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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選

北京之春

Beijing Spring Digest 2012 Oct. No.8.beijingspring.org. 二零一二年第四期 . 總第八期

大規模群體抗議事件延燒

9月7日晚12萬香港人在港府總部門前舉行反洗腦大集會。

北京之春文選

二0一二年第四期總第八期

BEIJING SPRING DIGEST 2012 Oct N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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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海：北京機場遭遣返記做愛國者，不要做愛國賊！呂耿松：廳長接訪日上訪記共和、民主、自由之關系論

谷開來死緩，薄熙來會判什么刑

BEIJING SPRING DIGEST（2012·Oct. No.8）

北京之春文選二0一二年第四期（總第八期）

《北京之春》雜誌社·2012年10月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目

錄

后生可畏后生可愛／胡平 …………………………………………………………… 1 一個冷血的微笑能夠隱藏多少秘密？／野火（廣東） …………………………… 2 戲說中國特色的“雞的屁” ／嚴家偉（四川） …………………………………… 4 高考黑幕及背后的根源淺析／王喜鳳（武漢） …………………………………… 6 聲援江西參選三杰紀行／隋牧青（廣州） ……………………………………… 11 政府官員是如何敲詐民營企業的？／張劍拔 …………………………………… 14 中原離中歐有多遠／焦國標（北京） …………………………………………… 18 廳長接訪日上訪記／呂耿松（浙江）…………………………………………… 24 6.29和田劫機真相探究／胡平 …………………………………………………… 28 “寡人無疾”還是諱疾忌醫／偉家（四川） …………………………………… 30 作家收費抄書是一次歷史的倒退／茆家升（安徽） …………………………… 33 中國教育摧殘人的秘密／喬新生（武漢） ……………………………………… 42 老人政治扼殺中國活力／陳破空 ………………………………………………… 44 谷開來死緩，薄熙來會判什么刑／周平 ………………………………………… 45 簡析薄熙來的“候補紅衛兵情結” ／畢汝諧 …………………………………… 47 華西村的敗象／溫克堅（浙江） ………………………………………………… 49 獨裁專制的社會制度是官員貪腐的根本原因／曉明（北京） ………………… 50 中國的政改，路在何方？！／春秋（北京） …………………………………… 62 《環球時報》社評泄露天機兼論90后壯麗登場／胡平 ………………………… 68 不只是迂腐而已／蔣儒平 ………………………………………………………… 70 評儒家憲政說／劉自立（北京） ………………………………………………… 72 “潛規則”一說忽略了什么？／劉思（北京） ………………………………… 75 中國共產黨的毛派、鄧派、維穩派、新毛派、民主／劉國凱 ………………… 80 共和，民主，自由之關系論／自立（北京） …………………………………… 85 釣魚島為什么在日本之手／于平 ………………………………………………… 91 做愛國者，不要做愛國賊！／思明（北京） …………………………………… 94 TPP全球“絕殺”中國？／鞏勝利（北京） …………………………………… 100 右派楷模劉文輝／鞏磊（山東） ………………………………………………… 106 我這二十四小時／肖國珍（北京） ……………………………………………… 108 親歷派出所4個半小時／杜婉華（北京） ……………………………………… 115 北京這一夜／子夜（北京） ……………………………………………………… 118 政治體制改革、政權體制改革與溫家寶的政績／王書瑤（北京） …………… 125 “計劃生育”禍國殃民／龐晶 …………………………………………………… 129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孫寶強（澳大利亞） ……………………………… 131 北京機場遭遣返記／于大海 ……………………………………………………… 133 【封面】大規模群體抗議事件延燒（7 月 28 日江蘇啟東數萬民眾抗議污染，佔領市政府。）【封二】圖片新聞【封底】9 月 7 日晚 12 萬香港人在港府總部門前舉行反洗腦大集會。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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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生可畏后生可愛胡平香港民眾反對國民教育運動一浪高過一浪。9 月 7 日夜晚，12 萬港人，身穿黑衣，聚集在港府總部廣場，聲勢浩大，場面壯觀。 9 月 8 日，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取消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三年死限，由學校自行決定是否開辦國教科目以及如何開辦。港人的抗爭終于取得了重大的階段性的勝利。香港民眾的這場抗爭已經持續了一年多。最早推動這一抗爭的是幾個中學生，其中一位名叫黃之鋒，就讀于基督教匯基堂主辦的匯基書院，1996 年 10 月出生，現在還沒滿 16 歲。早在去年 5 月，黃之鋒就和幾位同學一道，建立了一個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學民”的意思是，學生也是公民，也有公民的權利，也應該履行公民的義務，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思潮”這個詞來自五四運動。組織者決意以當年的學生運動為榜樣，追求民主與科學，堅持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而不只是盲目的愛國情懷。學民思潮的宗旨就是反對香港特區政府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他們認為，港府計劃推行的所謂國民教育，實際上是管制學生思想，浪費上課時間，浪費公帑，因此必須撤銷。除了大力推動反對國民教育運動之外，學民思潮也關心其他社會議題，積極參加其他的社會活動。從學民思潮組織成立至今，黃之鋒一直是這個組織的發言人。三個多月前，我發現了黃之鋒和學民思潮，在推特上加了關注，轉發他們的推文。那時，反國民教育運動的規模還不大。吸引我注意的是這些中學生的公民意識，對思想自由的堅持，對公共事務的關懷以及責任感。如今，黃之鋒已經成了公民運動的明星。我看了他的一段電視采訪，應答如流，理念清晰，措辭準確，語調從容。主持人李鵬飛問：你們為什么那么反對國情教育與國民教育？黃之鋒回答說：因為

我看到現在香港政府推行的國民教育，已經交給中國共產黨黨員教授編寫。我認為香港的教育應該由香港人編寫課程，而不應該由共產黨員編寫。現在的國民教育課程，竟然寫中國的執政集團是“進步，無私，團結”，這簡直是匪夷所思。國民教育從小學一年級開始，直到中學六年級。小學生沒有獨立思考能力，要是從小學一年級就灌輸這些意識形態，后果很令人擔憂。港人的反國民教育運動，在大陸人中引起強烈共鳴。在大陸，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灌輸更廣泛，更嚴重，后果更惡劣。不錯，在互聯網時代，大陸人也不難接觸到不同的聲音；當局自己在意識形態領域里，朝令夕改，口是心非，掛羊頭賣狗肉，也使得他們那套體系千瘡百孔，已經喪失了大半的欺騙功能。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灌輸就已經完全沒了功用。在今天，共產黨依然不遺余力地向國人灌輸它那套誰都不信了的謊言，其目的就是迫使大家對謊言麻木不仁，迫使大家習慣于生活在謊言之中，從而喪失對真理對正義的信念與追求。現在，黃之鋒已經變得很有名了，難得的是他還能保持冷靜和清醒。他并不以領袖自居，他把自己定位為群眾之中的推動者。不少長輩和旁觀者為他擔憂，小小年紀，暴得大名，會不會挨整？會不會跌倒？黃之鋒笑著回答： “他們想多了。”黃之鋒表示，他沒想過做政府工，也沒擔心被秋后算帳。他說： “我覺得做一件事，不是先去考慮后果，或最終結果；我是考慮那件事應不應該做。” 黃之鋒的事跡給人的最大鼓勵是－－“15 歲中學生都可以，你們也可以。” 還記得兩個多月前的什邡事件，也是一大批中學生沖到了第一線。我當時寫過一篇文章，歡呼 90 后壯麗登場。后生可畏，后生可愛。中國正值多事之秋，巨變前夜。自由民主大業擁有這樣的新一代，它必將贏得未來。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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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冷血的微笑能夠隱藏多少秘密？野火（廣東）

9 月 20、21 日這兩天，大陸幾乎所有門戶網站都先后刊登了兩則新聞：前一條標題是“陜西財政廳稱楊達才工資不屬于其公開范圍”，后一條則是，“陜西安監局長楊達才嚴重違紀被撤職”。僅僅一天之隔，事情就奇跡般地起了變化。就在早一陣，記者還爆料說打過電話給陜西安監局，詢問楊達才的處理結果。回答竟是： “我們楊局長天天都在上班。”這條消息在網上頓時炸開了鍋，人們在感慨官官相護的同時，也更加見識了當局蔑視網民正義呼聲的本質。隨著網民堅持不懈地搜素和揭露，這位以“微笑”和“佩戴名表”迅速聞名的安監局長一時演變成了一個公共事件。陜西省官方終于掛不住了。于是就出現了上述官方被動處理的一幕。這位被網民譏為“表哥”的貪官之倒掉，其實是一次偶然性事件。如果不是最初微博照片傳開他在“8·26”延安特大車禍現場，面帶微笑、冷漠以對 36 條生命的瞬間消逝的畫面，如果不是網民悄悄人肉搜素搜到了他的真實姓名和現任官職，如果不是網民依次曝光他在各種公開場合佩戴的 13 快名表照片，如果沒有網民堅持不懈的輿論壓力，我們很難想象楊貪官會如此轟然倒下。都說微笑是一把神奇的鑰匙，沒想到這位局長的一個微笑，使網民們不經意間拾到了又一把開啟官員貪腐案例的神奇鑰匙。可以想象，現在這位以微笑聞名于全國的貪腐局長，今后可能會談“笑” 色變了。也許他以后再也不敢輕易展露出他那著名的燦爛笑容了。的確，人們看到他在慘不忍睹的車禍現場居然還能笑得那么開心，那么冷血，這自然深深刺痛了所有網民的憐憫之心，并由此而在不經意之中揭開一個潛伏著的貪官背后生活奢靡的一幕。沒想到一個微笑，就能如此準確地挖出一個貪官隱藏深深的幕后秘密，可見中共官場的貪腐比例

何其驚人！但從這個意義上又可以說，揪出了這位楊貪官，卻并非是網民之福，而當為中共之恥。因為在從楊達才成為輿論焦點直到最終被撤職的這一過程中，每一個環節都是網民在積極參與和持續推動，與政府的反貪運動和機構人員“一毛錢關系都沒有”。換言之，它根本就不是反腐制度化或常態化的必然結果，而是網友們歪打正著的一次“意外”收獲。這些年來，正是網民們一次次接力式地揭發官場的黑幕，才把楊達才們一個個曬在陽光下，形成了一種倒逼機制。這不僅反映出公眾對官員群體的高度不信任，而且體現了網民漸已覺醒的公民意識和社會責任。當下，5.38 億中國網民已經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中共權貴階層通過這件事再一次領教了網民的強大力量。網民的力量確是無窮的。楊達才不是第一個栽倒在微博上的官員。早在 2008 年底，房產局長周久耕就因天價煙被網民圍觀并最終落馬。人們不由驚嘆于一根香煙點燃的反腐能量。2011 年 6 月 20 日，溧陽市衛生局長謝志強在微博上與情婦調情相約開房鬼混，也因文字內容十分曖昧而遭網友持續圍觀。溧陽市委最后不得不對其作出撤銷黨代會代表資格、停職檢查、接受組織調查等三項處理意見。我想，這位微笑局長也許今后見到電腦就會氣不打一處來，一聽到微軟就恨得牙根癢癢。他此時肯定在想，要不是網絡和網民，我今天會這么倒霉嗎？這里不妨簡略列舉一下網民人肉搜索楊達才的戰果：【1】手表 13 塊（其中一塊 3.5 萬元）【2】眼鏡 4 副（其中一副是“羅特斯”名牌，價值 13.8 萬元）【3】西服 4 套（其中一件是意大利著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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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ARMANI，價值 5 萬元）【4】手鐲 8 個（價值不菲，難以估計）【5】皮帶 7 條（待報價）以上名表等奢侈品，網上均“有圖有真相”。網友諷其“人民公仆渾身都是寶”！并調侃曰，如果再搜搜他的內褲，一定也是上萬元一條的！但說到底，以楊達才這只大官場中一個小小蝦米的職位而論，他肯定算不上公仆中最貪的。他只不過是這個腐朽官場的一個縮影罷了。網民感嘆，“看到一個小小楊貪就能如此奢華，網民現在才理解了為什么我們決不搞西方那一套，特別是官員財產公示的那一套，果真要命呀！”無怪乎在楊達才被撤職的幾乎同一時間，陜西省財政廳 9 月 20 日就在給湖北三峽大學在校生劉艷峰向陜西省財政廳寄送的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表的回函上，作出了如此大言不慚的回復： “劉艷峰同學：你的信件，我廳已于 2012 年 9 月 3 日收悉。謝謝你的關注。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你申請陜西省安監局局長楊達才個人工資收入事項，不屬于陜西省財政廳政府信息其公開范圍。祝你學習進步！” 我倒是由此看到，“90 后”的大學生作為新生代已經開始有了公民意識的可貴發軔，說明他們這一代人也在思索如何運用現有的法制資源去改變現狀、推動社會進步。這種變化令人欣慰。官員的工資取之于民，與民眾有著切身的聯系。一個用納稅人供養的國家工作人員的工資豈能作為 “國家機密”掩藏于公眾的視野之中。如果官員的工資也屬于國家秘密，那么所謂的“政府信息公開

楊達才在「8.26」重大交通事故現場的「笑臉」

條例”豈不成了廢紙一張？即便依據現有《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規定——“凡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切身利益的，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或參與的政府相關信息都應該公開”，刻意遮掩楊達才的收入信息，也是違反該條例旨歸的。故掩藏楊達才的工資收入，就無異于是侵犯了民眾的知情權。試想，連官員的工資都不能公開，遑論官員“家庭財產”？一黨之下私的官場，往往做賊心虛，一涉及到 “領導“的收入，就變得神秘兮兮，遮遮掩掩仿如“國家機密”不可觸及。在中國，人們都把“吃皇糧”的叫公務員，在美國則叫政府雇員，上到總統，下到辦事員，都必須放棄普通公民享受的部分權利———如隱私權。必須每月公示家庭財產。所有公務員的工資都是透明的，并且保證任何公民隨時可以查閱公務員的工資標準。這就是為什么在美國，人們很少聽到對公務員工資的微詞，因為美國公務員的工資標準是由人民給定的，也就是由人民的代表機構國會制定。美國法律還規定公務員工資不得高于私企，所以，公務員工資標準的制定從程序上就決定了公務員工資必須低于私企，因為私企工資在先，公務員工資在后，所以美國公務員的最高工資和最低工資都低于私企。但在中國，盡管官員們都喜歡以“公仆”自詡，當民眾需要他們公布收入時，他們就堅決抵制，罔顧民意，全都成了信息公開的“釘子戶”。這便為官員們失控的權力打開了脫離法制的方便之門。中共體制內的反貪，只有讓官員的財產公開，只有讓民眾監督政府，只有讓權力在陽光下進行，才能使反腐真正步入制度化的軌道。只有實現公平正義，才能作為社會穩定的基礎，而使用秘密拘捕和封殺言論來掩蓋社會的矛盾，反而只能走進越維越不穩的死胡同。正如此次楊貪官被“意外”一擊即中一樣，它恰恰反襯了中共制度化腐敗的不可遏止，也充分折射出現行反對黨監督格局的長期性缺位。雖然現在“一個微笑”，就“意外”地終結了一個局長的政治生命，但如果沒有網友發現的“反腐線索”，沒有形成制度化的反腐敗措施，沒有多黨制權力互相制衡的有效手段，那么完全可以預料，現行體制格局之下的很多問題官員，今后依然會吸取楊貪的教訓，更加隱蔽地逍遙于腐敗不堪、迷霧重重的官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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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說中國特色的“雞的屁” 嚴家偉（四川）

某日與幾個均已“改正”了的“原右派人員” 一起品茗聊天時，有位老兄講了個故事：一位富翁與其舊友在鄉間散步，忽見路旁有砣狗屎。富翁對其友說“你把這砣狗屎吃了，我送你一百萬”。其友果然吃了，于是獲得一百萬。隔了—會兒，這位老兄覺得自己受辱了，于是指著路旁另一砣狗屎說 “你把這狗屎吃了我也給你一百萬”。此時那富翁也對剛才損失了一百萬感到心痛，于是也把狗屎吃了，要回了那一百萬。正當兩人都感到惡心時，一位經濟學家走了過來說“剛才二位做的事我都看見了，恭喜你二位為我們社會創造了二百萬價值的 GDP。這當然只是一個笑話，但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 GDP 內涵中的某些屬性。所謂 GDP 又稱國民生產總值（GrossDomesticProduct），英文縮寫為 GDP。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例如一個季度或一年），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內全部經濟活動中所產生出的最終產品與勞務的價值。由此可見 GDP 只能反映經濟活動中所產生的產品與勞務價值的數額，卻并不反映其質量的好壞。甚至無用的、有害的產品與勞務所產生的價值也同樣一分不少的計算進去。因此 GDP 只能反映出這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狀況的規模，卻不能反映出其質量的好壞。故富于幽默感的網民，便用其諧音將其惡搞成“雞的屁”，體現出民眾對中共官方拜金主義與一味強調 GDP 數值的調侃與蔑視。

的。下一任上臺來，看著這里不順眼，那里不氣派，有礙形象觀瞻，于是一聲令下，翻修重來。尤其那城市中所謂的廣場，這—任領導要這種“風格”，下一任領導又要另一種“風格”，于是拆了又修，修了又折，隔幾年又來折騰—次。“修”，產生 GDP； “拆”，也同樣產生 GDP。反正花納稅人的錢，政府不會心疼，官員從工程中還會得到許多好處。你要來承包我這項工程，不給我好處，門都沒有。最后包工程的賺了錢，管工程的官員發了財，GDP 數字上升，領導有了政績，真是皆大歡喜。唯有納稅的老百姓該當冤大頭。至于那些“形象工程”、樓堂館所，富麗堂皇，動輒一擲百萬、千萬金，長期閑置，多年以后，甚至荒草叢生，只剩下一派“從來王侯歌舞地，而今只剩鳥雀棲”的凄涼情景。如此無用的 GDP 與那“吃狗屎”產生的兩百萬不也一樣的毫無意義嗎？城市如此，農村中也一樣。近年來以所謂“建設新農村”為名，把農民修建得好好的房子，強令農民通通拆了，重新規劃，重新修。而農民的房子幾乎都是近年新蓋的，絕大多數都是鋼筋混凝土全磚結構，再過五十年或一百年也不會成危房。可是當地政府要搞所謂“新農村建設”，于是強令農民拆了重修。當然中國又會增加一大筆 GDP，但農民卻是實實在在的遭受了人力、物力上的重大損失。這樣的 GDP 就不僅無用，而是害人。

無用的“雞的屁”

帶血的“雞的屁”

在中國官方公布的 GDP 數字中，姑且不論弄虛作假之事，即便在真實的數字中也有很大—部份是一種對社會無用的“雞的屁”。例如城市中的街道、馬路，人行道等等，上一任領導來才修得好好

中國煤的產量居世界之首。但中國的礦難的發生率與死亡率也是當之無愧的“雙料世界冠軍”。以 2004 年為例：中國共產煤 16.6 億噸，占世界 33.2%，但是全國的礦難死亡人數是 6027 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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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全世界礦難死亡總人數的 80%。同年，美國產煤近 10 億噸，但煤礦安全事故中總共只死亡 27 人。中國 2004 年的每百萬噸死亡率為 3.96 人，而美國是 0.039 人，中國煤礦事故死亡人數是美國的 100 多倍。近年來這種情況并未得到多少改觀。打開電視，這里井下透水，多少人被困井下；那里井下又發生“冒頂”事故，多少人被困其中；過幾天哪個井下又是瓦斯爆炸，死多少、傷多少….. 如此等等。這樣的事情，單就官方媒體報導了的，都已令人目不暇接，塞滿耳腔。至于那些規模不大，死人不多的“小事”，就更不知有多少被“和諧”掉了。當然，大礦難發生后每次都是領導對此高度重視，親自批示，趕赴現場，央視直播搶救現場，比奧運會還熱鬧。一旦礦工得救，歡聲震天，頌歌盈耳。好像是天大的喜事似的。感謝黨和政府更是必不可少的“主旋律”。但過不了多久，上一幕“戲”又照舊重演。有時還少不了官員來慰問作秀，甚至溫總理都在電視鏡頭前老淚輕彈，感人萬分。于是這一切搶險的費用，宣傳費用，所有的勞務支出，自然也與煤的產值一樣，通通計入 GDP，至于其中的血腥味有多濃，就最好別去問了。

有毒的“雞的屁” 中共權貴利益集團為了發展經濟，把 GDP 搞上去，不惜大肆破環生態，污染環境。煤炭、鋼鐵、石油以及一些有色金屬，化工原料都是污染環境的頭號殺手。而權貴資本只要有利可圖，便不顧—切的“大干快上”。同時為了節約成本，謀取高額利潤，根本不愿花資金去預防和治理污染。于是便任污水橫流，毒氣彌漫，廢渣亂拋。乃至殺雞取卵，竭澤而魚，濫砍濫伐，毀林而田，無所不用其極。最終大江污染，小河變臭、發黑，癌癥村，艾滋村，怪病村，—個又—個出現在神州大地。不少地域已成了不適于人居的地方。由此即使換來了中國煤、鋼產量世界第—，GDP 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但用人均計算則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而資源日漸枯竭，把“子孫飯”都預支來“吃”了。中國的明天將在何處？于是權貴、富翁們一個個已把妻兒子孫移民國外，資金更隨之外流，裸官處處皆是。連那“唱紅” 頌毛的薄熙來夫妻，也敢把幾十億的資金往國外轉移，終因造成海伍德同志光榮犧牲而東窗事發，夫丟官，妻入獄。這不過是一個不會處理官場關系的

“倒霉蛋”而已。而“維基解密”事件中竟爆出大陸高官在瑞士銀行多個巨額存款賬戶。最后不了了之。據網上批露，中國近 10 年貪官已轉移國家財產 500 億美元到海外，且幾乎永久性無法追回。因此有人斷言，再過二、三十年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窮的國家，決非危言聳聽。這樣的 GDP 最后受毒、遇害的當然是只能留在中國的普通百姓。至于在日常生活中，有毒的 GDP 更是隨處可見。從奶粉到肉類，從酒類到藥品，從萊蔬到水果，什么蘇丹紅，瘦肉精，敵敵畏，福爾馬林，漂白劑，直到高致癌的毒大米，幾乎無“毒”不入食。乃致含鉛玩具，有毒的寵物飼料也漂洋過海，去大鬧美國，大顯神威….. 這樣創造出來的 GDP 神話與 GDP 政績，不知是誰的光榮，還是誰的恥辱？！當然更不要說上世紀河南的“血漿經濟”造成的艾滋病禍，還有遍及全國的色情行業帶來“繁榮娼盛” 的巨額“勞務價值”，都足以讓—切有良知的中國人嘆息與汗顏。當局常以 GDP 數字的攀升來炫耀中國經濟的所謂奇跡，以此傲視世界。甚至被吹成什么“中國模式”，以掩蓋其一黨獨裁的落后政治制度。但透過炫目的數字，深入分析其“質量”，則不難發現，當今中國大陸的 GDP 除了官方統計數字上弄虛作假的泡沫（中共一貫擅長于此道）外，即使實際存在的數字中，也有很大一部份是無用的，乃至十分有害的，羞于見人的。這就是當今所謂中國經濟奇跡的金玉其表，敗絮其中的實質。 2012 年 9 月 2 日完稿

中共不惜大肆破環生態，污染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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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黑幕及背后的根源淺析王喜鳳（武漢）

我曾經是一名高中生物教師，教書的生涯中，所見到的一些現象令我驚秫，迫使我深思，不能不去探索中國教育亂象背后的根源。我于 1998 年畢業于山西師范大學生物系生物教育專業。畢業后，申請在當地最貧困的山區中學支教了 6 年，我的這一舉動轟動了全縣教育界，好多年里，被作為山區自愿支教的典型代表在全縣教育工作總結會上受到表揚。然而，就是這樣的舉動也沒有能夠“感動”聯校長（全鄉中小學的總校長）。 2001 年，全縣“合鄉并鎮”，很多小鄉鎮的中學撤銷了，和較大的鄉鎮中學合并為一處。我們所在的希望中學也被撤銷了，和中莊鋪中學合并到一處。就在這時，面對全縣中學非常缺乏受過高等教育的老師的局面，本來把我留在該中學都是非常難得的好事，聯校長居然無端把我分配到一個更加偏遠的山區小學去了！原因呢，僅僅是我沒有拿著禮物親自前去“探望”他，后來，由于我多次向縣教育局反映情況，聯校長才不得不在縣教育局的壓力下把我調回了初中。我本來是舍棄優越待遇，主動前往那種條件極其艱苦的中學的，沒想到做了那么多貢獻后，他們不僅不把我當做人才，當做“先進分子”善待，反而把我當做非法勒索錢財的對象，這使我忠貞報國的赤子之心受到極大傷害，也使我在教育生涯中第一次感到傷心絕望。然而，和此后的經歷比較起來，以上遭遇不過是小菜一碟。 2004 年，我前去縣城一中——渾源中學應聘高中生物教師，由于生物專業知識已經隔開了 6 年，我對自己是否能夠應聘沒有多少把握，但我的教學

基本功很扎實，所以在”過關闖將“之后終于通過了。盡管如此，我還是不得不給縣教育局局長送了 5 千元的紅包，而與我同時應聘的另一位物理教師雖然講課通過了，但由于沒有給教育局長送紅包，他所在單位的手續被教育局卡住，無法轉入渾源中學，也就沒能被渾源中學應聘。這一次成為教育界的腐敗黑風犧牲品的雖然是別人，對我的心靈震撼也絕不比前一次小，因為前一次通過反映情況總算使正義得到了伸張，而這一次我才發現，原來負責領導教書育人的機關，居然本身就是腐敗的源頭！從我真真實實經歷的那一次行賄起，我就感到自己成了一個道德上的失敗者，從此內心充滿了矛盾和痛苦，由此感覺到中國整個社會大風氣很不正常，權力和金錢綁架了包括教育者在內的太多人的道德和靈魂，從而使我們的后人被導向錯誤的方向；權力和金錢也綁架了法律，肆意橫行的潛規則成了中國社會的主流觀念，這就使國家在目前的軌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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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考場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運行下去成為一個可怕的夢魘。進入渾源中學之后，我開始親歷和耳聞一系列高考黑幕。高考事關一個國家的未來，因而在任何國家都非同小可，從我國來說，高考監考和閱卷也有著極其嚴格的制度。然而，實際情形如何呢？下面，就從幾個環節一一分述。

一、考場作弊傳統考場作弊的辦法和形式很多，第一，提前把考卷弄出來、找人替考、傳答案、對答案等等。但新型電子作弊工具出現后，上述現象就相對少了些。找人替考，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甲替乙考，乙不進考場；另一種是甲乙都報名，一起考試，甲乙互相寫對方的名字、考號、座號，收卷子時換過來。至于如何把甲乙分在一個考場里，是一個更加嚴重的黑幕，不得而知。其中的“換卷幫助”非監考官莫屬，這樣替考就萬無一失，百發百中。因為請來的槍手都是高手，一定是上年考了高分進入不錯的高校的尖子生。傳答案、對答案更離不了監考老師的“幫忙”。典型的做法是監考教師先走到甲生旁邊，小心地拿起甲的準考證———這很正常，監考官隨時可以檢查考場里任何考生的準考證。不正常的是，甲的準考證下一定壓著一片紙，紙上是甲做的答案。然后，再檢查乙的準考證。放下準考證后，甲的答案就到了乙的準考證下。當然，甲一定也是學校里的尖子生。

高考作弊器微型耳機很難被人察覺

至于利用電子作弊工具來傳答案的作弊手法更是“天衣無縫”。作弊考生通過隱形電子筆、橡皮或者耳機首先將考卷內容發送到考場外，然后經過場外專門人員的處理，再把相應的答案傳回到考場內發送給考生。與電子作弊工具和替考考生有關的人員，包括場外做題的人（一般都是高三的教師），負責發送答案的人員（出售電子作弊專訊工具），這些人和考生家長、替考考生、監考教師一起構成了一個嚴密的利益鏈條，很少被外界揭發和知曉。

二、監考“官”的角色考場作弊能否成功，關鍵是監考。一般來說，一個考場里有兩個監考，后來增加到三個，一個本區縣的，另兩個外區縣的。“幫忙”的總是本地的監考，外地的監考配合“協助”工作。監考“官”，都是中學教師，但他們被叫作監考“官”時就有了生殺予奪的權力：他睜只眼，某人也許就上不了大學；他閉只眼，這人沒準兒就上了大學。所以，甲地的教師去乙地做監考，是真的享受“官”的待遇，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乙地會早早地備好幾輛有空調的大轎車，恭恭敬敬地去請甲地的監考來。甲地最好的賓館也早就收拾妥當，吃喝享用外加送的東西，也一應早早備齊，一定會讓乙地的監考高高興興來，歡歡喜喜去，來了今年，想著明年。當然不會有明年，因為明年乙地的就不準去甲地了，即使是去也不是這撥兒“官”了。制度要求年年更換以杜絕弊端，好處驅動年年輪流利益均沾。超規格的禮遇必須有超規定的資金。按規定留下的報考費是肯定不夠的，那就或者悄悄地把報考費抬高，或者明白無誤地告訴考生要加收招待費。招待得好不好，有個很明顯的標志：看抓到的違紀考生的多寡。多，就說明招待得不滿意，還得加碼兒。如果兩地是競爭對手，招待的作用就不明顯了。我所在的縣與 L 縣在教學質量上難分伯仲，逢 L 縣來我縣監考，我縣的高考成績就明顯差些。而當我們的傳統友好縣來監考時，高考成績就可以感覺得到明顯提高。對監考“官”的賄賂具體又是什么樣的情形呢？對于傳統的或者利用電子工具作弊的考生，事先只需要給每個監考教師 300 元到 500 元的小費即可；對于替考作弊的，由于風險較大，考生家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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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她沒有接受，把事情告訴了該考區的監考主任，結果監考主任不但沒有阻止這位替考的學生，反而讓他堂而皇之的進了考場，并且還對左天星說： “你知道一定是替考的呀？若不是呢？耽誤了人家的考試，你負責呢？”結果他們沒有給左天星老師的本職工作予以任何肯定和表揚，還差點因為她檢舉揭發替考事件而把她排擠出教師隊伍。

三、閱卷中的人為“失誤”

監考老師在檢測考場中的金屬探測器得不同時賄賂與之有關的整個考場涉及到自己孩子替考的監考人員，這兩種作弊途徑一般都是通過監考工作人員或本地監考教師進行暗箱操作。即在開考前學生還未進入考場的那段時間里，在考場外和監考教師進行交易（因為考場里面有電子視頻監控設備）。這種暗箱操作除了工作人員本身可以撈到大量好處外，還要代替考考生的家長賄賂所在考區的主考負責人和一線監考教師，這樣，每個考場的三個監考教師每人至少可以獲得 2000 元或 3000 元的好處費，折合下來，一個考生光是替考的費用就至少得 10 萬元才能夠搞定。藝術考生所在的考場替考的現象尤為嚴重，三十個考生往往有二十多個是替考的，一場下來，每個監考教師就可以得到 4 萬到 5 萬元的好處費。每年高考結束后，所在考區的監考主任（一般是作為考區的學校校長）通過高考潛規則得到的好處費至少 30 多萬，至于縣區的教育局局長就更可想而知了。我在渾源中學教書的時候，曾負責一線監考工作四年，期間也被迫收過這樣的好處費。為什么說是被迫受賄呢？因為從上到下，整個計劃都是上面提前安排好的。考區監考主任早就收了替考考生的好處，所以考場上的替考現象都是預知的，若一線監考教師不按照潛規則受賄，相關領導立刻就會做出相應的“妥善”處理，并在事后一定會對拒絕收取賄賂的教師進行變相懲罰。最為典型的一次事件，就是我原來所在的渾源中學有一個叫左天星的教師，她剛剛畢業不到兩年，就讓她到外地監考。當工作人員給她紅包的時候，

閱卷過程中的失誤也令人觸目驚心。高考閱卷的人一般分四類。一、中學來的教師（最好的人選）二、其它高校的老師（也還過得去）三、各省師大的教師（差勁得不行了的老師）四、師大和其它高校的研究生（只為混錢的學生）由于改試卷 6、7 天可以有 1 千多元的報酬，相對來說是一個比較高的收入，因此被批準閱卷的大學所在的大學老師（包括在校研究生）幾乎是全軍出動，這些與高中教學根本沒有多大關系的人，卻成為改試卷的主力軍。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本科留校工作的人，沒什么中學教學經驗，卻成為試卷的把關者；還有一部分是年級輔導員，搞學生工作的，卻也承擔了修改試卷的工作；更不可思議的是，教物理的教師被指派改數學。高考閱卷的人中有三分之二的是這類不在高中一線教學的大學研究生。由此可見高考閱卷的效率和質量。為什么說高考閱卷的效率和質量低下呢？閱卷的過程究竟是什么樣的情形呢？下面就我所知的一些同事高考閱卷的經歷做一個簡單的陳述。由于試卷多，閱卷時間短，盡管高考閱卷工作事先都有一個很嚴密的統籌安排，但閱卷和復查中出現的錯誤卻數不勝數。閱卷失誤主要有以下三種情形 : 1. 錯給分數。如根據正規的閱卷分析，一道題考生本來可以得 8 分、10 分或 20 分，閱卷教師由于疏忽，或者為了趕進度，就一律給了 0 分； 2. 誤給分值。如有一個考生做對了一個 20 分的物理題，參考答案是用動能定理（能量守恒）給出的，而這位學生是用沖量定理做的，給了一個虛參數時間 t，解題程序本來完全正確，她卻看不懂考生的答題思路，就給了 0 分。 3. 死搬教條。有的題答案有幾種，但那些研究生為了加快閱卷速度就只記第一種，其他的答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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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本就不看，這樣若考生給出的答案和第一種不一樣，他們就全批錯。每個省高考閱卷的小組數目不一樣，主要有兩種類型：閱卷組和復查組，這兩類先有很多大的分組，每個大組又分為若干個小組，閱卷的每個小組有兩人，任務是兩人每天閱卷 50 ～ 70 袋，每袋 35 份試卷，共六天。這樣計算下來，全國閱卷和復查導致的失誤簡直就是個天文數字。復查出現的主要問題如下： 1. 只核對分數，不管閱卷本身的錯誤。為了趕進度，每個大組長不停地要求大家抓緊，按照規定每一道題都要求有一個人復查，這樣就大大增加了復查的工作量，因此很多復查人員就只顧前、中、后三個分數是否一樣，根本不會管閱卷本身對錯的問題。 2. 復查的教師復查和自己所教學科不一致的卷子。由于各科閱卷的時間是統一的，對于理科閱卷來說，物理組往往完成的最快，生物組最慢。大組長就要求物理組的任務完成后支援生物組的老師，由于“隔行不是藝”，物理教師很難看懂生物試卷，這樣的復查過程也就只是對照一下分數是不是加對了而已，對于閱卷失誤更無從發現。由此可見，高考閱卷的錯誤率奇高，這就是所謂的高考成績評定的公平？！

四、閱卷中公然作弊考卷收上來后，要先集中到省（市、自治區）里，然后再送往指定的閱卷點。閱卷點一般是省（市、

高考閱卷現場

自治區）內比較有名的大學。送到閱卷點的卷子還都是原始卷子———一個考場一本，裝訂好了的，封皮上有考場號和該考場內考生的起、止考號。有了這些，很容易就可以知道某考生的試卷在哪一本里。這很要緊。原始卷子是不允許與閱卷者見面的，杜絕作弊。原始卷子上的考場號和準考證號都必須要密封之后，代之以新的編號，新的編號與考場號和準考證號起、止考號是一一對應的。閱卷分成好幾個組。有的負責分卷，有的負責閱卷，有的負責復查。內部以一組、二組、三組等代稱。其中，保密組的任務之一是重新編號。新編號代表的是哪個考場，只有保密組的人能夠查得出來。閱卷作弊，必須先從破譯新“密碼”入手。保密組是必須攻破的首道防線。知道“密碼”后，就可以找到想找的卷子了。而找到卷子并按時發給指定的閱卷組，都不是容易的事———要從成千上萬本卷子里找出一本卷子，跟大海撈針也差不了多少，完成這一步驟，得打通分卷組。分卷組的某個分卷員沒準兒就會被要求何時把某本卷子分給某閱卷組。只有參加閱卷的大學院校的系領導才有可能這樣要求，因為系里的大小領導多是閱卷組的大小領導。要找的卷子發出后，這本卷子里特定的一份卷子，比如座號為“3”的卷子上，就會有個小紙條，寫著： “自己人的，請多多關照。”這樣，這份卷子上，可扣可不扣的分，就不扣了；可給可不給的分，就給了。尤其是作文分，多得 10 分 20 分很正常。而當卷子交回時，這張紙條又不翼而飛了。沒有人知道它從哪里來又到哪里去了，也不會有人追究。因為都是“自己人”。閱卷組組長的權力是很大的。他可以調閱、復查本組成員批閱過的卷子，糾正判得不合適的分數。一位 Z 教授說，他們教研室主任的女兒那年參加高考，按規定他就不能參加閱卷了，但這個主任隱瞞了自己女兒參加高考的事實，仍然參加了閱卷工作，并擔任某組的組長。女兒的卷子閱出來后，他拿來一看，嫌分數太低，就照著標準答案把女兒的答案全部“糾正”了一遍，接著把一個副組長叫來，說這個考生的卷子改錯得太多，沒法按規定讓每個閱卷老師一一糾正、簽名，由組長、副組長代替算了。最后，這份卷子得了 118 分（滿分 120 分），是當年該省該科的第一名。后來省里在抽查批閱過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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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子時“東窗事發”，才被揭露了出來。以上就是與高考有關的層層環節暴露出來的高考黑幕。由此可見整個高考過程中運用潛規則舞弊受賄的黑幕絕不比其他領域的少。近年來，頻頻被媒體曝光的高考舞弊丑聞一再敲響警鐘：我們的教育究竟出了什么毛病？有人曾簡單地將此概括為追求升學率的惡果。對此，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主任勞凱聲教授大聲反駁： “升學率只是借口，事實上，舞弊讓一些人得到了好處。” 有人對近年來發生的考試舞弊手段進行研究之后發現，高考舞弊已從夾帶紙條這樣的個體作弊演變成大規模的集體違法，巨大的利益鏈條是集體違法的溫床。研究者注意到，越是高考大省（考生多，分數線高），越容易出問題。他們認為，這是競爭過于激烈的負作用。大面積的替考舞弊只是一種表象，它映射的則是亟待完善的高考制度。 “鐵飯碗”打破后，分數高還是可以解決很多問題，如可以少花學費、可以考上名校、可以上熱門專業，畢業后被應聘的幾率高，工作好待遇高等。康健教授認為，現在我們口口聲聲提倡素質教育，但實際上還是學歷社會。學歷，一方面鼓勵人們追求上進，但同時，又有人為了學歷巧取豪奪。在學歷社會，出現替考、作弊現象毫不奇怪。因為學歷仍然是畢業后被應聘的一個硬性指標。 “我們的教育已陷入一種怪圈：教育的初衷是為培養人格品德健全、知識技能專業的人才，但現行的教育卻使相當一部分人為獲取受更高教育的權利，完全摒棄了教育的初衷，變得不仁不義不誠不信。在一些青少年身上，急功近利的思想表現得十分明顯。學生在成長的路上就學會了欺騙、不勞而獲。這樣的人讀書比不讀書對社會的危害還大。” 康教授對此十分憂慮。一位對現行高考制度極度失望的父親，將“極度厭學”的女兒在高三畢業前夕送往美國。他只為了結一個心愿： “讓女兒自由發展去吧。”女兒在美國半年幾乎獲得所有任課老師的共同評價： “極度聰明、好學”。據這位父親介紹，在美國，上大學不是選拔性考試，而完全是個人行為。申請一所大學，要學生過去 4 年的成績單、SAT 考試（由商業機構組織的大學入學資格考試，可考數次，以最好的成績申請）成績、老師的推薦信等材料，然后再參加學校的復

合考試。因為評價的因素很多，就很難作弊。而在中國，分數是惟一的標準，只要在分數上作弊就行了。康健教授也表示，我們研究了多年的教育，也嘗試研究高考制度改革，現在發現，我們自己也很缺乏想象力和創造力。我們的研究，大多是在體制內做文章。超出這個體制，會是什么樣子，沒有人敢想，也沒有人敢做。我們研究來研究去，都沒有跳出“如來佛”的手掌。曾有許多專家建議，將中國大學的入學難改為畢業難。比如清華北大這樣的一流學院，本科每年級保持 10％的淘汰率，差一些的學校可以低一些。這樣，那些找人替考上大學的人，就無法畢業。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劉海峰教授認為，大規模選拔性統一考試是一把鋒利的雙刃劍，尤其是高考長期實行之后，其利弊得失都充分顯露出來，因而，高考制度改革已變得十分緊迫。以上學者的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高考舞弊層出不窮的根源，歸根結底還在于中國的政治體制，由于權力等級制度的建立，由于各種公權力不受監督和制約，因此，高考舞弊不僅僅是由教育體制腐敗導致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乃至軍事等各個方面存在大量的腐敗現象，都在全方位的向高考領域滲透，如此一來，僅靠高考改革想杜絕高考舞弊豈非癡人說夢？

家長在考點外等待參加考試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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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聲援江西參選三杰紀行隋牧青（廣州）

7 月 23 日下午 5 點，應郭飛雄先生之邀，我、二郭（老郭：郭飛雄、小郭：維權人士郭春平）、獨立制片人朱日坤及其助手李勇秀一行五人驅車趕赴江西新余。此行主要目的有二：一、聲援時常被國寶騷擾、毆打的江西新余獨立參選三杰：劉萍女士，魏忠平、李思華先生。方式是由朱日坤、小李為他們錄影、錄音，留存影像資料，我們三人視具體情況提供必要的法律幫助，做好廣州和北京兩地律師界起訴不法行為的前期準備；主要目的在于嚇阻未來可能發生的暴力毆打，而不是增加鼓動仇恨和激化對抗，這基本上是一種以博弈制衡促進寬容和解的思路。二、游覽新余風景區仙女湖。一路都是由朱日坤開車。老朱是廣東博羅人， 1977 年生人，畢業于北大光華學院金融專業，但從 2000 年畢業以來，基本都在從事與金融無關的錄影制片工作，如今老朱已是在國際上頗有名氣的獨立制片人了。那幾天有臺風襲粵，廣州預告有大暴雨，出發前還有些擔心，因為北京一場大雨僅官方宣布就死掉幾十人（實際死亡人數還不要十倍以上？）。但我們啟程后老天甚為關照——一路無雨。因為夜間行車，一路我們不停聊天，除排解旅途寂寞，最主要目的是讓司機老朱可以保持相對清醒。路上聊天我有個意外收獲：談到可能因為癡迷于看國產動畫片，我快四歲的兒子最近總是很叛逆、暴戾，還特愛講粗話、臟話，老郭和老朱給了我一致的意見：絕不讓孩子看電視，尤其不能看國產動畫片——不但會傳染孩子不良價值觀和壞習慣，還會降低孩子智商，要盡可能多帶孩子在戶外活動。新余之旅結束后，我立刻執行了他倆的建議，在過去近一個月里兒子狀態已明顯改善。于我而言，僅

此一事即不虛此行！老朱助手小李是個來自四川綿陽的 18 歲少年，向我們介紹了什邡騷亂的一些情況。據小李聽聞，鎮壓什邡民眾出手最兇狠的應該是綿陽警察，因為是外地警察，出手顧忌較少。大家還談起對獨立參選的看法，一致肯定參選的價值，但對參選人物則臧否不一。老郭特別稱贊江西新余三杰的勇敢，認為其他地方獨立候選人主要是知識份子，而劉、魏則是被稱為底層的工人，在工礦市鎮第一次出現選舉 - 動員模式，特別有意義。對某些參選人強調參選的非政治化，老郭很不屑，認為參選本來就是高度參與政治的行為，豈可淡化甚至抹殺其政治色彩？這實質是在傳播恐懼。而對于有民運人士微博上聲稱在換屆年一段時期內不要“動”的說法，老郭也很不贊成，認為公民維權不能總盯著廟堂，否則也是在傳播恐懼，為李旺陽先生之死呼吁和高調拜會新余三杰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沖破這種心理恐懼。談到微博話題，老郭說到 05 年左右和范亞峰、

李旺陽胞妹李旺玲對着哥哥的遺像悲痛欲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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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高智晟等人一起維權時，他就極力主張政治化維權，被某些人著文批評搞政治，過于激進；而從去年他出獄，網上一些半瓶水又不時攻擊他是改良派、保守派，不知老郭他們從頭到尾都是純正的政治維權派，意欲通過政治維權，推動憲政民主進程。這些年政經環境惡化得很厲害，人們言論激切是自然現象，但污名化老維權，肯定是非常過分的。車行一夜，第二天早上近五點鐘到達新余。途徑新余舊城，發現路面凸凹不平、路況很差，路兩旁建筑陳舊破敗（據說主要是新鋼的職工家屬宿舍），恍然有回到 80 年代之感。到了新城區（新余政府所在地），與其他城市趨同的面貌顯現，路況、市容煥然一新，又重返 21 世紀了。在新城區隨便找了家小賓館住下，抓緊時間睡覺。十點多起床吃早餐，小郭聯系了劉、魏。魏很快騎摩托車趕來，帶我們到一家純正江西菜館吃飯。劉萍與兩位朋友遲些趕到，解釋說因為已高中畢業的女兒被當局洗腦嚴重盯她很緊；李思華則因上初中的女兒突然離家出走，無法趕來。而其女兒的離家出走，又與國寶時常騷擾致其女兒長期精神高度緊張有關。老郭與劉萍相識于烏坎，小郭與劉萍在東師古有過一面之緣，其他人皆互為初識。簡單寒暄落座后，老郭提議按我們在廣州的習慣，在座諸位先依次發言幾分鐘，簡要介紹自己經歷和理念。而后在邊吃邊談中老朱和小李就開始了錄影。劉、魏先后介紹了自己參選過程中遭受的打壓和參選后時常被國寶騷擾、毆打的情形：劉萍曾被國寶脫光衣服打到小便失禁，而前來探望她的杭州王成律師被國寶雇傭的流氓打至昏死，其他探視網友均遭遇毆打；而魏忠平則被國寶打斷了幾根肋骨，如今還在控告中。魏講起其參選動機緣起于 89，隨后 90 年代初成功競選并當選過單位團委書記，做了一年才被拿下（可見雖然經過 89 的政治倒退，90 年代的政治氣氛還是比如今明顯寬松一些，近十年本就很糟的中國政治文明倒退很嚴重）。劉、魏、李皆為年近五旬的中年人，除李是黨校教師，劉、魏并無較高學歷學識，卻因見識了太多當代的黑暗而憤然參選，從為一己維權走到要為眾人維權、表達政治訴求的道路，殊為難得。（晚餐時李思華還談到參選過程中，對其曾遭受的司法不公絕口不提。）劉萍的兩位朋友一男一女（名字忘記了）兩位中年人，都表示下屆一定要參選人代。其中男士豪氣地說：我不但要選代表，將來還要參選總統！如在其他場合，我可

能心里會嘲笑其夜郎自大，但這個場合，我卻有所觸動：一個言、行皆無出眾之處的中年人能有如此豪氣，誰說在我們這代人手中不能結束專制？！午餐后劉萍的兩位朋友告辭，由老魏騎摩托帶路，我們六人擠一部車馳往仙女湖，再次經過那段 80 年代舊城區，劉萍告訴我們她就住在舊城區，并很抱歉的說沒法邀請我們登門做客了。我們當然理解：劉萍家門口都公然安裝著監控攝像頭，如此公然肆無忌憚踐踏公民權利的事情就發生在一個宣稱人權比美國好五倍的國家啊！仙女湖很秀美，碧水繞青山，空氣清新。湖邊有個木質別墅狀旅館，外面停滿檔次不低的小車，顯是個官員和有錢人消閑的去處。我們先在湖邊分別合影留念，老朱脫衣下湖游了圈泳，然后我們一行來到那個消閑旅館。旅館外面長廊里有很多木椅、藤椅，坐在那里，劉、魏開始分別正式錄影，再次講述他們參選被打壓和選后經常被當局騷擾毆打的經歷以及他們對一些政治議題的看法。錄影結束時已是傍晚，還下起了不小的陣雨。我們冒雨返回新城區吃晚餐，老魏路上就訂好餐館，并叮囑訂餐的朋友坐在房間不動，以免國寶安裝竊聽裝置。趕到餐館剛下車，劉萍就有些神色緊張地告訴我們：國寶來了，大隊長帶隊，在對面餐館和我們預定房間隔壁都有國寶。我們已經預料到這種場景并習慣于這種場面，尤其老郭，更是家常便飯，所以并不意外。劉萍還曾和老郭說，擔心當晚在賓館會遭遇黑社會刀棒伺候，老郭說，歡迎歡迎，如果他們過來砍，他將轉 360 度，讓他們砍個夠。大家如常進入預訂房間，這次中午那兩位朋友沒來，換了三位新的朋友到場（其中一對夫妻），李思華在聚餐快結束時才匆匆趕來，還就參選中一個重要的技術性問題介紹了他的成功經驗。席間老

左起：魏忠平、劉萍、李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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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郭還向大家簡要介紹了維權運動的歷史和一些主要人物，我是第一次聽到，算是補課。晚餐聊得也很痛快，意外地國寶沒來騷擾。大家分手時劉萍再次表示，很擔心我們的安全，一再告訴老郭小心，因為來新余探望他們的外地網友均遭毆打無一幸免。老郭告訴她，他是被打出來的，不怕打；如果怕就不來了，讓她盡管放心。如果遭遇什么，反而是好事，說明沒有白來。隨后我們驅車在新余市內逛了一圈才返回賓館，剛到賓館，發現賓館外面大批警察和便衣，掃了一眼感覺至少有十幾個人，大家立刻意識到這是沖著我們來的。果然上樓時，賓館老板追上來好心告訴我們，已經查過一次房了，還要查第二次；如果怕事就躲避一下云云。我問，這里經常查房嗎？老板神色緊張：開業多年來第一次。我們當然不會躲避，回到房間洗澡、躺下，等發生什么。果然熄燈不久，就聽到其他房間的敲門聲——這群混蛋，明知我們住的房間，還要裝模作樣騷擾別的旅客。不一會，我們房間敲門聲響起（我和二郭三人住一間房，老朱和小李住另一間），老郭一邊大聲說， “等一會兒！”一邊快速用手機發了一條“警察第二次查房”的微博，然后才去開門。而我則有意赤裸上身等著看看第一次經歷的國寶騷擾到底是個什么陣仗。門開了，轟然涌進十幾個穿制服的警察及混雜的幾個中年便衣（老郭后來說中年便衣應當是國寶的頭兒），其中一個警察拿著攝像機對著我們錄影，

我大聲制止他們，告訴他們我是律師，未經我們允許，他們無權錄影。領頭一個年輕小警察說他們有權，我問法律根據何在？他說根據警察法和他們內部工作規定；我又問根據警察法哪一條，他遲疑半天回答說第五條；我知道他在胡說，告訴他我還沒穿衣服，錄影侵犯隱私權。小警察這次聽話，馬上告訴暫停錄影，等我穿好衣服。然后問我們來新余干什么，老郭反問，這個賓館有人涉嫌黃賭毒嗎？搖頭；那我們有什么可疑嗎？答例行盤查，希望我們配合。這時老郭對帶頭警察挑明：我知道你們為什么來，不就是因為我們來見劉萍他們三人嘛，他們參加民主選舉，是正義的。公民之間的見面難道不是再正常、自然不過的權利嗎？警察們皆不回答，看了下我們的身份證便撤了。事后翻閱《警察法》，如意想中的根本沒有盤查方面的規定。那么很顯然：賓館房間屬于私人處所，非公共場所，在不能確認旅客有犯罪嫌疑情況下，未經旅客許可，警察無權對旅客錄影，否則就是濫用警察權力，侵犯旅客的隱私權和人格權。而警察內部規定只有約束警察行為而無約束公民行為的效力。第二天上午按計劃返穗，老郭沒有同行，獨自赴京（隨后出現了他因拜會曹思源先生被京警抓捕強制遣返廣州并第二次進軍北京的一幕）。返程經過老朱家鄉惠州博羅，見到路兩旁和山坡上到處是桉樹林，經老朱介紹方知桉樹是一種能快速成材（約二、三年即可成材）、適于造紙的經濟樹種，但對環境破壞極大，不但桉樹周圍其他樹木、植物難以成活（只生雜草），而且地下水都是黑的，類似魚類中的鯰魚（據說云南某地專門大面積種植桉樹，供應一家全球最大的印尼造紙公司——金光集團）。但地方政府出于經濟和私利考量，大面積行政推行種植歷十余載，而民眾貪圖個人短期利益而跟風種植。如今桉樹危害已盡人皆知，政府也開始收斂，而很多民眾卻仍然欲罷不能，桉樹引發的生態危機是不是很像極權下的社會生態？ 2012/8/23 郭飛雄在新餘向劉萍、魏忠平請教參選經驗。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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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員是如何敲詐民營企業的？張劍拔

46 歲的孫小平是浙江省安吉縣工商聯副會長，此前他擔任過安吉縣農業局辦公室主任、永和鄉副鄉長。孫小平和他的現任妻子方明敏擁有一家規模不小的企業，即安吉宏欣椅業有限公司。為了掩人耳目，宏欣椅業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孫小平的岳父，出面辦事的是方明敏，但實際運作公司的是孫小平。所以，孫小平兼有官員和商人雙重身份，他的主要精力花在公司經營上而不是作為一個官員為政府提供服務。孫小平絞盡腦汁，想擠進億萬富翁的行列。終于，他等到了一個機會。

政府違約，民營企業家陷絕境 1958 年出生的游繼承是安吉縣遞鋪鎮梅園村的農民企業家。2003 年 8 月 11 日，游繼承和上海

客商跟安吉縣政府所屬的安吉縣審批辦證服務中心（甲方）簽訂了一份《引進竹膠板生產企業的協議》，并成立了“安吉通用竹膠板有限公司”。協議第一條規定，該公司落戶在安吉縣經濟開發區萬畝村萬畝工業小區；協議第二條規定，甲方在開工建設階段為乙方辦理一切手續，但費用乙方負擔。協議簽訂后，公司在建設階段，遇縣政府招商的“大學城” 項目將該企業用地劃進了紅線內，縣經濟開發區管委會要求公司“小項目讓大項目”，暫停建設，并答應在塘浦工業園區以優惠的條件給予安排廠房用地。后“大學城”流產，公司在廠區內的三通一平、房屋基礎設施等已投入不少，公司廠房材料及機器設備退定、產品定單賠償等等，損失 200 多萬元。政府沒有一分賠償。這一停又停了兩年多，合作伙伴上海客商感覺不妙，就提出退股撤資，因來安吉投資是游繼承力邀，彼此又是好朋友，所以游繼承就將這個爛攤子接了過來。陸續蓋些鋼棚準備生產，又因 2008 年初的一場大雪將鋼棚全部壓塌，當時因經濟緊缺沒有投保，損失慘重。游繼承咬咬牙在民間借貸進行了災后將廠房重建。因負債 300 多萬元，自己無力經營，游只得將廠房先出租，收回租金后再投產。邊建邊辦理土地出讓手續，這種情況不僅在安吉普遍存在，在全國也基本如此。游繼承沒想到，守株待兔、乘人之危的孫小平副會長，已給他設下了一個陷阱。

孫副會長趁火打劫孫小平

2008 年 10 月初，孫小平把游繼承叫到安吉縣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政府大樓 838 辦公室，與游繼承商談廠房租賃事宜。孫小平知道政府沒有履行批地手續，就問游繼承： “你的廠房房產證、土地使用證都還沒有辦吧。”游回答“是”。孫說： “你想不想辦？”游說： “那當然想辦！”孫說： “那你把廠房便宜點租給我。我在縣政府上班，幫你跟他們（指辦合法手續的官員）打個招呼，比你跑 10 次都強。”游說： “那好啊！” 于是就以每平方米 5 元一月（別人是 6 元）的價格跟孫簽合同，貪心不足的孫副會長要求簽 6 年合同，游老板為了想孫幫他快點辦出土地審批手術，只好同意了。2008 年 10 月 31 日，雙方簽訂了《廠房租賃協議》，約定安吉通用竹膠板有限公司將其位于安吉縣遞鋪鎮萬畝工業園區梅園公路旁 5046 平方米的廠房租與安吉宏欣椅業有限公司使用，租賃期限 6 年，自 2008 年 11 月 8 日起至 2014 年 11 月 7 日止；前三年按租賃面積每平方米每月 5.0 元計算，合計不含稅年租金人民幣 302760 元整，后三年按每平方米每月 5.5 元計算，合計不含稅年租金 333000 元；租金付款方式按照先付后用原則，第一年租金于 2008 年 11 月 5 日前支付，以后每年于 11 月 8 日前支付；如承租方逾期支付租金，應向出租方按應付款的日 1％承擔違約金，超過 2 個月仍不向房東支付租金的，出租方除要求承租方承擔違約責任外，還有權終止本租賃協議。協議簽訂后，游繼承按約交付了協議項下的廠房，孫小平也按約支付了第一年租金。孫小平在付了一年的租金后，就打算賴賬。 2009 年付款期到了后，孫小平沒有按期付租金。游繼承去催了他多次，但孫小平一拖再拖，不交租金，2009 年 11 月 18 日游說：按合同約定的滯納金都有 3 萬元了，你馬上給錢我就不收滯納金了。孫小平兇狠地說： “你想要我的滯納金？你的廠房都是我的！”無可奈何之下，游繼承只得于 2009 年 11 月 19 日向安吉縣法院起訴，要求孫小平履行支付租金的義務并承相應的違約責任。孫小平本想利用游繼承未辦土地使用手續的 “軟肋”，狠狠地敲他一筆，沒想到被對方告上了法庭。在他看來，這游繼承是吃了熊心豹子膽了。于是他心生一計，在游繼承起訴后的第四天，他將本應向游支付的 302760 元提存到安吉縣公證處，并由公證處通知游領取租金時提供租金發票。2009 年 12 月 1 日，孫小平向法院提起反訴，要求法院判游賠償因未提供第一年租金發票造成孫小平的 “損失”人民幣 51469.20 元。因孫小平的無賴行為，

游繼承一方面繼續與孫打官司，一方面只好到稅務局繳納第一年度廠房租金的房產稅 73807.17 元，開了租金發票，到安吉縣公證處領取第二年度的廠房租金 302760 元。這樣，他實際得到的廠房租金是 228952.83 元，不足協議規定的每平方米 5.0 元。

機關算盡的賴賬術 2008 年 10 月 31 日簽訂的《廠房租賃協議》共有兩頁，關于租金的規定在第一頁，其中第 4 條是約定： “租金：前三年按租賃面積每平方米每月 5.0 元，合計不含稅年租金人民幣 30.276 萬元整，后三年按每月 5.5 元 / 平方米，合計 33.3 元”。當時簽協議時，游繼承要求在兩頁都簽上名字，孫小平說要蓋騎縫章，但又說章不在，明天再蓋。第二天游去找孫，孫說他在外面。過了一個星期再去找他，還是沒有找到。因為游想托孫辦批地手續，想想這事也沒有多大關系，就擱下來了。所以這份協議沒有騎縫章，只有后面一頁有雙方簽字。孫小平的宏欣公司所持的協議中，“含稅”前面沒有“不”字。顯然，兩份合同有一份被人動了手腳，這兩份協議因此被人稱為“陰陽合同”。游繼承請求法院對“陰陽合同”和打印協議的電腦（孫小平辦公室電腦）進行技術鑒定，卻遭到安吉縣法院民庭庭長來燮元的百般阻撓。來燮元威脅游繼承說，審理案子的是他手下人，判決結果會對他不利，勸他放棄訴訟。遭到拒絕后又故意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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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繼承

北京之春文選時間，對真假合同及電腦不予鑒定，在案件未審結的情況下作出終止鑒定的通知書。2010 年 10 月 25 日，《浙江工人日報》以《陰陽合同之謎何日揭開》為題對該案進行了報道，來燮元的徇私枉法行為也被揭露，鑒定才得以繼續進行。開始鑒定時，因孫小平對電腦設置了密碼，系統無法打開，孫小平謊稱密碼忘記了，鑒定無法進行。后游繼承聘請了電腦技術專家，再次向法院申請對打印該合同的電腦進行技術鑒定。電腦專家當庭破解電腦密碼，進入了系統。但電腦中并沒有發現該《廠房租賃協議》的文本。專家表示，如果協議確實是該臺電腦上打字的，盡管刪除，但通過技術手段可以恢復數據。為查明真偽，游繼承要求法院繼續進行司法鑒定。鑒定結果是：通過對電腦主機進行數據恢復，從電腦主機中提取四份已被刪除的《廠房租賃協議》，其中三份未能有效打開，能打開的第四號《廠房租賃協議》文檔內容與孫小平提供的《廠房租賃協議》一致，即“含稅”。該文檔創建時間為 2008 年 10 月 31 日 21 時 17 分 05 秒，修改時間為 2008 年 10 月 31 日 21 時 20 分 10 秒，最后訪問日期為 2009 年 11 月 30 日，刪除時間也是 2009 年 11 月 30 日，這正好是孫小平提出反訴的前一天。事實證明，孫小平在游繼承于 2009 年 11 月 19 日提出起訴后，先向安吉縣公證處提存了第二年的租金 30.276 萬元，11 月 30 日在電腦上修改了原協議文本，將“不含稅”中的“不”字刪掉，將沒有簽過字的第 1 頁重新打印，與原協議中的第 2 頁合并成一份假合同，然后根據這份假合同向法院提出反訴，要求法院確認游繼承在領取租金時應提供租金發票。一字之差，他就輕而易舉地“賺”取 73807.17 元，六年可獲近 45 萬元。

黔驢技窮，反咬一口 2010 年 10 月 8 日，孫小平致函游繼承，通知其憑租金發票領取第三年度租金，也就是說，他還想賴掉 73807.17 元租金。游于 10 月 15 日回函，告訴孫第三年度租金應于 11 月 8 日前支付，不含稅金租金為 302760 元，按稅法規定換算后的年租金應為 376567.17 元，孫若要稅金發票應由自己承擔稅金。孫小平不予理睬，并故伎重演，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又把租金 302760 元提存到安吉縣公證處，并要游憑租金發票領取。此時，孫得知國土資源局因游繼承未辦好用地手續而對游進了行政處

罰，于是孫從公證處領回了其所提存的租金，稱要交到國土局，但實際上并未繳納。根據安吉縣人民法院（2009）湖安民初字第 1105-3 號民事裁定書，因游繼承未辦好用地手續，他與孫小平所簽的《廠房租賃協議》為無效合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城鎮房屋租賃合同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第一款“房屋租賃合同無效，當事人請求參照合同約定的租金標準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費的，人民法院一般應予支持”的規定，游繼承于 2011 年 2 月向安吉縣法院再次起訴，認為原、被告簽訂的《廠房租賃協議》已被認定無效，被告應將房屋退還給原告，且其協議雖無效，因被告已實際使用了原告提供的廠房，按照法律的規定，被告應向原告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費并賠償其延期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費的利息。孫小平答辯稱，本案涉訴標的物在出租期間已被行政處罰沒收（事實上并沒有沒收，因為游繼承提出申訴后，安吉縣國土局已撤銷了處罰），被答辯人已不是涉訴標的物所人，無權要求他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費及利息。這個官司涉及到三個法律關系：一是游繼承與孫小平之間由房屋租賃產生的民事法律關系，二是游繼承和安吉縣國土局之間由用地手續產生的行政法律關系。三是游繼承與安吉縣政府因招商引資產生的政府合同關系。這三個法律關系既相互獨立，又有一定的聯系，作為政府官員的孫小平鉆了第二個法律關系的空子，想借此敲詐。對法律、政策有一定的了解但并不精通的孫小平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生命。游繼承與國土局之間的行政法律關系，是基于他與安吉縣政府之間的政府合同關系產生的。如果沒有那一紙《引進竹膠板生產企業的協議》，就不會有游和孫之間的租賃，也不會有國土局的處罰，更不會有這場官司，當然也不會有游繼承 400 萬元的損失。政府合同是指政府及其工作部門在行政管理、公共服務以及民事經濟活動中，作為一方當事人所訂立的涉及國有資產、財政資金使用和自然資源、公共資源利用的協議，包括以下類型：（一）基礎設施等國有資產（包括無形資產）的建設、出租、轉讓、承包、買賣、物管合同。（二）土地、森林、荒地、水流等國有自然資源使用權的依法出讓、轉讓、出租、承包合同；（三）行政征收、征用、委托合同；（四）特許經營合同；（五）政府招商引資合同；（六）與有關單位簽訂的合同意向書、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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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書等；（七）其他以政府及各部門為一方當事人的合同。安吉縣審批辦證服務中心和游繼承所簽訂的《引進竹膠板生產企業的協議》屬于政府合同中的第五類。政府合同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由于一方當事人為政府，合同內容涉及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務，所以具有行政管理性質。另一方面，由于另一方當事人為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同內容涉及民事經濟活動，所以它又具有民事法律行為性質。政府合同在法學上屬行政法學，在中國它的行政性質更濃，事實上合同雙方當事人在主體上并不平等。但是政府合同作為合同法意義上合同，合同內容主要是民事經濟活動，在理論上雙方當事人是平等主體，一方違反了合同另一方要承擔違約責任。在安吉縣審批辦證服務中心和游繼承所簽訂的《引進竹膠板生產企業的協議》中，由于政府違約，即在開工建設階段沒有為乙方辦理好用地審批手續，造成乙方損失 400 多萬元。政府擁有行政權力和公

