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ijing spring by beijing spring

文選

北京之春

Beijing Spring Digest 2012 Jan. No.5.beijingspring.org. 二零一二年第一期 . 總第五期

廣東陸豐烏坎村群众維權抗暴

2012年中華民國第十三任總統選舉馬英九成功連任北京之春文選

二0一二年第一期總第五期

BEIJING SPRING DIGEST 2012 Jan No.5

PRSRT STD U.S.POSTAGE PAID Flushing, NY PERMIT NO.348

地址: P.O.Box 520709 Flushing NY 11352 USA 電話、傳真: 718-661-9977 電子郵箱: tsdz@hotmail.com 網址: http://www.beijingspring.org

Change Service Requested

臺灣大選讓大陸人民垂涎欲滴誰農奴化了西藏犬儒病—當代中國的精神危機中國民主十五家

第四屆北京之春自由先鋒獎頒獎式在紐約舉行

BEIJING SPRING DIGEST（2012·Jan. No.5）

北京之春文選二0一二年第一期（總第五期）

《北京之春》雜誌社·2012年1月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目

錄

對 12·28 新疆皮山事件的嚴正聲明／胡平等…………………………………………………… 1 第四屆北京之春自由先鋒獎頒獎式在紐約舉行／春仁………………………………………… 2 重新解讀鄧小平 92 年南巡講話／胡平…………………………………………………………… 5 “信心小販”為何難擋中國股市下跌？／（獨立學人）鞏勝利…………………………………… 6 焚書已種阿房火，燒報徒現驢技窮／（四川）嚴家偉…………………………………………… 12 行政權力相對分離不是改革方向／（武漢）喬新生……………………………………………… 14 政体转型与公民政治社会／（广东）郭飞雄……………………………………………………… 16 從“骨子里熱愛黨”與“道德滑坡”想到的／（北京）曉明……………………………………… 18 基層換屆選舉引發群體事件的現象和思考／（四川）黃曉敏…………………………………… 21 黨領導下的民主——北京選舉觀察／（北京）魏歡歡…………………………………………… 23 警惕中國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畢汝諧……………………………………………………… 30 讀學者們座談《歷史決議》發言的感想／（北京）曉明…………………………………………… 33 無畏村民上訪揭黑，兩級政府裝聾作啞／（四川）黃曉敏……………………………………… 40 申請上級責令司法局履行職責／（浙江）呂耿松………………………………………………… 42 我們應該有自己的歌／（四川）楊汶…………………………………………………………… 47 烏坎村代表了中國民主的方向／陳維健……………………………………………………… 49 懷賢坐長夜，耿耿若為情／（四川）嚴家偉……………………………………………………… 51 伸頭是一刀縮頭還是一刀／茆家升…………………………………………………………… 53 侈談革命不如切實推進轉型／（湖北）秦永敏………………………………………………… 60 中國民主十五家／（四川）周雷………………………………………………………………… 64 幾個需要重新思考的問題／（北京）顯揚………………………………………………………… 80 犬儒病 —— 當代中國的精神危機／胡平 ……………………………………………………… 89 從八千萬黨員看中國文化的“庸”和“俗” ／蘭冠云…………………………………………… 108 悼念哈維爾／胡平 …………………………………………………………………………… 110 《北京之春》創辦人之一劉迪病逝………………………………………………………………… 112 關于藏人自焚和軍隊槍殺藏人的新聞發布會 ………………………………………………… 113 中國政府的鎮壓導致藏人的自焚／洛桑森格………………………………………………… 117 誰農奴化了西藏／推倒柏林墻………………………………………………………………… 118 臺灣大選讓大陸人民垂涎欲滴／（深圳）郭永豐 ………………………………………… 125 今日臺灣，沒有統派／陳破空 ………………………………………………………………… 127 美國是“侵犯主權”，還是建立主權？／（湖北）杜導斌……………………………………… 129 瑞典社會民主黨危機，黨主席宣布辭職／（瑞典）郭冬成……………………………………… 130 維權方法要講究／（廣西）李夏………………………………………………………………… 132 為自由走上街頭／（廣州）余剛………………………………………………………………… 133 【封面】廣東陸豐烏坎村群眾維權抗暴【封二】圖片新聞【封底】2012 年中華民國第十三任總統選舉馬英九成功連任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

對12·28新疆皮山事件的嚴正聲明胡平等

2011 年 12 月 29 日，《環球網》以“新疆恐怖份子殺害我公安 7 暴徒被當場擊斃”為標題，發表了《天山網》公布的如下一條消息： “12 月 28 日 23 時許，在新疆皮山縣南部山區，一暴力恐怖團伙劫持兩名人質。我公安機關根據群眾舉報，立即出警解救人質。在處置過程中，暴徒拒捕行兇，殺害我一名公安干警，致一名干警受傷。我公安干警當場擊斃暴徒 7 人，擊傷 4 人，抓捕 4 人。兩名人質獲救。” 讀罷這則消息，令人疑竇叢生。一個“暴力恐怖團伙”，被當場擊斃 7 人，擊傷 4 人，抓捕 4 人，無一逃脫，兩名人質安然獲救；這場“反恐之戰” 打得太漂亮了，漂亮得難以置信。我們不能不問：這些人果真是“恐怖份子”嗎？次日，《環球網》又發表一篇報道，說：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一名官員透露，這伙暴徒共 15 人，他們都是受‘圣戰’思想毒害的新疆當地青年。由于皮山縣的南邊與印度、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的實際控制區交界，他們試圖自皮山縣出境，接受恐怖組織的訓練，參加所謂的‘圣戰’。然而，由于皮山縣南部山區地貌復雜，地方也大，他們在找路過程中迷失了方向。28 日晚，兩名當地牧民為尋找走失的羊而進入山區，遭到劫持，后來中途機智脫身，向警方報案。警方迅速趕赴事發地點，但 15 名暴徒仗著人多勢眾，持刀械反抗，造成一名干警犧牲。在反復勸說，并且朝天鳴槍警告無效的情況下，警方最終才決定開槍擊斃、擊傷、俘獲這伙暴徒。這名官員還介紹說，受‘圣戰’思想毒害的青年人往往企圖通過人跡罕至的邊境山口外逃，所以這起事件并不特別，也沒有其他的特殊背景。” 這后一則報道與前一則報道明顯不一致。按

照后一則報道，這 15 人只是試圖出境。所謂人質，實際上是他們要其為之指路的兩名放牧人。這兩名放牧人已自行脫身并向警方報警，因此，后來警方開火并不是為了解救人質制止恐怖行動。那 15 人手中僅有刀械并無槍支，當警方趕到現場時，現場已經沒有其他平民，因此，那 15 人根本不存在對平民實施暴力攻擊的任何可能性，那么，憑什么把他們稱作“恐怖份子”呢？ 2012 年 1 月 1 日，《紐約時報》轉述自由亞洲電臺維語部的報道，被警察擊斃的 7 人中有 2 名女性，被抓獲的 4 名“恐怖分子”是 7-17 歲之間的中小學生。到目前為止，這則消息尚未獲第三方證實，也未被中國政府否認。綜上所述，我們至少可以肯定，中國政府把那 15 人稱作“恐怖份子”是毫無根據的。這一妄加的罪名非同小可，因為它給警方假借“反恐”之名對民眾肆意虐殺打開綠燈。在此，我們不能不向中國政府提出嚴正抗議，并要求中國政府立即糾正此一嚴重錯誤，嚴肅處置有關責任人，以及對皮山事件真相向公眾公開說明。如果你們拒絕說明拒絕糾正，那豈不是證明皮山事件不是下級偶然的失誤，而是上級一貫的指令嗎？那豈不是證明你們過去就是這么做的，以后還要繼續這么做嗎？胡平，陳奎德，吾爾開希，楊建利，張偉國，武宜三，李恒青，蔡淑芳，周鋒鎖，蔡詠梅， MarieHolzman（侯芷明），馬少方，車宏年，張小剛，呂京花，潘永忠，朱欣欣，王策，盛雪，王巨，高源，劉京生，劉文忠，陳樹慶，田永德，孫寶強，陳新浩，達爾，張銘山，劉中鈞，潘嘉偉，宋書元。 2012 年 1 月 4 日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

第四屆北京之春自由先鋒獎頒獎式在紐約舉行本刊記者春仁

1 月 24 日下午 3 時，在紐約法拉盛的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舉行了第四屆北京之春自由先鋒獎頒獎式。本屆自由先鋒獎授予秦永敏先生。秦永敏先生現住在中國武漢，因不克出席頒獎式，特委托他的朋友，1993 年曾和秦永敏共同發起和平憲章簽名活動的宋書元代領。又，第二屆自由先鋒獎的得主是郭飛雄。三年前，郭飛雄的妻子張青女士攜兒女來到美國，暫住在德州小鎮米德蘭。這次，張青女士應邀來到紐約出席頒獎式，代郭飛雄領取了獎牌。頒獎式由北京之春雜志社發行人于大海主持，北京之春主編胡平宣讀了給秦永敏的頒獎詞和給郭飛雄的頒獎詞；張青代郭飛雄宣讀了答謝詞，宋書元代秦永敏宣讀了答謝詞；并共同合影留念。中國民主黨全委會主席王軍濤博士和數十位民主黨的朋友出席了頒獎式。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應邀從馬里蘭住處趕到紐約，在民主黨全委會作講演，也出席了北京之春雜志社舉辦的頒獎式。頒獎式后，張青還參加了由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舉辦的春節聯歡晚會。 2012 年 1 月 24 日

附錄： 1，給郭飛雄的頒獎詞郭飛雄本名楊茂東，原籍湖北，1988 年畢業于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為獨立作家。曾多次因參與公民維權行動而被中國當局拘捕。2005 年 7

第四屆北京之春自由先鋒獎頒獎式月郭飛雄作為北京智晟律師事務所的法律顧問參與了廣東太石村村民維權事件，9 月被廣州公安當局刑事拘留，12 月被公訴機關決定“不予起訴”而獲釋。此年成為入選香港《亞洲周刊》“風云人物” 的 14 位中國大陸法律工作者之一。2006 年郭飛雄因積極營救被捕的中國維權律師高智晟于 9 月被廣州公安當局以涉嫌“非法經營”刑事拘留，后被正式逮捕，2007 年 11 月廣州市法院以“非法經營” 罪名判處郭飛雄有期徒刑 5 年及罰款 4 萬元。在被拘押期間，郭飛雄曾經多次以絕食絕水抗議當局對他施加的種種酷刑逼供的暴力行為。公眾輿論普遍認為中國當局對郭飛雄的處置是假借經濟罪名對異見人士進行政治迫害。為表彰郭飛雄對中國民主事業做出的卓越貢獻，《北京之春》雜志社決定將 2008 年北京之春自由先鋒獎頒發給郭飛雄。北京之春自由先鋒獎每年評定一次，頒發給海內外為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做出卓越貢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郭飛雄

秦永敏

獻的各界人士，在每年適當的時間向獲獎者頒發獎牌和相應的獎金。首屆自由先鋒獎于 2007 年 9 月頒發給美國 21 世紀中國基金會會長楊建利博士。《北京之春》雜志社 2008 年 10 月 8 日

2，給秦永敏的頒獎詞秦永敏是一位工人出身的民主運動的先驅者和領導者。七十年代末，他曾在武漢主編民間刊物《鐘聲》。秦永敏因參與民主運動于 1981 年被捕，隨后被控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 7 年，直到 1989 年才得以出獄。幾年后，又因 1993 年起草《和平憲章》、要求為六四平反而被判處兩年勞動教養。1998 年，秦永敏積極參與了中國民主黨的創建，并因此被控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 12 年，直到 2010 年 11 月才刑滿獲釋。從 1970 年被打成反革命算起，秦永敏一共被抓捕關押過二十多次。從 1981 年到 2010 年的 29 年里，他一共在監獄里度過了 22 年。秦永敏的人生經歷本身，就是對中共當局踐踏憲法、壓制人權的血淚控訴。秦永敏為民主事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他無悔無怨，依然秉承民主理念，也依然堅持和平理性的原則。他不久前還在一篇文章中說： “主張和平轉型，不提革命，反對暴力，是我們基于中國目前的現實情況提出的原則主張。”為了表達對秦永敏以及眾多中國民主黨成員和民運參與者的支持和敬意，《北京之春》雜志社決定將 2011 年北京之春自由先鋒獎頒發給秦永敏。北京之春雜志社 2011 年 12 月 10 日

3，郭飛雄的答謝辭非常感謝北京之春雜志社授予我 2008 年“民主先鋒獎”，這是對我個人的極大激勵，也是對中國大陸維權人士的有力肯定。在我入獄之際，你們的激勵彌足珍貴。個人能力或有大小，對貴刊的授獎鞭策，對過去數年所有的師友（知道名字和不知名字的）對我和我家人的支持、援助，我將永遠銘記在心。貴刊精英薈萃。你們各位師長、朋友，以及眾多的自由斗士、民運前輩、鐵窗英雄，都是中國社會數十年來千錘百煉的精華，是中國公民社會的主要支點之一。我將 2008 年“自由先鋒獎”的授予，視為和你們接近學習的機會，視為一種莫大的光榮。這一感情之真摯深邃，只有從 1980 年代走過來、通過原始的方式傳誦你們的啟蒙文字和英雄傳奇、而后經歷多次學潮的洗禮、因此樹立終身的自由民主信念的人，才能真正的體味。出于自由主義的基本立場和對中國專制文化的深刻反思，我此次出獄后，提出了大包容、大悲憫、大團圓，放棄報復，讓所有的人都能共享未來的自由社會民主與法治的機會的主張。這一主張也基于我對基督教、佛教偉大學說的領悟和融貫。即使在近期令人痛心的極端事件不時爆出的情勢下，我依然認為，我們要表現出比極權主義者更高的、與自由主義相稱的人格力量、道德情操和胸襟氣度，用更多的善意、更主動的善意、更高遠的善意，來對待改革者，對待拒絕改革、迷信彈壓的舊思維，對待民間社會內部的意見沖突和利益紛爭。萬物紛紜，我心不亂。以惡報惡，萬劫不復。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中國的自由民主轉型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巨型工程，不可能重復任何國家的模式。實現它，需要我們這一代人，包括海外的，國內的，體制外的，體制內的，民間的，官方的，所有的有心人，所有的信仰者，秉持宗教般的真誠信念，對轉型的操作路徑做出適合于這塊土地的真正可行的、深思熟慮的發明創造。這個世界永遠圍繞著原創和實力而旋轉。轉型需要我們辛勤勞作、務實審慎，同自古以來的奮斗者一樣，沒有捷徑可走。再次對各位師友表示真摯的謝意！祝貴刊事業興旺發達！郭飛雄 2012-01-18

本人能繼楊建利、郭飛雄、馮正虎諸位先進之后獲《北京之春》自由先鋒獎倍感榮幸。此事令我回想起和《北京之春》和胡平先生的最初往來。 1978 年底，我發起了武漢民主墻運動，1979 年 2 月春節期間有人把《北京之春》張貼在我開辟的武漢民主墻上，由此我和《北京之春》建立聯系后，通過《北京之春》編輯部和包括胡平先生當時主持的《沃土》在內的十余家北京民刊取得了聯系，通過比較，立即認定《北京之春》才是這場民主運動的旗幟，而胡平先生當時的兩篇文章《論言論自由》和《論同人刊物》則正是當時這場自由運動的代表作。轉眼 33 年過去，中國每年都還有人因言獲罪，甚至每天都有人因言受害，中國的言論自由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回顧這一歷史，怎么不叫人感慨萬端？

言論自由權，是一切人權的基礎和保障，正是因為 1581 年尼德蘭共和國法庭和（男子）私有財產權一并率先確立了言論自由權，歐洲的權利體系才穩步發展起來。同樣地，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就是關于言論自由的法案，也正是由于言論自由有著最強有力的保障，美國才能成為世界的自由之都，為全人類高舉著自由火炬。相反，正因為迄今為止言論自由權沒有保障，迄今為止，中國的私有財產權也沒有保障，其他一切基本人權更常常無從談起。從我本人來說，幾十年來都強調一點：人和其他動物不同，長了嘴巴并不是只有吃飯這一種功能，所以，“我說故我在”，為了把自己和其它動物別開來，只要我還存在，無論什么時候我都不會放棄吃飯之外的功能——發表自由言論！所以任何時候，只要能夠發聲，我就必然要開口。當然，對普通民眾來說，隨心所欲的發表自由言論就是為社會國家爭取自由，對民主人權活動人士來說，則必須發表負責任的言論，才可能承擔起歷史賦予自己的使命，這是對我自己的要求，也是對同仁的希望。總之，要爭自由，必須從爭言論自由始，而中國迄今是沒有言論自由權的，雖然言論自由度在逐步擴大。這樣，在榮獲《北京之春》自由先鋒獎之際，我要說，對我來說，要真正無愧于“自由先鋒”的稱號，首先得為中國人民爭得言論自由權，從這種意義上說，此次獲獎只是一個新的起點，希望我能追隨諸先進，共同完成在中國確立和歐美無異的言論自由權的光輝大業，從而為萬世開太平！ 2011.12.14

2007年楊建利獲首屆「北京之春自由先鋒獎」

2009年楊建利代表《北京之春》向馮正虎授獎

4，秦永敏的答謝詞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重新解讀鄧小平

‘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 這中間的道理也不復雜。早先強調分清姓社姓資，是為了給鎮壓民運找借口；現在鎮壓已經完成了，原來的借口也就可有可無，束之高閣了。我們知道，鄧小平說的不爭論，主要是針對所謂左派。鄧小平說，要反右，但主要是防左。按理說，所謂右，也就是主張自由民主的力量，才是對一黨專制的根本挑戰，為什么到了 92 南巡時，共產黨不怕右反倒怕起左來了呢？那就是因為右的力量已經被打下去了，短時期內成不了氣候，所以不足為患。與此同時，既然當局要加速進行資本主義方向的經濟改革而又不得不繼續高舉社會主義的招牌，這樣，它在左派，也就是仍然堅持社會主義的那一派人的攻擊面前就很尷尬很被動，理論上不是對手，所以只好高掛免戰牌。再有，直到六四之前，圍繞著經濟改革的問題，陳云被視為保守派，總是和鄧小平不同調。然而六四之后，特別是 92 南巡講話之后，中共在資本主義道路上走得更遠了，陳云反倒不唱反調了。這說明，早先陳云對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有異議，與其說是出于經濟，不如說是出于政治。早先，陳云一派人是擔心，如果在經濟上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那么在政治上就無法拒絕資產階級自由化。六四之后，政治上的自由化危險已經不復存在，經濟上的自由化也就沒有什么顧忌了。所以，到了六四之后，到了 92 年南巡之后，陳云反而和鄧小平一致了；甚至包括李鵬，幾乎所有的中共領導人，在經濟改革的問題上都一致了，都不保守了，都成改革派了。綜上所述，鄧小平 92 年南巡講話，既然是發生在六四屠殺后自由民主力量遭到嚴重挫敗的背景之下，因此毫不奇怪，由南巡講話所發起的資本主義方向的經濟改革，必然淪為權貴私有化，必然淪為中共在暴力威懾下的第二次大搶劫；建立在這樣基礎的中國崛起，必然會強化專制暴政，而極大地不利于自由民主，甚至成為對全世界的人權與和平的巨大威脅。在 20 年之后，我們應當對鄧小平 92 南巡講話給出這樣的評價。

胡平

年南巡講話 92

今年是鄧小平南巡講話 20 周年。一種流行的看法是，鄧小平 92 年南巡講話重新啟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這種看法似乎很有根據。六四后，改革全面停擺，接下來，國際共產陣營崩潰，蘇聯解體。中共當局十分緊張，無所適從。黨內保守勢力抬頭，打算用反和平演變取代改革開放。就在這樣的時刻，鄧小平于 1992 年 1 月 18 日到 2 月 21 日視察南方，沿途發表講話，強調要加速改革步伐，不問姓社姓資，并提出“不爭論”；從而再次為中國的改革撥正了航向。湊巧得很，就在 1992 年 1 月 18 日這一天，一批在美國的華裔學者和流亡人士舉行了一場為期兩天的研討會，主題是“全能主義統治的轉化”。會上，陳奎德博士提交了一篇論文，明確提出“中國向右翼專制轉變的可能性”。陳奎德斷言，中國將在維持共產黨一黨專制的情況下進一步走資本主義。也許不少人會納悶，為什么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前，陳奎德就看出，中國非但不會停止資本主義方向的經濟改革，反而會加速這種改革的趨勢呢？其中道理并不復雜。因為以往的經驗已經證明，過去中共搞的那一套社會主義勞民傷財，效益低下，八十年代開始的引進資本主義的經濟改革成效顯著，因此，停止改革是沒有出路的。那么，為什么在六四之后，中共當局陷入彷徨，對于還要不要繼續經濟改革舉棋不定呢？那無非是他們擔心，經濟的自由化會引起政治的自由化，從而威脅到一黨專制。可是，既然六四屠殺已經嚴重地挫敗了黨內外的自由化力量，中共政權已經變成了赤裸裸的暴力，諒視民間暫時沒有可能發動有效的反抗；因此，共產黨就不再擔心別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反倒可以比以前更放心大膽地走資本主義了。鄧小平南巡講話里提到不問姓社姓資，不爭論。然而我們不應忘記，就在南巡講話之前的兩三年，鄧小平還不止一次地強調要分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要繼續爭論。例如在 89 年 5 月，鄧小平還說“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鄧小平還說： “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

中國金融工作會議要求“提振股市信心”——

“信心小販”為何難擋中國股市下跌？（獨立學人）鞏勝利

【特別提要】：元旦剛過，兔尾拖長，龍年未到。2012 年 1 月 6 日，中國證監會于晚間發表公告稱，任子行網絡、中穎電子、裕興薄膜、戴維醫療、江陰海達、天山畜牧、明星電纜以及東誠生化等八公司首發獲準；西安環球印務被否定。與此同時，主板發審委將于 11 日審核中汽工程研究院、第一拖拉機 IPO 申請，創業板發審委將于 11 日審核深圳珈偉光伏照明、邦訊技術、12 日審核安徽銅都閥門、北京掌趣科技、海倫鋼琴和廈門精圖信息等六家公司 IPO 申請。回看公告，9 日和 10 日已有 8 家上會；此外，按照慣例 13 日也應有新公司上會；因此，新年第二周至少 16 家公司上會，給中國股市增加了無限變數，異想連篇…… 2011 年，反映中國經濟基本動向的：與 13 億人息息相關的中國通貨膨脹達到 62 年來來從來沒有過的頂點，中國房地產來到 62 年從未有過的尖峰。到 2012 年 1 月 9 日上午 10 時，是溫氏“信心小販”提振股市出籠的第一個交易日，中國股市滬指來到 2149.00 多點十數年來至低，10 日曇花一現上漲，11、12、13 日中國股市繼續下跌……這將全球“信心小販”——中國總理溫家寶在 6、7 日全國金融會議要求“提振股市信心”的講話早已拋到了九霄云外。眾所周知：近 200 年的股市、資本主義證明，這個國家的股市“晴雨表” 正是這個國家經濟大趨勢所指的方向，根爛了絕不可能成大器。

自 2008 年 9 月 15 日全球金融海嘯爆發后，中國經歷了一浪高過一浪的通貨膨脹、房地產高企漲價潮，中國國務院出籠了一系列比“計劃經濟”更加嚴厲的規則，但中國房地產高價、中國通漲卻每每水漲船高，雙雙到達 62 年來歷史之最。中國“信心小販”——溫家寶總理至始致終對“降價”、“提振”都信心滿溢、滿滿而外流，但溫氏全球“信心批發”也無法阻擋中國通漲、中國房地產每每創造中國 62 年的巔峰，也無法阻擋中國股市回到歷史至底。“信心小販”，予溫家寶總理實至名歸：信心比天高，現實如水流，都是中國市場經濟大環境被敗壞使然，誰能阻擋通漲、房地產每創歷史巔峰之作？而 2012 年 1 月 6、7 日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并未釋放出北京準備推出金融大規模、源頭改革行動的信號，正如溫家寶在講話中說： “國際金融危機沒有結束，我們必須……居安思危……我國的金融領域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和潛在風險”，若是相比于貨幣國際化而言，人民幣其實比美元、歐

元有更艱難、有大的根源漏洞、長期沒有的國際空間的生長、長大的生態環境，沒有任何國際化的游戲規則和運行軌跡。人民幣國際化，路途還非常遙遠，根源上還見不到任何邊際…… 據中國有關方面披露資料顯示，深圳珈偉光伏照明擬發行 3500 萬股，發行后總股本有 1.4 億股；銅都閥門擬發行 1900 萬股，發行后總股本 7600 萬股；邦訊技術擬發行 2668 萬股，發行后總股本 1.07 億股；掌趣科技擬發行 4091.5 萬股，發行后總股本 1.64 億股；海倫鋼琴擬發行 1677 萬股，發行后總股本 6699 萬股；廈門精圖信息擬發行 1700 萬股，發行后總股本 6800 萬股；第一拖拉機擬在上交所發行 1.5 億股，發行后總股本 10 億股。這近 10 家新上市公司，公開上市后就是幾萬元人民幣之巨。三新股破發，創20年來新股首日最大跌幅中國上證綜指和深成指 6 日盤中再創階段新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6 日，與加加食品一起掛牌上市的另外兩只新股博彥科技和利君股份也同樣在集合競價階段就破發。截至當日收盤，博彥科技和利君股份分別下跌 9.41% 和 16.88%。深交所公開數據顯示，除了加加食品外，博彥科技和利君股份各有一家機構接盤，分別耗資 393.59 萬元和 1051.34 萬元趁低吸入。而國信旗下三家經常出入新股的營業部這次選擇了割肉離場。囿 2012 年的中國股市第一場財富“餐”，新中國證監會主席大昌利好也沒能帶給中國股市沾上一點喜氣。新股上市，大股東的盛宴，股民們的災難溫家寶出席金融工作會議低，沉寂數月的新股首日破發潮又現，三只中小板新股集體破發。其中，加加食品（002650）（002650） 26.33% 的跌幅創 20 年來 A 股市場新股上市首日最大跌幅。6 日，上證綜指早盤慣性下跌，盤中創出 2132.63 點的 33 個月新低后迅速反抽，轉為紅盤。上證綜指收報 2163.40 點，較前一交易日漲 14.95 點，漲幅為 0.70%. 深成指收報 8634.42 點，微漲 0.40%，其盤中低點 8486.58 點也刷新了 33 個月以來新低。中國股票市場恐慌殺跌氛圍一直濃厚，小盤題材股依然是重災區，農業等大消費概念股再度出現大面積殺跌。此外，新股破發潮愈發猛烈。6 日上市的三只中小板新股加加食品、利君股份（002651）（002651）及博彥科技（002649）均出現大幅破發。加加食品以 26.33% 的跌幅創 20 年來 A 股市場新股上市首日最大跌幅，利君股份及博彥科技跌幅也分別高達 16.88% 和 9.41%。分析人士指出，新股上市首日出現如此罕見的破發幅度，一方面表明市場恐慌殺跌情緒較為濃厚，短期市場風險仍較大；另一方面，新股破發慘烈，或預示著 2012 年充滿著迷亂、矛盾和市場的不確定因素。

據中國股市市場數據顯示，2011 年 12 月以來已有 21 只新股掛牌上市，其中有 9 家上市公司首日破發。不僅僅是高價新股遭遇破發，低價股也同樣滑鐵盧。南通鍛壓發行價僅為 11 元 / 股，首日跌幅達 10.18% ；宏磊股份發行價 12.8 元 / 股，與發行價相比破發 7.81%。截至 2012 年 1 月 6 日收盤，這 21 只新股不僅首日破發的 9 只個股仍處于破發狀態，剩下的 12 只新股中也有 8 只個股加入破發陣營，情況不容樂觀，而且從破發的個股來看，各項公開指標都無規律可循，破發帶有隨機性，大盤虛弱，覆巢之下沒有完卵，未來大盤如果繼續維持弱勢，小盤股繼續殺跌，打新必須特別謹慎。雖然二級市場一直有聲音要求叫停 IPO，但新股發行還是一如既往地頻繁且快速，據普華永道預計，2012 年上海 A 股 IPO 數目有 40 家，深圳中小企業板及創業板估計有 260 家，加上去年就已經通過審核等待上市的企業，今年新股掛牌上市的速度不會減慢，而監管層也未有欲停止 IPO 的跡象，昨日三新股大幅破發也為投資者打新帶來消極影響，未來新股破發或將更頻繁。警惕股災中發新股的后果

三新股全數破發，國信營業部割肉離場 1 月 6 日，因“加加”系列醬油家喻戶曉的加加食品（22.10 -26.33%）首次登陸 A 股，然而在集合競價階段就遭遇破發，開盤跌幅超過 20%，隨后盤中一直橫盤整理。截至 6 日收盤，加加食品收于 22.1 元 / 股，與發行價相比下跌 26.33%，領跌三只新股大勢，這次中國股市打新是真的打到“醬油”。

新任證監會主席呼吁對中國股市要有信心，但是，廣大投資者完全沒有信心，因為中國股市已經陷入相當程度的股災。在國外，政府會采取各種措施救市喊話，這是政府應盡的職責，這與市場經濟、市場調節并沒有矛盾。在中國，新任證監會主席也采取了相應的救市舉措，比如推動戰略投資者入市，提升上市公司分紅水平，打擊內幕交易，完善退市制度等等。但是，這些舉措不見成效。是中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國經濟基本面出了大問題嗎？答案是否定的。比中國經濟基本面差許多的歐美及全世界經濟體，其股價指數都比滬深股市穩健。很顯然，證監會一系列新政回避了滬深股市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是大擴容、高詢價發行新股的機制導致二級市場投資者信心崩潰。這個事實非常清楚，一目了然，有關方面如果對此不信，可以通過多種方式調研舉證，抽件調查也行，抽調投資者投票也可以。但是，令全體投資者傷心、目瞪口呆的現狀是，代表官方媒體的三大報紙，居然用相同的文章觀點，否認大擴容是股市低迷的主要原因。這種否認已經造成什么樣的后果？將會造成什么樣的后果？在過去的八年時間里，特別是 2008 年 9 月 15 日全球金融海嘯爆發后，中國全面收縮了“市場經濟地位”的游戲規則，再加之中國黨政成本屢屢再創成本新高，致中國剛剛初始建立起來、脆弱的市場經濟地位“游戲”玩法，功虧一簣，潰不成軍。2011 年，中國通貨膨脹創 62 年之歷史頂峰，中國房地產創下“改革開放”62 年年來之最，而中國資本股市卻創近 30 年之最低凹，這些都是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異變所導致重創的必然結果，中國資本股票市場怎么不接二連三的敗北、再敗退呢？中國資本股市，也是這個國家經濟、財富方向“晴雨表”的必然大勢所趨。后果 1 是，管理層無視股災現狀，繼續審核發行比二級市場高兩倍左右的價格發新股。新年第一周，上發審委審核的企業就達十幾家，第二周還有

十幾家，而已經審核還沒有發行的企業還有幾十家。這種發行美其名曰“市場化”，中國市場怎樣容得下？其實，在整個體制還沒有完全市場化的情況下，光要求發行新股市場化，這種做法說好聽點是書生氣，說客觀點是不負歷史責任。而不負責的行為最終會受到天災人禍的嚴厲懲罰的。后果 2 是，大量投資者及資金從二級市場流向一級市場和專做上市企業的各類私募基金。中國未上市的企業達幾十萬家，要從這幾十萬家企業進入到能上市的少數企業中，各種腐敗油然而生。全社會憤然指責 " 權貴資本 "，資本市場最活躍的資金、大戶資金、私募資金，都會遠離二級市場，去尋租，去找可能上市的企業等等，證券市場資金的合理、均衡分布格局被打亂。新任證監會主席應當到基層多做調研，這樣才看得清后果的嚴重性。后果 3 是，股災發行新股會激發社會矛盾，富者更富，窮者更貧，引發金融市場動震、社會動蕩，會造成社會中產階層對政府離心離德。如果國家經濟確實發生重大危機，作為國家有閑錢投資的階層，理應為國出錢出力。可是，在國家經濟正常發展情況下，中產階層的合法收入資產正在遭受人為股災的掠奪。這會產生什么后果？這個國家最主流、最代表改革開放、新興生產力的階層，將會對有關部門的執政能力提出追究，并有權要求給予合理回應。中國改革開放 30 多年，最大的是 13 億中國公民都感覺到了、驗證了、加入了，而中國最高層，中共

世界上最糟糕的新股資本市場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等依然是信心滿滿，將中國通貨膨脹、房地產等都領導入中國 62 年了都不曾有過的最巔峰。世界上最糟糕的新股資本市場 A)、發行最多，上市最快的新股發行市場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有入木三分的理解及研究的匈牙利大經濟學家亞努什·科爾奈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地區領導、市長、縣長都非常熱衷于投資，即患有難治之癥“投機饑渴癥”，即像糖尿病和尿崩癥（中醫里稱之謂“消渴”）病人，不停地想喝水，幾乎所有的領導不停地想投資。這在“法制國家”是難以想象，投資失敗就得跳樓自殺（在美國、日本、新加坡都有這樣的歷史見證）。游戲規則，還是游戲規則，在中國社會主義計劃中，投資只有好處，沒有任何風險，責任不大，權利不大，風險也不大。由于搶投資可以催高業績，于是拼命搶投資。現在在中國資本股市（這個號稱全球最好經濟體、中國最“市場經濟”的地方），看到了非常瘋狂地一幕，無論是牛市還是熊市，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拼命地想 IPO 上市，它們中不少人的主觀意愿不是讓公司上市后發揮四大功能：融資、投資、資源最佳配置及有效的公眾監督管理，而只要一個功能：融資、圈錢、IPO 反復發新股圈，增發股圈，發可轉債圈；反正這是它們來股市的最主要目的，而且公司圈完，上市公司持股人，高管到時間紛紛提前下崗，一到時間就象倒垃圾那樣跑股，不顧一切地兌現，“勝利大逃亡”。中國給投資者留下了極深極壞的印象，自己都不自信，不看好，人家怎么投資？ 1998 年，中國大躍進式地上市了 800 家公司，同年克林頓訪問上交所，驚嘆地說：你們發展真快啊！因為美國用 100 多年才上市 800 家（夸耀走了 50、100 年的奇跡），中國僅用 8 年時間就快速趕上來了。陪同的證監會官員聽了臉都紅了；總統是表揚還是諷刺啊！近年來，無論股市走牛還是走熊，新股的發行節奏、速度越來越快，絲毫不顧市場的承受能力。 B）、 “市場化改革”成獨木舟，新股成功為“富一人虧萬人”的“地雷陣”、公開“陷阱”，充滿著全球股市最齷齪的貓膩、尋租、權力、批權…… 中國“股市江湖”謝百三教授無不震驚的分析道： 2012 年的中國股市，新股發行面臨市場有如下情

