一個人的戰鬥”／夏威夷 67. 關於西藏問題的兩個謊言／（印度）桑傑嘉【歷史見證】 70. 1960 年前後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丁抒 83. 噩夢：我身邊的文革／（江蘇）夏韻【讀書】 91. 從毒奶粉事件看《民以何食為天》／舒崇【特稿】 92. 有感於中國當局拒絕給我入境簽證／周義澄【百草園】 96. 毛主席著作新編／（湖北）敖霹 97. 廁所裏的詩意／木然居 97. 博士官員教授／（武漢）威威【簡訊】 98. 中國民聯 13 次代表大會召開／辛敏 100. 關於開始紀念六四 20 周年活動聲明 102. 《北京之春》2008 年度自由先鋒獎頒獎公告 103. 簡訊【讀者作者編者】 106. 來信選載【封面】毒奶粉背後的中國【封二】三鹿奶粉事件震驚世界【封三】民運會議剪影【封底】圖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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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主題

毒奶粉和政治改革魏京生

中

國的毒奶粉事件正在逐步擴大。被查出問題的奶製品名單越來越長。據報道已經有將近8000噸奶粉被撤下了貨架。不僅僅在國內，國際社會也對毒奶粉做出了强烈的反應。繼歐洲和美洲的發達國家之後，亞、非、拉的很多國家也紛紛禁止中國的奶製品進口。美國雖然一直禁止中國的奶製品進口，但政府仍然警告人民：一些進口中國貨的商店仍有可能非法銷售中

一位雙腎結石的患兒

國奶製品，消費者應該格外小心。這次的毒奶粉事件對中國貨信譽造成的破壞，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假冒僞劣事件。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也發出聲明，要求徹底全面地調查事件的原因。很多批評指向了中國的信息封鎖制度，認爲這是薩斯事件的重演。甚至有報道說，中國政府爲了辦奧運封鎖了消息，隱瞞了真相，使更多的嬰兒受害。這種消息聽起來使人難以置信。但是在中共統治的幾十年裏，這種難以置信的消息往往被證明是真實的。這就使得人民無法相信任何官方的消息，使得社會陷入什麽都不可信的信任危機。學者專家們經常使用信任危機、思想混亂這些名詞。一般人聽着有些雲裏霧裏的感覺。其實它就是發生在我們身邊和我們自己身上的事情。你可以搖着小紅旗去支持共産黨政府，自以爲騙了政府也騙了大家，自以爲把對政府的不信任隱藏的很好，政府就不會危害到你自己了。可是毒奶粉不會放過你的孩子，各種摻雜使假甚至有毒的食品也不會放過你本人。何清漣女士說得很形象：這是一個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時代。大家以爲靠欺騙良心就可以避免受害，結果大家都成了受害者。這種不說假話不騙人就不能生存的社會制度，逼迫人們互相欺騙。表面看是毒奶粉在害人，實質上是專制制度在害人。從官方控制封鎖消息，到不撒謊就不能生存的社會制度，都是造成災難的原因。這就是信任危機的實質，這就是缺乏相互信任的社會制度的結果。從薩斯事件以來，不僅國外的輿論，國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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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主題

去年美國查禁了中國的寵物毒飼料。圖為美國海關人員正在檢查一批貨櫃。

有識之士也已經認識到了：造成災難的根本原因是信息封鎖而不是疾病本身。甚至中國官方的有識之士也認識到了這一點。現代的醫療條件可以有效的控制疾病的蔓延，但是封鎖消息就有效地幫助了疾病的蔓延。毒奶粉事件的情况十分相似。逐漸暴露出來的事實說明，摻毒奶粉在中國的奶製品行業是公開的秘密。但被這個專制體制掩蓋着。直到去年中國的寵物飼料毒死了美國的小猫小狗，被美國查禁了，事情仍然被掩蓋着，而且還被貼上了“帝國主義和反華陰謀”的標簽，以此來煽動極端民族主義。愛國憤青們就沒有想到：美帝國主義保護他們的小猫小狗的責任心，遠遠超過了中國政府對他的人民的責任心。你愛共産黨，可共産黨却不愛你們這些

人民。你們的孩子已經受害了，中共的宣傳喉舌仍然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准談論毒奶粉事件的真相，天天在講政府做得多好多好，都是不法奸商和農民的錯，政府是清白的，等等。這和薩斯時候的情况一樣。人們如果繼續接受這些謊言，繼續讓罪犯們輕鬆過關，那就還會有更多的災難等着大家。爲此國內國外的有識之士一直在呼籲，要求中國政府開放言論自由。即使不是爲了政治改革，僅僅爲了老百姓的生存，也必須開放新聞自由。否則，薩斯和毒奶粉事件就會層出不窮，攪得國無寧日，民不聊生。什麽都不安全，吃的、喝的，連喘口氣都不安全。這樣的生活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所以必須改革，首先是還給人民言論的自由。談政治改革，很多老百姓會認爲那是當官的事情，和我們平民百姓無關。薩斯和毒奶粉在反復地教育我們，不是無關而是太有關係了。科技發展了，幹壞事的水平也提高了。沒有現代化的政治體制管理社會，災難就會變得又快又狠，讓人們無法應付。政治改革不是和老百姓無關的事情。有沒有現代化的社會管理體系，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存。現代化社會必須是全面的現代化。跛脚的現代化帶來的不一定是好事，可能是更大的災難。 ◆

薩斯爆發時期一位老人在村頭檢查出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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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主題

石家莊政府的冷血道歉（四川）西風獨自凉

黨的形象高於百姓生命石家莊市政府就毒奶粉出面道歉，檢討說 :“一是政治上敏感性差 , 站位不高 , 祇是就事論事 , 就請示說請示 , 對事故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 , 沒有上升到事關全局的、事關人民群衆生命健康的高度去認識 , 去看待三鹿集團反映的問題”，“嚴重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形象”。不由想起古代皇帝的罪己詔，有學者根據《二十五史》進行的統計表明，中國歷史上共有 79 位皇帝下過罪己詔，所謂“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每當天怒人怨、社會矛盾激化，統治者就可能以”罪己詔”的形式反省罪己，以消除怨憤、籠絡民心。就事論事地說，石家莊市政府的道歉連一些

石家莊副市長街頭作秀喝牛奶

封建帝王文過飾非的罪己詔的水平都沒有達到。市政府承認 8 月 2 日就已經接到三鹿集團關於奶粉被三聚氰胺污染的報告，卻在媒體爆光之後才上報省政府，怎一個昏聵了得！何爲“就事論事”？毒奶粉事關人命，雷厲風行地嚴查到底方爲就事論事，與“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何干？“就請示說請示”不過是推卸責任的委婉說辭，遇到犯罪嫌疑人正在實施犯罪活動，警察的第一反應當是制止犯罪，這還需要請示？履行分內的職能和責任，有啥好請示的？請示得到了什麽樣的答復？毒害了身體再侮辱你的智商，人性都沒有，奢談政治敏感性！怕引發動蕩，先期處置至少也應當包括勒令三鹿停産整頓、招回問題産品，何以墻內的糞坑惹起了墻外（新西蘭）的憤怒，繞過地方政府直接與中央交涉，以致朝野震動才開始履行職責呢？與企業利益掛鈎，能捂的就捂，絕不放過一個和稀泥的機會，祇要任內不出（大）事，管它洪水滔天，已然成爲大陸官場的頭條潛規則！公民與政府、政府與企業究竟是什麽關係，是毒奶粉事件暴露出的最大問題，迫切需要制度改革來加以解决。石家莊市政府最沉痛的感悟不是“廣大嬰幼兒患者及其家長”無辜受害，而是“嚴重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形象”，何以冷血如斯？因爲决定石家莊市政府官員烏紗帽的是上級的“黨和政府”，而不是“廣大嬰幼兒患者及其家長”。政府權力過大、管得過寬，直接導致該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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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主題放任自流，不該管的橫插一腿，一切行動聽從利益的指揮。毒奶粉、暴力機關參與强制拆遷等事件都是問題累積到一定程度的集中爆發。如果直選官員的條件不够成熟，以大陸現行體制，應加强人大的權力和權威。人大代表理應成爲民衆的代言人，而不是花瓶。彈劾官員、問責政府，本是人大的份內之事。人大能够有效運轉，毒奶粉事件又何苦出口轉內銷，演變成國際重大醜聞？

的規定取消了監督，堪稱大陸最荒謬最無耻的新聞法規。愛爾維斯說： “限制新聞就是淩辱民族。” 中華民族被淩辱得還少了嗎？！遠的不說，大躍進、反右、文革的悲劇和慘劇都在表明：哪裏沒有新聞自由，哪裏的民主就是擺設，哪裏的民衆就祇能被虛假的消息愚弄。早就說中國人站起來了，沒有新聞自由，在謊言裏瞎折騰的民族怎麽可能站得起來？媒體不解放，再過一萬年，中國也出不了愛因斯坦，世界加工廠還是世界加工廠，以原創高科技産業成爲主導經濟不過是紙毒奶粉事件與新聞不自由上談兵，政治體制改革永遠是望梅止渴。毒奶粉事件和石家莊市政府的道歉够冷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Amartya Sen 認爲：中共與新聞不自由亦息息相關：建國之後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不是天災造成，今年９月，《財經時報》因爲一篇報道違反了” 首要原因是缺乏新聞自由。信息自由可以促使政媒體不得異地監督”等新聞宣傳紀律，受到中共府儘快反應，採取措施；任何一個擁有相對新聞停刊整頓 3 個月的處罰，實在是荒唐得可以。試問：自由的民主國家都不可能發生長時期的大饑荒。 CCTV、《人民日報》長期”異國監督”西方世界，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國在這樣愚昧、該當何罪？下流的思想氛圍裏左沖右突了幾千年，猶如玻璃沒有“異地監督”，甘肅《蘭州晨報》不可能瓶裏的昆蟲，前途光明，毫無出路。葡萄架上結 9 月 8 日率先爆料毒奶粉事件；沒有政府特許，即不出西瓜，愚民的最終結果就是引火燒身：危機便鬧得天翻地覆，這樣的監督也不可能由《石家一旦來臨，既無公民社會做支撑，又無言論自由莊日報》等河北媒體來完成，媒體本地監督（重加以疏導和釋放，因長期被愚弄而累積起來的憎大事件）在大陸祇是一個遙遠的夢幻。地方保護恨和失望不可避免地化爲怒火。阿房宮燒不出民主義與“媒體不得異地監督”用無形的手和剛性族的未來，大規模暴力的唯一結果就是玉石俱焚。中國歷代統治者的末代都沒什麽好下場。針對權力的絕望和憤怒，難道不是統治者一手澆灌出來的惡之花？愚民易於專制，統治者忘乎所以、樂此不疲，又怎能期望危機來臨，和愚昧交織在一起的憤怒具有理性呢？可見，包括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選舉官員在內的基本人權真正得到保障，地方政府的冷血道歉，以及類似毒奶粉、大規模群體暴力這樣的惡性事件才會絕迹。 ◆ 一對來自甘肅岷縣的同患泌尿結石的雙胞胎北京之春 2008 年 11 月號（總第 186 期）

封面主題

毒奶事件與責任政府王軍

中

國毒奶風波正在擴展。中共當局最新公布，從奶粉到成人飲的液態乳製品，都發現含三聚氰胺；而因三鹿奶粉造成的死亡嬰兒，增加到6人，因爲飲用有毒牛奶而受害的嬰兒人數，已經上升到53,000人。中共産質量檢局局長李長江被迫引咎辭職，中共最高領導人和政府總理也表示要汲取教訓。但是中共依然在控制媒體，公衆無法瞭解事件的真相，官方新聞媒體顧左右而言他，不能、不願或不敢觸及問題的本質，汲取教訓也就無從談起。這不是偶然的，而是每時每刻都在中國發生

的悲劇。事實上，揭露出來的問題祇是冰山一角。中國有幾千萬嬰兒飲用牛奶和奶粉，有幾億人在使用乳製品，他們都是毒奶事件的受害者。

毒奶事件曝光 2008 年 9 月 8 日，甘肅《蘭州晨報》等媒體首先以“某奶粉品牌”爲名，爆料毒奶粉事件，而罪魁禍首三鹿集團却穩坐泰山，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9 月 11 日淩晨，三鹿集團作爲毒奶的直接責任者，被新華網曝光，社會輿論嘩然。同時 7 名腎結石患兒的父母聯名寫下了申請書，上書甘肅省衛生廳，要求徹查病因。上午 10 時，三鹿集團通過人民網公開回應：三鹿是奶粉行業品牌産品，嚴格按照國家標準生産，産品質量合格，目前尚無證據顯示這些嬰兒是因爲吃了三鹿奶粉而致病。9 月 12 日淩晨，中國奶業協會常務理事王丁棉偏袒說，三聚氰胺一般是來源於數奶粉的包裝材料，例如鐵罐、軟包裝。9 月 12 日 14 時：三鹿集團發布消息，此事件是由於不法奶農爲獲取更多的利潤向鮮牛奶中摻入三聚氰胺。三鹿毒奶事件實際上是一個故意殺人事件。

中國毒奶成外交事件

李長江被迫引咎辭職

事實證明，毒奶事件正是在中共當局的長期縱容和包庇之下不斷發展起來的。中共當局是毒奶製造商的同案犯。新西蘭總理克拉克說，他的政府早就向中國

北京之春 2008 年 11 月號（總第 186 期）

封面主題政府通報三鹿奶粉有毒。但是中國方面置之不理。中共河北當局拒絕採取行動回收有毒奶粉後，新西蘭政府不得不公開“拉響警報”，揭發三鹿奶粉遭染。迫使中國政府不得不承認中國數名嬰兒因爲食用三鹿毒奶而死，毒奶死亡病例還在大增。克拉克告訴新西蘭電視臺的《早餐》節目，擁有河北石家莊三鹿集團 43% 股份的紐西蘭乳業巨頭恒天然（Fonterra）“嘗試了幾個星期”要求中方回收有問題的三鹿産品，但不得要領： “中國當局拒絕這麽做”。克拉克本人得知此事 3 天後，下令新西蘭官員照會北京。“你可以想像得到，紐西蘭政府向北京拉響警報後，地方當局就遭到重手對付了”。她說： “我想，地方官員最初是傾向於試圖把問題掩蓋起來靜悄悄處理，避免公開回收。我們在紐西蘭絕不會這麽做的”。克拉克認爲，恒天然在事件中的表現是負責任的，但它得跟一個地方官員傾向遮醜的政治體制打交道。恒天然也爲自己沒有早點公布三鹿奶粉受污染辯護。該集團首席執行官弗瑞在新加坡通過視頻接受新西蘭媒體訪問時說，恒天然“在中國投資就必須遵守當地的行事規則，否則就是不負責任”。他厚顔無耻地宣稱，“作爲少數股東，恒天然祇能持續施壓三鹿，三鹿則得和當地政府合作，並遵守程序”。而其實，內含 3 名恒天然委任成員的三鹿董事局，早在 8 月 2 日就獲知奶粉受污染一事，而新西蘭政府向北京照會這一事件則是在這一個多月以後。所以毒奶橫流事件，不但新西蘭公司而且新西蘭政府也都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祇是相對來說，他們屬於“從犯”，而且“能够即使坦白交代”，至於認罪態度也並不很好。例如，當被問及中國方面是否因爲 8 月 8 日開幕的奧運而拖延處理毒奶事件時，弗瑞竟然答說自己“不會作這方面的揣測”。中國毒奶事件也波及到周邊國家。新加坡政府呼籲進口商及零售商停售伊利牌奶酪雪條，又提醒消費者不要食用。新加坡市場有 19 款中國乳製品，當局正在檢驗其它産品樣本。歐盟也表示，希望瞭解中國乳製品問題。主管健康及消費保障的官員說，歐盟並沒有進口中國生産的嬰幼兒奶粉，但期望得知真相。在北京的星巴克分店已改用豆奶沖咖啡。

爲奧運毒害下一代毒奶事件後面黑幕重重。許多跡象表明，是中共政府方面爲了“保證北京奧運的成功”而扣押了毒奶報告，從而嚴重毒害了中國下一代的健康——祖國的未來被北京奧運這個醜劇犧牲掉了。對此，廣大人民群衆評論中共政府是“喪心病狂 ”。國家質檢總局公布，成年人飲用的蒙牛、伊利及光明牌液態牛乳製品，也都含三聚氰胺。但一黨專制的一手遮天，中宣部爲虎作倀，下令禁止中國媒體報導毒奶粉事件，要求一律以官方公布或新華社的報導爲准，當局還封鎖網絡討論，以期將輿論矛頭停在三鹿集團，避免影響奧運後的中共形象。於是人民的憤怒祇能通過諷刺來表達，因爲表達不滿在中國是要坐牢殺頭的。是在一篇《伊利與蒙牛公司最想對三鹿集團說什麽》的小品中這樣寫道： “伊利：你他媽加就加了，不能少加點？／蒙牛：我從來都是奶粉裏加三聚氰胺，你他媽三聚氰胺里加奶粉？／三鹿（委屈）：那天漏斗壞了，沒控制住量……”這就活畫出中共就是如此有系統地毒害人民群衆的健康。還有文章挖苦中共讓中國人“從食品安全中學習化學課”、中共讓中國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學掃盲”說： “從大米裏我們認識了石蠟／從火腿裏我們認識了敵敵畏／從鹹鴨蛋、辣椒醬裏我們認識了蘇丹紅／從火鍋裏我們認識了福爾馬林／從銀耳、蜜棗裏我們認識了硫磺／從木耳中我們認識了硫酸銅／三鹿又讓同胞們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學作用”——揭露了中共的毒品食物無處不在。其結果呢？“外國人喝牛奶結實了／中國人喝牛奶結石了。日本人口號：一天一杯牛奶振興一個民族／中國人口號：一天一杯牛奶，震驚一個民族”。類似的憤怒，正在中國民衆中迅速蔓延。爲了平息民憤，中共當局目前正在採取亡羊補牢式的補救措施。但是這些措施是不是有效，能不能使胡溫政權平安度過自非典事件以來前所未有的政治信任危機，還有待觀察。胡錦濤溫家寳兩人也要爲這個重大惡性事件

北京之春 2008 年 11 月號（總第 186 期）

封面主題負責。如果不是他們命令把北京奧運辦成“重中之重”，把一切影響中國國家形象的負面消息按下不發，三鹿毒奶粉造成了幾百個腎結石嬰兒這一特大黑幕，就有可能會早一點兒披露給外界，嬰兒可能會得到及時救治而不死，患者可能會减少很多。歸根結底，如果不是中共這個政權專制腐敗，毒奶事件這樣令人髮指的鬼故事不會在一個健康、正常、開放的社會一再發生。爲開奧運，中共竟讓嬰兒多喝一月毒奶。是可忍，孰不可忍。

毒奶事件是誰之罪現在，中共官方把造成三鹿奶粉毒害嬰兒的責任說成是奶農摻毒和三鹿瞞報，逮捕了幾個奶農，撤換了三鹿的總裁，摘掉了幾個地方幹部的烏紗帽，以爲這樣就可以平息民憤了。可是這一次波濤洶湧的民憤可沒那麽容易被平息。有個患兒的父親說： “我現在不相信三鹿，也不相信專家，更不相信政府。如果孩子有個三長兩短，這筆帳一定要算”。在這位父親的意識中，三鹿、專家和中共都有責任，而事實正是如此。據被抓的牛奶供貨商承認，早在 2005 年他們就在奶中加入三聚氰胺，而三鹿集團早就知道此事，但一直隱瞞。現在還

有證據證明，三鹿在生産環節直接投放三聚氰胺，它隱瞞其産品含有可以致嬰兒於死地的大劑量三聚氰胺，並在嬰兒父母投訴該産品時，用贈貨封口的方式，繼續隱瞞奶粉問題，其罪責是無論如何都逃脫不掉的。人民在三鹿集團門口留了一付對聯： “殺人企業，害命奶粉”。現在人們都知道，不止三鹿一家是殺人企業，也不止它目前營銷在外的 700 噸害命奶粉在危害嬰兒。經檢查，還有 22 家公司的 69 種産品也含有三聚氰胺。而在這個行業工作的人都心知肚明，普遍使用三聚氰胺，早就是行業內公開的秘密。其它中國國産品牌的奶粉，如伊利、蒙牛等都發現了三聚氰胺，但三鹿的含量最高，是一個嬰兒能承受的含量的 170 倍。就是這樣的殺人企業和害命奶粉，居然頂著 “國家免檢産品”的光環。中國國家質檢總局就是授予三鹿“國家免檢産品”的政府機構。據大陸民衆揭發，質檢總局就是一個收錢發證的腐敗機構，祇要企業給錢，哪怕産品有毒，照樣發給合格證。應當說，正是國家質檢總局的“國家免檢産品”嚴重誤導了消費者，致使三鹿以其近 20% 的市場占有率，遺毒全國，甚至海外。因此，中國國家質檢總局對這次毒奶粉事件有不可推卸的刑事罪責。而剛剛下臺的中國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就是一個著名的奸滑之徒，一貫善於鑽營，這樣嚴重失職瀆職的政府官員，僅僅予以清查撤職是不够的，應該交付司法審判。此外，中宣部的責任也是推卸不掉的。它要對統一輿論、封鎖網絡、阻撓三鹿毒奶粉事件對外披露、延誤患兒治療負責。而李長江和中宣部的上級是誰？是胡溫當局。

中共高官爲何不怕有毒食品

三鹿的三聚氰胺含量是一個嬰兒能承受的含量的 170 倍

中共官方新聞媒體在事發後大肆宣傳胡錦濤和溫家寶就毒奶粉事件發表的講話。溫家寶總理斥責奶粉生産摻毒奶粉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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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主題 “沒良心”，並表示對那些沒良心的企業要“一個也不放過”。溫家寶還表示對毒奶事件“我們感到很內疚”。溫家寶爲什麽很內疚？因爲他知道中共是毒奶的總源頭。胡錦濤則推卸責任說，“這些事件中反映出，一些幹部缺乏宗旨意識、大局意識、憂患意識、責任意識，作風飄浮、管理鬆弛、工作不扎實，有的甚至對群衆呼聲和疾苦置若罔聞，對關係群衆生命安全這樣的重大問題麻木不仁”。許多中國公衆認爲，胡錦濤總書記完全把話說反了；中共當局在 8 月初就確知中國奶粉有毒，爲了避免消極的消息影響北京奧運會，中國有關當局選擇了讓中國孩子繼續食用有毒奶粉。這恰恰說明他們很有“大局意識”，他們根據中央的精神，要把人民群衆的生命財産安全放在黨的利益之下。爲了不影響北京奧運會，寧肯讓中國成千上萬的孩子繼續喝一個月的毒奶，禁止新聞媒體進行任何有關有毒牛奶的報導，許多中國公衆認爲，做出這種决定的，不是胡錦濤就是溫家寶，否則他們不會對這些公衆迫切希望瞭解的至關重要的問題保持沉默。李長江“引咎辭職”，不能讓國人放心，因爲讓成千上萬的孩子繼續飲用毒奶這個高瞻遠矚、顧全大局的决定，顯然不在這個中等貪官李長江的職權範圍之內。中國官方媒體承認，生産毒奶是一種內外有別、操作有序、計劃周到的行動： “出口到國外的奶粉中沒有這個問題，特供奧運會的乳製品也沒有這個問題，問題曝光後經過全國普查，以後的奶粉也沒有這個問題了”。這三個“沒有問題”說明，添加三聚氰胺是人爲地、可控的、有規矩有標準的，有操作流程的。想添加，就添加；想不添加，就不添加；想給誰添加，就給誰添加。對中國公衆的疑問和擔心，中國官方的新聞媒體到目前爲止也是保持沉默。這種沉默有其原因：中共自己並不食用有毒食品，換言之，有毒食品是專賣給人民食用的。難怪群衆說中共當局“喪心病狂了”。中共國務院有一個“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其負責人叫做祝咏蘭，專門向中共官員提供無毒食品。國務院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成立於

2005 年 4 月，是國務院機關老幹部活動中心爲國家機關特供有機食品的合作單位，依托國務院後勤基地、中央警衛局農場、武警邊防後勤基地和遍布全國 13 個省市、直轄市、自治區的生産基地，一直爲國家 94 個部委老幹部們提供優質、放心的有機食品。中心全權代表國務院機關老幹部活動中心臻選、評估、並生産（或授權生産）面向中央國家機關及國務院機關老幹部的特供指定專用産品。祝咏蘭在講話不打自招： “目前常規種植業大量施用農藥和化肥；在常規畜禽養殖過程中則普遍使用抗生素和激素；常規淡水或近海養殖的水産品又被各種水污染所侵蝕。這些成分殘留在最終産品（各類蔬菜、肉類、乳製品）中，人食用了這些産品後對身體造成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有機食品的生産必須完全按照作物、牲畜在自然環境中的生長規律進行，在生産加工過程中，不使用化肥、農藥、生長激素、無污染，不使用化學添加劑、防腐劑，不使用基因工程技術，並經過有機食品認證機構認證。我國綠色食品的 AA 級就是參照有機食品的標準而生産的。凡是上述環節有一項不達標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有機食品，更不能入選爲‘中央國家機關特供’産品”。中共就是如此腐敗：把毒奶留給人民，把好奶留給自己。

民衆呼籲中共高官下臺現行體制無力保護人民生命，新聞不自由，使得公衆無法及時得知有毒奶粉的任何消息。民衆對政府失望，要求高官下臺，群衆要求衛生部黨組書記高强也要和李長江一起下臺。他們認爲，如果沒有衛生部和質檢總局的嚴重瀆職，這次三鹿毒奶粉不可能釀成如此大的惡性事件。連日來，大陸網民一直在追問爲什麽供應市民的奶粉中含三聚氰胺，而供應奧運會的沒有？許多民衆極爲憤怒，由支持奧運變爲痛駡奧運，有人說： “對於洋人的禮遇永遠高於自己人，這究竟是民族自豪感還是民族自卑感造成的？作爲執政黨，有沒有好好反思：究竟哪出了問題？根源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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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主題顯然，罪惡的根源就在中共的一黨專政。現在，人民的矛頭直指中共，因爲毒奶撼動了社會信心。如果沒有及時全面的體制改革，最終將瓦解中共的統治基礎。三聚氰胺毒奶粉醜聞不但重創中國奶業，更因爲再度衝擊中國食品安全形象。北京奧運的舉辦，對於中毒兒童的延誤治療和繼續飲用毒奶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國際媒體還來不及全面回顧北京奧運和殘奧委會對中國的影響，焦點瞬間已經轉到了三聚氰胺奶粉，人們說： “辛辛苦苦大半年，一下回中共惡政“專殺孩子”——一家“福利院”裏手腳被捆綁的孤兒爲何“專殺孩子”？這說明中共政權不僅早到奧運前”。人心惶惶、育嬰成本驟然增加，進一已走到了人民的對立面，而且也走到了社會的對步刺激中國民衆的情緒。人們在反思毒奶粉醜聞立面、人類的對立面，甚至走到了大自然的對立面。之際，也開始把問題癥結的矛頭指向四面楚歌的這就是所謂的“天理不容”的時候已經到了。毒中共政府。奶事件，會不會敲響中共黨國的最後一次喪鐘？中共政府事前涉嫌隱匿，事後說法矛盾，加胡錦濤、溫家寶如果還想挽救中共，就應該深了民衆對當局的懷疑與不滿，中共政府作爲腐謝罪下臺；如果不想讓自己的子子孫孫都永遠喝敗的潛規則游戲的玩家之一，罪責難逃。上毒奶，就應該立即宣布辭職。胡錦濤、溫家寶理應承擔治國失誤的責任。祇有責任政府，才能人民期望責任政府誕生有效杜絕弊端，把中國引上正道。但願毒奶事件正如《德國之聲》指出的，毒奶醜聞如果處可以幫助中國建立一個責任政府。理不當可能導致騷亂和抗議，甚至是一場新的革一個責任政府，必須起訴相關的失職官員，命的開始。這並不是誇張，吃飯是每個人的基本還必須就毒奶事件向全球社會尤其是臺灣人民和需求。“十月革命的原因之一也是因爲人們突然買大陸人民都作出足够的經濟賠償。絕對不是簡單不起麵包了”。而現在中國，到處都發現有毒的麵的“憑票退貨”和“免費治療住院兒童”就算完包、有毒的食品。事的。唯有按照國際慣例和國際標準賠償毒奶受在我看來，有兩個事情對中國非常不好，甚害者，才能有效杜絕類似情况再度發生，才算實至可以說是“惡兆”、“凶兆”：1、四川大地震中現了事後的正義。唯有按照國際慣例和國際標準大量兒童的非正常死亡；2、毒奶事件的最大受害賠償毒奶受害者，中國才有希望脫離流氓國家的者絕大多數是嬰兒。行列，躋身於文明社會的隊伍，使自己的政府和人們常說“孩子是沒有罪的”。爲什麽在中國，人民，享有做人的尊嚴。孩子最先倒霉，最先被中共的惡政所殺？這還不中共政府應該向中國人民謝罪。應該向三鹿算被中共“計劃生育政策”大量的、根本未見天毒奶受害者進行國家賠償。中國人民時刻期望責日就被“做掉”的胎兒。任政府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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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鹿能否為自己喊冤（四川）李詠勝

在

舉國上下對有毒奶粉的一片責斥，咒駡聲中，曾經聲名遠揚，產品暢銷國內外的石家莊三鹿乳業集團公司的大廈頃刻倒下。一時間，石家莊市內市外到處蜂擁着退貨的人流，全國各地商店到處忙碌着下架的身影。總之，在這個從天而降的有毒奶粉事件中，石家莊三鹿乳業集團生產的“三鹿牌嬰幼兒奶粉”，最先被查出含有有毒化工原料三聚氰胺。由此它成了社會的眾矢之的和責駡目標，形成一個天下無人不罵三鹿的危難敗局。雖然緊隨其後而被查出同樣含有三聚氰胺的乳品生産者是 22 家。但這並沒有能夠緩減社會對三鹿的眾怒。於是，迫於社會各方面的壓力，河北省高層領導被迫揮淚斬馬謖：三鹿乳業董事長田文華被拘捕入獄；石家莊市有關部門官員被摘除頂戴；國家質檢總局、河北省有關部門高層官員也相繼丟官。至今全國因食用三鹿奶粉而死亡的嬰幼兒已有 6 人，患病入院治療的已超出 6 萬餘人。由此見出，三鹿這次惹的禍，造的罪有多麼大了。因此，它受到社會輿論的一致譴責和討伐，直至企業倒閉、破產，都是罪有應得——誰叫它幹出如此傷害無辜平民百姓的醜惡之事呢！

所有生產問題奶粉的企業都要承擔責任三鹿罪有應得——公正的結論恐怕不僅僅如此。國內著名品牌三鹿乳品被檢出含有三聚氰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同樣是國內著名品牌的伊

利、光明、蒙牛等乳品，也被檢出含有三聚氰胺，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除這幾家著名品牌之外，還有數十家乳品也同樣被檢出含有三聚氰胺。其中甚至連那些生產與乳製品相關的食品（如大白兔奶糖，咖啡奶糖之類），也同樣含有不同程度的三聚氰胺。由此就不難見出這樣兩個問題：一是生產這些產品的企業遍佈國內四方八面，到處開花結果。二是將三聚氰胺（俗稱：蛋白精）這種有毒的化工原料添加到乳品中，能夠為廠家帶來極大的經濟效益，已經是國內乳品生產廠家普遍慣用的手段，也就是行業內通用的潛規則。廠家對於三聚氰胺的好處和危害，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祇是誰都祇幹不說罷了。對此情況，網路上曾有這樣一個笑話很能說明問題：那是三鹿出事之後，伊利老總打電話給三鹿老總田文華說： “老田呀，你怎的啦？”田回答說： “沒怎的，就是疏忽了一下。”伊利老總責備道 :“你准是不守規則，加多了吧？但是，你可不能把我們牽連進去呀！”由此可見，如果說三鹿在這次事件中是罪有應得的話，那麼所有生產這種問題奶粉的企業，又怎能脫得了關係，不究其責呢？早在 2005 年安徽阜陽“大頭娃娃毒奶粉事件” 發生時，三鹿乳品便已經成為 44 家問題奶粉企業之一。但它卻不僅皮毛未損，安然無事，竟連那些戴在頭頂上的光環： “三鹿奶粉被國家技術監督局列為全國首批重點保護的 13 個產品之一，被國家衛生部確定為第一批衛生安全食品。三鹿產品已有 4 個系列 24 個品種被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批准為綠色食品。1999 年，國家工商局認定三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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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主題商標為中國馳名商標，三鹿產品暢銷全國 13 個省、市、自治區。”，還依然照樣閃閃發光，聲名大噪。並且又於 2007 年被由國務院戴上了“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的更大光環，使它成了國內唯一登上國家最高科技領獎臺的乳品企業。為此，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還在 2007 年 9 月 2 日的《每週質量報告》特別節目——“中國製造”首集——《1100 道檢測關的背後》特別報導中，對三鹿嬰幼兒奶粉的生產過程進行了詳盡調查，充分肯定了中國嬰幼兒奶粉的標杆企業——三鹿集團過硬的產品質量和科學、嚴謹的過程管理。稱之該廠生產的產品是在經過 1100 多項檢驗檢測後，才最終出廠運往全國各地的。更有甚者，是國家領導人還頻頻到該企業視察，評功擺好。不難見出三鹿之所以會出現今天這個悲劇性的結果，分明是被這些戴在頭上的絢麗光環給害的。因此，這些給它戴上絢麗光環的各級有關政府部門和媒體，又豈能推卸其責？

各級有關政府部門和媒體不能推卸其責三鹿問題奶粉從 95 年 4 月初露端倪，到今年 9 月東窗案發，中間歷時 3 年之久，竟然沒有任何一個有關政府部門和監管部門對它認真檢驗過。更重要的是，三聚氰胺充斥國內乳製品行業，源源不斷地流向千家萬戶，已經這麼多年了，可竟然沒有被任何一個政府部門和監管部門發現，並引起警覺和重視。好似大家都是瞎子，誰也看不出什麼三聚氰胺，而祇能看到眼前的既得利益。因而才會讓它們公然走南闖北，四處危害百姓。可以這樣說，各級有關政府部門和監管部門對此是難逃其嚴重不作為和失職責任的。這其中，還不排除它們與廠家有利益分割的嫌疑在。所有這些都說明，在三鹿由問題奶粉到發展成為有毒奶粉的整個過程中，各級有關政府部門和監管部門都應擔當相應的責任。綜上所述足以說明，三鹿在整個事件的發生、發展過程中，確實負有不可推諉的責任，甚至罪責，社會對它無論怎樣處罰和揚棄都不為過。但因此就把所有由於三聚氰胺給社會帶來的影響和危害都歸罪於三鹿，而不追究那些讓它恣意肆虐的各

級有關政府部門和監管部門，以及那些參與製造有毒奶粉的企業的責任，這於法於理來說並不公平、公正。從這個客觀存在的事實看，如果祇把三鹿作為整個事件的替罪羊和犧牲品，而不追究那些同樣負有責任的各種嫌疑人之責，那麼三鹿就是替死鬼和冤大頭一個，它怎能不為自己喊冤！總的來看，這次波及全國有毒奶粉事件所造成的影響和危害是極大的，其中暴露出的社會問題也是發人深省的。首先，我們姑且相信國內的乳製品企業會通過這次深刻的教訓，會馬上痛改前非，像它們在在媒體上公開鄭重承諾的那樣：保證用 100 ﹪的安全，100 ﹪健康的高品質為消費者服務。但在今天這個人人追求利益至上，各種潛規則盛行，到處是逆向淘汰陷阱的現實環境下，有什麼能夠保證一個三鹿倒下去，不會有千萬個三鹿站起來呢？恐怕僅靠撤換幾個”問題官員”，出幾個紅頭文件，是治不了本的。否則，那麼多的腐敗現象豈不早就絕跡了。當然，也有人解辯說有毒奶粉之所以會發生，是由於奶販子們的良心大大的壞了壞了的，喪失了做人的道德和良知，才釀成了此大禍的。因而，祇要遏制住了毒奶產生的源頭，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然而，問題的癥結真如此簡單嗎？非也。現今大量的事實業已證明，有毒奶粉之所以能夠在市場上暢通無阻，行銷數年無人覺查，倘若不是眾多的受害者哭訴，不知它還要危害多少天下人。而所有這些慘痛的悲劇和教訓，都紛紛指向一個根本的問題：有毒奶粉的產生不是某個奶販子的良心壞了，某個企業的的管理不好，而是整個監管它們的各級政府部門和職能部門發生體制性腐敗之所致。所以，面對當前這個民難聊生的危難處境，每一個有社會良知和正義感的人，都不能再隱忍沈默下去了，必須奮勇而出為推進這個體制的根本改革進行鬥爭。才可望從制度層面到技術監管層面產生出一套既可操作，又可監督的法律、法規出來，才有可能杜絕有毒奶粉再以新的形式產生。否則，整個社會就將再也“和諧”不下去了。而三鹿的犧牲真的是太冤了。當今天社會上流傳着的這句話絕不聳人聽聞： “咱們明天還能夠吃什麼？（200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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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受害嬰兒 ——仿魯迅《紀念劉和珍君》（湖北）澳筆一

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着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我們還在這樣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離受害兒童死難日也已有數星期，忘卻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

公元 2008 年 9 月 15 日，就是三鹿奶粉事件被曝光後沒幾天，我獨在超市門前徘徊，遇見程君，前來問我道，“先生可曾爲毒奶粉受害者寫了一點什麽沒有？”我說“沒有”。她就正告我， “先生還是寫一點罷；據說受害者就很愛看先生關於食品安全之類的文章。” 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寫的關於食品安全的文章，大概是因爲言辭太過激烈之故罷，紙質媒體一向是不予發表的，而論壇上也一向多遭删帖和屏蔽，能看到的人於是就甚爲寥落，然而在這樣的艱難處境中，毅然回帖鼓勵的就有他們和他們的父母。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這雖然於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卻大抵祇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死於國難的兒童即可成爲菩薩”的鬼話，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 但是，現在，卻祇能如此而已。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我祇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1000 多個兒童的哭號，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於呼吸視聽，那裏還能有什麽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而此後幾個所謂學者文人什麽“縱做鬼，也幸福”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於非人間，使它們快意於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爲後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於逝者的靈前。

在 1000 余受害的兒童之中，甘肅死難兒童是我的老鄉。老鄉云者，我向來這樣想，這樣說，現在卻覺得有些躊躇了，我應該對他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他不是“苟活到現在的我”的老鄉，是爲了中國民族食品工業崛起而死的中國的兒童。他受害的事情第一次爲我所見，是在前幾天一個論壇上，兩個死亡者之一就是他；但是我當時還不太清楚事件的來龍去脈。直到後來，有網友貼出他的照片，才有人指着其中一個小孩告訴我，說：這就是甘肅死難兒童。其時我才能將照片和實體聯繫起來，心中卻暗自詫異。我平素想，能够作爲當今“小皇帝”的兒童，並爲父母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一干長輩所溺愛的孩子，無論如何，總該是有些調皮搗蛋的，但他卻常常微笑着，表情很乖巧。待到後來看的報道多了，關於他的介紹也漸多漸細，於是瞭解的也漸多了，也還是始終微笑着，表情很乖巧……

二

四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遍地摻假的食品，敢於饕餮有毒的大餐。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爲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逝，來洗滌舊迹，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

我在 16 日早晨，才知道早在奧運之前就有群衆向有關部門反映三鹿奶粉可能有毒，但也許是因爲和諧奧運的緣故吧，此事就被壓下了；沒幾天，便得到噩耗，說毒奶粉已經致死兩名兒童，受害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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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主題至上千人，而甘肅小老鄉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對於這些傳說，竟至於頗爲懷疑。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凶殘到這地步。况且始終微笑着的表情很乖巧的小老鄉，更何至於無端在和諧盛世殞命呢？然而即日證明是事實了，作證的便是她自己的屍骸。還有一具，據稱也是甘肅的一個小孩。而且又證明着這不但是中毒，簡直是謀殺，因爲腎臟裏面還有很大的結石。但有關部門就解釋，說腎臟損害並不可怕，還可恢復如初！但接着就有流言，說她們是不懂自我保護的受害者。慘像，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麽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五但是，我還有要說的話。我沒有親見；聽說他，這個甘肅小老鄉，那時是受央視廣告引導欣然飲用三鹿奶粉的（據稱它還是中國航天員專用乳品）。自然，飲用而已，稍有人心者，誰也不會料到有這樣的羅網。但竟在和諧盛世食物中毒死掉了！三聚氰胺，一種用於化肥、粘合劑和塑料製造的原料，竟然冒充蛋白質被大量添加到了兒童奶粉中……一開始以爲祇一家黑心，豈料境外又撿出其他中國品牌的奶粉也含毒，最後，中央電視臺也不得不報道抽檢結果竟至於達 20 多家，至此，中國乳業幾乎全軍覆沒！始終微笑的表情很乖巧的小老鄉確是死掉了，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屍骸爲證；沉勇而可愛的另一小老鄉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屍骸爲證；祇有一樣沉勇而可愛的上千名中毒兒童還在醫院裏呻吟。當兩個孩子從容地轉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毒奶的戕害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呵！中國古代四大發明震撼世界的偉績，當代奧運開幕式豪華恢宏的高科技武功，不幸全

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但是所有的毒奶生産者和檢驗者卻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着血污……。

六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兒童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麽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閑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閑人作“流言”的種子。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很寥寥，因爲這實在不過是底層草民的最低日常消費。人類的科技前行的歷史，正如高校許多科研項目的立項，當時用大量納稅人的銀子，結果卻祇是一小點成果，還沒什麽實用價值，但喝奶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許多是嬰兒。然而既然有了毒害了，當然不覺要擴大。至少，也當浸漬了父母；爺爺奶奶，姥爺姥姥的心，縱使時光流駛，洗成緋紅，也會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藹的舊影。陶潛說過， “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倘能如此，這也就够了。

七我已經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有關部門者竟會這樣地冷漠，一是毒奶廠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嬰兒面臨遍地慘毒食品竟能如是之從容。我目睹中國兒童的慘狀，是始於數年前的，雖然不是全部，但看那面對三無小食品時幹練堅决咀嚼，面對未知安全係數的牛奶的大口痛飲，曾經屢次爲之感嘆。至於這一回在遍摻三聚氰胺奶粉海洋裏的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爲中國孩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隱瞞至數十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紀念三聚氰胺毒奶受害的小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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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主題