政府官員是如何敲詐民營企業

共資源，它可以采取一些靈活變通的手段來彌補給乙方造成的損失，以代替承擔違約責任。所以，當 2009 年 5 月 10 日安吉縣國土資源局作出安土資監罰字第【2009】第 393 號行政處罰決定書后，又于同年 6 月 29 日向安吉縣政府出具意見書，聲明對游繼承的企業用地指標下半年會優先考慮土地報批手續，并建議對游的處罰按《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五十二條有關規定暫緩。2011 年 5 月 24 日，安吉縣國土資源局撤銷了安土資監罰字第（2009）第 393 號行政處罰決定書。在本案中，國土局的行政處罰與縣政府的行政合同具有關聯性，但游繼承與孫小平的廠房租賃合同完全是獨立的，沒有任何關聯性。所以該案再次起訴后的爭議焦點是：一、游繼承是否有權收取涉案房屋占有使用費；二、宏欣椅業游應否搬離涉案房屋，應否承擔房屋占有使用費的稅金、利息。該案經過一審、二審、再審，2012 年 2 月 16 日，浙江省高級法院作出了（2012）浙民提字第 2 號民事判決書，維持湖州市中級法院和安吉縣法院作出的游繼承有權收取涉案房屋占有使用費和宏欣椅業（孫小平）限期搬離涉案房屋，并承擔房屋占有使用費的稅金、利息的判決。 4 月 26 日，也就是省高院作出再審判決后兩個月，孫小平向安吉縣法院起訴游繼承，稱游繼承 “明知其所出租的廠房未取得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卻故意隱瞞該情況并與原告訂立廠房租賃合同”，因此要其賠償因合同無效造成的經濟損失 1124492 元。因縣政府違約，游繼承的廠房未取得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是明擺的，孫小平是明明知道的，而且正因為未取得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孫小平才把游繼承叫到自己的辦公室，用訛詐的手段迫使游繼承簽訂了不公平的協議（租金比別人低）。這件事在浙江教育電視臺的“小強熱線”播出后，引來網友一片怒斥聲。網友“我就是我”說： “一個政府官員還偽造假合同啊去賴房租費啊，真是牛 B 啊！” 網友“安吉 VIP5”說： “這個姓孫的真不要臉哎，明搶么不是，人家違章不違章自有人管，你不付房租，法院都判了你還不付，難道因為你是 ZF 的就了不起？”。游繼承案件說明，地方政府不負責任地亂簽、濫簽政府合同，給土地被征用的農民和使用土地的企業都造傷害，而那些不良官員卻乘機發不義之財，他們或掠奪農民，或敲詐開發商，或兩者兼而有之，給國家造成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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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離中歐有多遠 ——中國大北方農村住居環境的千年變局

焦國標（北京）

作者按：中原離中歐有多遠，不是空間地理上相距多遠，而是自然環境上差距有多大。初問之下，在中國與歐洲之間有些旅歷的人一定會不假思索地說：要論自然環境，中原與中歐差別大了，不可同日而語。此文的目的就是要消除這個認識誤區。就環境而言，從中原到中歐其實不遠，穿過空心村就到了——將中原的空心村作育成森林而不是復墾為耕地，幾年后中原就自動生成中歐了。此文寫于二〇〇八年底，一直未得公開發表。近兩年，中國許多地方政府硬搞農民“被上樓”，中原腹心地區的河南省搞新農村建設又露出大躍進苗頭。當此之時，本文討論的問題就更形突出、緊迫和重要了。011-12-7 北京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至二〇〇八年年二月，我在德國生活了十五個月，頭三個月住在離科隆六十公里的一個小村里，后來的十二個月住在柏林。科隆在德國西部，靠近法國，柏林位于德國東部，靠近波蘭。法國屬西歐，波蘭屬東歐，從科隆到柏林等于是橫跨整個中歐。在這十五個月里，我還到科隆和柏林之外的德國其他城市和德國之外的其他歐洲國家旅行，足跡四至，東到波蘭、捷克邊境，西到英吉利海峽，南到阿爾卑斯山山麓，北到波羅的海濱。該區域航空交通發達，城市之間短途支線密布，出外旅行乘飛機非常方便，但我每次都選擇火車或汽車，為的是順便考察沿途的地理風貌，并欣賞其自然風光。二〇〇八年七月我回一趟位于河南豫東地區的杞縣農村的老家。不料，此次故鄉行竟在我腦海里產生一種時空錯位的感覺：故鄉中原似乎變得有些眼生，依稀帶有幾分中歐的影子。道路沿線林木豐茂，放眼望去，綠色滿目，平疇無垠，坐落其上的

一個個村莊，遠遠望去就像一片片蓊郁的森林，與森林村莊相間的則是一塊塊大小不等、形狀不規則的農田莊稼地。中歐地區最大的視覺特征是農田或草場與森林相間；在中歐乘車旅行，一塊塊森林與一塊塊農田或草場交互馳過，目不暇給，美不勝收。如今我的故鄉，若僅從其地面植被景觀看，儼然已是另一個中歐了。中原是中華民族最古老、最核心的農耕文明區，至今仍是全國最重要的產糧基地之一。大約至少從春秋戰國以來，中原地區即被全部開墾為農田，幾百公里、上千公里的廣袤大地上，幾乎未殘存一寸森林。可是這次回鄉，我突然發現該地區的自然面貌大為改觀。林木生存量大大增加，公路、鐵路沿線，鄉間農田路旁，包括村莊四周，到處都生長著茂密的樹林。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我想大約有如下幾點：一，農村新建房屋，土木結構少了，磚混結構多了，金屬門窗大量取代木質門窗，木材消費減少，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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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存有量增加。二，青壯年進城打工，家中只剩婦孺老人，農村人口減少，人類對植被的擠壓損害減少了。三，農村禽畜養殖規模化了，村子里幾乎見不到游逛的牲畜，畜類對植被的擠壓損害也減少了。四，使用化肥簡便省力，農民不再掃落葉積綠肥，荒草樹木存量增多。五，作物秸稈已足夠炊用，不少農家使用煤氣或電燒飯，不再以樹葉、樹枝、灌叢等材料做燃料。后面這兩個原因，使得村落周邊不但樹林增多增密，而且路邊林下的荒草蕪棵和陳年腐葉也得以大量積聚。由此種種，村落周邊的林地開始呈現出野趣盎然的森林生態。我老家所在的村子就是這樣。四周林木茂盛，林下荒草濃密，上下蔥蘢，豐腴無比，生氣十足。我把這次回鄉在村外林子里拍攝的照片發給從小生長在城市里的朋友看，他們竟對照片中的自然美景神往不已，嘆道： “有個農村老家真好！”然而，曾幾何時，我們村子外的樹林下全是光光的地皮，落葉被掃去燒飯，荒草被刮去漚肥，小樹被家畜啃光，觸目所見，人勤地光，水瘦山寒。與村落周邊林木蒼翠的“養眼”景象相反，如今各村子的中心區卻是破敗破落的，一些院落荒蕪，一些房屋倒塌。村中心本來人密、房多而樹木稀少，如今新房子都建到村子周邊，老宅只剩殘垣斷壁、荒草蕪棵。這就是媒體常說的空心村現象。以我家為例。我家住在一個深胡同里，屬于我村“開村”最早的地區。明朝成化年間，開村始祖從山東（一說河北）遷居于此，第一塊落腳地很可能就是我家這片宅地。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這個胡同里生活著六七十口人，早、午飯時間，胡

同路兩邊被端著飯碗的鄰里蹲滿。如今這個胡同里只剩五個常住居民，兩對老夫妻和我的母親。而且現在胡同也不成其為胡同，房子、院墻拆的拆，塌的塌，連胡同輪廓也看不出來了。我家的院子，左側靠胡同，右、前、后三方住著四戶人家。如今，靠胡同的院墻剩一道痕跡，其他三方的四戶人家只剩四個院落廢墟。前方和右側廢墟上種植的南瓜秧和豆角秧，翻過院界，爬到我家；母親在我家院子里種的爬蔓植物也毫不客氣，探頭探腦、不假思索地爬到鄰家的瓦礫堆上。植物們已經長混，全然分不出此疆彼界。空心村的衰落景象，完全當得上“萬戶蕭索鬼唱歌”。以前我就這么看，每次回鄉，心頭隱隱感到幾絲凄涼，可是在中歐住了一年多之后，我的看法完全改變了。這不是蕭索，這是大機遇！清末洋務派曾說當時中國遭遇到的是“兩千年未有的大變局”，在我看來空心村是中國遭遇的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這大變局正孕育著一個大機遇，一個使古老農耕的中原回復到前農耕時代林棲環境的大機遇，一個可以使中原人像中歐人一樣可以居住在綠窟黛海之中的大機遇。此話怎么講？你想，如今村子周邊已蔚然成林，如果再把空心村填滿樹木，村民的房子不就完全像中歐鄉下一樣，住房建在森林之中了嗎？中原農村的林棲環境各項指標，便可望中歐項背。一座村落就等于一片森林，中原的村落與農田交錯就等于中歐的森林與農田交錯。在中歐大地上旅行，很少看到人家，只看到一片片的黑森林，實際上每片森林里都藏著住家。也可以說，每片森林里都有一個或

中國許多地方政府硬搞農民「被上樓」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北京之春文選幾個村子。等到我們中原的空心村填滿了樹林，相鄰的村子由林木聯成一體，那也是每片森林里都藏著一個或幾個村子。當然，到那時，我相信中原的富裕程度與中歐相比可能還有很大差距，至于整個氣候環境，也許我們永遠趕不上中歐。中原地區，大陸性氣候，緯度低，蒸發量大；中歐地區，海洋性氣候，緯度高，蒸發量小。在中原，干旱和風沙永遠不可能絕跡；在中歐，農田根本無須水利設施。此乃海陸大勢和地理緯度決定的，非人力所可奈何。如此說來，似乎我們中原有“地理原罪”，可是如果從另一個方面看，中原則有“地理原福”。中原積溫高，適合農作生長；中歐積溫低，更適合草地養牛羊。農業比牧業對人口的承載力更大，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角度考察，中歐又永遠趕不上中原。此次故鄉行之后，一方面我為中原農村美好的林棲居住前景激動不已，一方面又有生出一個沉重的憂慮，我擔心有一天國家或地方政府把空心村“付之一犁”。空心村沒建成森林而復墾為耕地，中原自然環境中歐化的美好前景就從此化為泡影。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我收看河南衛視的節目，內容是訪談河南省委書記徐光春，其中一個話題是：全國耕地總體在減少，河南的耕地數量未減，何故？徐回答了幾個措施，其中之一是將空心

村復墾為可耕地。聞聽此言，我心一沉，我最擔心的事正在發生，雖然我老家的村子目前尚未被開墾。自從腦海里產生中原有些像中歐這個念頭，我就一直在想，要盡快寫一篇文章，提請各級政府注意：我們古老的家鄉，居住環境正面臨三千年一見的歷史機遇，千萬不可把空心村排錯了用場，實現居住環境的歷史轉型，機會全在空心村！中原地區村落和農田的格局，是我們祖先幾千年來逐步確定下來的。如果不是城市化造成了空心村這個現實，若要中原人像中歐人那樣在森林中安家，永遠不可能。以農耕為業，以森林為家，這本是中原人做夢也想不到的，可是隨著空心村的出現，這個可能性實實在在地降臨了，這個做夢都夢不到的夢想，離現實只剩一步之遙。中原自然環境中歐化已遭遇政策危機，我必須以最開的速度趕出這篇文章！我提請河南省政府把空心村作育成森林，而不是復墾為耕地。我相信不少中原人都游覽過歐洲，到科隆就看大教堂，到柏林就看勃蘭登堡門，到巴黎就看埃菲爾鐵塔，可是在我看來歐洲的鄉野更令人神往。我們那些歐游歸來的河南同鄉，可曾有人想過這個問題：中原的自然環境與中歐相比實際上只差一個將空心村森林化？中歐那樣的自然景觀和人居環境，是多少錢都買不來，抓住三千年一見的

中國北方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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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機遇，把空心村改造成森林，恢復農耕文明前的林中居住環境，造福子孫后代，是我們當代中原人不可錯失的歷史良機。我的提議不只是將空心村作育成森林，還有更細化的設想，即空心村里應該栽什么樹。中原地區樹種非常單一，楊柳榆槐桐這五種樹的數量可能占該地區樹木總量的百分之九十五。一個樹種就是一個特有的景觀，甚至同一樹種生長在不同地區其視覺景觀也會不同。一位日本漢學家說，日本的柳樹沒有中國江南的柳樹好看。我的一位臺灣朋友也說，頤和園的柳樹要比臺灣的柳樹漂亮。因而，無論從植物學角度還是從景觀學角度，我們都應把中歐地區的落葉和常綠樹種引進中原空心村。中歐落葉樹種，如橡樹、栗樹、楓樹、馬栗等，樹干高大，樹冠優美。中歐的一些常綠樹種，如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松樹品種，樹形非常獨特、優雅，視覺效果極佳，想來用材也不差。如果氣候條件許可，中歐森林里常見的藤本植物也可引種，一來增加林際空間的枝葉密度，二來可點綴冬季的空林，使生命的色彩即便在這個萬物肅殺的季節也不致絕跡。中國各地城市里常見的觀賞藤類，如地錦和凌霄，也應引種到空心村。有此二物，則夏花之燦爛，并秋葉之靜美，備矣！在居德期間，我讀初中的兒子曾去那里隨我度暑假，他提出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德國的樹怎么也與中國的樹不同？我想了想，回答道：樹之不同，遠看近瞧，粗粗說來無外乎樹冠形狀不同和樹干、樹葉色澤有別，橡樹的樹冠與柳樹的樹冠全然不同，楓葉的色澤與楊樹的色澤深淺有差。如果中原的空心村里栽上橡樹，二十年以后，由高大的橡樹冠點綴的中原大地上空，遠遠望去將會多出幾分賞心悅目的歐陸風情。不僅引種樹種，也應考慮采取措施，人工增加野生動物。中歐地區開發很早，平原都被開墾，沒有大森林，只有小片森林。即便在那些小片森林里，野雞、鹿、野兔等小型野生動物也很常見。至于池塘、湖泊、河溝里野鴨和天鵝，幾乎等同家禽，根本不怕人。一些候鳥已經不再遷徙，常年定居在城邊或城里的某條小河或某片水塘，即便冬天也它們不愁吃的，當地的老人、家長和孩子都會去喂它們。在歐洲旅行，田野里、道路旁、車窗外常見野生動物的影子一閃而過。有一次乘火車自海德堡回柏林，見兩頭小鹿悠然站在金黃的麥田里，剛剛露出兩個小腦袋，迷惘地望著奔馳的列車，煞是迷人。

十五個月的德國居住之后，我又在英國停留了三個月。一次自英格蘭東海岸的諾維奇乘火車去倫敦，我甚至瞥見過一次狐貍，就在鐵道邊的斜坡上，火紅色，白眉心，蹲在洞口，像曬太陽，又像在探風聲，列車經過也不回避。雉俗稱野雞，公的叫錦雞，中國古詩文里可以見到。唐王維《渭川田家》里有“雉呴麥苗秀，蠶眠桑葉稀少”的詩句，南北朝時期某篇作品里有“麥壟朝呴”的句子。“雉呴麥苗秀”意思是野雞鳴叫時麥苗抽穗，“麥壟朝呴” 的意思是早晨麥苗壟里野雞在鳴叫。這兩句詩文都提到麥苗與野雞，此前我想不通在古人筆下為什么野雞總出現在麥苗的背景里，〇八年春天在英國乘車旅行之后，我懂了。在鐵道邊的麥田里，我幾次瞥見過公野雞。此時是野雞的發情期，對野雞而言，將抽穗未抽穗的麥田可能是最催情的現場。列車上雖然聽不見“雉呴”，卻能看到它們的神情，傻傻的，愣愣的，情圣似的，癡癡呆呆等待愛人的到來，其情其狀，非常惹眼。古代中國的詩人看到了野雞的這個突出特點，把它寫入詩文，這說明那時野雞在麥田里也很常見，一如今天的歐洲。在我曾經生活過的鄉村，野雞絕跡了。據老家的人說，近年鄉村田野里野雞、野兔多起來了，甚至村中心的坑塘里也出現了野鴨的身影，真令人興奮。既說起英國的野生動物，不能不提野兔。在英國，野兔之多無法想象，鐵路、公路邊的斜坡上，只要是土質的，都被兔子打滿了洞。洞口之密，跟蜂窩一般。早上艷陽升起時，路邊野地里到處是曬暖的兔子，各種神態的都有。鐵路邊栽植的幼樹，都套個塑料筒子。為什么？防兔子啃樹皮。諾維奇東英格利大學附近有一片森林，一天傍晚我走出森林，來到一片開闊的草地。我沒想到那里有幾百上千只野兔正開晚餐大 Party，乍見人來，野兔們四散跑去，滿地亂滾，有的甚至撞到我腳下，我受驚嚇的程度比兔子們所受的更大。如果英國發生中國式的大饑荒，光野兔肉也夠英國人抗一陣子。再說幾句北歐。〇八年四月我去了一趟挪威的斯塔萬格市，這是一個靠近北海的海港城市。市中心有一片水塘，約有三個足球場的面積，塘邊有一棵不知多少年前被風吹倒的老柳樹，還活著。在塘岸與躺著的老柳樹干所形成的夾角里，有一個碩大的天鵝窩。從塘底算起，窩高應有近一米，水下一半，水上一半。所謂天鵝窩，也就是一大堆壓在一起的小木棒樹枝雜物。一對天鵝夫妻正在孵卵期，一只伏在窩里，另一只不緊不慢悠悠然地在從水底“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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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撈”樹枝等雜物，用來筑巢。天鵝銜筑巢的材料很特別，不是一次銜一口到巢里，而是每次從前面的水底撈出東西，折過脖子丟在尾巴后面，一邊往前游著打撈著，一邊面往后丟著，實際上每一口材料只移動兩脖子長的距離：向前伸一脖子，撈；再向后伸一脖子，丟。有一次從水底叼出一個小可樂瓶子，它也一扭脖子從前面丟到了尾巴后頭。羅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這個天鵝巢恐怕也持續建造好幾年了，而且至今仍然在建造中。天鵝巢的岸上就是一個公共汽車站，人來人往，天鵝也不回避。巢上有人投的麥當勞薯條，孵卵的那只天鵝懶洋洋的，不時伸頸銜一條，揚揚脖子咽下去。有一天我碰到一個拍照的人，上前與那人搭話。他告訴我，他是本地報紙的記者，每年都拍這對天鵝孵卵的照片，發布孵化進展情況的消息。他說，這對天鵝在這里已經孵化好幾窩了，一年一窩。市民們很關心它們，地方報紙每年都要報道它們生兒育女的消息。過路的人，等公共汽車的人，來此駐足的不少，看來這個天鵝窩的確是一個市民關心的所在。離這片水塘不遠處便是斯塔萬格港灣。灣里有一種大游禽，看起來像天鵝，只是體表有一些淺灰的羽毛，好像是一層臟東西。我問一位當地人這是什么鳥，怎么弄這么臟，那人回答說是天鵝。“天鵝怎么這個顏色？”“是小天鵝，長大就全白了。” 這些身量長成但尚未成年的天鵝，應該是那對天鵝夫婦去年的孩子吧。斯塔萬格市海鷗很多。有一次在郊區，一臺拖拉機正在翻地，后面可能有上千或幾千只海鷗上下翻飛，起起落落，覆滿地皮，緊跟這拖拉機，極其壯觀。它們在干什么？估計是搶捉剛翻開土地里的蚯蚓。所以我們中原的空心村里，不僅要培育森林，也要培育野生動物。只長人類不長動物的土地不是詩意的棲地，不見野生動物居住的田野也不適合人類居住，無野生動物相伴的人類活著沒意思，沒趣味，這樣的生物圈也不合上帝創世的初衷。走筆至此，我也順便談幾句關于城市居住環境的問題。目前中國各地城市居民小區的綠化環境都是按照花園模式構建的，其基本形態是花壇或綠籬圍繞草地，草地上稀疏地點綴一些花木。這個綠化格局和花草樹的比例說明這樣一個心理事實：我們心目中理想的居住環境是花園而不是森林。這一點也可以從全國各地城市住宅小區的名稱上得到印

證，它們絕大部分皆以某某園或某某花園命名。比如北京大學各居民小區，燕南園、朗潤園、蔚秀園、燕東園、燕北園和中關園等，皆以園命名，甚至北京大學也別號燕園。這是居住環境花園化理想的自然流露。花園是把人類從自然環境中托舉出來的一個重要手段。人類的第一個生活環境伊甸園，就是花園，有別于上帝原創的森林。地球上最大的沙漠國家沙特阿拉伯，其首都利雅得在阿拉伯語里就是花園的意思；地球上最大的農業國家中國，其園藝、園林也最為發達的國家。因而可以說，花園把人類的居家從森林、沙漠和莊稼地中“分別為圣”。生活在花園式的環境里固然愜意，但是歷史發展到今天，更合理性的居住環境應當具有森林的特征。森林能涵養水源，吸納噪音，過濾粉塵，冬防風沙，夏輸清涼，可以大幅度調節小氣候。有一年夏天的傍晚，天氣炎熱，我騎車從白石橋回人民大學。自行車剛近紫竹院，就感到一股涼氣直撲路面，仿佛一個巨型空調往外吹冷氣。這次經歷讓我真正感受到森林（竹林）的制冷威力。在環境危機越來越深的當代社會，從生態效益上說，森林性的社區自然環境要比花園性的社區環境更益人，這一點恐怕是無需更多證明的。一提森林，人們往往自然聯想起“茫茫”這個修飾詞。社區空間這么狹小，怎么可能與森林聯系在一起？實際上，三木為森，森林的特性在木多，而不完全在面積大。一塊籃球場大小的地面，如果林木茂密而多樣，仍然堪稱是一塊小森林。小區內樓棟之間的面積要比籃球場大多了。如果我們的居住環境意識能實現由花園理想向森林理想的轉變，那么居住環境的林棲化并不是癡人說夢。我這里提供一些初步的思路，以期達到拋磚引玉的目的。第一，增加樹木的比重。現有的居民小區地面空間格局無須大動，只在花壇或草地上增加樹木的比重即可。目前小區內花和草的比重過大，要把花和草的空間讓位給樹，把視覺上的花園、草地景觀轉變成密林景觀。把小區的空地栽滿樹，使之就像一個插滿筷子的筷籠子。或者，徹底把花壇、綠籬的格局打掉，在小區大大小小的空間里密植樹木。第二，增加樹木的種類。目前各小區內不僅樹木的密度過低，而且樹的種類也太少。首先應增加常綠樹的數量。無論落葉樹還是常綠樹，都要增加其品種，最好能增加一些歐美樹種，使樹冠景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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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多樣。這些外洋樹木的樹冠形狀與中國各地城市常見的綠化樹，如楊、柳、槐、榆、桐、松、柏等相比，大異其趣，別具風情。第三，增加藤類植物，尤其要多植常春藤。藤類可以使林子更密，使之更像森林。目前北方常見的藤類主要有三種，即凌霄、地錦（爬墻虎）和葛藤。這三種藤都是落葉的，秋冬凋零，多栽常春藤可彌補其不足。而且這三種落葉藤都是被當做美化藤來對待的；應擴大其職能和栽種范圍，把它們變成林化藤，使之可以在林中隨意攀援生長，以增加林子的枝葉密度。第四，不要再人為地栽種某種草。栽草費錢費力費水，只多栽樹就可以了。再說，刻意栽培某種綠化草，必然破壞植被的生物多樣性。第五，不要再組織人力拔除雜草。中國有幾千年的農耕歷史，每一個中國人都在血液里與雜草結下了種族仇恨，養成了見雜草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文化遺傳根性。森林化就是植物種類多樣化，就是生態多樣化，要把城市居民小區空地（和城市的大小空地、道旁街邊和犄角旮旯）交給各種植物天真爛漫地生長，不要再組織園丁或農民工一年無數次提著蛇皮袋子滿小區（或滿城市成群結隊）地拔雜草。小區（或城市馬路牙子縫隙里）的雜草與莊稼地里的雜草對于人類的意義是不一樣的，要區別對待。

空心村

第六，不要再掃林下落葉，也不要再修剪樹木。林下落葉一年一年地積累，林子的枝葉越來越密不透風，生物就會越來越多樣化，生態就越來越接近自然，我們的居住環境就越來越像森林。要把小區的綠地空間與農家的庭院明確區分開來。小區綠地不是庭院的延伸，灑掃庭除并不適合小區內的綠地林地。我曾在北京大學燕北園家里的陽臺上（五層）看見一只貓追逐一只小黃鼠狼，野趣盎然。如果我們有意識地把城市居民小區的空地培育成森林，小區內的野生動物就會越來越多。有了密林，甚至可以有意識地投放一些小型的鹿科動物。如果小區內常見野兔、小鹿、黃鼠狼、松鼠、刺猬等小動物出沒，就更能頤養身心。我希望許多年以后，全國各地城市居民小區的名字逐漸由某某園變成某某林。還以北大各小區為例，燕南園變成燕南林，朗潤園變成朗潤林，蔚秀園變成蔚秀林，燕東園變成燕東林，燕北園變成燕北林，中關園變成中關林，連燕園也叫成燕林。甚至，圣經創世紀里人類第一個居民小區伊甸園，有朝一日也能改稱為伊甸林。一句話，我希望全國各地城市和城市居民小區的綠化模式和居住理想能逐步實現從花園化向森林化的歷史性跨越。還回到中原環境中歐化的話題上。有一種說法，河南人是中國的猶太人或中國的吉普賽人。中原河南人口眾多，十三個中國人里有一個河南人，六十個地球人里一個是河南人。中原歷史悠久，是文獻記載以來中華民族開化最早的地區之一，中原人的后裔星散全國，流寓全球。有一則資料，廣東梅州客家人共有七十七姓，全部來自大中原，其中源于小中原即河南省的有四十二姓。《百家姓》中的三百多個姓氏，絕大部分出于河南。相當程度上說，中原河南是全體中國人的故鄉。換句話說，即便你本人今天不是河南人，可在由你上數的歷代先人中，總有一輩或多輩先人曾經寓居河南，是河南人。作為今天的中原人，我們有義務愛惜這片土地，這片中華民族的老娘土，借助城市化、空心村帶來的歷史機遇，我們有責任從頭打扮我們的故鄉母親。千載難逢，不容錯過！本文雖然以“中原”命題，實際上不止中原，全國空心村可能都面臨著是復墾為耕地還是培育成森林的抉擇。最起碼黃淮海華北大平原，北起燕山，南到淮河甚至長江，將空心村森林化，使該地區的人居環境中歐化，可能都是最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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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

廳長接訪日上訪記呂耿松（浙江）

7 月 17 日是浙江省公安廳廳長開門接訪日，接訪地點設在浙江警察學院。因浙江警察學院迄今不把房改房賣給我，我決定去向公安廳領導上訪申訴。上午 7 點半乘 194 路公交車去警察學院，但該路車現在好象改變了路線，直接開到濱江區政府了，我中途換車，因路線不熟，耽誤了半個多小時，9 點多才到。警察學院大門口，已有 30 多個訪民在排隊領號，領號的地方是在傳達室。傳室里坐著七八個警察，外面有 20 多警察和 10 多個便衣在維持秩序，他們有的坐著，有的站著。進門要過兩個關口，先是安檢。上訪者要把手上的包打開，把身上的打火機、照相機及其他電子產品（手機除外）拿出來，如果你有飲料，必須先喝一口給他們看看，以證明你帶的不是汽油。包里的東西檢查過后，一個保安拿著金屬探測器，在上訪者全身上下探測一遍。安檢結束后，訪民憑身份證到傳達室領號，領了號后由兩個警院學生帶到 100 多米以外的小禮堂登記。我包里裝著照相機，是準備回來的時候和熟悉的訪民一起拍個照的，但在安檢時被拿出來存放到傳達室。當我領號時，一個女警官看了我的身份證后，對旁邊的人說： “呂耿松來了”，他們耳語了幾句后，那個女警官就打手機說： “林科長，呂耿松來了”。然后她對我說： “你先站在旁邊，等會兒有人來接你”。大概過了五六分鐘，一個 30 多歲的警官來了，問我： “你就是呂耿松？”我說是的。他叫我再等一下，會有人帶我去。當時我以為是學院領導要單獨接見我，心里還想著怎么跟他們談。過了一會，一個佩著三級警司警銜的警官來了，林科長叫我跟他走。有兩女訪民看見我走，也跟了過來。

我問這兩個女訪民是哪里人，她們說是杭州人。她們一路走，一路罵共產黨腐敗。其中一個說： “公安廳的電話借給騙子打，你說好笑不好笑？”我問她怎么回事，她說昨天她接到一個電話說她的醫保卡馬上就要停了，要了解情況再打另一個電話，她就打了對方提供的那個電話，那個電話叫她往一個銀行賬號上打錢，她知道這是個騙局。她去核查了那個電話，卻是省公安廳的電話，她就罵公安廳是騙子，公安廳說沒有打過那個電話。聽了她講起這件事，我想起我也接到過兩個類似的電話，也說我的醫保卡馬上就要停了，但打給我的兩個電話開頭都是 00019，好象是外國的。看來中國的騙子是無孔不入。我到登記大廳后，先碰到張義才，然后又碰到沈炳炎、周妙英、沈壽榮、徐雪良、葉金娥和她父母親。后來，鳳加文兩姐妺、劉訓連、朱瑛娣、裘玉梅、沈利華、王利民、許捷、梁麗婉、陳美佳、陳渭湘、施云法等陸續到來。下午鄒巍也來，但他沒有進大門，在外面等，一直等到我們上訪結束。中午公安廳提供盒飯，礦泉水可以隨便拿。據老訪民說，只有公安廳的廳長接待日才有免費午餐，其他地方、其他時間都沒有這種待遇。之所以提供免費午餐，我估計有兩個原因：一是公安機關與訪民之間的矛盾最尖銳，有安撫之意；二是從安檢方面考慮，進門都是嚴格檢查的，如果讓訪民到外面去吃飯，那么進門時勢必還要檢查一次，這會引起與訪民沖突，如果不檢查，則又怕帶來安全隱患，所以用提供午餐的方式把訪民軟禁在學校內。登記大廳是個小禮堂，我數了數位子，共有 442 個。禮堂掛著“忠于黨、忠于祖國、忠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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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忠于法律”的橫幅。這是警察學院對學生灌輸的教育，“黨”置于祖國、人民和法律之上。我的入場證號碼是 106 號，進去我便到靠門邊的一個警號為 015479 的男警官那里去登記。那人看了我的名字后，對我說他是市里的，我的問題是省廳管的，他叫我到前面去。我到了前面，一個警官叫我等著，輪到我他會來叫的。我就坐在大廳里，看見熟悉的人就和他們聊天。11 點 20 分左右，我聽到有人在叫 135 號去登記，便去質問那個說會叫我的警官為會什么不叫我。他說叫過了，我說叫了我怎么不知道？他說確實叫過了，我也不再追究他，到一個警號為 010023 的女警官那里登記。女警官看了我的名字后，打了一個電話，然后把我的身份證、入場證和上訪材料拿到前面，交給一個警號為 000166 號的人，那接了我的材料后，又打了一個電話，而且打了足足有一刻鐘，然后把我的入場證拿走，把身份證和材料留下。我問他好了沒有，他不理我，繼續打電話。這時別人都吃飯了，朱瑛娣叫我先把身份證和材料拿回來，吃了飯再說。我就把身份征和材料拿回先吃飯。飯后大家休息，到下午 2 點才開繼續登記。午休期間，有個女訪民胸前掛前著“要求劉力偉廳長

接見”的紙牌走過來，梁麗婉給她拍了張照片，然后說： “劉力偉的粉絲都過來”，于是幾個掛著“要求劉力偉廳長接見”的訪民都走過來，梁麗婉把手機調好后交給我，說： “呂老師，你給我們拍下照片”。我接過手機，按了幾下。誰知梁麗婉調的是視頻而不是照片，當時大家都沒有察覺（放到電腦上才知道是視頻，但因把視頻當照片拍，圖像很糊），劉力偉“粉絲”的合照沒能留下，留下一點點遺憾。大約 2 點半的時候，蕭山訪民鳳加文輪到接見，但過了一會她又回來了。我們問她為什么回來了，她說她要劉力偉接見，但接見她的人不是劉力偉，而是一個副廳長，她說副廳長沒用，她不要他接見，大家都稱贊她做得對。這時王利民和許捷對我說，呂老師，你也要求劉力偉接見，不要副廳長接見。我說我倒希望張景華接見，因為房改的時候他是浙江公安專科學校主管后勤的副校長。說著，我想起剛才不知道有沒有登記，就到前面去問 000166 號。 000166 號說還沒有登記，我問他為什么不登記，你把我那張入場證弄到哪里去了？我叫他馬上給我登記，他說不登記，叫我坐在哪兒等。我問他等到什么時候，追住他不放。他跑到前面，叫張義才去接見，張義才問他是不是劉力偉接見，他說是不是

7月17日浙江省公安廳廳長開門接訪日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北京之春文選劉力偉要由他們安排，不能由張說了算。張罵他： “放你的狗屁，你算什么東西！”他灰溜溜地想走，我攔住他，要他登記，或者把入場證還給我。他就往臺上走，朱瑛娣說： “呂老師，你追上去！”我沒有追上臺去，而是往臺下兜過去，仍攔住他要求他給我登記。朱瑛娣、王利民、許捷、施云法、張義才等十多個訪民都趕過來罵 000166 號。這時一個佩一級警督警銜的女警官對我說，你們不要罵他了，我帶你過去登記。此人大概是公安廳信訪處的負責人，1995 年我陪一個老鄉到公安廳去上訪時曾見過她。我對她說，就在這里登記吧，那邊是市里的。她說，你是杭州市的，要在那邊登記。于是我仍來到 010023 女警官那里，此時她再也沒有說什么，很快就登記了。這時我才明白，這幾個人推來推去，原來是根本不想對我的上訪進行登記，這事先都預謀好的。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么我一進門就有人打電話給“林科長”，而林科長讓人把我帶到大廳里就晾在一邊；這些接待人員看到我的身份證后就給外面打電話商量什么。幸虧訪民們幫助了我，否則我真的被他們忽悠了。我們跟 00166 號吵了后，王玲兒的侄女對我們說，此人參加過搶王玲兒的尸體，并說是“依法搶尸”。這一下，大家都對這位“依法搶尸”的警察括目相看了。 4 點半左右，我終于輪到接待了。一個學生把我帶下樓，穿過大操場，往行政大樓走去。我問這個學生，你放假沒有回家？他說，回家了，是學校打電話叫他來的。我對他說，我原來也是這個學校的教師，因為反對共產黨的腐敗，被學校開除公職，他們連本來應該賣給我的房子也不賣給我，所以今天來上訪了。他“啊”了一下，說“有這樣的事？” 到行政大樓門口，校辦公室主任周欽遠遠地跟我打招呼，說： “呂老師，你親自上訪啊？”我說： “切身利益，不親自來行嗎？”。周欽是 1985 級的留校生，是我教過的最早一屆學生。他現在已經是三級警監，穿著白警服。去年 12 月我到警察學院去找傅國良沒找到，碰到周欽，發現他是校辦主任，在他辦公室坐了一個多小時。出來時，他從 16 樓把我送到大門口，這可以用“親自”兩個字。我離開這個學校 18 年了，為反對共產黨獨裁坐了牢，他沒有象別人一樣把我當“敵對勢力”看待，仍對我執學生禮，所以我對他的印象很好，沒有認為他說的“親自”兩字有諷刺的意思。在行政大樓門口，有許多警察，其中包括學生。在門外，有十多個便

衣站在車旁，大概是各地來的截訪人員。那個學生把我送到了五樓，說你就在這里等吧。在樓道上，也有十五六個警察和五六個穿便衣的小伙子，守著六七個訪民（訪民和截訪人員一眼就能看出）。這時一個 70 多歲的男訪民從接待室出來后，連呼不公平，不肯走。一個 40 歲左右的二級警督走過去叫他離開，接著五六個警察也圍上去，那老漢舉起材料，喊著“造假！造假！”，無可奈何地被警察攆走了。過了會，一個也是 70 多歲的老太太哭哭啼啼地被一個警察帶上電梯，四個穿便衣的小伙子立即跟過去，擁著老太太上電梯，估計這個老太太是到樓上去見廳領導的。接著，就輪到我了。我的接待室在五樓，接待我的是副廳長張景華，我原來也猜想應該是他接待。 1993 年我離開學校時，他還沒有進學校，大概是房改的時候他從部隊轉業到浙江公安專科學校當主管后勤的副校長，現在他是省公廳排名第一的副廳長，也就是“2 號”。因廳長劉力偉突然離開，所以張景華是今天接待中級別最高的人了（一級警監，警號是 000002）。張景華坐在栯圓形的會議桌中間，他的右手是一個一級警督，右二是一個二級警監，再過去是一個穿便衣的，在栯圓的頂上，是一個級別較低的警察。往左面，左手是一個三級警監，左二是個穿便衣的，再旁邊也是一個級別較低的警察。這架勢，象個刑事審判庭，訪民像個受審的被告人，初來的訪民，肯定會嚇得說不出話來。我進去時，有個溫州平陽的女訪民還在陳述。她是個民營企業家，好象是被賭場老板騙去了三百萬元，溫州警方不立案。她陳述的時候，不斷地被張景華旁邊的人反駁，還不斷地催她早點結束。我雖然早就聽說過張景華，但沒有見過他。張景華身材魁梧，一口濃重的北方口音。我對他說，我的案情很簡單，沒有剛才那位女士那樣復雜，訴求也很簡單，只是要求學校按政策把房改房賣給我。張景華聽了我的陳述后說，你說的第一點沒有法律依據，因為你已經不在學校工作，第二點有道理，但學院給廳里寫了報告，說你住的不是成套的房屋，所以不能賣給你。這時另外幾個幫腔的人馬上說，按房改政策，獨用成套公有住房可以賣，但不成套的是不能賣的。我一聽，覺得情況有了轉機，因為他們現在的借口是說我不是成套住房，而這個借口是不成立的。于是我胸有成竹地對剛才所說的兩條理由逐一申辯。我說雖然我現在已不在學校工作，但我在該校工作了十年。國家進行房改的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目的之一，就是對我國職工長期低工資實行補貼，補貼的形式就是低價購買房改房。我剛到校時，每月工資是 40 元，一年后為 60.5 元，四年后調到 88 元，1992 年調到 120 元，1993 年我就從學校出來了，這十年我一直拿這么低的工資，以后實行高工資，我一分也沒有享受到，國家的補貼，我無疑有份。至于第二點，我的住房當然是成套的。張景華說： “學校認為，你的住房有一個房間隔給了 107 室，所以不能算成套的”。我說： “當時學校的分房方案上是分給我一個小套的，但小套已分完。當時正好有個老干部要分一個大套，大套也沒有了。按學校的規定，小套是一室一衛加廚房間，大套是三室一衛加廚房間。107 室、108 室是兩個中套，共四個臥室， 108 室隔掉一個臥室給 107 室，正好符合小套和大套的要求，所以學校就這樣作了處理。”那個一級警督說： “你隔掉了一個房間后，就不是成套了。” 我說： “所謂成套，就是有獨立的廚房、衛生間和臥室，我三樣一樣也沒有缺，怎么會不是成套的？” 另一個幫腔的說： “你割掉了一個房間，破壞了房屋的結構，就不是成套的了”。我說： “我這邊僅僅

是用幾塊磚頭封住了門，完全沒有破壞結構；倒是隔壁要從墻上打一扇門，破壞了結構。這些都是學校做的，如果說破壞了結構也是學校的責任，這個后果不能由我們承擔。”我接著說： “我發現你們接訪有個習慣，總是想方設法為被上訪人辯護，好象是在審案，而不是在傾聽上訪人的申訴。”張景華說： “你這個說法有道理，對學校的情況我有所了解，我再去看看圖紙”。我說： “你去看圖紙最好，圖紙上肯定清清楚楚地畫著 107 室、108 室是兩戶成套的住房。” 結束的時候，我對張景華等人說： “就這么小一套房子，十多年來我一直在申請，但學校就是不肯賣給我。請你們設身處地地為我想一想，如果你們處于我這種境況，你們會有什么感受？”張景華說： “你的訴求不算高，我會考慮的”。我想，張景華如果不變卦，這次上訪應該是成功，公安廳也是抱著化解矛盾的態度來對待這次上訪的，盡管在登記的過程中發生過一些不愉快的事，但最終還是受到了接待。

浙江省公安廳長接訪日訪民冒雨上訪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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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和田劫機真相探究胡平

中共官媒報道，6 月 29 日，由新疆和田飛往烏魯木齊的一架航班，有 6 名歹徒暴力劫持飛機，被機組人員和乘客制服。飛機隨即返航和田機場并安全著陸，6 名歹徒被公安機關抓獲。當天，新疆自治區政府新聞辦公室主任侯漢敏在接受 BBC 中文網記者葉靖斯的電話采訪時表示，劫機者企圖利用折斷的手杖砸開駕駛室艙門，但并未成功。侯漢敏說，六名歹徒企圖從駕駛室外部砸開駕駛室門，進入駕駛室艙內實施劫機。她說，歹徒使用的工具是拐杖。后經重新拆卸并組裝成鋼管，從而實施暴力。世界維吾爾大會發言人迪里夏提說，新疆當地維族社區不相信周五發生的“劫機”事件官方說法。迪里夏提說，根據和田當地兩個消息來源的說法，當時在飛機上的維族旅客因為座位與漢族旅客發生爭吵，維族旅客受到歧視性辱罵，雙方發生扭打。當天，《財經網》也發表了一篇相關報道：據 “知情人士稱，飛機起飛約 10 分鐘后，分布在機艙前部第 6 排至第 8 排的 3 名旅客突然用拐杖毆打其他乘客，他們持有疑似爆炸物品并用民族語言呼喊，這些人的行為得到在機艙中部就座的另外 3 名乘客響應。他們還沖撞了飛行員駕駛艙艙門。” 按照《財經網》的報道，先是幾名維族旅客用枴杖和其他乘客打架，在打架的過程中“還沖撞了飛行員駕駛艙門” 。這就不象是劫機了。這倒很像迪里夏提說的打架了。《財經網》報道提到維族旅客“持有疑似爆炸物品”，按說這條信息很重要，但奇怪的是，這么重要的一條信息先前新疆政府發言人卻沒有提到。照理說，出了這么大一件事，一定會有很多親歷者出面講述親身經歷。但在網上只能找到區區兩

三篇，有的只是講大家如何制服歹徒，沒講歹徒劫機的具體過程。有的網文倒是講到了歹徒劫機的過程，說有五名男子脫掉上衣，露出紋身走到了機長倉的門口敲門： “開門，我們要劫機”。還說有一名同伙因無法解開安全帶，沒有能參與本次劫機。如網友所說，這些描述太喜劇，一望而知是編的。直到 7 月 1 日為止，中共官媒有關劫機的報道都含糊不請，并且有些彼此矛盾，不合情理。故而引起多方質疑。等到 7 月 2 日，《環球時報》終于

中共央視7月4日播出的電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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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發表了一篇編造得比較完整的報道，“揭新疆劫機事件真相”，說恐怖份子欲進行自殺式襲擊，制造機毀人亡的慘劇。報道說，暴徒先是用拐杖直沖駕駛門，然后還試圖點著爆燃物。是坐在頭等艙的一位乘客，新疆糧食局副局長劉會軍，最先發現，大喊“劫機了”！這才驚醒了機艙內的乘務員，空警和乘客。劉會軍接著還打掉了暴徒手中試圖點著的爆燃物。不過，劉會軍也因此遭到暴徒們襲擊，頭部受重創。這段報道雖然寫得活靈活現，但是卻充滿矛盾，經不起分析。首先，按照這篇報道，是劉會軍發揮了關鍵作用，這理當給所有在場者都留下極深的印象，為何此前的報道卻只字不提？按照三天前新華社的報道，受重傷的是兩名警察，沒有提到有乘客受重傷。第二，按照這篇報道，暴徒們不是劫機，而是要發動自殺式襲擊的，那又何苦先去沖擊駕駛門打草驚蛇呢？第三，如果說暴徒們有兩套計劃，能劫機就劫機，劫機不成就點著爆燃物同歸于盡機毀人亡，那么這兩套計劃當然是要由兩組人去執行的，根據報道，暴徒是分兩組的，一組在前排，一組在中間。引爆的工作理當由后一組人來干，怎么全讓前排一組人去干，到頭來全讓劉會軍一個人就給破解就給打掉了呢？更可笑的是，按照《環球時報》的報道，前排的暴徒們“撬不開駕駛艙門，就一邊揮舞金屬棒對著機艙內的乘客和設備亂砸，一邊摸出“遙控器” 式的東西，并要機艙中部的同伙丟火柴和打火機過來”。這就是說，帶炸藥的人居然不帶火柴打火機，帶火柴打火機的人身上卻沒炸藥。等開始行動了，等機艙內的警察和乘客都發覺都出來搏斗后，拿著炸藥的人才臨時當著眾人的面叫在機艙中部的同伙把火柴打火機丟過來。天下有這么愚蠢的自殺式襲擊嗎？類似的破綻還有，此處不再一一提及。還記得在去年 7 月 18 日，新疆和田就發生過一起所謂“恐怖襲擊”事件，去年 12 月 28 日，在新疆皮山也發生過一起所謂“恐怖襲擊”事件。當時我根據官方自己的報道，分析其中的自相矛盾，就指出這兩起事件其實都不是恐怖襲擊事件。細心的讀者或聽眾想來也早就發現，每當在新疆發生了有維族人卷入其中的沖突，當局動不動就扣上“恐怖襲擊”的大帽子。而發生在內地的類似

新疆軍警執勤事件，哪怕更嚴重更惡劣，當局都不會說成恐怖襲擊。在內地，有人開車故意沖撞壓死多名路人，有人帶炸藥到公共建筑政府機關或私人住宅引爆，造成多人死傷，還有人拿刀沖進幼兒園小學校砍殺幼童，等等。這類針對平民的暴力攻擊，當局從不扣上恐怖主義的罪名，也不懷疑其有組織背景，不追查和境外反華勢力有何聯系。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被當局認定為維族人施行恐怖襲擊的很大一部分案例，參與“恐怖襲擊” 行動的維族人通常都是好幾個十幾個甚至幾十個，總有若干人被當場打死，其余也都一網打盡當場抓獲，而他們給別人造成的傷害則相對很少。尤其荒謬的是，這些所謂“恐怖分子”所采用的作案工具和方式都笨拙得不可思議。就是這樣一些很不象樣子的“恐怖份子”，當局還總是明示或暗示他們有組織有預謀背后有境外反華勢力，等等。顯然，當局是在反恐的旗號下粗暴地侵犯維族同胞的人權。越來越多的漢人已經看穿了當局的無恥伎倆。在國內的《貓眼看人》網站上相關消息下面，盡管有很多跟貼被屏蔽，依然留下了大量網友的質疑和批判，就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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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人無疾”還是諱疾忌醫 ——從空氣污染到人權的爭論看當局一貫護短的心態

偉家（四川）

五十五年前曾為中共奪取政權大造過輿論、大罵過國民黨的老報人儲安平先生，因為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幫助中共整風，發言中用了個不敬之詞“黨天下”，便闖下大禍。不但被打成“右派”，最后落得個“生不見人，死不見尸”的下場。其實儲先生這句話還遠沒表現出“我黨”以“管”天下為己任的絕對統治權威。儲先生當年這個“黨天下”自然是源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一語。可見舊時的“王”也只能統管其土地與人民。而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不但全民歸其“管” （人家換用了個現代文明詞叫“領導”），當然這是為了更好的“維穩”。全國任何—寸土地都要廢除私有全歸黨有（人家也換了個文明詞叫“國有”），肯定這是為了“土地財政”的巨大經濟效益。不僅如此，更要“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然而“管” 又不好好“管”，不是不作為，就是亂作為。而且明明錯了，還死不認賬。甚至“老虎屁股摸不得”。所以最近又為了“空氣”與人權的問題便和美國人大打起了“口水”仗。先是因為美國駐華大使館和上海領事館，都對每日的空氣質量進行了監測。正如美國駐華大使館新聞發言人包日強（Richard Buangan）對此表示的那樣，2008 年開始在位于北京的使館內建立了空氣監測站，目的是給美國使館職員和他們的家人提供服務。這本來是一件極普通而又正常的事。和什么“內政”、“機密”八竿子也挨不著邊。然而“壞事”就“壞”在美國人測出的空氣質量與中共相關部門“報喜不報憂”的對氣象數據報告的評價大相徑庭。中共氣象部門對北京空氣質量的評價，一向

是“自我感覺良好”頂多就是個“輕微污染”，“輕度污染”這類語意模糊、就像那“輕度追尾”一樣不明不白之語，叫人感到莫明其妙。而美國人測試的結果，具體數據也與中共官方氣象部門十分相近（說明“洋人”并未捏造事實）但對空氣質量的評價則不是什么“輕度污染”之類的“謎語”，而是直接指出為“不健康”、 “非常不健康”甚至“危險” 的警示。難道是“洋人”在危言聳聽嗎？非也！這其中有樣重要的東西，即空氣中存在 PM2.5 微粒，中共官方氣象部門，—開始是長期不將此項數據列

美國駐華大使館每天定時播報北京空氣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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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入監測指標。以閉眼不看事實來欺瞞民眾。但在這科技昌明資訊發達的年代，紙終于包不住火，受到來自各方的譴責與壓力后，2012 年 2 月，國務院才同意發布新修訂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增加了 PM2.5 監測指標。由此可見當局是故意將此嚴重危害民眾健康的 PM2.5 微粒加以掩蓋。所謂 PM2.5 是指大氣中直徑小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顆粒物，也稱為“可入肺顆粒物”，主要來自化石燃料的燃燒（如機動車尾氣、燃煤）、揮發性有機物等。與較粗的大氣顆粒物相比，PM2.5 粒徑小，富含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質且在大氣中的停留時間長、飄浮距離遠，并能通過吸氣直接進入到人體肺泡內。因而對人體健康的危害和大氣環境質量的影響更大。這本來是一件純屬自然學科、自然環境，而且是事關科學、事關民眾健康而與政治無關的事。中共相關當局卻偏要將其拉來與政治扯在一起。首先中共上海市環保局負責人說，“美國駐上海領事館公布 PM2.5 污染監測數據的做法不合法”。接著，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也表示，一些外國駐華使領館監測并發布 PM2.5 數據的做法“不嚴謹不規范”，也“不符合國際公約和中國的相關法規”。當局的這些說法不但武斷蠻橫，也根本沒有任何法理依據。只不過是一些“帽子”、“棍子”式的誅語而已。事實已明白的擺在那里，北京、上海環保部門發布的 PM2.5 監測數據，與美國等外國使領館發布的監測數據日均值是基本一致的。這就充分駁倒了當局誣指的所謂“外國駐華使領館監測并發布 PM2.5 數據的做法“不嚴謹不規范”的說法。說明空氣中 PM2.5 微粒的存在是客觀的事實。外國使領館的檢測是科學的，嚴謹的，與中共氣象部門檢測的結果也基本相符。這一點當局也無法加以否認。接下來的問題是，這樣客觀存在的氣象數據，當局卻不將其已存在的對民眾健康的危害性告知大家。而是用什么“輕微污染”、“輕度污染”一類文字游戲來哄騙民眾。而外國使館則根據同樣客觀存在的空氣質量數據，把其對人身健康的危害性告訴中國民眾。指出這樣的空氣對民眾有害，危險。人家這樣作有什么錯？你們不是說“群眾利益無小事” 嗎？這事關民眾生命健康，難道隱瞞還有“功”？說真話反而有罪、反而“不合法”？于是給別人扣上諸如什么“不合法”，“不符合國際公約和中國的相關法規”一堆大帽子。真不知道什么“國際公約” 和“中國的相關法規”，“規定”了可以、甚至應該欺騙民眾？！

于是吳曉青副部長便巧舌如簧的加以辯解稱，這是因為這些使領館都用他們本國的空氣質量標準來評價我國的空氣質量。必須承認的是，我國和美國等國家執行的空氣質量標準確實有差別。按照吳部長的說法，我國 PM2.5 現行達標標準是日均值 75 微克 / 立方米，美國的標準是日均值 35 微克 / 立方米。吳曉青介紹說，美國的標準也是逐步提高的。1997 年美國首次發布 PM2.5 的標準是 65 微克 / 立方米，時隔 10 年后，才提高到 35 微克 / 立方米。真是你不說我不知道，聽你一說才嚇一跳。原來我們生活在偉大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人連空氣質量標準，也比罪惡的資本主義社會要差一倍還多。你這不是拿中國草民的命不當一回事嗎？這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而更令人不解的是這位吳部長大人還說，“美國的標準也是逐步提高的”。可是他也不得不承認人家美國 1997 年首次發布 PM2.5 的安全標準便是 65 微克 / 立方米，而今天更提高到 35 微克 / 立方米。但到 2012 年即美國首次發布 PM2.5 的安全標準 15 年以后，中國大陸的標準竟比人家 15 年前的標準還低。眾所周知科學是在不斷進步的。也在不斷否定錯誤認識中前進。過去認為每立方米空氣中含 PM2.5 微粒 65 微克對人體健康無害，但隨著科學的進步，否定了這個概念，應是 35 微克才對人體無害。這是科學的結論，是客觀的真理，不分國界，不分人種。更沒有什么“國情特殊”可以強調。中國人也不是“百毒不侵”的金剛不壞之身。對“洋人”有害的有毒空氣，對中國人同樣有害。而這位吳部長卻把已被科學否定、過了時的東西拿來作標準，甚至定 75 微克 / 立方米為“安全標準”，認為都還對中國人的健康無大害。于是別出心裁“發明” 出諸如“輕微污染”、“輕度污染”之類的“新詞” 來忽悠民眾。這就好比兩輛車相撞已車毀人傷，卻用個“輕度追尾”便可以掩蓋得過去嗎？而外國駐華使領館，僅是根據當地空氣中存在的有害微粒，用科學的標準衡量后提醒人們注意加以防護。如外出戴上口罩等等。這對民眾是功德無量的大好事。如果是一個執政為民負責任的政府，肯定應對此心存感激，并采取措拖加以防范和改進。這既是應該的，也是完全作得到的。然而不幸的是我們看到的有關當局，卻毫無實事求是之心，只有飾非護短之意。好像“我家”的空氣我作“主”， “我” 說它無害就無害，即便“害”死了人也是我天朝子民，與你“洋鬼子”何相干？你要來多嘴，就是“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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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合中國相關法規”。這種可鄙的、自護“家丑”的心態，即便在僅屬自然生態的問題上也如此暴露無遺。因而—旦事涉民主、人權、政治制度之類的“敏感”問題，我們看到的就更是聽不得半點不同意見，動輒暴跳如雷蠻不講理的丑態。特別在人權問題上，每當美國政府發表中國人權狀況的報告時，北京有關部門一方面根本不敢公布美國人權報告的內容。只有回敬—派空洞的“國罵”、“黨罵”。特別是今年美國人權報告中列出的多達一百二十多位真名實姓的中國普通民眾遭受政治迫害與人權侵害的事例，時間，地點，鐵證如山。有的至今還在監獄里，有的已獲各種國際人權獎項的肯定。當局根本不敢讓中國民眾和道這些。另一方面在幾天之內，又去炮制出一個幾乎連一個具體人名與事實也沒有的所謂“美國人權記錄”。企圖證明美國既沒有言論自由，也沒有抗議示威的自由，甚至說美國打壓互聯網，限制網絡自由。—派信口雌黃。好像真的是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比美國好五倍”（紅衛兵外長李肇星語）。更令人齒冷的是所謂“被打壓的占領華爾街的人士”，雖然“占領華爾街”一事讓中共的御用文人們像吃了搖頭丸一樣的興奮不已，浮想聯翩。但他們卻無法舉出一個受打壓人的名字。他們更不愿老實地告訴中國民眾，到現在為止，占領華爾街的那些即使—時由于太過于“激進”的行為而被扣押的人，幾乎都獲釋了，當然更沒有人“被自殺”或“躲貓貓死”了。而且這些人依然擁有游行、示威、言論等諸多的自由，更沒有被列為“維穩”對象，而載入黑名單里。可在中國大陸，稍稍多一點的人聚在街頭散步都要被嚴格控制。七老八十的“原右派份子”或“政治異見人士”以及既遭失去親人之痛，又已垂垂老矣的 “天安門母親”群體也會有人在門外站崗監控，有時還會被“強制旅游”甚至“人間蒸發”。正如有網民指出的，中國揭露美國的人權記錄，幾乎所有的例子都是可以在美國的主流媒體（包括網絡與平面媒體）上很容易找得到的；而美國揭露的上百起中國的人權記錄的劣跡，則幾乎都沒有出現在中共控制的全國媒體上。這就有力的證明，究竟是誰的“心中有冷病” 所以才“害怕吃西瓜”！春秋戰國時的名醫扁鵲一天見到宋桓公，他對桓公說“您身體有病，但還在淺表的‘腠理’ （大約相近于現代醫學

說的“皮下組織”）如果不及時治會向深層發展”。桓公立馬拒絕說“寡人無疾”（我沒有病）。此后扁鵲又多次提醒桓公，并指出他的病越來越重了。桓公則根本不予理睬。等到一個多月后，桓公感到渾身疼痛難忍，再差人去找扁鵲時，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這也許是個寓言式的故事，但實在寓意良深。正如宋代人周敦頤指出的： “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不過今天我們那些聰明的權勢者和御用文人們，他們卻并不是“無悟”，而是揣著明白裝糊涂，睜起眼睛說瞎話。為的就是要護住他們特殊的既得利益。他們不是不知北京，上海等許多大城市空氣污染的嚴重，但不能承認，必須加以遮掩和狡辯。也不是不知美國的人權狀況遠比中國好得多，同樣不能承認，所以必須賊喊捉賊，倒打一耙。據美國希拉莉 . 克林頓國務卿披露，從移民部門得知的信息，中國當今省、部級以上的高官，其兒孫、親人百分之九十都已持有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的護照，或正在辦理移民手續。大牌御用學者司馬南說得更“精辟”： “在中國工作，去美國生活”。所以他們已明知中國有病，且病得不輕，甚至已病入膏肓，但就是不能承認，必須“護疾”而“忌醫”。能掩蓋的盡量掩蓋，實在蓋不住的則百般狡辯甚至倒打—耙。以便成功“維穩”，繼續“悶聲發大財”。所謂社會主義中國在他們的眼中，只不過是個還可繼續贏利的生意場，財發足了便抽身投向罪惡的資本主義西方。所以老婆，兒孫都已先行一步，本“裸官”也是萬事俱備，就只嫌錢還少了點，未撈夠。—旦此事功德圓滿，哪怕你中華大地毒霧彌漫，洪水滔天，又與本官何相干。——這就是當局一貫諱疾忌醫“護短”的根本原因！ 2012 年 6 月 30 日完稿

裸官「在中國工作，去美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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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作家收費抄書是一次歷史的倒退沖破《延安講話》的藩籬放飛自由寫作的心靈 ——毛氏“黨文化”批判

茆家升（安徽）

瀑布歌唱道： “我得到自由時便有歌聲了。”——泰戈爾飛鳥集（36）現在有人對你們說： “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 “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胡適內容提要：毛澤東的《延安講話》，結胎于階級斗爭為綱和權力斗爭，是毛氏“黨文化”具體化的表述。講話伊始，就是他治下的文藝工作者和整個知識界的緊箍咒和緊身衣。從當時起和爾后的數十年，毛澤東揮舞這根金根子，摧毀了毛認為對他的統治地位統治思想有異議的知識界和政敵，以及億萬無辜，文藝界受害尤深。反右，特別是十年浩劫的文革，《延安講話》更是作為綱領性的指導文件，瘋狂肆虐。一時百花凋謝，萬馬齊喑。神州大地只有八個戲和一個作家在咆哮在自鳴得意。

有人問七十年來，中國為何沒有出過一部劃時代的巨著，和傲然卓立于世界文壇的大作家？原因很多，《延安講話》就是罪魁禍首之一。 1976 年 9 月，毛澤東死后，情況有所改變。鄧小平在 1979 年和 1980 年都說了，“文藝為政治服務”這個口號以后不提了，因為它傷害過許多人。 1980 年趙丹病逝，《人民日報》發表趙丹遺言： “黨管得太死，文藝無希望”。近日溫家寶總理說： “趙丹遺言和他的表演藝術一樣，永留人間。” 南京大學高華教授指出，毛氏“黨文化”是直接師承斯大林的，與具有強烈政治功利性和反藝術美學的日丹諾夫主義一脈相承。對講話的具體內容和嚴重危害，做出了入木三分的分析，影響巨大。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毛澤東走下神壇，中國人距離《延安講話》的魔障遠了一點，日子好過了一點，這才有中國文藝短暫的繁榮。我們固然不能

對此估價過高，但應承認是可喜的進步。今年高調紀念《延安講話》七十周年，是一次歷史倒退。其表現形式之一，就是出現了百位作家藝術家收費抄書事件。發起人何建明真是干了件蠢事，中國作協也難辭其咎。它有一定的時代背景，應該和兩年前中國作協全委會在重慶召開，200 余位作家與會，對重慶的“唱紅打黑”和“唱讀講傳” 的重慶模式整體認同，有不可分割的聯系。人們也有理由質疑，肇始于今年年初的抄書事件，正是薄熙來們甚囂塵上之時，何建明們是否也在做一次政治博奕，且裹挾了知情與不知情的部分作家。近日報上網上，都在談論記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延安講話》）七十周年一事。其中更熱的莫過于百名作家藝術家，收費手抄講話稿了。從有關材料獲悉，此事是一個身為中國作協副主席兼作家出版社社長名曰何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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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者干的事，中國作協也難辭其咎。他們真是干了件蠢事，往重里說是歷史的罪人。中國作協這些年名聲不好，有人把它比成足協，只剩下挨罵的份了。這對足協多少有些不公，那不就是幾個臭腳，和官員們撈幾個錢的事嗎，與國家的前途命運又有多少關系呢？作家協會尤其是全國作協，雖說被一些不懂文學創作規律，只會做一些官樣文章的文化官僚們把持著。畢竟里面還應該有一些頭腦清醒的人，他們還要在一定程度上，展示著中國作家的創作成果。人們在批評你們的同時，也在盼望著你們在保障作家權益乃至人身安全，推動中國作家，遵循文學創作規律，在獨立的思想，自由的意志的基礎上，創作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好作品來。即使你們一時無所作為，但起碼不要作惡事，也不要做蠢事，化錢雇人抄書就是蠢到不能再蠢的事了。再說何建明先生，網上介紹他也不是徒有虛名的人，也是出過幾本大書的，盡管只是一些報告文學之類的。但你不會對當下的互聯網時代一無所知吧，你也不會不知道網上的輿論與報紙上的言論，在抄書問題上，簡直是兩個世界吧。你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別把網上的言論當回事。網上輿論不值一顧嗎？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群情激憤，什么叫千夫所指，什么叫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嗎？