況：中國不是根源的市場經濟國家，①照搬照抄國外荷蘭式新股競價方式，結果發出很多高價股，難與中國現實所接軌。歐洲市場經濟地位國家，荷蘭式競價在多數法制健全的國家是當然可行的，因為它們是成熟的市場經濟地位做保障；而中國的證券市場是全球最奇異的非均衡、被法制化市場，中國市場內國家股法人股還有 30% 未上市，還在源源不斷、反反復復地套現圈錢；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還根源不能自由兌換，還在一直升值；新股還根源是“中國式”“批權”審核制的結果，不是注冊制、由游戲規則所盡 “玩”；退市制度長期是徒有其名的，近 30 年只生不死、難有生死離別；股指期貨也是裝成資本的“大頭鬼”，有其形卻無其心。中國資本股票市場，這樣兀立凸起的競價，必然是走樣的奇形怪狀，竟出很多高價股，卻跌落成最低的歷史寵兒。非完全市場里搞完全市場做法，注定是資本市場里一場生不逢時、一次接一次的生態災難。 ②與全球主要市場經濟地位國家相比，中國市場化發新股，大多數會套住投資者，致普眾、大面積人于虧損之災。由于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升值貶值一昧靠人為“權力”掌控），國內 M2 高達 80 萬億，M2/GDP=200%（美國僅 65%），非流通股還有 30%，因此，除銀行，保險股外，（盤子權重太大，鐵板一塊）；大多數股價都比國外高，等以后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國家股法人股全流通，這些高價發的新股就全會跌下去，無論是套誰，總體上是套我們股民，這是明擺著的，周小川近日說：正在探索人民幣國際化道路，這一早晚會到來的。管理層怎么忍心讓投資者服這種明擺著的高價毒藥呢？請看現實的真人數據：2011 年發了 282 家新股，破發 71.98%，達 203 家之多，套了多少中小投資者啊！真是害人不淺啊！有的跌了 10%-50% 啊！中國人講：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啊 ! ③“富一人虧萬人”，管理層怎么會做如此不得人心的事呢？證監會主席是可以調去當銀監會主席的，當中央央行行長，可以以后當副總理、總理的，而現在搞選舉制；總該得人心者得天下吧；魏征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水就是百姓，就是公民大眾啊！你現在的發行新股制度，“市場化”發行，整個中國的“市場經濟”規則卻大環境收縮，資本股票發出很多高價股，使上市公司老板一個人，一個家族幾天就豪取了幾億幾十億，暴富了！而使幾萬幾十萬投資者深深套牢，虧損，巨虧；這種情況，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這種態勢，遭遇金融海嘯的美國沒有，遭遇主權債務危機的歐元區也沒有，而美國總統奧巴馬敢這樣指揮股市嗎？臺灣馬英九、宋楚瑜敢嗎？而中國證監會、交易所領導怎么就敢呢？你不想上升了嗎？你們不怕失人心嗎？就是好干部，朱镕基、仇和會做這種一人笑，萬人罵的蠢事嗎？郭樹清新主席總該想想來日吧！ ④基金全面虧 20%，與打新股虧損關系很大，基金競價者會不會受賄呢？中國百姓們百思不得其解，新股發行價都是幾百家基金及證券公司荷蘭式競價出來的，怎么會競出高市盈率的新股呢？一動就是 40 倍、50 倍。這樣的高臺之下，豈有空間和成長的余地？基金派出去的競價的人會否和上市公司有貓膩呢？會不會出現中國足球隊的尋租腐敗呢？你給我競高價，我送你 50 萬——100 萬呢？反正你又不是自己的錢，是基民、老百姓的錢啊，管他虧盈與死活呢？基金競價者的行為非常不正常，非常可疑。他們買的新股要三個月后上市，明擺著比老百姓網上買的還危險，但它就是會出高價，一個衛星石化，在如此熊市下竟競出 40 元，機構申購倍率僅 2 倍；誰們干的，得了什么好處？當然，這只是一種懷疑與猜測，就像當年我們看陸俊吹哨，出紅牌，總覺得怪怪的，哪里不正常。希望證監會、公安部查查看。美國對證券業犯罪是判得很重的。2011 年基金全部虧損，平均虧 20%，最好的虧 7% ；里邊沒有打新股虧損的，現在有一家基金公開宣布不申購新股了，這是清明廉潔正直的表現。 ⑤聲明狼藉、臭名昭著的市場化改革，三大證券報還在自吹自擂堅持所謂“光榮孤立”，令人厭惡。這種天下罕見的批發價高于市場價，小豬貴于大豬的違反經濟市場規律的新股發行，實際上在全國人民的眼中都已經是聲名狼藉，像一個個要傷人殺人的地雷，傷人套人的陷阱。請看 2012 年以來的新股。本周五新上市的三個新股全面破發，最少的跌 3 快，多的跌 7 塊，投資者在上市公司老板的狂笑中一片哀鴻，咬咬牙忍痛割肉。就這樣一個對老百姓沒有善意，沒有共產黨的愛民之心，丑惡的新股發行市場，三大證券報還在那里堅持所謂的光榮的孤立，刊登和他們意見相同的武漢某教授水平很低的文章。建議他們到此為止吧！搞搞民意調查，有誰能接受這種超經濟的掠奪式的發行，再這樣搞下去，好端端的三大證券報也在老百姓心目中成為詭辯的媒體，成為被人們唾棄的媒體，應該趕快改正，

立地成佛。 C）、中國資本股市的來日：①在中國股市隨經濟下行，呈熊市狀時，停止或減緩發新股上市新股節奏。現在在 2000 點附近，可以考慮停發了； ②停止聲名狼藉的、臭名昭著的“市場化”新股發行改革，像周正慶時期與周小川后期，參考國際市場上一個價，比如某行業 15 倍市盈率，就 15-16 倍發。（市場認為是一、二級股市都做的，一級市場盈利之來補二級市場虧損的。它是一種自然補充調節機制）。其實“市場化改革”是 2000 年香港梁定邦顧問提出來，結果一年多募走資金 680 億后，被當時證監會周小川主席果斷停止了，但“市場化改革”決不能行“獨木橋”，不能與中國經濟大環境相向，更何況中國還要重犯十年前的錯誤呢？③ 對全國投資者來一個民意調查，看看多少人贊成這種“一人笑萬人哭”的新股發行改革；④立即對上市公司及基金公司競價人進行法制教育。千萬不要讓尋租長大成材，不要為了幾十萬而故意報高價。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當年多少受人尊敬的足球裁判陸俊、運動員申思，現在已陷入千人恥笑之境地；從此告別足球生涯了。共和國元帥陳毅說： “惡有惡報、善有善報，不是不報，時間不到，時間一到，一定全報”；⑤把荷蘭式競價立即改成美國式競價；即你報多少價，就賣給你什么價，你競 60 倍市盈率就給你 60 倍價。結果基金競來了一批高價虧損新股，必然巨虧。基金公司就會追查競價個人責任。誰還敢營私舞弊、收賂尋租呢。同樣是市場化，為什么不學美國呢？⑥讓責任人或其代表直接投票競價，如股民一起直接電腦投票，基民代表投。現在基金及證券公司代表，自己沒有利益，錢全是老百姓的，怎么會有責任性呢；⑦三大證券報不要再為這種沒有善心，惡意圈錢，不顧廉恥、名聲很壞的新股發行制度唱贊歌了，把自己極低名聲也搞臭了，還有幾個股民要看你這些文章。溫家寶首赴、也是最后一次參加全國金融會議 2012 年 1 月 6、7 日，是溫家寶罕見出席、并率領全部經濟官員參加“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溫家寶對今后一個時期金融改革發展作出溫氏“信心小販”的部署：（一）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更多優質金融服務。金融行業要大力提升服務功能，擴大服務覆蓋面，加大對薄弱領域的金融支持。重點支持經濟結構調整、節能減排、環境保護和自主創新，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特別要加快解決農村金融服務不足、小型微型企業融資難問題；（二）深化金融機構改革。著力加強公司治理，形成有效的決策、制衡機制，建立規范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推進股權多元化，切實打破壟斷，放寬準入，鼓勵、引導和規范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參與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改制和增資擴股。政策性金融機構要堅持以政策性業務為主體，明確劃分政策性業務和自營性業務，實行分賬管理、分類核算。國家開發銀行要堅持和深化商業化改革；（三）加強和改進金融監管，切實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銀行業要建立全面審慎的風險監管體系。證券業要完善市場制度，強化行為監管，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保險業要加強償付能力監管，完善分類監管制度；（四）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當前我國政府債務總體安全、可控。要綜合施策、標本兼治，妥善處理存量債務，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將地方政府債務收支分類納入預算管理，構建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控制和風險預警機制；（五）加強資本市場和保險市場建設，推動金融市場協調發展。促進股票期貨市場穩定健康發展，堅決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建設規范統一的債券市場，積極培育保險市場；（六）完善金融宏觀調控體系，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監管政策、產業政策的協調配合，有效促進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七）擴大金融對外開放，提高資源配置能力和金融安全保障水平；穩妥有序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提高外匯儲備經營管理水平。深化內地與港澳臺金融合作，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積極參與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八）加強金融基礎建設，改善金融發展環境。加快制定完善金融法律法規，建立金融業統一征信平臺，完善登記、托管、支付、清算等金融基礎設施，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此次會議要求，要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從多方面采取措施，確保資金投向實體經濟，有效解決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堅決抑制社會資本脫實向虛、以錢炒錢，防止虛擬經濟過度自我循環和膨脹，防止出現產業空心化現象。象全球金融海嘯一來治理中國通漲、中國房地產猛漲、中國股市猛跌等等一樣，全球“信心小販”溫家寶已經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實踐中國金融、貨幣、證券等來建樹一個良性發展的生態市場經濟大環境，八年不能是，還有三個月又能怎么樣？溫氏任

總理八年，這八年是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環境最最吃緊、又最匱乏、無法與大多數市場經濟地位國家兼容的八年。中國通貨膨脹創 62 年置頂、中國房地產創 62 年新高、中國股市是近 30 年來最低谷等等，就是溫氏國策實施的最好、歷史的印證。中國資本股市市場：在 2012 年新年之際—— 剛過一周，實際上又是一根下跌了 60 多點的周陰線，逆全球股市而大跌，到了 2100 點關頭，令人遺憾，令世界唏噓，令中國人寸心肝斷，最主要的是經濟還在下行，08 年搞的“鐵公雞”，三分之一停建了，房地產市場一片蕭條，經濟的復蘇還看不到晨曦。和美國的情況正好相反，而美國的經濟好像有復蘇的跡象，剛剛滿 10 多歲的歐元區也絕不會“幼老到死”。而中國幾乎所有的新股都是以破發開局，給以 30 年利好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歷史的壓力，一級市場不好二級市場會好嗎？有人認為逼著新股個個破發，可以把打新股的資金逼進二級市場，其實這也是癡心妄想。實際上現在到了停發新股的節眼，拯救股市，力挽狂瀾的時候了，但是人們換找不到這樣的蛛絲馬跡。新“頭”郭樹清主席在回答中國記者提問要不要救市的問題時強調說：股市有自己的規律，新股發行不會停。什么是股市規律？什么又是一個國家的資本環境？遵循股票市場規律、建樹資本價值生態環境，中國股票資本市場能是今天這樣嗎？！（作者系《國情內參》首席研究員）

新任證監會主席郭樹清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

焚書已種阿房火，燒報徒現驢技窮 ——評毛左份子燒南方報紙的惡行（四川）嚴家偉

繼北大孔慶東“叫獸”2011 年 11 月 7 日在電話中大爆粗口，以“三個媽的”的下流話謾罵《南方人物周刊》采訪記者。從而引起網民圍觀萬人聲討后，僅僅過了十天，一批毛左份子做出了更加狗急跳墻的大動作。在山西太原與河北石家莊相繼出現—小撮毛左份子集中收集南方報業旗下的多個雜志、報紙，公開進行焚燒。在山西太原的焚燒現場，更有毛左份子打出橫幅“為了中華民族，火燒漢奸媒體南方報系”。與此同時，毛左份子的大本營與喉舌的“烏有之鄉”網站接連發表文章大肆鼓噪。一篇署名所謂“山西愛國群眾”的文章表示“今天這些漢奸集團在其主子美帝國主義的操控下，在神州大地上肆意橫行，視我黨的宗旨于不顧，歪曲歷史，捏造謊言。”另外一篇標題為《燕趙兒女怒燒漢奸報》的文章則稱“南方漢奸報系，向來以攻擊中國共產黨、篡改中國歷史、惡毒攻擊人民領袖、大肆販賣普世價值而臭名昭著”。單從這些蠻不講理充滿獸性的暴力話語里人們就不難看出，這是—批文革紅衛兵的余孽殘渣在興風作浪。單看其開口就是什么“山西愛國群眾”，閉口又是什么“燕趙兒女”，實際上就是那么幾個跳梁小丑。正如—位網民嘲笑的“其人數還沒有— 家手機店開張搞打折優惠銷惠時的顧客多”，真是生動而又形象。這就是文革時紅衛兵動不動就是什么“首都革命群眾”、 “億萬工農兵兒女”一類假話、大話虛張聲勢，借以嚇人伎倆的翻版。也是某些人張口就要“代表十三億中國人民”的“優良傳統” 的繼續，實在是可笑又可憐。接下來再看這伙人給南方報業制造的“罪名”，也是當年文革時信口開河隨意裁誣的那—套。一曰

“漢奸”。這是一個過時而陳舊的誅語，除了有大規模外敵入侵的戰爭年代，在國內和平時期，這個詞往往只能是煽動中國各民族間族群對立、仇恨，推行大漢族主義而用的罪名。這伙人也許會說“我說的‘漢奸’就是賣國的意恩”。好！那么請問這些毛左份子，南方報業幾家媒體，幾個文人書生，他們誰有本領把中國東北三省中的哪塊領土“賣”給俄羅斯，或者把云南老山地界中哪片地方“賣”給越南？他們就算有這么“壞”，也沒這能耐。正如— 首流行歌曲唱的“愛情不是你想賣，想買就能賣”，這“賣國”你沒那“能耐”，就更不是想“賣”就能“賣”。真有這“能耐”的，你幾個毛左份子看見了，知道了，嚇得屁也不敢放一個。也許這伙毛左份子又會說“我說的是他們的言論是賣國行為”。這又回到你們當年文革搞的言論、思想罪了。可就按你們那一套，毛左份子能指出南方報業旗下哪份報紙曾說過釣魚島“不是中國的領土”，或南海中哪個島嶼“不是中國的”？你毛左份子能舉得出嗎？在此，筆者卻可以向你們指出，你們的“人民領袖紅太陽”才不止一次對日本人說過“要感謝日本人救了中共，沒有抗日戰爭，中共很難那么快就奪取全國政權”。這些話都白紙黑字印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4 年版）上。這就是你們的“人民領袖”的“最高指示”，不知毛左份子們是如何來界定“漢奸言論罪”的。接下來再看這些毛左份子給南方報業定的第二條“罪名”是： “南方漢奸報系，向來以攻擊中國共產黨、篡改中國歷史、惡毒攻擊人民領袖、大肆販賣普世價值而臭名昭著”。這條“罪名”聽起來很嚇人，實際上是根本不值一駁的。中國共產黨不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過就是一個政黨，一個代表某些人政治利益的一個集團，不是上帝，也不是真主。它目前在中國執掌了政權，它就得接受納稅人的監督與批評。這一點連中共自己也得承認（至少口頭上得承認）納稅人有這個權利。那么作為新聞媒體的南方報系對這個政黨為何不能監督批評？一監督批評貴黨的某些官員的錯誤就叫“攻擊”，這是哪來的混帳邏輯？我們不妨來聽聽你們的老祖宗馬克思是怎么說的。早在 1849 年，馬克思在針對《新萊茵報》的審判法庭上，就曾明確指出： “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耳目，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萬應的喉舌”。如按這些毛左份子的邏輯，豈不是你們的偉大導師卡爾 . 馬克思先生也在“煽動反黨”，成了你們所謂的“漢奸賣國賊”了嗎？如果你們這些左派先生們認為南方報系上的哪篇文章是你所謂的“篡改了歷史”或“散布了謊言”，你們也可以針鋒相對地提出你們的觀點，擺出你們的事實，與之論戰呀。現在你們什么事實也擺不出，什么道理也沒有，就只會一味亂罵。罵完了還嫌不夠，耍起了令人不齒的流氓手段，效法你們的封建老祖宗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壯舉”。但可惜的是這幾個小丑手中還沒有殺人刀。于是無法“坑儒” 便進行焚書燒報。這不僅表現出你們極端的怯懦與卑鄙，更顯示出這伙人十分的愚蠢。這不禁使人想起了《紅樓夢》中那位賈政老爺的小老婆、猥瑣的趙姨娘，她因為恨鳳姐，恨寶玉，又拿人家沒辦法。便做了幾個假人兒，寫上鳳姐與寶玉的生辰八字，然后用鐵針釘在這些假人兒的身上。據說對方就會患病甚至死亡。這就是一種所謂的“巫術”。現在這些自稱“革命左派”的先生們，竟然向趙姨娘學習，祭起了巫術一類的“法寶”，以為把人家的報紙、刊物拿來一燒，人家就會“觸霉頭”、“倒運氣”就會一蹶不振了。實在愚昧得夠可憐的。更可笑的是這伙毛左份子還把“大肆販賣普世價值”變成一項“罪”名，來作為他們燒南方報刊的“理由”。眾所周知所謂普世價值觀，就是當今世界文明人類普遍認可并倡導的自由、民主、人權等憲政民主的觀念。這是文明人類共同的寶貴精神財富。只有那些極少數堅持一黨獨裁專制的新、老法西斯份子，才會對普世價值恨得要死，怕得要命。現在他們竟然說“南方漢奸報系”是在“大肆販賣” 普世價值觀，好像十惡不赦似的。可是他們似乎忘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毛澤東與當時的中共，卻

幾乎每天都在他們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等報刊上不遺余力的大肆宣揚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觀，稱贊“美、英是當今世界公認的民主國家”。高呼“—切要民主”，向美英學習。因而獲得當時不少中國熱血青年的熱烈向往與贊同。甚至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為中共奪取政權而奮斗犧牲。這些歷史資料被笑蜀先生編成一冊，書名就叫《民主的先聲》。但付梓印刷出版后，卻不知為什么，本來應為當年發出這些民主的吶喊而驕傲的中共，卻將該書列為禁書加以查禁。已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現在這伙毛左份子更稱“販賣普世價值”為“臭名昭著”。請問這將置貴黨和你們的“人民領袖”毛澤東先生當年的宏論崇議于何地呢？毛左份子燒報的倒行逆施，理所當然激起—切有良知的中國人的憤怒。于是有人提出將一貫撒謊的《人民日報》也大量搜來付之一炬，以回應毛左份子的猖狂。此言雖也在理，但筆者卻以為大可不必。因為毛左份子燒報是因為他們畏懼南方報系在群眾中深受歡迎，影響巨大，才不得不出此下策。而一貫說謊話、打官腔的人民日報，則根本沒有市場，廣大民眾看都不屑—看，根本談不上有什么影響。以至人民日報每年、每季必須以強行攤派的形式，強令各機關，工礦，單位，團體訂閱。稱為“政治任務”非訂閱不可。至于市面上普通售報亭、報攤，由于無人買，經營者極少有賣的。筆者曾在— 些大、小城市作過調查，幾乎就沒有零售的人民日報。你想去買來燒也無處去買。這真是一則絕妙的黑色幽默！其實從古到今的獨裁專制者，都迷信可以用暴力加欺騙的手段來控制民眾的思想。秦始皇以為把書—燒，把天下的兵器一收繳，他就可以靠武力“維穩”和禁錮思想而達到天下太平，其皇位便可傳之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結果他“老人家”還在位上就差點讓張良—鐵椎給“報銷”了，而其尸骨尚未寒，秦王朝便在“第二代”的手上壽終正寢。秦王朝最大的面子工程 ---- 阿房宮也被那并不讀書的項羽先生—火而焚之。故后人嘲之曰“焚書已種阿房火，收鐵還留博浪椎”，“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今天的那些左派先生們，還在以抄襲焚書之術來燒報，認為以此便可為“維穩”立下汗馬功勞，比之其前輩只能是“一蟹不如一蟹”，留給人們的只是一副黔驢技窮的可憐相而已。 2011 年 11 月 26 日完稿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

行政權力相對分離不是改革方向（武漢）喬新生

《北京市關于進一步加強廉政風險防控管理的意見》提出了行政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相對分離的原則，計劃用五年的時間初步建立規范權力運行的三大體系。這是繼深圳市之后，我國主要城市在行政權力相對分離改革方面邁出的重要步伐。作為一個長期從事廉政研究的學者，筆者不無遺憾地指出，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改革實踐上，都充分證明，這樣的改革思路是錯誤的。這樣的改革非但不能解決我國行政腐敗問題，反而會滋生出更多的矛盾，從而降低我國行政效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的行政管理系統，與三權分立體制下的行政管理系統是完全不同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的行政管理系統是一個純粹的執行系

統，重大事項必須交由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作出決策，這既是我國憲法和法律規定的一般原則，同時也是我國政治制度得以落實的具體表現。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機關，各級政府只能在人民代表大會的領導和監督下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當前我國行政決策權力過多，是因為人民代表大會還沒有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隨著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完善，行政機關獨立決策的事項將會越來越少，因此，根本沒有必要在行政機關設立專門的行政決策機構，因為這樣做不僅會直接或者間接架空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而且更主要的是，會導致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更加紊亂。為了提高行政效率，各國普遍實行首長負責制。換句話說，行政首長負責制是各國行政法律制度的常態，也是我國未來行政體制改革的方向。行政首長負責制的基本含義就在于，行政首長必須對行政系統的所有事項負責。行政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對分離，實際上是淡化行政首長負責制的表現，它可能會導致行政首長職權過于分散，還可能會導致行政機關內部不同職能部門之間相互扯皮的現象更加嚴重。將一個高度集中統一的行政系統拆分為決策機構、執行機構和監督機構，不僅在技術上增加了不必要的環節，而且更主要的是，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行政首長作出決定，職能部門應當雷厲風行，如果出現問題，行政首長負責承擔所有的責任。如果把行政首長的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分離開來，那么，有可能會導致互相推諉的現象發生。可以設想，如果把行政系統拆分為行政決策、行政執行和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行政監督機關，那么，行政首長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呢？如果僅僅是一個協調人的角色，那么，行政首長如何向選民負責？如果行政首長對決策、執行和監督負責，那么，所謂形式上的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分離還有必要嗎？這些年來，我國在行政體制改革方面走了不少彎路，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們不了解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深層次含義，在行政體制改革方面原地打轉，而沒有強化行政機關的執行功能；另一方面則是企望通過內部的技術性改革，達到反腐倡廉的目的。反腐敗的經驗和教訓表明，行政權力相對集中會產生腐敗，但是，行政權力相對分散也會產生腐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行政權力相對分散可能會產生更大的腐敗。現在一些項目需要不同的行政部門審批，企業為了加快行政審批的步伐，不得不通過非合法的途徑提高效率。這是我國行政權力過于分散造成的惡果，也是我國今后行政體制改革應當克服的現象。不用懷疑北京市在加強廉政風險控制防范方面

所作出的努力。但是，我們必須深刻地意識到，在一個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國家，只有充分發揮人大代表的作用，將重大決策事項交給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作出決定，才能有效地防范行政腐敗問題。可以設想，如果重大人事任免必須提交人民代表大會，政府提名的候選人必須到人民代表大會接受人大代表的質詢，那么，有關人事任免的腐敗現象就會減少。現在一些地方重大項目決策強調行政主導，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根本沒有發言權，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實行行政權力的相對分離，也未必能夠從根本上解決投資腐敗問題。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不僅僅包括決策權力，還包括對政府的監督權力。我國各級人大常委會監督法明確規定，人大常委會行使集體的監督權力，各級人民政府及其職能部門都必須隨時接受人大常委會的監督，在行政機關根本沒有必要建立獨立的監督機關。如果行政機關不能很好地貫徹落實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各項方針政策，或者行政職能部門在執行首長的命令時拖拖拉拉，那么，依照我國現行的法律規定應當追究行為人的行政責任。行政機關為了進行效能改革而設置的督察機構，應當對行政首長負責，它們沒有也不可能獨立于行政首長存在。可以這樣說，行政首長在行政系統中既是決策者，又是執行者，同時還是監督者，如果行政首長不能帶領團隊很好地落實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各項決議，那么，行政首長應當辭職。現在我國行政權力膨脹的現象越來越嚴重，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權力被削弱的現象越來越明顯。這不是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方向。行政體制改革應當以強化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監督為前提，在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基礎上，通過明確行政權力，提高行政效率，增加人民群眾的滿意度。行政機關內部存在的問題不是權力過于集中的問題，而是權力被濫用的問題。如果認為權力相對分離就可以解決權力濫用所產生的腐敗問題，那么，就會“按下葫蘆浮起瓢”，滋生出更多的腐敗問題。深圳市實行行政權力分離之后，仍然出現了重大腐敗案件，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行政權力相對分離根本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途徑，而要想從根本上遏制行政腐敗問題，必須強化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作用，進一步完善人大代表選舉制度，讓那些德才兼備的社區居民當選人大代表，并且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監督行政機關的各項活動。

北京市人大

( 喬新生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廉政研究院教授院長 )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

政体转型与公民政治社会（广东）郭飞雄

1，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公民政治社会强劲崛起，乃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这一历史性局面，超出了过往一切历史经验和危机革命教条。 2，维权运动遭遇之酷烈为世界第三波民主浪潮所罕见，其波澜壮阔，表现出典型的大国转型的特征。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历经传统皇权统治、近代西方文明冲击、民主政治和极权主义的交叉实验，它的历史性转型，将是一出无法事先想象的复杂、雄伟的史诗。 3，为何打压越酷烈，维权运动越升级？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的问题。运用掐尖战术、反恐式定点清除等扼杀在萌芽状态的传统战策，基本无法、反而反向助推自由民主维权运动对中国社会纵深动员，走上历史的舞台。旧思维对此大为迷惑不解，这是由于它没有了解到维权运动的历史性基础和发明创造的缘故。 4，80-98 历代民主运动的悲壮层叠累进，89 学潮巨量血酬悲情与启蒙，自由主义理论在与新左派论战的掩护下凯歌般的传播，一道铸就了公民社会的政治信念基础和理论基础。而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导致的个人实力普遍的崛起，从物质力量层面拉开并支撑了一个多元扁平的民间社会。 5，中国大陆机器社会长期高速而不公正的经济增长，将民众尤其是底层农民和中层知识者的利益与情感不断地撕裂。现代市场社会与后极权政治的反复摩擦，底层民众遭受的官僚特权等级的强暴掠夺，都使法律服务成为中国社会极为稀缺、需求极旺的民间公共产品。 6，普世理想之光的传播及个人实力的普遍崛起，必然导致人民主权意识的普遍崛起；西学东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恢复，以及基督教和佛教的迅猛

发展，促成了极权主义的伪善道学与冷血集体主义的消融，必然导致人民良知意识的普遍崛起；自由民主抗争维权的艰难悲壮实践，必然导致人民血性担当意识的普遍崛起。 7，参与营造公民社会的自由思想基础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源泉，78 之后复兴的文艺运动。诗歌小说的本质是自由的，它们伤感柔软的情愫取向，与极权主义的坚硬冷冰乃是完全异己隔离的。人文主义是自由主义天然的盟友。80 年代以新老右派作家为主体的诗歌小说，从情感角度加强了我们对自由和权利的美学偏好。 8，维权运动的本质是推进普遍规则的转换与生成，它不仅指向底层救援和保护自由斗士悲壮探索，且基调是将对中产劳动阶层（包括知识界实业家等）的自由权利肯定引申为全面共享的蓝图。通过促成“劳知资三合一”，克服了过往抗争的边缘性，成功帮助底层民众和自由民主斗士过渡到规则创制和民间政治生活主流。 9，专业化时代，中产主流时代，求稳怕乱时代——这是我们时代基本社会心理框架。维权运动的创造性就在于顺应了民众的权利诉求和基本心理定势，在抗争保守二者间实现了微妙平衡。通过微型波荡而非大冲突，它不断扩展卷入漩涡的阶层，在经济高速增长统治者以为高枕无忧的年代成功找到了纵深的社会动员机制。 10，对自由民主法治生活的认同与渴望，是全社会的共识。将子女送往国外而在国内大肆打压施暴的当政者，并非缺乏此类共识，而是为个人和集团私利，故意用暴力维系谎言，推行谬误的意识形态，维系后极权统治。但老套路业已走入死胡同，中国政府内部一些改革家正逐波产生良心起义、信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念皈依和机会投资新概念。 11，主张稳守专业是耻辱么？维权运动就应当背靠专业性而继续推动对高度专业阶层的良知启蒙参与动员。主张欢迎改革和改革家是耻辱么？这是自由主义的多元宽容思想本质要求，寻求和当政者内部改革家事业家的共识，以最大限度（当然不是最大可能！！！）地避免必然到来的转型的震荡和血腥，乃基本的政治正确。 12，改良改革革命之争是康有为孙中山年代和 1920 年代旧话题，置诸今日属低学术性质。辛亥革命已充分证明三者在根本道义和操作实践中的高度协同。对当今而言，只用一反证法便足以说明此义：自 98 以来，中国政治几乎极少改良，更多后退，因为极权主义明白：真诚的政治改良几乎无法遏制地通向根本变革。 13，没有人愿意过一种被奴役和被精神控制的生活，极权实验溃败后的政体转型是中国历史的宿命。政体转型 = 自由民主革命。有三种相关而递进的革命概念：1，主动改革是一场革命，就其实质乃制度转型而言。2，和平演变，东欧式。3，暴力革命。面对持续加强的大规模的屠杀，人民有自卫的权利和起义的权利。 14，我们是否有权把“制度转型”这一革命的本质含义与极具浪漫解恨意义的革命冲动捆绑在一起，等而同之，而后以“革命”的天然政治正确作为大棒，去敲打或者横扫主动改革希冀者，进而在局势更加激切之际，放纵地敲打或者横扫和平演变希冀者？极权主义是不宽容、不理性的，自由民主主义理当反道而行之。

2011年郭飛雄出獄後的照片

15，我所论述的“革命”的本质定义，定位在变革的终极目的——政体转型上。而眼下的多数争论，似乎都集中在讨论“手段的暴烈与否”这一点了，是否有些被极权革命思维定式所诱导，偏离了学术的本源？ 16，“告别革命论”显然没有脱离“手段关注导向”，未能涉及革命的本质。但它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久经战乱的民族对暴力的恐惧和厌恶。当其在 1990 年代初期人们将“革命”笼而统之理解之际，有其本体层面的质感和片面深刻。 17，政体革命论可以而且应当容忍似乎有些片面的、仅属手段关注导向意义上的“告别革命论”。同时在民众日益不耐烦、自由民主逐渐成为民间社会主流话语的今天，真正的自由主义应当适度地自我暗示，稍稍遏制一下维权阵营中局部性的手段偏好式的浪漫主义美学情调。拜伦式过度的激情往往具有破坏性。 18，人民主权是今日中国最大的共识，全民求变是当今民众最大的情绪。“民间政治共同体”应当尝试，在全民情绪和全民共识二者之间，构筑一条建设性、可成事的桥梁——不管局势发生任何变化。在必然到来的政治转型之路上，自由主义不仅要和老左新左竞争，而且要和威权主义、普京主义竞争。 19，情绪往往是未来社会变动的先导。受损民众的情绪骚动，知识界的改革已死的情绪表达，都具有高度的含金量。但真正的政治转型，不仅源于中产和底层民众求变力推，而且源于上层精英厌恶了旧式游戏规则。所谓合力，必定包括不那么“美学”、不那么“纯粹”的改革者、事业家、机会主义者的分力。 20，中国历史真正的力量往往藏在水面以下。体制内部皈依自由民主信念的力量非外人可以揣测，否定全民高压下的主动改革、即有序的政体变革的可能，似乎有些武断。历史往往会超出我们的意料。然而，任何有序政改都必须顺应人民主权的大势，否则必定会催化本可避免的社会大动荡。 21，最终转型是介于有序改革与和平演变之间，还是介于和平演变与暴力革命之间？根据目前掌握的资讯，似乎无力予以清晰判断。偏好有序、厌恶血腥的思想者是否注定要沦为光荣孤立的少数派？无论如何，佛教所启示的大慈大悲大宽容、给所有人以出路、放弃报复而达成大和解的思路，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

從“骨子里熱愛黨”與“道德滑坡”想到的 ——讀報有感（北京）曉明

廣東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大省，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髙速發展，為全國作出了榜樣；但，伴隨而來的是除了腐敗官員走馬燈似的“你方唱罷我登場”外， “一切向錢看”而造就的“誠信危機”、“道德滑坡” 更是層出不窮，使人眼花瞭亂，思緒萬千。據《廣州日報》2011 年 10 月 28 日報道：廣東省中山市原女市長李啟紅，因犯受賄罪、內幕交易罪、泄露內幕信息罪而被判刑 11 年，沒收財產 10 萬元，處罰金 2000 萬元。在法庭上李啟紅痛哭流涕，聲稱自己“是從骨子里熱愛黨的，我身上還有許多好的品質”，“想不到判這么重”。又據早前媒體的報道： “10 月 13 日晩，廣東佛山市南海區黃岐廣佛五金城，一輛面包車撞倒一