毒

萬能測毒試紙 —— 中國特色幽默

來說，科學界創造出了奇跡，果真研製出了中國第五大發明：一種萬能的，無論生熟、固體還是液態、肉製品還是水果、蔬菜，都能立刻檢測出是否有毒的試紙，憑什麽就該 “有望成爲家庭日用品”？消費者每購買一樣商品，已經上了稅，這個稅包含在售價裏面，買的是公共服務。否則，國家和地方的質檢部門是幹什麽吃的？老百姓憑什麽養着他們？推而廣之，現在已經有了往歹徒身上一碰，便能確保人身財産安全、“他好你也好”的高電壓防身器，警察部門大可號召人人必備之，從根本上扭轉社會治安的狀况。在“萬能測毒試紙”這條荒唐的新聞背後，隱約折射出職能部門渴望推卸責任的心態，實在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黑色幽默。◆

（四川）希鋒

奶粉事件爆發之後，中國的食品安全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高度關注。巨大壓力之下，政府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以平息衆怒；人們也在刨根問底，爲保障食品安全獻計獻策。然而，看了下面這條新聞，卻不由悲從中來： 9 月 19 日，參加第十届中國科協年會的有關專家透露，目前，科學界正着手研究一種能够快速檢測所有毒性的的測毒試紙，用這種高科技試紙往食物上一碰，便能知道食物是否安全。該試紙一旦面世，有望成爲家庭日用品。（新華網《專家稱食物快速測毒試紙有望成家庭必備品》）食品、飲料的種類數不勝數，可能存在的有毒物質更是多如牛毛，什麽試紙能够快速檢測所有毒性？以奶粉爲例，中國近幾年已經發現並查處的就有亞硝酸鹽含量超標、小金屬顆粒和潤滑油污染、阪腸杆菌超標、碘超標，直至最近的三聚氰氨毒奶粉事件。青黴素在動物食品中的殘留較易導致變態反應和過敏性休克，破壞體內微生物環境，産生致病菌耐藥性等危害。而鏈黴素有神經毒性和腎臟毒性，在動物食品中的殘留會損壞人體前庭和耳蝸神經，導致眩暈和聽力减退，引起過敏反應，致畸，致癌等。爲此人們專門發明、生産了一種“青／鏈黴素二合一檢測試紙卡（奶）”，用於檢測新鮮牛奶中的青／鏈黴素含量是否超標。使用這種試紙需要專門的工具（滴管），對溫度、取樣、時間都有嚴格的要求，不可能“往食物上一碰，便能知道食物是否安全”。而且這種試紙根本無法檢測牛奶中其它可能危害人體的物質，如三聚氰氨，或阪腸杆菌超標、碘超標。也就是說，僅一樣奶粉，要檢測它的全部安全指標，就不是一種試紙所能完成的任務，何况種類繁多的水果、肉禽！信口雌黃、缺乏起碼常識的“專家”在中國大陸早已泛濫成災，成了“忽悠”的代名詞：這種能够快速檢測所有毒性、往食物上一碰便能知道食物是否安全的測毒試紙，將永遠處於正在着手研製的狀態。退一萬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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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惡搞三鹿毒奶粉

封面主題

專制制度是人禍的根源（重慶）穆家峪

中

國大陸發生的三鹿集團等乳業毒奶事件和山西襄汾尾礦潰壩事故使得我們深感痛心。我們時刻關注事件的進展，牽掛廣大受害者及家屬。三鹿集團等乳業毒奶事件和山西襄汾潰壩事故，表面看是制假販假，非法經營，唯利是圖，隱瞞遇難者人數，而支撑“假”“非”“瞞”的基礎却有深層的社會制度與體制因素。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已使社會變成一個內部混亂，結構無序的系統。它制度的構成不是以普世價值、人權至上爲觀念系統，不尊重公民的生命權，健康權和知情權等基本人權；它的法律，規章、紀律，秩序如一紙空文；它組織系統的管理者、職能部門和組織成員一家獨大，祇有內部約束而無實際的外部監督；它的檢測設施閑置而不有效地利用。它的社會制度對社會成員的生存與發展造成了不可低估的破壞性作用。它的社會制度是被少數人

山西襄汾潰壩事故

毒奶事件有深層的社會制度因素

所壟斷的制度，祇體現了即得利益集團利益，不能保證大多數人的利益。實行的是以官商勾結爲特徵的權貴市場經濟制度；一黨專制的政治制度；腐敗的文化制度已使道德體系崩潰；它實行鉗制新聞自由的新聞檢查審定制度。現在中共領導下的大陸貪污腐敗累見不鮮，官員奸商中飽私囊，極盡搜刮民脂民膏，置法律，道德，責任，道義於不顧，貪贓枉法，禍害百姓，令人髮指。一個連自己的孩子都要殘害的民族，肯定是一個必將被淘汰的民族，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爲此我們呼籲：中共政府要用最嚴厲的措施，依照法律懲罰大陸乳業毒奶事件、山西潰壩事故的肇事者和各級責任官員；政府要對受害者進行國家賠償；中國共産黨和它領導的政府要以此爲教訓，立即啓動政治改革，開放新聞自由，結束專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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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情

中南海面臨危機（浙江）昝愛宗

中

南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地方勢力膨脹，割據一方，北京隨時都一可能丟掉作爲國家首都對全國的控制權。中國的大省若是欺負中南海，或不拿中南海當回事，中南海還真拿它沒辦法。此前人們說“政令出不了中南海”，這一說不準確，中南海的政令時刻都能出中南海，關鍵是對地方有用的就當作政令，拿鶏毛當令箭；對於無用無益的，自然不當一回事。中南海不是憲法法院，中南海也不認同司法獨立，更嚴禁軍隊國家化，媒體也都是同一種聲音，當一個個諸侯在經濟上不需要中南海的時候，不僅僅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而是中南海已陷入失去全國控制權的危機，政令不是法令，權威性和可操作性都差，中南海差不多到了劉阿斗治蜀的地步——其實是阿斗被他人治，自己什麽也做不了主。今年 5 月，溫家寶在四川大地震前綫指揮救援時說了這麽一句話，“是人民在養你們，你們看着辦吧”，多麽無奈，多麽傷感，一個大國總理指揮不了救援隊伍，溫家寶到四川到底是幫忙還是添亂？我們再看溫家寶欣賞的總理周恩來，他在“九一三”事件時直接報“我是周恩來”的大名，下口令關閉全國機場，軍方儘管有情緒但還是立即服從命令，執行“禁空”。這個大管家確實有大管家的權威，而溫家寶這個小管家，却連周恩來的一半權威都沒有，如此虛位總理，豈不造就虛位中南海權力成“耳旁風”？再看溫家寶在 1989 年時服務的上司、時任總

書記的趙紫陽，當年他的權威就是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等輿論基本上都控制在他的部下手裏。可今天的溫家寶，同樣的《人民日報》，却破天荒地在今年 9 月 28 日刊登一篇紀念前副總理、上海幫重要成員黃菊的文章“黃菊同志在國務院工作的日子”，稱“恪盡職守、鞠躬盡瘁”，黃菊去世時新華社還稱他“爲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殫精竭慮”。該文盛贊去世的副總理，從另外角度看分明是指責現總理沒做好工作。中南海的喉舌《人民日報》難道成了“上海幫”的喉舌？溫家寶在《人民日報》上到底有多少權威，看看報紙就可以知道。溫家寶在《人民日報》上有兩篇文章，一是詩歌《仰望星空》（2007 年 9 月 4 日），另一篇是《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2007 年 2 月 27 日），提到共産黨從不認同的“普世價值”，比如把“逐步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和“解放和發展生産力”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共同構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兩大任務，“要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社會主義制度與民主政治不是相背離的”。可隨後不久，一直遭受理論界的攻擊， “普世價值”成洪水猛獸，幾乎使溫家寶抬不起頭來。黃菊未去世之前，陳良宇一直是黨內“同志”。幸虧黃菊胰腺癌發作不治於 2007 年 6 月 2 日去世，才少了一個障礙，此年 7 月 26 日中共政治局開除陳良宇出黨，否則胡溫真不知道該如何收拾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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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情

江澤民的排名令胡溫中南海遜色不少

宇，此事可見黃菊的影響力絲毫不比溫家寶差。更令胡溫中南海遜色不少的是江澤民的排名，自 2002 年底以來都是第二位。明眼看是政治局九常委，實際上排序是 10 個人，江澤民是排名第二的不是常委的常委。有人戲言，胡錦濤提升官員可能不遇什麽阻力，但若撤幾個官員，恐怕就不那麽容易了。由陝西調到山東擔任省委書記，沒多久就帶病提拔到中央的李建國，穩居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秘書長高位。《炎黃春秋》雜誌今年第 6 期刊文揭露他治下的陝西及其本人腐敗透頂（炎黃春秋雜誌的標題是《“帶病提拔”癥結何在》），嘲諷這位“第一書記”現已高升爲“國家領導人”。儘管通篇沒點名字，但幾乎明白人一眼就看出，但胡溫也祇能裝糊塗了。陝西華南虎事件，觸目驚心的紙老虎，騙了全國人民，可陝西公然挑戰中央實行司法管轄權，所謂“獨立審判”，最後也不過是“柿子挑軟的捏”，判不懂攝影、甚至不會用閃光燈的農民周正龍兩年半刑。最高司法裝聾作啞，中南海也當這個事情沒有發生了。再看上海楊佳殺死警察案件，上海警方和司法機構秘密進行“公開審判”，中南海簡直成了受氣的孫媳婦，不敢對賈母說什麽話，也不敢對王熙鳳說什麽話。不過，中南海可以學習阿 Q 自我安慰，明明自己挨了打，却說“兒子打老子”。對

於上海來說，楊佳案上海審理對上海有利，當然必須要在上海審；若是在北京審理有利，那麽上海就可以讓“政令出中南海”了。拿最近的三鹿毒奶粉事件看，分明是中南海被地方牽着鼻子走，地方官員如何說，中央也如此爲地方背書，基本上沒有大的分歧。最後，中央需要幾個替罪羊，就頂住壓力撤下質檢總局局長、石家莊市書記、市長，這也符合河北省的利益，無非是聯手保一方平安。但毒奶粉上報中央的真相又在哪兒呢？反而成了一筆糊塗賬。是地方刻意隱瞞，還是中南海也加入隱瞞的行列？詳情恐怕祇有他們自己知道了。胡溫上臺之初，廣州發生震驚之外的孫志剛事件，胡溫也不過是借機廢止了一部早該廢止的收容遣送條例。而臭名昭著的嚴重侵犯人權的《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决定 (1957 年 )》、臭名昭著的暫住證制度、禁止遷徙自由的戶口制度，遮羞布般的信訪制度，霸道的城市拆遷和農村征地制度，黑社會化的城管制度，却一直超越法律和憲法。北京的權威面臨挑戰，其實不是一天兩天了，就華南紙老虎事件看，儘管名義上是中南海的中央組織部有對陝西省書記、省長的任免權，但紙老虎事件是陝西司法部門管轄的，領導的領導不是領導，下級的下級也不是下級，中央組織部根本就管不了陝西廳級一下幹部的任免，又加上地方保護主義猖獗，利益集團坐大，地方權力搞割據，說正在“溫水效應”的胡溫體制正丟掉北京的控制權，絲毫不誇張。記得有一次我在一個省城訪問一個廳級單位的官員，他辦公室的桌子上電話響起來，他一看開店顯示是北京的電話號碼就拒絕接聽。我又看見一縣城某科級局的辦公室主任用手機接聽北京打來的電話，說“對不起我在開會”就掛了，其實他沒有在開會，祇是不願意接聽北京的電話，因爲“打電話的都是騙子，騙錢的”。看來，戲劇裏說“洪洞縣無好人”，恐怕中南海裏也剩下不幾個好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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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情

非暴力不服從與中國家庭教會的法律定位劉同蘇

靈魂的管轄權祇屬於上帝。——馬丁·路德

如果宇宙絕對和諧，它就不會存在。在基本和諧之前提下的局部失衡，是宇宙存在（產生與發展）的條件。法律體系也是如此。一個絕對劃一刻板嚴守的法律體系必將自我窒息，因爲它沒有留下自我改進的餘地，從而扼殺了自我更新的活力。非暴力不服從是一種忠於基本法律秩序的違法現象。其邊緣性似乎構成了對法律體系的威脅，其實為法律體系提供了自我更新的動力。法律體系通過自己的對立面（邊緣性的内部違法要素）而更新自我，這種辯證運動是一個法律體系保持活力的重要淵源。本文將一般性地介紹“非暴力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的基本概念，並借助這一政治學概念，在法律上為中國家庭教會定位。在其支持者和反對者中，都有不少人把中國家庭教會視爲中國現行法律秩序的對抗者或者異己力量，卻沒有認識到作爲一種非暴力不服從運動，家庭教會實際上是促進現行法律秩序自我健全的重要力量。

一、非暴力不服從的定義約翰羅爾斯在《正義論》一書中的定義，可以看作是關於“非暴力不服從”範疇的經典： “我首先把非暴力不服從定義為一種公開的，非暴力的，既是出於良心又是政治性的對抗法律的行爲，通常旨在促使政府的某項法律或政策發生變化。”

1、性質與目的首先，非暴力不服從是一種合法的非法行爲。所謂“合法”，說的是非暴力不服從並不反對現行法律秩序的整體，而僅僅針對該秩序的某個局部（某項法律或政策）。非暴力不服從承認現行法律秩序的整體具有基本的正義性或合理性，而該秩序中的某項法律或政策卻違背了整體秩序的正義性或合理性。由此，非暴力不服從的目的不是通過反對某項法律或政策而削弱甚或推翻整個現行法律秩序，反倒是經由違背某項具體法律或政策（整體法律秩序的某個局部），使之改變現存的非正義性或不合理性，從而與整個現行法律秩序的正義性或合理性相吻合，最終達到完善整個現行法律秩序的結果。簡言之，非暴力不服從是在忠於整個現行法律秩序的前提下，反對該秩序中的某項具體法律或政策；其目的在於加強現行法律秩序的整體，而不是顛覆它。同時，非暴力不服從又是一種違法行爲。所謂“違法”是指：非暴力不服從畢竟是在反對現行的某項法律或政策，雖然它把反對的範圍自我限制在局部水平。非暴力不服從成爲現代社會政治生活裏面的一種活躍現象，反映了從古典自然法時代到現今，社會政治生活以及人們對其的認知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古典自然法時代，人們對社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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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情生活的看法是浪漫的或極端理想化的，他們認爲政治模式是非黑即白的，是絕對對立的，從而，他們對法律秩序的反應方式也是絕對的（法國大革命可以說是該種反應方式的最佳範例）。他們以爲：若一種法律秩序是正義的，就是絕對正義，由此，對之必須完全服從；如一種法律秩序不正義，就是絕對的不正義，由此，對之應當全然反對。現代人卻認爲：確實存在正義與不正義的分野，但這種區分卻不是非黑即白的絕對理想狀態。如果秩序是上帝的造物，不正義就不可能將其完全敗壞，由此，我們在否定整體不正義秩序的同時，卻不能無視其中的某些具體規定。比如，即使在納粹的統治下，人們也沒有理由無視交通規則或隨意撕毀合同；無論以革命的名義或是其他任何整體性的正義要求，都無法證明文化大革命的完全無序狀態或是恐怖主義全然蔑視任何規則的行爲。人不是上帝，從而在制定秩序時不免有局限，即便是正義的秩序，其中也難免缺陷或漏洞；爲了使該秩序得以實際施行（一個絕對理想的秩序決不可能存在於實際生活中），並且在執行中保持必要的一致性（選擇性的服從就破壞了一致性），在尊重整個正義秩序的同時，就不得不包容性地遵從其中某些不正義的局部規定。比如，人們容忍過渡寬鬆的槍支管轄制度或傳媒管轄規定，並不是因爲該具體規定完全正義，而因爲它們是整個自由秩序的一部分。非暴力不服從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盛行的，它所要處理的問題就是整體正義秩序裏面的不正義局部。如果正義秩序的正面價值絕對地壓倒該秩序中所有不正義部分的負面價值，那末，就不會出現非暴力不服從；爲了正義秩序本身的絕對正面價值，其中所有的不正義規定都應當被服從。然而，正義制度裏面的不正義也有等級差別。有些不正義規定的不正義程度較低，其存在不足以影響正義秩序的正義性質或實際施行。有些則具有較高的不正義程度，其長期存在不僅會妨礙正義秩序的實際施行，甚至使得正義秩序的基本性質有了明顯的缺陷。非暴力不服從所面對是不正義的某個邊際；它的對象既不是對秩序的正義性質不具有根本性影響的不正義，也不是已經改變了秩序正義性質的不正義，而是正義秩序慾保持其基本

性質就不得不解決的不正義。非暴力不服從以違法的極端方式對正義秩序發出警告：如果正義秩序不正視内部的某些不正義，將會導致正義秩序的基本性質發生變化。非暴力不服從的這種邊際地位決定了自己的性質，即以違法的手段訴諸合法的權威，從而達到健全整體法律秩序的目的。較之古典自然法時代，現代人對於程序的觀念也有很大的改變。在古典自然法時代，立法與執法是一個單向循環的固定程序。人民在立法裏面的主動地位和執法中的被動地位是固定的。而非暴力不服從意味着：在某些有限制的特定境遇裏面，人民可以在執法領域扮演主動的角色，通過違法而反向改變立法的現狀。

2、方法非暴力不服從在方法上的特徵就是“違法性” 和“非暴力性”以及“公開性”。違法性非暴力不服從所不服從的對象就是某個法規。非暴力不服從的存在就意味着違背了某個法規，儘管其目的是完善整個法律體系。在其違法性上，非暴力不服從又有直接的和間接的不服從。直接的不服從是指直接違反它要改變的法規，比如，進入法律禁止本種族進入的區域，以反對該種族隔離法。間接的不服從則是用違反某項法規的方法以達到改變另一個法規或政策，比如，堵塞交通（違法交通法）以反對侵略他國的政策。當非暴力不服從這種違法手段被選擇使用時，通常意味着所有合法手段已經用盡，仍然不足以使國家權力正視體制内的不正義狀況，祇好運用有限制的違法行爲，以訴求對該不正義狀況的注意和解決。另外，不惜以有限制的違法行爲訴求國家權力，表明該法律秩序中的不正義達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任何秩序都不可避免的常規漏洞一般不會誘發人們使用大規模違法行爲）。非暴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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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情非暴力不服從的非暴力性包含兩層意思：首先，非暴力不服從不使用暴力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在自己的行動中有意識不傷害他人的生命及人身安全，盡力不損壞國家和私人的財物；其次，當國家權力機關對非暴力不服從者實施強制行爲時，不以暴力與之對抗。非暴力的手段是由非暴力不服從的性質決定的。如果非暴力不服從不打算否定法律秩序的整體結構，它就必須承認國家權力是在法律結構裏面唯一有權使用暴力的機關。祇要國家權力還是唯一有權使用暴力的機關，法律就仍然是管轄和調整人們行爲和關係的首要手段。國家權力對暴力的壟斷迫使人們祇能在法律以内選擇處理彼此關係的手段。戰爭在本質上是一種無法狀態，因爲在戰爭裏面，統治因素是強力，而非法律。一旦有人自行使用暴力手段，他就不僅是藐視國家機關的權力，而是宣佈脫離法律秩序，進入戰爭狀態（即無法狀態）。非暴力不服從堅持不使用暴力手段，以此表明自己依然承認國家權力是唯一有權使用暴力的機關，從而法律依然是自己與國家以及其他社會要素之間的首要調整手段；由此，自己已經預先把自己的違法行爲限制在一定的限度裏面，即不會超出法律秩序的基本結構。雖然非暴力不服從有意識地選擇了違背法律，但是，它並沒有不承認該法律是法律，而僅僅揭露該法律的不正義性。非暴力不服從的違法行爲不是要直接取締該不正義之法，而是要説服國家權力終止或改變該法律。既然是説服，“不服從” 就一定要保持在“非暴力”的範圍之内；一旦使用強力，也就說不上説服了（“我用槍説服你”，這明顯是偷換概念的詭辯）。非暴力不服從的正當性主要依賴於訴求本身的道德性質。其違法已經明顯破壞了程序正義（即沒有選擇正常的立法程序以達到改變法律或政策），所以，非暴力不服從訴諸的是實質正義，即法律的目的和本質。引起非暴力不服從的原因是某個按照法定程序形成的法律或政策明顯地違背了法律的基本精神，由此，非暴力不服從通過違背該現行法律或政策的方式，以改變該現行法律或政策，使其規定得以吻合法律的基本精神。不

道德的目的可以使用任何手段，而道德的目的祇能通過道德的手段達到。既然非暴力不服從的正當性一定要依賴本身的道德目的，其手段就必須嚴格地限制在道德規範之内。其“非暴力”的手段可以說是其道德目的所要求的。公開性一般的違法行爲總是盡其所能地避人眼目，而非暴力不服從卻大張旗鼓，唯恐人不知道自己違背了法律。真正的非暴力不服從者從來不是陰謀家。忠誠不一定要公開，但表明忠誠卻必須公開。對於非暴力不服從而言，其違法行爲似乎已經構成了對整個法律秩序的威脅；爲了表明自己對法律秩序之整體的忠誠，非暴力不服從必須保持公開性。非暴力不服從公開地申明自己不服從法律的目的並且公開地履行違反法律的行爲，以便使國家權力和公衆辨明其違法行爲僅僅局限在法律秩序的局部，該行爲本身既無意推翻整個現行法律秩序，也不會造成該秩序的崩潰。另外，非暴力不服從不會逃避對其違法行爲的審判。逃避對自己的審判是一種隱匿，即從法律管轄中消失了。逃避審判意味着不再承認現行國家權力的合法性（從而，不接受其審判），由此，置身於整個現行法律秩序之外（法律的管轄已經對我無效）。通過接受現行國家權力的審判，非暴力不服從表明自己依然承認該權力具有合法的最終決定權，自己儘管有局部的違法行爲，仍然接受整個現行法律秩序的管轄。實際上，非暴力不服從者常常把對自己的審判，視爲是再次公開訴諸現行國家權力和公衆的機會。非暴力不服從不是為違法而違法，是為改變法律而違背法律。既然非暴力不服從不打算扮演直接的立法角色（即推翻現行的立法權力而由自己立法），它就必須訴求於現行的國家權力，而公開的表示是訴求的前提之一。 3、淵源非暴力不服從的效力淵源是良心，由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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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情訴諸了比法律更高的淵源。非暴力不服從判斷一個法律時，其所依據的不是法律標準（是否按照立法程序，是否符合高一級的法律規範，是否遵循先例，等等），而是正義標準。一旦涉及法律的正義内容，法律也就不再被視爲一個絕對獨立的自我封閉體系。“法律必須是正義的”這樣一個命題意味着：法律是開放性的，因爲法律必須包含比自身更大的内容（正義是比法律更大的概念）。一個法律的存在不僅僅在於它符合法律體系内部的程序要求，而且因爲它符合了比法律體系更大的正義要求。如果僅僅依據法律體系自身的標準，凡按照法律程序產生的就是法律。但是，若法律的内容必須符合正義標準的要求，一個按照法律程序產生的法律就可能不具有法律應當具有的正義内容，從而，成爲一個徒具法律外殼的僞法律。非暴力不服從就是依據正義標準而揭示這些僞法律的手段。非暴力不服從與革命都訴諸了超越法律體系的正義標準，但兩者判斷的對象卻不同。革命針對的是整個現行法律體系，不再承認整個現行法律體系的正義性；而非暴力不服從則針對法律體系内部的某個法律，依然承認整個現行法律體系的正義性。非暴力不服從在現代社會裏面的盛行，表明人們認識到人（作爲立法者）和法律的局限；即使在一個民主的社會環境裏面，由於自我的局限（知識，能力，時代，利益等等方面），一個基

本正義的法律體系内幾乎不可避免地會包含不正義的局部。當一個法律的非正義性嚴重到足以影響法律體系的整體正義性，卻還未達到使之喪失整體正義性的地步，通常便會引發非暴力不服從。良心（道德性或正義性）也是非暴力不服從的實際力量源泉。由於選擇違法手段而主動放棄了法律的直接庇護，又不使用暴力作為自己要求的依托，卻公然以違法行爲對現行國家權力施加（要求改變法律或政策的）壓力，非暴力不服從幾乎完全依靠内在的道德力量。若不是對自己的訴求有道德上的自信，也相信這種訴求可能激發現行國家權力和公衆出於正義感的回應，非暴力不服從幾乎不可能產生。 4，範圍由於非暴力不服從的目的是改變某個法律或政策，它屬於公衆事務領域，帶有政治性。非暴力不服從不同於出於良心的抵制。出於良心的抵制（Conscientious Refusal）也是出於道德要求而違背法律，但是，出於良心的抵制的目的是保全個人内部的正義狀態（自己的良心），而不是在外部法律秩序中重建正義狀態。而非暴力不服從祇是以個人正義感為依托，目的卻是在社會秩序裏面實現正義。家庭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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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情二、中國家庭教會的法律定位自 20 世紀 50 年代產生以來，中國家庭教會一直承襲着基督信仰在中國大陸上的“法統”；從文化大革命以後更在數量上也成爲中國教會的主流。近十年來，家庭教會開始全面進入中國的主流社會，於是，確定其在現行法律結構中的地位，便成爲必須（無論對家庭教會，還是國家權力）。一個龐大的人群（6000 萬左右）以社團的形式在社會裏面長期存在，卻沒有法律賦予的正常地位，這使得社會法律生活裏面出現了不應有的空洞（即現行的法律規範不能涵蓋正常的社會行爲）。比如，由於家庭教會無法正常地取得法人地位，其内外的財政活動祇能在法規管轄的範圍以外進行。例如，就内部而言，不通過法人制度，法律就無法對内部的財政活動加以規範，六千萬會衆每個禮拜的金錢和財務的奉獻（按照聖經，這是每個基督徒必須履行的信仰義務）就祇能以完全自發的形式（就法律而言）收聚，保存和使用。就外部而論，不具有法人地位，六千萬人正常信仰活動所必需的財產（禮拜堂和敬拜禮儀所需的器具）和財務關係（租賃合同）就可以被人任意侵害。由於目前家庭教會正在從社會邊緣進入主流，它不可避免地要與其他社會要素發生法律關係，爲此不可能不在現行法律結構裏面確立自己的地位。就政治學意義而言，目前中國家庭教會的存在狀態屬於非暴力不服從的範疇。 1、憲法框架内的違法行爲無論中國家庭教會的“合憲”，還是“違法”，都淵源於聖經。聖經記述了耶穌的這樣一句話： “該撒（凱撒）的物當歸該撒，神（上帝）的物當歸神。”。這一句膾炙人口的話語表達了基督教關於政教關係的基本原則，也是家庭教會在此領域所遵循的根本準則，以及家庭教會堅持非暴力不服從的最終依據。對基本法律秩序的尊重 “凱撒的歸凱撒”並不意味着塵世的君王可以

與上帝分庭抗禮，而祇是表明：塵世君王的權力也是上帝賦予的；在塵世君王的正當管轄領域裏，一個基督徒必須服從塵世君王的管轄，因爲在此領域裏面服從塵世君王，就是服從賦予塵世君王管轄權的上帝。“你們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一切人的制度（權威），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爲沒有權柄不是出於上帝的。凡掌權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 聖經表明：上帝是通過法則創造世界。“這道太初與上帝同在。萬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着他造的。”這意味着存在的根據是法則；沒有法則，就沒有存在。“上帝說： ‘地要發生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着核。’事就這樣成了。於是地發生了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各從其類；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着核。上帝看着是好的。上帝說： ‘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鳥飛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上帝就造出大魚和水中所滋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各從其類；又造出各樣飛鳥，各從其類。上帝看着是好的。 …上帝說； ‘地要生出活物來，各從其類；牲畜，昆蟲，野獸，各從其類。’事就這樣成了。上帝造出野獸，各從其類；牲畜，各從其類；地上一切昆蟲，各從其類。上帝看着是好的。”按照基督教教義，秩序不僅是存在的依據，也是存在的標準。祇有按照秩序，即遵循類別的界限並符合種類自身的要求，存在纔是“好的”或者正常狀態的存在。如果世間沒有有意識違背法則的行爲， “秩序” 範疇裏面就無需包含“權威”或“權力”的概念，那樣，一切秩序的實行或者法則的遵循都是自然的。正是因爲人具有破壞秩序的内在趨向，從而不能自然地遵循秩序，由此，纔出現了強制推行秩序的權威或權力，和由強力執行的法律。一個純然的基督徒依然要服從國家權力和法律；一個基督徒也許不需要強制，卻一定要遵循秩序，因爲秩序是上帝的創造。一個世人服從法律，是由於外在強制力的緣故；而一個基督徒服從法律是出於内在的良心要求。“你們必須順從，不但是因爲刑罰，也是因爲良心。” 基於聖經的教導，家庭教會在整體上服從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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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情

北京家庭教會

行的國家權力，遵守基本的法律秩序。局部的不服從目前家庭教會與現行法律的衝突主要表現為註冊問題。家庭教會尊重現行的憲法，服從現行的基本法律秩序，絕對無意反對甚至推翻現行的國家權力。抛開註冊以及連帶問題，家庭教會可以說是一個守法的模範。家庭教會與現行法律的矛盾並非整體性的，而是在同一憲法結構内部的局部矛盾。現行國家權力在成文法明文規定的註冊程序上附加了一個不成文的條件：必須加入官方教會，纔可以註冊為合法的教會團體。引起雙方矛盾的就是這個不成文的附加條件。家庭教會並不反對成文法（即“宗教管理條例”）明文規定的註冊程序，而祇是不接受附加了隱性條件的實際程序。無論基於憲法原則還是信仰原則，家庭教會都無法接受該附加條件。就法律的領域而言，家庭教會的存在具有憲法依據。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六條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該規定意味着：現行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承認法律沒有意識形態的效力，也就是說法律不能規定個人的思想；宗教信仰屬於思想範疇，從而，屬於個人自由的領域，國家機關不得干涉；國家機關對宗教信仰的管轄祇限於宗教信仰的外部行爲，而且祇限於涉及了他人和社會的外部行爲；祇要一種宗教信仰無意反對現行的國家權威，沒有剝奪其成員的公民權利，也沒有侵害非成員的公民權利，國家機關就無權干涉其活動。現行註冊程序中的附加條件明顯違背了上述憲法規定裏面的基本原則。儘管官方教會和家庭教會都冠有“基督教”的名稱，但雙方在基本教義方面有根本的分歧甚至對立。上世紀五十年代，正是由於認定官方教會已經背離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原則，一大批基督徒離開了官方教會，纔形成了今天的家庭教會。現行的註冊程序要求註冊的教會必須加入官方教會，這已經干預了信仰内部的教義之爭，從而介入了思想内容的領域。如果法律規定基督徒必須加入官方教會，這就干涉了基督徒信仰家庭教會教義的自由，剝奪了在信仰領域作選擇的憲法權利。若是德國的國家機關規定：一個教會祇有加入路德會，纔被允許註冊為合法教會團體，那末，其結果就不再是一個宗教法規的問題，而是一個憲法危機。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規定： “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家庭教會的存在雖然違背了現行的註冊制度，但其目的卻是捍衛現行憲法的宗教信仰自由與原則。由於在行政法系統的不健全，家庭教會無法使用行政訴訟的手段保護自己的憲法權利，祇能通過實際存在而訴求國家機關按照憲法原則改變現行的違憲法規。從局部看，家庭教會違背了現行的某個法規；就法律秩序的整體而言，違背進而得以改變該違反憲法原則的法規，實際上是健全了整個法律秩序。從信仰的角度說，家庭教會並不是用上帝來反對國家權力，而是懇求國家權力保持在自己應有的領域裏面，從而維護國家權力的正常行使。凱撒的應當歸凱撒，但是，上帝的卻不應當歸凱撒。如果硬把上帝的也要歸了凱撒，遭殃的不會是上帝，而是凱撒。一個超出自己範圍行使權力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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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情家非但不能加強，反而會削弱自我。“對於塵世政府而言，其法律的管轄僅僅限於生命，財產和世間的外在之物。至於靈魂，其統轄權祇屬於上帝。因此，祇要塵世權力訂立管轄靈魂的法律，它便僭越了上帝的權力。”國家權力在本性上便無法管轄信仰，因爲國家權力祇具有外在的強力，而外在的強力並無法創造或改變内在的精神。“信仰是自由的產物，被強加的就不是信仰。信仰是上帝在靈魂中的造化，外在權力絕對無法強迫或創造信仰。”家庭教會無視現行註冊制度而存在，無非是要求將信仰事務的管轄權還給上帝，幫助國家權力回到其應當管轄的範圍（即外在行爲與關係的領域）。 2、家庭教會的違法性質談論家庭教會的違法性，絕對不能脫離以下幾個前提：第一，家庭教會與現行法律秩序的衝突僅僅局限在法律秩序的局部；第二，家庭教會違反局部法律秩序的目的是改進該法律秩序，並最終使整個法律秩序得以健全；第三，中國的法律秩序正處於從不完善走向較爲完善的過程之中。從上述三個前提出發，可以判定：儘管家庭教會的存在帶有違法的性質，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家庭教會與整個法律體制處於靜態的和絕對的對立狀態。首先，由於家庭教會忠於現行法律秩序的整體而僅僅與某個局部法律制度發生衝突，家庭教會與現行法律體制的關係並非是“有你無我”的外部衝突關係。“忠於現行法律秩序的整體”意味着雙方都承認現行的憲法結構；這一前提已經保證了家庭教會與某項具體法律制度的衝突可以在法律秩序内部解決。其次，鑒於家庭教會的違法祇是為了改進（而不是推翻）現行法律體制，而中國現行法律體制確實具有自我完善的可變性，處於違法地位的家庭教會完全可能在現行法律體制裏面成爲合法。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隨着法律體制的逐步健全，許多所謂“合理而不合法”的社會現象都不僅成爲合法，而且構成了現今社會繁榮的基礎制度， “包產到戶”和“個體經營”就是最爲顯着的例證。

最後，如果家庭教會與現行法律體制具有内部互動的良性動態關係，那末，家庭教會的存在就是一個從不合法到合法的過渡過程。在這樣一個逐步過渡的過程中，不可能用非黑即白的截然標準判定家庭教會的“合法”或“不合法”。有些人稱家庭教會為“非法教會”，這是一個不準確的定位。法律不僅僅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更是人民的權利；法律不祇具有成文的形式，也可以是一種慣例。當個人開發無主荒地或者民族佔據無人管轄荒島的時候，他或它是通過實際具有和他人默許而獲得其對該地或該島的權利（即合法化）。目前，家庭教會已經實際存在（在全國有五到六千萬會衆），而國家權力並沒有通過實際取締的方式明確禁止，從而，前者的存已經以慣例的形式被后者默許（所謂“凡無法律明確禁止的，就是法律允許的”）。在準確的意義上，現在的家庭教會應當定位為“准合法團體”。 3、家庭教會之“不服從”的非暴力性質家庭教會不僅公開申明並且在自我行動中不使用暴力，而且有意識地與任何暴力事件或者具有暴力傾向的運動保持距離。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面（特別是在“左”傾路綫據統治地位的時期），國家權力曾經不公正地使用暴力手段對待家庭教會，但是，迄今尚無家庭教會報之以暴力的紀錄。在家庭教會長期的“不服從”中，不使用暴力手段是一個鮮明的特徵。基督拯救的着眼點是人的靈魂，而暴力並不能改變人的靈魂。耶穌非常清楚地指出：暴力的手段祇能產生暴力的結果（“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卻不可能造成人們靈魂的變化（“那殺身體（的）不能殺靈魂”）。基督教的存在性質已經決定了其改變世界的手段是非暴力的。在這一意義上，家庭教會的非暴力手段是服從了耶穌的教導並符合教會存在的基本性質，由此，是出自内在本性而非是一種生存策略。祇要一種“不服從”運動堅持不擅自使用暴力，就意味着該運動依然承認現行國家權力是合法使用暴力的唯一機構，從而，表明自己仍然尊重現行的基本法律秩序。就此而論，家庭教會正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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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情自己的非暴力手段，表明了自己的“不服從”僅僅是在尊重現行憲法結構之大前提下面的局部違法行爲，顯示了通過局部違法而最終健全整個現行法律秩序的善意。

由此帶有更重的道德性質。後者意慾改變公共規則，已經不可避免地進入公共事務領域。今天的家庭教會正以自己的存在促使國家權力改變宗教管理的規則，在這一意義上，其存在本身已經是政治性的。

家庭教會之“不服從”的公開性家庭教會之“不服從”的道德性把家庭教會稱之爲“地下教會”，似乎家庭教會是一個對抗現行國家權力的秘密組織，這種説法如果不是有意地歪曲事實，就是不了解實際情況的巨大誤解。在“左”傾路綫盛行的年代，家庭教會的確被迫處於地下狀態，但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家庭教會已經逐步走向公開。即使目前在法律上仍然有某些限制，家庭教會的聚會基本是公開的。除了偶然到家庭教會拜訪的外國人（特別是外籍華人），絕大多數常住在中國境内的家庭教會成員並不刻意把自己弄成某種秘密組織的成員。“地下”的神秘意味可能在海外具有炫耀或獵奇的價值，在國内卻絲毫無助於改善家庭教會的外部存在環境。而家庭教會的公開性顯明了家庭教會與現行國家權力並不處在你死我活的截然對立狀態，家庭教會並無意超出現行的基本法律秩序，與現行國家權力的任何矛盾都可以攤到桌面上談。家庭教會現在的任務是進入主流社會，而不是推翻主流社會。家庭教會之“不服從”的政治性雖然家庭教會一向非常謹慎地避免與政治沾邊，其目前的存在已經是一個政治問題。政治不僅僅是權力，更重要的是公衆事務。多年以前的家庭教會，可以在政治學意義上被定義為“出於良心的抵制”。該概念與“非暴力不服從”的特徵極爲類似。兩者的區別在於： “出於良心的抵制” 由於道德原因而不服從某個法律，其不服從的目的不是改變該法律，而是保住個人的良心； “非暴力不服從”也是出自道德理由違背某個法律，但其違背法律的目的除了保守個人的良心以外，更要謀求該法律的改變。前者儘管違背公共規則，卻祇謀求個人成爲該規則的例外，從而主要是個人行爲；儘管涉及外部行爲，卻祇爲了内在良心，

出自基於信仰的道德淵源，又訴諸法律秩序本身的基礎，家庭教會之不服從的道德性毋庸多言。與功利性或策略性的政治行爲不同，這種基於信仰和道德的不服從明顯具有更爲持續和穩定的力量源泉。

三、前景與建議中國社會正在逐漸走向現代民主制度。在這一大趨勢中，國家權力的非意識形態化已經成爲必然。在宗教信仰領域，國家權力越是把自己的活動限制在外在行爲範圍裏而不去干預信仰的思想内容（所謂“凱撒的歸凱撒”），其自我的功能就越正常。宗教管理制度的正常化（即脫離政教不分的傳統）更多地關乎社會生活的法制化，而不僅僅涉及家庭教會的生存狀態。從實際操作的角度看，數千萬人的信仰活動長期處於非法狀態，這無疑是法律制度上的巨大漏洞。隨着社會生活的民主化，家庭教會正逐步進入中國的主流社會。對於任何社會生活，“非法” 永遠祇是一種邊緣狀態，從而，一種非法的信仰不可能對社會主流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家庭教會的非暴力不服從不是爲了違法而違法，而是爲了合法而違法。通過非暴力不服從而導致現存宗教管理制度的改變，由此而使自身獲得合法地位，這是家庭教會影響主流社會的必要條件。海外某些力量把家庭教會與國家權力之間的矛盾誇張為你死我活的對抗，這種說法錯誤地判定該矛盾的性質。作爲一種非暴力不服從運動，家庭教會並沒有超出現存的法律秩序。硬把家庭教會作為現存法律秩序的對抗力量，祇會對家庭教會進入主流社會的過程產生負面的影響。（本文發表時註釋從略——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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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情

《財經時報》事件與新聞傳播立法（湖北）喬新生

中

國新聞網刊登消息，地址在北京的《財經時報》因爲刊登一篇中國農業銀行常德分行巨額不良資産剝離的報道，被勒令停刊3 個月。在《財經時報》刊登的公告中，確認此次被停刊的理由是，上級主管機關認定，“違反了媒體不得異地監督”、“新聞採訪需履行正規採訪手續”、“重大、敏感新聞稿件刊登前需與被報道方進一步核實，交換意見”等“新聞宣傳紀律，導致失當。”

全可以通過外圍採訪的方式，逐漸逼近事實真相。假如新聞記者採取主觀臆斷，或者拼凑的方式製作新聞作品，造成新聞作品明顯失實，那麽，新聞媒體應當承擔法律責任。換句話說，征得被採訪人同意進行採訪，是防止虛假新聞出籠的條件之一，但不是必要的充分條件。在被採訪人不同意的情况下，新聞記者仍然可以行使自己的新聞報道權，祇不過新聞記者應當更加謹慎的平衡使用自己所掌握的證據，不能道聽途說，更不能張冠李戴，從而造成侵權的法律後果。

新聞紀律有商確的必要從新聞主管機關認定的 3 個理由來看，《財經時報》的報道並無明顯違法之處，屬於一般性的違反新聞紀律。然而，對這些新聞紀律都有進一步商榷的必要。首先，新聞媒體不得異地監督直接違反中共中央關於加强新聞輿論監督的規定，在中國共産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胡錦濤明確强調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監督的作用。其中並沒有規定新聞媒體不得異地監督的內容。從實際情况來看，南方的一些新聞媒體經常性刊登北方的新聞，這說明異地監督在中國十分普遍。假如禁止新聞媒體異地監督，那麽，不僅直接限制了我國公民憲法上批評監督的權利，而且容易産生新聞封鎖現象，不利於正常發揮新聞輿論監督的作用。其次，新聞採訪需要履行正規採訪手續，任何採訪都必須征得被採訪人同意才能進行。但是，在被採訪人拒絕接受採訪的情况下，新聞記者完

財經時報網站上的停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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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情第三，重大、敏感稿件刊登前與被報道方進行核實，是防止産生虛假新聞産生的重要手段。但是，這項紀律性規定顯然存在問題。假如重大、敏感稿件刊登前必須交給被報道方，那麽，可能産生的直接後果是，讓被報道方有充裕的時間改變事件發展的方向，或者銷毀有關證據，從而避免承擔法律上的責任。