網民們對作家抄書一事，幾乎一邊倒的一片罵聲！罵中國作協，罵發起人，更多的是罵抄書的作家們，罵他們沒有風骨、沒有亷恥、沒有人格。更有一些情緒偏激的人，把他們比作妓女。當然也有人在罵毛澤東的《延安講話》，說它是文學自由創作的死敵。其實，這才是問題的實質。最該挨罵的，就是這份禍國殃民，對國人精神摧殘極深，最終淪為毛治下奴隸的《延安講話》。盡管罵人只能是情緒的宣泄，不是討論問題的正確方式。那么毛澤東這篇七十年前的講話，為何今天又被重新提起，主流輿論高調頌揚甚至頂禮膜拜，官方隆重記念，而在網絡上又是一片罵聲呢？講話的背景是什么，它的真實意圖何在？它在為誰說話？是為毛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還是為中國老百姓？是促進了文學藝術的繁榮，還是扼殺了文學藝術的創作力？講話的近期效果和遠期效果如何？中國文學藝術，要想真正的繁榮，能有震撼人心的作品出現，能在世界文學之林有一席之地，是應該徹底拋棄這篇‘黨文化’‘毛文化’的精神枷鎖，先做自由民，再做自由文；還是繼續當奴隸 , 并以當奴隸為人生理想，永遠只會唱紅歌寫歌德派文章，且自我感覺良好，做一群沒有靈魂的人，還在那里自娛自樂，最終被時代拋棄？！延安時代的毛澤東，到了 1942 年初，通過整風、審干、反特、反宗派主義、反教條主義、反新陳獨秀主義、反階級投降主義等等，已經完成了對王明丶博古丶周恩來丶彭德懷等人的整肅；也得到了諸如朱德丶劉少奇丶王稼祥等上層人物的臣服，從而達到了個人權力的頂峰，什么“毛澤東主義”已經

毛澤東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

延安整風運動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高調紀念《延安講話》七十周年有鄧拓等人在延安呼喊了。整肅文藝隊伍，只是毛奪取最高權力的一個并不十分重要的部分。因為對手只有王實味、蕭軍、馮雪峰、丁玲、艾青，這些在權力斗爭中無足輕重的小人物。毛澤東說什么“是王實味掛帥，不是馬克思主義掛帥了。”是高看王實味了。其實促使那次文藝座談會的召開，起因也很小。也就是 1942 年 3 月，王實味連續推出了《政治家藝術家》和《野百合花》兩篇文章，以及丁玲的《三八節有感》，還有蕭軍艾青等人發表的，也是千字文之類的小文章，批評延安當時一些不合理現象。都是與高層權

王實味

力斗爭不沾邊的事。可是對權力高度敏感的毛澤東，知道機會來了。他知道他要長期把持最高權力，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酣睡。權力豈止容不得他人侵犯覬覦，一點異樣的聲音也不準有，這才叫思想一元化！謝謝王實味先生們，既然你們跳出來了，我能不訓斥你們一下嗎？毛深知別看他們官不大 , 也沒什么權力野心，但都能說會寫能量不小，時機成熟 , 也會掀起或大或小的浪花。如果他們能為我所用，像胡喬木、周揚、劉白羽他們，可以給他們一官半職，為我宣傳造勢。但還是要給他們戴上緊箍咒穿上緊身衣的。只能按我定的調子，在那兒亦步亦趨，一旦不合節拍了，就用戒尺敲他們一下。再不聽話就別怪我用千鈞棒和鐵掃帚了。君不見文革期間，新寵姚文元不是有大作 :《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劍指中國的文藝沙皇周揚嗎？有人說那是明批周揚，暗倒陶鑄。說到底周揚陶鑄乃至金棍子姚文元有區別嗎？誰不是毛手中一枚棋子！至于那些還想表演一下要言論自由的所謂士大夫們，對不起，你們跑錯了廟門。在這里你要么皈依毛門，踏踏實實當個奴才，要么你看看王實味，身首異處，還塞在枯井里呢。你們也別怪我心太狠手太辣，我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這個體制內都一樣。王明上臺 , 我有好菓子吃嗎？斯大林殺了托洛斯基，托洛斯基上臺，斯大林會有好下場嗎？不過我真的還得謝謝王實味們，你們給了我一個敲山震虎的機會，要震的遠遠不是你們這些人。誰被震了誰知道。最近，英年早逝，《紅太陽是怎樣升起來的》一書作者高華教授，關于毛的《延安講話》，有一段精彩的分析，稱得上是入木三分。高華先生在題為《延安文藝座談會與毛澤東‘黨文化’觀的形成》一文中說 :“毛澤東的這篇報告，標志著毛氏‘黨文化’觀的正式形成。毛氏黨文化觀直接師承斯大林，與具有極其強烈的政治功利性和反藝術美學的日丹諾夫主義一脈相承。作為有中國特征的‘黨文化’觀，毛的文藝思想則較俄式‘黨文化’觀 , 更加政治化 , 表現出更濃厚的政治色彩。” 接下來高華先生概括出所謂‘黨文化’觀的五個核心概念：首先文藝是政治斗爭的工具，最高目標和最重要的任務是利用文藝各種形式為黨的政治目標服務；知識分子是骯臟的，必須永遠接受無產階級的改造；創作自由是資產階級虛偽的口號；人道主義人性論是資產階級文藝觀的集中表現；魯迅的雜文時代已經過去了，只能歌頌不能暴露；要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遺留下來的文藝表現形式上的歐化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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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向。看看這些條條框框都明明白白的，寫在公開發表講話的文本里。有了這些緊箍咒和緊身衣，連人道主義、人性、創作自由也是反動的，這樣的體制下還會有真正的作家嗎？還會有真正的文藝作品嗎？別看講話里喋喋不休地在說，什么文藝要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工農兵服務，這句話歷來就是毛澤東們整人的金棍子，也是他搞專制獨裁的遮羞布！也是至今還能蒙蔽一些人的迷幻藥。試看毛的一生，從一黨專政到他的領袖專政，打的就是所謂人民的這張牌。殺 AB 團了，是人民要殺的；殺地主了，是人民要殺的；反右派了，是人民要反的；到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時代，全國農民都成農奴了，毛還在打著為人民的幌子。等到餓死幾千萬人了，那是自然災害，我在二線了。以后打倒劉少奇了，也是人民要打的；搞文革了，當然也是人民要革的了。毛的一生打著人民的旗號，干了多少坑害中國老百姓的壞事惡事，真是罄竹難書！如今毛澤東早已走下神壇，清算他審判他是遲早的事。近年來所謂毛澤東思想還在作為指導思想嗎？沒有幾個人看不出事物正在發生悄悄的變化哩。當下還有所謂的挺毛派，如薄熙來、孔慶東、張宏良、司馬南之流，在鼓噪一時，只是一股短暫的逆流，終將被歷史前進的浪潮湮沒。那今天應如何評價《延安講話》呢？記得近一百年前的 1917 年，胡適的老師，美國實驗主義大

美國實驗主義大師杜威

師杜威先生，應邀來華做了六十多場演講，胡適全程陪同。胡適說杜威先生不曾給我們關于特別問題的特別方法，他只給了我們的哲學方法，使我們用這個方法去解決我們的特別問題。比如“祖孫的方法”，即一個制度或是學術，都不能孤立的去看，要看他的來源（祖）和去向（孫）。再就是實驗的方法，胡適的原話是： “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六十年后這句話變成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語句變了，意思未變。這句話開啟了中國新一輪的思想解放。如果用“祖孫的方法”來分析，《延安講話》不是橫空出世，是極權體制的必然產物，也是高層權力斗爭權力重新整合的一個重要的環節。極權體制下，本來就沒有什么自由創作可言。不問是毛澤東還是王明或是劉少奇，那一方獲勝了，文藝工作者乃至擴大至整個知識界，都只能是掌權者的附庸和權力斗爭的工具。這種事也并非中國的特色，希特勒這么干過，斯大林也干過。斯大林文學奨頒給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賀敬之等的《白毛女》，不就是因為作者們都是階級斗爭和消滅私有制的信徒，具體點說，是斯大林看重了毛澤東這個學生，在農業問題上，忠實于蘇聯殺富農、搜刮糧食、竭澤而漁的農業政策。在中國也如法庖制，也搞暴力土改，也肆意殺人，也瘋狂逼糧。這才扔給你們幾根骨頭嘛。知道了“祖孫的方法”中“祖”的部分，那再看“孫”的去向，就可以大體看清《延安講話》帶來的必然后果了。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去檢驗一下講話發表后，中國文藝的現狀，就可以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那就是沒有一部文學作品能夠真實地反映歷史和現實的原貌，更別說可以震撼人心和步入世界文學之林了。極權體制未變，文學婢女的地位也不可能變。奴隸，或誠如魯迅所言，中國人只是在暫時當穩了奴隸，和求當奴隸而不得的奴才身份中轉悠，中國還能出真正的作家嗎？如果對《延安講話》之后出現的文藝作品，稍加梳理，大致可歸為如下的兩部分：一，“頌盛”文學與“頌圣”文學。或簡稱歌德派文學。有一個從歌頌解放區到歌頌領袖的遞進過程。開始流行的“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民主政府愛人民呀”和“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因為有民主制度的訴求，所以還很能受百姓們的歡迎。早期的“頌圣”文學，也還沒有集中到毛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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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說《東方紅》是「黨歌」比如那首“繡金匾”，就把毛、朱、周三位領袖都歌頌了。但是，只能歌頌，不準暴露的結果，必然走向語言暴力和思想專制。尤其是隨著權力向毛個人集中，到了所謂領袖專政階段，“頌圣”文學也成了毛的“家天下”了。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就是民歌《東方紅》的出現與流傳。這首改編的鄉間小調，只因為改編歌詞中，有“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是人民大救星”兩句話，億萬中國人從此就是被毛拯救的難民，對毛永遠只有感恩戴德頂禮膜拜，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的份了。上有好者，下必甚之。 49 年之后，各級執政者，都很快地理解到，頌毛的潮流，已席卷神州無孔不入，順昌逆亡已成鐵律。出于自身的存亡興衰考慮，各級領導乃至各階層各行各業人群，無不主動或被動地卷入頌毛洪流中！周恩來就說《東方紅》是‘黨歌’，有人乾脆說它是超級國歌！黨國通吃，威力無比。《延安講話》收獲最大的就是毛澤東本人，不信你上網搜搜，鋪天蓋地的都是頌毛的歌。你可別看輕了這些歌謠，它可不是唱著玩的，每一首頌毛的歌，都是輿論暴力，都是思想專制的利器。都在告訴你，既然你已經成了他治下的子民，只能山呼萬歲，三拜九叩首！誰敢稍有不敬，不問你是國家主席、總書記、開國元勛、將帥大臣，還是黎民百姓，反毛一罪即可輕者坐牢、重者殺頭！文革時期的“公安六條”白紙黑字還擺在那里，那時滿街的

殺人布告，頭一項大罪就是所謂反毛！可以說毛時化的主流輿論，和文學藝術所要表現的內容，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在毛氏“黨文化” 觀念指導下，全心全意歌頌毛澤東和執政者，其中更重要的還是頌毛。有位大作家乾脆說，作家只有一個任務，就是歌頌毛澤東！二，“運動文學”或“政策文學”。從未見人用過這兩個名詞，文學前面冠以運動或政策，也說不通。只是一時找不到更合適的詞匯，先這么說吧。那就是在頌毛和文藝為政治服務總的方針指導下，文藝要為執政者各項方針政策，尤其是毛發動的種種政治運動，當好宣傳員講解員與監督員，說白了就是當好吹鼓手和打手！開始前要有先聲奪人的輿論先行。接下來你們要站好隊，拍手叫好拼命鼓吹！只準歌頌，不準批評揭露。即使政策執行中出現了偏差，那怕是發生了重大災難，也要跟著主流輿論走。也要想到政策永遠是英明的，運動的大方向永遠是正確的。再大的災難，也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本來作為豢養的吹鼓手，你們也跟著干了許多壞事，是幫兇角色，是該受到懲罰的；但只要你們是緊跟主流輿論的，依然可以平安無事，有的還能風光無限。執政者養著各種協會的眾多會員，就是要為執政者當吹鼓手的。相反的如果你要發一點異樣聲音，充什么好漢，要揭什么陰暗面，那你先得想想，你在端誰的飯碗？我養著你就是聽你罵我嗎？這方面《延安講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為誰服務是問題的根本嘛！你們怎么不長記性呢？要知道，吹鼓手不是你想當就能當上的，更不是你想當好就能當好的。先要查一查你是不是根正苗紅，是不是一貫政治正確，腦子里有沒有過離經叛道的念頭，是不是真正的馴服工具？縱然你一再表忠心了，也要從實踐中考驗你，是否陽奉陰違，是否口是心非？那些年為爭當吹鼓手與打手，也為了自身的升遷榮辱，作家們都在窺測圣意，都在整人和被整之間轉圈。也不乏有一些人在爾虞我詐，栽贓陷害，深文周納，相互攻訐（當然不僅是文藝界）。這樣的群體，還能創作出震撼人心的作品來嗎？說到歌頌，舉一個涉及面很廣，最具典型意義的，就是那些歌頌農業合作化的作家們，和他們那些曾名噪一時，影響深遠的大作。他們中很多人是一線作家，大名鼎鼎。他們的大作更是名聞遐邇，發行量巨大。有的還被選入中學課本，流毒至今。對此，筆者于 2008 年初，曾發表了一篇題為《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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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吹農業合作化的文藝作品是餓死農民的幫兇——— 從浩然之死談起》的文章，對它們做了一點集中的評述。其詩歌方面代表作是郭沫若和周揚主編的《紅旗歌謠》；散文的代表人物，是什么散文年的佼佼者楊朔；小說尤其長篇小說方面，更是匯聚了眾多文壇高手。諸如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李準的《不能走那條路》、秦兆陽的《在田野上前進》、陳登科的《風雷》、浩然的《艷陽天》、柳青的《創業史》等等。其中以浩然的《艷陽天》和柳青的《創業史》影響最大。所有這些大作，都是一個模式：主題都是用盡一切美好詞句，拼命謳歌農業合作化，更要歌頌偉大領袖毛主席，是他老人家給農民們指出了，且帶領他們走向合作化的康莊大道。都在編造什么貧下中農如何堅定不移地響應黨的號召，階級敵人如何在搞破壞，在鬧退社，鬧土地分紅，在私藏糧食，在拉攏落后的富裕中農等等。最后一定是革命路線勝利，擊退了階級敵人的進攻，教育了落后的中農，農業合作化運動滾滾向前，農業大豐收，農民們過上了天堂一般的好日子。事實的真相，卻告訴我們，這些都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49 年以后的中國農村，是毛澤東在效法斯大林，以社會主義改造之名，強制推行農業合作化，名曰實行集體所有制，實則為執政者所有，對數億農民做徹底的剝奪。從收繳農民的土地開始，再收去農民的耕牛農具，最后以人民公社食堂的形式，施行暴力的所謂反瞞產私分，挖地三尺，收繳了農民家中所有的糧食，迫使數千萬農民被活活餓死！什么“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 什么“一天等于二十年，共產主義在眼前”。最后我們看到的，是共產風浩劫之后的中國廣袤大地，十室九空，哀鴻遍野，餓殍遍地！真的《從烏托邦到人間地獄》了。作家們一旦成為官方豢奍的工具，只能是這樣的結局，還能指望他們能寫出真實的現狀和民間疾苦嗎！除了上述的兩類文章，真的找不出，在毛時代，在毛氏“黨文化”的鉗制下，還有哪些文學藝術作品，可以不在黨文化的藩籬之中的。而且即使你為了生存為了所謂的功名，甘當奴仆，按毛氏“黨文化”的框框條條，奉命寫作了，你依然得不到安全，四周有無數陷阱等著你，“等待你一千次謹慎中的一次不小心”，一朝跌入，萬劫不復！君不見文革前毛澤東關于文藝的兩個批示，以及什么《林彪同

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部隊文藝工作者座談會記要》，一個比一個殺氣騰騰。文革中江青一次談話，就“斃” 了一百多部電影。毛江一個什么十七年文藝黑線，多少作家藝術家挨批挨斗，多少人身限囹圄，多少人家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毛江夫妻店肆意打殺這些本來也是緊跟他們的順民，和只會寫“頌圣”文學、 “政策文學”、“運動文學”的作家們，揮舞的就是毛《延安講話》的金箍棒！全國都是紅海洋，家家供著寶書臺，人人胸前掛像章，手拿語錄本。全國只有八個戲一個作家，中國進入了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而造成這種萬馬齊喑局面的原因之一，還是《延安講話》作為綱領性文獻，發揮的惡性效應。它是中國人的噩夢，本來已淡化多年了，未想到今天又有人祭起這幀惡幡，他們想讓國人噩夢重溫嗎？毛澤東就是中國的災星，什么時候中國人被毛澤東緊緊攥在手心里，玩弄于股掌之間了，什么時候的中國人，就陷入深深的苦難之中了；什么時候中國人離開毛遠了一點，中國人的日子就好過一點；離得更遠點，日子就更好過一點；等到徹底拋棄了毛，中國人就能過上自由平等舒心的日子。時間終于走到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澤東死了。不到一個月，惡女人江青惡侄毛遠新抓起來了。緊接著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改革開放開始了。隨著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成為共識，中國迎來一輪思想解放，其標志

全國都是紅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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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之一，就是毛澤東被趕下了神壇。中國人終于暫時離開了毛澤東這個惡魔了，中國人的日子開始好過起來。雖然毛時代確立的黨國體制未變，毛氏“黨文化”余毒還在禁錮國人，但畢竟是到了后極權時代，專制的車輪已經開始松動了。尤其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人與世界的交流愈來愈廣泛，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憲政平等博愛的大潮，正在不停地撞擊中國保守閉塞的大門。毛澤東的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和什么消滅私有制的歪理邪說，正在被覺醒的中國人拋棄。至于如何全面評價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取得了哪些進展，還存在哪些問題，前面的路該怎么走？不是筆者可以回答的。我只想圍繞著如何看待毛澤東的《延安講話》，以及近日百名作家藝術家，收費手抄講話稿之事，簡略談一談 49 年以來，中國文藝界的歷史和現狀，也談一點對未來的展望，歡迎批評指正！且以紀念《延安講話》為主線，十年一檔。 1952 年十周年。建國不久，百廢待興，忙不到這件事。我那時初中未畢業，全無記憶。 1962 年二十周年。大躍進大饑荒之后，百業凋零。因毛悍然發動大躍進、大煉鋼鐵、和成立人民公社之過，造成中國三千多萬老百姓主要是農民被餓死。毛澤東罪孽深重，民心喪盡，官心也喪盡，不得不退居二線。中國人暫時離毛的罪惡遠了一點，這才有從那年起到文革前的喘息機會，老百姓的日子剛剛好過一點。還有誰在記念那份講話呢？ 1972 年三十周年。毛澤東卷土重來，為了掩蓋先前的罪惡，不惜再犯更大的罪惡，把中國拖入所謂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之中。《延安講話》本來就是毛發動文革的所謂綱領性文件和指導思想，怎能不重新咆哮一番。可嘆前一年的九一三，他的親密戰友，欽定的接班人林副統帥，也離毛而去，折戟沉沙，死無葬身之地。毛的文革已成強弩之末，毛也到了風燭殘年，只能茍延殘喘了。高調紀念的講話，也只能是色厲內荏，虛張聲勢了。 1982 年四十周年。四人幫已垮臺多年，公審江青時，江青的一句話； “我只是毛澤東的一條狗，毛叫我咬誰就咬誰！”證實了什么四人幫，本來就是五人幫！隨著毛澤東走下了神壇，那份講話再也沒有多大的殺傷力了。不過那年有些地方還是開了一些小型的座談會，調子已大異從前，不妨一記。 1982 年 5 月，在記念《延安講話》發表 40 周年之際，我有幸參加安徽省《江淮文藝》編輯部主

持召開的小說創作座談會。會議請來了北京作家苗培時先生。苗先生在會上說，中央有關部門就講話四十周年如何記念一事，請示了胡耀邦和鄧穎超。胡耀邦說毛發表的文章那么多，每篇文章發表周年時，都要記念一下，能忙得過來嗎？但表示文藝部門可以開個小會座談一下。（大意）會上苗先生作為趙樹理先生的摯友，談到了和趙樹理幾十年的交往，他說一般人都認為趙樹理只是寫寫板話和通俗故事的通俗作家，其實趙的東西方文化根底和理論水平都很高很深，他是真正遵從毛講話的精神，致力于群眾喜聞樂見形式進行創作的，《小二黑結婚》應該是一次成功的試驗，至少說明毛的講話當時還有一點生命力。苗說，他和趙都未想到，它一發表即遭到痛批，什么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愛情至上的資產階級文藝觀，是違反講話精神的等等。但因為故事和由它改編的戲劇，受到了空前的歡迎，批判才不了了之。后來居然又把這部作品列為受講話精神鼓舞，創作出的好作品了。真是講話也是一個筐，反黨愛黨都能往里裝！接下來苗先生詳細的介紹了趙樹理在文革遭受殘酷批斗，直至在三張大方桌壘起的批斗高臺上，當場被推下跌死的慘狀！苗說趙自稱是老運動員了，挨批挨斗是家常便飯，不但未反抗，倒是十分配合批斗他的人，最終還是慘死了。當說到趙之死，苗時時哽咽發不出聲，我們全體與會者也是一片唏噓。會上會下無不在詛咒文革的萬惡，對文革發動者雖還未能公開聲討，但早已鄙視他了，也包括那份稱得上文革預言式的《延安講話》。 1982 年，那是個值得懷念的年代。正是在這之前的 1979 年的第四次全國文代會上，鄧小平的祝辭中，首次鄭重地舍棄了“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提法。”1980 年 1 月 16 日，鄧小平在一次中央會議上，還說了： “我們堅持‘雙百’方針和‘三不主義’。不繼續提‘文藝從屬于政治’這樣的口號，因為這個口號容易成為對文藝橫加干涉的理論依據，長期的實踐證明它對文藝的發展利少害多。” 當年，電影表演藝術家趙丹先生離世了，趙先生的遺言是： “黨管的太死，文藝無希望”。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趙丹以一死公開挑戰毛澤東的 “黨文化”論，影響深遠。近日溫家寶總理說： “趙丹的遺言和他的表演藝術一樣，永留人間”。有人問過趙丹夫人黃宗音女士，趙丹先生那部戲演得最好？黃宗英說，他的死亡。那也是文學藝術回歸和復興的年代。雖說前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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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年勃然興起的傷痕文學，還帶有濃厚的文以載道的烙印。但是，毛氏“黨文化”的束縛，已正在有限的松綁，文藝工作者的婢女地位，隨著極權體制齒輪的部分松動，已有一些改變。雖說還未出現什么化時代的巨著，但像汪曾祺的《大淖記事》、《受戒》這樣真正的小說已經發表。當時還活著的老作家沈從文丶施蟄存、吳組緗等的作品，被翻了出來。人們開始懂得了一點，什么是真正的文學，什么只是 “頌圣”和“圖解政策”及整人的文字垃圾。同樣是紀念，基調可以大不一樣。 1992 年五十周年。沒有大型記念活動。 2002 年六十周年。沒有大型記念活動。有人說毛澤東一生就做了一件好事，就是到了 1976 年，他死掉了。但我們若大的祖國，為了等候毛的死掉，付出的代價太大太多了。首先是數千萬的善良百姓，慘死于毛發動的什么三大改造和諸多政治運動之中。伴之而來的是經濟崩潰，百業凋零。在毛氏“黨文化”禁錮下，全國大中小學停課了，各類出版社，只印毛澤東各種著作了，以反對封、資、修為名，拒絕古今中外一切文明。神州大地成了真正的文化沙漠。中國的文藝復興及思想啟蒙，正是在這樣的文化沙漠一片廢墟之中，艱難起步的。有眾多的仁人義士，投入到這場關系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奮斗中。毛還活著的時候，就有一些思想界的先驅，為抗拒毛氏“黨文化”，實施鐵桶一般的禁錮，為中國能早日結束一黨專政，開啟民主憲政之路，顧準、林昭、遇羅克、王容芬、張志新、劉文輝等先烈，就開始作殊死一搏了。今天我們要做的，也就是他們的未竟事業。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就文藝復興與思想啟蒙而言，雖然還未出現什么樣的劃時代的作品，也未出現真正的思想家理論家。但客觀點說，還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記得當時一個令人炫目的現象，就是各種文學雜志，雨后春筍一般在全國各地紛紛登場，甚至地縣級都出版了自己的文學刋物。有五朵金花之稱的《收獲》、《十月》、《當代》、《花城》、《清明》等雜志，發行量動輒以十萬計。一時人人在讀小說，寫詩的比讀詩的人還多。各類選刋也應運而生，一些好一點的小說故事，竟相轉載。據說諶容的中篇小說《人到中年》，就轉載出版過十五次之多（比起現在的網絡當然是小巫見大巫），諶容也因此聲名鵲起，一起受矚目的還有張潔蔣子龍馮驥才劉心武等人。其中也包括改正后右派作家的回歸，

代表人物是：汪曾祺王蒙劉賓雁邵燕祥從維熙張賢亮等等。他們也是當時青年的偶像，和竟相效仿的目標。果然，繼后就有中青年作家群，像余華方方王安憶張抗抗鐵凝韓少功賈平凹北島舒婷等，接踵而至。中國的文壇，雖還說不上群星燦爛，老中青三代，一時竟相輝映，還是有幾分熱鬧。隨著文學的繁榮，必然帶來戲劇和電影電視的勃興。這也是有目共睹的，毋須贅述。重溫這些往年舊事，并不是想說，中國已經是或曾有過文學盛世，名家輩出。這個目標離我們還太遠太遠，黨管文藝，政府養各種協會的體制不變，文藝工作者沒有起碼的創作自由，嚴密的審查制度不松綁，要想有偉大的作家和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偉大作品，都是不可能的。盡管如此，我們依然懷念那一段文學興起時的盛況。它應該可以告訴我們，只要我們能脫離毛氏 “黨文化”的束縛，中國人就能從廢墟中崛起，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不輸于世界任何一個民族，如果能沖破《延安講話》的藩籬，放飛自由寫作的心靈，用不了很多年，中國人就可以昂首進入世界文學之林。文學創作的靈魂是自由！印度大詩人泰戈爾寫到：瀑布歌唱道“我得到自由時便有歌聲了。”胡適先生說，現在有人對你們說： “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 “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已經過去的三十多年，留給我們許多回憶與感慨。 2012 年七十周年。動靜鬧的有點大，背景如何，值得研究，有人說是一次歷史的倒退。表現之一就是中國作協，和付主席何建明，導演出一場作家收費抄書的鬧劇，被世人唾罵。這件事要是簡單點說，也就是屁股決定腦袋的事。既然身在文聯作協混口飯吃，就得聽領導的話，黨叫干啥就干啥。何況有些人早已是過了氣的明星、作家，已被人們淡忘了。今天能有此名利雙收的機會，感恩戴德還來不及呢，怎么會拒絕？他們中很多人，大概至今也未想通，怎么會被臭罵一通？可是，這件事要往深處想，真的是一次不該發生的丑劇鬧劇。不管抄書人當時是怎么想的，客觀上就是在為歷史的倒退推波助瀾。很多人都在說，要警惕文革卷土重來，因為體制未變，復辟文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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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土壤還在。但很少有人談到哪些事才是復辟文革的標志？很多人不是不知道，是不愿談，還是顧忌重重？依我看，只要是還在鼓吹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理論，還在揮舞毛澤東這種歪理邪說整人大棒的，就是在復辟文革！比如薄熙來主政重慶時的“唱紅打黑”。比如高調重調《延安講話》老調，還想借此整肅文藝工作者，實行新一輪的思想禁錮。如果說三十多年前開展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奉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一輪思想大解放，具體的標志就是鄧小平提出的四大否定：否定了人民公社；否定了計劃經濟；否定了階級斗爭為綱；否定了文革。從此迎來了改革開放的大好時機。而這次高調重彈在階級斗爭理論指導下出爐的《延安講話》，客觀上就是對三十多年前，有關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反動。至于為什么要說，何建明和中國作協干了件蠢事？那要稍稍回顧一下，抄書一事出現的背景。它應該和薄熙來的“唱紅打黑”，搞什么重慶模式，有一定關系。早在 2010 年的 3 月 29 日至 4 月 4 日，中國作家協會七屆九次主席團會議，和七屆五次全委會，在重慶召開了，200 多位作家到會，應該大都是名家了。當時的市委書記薄熙來，邀他們來家做客閑話，薄說重慶要完成 100 個故事、100 首詩詞、一臺重慶晚會、一部寫重慶的長篇小說。與會作家表示，他們通過各種途徑，已經熟悉這座紅色城市的歷史，以及提振精氣神的“唱讀講傳”，鏟除社會毒瘤的“打黑除惡”。看到茶館里唱紅的熱鬧勁 ……他們迫不急待了。 200 多位大作家，集體當了所謂重慶模式和薄澤東的吹鼓手。毛氏“黨文化”在重慶全面復興了。網上有材料說，由重慶官方牽頭，組織重慶市四位作家，耗時一年多，撰寫的有關重慶模式和它的帶頭人薄熙來的長篇小說，四卷本一百余萬言的鴻篇巨制，已經完稿，即將由北京的一家出版。可惜薄王東窗事發，巨著胎死腹中。對四位大作家來說，不知是幸焉不幸？本來在中國當代作家群體中，良莠不齊是常態，尸位素餐混飯吃的人，大有人在。但也應承認，有相當一部分人，具有相當的創作實力，思想也并不僵化。因為他們大都崛起于改革開放之后，毛已走下神壇，思想相對寬松一點，言論自由也多了一點的時期。他們一些作品被流傳，已經不再是什么“頌圣”文學和“運動文學”的遵命之作，而是在拋棄毛氏“黨文化”的條條框框之后，才有的成果。可

是在中國這種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一些事你能做不能說。如何對待毛氏“黨文化”的禁錮，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我曾相信隨著社會的進步，作為知識界思想界精英的作家群體，在引導十幾億國民，擺脫專制極權的奴役，走向人類共同向往的自由平等民主憲政的理想社會，會有所作為的。即使有一些人，出于種種原因，還會在徘徊觀望，也很平常。胡適先生早就說過，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嘛！可是你得別干蠢事，尤其是千夫所指的蠢事！這次何建明和中國作協，就是干了件蠢到不能再蠢的事了。他們用付費抄書的形式，迫使一些在思想領域處于徘徊狀態的作家們，不得不表露暫時不愿表露的心跡。換句通俗一點的話說，就是一時還不想出頭站隊的，只得站出來了。這就有了一點被裹脅與綁架的味道，這也是文革中貫用的手法。比如抄書者之一的韓少功先生，近日說他抄書是無可厚非的。我想韓先生當然有權這樣說，但我還想輕輕問一句，如果毛還活著，你的《馬橋詞典》和《爸爸爸》，還能發表嗎。如果沒有它們，現在還有人能聽到你的聲音嗎？倒是張潔女士在抄書后，寫下的“尊重藝術”四個字，透露出她內心的一種無奈。 2012 年 5 月初稿 2012 年 6 月二稿

薄熙來的“唱紅打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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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育摧殘人的秘密喬新生（武漢）

《環球時報》發表社論“不應鼓勵中學生走上沖突一線”，道出了中國教育的秘密。這個發生在四川什邡的群體性事件，無形之中放大了中學生的作用。《環球時報》捕捉到了社會情緒，因而在社論中毫不客氣地批評了海外民主運動人士贊揚中學生走上沖突一線的言論。這篇社論認為中學生屬于未成年人，他們的思想尚不夠成熟，但是熱情高，敏感度高，沒有什么牽掛和社會壓力，因而無所畏懼，爆發力和沖擊力很強。他們沒有明確的政治利益訴求，也沒有穩定的理念，很容易被成年人推著走。或許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社論特別提到文化大革命，認為中學生的沖動和容易被利用，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了淋漓盡致的表現。坦率地說，這篇社論充分反映了《環球時報》的人文情懷，是一篇難得的好文章。在當下中國這篇文章充分體現了中國人的責任意識和道德自覺，也充分反映了中國當前所面臨的教育困境。不過，歷史就是如此的無情。這篇文章發表之后，很快在互聯網絡上引起廣泛的討論。一些學者認為，這篇文章體現了人文關懷精神，但是，這篇文章深刻揭露了中國教育的本質。更有一些知名學者通過互聯網絡發表調侃諷刺的言論，認為這篇文章道出了執政者的秘密，如果按照這篇文章的邏輯，那么，執政者長期塑造的英雄人物可能都要被隱藏起來，中國應該解散“成年人利用為成年人實現政治目的”的少年先鋒隊和共青團。這樣的邏輯推論出乎人們的意料。當我們用現有的價值標準來衡量執政者長期灌輸的價值理念時，我們就會發現自己陷入到進退兩難的狀態。如果我們允許未成年人參與革命，那么，就會背離現代文明的常識；可是，如果我們不允許未成年人參與革命，那么，執政者就必須重新改寫歷史。執政者可以用歷史發展觀念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也可以用特定時期革命環境為未成年人沖鋒陷陣尋找借

口，但是，我們無論尋找怎樣的理由，都無法讓未成年人慷慨地走上刑場成為革命的炮灰。因為從邏輯上來說，未成年人屬于思想不成熟被利用的群體，當他們處在激烈的政治斗爭漩渦之中，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來捍衛某些價值觀念的時候，所有的成年人都應該為之感到羞愧。很多年以前，曾經有學者使用“政治童工”這個概念，辛辣的諷刺執政者所宣揚的革命歷史。執政者的革命歷史上的確有不少未成年人成為革命的犧牲品，這不是因為他們有著崇高的革命覺悟，而是陰差陽錯，他們在思想不成熟的情況下成為了革命的馬前卒。對待這些未成年人我們可以給予充分的同情，但是，按照所有成年人的邏輯，“他們的思想尚不夠成熟”。歷史的記憶可以改寫，但是，歷史的事實卻不容抹煞。筆者之所以討論這樣一個殘酷的話題，原因就在于中國當前的教育仍然保留著殘酷的革命教育。當未成年人背著書包走上學堂的時候，他們必須接受執政黨的政治理念，接受執政黨革命的歷史洗禮。換句話說，現在的未成年人雖然不需要拋頭顱灑熱血，但是，他們必須接受執政黨的革命理論，

什邡群體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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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而這些革命理論無一例外包含著他們的前輩，也就是那些當年的未成年人革命的英雄事跡。用黑色幽默來形容這樣的教育理念，似乎顯得有些過于輕佻，因為這樣的教育不僅讓未成年人從一開始就充分意識到革命的重要性，而且更主要的是，會讓革命的觀念貫徹到他們行為之中。因此，當《環球時報》反對把未成年人作為革命的工具或者革命馬前卒的時候，人們才猛然地意識到，執政者長期以來所灌輸的教育理念是多么的荒誕。換句話說，《環球時報》與其說是譴責那些走上街頭的未成年人，不如說是在提醒執政者，中國執政黨歷史教育的內容應該徹底改寫了。當前中國教育在灌輸執政黨革命歷史的時候，實際上就已經在未成年人的內心深處種下了革命的種子。革命黨轉化為執政黨之后，這樣的教育就產生了戲劇化的效果——孩子們走出學校，面對那些權利受到損害的家長們，他們曾經接受的教育讓他們奮不顧身地走上街頭，以自己的英勇行為實踐革命道理。這是一種多么可怕的教育，它可以讓未成年人在懵懂無知的情況下充當暴力分子。《環球時報》社論給我們帶來的最大收獲就在于，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教育方向性的錯誤。當執政黨把自己的意識形態和革命歷史當作教育重要內容，不斷地培養革命者的時候，他們收獲的就只能是“群體性事件”。這是教育的必然結果，也是革命的必然邏輯。對于發生在四川什邡的這一事件，筆者不想做過多地評述，但是，對于未成年人走上街頭，筆者卻特別的敏感。這是一個十分荒誕的社會。它會讓每一個人心口不一，它會讓每一個未成年人從小接受人格分裂的教育。 “走出革命”不應該僅僅是執政者維護穩定的政治口號，而應該成為執政理念的題中應有之義。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上街頭，以暴力抗爭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這是因為除此之外他們沒有其他的選擇。當執政者控制著絕大多數資源，并且能隨時剝奪公民權利的時候，他們唯一能夠采取的策略就是發動“群體性事件”。在這個過程中成年人既是所有未成年人的表率，同時又是未成年人的學生。因為未成年人正在接受著革命性的教育。如果說成年人走上街頭是一種保護自身權利的本能反應，那么，未成年人走上街頭只不過是將書本上的知識加以驗證罷了。我們不應該讓未成年人成為“群體性事件”的

犧牲品。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指出，在中國現有的教育體制下，不需要成年人動員，未成年人也會主動地走上街頭，這是因為他們的人格處于分裂狀態，他們尚未成熟的思想已經被灌輸了革命的道理。執政者的革命教育不僅讓他們脆弱的心靈受到強烈的震撼，而且也讓他們的內心深處處于一種激烈搏斗狀態。當不惜一切代價的革命能夠換來政權的時候，未成年人為什么不能親身體驗一下呢？所以，筆者強烈建議中國的教育主管當局大幅度地減少有關革命的教育，讓中國的青少年從入學的那一刻起就意識到“人之初，性本善”，讓他們在一個充滿溫暖的環境中逐漸地形成健康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革命應該成為歷史，革命的歷史教育應該徹底廢除。如果不能在未成年人的內心深處建立正確的思想坐標，讓他們遠離你死我活的革命殘酷斗爭，那么，即使執政者付出再大的代價，也很難保證青少年不會成為街頭抗爭的主體。當然，以革命的方式取得政權，執政者的歷史必然會變得十分尷尬。因為革命者永遠害怕革命者，當新的革命者挺身而出走上街頭的時候，昔日的革命者除了以暴力的方式鎮壓之外，不可能以邏輯的力量說服新的革命者。這就是革命的必然邏輯，也是當代中國所要面臨的現實難題。需要說明的是，革命心態仍然殘留在絕大多數執政者的腦海深處，無論是暴力拆遷，還是在維護社會穩定的借口下采取的極端措施，都充分地說明執政者還在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當成一個革命者。他們把那些反對現行政權的人看作是反革命分子，因而采取暴力的手段加以鎮壓。這是一種典型的革命思維方式，在革命的循環之中，社會不可能穩定，國家不可能發展，公民不可能妥協，執政者不可能鞏固自己的真正根基。四川什邡市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不僅讓我們看到了中國當今政治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而且也讓我們看到了中國當今教育中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可以這樣說，正是由于中國的教育不斷灌輸革命思想，因而才會讓未成年人走上街頭發動革命。中國教育需要改變的不僅僅是未成年人的觀念，同時還需要改變成年人的觀念。因為成年人是一面鏡子，正是在成年人的意識形態和價值理念的熏陶下，未成年人才會做出不理智的舉動。感謝《環球時報》提出了一個深刻的命題，只不過要解決這個問題，還需要執政者反求諸己。中國的執政者能夠明白革命的邏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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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政治扼殺中國活力陳破空

前中共領導人江澤民忽然高調露臉，于日前現身國

推動政改，必須以結束老人政治為前提。溫的表態，是

家大劇院，引來議論紛紛。江的舉動，顯然是要向外界

對戀棧權力的江、胡等人的暗諷，也是對艱難上位的習、

展示，他健康尚可、政治影響力尚存、仍能影響或左右

李等人的暗助。

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八大”。

中國老人政治之禍，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末，慈禧太

十八大權力分贓，仍有江系人馬入圍高層，如張高

后的垂簾聽政，扼殺了由光緒皇帝主導的“百日維新”，

麗、張德江之類；薄熙來一案，中途逆轉，從高調轉為

使近代中國最有可能發生的一次和平憲政改革胎死腹

低調，從明朗轉為不明朗，處處泄露插手施壓、意圖包

中。到了共產黨時代，老人政治更形尾大不掉。毛澤東

庇的江氏痕跡。

死后，華國鋒繼位，曾有幾年新氣象。然而，華國鋒之后，

盡管如此，這回，江澤民現身，陪同左右的，都是一幫退休高官、原江系親信，中共官方媒體也并未報道。可見，現任高官并不捧場，而紛紛回避，釋放的信息反

中共政治氣候再度嬗變，雖有了名義上的任期制，卻又扯上了死纏爛打的老人政治。鄧小平半退休，獨掌軍權，讓胡耀邦、趙紫陽兩代

而是：江強弩之末，政治生命已進入茍延殘喘的尾聲。

總書記有志難伸，政改宏愿化為泡影；江澤民退而不休，

現場上演其親信李嵐清自編自導的音樂劇，對江而言，

強力干政，持續在幕后操縱權力斗爭，使“胡溫新政”

仿如最后的挽歌。

無疾而終；如今，胡錦濤又意圖效法江澤民，充當習近

政協副主席、前香港特首董建華近日故意放風：胡錦濤卸任黨政職務后，仍將留任軍委主席若干年。十年前，江澤民留任軍委主席，令胡錦濤深恨之；如今，胡錦濤又要效法江澤民，留任軍委主席，必令習近平深恨之。

平的新“太上皇”。老人政治為禍，中國政改難產、活力難生。老而不死是為賊，斯言信矣！習近平即將走馬上任，卻面對江澤民、胡錦濤兩代 “婆婆”虎視眈眈，怎能不誠惶誠恐、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習近平能否有所作為？尤其，能否推動迫在

中日釣魚島之爭，持續升溫，中國海監船、漁政船

眉睫的政改？除非效法初唐時期的李世民，再來一回“玄

仍陸續開往釣魚島一帶，耀武揚威。十八大臨近，中日

武門之變”，斬殺“兄弟”（同為太子黨的薄熙來）、逼

爭端卻有升無降、日趨激化，這對固有維穩思維的中共

退老人（胡錦濤）、幽禁老老人（江澤民），徹底終結老

而言，是政治反常的表現，卻是中共高層權爭激烈的外

人政治。

在反映。中南海內，有人借推高中日對抗，爭奪軍權，具體而言，是胡錦濤要同習近平爭奪軍權，卻故意對外放風說：胡錦濤留任軍委主席，是為了防止習近平“走上對外軍事強硬路線”，因由倒置，形同栽贓陷害。難怪前段時間，習近平戲劇性“失蹤”達兩個星期，除了當局通報的健康原因（背傷），更無法排除外界猜測的政治原因：習近平對元老干政氣憤填胸，忍無可忍。與江澤民、胡錦濤動作形成對照的是，近期，中共總理溫家寶，卻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自己將“歸隱山林”、“回到群眾中去”，顯然意有所指。呼吁政改的溫家寶，深知，老人政治，是中國政改的最大絆腳石；要

江澤民現身國家大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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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開來死緩，薄熙來會判什么刑 ——兼論薄熙來是怎樣鎮壓維權運動的

周平

（一）

的，證明了中共高層是黑幫。

果不出所料，谷開來死緩。這個判決事先大家都猜到了。那不是因為大家都吃透了谷開來案子的案情，而是因為大家都吃透了黨中央的精神。重慶四警官也分別判了刑。這樣，薄熙來利用職權阻撓辦案并打擊迫害辦案人員的罪名已經呼之欲出。接下來，趕在十八大之前，當局將宣布開除薄熙來黨籍，移交司法。估計對薄熙來的審判將推遲到十八大之后；估計薄熙來的刑期將不會低于四警官。估計對薄熙來的審判，將只集中在薄利用職權阻撓辦案，包庇谷開來，打擊迫害辦案人員的問題上。薄熙來的其他問題，如貪污腐敗，刑訊逼供等等，統統不提。這就是當局的切割術：一來達到了打倒薄熙來，使之在政治上不能翻身的目的，并且使得黨內上層沒人再替薄熙來說話；二來則最大程度地包庇了高層貪贓枉法的共同罪行。可惜的是，在后一點上，當局的做法實際上是欲蓋彌彰。需要再次強調的是，現在中共當局整薄熙來，和當年斯大林整布哈林，毛澤東整劉少奇等案子的情況正好相反。那時候是拼命栽贓誣陷，使勁朝狠處整；現在則是投鼠忌器，避重就輕，費盡心機做切割，唯恐把中共高層無官不貪的罪惡事實牽扯出來。如果說我們要從薄熙來案件以及當局處置薄熙來的做法上引出什么結論的話，那只能是像李銳說

（二）薄熙來倒了，然而在不少人，包括不少底層民眾那里，薄熙來的形象還沒有倒。這涉及很多問題，眼下我只打算談兩件事。薄熙來在重慶的打黑運動，大搞刑訊逼供，大搞冤假錯案，殘酷打擊民營企業。這些問題已經有不少人揭露過了，我要補充的是，薄熙來的打黑，實際上首先是打擊維權運動。 2008 年 11 月 3 日，重慶發生了一場轟動一時的出租車罷運事件。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沒有派軍警鎮壓，而是親自出面和出租車司機以及出租車公司負責人對話。當時，重慶當局把這次事件定性為 “民怨的爆發”，事件和平落幕。記得當時，我讀到這則消息頗感意外，心想也許應該對薄熙來刮目相看。可是沒過多久，薄熙來就發起打黑運動。當時我就懷疑，這場打黑運動是不是和先前那場出租車罷運事件有關連。后來的事態發展證實了我的懷疑。 2009 年 2 月，重慶當局下令調查渝強公司的涉稅情況；7 月，重慶當局以涉嫌非法經營的罪名拘押了渝強公司董事長黎強；10 月，以涉嫌犯有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等七項罪名對黎強等人開庭審理；公訴機關提出了兩件犯罪事實，第一件就是指控黎強組織了 2008 年 11 月 3 日的那一場出租車罷運事件。在法庭上，黎強的辯護律師，75 歲的西南政法大學教授趙長青據理力爭，說對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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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強的涉黑指控證據不足，但不被法庭接受；12 月，法院做出判決，黎強被當作重慶交運的“黑老大” 判刑 20 年。黎強的案子開審后，很多官方媒體在報道此案時都提到“黎強向薄熙來叫板”一事。那是在 2008 年 11 月薄熙來與出租車司機和出租車公司負責人的一次對話中，薄熙來談到他對重慶出租車行業的情況做了些調查，黎強站起身來打斷薄熙來的話，說： “薄書記，你來重慶的時間很短，不了解重慶的情況，我來給你講講。”當時的場面很尷尬。黎強案宣判后，官方報道坦承，正是 2008 年 11 月 3 日那場出租車罷運事件，促使重慶當局下決心展開打黑運動；而黎強則是引發重慶展開打黑專項行動的第一人。

（三）

谷開來被判死緩

假如你對 2008 年 11 月 3 日重慶出租車罷運事件算不算維權還有疑惑，假如你對黎強被打黑是不是冤假錯案還有疑惑，那么，讓我們再來看看發生在 2003 年 3 月的遼陽工人大游行這件事。 2003 年 3 月，遼陽市爆發了一場以鐵合金廠工人為核心，有十多家改制工廠參與，上萬名工人參加的游行示威活動。工人們肩扛毛澤東畫像，要求中央懲治地方貪官污吏、維護職工基本權益。當局派出軍警鎮壓，秘密逮捕了工人代表姚福信、肖云良等，激起工人進一步抗議浪潮。5 月 9 日，當局悍然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對姚福信和肖云良分別判處 7 年和 4 年徒刑。這次遼陽工潮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的工人維權運動，當時在海內外都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北京之春》雜志 2003 年 8 月號發表了著名工運人士韓東方的文章《誰在危害國家安全》。文章特地指出了薄熙來在這一案件中扮演的角色。韓東方的文章寫道： “（對于如何處置姚福信、肖云良案件）在體制內，從遼陽市到遼寧省直到中央，都一直爭論得很激烈。在遼陽，由于市政法委內部意見分歧太大，以致無法作出決定，于是，決定將此案上交省里；到了遼寧省，省政法委內部分歧同樣大，有人提出，不妨以判刑 2 年緩刑 3 年來處理，這樣既能擺平工人的情緒，不至于進一步激化政府和工人的矛盾，同時也能保全政府的面子。而省政法委最后提出的處理建議是，鑒于已經拘留了一年，而且部分罪名

缺乏事實依據，建議通過幫助教育的形式處理，不應追究刑事責任。不過由于分歧太大，省政法委還得將這一建議交省領導做最后決定。 “于是，此案到了遼寧省長薄熙來手里。薄熙來表示，此案造成的影響極大、極壞，如不懲辦會打擊公安部門的工作積極性，而且，類似事件一旦繼續發生，今后省委的工作便會更加困難。就這樣，薄熙來最后拍了板。 “不過，據了解，此案報到北京后，中共中央政法委曾就此案發出批示，大意是，此案處理要慎重，要考慮職工的處境和社會的反應，建議省政法部門重新慎重合議此事。不過，薄熙來還是我行我素，執意將姚福信和肖云良判了刑。” 注意，韓東方這篇文章是發表在 9 年前。9 年來，我們沒有見到有任何人提出過不同的說法，可見，韓東方文章對薄熙來在遼陽事件中所作所為的描述是可靠的、可信的。眾所周知，在中共的各個部門中，就數政法委最惡劣最兇狠；而薄熙來卻比政法委更惡劣更兇狠。就是這樣一個人，如果不是王立軍夜投美領館引起東窗事發，差一點就成了下一屆的中央政法委書記。不消說，中共高層絕不會因為打倒薄熙來，就去清算例如薄熙來在遼陽工潮中的罪行。只是那些仍然受薄熙來迷惑，把薄熙來看成是勞工利益維護者的民眾，應當從此一事件中認識到，在剝奪勞工權利、壓制維權方面，薄熙來和其他絕大部分中共官員沒有區別，只是更壞更狠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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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析薄熙來的“候補紅衛兵情結” 畢汝諧

幾個月來，薄熙來夫婦及其前親信王立軍共同上演了一出政治活報劇，舉世瞠目！性格決定命運，薄熙來的“候補紅衛兵情結”，決定了其悲慘的命運！文革之初，毛澤東無來由地欽點四名省部級以上高干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薄一波（政治局候補委員、副總理）、汪鋒（國家民委副主任）、何長工（地質部副部長）、李范五（黑龍江省委書記）。毛澤東此舉用心何在？史家至今不能給出令政治人信服的解釋；然而，在毛澤東一言九鼎的特定政治環境里，這種莫須有的罪名足以置四高干及其家庭

年輕時的薄熙來

于絕境！其時，薄熙來是北京男四中學生；眾所周知，北京男四中老紅衛兵首領是孔丹（其父孔原，候補中央委員、中央調查部部長）；按照“爹比爹”的老紅衛兵潛規則，紅衛兵首領的產生，大抵以老子官位的高低為依據；這把威風八面的交椅原本應當屬于薄熙來，卻因為老父垮臺而干瞪眼！紅衛兵作為文革的重傷員，其代表人物于十年浩劫后皆視政治為洪水猛獸，避之唯恐不速；試舉幾個例子：孔丹投身商海，孜孜求利，不問政治；清華井崗山司令蒯大富腆顏申請深圳居民的低保待遇，安于小市民的平庸生活；名噪一時的宋“要武” 歸復為宋彬彬，潛心從事自然科學研究，堅拒垂手可得的官職，甚至羞于承認“要武”舊事；以鼓吹“血統論”蜚聲全國的譚力夫，文革后徹底走向另一極端，聲言“解放三十年了，履歷表里沒必要保留‘家庭出身’這一欄目。” 然而，當年的“黑幫子弟”薄熙來成為說一不二的重慶王之后，卻繼承了文革紅衛兵的精神衣缽，在重慶這一畝三分地大展拳腳，任性地釋放“候補紅衛兵情結”的可怕能量——— 創立所謂“重慶模式”，自立山頭，挑戰胡溫中央的科學發展觀；這無非是當年紅衛兵“合則聚，不合則樹旗另干”的慣常做法（1966 年底，北京共有三個“首都紅衛兵總司令部”，人稱“一司”、 “二司”、“三司”），卻觸犯了中共“全黨服從中央”的神圣天條！打黑——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在天安門城樓上，宋彬彬（宋任窮之女）為其戴上紅衛兵袖章，毛澤東煽動性地號召：”要武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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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林彪首次接見紅衛兵 “周恩來亦唯毛澤東馬首是瞻地附和道：”我是一個老紅衛兵。“從此，紅衛兵沖出校門，殺向社會，橫掃京華四城的流氓小偷、地痞惡棍，進而打人抄家，無法無天！一時間，紅衛兵成為最有權威的執法者和行刑隊！對于正值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殺殺打打，為所欲為，不啻于盛大的節日！而薄熙來卻受其父之累，袖手旁觀，失落之情，可想而知；及至薄熙來成為一方諸侯，終于發動視法律為無物的打黑運動！其年輕時的缺失和遺憾，以殘酷血腥的方式得到了補償！唱紅——1967 年末，已被毛澤東拋棄的老紅衛兵不甘寂寞，創立獨樹一幟的”老紅衛兵合唱團 “ ；除了演唱為毛澤東詩詞及語錄譜寫的應景節目，

還有蘇聯列寧、斯大林時期的革命歌曲，令北京市民耳目一新！薄熙來依然無緣加入，只能默默地看著同齡人大出風頭。及至薄熙來成為一方諸侯，終于獨樹一幟地狂唱紅歌，甚而至于將四大皆空的和尚尼姑也裹了進來！其年輕時的缺失和遺憾，以大轟大嗡的方式得到了補償！文革前，毛澤東曾經語重心長地指出： “我們的干部子弟很讓人擔心，他們沒有社會經驗，但是架子很大；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要靠自己。“毛澤東還借用《戰國策》“觸龍說趙太后”中“位尊而無功，俸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進一步表達這種憂慮。薄熙來的發跡和垮臺，為毛澤東這種憂慮提供了佐證。薄一波是中共開國元老中的頭號壽星，以其巨掌長期托撐薄熙來，使之步步高升；薄一波逝于 2007 年，得享百年，不可謂不高壽；然家有候補紅衛兵薄熙來，薄一波非得有二百年壽命才能庇薄熙來終生逢兇化吉、遇難呈祥；失去了父蔭的薄熙來，在平民子弟胡溫面前，竟是如此不堪一擊！有趣的是，孔丹于老紅衛兵鼎盛時曾經放出狂言： “這一回干得好，能當副總理！”結果卻是老母死于非命，自身流落僻野。數十年后，角逐副總理失敗的薄熙來，復巢重慶，身敗名裂！歷史的巧合，委實耐人尋味！馬克思曾經說過一段廣為人知的名言： “歷史有時會出現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的英雄，第二次是笑劇的丑角。”如果說，文革紅衛兵作為一代風流是悲劇的英雄；那么，" 候補紅衛兵“薄熙來則是笑劇的丑角。

2008年重慶奧運火炬傳遞途中驚現「紅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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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華西村的敗象溫克堅（浙江）華西村最近有關華西村的媒體公開報導，提供了一個真實的鏡鑒版本。長期擁有天下第一村政治美譽的華西村，日前迎來了所謂 50 周年建村大慶，一棟高達 328 米的摩天大樓也拔地而起，一些在位的和退休的政治領導人出席為華西村奇跡背書，官方媒體也濫情的對華西村進行吹捧，似乎這是社會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共同榮耀。幸好還有《南都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等追求新聞理想的媒體，提供了對華西村奇跡的另外一種描述，還原了華西村的真相。根據這些媒體的報道，其實華西村的經濟繁榮已經不可持續，華西集團旗下諸多產業板塊，原來的成長更多倚靠的是政治資源的轉換，而缺乏市場競爭力，隨著政治資源的耗散，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這些企業的表現已經差強人意。而華西村新建的 328 米摩天高樓，雖然外表壯觀，但卻是一個成本黑洞，將不斷的侵蝕華西其他產業本來就有限的利潤。大邱莊和南街村的衰敗過程并沒有被人遺忘，華西村是否步其后塵，眼下雖然還不能定論。但華西村的經濟繁榮，已經嚴重褪色，則是不爭的事實。至于華西村的內部治理，也不是像官方宣傳機構所描繪的一片和諧畫面。由于吳仁寶長期的家族式統治，內部利益分配的不公平，以及對周邊村莊的利益掠奪，華西村內部不同村莊之間關系已經劍拔弩張。就在華西 50 周年大慶期間，華西五村的農民戴進興以《民生中國，還是獨立王國》為題，通過散發傳單揭露華西村的不公平真相，為此戴進興還被拘留了 10 天。面對挑戰性的聲音，吳仁寶在 11 月 18 日動員召開所謂萬人大會，試圖把任何挑戰勢力妖魔化為“黑惡勢力”，這些頗具文革遺風的做法表明了華西村內部在醞釀著更大的風

暴。華西村的大家長，中心村村民，周邊村村民和外來打工者們分別享受的不同的利益和自由尺度，是現代動物莊園里秩序格局的真實再現。經濟奇跡已經失去內生動力，各種政治符號編織起來的偶像已經開裂，這個村莊的實際掌舵者也已經年邁，從公共輿論的吹捧中心走到公共輿論的對立面，華西村的光環注定要破滅。本來，華西村的故事，只是一個村莊的故事，并不具備額外的表征能力。但是在吳仁寶這個粗俗的政治符號大師的塑造下，華西村的經濟成就，一度成為了社會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最佳符號，是各種政治正確的貼牌產品。同樣的道理，華西村的衰敗就具有了額外的意義，華西村的衰敗成為了社會主義和集體主義的衰敗。這種衰敗其實早已經在理論上被證明，華西村的存在本來就是對那些尚存幻象的老舊靈魂的安慰，如今這種安慰符號也不再可靠，對現實，人們必須重新作出解讀，對未來，人們必須作出選擇。華西村政治光環的破滅，對于普通的華西村村民來說，不見得是壞事，起碼他們可以重新獲取對財富的支配權，獲得人身自由和人格平等，利用他們既有的財富和能力，創造他們自己版本的繁榮故事。對于公眾來說，也是再一次的提醒，人間天堂是不存在的，任何通往烏托邦的道路，都將通向動物莊園。華西村政治光環的破滅，也是對中國政治走勢的一次警示。那些把社會主義理解為公平和共同富裕幻象的人們，其實應該從華西村的故事得到警示，那些通向過去的道路，從來都不存在。任何人為樹立的樣板，終將被雨打風吹去。尊重個體權利，回歸主流價值，培育公民社會，才是制度演變的良性路徑。痛定思痛，我們不能第二次被同一塊石頭絆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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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裁專制的社會制度是官員貪腐的根本原因 ——歷代以來中國官員貪腐與懲治的若干問題透視

曉明（北京）

引言自有文字記載以來，歷代中國官員的貪腐都是從未間斷、也從未根除過的；那一幕幕人類社會發展中不斷上演的貪腐丑劇，成了中國社會的一大傳統特色。到了當今的共產專制時代，官員的貪腐卻是“與時俱進”，更要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時代，是世界上貪腐最為嚴重的少數幾個國家之一，頗令世人震驚。君不見當今時代那些隨處可見的貪腐官員，不但人數眾多，涉案金額巨大，且手段之多樣、卑鄙無恥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是任何民主政體的國家所未曾有過和望塵莫及的。中國歷代的官員、特別是當今時代的官員為什么會出現如此惡劣的貪腐呢？這當然是有其深遠的歷史根原和歷朝歷代當時的諸多社會因素有關的，更是和一個人所生活的環境、所受的教育、特別是社會制度極為相關的，這些都是值得人們深入總結和探討的大問題。面對古往今來中國官員延續不斷的貪腐問題，特別是對當今社會官員橫行無忌的貪腐以及治理的種種問題進行透視與探析，乃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大事。以下就是筆者對這些問題的若干意見，願以此與關心國事的人們交流探討。

一、官員貪腐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封建時代的最髙統治者號稱皇上，自命為天子，是百姓們的“神靈”和“救星”，廣大平民百姓則

是他任意欺壓與宰割的奴仆。皇上可隨意搜刮民財，整個國家和財富都是他的，金銀珠寶堆積如山，三宮六院，妻妾成群，當然就是最大的貪腐分子。其他的大臣和各級官員也都成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貪腐之徒，這在歷朝歷代都是十分普遍和人數眾多的。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大貪官，如秦朝郎中令趙髙，西漢武帝時期丞相田蚡，唐朝唐玄宗后期宰相李林甫、楊國忠，北宋宋徽宗太師蔡京，南宋權臣秦檜、賈似道，明朝中期大貪官嚴嵩父子，清朝的和珅那更是富可敵國的大貪官……以上這些早就是載入史冊為世人所知。就是歷代那些所謂農民起義造反的領袖們，開始時他們無不打著“為民謀利”、“替天行道”…… 等等形形色色的旗號，其實那都是騙老百姓的，實際上那是為他們自己、為他們的家族或小集團謀私利。遠的我們姑且不論，就以三百多年前的明末李自成起義和一百多年前的洪秀全領導的農民起義來說吧，李自成經過十多年的浴血奮戰，在 1644 年打進北京城，逼得崇禎皇帝吊死在景山的槐樹，自己也建立了大順朝當上了皇帝。然而由于李自成等一批農民起義軍領袖們在僅奪得部分政權后，就忙于籌備登基大典，四處搜括贓款，生活腐化，嚴刑隨意亂殺人，使他只做了 18 天皇帝即兵敗退出北京而徹底失敗。再如太平天國的農民造反領袖洪秀全，早在金田起義不久，他就有妻妾 15 人；一年后到達永安（今廣西蒙山），沉溺于女色的他已有 34 個女人。1853 年 3 月太平軍進入天京（現在的南京）后就妻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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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隨軍畫師所繪的天王府成群達到 88 人，連他才 9 歲的兒子就有四個老婆。封建帝王的三宮六院、七十二后妃的人數早已為洪秀全拋在了后面。自從進入天京到 1864 年 6 月天京被攻破，11 年中他從未出過天京城門一步；只一次坐 64 人抬的大轎出宮門，那是為了去看視生病的東王楊秀清，其余時間都是在他的太陽宮金龍殿坐享榮華。據史料記載，他的日常生活中，吃飯時要有鼓聲、鈸聲、鑼聲與炮聲交作，至膳畢，各色女子出出進進為其服務。他的王冠為純金制成，重八斤，又有金制項練一串，亦重八斤；他的繡金龍袍亦有金鈕，由內宮升大殿臨朝，亦乘金車，用美女手牽而走；宮外常備 64 人抬的龍鳳黃輿，宮內專設典天輿一千人，典天馬一百人，還有典天鑼、典天樂 ……等等，奢侈至極。在他的影響下，各路大王及

瞻園太平天國時為東王楊秀清府第

各級大小官員無不都成了形形色色的貪腐分子。如此一群腐敗份子，僅是部分地奪得政權，就忙于登基，沉溺于貪腐作樂，有哪一點是為平民百姓謀利的呢？歷代帝王和各級官員不但在金錢上貪婪，生活上腐化奢侈，尤其在政治上的腐敗，草菅人命，對皇朝只能歌功頌德，絕不允許有不同的聲音。從秦始皇時代的焚書坑儒開始到清代末世光緒年間的最后一次文字獄冤案，歷朝歷代，文字獄冤案都頗盛行，可以說是數不勝數。尤以明、清時代達到了空前的慘烈，如明代的“表箋之禍”，“方孝儒冤案”，清代的“明史案”，“黃培詩案”，“南山集案”，“年羮堯案”，“清風不識字案”……等等 , 都是歷史上特大的文字獄冤案，這都是政治腐敗的典型表現。歷史已經證明，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那些你死我活的爭斗（不論是宮庭政變亦或農民起義造反），不管被涂上了什么色彩，歸根結底都是為了爭奪權力和財產。所謂的“為窮人打天下”，“為人民守江山”……等等動聽的言辝，純屬欺騙百姓們的一派胡言。