《廣州日報》報道李啟紅被判刑11年

個兩歲多的女童小悅悅，司機逃之夭夭；隨后女童又被另一輛小貨車再次碾壓。在長達七分鐘的時間里，共有十八個人從她身邊走過卻無一人伸手援救，直到一名拾荒阿婆的出現才救起了女童送醫院急救，經搶救無效，10 月 21 日零時 32 分離世”。看了這兩則內容不同而又使人震驚的報導，人們會有何等樣的感想呢？表面上看這雖是不同內容的兩件亊，但它所反映出來的社會本質問題卻是一致的，都曝露出了我們這個社會存在著嚴重的問題，這是所有的中國人都會為之憂慮和深思的社會根本問題。就第一篇報道而言，李啟紅受到法律懲處那是她罪有應得，只是判 11 年有期徒刑她就喊冤，說什么“想不到判得這么重”，這是不會有人同情的。但，她所說的“從骨子里熱愛黨”，聲稱自己“身上還有許多好的品質”則是令人深思的問題。李啟紅在參加工作后，在爬上領導職位之前也許身上是有許多“好品質”的，只是一旦大權在手這種“好品質”就變了，失去了監督的權力那是什么壞亊都可以干得出來的。到了要受到法律懲處的時候，她企圖以“從骨子里熱愛黨”，“身上還有許多好的品質”來求得法律的寬恕則是枉費心機的。然而她的這些話卻是她真實思想的流露，正是因為她是“從骨子里熱愛黨”， “身上還有許多好的品質”，她才有“資格”、有“能力”、有“膽量”進行種種經濟犯罪，一般人那是望塵莫及的。和許多貪腐官員一樣，李啟紅說的是真話。人到危難之時往往會吐出真言，是完全反映出當今社會現實的真言。類似這樣的真言，改革開放以來懲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處的貪官們說的是太多了，隨手拈來就會有不少，如：浙江省杭州市濱江區原區委書記尙國勝，因賣官受賄，在受到法律懲處后曾說： “不花錢當個小科長叫我看看，真有那本亊，我喊他大爺”。云南省麻栗坡縣原縣委書記趙仕承說： “我在縣委書記這個職位上，在時下的社會環境中，不犯罪是不可能的。因為我除了有自己的價值理念，還有一個眾人實行的潛規則”。廣東省茂名市原市委書記羅蔭國說： “要說我是貪官，說明官場的人都是貪官。憑什么專整我？真讓我交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把茂名官場翻個底朝天。中國不就是腐敗分子提拔腐敗分子，腐敗分子反腐敗嗎？” 甘肅省隴南市政協原副主席任登宏說： “這些年社會上存在著一些消極腐敗現象，我身邊不少有點實權的大小人物都在撈錢，就像老百姓形容的那樣‘無官不貪，無官不腐’。看到這些，我錯誤地認為腐敗已經成為不治之癥。” 2009 年 6 月，鄭州市須木鎮建設經濟適用房的土地被開發商建了別墅和樓中樓，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面對記者的質疑，反向記者質問到： “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 ——等等，還有許多許多，無須再舉了。這些都是真實的大實話，這個社會的現實確是如此的。當今中國官員的貪腐，已經成了中國社會存在的一個大毒瘤，任你怎么樣的反腐敗，怎樣的懲治腐敗官員，腐敗是照樣的橫行無忌，照樣是“前腐后繼”，真是“野火燒不盡”，不等春風吹它就會一批又一批地生長出來了。李啟紅的貪腐絕非特例，她和其它許多貪官一番發自內心的直白也都是真實的，以往許多貪腐官員在受到懲處時都曾有過類似的直言，許多人還是 “三講”過關的優秀黨員領導干部 , 這是中國人早已司空見慣了的、不足為怪的亊情。也許正是因為有了這些，他（她）們才有貪腐的資本，才會肆無忌憚地貪腐。中國每年有多少腐敗官員受到懲處的？改革開放以來懲處了多少腐敗官員？雖然未見有關部門公布統計數字，但可以肯定的說這樣的數字絕對會是世界之最、會是一個震驚世人的數字。尙未暴露的腐敗官員有多少，老百姓當然是不可能知道的；但從社會輿論和社會民意的普遍反映來看，也許會是一個更大的數字。只是由于種種原因，這些腐敗分

子一時難以被揭露出來吧了。就以廣東省來說吧，從改革開放以來，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初，這里處決的第一個貪官是海豐縣委書記王仲。他最初收受的賄賂只是一臺 17 英寸的黑白電視機，那是當地一個公社廣播員送的。 1979 年這名廣播員為了去香港，向縣里寫申請報告，王仲作為縣委書記批準了他的申請報告，收受了這臺電視機。初次嘗到甜頭后，王仲便開始了大量收受、索取港商的電視機、收錄機、電冰箱，然后轉手賣出牟利。另外當時沿海走私販私猖獗，王仲又利用職權侵吞已經被查獲的走私物資，金額達到近七萬元，這在當時來說已經是一個驚人的數字了，王仲最后被依法懲辦，1983 年 1 月 17 日被處決。從此時開始，廣東省因經濟犯罪、腐敗而落馬的官員人數越來越多，涉案的金額也越來越大。僅概略的統計，受到法律懲處或黨紀政紀處分的髙官就有：省人大副主任歐陽德、于飛、張凱，廣州海監局局長金天保，省天龍集團董亊長謝鶴亭，省商檢局黨委書記李軍，省交通廳廳長牛和恩、副廳長李向雪，省髙級法院院長麥崇楷，省發展銀行分行行長官有仁，省國投香港分公司副總經理黃清洲，省委統戰部副部長徐裕年，省疾控中心免疫所所長羅耀星，汕尾市長馬紅妹，深圳市長許宗衡，省政協主席、省委副書記陳紹基——等等，包括那些縣、處級、乃至科級、村官，貪腐官員總數最少應在數以萬計以上，是一個多么厐大的貪腐集團啊！所有這些貪腐分子，雖然他們有的嘴上沒有明說，但都應該會和李啟紅一樣“是從骨子里熱愛黨的”，“身上還有許多好品質”的。正是因為這樣，這些人才會膽大妄為，以為大權在握，成了一個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大大小小的獨裁者，他們就會無法無天，為所欲為，又有誰能耐何了他們呢？從這些“骨子里熱愛黨”而大肆貪污、受賄官員們的所為來看，人們很容易會聯想到，在上世紀的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一些人跟著毛澤東鬧共產革命，在毛澤東暴力共產革命思想的指導下，正是他們“從骨子里熱愛黨”，所以才會干出殺人放火，搶劫財物的勾當，到后來甚至發展到在自己的隊伍中搞什么“肅反“，開始了在自己人中亂殺無辜。到了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土改斗地主，一些人兇狠地斗地主、殺地主、把地主掃地出門； 1957 年的反右運動，一些人昧著良心揭露所謂“右派”、批斗“右派”；文革時北京及一些地方的紅衛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

1957年的反右運動兵殘酷地批斗自己的老師、校長，甚至把他們打死；更有像廣西、內蒙、湖南等許多地方，一些人隨意抓人、打人、草管人命，乃至吃人肉、人肝——等等，所有的這些打人者、殺人者難道不都是因為他們從 “骨子里熱愛黨”或者從“頭腦中”、從“心肝里” “熱愛黨”而干出傷天害理的亊么？亊實說明，那些嘴上髙喊從“骨子里熱愛黨”，或者是“從心、肝里熱愛黨”的人是不可信的，他們實際上是在打著“熱愛黨”這塊招牌來干壞亊，來貪污、受賄、腐敗，正是這樣的一群人他們什么壞亊、丑亊、傷天害理的亊都可以干得出來的。那些形形色色的貪腐官員們的所作所為不是清楚地說明了現實社會的一切嗎？！在現實的世界中，看來那些從“骨子里熱愛黨”，甚或是從“心肝里”、從“腦海中”“熱愛黨”的人是靠不住的，那只不過是一種滑稽的丑惡表演，是為了以這些成為淹蓋他（她）們干種種壞亊、丑亊的一塊遮羞布而已。一個真正為國、為民的執政黨，需要的不是那些“從骨子里熱愛黨 |”的貪腐分子，而是要靠贏得民心，得到廣大民眾真心實意地擁護。這就必須實行憲政民主的政治制度，不要把自己當成老百姓的救世主，要使老百姓成為真正的主人，各級官員應該是老百姓的公仆；更不要侵害老百姓的合法權益，動不動就強制拆遷、強征土地，害得百姓們無生存之地，這是最不可取的。另外，也不要動不動就打壓那些異議之士，這些人只是用嘴、用筆來批評執政者的不作為、亂作為，要求政治體制改革，要求給公民真正的人權和自由民主之權利，根本的目的是為了國家好，為老百姓能過上和諧幸福生活，可以說是真正的愛國者，對執政者也只有好處，而毫無害處，更不是什么“顛覆國家政權”。與那些“從骨子里熱愛黨”的貪腐分子相比，這是一批真正有識之士，是一批有益于

國家和民族的先知先覺者。他們的一切言論和文章，都是善意之言，許多也是探討之學術觀點，是沒有什么值得可怕的。他們的一切所為是深得民心的，人民喜歡聽他們的言論，喜歡看他們的文章。執政者不妨也聽聽、看看如何？不要再搞那些封網、封鎖不同聲音的傻亊了。封鎖是不能持久的，讓人們聽不同的聲音，看不同的文章，允許人們自由討論，這對國家和民族是有益無害的。再如“道德滑坡”的問題，就更是一個無容置疑的社會存在問題了。泛濫成災的官員腐敗加劇了社會道德的滑坡，“小悅悅被碾壓無人伸手救援” 一亊就更是最好的證明。那些對此亊大發評論，聲言“不要 | 動不動就說道德滑坡”的媒體評論者們，他們對當今社會“道德滑坡”的亊實視而不見，卻在有意粉飾這個社會，似乎是“一片和諧”，“處處鶯歌燕舞，人民幸福安康”，實在是令人質疑的。當今社會雖然經濟高速增漲，市場繁榮，小汔車塞滿大街小巷，城市的髙樓大廈林立，有錢人家燈紅酒綠，醉生夢死，確是顯示出了繁花似錦的美好景像。然而這只是亊物的表面現象，它其實好似一層迷霧；如果透過這層迷霧，人們定可看清當前社會的弊端是比比皆是的，對這些許多人是痛恨有加、牢騷滿腹的。且不說那些貪腐的橫行漫延、官商勾結、官黑勾結成了社會最大的公害；就是當今社會的不公、不義，弱勢群體舉步艱難，貧富兩極嚴重分化，黃、賭、毒泛濫成災，黑社會性質犯罪和各種刑亊犯罪居髙不下，各種安全亊故頻發，假冒偽劣產品坑害人民，環境嚴重破壞，底層民眾住房難、上學難、看病難，誠信危機、信仰危機——等等，幾乎是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無一不在嚴重地阻礙著這個社會的進步，破壞社會的和諧。這是所有的中國人都看到了的社會現實。這些不都說明我們這個社會制度存在問題么？從傳統文化與道德來說不就是“道徳滑坡”的問題么？這些問題是客觀存在的，要解決它唯有像溫總理指出的那樣，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要警惕封建余毒和文革余毒的侵害。領導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決定政權的存亡。溫總理的主張和見解無疑是正確的，但願所有的領導者都能像溫總理那樣積極地推進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為了這些，為了要繼承和發揚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傳統道徳，必須要打破信仰專制和文化專制，徹底拋棄共產文化那一套才有希望。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基層換屆選舉引發群體事件的現象和思考（四川）黃曉敏

四川宜賓市興文縣桃子坪村第八屆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始于 2011 年元月 8 日舉行，至今仍未結束。村民對此選舉過程表達出強烈的不滿，幾次聚集集體表達村民的建議，還差點醞釀出騷亂的事件。而選舉中發生的舞弊現象，也是其他地方基層選舉中經常出現并不少見的現象，現挪列個案期望能夠引起社會的關注。

官方指定劣跡候選人群眾推舉無效依照選舉之初的紅頭 <2010>94 號文件規定，選舉委員會和村民有權確定、提名代表自己的候選人推薦人。可是在剛剛進入籌備階段，自治的村民選舉委員會就明的、暗暗的聽到古宋鎮黨委領導的基本態度和內心跡痕。可是他們喜歡的這個“候選人”群眾并不喜歡，更沒有資格參加選委會開會 , 也不能在新選舉會上進行意見表決，但是代表政府行為的會議記錄上卻顯示出此人參加了選委會會議 , 并且參與了不該他參加會上還發了言。村民面對如此尷尬的現實，雖然并不接受但是還不能反對，就令村民非常氣憤、困惑與不滿了。政府推薦的候選人，不僅能力一般，地方口碑一般，也在于他的學歷涉假，更有毒打村民等劣跡傳聞，所以受到村民的普遍反感反對。有村民在遭受其毒打后至今不敢出面報警，派出所接案后很久還是在偵查中 , 連基本醫藥費都沒有給受害者。其他村民擔心連累自己，面對這么一個暴行不斷的候選人當

選，很多村民紛紛外出打工不再回鄉。而村民認為口碑不錯的村民卻得不到古宋鎮負責選舉工作的某些領導的認同和喜好，這就是觸發村民不滿和抗議的成因基點。村民等眾人認為，具備資格的自組織村民委員會成員 , 應當參加選委會開會和表決卻沒有接受通知參會 , 就是與會的成員也沒有表決 , 奇怪的是會議記錄上赫赫顯示以上成員參加了會議 , 也進行了表決 , 這豈不是故意作假破壞選舉嗎 ? 多數村民認為，選委會九人卻只有三人等參會 , 參與表決的人

一處農村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數沒有過半 , 因此沒有法律效力 , 應當視為無效決議 , 應當追究作假違紀責任人的紀律責任 , 選委會成員開會不過半，卻同意非法決議的執行，該行為是造成多次群體上訪事件和局部騷亂的起始。

選舉當天上演了荒誕鬧劇 2011 年 1 月 8 日桃子坪村選舉的大概過程和后果負作用。下午 3 點半左右將選票箱送到村公所。開箱后，有細心認真的村民發現選票明顯舞弊和出老千的嫌疑，于是就召來 10 多個家族人員大鬧選舉中心阻止唱票，甚至還發生出手搶奪選票的行為，致使選舉秩序出現混亂而工作暫時終止。后來波不得已選委會出面協調。在投票和唱票的時間問題上，村選委會沒有做出明確規定，加上實際情況是山高路遠，又因逢當地有人請滿月酒辦家宴，宴后才組織選舉，這些情況選委會事先了解，卻不向選舉會場的人進行解釋，對此大多數村民是有情緒和看法的，認為選委會有主動放棄自身權利和亂作為的不當行為，意圖是故意配合政府旨意的行為動機。選舉唱票被暴力阻止，更多的村民因為諸多理由沒有參與選舉等原因，本來是選舉委員會內部自

身工作的問題，但選舉委員會部分人員在不協商沒有達成共識的前提下，就通知兩個候選人原選舉選票無效，命令重新選舉。當即所有村民反對拒絕重選，并表示要集體退出本屆選舉，以示抗議。在此同時，有政府背景和獲得政府默許人的在后面操控選舉，帶了 20 多人控制選舉場面和選民投票。甚至還鼓動天真不懂事的學生孩子來影響家長，如果不配合意圖就用今后不準做工來威脅村民。在鎮干部的高壓下，數十目的不純的村民威脅下，強迫讓村民投下不情愿的選票。事后，為了體現選舉合法有效政府官員還杜撰了一套虛假的會議議記錄，來證明本次選舉的合法真實。事情至此并沒有結束，桃子坪村的基層選舉亂象和全國很多地方有類似的場面過程，導致的結果也大同小異。一是引發村民的不滿和反抗情緒擴展蔓延，威脅當地的社會穩定；二是執政時期貪腐行為更加猖狂而不被監督制止，這又會引發群體性不穩定基礎；三是加大了社會不滿情緒的同時也扼殺了公民社會理性維權的基礎，更大更恐懼的社會性騷亂隨時都會卷土重來。桃子坪村民的最后話語就是這么表達的“不會屈服，將抗爭到底！會在一定的時候用自己的行為方式表達出來。”

一處農村村民不得不成立「農民自治聯合會」取代「村支部」，以實行真正的「村民自治」。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黨領導下的民主——北京選舉觀察（北京）魏歡歡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地方權力機關。根據憲法和人大代表法等相關法律規定縣（區）級人大代表有提名候選人并投票選舉縣（區）長、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人大常委會主任、上一級人大代表，有提出議案、建議、質詢等權利，有審議表決預決算等重要權利。根據《選舉法》第二條第二款規定，不設區的市、市轄區、縣、自治縣、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 2011 年秋季，北京市進行了區縣和鄉鎮人大代表直接選舉。11 月 8 日全市統一投票，并于當晚或第二天上午開箱計票，截至 11 月 14 日，北京市 16 個區縣共選出區縣人大代表 4349 名，各鄉鎮共選出鄉鎮人大代表 9931 名。與以往的選舉不同，此次選舉引起了輿論的廣泛持續的關注，因為互聯網技術的進步、電腦擁有量的增加，參選人得以借助擁有數億用戶的微博、博客、論壇等網絡平臺發布參選信息，使廣大網友得以及時跟進選舉動態，了解選舉細節，與參選人進行網上網下的互動，深入參與到選舉的全過程中。因為這種持續的關注和互動，我們得以了解選舉中的進步，也更清楚地看到問題所在。下面就我們在選舉過程中觀察到的情況，對北京選舉中存在的問題做一個簡述。

北京選舉的進步（1）公民社會的進步，獨立候選人增多，競爭增強此次選舉，獨立參選借助微博的傳播顯得聲勢

浩大。自五月以來，共有姚博、徐春柳、熊偉、舒可心、喬木、張映偉、李昊辰、張凱、吳丹紅、仝宗錦、李昆鵬、林毅竟、程海、柳紅、野靖環、野靖春、韓穎、湛江、王秀珍、鄭威、吳麗紅、劉秀貞、劉素民、周秀玲、楊凌云、張善根、王秀珍、龐銀平、徐香玉、朱福祥、葛志慧、常瑋平、吳兆勇、張詩羽、劉超、劉若晴、方洋、黃明浩、程鈺婷、毛建生、呂祎星、許志永等五十多位公民公開獨立參選人大代表。未在網絡聲明參選但以聯名方式進入初步候選人名單，僅北京師范大學一校就有超過 80 人，北京全市的聯名參選人總數則無法統計。參選人職業類別多樣化，除以往的大學生、大學教師、律師、公司職員、維權業主外，新增了公益人士、網絡知名人士、拆遷維權人士、模特、作家參選，未公開的獨立參選人還包括律師高級合伙人、私營企業主。除此之外，北京市還出現了一些新的參選形式上也有所創新，比如聯合參選、在網店出售 T 恤籌集參選資金、舉海報現場宣講，制作網絡視頻進行網上宣傳等等。在北京外國語大學還出現了兩位獨立候選人競爭同一個代表職位的情況。（2）選舉委員會加大候選人宣傳力度以往初步候選人名單上只有候選人的姓名，而本次選舉中初步候選人名單增加了候選人性別、出生年月、學歷和工作單位等內容。這也按照新修改的選舉法的規定，首次公布初步候選人的基本情況。形式上也有所創新，例如北京郵電大學和金融街選區就采用了錄制視頻的方式介紹候選人，北郵還在校園內宣傳欄操場等人流較多的位置張貼候選人的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宣傳海報。盡管如此，這些原本應該承諾為選民代言的正式候選人竟然沒有一人主動公布個人手機號碼、電子郵箱、家庭或辦公地址等聯系方式。相比而言，獨立參選人往往會在選舉宣傳的過程中主動公布個人郵箱、手機號碼等聯系方式，這一舉措顯然也是受選民歡迎的，一位北外的同學在《我為啥選喬木》一文中說： “他如果干不好，我有他手機，有他郵箱，也知道他在哪里辦公，可以隨時找他理論。”向選民公布個人聯系方式是對參選人的一個最基本的要求，不做隱形代表的一個基本保障，體現在參選過程中則是有誠意參選的最基本表示。 2004 年我國在修改《選舉法》時增加了候選人與選民見面的規定。2010 年修改《選舉法》時作了補充完善，明確規定： “選舉委員會根據選民的要求，應當組織代表候選人與選民見面，由代表候選人介紹本人的情況，回答選民的問題。”見面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以往“見榜不見人”的現象，使選民對代表候選人有更多、更直觀的了解。從已經完成人大換屆選舉的 6 省區的情況看，選舉委員會組織候選人與選民見面活動開展得比較普遍。這也是此次區縣鄉級人大換屆選舉的一個突出特點，這個做法使新修改的選舉法相關規定落到了實處，值得鼓勵。尤其是廣州，廣州市各區、縣級市和鎮選舉委員會在所有選區開展了代表候選人與選民見面的活動，共有 4569 名區、縣級市人大代表候選人和 4376 名鎮人大代表候選人參加了見面活動。見面會過后媒體還對見面會的情況進行了報道，提升了選舉的人氣。此次選舉中北京有部分選區召開了候選人見面會。但是總體而言，北京在落實候選人與選民見面上并不積極，見面會開得少，而且媒體的相關報道也很少。沒了人氣，整個選舉顯得格外冷清。因為按照規定，僅“選民要求”的才組織召開選民見面會。不召開見面會，就減少了一個選民了解候選人的絕好機會。不開見面會，很多時候選民就是失去了唯一的當面接觸了解候選人的機會。相比而言，農村的選舉宣傳比城市活躍，有些村在村級有線廣播中一天三遍播放選舉相關事宜，使得廣大群眾對換屆選舉知曉率更高，此次人大換屆，鄉鎮級代表選舉中以另選他人當選的人數也大大高于城鎮選區。以此次北京選舉為例，區縣級人大代表通過另選他人當選的僅 6 人，而鄉鎮級的人大代表通過另選他人當選的有 47 人。這個事實也是對中國人素質太低不宜實行民主制度的一個有力

駁斥。

選舉中的問題（1）選民登記——非戶籍人口登記難選民登記中最大的問題是非北京本地戶籍的大量人口選舉權難以得到保障。選舉結束后官方報道此次北京市人大選舉參選率為 97%，這個高參選率是在把近 1000 萬常住的非京籍人口排除在外的前提下取得的。據官方報道的數字，在北京全市范圍內，16 個區縣登記的選民總數為 937.5 萬人，這個數據與國家統計局年初發布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第 2 號公報公布的北京市 1961.2 萬常住人口數相差了 1023.7 萬人，排除其中不具備選民資格的未成年人，尚有數百萬常住人口未能參加此次人大選舉。在 2010 年選舉法修改中被擱置的流動人口參選權問題再次突顯。網友北鳴燕薊稱其所在公司有約 50 位員工，因為戶籍所限，只有 5 人登記為選民。（北鳴燕薊：《人大代表選舉的一次觀察》共識網：http ：//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 article_2011111848996.html）。海淀區獨立參選人熊偉也觀察到在他居住的福緣門選區，將近兩萬人的社區，大多數人都是非京籍，而這兩萬中其中僅有他和他父親兩人成功完成選民登記。據《新京報》 10 月 15 日的報道，和平里地區有流動人口 2.3 萬人，和平里街道工委書記王小英表示，到 10 月 15 號停止集中登記選民為止，一共只有 6 個流動人口進行了選民登記。平谷區登記選民 31 萬多人，其中非本市戶口選民登記人數為 1799 人，只占登記總數的 0.58% 左右。（新京報 2011 年 10 月 15 日 A10 版稿件采寫 / 本報記者楊華云、饒沛、魏銘言、杜丁、劉春瑞、郭超 http ：//epaper.bjnews.com.cn/ html/2011-10/15/content_284662.htm?div=0）據北京市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北京市的常住外來人口數量已達 704.5 萬，占全市常住人口的 35.9%。就數量而言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但就所能享受到的公民權利而言，這又是一個龐大的弱勢群體，他們在子女上學問題、醫療問題、社會福利和保障、住房、購車等關乎切身利益的權利面臨諸多不平等待遇，為了保障自身權益，這個群體特別需要發出聲音，通過人大代表渠道反映愿望和訴求。這些在北京生活、納稅的新移民也有權要求享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有與戶籍居民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然而，事實證明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未能在北京參選。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選民登記門檻過高，導致無法完成選民登記，而按現行的選舉辦法規定，不能在北京登記為選民則不能在北京參加選舉。北京市今年的選舉細則規定：需要在北京居住一年以上，依據之一是與工作單位簽訂的合法有效合同，二是有效期一年以上的暫住證，同時由本人提供戶口所在地原選區選舉機構或是區縣人大常委會辦事機構出具的選民資格證明。這兩個條件難倒了絕大多數的非京籍人士。就在原籍開具選民資格證明一項而言，北京的外來人口中有相當大一部分家在農村，要他們的家人到縣城找人大開具選民資格證明，確實很困難。全家都在外工作的人，要他們回家開選民資格證明，時間、路費都成問題。為一張看起來沒有實際利益的選票費這么大勁，在他們看來也并不劃算。而且由于以往少有先例，地方選舉工作人員對如何開具選民資格證明并不熟悉，有的地方選舉機構還要求先出具在北京參選的資格證明，雙方來回推脫，導致最后任何一方都未開具。如何證明在北京居住一年以上，也難倒了一些非京籍人員。由于當前社會人民的法制意識普遍不強，勞資雙方不簽訂正式勞動合同的情況大量存在，這使得不少長期在京居住的外來人員無法提供勞動合同。由于工作崗位普遍流動性大，頻繁更換工作的人也無法提供年滿一年的勞動合同。至于暫住證滿一年，由于暫住證已不強制辦理，加上涉嫌歧視，被部分非京籍人士抵制，因為以上

因素，很多人在北京生活多年也沒有辦理暫住證。還需要強調的一點是，此項要求是臨到選舉才公布，很多人想辦理也來不及。而且根據今年 5 月份有關部門下發的通知，租房者要辦理暫住證，不僅需要拿到房產證復印件，而且房主還必須先繳納 8% 的個人所得稅，在繳納租房收入個人所得稅尚未被人們普遍接受的前提下，且繳納一次經該出租房屋就會被登記在稅務部門的系統內，以后出租房屋皆需要繳納，有多少房主愿意為了配合租房人辦理暫住證而承擔這樣一筆額外的費用？如果這筆所得稅由租房者承擔，則無疑會加大租房者經濟負擔，名義上免費辦理的暫住證，實際上就成了借助租房個人所得稅變相收費。如果下次選舉仍然沿用此標準，則非戶籍人口參選將面臨更大困難。中國在選舉權方面遵循普遍平等原則，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4 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選舉法》第 3 條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除外。”也就是說凡是具有中國國籍、年滿 18 周歲、有政治權利的公民都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選民資格不應因登記而具備，選民登記只是對選民資格的確認，而不是選民資格的決定條件。因為登記原因不讓參選實際上是對公民基本政治權利的侵犯，是違法行為。政府應為選民參選創造便利條件，而不是用登記限制公民參選。人口的流動和遷移是現代社會基本現實，正視問題，難以想象在一個現代國家，如此大規模人口的基本公民權利處于實際上的被剝奪狀態。我們呼吁盡快建立全國聯網的選民登記管理系統，解決流動人口登記難的問題，同時以常住人口數而非戶籍人口數為標準分配代表名額，讓常住非戶籍人口就地參選，以切實保障非戶籍常住人口的選舉權利。（2）推舉候選人

東河沿小區內幾位居民駐足選民榜前

根據《選舉法》第七章二十九條，提名候選人的方式有兩種：一是各政黨、各人民團體聯合或者單獨推薦代表候選人，二是選民十人以上聯名推薦代表候選人。按照候選人地位平等原則，以上兩種推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由以上方式產生的代表候選人地位平等，均應列入初步候選人名單予以公布，任何選舉機構、組織和個人均不得調換和增刪。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按照以上規定，只要符合獲得選民十人以上聯名推薦十人就可以成為初步候選人，但是此次選舉中部分選區卻私下制定了一些潛規則，比如規定必須在選民小組內推薦，或者是在同一班級內推薦的才有效，并以這些潛規則來否認選舉法明文規定的選民聯名推薦權。例如柳紅所在的安慧東里選區就在選區之下又劃分了三個社區共約 80 個選民小組，各小組內聯名不能合并。這就使得單個社區內不夠十人、選區內夠十人的無法成為候選人。北京交通大學張映偉征集到 300 多個聯名之后，選舉辦公室負責的人不愿意接收聯名推薦表，稱只按學院接受各選民小組提交的推薦表。經過激烈爭論，又以每個人的簽名只有一份原件，一份復印件為由拒絕接收。在反復地商議之后才勉強收下，但還是稱是否有效要由北下關選舉分會決定。中國政法大學獨立候選人仝宗錦的遭遇是另外一個比較突出的案例。他在聯名階段征集到了 2574 個聯名，卻被校方宣布聯名無效不予接收。校方給出的理由是聯名推薦必須在選民小組內進行，但是選舉法中沒有就是否必須在選民小組內做出具體規定。該做法只是昌平區的潛規則，顯然無法作為否定 2564 個聯名效力的合法依據。另外一個嚴重違法的操作是不給獨立參選人聯名推薦表，十三聯合參選人中僅巴溝韓穎一人僥幸領到推薦表，其他十二位參選人因為領不到推薦表而不得不宣布以另選他人方式繼續參選，這使他們在選舉中從一開始就處于不利地位。在北京郵電大學，還出現班長出面談話要求學生撤銷對獨立參選人的聯名推薦的情況。聯名階段還存在因選舉工作人員不熟悉選舉流程，不清楚推薦表的填寫要求而前后說法不一，讓獨立候選人不得不反復修改，耗費大量額外時間和精力。如巴溝獨立候選人韓穎在預定日期前填完推薦表后又負責選區選舉工作的居委會工作人員又提出一些之前為提到的新要求 , 韓穎為了避免爭議 , 不得不重新請推薦人再簽了一次。北外的喬木也表示很多選民向他反映他們的推薦被壓制、被自愿改變，很多交上去的表因為次序不一致、有空行、兩份不完全一樣等等原因被認定為不符合規定，推薦他的選民小組的所有的老師和學生還被要求在特定時間點前必須趕到指定地點重簽，否則推薦就會被判為是無效推薦。（3）正式候選人產生

如何在初步候選人中確定正式候選人，《選舉法》規定，“由各該選區的選民小組反復醞釀、討論、協商”。2004 年修法后，“醞釀”二字被去掉。絕大多數由選民或代表聯名推薦的參選人，均在此環節出局。出局者只能號召選民在選票中“另選他人”一欄投自己一票。但是，要讓選區的選民知道這個參選者的存在，需要大量的宣傳工作。由于限制競選，名字出現在選票上的候選人在選舉中將占據極大優勢，能否出現在選票上對于當選也就至關重要。由于不公開不透明，醞釀協商產生正式候選人往往成為暗箱操作排擠不受官方歡迎的參選人的重災區。經過醞釀協商之后，除大興區飲馬村的徐香玉外，其他所有獨立參選人都在這一階段出局。只能通過“另選他人”方式繼續參選。由于組織動員的難度極大，北京市至今未有公開參選的獨立候選人通過另選他人當選的先例。

選民小組協商存在的問題沒有經過選民公開推舉就確定了選民小組長人選，這些選民小組長往往就是由選舉辦自己指定的召集人。選民小組會議，大量選區實際并未召開，召開的選區參與人員往往也僅限于組織選舉工作的居委會街道辦等內部工作人員。由于選民小組會議不透明不公開，常常是問題重重。安慧東里獨立參選人柳紅根據參加選民小組會的親身經歷總結出選民小組會議在代表選多數民意見方面打的四個折扣，第一個折扣：參加選民小組會人數少得可憐，只有幾個人，參加選民小組會的人數只有選民人數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第二個折扣：選民小組長由于事實上的被指定，多有服從上級的傾向。第三個折扣：協商討論是在選民不充分了解候選人個人信息的前提下進行的。第四個折扣：協商討論的形式本身抑制了選民自由表達。當面的討論使參與者失去了匿名狀態下的自由選擇權，尤其是在候選人是本單位或社區領導干部，參會的又有單位領導的情況下，普通選民更難自由表達個人意見。（柳紅微博地址：http://weibo. com/1822720981/xuoP8g2a9?type=repost）依據什么方式確定大多數選民的意見？事前沒有為外界所認可的標準，事后也沒有救濟。在實際操作中，往往是在僅限于選舉工作人員參加的內部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會議上就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直接選舉誰上誰下當選應由選民手中的選票說了算，由少數人預先代替選民做決定是對全體選民選舉權的侵犯。這種做法實際上是把直接選舉變成了間接選舉。目前，公民選舉權力機關組成人員的權利僅限于基層人大，現在連這唯一的機會也被剝奪，人民當家做主如何體現？為了規范選舉，確保公民的選舉權，選民小組討論協商產生代表正式候選人這一弊端重重的環節應予以取消。沒有預選與選民小組討論協商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相比，預選是種相對公平透明的確定候選人的方式。但盡管有眾多獨立候選人參選，并且在一些高校中出現了幾十上百個聯名參選人，在本屆區縣鄉級人大換屆選舉中，北京市卻沒有任何一個選區采用預選的方式確定正式候選人。從初步候選人到正式代表候選人，這中間經過了怎樣的層層篩選，篩選的標準是什么，廣大選民亦無從知曉。由于程序標準不公開，也可以說此次選舉中正式候選人的確定全部為暗箱操作。（1）限制獨立候選人的選舉宣傳獨立候選人一致認為此次參選中遇到的最大的問題是不許宣傳。徐春柳在社區方法選舉宣傳材料被叫停，喬木走訪學生宿舍被叫停，張貼的宣傳海報被撕掉。柳紅拜訪選區居民，發放傳單，并因此三次被選舉工作人員約談，后被迫停止宣傳。張詩羽在宿舍樓內張貼的宣傳海報立即被撕掉。十三聯合參選的北京市民，除前兩次順利進行，都被阻止，阻止參選人見面，有的參選人宣傳活動尚未開始就被從家中帶走。組織推薦的正式候選人可以利用官方資源制作視頻、宣傳海報、易拉寶、張貼宣傳單，根據候選人地位平等原則，各政黨、人民團體和選民聯合依法提名推薦的候選人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其地位平等，也應該有權進行選舉宣傳，但此次選舉中針對獨立候選人不僅不給于任何資源的支持，對其自發進行的宣傳也一再限制乃至惡意破壞，宣傳資源的不平等導致了候選人之間競爭的不平等。北京師范大學黃明浩在參選經驗總結中寫道： “在 11 年海淀區的選舉中，我采用了能想到的最為平和最為安全的方式，不在校園內的 BBS 論壇（蛋蛋網、師悅）上發表任何帖子，不在新浪等平臺上