根據政黨紀律處分媒體踐踏了法律尊嚴長期以來，我們依靠宣傳紀律管理新聞媒體，不僅在社會上産生巨大的爭議，而且在法理上存在非常嚴重的問題。在“依法治國”寫入憲法的今天，黨政機關在處理新聞糾紛事件的時候，必須自覺依據法律的規定。按照法律適用的一般原則，凡是法律沒有作出禁止性規定的，任何公民和市場主體都可以做；凡是法律沒有明確授權的，任何機關都不能干涉公民和市場主體的行爲。黨的新聞宣傳機關長期主管新聞報道，在執行憲法方面更應該率先垂範。現在這種動輒根據政黨紀律對新聞媒體作出處分的做法，不僅嚴重損害了黨的形象，而且踐踏了國家法律的尊嚴。中國的法律體系是一個授權性的法律體系。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制定《立法法》的時候，已經充分考慮到了現實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在最高權力機關尚未制定法律的情况下，授權國家行政機關制定行政法規。所以，在管理新聞媒體、調控新聞市場的過程中，新聞出版主管機關應該儘快制定法律規範，明確新聞媒體的權利和義務，防止新聞媒體在法律規範不明確的情况下，違反黨的新聞紀律。換句話說，把黨的各項新聞方針政策轉化爲具有可操作性的新聞法規，不僅可以事先防範新聞媒體破壞新聞市場秩序，而且可以爲政府機關處罰新聞媒體提供明確的法規依據。現在，南方一些新聞媒體經常性地監督其他地方的黨政機關，並沒有被勒令停刊；可是北京一家新聞媒體却因爲監督一個金融機構而受到如此嚴厲的處罰，這說明新聞出版主管機關在處分新聞媒體方面，具有極大的隨意性。這對於增强全社會的凝聚力來說是極其不利的。現在，我國正在修改制定刑法修正案，其中

明確規定“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將履行公務或者提供服務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給他人，或者以竊取、收買等方式非法獲取上述信息，情節嚴重的，追究刑事責任。”這裏的“國家規定”是否包括執政黨的方針政策和新聞宣傳紀律？值得社會各界高度重視。從法理的角度來分析，刑法屬於國家的基本法律，在刑法之外還有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假如作爲國家基本法律的刑法必須援引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作爲是否構成犯罪的依據，那麽，整個法律結構的內部邏輯就會陷入混亂，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行政法規違反法律的現象就會不斷出現。

限制行政機關權力是我國立法的方向所以，限制行政機關的權力，應當成爲今後我國立法的方向。通過限制行政機關的權利包括减少授權性立法，最大限度地確保公民的權利不受損害。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限制並且取消黨的新聞宣傳主管機關的紀律處分規定，加快我國新聞傳播立法的步伐，是實現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新聞宣傳主管機關這種處分《財經時報》的做法，確實顯得有些過於草率。假如新聞記者的採訪報道的過程中違反了國家的法律，涉嫌侵犯商業秘密，那麽，中國農業銀行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司法機關可以進行偵查，並且由法院作出判决；假如新聞媒體的報道對農業銀行構成民事侵權，那麽，中國農業銀行完全可以在掌握證據的前提下，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追究新聞媒體的民事責任。總而言之，黨的新聞主管機關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通過法定的程序，向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提交有關新聞傳播法律的立法建議，不能自定規則，自我執行。這既違反了程序正義的原則，同時也嚴重損害執政黨的形象。中國農業銀行常德分行在經營中是否存在問題，需要審計機關和相關主管部門進一步核查。但是，這種直接由新聞宣傳主管機關作出紀律處分的做法，顯然與現代法治格格不入。從市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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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情濟的角度來看，新聞媒體與中國農業銀行屬於平等的市場主體，它們的利益都應該受到保護；從法律的角度來分析，由於新聞宣傳部門在處分《財經時報》的時候，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所以，其處分行爲無效。胡錦濤多次强調，各級黨政領導機關要學會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依法執政。絕對不能用內部的紀律或者宣傳政策代替法律。作爲一個合法注册的新聞機構，其權利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新聞主管部門動輒作出停業整頓的規定，顯然違反了現行法律的規定。由於司法機關對此類案件不予受理，所以，被處分的機構根本無法通過司法途徑維護自己的正當利益。這說明在强調依法治國的同時，我們必須從具體的制度設計着手，建立一套科學的新聞傳播法律體系。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新聞媒體同樣面臨艱難的抉擇：要麽主持公道，維護新聞價值尊嚴；要麽隨波逐流，謀取商業利益。我們不否認一些新聞媒體借助於自己的新聞報道權，千方百計地謀取單位或者個人的利益。但現代法治社會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執法機關必須嚴格依照生效的法律規則，對行爲人的合法性作出判斷。如果依照道德倫理標準或者黨的政策管理新聞市場，那麽，

最終的結果要麽是萬馬齊喑，要麽是一片混亂。在解放思想方面，新聞媒體主管機關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假如不嚴格依法辦事，而是欺軟怕硬，對一些社會影響較大、並且由政府高官支持的新聞媒體網開一面；而對那些社會影響一般、沒有官方支持的新聞媒體痛下殺手，那麽，不僅不利於公平競爭，而且會滋生新的腐敗。新聞媒體主管機關務必要在學習貫徹科學發展觀方面下功夫，萬萬不可隨意處罰新聞媒體。這樣做非但不能建立科學有序地新聞市場競爭秩序，反而給西方攻擊中國新聞政策提供口實。根據筆者多年的觀察，當前在解放思想方面需要進一步努力的，一個是新聞宣傳主管部門，一個是情報主管部門。前者經常通過一些莫須有的紅頭文件，破壞正常的新聞輿論監督環境；後者則經常對一些有良知的知識份子採取跟踪監視措施。這說明中國共産黨作爲執政黨，在重視經濟主管部門領導思想動向的同時，更要重視意識形態領域主管部門領導的解放思想工作。否則，科學發展觀很可能會因爲少數主管意識形態領域領導的枉法裁判而化爲烏有。（作者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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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情

威權體制的冬天（浙江）溫克堅

從

有能力舉辦北京奧運這個世界級的恢宏賽事到無能力有效處置一張小小的華南虎照片，從有能力發送神七送宇航員進入太空舞動國旗到無力就楊佳這個簡單的刑事案件給公衆一個信服的結果，中共威權體制展現的這種不可思議的矛盾面貌的確讓人費解。觀察它的不同側面和表像，人們得出的結論會有不同，但是剖析各種似是而非的論調，探究更深層次的邏輯，得出的結論是威權體制的冬天已經來臨。表面來看威權體制對社會物質和財富的掌控依舊有力，比如關鍵的經濟産業，市場規則制定權，行政壟斷的定價權等依然牢牢握在手中，因此可以傾全國之力舉辦奧運，可以花費巨資編織飛天夢想，通過種種形象工程來包裝威權體制，一時之間，公共視野裏看不到任何有效的挑戰者，更

別說體制性的危機了。但是顯然威權體制中的政客並沒有這種自信，他們組織各種政治學習，不斷敲打“亡黨”警鐘來試圖提高體制的聚合力。從華南虎照和楊佳案件的處置來看，威權體制對於那些廣受關注案件的處置已經無法滿足公衆最低的期待，更別說讓正義通過正當程序在公衆面前呈現了。這種公然藐視普通大衆智力的作法表明威權體制已經無力跟上社會演變的節奏，而是站在了公衆和社會的對立面。無數的網絡跟帖和灌水可以證明這點。這種失去公衆認同的體制是極度虛弱的。如果追問虎照和楊佳案件的處置過程，我們還可以挖出更多的信息。這兩個案件並不複雜，對於事件的大致過程和可能的結果公衆會有個一般化的認知和期待。但是就是這麽兩個簡單的案

10 月 13 日楊佳案二審，民眾身穿聲援楊佳的 T 恤，上面寫著楊佳說過的一句話： “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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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情件，在幕後黑手的操控下，演變軌跡快速脫離公衆認知框架，以其戲劇性和不可解釋性顛覆了公衆的期待，輿論一片嘩然。這兩個事件典型了反映了威權結構的麻木和傲慢。實際上，看似巨無霸的威權體制內部，因爲意識形態枯死，在所謂集體領導制下權力結構相互糾結，以致無人真正願意或有能力對體制負責，使得官僚和利益群體有機會把案件和體制强度套牢，來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維護局部利益，體制本身成爲冤大頭。從這兩個案件還可以看出，哪怕是一些“癬芥之疾”，威權體制也已經無法及時切割，進而整個體制都可能爲之陪綁，從而造成致命威脅。經濟環境的變化也給威權體制帶來了絲絲寒意。30 年經濟自由化進程釋放了人們的創富能力，而經濟發展也的確給威權結構換來了必須的政治現金流，可以藉此購買穩定和化解矛盾。這種威權結構 + 經濟發展的模式甚至一度成爲流行話語並成爲官方舊意識形態的替代品。不過，2008 年以來樓市蕭條，股市低迷，通貨膨脹 , 失業率上升等灰色景觀取代了原來瑰麗的經濟圖景，美國金融風暴引發的實體經濟收縮也意味着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走到了盡頭。自從數月前企業界喊

2008 年以來樓市蕭條

出冬天來了之後，經濟下滑趨勢來得比預期的更加生猛，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困境意味著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難挨的冬天。根據政治合法性基於經濟績效這種流行話語的邏輯，那麽經濟的冬天也必然把威權體制帶進政治的冬天。除了經濟績效這種比較流行的話語體系，有些論者試圖把中國威權體制的穩定部分的歸因於精英階層的保守社會心態。因爲缺乏可以置信的衡量公衆心理的數據，同時在威權體制下恐懼心態也客觀上制約了自由表達，因此用保守社會心態來解釋威權體制的延續說服力似乎有限。不過最近與李宇春和麻雀相關的兩個新聞，却明確的表明了社會心理的變遷（參見拙文“ 玉米與麻雀”——载网易博客，2008 年 9 月——编者注）。而最近毒奶粉事件引發的公共食品安全問題表明威權體制帶來的威脅已經近在咫尺，這個類似“切爾諾貝利”的事件中，人人都可能是受害者，那麽麻木或者保守就不是選擇，精英階層社會心態加速變化，更多的人將在反抗威權體制帶來的風險和不反抗帶來的風險之間作出比較和抉擇。毒奶粉事件已經引發了一場心理革命，有論者稱之爲“牛奶革命”。除了控制資源，發展經濟和以恐懼來塑造社會心理之外，威權體制這些年最在意的就是對政治空間的卡位和對組織資源的壟斷，使得競爭性政治群體無法形成，更加無法進入公共視野。不過信息技術帶來游戲規則的變化，如今的政治操作和政治競爭已經不依賴於原來的組織形式和政治空間，一個民間主導的對抗性的社會結構已經可以影響很多公共事件的過程和結果。孫志剛事件瓮安事件等都是標本，正在演變中的毒奶粉事件也可以看見這種力量。民間主導的這種結構的存在也使得制度轉型風險開始收斂。分析到此處，也許可以做個簡單的總結。表面看改革開放 30 年，威權體制看上去風華正茂。但是 30 年河東，30 年河西，而河流中，公衆認知，社會心理，經濟形勢和政治規則都已發生巨大變化。威權體制這個泥足巨人已經無法跨過這條河流，將被自身的重量所壓垮。威權體制的冬天已經來臨，北京之春還遠嗎？（2008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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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

農民收入下降生存堪憂（天津）曹維錄

如

果看我國經濟增長，依然是8—10%的高速度，但看民衆生活，近年來却有逐年下降的趨勢。尤其是農民生活，大有一年不如一年勢頭，這在沒有戰爭、沒有大的自然變故的時代，是很奇怪的。如果不及時想辦法遏制住這種發展趨勢，農民被逼上絕路，想社會穩定是不可能的。農民生活變壞主要來自兩方面因素，一是物價飛漲，農民手裏持有的財富不能應付物價上漲的局面；二是收入降低，農民在承包的土地上付出同樣的勞動，投入增加，收入下降。這種現象主要出現在當局宣布取消農業稅之後，農民在聽到消息後祇高興了幾天，他們就發現，政府在用另一種辦法從他們手裏要去更多的錢。

農業稅取消壞了

前幾天我到一個親戚家串親，這是個典型農民家庭，承包有 60 畝地，種 54 畝棉花，其餘種植玉米、花生等，棉花是他家主要經濟來源。我的這個親戚就是我以前的文章中寫過的化名叫鄭剛的青年，他是 5 口之家的一家之主。我到他家的時候鄭剛和他的妻子都下地去了，現在正是收棉的季節，他們雇了十幾個人在地裏拾棉花。家裏祇有他的母親帶着兩個孩子，其中有一個是她大兒子的，不到 1 周歲，另一個是鄭剛家的第二胎，祇有 1 歲零 1 個月，還有一個大的 6 歲，到幼稚班上學去了，到了中午，鄭剛母親還要去學校把他接回來。她也是很累的，除看孩子外，還要給全家準備飯。說話時常常沒說幾句，就眼淚汪汪的。看到她帶的孩子，我想起了近來鬧得很利害的毒奶粉問題，就問她吃沒吃三鹿奶粉，她說： “那是貴重玩藝，咱家不吃，別說三鹿，一鹿也沒吃過。開始他媽的奶就够吃，後來大些了，就熬點粥喝。這孩子就這樣好，不挑食，給什麽吃什麽，象個小猪兒一樣，好養着。”看來，就是毒奶粉，要吃也得有條件才行。院裏有一大垛剛摘下來的棉花，鄭剛母親和我說，今年的棉花沒有價，去年賣到了每斤 3 塊 2，今年好的也祇能賣到 2 塊 7、8。天黑的時候，鄭剛兩口子從地裏回來了，拖拉機上裝滿今天拾的棉花，一袋袋的在車上堆了很高。進家後，連屋也沒進，就一袋袋往下卸棉花，鄭剛他們看到了我，很高興，說： “我說這幾天你們該來了，我們這兒都忙死了，你們來正好幫我們摘棉花桃。今天拾了有 1000 多斤，明天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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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些人要不來了。”我問他爲什麽不來了，他說： “嫌給的錢少。已經每斤給 4 毛 5 了，還不行。”我說： “去年不是每斤 3 毛嗎？ 4 毛 5 長了 50% 的工錢還不行？”鄭剛說： “不行，他們說了，喝碗豆漿都一塊錢了，錢都成了廢紙了。一天緊幹慢幹祇能拾 7、80 斤，掙的錢都不够買壺醋的。”我說： “那怎麽辦哪？”“怎麽辦？沒什麽好法子，給長錢唄，我跟他們說：或者，工錢長到 5 毛，中午不再管飯；或者，還是 4 毛 5，中午給一頓素包子吃。他們都願意長到 5 毛，中午吃自己。” 晚上吃完了飯，我們大家坐在一起摘棉花桃，那是一些長在棉秧下邊的棉花，幹活的人願意拾，太費事，所以就揪下來弄回家自己摘。我們邊幹邊說話。鄭剛和我說： “今年完蛋了，弄不好就白幹了。” 他和我算了賬，種籽、化肥、地膜、農藥、柴油所有是凡農業上生産用的東西，都大幅度漲價，各方面都精心算計，50 多畝地的投入也要 4 萬多元。如果今年能收到兩萬斤棉花，賣好了可以賣到 5 萬元，就是說滿打滿算祇能有不到 1 萬的收入，而弄不好就會一點收入也沒有。鄭剛和我說，“農業稅取消壞了，如果不取消農業稅，生産資料可能不會漲這麽高。”取消農業稅是爲了减輕農民負擔而不是爲了增加農民負擔，可農民却說“取消壞了”。農民必竟是農民，太老實了，他們不知道，中國是制度太壞了，制度不變，一切改革都不過是變幻花樣兒。作生意可以“白幹了”，可以“完蛋了”，那是高風險行業，錢來的容易去的也容易。但種地不能這樣，從 05 年到現在，收入一年比一年少， 08 年這裏可以說風調雨順，收成不錯，而收入却沒有或說很少，那麽，他們的前途在哪裏？他們老天爺能年年給他們好年景嗎？我去的另一個親戚家今年的收入是 6 口人 4 萬元，看起來不少，但他告訴我說他今年集中賣了些樹，那些樹要 10 年才能成材，就是說他花的是前幾年的錢。他和我說，不如前年賣了，那時雖然要少賣好多錢，可是那時的錢值錢，要論買東西比現在合適。現在看起來多賣了錢，實際是少賣了。我有個朋友在農業幹了一輩子，現在老了，

身體有病，再不能勞動了。他的兒子每月給他 200 元養老，兩個人花 200 元前 3 年還勉强可以，受物價上漲影響，現在生活就很緊了。雖然如此，他的兒子却越來越感到每月向外拿 200 元是一個不小的負擔。農民除治病難、住房難、孩子上學難之外，養老也難。鄭剛母親 3 年前老伴去世時存有 2 萬塊錢，指望它養老，3 年時間，存的錢大爲縮水，幣值减去了一半，再花掉一些，所剩已經不多了。她很愁，不知道沒了錢以後她該怎麽辦，如果兒子日子好，她可能也會好一些，要是兒子連自己都顧不上了，她老了以後就沒有着落。農民一般都不去醫院治病，都是小病扛着大病等死。就在我親戚村子裏有一個農民總是胃口痛，痛得厲害了就吃一點小蘇答，後來才查出是胃癌晚期了，不治而終。中國的這些情况是什麽原因造成的，要說清楚恐怕不是一兩篇文章就能說清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其中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陰謀。在此我想奉勸當局，不要再把農民往死路上逼了，是他們養活了你們，農民沒有活路了，也會起來反抗。當年西方國家有畜奴制度，即便如此，他們也要想辦法讓奴隸活下去，難道現在當局還不如當年那些奴隸主？◆

農民治病難——因老公住院無錢醫治重慶綦江縣人左文英慾將 2 個月大的兒子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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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

誰把農民當同胞（北京）淮生

從

血緣上講，中國農民與中國城裏人、中國領導人等非農群體之間，毫無疑問彼此是同胞關係。但是在中國主流社會，到底有多少人在內心深處裏把農民認作自己的同胞呢？情况叫人悲觀。農民身陷艱難困苦處境，原因就在這裏。如果主流社會把農民當作同胞，爲同胞生存提供便利，那麽中國就不會出“三農”問題，農民就不會如此深久地陷在赤貧的泥潭裏不能自拔，農民在就業、經商、上學、醫療、養老、遷徙、居住等方面就不會如此艱難。在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上，幾千表演者代表中國，在全世界人民的目光下齊聲誦讀“四海之內皆兄弟”，以昭示中國文化裏關於博愛平等的“中國價值觀”；在今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新年賀辭中，照例向“港澳同胞、臺灣同胞、海外僑胞” 祝福，照例將大陸外華裔稱爲“同胞”。這麽稱呼沒有什麽不對，我想提醒的是：不僅港澳臺同胞是我們的同胞，作爲中國人裏最龐大的群體，農民也是我們的同胞。農民非常窮苦、非常無力、非常沉默，以至於被很多人忘記他們也是同胞。因爲常常被忘記，以至於中國農民在國內遭遇到的通常不是同胞待遇，而是敵人待遇、非人道待遇。

“臺灣同胞”與“農民兄弟” 當中國執政者把臺灣人當同胞的時候，我們會看到臺灣人獲得了哪些“同胞待遇”：2005 年 3 月 4 日，胡錦濤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參加“兩會”的臺灣代表時發表了重要講話。在這個講話中深情地說： “臺灣同胞是我們的骨肉兄弟……對

臺灣人民的利益訴求，祇要是對臺灣同胞有利的事情，都應盡最大努力去做、並且一定努力做好；對待臺灣同胞的合理關切，無論在什麽情况下都尊重他們，並且設身處地地爲他們着想，千方百計照顧和維護他們的正當權益。”他特別還當場提出，要推動解决幾個攸關臺灣同胞切身利益的問題，如：解决臺灣農産品在大陸的銷售問題，兩岸客運包機常態化問題。胡先生講話之後，大陸出臺了一系列讓人眼花繚亂的“惠臺政策”以照顧“臺灣同胞”的利益。針對臺灣農民的創業難、農産品出售難，大陸出了政策：凡是臺灣農民或是臺灣農業企業到大陸投資興業，都能享受一攬子優惠，比如：臺胞在大陸建農業合作試驗區與臺灣農民創業園，大陸將會在項目審批、用地劃撥、設施建設、財政融資、通關檢驗檢疫便利化等方面給予全面的扶持；爲臺胞提供優良的生産、經營環境；爲了保障臺灣農産品輸入大陸特別開闢“綠色通道”；在大陸最主要的農産品消費市場以及各大城市設立專場、專櫃，幫助臺灣農民出售島內滯銷的農産品；自 2005 年 8 月 1 日起大陸對原産於臺灣的 15 種鮮水果正式實施零關稅；之後又增加蔬菜、水産品等 19 種農漁産品；大陸方面承諾將根據需要隨時擴大臺灣農産品進大陸的類別；中國海關專門開設 “臺灣農漁産品專用報關窗口”，優先接受臺灣零關稅農漁産品的通關…… 臺灣人在大陸的教育權益享受方面，大陸早就有規定：臺灣人在大陸的隨行子女需要入學的，經申報與批准程序後，可到大陸中、小學、幼兒園取得平等就讀資格；臺灣學生大陸上大學，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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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受同大陸學生同等收費。大陸對臺胞利益保障，有時候甚至還能“法外開恩”：一個多月前，CCTV4《臺商故事》欄目播出的一期節目透露了這麽一件事：一個在海南承包魚塘養名貴魚的臺灣漁農，因爲承包合同到期，發包方（海南一個農村基層村委會）要將這個漁農養魚的池塘收回，而這個臺灣漁農不願，希望繼續承包。這個問題小不小？很小。但是，這個小問題居然通過臺灣人在大陸的權利維護渠道，把信息反饋到北京的“國臺辦”，最後在國臺辦首長陳雲林介入下，這個臺灣人如願以償。—— 臺灣農民這樣瑣碎的個案獲得部長級官員的直接幫助，這等好事對大陸農民而言是不可想像的。在爲臺灣同胞解憂、在體現對臺灣人的“利益關切”上，大陸决策人的政策出臺堪稱神速、密集、高效、靈活、針對性强、無微不至。體現了大陸對同胞的真摯情感。其實，大陸農民在國內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中，遇到了更多、更大的麻煩，涉及更多的利益訴求、利益關切：每年大陸農民都會出現農産品賣難問題，比如“賣糧難”現象在國內存在了幾十年得不到解决（直到國際糧食市場稀缺行情出現之後）；農民工的孩子在城市入學難的問題至今一直都存在；農民創業與發展難題一直都存在；農民一直渴望自己的權益受損態勢能够受到高官的注意而不知疲倦地“上訪”、或者潛伏在高官的必經之地等待“阻轎告狀”的機會……可是，

大陸農民在他們生産生活裏遇到的痛苦、麻煩和不便，一直被漠視，遠遠得不到臺胞現在正享受到的“同胞待遇”。遇到問題的大陸農民數以億計，他們如同擱淺在沙灘上的魚群，幾十年如一日地等待“政策之水”的救援，但是，望穿雙眼，總是等不來。對臺服務如此之貼心，給人一種感覺：大陸相關决策部門一直手握顯微鏡對準臺灣同胞，以便隨時發現臺胞的需要、隨時施加援手、隨時推出造福臺胞的新政。臺灣同胞在民生層面上確實受到了同胞的禮遇，大陸官員確實盡到了對同胞的情分，這個禮遇就是：既然彼此是同胞，出於同胞情誼，我們憂同胞之所憂，急同胞之所急，解同胞之所需，一家人不說兩家話。如此，許多問題就結了，同胞的幸福指數就會大幅度提升。關於大陸對臺胞的優惠政策，我沒有什麽意見。我祇是爲大陸决策層忘記大陸農民也他們的同胞而感到難過，爲“一樣同胞兩樣對待”而感慨。如果當局把農民當同胞，就會對同胞遭遇的痛苦感同身受，就爲同胞提供方便。很多時候，中國上層决策人祇要要舉手之勞、祇要行個方便、甚至祇要發一句話，農民的生活境况就會好很多很多，農民會免除很多麻煩和憂愁。舉例說：和臺灣農民在狹小的島內尋找不到太多的經濟出路一樣，大陸農民也普遍面臨同樣的煩惱：他們承包的農地規模比臺灣農民更狹小，他們也渴望獲得臺灣農民在大陸享受的種種優惠；他們也和臺灣人一樣出門尋找生活的出路。今天，已經有 10 倍於臺灣全島人口的大陸農民輾轉於中國各個城市，其目的無非是希望在城裏謀得一個崗位、或者謀得小額經營的一席之地。但是我們的農民同胞在城市營生的過程中遇到了一系列麻煩：他們普遍忍受着各個城市的城管人員的壓制、驅逐與摧毀；他們的子弟缺乏就地就學的機會，這個開學季節，僅僅在我住地的周圍我就看到有三四個想進中小學念書的學生因爲沒有北京戶籍被學校拒收，最後都抱憾地離開了父母的懷抱返回老家；他們居住條農民工的孩子在城市入學難——一婦女帶著孩子走過“民辦”學前班件普遍惡劣，我認識一大批在北京居住北京之春 2008 年 11 月號（總第 186 期）

神州大地簡陋的住宿安排，但這樣的房屋對栖息在大城市裏的大多數農民工而言，都屬於是奢華的、可望而不可及住宿條件。

農民同胞和“動物待遇”

農民工的蝸居外面下大雪，屋內下小雨。

了 10 年的農民工，他們蝸居在人均 3-4 平方米狹小陋室裏 10 年沒有改變——通常是年青夫妻帶一個年幼孩子，3 口人住 10 平方米的、不通風、不向陽、無厨衛的出租房裏。這個現象極其普遍—— 他們像貨物一樣“堆砌在北京”、而不是“居住在北京”——這麽住宿狀况簡直不能算是居住。—— 這個景象，和通過奧運畫面傳遞給全世界的那個富麗堂皇、美輪美奐的北京，反差驚人。我說沒有什麽人願把農民當同胞，是因爲我知道：如果中國最富有的、資源在握、决策權在握的主流人群若是把農民當同胞當兄弟當自己的親人，那麽他一定不會容許城管肆無忌憚地去搗毀那些流落城市的農民的攤位——那不是攤位，而是同胞求生的飯碗，他甚至可以考慮把城管解散、把城市裏那些星羅棋布的臨街“城管執法崗亭”的小房屋利用起來改成商鋪，請這些商販們大規模地入駐、讓其在一個免於風吹日曬的空間裏經營他們貨品；如果他把農民當同胞當兄弟當自己的親人，他一定會把他掌管的學校的大門敞開以接納親人入學；如果把農民當同胞當兄弟當自己的親人，他一定把那些買不起商品房的窮困兄弟請到一塊塊閑地，讓兄弟去蓋四川地震災區那樣的“活動板房”作栖身之所。——要知道：內地各省捐助給四川地震災區的那些 20 平米一套、專供地震災民一家 3 口人使用的活動板房，都是通風向陽、通路通水、住室外還額外配套了共用厨衛設施的。這雖然是災民非常時刻臨時將就的、

假如一些國人不想自欺欺人，認爲實在無法做到視農民爲同胞，那麽，我想對你們說的是：你們能不能做到：視農民爲同類、視農民爲人？讓中國的農民在自己的祖國，不要獲得偷渡者的待遇、不要獲得敵人待遇、不要獲得犯人待遇。—— 最低限，要讓他們獲得到不低於動物的待遇。說到“動物待遇”，這是一個讓人意味深長的話題。國際上有一個不爲人熟知、但具備廣泛影響力的組織：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它現在由包括中國在內的大約 170 個國家組成。該組織在 2004 年 3 月 2 日擬出了“動物五大福利”標準。我祇想引用一條，是關於“動物生活環境”的。這一條動物福利標準要求：動物應該有比較舒適的生活居所，包括：面積不能過於狹小；能保暖禦寒；能通風；有日照，等等。如果對照“動物生活環境”福利標準，我們會羞愧地發現：進城求生的流動農民，儘管他們是威名赫赫、競爭力强勁、讓外國勞工畏懼的“中國製造”的主力軍；儘管中國今天空前經濟繁榮局面幾乎是完全仰賴他們的血汗鑄就。但是，世界上沒有幾個人知道：這些堪稱勞苦功高的中國

農民工在行人過道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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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

蹲在路邊喫飯已經成為農民工的習慣

財富的創造者們，他們居住條件普遍達不到動物居住標準。這個情景叫人悲傷。這不是農民工的耻辱、不是中國窮人的耻辱，這是中國社會的耻辱。爲什麽出現這樣難堪的局面？顯然：如果不是國際社會對動物的福利標準定的高得離譜，那就是農民工的居住條件差得離譜，那就是中國主流社會在對國內窮人居住條件的改善問題上漠視得離譜，沒有盡到改善民生的責任。如果我們的社會把農民工當作同胞，情况絕對不會如此。改變現狀難不難呢？一點都不難：很多人通常有一個錯覺，認爲大城市的土地寸土寸金，沒有多餘。可即使是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我也能看到有很多很多閑置的、遺棄的、足以安置所有外來勞工的空地、和可用空間。可悲的是：城市當局不許可農民工使用，寧可任其荒廢。要是中國的决策人願意點一個頭、行一個方便，允許農民工在上面建臨時性住房——哪怕允許這些貧困同胞自己動手去建像四川地震災區一樣的活動板房，那麽，他們糟糕的住房狀態就能得到迅速的、突飛猛進的改善，“居者有其屋”根本上就是一個很容易實現的願望。反正閑着也是閑着，還不如造福於同胞、不如體現一下“以人爲本”的執政理念呢。改善城市裏最窮的外來人口的居住條件，甚至一點都不需要政府部門撥款：他們自己花錢、自己動手建造。真的祇要中國的决策人點一個頭，發句話，行個方便，就够了。

高層點一個頭，對底層同胞的生活真很有影響嗎？真的。再舉個例子：1978 年以前，彌漫於全國的嚴重饑荒折磨着中國幾億農民。渴望活命的農民懇求鄧小平點一個頭：讓我們農民在自己的地上搞包産到戶吧！讓我們有效率地種我們地裏的莊稼吧！鄧後來點了頭，中國農民就迅速終結了挨餓、終結了隨時可能被饑餓奪去生命的悲慘命運。迄今 30 年過去了，農民都沒有重返饑餓。在這個驚人轉變中，鄧小平當時做了什麽？除了點了個頭什麽也沒有做，國家財政當時做了什麽？什麽也沒有做，一毛都沒有撥。在血緣上我們是同胞，但是在做人的情分上，中國底層很難看到來自强勢同胞一方的體諒、關照、慈悲、善意等諸如此類的同胞情誼。底層民衆的命運是被控制的、身不由己的。如果是在一個可以用選票來說話的國家，那麽基於農民人數，上面所提到的農民所有麻煩將統統不會出現；就是出現了，也犯不着今天這種企盼高官出政策的途徑。所以，本文是有前提的。在一個底層民衆的選票不能作算的國家裏，如果還加上不被看作同胞、不被友善的對待，那麽他們的處境往往祇能是雪上加霜。在和平時期，我們的主流社會不能盡到同胞的情分行一些方便，而要等到大敵當前的時候却如此動員說： “農民兄弟們、同胞們，敵人侵略我們，祖國需要你們上了！需要你們浴血奮戰保家衛國 ……”如果在國難當頭時才想到農民是自己的同胞，這會叫人悲傷。 “兄弟同心，其利斷金”，這是海峽兩岸政治人物見面時候講過多次的一句話。如果中國社會真把農民當作同胞，那麽，農民同胞面臨的生存危機、生存苦難就會讓中國的决策者（乃至全體中國人）寢食難安，並且調用一切資源來應對。如此，危機就會過去，問題將不再成爲問題；即使問題來了、即使問題有如“斷金”之難，那麽任何問題一定可以在“兄弟同心”的情况下，迎刃而解。每個中國人都需要捫心自問：真的能够把農民當自己的同胞、兄弟來看待嗎？這是個問題，甚至是一個挑戰…… （200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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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

今日中國的幾個鏡頭（武漢）無爲

狂抓小姐揪住頭髮往外拖架起四肢鬧市過掃黃勝利開大會百人示衆展成果

城管砸攤飛起一脚油鍋翻猛地一掀水果散如狼似虎砸一通一車西瓜稀巴爛

强制拆遷拆你祖屋無商量，斷水斷電苦頭嘗。月黑半夜强行動，打手鏟車齊上場。

堵截上訪圍追堵截阻上訪，大接訪變大劫訪。光天化日强行抓，關押學習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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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與中國民主政治筆談會

公民社會救中國（海南）畢研韜

一、“公民社會”溯源 “公民社會”是由英文 civil society 翻譯而來，國內也譯作“市民社會”。“公民社會”一詞是由歐洲“後馬克思主義者”的代表人物安東尼·葛蘭西（Antonio Gramsc）提出的。他把“古典馬克思主義”的“上層建築”分為“政治社會” （political society）和“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並提出了著名的“文化爭霸論”（cultural hegemony）：統治

階級為了維護其統治地位總是試圖勸誘被統治者接受主流文化觀、價值觀，但這個“製造同意” 的過程是在文化領域裏通過協商、對抗完成的。歐洲其他“後馬克思主義者”也殊途同歸地提出了相似的見解。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把“國家機器”分為“強制性國家機器”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在現代社會中，政府無法單獨依賴“強制性國家機器”來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社會越發達，“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作用就越突出。哈貝馬斯（Jürge Habermas）則確立了國家—— 公民社會——公共領域 (public sphere) 的三元結構論，並系統論述了“公共領域”的主要功能是確立合法性 (legitimacy)。

二、“公民社會”的地位

安東尼·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1891-1937)

“公民社會”在國內治理和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 角色是衡量一個國家或組織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指標之一。英國政治學者 Janet Newman 曾勾勒出了四種管治模式。“等級制度模式”依賴國家權力的直接控制。“合理目標模式”以產出最大化為目標；它不再倚重官僚政治權力，而是通過改變刺激的方式來誘導管理目標的行為變化。 “開放系統模式” 強調各種網路在施政中的積極作用，注重資訊反饋的能動性。“自我管理模式”則歡迎公民和社區在施政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強化全社會的整體性和凝聚力。後兩種模式旨在提升整個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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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與中國民主政治筆談會自我管理水平，是建立可持續管理機制的有效途徑。“公民社會”在這四種模式中的角色和功能不盡相同。不同的國家會選擇不同的“組合模式”。在民主國家，四種模式都會有程度不同的運用。中國要構建“和諧社會”、保障社會的長治久安就必須大力開發社會資本，建立多元化社會治理結構。社會資本的本質是一種支持性的社會資源，其主體是社會網路資源和關係結構。按照美國社會學家詹姆斯·科爾曼 (James S. Coleman) 的界定：社會資本屬於社會結構的一個方面，其形態包括義務與期望、資訊網路、規範和有效的懲罰、權威關係、多功能社會組織等。建設和諧社會的核心要務就是打破一元化治理模式，建立起以政府管理為主導、社會網路共同參與、民眾自我管理的多元化社會治理結構。這就要求各級政府注重開發社會資源，構建跨行業的社會網路，扶持各類民間智庫的發展，改善與准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的關係；以政府為主導充分整合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資源，不斷提高政府對社會資本的有效調控能力。

三、“公民社會”的全球化隨着資訊化與全球化的迅猛發展， “公民社會” 已經全球化。國際因素對國家利益的影響日益深刻和複雜，人類已進入“後國家治理”時代。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治學院院長約瑟夫（Joseph S. Nye）認為，在當今時代，國家實力不僅僅體現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文化實力已成為不容忽視的“第三維”實力，文化引力可以引導其他國家做你想讓他們做的事。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訪問學者約書亞 ·科蘭茲克 (Joshua Kurlantzick) 在其新著《魅力攻勢——中國軟力量如何改變世界》中則把“軟實力” 界定為“軍事力量以外的其他一切力量，包括經濟力量、外交力量和文化力量”。顯然，科蘭茲克的定義要比約瑟夫的理解寬泛得多。2007 年 11 月 6 日，由美國前副國務卿理查·阿米蒂奇和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領導的跨黨派“聰明實力委員會”推出了“聰明實力”（smart power）報告。“聰明實力”是結合“軟實力”與“硬實力”之所長，

超越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與此同時，美國官方智庫“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 主席 Charles E. Morrison 和高級研究員 Peter A. Petri 在共同發表的文章中建議，美國在處理與亞太國家關係時，應該進一步整合非政府力量，應該重新審視傳統的 “軟實力”運用模式。在“軟實力”中，資訊能力是核心要素。從一定意義上講，資訊能力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或組織綜合實力的首要指標；對資訊的管理已成為政府的首要職責。為此，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曾一針見血地指出： “今後的時代，控制世界的國家將不是靠軍事實力，而是資訊能力走在前面的國家。”

四、“帝國”的脊樑政治學者哈特（Michael Hardt）和內格雷 (Antonio Negri) 在其合著的《帝國》(Empire) 一書中引入了“帝國”概念作為分析框架。他們認為，全球權力對當今世界的“統治採取了一種新的形式，這種形式由一系列國家和超國家機構在一個單一的邏輯規則下聯合組成。這種新的全球統治形式我們稱之為帝國。”與傳統帝國主義不同的是， “帝國並不建立地域權力中心，也不依賴固定的邊界和障礙。它是一個分權和去地域化的統治機器，不斷地將整個全球領域包括在其開放和擴展的前沿。” “傳播系統是與軍事和金融力量並列的帝國的三股主要支撐力量之一。”哈特和內格雷把傳播系統提高到“帝國”三大戰略工具的高度，但這卻不是二人的首創。前美國國務卿約翰·杜勒斯（John Dulles）曾指出： “誰要是不相信可以通過道義上的壓力，通過宣傳的影響來取得成果，誰就是說昏話。”英國一位政治哲學家也曾說過，當今世界的大多數戰爭是通過傳媒進行的。今天的新聞輿論已不僅僅是國際交往的輔助工具，在某些情況下它會成為主要的甚至是首選的工具。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筆者在《淺談整合型國際傳播學的建構》一文中把傳媒、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軍事和情報並稱為保障國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七張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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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與中國民主政治筆談會 “帝國已把自己的觸角深入到非政府非商業領域，把這些組織納入自己的軌道，將其當作可變通的實現自己目標的途徑。”通過與非政府組織的 “合謀”，“帝國”增加了自己道義上的力量。這一管治理念與美國人的“軟實力”“聰明實力”理論不謀而合。由此可見，在當今世界， “公民社會”是“帝國” 的脊樑，是主權國家維護與擴大國家利益的核心武器。

五、中國的救星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祇有“公民社會”才能救中國。在國內，改革開放 30 年來，雖然經濟總量得到極大提升，但各種深層次矛盾也漸次顯性化。一方面，財富分配嚴重不均，生活成本急劇上漲，生存環境迅速惡化，官員貪腐蔑視蒼生，官商合謀巧取豪奪，道德淪喪信仰缺失。另一方面，網路、手機的普及使資訊傳遞更加快捷、便利，公民參政意識和能力明顯提高，民意已成為不容決策者忽視的社會進化力量，國際因素對國內事務的影響日益深刻。在這樣的管治語境下，政府已無力單獨解決全部社會問題。譬如，在目前的中國，單靠體制內的力量已無法遏止官僚腐敗，也無法有效解決諸如愛滋病 (AIDS)、貧困、環境污染等社會痼疾。在國際上，民主價值、人權意識深入人心， “干

預權”思潮方興未艾，資訊網路空前發達，“公民社會”早已全球化。今天，國際傳播和全球傳播的主體更加多元化：既可是主權國家，也可是超國家組織；既可是政府組織，也可是准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而在中國，新聞媒體、宗教組織、社會團體都是政府“機關”，缺少國際公認的獨立性，在國際社會中的公信力和影響力也就大打折扣。總之，無論是從國內管治還是全球治理角度分析，祇有“公民社會”才能救中國。沒有健康發達的“公民社會”，構建“和諧社會”、謀求“和平崛起”就會憑添諸多障礙。但是，應該怎樣才能有效促進中國的“公民社會”建設、推進中國的民主化步伐呢？英國有學者指出，新聞媒體、宗教組織和社會運動是促進非民主國家政權更替的三大力量。問題是其他國家的政治變革模式適用於中國嗎？筆者認為，在目前中國的政治生態環境下，全面推動實現西方式的新聞自由、信仰自由、結社自由、言論自由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任何務實的思想者、革命者都必須嚴肅認真地考慮中國大陸的民主化路徑問題：突破口選在哪？誰是最有希望的主攻手？誰是潛在的助攻手？國內力量如何培育、如何組織？國內外力量如何配合？《孫子兵法》云： “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 不具備戰略戰術思維者是無法擔當大任的。（作者系海南大學傳播學研究中心主任、副主任）◆

衹有“公民社會”才能救生存環境迅速惡化的中國北京之春 2008 年 11 月號（總第 186 期）

公民社會與中國民主政治筆談會

發展民間組織創建新型民主模式付勇

20 世紀 70 年代末，中國在百廢待興的情况下開始改革開放。通過解放思想，走出一片片意識形態的誤區；通過轉變觀念，拆除一個個條條框框；通過不斷拓展改革，摸着一塊快石頭過河；通過不斷對外開放，打開一扇扇國門；通過轉換機制，開闢一條條發展道路；通過公私混合所有制，鋪築一條條騰飛跑道，從而促使國家漸漸轉型，社會漸漸轉變。不再以階級鬥爭爲綱，轉變到以經濟建設爲中心；不再閉關鎖國，對外逐漸開放；不再迷戀計劃經濟，投入市場經濟的懷抱；不再祇靠自力更生，廣泛借助外資內債；不再祇搞國營集體經濟，倡導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積極擴展個體私營，廣招外商，博引外資，逐步實行股份制，推廣現代企業制度。促使國民經濟迅猛發展，促使綜合國力直綫上升，促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使得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由於政治改革遠遠滯後，致使國家權力集中在一種政治力量上，導致權力極度統一，不管是立法還是行政；是司法還是軍隊；是新聞出版單位還是國有廠礦企業，從中央到地方，都被一種政治勢力操控，既無橫向互相制約，又無縱向互相制約。各級領導都由上級委任，而非民主選舉産生，祇受上級管制，不受其它約束，致使各級幹部動不動就濫用職權，以權謀私，貪污受賄，買官賣官，損害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導致各項方針失靈，政策走樣，改革成本不斷遞增，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道德全面滑坡，國有資産損失慘重。最終導致改革開放的成果絕大多數都被極少數官僚和富人占有，廣大百姓非但沒有享受到多少改革開放的成果，反而越來越被邊緣