二、民國時期的貪污腐敗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義爆發，清王朝迅即被推翻，建立中華民國，號稱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歷屆民國政府都以“民主共和”、“主權在民” 相標榜，聲稱官員是“公仆”，人民是“主人”，成了民國的時髦語言。然而實際上這是一個假共和，是一個比清王朝更為腐敗的時代。民國建立后，孫中山成了臨時大總統，不久就被逼讓位，使袁世凱成了大總統。從袁世凱起，以后是軍閥混戰，北洋政府和南方革命黨人的爭斗，到蔣介石統一中國，國共內戰，八年抗戰、第二次國共內戰……等等，數十年間，貪腐都是一直不斷的。難怪孫中山在世時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 “民國成了一塊招牌，那些公仆們，把中國搞得不成樣子”。早在民國成立十年時他就說過： “民國雖成立十年，亦沒有看見什么精神，比前清更覺得腐敗”。到了民國中后期，腐敗更是愈演愈烈，學者吳相湘曾著書指出： “南京時代官僚腐化比較北洋時代有過之無不及”。從民國初期開始，特別是到了民國的中后期，那時一般人的思想多以作官為致富之當然途徑，對于廉潔自守甘于食貪者，則往往以愚蠢目之，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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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會之空氣腐敗不堪。據史料記載，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吏治腐敗比之民國前期，更加觸目驚心，政治、經濟、黨務均腐敗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從基層的村、鄉長起到縣級官員，省級官員，那些地方實力派、軍閥等等，幾乎沒有不貪污腐敗的，那時的各級官員，包括那些部隊的各級官佐，層層吃缺貪污，吃空額，虛報冒領，幾乎遍地皆是。特別是國民黨髙層的腐敗，蔣、宋、孔、陳操控著中國的經濟，貪腐無處不有。四大家族在孔祥熙任中央銀行總裁及財政部長任內，公開揭露的貪汚大案就有孔祥熙、呂咸私分美金公債案，郭景琨黃金案等多起。僅孔祥熙等人貪污的美金折合國幣就髙達 20 多億元。那時的許多髙官們貪污所得的款項都存于外國銀行中，僅蔣介石身邊的親信，他們在美國的存款就髙達 5 億美元。在十年內戰期間，1934 年 12 月 26 日《江南時報》曾刊文稱：國府諸要人在上海的財產，估計蔣介石為 1300 萬元（銀園，下同），宋美齡 3500 萬元，宋子文 3500 萬元，孔祥熙 1800 萬元，孫科 4000 萬元，張靜江 3000 萬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銀行存款及不動產，約 5 億元（注：1935 年我國 1 銀圓的購買力，約合 1955 年新人民幣 3 元，

約合 2008 年人民幣 60 元，即蔣介石的 1300 萬元約合 2008 年時 7·8 億元）。在抗日戰爭中，全國軍民奮不顧身地浴血抗戰，一些髙官們卻趁機大發國難財。他們貪污腐敗，走私販私，中飽私囊，據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上的揭露，大官僚在美國凍結的存款就達 3 億美元；另據倫敦 1938 年初就有消息說，一些髙官們從香港運到英國的白銀約 3000 萬英鎊，又從中國戰區通過英輪郎布拉號裝運價值 400 萬英鎊的銀元和貴重物品于 1 月 28 日到達樸資茅斯。另在南美、巴西、瑞士等，都有大量存款。這些存款只是國民黨要人掠奪的財富中的一小部分。另據 1939 年的一份調查資料顯示，僅孔祥熙的老婆宋靄齡在美國銀行中的存款就占重慶所有要人在美國銀行存款的第一位。其它的髙官，如宋子文 1944 年僅在美國的存款超過 4700 萬美元，宋美齡 1941 年春乘飛機去美國時，隨機把 12 口裝滿金銀的大皮箱私產轉移到美國。一家外國人在中國辦的報刊曾披露，在 1927 年國共分裂后進行的十年內戰和其后抗戰的漫長過程中，國民黨已變成了官僚資本的壟斷集團，若干領導分子已變成了龐大的財政矩子，控制著全國的經濟命脈。抗戰中后方的達官貴人、資本家，不但于抗戰無所貢獻，且趁火打劫，大發橫財，傷天害理。抗戰勝利，日本投降后，國民黨的各路接受大員更是大發其財，把敵偽漢奸、甚至連一些留在敵占區的民族資本家也當作漢奸來打擊，他們接收敵偽財產，連金錢、房產、美女都據為己有，昏庸腐敗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1946 年 6 月以后，國共為爭奪地盤和統治權而再度爆發內戰，使本來在八年抗戰中飽受磨難的中國人民再度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那時的國統區內，各級官員昏庸無道，貪腐成風，貪官和奸商相互勾結，投機倒把，囤積居奇，使國統區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加之水、旱等自然災害，許多民眾流漓失所，痛不欲生。民國時期政治上的腐敗無能，官場黑暗，文字獄冤案也時有發生，都是令人不齒的。這樣一個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政府最終被毛澤東領導窮人鬧共產革命將其推翻，把他們趕到一群海島，在那時看來這當然是情理中的事。

三、毛澤東時代的腐敗孔祥熙宋靄齡夫婦

腐敗就是公權私用，是以權謀私。烏有之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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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毛左們說“毛時代沒有腐敗”，這是胡說八道的欺人之談。就以毛澤東來說，他的腐敗可謂登峰造極，要超過了有史以來的任何一代帝王。 1949 年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革命推翻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建立了號稱“人民共和國”的新政權，客觀地說，那時的中國人民對新政權還是擁護的，希望能一掃舊政權時代的貪污腐敗，使社會進步，人民安居樂業，過上和平安寧的幸福生活。然而后來的事實證明，人們善良美好的願望只不過是一場美夢，不但未能過上安寧幸福的美好生活，反倒淪為了新的奴隸，陷入到了更為苦難的深淵之中。早在毛澤東奪得政權之前，他就曾多次許下諾言，什么“建設民主自由的新中國”，“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選、平等、無記名的選舉產生，并向選舉他的人民負責。它將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1943 年在延安時他就曾對到訪的民主黨派代表人士黃炎培等人大言不慚地說： “我們已經找到能跳出興亡周期率的路子，那就是民主”。在即將取得全國政權的前夕，1949 年春天毛澤東率領他的黨政軍要人進京時也曾宣稱： “我不是李自成，也絕不做李自成”。所有這些諾言事實證明都是假話，只不過是為了奪權斗爭需要而玩弄的騙人伎倆而已。毛奪得政權后，當即以革命的名義消滅私有制，把私產變為公產。從土改斗地主開始，對那些所謂的地主，進行謀財又害命，成了大規模掠奪私有財產的開端。緊隨而來的是統購統銷，三反五反，對知識分子的社會主義思想改造，肅反，農業合作化，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和大煉鋼鐵，反右傾，反瞞產，四清，文革……等等一系列的所謂政治運動，把神州大地搞得民不聊生，哀鴻遍野。人民不但成了新的奴隸，更有數千萬人不是被殺、被迫害致死，就是被抓、被關；人為的大饑荒使近四千萬人被活活餓死；近億的人被批、被斗，無數的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是歷朝歷代都罕見的。這無疑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政治腐敗。那時由于毛澤東要以階級斗爭為綱，大搞反修防修，斗私批修，割資本主義尾巴，經濟上瞎指揮，刮共產風，使中國的經濟崩潰，人民過著牛馬般的生活。在此種情況下，各級官員在經濟上幾乎無大的經濟犯罪案件發生，有的只是利用職權多吃多占，多拿各種購物票據的小貪。而毛澤東本人和少數大權在握的髙官就不一樣了，他們可以隨意動

1959年到1962年大饑荒用國庫資金大肆揮霍，建行宮，生活腐化，亂搞女人，尤以毛澤東是最大的典型。有學者的資料披露，在 1959 年到 1962 年的大饑荒期間，全國人民都缺吃少穿，處于饑寒交迫的水深火熱之中，餓殍遍野，而毛澤東自己及某些為討好毛的地方髙官，不惜花巨資在全國許多省區為毛建立豪華的“行宮”，每座行宮的造價都是天文數字，同時每座“行宮” 維持正常運轉的管理費又得消耗一筆巨大的財政開支。毛吃的都是價格昂貴的髙級營養食品，如他吃的魚是從武昌空運去的，吃魚、吃雞就有數十種吃法。他喜好“法國大歺”，喝茅臺酒，抽特制的中華煙。所有這些，與百姓們受饑挨餓的慘狀相比，足以顯出他的驚人之腐敗。毛好大喜功，他要爭做世界共運的領袖，使北京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讓更多的外國人信奉毛主義而大搞革命輸出，不惜大筆揮霍納稅人的血漢錢，去援助收買那些與本國人民為敵的無賴政權或集團，像越南、北韓、紅色髙棉、阿爾巴尼亞等幾乎是中國供養著。同時從政治上、經濟上支援亞、非、拉人民的所謂“民族解放”斗爭和反對“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的革命斗爭。這種“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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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國民之慨”的無償援助就是在大饑荒時期也沒有停止過，這些都把中國人民害慘了。就是在男女關系問題上，一般的人絕不允許有 “生活作風問題”，一但發現，輕則批斗游街，重則坐牢、殺頭，可毛一人在這方面則可成百上千的亂搞女人，走到那里搞到那里，特別是年輕漂亮的文工團女演員，那是絕對逃脫不了毛的魔爪的。僅以這些，足以說明毛澤東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腐敗分子，尤以政治上的腐敗，草菅人命，大搞文字獄，迫害不同意見的文人學者及廣大知識分子，甚至連與自己共患難打江山的戰友都不放過，實在是一個毫無人性的腐敗狂。

四、當今時代官員貪腐更是與時倶進毛澤東 1976 年 9 月死后，新的領導者們一改過去澤東只抓階級斗爭輕視經濟建設的作法，從 1978 年起開始了經濟上的改革開放，經濟建設迅速發展，使廣大民眾能吃飽飯不再挨餓了，這當然是令人髙興的事。然而隨著經濟不斷發展的同時，官員的貪腐也隨之而愈益嚴重，貪汚腐敗官員更是無處不有，成系統、上軌道。可以毫不夸張的說，當今的時代是一個官員貪腐泛濫成災、愈演愈烈的時代，用“空前絕后”一詞來形容是絕不會為過的。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經濟改革開放之初，官員的貪污腐敗即已初露端倪。那時由于實行的是雙軌制，有權勢的各級官員、他們的子女、親屬或者與之有關系的人，很容易從手握大權官員們那里拿到批條，就能從計劃內的物資得到低價的鋼材、水坭、化肥、自行車、手錶、收錄機、電視機……等等緊缺物資，然后髙價倒賣這些物資（那時人們把這些稱之為“官倒”），從中牟取暴利，使這些人幾乎是一夜之間就成了暴發戶，如那時北京的康華公司或各地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倒公司就是因此而大發其財的典型。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有權勢或有關系的少數人確是先富起來了。進入九十年代后就更是大不一樣了，此時的貪污和腐敗那真是“與時俱進”，愈演愈烈。因為從此時起，由于經濟改革從摸著石頭過河到步入深水區，愈深入發展，貪腐也隨之更為惡劣。此時的許多有權勢的官員利用自己手握大權之便，與不法商人或者黑社會性質犯罪集團相勾結，趁改革之機大發其財，把原來的公產又變成了少數人的私產，一個官僚權貴既得利益集團迅即形成。這些權勢者們

“悶聲發大財”，他們利用自己的權勢，侵吞國有資產中飽自己的囊中；一次次的大搞圈地運動，倒賣土地，大發“土地財”；倒賣礦產開發權，出賣能源和地下礦產資源；走私販私，偷稅漏稅；制假販假，坑害國人；明碼標價的買官賣官，到處都有；在項目開發、工程承包、引進外資、甚至銀行貸款…… 等等方面，大肆貪污受賄。非旦如此，所有的貪官在生活上幾乎都是極度腐化墮落的好色之徒，是一群世界上最無恥的典型貪官。僅以省、部級及其以上的髙官來說，自九十年代以來落馬的就有：王寶森、鐵英、胡長清、李嘉廷、徐炳松、劉知炳、劉方仁、李紀周、張國光、于飛、王樂毅、朱小華、田鳳山、王守業、程維髙、叢福奎、侯武杰、張宗海……等等，直到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杰，原政治局委員陳希同、陳良宇；近年來落馬的髙官如貴州省政協副主席黃瑤，遼寧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李堂堂，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孫瑜，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黨委書記、總經理康日新，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濱海新區工委書記兼管委會主任皮黔生，全國人大常委委員、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預工委主任朱志剛，石油化工集團總經理、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同海，深圳市長許宗衡，廣東省政協主席、省委副書記陳紹基，浙江省紀委書記王華元，吉林省人大副主任、省委常委米鳳君，公安部黨委委員、部長助理鄭少東，開發銀行副行長、證監會副主席王益，北京市副市長劉志華，最髙人民法院副院長黃

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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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松有，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劉卓志，鐵道部長劉志軍，山東省副省長黃甠，重慶市政法委書記、公安局長王志軍，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 ……等等，總數幾近百人以上。更有那些落馬的廳、局級，縣、處級，科級，乃至鄉、鎮級和村官，許多是貪腐的窩案，集團犯案。這樣的貪腐官員那是數不勝數，總數應是數以百萬計以上。所有的貪腐官員，他們的共同之處都是貪得無厭，荒淫無度，丑惡至極。貪污受賄的金錢少則數百萬，多則數千萬、上憶乃至數億、數十億；許多貪腐官員都有幾套房產，多則數十套，并有價格昂貴的名車、名表、古玩字畫、金銀珠寶；一些貪官外逃，不外逃的也早已把財產轉移到了國外，并把家屬及子女都轉到了國外，自己一人在國內做裸官，隨時都可以溜之大吉；更有的生活上荒淫無恥，養情婦，包二奶、三奶……有的有情婦數十個、乃至成百以上的，有的髙官甚至共用情婦，成了世界上一群最無恥之徒。這些在國內的各種傳媒上那是每天都有報道的，使人眼花瞭亂，看不勝看。更有那些由于官官相互、或者是某種原因一時尙未曝露的貪腐官員，那肯定會是隱藏著的更大的數字。當今的中國官場確是獨具特色，貪腐官員無處不有。人類最無恥、最丑惡的東西在這些貪腐官員身上都可以找到，是世界上任何國家都無法相比的。面對如此眾多的貪腐官員，老百姓早就恨透了。他們對當今的官員早就失去了信心，憤恨無比，而又無可奈何。早在上世紀的九十年代，民間就有一種說詞： “如果把處級以上的官員排起隊來都對其懲辦，可能會有冤枉的；但如果隔一個懲辦一個，則肯定會有漏網的”。這樣的說詞雖不準確，也不科學，但它反映了民間的一種情緒，反映了廣大民眾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和對貪腐官員的無比憤恨則是不容置疑的。在過去的戰爭年代（不論是內戰亦或外戰）里，許多共產黨員（尤其是基層或部分中層的），他們在共產宣傳的鼓動下，那真可以說是用“特殊材料” 鑄成的，能與廣大民眾患難與共，見困難就上，見榮譽就讓，出生入死，流血犧牲，為共產革命、為奪取政權立下了頭功，是令人敬配的。而今的許多黨員干部卻成了無恥的貪腐分子，成了欺壓百姓們的兇官、惡吏。面對當今這些許許多多共產黨的不肖之徒，那些當年為共產革命而英勇獻身的先烈們，他們當年的壯舉還值得么？他們在九泉之下有知能夠暝目嗎？

五、歷代以來對貪腐官員的懲治 1、古代以來至清代的治貪自古代至近世之前的清代，歷朝歷代都有貪污腐敗的官員，而歷朝歷代治貪之事也是從未間斷的。據史書記載，中國古代“治吏” 的相關法律，最早源于商朝。據《周禮》中記載，從夏至春秋戰國時代出現了以史官或行政執法官兼領檢察權，成為具有監察職能的兼職監察官。先秦時期，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從維護封建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的角度出發，就提出了“治吏”思想，如《管子·立政》中說： “立國有三本”，三本的中心即為“吏治”。韓非則提出“明君治吏不治民”的思想以及治吏的“七術”： “一曰眾端參觀 , 二曰必罰明危 , 三曰信賞盡能 , 四曰一聽責下 , 五曰疑詔詭使 , 六曰挾知而問 , 七曰倒言反事”, 這些在世界法治史上都是首創的。從秦漢時期開始，就設置有“御史府”，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兼領監察。漢朝時頒布了《刺史六條》，魏晉南北朝在御史臺下設臺院，完善了諫官制度。隋唐時期御史臺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法規更為健全，如《監察六條》，《巡察六條》，《風俗廉查四十八條》等一系列法規。隋朝時隋煬帝雖是一代暴君，但在他制訂的《大業律》里，有關防止貪污腐敗的條文也都很完備。元朝制訂的《憲臺格例》，是中國史上第一部較完整的監察法規。到了宋遼金元至明清時代，這些法規則更為成熟，如清朝的乾隆時期編撰的《欽定臺規》，則是我國古代以來最為完整的一部監察法典。這些古代的法規法典成了那個時代治理貪腐官員的有力武器，確實也懲治了不少貪腐的官員。如在西漢時代，官吏貪贓枉法者，一侓處死，并陳尸示眾；到了北魏，規定枉法十匹，罪以死；唐朝時的定律，科罰更趨嚴厲，《唐律職制》篇規定，“官吏貪贓枉法的，一尺權一怕，一匹加一等，十五匹處絞刑”；宋太祖趙匡胤懲治貪官污吏更加嚴厲，在 11 年間僅將軍級的髙官就被處決了十多人；最為嚴厲的是明代，官吏貪贓六十兩以上者，必須梟首示眾，并處以剝皮之刑，許多衙門公堂旁擺著人皮，里面塞以稻草，令做官的見了膽戰心驚；到了清代，康熙帝曾在諭旨中說：”……貪官之罪，斷不可寬“。可見自古以來治貪都是十分嚴厲、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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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是延續不斷的。然而這些封建王朝歷代以來對貪腐都是根治不了、懲治不完的，原因何在呢？個中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因為獨裁專制的封建制度所致。從歷史的記載我們知道，許多時候封建王朝的皇帝，他們雖然也反腐，懲治了貪官；但那也往往是針對那些對皇權不忠之官員，而對那些忠于他的官僚、貴族的腐敗行為，一般來說是寬容的，有時甚至是放縱的。因為對于皇帝來說，為了維護他的長久統治，他當然會在獲得官員的忠誠與保持官員的廉潔之間，進行利弊權衡。經過權衡，他往往為了獲得官員的忠誠而放縱對官員廉潔的要求。如古有“杯酒釋兵權”之舉，講的正是此事。趙匡胤為了當他的皇帝，對于手握兵權的軍人們不放心，怕他們依樣學他的樣子“黃袍加身”，于是請將軍們喝酒，建議這些將軍們“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只要你不造反，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購買良田美業、歌兒舞女、腐敗奢侈，有什么關系？與政治忠誠相比，腐敗奢侈對王朝的威脅是間接的，其直接承受者也是廣大的百姓而不是統治者本身；如果勢力強大的官僚貴族離心離德，就會直接威脅皇帝的江山社稷。故而權衡的結果，皇上對腐敗采取寬縱和容忍的態度就是自然之事了。清朝的乾隆皇帝，對于寵臣和珅腐敗貪臟行為的百般放縱，就是一個最典型的歷史事例。乾隆皇帝曾說： “此等弊，只可去其太甚者，書役之弊豈能盡革？”顯然，陋規遍布官場，人人有份，要革除是根本不可能的。既然如此，給大小官吏賣個人情，任由他們腐敗奢侈去，于皇帝是無大損傷的。其實最髙的皇上本身就是最大的貪腐分子，不論他懲治貪官或者縱容貪官，其目的都是為了維護他的皇權，為了維護他的封建獨裁專制統治，從不會管平民百姓死活的，歷史的事實就是這樣清楚明白地擺在那里，是無容置疑的。 2、民國時代的治貪民國時代官員貪腐橫行，全國上下貪腐幾乎無處不有。從民國初年開始，國民政府也一直在治貪，如民國初年制定的《官吏犯贓治罪條例》對贓官的處罪就很嚴厲，在第二條中規定，貪贓伍百元或一千元以上者，即處以無期或死刑，在北洋政府時期

就查辦了四百多個省級官員的案子，其中最有名的是袁世凱時代查辦的京兆尹（即北京市長）王治罄的貪瀆案，從案件偵結上報，僅三天時間袁世凱就批復判其死刑。其實王治罄的被處決，不完全是他的貪瀆問題，那是摻雜了更多的政治色彩和私人恩怨之因素。從民國初以來，特別是到了民國的中后期，國民政府都在治貪，但貪腐從來就沒有得到很好地根治；因為整個社會制度都是腐敗的。雖然也時常處理一些中、下層的貪官，偶爾也處理個別的髙官，但從來也不曾解決社會制度腐敗問題的。僅以發生在民國時代的幾起大案來說，從案件的發生到處理結果，就清楚地說明了一切。如： A、發生在 1928 年的東陵盜寶案，這是一起監守自盜，借“軍事演習”之名，大規模地進行爆破掘盜，是史無前例的。被盜墓葬是乾隆皇帝、慈禧太后的“地宮”，被洗劫的殉葬品皆為稀世之珍，無價之寶，成了那時的特大社會新聞。這是那時的國民革命軍十二軍軍長孫殿英于七月四日至十一日率部所為。案發后，清室遺老奔走呼號，從中央到北平（現時的北京）的各路大員進行調查，軍事法庭莊嚴審訊，熱鬧非凡。然而孫殿英卻怡然自得，依然當他的軍長，此后又晉升為安徽省主席。抗戰勝利后，又因他是“曲線救國”的中堅，又變成了先遣軍總司令。這一切全得益于他把諸多的寶物送給了各路大員或者他們的夫人，據說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也從中獲益匪淺，足顯出了那時官場的官官相互，貪贓枉法到了何種程度。東陵盜寶案只是民國史上一個光怪陸離的挿頁，但它反映出的卻是一個歷史時期政治和社會腐敗的真實記錄。 B、韓復渠被處決案山東軍閥韓復渠是一個典型的大貪官，抗戰初期的 1938 年 1 月 24 日在武漢被處決。但他的被處決并非因為貪污犯罪，而是因為“違抗命令”，“擅自撤退”。因為所有的軍閥都有貪污腐敗的，僅因此是絕不會被懲處的。 C、國民政府郵政儲金匯業局局長徐繼莊貪污案 1947 年的上海灘大大小小的貪贓舞弊案層出不窮，這給抗戰勝利后的升平之景帶來的是統治階層全面的腐敗，令國民政府難堪。其中的國民政府郵政儲金匯業局局長徐繼莊貪污案，據稱有美金 5 萬元，美金公債 26 萬元，法幣 28 億元，令國人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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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目，被當時的輿論界稱為民國四大貪污案之一，受到朝野內外的極大關注。由于貪污的金額巨大，使最髙統治者蔣介石十分惱怒，當即下令抓捕。因官官相互，徐繼莊早得到了風聲，帶上愛妾王白梅悄然離滬失去蹤影，令抓捕的警方無所是從。后經多方偵察得知，徐已逃到香港，警方即追到香港，在港警的協助下，終于將其抓獲。然而在徐的愛妾王白梅找律師的多方活動下，以保釋金港幣 500 萬元作保，得以保釋，此案后來不了了之，警方 5 個月的努力終于成了泡影。 D、抗戰勝利后蔣經國的上海肅貪歷經八年的艱苦抗戰，在美國盟邦的幫助和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支持下，中國人民終于戰勝了日本法西斯，第一次取得了反抗外敵入侵的偉大勝利，中國人民是無比的髙興和自豪的。然而勝利后的中國人民，所面對的社會現實則是戰爭所帶來的創傷舉目皆是，經濟蕭條，通貨膨脹，民不聊生。然而此時的各路大小官員無不貪婪無比，處處搜刮民財，不法商人買空賣空，囤積居奇，害苦了百姓。面對此種困境，蔣介石決心整頓經濟秩序，肅清貪污腐敗，從上海做起，以使全國效法。為此委派他的長公子到上海坐鎮，進行幣制改革，肅貪打老虎。 1948 年秋蔣經國受命到了上海，以經濟副督導員身份帶領他一手組建的經濟勘建大隊，并在上海又挑選了一萬多名靑年，組成大上海青年服務隊開展工作。在動員會上，蔣經國鼓動隊員們，對付那些抵制幣制改革的巨商、富戶、官僚，對那些貪腐份子，要拿出武松打虎的勇氣窮追猛打。同時還設立密告箱，鼓勵告發，并在每周二、四公開接見市民，聽取意見。蔣經國聲稱他的打虎隊“只打老虎，不拍蒼蠅”。他表示“本人此次執行政府法令，決心不折不扣，決不以私人關系而有所動搖變更”； “投機家不打倒，冒險家不趕走，暴發戶不消滅，上海人民是永遠不得安寧的”； “凡為資本家辯護的，就是資本家的走狗。我們一定要使上海不再是投機家的樂園，而為上海人民的上海”。平心而論，蔣經國在上海的所為那是真實的，一旦查出就嚴懲不貸，并游街示眾，以敬效尤。短時間內前后有 84 名參與投機的商人被關入監獄，并有財政部的貪官、機要秘書陶啟明，舞弊勒索的上海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張亞民、第六稽查大隊大隊長戚再玉、囤積居奇的林王公司經理王春哲等人被公審槍決。就連蔣介石的把兄弟、杜月笙的的兒

子杜繼屏，那是上海黑社會的老大，蔣經國居然也不手軟，下令逮捕，以金融投機罪交特刑庭公開審理，判刑八個月。其實蔣經國每打掉一只“老虎”，就好像在奄奄一息的“黨國軀體”上實施了一次電擊，社會的影響是頗大的，他希望能建功立業，有奇跡出現。可是當打到一只真正的大老虎時，他打不動了，不得不以敗退而收場。這只大老虎就是楊子公司的董事長、孔祥熙的長子孔令侃。此人是蔣夫人最寵愛的大外甥，由于她沒有生育，把這個大外甥視如己出。楊子公司是一家最大的官倒企業，幾年來一直倒賣外匯，走私販私，罪行累累。此次被蔣經國查處，頓時震驚了國內外，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然而在宋美齡的從中調解下，特別是宋美齡最后搬來了蔣介石，蔣氏父子只經過半小時的交談，此案就不了了之，蔣經國的上海打虎也至此而終結。 E、永和金號案 1947 年 5 月 3 日晩，湖南省邵陽永和金號發生一起特大慘案，這個案件集毒、殺、燒、劫于一夕，震驚全國，國外報紙亦有披露。此案的直接策劃者和實施者竟是堂堂的湖南省六區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孫佐齊、機要秘書傅徳明及專署屬員王雪非等人所為。他們原來就曾多次勒索這一金號和另一家有名的藥舗，但都未能得逞；結果他們就一不做二不休，以搶劫燒殺等手段來達到其謀財之目的。案發后，此案煙迷霧繞，官官相護，黨團斗爭縱橫交錯，內幕中又有內幕，足以顯出這是一幕惡性的“官場現形記”。在當地有正義感人士的聲援下，在輿論的關注下，此案最終只把傅徳明判處死刑而收場，而真正的主謀孫佐齊則相安無事。如此驚天大案就以官場腐敗而草草收場，這種反腐和如此的法治是令人不齒的。 3、共產黨執政以來的治貪 1949 年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權被推翻，10 月共產黨建立了新的政權。早在進城之前，毛澤東就告誡他的各級官員，不要因為勝利了而驕傲自滿，要警惕資產階級用榶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不要在資產階級面前敗下陣來。他甚至強調他的官員要讀《資治通鑒》，理解此書里說的“禮儀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之不國”之深刻含義，聲稱共產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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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子善、劉青山的公審大會執掌政權要清政廉潔，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客觀地說，初始之時的共產黨執政，各級官員還是廉潔的，得到了人民的擁護也是情理中之事，因為人民多么希望在中國出現一個淸政亷潔的政府。新政權建立后，公、檢、法機構也相伴而生，同時在黨內設立了紀律檢查委員會，在政府內設立行政監察機構，先后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懲戒違法失職公務員暫行條例》等一系列法規，像模像樣地開展了治貪。毛時代最典型的治貪案例是 1952 年 2 月 10 日處決了大貪污犯劉青山和張子善。劉青山曾任天津地委書記，被捕前任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張子善曾任天津地委副書記，天津專區專員，被捕前任天津地委書記。此二人都是紅小鬼時就投身于共產革命的，為共產奪權立下過功勞，新政權成立后都成了共產黨的髙官。但因勝利了，進城后就忘乎所以，被“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擊中，成了貪污腐敗份子，短時間內劉靑山貪污 1·84 億元（舊幣 1 萬元合新幣 1 元，下同），張子善貪污 1·94 億元，大量貪污之后，二人任意揮霍，過著極度腐化的生活。此二人貪污事件的暴露，是在 1951 年的夏天，那時二人因工作調動之事互鬧內訌，從而暴露了他們貪腐的蛛絲馬跡，引起了警覺；后經天津地委機關干部李克士的揭發，省委派出工作組進行調查，才得以弄清案情。據不完全統計，到 1952 年 1 月，全國縣以上黨政機關參加“三反”運動中的總人數為 383 萬多人（不包括部隊的數字），全國共查出貪污 1000 萬元以上的貪污犯 10 多萬人，貪污的總金額達 6 萬億元，被判處有期徒刑的 9942 人，判處無期徒刑的 67 人，判處死緩的 9 人，判處死刑立即處決的

42 人。這段時間的“三反”運動，特別是劉、張被處決一案，成了毛澤東反貪的最大功績。值到今天，此事仍被一些中國人為毛澤東大唱頌歌的典型事例。在此后毛當政的二十多年里，由于毛的倒行逆施，只抓階級斗爭，大搞政治運動，大興文字獄，搞窮過渡，刮共產風，瘋狂地破壞經濟，使中國人民吃盡了苦頭，近億的人死于非命。那時由于經濟的落后，廣大民眾連飯都吃不飽，除毛澤東等極少數人有腐敗之條件外，其它人絕無可能有什么大的貪腐案件發生。這些前已述及，在此無須贅述。 1976 年 9 月毛澤東死后，從經濟的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不斷發展的同時，貪污、受賄和腐敗也隨之愈演愈烈，貪腐官員幾乎隨處可見，是亙古以來少見的貪腐時代。從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新的執政者們治貪工作也是從未間斷過的。早在中共 1978 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重新復出上臺執政的鄧小平成了新的實際掌權者，那時他就提出“反腐倡廉是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論斷，指出“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要有群眾監督制度，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干部，要將黨的領導干部作為監督和反腐敗的重點對象。…… 越是髙級干部的子弟，越是髙級干部，他們的違法事件越要抓緊查處”。到江澤民上臺執政后，他又提出了黨內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的所謂“三監督”，防止官僚腐敗，并警告全黨“不反腐敗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胡錦濤執政后，他就多次指出執政黨“要執政為民”，做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求”，要“依法治國，反腐倡廉”等一系列的指示。在十六屆二中全會上則提出“建立健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十六屆四中全會又提出“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反腐倡廉十六字方針，頒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及 2008 至 2012 年工作規劃，提出反腐倡廉工作要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之中，拓展從源頭上防治腐敗工作領域，使反腐倡廉建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2011 年 1 月 10 日，胡錦濤在中紀委十七屆六中全會上進一步指出要“以黨的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實際成效取勝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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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 類似這樣的反腐治貪條例和相關法規、領導人的相關講話指示等等，當然遠不止這些。僅從這些就足以說明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髙當權者對貪腐的嚴重問題是看到了的，他們的心里也想反腐治貪，三十多年來也確實懲治了一大批貪腐分子，從村官到鄉鎮干部，縣、處級，廳、局級，乃至省、部級髙官，被懲處的貪腐官員那是數不勝數的，連人大副委員長、政治局委員這些屬于黨和國家領導人級別的髙官也因貪腐而受到懲處，表面上看來反腐治貪確是有成效的，成績不能不說是大的。然而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因為至今為止，貪腐卻依然是屢禁屢反都不能有效的治理，并仍有愈演愈烈之勢，令國人無比的憤恨。其實所有這些大肆宣傳的“反腐倡廉”之舉，實際上連“標”都談不上有較好的治理，更別奢望在“本”上有什么作為了。三十多年來的 “反腐倡廉”，人民是不滿意的，個中的許多問題都是值得國人疑慮與思考的。

結束語總結我國從古至今官員的貪腐及其治理問題，人們起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的共識： 1、自有文字紀載以來，官員貪腐是歷代都有，并且大有與時俱進、一代勝過一代之勢，尤以明、清時代，民國時代及當今時代更為嚴重。當今時代中國官員的貪腐，當然不能說是歷史的簡單延續，與以往時代相比是不能同一而語的。因為共產黨執政以后，先是以革命的名義消滅一切私有財產，把私產變為所謂的公產，那時除毛澤東以外，一般人在經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案件發生，有的只是政治上的腐敗。而今在經濟改革的名義，把屬于全民的公產變成官員和他們家屬子女的私產。他們利用權勢“悶聲發大財”，并把財產轉移到國外，過著極度奢華的腐化生活。在他們的影響和推動下，使整個社會誠信缺失，道德滑坡，一切向錢看到了最無恥的地步，終至造成了今日全社會那些官僚權貴利益集團的全面腐敗，貪腐官員不論從涉案人數、金額、手段之卑鄙惡劣等等方面，都要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時代，皆可列入世界之最。 2、歷代以來的反腐治貪也是從未間斷過，且

治貪的手段更是十分的嚴厲，從關押、判刑，乃至處死，砍頭，剝人皮……等等嚴厲的刑法都用上了，但從來都未曾使貪腐禁絕，所有的時代無不都是如此過來的。特別是在當今的時代，更是一個貪官倒下了，更多的貪官又會冒出來，大有蔓延發展之勢，并且成系統，上軌道，任你怎么治理腐敗卻依然在不斷發展、創新。這一切百姓們是看在眼里，恨在心上，而又無可奈何。歷朝歷代乃至當今時代貪腐問題都不能從根本上得到治理，究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筆者以為，最主要的應是由于下列的因素所決定的： 1、人的本性使然。貪欲和色欲是人類本身所具有的本能潛在意識，但就其具體的個人來說它必須是在后天的環境影響下才逐步形成的。中國的兒童啓蒙教育課本《三字經》中說：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這說的是每個人在出生時，本性都是善良的，性情也都差不多。只是由于成長過程中后天的學習、生活環境不一樣，人的性情才會有好與壞的差別。任何一個人在他降生于人世時，他的第一聲啼哭都是一樣的，不管這個人后來是大有作為的好人還是為非作歹的壞人，都是如此，開初時的本性都是一致的善良。然而，隨著歲月的增長，后天環境與教育的不同，特別是社會制度的差異，人的不同品性就會顯露出來。《三字經》所說的“融四歲，能讓梨。弟于長，宜先知”，說的是四歲孩童孔融就懂得禮讓與尊敬兄長；而另一些人從牙牙和孩提時代起就有多占和不禮讓的先兆，在其后的時代變遷中，社會環境的不同影響，人的變好或者自私與貪婪的惡習就會逐漸養成，一但成人后，如果由于某種機遇而手握大權，貪腐就會隨之出現，這在人類社會中早已是司空見慣。 2、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必然倒致絕對的腐敗古代的帝王有至髙無尚的權力，“朕即國家”，天下一切都是朕的，歷代帝王都是最大的貪腐分子，那是毫無疑義的。其它的各路大臣、各地方官員，他們大權在握，貪污斂財和腐敗無所不在，無其不有，那都是隨處可見的事。這一切皆因他們大權在手之故，有了權就有了一切，并且這種權力在一個獨裁專制的社會里失去了監督，貪污腐敗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大權在手的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北京之春文選官員們，他們的胡作非為，為非作歹，皇上和上一級官員的治理或者是縱容，亦或狼狽為奸，全憑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的需要；除此而外的同級的官員、特別是他的下級和廣大的平民百姓，誰又能奈何得了他們呢？特別是在當今的時代，號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并且也有相關的法律法規，有相應的各級司法機構，還有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和政府中的監察機構，也能像模像樣的在“反腐治貪”；但，實際上并非是一個真正的法治國家，仍是一個獨裁專制的政體，這就決定了他的所謂反腐治貪，是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這從當今社會道德滑波、信仰缺失、誠信危機……特別是司法腐敗、官場腐敗的大量案例就足以說明了一切。 3、社會制度是決定的因素中國的歷朝歷代都不能有效的根治腐敗，那是因為都是封建獨裁專制之故。而到了民國時代，雖然號稱“民主共和”，“主權在民”，但那是一個假共和，用共產黨宣傳媒體當年的話來說，那是“一黨獨裁，遍地是災”的封建法西斯獨裁統治，又何談能治理貪污腐敗呢？在今天的時代，面對現實社會官員們橫行無忌的貪腐，最髙當權者們雖是看到了的，如胡錦濤主席就曾指出： “腐敗、濫權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要敵人，是社會矛盾激化、危機叢生的主要源頭，是政府面臨著亟待解決的主要課題。”溫家寶總理也多次指出：當前“最大的危險在于腐敗。而消除腐敗的土埌，還在于改革制度和體制。”執政者們的這些言論當然是正確的，說明他們從內心里是想治理貪腐，并且也做了不少工作，懲處了不少貪腐官員，取得了某些成績；但實際上這是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充其量也只是治標而不能治本罷了。因為這是社會制度造成的，一個獨裁專制的政體下，整個社會的腐敗成了必然之勢，成系統、上軌道，不貪腐的官員那是當不了官的，也是上不去的。不是這些官員一定都想貪腐，而是這個社會制度必然使他們這樣的。在現實社會中普遍都可以看到，官員們手中有了權力，無論在各種經濟建設工程立項，經濟開發，國有企業改制，引進外資，工程承包，征地，房地產開發，干部提升，乃至銀行貸款，司法審判，媒體宣傳、文化教育、醫療衛生、體育運動……等等，幾乎在所有一切領域里都有潛規則，

那就是金錢和美女決定一切，使貪污、受賄、腐敗成了順理成章的事，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鐵的事實。僅從幾個貪官們口中的自白，就能清楚地說明這一切。如：（1）、因貪污受賄 2 千余萬元，并且有 100 多個情婦而落馬的江蘇省建設廳原廳長徐其耀，在寫信給兒子暢談做官心得時，諄諄教導他的兒子說： “既然想當官，那就要做到：不要追求真理，…… 要牢牢記住這樣的信條，對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確的，……上級領導提倡的就是正確的；不但要學會說假話，更要善于說假話；要有文憑，但不要有真知識，……有了真知識你就會獨立思考，而獨立思考是從政的大忌。別看現在的領導都是碩士、博士，那都是假的。記住，真博士是永遠做不了官的；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種利益。……攫取各種利益作為當官的目的，而且要作為唯一的目的。” （2）、廣東省茂名市原市委書記羅蔭國，是一個貪污受賄十多億元的貪腐大官，由他的案件牽扯出省管干部 24 人，縣處級干部 218 人，茂名市大約的 110 個黨政部門中竟有 105 個部門領導涉及此案。羅蔭國被抓捕后曾憤憤不平地說： “要說我是貪官，說明官場都是貪官！你們憑什么專整我？你們有本事，真讓我交代，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甚至三個月三年，我能把茂名官場翻個底朝天！”“你們以為我是貪官，關鍵，誰不是貪官，你們能說出一個我這個級別的不是貪官的嗎？全中國，我這級

廣東省茂名市原市委書記羅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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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別的，有一個不是貪官的嗎？中國不就是腐敗分子提拔腐敗分子嗎？中國不就是貪官査貪官，腐敗分子反腐敗嗎？”“像我這樣級別的，誰不能供出百八十個人來，這個太平常了。大家都是貪官，你們為什么抓我，要抓一起抓，從村長開始，一直抓到 ‘中國長’，誰比誰更清白嗎？” （3）、廣西玉林市原市委書記李乘龍受賄 1600 萬元，生活腐化，包養情婦，是一個大的貪腐官員，被抓捕后曾坦城地說： “像我這樣的官，權力太大了，貪污受賄，生活腐化誰能管得了呢？”當受到法律嚴懲時，則寫詩感嘆說： “錢遮眼睛頭發昏，官迷心竅人沉淪。功名利祿如糞土，富貴榮華似浮云。如君能出賚赦手，脫胎換骨重臥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他在詩中表達的願望是幻想得到寬恕，免求一死。但，這是徒勞的，要想“脫胎換骨” 只有到閻羅王那里報到后再說了。（4）、杭州市濱江區原區委書記尚國勝也是一個貪腐官員，買官賣官是他的拿手本領，他曾公開對買官者說： “不花錢當個小科長呌我看看，真有那本事，我喊他大爺。”“提錢進步，才是道理；沒錢，免談。” （5）、云南省麻栗波縣原縣委書記趙仕永說： “我在縣委書記這個職位上，在時下的社會環境中，不犯罪是不可能的。因為我除了有自己的價值理念，還有一個眾人實行的潛規則。” （6）、近年來被懲處的重慶市公安局原局長文強說： “都說我貪污那么多錢，玩了那么多女人，……我貪的錢遠不止那些，其余的都到哪去了？托別人辦事不給錢行嗎？……如今一個干部不貪、不色，誰敢相信你、重用你？……我充其量只是個公安局長，卻能在重慶為所欲為，是誰給我的權力？我的上級都干什么去了？又是誰，明明知道我做的那些事兒，卻假裝不知道？……現在的官員都壞，我不過是其中一員罷了。把我變成這個樣子的是這個社會，這個制度。” …… 這些貪腐官員說的都是大實話 , 是社會現實的真實反映 , 現實社會確是如此的。類似這樣自白的貪腐官員當然遠不止這些；但，僅從這些就足以說明現實社會的真實狀況了。原中共十三大時的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秘書、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鮑彤先生不久前在與國外媒體記者談話時就坦誠地說，“在現在制度下當官，我一定腐敗”，“因為這

個唯我獨尊的制度拒絕監督，當了大官就無法無天。你要是在這個制度下當大官，人家就會請你的兒子當央企董事長。”“既然同舟共濟，勢必同流合污。” 現實社會所有的一切都清楚地說明，中國要想從根本上治理貪腐，單靠現行制度下的治理是根本解決不了問題的。要想真正地做到反腐倡廉，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必須要從社會制度的改革入手。這就要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開放黨禁、報禁，建立多黨競爭執政和三權分立的憲政民主政治體制才有可能的。世界憲政民主潮流發端于十七世紀的英國，成熟于十八世紀的美國與歐洲，流行己兩百多年了。毛澤東時代學的是馬克思主義共產革命的那一套，讓中國人民吃盡了苦頭；現在是把這一套徹底拋棄的時候了。該認真學習與勇于踐行的是憲政民主，這是挽救中國人民免于受苦受難的無價之寶。國家實行憲政民主制度，這是當今世界各國的普世價值，是人類的最大公約價值，也是中國政改所要追求的目標。古今中外的歷史都已證明并將繼續證明，最優越的、最有生命力的、最符合人類歷史發展大潮的政治文明，就是憲政民主。中國必須走憲政民主的道路才會有光明的前程。如果再頑固地堅持什么“國情論”，什么“民主不適合于中國的國情”，再頑固地堅持什么“六不搞”，搞黑箱操作，由某個集團中的少數人關起門來搞權力分配，就是堅持獨裁專制，是誤國害民的歪理邪說，必須要徹底地把它否定和拋棄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在本文行將結束的時侯，筆者想引用一段美國第 16 任總統林肯的一句演說詞，他說： “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遠不會從地球上消失！” 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也有一句名言：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要想長治久安，那就必須以憲政、民主、分權、制衡的原則來組織自己，在踐行和追求普世價值中實現國家和人民的福祉。憲政以憲法為前提，法治為基石，民主政治為核心，人權保障為目的。只要真正地實行了憲政民主，把當官的都“關在籠子里”，讓官員們真正成為人民的公仆，讓人民有廣泛的人權和自由民主的權利，人民可以用選票來決定各級官員的人選，才是中國人民的希望所在。真能做到這些，中國現存的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作于 2012 年 7 月下旬至 8 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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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

中國的政改，路在何方？！ ——讀《上下互動，促進政治體制改革》一文有感

春秋（北京）

引言《炎黃春秋》雜志 2012 年第五期發表了《上下互動，促進政治體制改革》一文，這是該刊就“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特意組織的一次座談討論會發言紀要。此次討論會邀請了部分離退休老黨員、老干部、作家、學者李銳、何方、袁鷹、、錢理群、胡德華、陸德、蔣彥永、律師江平……，以及該刊領導、編輯人員杜導正、吳思、楊繼繩、杜明明 ……等二十多人，于 4 月 5 日舉行的。《炎黃春秋》在中國是一份向以敢言著稱，以史為主的綜合性紀實月刊，它那“實事求是、秉筆直書、以史為鑒、與時俱進” 的辦刊宗旨，贏得了海內外廣大讀者的信任和喜愛。該刊在讀者中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筆者也向來喜歡讀這份刊物。象李銳、何方、吳思、江平、杜導正、楊繼繩 …… 等等許

多人的文章筆者早就多次拜讀過，并深受教益和啓迪。政改是當今中國社會面臨的一個最重大的問題，從最髙執政者到平民百姓，無不都在關注著這一問題。《炎黃春秋》雜志可以說是立志為國為民，一馬當先組織政改問題的討論會，是頗受國人稱贊的愛國之舉。此次座談會就“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與途徑”，“如何防止‘文革’悲劇重演”，“落實憲法，擴大言論自由”等三個方面的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發言。所有與會者們的發言都是十分誠懇的愛國救黨之言，深刻地反映了當前中國社會的客觀現實，表達了全體中國公民的心聲，是十分難能可貴之善意忠言。任何人讀了這些，都會不約而同地在思想上產生共鳴，并由此而引發諸多的聯想。

一、愛國救黨之忠言如果把此次座談會與會者們的發言進行概括、歸納，其主要論點是： 1、我們黨實際上是一個農民黨，是靠造反起家的。造反就是無法無天，于是形成一種強大的慣性；毛澤東是一個農民領袖，黨繼承了毛澤東的傳統，一個人說了算……。紛碎“四人幫”后，我們黨做出了《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行改革開放。但“文革”錯誤的遺毒和封建的影響并沒有完全清除。隨著經濟的發展，又產生了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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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污腐敗等問題……。溫總理在 3 月 26 日國務院會議上尖銳地指出： “執政黨最大的危險就是腐敗。反腐不成功，政權的性質就可能改變，就會人亡政息。” 2、政治體制改革首先要大步推進黨內民主，這就必須要完善選舉制度，實行黨政分開，從中央到地方黨組織，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許可規定的范圍內活動。各級黨委不得干預司法，……應當盡快廢止各級黨組織的政法委。黨內不同意見可以公開表達，黨員有權公開批評黨的領導人和黨的政策。黨的領導人離職以后，應當停止他在職時的特殊待遇。廢止領導干部在黨、政、人大、政協四大機構輪流互相轉任的現象。 3、“文革”的發生有一個要素，是黨權和政權髙度合一。……黨政必須分開，黨政不分有四大弊端：一是嚴重影響選舉制度，因為黨政權力不分根本沒有民選，人大選舉出來的多是假的；二是嚴重妨礙了法治，我國現在不是真正的法治，而是黨治，以黨治國；三是很多情況下會影響權力的透明度；四是責任不清。 4、對政治體制改革，老百姓應當有話語權， ……現在還有一個現象，就是權力和資本結合在一

起，還說我們中國經濟一枝獨秀。但是付出的代價是什么呢？是我們的資源被掠奪，環境被破壞，還有我們的低工資，造成了貧富懸殊。再不改，真的來不及了。 5、對重慶事件要看重的是他的本質，他不但是個違法亂紀的案件，還涉及我國要走什么道路的問題。薄熙來的唱紅打黑，他的實質、理念、政策和措施，基本是“文革”的東西，是毛澤東晩年專制，濫用權力，無法無天，隨便侵犯和剝奪人權的路子。是要不要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法制道路的問題。……有一個老同志曾經建議天安門廣場毛主席紀念堂改成文革博物館，這個建議是正確的。 6、腐敗和特權的根夲原因是權力缺乏制衡。孟德斯鳩說過： “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 ……權力制衡有不同的層次，不同的深度，到底能走到哪一步，不是寄希望某一個領導人是不是有魄力，是不是有膽識，而是看當時的社會合力。黨的領導人是在社會合力的作用下行動，不僅僅是他應該做什么，還要看他能夠做什么。 ……中國的出路還是憲政民主。我們要多發出憲政民主的呼聲，盡可能把社會合力指向憲政民主。

重慶事件主角——薄熙來、王立軍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北京之春文選 7、當前，國內各種矛盾比較復雜，……在這個大環境下，首都政治思想界很活躍，各種形式的座談會都在強調政改緊迫性的問題，而上周有的媒體卻發表評論，提出所謂穩中求進，其實就是維穩、維穩髙于一切，把其他的聲音叫做噪音、雜音，代表的是那部分不太同意政治體制改革的人。……這些人當中，有的屬于既得利益集團是故意的，也有些人雖然知道要改但又怕擔心有風險。不贊成政改的言論，實際上是想擊鼓傳花，把難題傳給下一任，這是不負責任的。 8、要講民主，首先一個基本要求就是言論自由。放開言論自由比起講政治體制改革要直接。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全世界民主化潮流那么強勁，而我們這里到現在還實行不了言論自由？……強調言論自由，這是民主政治的起碼的、基本的要求。現在有人否認普世價值。人類文明的東西具有普世價值，我國憲法實際上承認了普世價值。憲法第 35 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毛澤東把言論平等置換成少數人專享的權力。他說，我國只準有無產階級自由，不準有資產階級自由；把資產階級置換成用思想標準劃分；確立言論上也搞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經過這三個層面的置換以后，只有毛澤東一個人有言論出版自由。 9、當下中國有三大民間運動，第一個運動是維權運動，第二個運動是網絡的運動，第三個是民間社會組織，這三大運動其實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動力……現在我們要確切搞清楚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的動力，我們對動力采取什么態度，如何看待它，這是對執政黨非常尖銳的問題。 …… 與會者們的發言當然還有許多，在此筆者只是摘其最主要之點與各位分享罷了。筆者非常贊同座談會上各位的發言，如果能切實按照這些寶貴之言行事，中國的政改就會順利地進行，中國就會早日走上憲政民主之路，這是不言而喻的事。

筆者以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之根本問題就在于袪除一黨專制，由多黨競爭執政，給公民用選票來決定各級官員的人選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所在。只有把這一問題解決好，其他的問題才會迎刃而解，這是一個非常清楚明白的問題。遠的我們姑且不論，只要回顧一下中共成立以來的中國現代歷史，問題自會一目了然的。就從上世紀抗日戰爭開始的事來說吧，那時正是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共同抵御外敵入侵的非常時期。由于國民黨的獨裁專制，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就是一個獨裁者，他實行的是“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三一”式統治，鉗制言論，不給公民的民主和自由。而那時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為了所謂“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和人民的“翻身求解放”，而反對蔣介石的獨裁專制，許多共產黨人為此而投身于毛的共產革命運動中，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為共產黨奪權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像小說《紅巖》中所塑造的共產黨員英雄許云峰、江雪琴、成剛……等等許多英雄人物，他們的英雄事跡確是可歌可泣的。這樣的英雄人物在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革命運動中那是數不勝數的……。那時包括毛澤東在內的許多共產黨領導人和他們領導下的《解放日報》、《新華日報》這樣的媒體，曾發表過大量的講話和文章來批判蔣介石和他領導的國民黨所搞的獨裁專制，要求取消一黨專制，實行軍隊國家化，實現憲政民主，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的權利。這些當然是正確的，自然會深得國人的愛戴與擁護。早在上世紀的九十年代末就有一位好事者、南方報系的一名記者笑蜀先生，他花了大量的時間和

二、中國政改的根本問題是什么縱觀與會者們的發言，筆者當然是為他們正確之言而髙興，十分贊同他們意見；但也深感似有某些補充之必要，願在此提出來與各位商榷，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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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先生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精力，把當年共產黨領導人的許多講話和《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發表過的許多文章匯編成冊， 1999 年汕頭大學出版社予以出版，書名為：《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打開這本書，細讀那些講話和文章，真可以說是字字如箭，句句如刀，干凈利落地把“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蔣介石國民黨獨裁政權的本質解剖得淋漓盡致，讓人一目了然地看清了他的本質。在本書的頭一頁上，首先引入人們眼簾的是毛澤東 1944 年 6 月 12 日的答中外記者團講話，毛澤東大言不慚地髙喊： “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應在所有領域貫徹民主”。其他的所有講話和文章，盡是令人震奮而心跳加速的字眼。如： “一切光榮歸于民主”，“沒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飾”，“民主的才是合法的”，“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主嗎？”“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一黨獨裁，遍地是災”，“結束一黨治國才有民主可言”…… 看到這些，任何人都會自然地感到，這是怎樣一個令人由衷熱愛的黨阿！這是怎樣一項令人為之奮斗終身、并不惜獻出生命的偉大而光榮的事業啊！正是由于這些，毛澤東才最終贏得勝利，奪取了政權，使他成了當然的最髙掌權者。但，毛澤東奪權成功建立新政后，這些承諾不但絲毫沒有兌現，反倒成了一個比蔣介石更為獨裁專制的政權。從毛時代走過來的人，都親眼看到了毛的獨裁與殘暴。從 1949 年開始，昔日的民主之聲尤在耳際，《共同綱領》的墨跡未干，馬上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灣，要把前朝官吏和國民黨的殘渣余孽斬盡殺絕。從清匪反霸，土改斗地主，三反五反，社會主義思想改造，肅反，農業合作化，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大煉鋼鐵，反右傾、反瞞產，大饑荒，四清，文革……等等一系列的大災難，把神州大地搞的哀鴻遍野，無數的家庭家破人亡，約有近億的人不是被批被斗，投入監獄，就是被迫害至死，被非法殺害，被活活餓死；就是沒有被批、被關、被迫害致死或被殺害的廣大民眾，也都成了毛時代的奴隸，連基本的人權都得不到保障，更別奢望什么民主和自由這些人類普世價值了。毛時代可以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為慘痛的悲慘時代，這些歷歷在目的歷史事實是任何人也無法否定的。長期以來中國的宣傳工具都把毛澤東稱之為

“人民的大救星”，這是不顧歷史事實的欺騙宣傳，是愚民教育。實際上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大災星，他害苦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老作家鐵流先生說得好，“毛澤東對國家和人民只有罪惡，而無任何功勞可言。如果硬要說他有功，只能是對共產黨奪取政權而言。但在中共奪得政權后，很快成為毛澤東壓迫人民、嗜殺生命、掠奪財富和反人道、反人性、反人權的封建法西斯專政工具”。筆者非常贊同鐵流先生之言，毛澤東確是一顆在中國上千年才出的大災星。現在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回頭望去，毛當政的時代，那真是一片蒼茫和血腥，滿腹心酸和無奈。早年那些歷史的“先聲”，竟然成了名副其實的歷史的“玩笑”，并且這種“玩笑”還在一本正經地開下去！這些“承諾”是真理、還是謊言？人民是清楚明白的。事實說明，當年的毛澤東就是為了實現他自己的“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這樣一個獨裁政權而撒下的彌天大謊。回過頭來細想，當年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先烈們，還有什么可值得紀念的意義么？ 1976 年 9 月毛澤東死后，新的執政者們粉碎了毛的余黨江靑等“四人幫”，使文革壽終正寢，從而開創了中國歷史新的一頁。緊接著平反冤假錯案，否定階級斗爭，改掉了毛的社會主義，經濟上實行改革開放，使經濟建設迅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可以吃飽飯不再受饑挨餓了，政治上也有了一個較為寬松的環境，這真是中國人民盼望已久的福音開始了。 1980 年 8 月 18 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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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議上關于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的講話，已經政治局通過，這意味著中國的政改行將開始；但到 1981 年出現了一些民間刊物，它的言論威脅到了黨的專政，鄧小平馬上轉變了態度，使政改未曾開始即胎死腹中。到了 1986 年初，鄧小平和胡耀邦、趙紫陽等領導者們再次認真地研討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然而由于當年冬天出現的學潮，特別是 1989 年春夏之交發生在北京的那場愛國民主運動，鄧小平再次揮舞鎮壓之權的大棒，把愛國的民主運動鎮壓下去，并進行血腥屠殺，使政改再次流產。從新世紀開始以來，中國的最髙執政者如胡錦濤、溫家寶等一些人，又多次提到了中國必須政改的問題，指出不政改死路一條。筆者認為，這絕不是蠱惑人心的危言聳聽，而是從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社會存在的諸多不可調和的矛盾與問題而得出的正確結論。歷史清楚地說明，毛的一切暴政根子就在于一黨專制的獨裁政治體制。只有改變這種體制——徹底鏟除它，才是政改的正確之路。這是為世界上所有實現了憲政民主的國家，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實踐經驗早已證實了的事。我們必須認真學習和借鑒它才是正道，捨此任何所謂的“政改”不是空談就是騙人的把戲。

三、中國的政改可以分為兩步來走中國的政治體制必須改革，這是必然的、毫無疑義的。但，如何在中國實行政改，卻是一個值得中國人認真探討的問題。筆者以為，結合中國的國情和現實的實際情況，中國的政改似可分為兩步來走：第一步，進行低階的政改。此次《炎黃春秋》組織的討論會各位與會者們的發言，實際上就是低階政改的主要內容及所要達到的目標。在低階政改期，仍由共產黨一黨繼續執政，但，必須按《炎黃春秋》組織的討論會上與會者們發言中所提的意見去做。限于篇幅，筆者在此無須重述。如能切實按這些意見行事，就是中國政改的真正開始，也是中國人民長期以來的希望所在。低階的政改，由共產黨一黨繼續執政，作為過渡期，這一步大約 10 至 15 年即可完成。第二步，髙階的政改。這一步就是要徹底袪除一黨專制，由多黨競爭輪流執政。這一步在中國始終是要走的，遲走不如早走好。

髙階政改所要達到的目標當然是比低階政改的目標更髙了，在實現低階政改后，髙階政改的主要之點就是去掉一黨專制，實行多黨競爭輪流執政，所有各級政權的官員均由公民用選票來決定。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當年的共產黨在組織中國人民起來革命，反對蔣介石國民黨的獨裁政權時，所提出的口號就是反對一黨專制，主張軍隊國家化，開放言論，給人民以真正的自由和民主。這樣的口號在今天不但沒有過時，反倒更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這是今天的人們應該深深牢記的。其實推翻了蔣介石的國民黨獨裁政權，建立了人民的政權，共產黨的光榮使命就已經完成，現在應該還政于民了。要徹底去掉中國幾千年來那種“打江山、坐江山”的農民造反者的陳舊漏習，要由公民用選票來決定國家各級政權官員的人選，才是符合世界現代憲政民主的潮流。中國歷代改朝換代的領袖人物和將領們（包括歷代的農民起義領袖），在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權后，“打江山坐江山”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傳統之一；毛澤東等人既是農民造反的領導者，一旦奪得了政權，他們這些人便是當然的最髙掌權者，這在開始的一段時間當然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到了他的第二代，這些老革命們也仍然有執掌最髙權力的資格，因為江山是他們打下來的，豈能讓別人來占據到手的髙位。然而從第三代開始，有資格的老革命大都已經作古，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有這個資格來作當然的最髙領袖呢？大家都彼此彼此，有能力執掌權力的大有人在，何須要指定誰來執掌最髙權力作當然的領袖呢？那顯然是不合理的，是獨裁專制不民主的表現。惟有通過竟爭，經過民選才是合理的、切實可行的辦法。共產黨是一個大黨，他有八千多萬黨員，有長期正反兩方面的執政經驗，多黨競爭輪流執政，共產黨仍然有望在競選中獲得勝利而執政，但這與一黨獨裁專制顯然是不同性質的兩回事了。現代民主體制體現著民主、自由、人權、法制等正義的原則，實行的是言論自由、多黨竟爭、權力制衡、定期選舉等等政治規則，這是世界人類的共同追求，中國人民當然有權利追求和享受這些。在中國，無論是低階政改還是髙階政改，都應該是理性的、和平的進行。要拒絕暴力，中國幾千年來的改朝換代不是宮廷內互相殘殺政變、就是農民暴力造反奪權，事實清楚地證明，那都是一個獨裁暴力集團推翻另一個獨裁暴力集團，與平民百姓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都是毫無好處可言的。當今中國社會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實在是太多、太嚴重了，如社會的不公、不義，誠信缺失，道德滑坡，貧富懸殊，貪腐滋生蔓延，各種刑事犯罪居髙不下，假冒偽劣產品坑害人民，環境破壞到了無法容忍的地步，民眾因權益受到侵害上訪維權卻屢屢受到打壓而暴發群體性騷亂事件，冤假錯案和以言治罪的事件時有發生……等等，這些問題的嚴重存在，極大地影響了社會的和諧進步，這些都說明中國仍不是一個憲政民主的國家，必須要實行社會的變革，才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這些社會存在的問題。而要做到這些，只有通過政改，實行和平演變，這是中國人民的迫切願望，更是中共的歷史責任。如果我們用鳳凰涅槃來比喻社會變遷的話，那么很顯然歷史擺在我們面前的選擇，是中國社會的變革必須實行和平演變，還是要在烈火中涅槃？我們當然應該選擇前者。中國要變，必須和平演變，這對國家和人民都更為有利。全體中國人民都應該起來為中國的和平演變而努力奮斗，有良知的共產黨人必須勇敢地站出來推動中國的和平演變。惟有這樣，中國的事才能辦好。

結束語中國的政改之路就是祛除一黨專制，實現憲政民主，這已是所有中國人的共識。國家憲政是當今世界各國的普世價值，是人類的最大公約價值，也是中國政改所要追求的目標。古今中外的歷史證明：最優越的、最有生命力、最符合人類歷史發展大潮的政治文明，就是憲政民主。中國自 1911 年推翻封建王朝建立共和以來，從孫中山時代開始的許多政治領袖們都聲言要在中國實現民主共和，但從那時起直至現在，可以說都沒有真正實現這一目標。辛亥革命建立的是假共和；蔣介石掃除各地方軍閥統一中國后沒有建立真共和，仍是一個獨裁專制的政體；到毛澤東推翻蔣介石獨裁政權后，所建立的卻是一個比蔣介石更為獨裁專制的政權。這些政治領袖們開始時都是大言不慚地髙喊“民主共和”，實際的結果卻是獨裁專制，而且是一個比一個更為不得人心。他們中有的是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心有佘余而力不從心（如孫中山等人）；有的則是為了個人的權欲和私利而欺騙蒙蔽國人（毛澤東就是最典型的）。這個歷史的教訓中國人是應該永遠汲取的。

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抵達上海憲政以憲法為前提，法治為基石，民主政治為核心，人權保障為目的。憲政與民主是緊密相連的政治制度。憲政是通過實施憲法以保障公民權利，制約國家機構權力的制度；民主就是公共事務由選民及民選機構決定的制度。走上了憲政民主道路的國家，必定是經濟發展的，文藝繁榮，人權有保障，人們有充分的言論自由，絕不會有以言獲罪和強制拆遷、肆意打壓、抓捕訪民及異議人事的事件出現，人們能更好地實現自由全面發展。這是中國人長期以來夢寐以求的理想社會制度。要在中國建立民主共和，從上世紀初以來，已經喊了近百年，中國人也被欺騙了近百年。然而，騙人總是不會長久的，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第 16 任總統林肯有一段至理名言： “你可以在某些時間里欺騙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時間里欺騙某些人，但你決不能在所有的時間里欺騙所有的人”。這段話用在當今的中國也是恰如其分的，現在的許多中國人已經覺醒，再用毛澤東那一套奴化宣傳教育來愚弄中國人是行不通了，中國人要求實現憲政民主、建立真共和的浪潮勢不可擋，任何企圖阻擋歷史前進的集團和勢力，都會在這強大的浪潮中被沖垮。無論中國的政改在前進的道路上會遇到什么樣的艱難險阻，中國人民終究會沖破一切阻力，吸取現在世界上所有實現憲政民主國家的寶貴經驗，積極創造條件，完成中國的政改大業，實現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理想。憲政民主的政治體制必定會在中國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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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時報》社評泄露天機兼論90后壯麗登場胡平

什邡事件告一段落，當局顯然很惱火。《環球時報》忍不住發社評指責。其中一句話泄露天機。社評說： “什邡市大量十幾歲的孩子沖到一線，促成了成年人的訴求，而沒有造成嚴重傷亡”。這就是從反面告訴我們，如果不是大量十幾歲的孩子

沖到一線，非但什邡人的訴求不一定會促成，而且還很可能造成嚴重的傷亡。本來也是，政府已經出動大批軍警特警嚴厲打壓，殊不知首先面對的都是十幾歲的娃娃，下手時難免有幾分顧忌，抓了人也不好不放，于是鎮壓行