發表任何微博，不接受任何記者的采訪，只在尺度較大的人人網平臺上宣傳，盡可能的保持較低的姿態……這一個月所做的宣傳非常之保守。最大的硬傷就是沒有做任何實體性的宣傳，沒有制作彩色版和黑白版的海報、傳單。”在官方態度不明朗的情況下，獨立參選人為避免跟官方發生沖突而引發對自己的打壓，往往不敢做大規模的選舉宣傳，但這樣一來，他們參選的信息也就無法充分地傳達給選民。相對于官方候選人大張旗鼓的宣傳，獨立候選人在選舉中處于明顯的劣勢。選舉的主體應該是候選人和選民，選舉中應該加強候選人與選民的互動，允許候選人直接接觸選民，向選民傳達自己的參選理念和承諾，同時讓選民有機會直接接觸候選人，傳達自身的訴求，并依據自己對候選人的了解做出選或不選的判斷。由第三方居間介紹反而是在在候選人和選民之間憑空設置障礙，實際起到的作用是讓候選人和選民彼此陌生，選民無法選出真正能為自己說話的代表，被選出的代表也無法了解選民的真實需求，無法真正為選民服務。把選舉工作機構當做選舉的主體是主體錯置，選舉主持機構應該在選舉中保持中立，而不是成為選舉的主導方。（2）、惡意造謠散步不實的負面消息，抹黑獨立參選人，誤導選民。北京外國語大學喬木背景復雜，北京郵電大學則謠傳許志永參選是別有用心，北郵一位叫做邵連龍輔導員在在校大學生活躍的人人網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關于人大候選人的一些感想》的貌似中立實則為學校的違規操作辯解，同時抹黑重傷獨立參選人的文章，影射獨立參選人“底細”不清，稱其獨立參選是“故作姿態”，讓不了解此事的選民對獨立參選人產生不良印象。一個化名郝仁的校內 ID 則重新翻出 2009 年的文章《許志永，你有什么資格當代表》，重提公盟稅案這樣一樁典型的良心犯罪，惡意違法欠稅，混淆視聽。這種針對性極強的抹黑，有損選舉公平。（3）、封殺參選人微博、博客、社交網站主頁 11 月 4 日下午五點，此次選舉最主要的網絡平臺新浪網統一封殺喬木、劉超、張詩羽、許志永五世等公開參選人的微博賬戶，東城區參選人徐春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柳被強制去粉，選舉微博“選舉關注”、 “選舉觀察員” 等微博也被封殺，IP 地址被跟蹤，重新注冊新的微博賬戶也不能使用。在之前的一輪封殺中，選情觀察，發布新參選人信息的粉絲數過萬的選舉觀察被封，公民選舉關注在播報了十三聯合參選人的宣傳活動后也被封。喬木在參選總結中寫道： “各種打壓、抹黑，我早有準備，但禁止我進入學生宿舍走訪、網絡全面封殺（4 個博客、10 個微博還有 2 個人人網賬戶）、監聽、跟蹤…，我知道這是一場注定不讓你取勝的選舉。當學生也在不斷被談話、叫家長、跟蹤、搜查、微博人人被監控、對著攝像頭指認”（喬木：選舉之后：動機、經費、下一次 http://www. chinaelections.com/NewsInfo.asp?NewsID=218285）種種意想不到的封殺將全面打壓的猜測實質化、表面化，給獨立候選人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壓力，也使整個的選舉氣氛變得緊張恐怖。（4）、對獨立參選人進行監控，限制參選人人身自由在選舉宣傳階段，受打壓最嚴重的是聯合參選的十三維權公民。這十三人中除野靖春、楊凌云兩人的選舉宣傳比較順利外，其他人的宣傳都被打壓， 9 月 16 日為鄭威助選時所有參選人和助選人都被強行弄到派出所無理羈押，7 小時后才放人。在這之后，預訂要做選舉宣傳的人都會被事先控制起來，無法出現在宣傳現場。再后來，到了要宣傳的時間，警察就守在所有參選人家門口，不許出門去幫其他參選人助選。導致宣傳根本無法進行。此事被大量外國媒體跟蹤報道，在國際上留下了中國政府不允許獨立參選、嚴厲打壓獨立參選人的惡劣印象。對其他參選人的打壓在前期并不是特別明顯，顯示了對不同參選人的區別對待。但據多位獨立候選人反映，投票日前一天各選區選舉工作人員都打電話詢問參選人的行蹤并在投票時全程陪同。（5）投票日

投票日當天氛圍北京郵電大學投票日當天不準記者靠近，有觀察者在投票處拍了一張照片就被選舉工作人員請出校園，并叮囑學校保安不得讓此人再次進入。北京

北京市區縣和鄉鎮人大代表直接選舉投票日外國語大學更是從選舉前兩天就開始對進入校區者嚴查身份證件，非本校人員，一律不許進入，人為制造緊張的選舉氣氛。

秘密寫票間成擺設秘密投票是選舉的基本原則之一，旨在確保選民在不受外界干擾的情況下表達其真實意愿。選舉法第 34 條規定：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預選民或者代表自由行使選舉權。”選舉法第 38 條規定： “全國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一律采取無記名投票的方法。選舉時應當設有秘密寫票處。”但在本次選舉中這一規定并沒有被嚴格地落實。據觀察員在北京師范大學邱季端體育館主投票會場現場的觀察，所有投票的選民都在透明敞開場地填寫選票，整個投票地點未設置任何秘密寫票間。據北京化工大學獨立候選人李昊辰在北化主投票場地科學會堂的觀察，所謂的隱蔽寫票處就是大廳中間的一張桌子，談不上有任何的私密性。旁邊作人員一直在看填寫選票的人，還提示寫票的選民只能二選一，另選他人再以北京郵電大學為例，主投票場科學會堂的秘密寫票間設在會場的一個偏僻的角落，選民如果要到秘密寫票間寫票需要繞很遠。整個投票處就只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有一個秘密寫票間，26000 多名選民如果都要求在秘密寫票間填寫選票，那么一天之內根本不可能完成投票。而且在開放的寫票臺和秘密寫票間之間有時還站了人，如果走過去會被別人看見，這無疑也會給選民造成一定的心理壓力。實際上投票當天主動要求到秘密寫票間人非常少。這唯一的秘密寫票間基本上也成了擺設。（6）不及時公布選舉結果盡管連夜點票，此次選舉的結果并未當場公布。 16 日北京各大媒體報道了此次區縣級人大代表換屆選舉的結果，但在這之前，多數選區并未貼出選舉結果公告。網友后來公布到網上的選舉結果公告，落款時間有 11 日、13 日、15 日多種。選舉結果公告采取統一格式，僅公布了本選區選民數、參與投票人數和當選代表名單，對于當選者所得票數，落選者和另選他人票數都沒有公布。一些獨立參選人被私下告知大約的得票數，而另外一些獨立參選人的票數則無從知曉。這種敷衍了事的做法顯然是對選民不夠尊重。這樣有頭無尾的選舉也不能給選民一個滿意的交代。但是，即使選民不滿意也無法追求相關責任人的責任，因為選舉法中對選舉結果公告中應予公告的事項和公告發布時間并沒有做出具體的規定。上述問題暴露出選舉法立法的不完善，選舉法對選舉中的細節問題應做進一步的規范。

總結根據 11 月 9 號之后逐漸揭曉的選舉結果，北京郵電大學獨立候選人許志永獲得了 3500 張左右的選票（該數據位選舉工作人員私下告知，準確數字沒有公布），中國人民大學獨立候選人張詩羽 3186( 另有將姓名錯寫成張詩雨的 122 票、張詩宇 13 票及零星的其他寫法 )，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吳青獲得 1080 票，喬木 1296 票（由計票當晚現場監督的學生公布），北京師范大學的黃明浩獲得 860 票（監督計票過程后得知），安慧東里選區的柳紅得 101 票，在嚴密的防范和重重限制下，獨立候選人在各自選區內仍然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十分不易。這也說明在當代中國，關注自身權利的公民，表達自身訴求的公民也越來越多。盡管關注的力度空前，此次獨立參選仍然充滿

了未知的風險、緊張和莫名的恐懼，以致選民聯名推薦候選人和按個人意愿投票都存在不確定的風險，之所以會有這么多的困難，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在中國的各級人大代表產生的過程中，執政黨的角色錯位，本應作為競爭者的一方，實際上卻成了領導甚至操縱的一方，選舉委員會缺乏起碼的中立性。為了貫徹上級領導的意圖，保證內定候選人當選，它對公民自行推舉的候選人必定要予以排斥，對于其中積極者則要堅決打壓。賀衛方教授在選舉之初就說過的： “自由參選是國民樂觀的標志……如果有人打壓封殺自由參選者，這會是讓對體制抱著樂觀態度的人心灰意冷的做法，是對我們國家和體制不負責任的，是在拆我們大廈的磚。”打壓獨立參選是一種與時代要求嚴重脫節，不能主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民主權利要求的表現。在社會矛盾多發、民眾權利意識日漸覺醒的社會背景下，打壓民眾參與社會治理的熱情，也是一種對中國的未來不負責任的做法。選舉就要有競爭，沒有競爭也就無所謂選舉。公民在法律的框架內參與民主建設就是一種積極的努力。社會進步也要靠千千萬萬人一點一滴的努力實現。沒有選民自由主動廣泛有效的參與，公民的選舉權就無法落到實處。我們沒有必要把競選貼上某種主義的標簽并拒之門外，沒有理由對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充滿敵意。我們呼吁放開限制，允許公開競選，讓選民自由選擇自己的代言人。 2011 年的北京選舉讓我們看到，由于選舉領導機構對選舉過程的嚴密控制，由于對公民獨立參選的重重限制，也由于長期以來人大代表名不符的現實導致民眾對選舉權利的冷漠，中國的基層民主仍然停留在計劃或操控的階段，真正有勇氣依法履職的代表幾乎沒有機會當選。盡管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公民參選仍然是一種難得的大眾權利啟蒙教育，它讓更多普通人了解到自己的權利，了解到每一個個體在社會的政治變革中所應承擔的責任。民主憲政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民主的實現需要漫長的過程，我們不能指望畢其功于一役，選舉仍然是理性溫和地推進建設民主的一個不能放棄的努力方向。我們期望待能有更多負責任的公民站出來以更積極的姿態參與到村委會選舉、居委會選舉、行業協會選舉、業主大會選舉等選舉中來，在一次次選舉中普及選舉知識，積累經驗，積累人氣，逐漸地用行動突破體制的牢籠，推動中國的民主法治進程。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

警惕中國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 ——畢汝諧的第四次政治預言畢汝諧（紐約作家）

當前，世界經濟形勢峻如寒冬，令人憶及 1929 年世界經濟大危機以及因之得勢的軸心國法西斯同盟；筆者甘冒大不韙，鼓喉一呼：" 警惕中國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 "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每隔五、六十年，便發生一次由最高統治者支持的大規模排外運動：二十世紀初，爆發了由慈禧太后支持的義和團排外運動；二十世紀中期，爆發了由毛澤東主席支持的紅衛兵排外運動；前者圍攻東交民巷使館區，后者火燒英國代辦處，如出一轍！而今，時序又已接近關鍵節點，中國社會已積蓄了足夠的破壞性能量；那么，將有怎樣的最高統治者和怎樣的排外運動應時順勢而生呢？ 1965 年十一前夕，陳毅元帥在中外記者會上突然發難，聲

言要與美帝決一死戰，還說：" 也許我看不到這一天了，但是我的兒子能夠看到這一天，他們也會打下去！ " 幾十年過去了，陳毅的幾位子婿并無太大出息；然而，屬于陳毅子侄輩的習近平（當年，其父習仲勛與陳毅同為國務院十二位副總理之一）已貴為儲君，等候接班；在其標準化的溫良微笑后面，隱藏著怎樣的利齒銳牙？改革初期，鄧小平欽定 " 韜光養晦 " 為國策；中國崛起后又如何 ? 他沒有說，也不必說；回顧中共由弱變強的煌煌歷程，答案昭然若揭 ! 中共建黨之初，原是共產國際豢養的遠東支部；奉莫斯科之命，裂土創立國中之國蘇維埃；然執政十年后，自恃羽翼已豐，以反修為名與莫斯科爭奪國際共運的領導權，甚至一度爆發邊境戰爭！又，抗戰之初，

毛澤東支持的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中共宣布服膺國民政府，工農紅軍易幟為國民革命軍之一翼，受官索餉；然坐大后即取而代之，赤化大陸。由此可見，中共習以為常的行為模式是：弱小時依附于某一強大實體，吸吮養分以自壯；成熟后即時斬斷臍帶，反噬其主！有一有二即有三，十年前，中國申請加入世貿的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卑詞稱 " 美國是世貿組織的黨委書記 " ；而今時移世易，中國得到西方的資金、技術、管理方式后，理應揮刀斬向 " 黨委書記 " 了！一俊遮百丑，經濟高速成長掩蓋了當今中國的陰暗面：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僅僅停留在紙面上；官民勢同冰炭（一句驕狂的稚言 " 我爸爸是李剛 "，竟然成為膾炙人口的經典！）；中國貧富差別之大，名列世界前茅（基尼系數為 5，突破了危險線）！社會不公，只有黨委領導下的法治，而無法治能夠規范的黨委。貪腐遍地，道德滑坡；群體抗議事件無日無之、房地產泡沫化、產業結構失衡、經濟畸形發展。中國以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起飛，自不可能擺脫資本主義經濟榮衰規律的支配（這一周期性規律放之四海而皆準，沒有例外！），不可能永遠保持高速成長的勢頭，也不可能在一體化的世界經濟中獨善其身；經濟大國兼人權侏儒的怪異形象難以持久！中國經濟停滯（更不必說危機了）之日，即是中國社會沉積的各種矛盾爆發之時！然而，專制制度不具備民主制度應對經濟衰退的柔韌性和泄洪渠道（比如 " 占領華爾街 " 運動）；只能以不斷加大力度的鐵腕付之 ! 以史為鑒：1929 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衰退源自美國！）；1933 年，世界經濟會議于倫敦舉行，不歡而散；德、意、日三國在其后的關稅大戰中居于下風；納粹黨借機而起，希特勒要求德國人民以整體利益為重，先國家后個人，民族的團結加上社會主義；使德國走上軍國主義道路，以驚人速度崛起！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后，于 1938 年實現充分就業；而后，日本出現了由外匯管制、價格管制、政府分配資源組成的不平衡體系；1937 年，意大利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后，成立 " 經濟獨立最高委員會 " ；至此，軸心國全部脫離了世界經濟體系，德、日、意高度控制貨幣、物價及資本流動，不再對世界經濟體系的貨幣、物價及資本流動變化作出反應。改革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進程，逆水行舟，不進

則退；三十年來，中國于物質層面采取徹底的拿來主義，" 與國際接軌 " 成為最時髦的口號；但是，在政治層面，依然采用老祖宗的牧民之策，以中國特色為由否定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歷史證據表明：經濟發展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改革，無良性的政治改革，就難免產生惡性的政治癌變！重軍抑民、國防優先的軍國主義，具有非同尋常的內聚力和實用性；當今中國纏如亂麻的內政外交死結，可用軍國主義的快刀加以解決！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原本同是產自德意志大地的極端學說，淵源甚深（納粹黨 NSDAP 名稱中的 "S" 即社會主義），殊惡同歸；二次大戰期間，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始而親密勾結、繼而血腥火并，給世界造成極大災難！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均善于誘發人類獸性的一面：針對特定種族的排猶運動和針對特定政治群體的文化革命，便是最突出的例證！特別要指出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驚世成就，是以不斷否定原有意識形態為依托的。鄧小平率先提出 " 不要談姓社姓資 "，一舉否定了共產黨的階級屬性；鄧小平的接班人則拉資本家入黨，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大唐 ! 最近，王歧山副總理干脆將中共執政六十年與康熙王朝六十年相提并論；聞斯言也，與其說他是共產黨人，莫如說他是王公大臣！依理可知，當局為擺脫困境，否定人類文明的基本準則，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又足何怪哉 ? 所謂六四，無非是當局

警惕中國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在垮臺與大規模殺人之間，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一旦經濟形勢有變，當局在垮臺與綁架十三億人民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之間，依然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就短期效應而言，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對中國有諸利而無一弊 : 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當局可以快刀斬亂麻地解決經濟停滯乃至經濟危機造成的社會危機，搶占道義制高點，喚起民眾的祖國自豪感，要求民眾以小我服從大我；當局可以援德日軍國主義之例，把民眾迅速動員起來，將民眾簡單地劃分為絕大多數愛國者和一小撮賣國者；褒揚前者，鎮壓后者，維持鐵板一塊的政治局面。以日本為例： 1918 年，日本爆發大規模 " 米騷動 "，上千萬人卷入，列島鼎沸；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即使戰爭后期民眾含辛茹苦，以野菜為食，也未見此類騷動。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當局可以發揮專制制度的高效行政職能，放棄一般法，執行緊急狀態法，恐怖的對內鎮壓和積極的對外擴張并舉，利用民眾政治上的天真，以內鬼應對外魔，將民怨民憤引向國境之外！可以使充斥于中國社會的暴戾之氣，堂哉皇哉地升華為愛國護國的情操，從而規避弒君、內戰的傳統內耗！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當局可以用 " 社會主義祖國在危險中 "( 列寧語 ) 代替 " 穩定壓倒一切 "，最大限度地剝奪民眾的基本人權；二戰期間，日本民眾的人身自由受到嚴格限制，離家百里需要警察局的證明文件，而民眾自覺遵守，沒有怨言。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當局可以最大限度地凝聚黨心民心黨員之心，賜予民眾最廣泛的參政權，每個人都可能從默默無聞的市井之輩躍為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 ! 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可以彌合國內勢不兩立的階級矛盾，一致對外；七七事變后，東京鋼廠十萬工人集會，憤怒抗議支那暴行；其調門比資本家更高亢！可以想知：當李剛之子與貧民之子共同攘臂高呼：" 打倒 XX 帝國主義！ " 的時候，他們雖然不是兄弟，卻也勝似兄弟！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將大大提升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層次” ，使之從形而下的拜金主義升華為形而上的 " 愛國主義 "! 愛國主義是怎么理解都可以的概念 ! 多少罪惡，假 " 愛國主義 " 之名而行？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可以給中國鋒頭正健的的現役將軍提供用武之

地；他們原是文革時的紅衛兵、紅小兵；文革于他們并非惡夢，而是盛大的節日；他們急于重溫青少年時期的 " 解放全人類 " 的夢想，" 超限戰 "、" 金融原子彈 " 等好戰言論層出不已！由于法西斯主義極富魅惑力及傳染性，能夠使全民如醉如狂；中外作家紛紛以 " 魔法 "( 托馬斯 . 曼著小說 " 馬里奧與魔術師 ")、" 鼠疫 "( 加謬著小說 " 鼠疫 ")、" 細菌 "( 夏衍著劇本 " 法西斯細菌 ") 喻之！也許，有人說，中國人愛和平，不可能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對此，1957 年，毛澤東于莫斯科說過：" 有人說中國人愛和平；不對，中國人愛戰爭，兩千年來，戰爭不斷。" 他進而發表不惜在核戰爭中犧牲一半人口的宏議高論。三十年來，當局自覺地以愛國主義大旗取代共產主義大旗，舉凡中國歷史上稍有亮色的帝王將相，無不得到著力吹捧；太平時節，尚不失為健康的國家意識，危急時刻，隨時都可以轉化為軍國主義的精神源泉 ----- 一如日本偷襲珍珠港成功后，全國電臺播出貝多芬 " 命運交響曲 "，以激勵法西斯士氣！屈指數算，中國走軍國主義道路的條件已基本齊備 : 經濟停滯的達摩克利斯劍高懸于頭頂、輿論鉗制、指令性選舉、一批現代趙括式的鷹派將領、日益強盛的自成體系、不受監控的國防力量；百年屈辱歷史綜合癥、" 兵營 " 式的等級 ( 戈爾巴喬夫語 )、急待發泄政治熱情的民眾、美國時而綏靖時而緊逼的搖擺政策、約束中國的不盡合理的國際游戲規則 ....... 所缺者有二 : 一位具有非凡個人魅力的偏執型的 " 元首 " ；一個標志性的突發事件。然而，以中共囊括中國社會政治精英之徹底，一個黃皮膚、黑頭發的希特勒隨時可能脫穎而出，主掌中南海；以中國與美日臺及周邊國家關系之復雜，突發事件隨時可能發生 ! 值其時，天安門廣場上，高冠博帶的孔夫子曾經站立的地方，將出現赤裸上身的岳武穆，其背后 " 精忠報國 " 四字，將召喚千百萬中華兒女步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千年易逝 .... 擁有十三億人口和核大棒的中華軍國主義罪孽難消！附記：畢汝諧曾對文革、六四、美國航空母艦亮相黃海作出三次政治預言，無一不中！白紙黑字，鐵證如山！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重新審視《歷史決議》，深入揭毛批毛，是啟動政改的契機 ——讀學者們座談《歷史決議》發言的感想

曉明

2011 年 10 月，北京學術界的朋友組織了兩次民間學術交流研討會，就 1981 年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下稱《歷史決議》），邀請部分學者舉行座談會，對《歷史決議》中的有關問題進行交流研討。前些時，宇鋒先生把座談交流會上各位的發言（選編）整理成文后發來給我，讀后令我深受啟迪，并引發諸多感想。關于此次交流研討會，接到宇鋒發來諸位的發言（選編）后，我曾電話詢問鄭仲兵先生，他告訴我，早在 2010 年 5 月之前老部長朱厚澤先生在世時就想召開的，后由于諸多原因未能如願；此次交流研討會的召開，也算是完成了朱厚澤先生的遺願吧！

一、這是兩次難得的民間學術研討會，均由鄭仲兵先生主持。先后在研討會上發言的有李洪林、徐友漁、盧躍剛、盧弘、張思之、閻長貴、孟繁華、劉家駒等多人。亊后，離休老干部何方先生也就此事給鄭仲兵寫了簡短的來信，提出了自已的意見。在這些與會者中，鄭仲兵、徐友漁、閻長貴等諸位先生是我近年來與之交往過的朋友，他們的學術思想和文章都是令我贊賞的；其它的與會者雖然未曾相識，但也久聞其大名，都是一些在學術上有獨立見解、有成就的人，如張思之律師和學者李洪林，盧躍剛等人，我早就拜讀過他們的不少文章，都是令我敬佩的。鄭仲兵先生在座談中首先聲言： “今天邀集朋友們來評說三十年前出臺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意在回顧和反思那段歷史，

自然是不帶任何政治功利目的的純史學意義的民間自由討論，請大家隨意發言”。與會者中多數已是花甲或古稀之年的老人，由這樣一些老人們參加的學術討論會，當然是不可能有什么政治功利目的，有的只是一顆赤誠的愛國、愛民之忠心和救黨之善心罷了！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縱觀與會者們研討會上的發言，涉及的內容是多方面的，都是誠懇的、合乎歷史事實的善意忠言，概括起來，大致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 1、1978 年 12 月，中共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1979 年 1 月至 4 月，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長的胡耀邦主持召開了理論工作務虛會，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及黨的理論、政策、是非的標準等問題，對中共建政 30 年的歷史，特別是十年文革，以及毛澤東應負的責任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總結。這兩次會議可以說都是中共歷史上僅有的生動活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會議，是中共有史以來劃時代的偉大進步。如果真正按照這兩次會議的指導思想行事，《歷史決議》絕對會是另一種樣子，會是一個忠實于歷史的、實事求是的文件。然而，在胡喬木、鄧力群等人的鼓噪下，在鄧小平的指揮下，把胡耀邦的正確所為看作是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他多次做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腰斬了理論務虛會和思想解放運動，取消了民主表達自由思想的“西單民主墻”，抓捕了魏京生、傅月華等人，取締了從反對“四人幫”暴政而自發產生的民間組織和刊物。《歷史決議》就是在此種情況下，由鄧小平親自指揮，排擠胡耀邦等人的正確領導而產生的，與三中全會精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相悖謬的。 2、《歷史決議》實際上是在人為制造歷史。為什么要造出《歷史決議》？“決議”就是要人服從，讓思想服從決議，這是不可行的。實際上《歷史決議》就是要繼續維護毛澤東的獨裁專制權威，同時要樹立鄧小平新的獨裁專制權威。 1945 年中共七大時在延安通過的那個《關于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是為了把毛澤東的地位正式樹立起來；1981 年通過的這個《歷史決議》，則是要把已經垮掉了的毛澤東重新樹立起來。因為毛澤東是中共一黨專政的化身，要堅持一黨專政，就必須維護毛澤東這座尊神的形象。鄧小平的 “四項基本原則”其實就是毛澤東的衣缽，是中共的傳家寶，和賈寶玉佩戴的那塊“通靈寶玉”一樣，是萬萬丟不得的。鄧小平雖然兩次被毛澤東打倒，他的內心里不可能對毛澤東沒有怨恨；但，他深深懂得，在毛澤東的威信徹底崩憒之后，在三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方針之后，如果不趕緊祭起毛澤東留下的傳家寶，擺脫了毛澤東陰影的中國人民就會進

1945年4月至6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在中共七大主席臺上。一步擺脫一黨專政，走上自由民主的大道。所以，他才在三中全會閉幕剛剛三個月之后，就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這些講話沒有一點新的東西，全是毛澤東的遺產。決議的整個起草過程，鄧小平一直抓得很緊，多次向起草組面授機冝。他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 “毛澤東的旗幟不能丟”。在決議里雖然不得不否定文革，但卻多方的在粉飾毛澤東。鄧小平要繼續髙舉毛澤東的旗幟，樹立毛澤東這尊“圣像”，讓人繼續膜拜，實際上就是要把鄧小平的“圣像”樹立起來，由他來繼承毛澤東獨裁專制的絕對權威。 3、《歷史決議》對歷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或敘述片面，或予以歪曲，或公然迴避。如：關于抗日戰爭那段歷史的說法根本有違事實；對抗美援朝則只字不提；對 1958 年的那段歷史，不說“三面紅旗”這個“綱”，按“目”分述，又略去發動“大躍進”，強建“人民公社”的動機及其危害后果；對三年大饑荒餓死四千萬人的慘痛歷史竟敢勾銷，劉少奇說“人相食，要上書的”；思想領域里的反胡風、反胡適、反右、反右傾，以及鎮壓反革命中亂殺人等等，決議中不是走了樣，就是迴避了事。因此，可以說這個“決議”實際上是 “鄧記‘決議’”。 4、《歷史決議》指出： “歷史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這段 42 個字的決議，除“領導者錯誤發動，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是符和歷史事實人們無異議外，所謂“被反革命集團利用”則是值得質疑探討的。所謂“被反革命集團利用”，人所皆知指的就是林彪、江靑“兩個反革命集團”，毛澤東能被他們利用么？毛澤東一生明察秋毫，從不上當受騙；說毛澤東為林、江利用，并無根據。文革中的所有“決策措施”都是毛澤東親自作出的，無一是林、江作出的。是毛澤東充分利用了林彪的軍人集團和江靑的筆桿子隊伍來達到他的政治目的，倒是真實的。文革開始之時，全國處在一片混亂之中，那時林、江“兩個集團”并不存在。如“江靑集團”中的主要成員，在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江靑、張春橋、姚文元才成為政治局委員，而另一成員王洪文那時還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在 1972 年 9 月才由毛澤東調到中央工作的，可見這個“集團”在文革開始全國大動亂之時是根本不存在的。而林彪“集團”文革開始之時也并不存在，是在 1967 年通過“513”事件成立軍委辦事組才開始形成，但在 1971 年 9 月即覆滅。這兩個“集團”在文革中雖然都罪行累累，罄竹難書，但文革中最主要的罪惡則是由毛澤東的獨斷專

1969年林彪在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

橫、胡作非為、和他那邪惡思想指導下所造成的。 5、11 月 13 日，老黨員、離休老干部何方先生致鄭仲兵的信中說： “……我在做出《決議》的當時，就在幾次有關的會議上提出過批評。我認為這次《決議》和延安的《歷史決議》一樣，都是為了搞個人崇拜。那次是確立對毛的個人崇拜，這次則既捍衛對毛的崇拜，也制造對鄧的崇拜。其實在堅持專制獨裁制度和實行獨斷專行上，鄧小平就是第二個毛澤東。而且在六四鎮壓、教訓越南、一手板倒三個總書記（華、胡、趙）和指定兩代接班人問題上，鄧還超過了毛。但我以為對鄧還可一分為二，對毛就談不上了。從歷史發展的觀點看，毛幾無什么貢獻，多為負面影響。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餓死三四千萬人，發動文革等，足以使他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這些學者們在交流會上發表的意見，是多么誠懇而實事求是啊！筆者十分認同和贊賞他們的意見。

二、對于這個《歷史決議》，筆者除贊同與會者們的意見外，也想在此補充某些看法，表明自己的初淺見解，供朋友們參考，并請批評教正。 1、所謂林、江兩個“反革命集團”是否存在，是值得質疑與探討的。筆者認為，這兩個“反革命集團”實際上是并不存在的。首先是這兩個集團并非是在文革一開始就存在的，其次他們反哪一家的 “革命”？反什么呢？反對文化革命么？反對毛澤東么？這些都不是；那時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革命”，林彪、江青則是真正擁護毛澤東，為毛澤東發動的文革作亂而費盡心機、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既是毛澤東的“革命”，林、江都是站在毛澤東一邊，為毛的胡作非為火上添油，助紂為虐，對毛澤東而言，林、江又屬于哪門子的“反革命集團”呢？！縱觀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為，除了他（她）們乘文革之機而迫害過他（她）們認為是自己仇人的人以外，所有文革中的一切內亂，全國范圍內的奪權，挑動派性斗爭，武裝“造反派”或者“保守派”，武斗，殺人放火，打倒一切，迫害從國家主席劉少奇到以下各級干部，迫害知識分子、文化名人和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那些原來已經戴帽的“地、富、反、壞、右”被誣之為“牛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鬼蛇神”，這些人文革中所遭到的迫害都是令人發指的，如北京地區 1968 年 8 月的屠殺，1967 年冬湖南道縣、邵陽開始的大屠殺，1968 年內蒙及廣西的大屠殺，這都是反人類的屠殺。再有文革中經濟的被破壞，傳統文化和文物古跡的慘遭破壞，都是史無前例的。所有這一切與人們所理解的“革命” 毫無半點關系。一切事實充分說明，毛的所謂“文化大革命”實質是革文明的命，革文化的命，革一切好人的命。而所有這一切，全都是在毛澤東領導下進行的，是毛澤東要當“世界共運的領袖”，為了他的獨裁專制后繼有人，在他死后不至被人鞭尸，他必須恨抓“階級斗爭”，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鼓吹“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等等歪理邪說，在他的這些思想指導下出現的累累罪行，都應是毛澤東的巨大歷史罪過。毛澤東的這些罪過，是充分利用了林、江兩個集團來達到他的罪惡目的倒是真實的。制造出林、江兩個所謂的“反革命集團”，其目的為毛澤東的文革罪孽開脫罪責，用林、江“兩個集團”作為毛澤東的“替死鬼”。事情就是這么明擺著的，所有從文革中走過來的人，對這些都是全然清楚明白的。沒有什么林、江兩個“反革命集團”，有的只是“毛澤東、林彪、江青反人類血腥恐佈集團”，因為他們都是一丘之貉的同一集團，是不可能分割開來的。文革中人們看的清楚明白，江青是毛澤東的夫人，在文革中她為毛沖鋒陷陣，她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人都無法代替的。在后來審判江青的時候，她直言自己是“毛澤東的一條狗“，狗是唯主人的話從命的，叫她咬誰豈有不咬之理。文革中大量的事實都說明了這一切。而林彪向來是緊跟毛澤東的，早在井岡山時期和其后長期的共產革命斗爭中都是如此，特別是在第二次國共內斗圍攻長春的戰役中，十多萬長春百姓被活活餓死，林彪是罪責難逃的。毛澤東取得政權后，林彪長期稱病不出；但從 1959 年廬山會議毛澤東搞掉彭德懷，讓林彪接替國防部長后，林彪效忠毛澤東的忠心再次表現出來了。從批判彭德懷起，到 1962 年七千人大會上效忠毛的講話，到后來的在全軍大學毛澤東思想，選編《毛主席語錄》，直到文革提出“四個偉大”，林彪給人的形象是“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他帶動全國把毛澤東推上了神壇，自己則成了毛的“親密戰友”、 “接班人” 和“副統帥”，文革一開始就步步緊跟毛澤東，好話說盡，壞事做絕。這些不都充分說明了他們是同

屬一個集閉的同伙么？！好在林彪的軍人集團一伙人，特別是林彪本人，從 1969 年的中共九大以后，對毛澤東的獨裁專制本質逐步有所認識，最終走上了反叛毛澤東之路，他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就是最好的說明。雖然他最終斗不過毛澤東，被逼出逃戟折外蒙溫都尓汗而喪命，但他的反叛精神是有可取之一面的。他的那幾個大將黨羽，像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在文革中也跟隨林彪、毛澤東干了不少壞事，也是有罪之人；但在他們行將進入另一個世界之前，能和他們的子女說出了許多不為人知的毛澤東、江青、周恩來等人的一些重要史料，或是寫回憶錄給世人留下了寶貴的史料，都是可取的，受人稱贊的。雖然他們覺悟得似乎太晚了，但覺悟了總是一件好事，比起江青集團來林彪集團一伙人要好多了。江青是一個至死都不認識的死硬份子，最后只有自殺來結束自己罪惡的一生。至于江青集團的一些馬前卒，如像蒯大富那樣的人，文革之初受壓，被打成反革命，那是令人同情的，那時他的造反精神也是受人稱贊的。但，他們后來被江青、毛澤東利用，干了不少壞事，據說他至今仍念念不忘毛澤東，不忘他那時“造反派領袖”的一段生涯，還在信仰毛澤東、吹捧毛澤東；如果這些屬實，則實在是可悲而又可憐的。 2、關于文革的發動問題。《歷史決議》的第（18）條中指出： “……這期間的錯誤，責任同樣在黨中央的領導集體。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于毛澤東個人。這個期間，毛澤東同志在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江、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顯然這是一段有違歷史事實的結論，是在為毛澤東開脫罪責，是不符事實的結論。在毛獨斷專橫的條件下，有誰能制止毛澤東呢？誰又敢于站出來制止毛澤東個人崇拜和專斷作風呢？如果有的話，這樣的人恐怕早就被毛澤東打入十八層地獄了。文革是怎樣發動起來的呢？是“林、江、康生這些野心家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毛的這些錯誤”才“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么？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文革的發動當然是有諸多復雜的原因和時代背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景。但，歸納起來，毛澤東之所以要發動文革，主要是下述因素所決定的。（1）、毛當政后一系列的罪錯激起民憤，人民苦不堪言，動搖了他的獨裁統治地位。為了鞏固他的獨裁統治地位，使他的政治對手不敢言他，在他的面前臣服，都成為像周恩來那樣的奴才；也為了使他的個人崇拜永遠繼續下去，使全國人民都成為他忠實的奴仆；（2）、吸取斯大林的經驗教訓，死后不至被人清算、被人鞭尸；（3）、斯大林死后，他要爭當“國際共運”的領袖，大搞革命輸出，高喊“解放全人類”，大搞“反帝”、 “反修”，要使北京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4）、為了大樹特樹他個人的絕對權威，為了他的思想能在中國乃至世界永遠傳承下去，永遠由忠實于他的人執掌中國的統治權。當然還可能有別的復雜因素，但，主要就是以上幾條則是無疑的。為了這些，他必須要找到一種辦法才能到他的目的。經過相當長時間的思考，這種辦法他終于找到了，這就是自上而下的層層發動群眾，鼓吹“造反有理”，“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些才是導致發動文革的真正原因。如果不是這些原因，如果不是毛澤東的自我所為，再來幾個林彪、江青、康生一類的野心家，不管他們怎么樣的利用毛的錯誤，文革運動也是不可能發動的。 3、《歷史決議》的第（27）條指出： “毛澤東

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這同樣是一段不能令人信服的結論。如果說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具有愛國愛民的思想，立志喚醒民眾，為民富國強而熱心于社會變革，那倒是真實的話；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共產主義的幽靈徘徊到神州大地后，毛澤東從列寧、斯大林那里接受了被他們修正了的馬克思主義后，特別是他上了井岡山后，一系列的共產暴力革命就值得質疑和討論了。如果對這些我們姑且先不論的話，就算他是“建國有功”吧，因為人民希望結束戰亂，建設國家，以便過上和平幸福的安寧生活，對勝利者一方總是寄予希望而擁護勝利者的，這種願望是完全在情理之中，是可以理解的。但，取得政權后的毛澤東，早就把他在奪取政權前的種種諾言拋到九霄云外了。從 1950 年起，他的一系列所為，諸如土改、三反五反、統購統銷、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對農業和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肅反、反胡風、農業合作化、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大煉鋼鐵、反右傾、反瞞產、大饑荒、農業學大寨、四清、直至文革，有哪一件不是在中國的胡搞折騰、害苦了中國人民？！所有這些，充分說明毛澤東是毫無功績可言的，有的只是民族的歷史罪人吧了。連馬克思自己都不承認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至死沒否認自己是撒旦傳人，魔教使者，又何來毛澤東這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呢？！而所謂