化，越來越沒有話語權，越來越沒有安全感。這不但意味改革遠遠沒到位，也說明改革既片面又不合理，更表明中國既在政治方面存在嚴重問題，在分配方面存在嚴重不公現象。這一系列問題並非改革開放直接派生的負面效應，而是改革過於片面釀出的苦酒，確切地說，是政治改革沒有跟進直接造成的必然後果。爲什麽政治改革一直沒有跟進，根本原因不是別的，而是中共惟恐失去自身統治地位，以致爲了維護少數人的利益而侵害大多數人天賦的權利。因此人們不能指望中共當局主動進行政治改革，祇能不斷發展民間組織，通過自下而上的社會呼籲，

中國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等待翻撿剛剛運來的垃圾

北京之春 2008 年 11 月號（總第 186 期）

公民社會與中國民主政治筆談會通過理性的社會發難，通過非暴力的社會風潮，不斷衝擊現行腐朽而落後的政治制度，迫使中共當局通過全面政治改革，廢除四項基本原則，廢止政治壟斷，廢棄一黨專政，鑄就民主，樹立憲政，實行法治，保障人權，擴展自由，落實平等，推行地方自治、軍隊國家化和分權制衡體系。基於中國現狀，要想通過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實現民主，不僅可能性很小，而且即使借助暴力革命取得成功，也十有八九會回到專制的老路上。因此祇能通過各種和平方式，挖掘各種資源，疏通各種渠道，不斷發展民間組織，加强百姓的民主認知，激發百姓的民主精神，使之集中起來形成合力。通過理性、非暴力方式不斷向當局施壓，迫使當局全面進行政治改革，鋪築中國民主之路。歷史已經證明，僅憑分散的個人和鬆散的組織向當局施壓而爭取民主，無異於隔靴搔癢，起不到觸動作用。自從民主運動開展以來，由於民運人士過於鬆散，各自爲戰，如同一盤散沙，沒有積極發展民間組織，以至沒能發揮民衆的力量，激發百姓的民主精神，結果時至今日還沒取得什麽成效。如果還不吸取這些教訓，還不設法喚起民衆，積極發展各種民間組織，那麽民主運動還會在死胡同裏打轉，無法推進中國民主化的進程。

如今對從事民主運動的人來說，必須通過各種方式積極發展民間組織，包括大量非政治性的社會組織。當然，發展民間組織不但要講方式方法，更要講戰略戰術；不但要借鑒民主發達國家的經驗，還要吸取過去的教訓，根據國情民意，根據社會客觀要求，創立適合中國的民主模式；不但要靠血性，更要憑理性。必須理性看待中國共産黨的作用，必須理性兼顧中國共産黨的自身利益，必須正確認識中國共産黨的重要影響，否則，要想中國實現民主化，那將付出許多不該付出的代價，浪費許多不該浪費的時間，搭上許多不該搭上的成本。儘管中共當局出於維護自身統治，不會自覺放棄領導地位，但祇要積極發展各類民間組織，積極爭取國際援助，喚起百姓不斷投身民主運動，組成步調一致的民運隊伍，就能最終迫使中共當局通過全面政治改革廢除四項基本原則，廢止政治壟斷。總之，積極發展民間組織，創建適合中國的新型民主模式，有助於縮短中國民主化的歷程，减少中國民主化的時間，降低中國民主化的成本，减輕中國民主化的陣痛。這是加快中國民主化步伐的重要的關鍵。◆

《臺灣民主季刊》係“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發行之學術性季刊，以探討民主化理論及臺灣民主政治等議題為宗旨，每年一、四、七、十等月出刊，歡迎各界踴躍投稿。來稿請參照本刊撰稿格式。撰稿格式及相關規定請參見本刊網站。本刊刊載之文章性質分為二類：研究論文：具原創性研究成果之民主政治相關領域正式論文，篇幅以一萬至一萬五千字為度，主要議題包括： 1. 民主與人權理論； 2. 民主政治經驗比較； 3. 臺灣民主政治之現況與問題。書評：有關探討民主政治理論或實例之國內外新著作之書評文章，篇幅以二千至三千字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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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主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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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公民社會與中國民主政治筆談會

中國公民監政會對北京部分律師要求直選北京地區律師協會領導的聲明

今

年8月底，35位北京律師聯名簽署了一份致市司法局和律師協會的公開信，呼籲律師協會進行直選，並草擬了一份選舉程序。呼籲書認爲律師協會缺乏合法的組織程序，無法代表和維護律師的權益，並對收費過高，財政不透明提出了批評。9月初北京律師協會對這一呼籲發表了一個“嚴正聲明”，指責這一做法是“私自串聯”。這種近乎於文革專政式的聲明在律師中引起了强烈反彈。越來越多的律師和有識之士站出來對這個嚴正聲明提出異議，對律師的行爲表示支持。中國公民監政會對北京律師的正當要求表示堅决支持和聲援。首先對這 35 名律師的正義行動表示敬意。他們正在從事着爲整個北京市以至整個大陸的律師們甚至於全體大陸公民爭取自主、言論自由和話語權的事業，這是一項了不起的偉大工作。這些律師是：程海、張立輝、唐吉田、童朝平、張建國、鄔宏威、黎雄兵、溫海波、江天勇、謝燕益、畢建林、席公民、馬國華、馮建新、劉子龍、李蘇濱、楊慧文、張文凱、楊學林、李剛、李順章、王雅軍、王振宇、劉亞軍、高鵬、林小建、李仁兵、張征、蔡木榮、顔延政、韓一村、吳建軍、魏東濤、杜江濤、李德軍、楊榮旭、劉立英在這次爭取自身權利回歸的努力中，北京律師是中國律師界的傑出代表，是中國律師爭取自主話語權的希望。他們爲百姓維權，爲民請命，風風雨雨中歷盡艱難挫折，漫漫抗爭路，有着他們卓絕的跋涉身影，他們手持法律之劍在蒼白中孤獨地前行，是當今最爲悲壯的“俠客”。長期以來，中國律師爲中國遭受到不公、權益受到不法侵害的當事人奔走呼號，爲百姓的委

屈討說法，承擔了自己應有的社會責任。其中一些律師還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受到打壓，受到阻撓，受到恐嚇和毆打，有的身陷囹圄，有的還要付出生命的代價。然而，在舉步維艱和布滿荊棘的維權道路上，當他們自身的權益受到侵害時，維護他們權益的聲音卻顯得微乎其微，來自律師管理體制內部的關懷更是在維權律師們需要支持和幫助的時候銷聲匿跡。從來沒有見過當維權律師的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律師協會發出過任何具有鮮明立場的“嚴正聲明”。這是天下共知的事實。這樣的局面需要改變。律師們在爲百姓抗爭，同時也從來沒有放棄爲自身爭取權利回歸的努力。如今，北京 35 位律師大聲疾呼“我們需要能够代表我們自己的律師協會，能够維護我們自己利益的律師協會”。這是迫不得已發出的正義者的聲音。北京部分律師對現任北京市律協産生程序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這一質疑直接涉及到民主選舉制度的執行問題。由於這一呼籲是 1949 年以來在律師行業中的第一次，所以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歷史事件，具有里程碑的性質，是值得全中國公民關注的事件，無論其結果如何，這一事件本身代表了中國律師從業者個體的進步，律師行業的進步，必將載入中國民主進程的史册。律師協會作爲一個民間的社團組織，祇有享有了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和獨立，才不至於淪爲政府的附庸，才能真正維護律師的權益，切實保障律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積極的監督職能，才不會被稱爲“第二司法局”，實現真正的律師自治。律師和法官、檢察官同樣是國家法律的忠實維護者，如果律師在自身所構建的團體中都無法享有憲法賦予的民主和自由，怎麽能維護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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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與中國民主政治筆談會民主和自由？何談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其實，這些律師就是呼籲要依照《憲法》、《律師法》、《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的規定進行直接選舉成立地方律師協會，要求依法享有民主選舉的權利，毫無脫離中共領導，擺脫司法行政機關的監督指導，全方位否定我國現行的律師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的意思。因此，現任北京市律師協會對此大驚小怪，如臨大敵，冠以非法串聯的帽子，其行爲本身就是違憲。如果認可這種行爲，那麽人們還怎麽去相信中共和北京市政府有能力推動和促進中國民主的進程？社會並不會因爲律師提出直選律師協會而動蕩，現行的律師管理制度、司法制度、政治制度並不會因爲律師協會的直選呼籲而被否定。相反，北京市律師協會的直選呼籲體現了民主和法制的進步。中國律師應該對中國的社會有更大的作爲，對社會對歷史對未來應該承擔起更大的責任。作爲現在中國的律師界，還是剛剛成長起來的一支力量，他們需要我們全體社會公民的支持。我們有責任讓他們强大起來，讓我們的律師在維護自己權益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更堅定。以前律師們爲我們維權，現在是我們支持他們爲維護自身正義而抗爭的時候了。 “人人爲我，我爲人人”，中國人對此耳熟能詳。在美國波士頓被屠殺猶太人紀念碑上有一段話： “起初他們追殺共産主義者，我不說話——因爲我不是共産主義者；接着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不說話——因爲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不說話——因爲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不說話——因爲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直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爲我說話了……”這一段看似很“紅色”的碑文，卻寫在“物慾橫流”的西方世界裏，看來這就是我們最常講的普世理念。在這裏我們想要對公民說的是，當你自身的權益受到侵害時，你沒有理由和資格讓其他人爲你說話，因爲你從來就沒有爲別人說過話。現在你終於有機會了，那些爲老百姓請命而付出了代價的正義俠客們（律師）在這個時刻需要我們的幫助和支持，讓我們發出的正確聲音吧——讓律師們去享有真正屬於他們自

北京市律師行業舉辦貫徹全國律師黨建會議精神暨 “大學習大討論”培訓班

己的權利吧。我們的律師們一定會在將來的社會生活中爲普通老百姓、爲我們的這個社會作出更多更大貢獻。天賦人權從來不是喊喊而已的，它需要我們的作爲和行動。如果我們不去爭取不去支持這種自身權利的回歸，不去爭取和行使這本來就屬於我們自己的權利，就等於在沉默中再次出賣了自己的權利和良知，就會再次走向公民權利的滅亡。最後要對律師們說一句，一切權利源於爭取，哪怕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會輕易地回到自己的手中。爲維權而維權是一種努力，不祇爲維權而維權更是一種社會責任。律師們胸懷天下，更要以天下蒼生爲念，勇敢地肩負起歷史和時代賦予的責任和使命。我們也不忘對執政黨和政府說上一句，當有人別有用心地污蔑律師們的正義要求時，你們應該大膽地走出正確的一步：還權於律師，堅定不移地支持律師們的主張。你們必須清楚，歷史給你們機會、權力和資源已經不多了，從現在開始不要放棄任何一次改變的機會。我們再次呼籲，現北京律師協會應該儘早收回自己的“嚴正聲明”，以平息惡化的事態。否則，正義良知的聲援會湮沒這個令人不耻的“嚴正聲明”。中國公民監政會 2008 年 9 月 20 日（發表時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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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視野

倫敦奧運對北京奧運撥亂反正蔡莊英國怎麼對待倫敦奧運

人均獎牌數幾乎是中國的 10 倍。可見這和酸葡萄情緒無關。可見英國是真的重視全民體育。

北京奧運閉幕。下一屆奧運會將於 4 年之後在英國倫敦舉行。有些人認為，北京奧運盛況空前，東道主贏得金牌第一。這兩項成就，未來的倫敦奧運都很難達到。那麼，英國人自己是怎麼對待這個問題的呢？英國首相布朗已經宣佈：奧運的錢是要花的，但不可能像北京那樣花。注意：並不是英國窮，花不起那麼多錢。英國是高度發達的民主國家，英國的人口有 6,000 萬，還不到中國的 5％，但國民生產總值卻相當於中國的 83％，也就是說，英國的人均 GDP 是中國的 18 倍以上。問題是，作為民主國家，英國人民不會願意為一場運動會而大肆揮霍，勞民傷財。英國政府給倫敦奧運會的預算祇有 93 億英鎊，折合 172 億美元，遠遠低於北京奧運的 420 億美元。但就是這 172 億美元，還是有不少英國人覺得太多了，他們認為，納稅人的錢花在奧運會上還不如花在改進醫療服務、交通或其他基礎設施建設上。在這裏，花多少錢取決於納稅人的意願，如何花這筆錢也要體現納稅人的意願。倫敦市長信誓旦旦，說保證不會浪費納稅人的一分錢，布朗首相說： “我們的錢要做個特別的計畫，以推動全英國的體育教育，要在所有學校讓每個學童至少精通一種運動……我們必須放棄獎牌就是一切的看法，我們的目的是要讓所有英國人都熱愛運動。”別以為這是吃不著葡萄就說葡萄酸，得不到獎牌就說獎牌不重要。其實，英國也是獎牌大國。它在這次北京奧運獎牌榜上位居第 4，共獲得 47 枚獎牌，幾乎是中國獎牌數的一半，而它的人口還不到中國的 5％。這就是說，英國的

據《泰晤士報》報導，為了迎接 2012 年倫敦奧運，英國政府計畫會撥款 1.3 億英鎊，開放全國 1,600 個公共游泳池，讓 16 歲以下青少年和 60 歲以上老人共 2000 萬人免費游泳。這個計畫明年 4 月開始推行。單單是這項讓全國的老年人和青少年免費游泳的計畫，就足以讓我們中國人羡慕不已。這才叫執政為民。道理很簡單，祇有主權在民，才會有真正的執政為民。中國的人口是英國的 20 倍，按比例，中國應該開放 32,000 個公共游泳池（美國的公共游泳池有 360,000 個）。問問全中國的人民：他們是願意有 32,000 個公共游泳池開放給青少年和老年人免費游泳呢，還是願意辦一場歷史上最奢華的奧運會，靠舉國之力去贏得金牌第一？我敢說，絕大多數中國人一定會選擇前者，選擇後者的祇可能是那一小撮權貴和他們的幫閒。為了辦奧運，英國也要興建體育場館。他們的計畫是，把大部分場館建設在倫敦最窮的東區。這樣會給倫敦東區人民帶來更多的機會和更美的環境，有利於改變倫敦的地區貧富差別。奧運會後，奧林匹克公園將被改造成一個歐洲最大的公園。部分比賽場地在賽後也將改為住宅，提供給低收入家庭居住。此外，倫敦奧運主辦者還想出了前所未有的計畫來降低成本。據英國《衛報》報導，倫敦奧運主辦者正在和舉辦 2016 年奧運的熱門城市芝加哥商討，計畫在倫敦奧運之後拆卸大部分主要場館，然後運送到芝加哥重新使用。倫敦奧運主辦者說，尋找機會收回部分公共財富是應該的。那些至今還陶醉於北京奧運的輝煌成功的人應該清醒了。看一看規劃中的倫敦奧運吧，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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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視野

北京奧運閉幕式上倫敦市長單手接過奧運旗幟

是真正的奧林匹克精神。北京奧運違背了奧運精神，倫敦奧運將撥亂反正。記得當年，我第一次讀到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的道路》，其中有段文字令我過目不忘。哈耶克引用英國大詩人密爾頓的一段話，說：英國人，不要忘了，是你們最先教會各民族如何生活。他這裏指的是自由主義。英國是自由主義的故鄉。事實上，現代社會的三大支柱：議會民主，市場經濟，科學技術，都發源於英國。用不著多說，祇要想想洛克、亞當·斯密、牛頓和瓦特這幾個名字就夠了。在奧運會旗從北京傳到倫敦之際，我不由得又想起了哈耶克的那段引語。

430億美元是什麼概念北京奧運結束後，日本一家電視臺用電話讓國民投票發表意見。結果是：有將近 60％的受訪者希望日本也大力培養金牌選手，讓太陽旗在奧運會高高升起。40％的受訪者則表示祇要參與就

行，金牌多少不重要。然而問到投入稅金，結果正相反，60％左右的受訪者不贊成增加體育稅金。這就是說，有不少人，既希望國家培養出更多的金牌選手，但同時又不願意為此而多交稅金，或者是不贊成把稅金的較多部分放在培養金牌選手上。換句話，如果你祇是問大家願不願意本國選手多得金牌，那麼大多數人肯定會回答願意。但是如果你問大家是否願意為此多交稅金，那很多人又不幹了。日本人是這樣，中國人難道不是這樣嗎？別以為日本人不重視體育。日本也是體育大國。日本的人均體育場地有 19 平米，而中國的人均體育場地祇有 1.6 平米。也就是說 , 日本的人均體育場地幾乎是中國的 12 倍。北京奧運花了 430 億美元。430 億美元是個什麼概念？網友錢由專門寫過一篇短文討論這個問題。他隨便舉出了幾個例子：430 億美元 ——超過中國一年教育經費的三分之二； ——發給全國男女老少，每人可得 200 塊人民幣； ——每人每月按 1,000 人民幣算，可以養活 2000 萬人下崗工人一年； ——每人每月按 2,000 人民幣工資算，可以雇傭兩萬人排練 500 年大型團體操； —— 按 5000 人民幣一平米的造價可以蓋 60,000,000 平方米的住房，整個北京城人口住進去綽綽有餘； ——可以建造 480,000 座象汶川地震中無傷亡的劉漢中學。注意：這裏還沒有算進許多地區工廠為製造清潔空氣企業停產導致的損失，沒有算進奧運火炬傳遞的花費等等。我要補充說明一點的是：48 萬座劉漢中學是什麼概念？劉漢中學有學生 500 多人，48 萬座劉漢中學可容納學生 2.4 億。全中國的中學生加小學生的總數也差不多就是這個數。這就是說，如果把辦奧運的錢用來修建劉漢中學式的教學樓，足以把全中國的中小學生全部容納，8 級地震來了也不怕。現在，你還認為中國政府花那麼多錢辦奧運，辦金牌工程符合中國人民利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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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視野

美國金融危機的前景（廣州）鞏勝利

美國危機到底有多大在美聯儲管理之下，美國金融分三種方式展開主要的業務運行：商業銀行（直接美元貨幣業務）、投資銀行（房地産按揭專業業務）和證券投行（證券類投資貨幣業務）。2008 年 9 月 20 日之後，美國所有的投資銀行不是變成商業銀行、就是破産或是被收購，美國投行占有美國所有直接貨幣額、交易的半壁江山——約 10 萬億美元業務總額（僅房利美、房地美就業務額達 5.4 萬億美元）。這就是說，今日美國則最少有 10 萬多億美元的資金爛在了投行的這個籃子裏，美國政府 7000 億美元幾乎是杯水車薪。對華爾街此次次貸危機潰堤，聯手主要國家齊心抗災，也許是唯一的一條救助之路。今日美國有 10 萬多億美元次貸爛債，1929 年時期美國大蕭條時期的總國力祇有 1000 多億美元， 2008 年末美國國內生産總值爲 14 萬億美元，是美國 1929 年大蕭條時期的 100 倍。美國次貸危機的爛債很可能與美國當年國民總收入相當。據世界銀行《2007 年世界發展報告》，以國民總收入爲單位排序，美國爲 13.8 萬億美元，排名第一，其後是日本 4.8 萬億美元，德國 3.1 萬億美元，中國 3.1 萬億美元。具有 232 年歷史的美國爆發的抵押貸款危機向全球蔓延，引發世界金融超世紀震蕩，令衆多美國金融機構巨額資産大縮水。2008 年 3 月，美國第 5 大投資銀行貝爾斯登公司被摩根大通公司收購，7 月 12 日印地麥克銀行也最終破産，9 月 7 日美國最大住房抵押貸款融資機構“房利美”和“房地美”冰山再現，政府以 2000 億美元注資接管；

之後華爾街狂飈大作：15 日美國第 4 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向法院申請破産保護，美國第 3 大投資銀行美林公司被美國銀行以 500 億美元收購。16 日陷於破産邊緣的全球保險巨頭美國國際集團將被美國政府注資 850 億美元接管；美國摩根大通公司向雷曼兄弟公司緊急提供 1380 億美元貸款用於繼續證券業務；美國政府聯手美國 10 大銀行决定成立 700 億美元“平准基金”殺入華爾街股市；是日全球股市爆跌，歐盟央行向約 30 家歐洲各國銀行供應 430 億美元以備不測，英國銀行緊急供應 90 億美元貸款。17 日中國股市從跌到 2000 點，19 日滬指跌到 1895 點；美國政府授權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發表聲明：已與歐洲中央銀行以及日本、英國、瑞士和加拿大的中央銀行達成貨幣互換協議，將爲它們提供高達 1800 億美元資金，用於緩解金融市場流動性短缺…… 除美國聯儲在現有的救市措施上繼續追加 1800 億美元外，歐洲央行决定注入 550 億美元，

美國危機到底有多大

北京之春 2008 年 11 月號（總第 186 期）

國際視野英格蘭銀行也宣布將爲世界金融市場提供 400 億美元，日本央行同美聯儲簽訂了總額 600 億美元規模的貨幣交換協定，同時還宣布外國金融機構也可在東京市場籌措美元。同時加入救市行動的還有加拿大央行和瑞士國家銀行。香港恒生指數 9 月 19 日跌到了 17632 點。截至 6 月底，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有超過 4590 億美元的海外資産陷入次貸危機。本次貸危機爆發直接影響了美國 3 億人、歐盟 3 億人。82 歲的前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國電視節目中評論說，這是他職業生涯中所見最嚴重、可能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堪比美國歷史之最的“大蕭條”更嚴峻。

與1929年大蕭條比較 1929 年 9 月 3 日，華爾街迎來了它歷史上第一次大牛市走到盡頭。連續數日股票不斷下跌。 10 月 29 日，黑色星期二來臨，第一次有人拋出 1929 年 10 月的華爾街大崩盤——豎立在汽車上的牌子寫道：那些正在上漲的股票以套現籌集“保證金”，好儘 “100 美元可買下這輛轎車。在股市上喪秩了一切，急需現鈔。” 量增强自己的清償能力，結果一發而不可收…… 釀成 1929 年的大蕭條，這一蕭條一直延續跨越了耐用商品指數下降超過 77%，城市建設、商業建 11 個年頭的經濟下滑，其中最嚴峻的有 4 年時間設從 1929 年的 87 億美元總值，下降到 1933 年的（1929—1932）。大蕭條造成的結果是：10 月間華 14 億美元。爾街有 11 位著名人士相繼自殺身亡。1929 年美國 1929 年的美國大蕭條與 2008 年 9 月爆發的有 1.2 億人口，美國國民生産總值爲 1011 億美元，次貸危機有驚人的相似：㈠、無限量的供應貨幣。聯邦政府支出近 40 億美元，州和地方政府開支爲金融體系的規模擴大、信貸無邊際，讓通貨膨脹 90 億美元。經過 1930、1931、1932 連續 4 年，下達到兩位數甚至更高，這使利率越來越高，然後滑到國民生産總值祇有 585 億美元，淨國民産值到達經濟無法支撑的地步；㈡、大量的政府干預。由 1929 年的 958 億美元滑倒 1932 年的 509 億美在大蕭條期前後，胡佛爲美國總統，那届聯邦政元；1929 年全國失業率從 3.2% 急升至 1933 年的府實行政府干預主義，無論大事小事都採取全面 24.9%，下一年失業率達到 26.7%，全國有 3400 政府干預，幾乎是政府操作股票資本市場，連就萬男人、女人、兒童根本沒有任何收入可賴以生業、商業也干預；㈢、巨額赤字。巨大國債很可怕，存。美國資本市場潰不成軍，1929 年 11 月 13 日會給美聯儲帶來絕大的政治和經濟壓力，緩解的從華爾街股市從 452 點下跌到 224 點，連最强盛唯一辦法就是將債券、債務轉化爲貨幣；政府管的通用汽車股票從 73 元每股跌到 8 美元；美國工制企業志在爲國出力，而私營投資、個人儲蓄被業生産指數由 1929 年 8 月曾經爲 114 點，到 1933 耗盡，都使之爲政府而創收。年 3 月祇有 54 點；嚴重的通貨貶值，商品大幅降美國 232 年至今，最强的兩任總統，一個是價，賣牛奶用人工成本，還不如倒到大海裏划算。現任總統布什，另一個就是第 31 任總統胡佛。胡 1929 年美國商品價格下跌了 8%，1930 年商品價佛製造了美國歷史最大的天災人禍——1929 年至格繼續下跌了 10%，1931 年又下跌了 15%，國民 1933 年的世界性大蕭條；而布什則極有可能創奇北京之春 2008 年 11 月號（總第 186 期）

國際視野跡的成爲 323 年美國國家最大赤字的創造者—— 2008 美國政府有可能突破 10000 億美元赤字（2008 年美國政府公布上半年政府爲 4900 億美元赤字）。

美國是否能夠走出困境 9 月 18 日，就在美國這場次貸危機劇烈發威之際，美國財政部部長保爾森與國會領袖舉行會談後說，有必要通過立法來幫助美國銀行擺脫造成目前全球金融危機的壞債問題。他們將制定一個“一攬子”計劃來爲已演變成一場全球金融危機的困局解圍。“一攬子”方案包括建立一個幫助清理房地産巨額壞債的政府機構；迫使按揭借貸銀行與還款有困難的房貸借貸者重新商量還款安排。保爾森和國會領袖同意通力合作，使美國走出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困境。美國聯邦儲備局、日本央行、英國央行以及歐洲央行决定採取聯手行動，向市場注入了上千億美元的資金。9 月 20 日，美國財長保爾保爾森代表布什政府向美國提出史無前例 7000 億美元拯救美國經濟計劃。同時，美國國會與財政部針對該計劃也展開解釋和磋商。根據此方案，美國財政部將從包括外資銀行在美子公司在內的金融機構手中買下與抵押貸款相關的壞帳資産，以遏制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爲嚴重的金融風暴。有媒體估計此項壞賬可能高達 8000——10000 億美元。保爾森說最終的成本可能將遠遠低於最初預估的 7000 億美元，因爲政府能够持有這些資産直至市場穩定且價格恢復至正常水準。據計算，如果美國財政部全力推進保爾森該援救計劃，那麽令每位美國公民平均承擔超過 2000 美元。因之美國財政部要求國會將政府舉債上限自 10.6 兆 ( 萬億 ) 美元提升至 11.3 兆美元，以滿足美國聯邦政府融資、發行足够的國債需求。國會及公衆計劃公佈後，引起美國朝野强烈質疑。布什政府亦建議財政部長所做出的救援相關的所有决策均不必通過任何法庭的檢視。華爾街歷史學家 John Steele Gordon 强烈的質疑： “實際上在上幾個月的時間裏，美國金融系統就成了保爾森一個人的天下，祇接受國會的監管。”當年的胡佛，從美國商業部長到商務部長到美國總統，

都是一個人實施“政府干預”。儘管保爾森大規模金融拯救的消息開始散布後，美國金融市場上周反應開始回暖，但還不清楚這些舉措是否足以將美國經濟拉出這種空前低谷的困境。保爾森說“我不會拿美國經濟的長期基本面打賭。”但 1929 年的胡佛政府也不想拿美國人民的利益打賭，可胡佛政府畢竟賭了，賭成了美國乃至全球 200 年以來最大輸家。華爾街的“金融海嘯”讓美國金融體系重新洗牌，也迫使美國政府迅速推出新的救援計劃。動用 7000 億美元的資金購買金融機構不良資産，是上世紀 30 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美國政府最龐大的救援計劃。美國政府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美國素來標榜自由市場經濟，但隨次貸危機向縱深發展，衆多金融巨頭或紛紛倒下或進入政府管轄， 9 月 21 日美國政府及美聯儲又批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轉爲銀行控股公司。美國參議員理查德認爲：救市總耗資可能達到１萬億美元。一旦政府出售資産不能盈利，巨額虧損將是納稅人埋單。卡內基－梅隆大學政治經濟學學者艾倫·梅爾策認爲，當前的金融危機並非納稅人的問題，而保爾森提出的救援計劃“是最糟糕的社會民主，是一場政府接管的空前災難”。美國財政部過去一年時間裏一直在研究遏制次貸危機繼續的計劃，但因顧慮可能遭到外界强烈反對秘而不宣；由於 9 月中旬以來華爾街局勢急轉直下，政府已經別無選擇。總統布什解釋說，他最初也希望讓市場發揮作用，但“當認識到問題正變得更加嚴重時”，决定必須採取這一措施，否則美國將爲此付出更大代價。次貸危機自 2007 年 8 月爆發一年來，美國政府的數次救市行爲都未能根本扭轉市場敗局，今後的救援計劃能否見效還有待觀察，美國經濟仍存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大的不確定性。從積極角度看，如果美國政府隨後舉措得當，華爾街也有可能在劇烈動蕩中迎來 “轉折點”，也可能再次惡化、繼續瘋狂。 2008 年的美國今非昔比，隨便一家跨國企業都遠遠超過 1929 年美國的國力總和。現在說次貸危機重蹈美國 1929 大蕭條之覆轍還爲時太早，今天的世紀“大接管”是否要步“大蕭條”的後塵，人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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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探索

信仰、理性主義與民主化王軍濤

毒

牛奶事件，是非典肺炎後又一起嚴重的公共衛生事件，刺激大陸民衆的良心，並可能引發政治變化。中國民衆顯然不滿足於就事論事，而是追究深層原因。其中，政治體制和道德是被提及最多的問題。體制派提出政治體制問題是主要問題；祇有改革體制，才能建立公共安全保障機制。多數强調道德問題的人，也不否認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但是也有少數人認爲，道德是唯一根源；民主化會惡化問題。例如，一個網友最近在搜狐博客的爭論中寫道：理性主義的前提是機會主義，正如達爾文進化論所言的“優勝劣汰”，存在就等於真理。這種思維表面上看起來“合理”，但繞來繞去都讓人回到原起點——存在本身就是結論。人類的信仰是行爲的最高準則，而這個信仰不能是人或人所造的物本身，祇有超越人本身的造物者才有做爲信仰對象的能力。理性主義者在社會實踐中堂而皇之的宣揚利己主義，宣揚人類的動物性，但這常常被中國民主人士引以爲民主制度的開明性，這也正是中國民主探討缺少信仰所成。顯然，這個網友不贊成理性主義應該成爲民主的條件。他認爲，信仰才是民主制度的精神文化條件。這位網友是針對現在中國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有意義的討論，但是，我與他有不同觀點。第一，不僅民主的條件是，而且信仰的條件也是理性主義；第二，該網友誤解理性主義爲機會主義，甚至犬儒主義；第三，中國民主運動並不缺乏信仰及其力量。

區分民主轉型的條件與民主鞏固的條件關於民主的條件的理論實際上是兩類：一類是民主轉型的條件，二是民主鞏固的條件。早先人們研究沒有區別這兩個條件，在民主化這個話題下討論兩種情况。啓蒙學者認爲，民主與現代化，或者更廣泛地說，現代化的主要障礙是認識問題；祇要讓人們知道了真理，新的社會就建立起來了。但是，20 世紀德國的民主制度和日本的憲政制度被法西斯墊付的事實動搖了這一見解。人們開始探討民主化與社會經濟文化的關係。三類看法開始爭論。一是經濟條件，美國社會學家李普塞是代表。經濟發展决定民主化成敗。二是社會結構條件，美國學者摩爾是代表。社會階級之間的關係决定民主化成敗。三是文化條件，德國學者麥克斯韋伯和美國學者阿爾芒德是代表。信仰和政治文化類型，决定民主化成敗。但是，到了 20 世紀 70 年代，一個叫羅斯托的美國人寫了一篇文章，挑戰這些觀點，立即轟動學界。他的觀點是，民主化的發生與成功是兩回事。那些宏觀條件，對民主化發生沒有决定性意義，祇要專制政權失敗，民主化就會發生；民主化發生後能否鞏固也不是那些宏觀條件决定的，這些條件祇能决定概率，真正决定因素是主要政治力量的博弈。羅斯托的話音未落，第三波民主化起自南歐、接着席捲南美、東亞、蘇聯東歐和非洲，證實了羅斯托的分析。在所有的經濟水平、文化種類、社會結構和歷史異常中，都出現了民主化國家。那些宏觀條件對於具體國家沒有預測能力。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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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探索都是建立在人是理性功利的基礎上。博弈論就是爲這樣的研究提供概念框架和解釋方法的學說。博弈論從每個參與者的實際情形出發，探討在一個博弈中，各方的戰略選擇的相互作用，如何决定一個博弈的結局。在戰略選擇中，參與者是理性公利地行事。

理性與信仰和民主化的關係

本文作者王軍濤

些事例中，東亞文化圈中的臺灣、南韓都民主化了。上面提到的那位網友談及的道德和信仰，都屬於文化條件範疇。關於信仰作爲制度條件，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是馬克斯韋伯。他通過比較不同地區的宗教信仰與資本主義關係得出結論，新教是資本主義的條件；天主教、伊斯蘭教和中國的儒教都不行。然而，後來的事實表明，不僅資本主義而且民主自由，都是可以在不同在宗教中産生的。1948 年，來自世界幾乎所有文化類型的學者和官員在聯合國討論人權宣言時，仔細檢討各種文化要素，發現，這些人權條款可以在不同文化中找到其思想資源；人權觀念是普適人類價值。在第三波民主化中，被韋伯特別强調不能搞資本主義的天主教，成爲全球民主化的主要推手。保羅二世教皇是當之無愧的民主領袖。實際上，憲政民主就是爲一個多元社會設計的政治制度。信仰、思想和言論自由，以及其他自由，使得任何信仰都不能主導社會。但是，在公共空間和領域，各種權力和社會機構必須遵守憲法，公民必須遵守法律。沒有義務對任何信仰效忠。現代社會科學對於現代社會的運行機制的理解和關於現代制度設計中對人性有基本假定，這一假定與古代社會倫理和制度的要求的最大不同就是，現代社會不需要人對任何信仰有承諾和認同，而是僅僅要求他們是理性功利人。也就是說，不僅政治民主化、而且經濟市場化的良好運行，

更仔細地研究馬克斯韋伯關於新教爲什麽産生資本主義的論述，可以看到，在他看來，因爲新教鼓勵一種理性精神，而不是具體的教義或其他的道德信條，導致了資本主義得以發展。其實，在現代社會的艱難成長過程中，當教會和信仰主導着人們的思想領域時，他們一直是思想開花和社會進步的主要阻力。在政教合一的地方，不論是國家還是地區，都使用很殘酷的方式對待異教和異端。布魯諾到伽利略都是著名的案例。宗教裁判所是思想迫害的代名詞。數百萬婦女曾被以女巫的名義被燒死。祇要宗教對理性持敵視態度，宗教本身也會受到傷害。今天的宗教和信仰對於社會生活的積極作用，是由於宗教已經不再與人類社會中的制度、文化和生活態度中的理性相對立。如果我們仔細檢驗民主化與宗教的關係就會發現，在人類政治史、宗教史和思想上上，並不像某些人說的那樣，是宗教給了民主化精神文化條件，而是民主憲政給了宗教健康發展的政治條件。祇有在民主憲政的國家，宗教才有安全、健康和自由的發展。在世俗威權政體中，如果宗教是多數，當與威權政體的需要發生衝突時，當威脅到維權政體的統治時，會面臨政治迫害；如果是少數，還有面臨社會主流文化的迫害。在宗教占主導地位的國家，情形可能更糟，他們連同一宗教之間的教派間安全都不能維持。他們之間的互相殘殺，是人類分歧最難以解决的政治問題之一。相比較而言，中國傳統儒家的態度倒是更開明。孔子出身殷商民族，這個民族崇拜鬼神，但是孔子說，他更認同周禮，以教化而不是鬼神去作爲社會秩序的基礎。他不是無神論；他說敬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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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探索神而遠之。他認爲，天離人遠；管不好人的事情，就更不能敬天。後來，儒家對於宗教信仰取開明態度，與孔子的態度有關。後來的儒家主張天人感應，是指天意通過人事體現，是體現在健康的人的常識中。那麽，對儒家而言，什麽才是人間良好社會的基礎呢？就是日常生活中良好社會關係實踐中培養的態度和心理，包括理性。這位網友也許會爭辯，他講的不是歷史上那些宗教，而是一種信仰精神和心態。然而，社會科學早就說明，談論一個人的行爲選擇，或許可以指望有超人性的發揮；在社會大尺度範圍內，那些精神文化如果不是制度性設施和制度化力量去支持和實踐，就不有實質性效果和意義。當我們談論一個社會應該改進什麽時，我們不能迴避討論實踐這個事物的制度化設施和力量是什麽，否則就是紙上談兵。

區分理性主義與機會主義我猜想，這位網友對理性主義的否定態度來自於他誤解了理性主義。他以爲理性主義是機會主義。他對機會主義的理解是對的。機會主義確實是不講信仰的；一切根據實際情况任意改變。但是，理性主義並不排斥信仰。什麽是理性主義？理性主義就是最好地實現自己設定的目標；所謂最好包括最小的代價、最大的收益和最大的可能；所謂目標，則是 whatever，什麽都行，取决於你的信仰和偏好。因此，理性主義與信仰不矛盾，而是尋求更好地實現信仰的途徑。理性主義在信仰問題上不同於神秘主義。神秘主義是靠啓示行動。理性主義也不同於教條主義或原教旨主義，他們嚴格照字面解讀教義，遵循傳統的行爲指南；他們不容許對經典教義和傳統解讀的任何質疑和挑戰。理性主義認可人在實踐中理解和解釋問題和信仰的能力和權利。理性主義是如何區分機會主義的呢？理性主義不主張採取機會主義的態度，是因爲理性主義强調實際後果時，不僅看眼前、片面的和暫時的，而且要看長期的和全面的。特別是，從理性角度看，社會需要鼓勵一些美德，例如責任、智慧、良知等。雖然理性主義不迫害那些缺少這些美德的人，但

是在設計制度時，不給與這些人和行動很大的空間和位置。機會主義則是從暫時和片面的利益得失判斷去選擇行動方案，常常危及長遠和全面的利益。這是理性主義所不齒的。在民主社會中，機會主義也不是完全不合理的。例如，代議制的選舉制度，常常鼓勵民選代表要向選民負責，對於選民的意見採取一種機會主義的態度。代表一詞在政治授權上看是含混不清的名詞。代表可以是代理人（agent），職責是替自己的顧客或被代表者選擇最符合其利益和偏好的方案；選民的選擇其實是他們的選擇。代表也可以是使節（delegate），其職責是轉達被代表人的信息；他們不能改變信息，也沒有選擇空間。即使西方成熟民主國家也還在爭論一個民選代表的政治倫理和行爲準則是什麽。有人認爲，代表應當絕對按照被代表的意願行事，不能違背；違背了就是僭越、篡權和不道德，濫用權力。另一種觀點則認爲，代表應當爲選民利益負責，選擇符合他們利益而不是意願的方案；因爲選民選擇他是因爲他有更好的判斷力。第一種人，其實就是機會主義者，因爲這是贏得選票的關鍵。實際上，這位網友對理性主義和機會主義的抵觸情緒都是誤解。他真正反感的是犬儒主義，是一種不僅不堅守任何原則、而且對道德本身採取玩世不恭和蔑視的態度的人。這才是社會的禍害。

民運人士的精神境界這位網友對於中國民主化力量也不是很瞭解。不過，這不是討論民運的真實狀况的文章。我祇能簡略地說兩點：第一，中國民主派中有許多有宗教信仰的人，這些並不保證他們比其他人更合理地行動。那些比較廣爲接受的人，都是理性主義者。第二，中國民主化中的代表人物，雖然有些是無神論，但是他們對政治原則的信仰堅定是超出一般社會水準的。如果比較維權人士和他們，你會發現，維權人士是考慮自己的生活和事業發展機會的，但是民運人士並不考慮。這也許是不合時宜，並不值得仿效，但是這也說明民運人士的超越功利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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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探索

我的“政治”觀（陝西）趙常青

我想談談自己對“政治”的理解。什麽是“政治”呢？在我們中學的政治教科書上有關“政治”的解釋是這樣的——所謂“政治” 便是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如何去組織自己的政權機關，去反對敵人，維護本階級的利益和統治，階級性是政治的本質屬性。在階級社會裏，階級鬥爭是政治活動的主要內容。其實在所有的共産主義國家，在從中學到大學乃至到博士、博士後的官方政治教科書裏都是這樣解說“政治”的，都是用所謂階級分析的方法去進行人文社會科學相關概念和理論的分析解說的。不接受“階級分析法”就會在思想政治上爲自己的人生和前途增添一些可能的障礙。（大家可以想一想在上世紀 50 年代初，著名國學大師陳寅恪因爲拒絕每周例行的政治學習、拒絕尊奉馬列主義，有關方面就不讓他去中國科學院任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這當然是非常荒謬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不僅造成人類的分裂和相互仇恨，最關鍵的問題是如果考察數千年以來的人類歷史進程，還從來沒有發現有哪個國家是純粹的由哪個階級進行統治的，甚至根本不存在馬克思所認定的幾大階級對立的社會階段——至少中國的歷史就從來不曾出現過純粹的階級統治。而在階級鬥爭理論被中國共産黨所接受後建立的新政權，它也不是廣大工人和農民的階級統治，相反從實踐上看，工農階層倒更像是被統治者。因爲無論從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質量還是從社會地位上看，工農群體總

是等而下之的。雖然從理論上、從法律上規定了這兩大群體的統治地位，但是叫苦、叫窮、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的似乎始終是鄉下農民、進城農民工及城市工人和下崗職工——在今天的中國你如果向一個普通工人或農民說：哎呀，你可以呀，你在這個國家屬於統治階級呢！他如果不踢你一脚或讓你“滾”那就是你的運氣了。至於憲法中的某些文字規定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工人階級爲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那純粹是從精神上糊弄工農大衆的障眼法，祇不過是官僚權貴集團打着“工農”、“人民”的幌子爲自己謀壟斷性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罷了。千萬不可當真！因此，不能用共産黨人的所謂階級分析法去解析“政治”這個概念。孫中山先生當年曾說過： “政治兩字的意思，淺而言之，政就是衆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衆人的事便是政治。”這種解釋也有些傳統的居高臨下的姿態，恐怕也不太合適—— 那麽，究竟什麽是“政治”呢？我以爲所謂“政治”其本義就是“正治”，即 “治之以正”， “政治”就是以“正義”來治理國家、管理社會。那麽什麽又是“正義”呢？又應該由誰來治理呢？這兩個問題便牽涉到有關“政治” 的兩個最基本內涵。