什邡學生发起抗爭運動，反對當局建化工項目，吸引逾萬民眾上街，與警對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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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後學生孫宇晨在方勵之追思會上發言。右為會議主持胡平先生。

動半途而廢，政府不得不作出讓步。《環球時報》不甘心失敗，指責說“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實現政治目的是不道德的”。這真是倒打一耙。集會游行本是和平表達，乃是基本人權；是你政府每每對之橫加打壓，硬把一種正常社會里司空見慣的和平表達變成了暴力流血沖突，怎么還好意思反過來指責別人把中學生送上沖突第一線呢？令人敬佩的是，什邡的中學生們明知參加維權活動有很大的風險，但仍然義無返顧地站在了抗爭的最前列。他們喊出： “我們可以犧牲！我們是 90 后！”這個口號迅速地傳遍網絡。聞者鮮不為之動容。以什邡事件為標志，90 后壯麗登場。我第一次注意到 90 后，是在前年，2010 年。我在網上發現了一個名叫《無物之陣》的博客，博主名叫韓乾，是個 90 后，那時還只是個中學生，已經在博客上發表了 60 篇文章，都是關于政治哲學和當今現實的。作者閱讀之廣泛，思考之深入，令人驚訝。我再次注意到 90 后是在去年。2011 年香港的《亞洲周刊》以“互聯網下的蛋，你所不了解的 90 后” 為題，發表長篇報道，介紹了清華大學的蔣方舟和北京大學的孫宇晨，并把他們作為封面人物。后來，孫宇晨赴美留學，就讀于賓大。在今年 4 月于紐約舉行的方勵之先生追思會上，他在會上發言，題目是“兩個方校長”：一個是爭自由的前中國科技大

學副校長方勵之，一個是反自由的北京郵電大學校長方濱興。這篇發言給與會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毫無疑問，象韓乾，蔣方舟，孫宇晨都是 90 后的佼佼者。那么，從整體上看，90 后的情況是怎樣的呢？蔣方舟在那篇清華校慶時寫的文章里講到，她的不少同學一聽她聊起政治就左顧右盼坐立難安。更有一批自詡主流的少年得志者，純熟地運用著官場的技巧和規則，在課堂在會場重復著官方灌輸的那套主流價值觀。蔣方舟心想： “‘他們真相信這些，真可怕。’過了一會兒，又打了個寒戰： ‘他們其實并不相信這些，那就更可怕了。’” 我在“犬儒病”一文里寫道：年輕人變成犬儒實在是最可悲之事，他們還不曾追求，就已然放棄；他們還不曾長成，就已經衰老；他們還什么都不知道呢，就已經什么都不相信了。可是，聽一聽什邡的聲音吧－－“我們可以犧牲，我們是 90 后”。我相信，什邡的 90 后更能代表這一代的風貌，更能代表這一代的精神。震驚中外的八九學運過去 23 年了，六四屠殺也過去 23 年了。時間可能會導致淡忘，淡忘當年的激情，淡忘當年的痛苦，但同時也淡忘當年的恐懼。我深信，人心具有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它不會長久的沉淪。更不必說還有新陳代謝，專制對人心的扭曲是後天的，它并不能遺傳；靈魂的自由卻是先天的，每一次新生就是一個開端，就是一種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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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迂腐而已 ——簡析“儒家憲政”

蔣儒平

《紐約時報》于 7 月 10 日發表了蔣慶和貝淡寧合寫的“中國的儒家憲政”，令人略感詫異。蔣慶先生提出王道政治與國會三院制有好幾年了。不過據我所知，很少有人把他的主張認真地當作今后中國的一個選項；即便在本來就為數不多的儒學同道中，認同蔣慶這種主張的也寥寥無幾。蔣慶的主張，既不可取，也不可行。蔣慶堅稱，儒家的王道政治比西方民主更高明，

儒家是宪政主义吗？

因為它具有天、地、人三重合法性，而不像西方民主只有人的單一合法性。王道政治是通過三院制國會來實施的：代表天的神圣合法性的通儒院，代表歷史文化合法性的國體院和代表民眾的合法性的庶民院。按照蔣慶的設計，通儒院的領袖應該是個大學者。其議員候選人應該由學者提名并考察他們對儒家經典的知識和連續性的更多管理責任的政績而選拔，類似于皇權時代選拔士大夫的科舉制。國體院的領袖應該是孔子的直系后裔，其他議員應該是大圣人或君主的后裔以及中國主要宗教的代表。最后，庶民院的議員是公民投票選舉產生或者行業團體的代表。上述三院，各自獨立，相互制衡。一個法案需要至少在兩個院獲得通過后才能成為法律；為了確保儒家傳統的超越神圣的合法性，通儒院享有最終的獨有的否決權。顯而易見，蔣慶這套主張是不民主的，是反民主的。在蔣慶設計的三院中，只有第三院即庶民院才是民選的，另外兩院都不是民選的。通儒院是由某種類似于科舉制的辦法產生的，國體院干脆是世襲的。蔣慶的理想國是政教合一，儒學被奉為國教。不但國體院的領袖須是孔子的直系后裔，通儒院更是清一色由儒家組成，并且位最高、權最重。蔣慶設計的這套制度和現行的共產黨專制制度很相似。兩者都是把自己的那套學說當作整個國家的指導方針強加于國人；自我加冕，不由分說地把自己當作全國人民的當然領袖；兩者都是在口頭上承認民主即人民主權之外，又強調人民需要正確的引導而使自己高居于人民之上，從而否定了民主。所謂通儒院代表天意，無非是共產黨代表人類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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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發展客觀規律的翻版而已。不過有一點不大清楚。我們知道，共產主義理論自以為是一套普適價值，放之四海而皆準，全世界都要走向共產主義，共產黨人是要為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的。那么，儒家憲政是不是一套普適價值呢，抑或它只是“中國特色”？這一點在主張儒家憲政的人那里好像有爭議。蔣慶本人似乎比較強調儒家憲政的中國性，但這在理論上就有些講不通。按照蔣慶的說法，通儒院代表了天的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如果王道政治僅僅是 “中國特色”，那豈不是說“天”竟然是有國籍的， “超越神圣”實際上連國界都不超越嗎？蔣慶的儒學憲政在現實中沒有可行性。共產主義把無產階級當作它的物質力量，而共產黨則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在今日中國，一向被視為儒家的社會載體的鄉紳階層早已消失，蔣慶曾感嘆當今中國沒有什么真正的儒生。既然如此，儒學憲政的理想又是靠誰來推行呢？按說，對中共而言，蔣慶的儒學憲政要遠比例如零八憲章提出的民主憲政更激進。在民主憲政下，共產黨還可以和其他政黨平等地競爭，如果它贏得多數選民的支持還可以執政；可是在儒學憲政下，共產黨頂多能贏得庶民院，通儒院國體院按定義就不可能贏；也就是說，在儒學憲政下，共產黨預先

《再論政治儒學》

就被排除了執政的可能。照理說，共產黨應該對儒學憲政更痛恨。但有趣的是，在中共一黨專制下的今日中國，偏偏是儒學憲政的主張享有比民主憲政主張更大的存在空間。蔣慶的幾本書，包括去年年底出版的《再論政治儒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都是由國內的官方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的。其中原因很簡單：因為共產黨根本不認為儒學憲政具有任何現實的可能性。按說，現行的中共一黨專制，和民主憲政固然相距甚遠，和儒學憲政相距更遠，因為它連民選的庶民院都沒有，更沒有由清一色儒生組成的通儒院和由孔子后裔領導的國體院。照理說，蔣慶和貝淡寧們應該對現行制度更不滿，更不認同。但奇怪的是，蔣慶和貝淡寧對現政權的態度卻并非如此。蔣慶和貝淡寧文章原來的標題是《民主、專制和王道》，發表在《紐約時報》上的是其修改稿，原作的結尾是這樣兩段話： “當然，王道是政治理想。但是我們需要用理想來評價（激勵）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是僅僅通過詢問中國是否變得更加民主來評價中國的進步，用王道來判斷政治進步或許更完整、更值得向往和更具文化敏感性。而且有一些令人樂觀的理由。比如，過去幾年來，中國領導人不大可能通過一人一票的形式選舉產生，但是如果精英選拔出來的領袖能夠為工人、農民和子孫后代做得更多，如果更多的人支持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保護，那么，作為平衡，我們應該得出結論中國是在朝著更加王道的方向前進。這就怪了。因為按照作者，王道政治之所以比西方民主高明，就在于它不只是有單一的合法性而是有三重合法性。那么，以王道的標準評價當今中國，就該依據這三重合法性。今日中國，別說沒有三重合法性，連一重都沒有；可是作者卻宣稱“中國是在朝著更加王道的方向前進”——只要精英（此處就是指中共）選拔出來的領袖能夠為工人、農民和子孫后代做得更多，只要更多的人支持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保護。且不說現今中共當局是不是為工農和子孫后代做了很多，是不是在保護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問題是，在這里，蔣慶和貝淡寧把他們竭力鼓吹的三重合法性扔到九霄云外，干脆給中共的一黨專制唱起贊歌來了。看來，儒學憲政論者不只是迂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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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儒家憲政說劉自立（北京）

《紐約時報》中文網刊出一片奇文（蔣慶貝淡寧《中國的儒家憲政》）。說是中國該行儒家憲政而不該行（西方——他們說法）民主。此理荒誕不經。出自該大報媒，實有反駁之必要。此文開頭就說， “西方人普遍認為中國應該更加民主，但是，用民主和專制這樣的術語作為辯論的框架掩蓋了其他更好的可能性。中國的政治未來更可能由儒家悠久的“王道”來決定而不是被西方式多黨選舉來決定。”這是誤讀王道之解。內圣外王，是一個歷史載體之說。其基本涵義就是，儒家之說，不由皇權載盛，勢必不復存在（見陳寅恪語）。換言之，中國皇權傾覆，儒家覆巢無卵，該是歷史和現實定界。如果要說文

化儒家而非政治儒家，則可以勉強支撐下去而同時對此進行傳統堅持和傳統改革。這是理路，也是現實。孫文革命以后，儒家和基督教成為他的雙向文化督導，早已人盡皆知——而老蔣，一邊施行訓政，一邊自我讀經，也是人生之證——但是，他們的良知良行就在于他們讀懂了西方，讀懂了中國。一是，中國千年以來，政治制衡猶存，但是，極端脆弱。煩幾種制衡之中，君相制衡和政教制衡尤其關鍵。但是，正是由于這種制衡比較西方民主來得脆弱，往往呈現人治之良莠兼之。其中，道德至上論，在明君賢臣當道時期卓有成效；但是，到了秦皇、隋帝等遂變成一塌糊涂。此證這種人治的

《紐約時報》刊登題為「中國的儒學憲政」（A Confucian Constitution for China）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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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兩分法，兩效果。二是，西方民主不是創造和假設。本來，就是其文明的一種形態。這種形態，堪比中國古代之政治制度也是與生具來一樣，只是二者相比之，優劣立現。西方政治演變，是隨著各種政體的輪流出現而呈“追逐自由之狀態”（見基佐言論）——而中國之一種皇權之下，別無他政他史之證，不能不說是一種自由懈怠和王政荒廢。但是，二者之歷史根據卻是不可抹煞的。三，于是政治比較學由此發軔。西方民主帶來的共和和憲政，本來就是一幣兩面；而中國皇權制度之法度，本身并不具備各個階級之間的互動和輪替——中國游民階級的流動方向，只能是造反和招安（知識分子 / 科舉制度，絕無獨立可言）——在官民之間，雖然，存在著一種皇帝輪流做，今天到我家的機會主義，但是，他們或上到極端高位，或跌至極端底層，有著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而西方平民，貴族，皇室之間，并無互相頂替而更改位置之虞——他們從希臘民主到羅馬共和，其特點，就是保存著各個高低雜糅之各個階級之間的間性互存——而這一點，正是共和－憲政建立和施行的關鍵——更不要說共和之財產共享（共和元義： commonwealth）。四，如果沒有共和，沒有各個階級反對階級優勢，反對階級立法，反對階級政府的階級融合（包含階級斗爭——甚至暴民起義（含羅馬暴民和英法暴民——孟德斯鳩肯定之為制衡利器），憲政之前提就無著落。就像中國有法制，無法治，這句老話所講，中國王政之中內涵的巨大缺失，就是并無共和與階級因子，呈現社會平面結構而被預設為結構之解——這樣，儒家憲政的共和基礎本來就幾乎根本不于存在，何談無共和之憲章、憲政呢？（比如，英國歷史和英國革命，就是施行共和，憲政和

民主的可靠范式。他們的“王政”，首先在于施行了國王聽從議會的高端原則——這個高端原則給了立法者一種西方傳統法治概念且由共和行政與執法機構，實行之——一旦這個議會停止運作或王廢憲權，革命隨之發動——而克倫威爾同樣因為制止議會運作而被廢除。）五，該文說了一個笑話。就是三院統治 / 制，天、地、人治（“按照對儒家經典的評論 --- 公羊傳的說法，政治權力可以通過三個來源來辯護：天的合法性（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地的合法性（歷史和文化的智慧）和人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政治服從）。在古代，早期中國君主施行過王道。但是歷史情境的變化要求統治形式也必須隨之改變。今天，民眾的意愿必須通過過去所沒有的機構形式體現出來，雖然它應該由反映其他兩種合法性的機構性安排來限制和平衡。”（同上） ——這個笑話令人捧腹之因，在于他們不知道政教分離原則之常識。儒之天，又不是耶穌，上帝之天，該是另外一個尺度——可見很多文本對此分析有備，不可不說。儒家形成本身就是人文－宗教之間背對背的一次冒險。周禮以降，祭祀式微。中國宗教載體與西方大相徑庭之處，就在于西方民主，耶穌，兩路而行——而中國，幾乎就是選擇了單一路徑，政治路徑，儒家路徑和皇權路徑——中國無羅馬，也無耶路撒冷和麥加——這是一種儒代上帝之天之說。此一事實和史實的形成，或者講嚴重偏離宗教傾向，使得中國文化唯視人文，輕舉宗教。六，那么，憲政可無宗教制衡而獨具政治路徑乎？這是一個難點。從源頭而論，西方政教分離原則本身的一個關鍵詞，就是分而猶存。這是非常明確的事實。盡管希臘民主，希臘先賢民主實踐遠遠早于耶穌紀元，但是，希臘－基督之雙向并存，成就西方文化之彈性和內涵。不能設想西方無基督而

蔣慶

貝淡寧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北京之春文選有民主——也無法設想，西方有民主而無宗教。只是，其中分離之重要性在于，愷撒，上帝，各司其職，絕無消滅一方之理據。因為，任何立法道德的皈依，實際上源于先驗道德和上帝命律（康德）——而沒有道德的立法和沒有立法的道德，同樣不可久存。七，這樣，西方文化中絕無中國式宗教為儒，政治亦為儒之政教一鍋燴主義。（參見其文，“在現代中國，王道應該通過三院制國會來實施：代表天的神圣合法性的通儒院，代表歷史文化合法性的國體院和代表民眾的合法性的庶民院。通儒院的領袖應該是個大學者。其議員候選人應該由學者提名并考察他們對儒家經典的知識和連續性的更多管理責任的政績而選拔，類似于皇權時代選拔士大夫的科舉制。國體院的領袖應該是孔子的直系后裔，其他議員應該是大圣人或君主的后裔以及中國主要宗教的代表。最后，庶民院的議員是公民投票選舉產生或者行業團體的代表。”）對其批判根據在于，如果立法者就像盧梭所謂，是一位至高無上的“外國人”的話，那么，一切立法以下的根據就會灰飛煙滅。因為，道德存在和承載的機制，必須是政治載體和法治運作。這樣，在運作方面，三權分立的主要元素，就是立法獨立。很可惜，儒家主義者所謂三制體系中，根本就沒有立法作業，機構和理據呈托。這是為什么？因為，儒家學說中之立法者，也許是政治實際，也許是宗教宣道，本無清楚厘定—— 所謂“傳圣道者不北面，有圣德者無臣禮”，也不過是說宗教人士有著一種類似皇帝尊嚴的社會位置——至于他們是不是立法者，他們不知道，臣皇們也不知道。于是，儒家之孔孟本身，只是文本立法者，不是法治立法者。于是，呈現一種文本狀態下的釋義空間和詩意空間。要想具體解釋孔孟文本，無異于解釋某種詩詞歌賦。八，至于政治正當性和合法性訴說，西方哲學汗牛充棟，不一而足。那么，這種正當性來源區隔于中國之，主要分別何在？主要分別在于，西方人只是認同上帝的道德元素和意旨；他們對于人（人文文本——區隔于圣經），有一個批判主義存在—— 這個批判主義源頭，乃是對于圣經本身的、宗教改革式的詮釋和置疑（如，對三位一體說；如，對耶穌復活論……）。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們規定人類之中沒有任何圣賢可以代替上帝。而國人對于孔孟之類、之圣賢的說法，導致中國人文化化上帝＋孔孟之非先驗主義虛妄。（這也是后來西方人胡

塞爾，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爭論人文主義認識－實踐論之由。）九，至于民主程序課題的被歪曲和被簡化，亦如其文，“民主在實踐上也是有缺陷的。政治選擇最終歸結為選民的愿望和利益。這導致產生兩個問題：第一，多數人的愿望不一定是道德的，它可能喜歡種族主義、帝國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第二，當民眾的短期利益和人類的長期利益之間發生沖突時，正如全球變暖中表現出來的情況，民眾的短期利益成為政治上的優先選擇。結果，美國或者其他地方的民選政府幾乎根本不可能推行限制能源消耗的政策，而這本來是有利于人類的長遠利益和子孫后代的利益的。 ” 這個判斷是錯誤的。美國民主闕如，在百年前，約翰 . 穆勒在其代議制政府一書中早有披露。其主要觀點是，1，何以不施行直接選擇——而要施行選舉選舉人之間接選舉？ 2，何以金錢選舉成為選舉之務，之要，之擇？ 3，全民普選，何以異化為政黨選擇而呈政黨利益（如，美國兩黨選舉）？ 4，何以避免選舉的多數意志，利益，傾向和少數之之區別，之保護？ 5，美國最高法官，何以不選舉產生，而取終身其治？等等。以至于有人說美國影子政府“彼得伯格俱樂部”的存在如何關鍵……。但是，蔣，貝所言之儒家王政，恐怕比之約翰 . 穆勒百多年前所憂，更加危險。因為，他們那個并無立法機構的所謂建制，致使執法成為虛妄——而無法無天（只有孔孟、圣賢之人之天），導致無法（立法，執法）之行政院（國務院）形同虛設的操作妄為—— 而無行政之治之王道，很容易回到以哲學王（柏拉圖主義）為政教不分之極權主義之濫觴，之延續，之泛濫（其實就是毛主義）——而“局外人”、“立法者”“外國立法者”（如盧梭言）的出現，勢必令人想起馬列主義——加之，其人不人，天不天，地不地之“哲學王”機構（“通儒院”）的僭越和虛置，一切良心試驗和政治試驗，最終勢必回到中國一百年以前之萬物不明狀態，萬劫不復狀態和人人反對人人狀態（批孔——贊孔——都是人治，人道，人法——就是人賦人權——而非天賦人權），并重新跌入文明衰落和停滯乃至反動狀態。所以，“儒家憲政”說和民主不適（中國）論，勢呈雙胎、畸形，完全是“蒙古大夫”之產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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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規則”一說忽略了什么？劉思（北京）

“潛規則”一詞風行一時（見吳思作），似乎就是中國現實與歷史的大總結，大概括；但是粗睹其文本之實，只能得出結論，中國歷史也好，外國歷史也罷，事情并非如此之敘，之論。這里茍簡一清之。

一潛規則是一個制度、一個政權里面的補充規則

《潛規則》（吳思作）

和默認條規，不假；但是它的操作，完全來源于明規則，顯法條；潛之，則是其操作下的一種小演繹，小變更，不傷大雅，不黜正歷，更不會變更人們對主要歷史、政權和制度的判定——換言之，如果消除對于這類正式制度的平判，僅僅紹述潛規則為唯一，不但無助于事，更可能消除和忽略對于主要制度的功過是非之評，且形成對于一切制度的否定和批判，更放過古今對比于現今制度和古代制度之判——這樣，選擇史料和攫取實癥，就會犯下不分黑白，歷史“吃人”（老魯語），古人代過之五四式語匯與思維，且會放過（主要是放過“制度區隔”之）政治學分梳和社會學明判，變異成為對于古代無極權政治和現今有極權政治的歪曲之敘——且將歷史上事件、人物，脈絡、因果之主要是制度因素輕輕放下而臺上一切懷疑，一切否定之潛規則說，從而形成對于制度之判的否定或者肯定之主潮要論，并使這類判斷不分青紅皂白地、對于所謂歷史和制度進行以往文革式否定，卻又并不批判帶來危害的制度（明規則，顯法條）。于是，這類投機取巧之術法，不會得罪“制度”（主要是極權主義）和權力，又帶來批判制度中潛規則之理，可謂一舉兩得。（且最近作者還提出對于“制度”中的貪墨不予追究說，更暴露他對于此制之仲愛或袒護）。我們說，潛規則，根本不是現今中國社會主要應該否定的東西——主要應該否定的東西，根本不是潛國則而是不民主；那些所謂潛者并不羞羞答答，而是堂而皇之，明火執仗——其要人們被自殺者，被劫掠，被和諧，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何談之潛？這是一種根本無規則的規則，無法制的法制，他們為何要偷偷摸摸“潛規則”呢？在此深層次面向，人們不是不該批判潛規則，而該是對明制度進行探索，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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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和悉判；是該對于極權主義政治、社會層面進行定位，發掘，得出分析和結論——從而對比中國歷史上專制主義之下的制度特征，文化迥異和人物不同。是的，萬惡不公卻又道德至上之所謂封建社會，其行葬興亡是不是潛規則鬧的，還是其專制（不是極權）制度結果，大家不說自明——這是第一點。

二古代社會潛規則固然可以找出千百，但是，這不能說明任何問題。因為，一個關鍵之處是，這種古代社會之要義，不是極權而是專制；專制社會之制度是導向他生存三千年，誕生其大文明之主因——而現今區區近百年，無論是潛規則還是明規則，都無法、也不能與之并談。其主要區隔，我們說過多次。古代社會之所以可以發生比較潛規則更加重要和核心之所在，就是這種制度的有限致衡性質；這類制度的好處雖然有潛規則剝損，但是其存在千年，生生不滅，當然有其主因；這個主因就是他的致衡制度。這當然比起西方古代共和和近代民主所差甚多，但是，他卻絕對不是因為完全徹底因其潛規則作用與之，并史而行——甚而言之，這種致衡導致的最終行事 / 形式就是造反，招安和皇朝更迭；錢穆先生謂之解放運動；是大致衡的一種；或言孟德斯鳩之暴民致衡。這類制度在很多史家眼中筆下拾之皆是，不一而足（唯獨不見作者有何紹述之）。

三潛規則說，其實就是植入道德層面的合法性統治和道統指向的文化規則。潛規則或分正面之，負面之。正面之，就是道德之中人們自覺遵循的那些準則。那些準則或許并不能含括于法制甚至法治之中，而是要人們德行而為，自己選擇的。這就是歷來中外幾千年歷史上人物和事件稟承的那些尺度和底線。比如國人所謂忠孝禮儀，四維綱常……。仁政核心不是制度而是內圣，就是說的這類規則之潛——這是所謂集體無意識或者個人有自覺的傳統道德之深入，之根植。如果沒有這樣一種文化精神道統，一切制度之謂，法制之謂，都要就此泡湯。所以，無論是帝師對于皇帝的教育；體制對于人民的要求；革命和造反乃至戰爭對于國家和士兵－統帥的約束，都是不乏于戰場與停戰的。人們看

見的文明戰爭（如，俄日旅順之戰，停戰期間雙方士兵喝酒停歇等……）就是這樣付諸此正面潛規則的。負面之，當然更加明顯。制度空隙帶來的個中合法貪墨，世襲，權制等，就是這種權錢交易的例證。但是，這種負面交易始終在正統宣誓和輿情左右下不得登上臺面——直至 20 世紀以來之人們對于馬基雅維力的歪曲和糾其一點，不及其余，才導致后來俄羅斯涅恰耶夫和列寧的無原則機會主義產生——這個無道之道直接導致革命、造反和戰爭的殘暴和暴殄天物，草菅人命——看看四十年代的“可恥的長春之戰”，困死三十萬眾，戰爭底線完全逾越。這不是潛規則導致的小打小鬧的機會主義，而是明目張膽地施行革命手段－目的論之殘暴。故此，在此層面，革命（極權主義之）和革命（歷史上傳統革命之定位）完全不同。以前的潛規則，暗操作，在革命期間完全改變，登上臺面，且日益囂張無已。潛規則，一切不登臺面的準道德，亞文明和相對主義，現在一掃而空，成為不達目的決不文明，決不人道，決不潛規則的革命原則和造反紅旗——你說，文革期間那些光天化日之下致死人命者，他們要什么潛規則呢？

四潛規則既然是一種道德發軔和道德框架，那么，這個說法就該改造謂道德規則。因為道德規則就是看不見、摸不著、甚至不好交流于隱私的那種非公共場域的獨慎和自修。之所以歷來上至帝王，下至臣民，更不要說公民了，他們會一直以來稟承道德公約與私責，施行高貴和無私的那種正面潛規則呢？因為道統未滅，人倫猶在。帝王，有帝師之教育與約束（雖然尼祿等少數帝王并不領教塞內嘉等人的約束）；人民，有服從帝王和老師的教導（一日為師百日恩）；而造反派和革命者有毀國不毀滅天下的正統——他們之間并無意識形態的對立和迥異——替天行道就是“替天信道”；他們不會施行孔子執政而換一種天地人之結構。這是中外歷史上之所以潛規則符合明建制之理據，也是個中政權（其性質）不會走樣到列寧主義和涅恰耶夫主義之所在。這種道德至上的政權輪替，雖然同樣形成不公，壓迫和殘暴，但是他們是留有余地的革命之前提，造反之背景——人們所謂自治也好，游民（山寨）也罷——人們的進退有地，窮富可塑，并不是私有絕對反對公有抑或相反的那種階級優勢論，政府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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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仗……——這是一種“明火執仗”之正；卻根本不同于上面所謂州官放火之類……。

五

國學大師陳寅恪論和領袖獨裁論可以改變——這就是帝政，君政，王政，民政等民主、僭政甚至帝制之所以沒有毀滅文化之所在。國破家亡，但是天下未亡；此為至理。我們知道的這種歷史，這種文明，絕對沒有因為某種潛規則和暗操作而失去光明和正當。文化例證，比比皆是。因為詩歌采史之說，寅恪將歷史變成了詩歌抑或相反；比如，寅恪大師就引用貞觀之制之詩，說，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白居易《七德歌》；相對于他的白發宮女，黑手炭翁之責，之嘆……）——就其制度建設與道德帝治做出證明。制度之說與致衡之道，雙向互呈；民間傳說對此也有發揮和補充——這類民間文本里唐朝之名人程咬金和尉遲公各持砍王斧和打王鞭之傳說…… 更不要說李淵和秦王與民間力量說不清、道不明的官民互動之關系……都是這種潛規則和明建制互動于斯的例子；更不要說那些制定文化原則的道統宣誓了。這或許止于文學文本。而在政治學和社會學文本中，這類明制度，顯規則，更是后來區隔于毛主義社會政治之無法相比之比——毛可以讓劉、彭等人有打王鞭，砍王斧嗎？是的，那時，程，尉二人也根本不是參與潛規則，而是赤膊上陣，明火執

于是，在此民間傳說和百姓翼望之間，有沒有明確無誤的顯規則和明建制呢？當然有；這是建立制度的由來即正統濫觴之處——“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鼗，猶恐不能自知。”《呂氏春秋》——“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史記》這是文化道統之批判正當性源頭。這個源頭導致政制產生而且發展（雖然，相對于西方持久民主致衡，這個中國致衡來得脆弱；但是他畢竟存在千年）；這個淵法于民的批判正統主義導致的文化正當性，令人感慨，發人深省，也就是我們所謂光明正大，光明磊落之傳統。這個傳統讓文化人的道德論和正面規則論（含潛規則論）大興其道，千年不懈。我們閱覽錢穆，呂思勉，吳晗等人的政治學論證，可以明治制（制度）。我們閱讀古往今來的詩詞歌賦，小說曲藝，可以明道德。這里制度和道德兩相遞補，形成結構而非解構之那么輕率妄為——所謂枉勢從道還是枉道從勢，就是一直以來人們判斷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之始終如一之標準。

六關于國政之制度建設包涵以下幾種致衡。一是政治致衡；二是政教致衡；三是官民致衡；四是道統正統和法制致衡；諸如此類——這一類致衡，不是潛規則，而是明建制——這類致衡，導致中國文化和（準）中國宗教之發展和延續——這類致衡，使得歷史人物不單是統治體制的工具，也是文化傳播的載制；這樣的一來一往，雖然個中取次花叢，修道緣君，卻還是正道滄桑，道德廉恥，三綱五常，并不只是蠅營狗茍之潛規則之執行者可蔽之。我們看，這類致衡之法是：有著“吳晗所謂中國封建王朝里五種限制皇權的說法。吳晗認為，這個限制論，大約在清明以前 600 年來，一直實行，行之有效。只是后六百年，就敗壞了這個限制論，逐步走向無限制以后的君主制度的覆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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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 “這難道不值得大家深思嗎？ “或者說，我們可以追究為何這個限制論失效于明、清，而有效于唐、宋以來之治，之制？ “這些限制論大概是——1，‘議’的制度。舉例。春秋戰國時期，有人勸鄭國執政子產，不再立鄉校，以避免議論政治，莫談國是，子產否。形成準輿論自由和準議會精神于本來就有百家爭鳴傳統之中國。 2，封駁制度——‘唐代以封還皇帝詔命為對象的封駁制度淵源于兩漢 , 醞釀于初唐 , 形成于唐代中后期 , 主要由門下省官員給事中職掌。封駁的目的在于追救缺失 , 防患于未然 , 而封還詔敕并加以駁正則是其最主要的方式。在權力高度集中的封建皇權社會 , 封駁制度在加強權力監督、抑制皇權膨脹等方面無疑有著積極的意義’。——吳說，漢武帝時期丞相職權之內事情，君主不可干涉。這種制度規定，君主發出命令，得經過審查。吳晗還舉了例子。3，‘守法’制度。含成文法和不成文法。這里很像西方關于遵守自然法和約法的那種規定。道德和刑律起到雙重作用。也就是說，如果道統和正統盡廢，道德本源盡被驅趕，那么，遵守法度的根據，就可以不復存在——相反，道德成為守法遵紀的前提——對于道德以外的犯罪，就會懲治而得

余英時

道，得法。這個東西，在極權和后極權道德淪喪，法紀廢弛的今天，雙向形成悖逆。 4，‘抬諫’制度——即為言官制度的堅守。言官可以批龍鱗，捋虎須；君受言改過，贊為美德。這個制度中，往往有死諫者的殉難，諍臣里的堅守；也有某種王接受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正面范例——只是這個抬諫制度，多對所謂圣君起作用，對昏君，不起作用。何以明、清以后圣君死，昏君生——又，何以一本《文字獄》（確有其書）和清朝文化建設并舉——值得一察。但是，批龍捋虎，確為美談，不可不記。 5，‘敬天法祖’。就是政治、宗教分立的雛形。所謂‘傳圣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就是典型范例。（神秀見武則天情形，即是。）”（參見吳晗《《歷史的鏡子》等）

七而余英時先生則對皇上服從祖訓提出某種正面論說法。 “……其次是自秦、漢大一統帝國建立以后，君權本身逐漸凝成一個獨特的傳統，因而對后世的君主多少有些拘束力。前代帝王之失固當引以為戒，但以往在治道方面有建樹的君主則亦須奉以為師。故唐太宗撰‘帝范’十二篇以賜太子，并說： ‘汝當要求古之哲王以為師。’至于在一代之內，由于開國之君始能立法垂統，因此所謂‘祖法’對本朝的君權自然有更大的示范意義。” 二，就是君相致衡。“最后我們更應該指出，君權的行使在事實上所遭到最大的阻力則來自傳統的官僚制度（bureaucracy），我這里用‘官僚制度’一詞絕無貶義，也與傳統所謂相權有別。相權如僅指宰相（無論為獨相或并相）所擁有的權力而言，則它既直接出于君授，自不足以成為君權之限制。 “但宰相為‘百官之長’、 ‘群僚之首’，在這個意義上，他是整個官僚系統的領袖，因此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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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僚制度對任意揮灑的君權發生一定程度的抗拒力時，相權往往首當其沖。在唐代三省制之下，皇帝的詔令、制敕必須經過中書門下副署。后來劉祎之得罪了武則天，則天借故下敕懲治他。祎之見敕文未經中書門下副署，遂說： ‘不經鳳閣（中書）鸞臺（門下），何名為敕？”’這個有名的故事從表面上看似是君權侵犯了相權，但深一層看則是君權的行使干擾了官僚制度的正常運作，因而受到這個制度的反彈之力。” 三，于是，官僚制度這一說辭，在此意義上獲得正面積極意義；并不是潛規則可以搖動之。“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君權和官僚制度的關系更是一部不斷摩擦、不斷調整的歷史。當官僚制度的機器發展不得不符合‘君尊臣卑’的要求時，君主便要對這部機器作一次基本的調整。由于相權是處在這部機器運轉的樞紐地位，因此每一次重大的調整便導致宰相制度的變更。自秦漢以下，中國宰相制度一共經歷了三個基本的發展階段，即秦漢的三公九卿制，隋唐的三省制和明清的內閣制（清代又加上軍機處）。‘君尊臣’的原則正是每一階段發展的最后動力。”（余英時《君權與相權》）這些論述都是潛規則作者忽略的國政要素和道德要義，不能不贅之，復之。

八那么，究竟什么制度和“文化”導致潛規則負面特征盛行？是一個十分簡單明確的問題。這就是極權主義體制。這個體制在諸多負面廢黜了千年中外老體制那種天賦人權和以人為本雙向結構和株連的結構。故此，他們不是以潛規則背道歷史，悖逆文明和摧殘個性，而是以極為不潛在和極為囂張的意識形態，制造和杜撰了他們自己的歷史和現實。于是，在很多極權主義研討者筆下，這類無法無天的明規則制定于光天化日之下，發展出來納粹和文革。這當然是因為（一），他們并不認可道統中西，法統中外的那種正統和政統。他們制造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以斷定宗教為人類鴉片的方式，在宣布上帝業死，以后再制造和宣布人類之死——先是所謂有產階級之死——后是無產階級之死（含農民之死）——人類之死（滅絕人類罪！）這樣，（二），這些灌輸意識形態者類即“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列寧語），成為這種覆滅道統的開端祖師——雖然這個歷史極為短暫；且今后也絕對

不會持久——但是，這個極權主義規則居然可以盛行于世而被所謂自由世界的一些蠢貨所認可。（三），那就是無產階級領袖沆瀣資本家制造共產黨資本論。加之他們的左派和后現代主義分子給了這種廢黜道統和人文的理論以一種上帝已死（加之德勒茲所謂耶穌該死和歐幾里德也該死（《千高原》）之據。（四），這類德勒茲式的批判，懷疑，動搖了西方的傳統文本——與此同時，更有中國的儒學膺品假冒孔子和王政，試圖次第廢除東西方千年以來的政教分梳，試致圣俗兩界墮入歧途而不返。（五）于是，在這種背景下，人們誤認為中西古今文化道德皆被潛規則引領而不得有救之。這是極權主義誤判和迷導眾人的幾種法寶。換言之，潛規則之所以可行，就是因為他的致衡狀態陷于死局。一如前述。如果皇帝對于鳳閣（中書）鸞臺（門下）無可如何；如果皇帝不可釋釋道為臣；如果游民有汪洋大海一樣寬闊和長遠的存在可能；如果道德文化常在，天地不容侵犯……試問，潛規則有多少余地可以實施之？可是，相對于毛之帝師合一，內毛外黨，人們如何可以有打王鞭，砍王斧？人們何以能致衡皇帝于老師和圣、俗？這是非常明顯的故事——更不要說對比于將總統放進籠子的歐美體制了——雖然，這類體制在百年以前，就被約翰 . 穆勒質疑為對于代議制的負面規則（見其《代議制政府》）——主要是民主缺陷的批判（含金錢選舉，黨派利益等）。但是，西方民主，正是因為有其現代和傳統的接軌，致使原有的道德優勢，宗教依賴和文化沿襲并未中斷而且有所發展；多數民主，讓位給對于少數的保護；權貴選舉，讓位于平民平等；宗教覆蓋，產生了政治空間；諸如此類。故此，西方潛規則運行頗難（雖有丑聞，卻也不避報紙和媒體）。所以，只有專制主義即其極端極權主義才有可能完全規避這種自由輿情和政治致衡——而這樣的政治、階級（階級消滅）、經濟特征，并不依賴潛規則運行，而是倚靠槍桿子和無法治。這是世人皆知之理，無須贅述。只是我們最后要說，對于潛規則的批判，一定要在判定了明建制或者非建制以后才可補充施行——換言之，不批判規則和制度之非，之廢，來一個似乎要證明其制度之明明白白之處之好，黑暗和骯臟之由只是潛在和暗箱——那是一種是非顛倒的說法——那個明確無誤的極權主義制度絕對是明明白白擺在那里操作和執行的——那不是潛規則，而是明火執仗、無法無天的無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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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的毛派、鄧派維穩派、新毛派、民主派劉國凱

近年來異議陣營中對中共黨內派別問題有許多議論。大多對中共派別以左，右，極左來劃分。筆者覺得這種劃分法不夠嚴謹，容易產生歧義或混淆，不利于對中共派別的洞悉，也就不利于異議陣營的正確因應。對政治派別以“左”“右”辨識來源于法國大革命時期。苛求歷史沒有必要，但不妨一說到是，從講臺上往下望，雅各賓在左邊，吉倫特派在右邊。可是從自身坐在聽眾席上來辨識，雅各賓派就在右派邊，而吉倫特派則在左邊。這可以使我們悟出，對政治派別“左”,“右”的認定往往帶有認定者的主觀性在里邊。如果從簡捷陳述著眼，以左右稱之似無不可，可是由此卻會帶來的政治評價上的困擾。究竟是“左派”好還是“右派”好？從對王權的革命程度去看，是雅各賓派 -“左派”好，但從適當妥協可以使社會轉型少付代價來看則是吉倫特派 -“右派”好。可見以“左”、“右”為標簽來說明問題并不準確。歷史的一頁早已翻了過去，我們看看當代吧。當代歐美民主國家也有左，右派之分。最為典型和著名的“右派”政黨是英國保守黨。可是有次聽到一位英文相當好的朋友抱怨說： “中文把 the British Conservative Party 譯為英國保守黨是有失原意的。‘保守’在中文系統中是明顯貶義的，而 Conservative 在英文系統中是中性的。準確的翻譯應該是保持過去的榮譽或保持過去的傳統，可是找不到最對應的中文詞匯，就翻譯成‘保守’了。” 我英文程度低，不敢發表意見。但我心中一向

納悶的是，英國保守黨人怎么那么笨，給自已起了個明顯貶義的名字？而那位朋友的抱怨就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我的疑惑。美國兩黨政治是民主黨和共和黨。不必以 “左”“右”為標簽來辨識評價這兩個政黨，要看它們的實際舉措。共和黨有一點是很明確的，就是它以保持過去的傳統為宗旨，藉此，共和黨要保持民間擁有槍支的權利而反對禁槍；要保持傳統婚姻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要保持原有的選舉人票的總統選舉制度……。民主黨則比較與時俱進。認為現在的美國與十八十九世紀大不相同，已經不存在人民擁有槍支去推翻專制政府的需要，且容易擁有槍支已造成多起濫射暴力事件，故應大力限制之。又認為婚姻屬于個人權利問題，應讓同性婚姻合法化。還認為選舉人票選舉制度存在明顯誤差 - 例如高爾比布什多幾十萬張選票卻選敗 - 應改革之……。查看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分歧，筆者覺得不見得哪個黨全對或全錯。例如槍支問題筆者傾向民主黨，對待同性婚姻問題筆者就傾向共和黨。筆者覺得是否把歐美社會的右派稱之為“保持派”；左派稱之為“改變派”更合適？當今中國異議陣營確實需要厘清對中共黨內派別的辨識。但筆者甚感用“左”“右”“新左”“極右”等標簽來辨識會造成概念含糊，并導致許多無意義的爭論。筆者覺得是否以“毛派”“鄧派”“新毛派”“維穩派”“民主派”來界定中共黨內派別更為清晰準確？當代（從中共建政至今）中共的“毛派”、“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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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派”、 “維穩派”、 “新毛派”都有一個根本的共同點，就是確認共產黨壟斷社會公權力的“基本原則”不可動搖。在這個共同的基點上則各有明顯的區別。毛派 - 毛澤東派從中共建政到 70 年代末居主流地位乃至絕對主流地位。這個時期的中共除了毛的聲音幾乎沒有任何雜音。60 年代初劉少奇鄧小平等發出了點雜音，幾年后他們就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毛澤東派的第一大特點是完全漠視平民百姓物質利益。盡管毛澤東把“人民”一詞掛在嘴上，什么人民醫院，人民廣播電臺，人民銀行，人民日報，人民幣……, 還有開口閉口的“為人民服務”，但實際上毛澤東最視民眾如草芥。他當政后從來沒有“到群眾中去”，他最“脫離群眾”，高高在上如神一般。在他的影響下出現一大批賤視踐踏民眾的中共大官。西南王李井泉，河南王吳芝圃等都為了取悅毛澤東搞“人民公社”報高產，使河南四川餓殍遍野。在 1959 年廬山會議上，中共里面幾位較有良知的大員（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等）憂心忡忡地在會場外小議農村已發生災況，有些地方已餓死人。不料上海第一書記柯慶施走過去聽到，不以為然地反駁他們說： “中國哪個朝代不餓死人？” 柯慶施是毛澤東的干將。他這種視民眾生命如草芥的意識直接來源于毛澤東。中國歷史上是有許多朝代餓死人，但中共自稱為最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又怎能拿中國歷史上的朝代來做參照物？何況歷史上餓死人是在天災之年或兵燹之后。中國 50 年代末和平歲月風調雨順，根本沒有餓死人的客觀原因。在“毛澤東時代”中國民生經濟的發展特別遭

1959年廬山會議召開

1957年廣東大右派羅隆基到輕視排擠，以至生活資料極端貧乏。民眾生活必須品（從食品，布料到肥皂）定量供應。在農民處于“餓死邊緣”時（1957 年廣東大右派羅隆基語），城市居民也處于營養不良乃至慢性饑餓之中。肉類是稀罕之物，一個月每人配售一斤半，植物油二兩半，30 斤左右的大米遠提供不夠起碼的卡路里。民眾體質普遍瘦弱，面有菜色。毛澤東時代民宅建設極為稀少。生兒育女，老人仍在，人口增加，住房卻依舊。于是房中再隔房，梁上再架梁。許多城市居民都如住在狹小的狗窩之中。即使民眾物質生活貧瘠到這樣的程度，毛派還是要殘忍地榨取民眾手中的一點積蓄。那時，上海牌手表 120 元一塊，廣州牌手表 100 元一塊。但其成本只在 20-25 元之間。據說，手表的價格是毛派大將周恩來最后拍板定下的。許多城市居民為了一塊手表壯面子，不知把生活刻苦到什么程度。（當時中等物價區域 - 如南京，中專畢業生 30 幾元工資，大學畢業生 40 幾元工資。）由于經濟萎縮，城市青年大量失業，于是從 1962 年開始中共就誘騙、壓迫城市青年到農村務農，在 1969 年達到高潮，至 1977 年才落下這悲哀的社會一幕。毛澤東派還有個特點就是持續的政治洗腦，政治高壓，政治迫害，甚至政治殺戮。從 50 年代初的“鎮反運動”開始，三反，五反，肅反，反右，反右傾，四清，到文革。文革又可細分為 1966 年 6-9 月的第二次反右，1967 年 2-3 月的第二次鎮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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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 1969 年的清隊，1970 年的一打三反，1971 年的清查五一六，1977 年的政治處決。毛澤東就是這樣把全國全民族拖人一個“階級斗爭”的絞肉機中。要把“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既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也要批斗“走資派”，既要“深挖細找”現行反革命分子，也不要放過“國民黨殘雜余孽”。總之就是要通過不停息的階級斗爭，把整個社會的政治空氣搞得濃濃的，人們的神經都繃得緊緊的，對物質生活的欲求壓倒最低限度，以政治榮譽為人生目標。在這種社會氛圍中，“無產階級的鐵打江山永不變色”的偉大目標似乎鐵定實現。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澤東去世，但毛澤東時代

還沒有立即結束，毛澤東派也沒有立即瓦解。1976 年的十月政變后，政變派欲繼續毛的路子。經過兩年多的角力，鄧小平才得以全面接管權柄，開始了鄧小平時代。鄧小平曾是廣義毛派的成員。他贊成毛的暴力土改，他為毛的“反右”鼓風加溫。但他有點一向與毛不大咬弦的是，他比較務實，比較重視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不像毛澤東那樣浪漫主義（實則確如彭德懷指責的“小資產階級狂熱”- 搞荒謬不堪的大煉鋼鐵之類）治國。毛其實早就看出鄧與自己的齟齬。他留意到每次中央開會鄧都特地坐得離自己遠遠的。他洞悉鄧是“棉里藏針”。鄧在 60 年代初的經濟爭論中就發表“管他白貓黑貓，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這明顯是跟自己“政治掛帥”唱反調。由此毛洞察鄧在內心深處不贊成自己。但鄧極為聰明的是絕不附合彭德懷，張聞天，周小舟們的言論，更不跟他們有絲毫個人關系。鄧小平藉此逃過 1959 年反右傾那一劫。然而心中有數的毛終究在幾年后把鄧小平和劉少奇一起踹出。鄧小平采取了與劉少奇不同的反應。劉少奇當面要求毛澤東只處罰他，不要株連其他干部，并表示愿意回鄉下去度過余生。這是對毛澤東曲折的指責和抗議。不動聲色毛澤東當然明白劉少奇內心的怒火，于是他要把劉少奇整死為止。聰明的鄧小平一言不發，任憑毛處置。冷處理幾年后才上書給毛認錯，并表示永不翻案，于是鄧小平有了東山再起之機。 1979 年鄧小平完全當政，開始了鄧小平時代。黨內眾多大員對毛澤東的不滿情緒，更促成鄧小平派的迅速成型。鄧小平派的特點就恰好是對毛澤東派那兩大特點的偏離乃至反向。鄧小平一當政就著手結束毛澤東時代的政治超高壓。宣布對 57 年反右運動予以改正，停止在民眾中劃分階級成分。這一點在當今看來平常的事情，但在 30 幾年前卻有著極為震撼的意義。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很重要就是建構在階級成分劃分的基礎上。鄧小平既要堅持共產黨一黨壟斷社會公權力的政治結構，就不可能完全放棄政治壓迫。但鄧與毛的區別是，毛是全方位的政治高壓，而鄧是選擇性的政治高壓。鄧沒有去“深挖細找”，而只鎮壓敢于質疑共產黨政治特權的人們。在經濟領域內，鄧與毛更是截然不同。毛全然不理會民生，而鄧則切實把提高民眾物質生活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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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重要位置。經過萬里趙紫陽等一大批鄧小平派官員的努力，只幾年時間，到 80 年代中期，民眾的衣食水平都得到明顯改善，票證逐步進入歷史，住房也在興建之中。但正如當年毛澤東認為鄧小平的“黑貓白貓” 論會帶來資本主義復辟那樣，80 年代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論果然在經濟成績的同時造成社會弊端叢生。80 年代后期，社會對民主的呼聲愈來愈高。其中有經濟發展必然帶來民主政治要求這個因素外，也因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很快出現了負面效應 - 官吏貪腐問題。一個強烈的社會聲音是，要用民主政治來革除官吏貪腐。鄧小平不主動去搞政治迫害，但若誰要觸動共產黨制度根本，尤其是直接觸動他個人，他的政治迫害并不比毛澤東遜色。由此，他殘暴鎮壓了八九學運民運，血腥屠城。不但學生和民眾遭受重大犧牲，共產黨內從鄧小平派里分化出來只具一點雛形的民主派也頃刻沒頂。 “六四”之后，江澤民、李鵬以為按屠城的邏輯，共產黨應走回毛的老路（可見江、李骨子深處有毛派的因子）。他們已在著手轉向毛模式。經過兩年多的觀察和思考，鄧小平決意對江、李糾偏。江、李當然要順從，并從此別無選擇地成為鄧派人物。無論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論還是胡錦濤的 “科學發展觀”都是胡謅一些東西來為自己階段性黨魁地位作注腳。其實他們完全是繼承鄧小平的衣缽。在政治上進行選擇性鎮壓。于是 98 組黨的人們、民間自發有組織的宗教人士和氣功修煉者、一批又一批的維權律師、工運人士、異議人士、08 憲章的簽署者們都被投入監獄或遭到各種形式的迫害。在經濟上他們把鄧小平開創的“改革”推向高峰。因為如果說 80 年代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只使共產黨官員嘗到一些甜頭的話，那么 90 年代中期以后鄧小平派（鄧小平 1997 年 2 月已經去世）的持續經濟“改革”更使共產黨官吏階層食髓知味，變本加厲，一發而不可收。共產黨再也沒有回到毛澤東時代的主客觀可能了。毛澤東時代嚴格的組織原則使各級干部難以肆意妄行，即使是政治迫害在通常情況下也要由上而下地層層貫徹。物質匱乏普遍貧窮的社會主義則迫使干部不得不“清廉”。這些都是后鄧小平時代的共產黨官員絕對不愿意接受的。于是鄧小平的后繼者們為竭力維持當今的統治模式不惜投入大量的物力人力財力。鑒此，鄧小平的后裔應該有他們專門的名稱 - 維穩派。

民眾中出現了對毛澤東時代的懷念于是，在這種社會狀況下，民眾中出現了對毛澤東時代的懷念，這個“懷念”有真的，也有假的。一些懷念毛澤東時代的民眾并非不知道不記得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恐怖和經濟貧瘠。但為了反對當下共產黨官吏的極度貪腐和橫行，他們有選擇性地截取毛澤東時代干部的“清廉”來對比抨擊現今共產黨官員。何況，鄧小平派從來沒有正面否定毛澤東，毛澤東的照片還高掛在天安門城樓上，那么以捧毛來打擊當下的共產黨官吏豈不是可以給自己加上一道護身符？而 40 幾歲以下的占人口大多數的最有活力的中青年中國人確實不直接經歷毛澤東時代。他們很可能不了解那個時代的恐怖和貧窮，且被一些斷斷續續、支離破碎的陳述，誤導以為毛澤東時代是個平等的人間樂園。在這種社會情勢中，新毛澤東派乘機破土而出了。其代表人物就是薄熙來。薄熙來們是毛澤東派和鄧小平派的雙重受益者。把毛澤東派和鄧小平派銜接起來的人是陳云。陳云公開提倡政治血統論，而政治血統論正是毛澤東階級斗爭論的直接衍生物。陳云說“還是自己的孩子可靠。”太子黨藉此整體性地踏上權力的臺階，而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使太子黨大多成為腰纏萬貫的富豪。 20 年代出生的江澤民李鵬是共產黨太子黨中年紀超前者。按鄧小平立下的規矩江澤民李鵬只能連任兩屆。太子黨大量出生的時期是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故江、李之后，共產黨太子黨“斷代”。 2002 年江、李下臺時，太子黨還接不上頭，于是讓 40 年代初出生的平民子弟胡、溫機遇性地上了位。故薄熙來私下忿忿不平并嗤之以鼻地說，胡溫只不過是暫時做做總管角色的家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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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薄熙來覺得要在共產黨眾多角色中脫穎而出，必須要有獨特的辦法，當年毛澤東搞掉劉少奇借用了“民意”，今天他薄熙來要上大位也需借用“民意”。薄熙來主政重慶，在市政建設和民生上極力取悅民眾。毛澤東對人民是口惠而實不至，而薄熙來是口惠實至了。這是新毛派與經典毛派的重大區別。藉此薄熙來拿到了民眾的口碑。在此基礎上他狠批中央對貪腐打擊不力，沒有遵循毛澤東任用干部必須清廉的標準。中央政治局開會，規定每位委員發言五分鐘，但薄熙來滔滔不絕卻是套話連篇了無新意地講了四十五分鐘。胡、溫竟奈何不得。薄熙來利用民眾中對毛澤東的懷念來構建自己“民意”高臺，也利用民眾的“口碑”逼中央就范。薄熙來向民眾“說”：誰能最為你們利益？是我。你們不是懷念毛澤東嗎？我就毛澤東的正牌傳人！薄熙來對中央“說”，誰能有力地打擊貪腐，誰能讓共產黨恢復昔日的光輝？是我。我是民眾和共產黨的雙重救星。胡、溫眼看頂不住了，2012 年 2 月之前，世界上誰都沒有想到中國政治會有如此之大的瞬時逆轉。王立軍改變了中國的歷史。對共產黨王立軍肯定有罪，但對國家王立軍肯定有功。盡管這個功或許是無心鑄成，或許是歪打正著。新毛派曇花一現，慶幸這曇花一現，讓中國歷史避免了一次大倒退。薄熙來的垮臺意味著新毛派的垮臺。可是我們且慢高興。新毛派垮臺了，留在臺上緊握權柄的仍然是鄧小平派的直接后裔 -- 維穩派。毛派、鄧派、新毛派、維穩派都有一條共同的血脈 - 堅持共產黨一黨壟斷社會公權力。薄熙來的垮臺一點不預兆著中國的民主近在眼前。套用四十六年前北京血統論紅衛兵頭頭譚力夫的一句名言： “共產黨的干部犯錯誤你高興什么？他媽的！” 最后總該回應本文題目，講講共產黨里的民主派了。相較于共產黨的毛派、鄧派、維穩派、新毛派，民主派簡直弱小得幾可忽略。或者說共產黨里根本沒有這個組織派別，只有一些傾向，認同民主的一些個體人士。胡耀邦、趙紫陽、任重夷、李慎之、萬里、胡績偉、李銳、田紀云、芮杏文、胡啟立 ……。如果說其他他人沒有明確的言論，那么趙紫陽是很明確的。他對戈爾巴喬夫說： “一黨制能完全解決貪腐問題嗎？如果不能，就要引進多黨制。” 查閱一下這些人的年紀，都是出生于上世紀 10 年代和 20 年代，都是很年輕時懷著朦朧的民主

理想參加了中共的建政斗爭。半個多世紀里這個群體中許多人都“融化”在毛澤東派里，或“融化” 在鄧小平派里了。只有很少人堅持了年輕時的理想。熬過了毛澤東時代的恐怖歲月，在鄧小平時代先呼應了鄧小平的“改革”，再從鄧小平的“改革”脫殼出來，返璞歸真到年輕時的朦朧追求，升華為對民主的認同和推動。當下他們許多都不在人世了，健在的都是 80 幾、90 幾乃至逼近百歲大關。難為他們之中有的還在不時發出民主呼吁，真是可貴！ 30 年代出生的幾乎是空白，40 年代出生者未能趕上中共建政斗爭，沒有戰功爵位，只能以“布衣” 投效。出了個溫家寶，在第二任期將滿時極力呼喊民主，被人譏諷為“影帝”。我不這么認為。我認為溫家寶是有心向民主，否則犯不著得罪龐大的鄧小平派—維穩派。但人數龐大的共產當政官員里無人應和溫家寶，可見當今共產黨里絕對沒有民主派。再回溯一下往昔，在趙紫陽病危彌留時，溫家寶都不敢去探視，任期十年中前八年對民主改革絕口不提，也真韜晦得可以。過分的”韜晦“就說明其民主意念的欠堅決和對實際后果有太多的顧慮。 50 年代出生的太子黨的弟弟輩們不會去重蹈薄熙來的覆轍，但肯定會沿著鄧小平派 - 維穩派的路子走下去。我對習近平們不抱希望。當太子黨都因鄧小平所設的年齡關卡無緣再謀取共產黨的大位時，當 60 年代 70 年代出生的平民子弟熬上共產黨的領導位置時，里面是否才會出現民主派呢？面對沒有民主派的中國共產黨，我不知道爭論共產黨里這個派那個派有多大意義。作為共產黨專制政治的異議者實在沒有太大必要去在意共產黨里誰算左派誰算右派。如果你說毛澤東派是左派，左派好在哪里？何況經典的毛澤東派早已走進歷史。如果你說鄧小平是右派，鄧小平的后裔維穩派是右派，右派好在哪里？你說薄熙來是新毛派，新毛派好在哪里？雖然單純拿維穩派與新毛派相比，新毛派離民主更遠，但總而言之他們都共產黨一黨壟斷社會公權力派，都是民主的敵人，都在該被終結之列。目前當政的是鄧派 - 維穩派。終結它不是靠扶助毛派、或新毛派，而是靠壯大民間民主派。如果共產黨里出現了民主派。民間民主派當然應該與之攜手合作。但在共產黨里沒有民主派的情況下，民間民主派除了堅持自己的理念和斗爭外，還有其他的選項嗎？ 2012 年 8 月 3 日初稿 2012 年 8 月 5 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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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民主，自由之關系論 —— 一種或幾種政治文化的發展軌跡

自立（北京）

一共和的故事很古老；而民主的傳說也不年輕；那么，自由呢？則是人與生俱來的品質和訴求，更是比較共和和民主更加原始的史事和文本。如果說自由有何保障？那么，人們一般而言是要追求一種體制或言家國對其采納負責任制約——但是，這種保障往往淪為內在的追求而喪失于外部格局——這樣，自由一說，就基本上成為人們對于內外在自由的分類追求——一種追求是內心的追求；一種追求是外在（體制建設）的追求。這種追求在東、西方歷史上比比出現，俯拾皆是。比如，我們前此提及的佛羅倫薩共和就是意大利人在中世紀對于自由的追求之外在表現——而他們繼承的共和傳統（從羅馬共和開始延續變異和堅守）則表現在這種外在自由之戰斗中——而對于內心的追求，宗教的皈依和對于羅馬教廷的支持（或者懷疑與反對）則是對于內在追求的一種外在載體式認可。這樣，至少西方的人們開始將內心自由之追求外化為教廷載體的建立——而對于外在自由的追求，更是必然建立共和體制以應對之。這是對自由之精神的一般解讀。于是，我們看到這個解讀其實并不循規蹈矩，而是出現分分叉叉，且頑固地糾纏在歷史故事和歷史哲學之中（就史學和史料而言之故事，之觀念）。比如，在追求內心自由的事體當中，人們很容易將宗教自由轉變成為政治自由，社會自由之外在自由而加以設計和戰斗。但丁以來的天堂人間之說，就基本上

排除了以上自由之外在性和內在性區隔，直接將天堂地獄的分野，轉變成為人們籍此判決和品定優劣人物的世俗法器——三界說的示意文本多少說明了但丁一類人對于馬基雅維力等人的共和體制之紹述和記載的忽略。這樣一種政治－宗教思考導致了建立地上天堂的一般性傾向且引發了很多爭議 ( 見但丁《饗宴篇》——而一反其《神曲》所謂的建立天上天堂之堅持……）——這種文學政治和神學政治的遺餌一直持續到俄羅斯巡神派大佬的文本和實踐——且在 21 世紀的中國轉變成為宗教－政治雙向追求的某種混合言辭。這是值得嚴重關注的。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分歧和誤導，就是人們忽略了宗教政治，愷撒上帝之雙向軌跡。換言之，政治實踐的單獨傳統導致的從羅馬共和到佛羅倫薩共和，到法蘭西共和，到美國共和——這是一種相對而言的政治傳統——這個政治傳統穿透的東、西文化糾結不但使得印度，土耳其，日本同樣產生共和，且使得中國在 1911 年同樣產生共和。這是一種非宗教延續之政治選項。這個選項可以說是基本獨立和單軌之選項——固然，這并不是說這樣的共和軌跡和共和傳統無需宗教自由，內在自由和心靈自由之依傍和攜手——相反，人的內在自由往往是外在自由之追求的因本。故此，在我們舉例說明這樣的兩相對質，依托和分歧之間性關系時，世界上既不能缺少民主，也不可忽視耶穌的說法，就取得了支持。那么，在紹述自由和共和之關系的時候，我們如何看待早就到來的民主和后期出現的（近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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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由呢？我們說，民主早于耶穌和紀元是世界歷史上不爭的事實。在厘清所有這些關系的時候，我們發現，自由對于共和之一種前提和結果之關系——如果沒有共和，自由的產生是不可思議的；換言之，這種自由將勢必是內在的自由或言對于自由之追求——因為，自由主義只能產生在自由載體和自由形式業已出現的中世紀城邦或郡鄉。這是亞當 . 斯密經濟自由論的一塊基石。當但丁因為個人好惡和個人選擇（就像蘇格拉底詆毀雅典民主一樣）詆毀佛羅倫薩共和的時候，馬基雅維力知道，對于佛市之共和在政治史上的估計，無論如何評價也不會過高——這也是馬基氏的針對性提法——相對于彼得拉克和薄加丘——他們都是對于教廷荒誕和荒淫的抨擊者，卻對政治體制和共和傳統提及甚少，甚淺——故此，只有這樣的共和論體現了建立所謂“地上”天堂的些微可能性，也就是建立共和和民主之社會，之政體。這種可能性就是采納共和主義財富共享和政治共榷之階級權限論和階級斗爭論（這種斗爭論和“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之說法正好完全相反——是要一個階級妥協于另一個階級或者若干個階級——也就是貴族和平民乃至庶民之共存共權——固然這個過程同樣需要斗爭甚至戰爭。）這樣，一切文化，經濟和政治的各個階級的平等說占據了共和的要義，而絕對不是要讓什么庶民戰勝皇帝和貴族，要讓無產階級戰勝（剝奪）資產階級。這是佛羅倫薩人繼承羅馬共和精神的基準。雖然，按照馬基氏，佛市共和業已和古羅馬共和多有區別。自由緣于共和的體制性因素是，一，共和階級共治的規則產生各個階級經濟政治權限的基本保障。如佛羅倫薩共和國，米蘭共和國等建制中出現的各種業界行會就是這種經濟利益的中世紀保障。二，這個階級權限引領著平民和庶民對于貴族和富人的一般性致衡和挑戰，乃至這個共和持續了半個世紀。三，平民政治帶有的庶民特點和粗鄙特點，使得偉大意大利文化建制和文化精神產生嚴重危機——那種平民專政要求貴族思想和生活平民化的法規和影響削弱了文化進步和知識分子的創造（馬基雅維力《佛羅倫薩史》）——他就像試驗了一個小中共和小蘇聯一樣，雖然轉瞬即逝，卻體現了所有專政國度中文化消滅和文化丑陋的低賤意識——雖然這個意識被后來的馬克思等人以另外一種神圣羅馬帝國式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批判所取代。四，這樣的反共和意識形態在階級權限和階級斗爭方面杜撰了他們自己的一種階級斗爭乃至階級專政——無產階級