1969年10月1日：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向觀禮臺和廣場上的群眾招手致意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同樣是子虛烏有的。他的所謂“革命”就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就是“共產暴力”，就是“武裝奪取政權”，這就會造成連續不斷的內亂，對百姓們只會是災難而無任何好處可言。而所謂的“戰略家和理論家”，也是不能成立的。難道他在抗日戰爭中指示他的部下要“保存實力，不要替蔣介去抗日”，甚至批評彭徳懷將軍為抗擊日冦而發動的“百團大戰”，以便其后內戰奪權，這就是他的“戰略” 嗎？取得政權后為在國內大搞“共產試驗”而進行的一系列誤國害民的胡作非為；再有什么“三個世界的劃分”，輸出革命，號召亞、非、拉的人民團結起來“反帝、反修”，要“解放世界人類”，他要成為“世界共運的領袖”……等等，這是害苦了中國人民，也害苦了世界上一些國家和人民的“戰略”，這樣的所謂“戰略”是絕不可取的。再說他的所謂 “理論”，不就是他的思想成了“當代馬列主義發展的頂鋒”，不就是“階級和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專政是群眾的專政”，“造反有理”，“均貧富”，“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陰謀” 與“陽謀”……等等的一套么？事實證明這都是誤國害人的歪理邪說，是絕對稱不上什么“理論家”的。無數的事實充分地說明，毛澤東充其量是一個 “農民造反者”而已，和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造反領袖如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等是沒有什么兩樣的。一旦取得政權后，就成了一個迫害狂，成了一亇更為獨裁專制的統治者，一個沒有人性，專搞陰謀，專橫拔扈而又極端腐化的暴君，這些倒是真實的，在許多地方毛澤東胡作非為更要超過他的前輩造反者。

三、《歷史決議》中的一些問題是值得質疑與探討的。實事求是的把這些問題討論清楚，對當今不論是政治體制的改革還是經濟上的改革開放，都是大為有益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新的執政者改掉了毛澤東的貧窮社會主義，否定了他的“階級斗爭”，政治上也作了某些改正，特別是經濟上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經濟迅速增長，已成了當今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體，市場繁榮，人民的生活水平大為提髙，徹底擺脫了毛澤東時代人民受饑挨餓的苦難生活。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是中共有史以來的偉大進步。

輝煌的成就人們應該看到，并且會為之歡欣鼓舞；但，當今社會存在的各種問題則是我們更加要清楚認識到的，并要力求徹底的改正，這個社會才能不斷的前進。當今的中國社會存在哪些問題呢？從各級領導者到廣大的普通民眾，大概都會看到當今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諸如：貧冨兩極的懸殊分化，貪腐橫行漫延，買官、賣官隨處可見，官商勾結、官黒勾結侵吞國有資產，侵害民眾合法權益的事件屢屢出現，環境的嚴重破壞，群體性騷亂事件頻發，天災人禍頻發，各種刑事犯罪和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居髙不下，走私犯罪、制假販假屢禁不止，黃、賭、毒泛濫成災，誠信危機，道德滑坡，一切向錢看已到了最缺德的時候……等等。這些問題的客觀存在，嚴重地影響著社會的和諧與進步，是令所有的中國人都會為之深思與憂慮的。面對當今中國的種種存在問頤，有學者指出“中國又走到十字路口”了。回顧晩清戊戍政變時，辛亥革命時，毛澤東奪權成功建立新政權前夕，莫不都是如此的。而今 30 多年的經濟改革開放，使社會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但主要還是限于經濟上的改革，政治上的改革卻滯后，成為社會發展的瓶頸。歷史似乎又到了一個關鍵時刻，中國應當奔向何方呢？早在 2007 年上半年，上海學者沙葉新先生就曾寫有一篇《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文章，標題雖有些聳人聽聞，但內容卻是實在的，并且說理有據且充分。下半年，又有十七位前部長聯名上書黨的十七大，其中也說“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種說法和主流媒體的說法顯然是相反的。然而這些看法卻是真實可信的，與主流媒體那種“形勢大好，處處鶯歌燕舞”的宣傳，百姓們早就看多了、聽慣了，是不會有多少人相信的。面對當今社會現實存在的這些問題，當然是要嚴加治理和解決的，好在當今的執政者們都反復強調了要解決這些問題，并且出臺了不少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決定條例之類的，也在實實在在的著手解決這些問題，并取得了相當的成就。然而三十多年來各種問題卻依然存在，有的并有愈演愈烈之勢；因為長期以來雖然做了不少工作，但那都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總也不可能徹底解決，這是不足為怪的。筆者認為，要徹底解決當今社會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唯有重新審視《歷史決議》，深化政治體制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改革才有可能的。這就要祛除某些人大喊的“六不搞”，建立真正的憲政民主體制，讓司法真正獨立，開放報禁，讓人民有真正的言論自由，形成有效的輿論監督機制，各種存在問題才有可能徹底解決的。要真正做到這些，當前最主要的是應該集中一切力量深入徹底地揭毛批毛，因為毛澤東和他的歪理邪說是所有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也是這些存在問題不能徹底解決的根本原因。只有把這一問題解決好了，把毛批倒批臭了，使毛的頭像下墻，腐尸出堂，一切問才會迎刃而解。否則是永遠也解決不了中國存在問題的。要深入揭批毛澤東，當前遇到的阻力是多方面的，也是十分頑固的。這種阻力除了來自烏有之鄉那些毛派分子以外，他們極力為毛澤東歌功頌徳，公然提出要“打倒現代的走資派”，要“為文化革命平反”，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甚至呌囂“還我江靑”，“還我春橋”，公然支持焚燒南方報系出版的雜志報紙，公開集會串聯、游行。他們的人數雖少，但影響卻是十分廣大而深遠的。除此而外，這種阻力還來自廣大不覺悟的民眾。當今許多人面對社會的腐敗現實和種種存在的問題，他們對當今的社會現實極為不滿，因而懷念毛時代，認為現在“還不如毛澤東時代呢”。這種看

烏有之鄉毛派分子

法當然是根本錯誤的；但，他們的這種思想也是有可以理解一面的，那就是他們對現實社會有諸多不滿，因為當今的社會存在的問題實在是太多了，不能令廣大的百姓們滿意。許多人盡管碗里夾著肉，嘴上卻在罵娘，這是應該思考的一個實際問題。應該看到，當今社會不管存在多少問題，比之毛時代都要好多了。起馬大家都有飯吃，絕對不會再有人被餓死的；現在的市場繁榮，各種商品堆積山；再也不會擔心搞政治運動挨整被批；再也不會是公社化那樣的農奴了……。還可以舉出很多實際的事例，毛時代能有這些么？那是根本不敢想像的。從毛時代走過來的人，都會記得那時的悲慘情景，在公社的軍事化組織里，造田造地，修水利，大煉鋼鐵……等等，不但毫無報酬，還得像牛馬般的被奴役，運動來了還得當心挨整，缺吃少穿，買什么都要憑票證供應，到處都有人被餓死……，還有許多方面，在此無須一一再舉了。只要想想毛搞的那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至今仍是使人后怕的。只要想想這些，怎么能說“現在還不如毛澤東時代呢”？是絕對不能這樣說的。這種阻力還來源于文革的余毒，因為至今為止，文革中的許多許多罪錯尚沒有徹底清算和批判。更有長期的封建思想在毒害和影響著中國人民，使許多人奴性十足，習慣于做奴隸，任獨裁者奴役而不思改革進取。這些都是深藏于中國人思想中的大敵，不把它徹底清除，深入揭毛批毛是談不上的。從歷史和現實的經驗中，中國人民深深地懂得，揭毛批毛是時代進步的大勢所趨，是中華民族的迫切要求。中國要進步，毛澤東是繞不過去的。只有徹底解決毛澤東的問題，國家和民族才有寧日，百姓們乃至官員才有寧日，社會才能不斷地邁向前進！學者茅予軾、辛子陵，作家鐵流，他們都是揭毛批毛的時代先鋒，為中國人民樹立了好的榜樣。還有剛故去的南京大學髙華教授，離退休老黨員、老干部李銳、何方，以及其它許多海內外專家學者們……等等一大批人，他們都是時代的先知先覺者們，在揭毛批毛上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是難能可貴的。所有這些先知先覺者們，都是值得所有中國人學習的。只要大多數人從思想上真正認識到了，都敢于站出來揭毛批毛，毛的頭像定會下墻，腐尸出堂，他和他的思想定會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中國就會永遠向前邁進了。 2011 年 12 月下旬作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

無畏村民上訪揭黑，兩級政府裝聾作啞（四川）黃曉敏

四川鄰水城南鎮地處鄰水縣城的城鄉結合部，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而距離繁華縣城僅有三里的滑橋村更是獨秀一枝，雖然耕地有限但是村民還是可以過著豐衣無憂的平穩日子。然而，自從本村一個有點小錢更有邪惡勢力背景的張安文看上這快寶地后，這里的村民就失去了往昔的田園生活，被這個類似黑惡勢力的“自治委員會主任”張安文所侵染、掠奪、霸占，攪得本地村民生人人自危，心理的恐懼籠罩在他們構建的邪惡陰影之內，許多人都是逆來順受閉上嘴巴，內心敢怒卻不敢言語的自我壓抑。第一，利用金錢黑惡勢力，非法攫取自治主任 2007 年五月的一天，張安文和在重慶的狐朋狗友等數人聚集在一起，密謀策劃“顛覆”現有的

合法的村民自治主任劉某某。隨后的日子，這群“閑雜人員”采用輪番威脅、恐嚇、騷擾等方式，給原主任制造心里壓力和社區矛盾，逼原主任引咎辭職“自愿”放棄權位，并“主動”推薦張安文“榮升”主任之職。事前，地方政府“并不知情”，只是等到張安文的名字出現在自治委員會的簽名公函后，地方政府才“煥然大悟”，默認接受了這個現實，還解釋說這是村民自治區的內部事務，既然木已成舟不便插手，所以也就不能“隨意”更改了。至此，張安文等勢力在合法自然的默許下，變成了具有政府保護背景的“村民自治委員會主任”，獨享獨攬坐擁村霸，實現他積斂錢財擴充勢力的險惡目的，營造他為非作歹和與民作對的黑紅人性。第二，侵占集體公共財產，非法從事房產買賣

鄰水縣城南鎮滑橋村“自治委員會主任”侵占集體公共財產，非法從事房產買賣。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坐上主任寶座的張安文，不是為村民服務辦理事實，而是把國家和政府每次給予村民的惠民政策，變成勒索村民的攬財機會。村民自建住宅要進貢，修建村道打井要助捐，違規超生交了罰款還要勾兌，做了、說了主任不喜歡的事情要破費才能擺平。在張安文接管“主任”一職之前，縣政府曾三令五申下令，嚴禁村民在規劃之外再建房屋或者自建房屋，但是張安文不僅公開為自己違章搭建住宅數套，而且還把門前村民公共土地 700 多平方掠為己有，水泥硬化改變性質，出售給屠宰牛羊的外籍人做生意。嘗到甜頭的張安文更加肆無忌憚，再次利用“主任”的職權，于 20011 年 5 月份不和村民協商，也未經村民允可，再次侵占集體耕地 300 多平方，修建 2000 多平方的鋼筋混泥土建筑，從事商品房買賣交易。雖然再建但已銷售完畢。第三，侵犯村民人身安全，雇兇毆打村民百姓 2011 年 9 月 27 日，張安文安排兒子糾集兩部小車共有九人，找到與張安文有利益糾紛的村民許爾成家，不由分說就是一頓暴力揮舞。砸毀了攪拌機、振動棒，還威脅性的留下繼續對抗沒有好下場的惡語。報警出警的城南派出所，雖然做了現場勘驗調查取證，也做了問訊筆錄，但是至今沒有做出任何形式的答復解決。第二天，余氣未消仍不罷休的張安文，鼓動城南國土站工作人員張某某領隊，來到許爾成的家里制造麻煩，以許爾成未經報批隨意修建基礎設施，逼迫許爾成停止修建方便自家的村舍小道。由于雙方情緒都很激動出言不遜，理不過的張紹林便下令搗毀房屋，手下的人蠢蠢欲動用器械敲砸許爾成的私宅。許爾成 78 歲的母親出面勸阻，用身體阻擋他們的行為，結果遭手下蠻種粗暴的毆打，不能起立被送進醫院，至今沒有人過問處理，也沒有人出面承擔理療費用。此后，許爾成一直找城南國土站、鄰水縣國土局、鄰水縣信訪局、鄰水縣公安局、鄰水縣紀委、廣安市信訪局，反映和申請自己的主張，但是一直被政府各部門拒絕或者是接受了而不予答復、解決。

借機斂財，不擇手段的和政府某些官員沉迷一起，吃起國家惠顧農民的工程款項。 2008 年，國家工程項目范家灣變電站修建在滑橋村的地盤上，光是基本占地就有十幾畝。可是，每年使用土地的費用和補償農民的提留款卻不知去向，十一個過境高壓線補助補償款至今也去向不明。這一年，國家針對高速路兩旁的“風貌整治”給予補助性建設改造，雖然滑橋村村民大力響應積極修建改造，但是不僅沒有得到國家的補助，反而每戶村民還要向張安文個人繳納 400—2000 元不等的建設費用。對此擁有村務公開監督權的村民，不是無人敢問、敢用，就是誰問誰用誰倒霉的結果。村務公開原本村民的權利，主任的職責，也是政府政策法律規定的義務，可是在主人張安文的駕馭下，滑橋村哪敢提財政公開化、透明化啊？如此一只只能在黑暗中游弋的“蝙蝠”，卻氣焰囂張的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為非作歹，不禁令人吃驚和感嘆。這是許多村民經常捫心自問的話題，今天這個天下到底是誰的天下？這個天下到底是在管理誰在撐腰？為什么我們的官府官員似乎比村民更加的害怕這伙勢力，他們到底有什么能耐和能量，敢如此為所欲為膽大包天啊！

第四，扶持發展邪惡勢力，拉攏官員紅黑通吃有了大錢又有勢力的張安文等團伙，如魚得水

村民狀告黑主任按手印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

申請上級責令司法局履行職責 ——與西郊監獄打官司系列訴訟之四（浙江）呂耿松

去年 11 月底，杭州市下城區的黨法院以其玩世不恭的態度用一張“函”來打發我的行政起訴后，我于 12 月 2 日向杭州市中級法院提出了申訴，要求行使被下城區法院踐踏的訴權。申訴書寄出一個多月了，至今沒有得到杭州市中級法院的任何回音。看來，杭州市中級法院和下城區法院是一丘之貉，它們本是同根生，都是黨法院。黨法院的眼里只有共產黨的利益，根本沒有老百姓的利益。它們號稱人民法院，實在是欺世盜名，因此我從來不稱這些黨法院為“人民法院”。無數事實證明，黨法院完全徹底是黨的工具，毫無獨立性。可笑的是，每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回答外國記者關于中國政府監禁異議人士和維權人士的提問時，這些發言人都大言不慚地說中國是“司法獨立”的國家。在這種莊嚴的場面公開撒謊真讓國家臉面丟盡，這些發言人也自損形象。中國的司法是獨立的嗎？回答當然是否定的。按照法律規定，行政機關不肯履行法定職責時，除法院可判令其履行職責外，該行政機關的上級也有權責令其履行職責。所以，今天我向浙江省司法廳寄出了申請書，要求省司法廳督促杭州市司法局履行其法定職責，受理本案。我衷心希望省司法廳的領導對國家、對老百姓負起責任來，不要再象杭州市司法局和黨法院那樣耍賴，或做出不體面的、猥瑣的小動作來，被世人所鄙夷。以下是我的申請書。

請求責令杭州市司法局履行職責的申請書申請人呂耿松，男，1956 年出生，漢族，住杭州市九蓮新村 31 幢 110 單元 108 室，郵編

310012，電話 88057334 被申請人杭州市司法局，住址杭州市延安路 484 號，法定代表人洪慧萍，電話 85174276 申請事項請求上級司法行政機關責令杭州市司法局履行行政復議的法定職責，受理本人就杭州市西郊監獄非法扣押財物提出的復議申請。

事實與理由 2008 年 4 月 17 日至 2011 年 8 月 23 日，我被中共當局以所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關押在杭州市西郊監獄服刑。2011 年 8 月 23 日刑滿釋放出獄時，該監獄副監獄長周衛平于當天凌晨 3 時半帶領四個狀似黑社會打手的便衣將我從床上拽起，說要放我出去。當時我要求看他們的工作證，否則拒絕出去。周衛平說，看工作證到警官辦公室去看。我說現在時間太早，不安全，我要按監獄的規定 5 點半出去。周衛平不容分說，就讓四個便衣把我從監室押到警官辦公室，他沒有給我看任何一個人的工作證，而是對我進行非法搜身，從我手中奪走了六本日記（從 2007 年 8 月 24 日進杭州市西湖區看守所到 2011 年 8 月 22 日在西郊監獄服刑期間所寫的日記）、一本書稿（《中國民主與中國民主黨》）、兩本剪報、兩本詩詞抄本、三本筆記本以及《杭州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書》、《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傳喚通知書》、《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檢察院委托辯護人告知書》、我在服刑期間替獄友寫的申訴書的草稿、監獄對我扣分的發票等物品，還將我于前一天交給監區檢查的《政法往事》、《民主是一種現代生活》、《1911 年中國大革命》、《危機中的變革》、《圣山》、《中華人民共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和國憲法注解與配套》、《監獄法及其配套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注解與配套》、《嚴陵七子詩詞選》、《繪圖千家詩》等書籍以及 8 月 11 日我家屬探監時帶出的一本《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也非法扣押（10 月 25 日西湖區公安分局國保大隊已將《1911 年中國大革命》、《危機中的變革》、《繪圖千家詩》、《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注解與配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注解與配套》、《監獄法及其配套規定》、《嚴陵七子詩詞選》、《圣山》八本書和《杭州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書》、《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傳喚通知書》、《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檢察院委托辯護人告知書》等文件還給了我，但還有其他重要物品沒有還給我）。當時我要求周衛平出具被扣押物品清單，也遭其拒絕，并讓兩個便衣強行將我架到汽車上。當時的目擊證人有：西郊監獄入監區監區長汪國平、副監區長余愛民、入監區警官何松源，值班護監楊先澄、徐小弟（服刑人員）。我國憲法第十三條明確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七十五條第二款規定，公民的合法財產受法律保護，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侵占、哄搶、破壞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凍結、沒收。《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六十六條規定，私人的合法財產受法律保護，禁

止任何單位和個人侵占、哄搶、破壞。原告在出獄時被非法扣押的上述物品都是我個人的合法財產，其中六本日記包含了我的財產權、知識產權和隱私權，書稿《中國民主與中國民主黨》包含了我的財產權和知識產權，西郊監獄無視憲法和民法、物權法的規定，采用黑社會式的手段，強行將我的物品扣押，是嚴重的違法行為。2011 年 9 月 23 日，我致函西郊監獄，要求歸還被其非法扣押的財物，并請在十天內答復。但西郊監獄既不歸還財物，也不答復。為了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于我的權利，保護我合法的個人財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二條、第六條第（二）項、第十二條的規定，我于 2011 年 10 月 21 日向被申請人杭州市司法局申請行政復議。 2011 年 10 月 26 日，被申請人作出《杭州市司法局行政復議不予受理決定書（杭司復決字 [2011] 第 1 號）》，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第五條規定，監獄人民警察依法管理監獄、執行刑罰、對罪犯進行教育改造等活動，受法律保護”， “監獄人民警察對你在監獄內實施的執法行為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六條規定的情形”。監獄法第五條強調的是“依法管理監獄”，但西郊監獄對我實施的行為并沒有“依法”，翻遍《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78 條條文，沒有哪一條規定

2011年8月被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的呂耿松（左三）終於刑滿出獄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要對刑滿釋放人員出獄時進行搜身并扣押其合法財產。即使我這時的身份還是中共當局所誣稱的“罪犯”，那么《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第七條規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財產和辯護、申訴、控告、檢舉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剝奪或者限制的權利不受侵犯”，對這一白紙黑字載明的法律條文為何不依？西郊監獄規定刑滿釋放者最早在早上 5 點半出獄，但凌晨 3 點半周衛平就帶領四個便衣把我從床上拽起，而且在我上廁所、洗臉時都緊跟著我，對我呈戰斗隊形散開。在把我從宿舍架到警官辦公室、強行從我手中奪包搜查、再從警官辦公室架到汽車上的過程中，都采取了暴力手段（我的左肘被捏得淤血，一個星期后才褪去）。也就是說，我的人格受到侮辱，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我的合法財產受到侵犯。事實證明，西郊監獄沒有“依法”，而是在違法。難道這樣的違法行為也要“受法律保護”嗎？至于“監獄人民警察對你在監獄內實施的執法行為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六條規定的情形”，完全是一種托詞。前面說過，西郊監獄對我實施的并不是執法行為，而是違法行為。正常的執法行為，應當有合法的程序，完備的手續。當時沖進宿舍的周衛平和四個便衣我都不認識（周衛平是我后來才知道的，其他四個便衣我到現在還不知道他們的身份），雖然在警官辦公室里我認識獄政科科長和其他幾個入監區警官，但我認識這些人并不等于周衛平等人不需要證明身份和出示相關法律手續。當我要求周衛平出示警官證時，他理也不理，即指揮四個便衣從我手中奪走我的私人財物。當我要求周衛平開具清單時，他就命令四個便衣強行將我架出警官辦公室，拖到汽車上。這樣的行為怎么能說是“執法”呢？這種行為如果發生在監獄外，完全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因此，西郊監獄在 2011 年 8 月 23 日凌晨 3 時半至 4 時對我實施的行為是違法的，對我個人財產的扣押是非法的，完全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六條第（二）項的規定。被申請人作為杭州西郊監獄的上級主管單位，應當履行其法定職責，責令西郊監獄返還原告合法的個人財產。怎奈其出于對下級部門的庇護和對公民權利的藐視，作出了上述極不負責的“不予受理”的決定。綜上所述，杭州市司法局作為西郊監獄的上級主管部門，理應監督下級機關遵守國家的法律，保護公民的合法財產。然而被申請人不僅沒有主動監

督下級遵紀守法，而且在申請人按照法律程序向其提出行政復議的申請后，還要對下級的違法行為予以包庇，其作為一級國家行政機關是極其不嚴肅的和不稱職的。對于被申請人這種玩忽職守的行為，上級司法行政機關應當進行監督，責令其改正，受理本案的行政復議。此致浙江省司法廳申請人呂耿松 2012 年 1 月 10 日

附錄:

黨法院“做鬼不大” ——與西郊監獄打官司系列訴訟之三 8 月 23 日我出獄時，杭州市西郊監獄將我的書稿和日記及部分書籍非法扣押。9 月 23 日我去函該監獄，向其索還被扣物品。因其無回音，我遂于 10 月 21 日向杭州市司法局提出行政復議，該司法局于 10 月 26 日作出了不予受理的決定書。11 月 5 日，我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二款和《行政復議法》第五條的規定，向杭州市下城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起訴杭州市司法局不受理我的行政復議的具體行政行為。按照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二條和第四十三條的規定，法院接到起訴狀后，應當在七天內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應當從立案之日起五天內，將起訴狀副本發送被告。被告應當在收到起訴狀副本之日起十天內向法院提交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有關材料，并提出答辯狀。法院應當在收到答辯狀之日起五天內，將答辯狀副本發送原告。我是 11 月 5 日用掛號信寄出起訴狀的，按慣例法院最遲應在 11 月 8 日收到起訴狀，在 11 月 15 日之前立案或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如果法院作出了不予受理的裁定書，那么按慣例我也應當最遲在 11 月 18 日收到裁定書。我如果不服，還可以在十天內提出上訴。直到 11 月 18 日，我還沒有收到不予受理的裁定書，以為下城區法院要秉公辦案了。正當我和朋友們在竊喜的時候，11 月 30 日收到了下城區法院寄來的快件，快件里面是一張“函”和行政起訴狀的副本。“函”告知我： “你提起的訴訟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現將你的起訴材料退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回”。我見過不少法律文書，但沒有見過“函”這樣的法律文書，也算是開了眼界。我有點困惑，打電話給律師，問為什么法院不用裁定而用“函”。律師告訴我，裁定可以上訴， “函” 是不能上訴的。我恍然大悟：原來法院怕我上訴！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的規定： “當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審判決的，有權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當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審裁定的，有權在裁定書送達之日起十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也就是說，法律規定只有判決書和裁定書兩種法律文書可以上訴，“函”不在上訴之列。他們真聰明，耍了個小動作就剝奪了我的上訴權。這是小人玩小伎倆。我們老家把猥瑣的人稱為“小頭鬼”，把猥瑣的事稱為“做鬼不大”。堂堂法院，做鬼不大，豈不讓人恥笑？我要求西郊監獄歸還被非法扣押的合法財產，本來是一宗非常簡單的案子，不應使法院感到為難和尷尬。但中國的法院不是國家的法院，更不是人民的法院，而是共產黨的法院，即“黨法院”。黨法院的角色使中國的各級法院處于非常難堪的地位，法官也里外不是人。我的日記和書稿是我個人的合法財產，這是毫無疑問。中國的憲法、民法、物權法都保護個人的合法財產，這是白紙黑字寫著的。如果司法獨立，法官閉起眼睛也會判決我勝訴。但現實正好相反，法官把眼睛睜得再大也不能判決我勝訴，因為我是政治犯，根據共產黨的規定，政治犯的任何文字材料是不能帶出監獄的，如秦永敏、王譯出獄時手稿也被洗劫一空。我理解法官的窘境并不是說我會放棄自己的權利。杭州下城區法院用“函”剝奪了我的上訴權，但我還有申訴的權利。我會充分行使自己的訴權，向上級法院和檢察院申訴。我還會向上級司法行政機關申請責令杭州市司法局受理行政復議。當然，我還可以在行政訴訟法規定的期限內向杭州市西郊監獄直接起訴（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 <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 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十一條的規定： “行政機關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訴權或者起訴期限的，起訴期限從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訴權或者起訴期限之日起計算，但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具體行政行為內容之日起最長不得超過 2 年），西郊監獄在非法扣押我物品時，并未告知訴權和起訴期限，因此我在 2013 年 8 月 23

日前還保留著對西郊監獄的起訴權）。我之所以沒有直接起訴西郊監獄，是因為我想借這個系列訴訟讓中國的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暴露它們的“黨性”，比如，通過申請行政復議，杭州市司法局暴露了它的無賴和橫蠻；通過起訴司法局，下城區法院暴露了它“做鬼不大”的猥瑣。在今后的訴訟中，這樣的“黨性”還會不斷暴露，我可以一點一點地鞭撻、抨擊、批判這些“黨性”，從而促進中國的司法進涉。這也算是“曲線救國”吧。以下是我向杭州市中級法院的申訴。

申訴書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我叫呂耿松，曾因所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被貴院判處四年徒刑，在杭州市西郊監獄服刑。今年 8 月 23 日我刑滿釋放時，西郊監獄將我的書稿和日記及部分書籍非法扣押。9 月 23 日我去函該監獄，向其索還被扣物品。因其無回音，我于 10 月 21 日向杭州市司法局提出行政復議，該司法局于 10 月 26 日作出了不予受理的決定書。11 月 5 日，我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三第二款和《行政復議法》第五條的規定，向杭州市下城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起訴杭州市司法局不受理我的行政復議的具體行政行為。按照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二條和第四十三條的規定，法院接到起訴狀后，應當在七天內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但直到 11 月 30 日，我才收到了下城區法院寄來一張“函”，告知我“你提起的訴訟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現將你的起訴材料退回”。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的規定，“函” 既不是判決書，也不是裁定書，所以我不能上訴，下城區法院實際上侵犯了我的上訴權。無奈，我只好向貴院提出申訴。下城區法院的“函”說我提起的訴訟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這是沒有法律依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二款規定： “復議機關不受理復議申請或者在法定期限內不作出復議決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五條規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但是法律規定行政復議決定為最終裁決的除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外。”這兩部法律都十分明確地規定對于復議機關不受理復議申請的決定可以提起行政訴訟，怎么會不屬于行政訴訟法的受案范圍呢？哪些案件不屬于行政訴訟法的受案范圍，法律是作了明確規定的。《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起行政訴訟是四種行為，即：（一）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二）行政法規、規章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發布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三）行政機關對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任免等決定；（四）法律規定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具體行政行為。對前三種行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 <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 若干問題的解釋》作了具體的解釋： “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 ( 一 ) 項規定的國家行為，是指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國防部、外交部等根據憲法和法律的授權，以國家的名義實施的有關國防和外交事務的行為，以及經憲法和法律授權的國家機關宣布緊急狀態、實施戒嚴和總動員等行為。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 ( 二 ) 項規定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是指行政機關針對不特定對象發布的能反復適用的行政規范性文件。行

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 ( 三 ) 項規定的‘對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任免等決定’，是指行政機關作出的涉及該行政機關公務員權利義務的決定。我要求杭州市司法局履行行政復議的職責，顯然不屬于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所列的前三種行為，也不屬于第四種“法律規定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具體行政行為”，因為按照《行政復議法》第十四條的規定，由國務院依照該法的規定作出的裁決是最終裁決，和第三十條第二款的規定，根據國務院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對行政區劃的勘定、調整或者征用土地的決定，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確認土地、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海域等自然資源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的行政復議決定為最終裁決。我提出的復議申請當然也不屬于最終裁決。所以，下城區法院說我的起訴不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適用法律錯誤，也是極不負責任的，應當予以糾正。希望貴院本著對國家負責、對法律負責，而不是對共產黨負責的精神，督促下城區法院履行職責，受理本案。申訴人呂耿松 2011 年 12 月 2 日

2011年8月各界人士歡迎呂耿松出獄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我們應該有自己的歌（四川）楊汶

日前拜讀胡平先生的《我們沒有自己的歌》，于是有了一些聯想。首先，想到了幾年前我的一則短文——

聽歌元宵節剛過，朋友就邀我去一個輕吧聽青年歌手賽。歌手還未到，觀者已列坐滿堂，或倚坐看報，或促膝談心，或翹首張望，或悠閑地嗑著瓜子啜飲著冰淇淋……沒有市塵的喧嘩，沒有歌廳的噱頭，那氣氛那景況，令人愜意。但我因有事，后來只聽了五位歌手的演唱。印象最深的要數一位女中音的演唱。她唱的是《吐魯番的葡萄熟了》。與關木村相比，簡直可以亂真。她音色醇厚而嘹亮，尤其是她那沉穩的低音沉郁而飽滿，一聲聲，直擊人心扉。聽一位評委說，她不是專業歌手，但她的演唱無疑給滿堂的聽眾帶來了久違了的快樂和享受。聽歌，確實是生命歡娛的歷程。聽歌是自古有之的——有人唱就有人聽。春秋時所謂的“季扎觀樂”，實際上是既觀舞又聽樂，而且那表演的順序就和后來《詩經》的篇目次第差不多。“詩三百，孔子皆弦歌之”，可見孔老先生還是一個音樂家。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給魏文侯講了一通關于“德音”與“溺音”的大道理，魏文侯聽懂了沒有，不得而知。我想子夏是解決不了這樣一個大問題的——《史記·禮書》記子夏語云： “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不能自覺。”其實，“紛華盛麗”和“夫子之道”的關系，就是“德音”與“溺音”的關系。魏文侯的問題，

就是子夏的問題。以盲導盲，能走到那里去？我個人是經歷了許多聽歌的歡娛和痛苦的。或聽其鏗鏘之音，或品其撼人之詞。兒時聽到“解放區的天，是明亮的天”，就滿眼燦爛的陽光；文革中唱起“遠飛的大雁，請你快快飛，飛到北京去見毛主席，告訴他革命人民想念你”，就淚流滿面；八十年代聽到鄧麗君的“我一見你就笑，你那翩翩風采太美妙。跟你在一起，永遠沒煩惱”，就彷徨“心戰”不已；后來又聽到“為什么老虎不吃人，模樣兒還挺可愛”、“為什么和尚越來越多，為什么和尚越來越懶惰”就有了“不知倦”的感覺。又后來，在一個寒冷的早晨，一陣如春雷如颶風般的廣播里的歌聲把我從睡夢中拉了起來：天地之間有桿稱，那秤砣是老百姓……歌聲在遼闊的原野上肆無忌憚地奔竄，我于是幾乎是赤條條地跑到了一個小山岡上，去靜靜地領略那份開天辟地的偉壯與高亢…… 當然，很多時候，聽歌是一種受罪。有一次，我聽了一個演唱會，整臺節目就是《亞洲雄風》、《我們的大中國呀》式的調子。“亞洲雄風震天吼”，吼給誰聽？要嚇唬誰？難道我們的人都發瘋了？聽歌真好，能聽出一種人生，能聽出一個時代。聽說，幾年前，有一個教師教學生唱《女人是老虎》，有人大惑不解：怎么能教學生唱這樣的歌呢？他的驚訝卻引出了我的更大的驚訝——為什么就不能教學生唱這樣的歌呢？由此，我聽歌的經歷中又增加了一份無邊的悲涼…… 說是開天辟地，并不為過——豈止文革時代，又豈止東方紅時代，在中國，幾千年的所謂文明史中中國老百姓都沒有一首自己的歌，卻只有廟堂音樂充斥整個天地。特別是從中共延安整風起，就開始了它的紅歌時代。中共執政后，更是徹底放逐了溺音俗樂而以雅樂正聲一統了天下，雖然底層偶爾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也有一點鄭衛之音，但既使是異常溫和的旋律也會被立即和諧掉，比如鄧麗君和她的歌聲，比如在莫斯科播出過的《南京知青之歌》以及它的作者。所以，我很贊同胡平先生的說法——我們沒有自己的歌。音樂，或者直接說其中的歌曲，是人類最早產生的藝術，比如“邪許”之音，就是所謂“杭喲” 之聲，就是音樂的雛形。但后來，統治者發現了由此可以“觀得失” “ 、知厚薄” “一其行”的特殊功用，于是乎禮樂并稱，列為六經之一，雅樂，幾乎成了統治者的代名詞，成了統治者統治人民的理想的軟工具。重慶的唱紅，就是這一封建專制“樂政”的延續。筆者此前在重慶待過幾年，知道唱紅是怎么一回事。從參與和被參與的群體來分，大體可以分為三類：一、娛樂派。這是唱紅的主體，是由退休老頭老太組成的，一般也是自發組成的群體，人數多寡不等，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唱的都是紅歌（他們實在找不到紅歌以外的歌曲）而且準時集合到場，有如上班。他們的目的很單純，就是娛樂，打發充裕的時光，同時也通過唱紅來回味他們曾經的生命。這一派，不特重慶有，全國各大中小城市都有。但這一派實際上早已存在，并不是唱紅的產物。勉強納入唱紅的范疇，有點被唱紅的味道。二、宣傳派。這一派有濃厚的官方色彩，比如企事業單位和社區和各大專院校的老年合唱團以及各地被養起來的歌舞團等演唱團體，還有由政府或工會臨時組建的演唱隊伍。他們的活動，一般都獲得了官方的經濟資助獎勵和政治指導。這一派人數雖然是少數派，但卻是唱紅運動的主力軍，大多數時候，活動是由他們擔綱的。比如重慶進京的唱紅班子，就屬于這一類。三、挺毛派。這一派人數最少，但政治色彩最為鮮明，熱情也最高。這個群體的成員并未組成單一的群體，他們分布在各種演唱群體中，但他們有一個先天生理上的共同點——他們幾乎是清一色的有官銜的官場中人或某方面的既得利益者。他們的目的，是通過唱紅來懷念他們的輝煌歷程，同時宣泄他們的渴望和不滿——他們對現實也有微詞，但他們知道，這個現實和剛剛失去的，實則是一脈相承的，它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在本質上是相通的。因此，這一派是毛派的社會基礎。其次，想到了一則真實的小故事，可以證此—— 路邊閑話：時間：2011。11。21