1，何謂“正”或“正義” “政治”( 即“正治”) 中的“正”或“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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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探索實際上就是指用來指導如何治理國家、管理社會獨的國家裏爲那些獲取權位的少數人而實現，暫的一套思想、方法、法度、規則，可以統稱爲“游時一億人祇能爲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産戲規則”。那麽在國家與社會的管理中，究竟應該主義。” 採用什麽樣的“游戲規則”呢？不同的思想家、也許有人會說，這是前蘇聯，中國共産黨領政治家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不一樣的。如在中導下的中國是不會出現這樣的情况的——作此結國古代，孔子認爲應該以“禮”治國，孟子認爲論爲時尚早，我在這裏也請朋友們看看《瞭望東要實行“仁政”，老子認爲應該“無爲而治”，韓方周刊》2006 年第 39 期所刊載的一篇談論中國非子則主張採用“嚴刑峻法”。而在古希伯來人和醫療問題的文章。文章指出： “在中國政府投入的後來的中東伊斯蘭地區則分別主張以自己信奉的 1122 億元的醫療費用中，80%（約 900 億元）是宗教律法來進行國家的管理和統治。爲 850 萬以上黨政幹部爲主的群體服務的。”（該但是在專制時代，統治國家的游戲規則實際數據來自中科院的一份調查報告）——這意味着上是由統治者的意志决定的。統治者的意志便是每名黨政幹部每年人均可享受 1 萬元的公費醫療，不可顛覆的“金科玉律”，統治者的主張便是王朝而其餘 13 億人民大衆總共祇能享受 2.22 億元公費的法度和帝國的憲章。當周天子宣布“普天之下，醫療服務——人均每個老百姓每年祇能享受 6 分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時，他實質上錢的公費醫療，官民差距爲 17 萬倍。而中國醫師便是向天下人宣布了他的“正義”觀，天下的一協會會長、原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不僅認可這一切都是他的，誰敢加以否定，誰敢對之說“不”，數據，他還引用人事部等權威部門的數字說“全便會違背他的“正義”和“真理”，便會受到他的國黨政部門有 200 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懲罰，著名的周厲王“彌謗”事件便是周天子“正義” 中有 40 萬名幹部長期占據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觀的一個真實寫照。而自古及今的所有專制王朝度假村，一年開支數百億元。”又如北京天則經濟和極權國家的統治者誰又不是這樣統治的呢？所研究所理事長張曙光曾指出，2006 年在國家財政不同的是“周天子”還比較誠實，公開宣布“天下” 開支中，公款吃喝達 3700 億元，若加上公車出行、爲其私貨，而近現代極權國家的統治者則拼命把公費旅游則達 1 萬億元人民幣（2006 年國家財政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形象，非常可笑地試圖將祇拿了 300 億元就减免了農村中小學生的學雜費）， “沒有……就沒有……”之類的公式化口號刻進更有甚者，在我們的人民特別是孩子們因低劣食每一個國民的大腦中，而實際上則是打着“國家”、“人民”的旗號拼命謀取統治者官僚集團的私利。如果有人認爲我在這裏是胡說八道的話，我們可以一塊來聽聽曾經擔任蘇共莫斯科市委書記和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葉利欽的回答，葉利欽在其自傳中這樣寫道—— “如果爬上黨（指蘇共）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享有一切——你進入了共産主義，專門的醫院、療養院，漂亮的餐廳和特製佳肴，不花錢的源源不斷的奢侈品，舒適的交通工具。”他還說， “共産主義完全可以在一個單因食用低劣奶粉造成的“大頭娃娃” 北京之春 2008 年 11 月號（總第 186 期）

理論探索品而屢次受到傷害時（如“大頭娃娃”、 “結石寶寶” 等），黨政巨頭們却享受着由國務院直屬的“國家特供中心”所免費提供的有益無害食品。蘇聯和中國都是共産黨執政，中共還一路高唱“爲人民服務”、“講政治、講學習、講正氣”、 “立黨爲公、執政爲民”以及“三個代表”什麽的動人歌曲。可是人民中的許多人却因爲看不起病而被趕出醫院等待死神的召喚——這也從側面印證了托克維爾先生的結論，他說： “民主制度用於統治方面的費用少，而用於被統治者方面的費用多；貴族制度與此相反，它把國家的收入主要用於主持國務的階級（即大大小小的官僚們）身上了” （《論美國的民主》）。歷朝歷代，各國各地區的極權主義統治者就是利用這樣的“正義”觀來治理國家和人民的，而且人民還不敢輕易對之說“不”，當人民表現出不滿和批評意見時，民衆面臨的常常是比周厲王“彌謗”行動還要嚴厲十倍的懲罰。如 1989 年學潮，廣大學生和人民明明是在反官倒、反腐敗、爭民主，却被執政黨誣衊爲“動亂”和“暴亂”而遭到殘酷鎮壓。因此，極權統治者的“正義”觀是不能當真的，用這種“正義”來治理國家和社會就會損害人民多數的利益，就會給大多數人帶來不正義。這種爲少數人謀福利的“正義”便是僞善的“正義”，我們必須要毫不留情地嗤之以鼻。那麽，究竟什麽是我們應該高揚的正義旗幟呢？那便是反其道而行之，是能够爲大多數人帶來好處的“正義”，也就是說政治中的“正”或“正義”以及由這種“正義”所建立起來的一整套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游戲規則”必須能够爲人民多數所認可並能够服務於人民多數的利益，同時少數人的基本權利將受到必要的保護。而這樣的“正義”祇有求助於“衆人”、求助於“民主”了。當代西方著名政治學家羅爾斯對“正義”問題有過專門研究，他特別强調社會制度的正義性，認爲社會制度的正義與否，决定着個人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分配，决定着社會利益的分享狀况。他在《正義論》中指出，社會基本制度的正義原則有兩條： “第一個原則要求在各種基本的權利和義務分配上實現平等”；

“第二個原則則認爲某些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例如，財富和權力的不平等，祇有當它們使每個人，特別是使得最少利益的社會成員的利益得到補償時，才是正義的”。羅爾斯將這兩條原則稱爲社會的“基本憲章”，並强調關於正義的“第一原則”優先於“第二原則”。其實，我在論述有關民主的九條“黃金法則” 時，論述的第一條法則便是“衆生平等”法則，認爲這是民主制度的前提和出發點。既然人人生而平等，那麽如何治理國家、如何管理社會、建立怎樣的“公共游戲規則”，便應該是大家——全體人民的事，不應該由專制帝王或自稱“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官僚集團一家說了算，而應該讓所有的人都說話，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機會擺出自己的“主張”或“主義”，讓所有的人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到公共規則的制定上來。然後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將由大多數人認同的制度規範上升爲國家意志，這個國家意志便是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根本大法——《憲法》。因此，當我說所謂“政治”就是“正治”，就是“治國以正（或正義）”的意思時，歸根結底是說“治國以法”——依據《憲法》治理國家和社會，實行“憲政”，這便是“正義”的根本內涵。但需要再次特別强調的是這裏的《憲法》和法律必須通過真正民主的原則來制定，憲法和法律必須體現人民公意，而這樣的法律也祇有在民主自由的國家裏才能誕生。而在極權主義國家無論執政者及其統治集團盜用了多少“人民”的名義，他們所稱之爲“法律”（包括憲法）的東西都不具有“正義”的品質，這種“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蒙蔽人民的“遮羞布”便是加諸於人民身上的鐐銬而已。

2.應該由“誰”來治理明白了“政治”就是以正義、以法律去治理國家、管理社會，實行憲政。那麽國家和社會究竟應該由“誰”來治理、來管理呢？極權主義者和民主自由主義者的答案又是不一樣的。專制帝王認爲這個“治”權應該由自己所獨占（“專制”的本義），並且爲自己享有獨占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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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探索進行種種辯護，說什麽自己是“天子”，是代表上天對人間進行統治，因而自己的統治權是上天授予的，是任何人間力量不可動搖的。所謂“奉天承運”、“君權神授”等謬論便是專制帝王爲自己統治合法性所做的無理辯護。而人民在這種專制帝王的治理下，祇剩下做奴隸、做奴才、做牛馬、納貢服役的權利，毫無做人之尊嚴可言。偶碰上一二開明君王發點慈悲、搞點仁政，“子民”們便會感激涕零地三呼什麽“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其做人之不幸、之可憐真是讓人一言難盡。近現代的專制政黨雖然不再宣揚什麽“君權神授”、 “朕即國家”等謬論，甚至也對之口誅筆伐，但是憑藉暴力强權上臺的政治集團及其獨裁者則會炮製出另外一些似是而非的荒謬理論來維護自己的統治。比如說所謂“打江山坐天下”的說教便是中共統治集團所極力宣揚的一種謬論。這種謬論的邏輯推理是這樣的：因爲“江山”是共産黨打下的，“新中國”是中國共産黨人犧牲了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換來的，所以共産黨就必然擁有整個國家的統治權——而且要一直統治下去。其它任何政黨、任何政治集團都不能對共産黨的領導權說“不”，因爲“江山”不是你“打下來”的。不僅如此，共産黨還會不斷地自我加冕什麽“偉光正”，說自己的宗旨是“全心全意地爲人民服務”。直到 2001 年還以所謂的“三個代表”理論把自己打扮成全國人民的利益守護者。的確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頭上確實壓着“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而且我也相信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産黨人（1921——1949）推翻三座大山的誠實品格，還相信“新中國”誕生之初人民多數對共産黨的擁護和熱愛是真誠的、是發自內心的。但是所有這一切並不能說明共産黨壟斷政權就具有合法性。推翻三座大山的英雄壯舉並不能一勞永逸地保證這個黨不會做蠢事、做錯事——甚至是作出對國家和人民犯罪的事。人民也不會因爲這個黨曾經“表現”不錯，就授權這個黨無限期地將自己統治下去，正如丘吉爾在帶領英國人民取得抗擊法西斯戰爭勝利後，英國人民並沒有因爲丘吉爾的“豐功偉績” 就一定把戰後國家的管理權拱手讓給老丘，而是選擇了工黨的艾德禮做首相。再說“無數先烈” （包

括共産黨員和非黨民衆）之所以奮不顧身地流血犧牲，其目的祇有一個即爭取過上幸福、自由和有尊嚴的生活。如果先烈們的流血犧牲換來的並不是人民大衆的幸福、自由和尊嚴，反而是新的貧窮、專制和壓迫的話，那才真正叫做死不瞑目呢！那麽，中共統治下的人民究竟活得怎麽樣呢？毛澤東時代就不用提了，就說經濟上改革開放的這 30 年吧。我承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生産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比起毛時代確實有了很大提高，但大多數人還談不上富裕—— 讓我們來算個帳吧。中國現在有 13 億人，其中 9 億是農民，據官方統計數據，2007 年 9 億農村居民人均收入 4140 元人民幣（約 500 多美元），平均每月收入 345 元，連發達國家人均收入的零頭都不够；四億城鎮居民人均收入也祇有 13786 元人民幣（不到 2000 美元），同樣不够人家的零頭（如世界銀行統計 2007 年美國人均收入 45594 美

中國的貧富分化巨大——路人圍觀一個被遺棄的女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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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探索元）。若 13 億中國人拉平計算，2007 年人均收入 7108 元人民幣——不到 1100 美元，同樣不到人家的零頭。如果把中國巨大的貧富分化考慮進去的話，80% 的中國人的實際收入還會低很多。至於人民的自由和尊嚴就更爲有限，誰敢說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呢？誰敢說今天的中國是一個自由法治的國家呢？沒有民主、自由和法治，人民又何來主人的尊嚴呢？更何况今天的中國已被層層的官僚主義、普遍的腐敗及嚴重的兩級分化現象所吞食，就連執政黨高層也已經意識到現實社會的極大不和諧性，而强調要構建什麽“和諧社會”，力圖通過國家財富的二次分配來縮短貧富之間的巨大差距。不能說執政黨的考慮沒有一點道理，經濟上的某些改良措施在化解民怨民憤、消弭社會不滿情緒方面確能起到一些作用，但這仍然是傳統帝王統治時代的某些“仁政”措施而已，仍然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惠民”小伎而已，他並不能從根本上解决社會的不和諧問題。我認爲要想實現社會的“和諧”公正，必須從制度層面來解决究竟應該“由誰”來對國家社會進行管理和統治的問題。根據“人人生而平等”法則，既沒有天生的統治者，也沒有天生的被統治者。既然關於國家和社會的公共事務管理關係到所有國民的利益，那麽這個執政者就應該由所有的國民通過討論選舉産生。無論哪一個人，也無論哪一個組織，祇要他（或他們）認爲自己有能力來承擔這一“執政官”的角色，那麽他（或他們）就可以站出來向國民全體表明自己的智慧和道德修養，而人民也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如媒體）來仔細考量這些人是否具有誠實的品格及治理國家所應該具備的相應智慧。通過比較鑒別後，依法定程序從衆多的自稱有能力者中選擇出相比較而言確實具備一定能力並具有相應品格修養（即“德才兼備”）的人出來履行治理責任。如果國民的意見不一樣，一部分人選張三、一部分選李四，還有一部分人對王二麻子感興趣，根據“衆生平等”法則，則由“全民公决”的方式來决定“執政官”的最後歸屬，誰贏得的選民票數最多，誰就可以出任“執政官”這一角色。與此同時，人民必須把執政官的任命權和解除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裏——那就

是爲了防止執政官長期盤踞高位而形成事實獨裁，必須對執政官的任期加以限制。如一届任期可規定爲 4 年或 5 年，任期一到，執政者必須終止“管理”使命，若想繼續執政，則必須和其他候選人一起再次接受全體國民或其授權代表的公平考察和選擇。如果在上一届確實幹得不錯，人民多數就會繼續推選其執政。如果上一届幹得不好，有腐敗、有醜聞，在競選時的諾言祇是在吹牛和說大話，對不起，請“下課”，人民多數肯定會另選他人。除此以外，執政官還必須無條件接受人民的監督和批評。說穿了，執政官的脖子必須拴着一條繩子，人民的左手牽着繩子，右手則舉着鞭子，不斷地對執政者進行吆喝和鞭策。祇有這樣才能保證執政者不敢偏離軌道太遠，不敢將自己視爲官老爺而對人民隨心所慾、恣意妄爲。祇有當人民手中掌握對執政者的輿論監督力量和現實制裁力量（如定期選舉、彈劾罷免等）時，才能保證執政者遵行大多數國民的普遍正義觀和價值觀，才能保證執政者以“普遍正義”來治理國家、管理社會，並保證大多數國民享有正義治國的碩果。自然，在此標準下，像共産黨那樣“老子打江山老子就要坐江山”的邏輯也就站不住脚了。面對席捲世界的民主大潮，共産黨確實應該從實際出發、“與時俱進”了，不要再以當然的執政黨來壟斷國家管理權。如果真是大公無私，如果真是在“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如果真是像自己所說的那樣既代表先進的生産力、又代表全體人民的最根本利益、還代表中華民族的先進文化方向，那就不要害怕與其他政黨的公平競爭和競選，否則便有些自我加冕、自吹自擂、以大話和牛皮來蒙蔽人民的雙眼了。但是，請想想，人民的智慧和雙眼是經得住長久遮蔽的嗎？可能連執政黨自己都不知道謊言還能支撑多長時間。總之，所謂的“政治”就是“正治”，就是以體現人民公意的憲法和法律來治理國家和社會，而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執政官”（包括執政黨）必須通過民主競選的方式由人民來定期進行選擇。明白了這個道理，也就明白了有關“政治”的最基本原理，背離這一基本原理的“政治”說教，不是別有用心就是坑民陷阱，朋友諸君不可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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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墻

重溫“一個人的戰鬥” 夏威夷

美

國總統布什應邀出席奧運開幕式，遭到一些人士的批評。也許那一刻，布什忘掉了他曾非常喜愛的一部影片——1952年出品的《正午》（High Noon），忘掉了面對邪惡的孤獨的正義價值。這是一部經典的西部片，也是世界電影史上第一部實時電影，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它的經典地位仍然無可動搖。此片獲得第 25 届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男主角，最佳剪輯，最佳歌曲和最佳劇情片配樂 4 項大獎。在此片中，銀幕英雄賈利·古柏又一次以精湛的演技征服了觀衆，並繼 1941 年《約克軍曹》後，二度榮膺奧斯卡影帝。接拍此片時恰逢賈利·古柏身體不適，但在贊助商的堅持下，製片公司還是把劇本送到了古柏手中。古柏看完劇本後决定帶病接拍此片，因爲影片主題正是父親從小一直教導他的：這個世界上，總要有人主持正義，實施正義的審判。古柏的出色演出使他成爲無數喜愛西部片的影迷心目中的偶像和誓不向邪惡低頭的堅持正義的化身。

小鎮故事：孤獨的正義影片講述的是 1870 年到 1875 年發生在一個美國西部小鎮海德萊鎮的故事…… ……5 年前，1870 年，海德萊鎮是匪徒佛蘭克米勒的天下，米勒和他的一幫手下把整個小鎮搞得人心惶惶、鶏犬不寧，警察局的新任局長威爾·凱恩在 5、6 個副手的幫助下，經過一番艱苦的較量，終於將米勒等人抓捕歸案，並以殺人罪

等多種罪名判處米勒絞刑。但米勒手眼通天，在州府有勢力的朋友救了他，被改判無期。海德萊鎮終於迎來了它的安寧，人們安居樂業，再也不用提心吊膽的生活了。 5 年後，一個恬靜的星期天上午，在法官伯斯的主持下，威爾·凱恩警官與年輕美貌的艾米女士舉行了隆重的婚禮，然後鄭重摘下警徽，準備返鄉度假，他的任期已經結束。上午 10 點 40 分，舉行完婚禮，凱恩正準備和妻子登上馬車離開，忽然接到火車站長的報告，他接到電報說米勒已經被假釋出獄，將乘火車正午到達本鎮，米勒的 3 個同夥得到消息已經先來到車站等候。在馬車邊爲凱恩夫婦送行的法官柏西·梅特裏克、市政管理委員會委員喬納斯·亨得森、威廉·富勒和馬丁等人知道米勒一幫人來勢不善，便急忙催促凱恩夫婦趕快離開。佛蘭克匪幫重返小鎮的消息使不少人感到大事不妙。眼見威爾警長帶着新娘匆匆駛離小鎮，大家更肯定了這種猜測。副警長哈威在旅館裏與老闆娘海倫調情，見威爾急急離去，覺得自己出頭的日子就要到來。海倫深知五年前的案子和她也有關聯，謀劃着拋售旅館産業，準備携款返回墨西哥。但她决不相信哈威的話，堅信威爾警長不會因爲懼怕匪徒報復而臨陣脫逃。馬車駛出不遠，就被勒住繮繩，凱恩準備返回，雖然新婚妻子不能理解他，但他的責任心和榮譽感不允許他臨陣脫逃。儘管當年抓捕米勒的戰友早已星散，但凱恩堅信曾受他恩惠的小鎮居民們會挺身而出，助他一臂之力。艾米勸阻無效，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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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墻不能理解這是爲什麽，她認爲凱恩沒有把她放在重要位置，沒有替她考慮，於是憤然離去，準備隻身乘火車返回老家。凱恩滿懷希望，以爲小鎮居民們會和他站在一起來對抗匪徒，可是讓他感到無比失望的是，竟然沒有一個人願意站出來幫他。曾經批准判處米勒絞刑的法官梅特裏克匆匆的打點着行裝，準備避禍他鄉，他對凱恩說，歷史的經驗告訴他，群衆是隨風倒的，他們並不是站在正義一方，而是站在力量大的一方……在面臨死亡的威脅時，沒有人會挺身而出的。凱恩的副手和朋友哈維·佩爾正在和情婦海倫尋歡作樂，在海倫的心目中，凱恩才是真正的男子漢，她雖然和佩爾在一起，却不大瞧得起眼前這個男人，佩爾理解不了海倫這是爲什麽，這讓佩爾妒火中燒。他一直以爲凱恩在任期結束後會推薦他當警長，但凱恩似乎未有此意。他聽說

《正午》（High Noon）電影海報

凱恩去而複回，準備和凱恩作交易，提出凱恩保舉他做警長，他才肯助他一臂之力。凱恩拒絕了他，佩爾惱羞成怒，武力逼迫凱恩離開，兩人大打一場，結果佩爾被打昏在地。曾長年擔任治安官員的馬丁勸凱恩趕快離開，免遭不測，膽小狡詐的富勒則乾脆躲藏在家，避而不見。無奈之下的凱恩來到教堂，找到亨得森。亨得森請教友們對此發表意見，這些不知信啥的所謂 " 基督徒 " 們一致認爲面對歹徒不應該殺人。亨得森總結說，米勒一夥是來找凱恩復仇的，最好凱恩趕緊離開，免得給大家惹麻煩…… 凱恩來到男人聚集的酒店，希望能都從這裏得到幫助。可是剛到門口就聽到酒店老闆向大夥說，他敢打賭，佛蘭克·米勒下車後五分鐘凱恩就得死。凱恩大怒，把酒店老闆暴打一頓，但却發現別人看着他的目光裏祇有廉價的同情…… 艾米等車的時候從旅店職員嘴裏聽到了凱恩和海倫的風流往事，頓時疑心大起，原來丈夫是因爲這個才捨不得離開的，艾米認爲自己終於找到了原因……艾米去找海倫，不料海倫告訴她跟凱恩已經一年多不說話了，現在她已經整理好行裝，準備搭火車永遠離開這裏。兩個女人言歸於好，决定一起去火車站。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了，正午 12 點即將到來。凱恩唯一能找到的助手倍克爾聽說沒人幫助凱恩，也决定不幹了，此時，遠處傳來火車汽笛的尖叫聲，凱恩毅然寫下遺囑，大步的向狂妄囂張的來犯的邪惡勢力迎面走去…… 正午空曠的街道上，不見一人，唯有凱恩正義的身影，如釘子一般楔在脚下，絲毫不能予以動搖或摧毀！這是西部牛仔的硬朗形象，也是鐵血警長、孤膽英雄的生動寫照，更是一個民族意志和力量的表現。當佛蘭克·米勒等人看到擋在他們面前的凱恩時，一場激烈的槍戰打響了。已經登上火車的艾米聽到槍聲，不由自主跳下車跑回來……經過一場艱難的浴血奮戰，凱恩最終擊斃了佛蘭克·米勒…… 小鎮的人們擁上街面，默默地看着凱恩和艾米，凱恩滿懷厭惡地摘下胸前的警察徽章，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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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墻地上，攙扶着艾米登上馬車，頭也不回的離開了海德萊鎮……"

道德審判：靈魂蒙昧的百姓影片獲得了評論家的一致贊譽。美國著名影評家詹姆斯·威爾士認爲： “毫無疑問正午是一部經典作品，其重要意義在於齊納曼（此片導演）的寫實風格把西部片這一類型做了徹底的更新，使西部影片在風格化和神話傳統之外，又開創了一個新的心理西部片的類型，擴大了西部片的帳幕……”另一位著名評論家菲利普·哈爾東更是稱贊： “一部第一流的西部片……由於它明晰的主題、重大的社會意義和高度的娛樂價值，它在任何方面都是出類拔萃的。”看了這些滿含感情恰如其分的贊譽，沒有人會感到誇張，因爲影片確實配受這樣的稱贊。首先，《正午》是世界上第一部實時影片，即注重叙事時間與故事進程同步進行。90 分鐘的故事叙述，與影片中反復出現的時鐘走時恰好一致。如果你選擇在上午 10 ：30 觀看此片，就會發現你的鐘錶居然與影片中的時鐘指向幾乎完全同步。這種巧妙設置，至今在世界影壇獨一無二。幾年前在美國掀起收視狂潮的電視連續劇《24 小時》就是部分借鑒了這種表現方式。在這部影片中總共出現了 17 個片中人物看鍾的鏡頭，按實際時間進程向觀衆展示時間。這種方式除了能够造成强烈的懸念效果外，還能製造强烈的現場感，讓觀衆仿佛身臨其境，進入小鎮坐到一個巨大的鐘錶下聽着鐘錶的滴答聲而不是在家中或者電影院裏觀看每一件事情的發生。從《正午》的故事情節看，它繼承了西部類型片中的一些富有象徵意義的傳統元素，如未跟上現代社會文明進程的道德蒙昧的小市民，爲蠻荒的西部帶來公平正義的法律和秩序的警長，剛通火車祇有一條大街缺乏自由媒體駐扎的荒凉的西部城鎮，以及牛仔褲、寬邊帽、短槍、子彈帶、蓬馬車等不可或缺的道具，還有理所當然的正義戰勝邪惡，給觀衆以慰藉，同時，創作者還給影片加入了豐富的心理內容，並使傳統的西部片在現實意義上有了新的升華。

當凱恩警長趕回小鎮時，他內心深處是以拯救小鎮的英雄自居的，雖然新婚的妻子由於對他的誤會憤而離去，但爲小鎮主持正義的心理戰勝了一切，同時凱恩也深信自己爲小鎮主持正義，那麽理所當然的，應當受到小鎮居民們的熱烈歡迎和擁戴，這也是他應得的，畢竟小鎮這 5 年來的安寧與繁榮是和凱恩的努力維護分不開的。但凱恩萬萬沒想到的是，竟然沒有人願意幫助他。梅特裏克給他講述了一個歷史故事——公元前 5 世紀，雅典百姓飽受暴君的蹂躪，後來設法罷黜並放逐了那位暴君。可是，當幾年以後暴君領着外國雇傭軍打回來的時候，不僅打開城門歡迎他的是那幫靈魂蒙昧的百姓，而且在立法官員被處死時在一旁圍觀的也是他們……這是一個殘酷的事實，百姓們總是隨風倒，他們常常不顧是非，祇是看反對什麽安全就反對什麽，通常他們並不是站在正義一方（來對抗邪惡），而是看哪一方勢力强大就站在哪一方…… 這樣的說教也許能打動別人，但對凱恩並不起作用，他對梅特里克的出逃表示理解，但他還要做他該做的。他又來到市政管理委員會，可是同樣沒有人站出來幫助他……如果說婦女老人們害怕暴力不敢幫助他還可以理解的話，那些青壯年的男子們對待凱恩的態度就讓凱恩傷透了心。那些沒有信仰的人遺棄凱恩凱恩還能抱有希望，當那些有信仰的所謂“基督徒”們（片中基督徒並非正信者），也拋棄凱恩的時候，凱恩的脚步就不能不顯得更加沉重了。這時候擺在凱恩面前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條路是選擇趁早離開戰場，一條路是選擇留下來準備戰鬥。既然沒人幫他，自己就算這時候離開，誰又能責怪他呢？既然別人都躲的遠遠的，憑什麽要我一個人跟匪幫作戰？米勒是來找凱恩報復的，也是來重新奪回小鎮的，米勒知道凱恩不會逃跑，可是米勒恐怕沒有想到凱恩的任期正好結束，既然任期正好結束，凱恩本來就要離開，那麽凱恩現在的離開完全有着正當的理由，而不是害怕，何况自己也爲留下來和米勒作戰進行了努力，可是沒有人幫他，凱恩完全可以把對小鎮居民鄙夷的唾沫吐在地上，然後跨上駿馬揚長而去，日後跟別人談起此事時還可以憤慨的再對小鎮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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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墻民正義感的喪失加以聲討譴責，那時人們同樣會對凱恩賦予同情而不會有任何人責怪他；甚至，凱恩還可以在日後米勒繼續禍害小鎮居民時（這是容易料到的）遠遠的站在一邊看笑話，當初誰叫你們不幫助我來着，怎麽樣，自作自受了吧？當然凱恩也能猜到，日後的小鎮居民們會一邊忍受米勒的蹂躪，一邊對米勒陪着討好的笑臉，在米勒有要求時山呼米勒萬歲……這是一群不可救藥的靈魂蒙昧的居民。既然如此，凱恩有什麽必要冒着犧牲自己高貴生命的危險去拯救他們呢？ “離開吧，凱恩！”一個聲音這樣呼喚着，無數的聲音這樣呼喚着，“你不值得爲他們犧牲”…… 然而凱恩似乎對這種呼喚無動於衷，也許他也有過一刹那的猶豫，也許他根本沒有時間去考慮這個，很長時間以來他一直是按某種原則做事的，當他在影片開頭不久撥馬而回的時候，他就已經决定要再次消滅米勒他們這幫匪徒了。如果第一次沒有把米勒這幫匪徒送上絞刑架，沒有把這幫人類的渣滓徹底消滅，那麽很簡單，再消滅一次。這就是凱恩的思維方式。哪怕祇剩下一個人，哪怕連新婚的妻子都離他而去，哪怕曾受他恩惠的小鎮居民都集體背叛了他，哪怕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幫他，哪怕因爲傷心、失望和疲累他的步伐也有一點僵硬，但凱恩依舊沒有選擇逃離，而是面對邪惡勇敢的舉起了槍。他不是爲別人而戰，而是爲真理而戰，爲信仰而戰，爲榮譽而戰。他不是追求此岸的獎賞，而是追求彼岸的榮光…… 這就是凱恩。

面對邪惡，請別丟下我凱恩勝利了，但取勝的過程却異常的艱難和驚險…… 艾米聽到槍聲的時候，知道自己誤會了凱恩，凱恩並不是那種到處沾花惹草四處留情包二奶的無耻男人，而是爲榮譽而戰的戰士，艾米爲凱恩的精神感動，能挑上這樣的男人做丈夫艾米感到自己很幸運，不是每一個女人都能有這樣的機遇的。艾米飛跑回來協助凱恩殺死了一個敵人…… 艾米從對凱恩的誤解到協助凱恩，完成了她

個人的轉化，小鎮居民從懼怕米勒到最後發現米勒一夥被消滅而涌上街頭，默默地看着凱恩和艾米，一種轉化正在發生，但影片沒有讓這種轉化完成，凱恩滿懷厭惡地摘下胸前的警察徽章扔到地上，和妻子艾米揚長而去，離開了海德萊小鎮。和傳統西部影片不同的是，結尾英雄沒有迎來小鎮居民勝利的歡呼，也沒有向小鎮居民揮手告別、神採飛揚的跨上駿馬而是滿懷厭惡的離開再也沒有回頭看一眼。影片結束了。英雄已經離去，海德萊小鎮的居民們還站在漆黑的銀幕上的街道中等候道德法庭的審判…… 影片採用實時拍攝手法，使影片不同於以往西部片濃厚的虛構色彩，而帶有紀實特徵，同時給觀衆强烈的參與感，把觀衆帶入了小鎮之中，觀看每一件事情的發生，當影片結束的時候，每一個觀衆都變成了道德法庭上的陪審員，在這起海德萊小鎮居民集體喪失道德底綫的審判中，將投下自己莊嚴的一票…… 有一種觀點認爲：英雄的勝利並沒有最後消除矛盾，反而使社會衝突加劇了，表面上凱恩的英勇行動似乎拯救了小鎮，但在道德意義上却加深了全體鎮民的羞耻感和屈辱…… 責備的方向有意無意之中被引導到了誓不向邪惡妥協的英雄凱恩身上，這是人們在無法直面自己未泯的良知時的一種無力狡辯。那麽，讓我們把凱恩也帶到道德法庭的被告席上，是判處凱恩因“加深小鎮居民羞耻感和屈辱感 ”而囚禁呢，還是判處海德萊小鎮居民因喪失道德底綫而集體懺悔？這樣的“審判”在現實中、在網上每天都在發生着……在沒有進行投票之前，讓我們再來聽一下影片中那首獲得奧斯卡最佳音樂獎的語帶雙關的歌曲《別丟下我一個人》（Do Not Forsake Me），這是一首廣爲流傳的歌曲，也是一首讓無數人心靈爲之震顫的歌曲，那不止是對他的妻子，也是對每一個有良知者發出的深情呼喚，那是一位面對强大的邪惡勢力而孤身奮戰、深感孤單的孤獨英雄從內心深處向人們發出的深情呼喚—— 面對邪惡，請別丟下我一個人…… （200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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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墻

關於西藏問題的兩個謊言（印度）桑傑嘉

第一，西藏寺院中的”槍支”是怎麽回事今年 3 月西藏發生震驚世界的抗議活動之後，中共對手無寸鐵的藏人進行了武力鎮壓。爲了對鎮壓找到藉口，中共想盡了辦法。其中最醜惡一招就是宣稱西藏的寺院中搜出了槍支。並對此進行大量宣傳，有些地方官員拿一些照片跑到北京召開記者會，宣稱搜出了大量的槍支彈藥。而且，還成跟流亡社會的西藏青年會有關等等的謊言橫掃中國大地。一時一些不明真相的人非常吃驚。不過人民的眼睛還是雪亮的，不少中國知識份子開始提出質疑。最後在鐵的事實面前，謊言不攻自破。中共所導演的所謂的“寺院搜出槍支”的醜戲在真相前狼狽收場告終。但是最近閱讀《前哨》 2008 年 9 月號的一篇名爲《“武工隊”進駐藏區寺院》後，覺得對寺院的槍支問題做一簡要地介紹還是非常必要的。因爲這篇文章的作者馬海在文章稱： “三一四騷亂後，中共軍警從西藏寺院搜出了一些槍支，這些武器竟然使用中央政府歷年援藏的資金的買的。”馬的這一說法不知根據是什麽。但可以肯定地說，西藏的寺院絕對不會買槍支。西藏寺院是否有槍支今年 3 月西藏和平抗議運動之後中共爲了掩蓋對和平抗議的血腥鎮壓，在北京召開記者會宣布西藏寺院中藏有槍支之前。很多人，特別是中國民衆也許聞所未聞寺院中有槍支的說法。那麽，首先，西藏寺院中是否有槍支？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也許很多人聽到我的答案後會非常吃驚。西藏寺院中確實有中共搜出的所謂槍支。這如同有

人問你博物館中是否有槍支，你會毫無猶豫地說 “有”一樣。槍支是從哪裏來的西藏寺院中的槍支是從哪裏來的，用來做什麽的？闡述這個問題，首先要對西藏宗教和文化有所瞭解。西藏的每座寺院是由大經堂，護法殿，拉榮，僧舍等構成的。寺院是學習和修行佛法的場所，其中護法殿是專門爲保護佛法以及保護信徒的神靈修建的宮殿。護法神基本上跟佛法的研修以及解脫等沒有太多的關係，主要職責是保護佛法和信徒世間的福祉。因此，信徒的很多世俗的事情就很自然的和護法殿中威風凜凜的護法神有着密切的關係。西藏宗教中忌諱殺生，特別是殺野生動物更是罪孽深重。但是，還是有極少數人喜歡殺野生動物。一段時間後，由於高僧大德們的教導會放棄屠殺野生動物，並將進行懺悔。金盆洗手…… 到護法殿發誓從今往後不殺生。（一般這些人從此開始不僅不殺野生動物，而且將徹底放棄殺生）並將殺生用的武器供到護法殿中，防止別人在屠殺生命。另外，因爲護法神大多是非常威嚴的神靈，且是世間之神靈。所以，擺放這些武器會有助威之用。因此，護法殿供有弓箭，刀，槍，未用完的子彈，炸魚的炸藥等。另外一種情况是，西藏跟其他少數民族一樣具有自己傳統的倫理道德和習慣法。如果在同一部落和村莊中發生內部衝突出了命案，將會有德高望重的喇嘛或知名人士進行調解解决。（上報中共其實會製造更多的衝突，這種傳統的習慣法可以徹底解决衝突）通常就是召集衝突的雙方到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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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墻院護法殿進行發誓，承認調解的結果。而且，發誓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最後還將雙方的所有凶器供放到護法殿中，以防以後發生衝突或武器落入壞人手中。月累年積，歷史悠久的寺院之護法殿中掛滿刀，槍，盔甲，叉叉槍，火槍，土槍——人類發展史中能殺生命的東西基本上都有。因此，也有學者曾確認西藏寺院爲“博物館”。由於寺院是藏人洗禮罪惡和懺悔的聖地，所以，很多曾經走上歧途的人們開始從這裏走向新的人生，甚至走向了輝煌。寺院方面祇是把這些東西供在護法殿後，基本上不去動。一般人更不會去碰這些東西的，怕護法神發怒。當然，中共除外。是什麽樣的槍支在此簡要地介紹一下，中共在西藏寺院中搜出的是什麽樣的槍支。如同上述，西藏寺院中被稱爲“槍支”的東西是 50 多年來藏人供到護法殿中的“槍支”。有點常識的人非常清楚，槍是需要保養的，一兩年不保養就不能用的，更何况幾十年放在那裏沒有動過。而且，很多所謂的“槍支” 是當今世界的古董絕貨。不要說使用者，連見過的人都少得可憐。總之，很難看到具有現代人認爲是“武器”的東西。槍支被利用了麽之後的問題是，今年 3 月西藏三區發生和平抗議事件後，中共用武力血腥鎮壓了和平抗議活動。但是，連中共自己都不得不承認西藏三區的藏人沒有利用過中共所謂的這些槍支。其實這根本不是什麽槍支，就跟陳列在博物館中的槍支一樣沒有任何的使用價值，祇是擺放在那裏的。所以，中共的所有錄像中沒有藏人持這些無用的槍支進行“騷亂”的鏡頭（中共多麽希望有這樣的鏡頭出現）。當然，中共軍警沖入西藏人聖神不可侵犯的護法殿，拿出那些存放了很多年的所謂的“槍支” （包括護法神手中的刀槍等）。利用中共媒體的大肆宣傳後，不明真相的中國民衆就會很容易受騙。

這樣也就達到了中共最終的目的——武力鎮壓西藏人是合法的。西藏寺院的護法殿中確實供有從古到今，不同時代的武器。這些所謂的武器不是像馬海說得那樣，“使用中央政府歷年援藏的資金的買的。” 更不是中共所宣稱的西藏青年會或達賴集團從國外運來的。因爲寺院中的所謂的民主管理委員會是中共進駐寺院的“常駐代表”，還有不知其數的特務。有天大得膽子也無法衝破中共層層監控。事實上這些所謂的槍支祇是信徒懺悔而供到寺院護法殿的；這些槍支供在殿中幾十年，根本沒有使用的價值。中共慘無人道的屠殺和平抗議的西藏人，即使在忍無可忍的情况下，西藏人也根本沒有去拿這些槍支對抗中共軍警。這一點證明了這些槍支跟收藏在博物館中的槍支沒有任何的區別，本來就是西藏文物館——寺院的陳列品。寫到這裏，我想讀者們才恍然大悟。如果你還覺得有疑慮，下次到西藏寺院來參觀的時候可以多加注意。但是我要告訴大家，護法殿是爲信徒開放的，一般禁止觀光客入内。

第二，西藏文化有沒有得到保護發展 9 月 25 日 , 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再次發表所謂的《西藏文化的保護與發展》白皮書，又一次聚焦西藏文化。中共 7 次發表所謂的“白皮書”，發表時間可以追溯到 1992 年。內容涉及西藏的主權，人權，文化，現代化發展，生態環境，民族區域自治等。中共現在統治的 55 個被稱爲少數民族的民族中，有關西藏的“白皮書”居榜首。其中涉及主權到人權，文化到環境。但是中共每一次發表的“白皮書”沒有任何的新意，國際媒體基本上沒有任何反應。那麽，中共爲什麽幾十年來不斷的發表所謂的白皮書？就是用新的謊言爲謊言打補釘。中國人權研究會副會長董雲虎解讀《西藏文化的保護與發展》白皮書時稱： “事實令達賴集團西藏文化滅絕謊言不攻自破”。這是爭着眼睛說瞎話。董雲虎說： “西藏文化是滅絕了，還是得到了有效保護和發展？事實勝於雄辯。通過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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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墻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自西藏和平解放特別是民主改革以來，中國共産黨和中國政府爲保護和發展西藏文化做了大量實實在在、卓有成效的工作。” 的確事實勝於雄辯，但是事實絕對不能通過白皮書看到。西藏文化是滅絕了，還是得到了有效保護和發展？誰是事實的見證者？是西藏人。西藏人不會說藏語，不會寫西藏文字，西藏文在西藏不能使用，定額寺院中僧人，强制牧民到城市定居，遠離他們世世代代生活的草原，這些就是事實。在西藏，由於沒有接受西藏傳統文化，每年幾千名的西藏青少年痛割父母之愛，家庭之暖，冒死亡危險翻越喜瑪拉雅山到酷熱的印度學習西藏傳統文化，這纔是事實。白皮書說： “西藏現有大型現代圖書館 12 座，博物館 2 座，多功能群衆藝術館 6 座，縣級綜合文化活動中心 37 座，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衛星站點 22 個，鄉級文化站 175 座，村級文化室 550 餘個。”這些“公共文化設施網絡”不如說是中共的“洗腦”工廠。每一個所文化設施都在證明“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沒有共産黨就沒有新中國”，“反對分裂祖國，堅持祖國統一”的。西藏的互聯網是世界上監控最嚴格的互聯網，移動電話是 24 小時監控的電話，從新聞媒體中瞭解的新聞是假報道，獲取的信息和知識是過濾的再沒辦法過濾的信息和知識。中國與世界的距離很大，西藏與世界的距離更是天上地下。這就叫保護和發展西藏文化。董說： “達賴集團和一些西方反華勢力自己享受著現代西方文明和文化的成果，却以 ' 保護西藏文化 ' 爲名，要求藏民族和西藏文化永遠停留在中世紀狀態，甚至想要把西藏文化當作活化石放在博物館供其欣賞，這種想法和做法顯然是極端不負責任的，也是不健康的。” 我們不說那些西方反華勢力。就談所謂達賴集團對西藏文化的保護和弘揚。第一，達賴集團使西藏文化弘揚到世界各地。這不需要任何說明，除了那些不尊重事實的人外，大家很清楚。西藏的文化在其他國家已經逐漸成爲人們生活的一部分。第二，復興了傳統上西藏文化地域的喜馬拉

雅南麓各民族的西藏傳統文化。第三，西藏流亡藏人繼承西藏文化，在流亡社區沒有文盲，百分之百的流亡藏人會寫，讀西藏文。第四，流亡社會是向世界傳播西藏文化的唯一窗口。另外說明一點，西藏流亡社會沒有把西藏文化放在博物館中，更沒有當作“活化石”。相反是每一位西藏人生活在西藏西藏文化中，與世界人民共同享有着西藏文化成果。那麽，要求藏民族和西藏文化永遠停留在中世紀狀態，甚至想要把西藏文化當作活化石放在博物館供其欣賞，甚至消滅西藏民族和文化的是誰呢。第一，中共在西藏設立的所有西藏文化研究機構最主要的任務是證明“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藏文明以及文化是中原文化支系”， “批駁揭露達賴集團”等。如西藏各地的所謂的社會科學院，藏學研究中心。這些機構中絕對沒有專門研究繼承和弘揚西藏文化問題的研究項目；第二，在西藏更本沒有專門爲世界傳播西藏文化的團體；第三，在西藏境內扼殺了西藏文化生存的社會環境；各大寺院面對的是限制僧人，政治教育，愛國教育，沒有正統學習西藏傳統文化的機會。西藏各學校中西藏語文課變成了副課。各大學祇有些文科專業外，沒有現代學科的專業。更沒有西藏文化的綜合大學。在社會上藏語言使用環境祇有家庭，有的家庭藏語言環境遭到威脅。藏語言已經在西藏成文二等語言。西藏的各學校的西藏文教師必須要拿到普通話證書，而不需要或者說沒有藏語言證書一樣。政府强制削弱西藏語言文字的功能。如頒布所謂的”國家語言法”削弱所謂的民族區域自治法中語言文字僅有的一點”優惠”政策。以上列舉非常清楚指出： “以保護西藏文化爲名，要求西藏民族和西藏文化永遠停留在中世紀狀態，甚至想要把西藏文化當作活化石放在博物館供其欣賞”，甚至消滅西藏文化和民族的是中共當權者。（2008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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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見證