專政——也就是對 (!) 無產階級的專政。五，這樣，前后展現的，卻是完全相反的階級斗爭圖面凸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愚昧和馬基雅維力的睿智。這個蠢笨和天才的特征盡現于他們對于共和本質的分析和分析之廢之上。（自由的含義，如果從個人權力和地方自治而言，那么，中國人也許因為闕如此項而感到遺憾。我們說，在西漢出現的準自由邦里面，同姓分封的建制和權力自主的外化管理，也許提供了某種自由的雛形——而繼承著對于封建之前，也就是先秦體制的某種回音——而這種自治帶來的個人自由，也許也暗藏在這種權力的極為有限的分野之中。我們對于中國人的自由主義言說，很多提到之 “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卻往往和王化之地中人們相對于并不反對建制和朝廷為準則。這個準則論敘述的遺民情結和反抗力度——如寅恪大師書中的錢，柳，陳，鄭等，都是這種自由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統一——說柳如是是一位西方自由主義式的，反對封建化的女性——則有點分明的牽強——雖然，這種反抗精神被寅恪的春秋筆法調動到對于毛式文化文革之反，則是歷史的一個玩笑（自由主義反對極權主義）。）也就是說，自由之定位，之體現，在于對于人們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的建立和保障（雖然極為脆弱和微弱）。雖然，這種權力往往得而復失，常常被削弱甚至泯滅。但是，就像人們建立了這種中世紀契約，法規和條款一樣，其中的文本包含著人權；其中的史料含括著宣示（觀點——史料本身有時候就是觀點——如“漢承秦緒 , 唐完隋業 , 宋又為唐之清白化 , 而明、清兩代 , 雖民族不同 , 其政體則皆是元代之遺耳”，即為史料，也為觀點……）（見傅斯年等語——對于寅恪大師觀點——史料研究之印證。）這是共和之中，自由主義賴以生存的政治、經濟之條件。在皇權統治的地方，這類自由也不是盡數毀滅。一，皇權（皇帝，愷撒甚至寡頭）對于自由空隙的容忍和忽視互相存在。只要世界歷史沒有進入 20 世紀極權主義，那么，一切自由的和共和的、王權的自由，就會存在（——虛君—— 甚至實君統治下的共和——只要階級權限和階級斗爭存在，自由就會存在）。這是保障自由的某種成文和默契。英、法國家含德國、意大利并未因為皇權權力的持續而消滅自由。這是一點。二一點，皇權道統的懸劍使得一般性質和一般性狀的帝王不得不容納和汲取所謂君王教育論（如，基督教君王教育論——如，中國帝師教育論——世界梵蒂岡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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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高于世俗世界論；等等）；雖然這一點包含著但丁和馬基雅維力對于帝師分開實踐的佳話和良言；而并不是只有老馬是這類文本的唯一制作者；他基本上比比皆是。三，按照基佐和蘭克等人的說法，自由價值論不是只被庶民和平民，革命和造反過程所創造，完全相反，她們多半是在此之前而非在此之后才被創制之，他們是在建制中，在契約中，在階級斗爭和階級妥協中產生的；含政教之間的斗爭和妥協——甚至按照某種說法，孟德斯鳩所謂的三權分立也并不是按照英國當時的階級現狀和斗爭現狀直接產生的分之理論，而是一種帶有預設可能的、準烏托邦和可行烏托邦式的理論；這個可行理論、逐漸成長為英國議會高于皇權的基本政治道統和世界法統（司法獨立）。四，君主立憲的方式（范式）雖然過時，但是，潘恩所謂的世界廢君的理想不過是某種文化大同的偽證；潘恩不知道，伯克比較于他，更加“知”道“傳”統，伯克更加“知”“道” （動詞）文化和自由，對于一個地域，一個國家（郡鄉，城邦……），一個（多個）民族的重要性—— 如果英國人廢黜了君主，其現狀和前景將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這是英國人對于克倫威爾體制的證偽。五，換言之，我們常常論證的專制和民主——極權和專制——極權和民主（自由）——這些關系和間性，正好是我們首先要理解專制和自由的前提。換言之，愷撒的獨裁和國王的（英、法、德、意、俄羅斯）并未消滅自由，不過是自由的大小，古道和今程之問題；不是有、無之問題——其中，古代，中世紀和近代之共和，更是自由之存在，之發展的前提，而毋庸置疑。這樣，我們排除了要顛覆專制，王權，獨裁之唯一之路才有自由的極權主義說法——這個說法就是，極權主義才是文化滅絕，傳統滅絕和人性滅絕主義——這個主義就是：為了虛置一種虛無主義的新“道統”（其實是道統顛覆）而建立一個人的克力斯瑪。這是我們國人經歷文革后最為熟悉的自由消滅之歷史。這樣，我們得出結論：共和和王權，都不是自由之消滅而是自由之保存之歷史——而反對共和，則常常消滅自由于專制——而反對皇權，也可能產生自由之毀滅（克倫威爾，一半拿破侖，一半俾斯麥之自由毀滅……）——而反對皇權和共和的人民共和，和列寧，涅恰耶夫主義，毛主義，則會徹底消滅自由。這是自由之一般規定性解釋。也就是說，世界歷史上反對皇權和建立共和的斗爭，并不會一般性否定前者或肯定后者而得逞；往往要看那些負載自由的

因素是不是被共和消滅（如，平民政治的某種不自由傾向——和王權政治的某種自由傾向——可以比較而言）；而不是簡單地否定皇權，帝制甚至寡頭（沒有人否認拿破侖或者波拿巴的雙向指項：1，法國革命，2 英國式反革命——法國復辟時代之自由（從梅特涅和塔列朗開始）。）這是繞有趣味的非極端思考；而這類極端思考的結果，就是納粹上臺以前德國一類國家帶動世界的肖伯納焚尸爐主義之濫觴——“看見文化就要拔出手槍”——這類現代派和后現代派對于極權主義的殊途同歸值得研究，值得注意。這類方式一旦出現，自由就會自然遭到滅頂之災。

二共和和民主的關系，是非詭異，不易厘清。共和的要義，就是各個階級，各個階層甚至各個民族之間間性關系的良性建制（地方自治——自由市和分封邦（“封建”？））；而民主的要義，則是一個地域內部的建制和結構——他對內選舉，監督，批評；對外（早期）殖民（如希臘等）。這樣，民主的內涵成為共和要義的操作程序（他的選舉，監督，任職和彈劾）或言其本身是一種生活方式，自由方式和宗教方式（后言之）。而民主和自由關系論主要是指選民對于政府的某種權力和義務之施行。能不能這樣說，民主是建立在共和和自由前提下的某種結果關系和后續指項呢？反之，如果沒有自由的要義和共和的制度，民主很難操作于其中。這是一點。二一點，民主的決策方式往往是擊敗貴族統治和皇權（僭主等）方式的一種反撥和抗爭。他們的主要訴求，就是以民眾多數的方式，反抗少數菁英和治 / 富者，還權于民，還富于民。這樣，多數公正論，在代替少數獨裁論上，成為民主最初的公正論要義。于是，出現了多數暴政和但丁，蘇格拉底被屠戮和流放的事例——這個實例，成為后人詬病民主的首先的抨擊點。這樣，從羅馬政治和佛羅倫薩政治開始的，由平民政治和貴族政治合一的致衡系統隨即于生，且延續于英、法（革命前）之三級會議。這是西方人最早打破貴族和富人獨裁的類似佛市平民政治的突起原因。由此產生的民主元素，即為多數統治，即為平民參政這些正面因素——而反對之之少數統治，則后續成為貴族治理之右翼政治——而這個左、右區隔，遠近皆然，持續于今。三，可以說，民主平民色彩帶來的亂民統治和文化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北京之春文選闕如，一直是西方菁英最為反對的（也許是）反民主方式——這個方式的特點，就是民主文化和千百年專制，菁英文化和“平民無文化”之間的緊張關系——這個關系，在西方因其皇帝正面稱謂的某種符號效果為帝王之風遺留了空間（如，如莎翁之《愷撒和克力奧佩特拉》；如，貝多芬的《皇帝》、《英雄》等樂曲）。四，皇帝文化直接沖突于平民文化（如果說，平民也有文化的話——耶穌或許是平民文化最大的支持者和影響者）。于是，西方歷史上平－貴結合的體制形式，一直以來，并未間斷，只是有所調整。五，所有非此即彼的單項、唯一選擇，在西方歷史上并未出現——那只是馬克思主義的荒誕和偽證（無產階級專政）——而民主，則以最大公約數，體現了這種平－貴政治（絕對不是庶民的勝利）。六，貴族（被）消滅（于法國），對于文化的危機，產生直接的非民主詭異（見普魯斯特）。這是文化民主論無法取代貴族文化論、甚至帝王文化論之所在。七，民主因其平民性質產生的民粹主義，往往成為民主最為危險的敵人。這里我們稍微瑣細論之。 1，民主和民粹在希臘對于蘇格拉底的破害和在佛羅倫薩，對于但丁的破害，合一可見，并無區隔；但是，2，反對民主，是不是永久可以建立希臘僭政的所有“優勢”和“正確性”，且“還原”—— 發展到但丁預設之神圣羅馬帝國（“世界大帝國”）欲統一意大利乃至整個西方——這個觀點，當然值得懷疑。我們的看法是，不是神圣羅馬帝國提供了政治藍本和政治正確性，而是馬基雅維力記載的共和歷史，確確實實為我們提供了政治可能性。 3，但丁之“世界大帝國”這種“地上天堂” （見其《鄉宴篇》），提供了共和，民主乃至自由之“不” 可能性——他只是為后來俄羅斯巡神派和馬克思、列寧意識形態提供了帝師合一和政教合一的政治平臺——也就是極權主義可能性。 4，加之美迪奇 . 洛倫佐對于富人和窮人的制約式私有制度之致衡性的肯定（不要造反，搶劫于富，而是要貧富致衡……），又和但丁反對私有制，形成操作和理想，現實和未來之間的落差。 5，反對民主，在希臘，以輪替之政治形式而為——而在佛羅倫薩乃至以后的英、法、德、意等地，則出現皇權－共和不等的民主“有限公司”——這就是說，所有的共和和王權之自由因素的存在，說明：即便不行準確，純粹，飽滿的民主政治，但是，這些民主因素還是存在的，有生命力的，可以預期

的和實現的——反之，極權主義之政治前提和不自由因素，則不會形成民主之可能——只有將之完全推倒。 6，到了約翰 . 穆勒和托克維爾，民主多數－少數問題一日解釋和解決，民主完備體制，業已指日可待；到了現代民主，這些問題業已不成問題—— 只是政黨選舉，金錢選舉等課題還是圍繞著民主有待進步之新課題。 7，民粹主義之所以參合民主成為 20 世紀的一打丑陋，就要說到極權主義對于民主的利用和歪曲了。區隔民主與民粹的原則，和區隔專制和極權的原則大同小異；也就是說，民粹主義就是暴亂，造反和革命混合的無建制革命，她本身不創造也不繼承體制，價值和程序——而專制與極權之區別也基本如此——專制是自由和共和的伴身品；而極權無自由，無共和，無文化，無品味。八，極權主義產生之原因，各家說法不一；不一有幾；說是一，極權主義產生之阿倫特版是，資本主義多余的人和資源產生了極權主義——他是緣于原有資本剩余價值的反撥——而資本主義剩余力量的殖民化黑暗的心理（見康拉德小說等），對于資本主義是一種打擊。這是難以理解的阿倫特文本。這個文本帶來西方資本主義某種不合法性的左翼詮釋。這類詮釋是資本主義產生極權主義的一種說辭。這個說辭中，民主之地位，難以見出，含糊不明。因為，殖民與民主，本來就是一個話題的兩面。我們認為，資本主義產生極權主義的說法，就德國而論，其實，是其民主化為民粹的一種發跡端倪所致；換言之，就是這樣的平民政治和民粹政治為經濟和戰爭之失敗者，找到了某種出路和軌跡——就像日本民主無法帶來革命（“日本無革命”——大隈重信語）而帶來殖民（戰爭）一樣；德國納粹的出現，本來就是對于佛羅倫薩平－貴政治和俾斯麥反對反社會主義法（也是體現平－貴政治之一個旁證）之反撥，之反動——這個右翼反動的說法，似乎不是階級斗爭論（馬克思之，非馬基雅維力之！），其實，也是階級斗爭論（就是以民族主義說法，日爾曼人至上的說法代替階級優勢說。形式不一，內涵本一）；因為他的德國復興說的原始教義就是平民政治的德意志化，無社會化和政治平面化，故而導致所謂德國的勝利（“意志的勝利”，等等）。這樣，九，納粹－極權主義特點之一就是，全民動員；全德瘋狂；人人反對人人；人人毀滅人人——為了意志和政權——從而把盧梭的子虛烏有的“普遍意志”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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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辜鴻銘為全民意志，變為希特勒意志，變為狗矢一堆。十，加之納粹和希特勒對于教皇的嘲弄和教皇（當時的）對于希特勒的屈服，“意志勝利”最后除掉了文明最后一塊遮羞布。全民勝利——人民萬歲—— 一瞬間就變成尸骨累累，血腥滿地的希特勒萬歲，斯大林萬歲和毛萬歲。極權主義之人民民主和人民民粹，劃一為止，何談其它。故此，最后，在反對人民民主或者民粹主義的民主憲政論中，穆勒的代議制政府和托克維爾的“舊制度和大革命”——回到革命以前的價值論創設之中（也見基佐語）—— 成就了對于民主變民粹，德莫克拉西變德莫克拉 “賊”的危險（見辜鴻銘語）。菁英政治，雖然，無法避免種種缺陷，但是，民粹－人民主義，鐵定成為一個人主義之國賊竊國論，則是毫無疑問的。這種大民粹，大獨裁，大忽悠，大瘋狂之典范，就是毛文革。因為，最后的強調是，所有以往的民粹，建制于自治和獨立，有其自由主義載體，封建和城邦（無政府主義，也是針對政府；有對象，有政府 ……）——而毛文革，沒有建制，只有紅衛兵—— 紅衛兵不是建制，而是建制之毀滅…… ；故此民粹（人民民主——含一黨、黨內“民主”）與共和，與民主，與自由，毫無關系。

三政治文化（正面與負面）之發展軌跡十分清晰。專制主義，王政和僭主體制，尚存在于一息尚存的

道德，自由甚至民主之底線之內；反對這個專制走向民主，是所必然，大勢所在——但是，反對專制，也產生走向極權之歧路，異路——就是哈耶克之邏輯所謂（天堂之路導向地獄之境）。這是 20 世紀以來人們取得成功，遭受失敗，挫折和朦朧的基本因素。毛主義發生于專制中國；專制中國幾千年以來頗有自由縫隙，可以造就毛，可以造成井岡山，瑞金甚至延安——而毛主義政權之中，沒有井岡山，沒有瑞金，沒有延安；這就是問題癥結所備。列寧之俄羅斯也是如此。于是，在此政治邏輯分析清楚以后，我們看到另外一側關乎共和與自由，自由與耶穌，基督與民主之政教因素安排。這個因素萌發和成長的邏輯，也許也很不幸，也是按照上述政治發展軌跡導軌而行或者離經叛道。這就是我們所謂，比如，但丁要建立地上天堂和神圣羅馬統一大帝國——俄羅斯人要建立第三，第四羅馬帝國，巡神于俗，且反對西方政治論，價值論和體制論。這些努力歸于失敗和夢囈，轉變成為后來之列寧和墨索里尼。因為，他們不清楚政治宗教路徑的異同。換言之，如果按照但丁和薄加丘對于教皇和教廷的事實抨擊，他們應該轉向馬基雅維力的世俗共和體制，且由此走向未來。但是，這樣的啟蒙，這樣的神曲，并未按照這個思路發展，而是轉而回避和選擇對于教廷和共和的雙向抨擊與反對（但丁嚴厲批判揭露蓬尼法斯八世。等等）。這樣，在此世界巡神體系中，很自然出現一種取代神曲的神曲，取代教廷的教廷，取代羅馬的羅馬——這個取代之功，最后成為啟蒙之反和政教合一（一如前說之極權主義“鴉片”）。于是，我們面臨的自由問題和民主問題，在面對上帝和民主這個雙向軌跡與路徑的時候，思路同樣應該是十分清晰和十分嚴厲的。任何精神上的自由，圣學上的訴求和神曲式的判決，都可以成立于對于虛偽教廷，教宗和牧師的嚴格批判揭露和嘲諷上——但是，相對于這種嘲諷和解構，并不能一，完全徹底和干凈地清除圣經和羅馬（梵蒂岡）；二，用此水至清無魚狀態的嚴苛教廷，揭露虛偽和蕩平無恥，無所不對，卻也并不能釜底抽薪地將基督教、天主教等等宗教化為虛無。三，上帝本體論討論和人本本體論討論，應該不絕如縷地呈現在世代人們的辯論當中而不求合題一絕（比如，海德格爾轉向人本，此刻，轉型對于不可言說的維特根斯坦式的批判，相對于胡塞爾等人的堅持——堅持某種形而上學。等等）。這是人間本身也許可以宿主 / 訴諸的邏輯，語言和范式，也許，是不可以以僅僅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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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的名號定其如之為，如之何之未果。這是圣，俗兩界可以交叉，也可以“分封”之大事體。四，如果按照啟蒙運動之對于圣經，摩西和耶穌的否定—— 像考茨基一樣規定耶穌為某種革命造反派——那么，事情的簡單化和茍且化勢必造成圣、俗兩界皆不得安寧的結果——這個事實就是馬克思主義追求的否定宗教，毀滅人本，暴殄天物，屠戮人群之毒果。這就是按照先燒書，后燒人之邏輯對于耶穌和摩西之子民進行道德毀滅和政治涂炭的批判所致。故此，五，無論是啟蒙運動，百科全書和（含中國之五四運動，文革……），都是對于圣俗兩界不能厘清和分析之結果。六，所幸，啟蒙運動之中和文藝復興之后，由英法哲學家籍此產生的政治路徑說，雖然，規避了對于宗教是非的討論，保留了反對意見，但是，他們作出了比較前人更加深刻和準確的政治學解。這就是人們在分析孟德斯鳩和穆勒等人懷疑上帝的同時，給出并不懷疑的他們的私有財產制度和三權分立制度之規定，之分析。于是，在此層面，上帝不是被否定了而是被回避了。這是一種方式。六，共和制度對于米蘭，對于佛羅倫薩；民主制度對于米立都，對于雅典；自由體制對于自由市，對于自由港……他們一度都會遭遇羅馬和拜占庭的干預——而其中皇帝和教皇的紛爭，每每沒完沒了，選擇多頭，讓人們無所適從而行必然和偶然之選擇，之定奪。但是，在此教皇和皇帝輪流執政的亂象紛呈當中，人們發現，至少西方人不會施行比較“永久”的一元體制；他們不會永遠選擇一種教皇極權統治，而不思改變——也不會永遠選擇一種皇帝極權統治，而不思改變——他們不是皇帝輪流坐，而是教皇－皇帝輪流可坐，上下而治，異旗而治。這是一種暴動，一種起義，一種革命——這是一種建制，一種信仰，一種呵護。所以，在此轉換和修正的過程里，就像基佐所謂改換各種政治體制（僭主，王政，民主等等）以追求自由，西方之人們選擇世俗和神圣，不過是游離在上下兩界的人權和神權訴求之中而非其他；更重要的是，這種兩界轉換，為今后的政教分梳和各行其是做好鋪墊。其中，當然包含各種君主對于各種教派和宗教的選擇和篤信，破害和維護。七，這樣，隨著這種政教平衡，致衡和約制的日久生成，約定俗（圣）成，西方人們對于生活在教廷，君主，民主和共和體治之中的自由，也多半伴隨著信仰自由和共和多元而存在，而生成。七，自由，對于羅馬之梵蒂岡，是一種宗教訴

求，一種宗教傳統——自由，對于意大利（佛羅倫薩，米蘭等城邦），是一種共和訴求，一種政治傳統——這種緣于一鄉的政治共和和天主淵藪，并此造就了源出于此之英格蘭，法蘭西，德意志……之政治，之宗教，之文化，之建制；這又是西方政治源頭和宗教源頭經過千百年來的自由之追逐和定位所產生的雙項體制照應——而絕對不是一元消滅一元，宗教消滅政治，抑或相反之做法，之傳統，之解構，之革命。八，這樣，我們看到，就像自由主義出身于其載體一樣，政治共和和政治民主，更加需要類似雅典和佛羅倫薩這樣的政治載體和政治結構（有人說，雅典民主就是民粹——是他們不懂得民主結構的體制性塑成——而民粹，恰恰反對任何體制——所以，民主和共和可以殺死蘇格拉底和流放但丁，但是，他們依舊是體制，是民主，不是民粹，更不是納粹；他們是古代的民主和共和——等人有待進步和完善）。這樣的政治載體就是古代羅馬共和的延續——這樣的宗教載體就是圣保羅和圣彼得的繼承（奇怪的是，這些神圣之教堂沒有取名為“耶穌大教堂”。）九，中國的政治路徑和神圣路徑，可以參照西方這兩項互補之路徑的發展和成熟比較之，學習之；雖然，中國歷史并不是這樣運行的。我們看到，中國政治路徑的變延過于成熟；宗教路徑被邊緣化。因為 1，中國之所謂祭祀制度的式微造就了宗教或言亞宗教過早推出歷史舞臺（從周而解構于之）（參考《孔子和保羅》）。2，這種宗教邊緣化的歷史偶然，使得中國世俗－神圣之間不像西方爭斗和定位于諸多民族和政權當中，歷時不衰，此伏彼起。3，西漢以來之黃老或言獨儒隨著后世變遷萬般，其載體，其精神，也不得西方式宗教梵蒂岡之位置。4，吾邦始終沒有一種平衡和抗爭于之之教派于政治當中；至于孔子和老子（傅斯年說是老子為三人……），也不得政統位置而迫為道統之，學統之——因為，政統統治不是中國之孔孟，而是皇帝造就。5，在此意義上，儒學宗教性質的定位，無法產生西方政治路徑規定的政治憲章和憲政；因為，“宗教定憲”不過是極權主義之作——可參照柏拉圖和盧梭的極權主義政教合一學說……。此事無可質疑（批判當今“儒家憲政說” 順理成章）。所以，道統和正統的某種緊張關系無法產生和致衡于政的西方宗教，但是，也絕對不可以忽視之，粗鄙之。這是關乎中國古老“共和”（周朝共和——前秦共和——近、現代自治）之溯源和追回之說法（此略）。這當然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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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釣魚島為什么在日本之手于平

既然說釣魚島自古以來就屬于中國，那為什么如今卻在日本之手呢？回答是：二戰后，釣魚島和琉球群島被美軍占領由美國托管；后來，在 1971 年，美國把釣魚島和琉球群島的管轄權交給了日本。但問題是，釣魚島既然是中國領土，二戰結束后就該歸還中國，讓中國管，怎么讓美國托管了呢？于是，有人就提起舊金山和約。例如，現在新加坡大學執教的黃靖先生說： “1952 年生效的舊金山合約，在亞洲各戰勝國均未參與的情況下，明確規定將北緯 29 度以南的群島（包括琉球群島、大東群島和釣魚島等）交由美國托管。” 上述說法容易使人感到，釣魚島被美國托管的決定是美國等國背著中國做出的。按照這種說法，釣魚島問題的始作俑者實際上是美國；再聯系到現在美國宣稱釣魚島屬于美日安保條約保護范圍之

1951年各國簽署舊金山和約

內，無怪乎很多保釣人士把矛頭指向美國。可是，上述說法稍一思索就知道大有問題，肯定站不住腳。因為眾所周知，二戰結束，日本是戰敗國，中國是戰勝國，名列世界五強（美蘇英法中），又是聯合國的創始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于原先被日本占據的領土，只要中國想要回來，沒有要不回來的，沒有任何國家能夠阻止。再看美國。對當時的美國而言，中國不僅是盟國，而且是友邦，是在亞洲最好的朋友（別忘了，中美交惡是 1949 年中共掌權之后，尤其是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后），日本則是頭號敵人，美國對日本最不信任（也不要忘了，美日親善是若干年以后的事），它當然愿意把日本占據的中國領土還給中國而絕不愿意留給日本。因此，單憑常識我們就可以斷言：二戰后，釣魚島未被歸還中國，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在當時，中國壓根兒就沒有對釣魚島提出過主權要求，中國自己放棄了釣魚島。這不幸是事實。 2008 年 1 月 16 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這無疑是最官方的網站－－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 “蔣介石后悔拒收琉球群島”。文章寫道： 1943 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開始進入反攻階段。隨著意大利的無條件投降，納粹德國的覆滅只是時間問題，對日作戰開始成為同盟國的作戰重心。為此，美國總統羅斯福決定召開由美、英、中、蘇四國首腦參加的開羅會議，以加強反法西斯聯盟，協同對日作戰。 1943 年 11 月 23 日晚，蔣介石帶王寵惠與羅斯福單獨會談時，提出了日本攫取中國之土地，應歸還中國等４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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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對蔣介石提出的上述幾點，羅斯福均表示同意。羅斯福還說，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巨大的損失，中國的要求是合理的。在談到剝奪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島嶼時，羅斯福想到了琉球群島。他對蔣介石說： “琉球群島系許多島嶼組成的弧形群島，日本當年是用不正當的手段搶奪該群島的，也應予以剝奪。我考慮琉球在地理位置上離貴國很近，歷史上與貴國有很緊密的關系，貴國如想得到琉球群島，可以交給貴國管理。” 對羅斯福突然提到的這個問題，蔣介石沒有料到，也不知如何回答好。過了一會兒，他才對羅斯福說： “我覺得此群島應由中美兩國占領，然后國際托管給中美共同管理為好。” 蔣介石這樣一說，羅斯福認為他不想要琉球群島，故未再說。 …… 1943 年 11 月 25 日，蔣介石與羅斯福再次會談時，又談到了琉球群島。羅斯福說： “我反復考慮，琉球群島在臺灣的東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們的東部屏障，戰略地位極其重要。你們得到了臺灣，如不得到琉球，臺灣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島不能讓侵略成性的日本長期占領。是不是與臺灣及澎湖列島一并交給你們管轄。” 蔣介石見羅斯福又提到這個問題，想到琉球被

1943年11月25日蔣介石與羅斯福

日本占領了多年，原擬定的提案不含琉球問題，覺得不好回答。羅斯福見蔣介石不作聲，以為他沒有聽清楚，又補充了一句： “貴國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戰爭結束了，就將琉球群島交給貴國。” 蔣介石這才又照先前的答復回應道： “琉球的問題比較復雜，我還是那個意見，中美共同管理為好。” 羅斯福心里明白了：蔣介石是真的不想要琉球群島。蔣介石的態度，羅斯福感到不可思議。羅斯福向蔣介石提議由中美兩國共同出兵占領日本的問題，也被蔣介石婉拒。自此以后，羅斯福及美方的其他人員在蔣介石面前再也不提琉球的事了。 …… 由于蔣介石堅持不要琉球群島，故《開羅宣言》在寫到日本應歸還中國的領土時，只提到“日本所竊取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臺灣、澎湖列島等”，沒有提琉球群島。事后，蔣介石私下為此事詢問王寵惠。王寵惠說： “琉球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如果從軍事的角度講，我們應該要。” “那日本將來要與我們扯皮怎么辦？” “我認為，從某種角度講，琉球歷史上是我們的附屬國，交給我們比較合情理，日本扯皮沒有道理。” 蔣介石聽王寵惠這么一說，似乎有些后悔。他說： “既然這樣，那你為什么不提醒我呢？” 王寵惠說： “我見羅斯福第一次提到要把琉球交給我們時，你說要中美共占共管，我作為委員長的部下，自然要與委員長保持一致。” 蔣介石覺得，這件事是個遺憾。他叮囑王寵惠說： “羅斯福要把琉球交給我們的問題，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再不要向外說了。如果有人問及此事，就說我們沒有條約、根據，提不出理由。” 此后，國民黨的文件、檔案、雜志、圖書一提到琉球問題時，都說因無根據，故中國在開羅會議上未提琉球群島的問題。你或許會說，中國雖然放棄了琉球群島，但不等于放棄了釣魚島；因為按照中國人的概念，釣魚島屬于臺灣列島，不屬于琉球群島。但問題是，按照日本人和美國人的概念，釣魚島屬于琉球群島。如果中國政府把釣魚島放在心上的話，它本當明確地告訴美方：我們所說的不要琉球群島，是不包括釣魚島的；釣魚島不屬于琉球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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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島而屬于中國，我們要求歸還釣魚島。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如果中方作出這樣的說明，美方一定會把釣魚島和琉球群島分開處理，把釣魚島還給中國。問題是，在當時，中國政府沒有作出這樣的說明。尤其是，在 1945 年二戰結束后，聯合國將琉球群島交美國托管；美方發布的第一號命令就是公布托管區經緯度地圖，釣魚島被劃在托管區之內，而中國政府對此沒有任何表示。根據聯合國憲章第十二章《國際托管制度》第七十八條： “凡領土已成為聯合國之會員國者，不適用托管制度。”中國是聯合國成員國，中國政府同意釣魚島被美國托管，那等于放棄了對釣魚島的主權。回到舊金山和約的問題上來。就像我前面講到的那樣，例如黃靖教授的說法，可能會使讀者以為釣魚島被美國托管的決定是美國等國背著中國做出的。但事實并非如此。舊金山和約簽訂于 1951 年，生效于 1952 年，這離二戰結束的 1945 年已經有六七年了。試問，在這六七年間，包括釣魚島在內的琉球群島是處于什么狀態呢？事實上，早在 1945 年，琉球群島就被美國托管了，而托管的主張首先倒是中國提出來的；本來說的是美中共同托管，后

人民日報1953年1月8日《琉球群島人民反對美國佔領的鬥爭》一文中明確寫到了琉球群島包括尖閣列島

來中國沒有參加托管，所以才變成了美國一國托管。 9 年前，2003 年，臺灣舉辦了一場《釣魚臺列嶼問題學術研討會》（臺灣人稱釣魚島為釣魚臺－－筆者注），時任臺北市長、現任臺灣總統的老保釣馬英九也出席了這次研討會。《中國時報》對這次會議有簡要報道，報道的標題就是： “爭釣魚臺，國際法不利臺灣”。報道說： “多位參加‘釣魚臺列嶼問題學術研討會’的學者昨天指出，由于中華民國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沒有適時就釣魚臺列嶼主權提出主張，戰后更遲至一九六八年傳出其周圍海域有豐富油氣才提出領土主張，未來如要透過國際法來解決爭議，恐怕對我方不利”。這就是說，主要是中國政府（指中華民國政府）自己的疏忽和錯誤，才導致了釣魚島未在二戰結束后回歸中國以及后來落入日本之手，在這個問題上責怪美國是很沒有道理的。中華民國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犯下大錯，那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又是如何呢？按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既然是以武裝革命的方式顛覆了中華民國政府，并且長期被排斥在聯合國之外，它本來可以在釣魚島問題上不接受先前中華民國政府采取的立場以及聯合國的相關決議，自己提出一套新的主張，但事實卻是，在釣魚島問題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沿著錯誤的方向犯下了比中華民國政府更大的錯誤。 50 年代《人民日報》的兩篇文章和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的講話（參見《人民日報早年文章聲稱釣魚島屬于日本》），沿用日本的稱呼，把釣魚島稱作尖閣諸島，將之歸在琉球群島名下，并聲稱“這些島嶼在過去任何國際協定中均未曾被規定脫離日本”。這無異于公開宣布釣魚島不屬于中國。假如說中華民國政府還僅僅是默認了釣魚島不屬于中國，那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干脆是承認了。再加上 70 年代中日建交，中方回避釣魚島問題，這就使得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更加被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在更晚的時候，才對釣魚島提出主權要求；由于它后來的主張和先前的主張正好相反，并且對此沒有給出任何交代，這就嚴重地削弱了這一主張的力量。不少人總是把中國在領土爭端中吃虧統統歸結為國力不強，這顯然不符合事實，釣魚島問題就是反證。中國失去釣魚島，不是因為中國不強大，而是因為中國政府（中華民國政府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疏忽和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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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愛國者，不要做愛國賊！ ——從釣魚島主權之爭及大片國土喪失引發的思考

思明（北京）

最近以來，中、日兩國圍繞釣魚島主權問題展開了激烈的外交戰，不論是雙方的官方及媒體、還是民間乃至軍方都引發了不小的激烈論爭，相互指責，并且大有進一步發展乃至擦槍走火一觸即發之勢，吸引了世界媒體和世人的廣泛關注。面對這些，中國人應該如何來面對呢？這是每一個人都應當思考的問題。筆者以為，如能從以下幾方面來深入思考一番，定會得出解決爭端之正確答案。

一、釣魚島是中國的領土是不容置疑的查看地圖，釣魚島又稱釣魚列島，位于中國東海，由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南小島、北小島，和 3 塊小島礁等 8 個島嶼組成，總面積只有 6 平方公里多，其中最大的釣魚島也不到 4 平方公里。釣魚島距溫州市 356 公里，福州市 385 公里，基隆市 190 公里。從地質構造上看，這些島嶼與花瓶嶼、棉花嶼、彭佳嶼一起，都是我國臺灣北部近海的觀音山、大屯山等海岸山脈延伸入海后的突出海面部分，為臺灣島的附屬島嶼，隸屬我國臺灣省宜蘭縣頭城鎮管轄。從中國的史書記載中可知，釣魚島最早是明朝初年中國人楊載發現的。到明朝的永樂元年（1403 年）, 就有把該島稱為“釣魚嶼”的記載。其后文獻及官方輿圖亦采用“釣魚嶼”名稱，如明朝嘉靖十三年（1534 年）第十一次冊封使陳侃所著《使琉球錄》，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浙江提督胡宗

憲編纂之《籌海圖編》，都有“釣魚嶼”之名稱。 1582 年明朝將釣魚嶼正式歸入中國版圖，隸屬福建省管轄。到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乾隆皇帝欽命繪制之《坤輿全圖》也都沿用“釣魚嶼”之稱，臺灣一直沿用“釣魚嶼”名稱至今。近世以來至今大陸則稱該島為“釣魚島”，有時也用“釣魚臺” 的名稱。在光緒十九年（1893 年）十月，慈禧太后下詔將釣魚島賞給郵傳部尚書盛宣懷作采藥用地，詔書中寫道： “盛宣懷所進藥丸甚有效驗。據奏，原料藥材采自臺灣海外釣魚臺小島。靈藥產于海上，功效殊乎中上。知悉該卿家世設藥局，施診給藥，救濟貧病，殊堪嘉許”。即將釣魚臺、黃尾嶼、赤尾嶼三島賞給盛宣懷為產業，供采藥之用。而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后，1879 年占領了琉球群島（該島原是中國的附屬國），把琉球國拼入日本版圖，但當時的日本地圖上并沒有釣魚島，只是到了 1884 年日本人賀辰田郎才發現了該島，比中國人發現該島晚了約 500 年。由上述的歷史記載可清楚地說明，不論從地質構架上還是從歷史上，都證明釣魚島是中國領土，這是毫無疑問的。

二、現今釣魚島在日本人手中是蔣介石與毛澤東造成的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現在為什么又會在日本人手中？這種結果是如何造成的呢？我們從近代歷史及其發展演變過程中一些事件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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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即可從中找到答案。追溯歷史，在中、日甲午海戰前，日本從沒有對中國清政府擁有對釣魚島的主權提出過異議。就是在 1884 年日本人賀辰田郎首次登上釣魚島采集羽毛和捕撈周圍海產品，隨后他向沖繩縣政府提出開拓釣魚島的請願被拒綻絕。1885 年后，沖繩縣知事多次上書日本政府，要求將釣魚島、黃尾島、赤尾島歸其管轄，日本官方都顧及中國清朝政府對這些島嶼的主權主張而沒作答復，這說明在此之前日本對釣魚島主權屬中國是無異議的。但是后來在 1894 年中、日甲午海戰中，由于清政府戰敗，日本強迫清朝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馬關條約》，從而攫取了中國的臺灣及附屬各島嶼，釣魚島自此時才落入日本人手中。到了上世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中國作為戰勝國本應收回以前因不平等條約而被侵占的領土，為此臺灣及澎湖列島等從日本人手中收回了，但釣魚島卻仍在日本人手中，這是為什么呢？問題是出在那時的中國最髙當權者蔣介石先生，他只收回了臺灣、澎湖等大島，而對釣魚島等小島卻不感興趣，是他主動放棄了對釣魚島的主權。這一歷史事實從中國官方新聞網在 2008 年 1 月 16 日發表的《蔣介石后悔拒收琉球群島》一文即可得到清楚明白的答案。從該文的敘述中可知，在二次大戰即將結束之前，1943 年 11 月美、蘇、中、英四國就二戰及戰后問題舉行開羅會議，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和中國戰時最髙領袖蔣介石在 11 月 23 日和 25 日進行了兩個晚上單獨的會談，蔣介石與外交部長王寵惠在

釣魚島

會談中向羅斯福提出了日本攫取中國之土地，應歸還中國等４項要求。對蔣介石提出的要求，羅斯福均表示同意。羅斯福還說，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巨大的損失，中國的要求是合理的。在談到剝奪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島嶼時，羅斯福想到了琉球群島。他對蔣介石說： “琉球群島系許多島嶼組成的弧形群島，日本當年是用不正當的手段搶奪該群島的，也應予以剝奪。我考慮琉球在地理位置上離貴國很近，歷史上與貴國有很緊密的關系，貴國如想得到琉球群島，可以交給貴國管理。” 在兩次的會談中，羅斯福均談到了釣魚島歸中國管轄的問題，但蔣介石均與拒絕，并對羅斯福說：。 “我覺得此群島應由中美兩國占領，然后國際托管給中美共同管理為好。” 對于蔣介石的拒絕，羅斯福當時就覺得不可思議。羅斯福還曾向蔣介石提議由中美兩國共同出兵占領日本的問題，也被蔣介石婉拒。正是由于蔣介石堅持不要琉球群島，在其后的《開羅宣言》中寫到日本應歸還中國的領土時，只提到“日本所竊取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臺灣、澎湖列島等”，沒有提琉球群島。原來在蔣介石的認識里，他認為釣魚島屬琉球群島，而琉球群島早已歸屬日本，如要了釣魚島，蔣介石怕日后與日本扯皮，故而拒要釣魚島。 1945 年二戰結束后，聯合國將琉球群島交美國托管；美方發布的第一號命令就是公布托管區經緯度地圖，釣魚島被劃在托管區之內，而當時的蔣介石政府對此沒有任何表示。蔣介石政府同意釣魚島被美國托管，那等于放棄了對釣魚島的主權。至此，釣魚島和琉球群島變成了美國之托管地，這就是那時的真實歷史事實。到了 1949 年 10 月毛澤東在大陸奪權建政后，那時他忙于剿匪、土改及抗美援朝，隨后是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對農業、工商業等的共產主義試驗，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等等，根本忘記了釣魚島這塊荒地的主權問題。1953 年 1 月 8 日《人民日報》《琉球群島人民反對美國占領的斗爭》一文以及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的講話，都沿用日本的稱呼，把釣魚島稱作尖閣諸島，將之歸在琉球群島名下，并聲稱“這些島嶼在過去任何國際協定中均未曾被規定脫離日本”。這無異于公開宣布釣魚島不屬于中國。到了 1972 年毛澤東政權與日本建交時，雙方都回避釣魚島問題。1976 年 9 月毛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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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鄧小平復出，不久就成為權力的幕后決策者，他對釣魚島問題的主張是：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在 1978 年 10 月 25 日的一次招待會上，當有外國記者提出釣魚島主權問題時，鄧曾說： “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我們雙方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我們認為兩國政府把這個問題避開，是比較明智的，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等 10 年也沒有關系。看來我們這一代人的智慧不夠了，把這個問題留給下一代去解決吧！”。就這樣釣魚島問題一直拖著未決而至現在。由以上的史實及敘述可知 , 釣魚島至今之所以仍在日本人手中 , 先是由于蔣介石不要 , 后是毛澤東對這塊荒無人煙的彈丸之地不感興趣 , 其后鄧小平不願為毛澤東擦屁股，才有了當今的結果 , 是這些最髙領導者們的疏忽或者是愚蠢造成的。但現今的一些中國學者專家，在國內外的檔案館中尋找到了大量關于釣魚島是中囯固有領土的證據，那當然是可信的；但他們不敢面對蔣介石和毛澤東放棄釣魚島主權這一歷史事實，也不敢言及 1953 年 1 月 8 日《人民日報》關于釣魚島的一篇報道文章，也不言及當時周恩來關于釣魚島問題的有關講話，則是令人不解的。恰恰是這些給釣魚島問題埋下了今日之禍根。

三、中、日釣魚島主權之爭的產生及其發展演變二戰后，在蔣介石不參予而由美國單獨托管琉球群島（包括釣魚島）的情勢下，1953 年，美國先是將琉球群島中的薩南諸島交給日本，1961 年 6 月，美國準許琉球人懸掛日本國旗。1962 年 3 月 20 日，美國總統肯尼迪公開承認日本對琉球群島的完全主權。1972 年美國又將沖繩諸島和尖閣群島（包括釣魚島）交給日本。至此，日本完全控制了琉球群島 ( 包括釣魚島 )。日本雖控制了釣魚島，但日本政府卻把它租借給了福岡人古賀辰四郎用作墾荒，其后就賣給了古賀家族。1972 年古賀家族將南小島及北小島轉賣給粟原國起，1978 年又把釣魚島賣給了他。按日本的說法，這些島嶼一直為私人擁有，但幾十年來島上荒無人跡，粟原也只登島一次。這樣釣魚島才似乎成了日本私人的領地，中、日兩國政府長時間對該島并不熱心過問，也不派兵駐島，只是時不時有日本右翼勢力在宣囂，強行登島，但并未獲得日

日本自衛隊員在釣魚島畫上國旗國名本政府的批準。日本人未登島，但卻常有海上警衛隊在島的周圍海域巡邏，中國人也不去登島，使這個島成了長期無人過問的荒島。到了 60 年代末，聯合國一委員會宣布該島附近可能蘊藏著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氣后，日本才首先釆采取行動，先是由多家石油公司前往勘探，接著又將巡防船開去，擅自將島上原有的標明這些島嶼屬于中國的標記毀掉，換上了標明這些島嶼屬于日本沖繩縣的界碑，并給釣魚島列島的 8 個島嶼規定了日本名字。面對日本的作法，從上世紀 70 年代開始，中國在民間就多次出現過“保釣”活動。先是海外華人組織的民間團體曾多次展開宣示主權的“保釣”運動，后是臺灣及香港的中國人，也跟著多次宣示擁有對釣魚島的主權。他們組織集會，發表聲

1972年5月14日：琉球回歸日本，琉球政府廢除，多數組織都直接由沖繩縣廳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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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明，發表文章，及至派人登船前往釣魚島，宣稱對釣魚島的主權訴求。如 1996 年 6 月香港民間組織的“保釣”人士登船前往釣魚島 , 被日方阻攔 , 一保釣人士陳毓祥不幸落水腳被繩索纏住而喪生就是眾多“保釣”活動中最為典型的一次愛國壯舉。為此， 1996 年 10 月 18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論釣魚島主權的歸屬》一文，明確宣稱對釣魚島擁有主權。但在此之前的相當長時間里，大陸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對釣魚島是沒有什么言論或“保釣”活動的。直到 2003 年 6 月 22 日才有大陸人士 14 人首次登船前往釣魚島宣示主權，2004 年 1 月 13 至 16 日又有一次大陸人士組織的“保釣“活動，此后也陸續有大陸民間人士多次組織“保釣”活動，但均被日方海警阻攔未能登島。當前圍繞釣魚島主權之激烈爭端，起因是今年的 4 月 16 日，這天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稱： “東京政府決定從私人手中購買釣魚島”。 7 月 6 日，日本政府也計劃年內實現釣魚島“國有化”。 7 月 24 日，日本首相稱，爭取明年 4 月將釣魚島“國有化”。日本官方的這些言行和舉動，激起了一些中國人的強烈不滿。先是 8 月 12 日香港 14 名保釣人士登船出海“保釣”，登島時被日本警方扣押，從而更激發起了一些中國人的強烈反日情緒，并出現了反日的示威游行。 9 月 10 日，日本政府確定了釣魚島“國有化” 的具體方針。 9 月 11 日，日本政府與釣魚島所謂“土地權所有者”粟原家族正式簽署了島嶼的“買賣合同”。這就進一步激發了中國人的“保釣”情緒。此時中國的多位髙層領導人相繼發表“保釣”的講話，官方媒體則集中火力輪番對日舌戰，政府允許民間的反日示威游行，15 日 52 個大中城市暴發反日的示威游行，并出現了打砸搶燒等非法舉動。 9 月 16 日，一些城市繼續出現反日的示威游行。 9 月 18 日，中國出現“勿忘國恥”的歷史反思聲浪，遣責日本侵略者在 1931 年 9 月 18 日開始對中國人民長達 14 年的侵略與屠殺，并有一百多個大中城市出現反日的示威游行，捍衛國土。也就是在同一天，兩名日本右翼分子強行登上了釣魚島，再次引起了中國政府強烈的外交抗議。看來中、日兩國釣魚島主權之爭還得繼續下去，結果如何這是兩國人民極為關注的，也是憂心如焚

的。關于釣魚島的一些實際狀況，盡管中、日雙方都宣稱對它擁有主權，但目前仍屬日本人控制；因為它是一個荒涼的小島，上面沒有淡水，至今尙無人居住，日本政府沒有派人到島上活動，中國人也沒有派一兵一卒前往守衛，它只是矗立在東海上的低矮山峰，任憑風吹浪打和日曬雨淋而歷盡滄桑無人關注；而今天卻成了兩國爭端的口實，這是令人深思的。一旦隨著地殼運動的演變，何許有一天它會消失在海面以下，那時還會再爭么？

四、中國人應該如何捍衛自已的國土中國人對釣魚島宣示主權，乃至進行示威游行來表達自己捍衛國土之決心，這都是合乎情理的，是愛國之舉，應該稱贊。但，在當今的所有官方傳媒都統一口徑、輪番開展對日舌戰的宣傳攻勢下，它必然會激發一些人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而產生過激的言論和莽動。如這些媒體警告日本“不要玩火”，髙喊“口水仗已經沒有意義了”，言下之意是要動武才過隱。由此種輿論的引導，一些人強烈要求“派軍艦和飛機去教訓小日本”，叫囂與日本開戰，奪回釣魚島；甚至有人在微博上聲言“動用核武”來恫嚇，主張“直接上核武器這道主菜”；如是在反日的示威游行中一些人趁機打、砸、搶、燒；有人髙舉毛澤東像，髙舉“毛主席，我們想念你”的橫幅；有人跑到日本駐華使領館前暄囂，砸石塊，扔雞蛋；有人公然阻攔日本大使的座車，拔走車上的日本國旗，如此等等，大有回到“文革”時的氣派和“義和團”時代的胡作非為。這究竟是“愛國者” 還是“愛國賊”，豈不令人深思么 ? 網上有眾多的網友稱這些打、砸、搶、燒的不法之徒為“愛國賊”，這是有道里的。因為他們的言行和舉動不是什么“愛國 ,”而是害國 , 顯然會遭到廣大中國人的堅決反對 , 并且會要求對他們依法懲處，以維護中國的法治，是完全必要的。捍衛國土，人人有責，中國的領土絕不允許被外國人侵占。對釣魚島這個雖是荒無人跡的小島，它是我們的固有領土，并不能因蔣介石不要和毛澤東不感興趣而改變我們對該島主權的擁有。但，如何來捍衛這一主權就是一個值得深思熟慮的問題了。釣魚島問題既是由近代和現代史中多種復雜的因素造成的，我們今天在處理這一歷史遺留問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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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必須要動腦筋，一切要深思熟慮，絕不能簡單的魯莽行事。俗語說“有理不在言髙”，擺事實，講道理，雙方和平友好的協商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如果企圖動武，那是絕對解決不了問題的，那樣做只能給雙方都帶來災難。還是按照鄧小平的主張“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為好。鄧小平當年曾說再等十年，但在他去世前已經等了十多年，問題的解決連皮毛都不粘一點，可見這一問題的解決絕不是短時間內能辦到的。筆者以為，何許再等 20 年、30 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等到日本的右冀和中國的毛左派、血債幫都銷聲匿跡了，雙方都出現了智慧更髙、更聰明的領導人，那時問題就定會完滿的解決。當前還是維持現狀為好。其實與我們有領土主權之爭的絕不止日本。就在我門與日本在東海燃起“戰火”之時，南海領土爭端又“死灰復燃”，繼日本對釣魚島“國有化” 鬧劇正上演之時，菲律賓又宣布命名南海部分海域為“西菲侓賓海”，菲律賓參眾兩院今年 2 月正式通過領海基線法案，將黃巖島和南沙群島部分島礁列為它的“所屬島嶼”，實際上是侵占我國的海域與島嶼。除菲律賓外，當前與我國在南海諸島有主權之爭的國家還有：越南：是侵占我國南沙島礁最多的國家。當今被越南控制的島嶼與珊瑚礁共計 29 個，如南威島、鴻麻島、南子島、中礁、畢生礁、奧南暗沙 ------ 等等。為此，我國曾與越南在 1974 年進行過西沙海戰，1988 年南沙之戰。馬來西亞：現控制著南沙珊瑚礁、灘 17 個，并分別在彈丸礁、光星礁、簸箕礁等修建有永久性設施并有駐軍。文萊：聲稱對南通礁擁有主權，并分割南沙海域 3000 平方公里，現控制著南通礁。這些南海島嶼和礁灘面積都不大，但它的海域卻廣大，不但地理位置重要，且有豐富的石油資源，成了周邊國家爭奪的主要原因。除在海上對島、礁有主權之爭外，在陸地上，與我國接壤的越南、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印度、緬甸等國都曾有過領土主權之爭，有的至今仍在爭論。這些都是我國的領土，我們都應該拿回來，都應該捍衛這些領土的主權，但，能因此而與這些國家都開戰嗎？為了領土主權之爭而要和任何一個國家動武都

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取的，那樣只能是兩敗居傷，對誰都沒有好處。久遠的事情我們姑且不論，就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以來，我們已經和印度有過一次在邊境的交戰，和前蘇聯珍寶島之戰，1978 年在中越邊境上有人要“教訓”一下越南而打了一次大戰，和越南還有過兩次海上交戰 ------ 等等，這些戰事對誰有好處呢？是誰教訓了誰呢？這些經驗教訓不應該好好總結一下么？不論是東海的釣魚島、還是南海眾多島礁的主權之爭，看來最好的辦法、最現實的辦法是各方維持現狀，擱置主權的爭議，和平友好地共同協商，共同開發。除此而外是別無他法的。雙方都相互退讓一點，那是海闊天空，有利于雙方；如果為了那么一點彈丸之荒地而爭個你死我活，到頭來兩俱傷，還是要回到談判桌上來解決問題，那又合苦呢！其實當今中國人最應該爭的地方是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大片被俄國沙皇強占的領土，如海參崴、伯力、尼布楚、廟街、外興安領、庫頁島、江東 64 屯等等，那可是大片的原始森林和肥沃的土地，是中華民族子孫后代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極好后路。這些地方本來是中國領土，那是 1689 年 9 月 7 日清政府與沙俄簽定的《尼布楚條約》所明確規定了的，這是一個平等的條約。但，在 1840 年鴉片戰爭后，沙俄多次入侵中國，由于滿清的腐敗無能而戰敗，清政府被迫簽定了十多個不平等條約，其中最主要的是 1858 年簽定的《璦琿條約》和 1860 年簽定的《北京條約》，強占了中國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沙俄強迫清政府簽定的這些不平等條約，在 1917 年列寧領導的共產暴力革命推翻沙俄政權后，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政權國家，為著顯示這個政權是為工農大眾執掌政權的先進性，列寧曾經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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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楚條約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布以前沙俄與中國清政府簽定的條約為不平等條約，所強占的領土要歸還給中國。但，在列寧死后，斯大林成了最髙的統治者，他否決了列寧的意見，仍然拒不歸還沙俄侵占的中國大片國土。到了 1945 年二戰結束后，中國作為戰勝國，理應收回過去因不平等條約被強占的國土，滿洲、臺灣、澎湖等地歸還了中國；但，斯大林仍未歸還沙俄侵占的大片中國國土，并且在 1949 年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奪得政權后，作為同是共產政權的蘇聯老大哥，不但不歸還過去強占的中國領土，反而又新占據東北的旅順口作為他的軍港，仍然控制南滿鐵路的所有權，并在新疆有礦產開發的權利，這是新增加的不平等條約。對過去沙俄強迫清政府所簽定的不平等條約而侵占的中國土地，歷屆的國民政府和共產黨執政后的政府都是不承認的。然而到了江澤民執政后，卻背著中國人民在 1999 年 12 月 10 日與來訪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俄羅斯聯邦政府關于中俄界線東西兩段的敘述議定書》（以下簡稱《議定書》），把 100 多萬平方公里寶貴國土拱手送給丁了俄羅斯，是中國人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的，國人是絕不會答應的。這些被送給俄羅斯的國土計有： 1、外興安領以南，黑龍江以北 60 多萬平方公里的“外興地區”； 2、烏蘇里江以東的“烏東地區”，40 萬平方公里； 3、唐努烏梁海地區，17 萬平方公里； 4、庫頁島，7·64 萬平方公里； 5、江東 64 屯，3600 平方公里。這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寶貴領土，相當于東北三省面積的總和，相當于幾十個臺灣。把它永久性的送給了俄羅斯，是背著中國人民干的賣國勾當，是任何人都不能接受的，就是許多外國人對此事也感到不可思議。這一《議定書》的簽定，當時是瞞著廣大中國人民的；如果當時人民知情，絕對是不會同意的。但那時的海外華人有知悉此事的，他們即表達了強烈的遣責，罵江澤民是賣國賊，是民族的千古罪人。如 2002 年江澤民訪美期間，一輛醒目地寫著“賣國秘約 344 萬平方公里正式劃入俄國版圖”，“江澤民，還我河山！”“民族敗類千古罪人”的巨型貨車從芝加哥一直到休士頓，一直跟著江澤民，開創了中國人捍衛大片被俄國強占之領土的決心。

一位姓韓的經濟學家曾在質疑中一針見血地問到： “中俄歷史上簽訂過多少喪權辱國的割讓土地條約？這些條約讓中國喪失了多少國土？為什么現在已無人提及這些不平等條約？ ------ 上述失去的國土面積是釣魚島的多少倍？為什么現在只關注釣魚島而不關注以往的失地？”這是多么令人深思與贊同的質疑啊！筆者以為，捍衛自己的國土，釣魚島的主權要爭，南海諸島及海域的主權也要爭，但千萬別忘了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至海參崴的大片被俄羅斯強占去的國土，這些才是我們更應該爭回來的寶貴國土。

結束語中日雙方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對釣魚島主權之爭正在激烈地爭論，引發了筆者的深思。筆者看了許多報導和不同評論，覺得中日雙方還是要友好協商，通過外交途徑來解決爭端為好。雙方的官方媒體不要火上澆油，不要組織并引導民間在互相對罵，更不能動武，事實證明那根夲就不是解決爭端的辦法。兩國的廣大民眾都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擦亮眼睛，千萬不要因此而上某些別有用心人的當，為他們所利用。如日本的右翼勢力和中國薄熙來一類的毛左勢力和他后面的血債幫，他們為著各自的利益而在故意挑起事端，以轉移視線，為他們各自獲利。許多專家學者們在評論此事時都談到了這點，甚至一些普通民眾在閑聊時都表達了這樣的認識，是必須引起注意的。兩國人民都必須要清楚認識到這些。領土主權我們當然要爭，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在中國，當前最急須做的是深入掲毛批毛以起動政治體制改革，是反腐敗，是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不被侵害，是治理被破壞和污染的環境，是打擊各種刑事犯罪和制假、販假 ------ 等等一系列的大事，是我們必須下大力才能做好的。只有這樣，一個和諧的社會，一個國富民強、人民生活幸福的國家才能建成，這是中國人夢寐以求的希望所在。作為一個耄耋之年的普通百姓，筆者是位卑不敢忘憂國，仍然是滿懷熱情地關心國事，故而發表了上述不成熟之淺見。這些當然會存在謬誤之處，願以此與關心國事的人們共同探討，歡迎海內外的朋友批評教正。 2012 年 9 月 15 至 20 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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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全球“絕殺”中國？鞏勝利（北京）

引言 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簡稱），對全球所有國家來說，都具有經濟與財富的永恒魅力與核吸引力，這除了是地球上千載難逢、稍縱即逝的契機以外，還是國家與國民生、公民生存成本降的更低、更具國際競爭力、未來經濟與財富更大增加的歷史契機，因為這種舉世創舉是基于全球第一大市場的整體構建和未來這最大市場“話語權”——游戲規則構建的方興未艾、正未有窮期……更是比全球第一財富集團——聚集財富超過 300 多年、堪比歐盟更大的一個超級大市場，但 2012 年 7 月后、現在歐盟也新近加入 TPP 進來 …… 全球所有周知：在全球所有法治國家、市場經濟地位國家中，這些國家的黨、工、青、婦、少等以及所有黨派團體、以及文聯、作家協會等所有行業協會等等，都不屬于國家財政開支范圍，但只有全球不到 3% 國家中的這些黨派、組織、協會等幾乎全數都要有同等級別的中央、省、市、區、縣、鄉等財政來開支供養。這些國家財政成本，都遠遠高于 TPP 成員的國家成本運行，倘若中國要加入 TPP 就必須調整這些有政府財政供養的收入成本以及在陽光下運行政府花錢的功能。成就 TPP，不是全球第一超級大國、商業帝國——美國一國能干成的事。而在過去的 70 多年間，蘇聯霎那玩完了，美國想干成的全球大事，幾乎都全部干成、大功告捷（歷史上只有越南與朝鮮戰爭是美國 236 年來最大的尷尬）。TPP 是改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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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世界、國家與國家之間經濟貿易格局的重大國際步驟與戰略行動。若美國 2011 年末在夏威夷主導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第一次推出的 TPP 參加 13 國若真能成行，則意味著這個占全球各國總產值（GDP）近 40% 的龐大自由貿易區將誕生，還將使美元在 21 世紀立于不敗之地，開創全球各國享受最低成本、經濟財富凝聚發展之一代先河…… 美國主導的 TPP 墨西哥 G20 峰會上在再度發威（墨西哥洛斯卡沃斯 G20 峰會）。正在墨西哥出席 20 國集團峰會的美國總統奧巴馬 2012 年 6 月 18 日宣布，歡迎墨西哥加入泛太平洋戰略與經濟伙伴關系協議 TPP，以促使北美洲創造亞太區域貿易的新規則。墨西哥總統卡爾德龍在會晤后致信媒體說，會晤取得了“豐碩成果”。他說，《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是推動亞太地區發展的重要貿易協議，美國邀請墨西哥參加展示了兩國堅固的友誼，也顯示了協定成員國對墨西哥經濟競爭力和貢獻的認可，為墨西哥在二十一世紀的發展打開了新的機遇之門。6 月 16 日，奧巴馬政府致函加拿大和墨西哥，表示為了保證新加入的成員不影響談判進程，上述兩國如可接受至少兩個條件，美國便可支持他們加入 TPP 談判，條件一是、對于現有 9 個成員國已達成的協議，加拿大或墨西哥不能再重開談判。條件二是、兩國如加入的話，對于即將談成的條款沒有否決權，即 9 個成員國就某一章節達成一致的話，加拿大和墨西哥只能跟進。該條件使得兩國實際意義上不能完全參與談判。得到美國支持后，TPP 成員國再完成技術程序，加拿大和墨西哥即可加入 TPP 談判，但目前加拿大看似不能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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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受上述條件。據 6 月 8 日《美國貿易》（InsideUSTrade）報道，加拿大貿易部長法斯特（EdFast）表示，加拿大申請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談判得到了 TPP 現有 9 個成員國中 6 個的支持，其他 3 個尚未明確表示支持的是美國、新西蘭和澳大利亞。法斯特表示，相信加拿大有望較快加入 TPP 談判，但他也承認，他并不知道 TPP 成員何時能最終決定接納加拿大。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于 6 月 18-19 日將在墨西哥舉行，有分析認為，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將會利用此次 G20 峰會的機會，敦促美國同意其加入 TPP 談判。但美國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弗羅曼 (MichaelFroman) 上周表示，G20 峰會不會安排有關 TPP 的正式會談。到 2012 年 6 月末，來自 G20 峰會外圍的 TPP 在醞釀強力擴軍同時，美國還擬吸納加拿大、墨西哥等國加入、使 TPP 產生重大突破，由原 13 個國家擴充至 16 個國家甚至更多。TPP 談判最初由智利、新加坡、新西蘭、文萊四個環太平洋國家于 2005 年 6 月發起。由于發起國經濟總量較小，TPP 最初并沒有在亞太地區引起太多的關注。直到美國在 2009 年年底高調宣布加入 TPP 談判，這一多邊貿易談判才引來各方極大的矚目。目前除這五國外，還有澳大利亞、秘魯、越南、馬來西亞等參與其中。2012 年初韓國、日本又同意加入，到 6 月末加拿大、墨西哥又準備加入。到 2012 年 6 月末，TPP 成員國可達 13 個，今后成員還有可能還包括中國香港、臺灣等這樣的成員。 TPP 在 2011 年 11 月在美國夏威夷上路之后，

美國在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會議中發揮重要作用

到 2012 年 7 月 10 日，現在又在肆無忌憚的向全球兩大財富集團蔓延，第 13 次 TPP 會議，邀請了歐洲、印度等國參加。據最新報道稱，美國奧巴馬政府正與歐盟探討簽署包括自由貿易協定（FTA）在內的最新、更廣泛經濟合作協定。這一框架堪稱《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的“環大西洋”版（見 2012 年 7 月 12 日《日本經濟新聞》《美歐醞釀大西洋版 TPP》一文，作者矢澤俊樹發自美國圣迭戈），這個可能發展為成員國 GDP 之和占全球 GDP 的近 60% 的超大自由貿易區——成為“貿易聯合國”。建立大西洋版 TPP 的背景因素之一是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談判十數年來停滯不前。由此，這對日本等國的貿易政策、中國貿易經濟方向將產生歷史、顛覆性的影響。 TPP 取代第一個涵蓋全球經濟貿易規則的 WTO 組織？

TPP“取代”WTO全球經濟法則報道稱，美國奧巴馬政府正與歐盟探討簽署包括自由貿易協定（FTA）在內的更加廣泛、輻射歐美兩大財富經濟集團的經濟合作協定。這一框架堪稱《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的大西洋版，可能發展為成員國 GDP 之和占全球 GDP 近 60% 的最大自由貿易區。建立大西洋版 TPP 的背景主要因素之一是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談判頻臨死亡、停滯不前（學者注：目前，WTO 是全球唯一國際化的貿易規則。但近十數年以來，幾欲寸步難行，面臨全面解體，十數年來一事無成，所有參加國都表示出一種長期疲憊的無可奈何之困境），這對日本等國的貿易政策也將產生影響，可能致中國經濟、貿易發展面臨要害之災難、特別對中國出口型經濟、中國國有壟斷資本更加要命。多位美國政府高官證實了這一重大消息。美國和歐盟在 2011 年 11 月的領導人會議上就構筑促進貿易投資的框架達成協議，并成立了專門的工作小組反復進行研究討論。最終報告可能 2012 年內提交出籠，公開于世。有關這個經濟協定的形式，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一位高官 7 月 9 日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社采訪時表示： “我們正在就最有效的形式進行謹慎磋商”。而另一位美國政府高官則表示： “所謂的 FTA 形式將成為中心”（見 2012 年 7 月 12 日《日本經濟新聞》報《美歐醞釀大西洋版 TPP》一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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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矢澤俊樹發自美國圣迭戈）。美國政府內部不少人士認為，將采取這種分階段削減貨物關稅和服務壁壘的形式，是全球各國貿易發展的大趨勢。由于韓國已分別與美國和歐盟簽署 FTA，根據韓國與歐盟簽署的 FTA 協議 , 雙方到 2018 年夏將完全撤銷工業產品關稅（也就是免關稅），實現貿易高度自由化。美國和歐盟雙方的工作小組正在磋商，除撤銷關稅外，還將在投資、知識產權保護和服務等廣泛領域全面減少貿易壁壘。報道認為，美國與歐盟構筑的大西洋版 TPP 將發展為以 FTA 為支柱，實現人、物和資金自由化的廣泛的經濟合作協定。雙方可能從影響較大的關稅和投資方面簽署協定著手。美國之所以與歐盟迅速接近，是因為旨在構筑自由貿易框架的全球多哈回合談判達成協議無望，貿易政策被迫作出重大、大幅調整。全球最大兩個財富集團聯手，將必然改變全球貿易版圖和新的游戲規則，特別是國家與國家間的關稅減免，將使雙方、多邊貿易往來成本降得超級更低。先夏威夷出籠的 TPP 框架，正是以亞洲為中心推進，而全球這一大自由貿易區對于美歐而言都將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然而，相比美國汽車業等對 TPP 和與韓國簽署的 FTA 持強烈抵抗態度，美國國內沒有針對美歐經濟合作協定的較大反對勢力。據估算，如果“環大西洋”擴大自由貿易，美國和歐盟的 GDP 將各自最多增加 1800 億美元和 1000 億美元，經濟效果將超核發展、十分顯著，除了全球的非洲意外，幾乎全球無所不包括、幾欲沒有任何貿易死角。有關這一動向，一位在華盛頓的日本政府人士表示： “美國與歐盟的談判正以意想不到的速度進行”。相比之下，日本正處于甚至無法表示加入 TPP 的無政府狀態。如果美國和歐盟通過簽署經濟合作協定正式推進撤銷關稅等，日本企業恐將面臨非常更殘酷的競爭環境；還有 63 年黨、國合一的中國，正面臨著非戰爭、前所未有、全球絕無僅有的貿易、經濟的舉世挑戰（中國黨、政運行，是全球成本最高的國家組織）。美國可能希望借此刺激各國和地區推進 FTA 談判，推動世界范圍內的經濟自由化進程。在這一大背景下，美國發源主導的 TPP 亞太區外，日本參與 TPP 的重要性將進一步增強，值得特別一提的是： “環大西洋”TPP——成為“貿易聯合國”，除了囿主導歐盟參會以外，還特別邀請了印度等人口大國參加。倘若中國若真被排除在外，那么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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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經濟間的國際競爭將受到空前的滅頂之災！ 30 多年“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也將付之東流。倘若歐盟加入的、與美國主導平分秋色的“環大西洋”TPP 得以成行，那么 WTO 被擱置的國際經濟貿易空間環境雛形就基本成行。