地點：成都華陽閑談人：幾個退休知識分子模樣的散步者 [ 簡稱“知識”]——一對退休工人模樣的夫妻散步者 [ 簡稱“工人”] 內容：知識：……就看那些年，千千萬萬的死難者，是怎么死的？工人（男）：干革命，哪有不死人的！知識：干革命就一定要死那么多人嗎？工人（男）：為了鞏固政權！知識：政權是為了什么？不能保護人民還要那政權干什么？工人（男）：沒有革命，還不知道你們在哪里！知識：哈哈哈，那就只有討飯了…… 工人：（憤憤而去）…… （觀其官步穩健、言語凜然之意態，彼至少是一個處級公仆，并非一般工人）又想到一個關于音樂的最直接的例子—— 前不久，大陸某論壇，一個網友轉發了一個名叫《十首能夠舒眠心靈的天籟之音！【心靈音樂】》，是個音畫帖，其中有十首歌曲，多數為紅歌比如樣板戲中的唱段。帖子一發，立即引起了爭論：一方認為“謝謝！我們是比較喜歡樣板戲的－－關于它的評價，分歧很大，大概還是要肯定的……位卑未敢忘憂國，所以，對國家、人民還是充滿熱愛的 ……看見弱勢群體的悲慘處境，往往是怒火中燒 ……”；一方要求： “堅決抵制所謂“紅色記憶”之類的東東！其立即刪去……我們這個論壇不需要這種沾滿血腥的、為文革招魂的玩意兒……樣板戲是地地道道的文化專制主義的產物，這種渾身帶著血腥的“樣板”能帶給我們什么教育？道德教育？公民教育？都不是！而是那個大劫難時期的黨化教育！”——這場爭論，是發生在一群知識分子中的。事實說明，雅樂與俗樂之爭，毛派與右派或者團派之爭，在大陸，正在表面化公開化和擴大化，基層、中層乃至高層，在這一場關于中國走向何方的大辯論中，無一能幸免。這是好事。看來，統治了中國大陸幾千年的雅樂是到了終結的時候了。是的，中國老百姓沒有自己的歌曲，但應該有自己的歌曲，而且必然會有自己的歌曲——這樣的歌曲，從人民的心靈深處發出來的一曲黃鐘大呂，正在時代大潮中孕育著！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烏坎村代表了中國民主的方向陳維健

“我們感動天，感動地，但愿感動高層政府。讓故鄉的土地得以完整，用我們的呼喊涂改天空的顏色”。這是烏坎村人維權抗暴，爭取民主自由的豪言壯語。烏坎村是廣東石碣灣的一個村莊，在 2011 年的年尾，人們的視線一下子集中到了這里，即使金正日暴斃這樣重大的新聞，都沒有讓人們的視線須臾離開。自從 12 月 11 日凌晨，烏坎村被軍警包圍以來，西方與香港媒體就開始跟蹤報導，就連世界一隅的紐西蘭主流媒體連續幾天，烏坎村都被放在報導的首位，毫無疑問烏坎村人的抗爭已經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有多達一百多名記者云集烏坎，這些記者通過各種途徑，甚至從海上劃著小舟偷渡進入。從記者發自烏坎村的報導，村莊每天都在廣場集會，抗議村政府領導倒賣土地，貪臟枉法，營私舞弊，黨支書記薛昌竟然在位長達 30 多年，堪與獨裁者卡扎菲統治利比亞 42 年比肩。村代表說這三十多年，烏坎村只有三個字“黑、黑、黑”。抗議中村民打出了“還人權，反貪瀆，反獨裁”的口號。為被當局抓捕迫害致死的村代表薛錦波，設靈堂舉行公祭。薛錦波是烏坎村的大英雄，他的死使烏坎村的抗爭達到了一個高潮。烏坎村所呈現出來的政治形勢，是整個中國政治的交著點，雖然烏坎村處在大兵壓境的包圍之中，雖然村自選代表抓捕以致折磨之死，雖然軍警圖謀偷襲村莊，抓捕更多的自選代表，雖然軍警在鎮壓村民的抗爭中使用了催淚彈與高壓水籠，但始終還不敢真槍實彈地向村民射擊。當局不敢開槍，不是不想開槍。開槍故真能夠迅速解決問題，讓烏坎村重回共產黨的手里，但是當局無法估量開槍的政治

風險與后果。從中國社會目前的政治脆弱來看，開槍有可能導致整個政權的崩潰。在網絡時代的今天，烏坎村已不再是一個被封閉的山村，而是放到在世界聚焦鏡下的，任何一個情景圖像只稍在幾分鐘后即可傳遍世界。烏坎村與香港只有一水之隔，當年大批的烏坎村民偷渡到港后，烏坎這個小地方與那個大地方就有了血肉相連，生死與共的關系，香港的自由，香港的民主，他們耳濡目染，他們不能再容忍專制的黑暗，他們要投向民主的光明。烏坎村在與專制獨裁的地方政權抗爭中，建立起自己的民主組織“理事會”，自己管理自己，成為中國首個民主獨立的行政區。這是一個有著血緣關系的家庭，組織成一個政治實體，這個實體有 47 個姓氏共 1 萬 3 千人，各個宗族按人口多寡，各自推出 1 至 5 名候選人。100 多名候選人相互投票，最后選出 13 名村代表，由楊色茂擔任臨時理事長。它是中國除臺灣以外第一個真正由選舉產生的權力機構。雖然這個權力機構還不被當局承認，但不被當局承認有什么關系，只要它代表著全體村民的心聲，代表著正確的方向。當年安徽小崗村分田到戶，也是冒著被政府打成資本主義反攻倒算的危險進行的。18 戶村民摁了血手印，簽生了死約，最后被政府認可，從而拉開了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序幕。今天的烏坎村與當年的小崗村一樣，正以他們的勇敢，他們的智慧拉開中國農村政治改革的序幕。所不同的是這個序幕不是秘密的，是公開的，大張旗鼓的，與政府談判，與軍警對峙，在全球媒體的鏡頭之下進行的。毫無疑問，烏坎村所做的一切代表著中國民主運動的方向。一如烏坎村人以詩一般的語言，表達出的渴望： “讓夕陽的血紅染遍大地 /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讓夜的星星異常閃亮 / 讓我們期待那一刻 / 凱旋的歌聲會響徹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烏坎村的抗爭，讓當局意識到這是一次不同尋常群體事件，他面對著是一個非常成熟的政治團體：這是一個環抱民主理念一萬三千多人的社會，這是一個男女老少齊上陣的群體，他們有理、有節、有序、有智慧、有策略的，又有現代網絡技術的“正規軍團”，它與香港相連，有國際社會關注，并非用昔日的手段可以對付。對此，汕尾市委書記鄭雁雄，以流氓式的語言說了大實話： “做干部不容易，手段一天比一天少”，政府權力一天比一天小，手段一天比一天少，責任一天比一天大，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胃口高，一天比一天聰明，一天比一天難管。你以為請武警不用錢嗎？，羊毛出在羊身上”。“對干沒有好下場，怎麼收場？”接受境外媒體報道是 “借外力打自己兄弟”，“有問題不找政府，找幾個爛媒體”。這些講話表明當局既惱羞成怒，又束手無策。烏坎村的抗爭告訴中共當局這樣一個事實，靠混蒙拐騙，已經無法面對越來越多的維權抗暴運動，無法面對中國人民對民主自由的渴望。中共當局唯一的出路，就是象當年對待小崗村一樣，順應民意，以烏坎村的民主為范本，開啟中國的政治改革。烏坎村的抗爭，已取得階段性的勝利，當局解除了包圍，表示村民的主要訴求是合理的，并“雙規”

了村霸老書記，老村長，但仍然以威脅的手段警告村民的帶頭人林祖戀、楊色茂如果仍頑固不化，繼續煽動村民與政府對抗，為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必當追究。但是村民們依然不為分化所動，不為威脅所懼，不達目的決不罷休，表示將抬棺抗議。在最后的關頭，廣東省委出面，以妥協的姿態與村民代表談判，省委副書記朱明國與村民代表林祖戀達成協議，基本上達到了村民的要求，交還薛錦波遺體，釋放三名代表，承認理事委村代表的地位，并安排五家著名的國際傳媒機構代表親驗薛錦波尸體，烏坎村抗爭之此暫告一個段落。在烏坎村的榜樣之下，廣東的維權抗暴迅速蔓延，龍頭村，汕頭，白塔鎮，汐南鎮，海門鎮，甲東鎮，濠江，先城鎮，兩英鎮，司馬鎮，中山等地海門抗暴民眾多達十萬人，并一度占領了市政府。面對蜂涌而來的群體抗暴，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得過且過，已經難以維續，中共當局到了必須審時度勢，痛下政治改革的決心的時候了，對此，我們拭目以待，但不論中共態度如何，正如烏坎村人所說：黎明的曙光就要穿透夜的靜謐夜不再等候血繼續燃燒我們看見希望的輪廓我們在虔誠的祈禱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烏坎村代表了中國民主的方向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懷賢坐長夜，耿耿若為情 ——圣女王佩英遇難42年有感

（四川）嚴家偉

時光匆匆，大江東去。幾十年在歷史的長河中只是倏忽的一瞬，然而人世滄桑，十年也經事知多少，十年更興亡多少人。有的所謂“導師、領袖”，終于被歷史“定格”在恥辱柱上；有的所謂“英雄、楷模”卻被事實證明不過是騙子、玩偶。而當年許多被打成所謂“反革命”、“階級敵人”，慘遭整肅甚至殺害者，最終被證明才是民族的精英，真正的愛國者。這樣人妖顛倒，功罪倒置的怪事，歷史上固然也有，但最近半個多世紀來，在中國卻比世界上任何國家，比中國過去任何年代，都更加突出，更加層出不窮，幾乎令人目不暇接。可以說中國大陸從—九四九年后，就長期處在一個是非顛倒，黑白淆亂的氛圍中，而且許多事情，假的被說得活靈活現，真事卻往往被掩蓋得嚴嚴實實。在這里筆者要講的，就是一個為了維護社會正義，反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禍亂國家而慘遭殺害的王佩英女士的事情，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仍被“屏蔽”在中國所謂的“主流媒體”的“視野” 之外。人們只能通過網絡，才斷斷續續知道了—星半點情況。最近我又通過王佩英的子女張大中先生和張可心女士寄來的記述其母親英雄事跡的光牒《我的母親王佩英》，才從中詳細了解到這個感人至深的偉大女性的動人事跡。更使筆者陷入到感愧交加的境地。首先令我感動的是，王佩英女士本是—個普通的平民百姓，—個典型的賢妻良母，—個幼兒園的阿姨老師，一個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就加入了共產黨的老黨員。她既無什么顯赫的地位，也沒有什么特

殊的利益。“文革”對她和她的家庭并沒有帶來什么直接的沖擊。她既不是“走資派”也不是“黑五類”，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不聲不響隨大流，茍全性命于亂世。可是她出于正直的良知和普通常識的直覺，看到了毛澤東發動的那一場所謂的“文化大革命”，無法無天、胡作非為的種種倒行逆施之舉，完全背離了起碼的倫理道德。造成的必將是禍國殃民的浩劫。其實當時在中國看到這一點的人何止萬萬千千？然而潔身自愛者，也只好保持沉默不介入，去當“逍遙派”。更多的人則是隨波逐流跟著起哄。而最難得的就是像王佩英女士這樣，敢拍案而起，挺身而出，以一個弱女子之身，向不可一世的獨裁暴君挑戰，直點暴君的“死穴”，說出了“皇帝新衣” 的真相。如果說安徒生童話中的那個嘁了一聲“皇帝是光屁股”的孩子，只是一句天真無邪的“童言”，那么王佩英女士則是經過深思熟慮后而作出的“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敢決定。在那樣黑云壓城、血雨腥風的年代，在那個連“大文豪”郭沫若都只敢在江青面前“跪向刀叢獻頌詩”的日子里，王佩英— 個幼兒園小小的阿姨老師，不僅是“人微言輕”的地位，更有“家貧子幼”的處境，卻敢如此“明知山有虎，還向虎山行”，這是何等大無畏的英雄氣概，雖博浪之椎，荊軻之匕亦不過如此耳！然而更令人敬佩乃至慚愧的是，王佩英面對邪惡的暴力始終堅貞不屈的勇氣。一個人產生正義的沖動并不難，難的是能夠長期堅持下去，矢志不改其初衷，這就需要更大的勇氣與毅力了。想當初 1957 年筆者也是出于正義的沖動，在所謂的“反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右”斗爭中，公開批評了毛澤東的的倒行逆施，稱其為法西斯的暴行，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被判入獄十五年 , 也葬送了自己的青春年華，愛情事業，作了一世的政治賤民。單看這一點，我也似覺無愧于先賢王佩英女士。然而接下來，在人家的監禁、折磨、苦役、洗腦等一系列摧殘下，自己只好逐漸選擇了違心的屈從。—次又—次地檢討、認錯、認罪。—次又一次的作“自我批判”，實則就是自我侮辱，自己把自己罵個狗血淋頭，以求茍全性命于暴政下的亂世。可是王佩英女士，直到屠刀高懸，面臨死亡的威脅，她也不認一聲錯。—個柔弱的女子，如此的堅強，如此的視死如歸，這就是天地間的浩然正氣，雖“齊太史簡”，雖“晉董狐筆”；雖 “嚴將軍頭”，雖“嵇侍中血”，雖“張睢陽齒”，雖 “顏常山舌”亦不過如此耳！王佩英女士遇難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然而北京市司法當局對此明顯地錯殺、濫殺無辜的冤錯案件卻拖著遲遲不予平反昭雪。幸虧王佩英女士的子女多年鍥而不舍地進行申訴與抗爭。于是北京司法當局又施展花招，認定王佩英當年的行為是“其在精神病狀態下的胡言亂語，不應負刑事責任”。企圖以此搪塞了事。實則是對王佩英女士真知灼見的

智慧，無私無畏的人格繼續進行丑化與侮辱。故理所當然為王佩英女士的子女所拒絕承認。最后迫使當局宣判王佩英女士無罪。為他們可敬的母親，也為我們一切受毛澤東暴政迫害的政治受難者，討回了一個遲來的公正。現在王佩英女士的兒子張大中先生和女兒張可心女士，已是中國靠勤勞致富的知名企業家。因此他們把母親的英雄事跡制成光牒，免費郵寄贈送一切關心中國社會進步的人。只要去函索要（郵箱為 " 張可心 "kexin561231@hotmail. com）即可獲得惠贈。王佩英被尊為圣女，應當之無愧！語云“巾幗不讓須眉”，然而在王佩英這位“巾幗”面前，我等當年曾經反對過毛澤東暴政的民主前驅者，也不得不自嘆弗如，不得不感到—些慚愧。前賢事跡的光輝，將永遠為后世人照亮前進的道路。看完《我的母親王佩英》，那“懷賢坐長夜，耿耿若為情” 的無限思緒更如潮水般地涌向我的心田。我雖已到了風燭殘年，也會在王佩英精神的鼓舞下，繼續拿起筆來，為促進中國走向民主與進步而發出自己的聲音。（2011 年 12 月初稿，2012 年 1 月修改定稿）

塔園文革博物館中的王佩英紀念碑左起：張大圃（王佩英第六子）、楊銀波、張可心（王佩英女兒）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伸頭是一刀縮頭還是一刀 ——私營小商業改造是非芻議

茆家升

本文論點 : 1, 鄉村小商店、手藝人、手工業作坊 , 從業者都是不種地的農民 , 和農民的命運休戚相關 , 一傷俱傷。 2, 對他們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 , 或曰收歸國有 , 事實證明受害者除了這些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之外 , 更多的是農民群體 ; 執政者也未獲得太多的利益 , 失大于得。 3, 在所謂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到來之際 , 基層各類從業人員 , 明知厄運難逃 , 伸頭是一刀 , 縮頭還是一刀。那種畸形社會狀態下 , 涌現出的許多積極分子 , 除了盲從者 , 還有許多出于對政治運動的恐懼 , 從而謊言盛行 , 社會難見公平與正義。 4, 任何時候 , 以任何形式 , 任何所謂理論依據 , 沒收他人的物資和錢財 , 都是違法違憲的。要建立一個健全的法治社會 , 必須要汲取這類事件的歷史教訓 , 所謂前事不忘 , 后事之師。四年前我在網上發表了一篇短文《幾份小右派檔案》, 寫了四個小右派的人生簡歷。一人幾百字 , 其中一位是馬禮海兄。其實他的故事 , 幾句話就可說完 : 他生長在農村 , 讀過兩年私熟。長大了先在父親的小布店里當學徒 , 父親年老了 , 就接手父親的布店 , 養家活口。1956 年私營商店改造了 , 他成了公私合營店里一名員工。1958 年反右運動收尾了 , 小鎮上還在鳴放。馬禮海提了一條意見 , 說為什么國營店賣布的 , 糧食月定量是 32 斤 , 而合營店賣布的只有 28 斤？為此先劃為”反社會主義分子”, 后

據全國工商聯文件 , 他是十幾個人合營店的付經理 , 又改劃為右派分子 , 送門口塘農場監督勞動 , 我們成了難友。1962 年馬兄摘帽后回原籍 , 父親、妹妹都在大饑荒中餓死了 , 妹夫受到他的牽連 , 工作也丟了。馬禮海繼續在供銷社當職工 , 直到退休。他一度長駐蕪湖當采購員 , 我們時有過往。在那篇小右派檔案一文之前 , 我曾寫過一個題記 : 所謂小右派者 , 非指劃右時年齡小者 ; 也不僅是職務小 , 只是基層普通員工 ; 主要是指獲罪事因小 , 小到幾近無 , 無事緣何獲罪？現代版莫須有也！近年來我又對此言 , 做了一點反思。一場大運動 , 尤其是以整知識分子為主的反右派運動 , 為何會連累到知識界以外的普羅大眾 , 可能決非簡單的池魚之殃 , 它一定還有我們不熟悉的某些社會背景 , 諸如與其他政治運動的關聯等等。正是基于這項尋求 , 我和馬禮海兄 , 進行多次的對話。對馬禮海兄的訪談，是隨意的，無序的，基調是閑聊，談的很瑣碎、零亂。事隔兩年多了 , 現在整理起來 , 也頗有困難。但零亂之中見真情 , 也還能比較真實地反映 , 那個已經遠去了的時代。馬兄年長我十歲，雖長期生活在基層，但思維敏捷，見識頗深，憨厚坦誠的表象里，有一顆睿智的心。和他閑聊，大長見識，使我們對那個年代，和所發生的也可稱之為社會的變革，即建國初期執政者對小商業的改造。有了一些了解。對也在變革今天，也有些借鑒的意義。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茆家升 : 再次見到馬大哥 , 十分高興。我在網上發表的小文章《幾份小右派檔案》，里面有一份是說你的，你看到了嗎？馬禮海：我不會上網，是我的孩子打開電腦，指給我看的。謝謝你了！讓我這樣鄉下人的一些小事，也能讓網友們知道。茆：現在網上很熱門的話題，就是基層小人物的命運。社會就是由千千萬萬的小老百姓組成的。老百姓日子過的怎么樣，最能反映出這個國家的實際情況。就說你吧，你就是一個鄉村小鎮上賣布的，反右派運動說的是什么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大決戰，它和你能有什么關系呢？馬：是呀！我就是想不通嗎？你政府想搞什么運動，想整什么人，那是你的權力，搞到我們這樣小老百姓頭上，又何苦呢？我們又未做過傷害政府的事，干嗎要整我們呢？茆：也有讀者問，那位姓馬的，只是個小商人，真的就是說了句糧食定量不合理，就被打成右派嗎？這也太荒唐了。是不是他得罪了哪位有權勢的領導，或是與某人有私怨，有人借運動之機打擊報復，這也是歷次政治運動中常見的事。

一個右派在文革期間的反革命判決書

馬：這點道理我也懂。不過從小父親就對我說，我們做小生意的 , 吃的百家飯，各種人都不能得罪。就是同行之間，可以有兢爭，但不能坑人。自家要吃飯，別人家也要吃飯。再說我這個人，你們都知道的，馬虎隨和，真的想不出有人在挾私報復我。茆：好像你家的成份也不高，個人也未干過偽職，也不是什么狗崽子之類的。馬：我家無田無地，幾代人都吃小生意飯，家里連個學徒也未收過。茆：那問題還是出在做生意這一行當上了。不過你家連個學徒工也沒有，應該算不上是什么剝削階級。再說新政權初期，一直還在說是保護工商業的。馬：開始我也是這么想的，怎么想也想不通。我不就說了句糧食定量不合理嗎？能犯了多大法？以后慢慢的，還是從我是做生意的這個角度，想通道理的。茆：我很想聽你說說這個“道理”，因為它不是你一個人一家人的事，它關系到政權更迭后，千千萬萬小工商業和手工業作坊從業者的命運。據我所知，執政者對待他們，遠不是他們宣傳的那樣 , 是保護與支持，他們的命運下場都不太好，不知道為什么會這樣。馬：這事說來話長了，其實它才是我們私營小商業和政府矛盾的關鍵。不過這事不能說，要是說了那才是反黨哩，政府的政策是叫什么“一化三改造”吧？三改造之一就是改造私營工商業，明確點說就是將民間的工商業收歸集體，實際上就是收歸國有了 , 也就是收歸執政者所有了。這就牽動了小鎮上各家各戶的利益。鎮上除了菜農，小作坊、及一些手藝人之外，都是在靠做點小生意過日子。這生意往后還能怎么做，的確是關系到千家萬戶。茆：先說說那些手藝人日子過的咋樣？像木匠鐵匠泥瓦匠，還有開裁縫鋪、剃頭店的、編柳筐的等等，他們也合營了嗎？馬：手藝人比我們做小生意的，情況還要復雜些。政府也曾經把他們組織起來。不過他們大都既無貨物也無資金 , 吃的是技術飯，是按件拿錢的。比如做件上衣幾個工錢；有的是上門服務，比如木匠泥瓦匠做一個工就是一天多少錢，而且是優質優價，技術差的體力小的，只能拿點做小工的錢。這些事政府一般不大管也不易管，管緊了他們就帶著工具走鄉串戶去了。社會主義一大二公的原則，暫時對他們不大管用。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茆：但他們手藝再好，終究也逃不過共產風一劫！首先農與非農的雙重戶籍制度，就把他們也圈死了。以后大躍進大饑荒一來，無為縣老百姓三成以上的人都餓死了，未死的人也是似鬼非人一般地掙扎在生死線上，還有誰去請工匠。他們本來就是不種地的農民，也是在靠土地吃飯。不過我還是想聽你說說，公私合營究竟有沒有什么優越性？馬：政府宣傳的優越性，主要是說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走向人間天堂的康莊大道，是人類最好的社會制度。這條道這個制度好在哪里，是什么樣子，我們未看到，也不怎么關心。我們最關心的，是往后的日子怎么過？茆：那合營后就你家來說，日子過的是越來越好呢，還是越來越艱難了？馬：合營前我家就有八口人了，全靠小布店為生。為了能生存下去，父親帶我苦心經營。雖然生活艱難，但憑我們家多年經商的經驗、客戶關系、進貨渠道，和一些商業技能，日子還是能過的下去的，在附近農民眼中，我們還算是殷實人家。茆：那合營以后呢？馬：那還用說嗎？合營后一家人生活，主要是靠我一個月 34 元的工資。老朋友說實話，它頂不上逢年過節銷售旺季，幾天的收入。合營店里開始還有點分紅，以后經營狀況越來越差，有時工資都發不齊，分紅也沒了，日子更難過了。茆：真難想象 34 塊錢八口人如何生活。不過我聽說，公私合營時沒有一家人，會把店里的貨和資金全交出去的，上面再鼓動也沒用，有點像大躍進大饑荒時，反瞞產私分運動。馬：性質是一樣的。都是在想辦法維護自身最后一點活下去的資源。要說自愿，有誰愿意把自己勞動所得，像度命的口糧和我們小商人的資財，無償地交出去，那不是等死嗎？不過反瞞產私分，以后知道壓力來自最高層，加上基層官員作惡，害死了無為多少農民。對我們小商人，還未到挖地三尺搜刮財物的程度，否則我家就不會只餓死我父親和妹妹兩個人了。茆：（我不能對馬兄說，這種事說到底，還是掠奪！是權力剝削！別問它打出什么旗號，喊出什么樣迷惑人的口號。執行的還是蘇聯的竭澤而漁的農業政策。往前的暴力土改，往后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都是一脈相承的。）只有傻瓜或是被政府宣傳嚇破膽的人，才會把賴以活命的錢財和物資都交出去。比如賣布的，總得給一家老小留幾尺

布，做幾件衣服吧。馬：那當然。不過這種事，既關系到身家性命，又關系到政府的大政策，沒人敢透一點口風的。茆：我為什么特別提到賣布的，因為 1962 年某一天，蕪湖長街曾發生過，警察封街政府大量沒收私人商品事件，震動全國。被沒收的物品很厐雜，主要是布匹。記得當時的結論就是說，這些布匹基本上是公私合營時，私方匿藏下來的。你知道這件事嗎？馬：知道，對我們這些曾經的小業主震動很大。不過不知道細情。記得你就住在長街附近，那天你看到了嗎？茆：我只是個旁觀者。記得應該是當年六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還不太熱，下著小雨。蕪湖十里長街，歷來是小商品集散地。一化三改造后它萎縮了，大躍進大饑荒時更是像死掉了一樣，昔日的繁華不再。但政策一寬松，市場馬上就活躍起來了。我是眼見它日益繁榮起來的，地攤店面一天比一天多，人群越來越擁擠。記得那天從中山橋下的徒門巷開始，到花津橋這一段屬于中長街部分，是商鋪最密集的地段。突然所有路口，都站著荷槍實彈的軍人，有人說還架起機槍。熙來攘往的購銷者們，正驚恐不知為何，有的商家知道事情不妙，還想撤離時，發現所有路口都被阻住了。隨著預定的時間到，記得是上午十點整 , 號令槍一響，執法者沿街將所有商品一掃而空了，貨主也被帶走詢問。事后知道當時有七省商人集聚于此，犯的都是投機倒把罪，外省的還加上長途販運罪。（可喜的是改革開

上海一家綢布店慶祝公私合營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放后，制定刑法時，這兩條罪都取消了。）記得當時老百姓議論最多的，是在說這下子政府發財了。馬：這件事對我們過去的小商人震動很大。我從門口塘農場勞動四年回來，還在供銷部門上班，對我很不錯了，我哪敢再冒這個險。但我知道小鎮上有人參與了 , 后果可想而知。茆 : 小小的長街 , 就聚集了七個省的商人 , 而且全是私人財產 , 至少說明他們對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都是不認同的。而且這種當時視為的非法經營 . 現在看來非法的是當時的執政者 , 因為他們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 不問這部法律是何時公布的 , 任何時候任何人包括執政者 , 都不能肆意侵占他人財物。馬 : 你這些話當時要說 , 就能把你抓起來 , 你信嗎？茆 : 我當然信！好了不說這些當時誰也不敢吭氣的舊話了 , 還是說說對基層工商業的改造 , 究竟對誰有利吧？馬 : 其實我們在農村開小店的，也是吃的土地飯。農民日子好過，我們的生意就好一點，農民很多人餓死了，我們別說做生意了，命也保不住。茆：只是在你的自傳里，可沒有看到你這方面的擔擾。倒是看到你首先申請要合營，表現得挺積極。選上個十幾個人的付經理，還挺高興的。馬：因為政府天天在宣傳，組織起來的優越性。宣傳的目的就是要小鎮上的小商店，都集中起來一處賣。說一家一戶的賣，是在走資本主義的路；而集中一處賣，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大問題，那就一起賣唄。別像前幾年搞土改那樣，成了階級敵人，那可得家破人亡了。茆：你那時是否覺察到，對你們小工商業的限制改造，和幾年前的暴力土改，有什么關聯嗎？馬：當然有聯系了。土改中反復宣傳的是要打倒地主富農為代表的剝削階級，而且地主富農們也確實被暴力打倒了，土地耕牛房屋和所謂浮財都被瓜分了。接下來就宣傳我們做生意的商人了，說我們也是剝削階級。不過政府未說要把我們打倒，也未說要沒收我們的家產，只要我們聯合起來經營，還不是政府對我們的寬大嗎？我們敢不積極響應嗎？茆：這么說你們敲鑼打鼓響應號召，很重要的一條，還是恐懼！怕遭受到和地主富農們一樣的下場。馬：那還要細說嗎？我們做生意的，人人心里

都清楚，胳膊是拗不過大腿的。政府要辦的事，是一定要辦成了，與其被捆綁著走，不如主動的走。老百姓有句話，伸頭是一刀，縮頭還是一刀。茆：你能把這件事說的詳細一點嗎？我們都是那些年連年不斷的政治運動的親歷者和受害者 , 大躍進年代的大饑荒中 , 我們都差一點被餓死。特別是你們無為縣 , 本來是魚米之鄉的大糧倉 , 怎么會餓死三十多萬人？那一定是經濟政策的全面失誤 , 才會有的全面崩潰！現在人們談論甚多的大煉鋼鐵和大放糧食衛星等荒唐事 , 很少見到有人在說小工商業改造的事 , 其實基層的小工商業者 , 與農民農業的關系更為密切。你能對我說說這方面的情況嗎 , 為什么參加公私合營 , 伸頭縮頭都要挨一刀呢？馬 : 話來話長。其實新政權一開始時 , 對我們基層小業主還是比較寬松的。國民黨留下的爛攤子 , 苛捐雜稅、物價飛漲、貨帀貶值、百業凋零。新政權必須盡快安排好百姓生活 , 恢復生機。那時我們做小生意的 , 日子比較好過。記得當時有一首歌很流行 :”千條船呀 , 萬條船 , 千條萬條來往如梭穿。布朝北呀米向南 , 朝北向南只報一道捐。除了解放區 , 別處哪兒有？哪兒有啊。”唱的是實情。我家去對江蕪湖進貨 , 真的就是帶大米到江南 , 再帶布匹回江北 , 來回都有賺頭。既繁榮蕪湖的米市市場 , 也搞活了鄉村經濟 , 政府也收了稅 , 都是好事嘛 , 干嗎以后說變就變了呢？變了以后有什么好處呢？茆 : 你說的日子好過 , 那是在新民主主義時期 , 三反五反之后 , 就進入了所謂的社會主義過渡時期 , 怎么能一樣呢？馬 : 這主義那主義我們老百姓都不懂 , 我們只希望日子能過得好一點。可是過著過著就不一樣 , 頭一種感覺 , 是會議越來越多 , 當局口氣越來越嚴厲。早先說的什么要扶植工商業 , 搞活市場這些話 , 很少說了 , 更多的是在宣傳什么要走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 , 批判資產階級 , 剝削可恥。誰是資產階級？誰在剝削？不就是明顯地沖著我們這些做小生意的嗎？往后還能有好日子過嗎？茆 : 你說的我有些慬了。我也記得解放初期有幾句民謠 :”國民黨稅多 , 共產黨會多 , 老百姓罪多。” 那時年齡小 , 只曉得稅多傷民 , 不知道會多也能害人。直到反右派親身經歷了多次批斗會 , 才切身體會到 , 挨批斗、遭凌辱是怎樣的生不如死！其實執政者的很多大政方針 , 基本上是通過開會完成的。比如階級斗爭和消滅私有制 , 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 , 都是親歷過階級斗爭大會現場的。不問你有罪無罪 ,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有錯無錯 , 只要你被選定為斗爭對象 , 你的末日就到了！誰都能任意踐踏你侮辱你 , 甚至拳打腳踢 , 暴力土改斗地主時 , 當場就能拖出去殺了！而所有挨批斗的人 , 只能低頭認罪 , 拼命往自己身上撥污水 , 自輕自賤 , 跟本沒有辯白的余地。對小商業改造也是一樣 , 執政者既然決定要改造你了 , 整天開會要你表態自愿 , 你還能不自愿嗎？真是伸頭縮頭都是一刀！馬：是這樣的 , 所謂高潮一到，山呼海嘯。我們鄉下幾家做小生意的，除了跟著跑，還能干什么？再說混個積極分子當當，總比當落后分子好，可能要安全一些。茆 : 實質還是恐懼！說得好聽一點 , 稱之為識時務 , 其實也是在投政治之機 , 而這種投機也是逼出來的 , 害怕受到更大的傷害。馬 : 是這樣的。你知道反右派之后 , 大躍進運動剛開展的時候 , 在農村施行的大逮捕嗎？逮的種種所謂反社會主義分子和壞分子之中 , 就有很多是所謂反對各種改造的人。茆：我知道一些。我問過當時參與這項大逮捕工作組成員陳先生 , 他說他們工作組名義上是整風整社 , 鞏固農村社會主義陣地 , 實際工作就是實行農村大逮捕！而且是有指標的。就無為縣情況來說 , 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曾慶梅 , 人稱小曾政委的 ( 大曾政委是曾希圣 ), 就親臨無為坐鎮指揮過。當時究竟逮了多少人 , 很難說得清了。馬 : 大逮捕時我們已經被送到門口塘農場了 , 但那次大逮捕牽涉面很廣 , 震動很大 , 幾乎每個鄉每個村都有人被逮。有說逮了七千多人 , 也有說逮了九千多人的。縣里監獄關不下了 , 中小學大禮堂里關的都是人。茆 :( 當時任省公安廳付廳長的尹曙生先生 , 在《炎黃春秋》雜志上發表的文章《公安工作’大躍進’》披露 , 根據中央下達的逮人指標 , 安徽超額完成 ,1958 年下達的抓人指標是 4.5 萬人 , 安徽抓了 10.1 多萬人 ; 到 1960 年 , 三年共逮捕了 17.3 多萬人。據尹曙生另一篇文章《”大躍進”前后的社會控制》一文介紹 , 這種大逮捕 , 自 1955 年農業合作化運動開始時就實行了。僅 1955 年就抓了 27611 名’反革命分子’（其中 1419 沒有任何批準手續）。而這些所謂“反革命分子”，絕大多數都是抵制、反對農業合作化的農民，和抵制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商界人士。逮的這批人很大一部分都送去勞改勞教了。接下來就是大躍進大饑荒 , 他們能活下來的