1960 年前後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丁抒

（李井泉）把天府之國搞成地獄之國，死這樣多人！如果四川是個獨立王國，那早就亡國了。 ——引自 1962 年蕭風調查報告《四川情况》四川省民政廳報的死人數字是四百萬，公安部查的是八百萬，我這裏還有一個數字是一千多萬，不知四川搞的什麽鬼！ ——1962 年 6 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

一，從一張圖表談起人稱“天府之國”的四川，1958 年大躍進時人口 7,081 萬，是中國第一大省。這張圖表是四川省從 1954 至 1962 年人口死亡率。我們可以看出，從 1954 年到 1957 年，全國的人口死亡率逐年下降，而四川省的人口死亡率却是逐年上升的。我們來看看原因是什麽。

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

來源：《1985 年中國人口年鑒》（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 522、523 頁。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編《全國各省、自 1953 年開始毛澤東發動農業合作化運動時，治區、直轄市歷史統計資料彙編（1949-1989）》（中國統計說農民有不入社的自由，但實際上到處都在强迫出版社，1988）第 690 頁。

農民入社。據四川江津地區十個縣統計，入了社的農戶僅有 15% 是自願加入的。農業合作社叫做“初級合作社”，因爲土地、農具可以入股，與社員的勞動一起參與分紅。譬如四川井研縣，“ 土地分配占 60%，勞動日占 40%。”按馬克思主義的教義，憑藉對生産資料的占有以分享他人的勞動便是剝削。毛澤東又下令辦“高級合作社”。所謂“高級”，就是取消土地、

生産資料的分紅，全部共産歸合作社。很多初級社連一次土地分紅都沒兌現，就變成了“高級社”。四川江津地區從未分紅的合作社占 80%。地主富農早已在土地改革時被剝奪了，這一次剝奪的對象是中農。有的地方乾脆將農民的土地證一律收走，農民從此就成了無産者。再以四川井研縣爲例，說是對耕畜、農具折價，分期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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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見證款，其實多數高級社根本沒有付款。正如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所說： “農民所以支援我們，就是因爲我們黨領導他們取得土地。現在你輕輕地一辦農業生産合作社，就把他的土地弄沒了。”“土地不分紅，牲口折價低，等於借辦農業生産合作社，把中農的財産挖一塊肉補給貧農”，“等於貧農又和中農平分了一次土地”。“把土地不分紅當做一個普遍政策……是不行的。”但是，他說了不算。在毛澤東的强制推行下，農民僅有的一點財産被 “共”掉了。

三，“統購統銷” 不過，辦“社會主義”的高級合作社至多造成减産，並不會直接導致農民餓死。死亡率的增加是由於中共從 1953 年辦初級合作社時開始實行了“統購統銷”政策。這類似蘇共“餘糧徵集制”，糧、油、棉、麻等主要農産品的購銷，全部由國家壟斷。除了政府規定的“留糧” （含口糧、飼料糧、種子糧等）外，全部由國家統一收購、統一經銷。按毛澤東的說法，“統購統銷是實現社會主義的重要步驟”，“統購統銷，就是把六億人口的飯都管起來。” 每年“統購”的數字是在中南海决定的。地裏糧食還沒長出來時，收購指標就已分配到各省各縣，成爲“國家任務”了。明明是强制收購，却又冠之以“賣餘糧”。至於有沒有餘糧，農民自己說了不算，因爲“留糧”該是多少，也是黨决定的。就這樣，僅用一個數字，就“把六億人口的飯都管起來”了。自執政起，中共就開始實行剝削農民以積累資金發展重工業的方針。1950 年 10 月，因介入朝鮮戰爭財政吃緊。在 11 月 15 日的中央財委會議上，陳雲曾說︰“請農民幫忙。現在還不能向工人求援，亦不能向資産階級找出路，公務人員亦沒有什麽油水……還是多剝削農民。”（1962 年，鄧小平曾承認”“過去剝削農民多了。”）農民糧食不够吃，來年青黃不接時國家再將糧食調撥一些回來，謂之“返銷”、“先征後銷”。這“先征後銷”，往返運輸的浪費且不說，當幹部不得不向上伸手要返銷糧時，往往已經餓死了人。

農民反抗，當局便以“反對統購統銷”的罪名加以鎮壓。許多農民因而被逮捕。譬如四川灌縣（今天叫都江堰市），在 1955 年八月開展了一個“鎮壓反革命”的運動，被鎮壓的並不是傳統的“國民黨”、“地主、富農”，而是所謂“破壞統購統銷、破壞農業合作化的反革命份子。”大量的是理應擁護共産黨的貧農、下中農。 “徵購”任務重——虛報産量─超額徵購—— “返銷”太遲或太少——農民餓死。在 1958 年之前，這現象已經出現，祇不過規模沒 1958-1961 年那麼大而已。 1953 年 11 月，崇慶縣開始實行統購統銷。全縣統購任務本爲 1,400 萬公斤，可是幹部召集農戶開會，宣布攤派額。誰抱怨數額太多，當場捆起。由於層層加碼，實際徵購了 1,864 萬公斤。到了 1954 年農民缺糧，要求政府“統銷”時，政府却不見了。本來最肥富的溫江、郫縣、崇慶發生騷亂，農民到集鎮搶購食物、哄搶集市的食物。這時，政府出來鎮壓了，逮捕、槍决了共 116 名“破壞國家糧食統購統銷的階級敵人和反革命份子” 。與此同時， “統銷糧”也增加了一些，但遠遠不够。在 6 月中至 7 月底的一個半月內，僅崇慶縣羊馬鄉白廟村一個村莊裏就餓死了 18 人，均爲 15 歲以下的孩子及 50 歲以上的中老年人。78 戶貧農死亡 5 人，55 戶中農死亡 8 人，14 戶地主死亡 5 人。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就是從實行統購統銷以後的 1954 年開始的。

四，反右運動的重災區四川是反右運動的重災區。1957 年反右運動，不僅有 60 萬左右的“右派份子”，還有“中右份子”。就全國而言，“中右”的總數大約爲右派數字的四分之三。而四川不僅抓了 5 萬餘右派，還有 6 萬多“中右份子”，比右派數量還多。由於毛澤東指示“對工人、農民、手工業者，一般不要扣右派帽子”，在工人農民中基本上沒有抓右派，抓的是“反社會主義份子”。四川“在運動中戴上反社會主義份子帽子的，全省約有 40 萬人。” 工人、農民怎麽會“反社會主義”？農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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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見證農村基層幹部的鳴放多就事論是，也不涉及社會主義，也無關共産黨的政權，且看兩個例子：灌縣有 1400 多農民及基層幹部被指爲“反社會主義份子”，罪名是“否定合作化和統購統銷，挑撥工農關係。”榮昌縣，1956 年縣委書記强行推廣種植雙季稻，致使 6 萬畝稻田顆粒無收，鳴放中許多農民及基層部抨擊縣委瞎指揮。但是，縣委說這是“放毒”，將其中五千八百多人打成了“反社會主義份子”，其中 47 人還逮捕判了刑。西充縣 337 名“反社會主義份子”中，工人和營業員祇占 27 名，另外 310 人是農民。僅二十幾萬人的什邡縣，抓了 121 名右派後，在工人、農民、城鎮居民中抓了 978 名“反社會主義份子”。灌縣的“反社會主義份子”是右派數的 7 倍，什仿縣是 8 倍，雙流縣是 9 倍。右派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社會主義份子”祇比右派少一個“反黨”，據中共黨史專家廖蓋隆說，反社會主義份子也按敵人處理。此外還有名目繁多的各類份子，譬如四川郫縣唐昌鎮另有創造，在居民中揪出了 31 個“爛言份子”。還有大量的沒名目的份子。正如廖蓋隆所說： “一些在農村裏頭劃的反社會主義份子呀，什麽等等，或者沒有名稱的，那就更多了，恐怕總有幾百萬人。那些沒有統計的不算。” 廣東省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員羅翼群曾批評中共的農業政策，說過“農民在餓死的邊緣”。 1957 年 7 月，毛澤東在部署深挖右派的青島會議上曾提到他： “我們要講右派怎樣進攻，我們怎樣捉住了一批右派，如廣東羅翼群。”廣東省委精心安排羅翼群下鄉“視察”，實則一路組織鬥爭會，說生活如何幸福， “農民在餓死的邊緣”如何荒謬。然而，不到兩年，全國農民就從“餓死的邊緣” 落進了“餓死的深淵”。這時，“大右派”羅翼群再也沒人提了。

五，反右使大躍進通行無阻在 1957 年以前，毛澤東的“階級鬥爭”還祇限於意識形態領域，各類批判未打擊工人農民。將“階級鬥爭”在全民、包括工人農民中鋪開，

是自反右運動開始的。把幾十萬工人、農民打成“反社會主義份子”，將成百萬農民打成有名目、沒有名目的各類“份子”，是 1957 年底到 1958 年中的事。中國農民從未見過這種規模的政治鎮壓。反右鬥爭不僅使知識份子噤若寒蟬，也使工人農民心驚膽顫。所以 1958 年春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時，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一樣不敢說話。毛澤東一說要“全民煉鋼”，無人敢說三道四。由於公安部把拘捕權下放給生産大隊，生産大隊的幹部就有權隨意抓人拘留。祇要大隊幹部認爲你對大躍進態度“消極”，就可以把你抓去勞改。無半點人身自由的農民小心翼翼，管住自己的嘴巴，連家中的鐵鍋被砸了去“煉鋼”都不敢吭一聲。當年被毛澤東點名而成爲“右派份子”的四川詩人流沙河說： “如果 1957 年不搞這個反右鬥爭，第二年的大躍進的胡亂搞絕對搞不下去，上千萬人就不會餓死了。若敢那樣搞，就會有很多知識份子出來說那樣搞不行不行。但他那樣整了，愛叫的鶏公都殺了，剩下都是不叫的。毛澤東要怎樣搞大躍進，沒得人敢出來說了。這是國家民族的大不幸。”

六，大躍進運動爲害最烈的省份之一四川是大躍進運動的發源地。 1958 年 3 月 4 日，毛澤東乘專機飛抵成都，住進西郊的金牛壩招待所。中共中央在這裏召開了一個爲時近 20 天的工作會議。毛澤東在這裏發動了大躍進運動。會議期間的 3 月 16 日，毛澤東參觀了位於金牛壩以西幾公里的郫縣紅光合作社。紅光社就成了大躍進運動的樣板。7 月底，早稻收割時，經過一翻手脚，紅光社放出了一顆畝産 3,752 斤的衛星。《四川日報》的報道說，這塊高産田位於毛主席走過的田坎傍，這是毛主席走過的地方，一定要它長出好莊稼！ 8 月 5 日夜晚，郫縣 20 多萬人手持燈籠火把，到縣城慶祝豐收。接著，紅光社再開紅花，“創造了在一塊 3.07 畝土地上，平均畝産 10,681 斤的高産衛星”。 8 月間，郫縣犀浦鄉將 30 多畝中稻“移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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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見證到一畝田裏，宣布畝産 2.76 萬公斤。9 月 12 日，《四川日報》頭版刊出“郫縣友愛鄉第九社畝産乾谷 8.25 萬斤”的大新聞！當時， “移栽”是創高産衛星的合法途徑。《四川日報》報導的滎經縣畝産 5,985 公斤的衛星， “是公社組織勞動力以三晝夜時間，將 24.5 畝 187 塊水田的乳熟期水稻移並而成。”渠縣縣委搞了個“畝産萬斤示範田”，將 24 畝眼看要抽穗的稻子移到一畝田裏。可惜密不透風，稻穗全部擠死，顆粒無收。爲了創造畝産萬斤田，需要肥料。那時沒有化肥廠，祇好來土的。四川農民多住茅屋。仁壽縣委要求水稻每畝施肥 20 萬斤、畝産萬斤糧，公社幹部祇好打農民茅屋的主意，說是打墻泥作肥料。全縣拆毀了大批民房。灌縣縣委要求每戶積肥 15 萬斤，有的地方完不成任務，乾脆就燒房子積肥。犍爲縣拆了 18700 多間民房。資中縣有幾百戶農民，房子被拆後不得不住到山洞裏。過了 30 年，他們仍然蝸居在潮濕的山洞裏，手脚的關節都變了形。扒拆民房是爲了大躍進，反對拆民房就是“反對大躍進”。“反對大躍進”就是“反革命”。在人人聽聞“反革命”而色變的中國，各地動輒拆掉幾分之一的民房而幾乎沒有遇到甚麽反抗，靠的就是“反革命”帽子的威懾力。井研縣盛産菜油，便用菜油作追肥施進稻田。 5 月間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號召密植，說︰ “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氣和陽光。現在不是反浪費嗎？就應該把空氣和陽光的浪費也反掉。陽光每天辛辛苦苦地工作，你們都不利用﹗”於是全國各地競相搞密植。誰反對密植，誰就是反對大躍進。重慶有人想一畝田下 1000 斤種子，以便畝産 10 萬斤。鄧小平見到，提出異議，方才制止。 1958 年，中共中央下達各地建“萬猪場”、 “萬鶏山”，幹部挨家挨戶搜羅家畜家禽。然後不管搜了幾頭猪，一律稱做“萬猪場”。四川將全省農民的猪都集中到了“萬猪場”，一個冬天下來，全省的猪死了 10%，計 300 多萬頭。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已造福人民兩千多年，現在爲了躍進，竟在它上游近旁又建魚嘴水電站大

壩。2、3 萬人苦幹了兩年多，耗資 4 千多萬元，大壩造完了才發現泥沙淤積問題無法解决。總書記鄧小平對四川領導人李井泉、李大章說： “不要（弄得）李冰父子‘二李’揚名千古，你們‘二李’ 遺臭萬年。”他下令“恢復原樣”，炸掉了魚嘴水電站大壩。大躍進，什麽都要大幹。溫江專區調了 10 萬民工修建岷江電站和成都至灌縣的鐵路，均半途而廢。 8 月間，四川還祇有 100 萬農民煉鋼，到 9 月間就調動了 800 萬農民，自帶口糧，上山煉鋼。譬如宣漢縣 ,“抽調農村勞動力 15 萬人，上山辦起土高爐 2,500。”崇慶縣委組織了數萬人拆城墻，不分晝夜地將拆下的城磚運給山上的“煉鐵兵團”。雙流縣派出四萬八千青壯勞動力到崇慶、灌縣去建土高爐，另有數萬人晝夜兼程爲他們送生活、生産資料。仁壽縣煉鋼的農民有 10 萬人，其中 3 萬人被調到 100 公里之外的洪雅縣去煉鋼。結果便是《巫山縣誌》記載的這樣： “農村青壯勞力上山鋼鐵，田間生産僅依靠老嫗婦孺，成熟糧食多爛在田裏，豐收未能歸倉。” 據後來四川省委調查統計，全省拋撒浪費的糧食爲當年總産量的 10%，約 220 萬噸。人民公社食堂吃飯不要錢、開流水席造成的浪費還不計在內。

七，假高産引致真高徵購 “畝産萬斤”，謊報高産，逐層往上，誰也不例外。成都市委報告的市郊農村糧食産量是實産的一點八倍。全省 1958 年實産糧 2,250 萬噸，省委宣布時誇大了一倍，4,500 萬噸。既然農民的“留糧（含口糧、飼料糧、種子糧等）”是由黨决定的，除了田賦（農業稅）和“留糧”之外，都在徵購之列。所以四川省委下達了一個遠遠超過 1957 年的徵購指標。“徵購入庫（的糧食）占實際産量三分之一。” 1959 年糧食産量比 1958 年减少了 663 萬噸，徵購糧却增加了 73 萬噸。上交給中央政府的糧食增加了 46 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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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見證這是大躍進前後幾年四川糧食産量和徵購數：

1959 年四川調出這麽多糧食，原有的運輸工具不敷使用，開始時四川組織運輸大軍，到 5 月間，抽調瀋陽、成都、武漢軍區的軍車運糧。8 月開始增加濟南和南京軍區的軍車運輸糧食。

八，廬山會議前四川 1955 至 1957 年 3 年平均死亡率 10.55‰， 1956 至 1957 年兩年平均死亡率 11.24‰。而 1958 年的死亡率爲 25.17‰，就在大躍進高潮中，非正常死亡已達 100 萬！譬如富順縣，一萬多人非正常死亡。渠縣也有 1.4 萬人非正常死亡。就在那樣的情勢下，四川省委盲目樂觀，在 11 月間發出〈關於開展 1959 年農業大面積高産運動的指示〉，號召實行”“少種、高産、多收”。 1959 年 6 月再次提出這個口號。當年全省 16,657 萬畝耕田，有 2,481 萬畝沒有種。白白空閑了 15% 的農田！結果是“少種、少産、多收”，1959 年的糧食産量僅及 1958 年的 70%。毛澤東的秘書、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田家英是成都人。1959 年初，他率領一個工作組到四川崇義縣，實地調查 58 年放了一顆“畝産稻穀兩萬四千斤”大衛星的人民公社。他發現農民已經在餓肚子， “公共食堂吃的稀飯澇清”。開始農民不敢說實話，直到他連續幾個月拒絕公社安排的小灶、與大家吃一樣的飯，並脫鞋下田割麥子，同社員一起拉大車，才逐漸相信了他。他們告訴田家英︰糧食畝産祇有幾百斤，幹部吹噓多打了糧食，祇好多賣“餘糧”，將社員的口糧都拿走了，公社食堂當然祇能“稀飯澇清”了。 5 月間，四川主要糧倉溫江地區已有許多公社

食堂糧食告罄而關門，糧食徵購任務無法完成。 6 月，仁壽縣農民餓死的消息傳到了省會成都。省委書記閻紅彥率工作組前去調查後，撥給了仁壽 500 萬斤糧食。但全縣人口近 120 萬，人均不到 5 斤，杯水車薪遏制不了死亡。 5 月初，瀘州地委書記鄧自力召開各縣縣委委書記會議，决定解散公社食堂，並把公社化以後收歸公有的猪實行“公有私喂”，把社員被收走的自留地以“飼料地”等名稱還給農民，又在生産隊下劃分生産小隊，實行包産。這些舉措受到農民的歡迎。他被百姓稱爲“鄧青天”。雅安地區滎經縣也已發現嚴重非正常死亡。地委宣傳部副部長劉恩前去調查死人情况，並寫成了報告。各級幹部對大躍進的嚴重惡果已經有所瞭解。四川省委迫於形勢，一度允許個別堅持退出食堂的人退出，自行開伙。

九，廬山會議後但是 1959 年 7 月的廬山會議扭轉了形勢。會上，李井泉作爲西南組組長，堅决反對彭德懷，爲毛澤東立了一功。回到四川後，他繼續大反右傾，批判“瀘州地委以鄧自力爲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將鄧自力和地委書記崔章、行署專員陳懷堂打成了“反黨集團”。連瀘州專區都被撤銷，各縣劃分到其他地區去了。到滎經縣調查非正常死亡情况的雅安地委宣傳部副部長劉恩也因爲他那份報告裏講了死人嚴重的情况而被打成“三反份子”。各地搜索右傾份子的辦法不一，以李井泉的法子最迅速、最準確。在省委擴大會議批鬥 50 幾個右傾份子的同時，下面各地區按他的指示對 17 級以上的幹部（大約正副縣長、縣委正、副書記及地委正、副部長等級別的幹部）作了個” “測驗”，將彭德懷在廬山的發言發給他們，讓其表態。由於幹部們還不知彭已成“反黨集團”首腦，紛紛表示同意其意見，於是紛紛落網。102 名縣委書記、縣長以上的幹部被定爲“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或“犯有嚴重右傾錯誤”。重慶市南桐區區長李治平管轄的礦區內有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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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見證民。在上級逼他多交糧食時，他反問了一句“農民吃什麼？”結果就被扣上了“右傾機會主義份子” 的帽子。

十，“反瞞産”、“反右傾”、高徵購高徵購的始作俑者是毛澤東。7 月 5 日廬山會議期間批准 1959 年糧食徵購報告時，又表示不贊成糧食銷售（城市供應及部分農村災區返銷糧）427.5 億公斤的計劃。他認爲“略多了一點”，主張調整爲 400 億公斤，或 405、410 億公斤，比 1958 年减少 100 億公斤。他批示道： “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苦一年、兩年、三年，就翻過身來了。” 1959 年初廣東省委報告“糧食緊張完全是假像，是生産隊和分隊進行瞞産私分造成的”時，毛澤東曾親自擬定文件，將該報告批發全國： “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産私分糧食一事，情况嚴重 ……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决。”於是各省都以毛澤東的批示作爲依據，搜刮農民的糧食。毛澤東“恢復糠菜半年糧”的新指示，等於許可從農民嘴裏挖口糧。廬山會議結束後，各省在反右傾的同時立即掀起了一場“反瞞産私分” 運動，全國一律，沒有例外。李井泉是大躍進中新提拔的政治局委員，上交給國家的糧食占全國收購總數很大份額。他要在毛澤東那裏保持這個光榮，祇有不惜一切代價把糧食從農民手中挖出來。11 月間，省委决定就 “農業是否增産”、 “公社食堂好不好”等問題開展大辯論。與此同時，“核實”糧食産量，開展“反瞞産鬥爭”。崇慶縣也座落在豐饒的成都平原上。從 1958 年開始農民就“非正常死亡”，餓死了人，縣委負責人不思罪己，却發動“治安運動”，對因饑餓而偷青、吃青的農民展開殘酷鬥爭，對農民隨意搜家、罰款、鬥爭，打死人及逼人自殺 12 起。宜賓市，市委派工作組到下屬石馬公社，將幾百名基層幹部召集去開”“反瞞産私分”大會，當場捆綁、吊打了 19 名幹部。宜賓市委書記又將此做法當作”“經驗”在全市推廣，鬥爭、捆打了

2500 多名基層幹部。宜賓縣，（縣委）“不僅搞瞎指揮，而且搞高指標、高估産、高徵購。群衆提了意見，就搞現場批鬥，火綫整風；完不成徵購任務，就反瞞産私分……由於嚴重挫傷了幹部群衆的生産積極性， 1960 年，全縣人民公社普遍减産，糧食畝産僅 83 公斤。” 仁壽縣委把全縣的公社幹部召去開大會。會上將公社幹部一個個輪流叫上臺，讓民兵抽打，逼問“把糧食放到哪裏去了？招﹗”幹部們吃不了皮肉苦，祇得胡亂報個地方，說藏了多少糧食。於是當即打電話回去搜查。農民僅剩的一點糧食就這樣交了出去。豐都縣，縣委召開“反糧食瞞産”現場會，逼迫基層幹部交糧，交不出就打。縣委第一書記劉維梓提出“先打第一綫（公社管區支部書記、大隊長、會計、保管員）、再打第二綫（生産隊長）、後打富裕農民”。“當場吊打 7 人，其中打死 1 人。會後，（各）區、鄉召開打人現場會，當場打死 173 人，被撤銷幹部職務 1,179 人。” “反糧食瞞産”的成果體現在徵購數上。譬如夾江縣，“1959 年全縣糧食比 1958 年减産 1,098 萬公斤，徵購反而增加 750 萬公斤。”

十一，全國最低的口糧標準四川除成都平原，多丘陵山地，人口衆多，生産力低下，農村産糧除農民自食自用外，商品率祇在 20-30% 之間。1958 年以前，四川平均每年徵購的糧食占産量的 31%，1959 年實産 1,582 萬噸糧食，比 1958 年减少了 663 萬噸，但是在“反瞞産”過程中”“查”出大量並不存在的糧食，於是省委公布說産了 3,500 萬噸，徵購糧比 1958 年增加了 73 萬噸，上交給中央政府的糧食增加了 46 萬噸。徵購的糧食高達産量的 49%。四川的糧食徵購率比全國平均水平將近高十個百分點，農民人均留糧比全國平均數低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1959 年四川農民人均留糧（包括種子、飼料和口糧）從 1958 年的 512 斤 (256 公斤 ) 猛降爲 278 斤 (136 公斤 ),1960 年又繼續下降到 260 斤 (130 公斤 )，兩年都低於全國農村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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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見證 378 斤 (189 公斤 ) 的留糧水平。”去掉種子、飼料糧後，口糧已所剩無幾。四川省委規定口糧標準： “城市居民是 21 斤，幹部祇有 19 斤，農村社員一般是十六兩老秤的四至五兩原糧。就是這麽低的標準有的地方還不落實，祇有空指標沒有糧食。”按 5 兩計，爲 156 克原糧，折合大米僅 117 克。因爲農民可以吃多少糧食是由省委、縣委定的，因此非正常死亡就與該地是否富饒沒什麽關係了。豐饒的夾江縣，縣委規定， “口糧標準按年齡、勞力分爲 5 級，吃 16 兩制舊秤 2、4、6、8、10 兩。” （0.063、0.125、0.188、0.25、0.313 公斤）2 兩原糧，折合成大米，還不到 50 克，喂鶏都不够。在別無他食的情况下，吃 2、4 兩的人必死無疑，吃 6、8、 10 兩的勞動力也不一定能熬得過去。 “反瞞産”、强行徵購糧食後，農民的口糧完全不足以維持生命。譬如江津縣，“1959 年，全縣農村人平分糧 83 公斤。”平均每人每日僅 0.23 公斤原糧，折合大米，僅 170 克。連一頓不够，遑論一日三餐？宜賓市，“反瞞産私分”後，該市所屬農村的十六萬農民平均每人年口糧祇剩幾十公斤。宜賓縣，”“人平口糧最低時减到原糧每日三兩七錢五 (0.188 公斤 )，導致全縣腫病突發，不正常死亡嚴重。” 榮縣農民的口糧更低。“1959 至 1961 年糧食减産，徵購的比重增大到 40 ～ 45%。農村留糧大大减少。1960 年農業人口人平糧食僅 62 公斤。” 一個人一天祇有 0.17 公斤的原糧。 1961 年，四川全省“農村人均口糧祇有 129 公斤。” 當時的中共成都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蕭菊人曾這樣回憶： “我親眼看見好多人是怎麽餓死的。當時讓我帶醫療隊去農村醫腫病，讓病人開好伙食，所謂開好伙食就是每人一天有六兩糧幾錢油。 ……有一天我看見稀飯抬出來，一個農民拿著碗去盛，就那麽幾步路都未走到，就倒下死了，很可怕的。” 1962 年中共中央辦公廳財貿組組長蕭風被派赴四川調查。他的調查報告裏說： “口糧。1959 年計劃每人每天一斤。1961 年後，規定貿易糧 6 兩、

4 兩（16 兩秤，下同），有 600 萬人口的特別嚴重地區，每天祇有 2 ～ 3 兩。”三兩原糧，折合大米，祇有 70 克。誰也不能靠這點米維繫生命。當時四川城鄉人民已經嚴重缺糧，可是 1960 年 9 月 1 日省委一道命令，宣布四川省糧票作廢，剝奪了全省城鎮居民逐日省下的四千八百萬公斤口糧。半個月後，省委又强令城鎮居民每人每月節約兩斤糧食，實際上又一次降低糧食標準。據當時的共青團中央委員、重慶市團委書記廖伯康一段回憶： “周總理知道四川很困難後，提出來要調幾億斤糧食給四川解决困難，他（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却一口咬定四川沒問題。”李井泉在毛澤東、周恩來那裏掙足了面子，四川人民則爲他付出了千萬條生命的代價﹗

十二，非正常死亡超過10%的縣份《四川省誌大事紀述》裏有個統計表〈四川省 1960 年人口自然增長率（不含機械變動即遷移）〉，在 1960 年內全省 173 個縣裏有 161 各縣人口减員超過 5% ：65 個縣超過 5%，41 個縣超過 6%，23 個縣超過 7%，17 個縣超過 8%，8 個縣超過 9%， 7 個縣超過 10%。實際上，多數縣非正常死亡超過 10%。且取一些例子看看。 1. 灌縣：所謂”“天府之國”，歷史上指的是溫江地區這一片豐饒的川西平原，包括都江堰灌區所在的灌縣、郫縣、崇慶、金堂、大邑、邛崍等十一個縣。該地區是四川的糧倉。拜都江堰所賜，灌縣兩千年來一直旱澇保收。1958 年 3 月 21 日，毛澤東在成都主持會議、發動大躍進時，曾興致勃勃地驅車到蓮花村和都江堰觀，感嘆道：”“灌縣是個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喲！”由於 1959 年和 1960 年國家分別徵購了 44% 和 50% 的糧食，造【圖 1】成 12.3% 的人口，四萬二千多人餓死的慘劇。 2. 再看都江堰與成都之間的郫縣，即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時視察的紅光合作社【後來叫紅光人民公社合興分社】所在的郫縣。由於 1958 年毛澤東曾視察過該縣紅光社，成了全省大躍進的先進典型。廬山會議後反右傾，郫縣又打頭陣，第一個完成糧食徵購任務。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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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見證久溫江地委即發現該縣的公社食堂相繼斷糧、關門，决定給他們一些救濟糧。可是郫縣縣委拒不接受，農民祇有餓死。1957 年該縣人口 28.15 萬， 1960 年僅 22.92 萬。其中僅 1960 年一年內就死亡 43,865 人，占該縣人口的六分之一。三年饑荒， 20% 人口非正常死亡。 1958 年 3 月 16 日毛澤東視察過郫縣紅光合作社後，”“紅光社，開紅花，毛澤東到了我們的家” 是郫縣乃至全四川的學童們都得會背誦的歌謠。多少唱過”“毛主席到了我們的家”的學童餓死已不可考！ 3. 廣漢縣，12.1% 的人口，4.1 萬人非正常死亡。 4. 什邡縣：”“非正常死亡”四萬人，占人口 13%。 5. 成都北邊，綿竹縣，3.6 萬人非正常死亡， 10.0%。 6. 從成都往南，新津縣，2.15 萬人非正常死亡， 11.5%。 7. 簡陽縣：17.0%.122 萬人中 20 萬人非正常死亡！ 8. 夾江縣，風景如畫的青衣江從中穿過，到樂山輿岷江會合。會合處就是著名的樂山大佛所在。就在這塊富庶的地方，每 8 個人餓死了一個！ 9. 井研縣：13.2%，不到 8 個人就死了一個。《井研縣誌》說“人口死亡率超過歷史最高水平”，正是實話。 10. 大足縣，14.3%。峰值在 1961 年。 11. 從重慶沿嘉陵江上溯至嘉陵江、渠江、涪江會合處，是風景秀美而富饒的合川縣。那裏 8.5 萬人非正常死亡，占人口的 8.2%。 12. 犍爲縣，4.8 萬人非正常死亡，爲 1958 年人口的 13.2%。 13. 宜賓市及其所屬農村：12.4%。若非正常死亡的 90% 發生在該市所屬農村，則農村的非正常死亡爲 21.2%。總共三萬八千人冤死。 14. 宜賓縣：十萬人餓死，占人口 12.9%。 15. 墊江縣，8.1 萬人，非正常死亡率 15%。非正常死亡集中在 1959、1960 年，到 1961 年就恢復正常了。【圖 2】 16. 宣漢縣，71 萬人口，四年間死亡 11.9 萬人，其中近十萬人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也集中在

1959、1960 年。【圖 3】 17. 富順縣：餓死九萬餘人。非正常死亡率 11.94%。1,399 名兒童因父母雙亡而成爲孤兒。 18. 以”“巫山神女峰”聞名的巫山縣，非正常死亡率爲 15%。 19. 到 1961 年底，仁壽縣人口比 1958 年末少了 14.3 萬，1959、1960 年死亡人數厥如，但 1961 年還死了 4.25 萬人 20. 宜賓地區的高縣，3 萬人，10.4% 非正常死亡。已經 20 個縣了，四川非正常死亡最嚴重的一些縣還沒有談到呢。

十三，“鬼城” 豐都官修《當代四川大事輯要》載，當時四川的” “人口非正常死亡”，”“以雅安、樂山、涪陵、江津四專區最爲嚴重。”1962 年，四川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苗前明到涪陵開會後到重慶，告訴重慶市委的幹部：涪陵地區”“各縣加在一起死了二百多萬。” 以“鬼城”著稱的豐都縣就屬於涪陵地區，當時叫酆都。沿長江而下，行不多遠就是豐都。該縣 57 萬人口，十萬人非正常死亡。【圖 4】1960 年 3 月，縣委第一書記劉維梓被撤職，5 月，劉維梓、縣委書記李志亮、縣委農工部長余家發、公安局長楊坤山等被逮捕判刑。 1962 年 6 月，當年共青團中央委員、重慶市團委書記廖伯康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彙報時曾說： “四川死人最嚴重的地方，一個是雅安地區的滎經縣，一個是涪陵地區的豐都縣。” 其實，豐都的非正常死亡不是最嚴重的。大邑縣的死亡率更高，34.7 萬人，其中 20.4%，7.1 萬人非正常死亡。【圖 5】內江專區的榮縣也遠比豐都嚴重。“1958 至 1961 年 …… 死亡 18.95 萬人。” 非正常死亡率爲 24.4%，幾乎四分之一。

十四，滎經慘案再看滎經縣。據廖伯康回憶： “（196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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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見證四川省委工作會議期間，雅安地區的滎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人口死了一半。還描繪說有一個村死得一個人不剩，連埋人的人都沒有了，祇得派另外一個村的人到這村來埋人。這些埋人的人沒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體力勞動。結果埋人的人也死了，祇好再從其他的村調人來埋這些埋人的人。” 若按縣誌提供的人口數字計算，從 1958 年到 1962 年從 12.4 萬减少到 7 萬，减少了接近一半。但按縣誌提供非正常死亡數僅 2.87 萬，約 23%。原因是有 2.7 萬人“失踪”，縣誌未作任何解釋，甚至沒有解釋是否“遷出”。而當時遷移者少得可以忽略不計。若把“失踪者”也計入死亡數，滎經縣的非正常死亡就是 45%，和 1962 年的滎經縣委書記閻桂芳說的“人口死了一半”大致吻合了。縣誌的編者顯然爲某種目的壓低、杜撰了死亡數。那麽，爲什麽會發生“人口死了一半”這樣的慘劇呢？《滎經縣誌》“1958 年農村人民公社化後，農業稅 …… 改以（公）社爲單位計征的比例稅制。”1959 年糧食大幅度减産，但是“1959 年公糧徵收高達 457 萬公斤，比上年度 196.5 萬公斤增長 132.57%。”僅此一項就占去了當年糧食産量的 36.6%。此外還有從 1953 年辦農業合作社時開始實行的”“統購”。“1959 年糧食大幅度减産，但統購入庫高達 481 萬公斤，比上年度多徵收 1.14 倍”， “全縣人平（均）留糧祇有幾公斤。”【圖 6】看了這些數字，對滎經餓死近一半人就不會驚奇了。 1960 年 3 月，四川省委派人調查滎經的非正常死亡。李井泉放過雅安地區第一書記何允夫，下令將滎經縣委書記姚青逮捕，判刑 8 年。該縣科、局長全部撤換；並將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長、書記一級的幹部捉去坐牢。重慶市委辦公廳主任李止舟是滎經人，李井泉對他說： “我把你們縣委書記抓起來了。”其實，姚青 1959 年 6 月才上任，若要追究責任，首先應其撤辦其前任李成棟。可是李井泉祇不過要找一個替罪羊罷了。

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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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見證十五，男、女性死亡之異同今以彭縣爲例。1958 年有 50.3 萬人，到 1960 年女性增加 1.2 萬，屬正常增長，而男性减少 1.9 萬。這可能是因爲農民祇是缺糧、並未斷糧，所以勞作重、不耐饑的男子先死。而 1961 年四川糧食告罄，外省調去的糧食 1962 年初才運到。在那之前農村已斷了糧，所以男性女性一樣餓死。所以 1962 年彭縣男子又减少 1.6 萬，彭縣女子也减少了 1.4 萬。全縣祇剩下 46.6 萬人。全縣大約餓死五萬左右，約 10% 的人口，其中大多數是男子。死亡率超過 10% 的南川縣情形類似。1959 年人口爲 40 萬，到 1962 年三年間男子共减少了 3.75 萬，女子僅减少 1.73 萬。男女性人口之比由 109.16:100 降至 98.43:100. 現雙流縣政府國土局職員左學富是華陽縣協和鄉人，當年 14 歲。據他回憶： “當時的主食就是野菜和穀糠。……我記得到後來餓死了好多人，一家一家的得浮腫病，死的好多都是年輕的男的，都是壯勞力。我的大哥、大嫂也都生了浮腫病，後來嫂嫂就死了。” 人死多了，社會良知似乎都被饑餓淹沒。當時高縣鄉間小鎮上有人公然用大鍋煮食死難的小孩而受圍觀，但竟無人質疑煮食者是否殺人凶手，更無人將其揪至公安機關。 1962 年 4 月，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八機部（即農業機械工業部）部長陳正人依照副總理譚震林的指示派出了一個以顧大川爲首的調查組赴四川調查。該組所寫的《農村調查》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當時全公社每天都有人死亡，多的一天達一百多人。嚴重的隊死了人沒人抬，有的四、五天還沒埋。同時也出現了吃死孩子的現象，如胡么嫂要活命曾將自己的四、五歲的小孩 ( 死後 ) 煮吃了……” 1961 年，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廖伯康曾到長壽縣渡舟公社，他在其回憶錄中寫道：”“什麽叫家徒四壁，什麽叫野有餓殍，什麽叫易子而食！我這才是真正眼見爲實。”

十六，“死人多的主要原因” 北京之春 2008 年 11 月號（總第 186 期）

歷史見證中共中央辦公廳蕭風 1962 年的調查報告裏說： “四川的同志們反映，死人多的主要原因：一是高指標，大改耕作制度，造成大减産；二是高估産，大壓口糧標準；三是執行政策左……。這個報告裏沒有提及“自然災害”。當時主管全省農業工作的中共四川省委書記（1965-1967 任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 90 年代初反思，認爲四川的饑荒格外慘重的原因有三條：一，人民公社食堂 “（1961 年 7 月 21 日，省委才决定）取消人民公社分配中的供給制，不辦公共食堂。”“這同全國多數省市區比較起來，四川晚了大約半年到一年的時間。食堂解散的時間越晚，群衆遭受的困難和損失越大，腫病和非正常死人的情况也越嚴重，這是當時四川工作中的一個重大失誤。” 二，農民的自留地 “困難時期群衆把自留地稱爲‘救命糧’，四川在恢復自留地問題上拖的時間太長，解决得很晚，沒有及時起到它的救命作用，導致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人數增加。” 三，反瞞産

公社社員集體戴上毛主席像章

“（農民）即使有一點點自己可以掌握支配的糧食，也被‘反瞞産私分’强行搜走。在當時因過頭調糧已經出現缺糧和餓死人的情况下，這三條失誤實際上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從而加劇了四川群衆生活困難好非正常死亡人數多的嚴重局面。” 由於“反瞞産”，”“1959 年四川農民人均留糧（包括種子、飼料和口糧從 1958 年的 512 斤猛降爲 278 斤，1960 年又繼續下降到 260 斤。兩年都低於全國農村人均 378 斤的留糧水平。……外調糧食過多，城鄉人民口糧嚴重不足，導致營養嚴重缺乏，是四川浮腫病流行、人口非正常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 廖志高也沒有提及“自然災害”。

十七，基本正常的氣候四川省 1957 和 1958 年都風調雨順，氣候出奇地好，全省範圍基本沒有天災。但是已經出現嚴重的非正常死亡。可見餓死人與老天爺毫無關係。四川 1959 至 1961 年有旱災，這正是豐、平、歉年交替的規律，决不至餓死人，更不至成百萬成百萬地死人。緊鄰重慶，嘉陵江旁的江北縣，從 1957 年到 1962 年人口减少 10.3 萬，非正常死亡 6.76 萬。但除去 1958、1961 年的“機械變動”即遷出的 0.73、0.49 萬人，另有 1.2 萬人“失踪者”。應該也計入死亡數。江北縣的非正常死亡數爲八萬，占大躍進前的人口的九分之一。（《重慶黨史研究資料》說江北縣餓死了十萬餘人）四川巴縣，據廖伯康說： “巴縣對上級的瞎指揮採取陽奉陰違的辦法來抵抗……减少了損失。爲了對付高徵購，上交的是早稻、晚稻，多留點飽水穀子的中稻，讓社員盡可能多吃一點糧食。因此巴縣餓死人不多。” 所謂“不多”，是相對的。由於“國家徵購占糧食産量比重由 1958 年前的 30% 左右，提高到 47%，農村年平人均留糧 82 公斤。”留給農民的口糧如此少，非正常死亡不可避免。巴縣的非正常死亡爲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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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見證比與巴縣隔長江相對的江北縣少許多。而巴縣“十年九旱”，1959 至 1961 年每年都有旱災。這也反證了自然災害是不足以造成非正常死亡的。該縣嚴重的死亡早在 1959 年就發生了。同在江北縣，石鞋公社（今石鞋鄉的十個村）餓死的人就少很多，原因是“單幹活動特別嚴重”。省委書記親自領隊去搞四清“蹲點”。批鬥石鞋公社” “破壞集體生産，策劃單幹，進行資本主義復辟的人” 的幹部。這也反證餓死人的原因不是天災。巴縣的南邊是南川縣。該縣人口减少了 15%。僅 1959 和 1960 年的非正常死亡就已高達 7.6%。儘管 1958、1961、1962 的死亡數未予披露，我們還是可以說非正常死亡在 10% 以上。非正常死亡高達五分之一的大邑縣，旱災發生在 1960 年底到 1961 年初，影響的應當是 1961 年的夏收。而該縣的非正常死亡絕大多數發生在 1959 和 1961 年，與天災無關。非正常死亡與天災無關，滎經縣是個最好的例子。大躍進前後的 10 年間，該縣基本沒有天災，可是死亡了幾乎一半的人口。就全省而言 1961 年是災年，旱災。但是 1966 年的旱災更爲嚴重，幾十年不遇。而 1966 年並沒有餓死人。可見僅有天災不是非正常死亡的原因。