亞洲版TPP取得重大進展？據法新社華盛頓 7 月 10 日消息報道：美國今天表示，在“跨太平洋伙伴協議”（TPP）最新一回合的會議中，和與會國家的貿易協商獲得“重大進展”。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表示，這項會議旨在這充滿活力區域達成大規模貿易協定。這次協商在 20 個領域取得進展。跨太平洋伙伴協議第 13 回合會談 7 月 2 日在加州圣地牙哥展開，10 日落下帷幕。據 USTR 聲稱，第 13 次會議在海關、跨境服務、電信和政府采購若干議題上達成“特別顯著” 的進展。美國總統歐巴馬將推動 TPP 視為貿易優先要務，認為這深具潛力的協定可促進美國出口、創造就業機會，同時也可維護攸關他政治基本盤的勞工和環境標準。USTR 指出，會議中也對原產地、投資、金融服務，臨時入境等諸多議題規定取得進展。USTR 特別強調，美國并提出智慧財產權新方案、以處理版權限制及例外情事。第 13 次 TPP 會議，由澳洲、汶萊、智利、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秘魯、新加坡和越南談判人員都參與這項美國主辦的協商會議。會議中取得進展議題，協商人員將帶回國進一步研究。最新 TPP 定格：據智利外交部經濟總司網站報道，7 月 2 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第十三輪談判在美國圣迭哥舉行，智利、秘魯、美國、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文萊、澳大利亞、新西蘭（全部為 APEC 的 9 個成員國）的 500 多們談判代表出席會議。智利代表團由外交部經濟總司雙邊司長孔特雷拉斯率領，代表團成員來自財政部、經濟部、農業部、司法部、環境部、文化部、漁業副部、通訊副部、海關總署、漁業總局、中央銀行、國家稅務局、知識產權局。本輪談判將持續到 7 月 10 日，參會的 9 個成員國就服務貿易、勞工、海關、知識產權、法律事務與投資、市場準入、原產地規則、電子商務合作，政府采購等。智利希望成為涵養太平洋經濟體的自由貿易區的一部分。事實證明，智利采取的市場多元化選擇使其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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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好地應對經濟危機和保護主義的影響。 7 月 2 日—10 日，在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第 13 輪談判在美國圣迭哥舉行。 TPP 這次會議上進行了第 13 輪談判有 40 多個章節，在這一周的談判里，有可能就 10—12 個章節達成一致，但是它還是一個小范圍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也申請加入，也接受他們加入了，但是他們沒有咱們這輪談判。第 14 輪可能在美國談也不一定加入進來。然后在新西蘭進行第 15 輪的談判，這個步驟是非常快的，但是要想談成沒有那么容易，因為日本到現在，日本要求加入，到現在也沒同意它加入，因為日本加入有它自身的國策困難，在農產品問題和這些國家矛盾非常大，很保守，將來是很大的難題。日本如果不加入 TPP 沒有太大份量，只有日本加入了 TPP 才能占世界 GDP 總額的約 38%，約 25 萬億美元。其中美國和日本就占該組織的 90%，所以這個對中國來說，中國和韓國（但韓國與美國有自由貿易條約可直通車）都沒有說要申請加入 TPP，有中國學者說中國是采取開放的態度，看他們談的程度再說，因為對中國來說 TPP 里面很多內容都難以接受，如果想進去會承受極大的壓力，不進去可能被全球各國所經濟貿易孤立（就象當年中國進 WTO 一樣艱巨）邊緣化，而且你想進美國人不會這么簡單的就愿意讓你進去，日本本身也很糾結，它也有國內政治的問題，還有軍事、經濟發展的根源糾葛。但現在第 13 次 TPP 會議，邀請了歐盟、印度、印度尼西亞（全球第 4 大人口國）等參加了會議，日本缺席，中國依然缺席。

但這個經濟戰略將中國排除在外、成為這一提議引發最多爭議的問題。美國在日本、蒙古、越南、緬甸等展開亞太攻勢，展開老撾破冰之行。最近（2012 年 7 月上中旬），美國國務卿希拉里開始其亞洲數國之行的最新布局。迄今，美國對亞太的“再重視”仍然以軍事為主導，而在經濟方面少有成果。面對東南亞國家廣泛存在的不愿在中美之間“選邊”的立場，尤其是兩國可能在本地區展開一場“危險戰略競賽”的擔憂，美國開始意識到早前對于“重返亞太”戰略突出過分強調了“軍事成分”，渲染了與中國的沖突性，從而加劇了一些地區國家的不適。在始于本周的亞洲五國之行中，希拉里領銜的美國外交團隊預計將調整了“胡蘿卜與大棒”在外交策略上的權重，將爭奪地區影響力的范圍從去年底以來反復強調的安全議題更多地向中國更具優勢的經貿范疇傾斜。據美國《紐約時報》報道，從行程安排來看，希拉里在本周的亞洲之行中將尤其強化與快速增長的東南亞國家之間建立起經濟關系的信號，后者與中國的經貿關系已日益緊密。在越南，希拉里計劃出席一場美國商會舉辦的商業活動，雙方將簽訂教育和商業合同；在柬埔寨，除了出席東盟外長會議之外，希拉里還將在暹粒舉辦的美國東盟商業論壇上發表演講，會見商界領袖，傳遞美國致力于擴大對亞洲貿易和投資的訊息，泰國總理英拉也將出席論壇；之后，希拉里還將前往 50 多年來未曾有美國國務卿踏足過的老撾。 2004 年時，美國仍然是東盟的最大貿易伙伴，總貿易額達 1920 億美元；上世紀 90 年代末在對東

美國加緊布局東南亞勢力網繼 2011 年 11 月美國在夏威夷推出 TPP 以來，美國加速、更多的向東南亞戰略的推廣。在美中兩國高級外交官先后力圖為本周開幕的東盟地區論壇淡化“火藥味”之后，外界預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 ·克林頓的此次亞洲五國之行將把重點放在重新鋪陳美國在該地區的經濟“影響力地圖”，減少地區國家對“危險戰略競賽”擔憂的同時，也將同中國的爭奪領域從安全議題拓展至經貿范疇。因此，奧巴馬政府眼下越發擔心的是，美國面對“亞洲增長” 會被逐漸邊緣化。于是，2011 年秋天，美國政府推出了一項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議（TPP）就是力圖改變這種格局的形成，力圖在某些亞洲、拉美國家之間創建一種全新、全球化的自由貿易關系。

希拉里亞洲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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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盟貿易量尚無足輕重的中國到 2010 年已經實現了雙邊貿易達 2930 億美元的總量，迄今仍強勁保持著東盟最大貿易伙伴的地位。2012 年 1-4 月，中國與老撾雙邊貿易額達到 5.57 億美元，同比增長 17.4%，截至目前，中國對老撾投資額位居外國在老撾投資的第三名，超過 33 億美元，投資項目已達到 742 個。2011 年，中國與柬埔寨雙邊貿易額為 24.99 億美元，同比增長 73.5%。雙方還設定了 2017 年貿易額將達到 50 億美元的目標。而十幾年前，美國國務卿這種高官是不會、也沒有時間光顧東南亞國家的什么東盟商業論壇、越南商業論壇等這種會議，而今很多亞洲國家認為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會給它們帶來嚴重威脅，就需要有人出來主持國家與國家的公正。但隨著中國開放國內市場，這些國家發現它們從中受益很多。中國副外長崔天凱上周在演講中就指出，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快速發展，為地區經濟增添了強大的動力，為各國提供了巨大的商機。中國與東盟自貿區的成立，中日韓合作的開展，有力地推動了本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國是東盟以及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等國的最大貿易伙伴，是本地區許多國家的最大投資來源地。希拉里此次亞洲行與以往美國策略有所不同，是強化“胡蘿卜”的定位效應，與助理國務卿坎貝爾此前強調本屆東盟地區論壇期間將淡化與中國在安全領域的沖突，傳遞與中國“接觸與合作”的信號在邏輯上也一脈相承。正在日本訪問的希拉里昨天在聯合記者會上談及南海問題時說，南海航行自由關乎美國國家利益，美國將在中國和東盟間斡旋，期待南海問題有新的進展。“亞太地區有關國家應該通過協調的外交方式，而不是通過強制、脅迫、沖突來處理南海問題。所有存在主權紛爭的領土、海洋，都應當依照國際法解決”她說。這一表態也未超出此前美方的立場。據數位東盟外交官預計，要在此次東盟地區論壇期間發布一份有關海上爭端的聯合公報是不可能的，越南和菲律賓一直在積極謀求支持，而中國將一如既往地阻止。就在昨天（7 月 7 日），越南首都河內爆發了本月以來第二次反華游行，約有 200 名民眾在雨中走上街頭，高呼反華口號。美國卡托研究院 (CatoInstitute) 外交政策研究主任賈斯丁·洛根 (JustinLogan) 認為，美國口頭上強調合作，但它一直以來在外交及軍事上的許多行動令中國感到緊張。本屆東南亞系列論壇期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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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能否避免前兩屆時的口頭交鋒，“取決于中國對于美國的言以及行有多少的信任度”賈斯丁·洛根 7 月 8 日告訴中國《東方早報》記者說： “有時候（美國）外交官們會幼稚地希望，話說得好聽能夠使得艱難的會談更好地進行”。有關中國與 TPP 的結在囿：旨在美國放棄多哈回合談判的成果，另起爐灶；同時打亂中國由“改革開放”取得的成果、以及致力推進的中日韓與東盟 10+3 進程的可能。對此，對外經貿大學副校長林桂軍解讀表示，這種區域合作模式的沖突在相當程度上是爭奪主導權的問題。林桂軍稱美國如果簽 TPP，對中國就是一種歧視： “中國有四種選擇。 ⑴是加入；⑵是置之不理；⑶是和新成立貿易集團中弱的國家簽訂協議；⑷組建自己的集團。顯然，前兩項已經不是中國的選項。中國的對策一定是在（3）和（4）中。但還有一個根源的國與國、當今國際社會悖論的問題：在全球 97% 以上的國家中， “特色中國”及國有壟斷資本，是中國所有國際貿易、自由貿易區根源悖論的選項，將長期與所有“市場經濟地位國”而沖突。美歐是搶在中國這棵參天大樹在全球長成之前，來建樹國際經濟新秩序，來遏制黨、政中國之歷史之游戲規則。

美為弱化亞洲一體化緊忙活這是 2012 年 7 月 12 日《人民日報》以上來自華盛頓、北京的報道的命題（記者吳成良、呂鵬飛）。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于當地時間 10 日宣布，當天結束的第十三輪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英文縮寫為“TPP” ）談判在一些議題上取得“重要進展”，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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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并已于本月 9 日和 10 日分別就擬邀請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入 TPP 談判通知了國會，由此啟動了與國會為期 90 天的磋商程序。在美國及其他 TPP 成員完成相關國內程序后，墨西哥和加拿大將正式成為 TPP 成員。 7 月 2 日至 10 日，包括美國、澳大利亞、文萊、智利、馬來西亞、新西蘭、秘魯、新加坡和越南在內的 9 個 TPP 成員在加州圣迭戈舉行了新一輪談判。美方在聲明中稱，TPP 談判涵蓋 20 多個與貿易和投資相關的議題，這次會談在關稅、跨境服務、電信、政府采購、競爭政策，以及合作與能力建設方面取得顯著進展。各國談判代表將把有關進展帶回國內審議。第 13 次 TPP 會議結束，出籠了有歐盟加入的 “環大西洋”TPP，又讓 TPP 注入“強心劑”，這樣全球的經濟體都不能向背而望。之前，TPP 談判設定了比傳統自由貿易協定更高的談判目標，不僅要解決貿易中的關稅、非關稅和技術壁壘等，而且要在知識產權、國有企業政策環境、投資者與國家間爭端解決機制、勞工權益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為貿易和投資自由化設定更高標準。這不僅是國際貿易經濟標準的“高低”問題”，更重要的是這種規則由誰參與來制定，國家與國家間的“零關稅”正歷史滾滾的開來。TPP 談判最初由智利、新加坡、新西蘭、文萊 4 個環太平洋國家發起。2009 年年底，美國奧巴馬政府高調宣布加入這一談判。奧巴馬曾表示，希望將 TPP 打造為“一個面向 21 世紀、高標準、全面的多邊自由貿易協議”。在美國的力推下， TPP 談判緊鑼密鼓地進行。今年 5 月，9 個 TPP 成員國在美國完成第十二輪談判。美方宣布，第十三輪談判結束后，第十四輪談判將于今 2012 年 9 月繼續在美國舉行。美國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員尼赫魯日前撰文指出，雖然在一些領域的談判上取得不少進展，但所有難題都未得到解決。他認為，TPP 談判可能達成協議的最早時間是明年春季，而不是 TPP 成員領導人所確定的今年年底這個期限。尼赫魯說，雖然中國不是 TPP 談判方，但事實上是亞洲貿易的中心。中國在地理上與東南亞國家接近，近年來雙邊貿易量大幅增加，中國已經成為東南亞最大貿易伙伴。尼赫魯認為，TPP 無法阻擋亞洲區域內貿易整合趨勢。市場與地理因素會讓亞洲先進行區域內貿易整合，之后才能成為 TPP 整合的平臺。但美國主導的 TPP，從美國與全球的經濟格局

來看，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不管是現任總統奧巴馬，還是任何一個新總統，這是保持美元全球霸主地位不可缺的一項新的全球性貿易規則。鑒于 TPP 潛在國際的廣泛影響，美國國內不同利益團體對該談判態度不一。奧巴馬政府稱 TPP 將增加美國出口和就業，以此來說服美國各界對 TPP 的支持。但是， TPP 談判遭到美國國內一些團體的抵制，就在第十三輪談判舉行期間，一個叫“INTEROCCUPY”的組織發起“占領圣迭戈，制止 TPP”運動。該組織稱，這是一場秘密的談判，實質是秘密地討論如何調整經濟結構以迎合大銀行、大企業盤剝全球的需要，這些談判與平等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毫無關系。 TPP 談判采取閉門磋商的方式進行，談判結束前不對外公布技術文本。最近，TPP 談判的透明度問題引發美國許多議員的關切。上月底，美國國會 130 多名議員聯名致信美國貿易代表柯克，要求獲取更多有關 TPP 談判的信息。由于 TPP 相關自由貿易談判涵蓋的范圍不斷擴大，這些議員們要求看到目前仍然保密的技術文本。但全球所有包括聯合國、G20 等大多數國際組織都是這樣生成的。據來自中國學界的觀點認為，從表面上看，跨太平洋伙伴關系為亞洲地區區域一體化提供了一種新選擇，而實際上卻是沖擊和干擾了亞洲地區現有的一體化機制。跨太平洋伙伴關系中非經濟因素所占比例很大，美國正試圖借此弱化亞洲地區現存的一體化機制，造成亞洲地區國家間的重新整合。它會在亞洲地區造成混亂，使得區域內國家減少對本身一體化進程的關注，而將注意力投向跨太平洋伙伴關系。此外，跨太平洋伙伴關系還有削弱中國的意圖。美國等欲先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的安排過程中形成框架，將來如果吸收中國，則可以向中國提出更苛刻的條件，要求中國遵守相關約束。就目前情況分析，跨太平洋伙伴關系要想成功，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也不少。首先該伙伴關系對美國沒有約束，但是對墨西哥、加拿大等經濟體卻會形成很大的壓力和沖擊，其能否達到其預期目標難以預計。另外，美國國內的反對聲音也很大。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談判過程不透明，國內對此缺乏足夠的了解，另一方面部分行業認為自己利益可能會因此受損，這些因素成了美國國內對該伙伴關系的強大阻力。但隨著歐盟、印度等國的參與也加入， TPP 再次聚了全球的最大的財富力量、市場力量，經濟與貿易的最大動力發動機。（作者系《國情內參》首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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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楷模劉文輝鞏磊（山東）

了解文革，研究文革 , 如果不知道上海有個反文革第一人劉文輝，那么你就只會看到極權專制統治的極其恐怖和人性喪失獸性肆虐的橫行無忌所向披靡，看不到仍有思想者，仍有真的勇士，在做驚天地泣鬼神的拼死抵制。如果你佩服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在上世紀 50 年代就預測到中國如果堅持強調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思想，一種聲音，甚至同樣服裝的民族，遲早會走入一場瘋狂的民族大災難大浩劫，反文革第一人劉文輝，早就預測到了獨夫民賊毛澤東將不計后果，為了極權會發動文革，并會給中華民族帶來毀滅性的后果；并且指出西方的民主法治制度、普世價值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是中國的必由之路！如果你敬佩德國軍官施陶芬貝格，為了拯救德意志民族，把自己生死置之度外，在公文包中安放炸彈，企圖刺殺希特勒，那么，你就應該知道中國的劉文輝也曾經設想在毛澤東天安門檢閱紅衛兵時行刺；如果你崇敬韓國上世紀 80 年代有多人為了爭取民主自由而自焚，那么劉文輝在上世紀 60 年代就有了這種打算！劉文輝，一個愛家人、愛社會、愛民族的忠貞不渝的赤子，一個懷有強烈的公平正義，追求民主自由，社會理性法治的人，一個與陰謀、暴政、欺騙勢不兩立水火不容的人！他用悲壯的死，證明了他就是中國的普羅米修斯，是試圖用犧牲自己喚醒民眾，拯救國人甘愿把自己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是那樣悲壯、神圣和崇高！劉文輝（1937—1967），20 歲時在工廠向領導提意見被劃為右派，28 歲因策劃偷渡戴上反革命帽子，開除工籍，押回上海原籍管制三年。1966 年 10 月初，向全國 14 所高校冒死寄送反文革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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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傳單《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11 月 27 日被捕， 1967 年 3 月 23 日被槍斃。他被公認為中國大陸五十年來最早、最激烈、最徹底也是最自覺的反文革、反毛澤東、反階級斗爭、反極左的第一人。在今年 6 月去香港參加獨立中文筆會年會，我有幸認識了儒雅、和藹、滿頭白發、拄著拐杖，很有紳士風度的劉文忠先生，他就是在 1966 年 11 月，因為替哥哥劉文輝郵寄 14 封《駁文革十六條》反毛澤東的匿名信，作為同案犯，拖著殘疾的腿，失去自由與尊嚴 13 年，他把三哥劉文輝的事跡和他這一段漫長的牢獄生涯與不堪回首的經歷，著作為《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奉獻于世人，彌足珍貴。這是一部需要反復閱讀，仔細品味不斷帶給人震撼和啟迪的史詩般的書籍！在品讀中，常常為劉文輝為了家庭、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的未來所做的思考、奉獻、甚至不惜獻出生命的崇高的思想境界，圣人般的完善的人格感動莫名，為自己的后知后覺

劉文輝的弟弟劉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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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而深感愧疚汗顏。由此想起今年 6 月 10 日由著名右派研究專家武宜三等先生組織的在香港城市大學 57 學社舉行的 " 紀念反右 55 周年大會”，與會者都是 70 歲以上或 80 歲以上的右派老人，以及部分“右二代”。很多與會者說這個會似乎缺點什么，有的說可能是他們像祥林嫂一樣只說他們的苦難，而沒有升華、沒有反思。本人坐在后排聽了一天，對右派們遭遇 “57”這場飛來橫禍極度同情，對毛澤東流氓欺騙的陽謀氣憤填膺，也想在個人自由發言環節表達一下對他們的敬意或支持，但是總感覺沒有找到最想說的那句話，人微言輕，不便浪費他人的時間，所以一直無言！看了劉文輝忠的《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如電光石火，突然讓人明白，那個會議、那些人，缺乏的是在那個時代以及對當代的歷史擔當，是血性、是劉文輝的那種為社會進步，為眾生公平正義的自我犧牲！右派及知識界的仁人志士在中國走向民主法治之路上起到更積極的號召引導作用！一個劉文輝，可以喚醒周圍眾多的普羅大眾，一個省、一個市如果有 10 個劉文輝、有 100 個劉文輝，中國的民主之路指日可待！中共在冊的全國右派 55 萬人，但是據專家考證，全國實際右派 330 萬人之多，這些人飽經專制制度摧殘，打壓，很多人死于非命。打倒“四人幫”，“文革”結束，除 5 大右派沒有糾正外，全國右派一律摘帽，重新安排工作，大多受到重用：教學、出書、當官、進人大政協、科研帶頭人、享受國務院專家特殊津貼，右派在中國被視為知識、技術、教養權威的壟斷者，通過反右和文革，他們失去了脊梁骨，也就徹底放棄了人格、思想和尊嚴。他們挨過大棒的擊打以后，深知胡蘿卜的甘甜，對偉光正感激的五體投地！以右派為主的整個知識界被徹底招安了，并且立功心切，充當起鎮壓“方臘” 的急先鋒劊子手，如北京郵電大學校長方濱興發明了阻礙中華民族科技文化進步的互聯網“防火墻”，復旦大學新聞專業聞名全國，培養的學生遍布宣傳部、新聞出版、主要媒體，現在他們卻成為輿論管制的主體！右派及知識界的精氣神傳遞到學子們后，更是謬種流傳，氣血全無，以至于現在的大學教師連在互聯網“翻墻”的勇氣都沒有，說怕丟飯碗。再看看右派們的回憶與反思，如影響廣泛的楊絳的《干校六記》、季羨林的《牛棚雜憶》，當前比較轟動的《夾邊溝記事》，更多的是對當時荒誕、個人遭遇的描述，從沒有在制度上進行批判和質疑，更

沒有敢對民主社會有什么展望，他們絕大多數人在摘帽以后，成為現行體制的得利者，即使現在，健在的最普通的右派也拿著比國人平均高幾倍的退休金！在當今，除了茅于軾、孫文廣、李昌玉、陳詩等屈指可數的右派及“右二代”在為了中華民族的未來不遺余力的在做著反專制反獨裁的努力外，絕大多數右派都成為共產黨的馴服工具，甚至是得力的打手。劉曉波曾經分析說： “毛澤東實施的恐怖政治固然是最邪惡的外在原因，但是，知識人本身的懦弱和喪失起碼的做人底線”“苦難和荒謬的出現，恰恰是知識界與執政黨的共謀”。這不僅僅是學人的悲哀，右派的悲哀，也是中華民族的悲劇！劉曉波在《恐怖對人性的摧殘》里痛心疾首地說“想想看，假如所有鳴放過的人都堅持自己的觀點，或者有捷克知識分子的那種團結——只有 5% 的人公開向獨裁者效忠，反右能進行下去嗎？再假如，即便公開會議上的鳴放是逃不脫的“罪證”，那么私下的朋友聊天不被大量向組織揭露，起碼可以縮小迫害的范圍和減輕災難的程度。”他們喪失了獨立思想，沒有了異思異見，大獨裁者嘗到了嗜血的快感，助長了無盡的貪欲。也為動“文革”做了預演。右派們對此一直沒有從制度性等方面進行深刻反思，現在更是成為一種炫耀的資本，甚至成為向中共撒嬌使性的緣由，多數右派成為權貴既得利益階層，以至于有了“右二代”，以便和“官二代”、 “富二代”相媲美。我想且慢，官一代禍害了中華民族幾十年億萬百姓民不聊生，富一代不擇手段掠奪百姓財富，貧富差距世界前列，原罪累累，億萬民眾現在怒火中燒，“右二代”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好在劉文輝并不孤立，和他同時代的有林昭，還有張志新、遇羅克等等，除林昭外，其他人的深刻性、準確性、預見性及力度和劉文輝相比是遠遠不夠的，畢竟他們還是站在體制內，站在維護中共一黨執政的立場上，只對毛個人邪惡陰謀的的批判和質疑，而對所謂中共及共運的理論是認同的！他們的思想認識的高度與劉文輝相比是遠遠不能企及的！目前中共準備召開十八大，全國進入準戰爭戒備狀態，反映出民主社會的來臨和中共的極端恐懼，也督促著右派“右二代”以及中國知識界迅速旗幟鮮明地站出起來，順應世界民主大潮，和烏坎、什邡、啟東的“80”后“90”后一起，為中華民族擺脫專制，走向民主自由，造福子孫后代匯成滾滾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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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二十四小時肖國珍（北京）

序言今天有朋友打電話給我，說此次我被傳喚，是公權力機關與律師的一次“交流”，有必要寫出來。此念正合我意。其實我昨晚就寫了幾個要點，只是疲勞讓我倒下了。現補記之如下。事先聲明：對這二十四小時的回憶，僅僅是“回憶”，我只能做到盡最大可能按真實記錄；如有與事實不符，可以以警方真實、準確、完整的錄音（如有）為準。

感動一陣陣向我襲來。我知道我不是孤獨的——這是道義的力量。隨后單位又打電話過來，說警察要我今晚就去派出所。我說警察豈可不守諾言？我承諾去就一定會去的，但不是今晚。我會對自己的行為與諾言承擔責任。為了不讓網友擔心，這個消息，我沒有再次發布，只是委婉地發布信息給朋友們： “請大家放心，

7月5日 16 ：30，我發布信息： “剛才北京市公安局（單位領導電話告訴我的，也可能是國保）已經到我工作的區域找我。現在初步約定，我明天上午到單位與公安局人員見面。已說好他們將把我帶走到局里問話。估計是因為 LI 旺陽后援團我帶頭聯署的事。如我失蹤，請互相守望幫助。肖國珍律師” 17 ：04 警官聯系我，要了我的身份證號。再次約定上述時間地點。隨即我網上發布其姓名（我主動要的）與電話，以便必要時，若我“失蹤”，朋友們知道向誰要人。第一次信息發布后，手機響個不停，來自全國各地的朋友——其中多數素不相識——向我表示關心、支持。他們言語之間，無不充滿愛意、善意、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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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肖國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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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我目前是安全的。謝謝大家。按今天下午公安與我的約定，明天上午我會與公安（或國保）談話。明天上午之前會發生什么事情，尚未可知。” 是的，這個神奇的國度，挑戰人類想象力的一切奇跡都可能發生，很多事情未可預料，因為沒有規則沒有底線。我決定拒絕晚上去局子里，除非他們來抓我。我做好了最壞的心理準備。有知道我住址的朋友，為不被監聽，連電話也沒打，直接趕到我家。為了不當著孩子的面被帶走，我匆忙將孩子交托，做了簡單的囑咐，請朋友幫我帶一晚孩子，次日晨將孩子送回（因朋友翌日上班）。我吩咐孩子，當媽媽不在身邊，要聽阿姨的話。雖然我在女兒面前說話向來比較謹慎，且臉帶微笑，女兒還是從我們的對話中感覺到是什么事了。她問： “媽媽，你是安全的嗎？” 我笑笑說： “親愛的孩子，媽媽是安全的，因為媽媽有神的祝福；媽媽是律師，知道怎么保護自己；親愛的孩子，天使不一定是帶著翅膀的，媽媽就是上帝派來照顧你的天使，上帝不會把媽媽從你身邊帶走的。” 女兒期待的眼神： “媽媽，你今晚和我一起去嗎？” 我說： “寶貝，上帝只有一位，天使卻不只一個。當媽媽不在身邊，神也會照顧你；當媽媽不在身邊，阿姨也是照顧你的天使。您是安全的，孩子。媽媽愛你，你知道的。” 孩子聽話地點頭。她和我一起看過電影《昂山素季》，知道被強權帶走的人不一定是壞人，何況她對她的母親有著不可動搖的信心。朋友們建議我晚上一定不要去局子里——恐我女性之軀，不堪黑夜里的“審訊”。我坦然說：只要孩子不受驚嚇，我會在家里睡得很香，且隨時可以心平氣和地跟警察走。朋友堅決地說： “你得現在就走，住酒店，明天再去局子里。”為了友人不擔心，我“反對無效”，只好依言而行。離開“風可進雨可進國王軍隊不能進”的家，去另找住處。在首都北京，有家不住，人去樓空，忽然覺得幽默而詭異。出門沒多久，天降暴雨。臨時買了一把雨傘。找到酒店。關機，取下電池——知道朋友們在牽掛我，但沒有辦法，只能關機——我得為明天積蓄力量。

7月6日睡到自然醒。裝扮齊整，如將赴盛宴。（其實我生活簡樸、最喜素面朝天，此次前往警局之妝容表現稍有“進步”，是自以為有一種使命感：雖然沒有任何人委托我，但在我心理上，此行代表的不只是我自己，而是后援團的諸多朋友；同時，衣著端莊，也算是對警局的尊重。）與警官聯系；去派出所。還是有海內外朋友不斷打電話、發短信給我，以示鼓勵。進警署之始，我還能接收電話。警官引我進入詢問室——窗戶與走廊均筑以鐵欄桿——示意我坐下。那個位置，我既感熟悉又感陌生——作為律師，我曾多次出入看守所與監獄，每次，我坐在警察此時坐的位置；而我的當事人，就坐在此時我將要坐的位置——是的，現在，這個位置，輪到我了。警官告訴我，我的行為，業已“觸犯法律”，將被拘留，此時起，剝奪我通信自由，現在必須關機。我問我觸犯了哪一條，警官讓我填寫《傳喚證》。以專業的思維，我當然是從中找傳喚我的法律依據。《傳喚證》大意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八十二條第一款的規定，因我“煽動、策劃非法集會、游行、示威”，對我“依法傳喚”。以下是“詢問”主要經過。 “你知道你是因為什么原因被傳喚嗎？” “我不知道，我還想問你們呢。” “你參與 LI 旺陽真相調查后援團簽名，在 QQ 群里發布 LI 旺陽的信息。LI 旺陽你認識嗎？是你什么人？” “我不認識，LI 旺陽與我個人并沒有私人關系。” “你不認識他，那么，你為什么發布他的信息？你什么動機？” “是的，我不認識他。但不等于我不能關注他。我不認識 LI 旺陽，我關注他是我的公民權利。并且，作為一個人，應當有悲憫之心。”（此時，我有一種沖動，想背誦羅素的話： “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對人類苦難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單純而強烈的三種感情。這些感情如陣陣巨風，吹拂在我動蕩不定的生涯中，有時甚至吹過深沉痛苦的海洋，直抵絕望的彼岸。”想想這樣未免太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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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生氣，且于語境不宜，且，從法律角度而言，似與 “本案”無關，就打住了。） “LI 旺陽是什么人？” 我開始講述我所知道的 LI 旺陽：工運領袖，二十載牢獄，酷刑致殘，“上吊”死亡，警方強行控制遺體并火化，關注李案的親友被非法軟禁、羈押，國人質疑，港人游行，七一質問。我講著講著，再次悲從中來，憤怒生起。我克制住自己，以讓自己的表述保持平和。 “這些情況你怎么知道的？” “從網上得知。LI 旺陽逝世當日，我就知道。事后，我天天關注。” “我們在網上查不到，你怎么能查到？” “我翻墻。墻內看不到的，我就到墻外去看。凡公共事件，我都關注。” “你到過現場嗎？邵陽、香港？” “沒有。” “你沒到現場，也不認識其中的任何人，你怎么能相信？怎么可以傳播？” “我信，是出于常識判斷。如果必須調查清楚才能說話，那么，不會有人敢說話，因為沒有人能

保證自己所說的百分之百符合事實；如果必須親臨現場才能傳播信息，那么，胡錦濤、奧巴馬講話，我也必須到現場，才能傳播他們的話，否則構成‘信謠傳謠’。請問您是這種邏輯嗎？” “誰找你簽名的？” “我翻墻看到簽名聲明，就簽名了。” “簽名聲明內容？網址？” 我根據記憶書面寫出給他們。 “你為什么簽名？你與 LI 旺陽素不相識，為他簽名，是什么動機？凡行為必定有動機。”我還聽到警官的自言自語： “香港人游行，是什么動機？” 我從沒想到，“動機”一詞，有如此豐富的內涵。 “簽名，是表達自由，這對于我，如同呼吸空氣、吃飯喝水一樣自然。我簽名時，沒有去想動機。如果現在非得要我挖掘出動機的話，那么，我的動機就是：在我看來，人類一家，沒有人能自成一體，他是我的同胞，幫助他人就是幫助自己。只要有一個人是奴隸，則每個人都是奴隸；只要有一個人遭受不公平，每個人都可能遭受不公平；只要有一個人不正常死亡，每個人都可能不正常死亡——今天是他，明天就是你，是我。”

香港民眾悼念李旺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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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你在 QQ 群里發了些什么？” “具體發了什么，我忘了。因為，如剛才所說，這對于我，如同呼吸空氣、吃飯喝水一樣自然。我是隨興發的，誰會老去思考自己是在呼吸著空氣呢？” “你轉發了《簽名聲明》信息嗎？” “有可能。我可能轉發了其中一部分或者全部。具體要看 QQ 記錄。” “你的 QQ 號？” 我告之。警官記在草稿紙上 , 問： “密碼是什么？” 我立即警覺，禮貌而堅決： “對不起，我不能提供。第一，我在家里上 QQ 是自動登錄的，我自己也忘了密碼（寫作此文時注：這話是真的，我的銀行卡密碼、各購物網的登錄密碼，向來讓我頭大；我的新浪微博沒有更新，據說長達一兩年沒有登錄——網友們抱怨我時告訴我的，原因是我至今都想不起我的新浪微博密碼，以至后來我只好另行開通網易微博、騰訊微博——寫到此處時，我仍然記不起所有微博密碼）；第二，即使我記得密碼，我也不能提供給你，因為這是我的通信自由與通信秘密。” “在涉及社會穩定、國家安全時，一切通信秘密與通信自由都得讓位。” “我的想法，恐怕與您的看法有出入。我認為，個人自由與權利是具體的、真實的；社會穩定、國家安全是抽象的、甚至可能是虛假的。國家的存在的最大宗旨、政權設立的唯一目的，是為了保障個人權利——如果不是，就不如沒有國家、沒有政權。不能以社會穩定、國家安全為名，剝奪個人的天賦自由與合法權利。否則，所有權利與自由都不復存在。” “你發布了你被傳喚的信息嗎 ?” “是的。” “為什么要發布？你什么動機？” “我認為披露真相是正常的思維。至少讓朋友們知道到哪里找我。” “那么，這次詢問結束后，你也會發布情況？” “是的，有可能。” 每次當警官提到“動機”二字，我就想起許志永寫的一篇博文《你什么動機？》。許志永這篇文章，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但從來沒有今天理解的這么深刻。是的，許志永說得對： “這是一個很可

怕的邏輯背后一個很變態的問題”（此處，我并無詆罵之意）。我總結，這個邏輯是：人的一切行為，要么為名，要么為利，否則就是別有用心。我心里的回答，可以借用一下許志永的話： “我能想到的唯一自私的動機是，我是為了自己的幸福和快樂”。就本事件而言，當我說出心里話——哪怕冒著行為合法卻被追究的風險——的那一刻，也就是我獨立意志、自由精神得以表達出來的那一刻，我是幸福的；當 LI 旺陽案真相大白的那一刻，我是幸福的；當朱承志、黃麗紅等恢復自由的那一刻，我是幸福的；當公平得以實現、正義得以伸張的那一刻，我是幸福的。 “你轉發的信息中，提到‘和我們一道戰斗’，我問你，你對什么戰斗？對黨？對國家？” “都不是。是對不法行為戰斗。” 詢問過程中，警官是比較文明、平和的；除原則性問題外，我也溫緩、理性地，以理解的心態配合他們的進程——因為這是他們的工作。其中偶爾一兩次，問我話時他們說“你在繞彎，不說實話”—— 大意如此，以我職業判斷，這是他們對待犯罪嫌疑人“訊問”的習慣方式，故我雖感驚訝（驚訝的原因是，問話一開始，我就坦然地說過：我對我所作所為完全擔當，不會推卸責任，我也已做好了完全的心理準備；答詢過程中，我也坦然地將我之所為按真實記憶陳述），亦不以為意。其間，孫警官托人去買感冒藥，我看他一邊服藥一邊與我談話；殷警官閑聊時說到他因為工作，昨晚一宿沒睡。我為此暗暗發自內心地深感不安和同情。他們為了我的事情，或帶病、或疲勞中，忙活了一整天。其間，我瞄了一眼他們從局里傳來的電話記錄（他們對照電話記錄詢問我的），得知 7 月 5 日晚 23 點后，他們做的該記錄——也就是說，有警官為此直到 23 點還沒睡。我再次深感不安和同情——僅僅因為他們也是人，是我的同胞。我在想：是什么原因、什么樣的“執法”制度，讓納稅人花錢，讓警官們費力，為我并不違法的行為，在此耗時間？這是一種怎樣的社會資源浪費？我們需要如何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資源，真正用之于民？作為一個良民的我，處在此種環境，與我的同胞警官面對面，是多么嚴肅又多么可笑的場景？詢問過程中，我心如止水，波瀾不驚。倒是觸景生情，產生了諸多美好的夢想—— 如果有一天，社會清明，警察閑得無事可做，至少生病時可以休息，工作不必加班，那將是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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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美好的場景！如果有一天，我們可以自由地表達，不必在說話前擔心隔墻有耳，網上發言前不必擔心被監控被屏蔽被刪除，做任何表達前不必考慮是否符合什么路線與方針，做任何表達前不必擔心被失蹤，那將是多么美好的場景！詢問室的電子鐘顯示，已是中午時分。我說： “我得打一個電話，我的女兒獨自在家，才九歲。想必你們不愿意出現 2003 年發生在四川的、母親被抓女兒餓死在家的情形。如果我不能用我的手機，那么，請你們給我任意一個電話機。” 警官說； “你不是做好了被拘準備嗎？” 我說： “做好了心理準備，但來不及做行為準備；而且，你們一方面是警官，同時我相信你們也是和我一樣的、有親人的人。” 警官倒也通情達理，說孩子是無辜的，讓我開機，按免提鍵打電話給女兒。我告訴孩子哪里可以找到吃的。女兒稚嫩的童音傳來，說她知道了；還說她燒好了開水，正在“品”普洱茶——這是我們在家經常做的“功課”。我告訴女兒，安全第一，只要媽媽不在家，燒水后，須等冷卻才能喝，不能泡茶。女兒答應后，我掛了電話。警官安排從食堂取了一個饅頭給我，作為中午飯。實在沒有什么可問的，我就做了兩件事：簽名、轉發。所耗時間卻是一整天。上午基本記完了筆錄，總共才四頁不到。下午主要是對筆錄內容進行拉鋸式確認的過程。警官將打印出來的筆錄，先交警長看而不是給我，我說： “在筆錄上簽名的人是我，要確認的人是我，你應當先給我看才是，給警長看有什么用？”一次次，我親筆在打印稿上一字字修改，待新的打印稿出來時，發現大多沒改。最后，主要以警長確定的為準，客觀地說，筆錄內容基本是我說的，但略有出入；且我說的很多內容沒記上。他們記錄了他們愿意記錄的內容。幾次拉鋸后，我想，大行不顧細謹，于是簽字。這也是為何我在序言中提到以錄音為準而非以筆錄為準的原因。（題外話：這不適合對法律不了解的朋友。我是律師，能較為準確地判斷簽字的后果；不太懂法的朋友，我建議您確認筆錄與您所說完全一致時，才簽字。）下午晚些時候，警官說要“拘留”時，我說： “要拘留我可以，我需要先回家把孩子安頓一下。然后，我會回來‘領刑’。放心，哪怕你讓我坐十年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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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不會逃跑——我坦坦蕩蕩，可不是愿意隱姓埋名地逃亡的那種。” 警官說，可以考慮把孩子送到順義的“幸福村”，由我承擔費用。我開始思考一個新問題：若孩子父母都被拘了（或其他因公權原因使孩子與父母分離的情形），孩子的撫養該由誰承擔？將孩子送到“幸福村”，若原撫養人沒有經濟來源可資支付費用，難道孩子就得挨餓？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我發現我又犯了一個習慣性“毛病”，總是從制度層面、從社會層面思考問題。我說，我可以接受把孩子交托給親友，但不能接受送到“幸福村”。后來，警官說請示領導。然后，對我進行了“教育”。再后，就讓我走人。走的時候，我向警官索要傳喚文書（我已簽字；一式兩份，其中一份應當交給我的），警官說，不拘留你了，就不用給你了。我未再堅持。從派出所出來，首先想到的是關注著我的網友們，怕他們擔心；同時，由于警方“執法”方式尚在我能接受的范圍內，也希望警官們不致被網友們的圍觀所擾。于是，打開久違的手機。時間是 16 ：25，離收到第一個勒令我去派出所的電話，正好二十四小時，一分不差。宛若神意。手機顯示：最近短信是秦永敏夫人王喜鳳發出的，充滿熱情鼓勵與贊美的話語。我趕緊撥過去，請她馬上發布信息，說我出來了。再看，是胡佳的短信： “密切關注你的情況。已經發了推特。” 電話不斷打進來。我公布的手機號，很快被打得沒電——收不到電話、看不到短信、也查不到朋友們的電話（廣州郭飛雄先生上午 8 ：50 還給我打電話，可是他的號碼就在停電手機里，我沒法撥過去），無法按通訊錄一一報平安了（為此迄今還深感抱歉）。好在另一手機還有電、有部分通訊錄，于是打給了上海的楊勤恒先生，北京的胡佳、江天勇、趙常青等朋友，托他們發布信息。其間，長沙的陳文凱打電話過來，我說了大致情況，還大笑說： “昨晚朋友不準我住家里，我為憲政事業奉獻了幾百元，同時為祖國的 GDP 做了貢獻。”陳文凱亦大笑： “我給你報銷費用。” 然后才打電話給女兒。如同心電感應一般，我九歲的女兒，脫口第一句話是： “媽媽，你安全了嗎？” 我平靜地說： “是的，親愛的孩子，媽媽是安全的。” 是的，我是安全的。神與我同在。此時，覺得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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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是的，很累。前面提到，警方與我的詢問過程是平和的，我亦處事泰然。但如果據此幻想在局子里是輕松愉快的，那就未免太天真了。空氣中始終透著不確定懲罰的威脅，如同頭部上方，懸著只有一根馬鬃毛吊著的利劍。在局子里的大部分時間，警官會經常提醒我要被拘留。第一次聽到“拘留”二字時，我平靜地問： “是刑事拘留還是行政拘留？”剛進詢問室的時候，警長叫來了女警，人身被限制；財物被搜查。連上衛生間也有女警陪著，且最后一道隔絕隱私的門也得敞開，我當時很為這位漂亮的女警感到可惜：姣好的臉，卻掛著冷冷的面具；窈窕的身材，掩蓋在不分性別的制服下；說話，是職業的、不容分辯的語氣。進詢問室后，警長搜包；女警搜身，她對我上下摸索，我何曾受過此等“禮遇”，便說： “你不要摸了，我什么也沒帶，我不會自殺的。”她說： “你要不讓我摸，就得脫衣服。”我只好由她。離開局子前，警長再次搜了我的包，然后留我在房里，說要女警搜我身。警長出去對女警叮囑良久后，女警讓我脫衣。夏天本來穿得不多，她連我內衣的角落也一一捏過。出來時，警長再次搜我的包。后來推想，這是警長一計：懷疑我有竊聽器、錄音設備之類，所以故意留我在房里，以便我將身上攜帶之物（如有），轉移到包里。這實在是多慮。在一個公權武裝到牙齒、私權干涉到心靈的國度里，我完全沒有這個“奢望”；以我胸懷坦蕩，和對自己專業的信心，我也不需要這么做。事后，陸續有人問我： “為什么要簽名呢？而且還簽在前面？你明知是有風險的。”是的。簽，還是不簽，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我為什么簽名？女友 7 月 5 日晚來接我女兒時，問我： “我知你多年來的思想，我知你會走這一條道，只是沒有想到你會走得這么遠。我不勸你，你走哪一條道，我都不反對。想想你現在的美好生活，和將要有的美好生活，你想好了：你愿意放棄這一切嗎？如果你愿意，我欽佩你；如果不愿意，我也理解你。” 我說： “你知我熱愛生活；可是事情總得有人來做。對他人的痛苦，我感同身受，不能坐視。” 另一女友問我： “若你出事，你的孩子怎么長大？” 我說： “張志新的女兒不照樣長大了嗎？凡事都有神的眷顧與引領。”“若我父母能一切無憂，也許我會和你一樣。”“有誰不是父母所生呢？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我為什么簽名？目前中國，法治入憲，人權入憲，憲法中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包括表達自由、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嚴、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公民有提出批評、建議、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憲法還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于人民”！多么美好的“應然”之法啊。可是，實然的情形是：發一個帖子被跨省、簽一個名被傳喚；家庭教會常被驅散，牧師頻遭帶走；作為自由人，胡佳 6 月份只是想要出家門，被國保毆打（胡佳親口對我說的，而且我看到了傷痕），秦永敏夫婦 6 月份被限制人身自由 20 余天；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的網監，如同《西游記》里蜘蛛精結的蛛網，令人無法掙脫；軍隊，警察，頻頻用于國內“維穩”，真槍實彈地對準拿著礦泉水瓶的民眾。公權力如同坦克，信馬由韁、大搖大擺地從公民基本權利上碾過，將它們碾碎！要等到什么時候，中國的憲法才能真正地行在地上，行在這國，而非僅僅停留在一張任人踐踏的紙上？是的，憲法是寫著人民權利的紙，但它不能僅僅是紙！它應當有尊嚴、有權威、有不可冒犯的神圣！李旺陽死亡的案件，如同一面鏡子，折射出中國法治的種種問題——因政見獲罪；因酷刑致殘；因舉世質疑的“自殺”而身亡。當局強行奪尸焚化，限制親友人身自由，這些行為，怎么能讓正常人得出“被自殺”以外的其他結論？這是何等的令人恐懼？在局子里時，警官很“困惑”地說： “你們到底要干什么呢？中國亂了對你們有什么好處？”按照他們習慣的這一邏輯，當唐福珍自焚時，我們應當沉默；當李旺陽離奇死亡時，我們應當沉默；當李旺玲被失蹤時，我們應當沉默；當千萬訪民如潮般涌向京城，被押到久敬莊、安元鼎毆打、折磨時，我們應當沉默——這樣一來，形勢大好，社會穩定！但人民的口被封住，人民反抗的手被鉗住！暴力打壓并拆散民眾的守望相助，且形成制度，其必然后果是：培養冷漠，泯滅人性，扼殺良知，任暴行泛濫，整個社會倒退回叢林、半叢林的野蠻時代。我為什么簽名？有人稱我維權律師，我說： “我不敢自稱維權律師。我只是有作為一個人的樸素良知、作為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作為律師對各種事件所生的專業敏感。”是的。作為一個人，我會“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上帝給我恩賜甚多，覺悟人生與奉獻人生豈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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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作為一名律師，我有比常人更強的法律意識，與，權利被侵犯時的高度敏感。我只是在行使我的自由，如同呼吸一般的自由。我只是一個公民，在踐行我的公民權利；我只是一個小女人，一個理解且踐行 “你想別人怎么待你，你也當怎么待人”的小女人。我為什么簽名？據說，在德國達豪集中營入口處，刻著警世名言： “當一個政權開始燒書的時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燒人！當一個政權開始禁言的時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滅口！”埃德蒙柏克曾經說過： “邪惡盛行的唯一條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我們不能沉默。我們必須為遭受反法律災難的受害者做些點什么。言論已經不夠，作為法律人，我們當從具體個案開始。《辛德勒的名單》上說： “當你挽救了一條生命，就等于挽救了全世界。”李旺陽雖已逝，但我們的呼吁，我們的聲援，我們的司法訴訟推進，或許，可以使數以十計、百計、千計的新的李旺陽免于酷刑與“自殺”；或許，當公權力要對新的“李旺陽”下手前，不由得掂量掂量后果，從而把槍口抬高一厘米。我為什么簽名？我簽名就得擔當個人風險；而有人要施加給我個人風險，是因為他有恐懼——雖有

《辛德勒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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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的暴力、財力、宣傳力支撐，他也無法消除的恐懼。這種恐懼，根源于其權力來路不正，因為必須靠暴力、靠讓善良的人民恐懼來維系。只有轉換權力的合法來源，實施法治下的全民普選，從而置公權力于囚籠，使公權力“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之時，才是公民權利與自由真正實現之時，才是公民免于恐懼之時。我為什么簽名？近來得知，什邡釋放了示威發眾。為何關了又放？是公權力良心發現嗎？絕然不是！我曾發文《支持什邡人民》，被屏蔽；我再發文《什邡！什邡！》，呼吁釋放民眾。我相信我的文字，在對什邡人民的眾多支持聲中只是滄海一粟，但就是這一粒粒粟，匯成了民意的汪洋大海，迫使公權力釋放“示威”者。否則，公權力無限濫用的天性、與死不改悔的面子觀，必使其寧愿錯殺一千也不放走一個。我為什么簽名？我相信，靠暴力、強權來堵天下人的悠悠之口，是內在虛弱的表現；其法如同緣木求魚；其果自是甚于防川。我為什么簽名？去局子之前，眾多信主的弟兄姐妹打電話給我，他們說為我代禱。“我雖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看來，神，就是道路、真理與生命。因信，稱義；因信，得勇氣。當今的中國，一方面，是罪惡的淵藪，道德嚴重缺失，真相長埋地底；另一方面，她又是神祝福的國度，她遲早會沐浴在上帝所賜民主憲政的榮光之中。神賜給我們使命，成就民主憲政。這是何等的榮耀！從局子里出來后，朋友們戲說道： “沒有進過局子的，就不是合格公民。”此語雖然玩笑，但在一個不公正的國度，最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往往視監如歸，已是為歷史和現狀證明的不爭的事實。通過用制度扼殺良知，普通人被塑造成制度的掘墓人；當正義的人們被投入監獄，正義者推倒高墻的決心日益堅定。楊勤恒先生某次從獄中出來時，指著高墻，對獄卒說： “只有兩種結果：要么你們把我關在里面；要么，有朝一日，我必將推倒此墻。”有感于斯，我曾賦七絕一首贈之，在此抄下，作為本文的結尾：放眼西方回首東，吞吐天地志不窮。我誓破此囚人壁，倩問誰與共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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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親歷派出所4個半小時杜婉華（北京） 1，早就過了上課時間了，講課老師還沒露面常年為訪民義務教授電腦，修理電腦的胡俊雄先生，要在端午節開辦第五期電腦學習班，聽到這個消息，我也想聽他講課，以提升電腦操作的技術。當天我在小巷里轉了好幾個彎，才找到設在‘贏在路上’公司的教室。講課時間還沒到，能容納百余人的教室里，已經來了 30 余人了。估計彼此互不相識，有人玩電腦，個別人聊天。對于我這個耄耋老人的到來，沒有任何人注意。規定的講課時間已經過好久了，老師還沒到。這可不是胡俊雄的作風，他為了這次講課的圓滿，想在北京城中心選個教室，釘子碰的頭皮都要破了。唉！他也不看看時機，要開決定中共命運的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了，視民眾為洪水猛獸的共黨，最怕的事，就是在首都的群眾聚會。能講課的教室多得很，但是沒有哪個機構有這個膽子敢于外租。真難為胡先生的韌性（也可說他性格執拗）。居然找到個地點如此偏僻的講壇。他認為神經緊繃，眼睛八方掃射的國寶暼不到它。雖然只借用教室多半天，對方就獅子大開口，要付 1800 元租金，胡俊雄也痛快地答應了。 2，走，給老師作證，救老師去老師為什么不來？學員開始躁動。這時一位女士站起來說“大家別吵，電腦里有通知，胡老師被扣住了，來不了啦！”“他在哪里？”“說在右安門派出所，胡老師一個錢也不收，義務教電腦也犯法？我們給老師作證，救老師去”她說完，頭一個站起身，不少學員緊跟其后。我熟悉的小張和這女士互換了聯系電話后。我們兩人就坐出租車去了右安門，得知胡老師不在右安門派出所，是在大興金星派出所，小張就把準確的消息通知坐公交車去的學員們，請他們直接去大興，免得跑冤枉路。大家雖素不相識，但相互關照，目標一致。 3，金星派出所官階不大，官氣不小

可能是大興金星派出所遠離市區的緣故。比起右安門派出所寒酸不少，接待室窄小，只設兩個可坐的塑膠椅，接待柜臺后面有兩個警員在看電腦，一位滿臉橫肉的壯漢專職把守柜臺豁口，任何外人休想通過豁口進入大院。我和小張坐在椅子上兩個多小時，只有一起因打架受傷的男人被警察帶著，通過豁口時沒被壯漢怒吼阻攔，其他人想也別想。我猜想這是派出所的臨時安排，他們夜間把胡俊雄抓進來。預想到第二天會有人來詢問。故意制造非同一般的緊張氣氛來嚇唬來訪人，后來的事證明，他們所有表演都為這個目的。我們得知胡俊雄確是在這里，我先對警察說明來意：我是胡俊雄的遠親，他在端午節辦學習班，煮了 300 個雞蛋，還預定了很多粽子，給學員當午餐。我想親自見他，問清粽子錢給了沒有？要不要補交錢。警察對我的話沒一點興趣，先讓我們出示身份證，小張曾一度被異地誤當作監管對象，她忐忑地拿出了身份證。我說，我的身份證沒帶在身上，立遭對方訓斥： “公民有義務隨時帶身份證以備檢查。”但在非偷即搶的當前社會，身份證的丟失會帶來無窮麻煩。現在有理也和警察講不清，我就把醫保卡拿出來，他在電腦上過了一下，又還給我，不再理我。我一再請求見胡俊雄，值班警察只有一句回答“等一會兒”。 4，拘押期間不準吃飯喝水。這時坐公交車的十幾位學員已經趕到了，小張讓他們先在接待室外面等，看形勢，警方還有戲準備演。有位學員拿著面包汽水想給胡老師送去，沒走到院子馬上遭到拒絕。學員苦笑著對我們說：不讓送。為什么啊？難道胡俊雄是江洋大盜，危險人物？即使判了死刑的人，也有吃飯喝水的權利啊！這個派出所真是胡作非為，休說不懂法規，連普通常識都違反。我很氣惱，就大聲說： “你們派出所對來訪的群眾也太不禮貌了，我等了兩個小時，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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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一杯水都沒有喝”柜臺里面有飲水機，但沒有水桶，過一會兒，有人扛一桶水來，但沒有紙水杯。對我說： “你要喝水就自帶水杯。”我雖生氣卻莫可奈何。 5，忙于對敵，顧不上衛生 “等一會兒”的回答至少聽了十次以上了，我實在不耐煩了，但大老遠跑來，不甘心無果而歸，我喊著要見所領導，沒人搭茬，此時一個穿花襯衫的男人出入頻繁，還和滿臉橫肉的壯漢嘀咕，我估計他就是該所領導，但他甚至不看我們一眼，就像我們不在場一樣。我實在沒轍了，就提出要上廁所，回答更氣人：沒有女廁所。怪了，派出所居然沒有女警員，他們難道沒聽說過：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老話，再說外面來的女性要去洗手間該怎樣處理？我說：我可以去男廁所，外面有人守著就行。這次，滿臉橫肉的壯漢只好讓步，找不出理由怒吼了。我和小張得機會進入院內。證實警察沒說瞎話，女廁所鎖著門，布滿灰塵，看來許久沒用了。我們只能進男廁所，一看，噁心的叫出聲來，每一個蹲坑都堆滿了黑黃色小山形的糞便。抽水早已壞了，該所領導是沒錢還是沒時間管這事？最大可能是領導們有專用廁所，整天忙于對付‘敵人’的他們，哪有精力考慮小警察入廁出恭的事。 6，拙劣地制造恐怖氣氛這時早已過了午飯時間，花襯衫所長酒足飯飽。來神了。讓警察把在接待室里和呆立在外面的來訪人都叫到院子里。院子里人驟然多了，除了全體警察在場外，還增加了十幾個從頭到腳全是新黑裝的年輕保安，面無表情，自始至終筆直站立，沒有絲毫作為。說明花襯衫所長命令他們來，就為增加威懾氣勢，讓來訪人產生恐懼感。警察先讓所有來訪的挨個靠在墻根，對我還算優惠，允許我坐在花壇邊。然后發話了，“你們都把身份證拿出來”，有兩位小警頭把每人的身份證，裝模做樣地核實一番，沒帶身份證的人給警頭添不少麻煩，什么年齡籍貫來京目的等，不得不詳細詢問再詳細記載。我發現還有一位警員，拿著一張紙，翻著眼挨個兒比對著來訪的每個男人，我很好奇就湊過去看，紙上印著二十幾個男人頭像，原來他在來訪人中尋找在逃犯哪，唉！我只能感嘆派出所冗員太多，閑的難受，渴望出點奇跡，幻想著在逃犯會發神經病，通過這種方式自投羅網！ 7，還要再折騰一次身份證這一關過去了，警頭又發話了。把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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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機都交出來。這個工作比較難，手機是個人財產啊，怎么能隨便交，全不愿痛快拿出來。小張有個習慣，就是不論場合，只要她認為是機會，都要對群眾進行啟發性宣傳。她看到很多人對交手機一事不配合，就不住地嘮叨： “怎么能把人民看成敵人哪？”但架不住警察哄騙加威脅，最后多數人還是交了手機。警頭把多個手機分放在幾個塑料袋里。有一位古稀的老先生，強調他的手機是高檔貨，無論警頭怎么說，就是不交，于是警頭又拿出他們慣于嚇唬屁民的殺手锏： “公民有義務配合警方的任何調查”那位老先生卻反擊： “我不愿意把手機交給你，就不配合啦？你要調查什么？”是啊，他們要這些人交手機的目地何在？是不是在履行上級政法委規定的必要程序？實際上手機的移交純粹是表演，一刻鐘以后，收手機的警頭，又要費神挨個核對，手機又歸還給原主了。北京人講話，這是吃飽了撐的，沒事找事。不對，除了所長吃飽了，其他人還沒找到時間填肚子呢。 8，初入道的小警察過度謹小慎微歸還手機后，花襯衫所長再也找不出表演項目了，就命令警察把十幾個來訪者趕出派出所。他們來派出所，是為給胡老師申冤的，結果連一句話都沒機會說，等于白來一趟。這些人都是歷經風雨的，當然不甘心就這樣退出去，他們就在派出所大門外，拉起‘還我們老師‘口號的橫幅，拍照留念，借此對外宣傳。花襯衫所長這一番虛張聲勢的做作，純粹為顯示公安機關神圣不可侵犯的威嚴。我問坐在我旁邊的小警察： “你們所長叫什么名字？”這個肯定是附近農村出來的小伙子，低聲對我說： “您想要喝水什么的，我幫您拿，這個事您別問我，您知道我們也掙不了幾個錢。”哎呀，暴露了所長的名字，也大逆不道？興許經常受所長修理，小警察也過分懦弱了，我向旁邊走了幾步，就看見貼著該所警務人員職務和照片的大牌子，花襯衫原來是葛副所長。我想，多半是正頭兒有更重要的保衛十八大任務，老虎不在家，猴子稱大王，副所長可以由著性地折騰了。 9，把我們晾在院子里，不理不睬最后院子里只剩下我和小張，還有不肯交手機的老先生等四五個人，警察大多都散了，這時我主動找葛副所長提出要見胡俊雄，他不回答我的請求，反而讓警察給我找把椅子坐，端杯開水來。我一摸紙杯外面，一層土，這紙杯不知露天放多久了，這些小節我暫且不理會，我的目的是要見胡俊雄問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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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子事，可此時葛副所長卻揚長而去，回他的房間了。估計他想把我晾在那里，使我覺得沒趣，只得自己灰溜溜地撤了。啊？難道我花了百十幾元的車錢，白耗費 4 個多小時，就得到這樣一個特沒勁的結果。這怎么行！我和小張徑直跑到他房間去見他。 10，南轅北轍胡說亂扯。這間辦公室有個長沙發，我和小張坐下，開始了和葛副所長的廢話，達半個多小時，只有幾句話印象深刻。我再一次對他講，我想見胡俊雄問他預訂的粽子錢交了還是沒交。葛副所長的回答居然是： “什么粽子？胡俊雄準備的東西你都想不到，根本沒辦法吃。”問他是什么東西，他故作神秘不說，這不是胡扯是什么？他卻反過來對我說： “你在北京，胡俊雄在湖北，你們怎么能扯上親戚關系” 我回答： “難道舅媽或嬸娘一定是本地同姓人嗎？” 他沒詞兒了。又接著胡扯，最后的一句話暴露了他的本意，他說： “你怎么和這些上訪的在一起？” 我反問他： “上訪犯法嗎？”他一聲沒吭。 11，能和既得利益者對牛彈琴嗎？連基層的警察，都把上訪者或是同情，支持上訪的人看成異類。可以對他們任意進行人身侮辱，誹謗，對他們肆意傷害致殘，甚至致死。這樣的實例已不勝枚舉。對葛副所長，這位自詡他從普通民警升至到目前地位。全靠他的光輝業績。我要對這種人說這些嗎？我要說 , 惡國家甚于無國家 , 我們愛的是為人民謀幸福的國家政府，而不是視人民為草芥的政府嗎；我要說 , 弱勢人群面臨的最大危險是權力不受制衡的政法機關，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暴政嗎；我要說 , 公民為了保證個人合理的利益，有權利控告政法當局的不作為和執法不公，民眾告官，合理合法嗎？我和這位升任了副所長就胡亂指揮，以傷害來訪者尊嚴而自鳴得意的人講這些道理，豈不是雞對鴨講？所以我只說現實的：你們廁所太惡心，紙杯太臟，對來訪的老百姓不耐心，呼來揮去，態度蠻橫。這位副所長不回答我的質問，卻一再說： “你可以回去了，張卻不能走”“張陪我來，也要陪我回去，我自己怎么走，你們用警車送？” 不行“你們替我叫出租？”不行“你們不理會廁所沖洗的事，看來經費緊張，我可以自己花錢付車費 .” 還是不行“那么，你不讓小張走，我也不走了”估計是副所長忙活了半天，也沒撈到什么實貨，想休息了。于是讓人把搜走的小張包裹拿來，翻了翻，沒發現可疑物，就還給了小張，說： “你也走吧！”

這句話讓我舒了口氣。我們只好離開派出所，唯一收獲是我第一次目睹了派出所如何對待底層民眾。 12，令人發指的違法亂紀派出所我是個老教師，也不是上訪人群里的一員，所以我沒受到普通上訪人的苛待，但一葉知秋，更體會到網上呼救的上訪人員所受的虐待，足以令人膽顫。金星派出所沒有對來訪者毆打動武，沒有明搶暗奪，是因為講電腦課沒機會涉及敏感詞，學員沒機會提抗議，更沒提任何經濟訴求。派出所除了 24 小時不給胡俊雄吃喝外，找不到其他理由對來訪者施威。但是，武漢秦先生卻是另一種待遇，因為他深愛中華，曾不斷向執政者發出改進現有政治制度，走向更高境界的呼吁。文章言論從來理性和平，也僅僅限于網上呼吁，但四十幾年來就遭到幾十次蠻橫抓捕，他出獄后，武漢新溝橋派出所仍不停頓地騷擾他，拘押，虐待，抄家，辱罵，警察王輝說秦永敏每天上網就是擾亂社會秩序。大吼：我和你有什么對話，你算個什么東西？以及用其他污言穢語辱罵秦先生。今年秦先生和王女士結婚，新溝橋派出所不給開證明，限制客人參加婚禮，限時招待客人吃飯，這些秦先生夫婦都忍了，可能派出所中的小人，對秦先生夫婦過蜜月心懷妒忌，硬把他們夫婦從家里帶走，另處管制，這還沒完，又把五臺電腦都抄走。不過，好歹數日后補交了抄家物品清單，而上海的沈佩蘭被上海閔行馬槽鎮派出所傳喚，抄走兩部臺式電腦一個筆記本電腦三部手機還有照相機路由器等等，卻沒有開具清單，如此多的物品歸還時如何搞得清？誰能作證物品的數量？更令人難解的案件，是北京市民葛志慧今年二月被岳各莊派出所抓捕，關押了 7 個小時，警員劉希鵬，王曉壯強制扣押了她的財物，她要求做記錄，姓劉的警察居然說：到這里就由不得你了。還恐嚇她說：警察是干嘛的，就是整人的。到今年三月份警察當場返還被扣財物時，她發現丟失了足赤的黃金戒指三枚黃金耳環一副。看來劉警員一開始就對黃燦燦的飾物目眩神迷了，所以才如此下作，不肯做記錄寫收條。是啊，沒有證據這官司怎么打？想起古人說過： ‘盜也有道，’而由層層政法委豢養的部分派出所的作為，比強盜還下流百倍，比較一下，武漢新溝橋派出所還算是上乘，北京金星派出所簡直是高尚了，這樣一想，我們不過是白跑一趟，總體上沒受到什么迫害，真沒有什么可抱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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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小時的掙扎——不是昨天的回憶而是不滅的希望