人數很少。不過我看到這些資料時 , 馬兄已病逝了。) 鄉村的大逮捕 , 真實地告訴我們 , 一場大運動來了 , 我們唯一能做的 , 只能是逆來順受 , 否則必然要遭滅頂之災！馬 : 是的！我們小老百姓除了忍受 , 還能干什么？茆 : 我們還是說說小商業改造的事吧。半個多世紀過去了 , 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看 , 就說說小商業公私合營，或是說小布店合并成大布店了，真的有那么多優越性嗎？說得具體點，就是這樣做究竟對誰有好處，小業主？顧客？還是政府？馬：那真的說不清楚，優越性在哪兒？對我們做小生意的來說，無非是想賺幾個小錢，一家人日子能過得下去，就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就說我們牛埠鎮吧，說大不算大，可也算是個大鎮，有兩萬多人口，公私合營前，光開布店的就有四、五家。店面大小不一，有越開越大的，也有蝕本關門的。說實話我們之間是合作的少，兢爭的多，誰也不想被同行擠垮了。茆：同行是冤家嘛！馬：合營之后，看起來我們之間是合作起來了，原來暗中相互兢爭的對手，現在成了同事，說得好聽點是一家人了。其實商場歷來就如戰場，有兢爭才有生命力，各行各業都是一樣的。都捆在一起混日子，生意的效益，只能越來越差，還談什么優越性？茆：那對顧客呢？是不是合營后，老百姓買東西要方便些，價格要公道些，受你們這些小資本家的剝削要少些？馬：說方便當然談不上，買布做新衣，對鄉下人來說是件大事，合營前一般都要貨比三家的，不會在乎多走幾步路。合營后就沒得選了，而且價格也高了，服務態度也差了。茆：這是為何呢？馬：道理很簡單，先說價格。小商人生存的本領，就是吃一點價格差。所以對進貨的產地、價格、運輸途徑都十分講究。有些商家還有自家的秘訣，是不會對外人說的。貨進的便宜些，售出的價格當然要低些，生意就好一些，當然也沒有什么吃回扣的事。合營之后進貨權收歸公方了，公家人拿的是固定工資，干多干少一個樣，還會為顧客精打細算嗎？能少吃點回扣，不把商店搞垮就是好領導了，老百姓們還能買到質優價亷的好商品嗎？至于服務態度 , 更別說了。反正干好干壞 , 一個月就那幾個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餓不死的小錢 , 還用得著對顧客笑臉相迎嗎？茆 : 小時候我在家鄉看到的國營和公私合營的商店 , 不是到處都貼著宣傳標語 , 什么顧客至上 , 顧客是上帝 , 更普遍的是毛手書體為人民服務的標語口號。馬 : 宣傳是宣傳 , 口號是口號 , 利益才是現實的。茆 : 這么說獲利的就是政府一方了。馬 : 這我更說不清了 , 既然我們都輸了 , 政府應該是贏了。不過輸贏也不能只看眼前 , 很多事還要長遠看。茆：那又為何呢？馬：原先我們各行各業的商店，大小也算是業主。合營后一般是公方代表當經理，我們都是員工。經理實際上也就是老板，他們中很多人，既無資產也不懂經營。因為有資產會經營的，是改造的對象，政府是信不過的。這些政府派來的人，如果懂得一些經營常識，或是個人品質比較好溫和的，說白了就是階級斗爭意識不那么強，還能信任我們這些改造對象，那合營后的商店，生意還能做的下去。如果派來的人，既沒本事品質又差，只顧自己占便宜，不管顧客，更不管我們懂行的員工，那生意只能越做越差。不過也不會關門，店還得要開，再說政府也不允許關門，這也算是端公家碗的好處吧。茆：這么說政府費那么大的力量搞宣傳，到頭

1956年1月15日，在北京各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聯歡大會上，工商界代表樂松生向毛主席獻報喜信。

來并沒有得多大實惠。是不是炸螞太小了，腿上刮不下幾兩肉，要是對大的工商業改造，油水應該要大些。馬：應該是吧，要是只對我們幾家開小店的，用得著造那么大聲勢嗎？茆：也不一定啊，未聽說過 , 不能只算經濟賬，還要算政治賬嗎？馬：經濟賬政治賬，其實還是一本賬。茆 : 是呀，說到底還是為了”共產”這個大目標。要不然干嘛要搞那么多政治運動 , 整倒那么多人呢？你能告訴我 , 政府都派些什么樣人 , 來領導改造你們呢？馬 : 小店經理 , 真說不上是官 , 有頭有臉的都不愿來。很多人是公私合營運動中的積極分子 , 比如學徒工店員之類的。政府宣傳中說他們受剝削最深 , 所以革命積極性最髙 , 就像土改運動中的貧僱農。茆 : 說徒工們受剝削 , 也不能說不是事實。過去出門當學徒，一般都要學三年，俗話說要吃三年的蘿卜干飯。而且前兩年也就干雜活，包括給老板娘倒洗腳水，就是一個免費下人。最后一年，老板信得過你了，才教你一點真本事。這不就是剝削嗎？今天我們怎樣看老板對徒工的剝削。馬：這種事要說是剝削也可以，但千百年來經商的人，都得遵循這個規矩，也自有它的道理，是什么道理我說不清楚，但事實我了解。我的手藝是跟父親學的，未受什么苦。但我的同事，很多人都出去當過學徒。近一點的在縣城，遠的還有去蕪湖和南京大城市的。不過這得當地有過硬的關系，一般都要有相當財力的老板當鋪保的。要去名店當學徒，要求更嚴，要看家庭出身，個人文化水平，甚至要看相貎。不過從大城市或是從名店出身的，就是一塊金字招牌。茆：比如開藥店的，遠一點要是能攀上北京同仁堂，近一點能攀上蕪湖張恒春，那在當地都是響當當的。馬：不過金字招牌不是那么好掛的。就說你是名店出身的，也不能空口說白話，要有真本事的。但是，只要通過你在名店里學到的知識和經營方式，加上個人努力等因素，在地方上得到公認之后，那全家幾十年都會受益于這塊金字招牌。和這種收益相比，當學徒時受的苦，或是說受的剝削，是微不足道的，也可以說是心甘情愿的。所以學做生意，都想進名店，就像讀書想考北大清華。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茆：讀書人能考上清華北大的畢竟不多，就像學生意的能進名店的也是少數。為何到一般小店當學徒，也要熬三年呢？馬：生意場上有句話，寧給一斗米，不指一條道。多一個同行 , 就多一個兢爭對手 , 說的就是商業兢爭的殘酷，和生存的艱難。這種艱難也包括當學徒的苦日子，和學一點求生本領的不易。老板不是那么好當的。茆：是不是說我是受了多少苦，才當上老板的。對以后想當老板的，非得也要受那么多苦，否則就是不公平。所謂多年媳婦熬成婆。馬：苦也不是白吃，這里也大有學問。其實學做生意，生意本行里純技術性的東西，并不很多。倒是技術之外的所謂生意經，要學的東西更多。一般能收學徒的商鋪，都是事業有成的，而成功之路是各不一樣的。這里面有很多奧秘，很多事老板都不愿說，有的事還不能說，這得靠學徒自身去觀察去體會。茆：是不是不能說的事，都是見不得人的。馬：話不能這么說，有些事只能說是各行業的 “潛規則”。不過現在說這些還有啥意義呢？茆：是呀！過去的宣傳中，都把商人看成唯利是圖的剝削者，要打倒要改造。其實鄉村小商人生存極其不易。他們又是基層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馬 : 改革開放是從農業單干開始的 , 其實光靠多收一點糧食 , 農民還是不容易富起來。以后日子逐漸好過一點 , 一大部分還是靠商品的流通 , 余缺互補 , 各賺各的錢 , 才漸漸從赤貧時代走過來 , 說白了也就是還回到被改造前的五十年代初期。干嗎要來回這么折騰呢？茆 : 中國幾千年都是小農經濟 , 現在依然是。而依附于小農經濟的小工商業者 , 小手工作坊 , 手藝人 , 都是不種地的農民 , 與農民的命運休戚相關 , 一傷俱傷。幾年前的暴力土改 , 一股凌厲肅殺的鎮壓之風 , 已經重重地傷害了他們。接踵而來的社會主義改造 , 就徹底把他們壓垮 , 從此廣袤的中國鄉村 , 整體地淪為農奴 , 再無經濟活力 , 以至農業全面崩潰 , 數千萬善良的中國農民 , 在大躍進中死于非命！就小商業者而言 , 我也是想不通 , 什么高深的理論 , 比老百姓過幾天安穩的日子更重要？除非你心里想的 , 本來就是要利用手中的權力魚肉百姓！馬：都是我們這些小商人，家里有點小錢，還

有些商品，惹的禍！這些錢和商品，就成了共產的對象。不知道沒有了貨帀，也沒了商品流通，社會是什么樣子。茆：供給制呀，按需分配呀！你們無為縣的嚴橋區響山農業社的社長陳廣復，不就早在 1958 年，就在全國率先實行了供給制，并且得到了毛澤東的贊揚，要在全國推廣，甚至還要御駕親臨無為響山嗎？結果如何呢？從烏托邦到了人間地獄，生活在魚米之鄉的無為人，三年大躍進，餓死了三十多萬人。（我沒有對馬大哥說，毛澤東的好學生，柬埔寨紅色高棉頭子波爾布特，在柬實行快速版的共產主義實驗，廢除了貨帀和商品，不到三年就害死了全國七百多萬人口中的二百多萬人，數十萬華僑幾乎死光。對此項全世界人一致聲討的暴行和反人類罪，只有毛澤東當面夸奨他，是一舉消滅了階級。）馬：我未讀過什么書，不知道什么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前幾十年我們都是被改造者，一直也認為我們小商人是靠剝削別人生活的。因此認為商人天生就是罪人，就該被打倒被改造。而改革開放之后，忽然間我國就進入了市場經濟時代了。你說這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到底都是些啥玩意兒？他們之間是什么關系？茆：看不出你個賣布的，能提出這么高深的問題。它們與你個人有什么關系呢？馬：當然有關系了，要還是社會主義，那實行的還是一大二公。而我們做小生意的，嘴上不說，心里是既不愿大，更不愿公的。那政府抓我們右派也好，反社會主義分子也好，就是對了。如果按市場經濟原則辦事，將本求利，那政府改造打倒我們又為何呢？茆：我那里懂得那么高深的學問，只知道兩件事都是洋人說的。什么共產主義也包括社會主義是德國人馬克思說的，說全世界最終都要實行共產主義 ,《共產黨宣言》里就說要消滅私有制 , 要搞階級斗爭；而那什么市場經濟最先是由一個叫亞當斯宻的英國人說的。究竟我們十幾億人的大國，聽誰的就叫堅持真理，聽誰的就叫崇洋媚外？我們小老百姓怎么知道？管它呢，我們都七老八十了，過一天是一天吧！（馬禮海先生已于 2008 年底壽終正寢 , 訪談稿來不及請他過目。） 2011 年 9 月初稿 2011 年 11 月三稿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

侈談革命不如切實推進轉型 ——評韓寒談“革命” （湖北）秦永敏

對于當局面臨的這個問題，在我們看來，它要避免革命，唯一的明智之舉只能是順應歷史潮流，效法國民黨在臺灣的成功經驗，主動進行政治改革，一步步擴大公民社會空間，順應反對派合理合法的政治訴求。否則一味強力維穩、武裝打壓，只能是把革命變成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當局應該一步步放寬政治限制，反對派應該一步步成長，彼此之間要形成一個不斷變動的底線，這條底線應該逐步向國際公認的法治規則體系靠攏，并且在立法保障反對派的權利的同時，對不算舊賬加以法律保障，從而以第一次寬恕開啟憲政民主制新時代。年輕的言界翹楚韓寒 12 月 23 至 26 日在其博客上接連發表博文《談革命》、《說民主》和《要自由》，

韓寒

一石激起千層浪，無論在反對派，在異議人士，在民間，還是在官方，都引起了強烈反響，這在中國以往幾十年里還是從來沒有過也不可能有的事，所以，不論人們對韓寒本人的看法如何評價，他公開談論對中國現政權進行革命的可能性、必要性問題都是一個極大地好事，表明朝野上下、官民人等都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今日中國正處于大變革前夜，當局打天下的意識形態已經成為其坐天下的大敵，革命——王朝——革命的循環已經在接近尾聲，與此同時，志士仁人讓中國跳出王朝循環的希冀也格外強烈起來。這里，最引人矚目的是中共喉舌《環球時報》連出 3 篇評論力挺韓寒，《人民日報》也在去年 12 月 26 日發表的“蘇聯解體 20 周年”的社評《主動把握歷史的未來》中談及暴力革命，認為“暴力革命無法解決社會發展問題”。今天的中國最反對革命的當然是靠革命起家暴力奪權的中共政權，作為前一場革命成果的享受者，他們以“共產主義天堂” 為誘餌，以“工農政權”為形式，以搶劫富人為手段，奪得政權后反過來以自己發財為目的，以專政國人為護法，以搶劫窮人為手段，所以，在“鎮壓反革命”幾十年后，要回過頭來鎮壓革命了。《人民日報》 12 月 26 日發表的上述文章大談西亞北非的現實再次證明，發展問題無法通過暴力革命來解決。最終還是要回到以穩定求發展、以發展促穩定的路徑上來。既然如此，中共為什么不首先對自己當年導致幾千萬人死亡的革命做徹底的反省，反而仍然要大搞“革命傳統教育”和“打造紅色文化經典”呢 ? 另一方面，本來指望韓寒出來領導革命的激進人士也憤怒了，對韓寒的各種指責鋪天蓋地，他們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原本對這個成為新興傳播工具弄潮兒的幸運青年寄予極大地期望，以為他靠和當局頂撞出了名，在這個中國向何處去的關口一定會挺身而出，登高一呼，令民眾群情激憤后揭竿而起，結果他卻說出那么多四平八穩的話來，并且立即得到了當局罕見的高調贊許，于是乎，各種非議乃至謾罵都沖他而去，好像他突然從革命領袖成了叛徒。我想，我們應該看到另一面：盡管王朝循環還在繼續，歷史終究有進步，絕非封閉式的循環或者甚至發生了倒退。值得我們慶幸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在非黑即白、準確地說“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對立思維中不能自拔，相反，就是中共的官媒，也開始出現了許多表明進步的思想因素。例如本來常發偏激之論的環球時報在《韓寒博文引爭議是中國之幸》一文中就說： “韓寒的一組博文引發社會輿論的興趣和參與，這是好事。同意他也罷，反對他也罷，部分同意部分反對也罷，重要的是大家有同等權利和機會參與討論。像革命、民主和自由這樣永不過時的話題，只有一家之言，只有一個標準答案反而奇怪了。和自然界的規律一樣，在尋找國家進步的探索中，一花獨放不是春，萬紫千紅才是春。” 只要我們不因人廢言，這話是非常不錯的。國家如果以此為執法標準釋放陳西陳衛以及所有言論犯如劉曉波、高智晟、劉賢斌等，那中國就確實可以免除暴力革命之痛了！韓寒明顯把自己定位為作家，我對自己的定位和韓寒先生不同，作為一個民主人權活動家，自從 1970 年因為寫日記文章和擁有中外文學名著打成 “反革命”，四十多年來一直在為中國的民主人權事業奮斗，目標是讓中國實現憲政民主制。這樣，在我看來一切可以推動中國向憲政民主制前進的努力都是值得嘉許的，一切有助于此的因素都是值得肯定的，一切符合憲政民主制的做法、行為、生活方式都是沒錯的。對我來說，在這一基礎上看待革命問題，就比較容易做出有原則的判斷了。眾所周知，20 世紀上半葉，互相廝殺的國共兩黨都推崇革命，你革我的命我革你的命導致幾千萬中國人死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國社會的精英，其結果是隔海相望繼續革對方人員的命。最后，國民黨在臺灣和民進黨創造了歷史，共同走向了憲政民主制，這不是國民黨革命革出來的，

是兩種以上不同政治力量良性互動的結果，但不管怎么說，臺灣從此不會在發生革命了，革命作為實現憲政的手段之一從此進了歷史博物館。與此同時，迄今為止，共產黨在大陸仍然實行一黨專政，這樣，大陸還有怎么實現憲政的問題，所以，大陸今天才有是否需要新的革命的爭論。這樣，今天的中國，并不是要不要革命的問題，而是要不要走向憲政的問題。同是走向憲政，當然社會代價越小越好，和平轉型是減少代價的唯一辦法，有理性的國家何樂而不為？如果中共當局執意要以暴力阻止走向憲政，社會矛盾又激化到爆炸性的狀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不過，即使社會矛盾激化，其前景也是多樣化的，不僅可能發生傳統的暴力革命，也可能發生全民和平起義，還可能形成軍閥混戰、武裝割據局面，所以，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別太對革命抱不切實際的幻想。關于革命，我本人在《論中國向憲政民主制的和平轉型系列之三論和平轉型之革命和暴力的關系》（載于《民主中國》，有興趣者可以搜索）中就做過系統考察，這里，不妨再進行一點簡單分析。對于革命，從中國來說，不僅有國共兩黨的不同解釋，中共內部也有不同說法。中共建政后頭三十年還在“不斷革命、繼續革命、永遠革命”，毛澤東個人還要革他的大臣——“走資派”的命。這些革命究竟有什么意義？又給中國、給中共帶來了什么？在此沒必要對那些所謂革命一一加以解讀，只應指出，中國二十世紀有著強烈的把“革命”神圣化、價值化、甚至最高價值化的傾向 1 然而，我們知道，人類社會的最高價值是正義，也就是讓一切人隨時隨地得其所應得！但革命作為暴力改變社會現狀的劇烈方式，必然會使很多很多人無法得其所應得，這其中絕大部分人還必然是無辜者！所以，我們要清楚，革命沒有固有價值，任何一場革命都必須做具體分析，只能按它的性質、目的、作用、效果來綜合衡量。以此觀之，中國二十世紀的那么多革命，死了那么多人，破壞了那么多有價值的東西，有幾場是具有正面作用的？以此觀之，未來的中國是否必需革命？是否非革命不可？衡量需不需要革命的條件是什么？當然，革命作為實現憲政民主制的工具之一的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價值意義作用功能不能排除。如果當局阻斷向憲政民主制和平轉型的歷史進程，革命（武裝暴動）、起義（和平抗爭）、內亂（社會失控）、混戰（軍閥割據）中的某一種情況就必然發生！屆時中國走到羅馬尼亞、利比亞那一步，誰還能避免革命的發生？但是，身處中國大陸的人都清楚，無論全國各地發生多少群體性事件，迄今為止，中國并不具備暴力革命的社會條件。這一點，韓寒的文章中做了簡說，應該說是言之成理的，在此我們可以對革命發生的條件做一個小小的考察：第一，今日中國當局對全國進行著毫無遺漏的監控，任何暴力革命的準備工作都會被立即發現并且消除，你能從哪里起事？第二，主張暴力革命的人誰有條件能使自己成為暴力革命的領袖 ? 沒有領袖的暴力革命如何進行？第三，社會擺脫貧困的基本局面也使愿意去拼命的戰士少之又少，沒有大量士兵沖鋒陷陣這個歷史條件（今后更會越來越少），暴力革命靠誰來進行？就是那些“鼓吹革命”的人個個愿意上戰場，也組不成一支強大的軍隊，何況他們絕大多數都只想躲在安全地方當領袖、當將軍、高談闊論，讓別人為自己打天下！所以，暴力革命的可能性雖然不能排除，但從現實看概率實在微乎其微！恰如在和“清風明月”討論時這位先生所說，很大程度上說革命是自然發生的，你不想它來，它來了你也阻擋不了，無論你多么想它來，它也未必

全國警察代替民眾響應號召大散步

來得了。也正因此，我們理性的民主人權活動人士沒有必要對激進者“鼓吹革命” （歷史上對孫中山的評價）太在意。當然，對專制當局而言就不同了，它們已經坐在民怨爆發的火山口上，對革命宣傳也就本能的極為過敏。所以網上有人散布“茉莉花”消息它就神經過敏，全國警察代替民眾響應號召大散步。對于當局面臨的這個問題，在我們看來，它要避免革命，唯一的明智之舉只能是順應歷史潮流，效法國民黨在臺灣的成功經驗，主動進行政治改革，一步步擴大公民社會空間，順應反對派合理合法的政治訴求。否則一味強力維穩、武裝打壓，只能是把革命變成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在我看來，韓寒的這次表態的一個最大的收獲，不僅是使中國朝野都能正面面對革命可能發生這個問題，而且當局為此多少釋放了一點善意 ! 請看，一般代表當局放話的《環球時報》，其《韓寒博文，網絡輿論的一次回擺》一文中就說： “中國輿論場應打破‘政治站隊’的那一套，撕毀各種標簽，盡可能還知識分子一個開展理性辯論的環境。每一個思想流派，包括陣營都應是開放的，富有彈性的，它們都不應是只說一種話，最終導致表達方式和內容的僵化，甚至用口號代替一切。” 所以一般人往往看重韓寒表態反應的個人觀念變化，照我看來其實重要的是在官方論壇上打破了一個禁區，從而使中國的官民語境二元化狀況得以打破，大家開始有了共同的政治概念體系。此外，很可能還由此給了官方一個臺階，使之能通過正視這個話題來正視今日中國的政治形勢——必須面對來自社會的是要革命還是要改革的歷史性訴求！若果如此，就表明中國和平轉型的可能性已經變大！就是說，只要當局明白不認同憲政民主制就會被革命或者起義趕下臺，再不然就是被內亂混戰弄得一塌糊涂，那么，它采取開明措施一步步放開政治自由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大，從而為中國的和平轉型提供條件，為中共體面地走出歷史困境留下余地。應該說，迄今為此這種可能性一直還是存在的，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作用下，在市民社會不斷成長的社會條件下，這種可能性還越來越大。所以，現實的中國，用種種方法推進實現憲政是最重要的，包括官方的努力。另一方面，其實，和平理性的推進轉型就是為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實現憲政提供兩手條件——包括暴力革命。因為暴力革命的準備條件就是社會寬松，沒有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暴力革命更加不可能發生。民間力量只有在良性互動中才能成長，良性互動使公民空間迅速擴大，公民空間越大，民眾和反對派實現憲政的方式方法的選擇余地就越大。和平理性的推進轉型的方法則是多種多樣的，包括運用公民權利開展一切活動。在我看來，韓寒公開討論革命問題本身就是在推進中國的民主事業，以他的角度，站在他的立場，他已經做了很好的工作。韓寒說： “我的觀點很簡單，暴力革命我們都不愿意發生，天鵝絨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國發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國出現，所以我們只能一點一點追求，否則在書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沒有意思，改良是現在最好的出路。民主。有時候緩緩來，有時候突然來。也許它來的不那么徹底，來的不那么全部，來的不那么美式，來的不那么歐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會來。文化繁榮其實是最省錢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榮。如果你們堅持說，中國的文化是沒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誠懇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懇請官方為文化，出版，新聞，電影松綁。” 對此表態一些人大加韃伐，我卻非常認同，因為我們不能光看謎面，還要想想謎底 ! 第一，暴力革命我們都不愿意發生（但如果當局把中國人民逼到那一步另說）。第二，天鵝絨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國發生（中期是可能的）。第三，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國出現，所以我們只能一點一點追求（非常實際）。第四，改良是現在最好的出路（但未必走得通，先還試試吧）。第五，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會來（也就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第六，在新的一年，我懇請官方為文化，出版，新聞，電影松綁（言論思想自由是民主人權的基礎，作為作家平和理性的向當局懇求無可厚非，他畢竟不是民主活動家，也不是維權人士）。此外他說： “作為交換的條件，我承諾，在文化環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談其在執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談及或評判高層集團的家族或者相關利益，只對當下社會進行評判和討論。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讓一步，互相遵循一個約定的

底線，換取各自更大空間，那便更好。” 這是希望良性互動，我也希望如此。當然我的要求比他更多，但道理是一樣的：當局應該一步步放寬政治限制，反對派應該一步步成長，彼此之間要形成一個不斷變動的底線，這條底線應該逐步向國際公認的法治規則體系靠攏，并且在立法保障反對派的權利的同時，對不算舊賬加以法律保障，從而以第一次寬恕開啟憲政民主制新時代。此外韓寒還有一個“但”： “但是如果兩三年以后，情況一直沒有改善，在每一屆的作協或者文聯全國大會時，我將都親臨現場或門口，進行旁聽和抗議……。” 韓寒提到的做法都很溫和，如果我們把它作為一個民主運動領袖看待，我們會大失所望。但是，韓寒其實只是一個有才華、有個性的自由寫作者，他也只以這種身份要求自己，這對一般的自由寫作者來說，也就盡了自己的本分，如果中國的所有寫作者都這樣做，進一步說，如果所有中國人都這樣做，中國的憲政民主制進程當然會大大加快！最后韓寒說： “愿所有的年輕人都能像這個圣誕一樣不畏懼討論革命，改革和民主，擔憂國家的前途，視它為自己的手足。政治不是骯臟的，政治不是無趣的，政治不是危險的。危險的，無趣的，骯臟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 他對政治的期望顯然只有憲政民主制才能提供，盡管這種情況下也不會那么干凈，那么有趣，那么平安，但專制之下政治必定是骯臟的、無趣的，危險的。而他能在這個圣誕節公開“討論革命，改革和民主，擔憂國家的前途，視它為自己的手足”，也就在承擔了自己的公民責任的同時，打破了一個官方禁區，為中國朝野共同直面當前的國家形勢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所以在我看來，韓寒是一個切切實實的從社會生活角度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的青年作家，那些把他當做民主領袖期待的人失望了是很自然的，也是沒有多少道理的，他的這三篇文章舉重若輕，無論有多少我們不能茍同之處，都應該肯定其作為中國公民的拳拳赤子心，而且對推進中國向憲政民主制和平轉型起到了提供一個官民共同討論的機會的作用，可以說是當代中國政治話語的一個拐點—— 盡管當局和反對派還沒能開展對話，但“雞和鴨說話”的時代已經過去。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

中國民主十五家（四川）周雷

前言中國政治思想領域有哪些民主派別？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中國的政治海面上只有兩艘船，一艘是專制主義，一艘是自由主義，所有民主力量都乘坐在自由主義這艘船上。另一種認為，中國的政治海面上除了專制主義和自由主義這兩艘船，還有許多與自由主義結伴而行的民主之舟。最近讀到國內學者馬立誠發表在北京《經濟觀察報》上的文章——《自由主義對中國意味著什么》。作者把大陸“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來的民主風潮都歸入自由主義范疇，明顯屬于第一種說法。這顯然與自由主義概念的本義相去甚遠，也與國內的實際情形不相符。 2011 年 2 月 27 日，上海《東方早報》刊登了自由主義代表人物之一徐友漁的一篇訪談文章《三十年來的社會思潮》。作者在說到國內新左派可能屬于國家主義者時曾指出：對流行的派別劃分重新澄清和界定是很有必要的。也許，在對實質上的國家主義者的真實身份和名號認識清楚之后，中國社會思想的派別劃分和爭論就會顯得簡單和清楚。我認為在分清敵我的同時，辨識不同的朋友也十分必要。中國民間的民主派別，肯定不止自由主義或者自由派一家。我同意這樣的觀點：一個學者只有不再使用具有多義性和歧義性的概念進行推論，才算進入科學范圍。許多年來，中國學者已經在這個問題上暴露

出不少非科學特征，比如左右概念的顛倒、造反派名稱的張冠李戴、新左派名稱的誤用。最近幾年，就連已經成為中國思想界主題詞之一的自由主義概念，也被賦予多重含義而遭到濫用。從五四時代開始，自由主義便指一種與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工團主義一類激進民主主義思潮相異的溫和民主主義思想，1990 年代中期以來重新提出的自由主義仍然延續著這種本義所指。只是這些年，自由主義才被當做一種與專制主義相反的思想體系來使用。籠統用法偏離概念本義的模糊性，不僅使自由主義之外的其他民主派別完全被遮蔽，而且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認知糾結。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徐友漁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我試將所了解中國十五個民主派別的概貌寫出，并指明其中十四家與自由主義的親疏關系，也是從“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說起。海外學者陳奎德曾在《劍吟沖天簫聲動地》一文中談到自己的一個發現：在當代知識界，一個人所受的專業訓練與其政治傾向之間，有一種微妙的對應關系。譬如：法學家、經濟學家、史學家往往是右派，而文學批評家、詩人、哲學家……則左派居多。即是說，一個人在政治光譜上的位置，與他的專業有相當程度的關聯。對此我也有同感。只不過我寧愿把左與右的說法換成激進主義與溫和主義，而且將法學、經濟學、史學之類專業簡稱為學術性，將文學批評、詩歌、哲學之類專業簡稱為文學性。在本文中，為了便于區分民主十五家的不同特點，我使用了陽剛、文學性、魯迅派之類概念來形容激進主義傾向，使用了陰柔、學術性、胡適派之類概念來形容溫和主義傾向。因為屬于個人有限的觀察和歸納，難免錯誤與缺失，歡迎批評指正。

七九民運派上溯全國各地文革中期以來的地下思想探索活動和 1976 年 4 月爆發的群眾性民主運動兩個源頭，出現于 1978-1979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后北京、廣州、貴陽、上海、武漢……多個城市掀起的民主啟蒙運動，場面最熱烈和社會影響最大的要

數北京西單民主墻事件。成員主要是一些思想激進的青年職工、街道無業青年、下鄉知青、新三屆大學生、年輕知識分子。抗爭方式為大字報、大串聯、大集會、大辯論、秘密結社和出版油印刊物。知識背景主要是從文革時期各種禁書中了解到的歐洲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和中國五四運動提出的自由觀念與民主原則，包括早期馬克思的人道思想和異化理論。大多偏向西方自由民主思想譜系中法 - 德一支，精神本質陽剛而熱烈，帶有強烈的英雄主義色彩，基本屬于魯迅派。思想尚未完全走出中共話語系統，但已超越官方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范疇。自覺追求思想解放、政治民主、言論自由，成為文革結束三十多年來中國民間民主抗爭的新源頭。文學吶喊、政治訴求、理論探索……渾然交響，發出自由民主最強音。當時影響較大、具有體制外指向、經受住時間檢驗的標志性文本有：黃翔的《火炬之歌》、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胡平的《論言論自由》。 1993 年 11 月 14 日，秦永敏、李海、周國強、劉念春、宋書元、沙裕光、陳旅、錢玉民、楊周、何德普等十位民主人士，在北京公布了一份政治理念與《零八憲章》大同小異但時間要早十五年的《和平憲章》。十人當中，除了李海是八九民運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對外聯絡部長，錢玉民是八九民運北京工自聯秘書長，其他八人都是七九民運派的活躍分子。目前仍然活躍在國內外的胡平、魏京生、黃翔、北島、芒克、徐文立、任畹町、陳子明、王軍濤、王希哲、劉國凱等人，都曾是七九民運派的代表人物。他們并不屬于當時鮮為人知的自由主義，即使遭到官方鎮壓和各自確定人生新走向之后，也大多如此。文學方面以北島為代表的北京詩群走上獨立寫作之路，雖然不改自由民主初衷，但最終定位于超越政治的純文學寫作。文學方面以黃翔為代表的貴州詩群，一直堅持自由民主呼聲，但最終融入了并不認同自由主義的自由文化運動。政治方面的代表人物北京魏京生和徐文立、廣州劉國凱和王希哲等一批人，后來都走上組建政治團體之路，然而無論他們所建立的民主黨還是社會民主黨，都不屬于自由主義范疇。只有理論方面的代表人物北京胡平， 1990 年代中期以后成為海外民主運動中自由主義的主要發言人。

1976年4月「天安門事件」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

八十年代文化派七九民主運動被官方鎮壓之后，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出現了一個歷時十年的曲線抗爭運動，史稱新文化啟蒙。從七九民主運動的體制外走向退回到比較安全的體制內邊沿，在官方默許的范圍內進行委婉抗爭。推動者既有學院人士又有民間人士，既有體制內人員又有體制外人員。知識背景以啟蒙主義為底色，疊加批判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科學主義、傳統主義。精神本質是激進主義的，溫和色彩主要屬于規避風險的外在修飾。除了文學藝術較有本土原創性，其他方面主要是翻譯、闡釋、綜述西方思想與傳統文化。始終貫穿用科學代替迷信、用法治代替人治、用民主代替專制的思想主題。打破 1949 年 10 月 1 日以來專制主義在思想文化領域的一統天下，在中國大陸破天荒形成一個多少帶有民間色彩的第二文化界。短短十年時間，就使中國思想界銜接上了三十年來與世界歷史之間的巨大斷裂，完成了中國思想界與世界思想史的對接。這場新文化啟蒙最終催生了 1989 年民主運動，在中國思想史上寫下十分重要的篇章。主要群落和代表人物包括：以李澤厚、劉再復、王若水、嚴家其、高爾泰、劉曉波為代表的理論派，以金觀濤、甘陽、王元化為代表的叢書派，以劉賓雁、蘇曉康為代表的報告文學派，前期以北島和黃翔為代表、后期以周倫佑和韓東為代表的詩歌派，前期以劉心武、張賢亮、遇羅錦、鄭義、阿城、高行健、戴厚英為代表、后期以徐星、劉索拉、馬原、莫言、殘雪、余華為代表的小說派，以溫元凱、方勵之為代表的改革派，以雷幀孝、王通信為代表的人才學派。這期間，民間文化團體主辦的非正式刊物—— 武漢《青年論壇》和成都《大時代》，刊發了胡平的《論言論自由》、許金聲的《渴望超越》、周倫佐的《愛的哲學》，在大學生和青年中引起強烈反響，可稱民間思想派。雷幀孝和王通信在官方機構之外成立的中國人才學會和中國自學學會具有首創意義，對于 80 年代全國各地雨后春筍般出現的民間文化社團起到頂層引領作用。掛靠于中央到地方各級共青團和科學協會的民間文化社團，無疑是專制主義統治下中國文化人建立民間社會的組織化嘗試，構成 80 年代文化運動中的獨特景觀。文化派的各個群落及其代表人物，既有激進主