未報。我們找民政部問，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說是四百萬，實際上四川省民政廳報告的數字，中央不相信。然後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戶口的，那時的糧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掛鈎，死一個人就抹掉一個人，這個數字應該準確啊！公安部通過四川省公安廳查，說是死了八百萬。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 廖伯康在其回憶錄中說，他告訴也是四川人的楊尚昆：1960 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 6,236 萬， 1957 年人口是 7,215.7 萬，少了一千萬。實際上不止這個數字。因爲從 1957 年到 1960 年有個自然增長數；同時，1961 至 1962 年上半年，全國都好轉了，但四川却還在死人。他說：”“四川死的人……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萬，再加二百五十萬。 ……我認爲這個數字是比較合乎實際的，但我正式反映祇說死了一千萬。尚昆同志……立即吩咐秘書將書記處小會議室裏的一個保密櫃打開，從裏面拿出一個舊式折迭賬本式的本子，一折折打開看了後說：就是你這個數字！” 但是，從官方文獻中是查不出“一千萬”這

十八，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以大饑荒持續之久而論，四川是全國第一。 “1961 年後全國形勢已開始好轉，非正常死亡已基本停止，而四川……人畜還在大量死亡。”1962 年初，四川告急。周恩來把副總理李先念、糧食部長陳國棟和副部長楊少橋找去研究如何從江蘇等省調糧去四川救人命。那麽，四川的非正常死亡究竟有多少？先看看當時的共青團中央委員、重慶市團委書記廖伯康的一段回憶： 1962 年 6 月共青團召開三届七中全會，廖伯康到北京出席會議。期間分別向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和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彙報了四川非正常死亡的情况。楊尚昆對廖說： “我們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嚴重，但詳情如何，得不到證實，我們要四川報，四川始終

任團中央第一書記時的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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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見證個數字來的。從 1967 年，國家統計局革命造反總部刊行的《革命戰報》發表了四川省統計局的一篇文章。文內說︰“李井泉及其同夥，假報統計數字由來已久，報多報少都根據他們自己的政治需要來决定。 ……有的同志由於抵制，遭到了他們的殘酷迫害，有的甚至摧殘致死。”“幾年來，全省國民經濟統計數字，我省都有兩本帳︰一本是經過篡改後，專門對付中央，上報國家統計局的；另一本是反映實際情况的帳，留省自用。中央發現這些問題後，曾先後數次通報，並幾次派人來四川檢查。但李井泉及其同夥，狂妄地自稱四川是小國務院，拒絕上級的檢查。” 現在可以找到的文獻僅說，從 1958 年到 1962 年，四川農村人民公社的人口减少了 779 萬人。如果按官修《1985 年中國人口年鑒》計算，四川從大躍進到大饑荒的那幾年內非正常死亡數是 800 萬。但是，《1985 年中國人口年鑒》對全國人口的統計數字是不正確的。（見另文），所以，我相信廖伯康的”“1000 萬”的說法。

十九，結束語李井泉的老上級、50 年代離開四川到北京任職之前一手提拔了李的鄧小平於 1960 年春到四川，在全省縣委書記會上爲李井泉說好話：”“四川的工作，中央認爲滿意，是全國工作做得比較好的 ( 省 )。”就在空前災難還在繼續時，李井泉被提升爲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掌管雲、貴、川三省，比 9 年前與劉伯承共同主政西南時的鄧小平的威權還大。在 1962 年 1 月的中央工作會議 ( 即七千人大會 ) 上，有人寫匿名信控告李井泉（當年沒有查出作者，文革中紅衛兵查出作者是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明朗），不少幹部就餓死人的嚴重問題向李井泉發難，李不得不在四川組的小會上作檢查，還掉了眼淚。但四川的幹部對他的檢討不滿意。鄧小平兩次到四川組去爲他開脫： “該檢討的都檢討了，就是那麽多問題。四川出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鄧下令停止追查李井泉個人的責任，說

“會議再不能這樣的繼續開下去了”，保護李過了關。當然，毛澤東不會追究四川的“非正常死亡”，因爲一旦追究，就要追到他自己。李井泉懂得法不治衆的道理，幾次在四川省委的會議上說︰“我們四川有些問題，爲什麽別的省也有這些問題呢？原因就是大家都是一個媽養的嘛﹗”“這幾年犯了一些錯誤，主要是死了一些人……以前爲什麽不檢查呢？主要是爲了體貼毛主席的苦衷。” 文革中，李井泉被毛澤東打倒，罪名是“西南地區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原因是他與鄧小平、賀龍、彭真、羅瑞卿等人過從甚密，與那一千萬非正常死亡是不相干的。縱觀四川歷史，人口曾兩次銳减。一次是 13 世紀宋末元初，蒙古軍隊幾次攻破成都等數十城，大肆擄掠，“搜殺不遺”。川人長達三十多年的抵抗最終被蒙古侵略軍打垮後，許多縣的”“宋代遺民慘遭殺戮，或徙或逃，無複存者”，全川 600 萬人祇剩下不到 10%。另一次是 17 世紀明末清初，農民起義軍、明朝官軍、入侵清兵之間的爭奪又綿延幾十年，人口由 300 多萬銳减至 50 萬。 1960 年前後的中國，既無內亂、又無外患，却餓死了那麽多人。正如李銳先生所說：”“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在餓死了七分之一的子民後，李井泉竟然還官升一級，這更是歷史上絕無僅有之事了。（因篇幅有限，原文的註釋發表時刪去。）◆

1965 年鄧小平、李井泉（左二）一起出外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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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見證

噩夢：我身邊的文革（續三）

（江蘇）夏韻

任何時代，祇有普通百姓的經歷，才是這個時代的經歷。這裏，我僅想以我卑微的個人經歷，折射經歷過的那個時代的一斑。——作者

15 “8·23”那天戴着高帽子掛着黑牌子的牛鬼蛇神被勒令去游街。在院長馮那高高的拖着長長飄帶子高帽子引導下，一團龜縮在一起戰戰兢兢的牛鬼蛇神們，漸漸走成一條長長的隊伍，螞蟻般蠕動。我不敢左顧右盼，眼睛祇盯者我前面科研所的曹工程師，我看到那肮髒的系黑牌子的草繩把他雪白的襯衣領子弄得黑糊糊的。幾個半大不小的頑童高喊：看牛鬼蛇神游街了。隨後把路邊的碎石子撒向我們。天，藍藍的。太陽，明晃晃的。我却分明感到天要塌了，世界到了末日。我們設計院位於大學校園裏，兩個單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游街一定要穿過校園。要面對那些比狼還要凶的“狼孩”。我丈夫的同學是這個大學的老師，前不久剛割腕自殺身亡。校園內比比皆是被揪鬥的“反動學生”——他們日後成了學生造反領袖，結局很慘，大多進了牢房——，跳樓的、跳江的、上吊的時有發生。大學裏階級鬥爭火藥味更濃更殘酷。沒有經歷過、親身體驗過那個時代恐怖的政治氛圍的人，是無法理解想像的，那恐怖是來自自上而下的强權政治。游街隊伍裏挺着大肚皮的我最吸引人的眼球。我一定會成爲狼孩們攻擊肆虐的對象，在他們眼

中我祇不過是個帶“崽”的牛鬼蛇神。在文革倡導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理論淫威下，對牛鬼蛇神無論怎麽“掃”都不過分。人群裏沒有一個人有理由、或者覺得有理由去憐憫一個牛鬼蛇神，哪怕她是一個正在孕育着生命的母親。我怕極了，我怕那些被“掃四舊”的快感陶醉，被偉大領袖接見躊躇滿志，長着“左”眼四處尋找獵物，要砸碎“牛鬼蛇神”狗頭的“狼孩們”——他們出身高貴、日後官場高官中常見他們的身影———。我本能的雙手護住肚子，我不信鬼神，此時真希望有神能保護我母子平安，給我的孩子出生的權利，放他一條生路。突然我的鄰居大姐走到我的眼前，凶狠狠的對我說：你態度太壞了，你昨天說什麽了？說說清楚！我不明白她什麽意思，她硬把我往辦公樓裏拖。直到游街的隊伍走遠了，她對我使了個眼色，轉身而去。望着她的背影，我熱淚盈眶。我强忍住淚對自己說：不能落淚，千萬不能落淚。萬一被周圍，不要說“左”的眼睛，哪怕是一隻怯懦的眼睛，一隻虔誠的眼睛看穿，都會給她惹禍上身。怯弱的眼睛爲保自己會去告密，虔誠的眼睛爲表忠心會去邀功。人性陰暗的怯懦或者人性閃光的虔誠，均已化爲這場全民大迫害的動力，這就是文革。我想借此對她當年對我的救助，深情說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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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見證

破“四舊”運動中故宮被紅衛兵改成了“血淚宮”

謝謝！我的兒子說，大恩不言謝，祝救他的平安降臨世界的阿姨，好人一生平安。

16 今日不知文革爲何物的青年人，可能會問：祇知道有造反派，你說的官場積極份子是什麽人？他們是什麽人呢，我想，他們是那些背靠政治權勢要你死你就不能活的人。有關文革的記憶被當局高度政治化，劃爲禁區，官場認可的歷史記憶控制了公衆記憶。强大的社會輿論導向，一直把人群分爲對黨和毛主席有深厚感情的正統人群和以“牛鬼蛇神”國民黨殘渣餘孽爲主體的異類人群——造反派——泛指 1966 年底，批判資産階級反動路綫平反後參加造反的人。無論是中國官方，還是約定俗成的幫閑文化，對文革勾畫臉譜，透着假氣的解釋是：文革是壞人作祟，毛澤東是犯了無産階級革命家的錯誤。文革所有的惡都是僅僅風光了幾個月的造反派做

的孽。10 年文革 10 年浩劫，牛鬼蛇神造反派是製造者施於者，共産黨員老幹部是承受者蒙難者。 “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手舉憲法保護不了自己，孤獨地慘死異鄉的一代大國元首劉少奇留下的這句話含義深遠。斑駁重抹的文革場景不像孩子的畫山是山水是水，簡單明瞭。又像孩子的畫，水可倒流，人可倒走，複雜得祇能顛倒過來看。一個政治治理有素，階級鬥爭警鐘長鳴的國家，一個政治運動連連，像篦頭髮般梳來篦去圍剿壞人、連腹誹都是犯罪的國家，竟會有那麽多“牛鬼蛇神”作祟了那麽多年，把中國攪和的鶏飛狗跳，民不聊生。至少在我感知的範圍內不是這樣。社會由單位構成，單位是社會的基礎，單位就是一個個的工廠、學校、機關、街道、公社、生産隊，沒有一個中國人不屬於一個特定的單位。任何一個中國人都離不開單位。它實際上就是中央政權的延伸。那麽 10 年文革真正主宰各個單位的是像浮萍一樣被文革風暴從社會底層激蕩起來的散兵游勇，烏合之衆麽？至少我的單位不是，我感知範圍裏其他單位也不是。 10 年文革，步步都是毛澤東的戰略部署，主宰各單位的是那些在文革一開始就處於單位的權利頂峰、有權劃人“左中右’”的政工幹部、官場積極份子。他們對他們認定的修正主義份子——哪怕你是革命幹部；反動學術權威——哪怕你並不反動，確有技術威望；反革命——哪怕僅僅對他們稍有微詞。出手最恨，威懾力最强，可以打倒你一次，再打倒你一次。可以把你趕到農村，可以把對你的揭發批判誣陷落筆成文，記入你的檔案。就像中央的權利頂峰可以硬給劉少奇定上叛徒、內奸、工賊帽子一樣。 10 年文革，中共中央文件彙編十二本，至今未認定那一件是非法的，但是執行者有的是合法的有的是非法的，有的是有功的有的是有罪的。比如 1966 年的‘掃四舊’‘橫掃牛鬼蛇神’1968 年的‘清理階級隊伍’、1970 年的‘一打三反’1971 年後的‘清查 516’這幾個整死人最多的時期，執行者有功、是維護政權的功臣。他們淩辱殺戮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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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見證反抗能力、身負政治原罪的弱者，實行的是强者對於弱者的從精神到肉體的剝奪。翻 . 翻昨日大小執政者們的歷史，不是那時的積極份子，根本不可能爲官。我蔑視那些 10 年文革 9 年處於整人位置，却反稱自己是文革受害者，反省懺悔與己無關的人。我可憐那些因被整而反抗、因盲目而盲從、因無知而無畏，被政治家玩弄於股掌，被深深愚弄欺騙後，推進牢獄和墳墓的青少年。他們言聽計從毛澤東，迫劉少奇下臺，固然可恨可悲，但把一切罪惡都歸於他們，把那些對劉少奇知根知底、却跟着毛澤東打劉少奇的政治家奉爲聖賢，是否有失公允。如果。你要恨文革，恨文革的罪魁禍首去吧，別拿無知的孩子撒氣，更何况他們已爲此付出牢獄之災。文革中中共上層政治鬥爭創中共黨內鬥爭醜惡之最，領袖以革命的名義行其剪除異己的目的，既然你們這些劉少奇的戰友、號稱政治家的人物都跟着落井下石，有什麽資格遣責這些涉世不深的孩子。毛澤東爲了政治需要會動用一切手段，包括利用壞人，但手段僅僅是手段，王洪文能成爲黨中央副主席是毛澤東被自己的工人神聖化的理論感動的結果，王洪文本身就是保衛幹部共産黨員，那些凑熱鬧起來造反的平民小頭頭早就不死也都進了牢房。文革是由强大的思維定勢“左”造就的强大的邪惡勢力主宰的，它有廣泛而扎實的社會基礎，硬說這基礎是牛鬼蛇神，是國民黨殘渣餘孽，那是勝利了的政治家的游戲，是這些政治家們不能也不敢否定文革罪魁禍首毛澤東、不能也不願意承認造成文革的制度性的原因的邏輯結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翻開中共黨史可見，繼國際共産的“左”，打 AB 團的“左”，延安整風的“左”，解放後，反胡風、反右、大煉鋼鐵、大躍進、人民公社、反彭德懷、直到文革的“左” ……一“左”再“左”，代代繁衍，生息不止，愈演愈烈，它像幽靈一樣無孔不入滲透中國的每一個角落。再堅强的靈魂都要接受它强制性的塑造，再成熟的性格也會在它的高壓下扭曲。它讓良知受到猥褻，它叫人性跌破底綫。

不容拂逆的“左”，左右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從政治經濟文化到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從最高權利層到社會的每個細胞，已成了中華民族的痼疾。可怕的是“左”會不斷的翻新變換面目，身受“左”害的政治家人也會“左”，甚至“左”得天地鮮血淋淋。嗚呼！ 10 年文革清算，豈是一句，壞人作祟，毛主席犯了無産階級革命家的錯誤了得？！

17 1966 年 10 月下旬，預産期將至，我行動越來越笨拙。拔草，清洗厠所裏的蹲坑，祇能跪着趴着幹。邁過了從人到非人的那道坎後，我自悟到自己已是“鬼”，祇能鬼一樣卑下的活着，用艱辛驅走心中的苦痛，用汗水淹沒難言的羞辱，除了低頭幹活，挨鬥，寫檢查，我不能像常人那樣昂首左顧右盼。我活在自己孤寂的世界裏。楊老太看不過去，對我說：別再硬撑了，到職工醫院要換三次車中間還要擺渡過江，搞不好會生在路上，還是早點去醫院吧。我何嘗不希望早點去醫院待産，沒有“左派大娘”首肯，我能自說自話走人嗎？我知道幾個月來，衆人目睹一個孕婦在他們面前清厠所，掃大街，修馬路一身泥一身汗的滾爬，不是沒有人動惻隱之心，但是在鐵面無私的政治面前，爲良知而逆行，大禍殃及的决不是自己一個人，誰沒有妻兒老小，誰敢爲我說話。 “再找她去說，就是敵人的牢房也允許人生孩子。”楊老太不平地說。這天我們沒有勞動，在牛棚寫交待材料，革命群衆們在學習。我推開行政辦公室的門，鼓足勇氣囁嚅地說：我想請産假……。裏面地人在熱烈討論紅旗雜誌十三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大道上前進”。有個聲音在說：我看我們這裏沒有資産階級反動路綫，我們這裏地左派一直站在運動地最前綫，沒有受壓，受壓地是牛鬼蛇神。 “左派大娘”身邊的人拉了她一下，朝站在門

北京之春 2008 年 11 月號（總第 186 期）

歷史見證口地我努努嘴，她臉上泛出一絲不悅，帶搭不理地說：知道了，我們研究研究。我拖着沉重地身子又回到牛棚——一間破敗不堪散發着黴味的水管工的工具庫，圍在一張殘缺的鉗工台邊寫交代材料的幾個難友一起向我投來關切的目光，那寫在臉上的希翼在問：允准了嗎？我搖搖頭。 “不能再拖了”。楊老太指着我身子說“你看胎兒已經下行了，去找找劉書記試試看。”楊老太拖着長長的四川腔，她真是對書記劉“情”有獨鍾，給他找了那麽大的麻煩，又出主意去麻煩他。 “他祇是靠邊站，去找找他，或許能幫上忙。” 院長馮說。書記劉因楊老太的事，幾個月前已被轟得靠邊站，一直在他的辦公室裏關門反省。我和楊老太一樣與他素昧平生，他祇不過對楊老太講了句要相信群衆相信黨的寬慰話，便招來圍剿，他是從面目全非的大字報上的“我”認識我的，會幫忙嗎？我敲開他的門，站在門邊未開口淚就下來了，說，劉書記，我要生了。他吃驚地站起來說：還不快去醫院？ “他們說要研究研究，我怕等不急了。”我邊說邊抹淚。 “太不像話了。”他邊說邊走出來，要我回去作準備，轉身走進政治處，我聽到門裏傳來爭吵聲。

18 終於得到了恩准，臨去醫院前，機關黨支部書記——一個文化程度不高忠誠執行上級旨意，又苦於良知對我等人下不了狠勁、時時被政治處主任和官場積極份子指責“右傾”的好人——對我說：安心去醫院，要正確對待群衆運動，你對政工幹部有些議論，不能算是反黨。你寫日記，詩什麽的，小知識份子，小資産階級意識，改了就好。你的問題關鍵是一封信，好好想想，你保留了夫妻間那麽多的信——抄家抄走我們 200 多封信他可能都看過。他略停片刻，審視着我又接着說道：爲什麽沒有這封信？ “什麽信？”我聽不明白他的話。

“一封你寫給你愛人的有一句反動言論的信。” “不可能，我從來都沒有寫過這樣的信。”我急切的辨白。 “按照組織原則，我不能告訴你信的來路。爲了幫助你回憶交待，我告訴你這封信來自你的檔案材料，發生在幾年前你工作的單位，你可能不記得了，必須認真想想，好好交待清楚。”他語重心長地說。 “檔案”二字嚇得我一身冷汗，第六官感告訴，事情沒那麽簡單，一定是某個環節出了狀况，我怕是洗不清，道不明了。我還是忍不住問道： “能否讓我知道，這句反動言論是針對什麽事而言，就是定我反革命，總應讓我知道我是反在什麽事情上的。” 他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反問我： “抄家都抄了兩次，不是急着找“米”下鍋嗎？要是找到“米” 不是早就“下鍋”煮了，上大字報了嗎？原來，官版大字報上那句加在我學習毛主席着作講用中、我自我檢討的一首小詩後面的那句反動言論： “這個世界還叫什麽世界，簡直不是人過的”還真有這麽一說。祇是由於來路不那麽光明磊落，才僞裝僞裝，凑成所謂的反動詩。

19 我的那首小詩寫於多年前的中秋之夜。那時我們夫妻還因工作需要分居兩地。那年丈夫和我約定探親假在中秋使用，夫妻北京團聚。近中秋還有一個月，他出差上海，來信告訴我，中秋前工作能結束，要我請准假後，給他一個確切的動身日期。他到車站接我。我請好假，便寫信郵往上海家中，信是交給辦公室收發楊淑英代寄的。她是我科長的愛人科長博學多才，儀錶堂堂，她小學文化，矮矮胖胖的身軀和嬌小秀氣的鼻眼組合在一起不失協調，祇是兩鬢髮際直追眉梢，看起來前額十分狹小。科長爲人厚道，是那種不圖虛名，幹實事型的人，不知何由從北京貶至內蒙。在他手下工作，感覺很好，坐在我對面的一個老同志，聽說原來是個領導幹部，57 年落難淪爲一般科員，他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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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見證到晚沉默無語，學習會從不開口，科長從不爲難他，還要我們善待他，副科長倒很霸道，我們大家都和科長相處的很好。可能是從繁華的京都來到荒凉的塞外的不適，科長愛人楊同志總是窩着一肚子火氣，開口便是：鬼地方，不是人待的。她是工人，誰也不介意她的粗口。知道我愛人在北京工作，她似有幾分妒忌，說： “女人還是有文化好，像我祇能跟着男人來這個不是人待的鬼地方。祇能老死在這了。我要培養女兒，將來也回北京。” 我的寧波婆婆有幾分審美靈氣又愛我如女，爲我選購的海派服飾如度身定做般合體，這也使楊十分感慨。說世上的好全被我占了。印象最深的是，她常臉貼在我們辦公室玻璃窗上向裏窺視的舉止十分令人噁心。其實，她還是個十分熱心的人，祇是有時有點莫名其妙地不講道理和怪異。記得，那天我托她發信。她笑話我說：小夫妻團聚，看你樂得嘴都合不攏了。有誰知，我興沖沖隨着人流走出北京站，放眼望去，每次出站就能看得見的熟悉身影沒有來。我環顧四周整個城市還像沒有蘇醒，寒意寥寥，裹着夜色伴着燈火闌珊的廣場。人流散盡我仍痴楞楞半天沒挪步，不知他爲什麽沒來接我。我們那個年代，打長途電話是非常奢侈的，而且要到市中心郵電局，先交錢發號再按號排隊等候。我沒多想便乘車回家了。走近家，一把鐵鎖冷冷把着門，他沒有回來，推開門，借着窗外流進的微光，我倚門遲疑一下，茫然不知所措，曾經溫暖豐盈的家缺少了另一半變的靜默空曠。旅途勞累，倒頭便睡，被褥全是他的氣味，我的心突然很疼，淚落了下來。迷迷糊糊看見他在雲霧裏問我爲什麽不給他信，忽然又變成楊淑英笑眯眯的臉，她捧着信對我喊：世上的好，都被你占了！占了！轉眼化爲猙獰，雙手揮之，信變成了碩大無朋，遮天蓋地的網被，把我嚴絲合縫的罩在裏邊，我掙扎着喊出聲來驚醒了自己，已是斜陽淺照。去郵局發了電報回來，我把能洗的東西，統

統洗了一遍，不讓自己有一絲空閑。入夜，我還是被空氣種飄逸着的“千里共嬋娟”的氛圍擊中，透過碧綠的紗窗，那如水月光入心來，觸景生情一首小詩流到筆尖—— 滿江紅賦中秋碧紗秋月，惜良宵，伊人不見。嘆素秋，溶溶千傾，不照人圓。夜寒窗隙思難禁，清樽滿斟影爲伴。怎敵它，桂影東窗移，疏枝亂。無處說，相思怨，對孤燈，難成眠。望月人何處，難托素箋。啼鵑聲切聲聲淚，未抵人間別離難。若明月與我肯相憫，應不圓。丈夫第二天趕回到北京，提包未放下，便側身低頭拜讀壓在玻璃板臺面下的我的大作。他笑着把我擁入懷中，說： “沒關係，十五的月亮十六圓，今天我們補過中秋。也不能怪我，爲什麽不寫信來。”原來，他沒有收到我的信，臨時决定留在上海家中過節。這是我們丟失的唯一的一封信，也是我們夫妻間少有的一封祇有一頁紙的短信，因爲重逢指日可待，心中溢滿喜悅歡快，祇盼着早點成行，紙上的言語已多餘了。 1965 年學習毛主席着作高潮中，人人要講用。我把這首詩作爲小資産階級思想的反映對照毛選自我批判一番，上交給組織。其實，祇不過是知識份子掙不脫媚俗心理羈絆而爲之的矯情。中秋節思念久別的丈夫，塗詩一首招誰惹誰了，毒害誰了，攻擊誰了。文革把它蹂躪示衆，還强奸原意硬加上一句當權者羞於道出來路的反動言論，以强權把它改頭換面成反動詩。這一切均發生在陽光下，十分理智氣壯，製造這首反動詩的政治處幹事很得意地說；那句反動言論沒頭沒尾祇能和這首詩合在一起才有批判力，才能看到階級鬥爭的觸目驚心。虛構罪名把人打成敵人，以維持“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八億人民不鬥行嗎？” “七八年就要來一次”理論得英明正確偉大，這是何等的悲哀。我想冥冥中一定有法力無邊的上帝，把每個人的人生路上的大大小小林林總總的塵世糾葛穿針引綫連在一起，凡事既是注定的必然，又是隨遇的偶然，這沉浮榮辱一絲一縷的玄機，有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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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見證解開其中的奧秘。那丟失的信，那怪異的夢，那篇賦中秋，是巧合還是禪機纎語暗露，又有誰能窺透這一切端倪。

20 支部書記張的身份和他誠懇善意的語氣，令我感激涕零，仿佛久違了的黨組織的溫暖又回到我的身邊。一陣熱流上沖，我真想剖開我的胸膛呈出我的心：我信仰共産主義，相信祇有中國共産黨才能救中國，不要把我打成敵人。我願狠狠的批判自己，竹筒倒豆子毫無保留的清算自己。但是這句可以作爲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證，說是我寫給丈夫信中的一句反動言論，究竟是寫在什麽時間，什麽內容的信中啊。凡事皆有前因後果，一句話也應有上下文，這上不着天下不落地的孤零零的一句話，叫我怎麽交待啊！這句頗似某個人的語氣的話，似覺耳熟，從它在大字報上和我見面的那一刻起，就像釘子一樣刺入我的眼中。這也令那個要置我丈夫於死地的他的頂頭上司拍手稱快。抄家抄走我的 200 多封信和幾大本日記筆記後，他曾迫不及待的說：快快找一找一頁也不要漏，肯定還有很多類似的反動言論。可是，事實給了他一響亮耳光，縱然

文革初期劉少奇也戴著紅衛兵袖章

是鶏蛋裏挑骨頭也沒有從中挑倒一絲一毫的他期望的反動言論。文革來自虛假。毛澤東虛假自己身邊有個赫魯曉夫似的人物劉少奇，其實少奇同志是處處給他補台，蘇聯還沒有斯大林主義之說，劉少奇在中國首推毛澤東思想，並寫入黨的文件。大躍進帶來的三年災害沒有劉少奇補漏，毛澤東九泉下將會面對更多餓死的冤魂。但是，堂堂大國主席就輕易的被虛假了三頂大帽子，叛徒內奸工賊，客死他鄉。在中國爲什麽會有上至國家主席、開國元勛、科學家、下至平民百姓的成百上千上萬上百萬人的平反昭雪。因爲有人憑空捏造了上至國家主席、開國元勛、科學家、下至平民百姓的成百上千上萬上百萬的虛假。令我傷心的是我和丈夫 200 多封信件、幾十萬字的日記筆記構成的清白之墻，抵不過一句莫須有的沒頭沒尾的污言。我親愛的祖國，爲什麽你從古以來祇有平反昭雪伸冤的傳統美德，却不能重實證辨真僞少釀些歷史血淚人間悲劇。也許這就是中國封建文化的痼疾，文革的根源和土壤。

21 下午，帶着疑問匆匆收拾好衣物和嬰兒用品，在丈夫陪同下去醫院。擁擠不堪的公共汽車裏滿是山南海北大串聯的學生，，他們衣袖上戴着紅底黃字的紅衛兵袖標，在異化的全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等待我們去解救的“左”的英雄主義教育下的一代，滿腦袋理想主義信徒式的虔誠和熱情，最不能忍受的是平凡。歷史大潮推波助瀾把他們推向弄潮兒的位置，不幹出驚天動地的大事是不心甘的。他們個個躊躇滿志。車裏擠得密不透風，車像老牛不堪重負緩緩向前，人緊貼着人，簡直無立足之地。丈夫把我護在胸前，胎兒一陣躁動伸起拳脚，我提心掉膽念叨着：孩子啊，幫幫媽媽的忙，咱們可不能生在路上。馬路邊一片片寫着“打倒”、“油煎”、“火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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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見證什麽人的大字報從車窗前滑過，有誰知每一幅標題下都沾有一個家庭的血淚。不時有慢騰騰的敲鑼打鼓的游街隊伍被汽車拋在身後，那一聲聲鼓點叫人膽戰心驚肝腸寸斷。現實世界祇有一個客觀存在，不同人却感受不同的世界。文革在不同人的心中有不同的文革。有人愛之若天堂，有人恨之如地獄。有人愛過又祇剩下恨，有人恨過又變成愛。得意者，頤指氣使，說一不二；失意者，三緘其口，暗然神傷；落難者，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世事瞬息萬變，沒有一個朝代的君王如此左右着他的臣民的靈魂、生死。擠在我身邊的這些年輕的學生組成的各路“諸侯”們，在狹小濁氣逼人的車裏，這邊扯起嗓子唱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綉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廉讓……那邊又唱着：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都要反對……。處於紅衛兵如此零距離的包圍和語錄歌的威懾下，恐懼油然而生，我頭腦裏出現了幻覺，前面那個和紅衛兵耳語着什麽的人，越看越像是單位裏的一個人。天哪，我會被告發嗎？一旦指認車上有個女牛鬼蛇神，將會是什麽結果，我腦子裏閃現出一個血腥的畫面。聽天由命地閉上眼睛頭靠在丈夫肩上。他問我：怎麽回事？我指着前面說：好像看見一個熟人。過一會他說：你看錯人了，有點像但不是。又安慰我說：這些紅衛兵不是 8 月裏的紅衛兵。究竟紅衛兵有什麽不一樣我沒有深問，我祇想着把書記張對我講的那些話告訴他，叫他幫助我回憶這是一封什麽信。又怕增加他的壓力，幾次話到嘴邊又壓下去，直到辦好住院手續，他要回去了，我决心問問他，開口却說；路太遠，你早點回去。能住進醫院你就放心好了，還是沒有忍心問他。

22 夜深人靜，空蕩蕩的待産室裏，6 張床兩個人，還有一副貼在墻上的毛主席像。我住 6 床，2 床是個工人家屬模樣的初産婦，陣痛一來，她就哭天

喊地。晚飯前打了她愛人幾巴掌還不解氣，嘟嘟着一定要和他離婚，再不受這份罪。我滿腦袋都是關於那封信，那句話的一連串問號。苦楚無告的心疼得麻木了軀體之疼，見我一直沒聲響，她問： “6 床，你不疼啊？爲什麽不喊啊？” 我勸她安靜下來深呼吸人放鬆，對她講起了我聽過的無痛分娩。忽然，她大聲喊着：痛啊，痛死人了！撲通雙膝跪倒在毛主席像前，頭在水泥地上磕的砰砰響。她邊哭邊說： “毛主席啊，你老人家偉大。揪出了那麽多牛鬼蛇神，你救救我吧，生孩子太疼了，你一定有辦法……”一番折騰，地上浸出一灘濕，羊水破了。護士醫生一陣忙亂把她送進産房。萬籟俱寂的夜重新包圍了我。我細心的走回了“過去”，搜索人生路途上的點點滴滴，陷入了深深冥想之中，一點點往回走，摩挲着過往歲月裏自己親手結下的每個“繩扣”，重新審視它是結左了，還是結右了，是緊了，還是松了。從風和日麗的江南來到北國塞外是我親筆在畢業分配表上填寫了第一志願；隨後基層工廠裏的一個小小技術員的日子長年與圖紙車間爲伴。不曾輝煌，不曾暗淡，中規中距沒有偏移過時代大潮帷幄圈定的範圍。我摸索着一步步走回過去，終於摸到了一個不協調的“扣”——那一年，有一次，我曾被保衛科傳訊。大饑餓年代，我們技術科裏的一位技術員去上海探親赴香港未歸。保衛科一個幹事傳訊我問：爲什麽對叛國的人不早點舉報。那翻着魚肚白一樣的眼睛注視着我，仿佛已認定我是叛國犯的同謀。刹那間我的心緊揪住，像是被鐵絲緊繞，硌得透不過氣來，我甚至不敢理直氣壯的反駁他。甚至有點理虧，有點張口結舌。心在驚呼，天啊！能說清楚我們 3 人的關係麽？我急切的申辯，怎麽可能呢？他的東西都還在，是去探親的呀。我和另外一位同事還送他去車站，他還說，他回來時祇有晚班火車，希望我們去接他。保衛幹事拉長臉說： “他的箱子都是空的，早有預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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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見證我真的不知道，他回上海探親怎麽跑到香港去了，也不透點風，真是城府太深了。邊埋怨邊心裏打鼓，深怕給我扣上知情不報的罪名。我們 3 人同是技術科的同事，所學專業相同，工作中不能分離，上班一起切磋，去車間解决技術問題，也常常是牽涉着你連帶着我，我們各自的工作組成了産品的整體，給人一種錯覺——三人是“一夥”。何况，我們又都住在集體宿舍，我與他兩人是近鄰。他們倆都畢業於上海交大和我丈夫是校友，其中一位我丈夫做研究生時曾輔導過他，他還調侃地稱我爲師母。我們的確病中互送過熱湯問侯，假日共享過“美食”。一次我們一口氣吃掉了 3 斤水焯菠菜。我們志趣相投，一起唱過蘇聯歌曲，談過托爾斯泰，大仲馬，陀斯托也夫斯基的作品。甚至還一起爬到大青山上去採過野菜，堪稱過從甚密。這一切經“左”的思維想像提煉，一個鐵定的什麽集團不是就輕而易舉的誕生了嗎？慶幸那個大饑餓年代，頭頭肚子裏也空，忙於覓食，放了我們一馬。祇是調動了我的工作崗位和另外一位同志分開。“叛逃香港”的那位仁兄很仗儀，走前守口如瓶，走後杳無音訊，也幫了我們大忙。但是，潛意識裏我總是感到，有個長長的陰影跟隨着我……偷窺着我。 “6 床，6 床！”我聽見有人叫我，漫長的一夜我疼一陣，醒一陣，想一陣，東方微曦剛閉了一會眼。原來是 2 床生産後回來了。她喜形於色地告訴我她生了個男孩，她愛人不定多高興呢。 “6 床。你告訴我生第二胎是不是疼得輕一些。” 她滿臉真誠的問道。 “你不是要和愛人離婚嗎？怎麽想到生第二胎。” 她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說： “我還想要個姑娘。” 她神秘的對我眨眨眼說： “你說靈不靈，我給毛主席磕了頭，就保佑我很快就生了，還是個胖小子。你試試看。“ 絕對的天真造就了絕對的迷信，我已不再天真，不置可否的對她笑了笑，沒說什麽。

23 次日，我産一健康男嬰，他落地哭聲洪亮，穿透靜夜，像是對着待他不公的天地呐喊。那是母親耳中最愉悅的聲音。一個新生兒開始了他新生命的里程，不知前面什麽風風雨雨在等待着他，我爲兒取名岩，以志我兒堅强如磐石。懷抱着粉嘟嘟的小兒，我心中溢滿感恩：無論怎麽說，大多數人的良知和正義感不會泯滅，祇是在强權政治高壓下，不得不把它們暫時隱匿、有限的放逐。我感謝鄰居大姐，感謝人後或塞給我一粒糖，或說句寬慰的話，給我一個提醒的眼神，在我枯澀的心田時不時撒進一屢陽光的好人們。苦難給了我不幸也饋贈我堅强，命運給了我霜雪，也給了我藍天。我的小兒就是我的藍天，是命運給我的最好的犒勞和撫慰。雖說是逆境霧漫漫，來途未蔔，至少我的孩子已平安來到人世。病房靜謐潔淨，仿佛是遠離喧囂塵世的世外桃源。深秋柔和溫暖的陽光灑進窗的一角，兒子眯起大眼睛，打了一個長長的哈欠，可愛極了。醫生護士的微笑關切，令久違了人間溫情的我晃如隔世，我羡慕地對護士說，你們這真好。護士馬上明白我的意思，嘆口氣指着遠處的一個董姓護士說： “好什麽啊，她就是我們這裏的反革命。” 那個額頭光亮豐滿，步履輕盈天使般的小姑娘竟然是反革命。她臉上怎麽沒有一絲憂鬱的影子，面對她的患者甜甜微笑着，輕聲的呢喃着，像銜泥的燕子來回忙碌着。我的心情一下又跌回到現實中，失神望着窗外，忽見花園栅欄處金燦燦點點星星，趨前看之，竟然是野菊竟相怒放，這是怎樣的惹人疼愛的小花啊。像漲滿了風的小傘般，一隻祇，支撑撑別有洞天。經秋風輕拂，金黃一片。這在人們脚下被人不屑一視的野蔓雜枝抽出的小花，不正像我和那個小護士卑微的生命嗎？小護士的微笑和金黃色的小花感染了我，我頓悟了，釋然了，人不自賤，賤我者奈何？（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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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書

從毒奶粉事件看《民以何食為天》舒崇這次三鹿毒奶粉事件演變成全球性事件。中國食品安全問題成了世界性的問題。於是很多人想起了周勍那本書《民以何食爲天》。在這本書裏，周勍早就告訴大家，中國的食品存在著嚴重的安全問題。可惜在當時沒有引起足够的重視。周勍生於西安，現居北京，1989 年因參加民運，六四後被捕入獄，判刑兩年。周勍現在也是獨立中文筆會會員。他的報告文學《民以何食爲天——中國食品安全透視》首發於《報告文學》雜誌 2004 年第 9 期；2006 年角逐尤利西斯國際報告文學大獎，獲第 4 名優勝獎。2007 年 1 月中國工人出版社發行單行本；其後相繼出版了英文版、德文版、意大利文版、韓文版和日文版。去年年底臺灣也出了這本書，名字改成《中國大陸食品污染》，書後還附錄了“臺灣人至大陸必備的食品鑒別認知”，其中列出了 55 種有毒食品。周勍花了 3 年多的時間，查閱了不下 2000 萬字的文章和資料，自己掏腰包，並且冒著極大的危險去追尋食品污染的綫索，寫下了這本《民以何食為天——中國食品安全調查》。作者根據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揭示出中國食品生産的驚人的污染現象及其嚴重後果。據統計，中國每年實際發生食物中毒例數至少在 20—40 萬人。目前中國三分之一以上的癌症病因，都與吃有直接關係；而癌症的發病率正以幾何級數遞增。在中國，有毒食品的泛濫還造成了一個嚴重後果，那就是在食品市場上的劣幣驅除良幣。大量食品以次充好，偷工减料，故而其價格低廉，因此容易在競爭中獲勝，質量好的食品反而被淘汰，反而立不住脚。作者指出，中國食品污染的真正原因是人心污染。在一個恐懼和謊言成爲制度的國度，貪圖利益而放棄原則、自己賺錢而不管別人死活，正是流通的思維方式。特別是當金錢和權力聯合，暴利可以直接流入當權者的私囊，尚存的良心個人或媒體，講出真相要冒極大風險。冒險揭露“薩斯” 病毒和禽流感問題的人們，被當做政治敵人迫害就

周勍是證明。如今中國有個怪現象，那就是面對各種批評，中共辯護士們採取了一套我稱之爲“向壞看齊”的策略。你批評中國有黑心食品有毒食品嗎，他就說外國也有，至少是過去也有過。這種辯護既可笑又可耻。本來我們是應該向好看齊的，怎麽能向壞看齊呢？更何况這些人所講到的外國的壞往往還和事實不符。例如有人講到日本的毒大米事件。不錯，日本最近確實出了毒大米事件，導致若干高官下臺，還有商人自殺。但事實是，日本的毒大米其實是從中國進口的。這些大米在中國是被評爲優質大米的。祇是按照日本的標準，這些大米的質量偏低，不宜食用。有的官員却把它批給某些商人用作食品加工，用去做燒酒了。一經發現，遂招致强烈譴責。這祇不過說明日本對食用大米的要求比中國高而已。周勍這本書在中國的銷量平平，在日本却成了暢銷書。這也表明，日本人對食品安全的重視要遠遠超多中國人。中國食品不安全早就是公開的秘密。很多海外華人在購買中式食品時，都儘量買香港出的、臺灣出的，不買大陸出的。在這次三鹿毒奶粉事件後，中國大陸出産的食品在國際市場上遭到了進一步的抵制。這或許對中國食品生産有所鞭策。正像周勍指出的那樣，根治中國惡劣食品安全狀况的唯一方法，是立即進行明確的政治體制改革。法律法制、新聞監督、賞罰分明，是唯一的清潔劑，祇有這才能根除那些比有毒食品還可怕的貪官污吏——中國社會和人心裏的“癌細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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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有感於中國當局拒絕給我入境簽證周義澄（亞衣）

為

探望年邁的母親大人和其他親友，順便與當年的大學同窗相聚敍舊，作爲美國公民的本人於今年9月通過某旅行社代辦向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申請回中國探親的簽證。在等候據説是調查彙報請示的一個多星期之後，領館簽證處的答覆是拒絕給我入境中國的簽證。我知道這個消息的第一感覺，與聽到三鹿奶粉事件的感覺類似：初聼非常驚訝，細想又不奇怪。驚訝的是那裏的國人爲了賺錢連得子孫後代的小命都可以不顧；不奇怪的是，一旦社會道德普遍淪喪，也許什麽事都做得出來。

我將被拒簽的消息告訴朋友師長，他們大多莫名驚詫：這個政權看來比以往更兇猛，更膽祛。

“與時俱進”，共產黨將我放進黑名單

“鬥私批修”，查出三大罪狀

好在自己留有餘地，沒有跟剛剛更換了心臟起搏器的老母親預告我的回國計劃，否則被陷於不孝境地的我何以言對？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與那些盼望我早點回去的國內老同學們做個交待。前不久剛剛與他們通過電話，有些人也知道我在美國一個喜歡批評中國政府的什麽雜誌裏打工，他們都說我回國應當是不會有問題的，畢竟現在黨和政府都在與時俱進。我曾經躲躲閃閃地表示過一些擔心，“你有那麽偉大嗎”——在這樣的調侃面前，我無話可說。據老同學相聚活動的組織者說，我們那個班級——復旦大學新聞系 1963 年入學， 1968 年畢業的至今尚且活在世界上的全體 27 位同學都會在畢業 40 周年的“班慶”上聚集。看着那名爲“讓生活更美好，讓晚霞更燦爛”的聚會活動計劃，我真的很激動，腦海裏時時閃過當年風華正茂的大學時光，回憶着男女同學一個個未曾忘記的青春臉龐，連得躺在床上都在想像可能出現的一連串有趣鏡頭。