北京這一夜子夜（北京）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一個周末之夜，當北京復興門外木樨地響起第一排槍聲之后，寫歷史的中國人再也不會有昨天。無論是祭一周年，還是兩周年、三周年，血跡永遠鮮目，不會因時間而蒙污塵埃。“淡化”，只是少數幾個人的一廂情愿。以中共“喉舌”自喻的人民日報，其編輯和記者，因四二六社論忍辱負重，一些內情外人并不知詳。這種追憶當時三十八小時的心情，也許可應驗中共領導人此前常用的一句口頭禪：黨心民心、人同此心。

社長總編先后請假六月三日凌晨二點半左右，我在海外版夜班編輯部看完最后一遍大樣，送車間付印。按照慣例，還應送一張樣子給國內版值班的總編輯審閱。海外版和國內版同在一幢大樓里 ( 編稱五號樓 )。我從四層下到二層的總編室，順便看一下國內版當夜版面如何安排。那天夜里，總編室似乎人不多。一些 “夜貓子記者”近來幾乎天天在這個時候往天安門廣場跑，轉一圈回來再睡覺。版面上沒什么更吸引人的東西，比較注目的是北京市委宣傳部關于“動亂”實質的文章。該文傍晚時送來，明令要登。主持夜班的是第一副總編輯輯陸超琪，臉色凝重，盯著那篇長文似乎在發楞。看我送版樣來，勉強有一絲苦笑。昨天下午 ( 二日 )，學運以來一直主持工作的社長錢李仁，臨時召集編委會 ( 報社最高權力機構 )，拿出醫生開具的病情報告，宣布即時開始休假。總編輯譚文瑞在戒嚴前突然吐血住院。錢交代，報社一切工作暫時由陸超琪主管，同時囑咐，各位自己保重，務必不要去他家看望。已屆離休年齡的陸超琪，似乎有所知料，并無驚異之感。從胡耀邦團中央系統升上的錢李仁是中央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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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作為人民日報社長，經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會議。他的突然離避，引起眾人敏感。因此，下午四時，在每天例行的編前會上，當陸超琪向各版主編宣布這個消息時，我發現許多人頓感愕然，頗有不祥之兆的感覺。

這次“狼真的來了！” 陸超琪隨便看了一下我送的版樣，沒提什么。我隨即下樓準備回家。這時已近三日凌晨三時，剛走出五號樓大門，一位稍先下班的校對人員，騎自行車從外飛奔而來：看見我說，軍隊又進城了，沒人阻攔。我問，帶武器嗎？答，沒有，一律白襯衫，綠軍褲，由東往西。人民日報十年前從王府井遷出，一直在這個位于東郊的大院里。由于連日來，天天夜里傳出軍隊進城的消息，象“狼來了”的故事一樣，我并不放在心上。但不知怎么，我又折回辦公室，電話鈴聲大作。一位記者打電話告訴我，他此刻正在王府井北京飯店附近，軍人和市民已發生沖突。我感到，不再是玩笑了。我立即撥通北京飯店的電話，叫醒香港的《百姓》雜志女記者張結鳳。可憐她連日來也被“狼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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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港人說的“擠提”銀行，大家都去銀行提款，最后經濟崩潰—我們兩人，似乎都沒有想到殺人的事會發生。其實，這個時候，西單六部口已經發射了學運以來第一批催淚瓦斯。莫斯科餐廳離這兒不遠，我們步行而去，雖是周末，人卻不多，很容易找到了位子。吃完飯出來，發現天色還早，一看手表，七時剛過，平時在家也就看電視新聞了。我建議，今晚不上班，也難得看看晚間京城，不妨從西直門坐地鐵去天安門，王業隆欣然答應。

地鐵里的便衣軍人

人民日報員工旗幟鮮明反對四二六社論了”弄得精疲力盡。六月一日前，她和人民日報幾位朋友，在我家里討論過局勢發展。大家都認為學運呈膠著狀態，她也似乎有打道回府之意。在電話中我告訴她，我已訂好座位，五日 ( 星期一 ) 下午六時在西單鴻賓樓請她吃飯，作為我在香港工作期間她請我吃飯的回酬。她答應了。同時，我又告訴她，這回不再是“狼來了”，作為記者應該目睹的新聞事件，就在她的樓下。她決定下樓去看。設想到，她這一下去，再也沒有回北京飯店。四時半，我回家睡覺。每天這時下班總是一片寂靜的夜空，似乎隱約傳來嘈雜聲。這兒離長安街最東頭的八王墳僅一公里。

最壞的事尚未發生將近十一時起床，匆匆煮了一袋方便面吃，接著，給張結鳳打電話，問有何新聞，鈴響，卻沒人接電話。又直奔報社，得知東部軍隊確實進城，一部分被市民阻攔撤退，另一部分則已進入市中心。這天是星期六，海外版星期天無報，當天不上班。我因剛從香港歸來，急需探訪一些久違的朋友。先到司法部一位朋友處小坐，然后便去國誼賓館。香港《亞洲周刊》記者王業隆住在那里，和他約好，今天我請客，也是對他在香港的關照的回酬。國誼賓館是原國務院第一招待所。我問他怎么住這兒，他說是統一安排的，好在北京看來并無大事，過幾天也就回去了。說起時局，他說，還好，最壞的事情沒有發生。我問什么是最壞的事，他說，就是香

西直門地鐵站是二環路上的一站，乘客并不太多。但到復興門時，從西郊蘋果園開來的地鐵列車在這兒疏換乘客，大批人涌進車廂，估計許多人是到天安門去的。但是，我突然發現，在這人叢中，分布著三三兩兩穿白襯衫、綠褲的農村青年，雖然沒帶武器，但每人拿著一個統一式樣的行李包，絕對是軍人！我推了一下王業隆，示意那些便衣軍人，他笑了笑，也不知看出來沒有。這時，我仔細觀察了同車乘客，也都在注意這些人，有人使勁盯眼看。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整個地鐵運行過程中，竟然沒有一個乘客發問。否則，只要有人說一句話，整個車廂就是另一番情景了。這些稚氣未脫的士兵看來都是第一次進城，對地鐵各站甚不熟悉，一聽報前門站到了，手忙腳亂背起行李往外跑。外面就是天安門廣場。就這樣，在眾目睽睽之下，這些軍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門站，溶入天安門—勇敢的北京市民，此時顯得何等寬容甚或漫不經心！

恐懼莫名的不祥暮夜出前門站，直接進入天安廣場。由于實行夏令時，雖已是七時半了，但天色仍明。學運開始以來，每逢周末，這里人山人海。今日卻似乎不多。王業隆一直想上紀念碑的指揮部那兒去，始終沒機會。于是，我帶他過了第一道糾察線，然后我出示記者證，王業隆忘了帶證，我跟學生糾察講，香港記者，自己人，竟欣然放行。到了紀念碑最高層，不知怎么，沒見著柴玲等學生領袖。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在這兒全天候值班的兩位記者，是我的朋友，此刻也找不到 ( 后來才知去了西邊 )。幾位我不認識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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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外記者，正圍著一個帳篷，探腦袋往里采訪—這是侯德健等“四君子”絕食之地。就在這時，旁邊一陣騷動，一個學生氣喘吁吁跑來報告，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通告，要市民今晚不要上街。西邊軍隊大院人滿為患，正在整裝待發。誰都不懷疑，今晚要動真的了。但我們仍然沒想到會殺人。一位似乎是臨時指揮的女學生，立即要廣播站通知，讓人回各大學召集人馬來“保衛天安門”。我們兩人剛走下紀念碑，喇叭已經開始響起來了。其實，為時已晚。我和王業隆在廣場轉了一圈，朝長安街走去。在天安門正中，朝東西方向了望了一會，不知怎么，都決定往東走。可能是聽說裝甲車被堵在建國門立交橋上。這個方向正好是與開槍地點相反。此時，已是八時多了，長安街華燈初放，人群漸多，尤其騎自行車者，似乎比早晨上班還急。他們難道聽到了什么？穿過東單，擦過國際飯店，步行將近半個小時，才來到建國門立交橋。這里確實人多，站在橋下，我沒有看見軍車 ( 其實，軍車就在最上層橋面 )。我突然著急要回報社，王業隆興致未盡，說要上橋看。我告訴他回去如何走法后，就此分手，約定明日通電話。我坐了一站地鐵，在朝陽門下車，想換乘公共汽車，但交通已經中斷，只好以步當車。暮色暗了下來，但與長安街不同，平時亮如白晝的朝陽大街，竟是一片漆黑，路燈全滅。每隔一個路口，都有幾輛空車橫臥，路人行色匆匆，慌張異常。我腦子里頓時出現一幅大地震前靈感動物大搬家的畫面。我很奇怪會有這幅圖畫。雖然我沒想到今夜開殺戒，但無論如何，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感，籠罩了心頭，這是一個難忘的不祥暮夜。

五號樓里一片沸騰五號樓，人民日報的中樞神經部位。由于當晚海外版不出報，所以，許多人都聚集在二樓。見到我剛上樓梯口，一位同仁陰沉著臉問我：你知道不？開槍了！我一楞，但馬上想到開空槍也是開槍。但似乎另一位見我有此心思，補上一句：殺人啦，朝人群里開！木樨地已成血海了！我似雷擊一般，絕快醒悟，剛才一切異常現象，全在木樨地揭開了謎！我馬上吼了一句：事情過后，一定起訴李鵬！同仁冷笑了一下：去你的吧，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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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聽你的法律了！ ( 我是從事法律報導的。) 二樓走廊上一片沸騰。這時，有人上來說，樓下也能聽到槍聲了。我轉身往樓下沖出，站在院子中間，西邊象放鞭炮似的出現閃爍，并有槍聲時而傳來。奇怪的是，這槍聲并不似電影電視里那么清脆 ( 北京很少聽見槍聲 )，從槍聲判斷距離，仍在軍事博物館和木樨地一帶。轉身返回二樓，許多人已涌進了編輯室。時已近十一時，平日此刻，要聞版 ( 包括頭版 ) 的稿件都已確定，但今天值班的陸超琪和另一位年輕的副總編輯卻站在那兒沉思。稿件只有一篇是定下來的，就是后來見報的題為“孫巨同志的一封信”。下午我沒參加編前會，聽說曾宣讀了這封信的全文，由中宣部轉來，對人民日報一個時期以來利用“春秋筆法”、“頑固地站在中央決策對立面，給動亂制造者撐腰打氣，給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令抹黑的惡毒文字”進行了批判。據悉，孫巨是已故中共元老李井泉兒子的化名。全文不但上綱上線，而且充斥了咒罵、攻擊、威脅的語言。因此，中宣部明令要適當修改后才登出。但是，許多人在編前會上堅決主張，一字不刪，連錯別字也不改，全文刊出，加上花邊。但老總迫于上面壓力，仍對文字作了適當修改，成為一篇八百字的花邊文章。除了這篇文章，還有李鵬當晚就世界環保日發表的電視講話，其他再也沒有準備稿件，大家等著最新消息。在紀念碑值班的那個記者，已經聯系不上，大家既擔心，又著急。

第一次直話直說電話鈴聲一直不斷，都是北京和外地讀者詢問軍隊情況的，說美國之音已經報導開槍鎮壓。總編室在沒有掌握確切情況以前，一般不輕易回答。將近十二時，終于，我們的一個記者打電話回來報告，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親眼看到軍隊先是朝空中鳴槍，接下去便對路人平射了。記者帶著泣聲說，木樨地傷亡嚴重。這時，另一部電話響起，海外版一個記者打電話來，與他同行的三個記者，其中一個女的，在電話大樓附近被沖散，下落不明。陸超琪馬上讓接電話者告訴：凡是能見的本報記者，請立即撤離現場，千萬不要發生任何意外。電話鈴聲繼續不斷，其中一個從香港打來的，詢問北京發生的事情，接電話者正猶豫如何作答，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一位編輯主任怒不可遏地喊道：告訴他，已經殺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于是，從這時起，凡來電話詢問，一律如實證實。外人也許不知，這種作法是人民日報歷史上第一次。

只能玩些“春秋筆法” 大約過了半小時，一位記者從民族文化宮附近的趙登禹路電話報告：軍隊已開進西單附近。他從五顆松一直跟軍車推進，只要一開槍，就立即臥地，每次爬起來重新前進時，總會發現有人已經不能再站起而永遠躺下了。西單一帶武警揮舞警棍開道，不管是誰，見了就打，后面接著全副武裝的共軍跟進。印刷車間主任來催要版樣，無稿可發，但有兩塊版可付排。一塊是第三版國際新聞，一塊是第四版的社會體育新聞。第四版已出樣，都是一些舊稿，編輯起的題目頗具匠心，一條是“法官卻枉法，誣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長被判刑四年半”，另一條是， “四川一服刑罪犯竟當上人大代表”。體育欄有一條報導殘疾人運動會的，標題卻是： “不能被征服的人”。大家想起桌上那篇孫巨的稿子，又是“春秋筆法”，人民日報的編輯、記者，能夠做到的，也就這些了。

機關報里灑滿悲憤淚凌晨一時后，有記者陸續從現場回來。最早回來的是海外版一位名叫張寶林的版面主編，其岳父是原大公報著名記者高集，一九四六年南京下關事件時，曾被毆打致傷，當時周恩來還親表慰問。他沒想到，四十多年后，自己的女婿會面臨另一場更大的血案。張寶林敘述了他在木樨地如何見到軍人開槍，市民倒地，血灑長街的慘景。當他撩起褲腿，讓大家看上面沾滿的血跡時，已低頭泣不成聲。這時，另一位記者也回來了，就是我在紀念碑上找他不見的那位，他進門就哭。原來，他離開廣場后，直奔西邊，一直在軍事博物館附近觀察。旋即軍隊突破前進，他馬上躲到旁邊的樹從里。蹲在一垛墻腳下，抱著腦袋趴著不動。沒想到，一名武警仍然沖上來，用警棍朝他的背上狠狠砸去。這時，眾人再也忍不住，起先是抽泣，接著，放聲嚎啕大哭。此后，記者一個接一個歸來，歸來一個，大家痛哭一場，悲憤之淚灑滿中國共產黨機

關報的總編室。

四二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大約二時半左右，第三版國際新聞已拼好，大樣送到陸超琪面前。大家圍上去看。頭條新聞是報導南韓光州事件的，標題用的是粗黑醒目字體： “漢城學生絕食示威，抗議當局屠殺鎮壓”。上邊居中二條是關于波蘭的，肩題是，“波領導人指出選舉是和解的偉大嘗試”，主題是黑宋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還有一條是關于中東的，題目是，“以軍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飛機坦克對付平民”。陸超琪看完，隨手簽字付印。人民日報的編輯和記者，專業素質是相當高的，不乏聰明和文才，當局對這類被他們稱為“小動作” 的變相抗議防不勝防。但是，當京城大開殺戒以后，他們不再滿足這些了。他們從四二六社論發表以后一直背著黑鍋。當人民日報編輯、記者上街游行時，喊出最解恨的口號就是： “四二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 “我們旗幟鮮明地反對四二六社論！”( 社論題目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 終于獲得了市民的諒解和支持。當然，許多人以后為此付出了代價。這時，有讀者來電話，告知木樨地二十二號樓上，一位老太太在十幾層樓的廚房里被子彈擊中身亡。一些醫院、紅十字會人員，也紛紛打電話報告傷亡情況。他們并提出一個問題：你們人民日報準備不準備報導這件事？

這個聲音一定要傳出去大家把目光轉向陸超琪。事實上，他接替錢李仁臨時主持這段時間工作，本身說明他已作好各種思想準備，他決不會為個人患得患失。但是，畢竟這是中共機關報，需要權衡利弊，并考慮后果。新華社這時根本就不發任何電訊稿了。一些記者哭著向陸超琪說：人民日報在歷史上犯過多少次錯誤，大躍進、文革大字報、批林批孔、四二六社論，哪次不給整個社會、國家帶來災難？今天，人民日報還要繼續欺騙人民嗎？人民日報的編輯、記者還要背黑鍋到什么時候？陸超琪眼含淚水，他說，記者可以把稿子先寫出來，如何安排，我們馬上商量決定。這是一個從共產黨隊伍里脫胎換骨出來的真正英雄。他和另一位值班副總編以及兩位總編室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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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人，隔著玻璃墻在他的辦公室開會。玻璃墻外，有記者提議，今天報紙用通欄黑框，對死難者表示哀悼。大家紛紛贊同，但有人問，郵局不發怎么辦？大家商量，分頭準備，報紙印出后，編輯、記者親自到市民家送報。送多少是多少，這個聲音一定要傳出去！關鍵是核對數字。當兩位最先回來的動筆寫稿子的時候，大家分別通過電話采訪各醫院和紅十字會。

槍聲密集腥風血雨我回家取食品，準備天亮以后分發報紙時當早餐。走出五號樓大門，往西看去，已是一片通紅，槍聲密集，不但有初時感覺到的沉悶聲，也有清脆連擊的呼嘯聲。北邊，似乎也傳來了斷續的槍聲。唯報社所處的東邊，還沒有任何動靜。但，已感到是腥風血雨了。在報社北門宿舍區，一位剛進報社工作不久的青年記者匆匆從天安門回來。他告訴我說，軍隊已經開到天安門了，南河沿一帶軍民對峙嚴重。他說，從未想到北京市民如此勇敢。他與市民都聚集在公安部以東的路段，同軍隊相隔幾十米之距。互相對視。軍隊坐下，市民也坐下；軍隊站起，市民也站起，如此反復多次，最后一次，軍隊在一聲口令之下，刷地站立，市民急忙站起，但已見軍隊平端沖鋒槍，那種異常冷酷的表情使人毫不懷疑開火在即。有市民喊，快撤！話音未落，一排沖鋒槍子彈掃射過來。他眼見身旁幾位市民在血泊中，臨時找了輛自行車，回報杜報告。他哭了。我讓他趕快到總編室去。我轉身進了自己家。妻子和兒子熟睡著。給北京飯店打了一個電話，張結鳳仍然不在。我記得她同亞洲電視臺的陳慧兒住在一起，都無回音。我掩上門出來時，不知道天亮以后，這個世界將會變成什么樣子，也不知道，我和我的朋友們會面臨什么樣的后果。

“北京這一夜” 前后不到半小時，我又回到總編室。這時，那兩位記者已經把稿子寫好了，約有一千多字。另外，除記者自己查詢外，友誼醫院、紅十字急救中心、鐵道醫院、復興醫院、協和一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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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來電話，告知收治病人情況。有些則是陪送傷亡人員到醫院后打的。有的破口大罵，有的泣不成聲，大多是邊哭邊說。記者一一記錄下來。這時，早已過了平常報社規定的截稿時間。那篇一千多字的稿子，就擺在桌子上，有人還在往上加字。玻璃門開了，陸超琪等出來，把稿子拿在手里，反復看了幾遍，同時，囑咐將昨夜新華社傳來的幾篇稿子先發排，一是戒嚴指揮部的通告，二是戒嚴指揮部發言人的談話，同時決定，李鵬就世界環保日發表的談話放在報眼 ( 第一版右上角 )，李鵬下面是孫巨的文章。然后，他自己修改稿件，最后壓縮成一電訊新聞，言簡意賅，并告訴版面編輯。留出六百字的地方，加花邊上版。絕大多數在場的編輯記者都明白，不可能再出通欄黑框的版面了。但是，作為中共機關報的人民日報，能及時傳出這樣一條新聞，仍然不？匾瑋曭漱 @ 個突破。稿子改完后，立即交給早已等候在旁的印刷車間工人，飛快地送去排印。不到十五分鐘，小樣出來了，放在陸超琪的桌子上。我看了一下，題目就是“北京這一夜”。陸超琪仍然對里面含糊的數字不滿，要求記者繼續查核。這時，有記者從天安門打來電話，說軍隊已進廣場。大家非常關心廣場上的大學生，迫切想知道確切數字。當時，許多人頭腦里反應最敏捷的是，天安門廣場是這次學運的中心，那么，廣場的傷亡也將是最嚴重的。事后，大家才知道，當時廣場上大部分學生趕赴長安街、前門等地，因此，軍隊對廣場的包圍，其順利超乎原來的估計。接著，記者又從天安門打來電話，說廣場突然全部熄燈，一片黑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大家的心，一下子又沉了下去，一陣恐懼而又悲憤的氣氛彌漫開來。幾位記者自告奮勇要去廣場，說那兒還有許多帳蓬，或許學生還睡在里面。但被大家苦苦勸住。

“紅機子”下令不準報導大約在四時左右，陸超琪桌子上那個紅色電話機響了起來。一位值班的總編室副主任進去接聽。紅色電話機，俗稱“紅機子”，是中央國家機關的專用保密電話，可直通中南海最高層。那位副主任聽了一下，立即出來喊陸超琪接電話，這是中宣部王唯純打來，他負責與人民報保持聯系。這是當夜人民日報聽到的唯一“中央聲音”。他告訴陸超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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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共軍報要發表一篇社論，讓新華社給你們傳過去。陸超琪回答：新華社早已關機了。王竟蠻不講理： “不關你們的事”。然后，他又通知：有關今天軍隊清場的消息，各報一律不報導，誰報導誰負責。陸反問，此事全世界都知道了，不作報導恐怕影響不好吧。王沉思了一下，沒說什么，把電話掛了。陸超琪把電話內容跟大家一講，總編室又似開了鍋。編輯、記者，包括老總在內，感到似乎已被逼到無路可退的地步。兩位副總編商量了一下，決定稿子照上。但陸又在小樣上刪掉了一些文字。這時，共軍報社論傳過來了，大家一看，頓時驚住，標題赫然是“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這個時候，天安門還在包圍之中，但社論已講了，軍報以“勇往直前、勇敢無畏的精神，迅速平息了這場暴亂，取得了偉大勝利”。顯然，這一切都是事先策劃的。 ( 幾個月后，碰見共軍報的一位朋友，被告知，早在六四之前多天，社論已寫好，并且嚴令軍報記者和家屬。六月三日不要上街。) 過了一會，王唯純第二次打電話來問：軍報社論你們怎么處理？陸答：上版，我專門讓印刷廠廠長等著。他問，放什么位置？陸答：由于上面有戒嚴指揮部通知和李鵬講話，社論只能放下面。王又問，你們如何報導清場？陸答，簡單講了一下。王想了一下：就這么樣吧。

“這一夜”刪成200字的短訊放下電話，陸超琪又把“北京這一夜”看了一遍，在開頭加上一句，“共軍報社論說，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 這也成為他后來的一條罪狀。) 然后，他又把幾處明顯帶有感情色彩的文字作了修改。恰巧，記者從天安門打來電話，稱軍隊已全部占領廣場。這時，他看了一下手表，五時正，于是，將電

北京這一夜——64屠殺

頭改為： “本報六月四日凌晨五時訊”，并在最后一段加上“到截稿時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這是中共嚴密控制下唯一以第一時間向外報導北京慘案的“黨報”。但編輯計算了一下字數，文章僅成為一則二百字左右的簡訊。版面編輯按照陸超琪原先的布置，在左上方留了六百字的地方。當時，人民日報還是鉛字活版印刷，版面固定后不易調整。陸超琪說，不管空多少地方，就這么登，現在早過了截稿時間。于是，成了后來大家所見到的樣子：一個大框，疏落幾行文字，唯“北京這一夜”標題醒目。幾乎空白，此處無字勝有字。相比其他幾篇密密麻麻的稿子，該文似乎更奪人眼目。事后，有人指稱人民日報故意開天窗，其實，知情人都明白，此非不為，乃無奈之為也。輪印機里轟然作響。編輯、記者不用去送報了。后來，大家評估：如果當夜用通欄黑框印報，然后由編輯記者發送，那么，不出半小時，軍隊將抹平報社大院，人民日報將不復存在。

槍聲就是命令總編室逐漸安靜下來，眾人離去。正是拂曉時分。五時半左右，我在走廊上突然聽到有一種異常的聲音，側耳細聽，是從報社東邊傳過來的。外面腳步聲很雜，有些人朝報社南門外跑去。天未全亮，路燈熄滅，朝外大街全然無人，到處是公共汽車做的路障。一種地排山倒海的馬達轟隆聲繼續從東邊傳過來。轟隆聲越來越近。紅廟路口的汽車障礙，轟的一下被沖開一個大缺口。透過缺口看，竟是一望無尾的坦克車隊，朝報社這邊駛來西去。報社南門擠滿了人。我站在最外層默默看著。坦克車過來了，每輛車頂，各有三名士兵平端沖鋒槍，分別盯著三個方向。前面數輛駛過，無甚反應。于是，一些編輯和記者，包括幾個老年女記者，開始起哄，嘲笑，尖叫。就在這時，平端沖鋒槍的士兵，往上稍一抬，幾串子彈噴焰而出，從頭頂掠過。人群瞬時靜了下來，象死一樣。晨曦中，僅幾米遠的沖鋒槍火光耀眼刺目。我頓生恐懼，似乎第一次感到離死亡這么近。我趕忙后撤，躲在人民日報大字招牌后面的水泥柱旁。從這時開始，似乎槍聲就是命令，每駛過三、五輛坦克，就會向報社發射幾排子彈。坦克車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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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是裝甲運兵車，然后是載滿士兵的卡車，足足開了二十幾分鐘，估計有三百多輛。

歷史鏡頭未來證據軍車過完，大家又聚集到五號前。這時，還有不少記者徹夜不歸，下落不明。編輯部各部門負責人和版面主編，著急地探尋著自己轄下的記者。有些記者的妻子急匆匆找到我們，丈夫沒消息，我們只能安慰。旁邊一位老太太開著袖珍收音機，正播送戒嚴指揮部通告，聽得人煩，大聲斥之，讓其關閉。六時半，海外版二位記者從六部口打來電話。告之平安無事，但道路封鎖，無法脫身，而且另有一位女記者在廣場上和學生一起堅持到最后撤退，但卻走散了。他們和學生從廣場南口撤出拐向前門西大街，又至西單，六部口。盡管學生靠路邊走，他門仍親眼看見一輛裝甲車瘋狂朝人群壓來，由于躲避不及，一些人頓時倒下，一大片自行車也在劫難逃，被壓得稀爛。大家抱頭痛哭，和學生告別。七時左右，五號樓門口聚集的人越來越多。有些人可能是睡了一夜后才得知天下大變。一記者說，所有的殺人場面，他都拍下來了。其實，并不止一位，據我所知，起碼十幾個記者手中掌握著當今最珍貴的歷史鏡頭。他們和外國、港澳記者不一樣，始終同大學生奮戰在一起，許多資料都是第一手的。在后來的整肅中，沒有一個人交出照片和錄音。可以肯定，他們將不借代價保護這些資料，這既是他們新聞生涯中的寶貴財富，也是未來審判的證據。至八時左右，大部分外出的記者已安全返回。尋找丈夫的那幾個女人也放心了。這時，一個還未結婚的青年記者跌跌撞撞跑回來，不但身上的衣服，而且手里的一根木棍，全沾滿鮮血。他是整夜在長安街幫助救護人員抬運傷亡者。他站在五號樓前的臺階上，聲淚俱下講述自己目睹的慘案。

陸超琪請辭語帶哽咽一夜未合眼，回家。給張結風打電話，沒人接。給王業隆打電話，也沒人接。小睡片刻，中午前起床，外面還響著槍聲，遠處似有炮。下午四時，例行的編前會又開始了。陸超琪簡單介紹了一下昨夜版面處理情況。然后，他突然宣布：鑒于社長、總編輯因病休假，自己能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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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辦公室會議決定向黨中央打報告，請中央派人來領導人民日報。然后，他又請在座各位編輯主任、主編，回去轉告大家，現在報社未下達采訪任務，盡量不要出門，安全為要。說到此處，老人話語哽咽，眼圈發紅，大家肅然起敬之余不禁又感到一陣陣悲哀。從昨天凌晨到今天編前會，人民日報又在歷史上掙扎了三十八小時。我知道，這一頁即將結束。晚上，在海外版上班時，外面下起了雨，并沒有雷電。但家住廣場邊的最高法院一位朋友來電話說廣場上雷電交加，霹靂震耳，極為罕見。他妻子懷孕在家，驚恐不安。我說，不用怕，老天有眼。以后三個月，我發現每月三日或四日，京城總有雨。但沒人信，說我迷信。下月四日再一看，果然如此。以后每年六月三日或四日，北京不是陰云小雨，就是太陽下雨，或是暗無天日刮黃沙。這個現象，既使人驚訝，也使人踏實。

人民日報改組殺盡做絕六四晚上，與王業隆的電話接通了，但他已判若兩人，話不連氣，語不成句，情緒明顯反常，我知道事態對他的刺激，勸他及早坐飛機離京，并祝他旅途平安。張結鳳還是找不到，一直到六日上午，我在睡夢中被電話驚醒，拿起一聽，正是她。原來，六月三日凌晨接我電話后，她一整天在街上，夜里在天安門被子彈擊中額頭，幸好是橡皮子彈，被人送進一般是高干看病的北京醫院。她剛從醫院出來，下午就要搭乘香港政府包機回家。她聽上去情緒極不穩定。驚訝之余，我告訴她，已無法請她吃飯了。她說，這時候還請什么客呀。她很耽心我幾位朋友以后的命運。以后幾天，在高層批來的“指令性”稿件中，時而發現有江澤民的簽字或批語，大家估計江可能取代原先胡啟立主管意識形態的角色。但在月底召開的中央全會上，他當選為總書記。與此同時，人民日報改組，高狄從黨校調任人民日報社長。開始了新一輪整肅，美其名曰“不留隱患”，其實是“殺盡做絕”，其手段之殘忍，甚至超過文革。畢竟，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個把自己政治生命做睹注的 “左王”，終因姓社姓資問題向鄧小平發難而遭廢黜，狼狽離開報社。一九八九，對人民日報來說，絕不會成為昨天，他蘊蓄著一代新聞工作者的良知和不滅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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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政治體制改革、政權體制改革與溫家寶的政績王書瑤（北京）

政改一詞，是當下社會最敏感的一個詞，特別是時代明星、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先生，只要他的政改言論一出現，整個社會的輿論就像吃了偉哥一樣，興奮勃起，一片喧囂，好像民主的陽光立刻就會普照大地。但是，我們的社會卻始終都沒有進步，而且還日漸倒退，陽光并沒有出現。

一、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權體制改革我們現在所說的“政改”意義非常含糊，高層的什么人什么事只有一點變化，就都說成是政改。其實政治體制的改革和政權體制的改革，都可以簡單地稱為“政改”，但是它們的內含卻是不同的，政治體制含義廣泛，它包含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各種社會關系和階級關系，其中也包含這個社會的政權體制。政治體制常常是自然形成的，有時也是人為的，自然形成的政治體制，主要是指其中的階級關系，是長久的，符合歷史規律的；人為的政治體制，也主要指它的階級關系，都是違背歷史規律的，也是短命的。政權體制含義要窄得多，它是泛指一個國家的政權形態，哪些人在統治或者在管理這個國家，這個政權是如何產生的，它采取的是組織形式是什么樣的等等。在 1949 年 10 月，中國大陸的政權體制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政權體制完全變了，但是，政治體制卻沒有同時變化，也就是階級關系還沒有很大變化，僅僅在農村，地主富農的土地被瓜分，在城里，資本家與工人的關系還沒有本質的變化，只是到了 1956 年實行對

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消滅了資產階級，城里的政治體制才有了根本的變化。這種政治體制的變化，鞏固了新的政權體制。這種政治體制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在政權體制方面，工人階級并沒有真正領導過這個國家，政權一直是控制在共產黨內的一部分“精英”手中，在經濟上工人有一定實惠，就業有保障，住房基本有保障，退休也有一定的保障，除了與黨和政府官員比，工人的地位是高的，農民作為“同盟軍”，主要是貢獻農產品，接受使農民日益貧困的“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為中國的工業化積累資金，同時，他們在

1956年實行公私合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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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土改中得到的土地又以合作化和公社化的名義被收歸集體所有和國家所有，他們是中國所有災難的最終承受者。在三年大躍進中死亡的 4000 萬人，全部都是農民和其他社會賤民，勞改勞教和黑五類。知識分子是社會中被改造的階層，被各種運動打斷了脊梁骨，屬于“臭老九”一類。這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政治面貌，也是政治體制。到了 1977 年或者 1978 年，中國的階級關系才開始有了一個新變化，先是允許私人短途販運和長途販運，他們都是窮苦的農民和城市貧民，于是有了小商販，有了社會主義條件下私人資本的萌芽；同時，1978 年，安徽小崗村村民冒死實行了土地個人經營承包責任制，農民不再是公社的雇工，強烈的沖擊了農村的政治體制；也就在這個時期，在城里和在農村都出現了雇工現象，這三件事，開始了中國階級關系的新調度，資本家階級以不可阻擋之勢，迅速發展壯大，成為中國社會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于是，中國由此形成的政治體制就是：中共的權貴仍然霸占著中國的最高權力機關，形成了一個權貴階層，是中國最高統治者，他們與新興的大資產階級一起，壟斷了中國的絕大部分政治資源和經濟資源，他們之間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很大矛盾；2001 年，允許資本家加入中國共產黨，也是一次重要的政治體制變化，雖然現在還沒有大資本家參預高層政權，可是卻已經為他們的參政創造了條件，甚至，在基層政權中，他們還主導一切，基層的黨委和鎮長，只是為他們打工的長工，看他們的臉色行事，一個村的支部書記，常常挾資億萬，成為不折不扣的土皇帝，既是有產者，又是執政者；工人階級墜落成為不折不扣的雇工階級，就是在口頭與理論上，都沒有人再好意思說他們是“領導階級”了；農民階級雖然仍然是中國最苦的一個階級，但是卻也是最充滿變革要求的階級，他們不再滿足于終日“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城市化使得他們成為最富有朝氣的一個社會階層。知識分子雖然不再是臭老九，可是他們仍然受到壓制，除了一部分成了“五毛”，成了幫兇，其他的知識分子的社會職責卻不允許他們發揮，知識分子本應是社會最有民主要求、最有正義要求、最能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但是，他們卻一直受到壓制，難以實現他們的社會職責。他們沒有自由創造的環境，中國的科學技術一直落后于發達國家。在政治上，只有一小部分人成了“異議人士”，可悲的是，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安于現狀，俯仰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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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成了一個由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權貴資本主義社會，這是現實中國社會的基本政治特征。這種政治體制的形成，有一部分是人為的，有的部分卻不是人為的，資產階級的出現，不是人為的，是不可阻擋的歷史現象，但是，政權體制的任何變動，卻都是人為的，是統治集團意志的表現。溫家寶的“政改”會改變這一切嗎？下面談政權體制。中共建政之初，中共黨的主席就是共和國的主席，副主席是一定要幾個或一個非共人士擔任，副總理也要幾個非共人士擔任，政府部長也要有幾個非共人士出任，表示“統戰”，當時叫“聯合政府”。到了 1954 年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后，國家主席副主席都由共產黨人擔任，副總理也取消了非共人士，以后也沒有恢復過。1959 年 4 月，中共主席毛澤東讓出國家主席，由另一個共產黨人劉少奇擔任，這些都是“政改”，政權體制改革。它體現的都是共產黨的意志，用不著“聯合政府”這塊招牌了。從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開始，到 1993 年為止，中共的首腦，也就是黨的主席或總書記，都不擔任國家主席，至少名義上，共產黨的最高權力和共和國的最高權力不在一個人的身上，但是，到了 1993 年，江澤民擔任中共黨的總書記的同時，他又擔任了國家主席，與總書記擔任國家主席的同時，各地的省委書記也可以兼任省人大常委會的主任委員，大權獨攬。這四個職務：總書記與主席、省委書記與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分屬兩人，尚有兩個人之間的權力制衡，現在權力集于一身，這一點點兩個人之間的權力制衡也沒有了。他們這種政權體制的改革，他們明確地說，就是為了便于集中統一。不管你怎么看和希望是什么，這些也都是名符其實的“政改”，政改就一定是積極的和走向民主的嗎？我們根本沒有理由一聽到政改就亢奮起來！政改也可能是走向更加專制獨裁。

二、溫家寶總理的政改言論和他的政績我這里強調溫家寶的總理職務，因為這是他主要應該履行的職責，屬于他個人職責的事務，理應同他的政改言論相一致。但是，很遺憾，我們不能說他在總理這個職務上的所作所為，同他的高亢的“政改”言論相一致。溫家寶所有的政改言論，都沒有涉及政治體制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溫家寶的改革，也沒有涉及政權體制的改革，除了我們在 “影帝不足測其深——評溫家寶的政改與選舉”中所談的關于選舉的言論之外，他最有影響的言論就是“公平正義比陽光還要光輝”，但是，這個說法，既不是政治體制改革，也不是政權體制改革，而只是一般的社會公正、公平的問題，是政策問題。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他明確地說，中國人口多，中國太大，所以不能進行直接選舉，所以就永遠堵塞了中國走向民主的道路，我們已經在前文中討論了這個問題，就不再提了。他的其他“政改”言論，都只是一個個裝滿肥皂泡的空盒子，比如他說：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也保不住，他可沒說他要的政改內容是什么？人們憑什么相信他要的政改就一定是屬于民主的？那么就單說公平正義這個問題，因為社會上一些人也把它當作“政改”言論對待，而且在社會上影響也最大，叫得也最響。 1、退休待遇雙軌制問題。退休待遇雙軌制的問題起源于中共建立政權之初，但是矛盾尖銳化卻是最近這些年的事情，1991 年到 1993 年國務院發的幾個文件，使職工退休金普遍只有退休前工資的 60% 左右，而公職人員的養老金則有退休前工資的 90%，相差不到一倍，這還不是很大的差距，真正使企業職工的退休金特別低于公務人員退休金的事實發生在 1993 年和 2006 年的工資改革之中，這些工資制度的改革，使公務人員的退休金高于企業職工退休金的 2 ～ 3 倍，在極端的情況下，企業干部退休金不足 2000 元，政府機關門衛也能拿到近 5000 元的退休金。另一個不公之處是，公務員不要預繳養老金，而企業人員則要從自己的現行工資中，先拿出一部分來，預繳養老金，他們的退休金以他們預繳的養老金為準，多繳多得，少繳少得；而公務員，包括黨務工作者，

是以他們退休時的職務收入，——這當然是他們可能的最高收入，——為標準，這里的不公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不能不遺憾地說，最近十年，剛好是“公平正義”的溫家寶宰相當政的十年。2006 年的一次什么名目的工資“套改”, 使這種不公正的退休金差距，變本加厲，越來越大。溫家寶總理不能不對此負有完全的責任。對這個問題溫家寶是怎么說的呢？他說； “這件事情是因為我們社會養老保險的改革是從企業開始的，也就是說企業先實行了社會化，而機關和事業單位仍然是單位管理。在這個過程中，就形成了一個差距。” 事實如此，但是，他卻沒有告訴我們，為什么改革首先從企業開始，而不是從機關事業單位開始，他只告訴了我們結果，卻不告訴我們原因，而不公，正是從這里開始的。溫家寶還補充說，“大家知道，其實機關人員并不多，有 600 萬，但是科教文衛體、事業單位多達 3100 萬，如果加上退休人員就超過 4000 萬人，我們必須慎重、穩妥地加以處理，可以在有條件的地方先進行試點，逐步積累經驗，使我們整個國家能形成一個規范的養老保險制度。我想，這一天會到來的。” 這些話有些莫名其妙，前面說的是企業與機關，這里又變成了事業單位與機關。他說的這段話是說出兩個問題，一個是給企業人員增加退休金要更多的錢；一個是一張永無止境的空頭支票： “我想，這一天會到來的。” 而且，機關人少，用來試點不是正好嗎？為什么偏偏選擇人多的企業開始試點呢？我國的行政經費每年以兩位數的速度在增長，但是，解決 4000 萬人的退休金卻沒有著落， “三公” 消費和“維穩”經費每年都在增長，企業退休人員的退休金，增加個一百多元，就值得大書特書了。他的支票、要多長時間“這一天會到來”，他可沒說。在 2012 年的上半年國務院曾經開過一個會，專門討論這個問題，當時我沒有下載，現在搜索不到，我記得是要十年以上的時間才能解決這個問題。十年是個什么含意呢？那就是，今年六、七十歲的老人，要到七、八十歲才能得到公平的待遇，而八十歲以上的老人，能不能得到公平，那要看他的造化，能不能活到那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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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 2、企業之間職工收入之不公。 ①、行業之間收入不公根據 2008 年的數據，石油、電力、電信、煙草等行業的員工人數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 8%，但其收入相當于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 60% 左右。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的 30 多倍（一說為 10 倍）。在中國的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一家 3-5 套房子是正常的現象！以山西省發布的數據表明，2005 年全省 19 個行業中，最低和最高行業相差達 9.3 倍，而在 2000 年僅為 5.2 倍。 ②、國有與民有企業之間職工收入差距拉大。數據顯示，2011 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 42452 元，而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僅為 24556 元，后者還不到前者的 60%。 ③、企業內部收入差距加大。新一期《福布斯》中文版 7 月號公布中國上市公司老總收入榜，結果中國平安 <02318. HK><601318.SH> 老總馬明哲再度蟬聯中國最「貴」老板榜首，2007 年其薪酬收入高達 6616 萬元，折合每天收入 18.12 萬元，比 06 年增長 394%，成為名副其實的內地打工皇帝。而中國平安 A 股價格從去年 10 月最高 149.28 元暴跌至昨日的 43.04 元，小股民資產人間蒸發。這種巨大反差將平安推到了「高管吃飽，股東割肉」的上市公司代表席上，更引發內地對上市公司高管報酬是否合理的質疑爭論。《福布斯》中文版昨日公布的中國上市公司老總收入榜上，前三甲均為金融類企業的老總，深圳發展銀行 (SZ000001) 董事長法蘭克．紐曼以 2,285

馬明哲再度蟬聯中國最「貴」老板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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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位列最貴老總排行榜榜眼，雖然收入只有馬明哲的三分之一，但紐曼一人的薪酬占了深發展這一年在公司領取報酬的 14 位高管薪酬支出的 49%。排在探花的是民生銀行 (SH600016) 行長王襤世，去年他有 1,005 萬元入袋。（以上資料均來自網絡。）在我國的金融企業，一般的職工平均收入大約是 10 萬元，馬明哲的一個人的收入，相當于 661 個職工的平均收入。 ④城鄉收入的不公。 2011 年的統計公報顯示，2011 年城市物價上漲 5.3%，而農村的物價上漲 5.8%，農村高于城市；同年，城鎮居民職工的可支配收入為 21810 元，而農村的人均純收入為 6977 元，前者為后者的 3.13 倍。我們還要注意，可支配收入是不要再扣除的收入，是完完全全個人腰包里的東西，它可以直接拿去消費；而“純收入”則不同，它還包括農民在下一個耕種季節要支付的費用，比如種子、化肥、農機的費用等等，只有扣除這些費用之后，農民的“純收入”才相當于城里人的“可支配收入”，農民才可以去消費！農民的消費能力，無論如何都是不能同城里人相比的。 ⑤、你公布個人財產了嗎？溫家寶先生還時常說些感天動地、令人回腸蕩氣的豪言壯語，他說： “看到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常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我還想，當一個人為多數人所信任的時候，他已經不再屬於自己，他已經是“公共財產”，屬於人民了。我要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真正做到無愧於人民 .” 有一個小問題，不必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而且必需在您的生前，那就是公布個人的私有財產，溫先生，您公布了嗎？ ⑥、電話費現在從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無比優越的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打一個電話到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或日本去的電話費，是從美國或日本打到中國來的同一個電話的電話費的幾倍或十幾倍，或幾十倍，這公平嗎？總理先生，您不在國務院認真地解決這些不公的問題，卻到北京大學大唱高調，說什么“公平正義比陽光還要光輝”，您是什么意思？除了嘩眾取寵、沽名釣譽之外，還有什么不愿告人的目的？ 201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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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生育”禍國殃民龐晶

計劃生育猶如計劃經濟，是中共長期堅持以人治國、以黨治國、主觀主義、烏托邦思想的產物，計劃經濟是在經濟領域以主觀意志代替市場經濟規律，幾乎導致了中國國民經濟的崩潰，計劃生育則是在人類繁衍領域以強制統一的“一胎化模式”替代生命的自然繁衍規律，顛覆了中華民族幾千年形成的家庭結構和倫理道德，造成嚴重的男女比例失調，使整個中華民族質量和素質降到了歷史的最低點，貽害無窮！ 1949 年中共統治中國大陸的時候 , 中國的人口總數只有四億五千多萬，中共統治者為了在全世界實現所謂的”共產主義”，創造人間的奇跡，效仿前蘇聯盲目地鼓勵多生育，一時間中華大地“光榮媽媽”輩出，60—70 年代的中國 5—6 個孩子，甚

至 10 來個孩子的家庭比比皆是，僅僅 30 年的時間使全國的人口總數翻了一翻，達到了 10 億。一方面主觀盲目的鼓勵多生育，另一方面是中共建國后在政治、經濟領域，盲目的進行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鍋飯、文化大革命，搞得人民缺衣少食，生活極度貧困，國民經濟瀕臨崩潰，對此人口多又轉而成為了掩飾錯誤的借口，并籍此在全國強制推行一胎化，并將所謂的計劃生育定為國策。計劃生育也稱一胎化政策，——即以行政的強制手段，強迫每個家庭只許生育一胎。計劃生育剝奪了人民的自由生育權、嚴重的違反了人類生命自然繁衍的規律，破壞了中國的傳統家庭結構，嚴重的侵犯公民的基本人身權利和基本自由權利，給中國社會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危害，其主要表現在以下

各地計劃生育特色標語、口號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4 期（總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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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八個方面：第一、一胎化政策嚴重踐踏了公民的基本人身權利和基本自由權利；計劃生育的強制性，本身就是對公民基本自由權利的粗暴踐踏！是對公民自由生育權利的剝奪。特別是對于違反“一胎化”政策的公民，隨意捆綁、吊打、體罰、關押、拆房、罰款、開除公職、更是對公民的人身權利的嚴重侵犯！第二、一胎化政策嚴重漠視人類的生命價值，強制實行一胎化政策，實際上要通過強制結扎，強制墮胎、強制引產、等一系列的強制終止生命誕生的手段來實現，不僅導致許多婦女患上婦科疾病，而且造成許多男士性功能嚴重受損。特別是一些小孩在母體內已經發育到 7—8 個月大，也要被在母體內大卸八塊，強制引產，這是對生命的極大漠視和殘害，是極其殘忍和不人道的，應當受到全人類的譴責！第三、一胎化政策顛覆了人類的本性和傳統的家庭倫理，導致中國的傳統家庭嚴重扭曲面臨解體；人類的生命繁衍是一種自然現象，有著自身的繁衍規律，不是憑長遠的主觀意志和所謂的計劃可以取代的，計劃生育必然是計而不化。家庭是我們人類生活繁衍所自然形成的基本社會單位，中國傳統家庭承擔著養育子女、贍養老人、維持性關系等功能，強制實行一胎化政策，造成現在的家庭養子不能養女，沒有了兄弟姐妹，沒有了叔叔伯伯 , 沒有了三姑四姨 , 造成子女養老不能贍老，親情倫理日漸淡薄，在計劃生育國策的影響下，如今中國家庭的基本功能消失殆盡，，傳統的中國家庭結構和倫理觀念面臨著解體。第四、一胎化政策導致中國男女比例嚴重失衡；由于中國自古有重男輕女的習俗，這是由于傳宗接代觀念，中國廣大農村對于男性農業勞動力的需求，以及出于養兒防老的需要，幾千年形成的觀念，本無厚非，但是由于強制實行一胎化，人們都想方設法的想生育一個男孩，因此，有選擇性的懷孕、胎兒鑒別、終止妊娠在中國被廣泛的使用，造成了當今中國男女比例的嚴重失調，多出的 4000 萬男性，找不到配偶，超出了澳洲的人口總和，這已經成為中國嚴重的社會問題。第五、一胎化政策導致中國人口質量的嚴重下降；一胎化政策，由于它的教條性、強制性，劃一性，嚴重違反人類繁衍的自然規律，使得人類生育繁衍這一本來由夫妻根據家庭實際撫育教育能力決定的事情，使得全國千千萬萬個家庭紛繁復雜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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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繁衍變成了政府的一刀切，使得家庭條件好的、有撫養教育能力的不能生；貧困的農村地區，沒有撫養教育能力，可以多生超生，有優生條件的不能生，無優生條件的可勁生，必然導致人口質量的嚴重下降。第六、一胎化政策導致中國提前進入老齡化社會；由于一胎化政策，造成人為的、持續的人口出生率下降，使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老齡人口最多、增長最快的國家，突然的進入老齡化社會，必然會給中國未來經濟各社會發展帶來嚴重的挑戰！第七、一胎化政策加重了納稅人的負擔，因為推行計劃生育國策國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這些都需要由國家財政開支，人為的加重了納稅人的負擔！第八、一胎化政策催生腐敗，政府借計劃生育之名，將公民理應享有的自主生育權，變成強行斂財的依據，公民生育要由國家批準，沒有準生證都要繳納巨額罰款，國家每年向人民強行征收幾百億的超生罰款、幾百億的社會撫養費，據說每年征收的幾百億社會撫養費都不知去向。總之，一胎化政策違反了人類的基本權利和道德，嚴重踐踏了公民基本人身權利，破壞了自然人類繁衍的規律，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導致全社會對生命的漠視，造成中國社會男女比例失調，傳統家庭面臨解體，禍國殃民，應當受到人類社會的嚴厲譴責！人民享有自主生育的自由權利，一胎化政策必須堅決廢除！

6月2日陝西鎮坪縣強行打掉馮建梅7個半月的胎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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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孫寶強（澳大利亞）

在中國，最讓老百姓憎恨的就是宣傳部。可這個以說謊為己任，以禁言為目標，以迫害為載體的妖孽畸魔，每一年都在搞‘感動中國’的活動。可是，一天天覺醒的老百姓，對御用腿子搞的那套雜耍，充滿了蔑視和鄙夷。‘感動中國’這個詞，現在基本上成了愚人節的保留節目。可我到澳洲后，實實在在被感動了三次。在感動的同時，我也實實在在憤怒了三次。第一次是在飛機上。開完會從墨而本飛回悉尼時，已是萬家燈火。由于旅程短暫，飛機上不提供晚餐。飛機落地后，饑腸轆轆的我急迫地拿起行李。這時廣播響了。拿起行李的乘客，依次回到座位上。十分鐘后，機艙的門打開了，掛著聽筒的，背著急救包的，拿著擔架的急救小組，匆忙朝機艙后面走去。五分鐘，十分鐘過去了。機艙里很安靜，偶爾能聽到機艙后面傳來的對話。我仰起身子懷顧四周，所有的乘客，都安安靜靜地坐在位置上。他們淡定而泰然，從容而安祥，沒一絲的煩躁，沒一絲的不耐煩。又過了十分鐘，機艙后面傳來了腳步聲。拿著擔架的先撤，接著，一個戴紗巾的阿拉伯婦女慢慢走過來，后面跟著急救小組。我揉了揉眼 -- 我敢打賭，除了她的腳步有些不穩，面色有些發白，動作有些緩慢，她幾乎和正常人一樣。她甚至不需要有人攙扶，更不用說擔架。廣播再一次響后，乘客們這才拿著行李，排著隊依次走出機艙。乘務員排成一列，笑吟吟地致歉致意；乘客們井然有序，笑吟吟地揮手揮別。他們的舉止，端莊得體；他們的笑容，真誠真摯。就在這一瞬間，我被感動：在澳洲，最高的價值，是生

命的價值；最高的精髓，是人的平等。不管是阿拉伯人還是英皇室成員；不管是非洲難民還是國家總理，他們的生命一樣寶貴，他們的人格一樣平等。我傻傻地站著，突然想到了中國克拉瑪依那場大火。‘讓領導同志先走’這句話，猶如奧斯維辛集中營，永遠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這是世界文明的恥辱，這是五千年文化的恥辱，這是每一個自詡炎黃子孫者的恥辱。那個逃進廁所并把門緊鎖，從而讓學生尸骨成山的女公仆，事后竟眉飛色舞地說： “幸虧我急中生智，死死用身子抵住大門，這才毫發未損容顏未損。“ 這場大火后，那個喊出‘讓領導先走’的下三濫，沒受到彈劾沒受到懲罰；那個孕育‘讓領導先走’ 的體制，沒受到拷問沒受到顛覆；那個全世界都家喻戶曉的偉光正，至今沒向涂炭的生靈謝罪，沒向難者的親人請罪。這樣的曠世恥辱，超越人類底線，達到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地步。

克拉瑪依大火325人遇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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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審判！審判！我一次次地呼喚。中國什么時候，能有一場真正的審判！我的第二次感動是在醫院。接到醫院預約補牙的來信后，又接到了二個電話短信。這讓我有了受寵若驚 -- 這不像我去醫院補牙，倒像醫院邀請我參加一個重要會議。在中國就醫時，我早就飽嘗了被白眼被冷漠被蔑視被宰割的經歷。我到醫院時，預約好的翻譯也到了。牙科醫生，用春風般的微笑接待了我。他通過翻譯說： “我需要為你上麻藥。”我問： “拔牙還是補牙？”“當然是補牙，因為有一點疼，所以用一點麻藥。”我一骨碌從躺椅上爬起，用結結巴巴的英語告訴他： “我不怕疼，我不怕疼。在中國的監獄，我用老虎鉗拔自己的牙，一顆，又一顆……”醫生驚訝地揚起眉毛： “為什么坐牢？為什么要自己拔牙？”當我通過翻譯，把我坐牢及自己拔牙的原因告訴他后，那蔚藍色眼波里涌出的悲憫，讓我看到了澳洲人特有的仁愛心。補牙開始了。醫生助手輕輕搖下躺椅，給我戴上潔白的消毒布；醫生輕輕地把鉗子伸進我嘴里： “要是覺得疼，一定要告訴我。”他的動作很輕，很柔，我一點也沒感覺到疼。補牙結束后我問： “I need to pay how much?” 醫生笑著說： “No, all free 。” 我傻傻地站著，突然想到了被中國政府謀殺的李旺陽。長達 23 年的牢獄，長達 23 年的摧殘，讓六四好漢李旺陽雙眼失明，雙耳失聰，全身癱瘓。就是在這種狀況下，當局依然沒放過他，竟在醫院謀殺了他。謀殺后，敢做不敢當的無恥徒，又搞出一個被‘自殺’的騙局。這種無恥之極，卑鄙之極的伎倆，讓秦檜小賊自嘆不如，讓戈培爾小賊望洋興嘆。在“盛世盛況”中，共產黨連一個殘疾人都不放過，他們把血淋淋的殺戮，從天安門廣場延續到醫院的病床上。醫院，不再是救死扶傷的港口，而是罪惡的淵藪，謀殺的平臺。天吶！要有怎樣一顆蛇蝎心，才能對一個全身癱瘓，雙眼失明，雙耳失聰者下得了毒手 ? 有人說： “自奧斯維辛后，這個世界沒有了詩歌。”要我說： “謀殺李旺陽的兇不審判，這個世界就失去了太陽。” 審判！審判！我一次次地呼喚。中國什么時候，能有一場真正的審判！我的第三次感動，卻是在我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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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學英文，門鈴響了。打開門，一個頸上掛著牌子，手上拿著本子的年輕人，微笑地向我問候。我請他進門，并借助谷歌翻譯開始了溝通。他因為電的問題而來，不是因為欠電費，而是一項合同的簽訂，能讓我享受 10% 的電費優惠。雖然他反復地，耐心地向我解釋，但我還是心存疑惑。他試圖撥通翻譯電話，但一直沒有成功。晚霞消失，晚餐時間到了。年輕人禮貌地請求我給他一個時間，以便明天再來。第二天，門鈴按時叩響。門外站著另外一個先生。除了不是同一個人，他們的彬彬有禮，他們的耐心誠懇如同一轍。接通另一個電話后，對方在核對了姓名，地址和電話后，還反反復復詢問我，是否自覺自愿簽訂這個合同。原來，這是一個重新選擇新的電力供應商的合同。澳洲是個自由競爭的國家。龐大的電力公司，絕不是獨家買斷的托拉斯企業，人民也不是托拉斯企業里被圈住的羔羊。澳洲人民選擇哪一家電力供應商，就如他們選擇工黨還是綠黨一樣。作為新的供應商，他們給予合同人以 10% 電費優惠，以補償碳稅法帶來的電費支出。在簽訂合同的過程中，最最重要的前提是自愿，是當事人的自覺自愿，而不是中國式的‘被代表被自愿’。天吶！被中國政府代表了一輩子的我，在澳洲，才能自己代表自己。我傻傻地看著新合同，突然想到了中國最大的電力供應商。血洗天安門后，李鵬這個儈子手和江賊民一樣，讓他的子子孫孫‘悶聲發大財’。由屠夫李鵬家族操控的電力供應托拉斯集團，為了榨取最大的利潤，竟然腰斬母親河，在中國的龍脈上建造了有‘癌癥’ 之稱的三峽。雖然黃萬里及賢達之士多次公車上書，要求停止建造大壩，但獨斷專橫的李氏家族，卻霸王強上弓，逆歷史而動。從此，成千上億的人民背井離鄉流離失所；從此，中華鱘在中國絕跡；從此，千年的三峽文化遺產被埋入水底；從此，千年大旱千年水患；從此，地震不斷，泥石流不斷，災難不斷；從此，母親河上的‘胰腺癌’吞噬著母親的肌膚，荼毒著祖國的河山—國在，但山河碎。審判！審判！我一次次地呼喚。中國什么時候，能有一場真正的審判！在澳洲，每一天我都在感動并憤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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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機場遭遣返記于大海

今年六月二十二日，我從美國紐約附近的紐瓦克機場乘聯合航空公司 89 號班機前往北京，準備在北京轉機去曼谷，再轉機飛金邊。我早就想去金邊參觀有關赤柬暴行的展出了，可是多年來一直抽不出身。今年有幾天空閑，但妻子又走不開。猶豫再三之后，到了六月上旬，終于決定自己單獨跑一遭。在網上查航班，發現最方便、最便宜的去法是經北京去曼谷，再另買一張泰國一家小公司的機票飛金邊。我因為“六四”后參加民運活動，早在 1991 年就被中共當局列上了限制入境的四十九人黑名單。此后作過幾次回國的嘗試，均不成功。今年是我們北京大學物理系七八級學生畢業三十周年，同學們準備在北京舉辦大規模聚會。為此我去年又到紐約領事館試辦過簽證，但仍然沒辦成。真回北京看來一時沒希望。但在北京轉一下機行不行呢？我從中國駐美大使館的網頁上查到如下規定： “外國人持已訂妥機座的聯程機票搭乘國際航班從中國直接過境，在過境城市停留不超過 24 小時且不出機場的，可免辦簽證。”我持有美國護照，在北京機場預定的停留時間只有三個多小時，按照這個規定，應該是可以過境的。但我也知道中共當局有時候是會胡來的。我曾擔任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的負責人。我的前任之一王炳章，據說 2002 年是被從越南綁架到國內的。他隨后被判了無期徒刑，至今仍然在押。我自己這樣送上門去，會不會有麻煩？想來想去，覺得第一我有美國護照，第二我的情況與王炳章可比性不是很大，第三我這次很明顯地只是要過一下境。

中共當局如果扣留我，好象只能給他們自己找麻煩。六月十一日，我在聯合航空公司的網頁上訂了經北京去曼谷的機票。六月二十二日登機很順利。二十三日飛機進入中國國境，我得以在離別二十四年后第一次看到祖國的土地。“他鄉生白發，舊國見青山”，令我感慨萬千！飛機于當地時間二十三日下午一時抵達北京機

本刊發行人于大海的前任之一王炳章被判無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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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文選

本刊發行人于大海在北京機場場。下飛機后，很快走到入境口。在多條入境通道的右邊，有一條“國際轉機乘客”的通道，那里坐著一個邊防警察，他檢查證件似乎很認真。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等輪到我的時候，把證件交上。那個警察把我的資料一輸入，電腦馬上發出聲音。他用電話叫來一位主管。主管看了一下后，叫我等一下，然后就拿著我的護照和登機牌，走到入境口的那一邊。過了十幾分鐘，他回來問我到曼谷后還到哪里去。我說，要去柬埔寨、馬來西亞和臺灣。他也不多問，又回到入境口那一邊。幾分鐘后，一個警察把我叫到一間辦公室，給我照了張像。再過了一會兒，我周圍的人多了幾個。那個警察又把我叫到那間辦公室，說那邊人多，你在這里休息休息吧。他還說，今天是端午節，好多人放假不在，辦事慢一點，但等查明了身份你就可以走，不會太久的。一位女警察給我端來一杯熱水。到了三點十分左右，那個主管來到這間辦公室。他對我說，根據我們的規定，你是不能這樣過境的，現在我們送你回美國去。他隨即把我的新登機牌交給了在辦公室陪我的那個警察，讓他和另外一個警察送我去登機口。我說，我的行李是托運到曼谷的。那個主管說，一切都辦好了，行李會隨你回美國。我知道再說什么也沒用，就跟兩位警察去了登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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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那里我才知道，他們要我坐的是訂于三時五十五分起飛的 88 號班機。我 1998 年在羅湖海關曾有過一次被遣返回香港的經歷。( 見“我的回國夢”，《北京之春》2009 年十月號。) 相比之下，我覺得北京機場的警察更有自信，沒有象羅湖的警察那樣如臨大敵。到了起飛的時間后不久，機長通過廣播對全體乘客說，我們已經準備就緒，可以起飛了，但機場管理人員說要核對乘客名單，讓我們等一等。過了十來分鐘他又說，機場管理人員正就乘客名單向上級請示，我們還要再等一等。這個“等一等”顯然是針對我來的，所以我這時有點緊張，擔心“上級” 認為這樣放我走太便宜我了。還好，又過了十來分鐘，機長宣布說，沒有問題了，請大家系好安全帶準備起飛。就這樣，我在北京停留了三個多小時后，被遣送回了美國。幾百名乘客受我的連累，干等了二十幾分鐘。我不甘心放棄旅行計劃，回家后馬上重新買了機票，第二天 ( 六月二十四日 ) 就搭乘了在東京轉機的航班，于二十五日飛到曼谷，然后于二十六日飛到金邊。參觀赤柬罪行的展出時，我聯想到在北京機場的經歷，對共產極權制度又增加了一分認知 ……

本刊發行人于大海在在金边参观赤柬受害者纪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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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新聞

北京之春文選·二0一二年第四期總第八期《北京之春》雜誌社編輯顧問: 方勵之蘇曉康林培瑞郭羅基黎安友劉青

余英時楊力宇

編輯委員會 : 于大海（發行人）王丹（社長）胡平（主編）薛偉（經理） 9月29日加拿大移民部長Jason Kenney在盛雪家與流亡者共度中秋

9月10日獨立中文筆會代表參加國際筆會第78屆代表大會

BEIJING SPRING DIGEST（2012·Oct. No.8）

9月2日澳洲齊氏文化基金會在頒發「推動中國進步獎」特別獎

8月14日胡平等在第十四期紐約茶敘激辯中國犬儒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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