有朋友打抱不平，要我去領館討一個説法。我覺得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按照國際慣例，一個國家的駐外使領館在拒絕給外國公民入境簽證時是不需要解釋任何理由的。我當然也不會向他們去詢問原因。 7 年前我同樣在《北京之春》雜志擔任編輯，也是持美國護照進入中國探親，那時並沒有被拒絕簽證。所以身爲優秀共産黨員的我的大姐在電話中問我，這幾年做了什麽事情讓“他們”如此惱火？思前想後，鬥私批修，靈魂深處爆發革命，自己檢查出比較重要的罪狀大約有三條。一是我在 2005 年將多年來發表的人物訪問記結成一集，出版了《流亡者訪談錄》一書，其中包括對方勵之、劉賓雁、蘇紹智、魏京生、王丹等 62 人的專訪；二是在 2005 年 7 月以周義澄的署名發表“中國出版自由新的冤案——馮正虎狀告上海市新聞出版局 ”的文章，為我的朋友和學生呼冤叫屈；三是在美國 21 世紀中國基金會會長楊建利坐滿 5

全民緊張的奧運會開過了，連得一個手無縛牛之力的哲學博士還被拒絕在國門黑幕之外。回國探母、同學相會，此乃人之常情，這類純粹人道主義的行爲，正在締造“和諧社會”的中國現當權者卻可以隨意阻撓。此時此地，情何以堪？一位受尊敬的學者在電話中勸慰我不要太傷心，既然現在的領導者“不講人性”，對他們就“不抱希望”。居然也有朋友祝賀我，說我被胡溫新政 promoted, 將我升了級，放進了黑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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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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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義澄（亞衣）所著的《流亡者訪談錄》

年牢獄之後，寫了盼望楊建利早日回到美國的文章，在楊建利回到美國之後，又參與組織籌備紐約各界歡迎楊建利博士回美的盛大集會。其實從平民百姓人情的角度來看，這三件事情是值得做，必須做的。630 頁的《流亡者訪談錄》一書至少爲中國當代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海外中國民主運動提供了深厚翔實的歷史資料。至於馮正虎案件，這個青年祇是因爲在 2000 年 11 月出版了電子版《上海日資企業要覽二零零一年版》，結果被上海新聞出版局指爲非法出版而被捕，後來被上海法院判處 3 年徒刑，坐牢期間還多次遭到毒打。當我知道這個消息之後，實在難以壓抑胸中的憤懣，我無法沉默。馮正虎曾經是我的學生，也是我的朋友。80 年代初他在上海復旦大學管理學系讀碩士研究生時候，修過我講授的科學哲學課；在創建上海企業發展研究會和中國企業發展研究所時，也曾邀我共事。爲了中國的新聞出版自由，我理所當然要將這樁新世紀事關中國出版自由的又一冤案告訴更多的人。今天，馮

正虎成了上海著名的憲政維權人士，有關部門的重點監控對象，他以法律爲武器，堅定而平靜地爲捍衛自身和弱勢民衆的人權在不懈地努力。楊建利是我的好朋友，朋友落難，理應相幫；在建利入獄期間，我曾經幾次替他的妻子傅湘起草了給江澤民、胡錦濤的信。共產黨員楊子榮不是說過“江湖上義字當先”嚒。此外還需要坦白交待的是，在這幾年間我還發表了多篇人物專訪，其中包括對北京人權律師莫少平的訪問（2005 年 11 月），對國際婦女新聞勇氣獎獲得者高瑜女士的訪問（2006 年 11 月），對原北京大學副教授、《討伐中宣部》作者焦國標的訪問（2006 年 2 月），對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的旗幟“右派活化石”林希翎女士的訪問（2007 年 8 月）和對楊建利的訪問（2007 年 9 月）。還有一件事情也不可遺漏：2006 年受美國 21 世紀中國基金會宋永毅委托，編輯了焦國標的文集《討伐中宣部》，還寫了一個後記，因爲焦國標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現今中國新聞理論界的兩個權威，當年我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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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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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同學童兵教授和李良榮教授主編的兩本新聞學教科書。

且應以爲榮，我覺得自己確實是一個在海外爲中國的民主事業而努力的人士，儘管我不是任何民運組織的成員。

民運人士：從愧不敢當到樂意接受建議舉行回中國權利研討會瞭解我的人都知道，本人在海外民運圈中，實在是歷來非常低調的一個。參加各種會議幾十次，從不上臺發言，僅僅以記者身份撰寫會議報道而已。去年在歡迎楊建利的大會上跳出來講話是一個特例。現在，既然中國當局將我提升到不准入境的黑名單上，受寵若驚的我總得將自己的言行相應作一些調整，以對得起中國有關部門的關照。我想在此申明，從此以後，凡我發表文章，亞衣的筆名和周義澄的原名同時使用，從而减少中國國家安全部、公安部、外交部收集本人情報的成本支出，節約中國納稅人的錢。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將在《北京之春》的網站上設立亞衣（周義澄）文集。雖然本人涉足網絡很早，但是至今沒有在這個新世界趕時髦，設立個人博客，在一些中文網站中也沒有建立自己的文集。現在讀者可以在《北京之春》網站找到亞衣（周義澄）的文集所在，其中包括我以往發表過的學術論著， 2005 年在海外出版的《流亡者訪談錄》的全部內容，來到海外之後發表的主要政論文章和重要的民運事件報道。 1989 年大規模的中國民主運動遭到失敗，64 鎮壓發生之後，從中國大陸逃出來的民運人士在海外風光一時，處處受到英雄式的歡迎。那年夏天我剛從前蘇聯經過歐洲來到美國，復旦的老室友吳牟人正在主編兩卷本的《八九中國民運紀實》（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祺作序，天安門學生領袖吾爾開希題書名），邀我參與其事，後來我又來到《中國之春》做編輯。那時有人稱我為“民運人士”，我覺得愧不敢當。因爲我在國內的時候，幾乎沒有參加什麽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研究生期間基本上在做學問的日子裏生活。 1989 年國內民主運動浪潮高漲的時候，我在前蘇聯做訪問學者，也沒有親身經歷 64 事件。白雲蒼狗，時過境遷。想不到這幾年來，尤其在當今，“民運人士”幾乎變成了一個不太中聼的名詞了。此時此刻，如果有人稱我為“民運人士”，我樂意接受，

現時身在海外各國而不能回到中國去的各色人等中，我覺得大致可以分成這樣幾種類型：第一種是具有中國公民身份且擁有合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人員，例如原美國中國 21 世紀基金會會長，現在的中國公民力量發起人楊建利和現任美國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學自聯）主席周健，還有文革期間上海工總司的“潘司令”潘國平，這一類是稀有人物；第二種是具有中國公民身份但是已經沒有合法的中國護照的人員，他們的中國護照因爲政治原因而被中國當局吊銷，或者不給正常延期以及更換新護照，例如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祺、《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王丹、主編胡平、這類人有一大批；第三種是已經改變國籍，成爲他國公民的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例如亞利桑那大學教授方勵之、《北京之春》發行人于大海、經理薛偉、王若望先生的夫人馮素英（羊子），不久前被拒絕進入香港的中國民主中國陣綫主席費良勇（德國國籍）、民陣副主席盛雪（加拿大國籍）等，這類人不少，對他們來説，中國已經不是祖國，但永遠是家鄉，那裏有親人朋友；第四種本來就是外國人，因爲像白求恩大夫那樣過於關切中國的民主事業而被中國當局視爲不受歡迎的人，例如對中國相聲素有研究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我覺得需要從法理上弄清楚的是，中國當局不准上述人士入境，究竟是否合法——是否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出入境管理法律，是否符合中國已經簽署的國際公法；或者雖然合法，但是侵犯了人權，違背了一般倫理——比如兒女回鄉探望高堂的倫理。我建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個機會聚在一起，就海外人士回中國的法律人道問題開個研討會。大家知道中國這個非法治國家的執政者的政策帶有很大的靈活性和隨意性，所以他們的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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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方式常常使人摸不着頭腦。有人告知，某些名噪一時的“民運份子”現在出入中國通行無阻，有的“反共份子”則在大陸被奉爲上賓。箇種原因，深不可測。也有好心人自告奮勇願意爲我入境的事情與有關方面溝通“打招呼”，我婉言謝絕：雖然本人喜歡妥協，但是確實不善交易。本人與共產黨從無私仇，在共產黨的官員隊伍中也有不少私人關係很好的親友。但是，我與這個權貴集團，永遠有着很大的距離。

為《北京之春》作個廣告從《中國之春》到《北京之春》，我前後服務了 10 多年。這裏為我現在擔任執行編輯的《北京之春》雜誌說幾句。1993 年開始在美國編輯發行的《北京之春》月刊，至今已有 15 年的歷史。這是一份以促進中國的民主、人權、法治和社會公正爲宗旨的中文月刊。今天，《北京之春》作爲海外中國民主運動唯一的平面媒體，被海內外關注中國民主化的讀者稱爲“中國民主運動的一面旗幟”。《北京之春》雜誌保留了原《中國之春》作爲海外中國民主運動主要刊物的性質，又是一個面向廣大讀者的社會公器；它與海內外各個民運組織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但又不從屬於某一個民運團體，不是某一政黨的機關刊物。由於《北京之春》堅定不移反對專制、倡導民主的一貫立場，它被中國當局當作眼中釘；又由於《北京之春》所具有的嚴謹公正的編輯報道作風和巨大的信息價值，中國大陸一些政府部門和研究機構又將它作爲重要的研究資料予以收藏。北京官方的臺灣研究所就陳列有《北京之春》雜誌。在國內維權、異議人士圈中，《北京之春》更是廣爲流傳。《北京之春》在中國大陸擁有數量可觀的作者隊伍，其中包括在海內外享有盛名的作家、評論家 , 也有身在偏僻地區沒沒無聞的新人；有爲中國民主運動奮鬥多年的老戰士，也有剛剛跨出校門的青年。《北京之春》現時發表的稿件約有一半來自國內作者。大部分中國大陸作者在《北京之春》發表文章都署其真實姓名。《北京之春》國內作者群中的許多人至今還是國內民主運動、維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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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參與者和組織者。有些人僅僅因為寫文章而被中共當局關押，受到各種形式的迫害，比如張林、呂耿松。《北京之春》為他們積極呼籲，提供援助。多年來《北京之春》編輯部與國內作者構成了爲中國民主運動共命運的良好互動關係。在我看來，《北京之春》雜誌光明磊落，無私密可言。但是，它對國內作者的保護，尤其是對暫時不宜在國內公開《北京之春》作者身份之人員的保護，慎而又慎。中國有關部門和駐外領使館培養的大中小綫民們想在這方面建功請賞，决不可能。從事新聞工作，做“無冕之王”，是我少年時代的夢想。在大學就讀新聞系期間，我先後在上海《解放日報》國際部、群工部及《文匯報》文藝部擔任過實習記者、編輯。畢業分配的時候正值“文化大革命”，“摻沙子”政策使得我們這些科班出身者無緣進入各級新聞單位。雖然在研究生期間也參與過編輯“官督民辦”的《大學生》雜誌，但作爲完整的新聞人自由採訪寫作，不當某一政黨的“喉舌”與“耳目”，卻是在海外，在《中國之春》、《北京之春》成爲事實的。我和我的老同學們說，作爲新聞系專業的畢業生，既然可以在中國北京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當編輯記者，自然也可以在美國紐約的《北京之春》做記者編輯；可以寫關於中國共産黨 17 大的報道和鼓吹一黨專政、四個代表、和諧社會的文章，也可以寫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12 大的報道和宣揚言論自由、公民維權、團結工會的文章。職業的選擇沒有高下之分，做人的自由度則大有區別。《北京之春》編輯部裏沒有黨委、黨支部領導，不需要遵守宣傳部規定的紀律，可以説是同仁辦雜誌，我們要遵循的祇是所在國家的法律和心中的道義原則，爲中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努力的理念。就如我希望《流亡者訪談錄》有朝一日出現在中國大陸書店的書架上一樣，我也真誠地期待《北京之春》雜誌有那麽一天進入中國大陸公開發行。當我的大學同學和新聞界同行可以自由地翻閲這類書刊的時候，我將壓抑不住內心的歡笑。到那個時候，大約不會再有因爲政治或者言論的原因而被中國當局拒絕給以入境簽證的故事出現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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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園《論專制政府》

毛主席著作新編（湖北）敖霹《人民為我們服務》因爲人民是為我們服務的，所以如果我們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祇要你說得出，我們就治你的罪；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不照你的辦。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爲了一個共同的先富起來的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的幹部要關心每一筆鈔票，一切革命隊伍的官員都要互通有無，互相包庇，互相幫助，這樣才能共同發財。要撈錢就可能坐牢，被抓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家族的利益，想到大多數親朋好友缺錢的痛苦，我們爲他們坐牢，就是坐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儘量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爲黃金美元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老百姓賣力，替無錢無勢的勞苦大衆去死，就比鴻毛還輕。胡長清、成克傑同志是爲金錢美女而死的，他們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紀念陳希同》陳希同同志毫不利人專門利己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不負責任，對官位對金錢的極端的熱忱。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他。…… 我們大家要學習他無不自私自利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爲大有利於做官的人。一個官員的能力有大小，但祇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有錢的人，一個有身份的人，一個沒良心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衣著的人，一個有益於親朋好友的人。

我們這個共產黨集團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爲所有參加這個集團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爲著大數人老百姓的利益，而是爲著少數官員的利益，爲著集團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緊緊地和貪官污吏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爲特權階級服務，就是這個集團的唯一的宗旨。應該使每一個官員懂得，祇要我們糊弄人民，堅决地相信洗過腦子後的人民群衆的威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利用人民，把人民呼來喚去，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祇會被我們所壓倒。我們這個集團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不同政見，而决不被國際輿論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就像 64 事件之後的 1、 2 年），祇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專制下去。

《關於金錢談判》什麽叫工作？工作就是撈錢；那些地方有機會有油水，需要我們挺身而出，我們的目的是爲著升官發財去工作、去做秀的，越是貧困漏洞越多容易撈錢的地方越是要去，這才是好官員。我們各級官員好比種子，小姐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賓館，就要同那裏的小姐結合起來，可以在那裏生根、開花，但切忌不要結果。

《北京奧民運動考察報告》革命就是請客吃飯，就是大花公款，就是開會訓話，不能那樣公正，那樣民主，講什麽自由人權法制，容許小百姓集會結社遊行。革命是亂動，是當權階級剝奪勞苦民衆的亂七八糟的行動。

《陳良宇同志六十壽辰祝詞》一個人做點壞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壞事，不做好事，一貫地有益於官僚集團，一貫地有益於共產黨，一貫地有益於獨裁，胡說八道幾十年如一日，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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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園

博士、官員、教授（武漢）威威博士當官和官“讀”博士博士牛毛可相比 , 速成注水是玄機。不愛科研愛當官，半數成爲公務員爲何博士文憑俏，此乃官財上進梯。 ——中國從文盲人數世界第一到博士培養點和授予博士的人數世界第一，祇不過經歷了一個甲子都不到的時間。創造這個中國奇跡的選手，有一半人是中國的官員們：中國的博士們像鯉魚跳龍門一樣，紛紛從學堂躍進了衙門，或者乾脆不用離開衙門而祇花個幾萬元公款通過在職教育，就可以如探囊取物一樣隨隨便便到清華北大的象牙塔里，撈個很多人看不懂的 PMBA 或 EMBA 博士證書。

廁所裏的詩意木然居剛才一個小蜻蜓比蚊子大的那種光臨這裏的廁所多麼的富有詩意便池水一溜淌下像瀑布科羅拉多小蜻蜓勇敢飛翔企圖印在這布上（2008-07-02）

教授與紗帽教授頭銜官員愛大學相贈亦慷慨利權互濟添新例辱沒斯文釀腐敗教授齊將紗帽爭學優則仕成金訓有名有利特權好百業中國官至尊 ——廣東省政協科教衛體委員會副主任劉紀顯說，現在社會上有一種怪現象，認為學問做得好就一定要當官，不當官人家就認為你有問題。廣東省教育廳黨組副書記譚澤中舉例：深圳一個處長職位竟有 40 個教授來爭。觀察當今高校，在眾多官員成為“特殊學生”、官員考文憑熱之後，又湧現了“兼職教授”熱。某著名高校一教授說：你上我們系裏查查，足足列出了 20 幾個“兼職教授”、“名譽教授”，都是行業主管領導。◆

掃大街的女臨時工微山湖後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清潔女工背著小兒子正在回家了七尺丈夫沒病也沒災只是下崗了一個月掙個三百五約合美元五十為這五十早出晚歸為這五十勤勤懇懇用這五十養活留平頭的丈夫用這五十養活上小學的兒子（2008-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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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聯十三大在洛杉磯召開莫逢傑當選主席辛敏

中

國民主團結聯盟第十三届代表大會於 2008年10月11日在美國洛杉磯召開。來自美洲、歐洲、亞洲和澳洲的盟員代表和來賓出席了會議，大會修改和通過了新的章程，選舉了莫逢傑擔任新一屆主席。

民聯十三大上届主席薛偉作了工作報告，回顧了民聯成立以來的歷程。他呼籲民聯盟員和其他民運人士捐棄前嫌，共同爲反對中共一黨專制繼續奮鬥。

他尤其希望民聯盟員和海內外華人一起繼續努力，爭取民聯創始人王炳章早日出獄。王丹、伍凡等應邀致辭，向大會的召開表示祝賀。王炳章的女兒王天安在講話中感謝中國民聯和其他社團人士對王炳章的關注，希望大家能給她爸爸寫信、安慰鼓勵他堅持下去。大會於當天下午在洛杉磯蒙特利爾市公立圖書館舉行。到會的正式盟員代表爲 70 人，選舉了 18 人組成的新一届總部委員會。莫逢傑當選爲主席，林光、陳維健、王進忠任副主席，陶君、秦新民任總幹事，草庵任秘書長。

中國民聯新任主席莫逢傑在大會上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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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總部委員合影

莫逢傑是中國民聯的老盟員，長期在洛杉磯和加州團結帶領新老移民、政治避難者和留學生爲反抗中共一黨專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在當選主席後對盟友和嘉賓講話，表示要把南加州多年來的經驗推廣到美國和世界各地，用大家喜聞樂見的各種方式不拘一格地團結吸引各界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參加到民運隊伍中來。民聯大會對章程作了簡單修改，最重要的改動是恢復了主席任期不得超過兩届的限制。新總部委員會名單如下（以漢語拼音爲序）：蔡桂華、草庵、陳維健、陳維明、黃濟人、李國愚、林光、呂京花、莫逢傑、秦新民、宋友諒、陶君、王進忠、薛偉、于錦棠、張菁、鄭存柱、周丹。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是中國第一個海外民運團體，1983 年由王炳章在紐約創建。王炳章、胡平、于大海、吳方城、徐水良、薛偉曾先後擔任主席。

民運洛杉磯大會 11 日上午，在民聯十三大召開之前，中國民主運動 2008 年洛杉磯大會在同一地點舉行，來自全世界各地的衆多民運團體的代表和著名民運人士齊聚一堂，回顧歷史、正視現狀、探討未來，吸引了許多個人和媒體參加，坐滿了圖書館的大會議室，許多人站立聽講，氣氛十分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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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一開始就緊緊地扣住了聽衆的心。莫逢傑代表洛杉磯民運團體致歡迎詞後，王炳章的女兒王天安應邀第一個發言，感謝海內外各界人士對她爸爸的關心。她告訴大家王炳章身體越來越差，急需要在監獄裏得不到的治療護理，希望大家繼續以各種方式努力爭取他能够早日恢復自由。緊接著，大會播放了王炳章多年前的一次演講錄像片段。他用美國立國初期各州各派從爭鬥走上聯合的歷史，來解釋民主的核心是寬容和原諒，希望大家能以寬容的心來對待意見分歧。身爲基督徒的王炳章說柏林墻是上帝把它推倒的，中國的命運掌握在上帝的手裏。他表示相信，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拿着蠟燭走向街頭，中共的專制大厦就一定會垮掉。在大會上應邀致辭的有陳一諮、王丹、周建、楊建利、伍凡、Helen Li、伏虎、薛偉、林牧晨、費良勇、陳釗、呂京花、盛雪、鄭存柱。吳仁華擔任大會開幕式和《北京奧運和中國政情走向》研討會的主持人。出席研討會的演講人有楊建利、王丹、朱學淵、張小剛、彭小明、周堅、劉因全等。

民陣、民聯陣大會中國民主陣綫、中國民主聯合陣綫也在 11 日下午召開了各自的代表大會，選舉了新一届領導班子。新一屆民陣主席為費良勇，副主席為盛雪、唐元雋、梁友燦。民聯陣主席為黃奔、副主席為陳哲、蘇洋、廖然，監事長為陳漢中。

專題演講討論會來自世界各地的民運團體代表和個人，10 月 12 日上午來到洛杉磯市政府南草坪，參加了《沒有共産黨才有新中國》的專題演講。當天下午的專題討論會再回到蒙特利爾市圖書館舉行，題爲《六四屠殺 20 周年大祭全球活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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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六四，追還正義，讓中國成爲中國人的安全家園 ——關於開始紀念六四 20 周年活動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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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是1989年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和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在1989年民主運動被血腥鎮壓20周年前夕，我們準備聯合紀念六四，追還在中國失去的正義，繼續追求20年前提出來的但是至今尚未實現的民主，自由，法治和公平。 1989 年，當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被片面改革和發展的模式所導致的問題所困擾時，當中國的民衆對這些問題强烈不滿、希望有更公正的社會時，當執政者壓制人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和媒體表達民意、尋求合法解决問題的途徑時，我們依照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以公民的責任感，採取行動，表達民意，要求政府解决問題；我們相信，這些問題祇有在憲政民主的政治體制中，才能真正得到解决，因而要求中國執政者改革政治體制，採取一個全面的發展模式。我們的行動得到了全國人民的熱烈響應、參與聲援和各種支持。然而，中國執政者中少數人公然將自己淩駕於國法之上，違憲違法，軟禁了不同意見的政治領導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六四屠殺慘案，血腥鎮壓了人民民主運動，並隨後大肆迫害運動的參與者；衆多的公民被判刑、流亡和被剝奪個人的正常發展機會和權利。今天，這場迫害已經持續將近 20 年了。儘管執政者的口號不斷變換，從三個代表到和諧社會，從民主法治到公平正義，但是，執政者不僅還沒有採取任何糾正失誤和恢復正義的措施、表示和跡象，相反却嚴厲控制和鎮壓任何想討還正義的言論和行動。將近 20 年的痛苦經驗告訴我們，依靠政治迫害維持的統治，很難主動地自我糾正政治迫害；受害公民要靠自己的行動，要靠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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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與和支持，才能討還失去的正義。爲此，我們——1989 年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和政治迫害的受害者莊嚴聲明，我們將在 2009 年， 1989 年民主運動和六四慘案 20 周年之際，聯合起來集體行動，調查和公佈被執政者刻意掩蓋的真相，追還被執政者殘酷扼殺的正義，呼籲全國公民同胞和國際社會，推動中國開始政治改革，落實新聞自由，建立憲政民主的制度，使中國成爲中國公民的安全家園。我們不僅將在中國開展各類紀念活動，而且還要在世界主要都會舉辦紀念活動；我們將在香港和華盛頓舉辦 1989 年民主運動參與者和六四鎮壓受害者聚會活動；我們將學習天安門母親的榜樣，成立天安門獄友連綫，系統搜集當年政治迫害的事實和案例，尋找當年共患難的難友，依法維護當時、其後和現在被侵害的權益；追究違法者的法律責任。我們將聯合因參與 1989 年運動以及其後各種政治迫害而不能回國的同胞，集體行動，爭取回國權利；我們將徵集 1989 年的相片和回憶文章，出版文集；我們將舉辦各種紀念 1989 年民主運動的文學藝術作品大獎賽；我們將組織中外憲政學者，對中國政府在 1989 年的主要政治行爲合違憲性進行分析，提出調查分析報告；我們將發動公民連署公開信，要求國家權力機關和司法機關，對 1989 年的政治迫害進行全面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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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我們將在全世界範圍內徵集各國公民的簽名，要求聯合國各機構、各相關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在 2009 年 6 月 4 日舉行紀念儀式，並要求中國政府遵守聯合國憲章和國際人權公約中的相關條款，公正處理 1989 年的政治問題和法律問題；我們將推動世界主要人權團體、專業團體、非政府組織和學術機構舉辦紀念 1989 年民主運動的意識活動、專題討論會和報告會；我們將組織各領域專家對 1989 年後的中國發展狀况做評估和分析，揭示 1989 年民主運動的意義，以及六四鎮壓的長期後果；我們將舉辦各種活動，不僅通過集會、展覽、報刊雜誌、廣播電視和書籍。而且通過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多媒體等形式，傳播 1989 年的事實真相以及我們的聲音、理念和成果；就在我們醞釀紀念活動的計劃時，我們的祖國和人民，正在遭受著一系列公共災難的襲擊：汶川地震、翁安血案、毒奶粉等。我們難過地看到，由於 1989 年中國建立憲政民主制度的契機被血腥鎮壓而葬送，權力缺乏監督，新聞沒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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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來，不僅是我們遭遇毒打、坐牢、流亡和失去個人發展機會，而且所有普通同胞公民都生活在一個權益和安全沒有保障、發展機會和成果分配不平等、政府沒有節制地濫用暴力、官員腐敗黑社會化的社會環境。由此我們深知，討還失去的正義，不僅是爲了我們自己的合法權益；而且是爲了在中國確立憲政、民主、人權、法治等現代政治正義原則；祇有建立這樣的正義制度，我們中國才能成爲全體公民安全生活、公正發展的社會，全球華人賴以自豪驕傲的精神故鄉！爲此，我們將努力工作。我們呼籲全球華人和全世界人們支持我們的行動。我們將在全球徵召義工；我們敬請各界推薦專業人士和社會關係；我們還將向各界徵集新的項目的建議。紀念 1989 年民主運動暨六四慘案 20 周年活動聯絡人：王丹王軍濤胡平陳一諮劉剛項小吉李進進李恒清（我們將根據紀念活動項目籌備進展情况和聯絡人自己意願，逐步公布其他聯絡人，完整的聯絡人名單將在 2009 年 6 月 4 日前夕公布）◆

1989 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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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自由先鋒獎頒獎公告北京之春雜誌社決定將今年北京之春自由先鋒獎頒發給中國大陸維權人士郭飛雄。郭飛雄本名楊茂東，原籍湖北，1988 年畢業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為獨立作家。曾多次因參與公民維權行動而被中國當局拘捕。2005 年 7 月郭飛雄作為北京智晟律師事務所的法律顧問參與了廣東太石村村民維權事件，9 月被廣州公安當局刑事拘留，12 月被公訴機關決定“不予起訴” 而獲釋。此年成為入選香港《亞洲週刊》“風雲人物”的 14 位中國大陸法律工作者之一。2006 年郭飛雄因積極營救被捕的中國維權律師高智晟於 9 月被廣州公安當局以涉嫌“非法經營”刑事拘留，後被正式逮捕，2007 年 11 月廣州市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名判處郭飛雄有期徒刑 5 年及罰款 4 萬元。在被拘押期間，郭飛雄曾經多次以絕食絕水抗議當局對他施加的種種酷刑逼供的暴力行爲。公衆輿論普遍認為中國當局對郭飛雄的處置是假借經濟罪名對異見人士進行政治迫害。為表彰郭飛雄對中國民主事業做出的卓越貢獻，《北京之春》雜誌社決定將 2008 年北京之春自由先鋒獎頒發給郭飛雄。北京之春自由先鋒獎每年評定一次，頒發給海內外為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做出卓越貢獻的各界人士，在每年適當的時間向獲獎者頒發獎牌和相應的獎金。首屆自由先鋒獎於 2007 年 9 月頒發給美國 21 世紀中國基金會會長楊建利博士。《北京之春》雜誌社 2008 年 10 月 8 日◆

郭飛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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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湖北荊州學生群體抗議 9 月中旬湖北省荊州市長江大學文理學院數百學生被迫以專科畢業離校，隨即發生連續數日的學生及家長群體抗議事件。該校學生一直拿本科學生證、交納比別的本科生更多的高昂學費，現突然被迫以專科學歷畢業，學生和家長都很生氣，紛紛找學校理論，學校推卸責任給中介機構。被激怒的學生和家長紛紛到省政府、教育廳等處抗議，要求嚴查學校和教育部門的欺騙違法行爲，但遭到校方、公安等的威脅、阻撓和推打，至今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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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0 多村民因向該鎮官員請願不果，圍堵三江鎮內的公路，導致交通一度中斷。鎮政府出動約 500 名手持盾牌的特警到場驅散村民，公安毆打村民，搶村民的手機。衝突現場有近千人，近 20 人被捕，其中包括傷者。公安已封鎖村莊，不准外人進入。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會現場訪民請願 10 月 9 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會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爲期 4 天。開會現場周圍高度戒備。100 多位來自全國各地的訪民在場外請願，希望向與會代表表達自己的訴求。這些訪民被北京公安迅速抓走，先抓了 20 多位北京訪民，隨後掃蕩外地訪民，僅 11 點就抓了二大公車的訪民送往馬家樓。

河南焦作水泥工人國慶堵路示威河南省焦作市第一水泥廠數百名工人十一國慶節堵路示威，抗議工廠破産後工人生活困難。隨後工廠及其他已破産或正在破産的企業工人陸續加入示威行列，中午時，示威人數增至 500 人。當局派出 100 多名警察到場驅逐示威者，雙方沒有發生流血衝突。當地官員與示威者商議後，示威者和平散去。該水泥廠已經破産，工人已半年沒有領到任何補助，生活陷入困難。

北京維權人士呼籲趙紫陽平反

高智晟全家被秘密關押

10 月 6 日北京維權人士李金平爲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平反，第三次到北京公安局治安總隊申請游行，遭到拒絕。之後前往中南海新華門拉開橫幅，高呼爲趙紫陽先生平反的口號，遭到北京公安抓捕。李金平被公安强行押走時，仍高呼“爲趙紫陽先生平反。”

在奧運前幾個月，中國著名人權律師高智晟全家被中共當局帶離北京，一直被秘密關押在北京大興地區某處，遭受著非人折磨。夫人耿和及女兒格格幾近崩潰，就讀中學的格格被迫中斷學業。

楊佳案二審開庭，全國各地聲援楊佳廣東江門發生流血衝突 10 月 8 日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三江鎮深呂村

10 月 13 日楊佳案二審開庭前夕，上海市民、來自全國各地聲援楊佳的民衆以及媒體記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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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000 多人聚集在上海市高等法院門前要求旁聽。上午 9 時警察開始抓捕訪民和圍觀的民衆，約 40 人被關了近 10 小時才放。律師在法庭上提出楊佳有精神病，要求司法鑒定，但被法官駁回。

哈爾警察將學生毆打致死 10 月 11 日晚，哈爾濱市鐵路文化宮附近的糖果酒吧門前發生一起惡性毆鬥案件，6 名警察將哈市體育學院一名學生當場毆打致死。死者親友和同學不滿民警的所爲，12 日聯合了 100 多人到公安局抗議，抬着林松嶺的遺體堵塞馬路。被害人林松嶺爲朋友慶祝生日，到哈鐵文化宮旁的酒吧慶祝，一行 5 人在門口與從酒吧中出來的警察發生爭執，警察 6 人都已喝醉，雙方厮打，致林松嶺死亡。網上也出現了事件的其它版本，真相有待證實。

律師决定受理毒奶案大陸毒奶粉嚴重危害國民生命健康，在有關當局的壓力下，各地律師被迫放弃受理該案。在上個月成立的志願律師團遭到當局封殺後，北京至少有 10 名律師决定受理毒奶案，同時在網站發布消息，希望受害者與他們聯繫。雖然已有律師代理毒奶案，但在當局的幹預下法院至今尚未立案。

蘇州官員貪腐案曝光 2005 年 1 月，蘇州市前副市長姜人傑被蘇州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罷免人大代表資格，免去蘇州市副市長職務。之後姜供出蘇州市政協副主席趙文娟等多名高官的貪腐行爲，導致趙文娟今年 8 月被“雙規”。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已赴蘇州調查官員貪腐案。姜人傑可能是 1949 年以來江蘇省涉嫌貪污金額最高的地市級官員。有關部門在搜查他家時，抄出現金據說有 23 公斤，地板下藏的都是錢。姜人傑的涉案金額估計達人民幣 9000 萬到 14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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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正龍因華南虎照案被判刑陝西農民周正龍因涉嫌僞造野生華南虎照片 , 9 月 27 日被陝西省地方法院一審判處 2 年零 6 個月有期徒刑，罰款 2000 元。當局指定的辯護律師張勇沒有爲周正龍做無罪辯護。批評者認爲造假事件並非周正龍個人所爲，背後必有地方官員參與。周正龍的妻子認爲即使判監一天也不能接受，誓言爲丈夫上訴到底，網民普遍支持周妻上訴，揭開真相。

新華網就假新聞向網民道歉 9 月 27 日訊新華網在首頁刊登短文，就 25 日刊登了一篇“27 日的新聞”向網民道歉。9 月 25 日在中共的“神七”飛船發射之前，新華網頁面上赫然出現 27 日的報導“太平洋上夜未眠，神七飛船第 30 圈控測記”。第一句話就是： “新華網遠望一號 27 日電（記者吳登峰梅世雄王玉山）27 日午夜，太平洋上夜未眠。”該報導隨後被很快删除。

韓國全面禁止進口中國含奶食物 9 月 26 日韓國食品醫藥品安全廳宣布，爲確保安全韓國政府决定，全面禁止進口中國含有奶製品成分的食物。並回收被檢出含有三聚氰胺食品。在繼歐盟及多國宣布禁止進口中國食品之後， 10 月 2 日俄羅斯也正式宣布禁止 1000 多種中國食品，指責北京方面關於有毒奶粉事件的信息通報缺乏透明度，俄總防疫師稱，該事件是有組織的犯罪。

芬蘭前總統榮獲諾貝爾和平獎芬蘭前總統阿提沙利榮獲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挪威諾貝爾委員會表示，阿提沙利 30 多年來調停國際衝突，爲世界和平做出貢獻，符合諾貝爾致力“民族之間相互友愛”的精神。外界在此前盛傳的熱門和平獎候選人，中國著名維權人士胡佳及高智晟則落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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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中國俄羅斯黑瞎子島主權交涉結束 10 月 14 日，中國與俄羅斯代表在黑瞎子島爲兩國在島上的新國界東段界樁揭幕，象徵黑瞎子島持續 44 年的主權交涉正式結束。有評論指出，北京政府放棄了黑瞎子島的全部主權，是割讓國土，討好鄰國一貫手段的延續。俄羅斯向中國移交了黑瞎子島西部 174 平方公里的土地。中俄兩國邊防部隊已經開始按雙方勘定的國界綫上崗執勤。黑瞎子島是一塊衝積而成的三角洲，中方把它歸入黑龍江省佳木斯市撫遠縣，俄羅斯則把它歸入哈巴羅夫斯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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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額資助的“德國之聲”廣播電臺的中文節目缺乏對中國人權的關注，甚至聘用親共人士擔任編輯，爲中共的人權踐踏詭辯。此信指出，隨着冷戰的緩解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一些民主國家的政治家和企業家們，爲了眼前的經濟利益放弃或减弱了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對專制國家的人民在政治上和道義上的支持。魏京生希望德國議會對這次的德國之聲事件給予充分重視，徹底調查相關人員和調整節目。又訊，張丹紅已被正式免去中文部副主任職務，保留編輯職務，恢復播音。

布什邀請徐文立參加“自由議程” 溫家寶抵紐約遇示威抗議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9 月 23 日抵達紐約出席聯合國會議，在曼哈頓下榻的沃道夫旅館外受到了國際人權團體和民衆的示威抗議，抗議活動持續了幾個小時。這是溫家寶就任中共總理以來首次出現在聯合國會場。

國際記者協會譴責中國當局限制媒體報導代表全世界 50 多萬名記者的國際記者協會（IFJ）10 月 16 日譴責中共中央宣傳部下達命令，阻止對毒奶粉席捲中國和世界的媒體報導的做法。國際記協認爲中國在這樣的問題上限制媒體報導是危害世界的做法，敦促中共撤銷中宣部命令，允許媒體自由報導毒奶事件。10 月 10 日，中宣部曾經下令媒體不要報導 10 月初雲南省由於嬰兒喝了毒奶後得腎結石的家長對國家質檢總局的訴狀。早前，中宣布曾命令 4 種報紙的記者，離開三鹿奶粉的生産基地河北省石家莊。要求媒體只能轉載來自官方的正面消息，强調正面報導政府處理此事的方式。

魏京生就“德國之聲”事件致信德國聯邦議會中國人權活動家魏京生就“德國之聲”事件於 10 月 1 日致信德國聯邦議會，批評由德國國家

美國總統布什和夫人勞拉 9 月 23 日邀請 1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異議人士及宗教人士在紐約曼哈頓外的總督島，召開了一次重申自由核心價值的“自由議程”。與會的美國官員有賴斯國務卿、哈德利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會後以自由女神像爲背景合影留念。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主席、布朗大學資深研究員徐文立應邀出席了會議。會議期間徐文立發表了兩次談話，提出要在中國大陸實現自由這個核心價值，首先應該從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開始。9 月底徐文立夫婦訪問加拿大，徐文立在約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就奧運之後的中國民主向何處去做了專題演講。

《天安門通訊》創刊六四 20 周年紀念活動專刊《天安門通訊》已於 10 月 8 日創刊。1989 年學運領袖王丹撰寫了發刊詞，主編為王天成。專刊的宗旨是動員更多的人參與紀念活動，實現在參與規模上與紀念的重要性相稱；促進紀念活動的組織者、參與者、支持者、關心者之間的溝通互動。雜誌開設兩個主要欄目，一是“紀念廣場”，發佈紀念活動規劃、準備、通知、建議、進展等信息；二是“當年風雨”，發表關於 89 民運、64 屠殺的回憶、紀念、訪談、評論及研究文章。還有一個互動欄目“我們的寄語”。刊物爲半月刊，明年 3、4 月後改爲周刊。投稿信箱：tiananmen20@gmai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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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作者編者

來信選載喚醒倖存者作為見證人《北京之春》編輯部：從中共建政以來，經過土改、反右、文革、六四、拆遷、計生、上訪，從下至上系統性製造種種血案，給中國人民遍蓋恐怖黑雲，有多少中國人無辜慘死在中共儈子手之中。在這些災難中，被整死的地主長輩固然不可能再發聲，爲什麽幸存的地主也一直沉默無語？通常一場災難發生之後總還會有一些倖存者。這些倖存者總會有一些成為那段歷史的見證人。我把這種人稱為“倖存者的見證人”，他們不祇是籠統的旁觀者，他們是受害見證人，他們不但承受了災難，而且可以向公衆講述他們身受的災難。中國這樣的倖存者見證人很多。 50 年代中共把我們長輩的財産侵占後，家父又失去教員公職，子女上學就業的機會都沒有，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賤民。本人實際上也是倖存者見證人。如果這些見證人都能够將自己知道的說出來，寫出來，在中國正義就會戰勝邪惡。我們一定要堅持傳播真相，再苦再難也要走下去。曼谷李日光 2008 年 9 月

異議人士被堵截一切活路《北京之春》編輯先生：這是一個在北京的朋友寄來的信，叫我寄給你們，看是否可以採用發表。我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你們看著辦吧。如果能採用其中一段做為讀者來信也行。讀者文緗敬上 2008 年 9 月 23 日文緗：從 1991 年開始，你和你的朋友不間斷資助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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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已出獄的異議人士。對於那些被無理剝奪了青春年華，在獄中苦熬十幾年的受害群體，我們所能幫助的錢，實在是少得可憐。它能起的作用就是給這些早被社會遺忘在角落的人少許溫暖。他們都知道遠方一位有愛心的老師在關注他們。今年我基本沒和這些人聯繫，奧運看得緊，除個別人外幾乎全部被監管起來。並非他們又招惹了國保（國家安全保衛部門），犯了“新罪行” 。當局對付這些異議人士早就基本堵截他們的一切活路，讓他們每天爲吃飯發愁。就這樣還擔心他們給偉大的奧運造成不和諧聲音。李海早在 6 月份就被國保關起來了，他是個很正直，同情心很強的人，原是中醫學院教哲學的教員，89 年在北京大學進修，趕上六四，由於他把調查得來的部分北海被捕工人的名單交給了‘大赦國際’人員，當局判處他 13 年監禁。出獄後除了發愁飯碗，人身自由更沒有保證，每年逢開兩會（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的 15 天前後，六四敏感日前後，重要外賓來訪，趙紫陽忌日等，他所住宿舍都由專人負責緊盯，不許出門。官方說奧運耗資 4000 億，我想這些錢並沒包括監管異議人士的消費。殘疾人齊志勇每到敏感日，都有 4 名員警日夜輪流看管。對付一個殘疾人都使出這樣大動作，奧運期間看管衆多異議者，申冤者等能不大量花錢嗎？這些錢不可能算在 4000 億中。舉辦奧運到底糟蹋了老百姓多少血汗錢？估計這筆糊塗賬將長期屬於國家機密。老齊原是個沒什麼文化的油漆工，89 年 6 月 4 日他下班路上被戒嚴部隊的子彈擊傷了大腿被迫截肢，如果他按殘聯（殘廢人聯合會）的意思說謊，不承認是當夜被戒嚴部隊打傷的，或許還有點兒戲，但是他堅持說是戒嚴部隊開的槍，從不過問政治的老齊逐漸地成為活躍的異議份子。一個只有一條腿，家中上有父母下有幼女的殘廢人，近 20 年來國保花在他身上的錢，如果作為賠償費給他，他能成為異議者嗎？可以說絕大部分異議者都是官逼民反的結果。大陸言實 2008-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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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運動2008年洛杉磯大會

王丹在中國民聯會議上講演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第十三屆代表大會部分盟員代表合影

民主中國陣線會議

中國民主聯合陣線會議

北京奧運和中國走向研討會

王炳章女兒王天安接受獨立評論採訪

圖片新聞

徐文立9月23日出席美國總統布什主持的“自由議程”

10月1日遇羅克的妹妹遇羅錦訪問本刊

9月25日溫家寶訪美之際洛杉磯人權團體在中領館前抗議

10月13日楊佳案二審群眾打出標語“刀客不朽”聲援楊佳

北京之春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號總第一八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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