義者又有溫和主義者，但魯迅旗幟高高飄揚，胡適先生默默無聞。整個 80 年代依然彌漫著一種激進主義氛圍，并沒有出現旗幟鮮明的自由主義派別。

八九民運派 1979 年至 1989 年，中國社會經歷了從前極權時代到后極權時代的歷史轉變。在這個轉變過程的兩端，分別發生了七九民主運動和八九民主運動。雖然兩場民主運動都以悲劇結局告終，但又共同拉開了中國當代民主正劇的大幕。在全國數百個露天大劇場轟轟烈烈上演的八九民主運動大戲，至少有幾千萬青春學子和各界民眾參加，其代表人物因為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經歷、共同的遭遇，而形成一個命運相連和休戚與共的政治群體。他們主要包括：發起并組織廣場和平請愿行動而遭到鎮壓的學運領袖及學運骨干，積極聲援學生請愿行動而遭到鎮壓的社會各界著名人士。六四大屠殺之后，他們或者躲避通緝而逃往海外，或者服刑期滿被逐出國門，或者受盡迫害而堅守國內。知識背景主要是啟蒙主義的，同時包括 80 年代廣為傳播的西方各種現代個體主義學說。精神氣質陽剛、熱烈、激進，擁有青春期的全部特征；和平請愿與非暴力抗爭方式所體現的溫和主義，主要屬于應對專制主義鐵血威脅的委曲求全與策略考量。全國所有露天大劇場的和平請愿行動都籠罩著崇高、神圣、英勇、悲壯的英雄主義氣氛。到處都是魯迅式的怒目金剛和義無反顧，很少看見胡適先生溫文爾雅的身影。六四鎮壓后陸續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可以按照職業身份分成這樣幾群人：以柴玲、封從德、王丹、烏爾開希為代表的大學生，以嚴家其、劉賓雁、王若水、王若望、鄭義、戴晴、蘇曉康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以陳一咨、吳國光、翁永曦為代表的改革人士，以韓東方、賀力力、劉強、劉煥文、呂京花為代表的工人。1997 年，海外中文媒體發起對八九學運激進主義的批判，又把他們無形之中分成了三派：一是批判派，以劉曉波、戴晴、蘇曉康為代表；二是辯護派，以柴玲、封從德、李祿為代表；三是沉默派，以嚴家其、劉賓雁、王若望為代表。海外八九民運派代表人物 1990 年代中期以后轉向自由主義的，主要是知識分子中的多數人，大學生中的烏爾開希等少數人。而大學生中的多數人、知識分子中的少數人、改革人士中的多數人、工人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中的多數人，似乎并不認同自由主義式的清算。時至今日，八九民運派依然魯迅與胡適并存，雖然胡適的聲音高得多。八九民運派中服刑期滿堅守國內的大學生和其他社會人士，無論后來加入了什么民主派別進行抗爭，他們大多不太認同自由主義的精英立場與和解主張，比如杰出的肖雪慧、劉賢斌、陳衛、丁茅、陳云飛。國內的八九民運派，還包括長期堅持正義抗爭的六四死難者家屬群體。他們似乎分成兩種態度：一些人比較認同自由主義的和解主張，一些人并不認同自由主義的和解主張。

自由主義在 1989 年六四血色背景下，中國社會的世道人心發生了從崇高到平凡、從激情到世故、從精神

到物質、從政治到經濟、從文化到金錢、從廣場到書齋、從詩歌到散文、從激進到溫和的轉變。1993 年 11 月 14 日，秦永敏等十位民主人士在北京公布《和平憲章》，首次提出了順應這一轉變的溫和主義政治主張。1995 年，流亡海外的李澤厚和劉再復進行告別革命的對話，高昂抗爭變為低調妥協。與此同時，西方民主思想譜系中英 - 美一支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在中國大陸思想界應運而生。由于這種學說反對壟斷性經濟而主張自由化經濟，反對暴力革命而主張和平漸變，所以無形中與官方改革開放意識形態達成默契而廣為傳播。從 1990 年代中期開始，自由主義逐漸成為國內非官方思想界的主流思潮，影響范圍逐漸擴展至整個知識界。后極權語境下，自由主義具有多重兩面性：它帶有溫和主義的妥協性，又保持著民主主義的尖銳性；它支持當局的經濟改革政策，又挑戰官方的專制統治權威；它用進步標準取代道德尺度迎合商業

1989年八九民運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化大潮而放棄現代知識分子的批判立場，又在政治航道逆水行舟重提個人權利原則與憲政民主主張而表現出智慧和勇氣。如果說自由主義一方面是商業化浪潮席卷下中國思想界陰柔化、溫和化、妥協化的產物，那么另一方面它又滿足著知識階層既追求體面生活又希望安全抗爭的心理需要。自由主義派主要由一批學院派人士組成，代表人物有國內李慎之、何家棟、王元化、徐友漁、朱學勤、秦暉、崔衛平、劉軍寧、賀衛方、秋風和海外胡平、金鐘。其中，劉軍寧的敏銳、徐友漁的清晰、朱學勤的才氣、秦暉的正義、胡平的睿智，給人深刻印象。雖然秦暉后來同時認同社會民主主義，秋風后來同時認同儒家憲政主義者，但自由主義的初衷并未改變。他們大多參加過 80 年代新文化運動，但身影不太突出，仿佛要等進入 90 年代而且站在自由主義旗幟下他們的時代才真正到來。知識背景主要是西方現代實證主義的哲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歷史學、經濟學，同時包含西方近代人文主義的思想底色。他們抱持實證主義、經驗主義、分析主義，反對規律、法則、必然性對個人自由選擇的侵犯與約束。他們擔心天才帶來獨斷、激情沖毀理智、創造打破規范，所以排斥天才、激情、創造對個人平凡行為的凌駕與吞噬。在學理上，他們既遠離從尼采到薩特的現代非理性主義學說，又回避從福柯到德里達的后現代解構主義思想。學術性而非文學性，胡適式而非魯迅式，學院化而非江湖化，疏遠東方傳統而主張全面西化。自由主義學說陰柔而溫和，但其代表人物的精神氣質并非都與所信奉的學說一樣陰柔而溫和，其中有些人的精神氣質曾經陽剛而激進。自由主義派的代表人物中，似乎只有徐友漁和胡平的精神氣質天生就是胡適派，其他人幾乎都有從魯迅派轉變為胡適派的思想過程。這是一個代表溫和民主主義的思想派別，性格品相與五四時代的胡適派、1957 年的右派、文革時期的溫和造反派比較相似。是的，自由主義不是魯迅，也不是胡適加魯迅，而僅僅是胡適。觀察各個民主派別代表人物的人生經歷，似乎只有自由主義派從來沒有人坐過中共監獄，其他派別皆未能幸免。這種幸運，既來自他們純粹的學院派身份提供了保護，也因為他們一貫謹慎的言行避免了危險。與其他民主派別代表人物相比，他們的人生境遇更為順暢，同時生命中也少了些鐵與石和

血與淚。自由主義者并非都能被極權社會所兼容，有的人注定是專制主義的天敵。例如在中共政權最為開明的 80 年代，胡平的代表作《論言論自由》就一直不能在大陸正式出版或者發表，表明他和他的思想不能見容于極權體制。1987 年他去了美國然后成為海外民主運動的旗幟性人物，仿佛冥冥之中命運的安排。自由主義代表人物之一朱學勤曾在《1998 ：自由主義學理的言說》一文中，對自由主義的主張作了簡要概括：自由主義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種學理，然后是一種現實要求。它的哲學觀是經驗主義，與先驗主義相對而立；它的歷史觀是試錯演進理論，與各種形式的歷史決定論相對而立；它的變革觀是漸進主義的擴展演化，與激進主義的人為建構相對而立。它在經濟上要求市場機制，與計劃經濟相對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議制民主和憲政法治，既反對個人或少數人專制，也反對多數人以公意名義實行群眾專政；在倫理上，它要求保障個人價值，認為各種價值化約到最后，個人也不能化約，不能被犧牲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在我看來，自由主義言論有五個特點：特別推崇個人自由，擔心宣揚社會平等會限制自由競爭。特別推崇個人法權，擔心宣揚道德義務會干涉個人權利。特別推崇多元文化，擔心宣揚統一標準會帶來思想壟斷。特別推崇溫和轉型，擔心宣揚激烈轉變會導致專制再生。特別推崇西方模式，擔心宣揚民族特色會造成精神自戀。對這五個“推崇”和“擔心”要掌握好尺度，一旦超出限度就會出現極端化誤區。自由主義又分為經濟自由主義與政治自由主義。由于經濟自由主義逐漸變成官方推行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三大經濟運動的謀士和幕僚，對于三大經濟運動所帶來的貧富分化、道德淪喪、環境破壞、生態惡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與自由主義的愿景大相徑庭，致使政治自由主義不得不與之進行切割。所以真正的自由主義派并不包括經濟自由主義者。國內新聞界、出版界、大學界……還有一大批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編輯、記者、教師簇擁在自由主義派周圍，為自由主義理念助威與造勢。代表人物如：笑蜀、長平、鄢烈山、李楯、周寧、朱大可、賀雄飛。其中的賀雄飛憑著智慧冒著風險為自由主義者出版了幾十種圖書，把自由主義思想和許多自由派學者推向公眾視野，為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播作出巨大貢獻，成為大陸文化商人中唯一的外圍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派與這些外圍自由主義者保持一定距離。國內的自由主義者與海外的自由主義者也不盡相同。比如國內自由主義者有時被指責為犬儒主義，而海外的自由主義者胡平卻對犬儒主義進行批判；國內自由主義者對法輪功事件普遍保持沉默，而海外的自由主義者胡平卻堅決為之辯護。原因之一，自然是國內外言論環境的天壤之別。自由主義派的主要貢獻，不是創造新思想、提出新概念、建立新理論，而是系統闡釋和廣泛傳播西方民主思想傳統中溫和性和穩健性的現代政治理念，使之成為一種在中國傳播時間最長和影響范圍最廣的政治思潮。《零八憲章》的簽署和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自由主義派功不可沒，沒有國內徐友漁、崔衛平和海外胡平、金鐘等眾多自由主義者的積極推動，這兩件事的成功就將缺少一些環節。自由主義派的另外兩個貢獻更為重要：第一、把 1976 年四五運動以來激情洋溢卻漫無邊際的自由追求和民主訴求落到實處，以個人最大化原則為出發點，明確提出和清晰闡釋了憲政民主制度下限制國家權力機制的核心作用。第二、把民間反對派近代性的理想主義和激進主義，冷卻為現代性的經驗主義和溫和主義，對中國幾代知識分子包含著毒素的激進心理、狂熱心態、暴戾心氣進行了一次大清洗。自由主義者對中國思想界的這些貢獻，已經足以載入史冊。由于自由主義派所關注的主要是如何確立個人私權和限制國家公權的問題，視域范圍之外難免存在盲點，而且為了理論的徹底性，有些觀點顯得比較極端。當其試圖超越視力局限而擴展視域的時候，很容易按照思維慣性得出一些片面性的結論。比如對鴉片戰爭一類帝國主義侵略的美化，對慈禧、袁世凱、乃至佛朗哥之流專制魔王的贊賞，對法輪功被迫害被侮辱民眾維權行動的疏離，對革命、造反、群眾運動、街頭政治的否定，對全球化和商業化背景下國際資本掠奪與國內資本剝削事實的失察，對民族復興和民族話語權問題的回避。這些表象背后，自由主義的對與錯還有更深的

內情。作為一種移植思想，無論胡適時代還是李慎之時代，自由主義都同樣面臨被移植國度歷史時機、社會心理、政治局勢的接受問題。不同之處僅在于，胡適時代以悲劇結束，李慎之時代卻以喜劇開始。今日自由主義比較幸運，是因為與中國國情發生了五個方面的有效契合：1、反右、文革、六四三大歷史事件帶來的應激與反思，使中國人的文化心理逐步完成了從傳統群體主義向現代個體主義的轉變。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觀念，得以在中國民間——特別是知識階層的心理土壤中扎下根來。2、 1992 年進入商業化時代以來，長期籠罩主流意識形態的理想主義讓位于實用主義。自由主義以其經驗主義、實證主義、商業主義特性，適應了中國社會從道德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轉變。3、這個國家有待完成歷時百年的現代性政治轉變，自由主義的憲政民主思想可以成為一種以個人主義和工具理性為文化支撐的先進政治理念。4、1992 年以后整個國家的政治形勢和社會心理已不允許任何激進變革意圖存在，自由主義的溫和主張和漸進觀點表現出某種符合國情變化的現實可行性。5、世紀之交世界歷史發展重心開始向中國轉移，自由主義的市場化經濟主張和開放性社會觀點客觀上成為這一歷史變遷的思想推力。這就是 1990 年代中期以來自由主義理念能廣泛傳播并被很多人接受的隱蔽原因。當然，自由主義也有不幸之處，主要來自現實對應中的某些錯位，而且這些錯位全都發生在階層代表性上面。從過去到現在，在西方原產地的社會生活和政黨實踐中，自由主義都代表中等以上階層的利益，為了保護精英階層的優越地位和富裕財產不受侵犯，特別強調理智、和平、法制、秩序。對于西方國家的社會制度和公共生活，自由主義及其所代表階層客觀上起著穩定器的作用。當它移植到中國，仍然表現出這種階層代表性，便會發生三個方面的錯位：1、后極權中國，中等以上階層的利益更多維系在專制體制身上。自由主義的代言不僅一廂情愿，而且有悖反對專制主義的本意。2、中國社會異常嚴重的兩極分化造成了十分尖銳的貧富對立，自由主義親精英而疏草民的立場和言論，無形中把廣大弱勢群體和下層民眾置于自己的反對面。3、在這個亟待政治大轉型的國家，自由主義求穩怕亂的聲音與專制政權和中等以上階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層強調穩定、秩序、法制的聲音攪合在一起，顯得曖昧不清。一種理論既是秩序穩定器又是變革推進器，豈能不自我矛盾？革新而又保守，思變而又怕亂，使得自由主義具有一種自我抵銷的性質。這與當下中國知識階層的矛盾心理大體一致。六四過后二十多年專制巨獸多行不義未自斃，民主知識界的自我牽制是一個原因。對于憲政民主制度建設，自由主義有著最好的設計。對于向憲政民主制度轉變，自由主義未必是最好的理論。人們對于自由主義的疑惑也許就來自：錯把一種民主建設理論當成了政治轉型理論。明白了這個誤會，自由主義就會在自己的本位上熠熠生輝。瑕不掩瑜，自由主義作為中國商業化時代第一民主思潮的歷史地位不可動搖。當中東民主浪潮對自由主義的“和解論”提出質疑，當“超越左右界線”的聲音不絕于耳，我們對自由主義理念，既要反思，更要捍衛。

新左派如果中國真有新左派，他們必定是民主陣營中的一支隊伍。遺憾的是，中國的新左派是一個名不副實而模棱兩可的派別。其代表人物汪暉和甘陽都是 80 年代新文化啟蒙運動中比較活躍的民主知識分子，汪暉曾經致力于魯迅精神遺產的研究與宣揚，甘陽更是頗有影響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的主編并積極介入八九民主運動。在六四血色背景下中國民主知識界發生分化和重組之后，這批知識分子卻迅速降下啟蒙主義旗幟，選擇了一種特別關心國家路徑和民族話語的奇特立場，好像東方大地上的個人自由與政治民主已經實現，反倒是國家和民族這兩個宏大主題遭到了遮蔽。面對中共提倡自由競爭和對外開放而掀起的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經濟浪潮，他們采取了與西方新左派相似的質疑態度，對國際資本掠奪和國內資本剝削進行批判。面對西方文化輸入帶來的民族話語權焦慮，他們拋出歷史發展類型說，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應該有不同于西方國家的特殊道路。如果說對于市場化陷阱的警覺與批判還表現了他們的民主知識分子品質，那么對于中國特殊道路的過度強調就無形中把他們推到

了維護中共統治者的立場。例如：當他們贊譽“大躍進”中的《鞍鋼憲法》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七道路”屬于毛澤東建立中國話語權的努力，當他們肯定鄧小平“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一條區別于西方國家的現代化路徑，就不自覺地把自己置于維護現代專制主義的尷尬當中。他們的這種奇特姿態自然引起自由主義者的警覺，于是雙方發生了長達十多年的爭論。因為他們的言論帶有“后殖民學”和“東方學”的鋒芒特征，自由主義者便將其誤認為西方新左派的同道，新左派這個名稱也就追隨了他們十多年。這當然是一個誤會，事實上這批人的政治立場跟西方新左派迥然不同，根本擔當不起新左派這個名稱。主要差別體現在國內問題上。其言論有三個要點：平等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如果說平等主義屬于他們與西方新左派所共有，那么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就是他們獨有的。問題的要害就在這里：在自己生活的國度，西方新左派是反體制的，中國新左派是親體制的；西方新左派批判資本主義制度，是為了推動自己國家朝著平等方向改革與進步，中國新左派批判資本主義制度，卻是在阻礙自己國家朝著民主方向改革和進步。而且，他們從現代性維度對毛澤東社會試驗和鄧小平特色道路的發現與肯定，客觀上是在維護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的專制主義建構。所以這些被稱為新左派的學院知識分子，實際是國內思想界的國家主義派或者中間派，某種意義上正在背離自由民主事業并脫離自由民主隊伍。西方新左派是褒義，中國新左派卻成了貶義。 1990 年代中期以來的中國大陸，新左派這個名稱甚至經常被拿來與毛左派混用。褒義名稱的貶義使用，自然歸功于國內自由主義者命名論爭對手時的有意強加或者無意疏忽。當始作俑者之一的徐友漁意識到這個問題而試圖糾正時，混亂已經造成而覆水難收。 2011 年 2 月 17 日，徐友漁在《三十年來的社會思潮》一文中說到：很早就有人懷疑，以前自稱為新左派的人到底是不是新左派。因為根據西方經驗，新左派應該對自己所處的現實環境進行批判與反省，但中國新左派好像并非如此，反而是國家主義傾向表現得強烈。在這種情況下，可能需要對派別的真偽加以鑒別。像錢理群或者艾未未這樣的人，他們恐怕才應該算作真正的新左派。他們的思想和理論立場與西方新左派的脈絡更為接近，同時也特別關注弱勢群體，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特別是在批判專制主義余毒和維權這類事情上，表現得突出。而其他所謂的新左派，不過是在玩弄一些西方的新名詞，現在大家對他們的立場都表示懷疑。當時就有人說，那些所謂的新左派并不是真的，他們其實是國家主義者。所以我認為有必要重新厘清思想派別。按照真正的新左派、自由主義的定義，中國的這兩派應該享有不少共同立場，因為他們面對的是極左的東西，是文化專制主義，是一種對權力的壟斷，是對公民權利的侵害。因此，當爭論雙方看上去是那么勢不兩立時，事情就不太對了。以我為例，在現實問題上，我與汪暉、甘陽等很對立，與錢理群、艾未未相當一致。之所以會如此勢不兩立，是因為自由主義者實際上是在和披著新左派外衣的國家主義者爭論。其實在當代中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和新左派應該是有相當多的共同點的。只有說到深層的理論認識，才會感覺到差別。然而與此同時，我們看見海內外中文媒體上仍然有文章稱呼中共極端派代表人物薄熙來為新左派，稱呼毛左派網站《烏有之鄉》為新左派媒體。可見濫用新左派名稱造成的混亂何其嚴重。其實，后發展 + 極權主義 + 社會主義國家，本來就沒有產生新左派的政治土壤。因為新左派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反體制特性，只有在資本主義國家才能標顯。在中國，只要批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就會親中共體制；只要反中共體制，就會親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不可能存在既反中共體制又批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新左派。中國新左派的出現，要等完全建立民主制度之后才有可能。

民主社會主義由中共內部退休知識分子老干部組成，多為 1980 年代思想解放運動和改革開放事業的推動者、參與者、見證人。主要包括四個部分：一是一些胡耀邦的下屬和同事，二是一些趙紫陽的下屬和同事，三是一些中共歷次政治運動的黨內受害者，四是一些觀點相同的黨內知識分子。1989 年六四事件后便開始出現了，尤以 2006 年謝韜文章《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發表為形成標志。這是一批從中共內部改革派范疇走出的體制內民主主義者，尚未完全從傳統群體主義轉變為現代個人主義，擁有強烈的“五四”情懷和牢固的“啟蒙”

情結，屬于正統中的異端。早年參加中共革命，精神氣質自然陽剛而激進；晚年回歸自由民主，清醒之中不乏激昂。雖然提倡漸進改革與和平轉型，但主要屬于審時度勢的明智之舉。知識背景中除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五四運動的自由民主元素，還以馬克思的人道思想與異化理論和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為旗幟。他們提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口號，主張實行北歐模式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從現實可行性出發，提倡以小步、點滴改革的“增量民主”和“碎步民主”方式逐漸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他們不贊成采取過激行為激怒中共統治者，引來極端化的暴力打壓和形勢惡化，認為對當權者寧可哄其行善，也不逼其作惡。這個派別對《零八憲章》持保留態度。代表人物：李銳、胡績偉、謝韜、朱厚澤、鮑彤、李普、杜潤生、杜導正、杜光、辛子陵、楊繼繩。其中，朱厚澤與鮑彤的思想最具超越態勢，杜光、辛子陵、楊繼繩的寫作力令人嘆服。由于思想和言論兼顧了自由與平等、政治與經濟、黨內與黨外、上層與下層、精英與草根，加上擁有其他民主派別所缺乏的政治資源和政治經驗，這個派別的影響范圍比較大，在國內比較得人心。民主社會主義派似有幾點不如人意之處：第一、成員主要集中在首都北京，比較受地域限制；而且多為老年人，有些后繼乏人。第二、他們“兩頭真” 的人生畫像，不乏自我辯解、自我維護、自我美化之色彩，不僅缺少對于革命起點上精神異化和人生迷誤的反省，而且缺乏對于參與打造新專制主義意識形態和黨國大業可悲行為的檢討。第三、繼承傳統文人“學而優則仕”、“官本位”、“政治話語高于一切”的千年舊習，心懷“建言救黨”、 “立論救國” 的一廂情愿，凡陳情諫言皆望呈達最高當局引起重視，身后更拖著“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三條紅色小辮子。第四、這是一批高度政治化的黨內文化人，一切言論皆離不開政治話題。無論往事回憶、現實批判、改革建議，無不傾其政治性資源而作政治化言說，似有泛政治化之嫌。近幾年，有一些觀點相同的學院知識分子陸續加盟其中，使其思考深度和言論寬度有所改善，比如北京學者張顯揚、張博樹的加入。他們是自由主義派的重要盟友。雖然贊成自由主義理念的基本方向和重要主張，但從不認為自己是自由派或者自由主義派。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

國內獨立中文筆會派因代表人物劉曉波和余杰等擔任海外獨立中文筆會負責人而又居住在國內，所以稱為國內獨立中文筆會派。其實，國內許多獨立中文筆會會員并未加入這個派別，同時這個派別中也有一些非獨立中文筆會人士——比如著名作家冉云飛。大概形成于新世紀之初，但其主要代表人物傳播自由民主思想的時間比較早，遠在自由主義思潮興起之前就開始了，比如劉曉波 80 年代的超凡著述，余杰 90 年代的出色寫作。如同一部發動機，中國大陸 2008 年的《零八憲章》便主要由這個派別發起。知識背景中除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五四運動所敞亮的自由民主思想，更增加了以克爾凱戈爾為開端的西方現代哲學和以卡爾·波普為代表的西方極權主義批判理論。精神氣質陽剛而激進，心懷俄國十二月黨人式的英雄主義情結，主要代表人物甚至持有尼采式的傲視天下和藐視庸眾的超人心態。在政治批判言論后面，有著對于人生和世界的更為豐富和深刻的理解。早期思想非常激進甚至不乏偏激——有魯迅遺風，后期思想變得溫和并靠近自由主義——有胡適風范，但溫和之中仍然時而表現出極端化思維的特點。思想傾向從魯迅派到胡適派的轉變，除了來自認同自由主義理念，似乎也與其代表人物大多加入家庭教會有關。他們比其他民主派別人士更為年輕，50 后、

60 后、70 后都有。多為平民子女，且有大學本科以上高等學歷。一群思想叛逆的自由文化人，一批終于擺脫傳統群體主義束縛的現代個人主義者。思想和言論完全走出了中共話語系統，雖有少量隱喻手法，但屬可以理解的生存策略考慮。各個時期，其代表人物的影響力不盡相同：1989 年六四大屠殺之后到 2008 年《零八憲章》公布之前，劉曉波因為官方媒體封殺而在國內的言論影響微乎其微。余杰 90 年代的言論特別有感染力，影響了一代大學生和青年，很少有人三十歲以前比他做得更好。王怡新世紀第一個十年對于憲政法制的思考，深入到問題內部，有不少新穎的發現。冉云飛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網絡寫作，文人視角與平民情懷相濟，理性分析與良知判斷并存，在這個派別中獨樹一幟。這個派別主要代表人物從激進到溫和的轉變顯得比較突然，思想和言論存在某種前后不一致的斷裂，給人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的感覺。其精英主義立場和溫和主義主張，甚至比自由主義還要自由主義。“高智晟事件“、“白宮事件”、“楊佳事件”……曾對其思想的連續性、穩定性、純粹性提出疑問。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政治品質”陰影和“語言暴力”現象也讓人驚異。這個派別的前期伙伴中出現了兩個從追求自由與民主到皈依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叛徒”——孔慶東和摩羅，這在其他派別中從未有過。這是國內知識界人士中最認同自由主義派的一個派別，但 2008 年簽署《零八憲章》之前，自由主義派一直與之保持相當距離。自由主義派因為他們的有力支持而擴大了自己的影響范圍，又因他們的極端化言行而遭致許多莫須有的罵名。劉曉波獲 2010 年諾貝爾和平獎遭到國內外許多民主人士的強烈非議，使其遭受的損失與獲得的榮譽一樣巨大，這在世界各國同一獎項的獲得者中絕無僅有。不能僅僅歸咎為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國民劣根性作祟，其中也包含了同道中人對他值得思忖的意見。比如他那招來眾多批評的“人權進步”論和“沒有敵人”說，就完全忽視了自己作為一個反對派代表人物發表言論時理應承擔的社會責任。

五七右派

2004年时任獨立筆會會長劉曉波

特指 1957 年被官方打成資產階級右派的知識分子群體中的最后覺悟者，2001 年以后集體站出。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1957 年受迫害時的五十五萬人到 1978 年得到改正時只剩下十多萬幸存者，到 2001 年前后有幸活著的就更少了。他們曾抱著“母親錯打孩子”的政治異化心態，在改革開放中成為社會棟梁并分享主流榮譽，其中許多人受到官方重用，例如國務院總理朱镕基、文化部長王蒙、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從維熙、寧夏文聯主席張賢亮。可是二十多年的悲慘遭遇和刻骨記憶，特別是官方三十多年來堅持不正式平反、公開道歉并賠償經濟損失的專橫之舉，終于使這些幸存者中的幸存者毅然走出中共話語系統，并向專制政權大聲說“不”。因為后半生的滿足和百煉成精的世故，那些從 1957 年到 2000 年一直著名著的右派人士，很少勇敢站出來成為最后覺悟者的代表人物。于是這些不著名者便自己代表自己，每個人都是代表。四川的鐵流、嚴家偉、張先癡、黃一龍就是這樣的代表人物。為了伸張人間正義和自己的權利，許多夕陽老人紛紛通過寫個人回憶錄，痛說受害經歷、揭露歷史真相、批判專制主義，為這段歷史留下了豐富而寶貴的歷史資料。2008 年，他們出版了《往事微痕》和《巴山夜雨》等電子刊物，為中國大陸的自由民主運動增加了獨特而雄渾的聲音。2008 年公布的《零八憲章》，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參與了簽名。他們的抗爭高潮出現在 2005 年至 2008 年。 2005 年 11 月 13 日，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史若平等右派人士和家屬聯名致中共人大與國務院公開信，要求中共當局給當年受迫害知識分子正式平反和公

開道歉，并給予受害者和家屬合理賠償。此公開信三個月內得到 1500 位右派和家屬簽名。2006 年，重慶市 116 名反右運動受害者聯名向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發出公開信，要求對右派分子正式道謙并給于經濟賠償。2007 年反右運動五十周年之際，北京 61 名在世右派人士聯署公開信，要求中共當局徹底平反全部右派，正式公開道歉，明確宣布反右運動錯誤，給予經濟賠償。2007 年，上海和華東地區的 200 多名右派及家屬聯名致中共當局公開申訴信，要求正式平反并補發工資。2007 年 7 月，旅美右派份子及其家屬在美國洛杉磯登記成立“中國右派分子集體索賠訴訟委員會”，準備正式起訴中國政府，并通過互聯網向海內外右派和家屬發出公告。這個以爭取經濟索賠為主要目的的組織所登記的海外右派有四十多位，受害者家屬超過二百位，在中國大陸有五千多位受害者登記，受害家屬涉及三萬多人。2008 年 4 月底在美國正式起訴中國政府，依循當年德國納粹迫害猶太人之國際判例索賠模式，要求給予經濟賠償。起訴對象主要是中國政府，還包括當年實際參與迫害右派的其他機構——起訴名單上列有五萬多家大學、新聞機構、工廠、銀行等單位。當年，他們屬于體制內的善意異議者，整體精神氣質比較陰柔與溫和。只是到了黃昏時分思想真正覺悟之時，才變得夕陽般陽剛而熱烈。知識背景主要是啟蒙思想、五四精神、馬克思主義。因為年齡、知識背景、人生境遇比較相近，他們與國內民主社會主義派關系更為密切。年輕時比較陰柔與溫和的精神氣質，雖然使他們與國內自由主義派也比較相通，但年齡、知識背景、人生境遇的差異又使他們與自由主義派保持某種距離。

體制外寫作

五七右派要求賠償道歉

發端于文革中期以周倫佐、周倫佑為首的西昌思想群落，一開始就帶有體制外色彩。穿越整個 80 年代，并以 1984-1985 年周氏兄弟行走講學和四川青年詩人協會成立為標志，掀起巴蜀地區自由民主思想傳播高潮。1986 年周倫佑、藍馬、楊黎創立非非主義詩歌流派，并創辦地下刊物《非非》和報紙《非非評論》，舉起大陸官方之外第二詩界的旗幟。1992 年周倫佑服刑期滿出獄秘密出版《非非》復刊號，號召對專制主義采取“拒絕的姿態”，進行“深入到骨頭與制度”的寫作。這是六四大屠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殺后中國先鋒詩人的第一次集體發言，標志性文本，除了周倫佑在監獄中寫作的理論文章《紅色寫作》和詩歌作品《刀鋒二十首》，還有劉翔《摘自灌木叢》、梁曉明《從玻璃到真理》、歐陽江河《詩四首》、南野《謀殺系列》、陳超《詩歌寫作》、邱正倫《人生經驗》、葉舟《掌燈人及其它》、于堅《烏鴉事件》等重要詩歌作品。同期《非非》所刊登芒克、楊煉、唐曉渡、西川、王家新、鄒靜之的詩作，同樣呈現出抗爭性的品質。1992 年《非非》復刊號，被視為國內體制外寫作的一個路標。進入新世紀，這個派別繼續在先鋒詩界打造自由民主思想的飛地。2002 年，《非非》詩刊推出“體制外寫作專號”，為體制外寫作正名與命名，向自由的天空放飛翅膀如鐵的詩意大鳥。周倫佑、童若雯、陳小繁、蔣藍帶著金屬聲響的組詩作品，周倫佐、周倫佑、龔蓋雄直接切入自由民主主題的長篇對話，努力打開一種切入時代與歷史同行的寫作方向。1992 年以前，成員主要來自民間底層，生命本能和自由個性攜帶狂放不羈的原始野性與思想閃電；1992 年以后集合不少追求自由境界和民主理想但處于邊緣狀態的學院作家，自覺切入抗爭與批判的社會文化潮流。中國大陸民間唯一一個從 80 年代一直堅持到今日并把一本地下刊物辦了二十多年的詩歌流派和思想派別。知識背景以啟蒙主義為底色，重疊著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人本主義、傳統主義多種色塊，自由與民主追求構成貫穿其中的主題色調。主要是詩歌的，同時又涉及思想與文化。主要是文學的，又堅持介入政治與歷史。崇尚天才、激情與創造，具有不滅的文化英雄主義情懷，精神本質陽剛而激進。既主張詩歌與思想的承擔性，又防止變成浮淺而狹隘的泛政治化寫作。對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五四運動、文革造反、四五運動、七九運動、八九運動情有獨鐘，肯定一切凸顯個人地位和個人價值的社會運動，強調個人對一切不合理社會現實反抗的合理性。值得警惕之處：保持藝術求新和思想求變十分艱難，存在自閉、固化隱患。對人對事太認真，有時近乎苛刻。自說自話，切入主流思潮和時代語境比較生硬。屬于自由主義派的朋友，但知識結構、人生經歷、價值取向的部分差異，又使他們對自由主義派發言中的偏差持批評態度。國內知識界朱建國、余世存、傅國涌、王康、

程美信……同樣具有鮮明的體制外寫作特征。

啟蒙主義者這是一些獨立的寫作者，從不參加任何派別，互相之間也沒有任何親密關系。我把他們稱為啟蒙派，只是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自由與民主的啟蒙傾向。1989 年六四鎮壓之后，許多知識分子認為新文化啟蒙時代已經結束，紛紛轉向制度批判與路徑探索，唯有他們堅持五四時代和 80 年代的啟蒙傳統，在眾聲喧嘩中繼續傳播人類自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來以個人解放與個人自由為主題的人道主義、人文主義、人本主義，并守護思想和道德的基本防線。他們的重要性不是來自集體力量，而是來自個人言論的價值與影響。知識背景中最為耀眼的是帶有理想色彩和浪漫氣質的理性主義與個體主義，批判的光芒直接從中射出。在文學與學術之間更偏重文學，在魯迅與胡適之間更偏向魯迅，所以思考與言說中更多悲憫情懷與人道關懷。代表人物包括北京錢理群、廣州林賢治、南京王彬彬。這三人雖然各在一方互不熟悉，但有一個共同點：都是國內重要的魯迅研究專家。三人當中，林賢治文學色彩最濃郁，錢理群次之，王彬彬再次之。魯迅對于他們的重要性也是這種排序：林賢治為最，錢理群次之，王彬彬再次之。除此之外，他們差異很大。錢理群的特點首先是厚重——生命的厚重、學問的厚重、思考的厚重。當然，厚重之中更有一種能夠照耀自我并敞亮問題的精神特質——那就是比才華和知識更為重要的人性良知。20 世紀最后一個十年他對一些新青年破土而出給予的扶持，21 世紀第一個十年他為五七年右派集體申訴進行的推動，無不顯示出良知的力量。盡管他的寬厚有時會讓自己在大是大非問題面前喪失原則立場，比如對孔慶東、摩羅、汪暉的過分包容，但其本意實為不忍心這些年輕學人來之不易的名譽受到損害。林賢治長于近代思想史論說和當代文學評述。他的魯迅傳記和五四論說感受真實理解純正，如同思想曠野中一根突破濛濛迷霧的標桿，校正著那些因矯枉過正而偏離焦點的視線。特別是他對胡適自由主義生涯之局限性、妥協性、甚至犬儒性的尖銳批評，他為革命概念和革命行為進行的有力辯護，無不大義凜然振聾發聵。雖然他對魯迅的肯定與維護幾乎到了迷信的程度，而且他的文學評論也多少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帶有泛政治化特點，但個性的偏執并未影響其思想的某種徹底性。王彬彬仿佛具有天生的重要性，平實的文筆沒有妨礙他的每一篇文章都能引起重大反響。他對中國文人思想品質的追問，他從新史學角度對中國近現代若干歷史細節的追究，無不言之鑿鑿擲地有聲發人深省。他們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關系一直時親時疏。王彬彬肯定不是自由主義者，雖然他 2010 年最先站出來揭露新左派代表人物汪暉的抄襲行為，但同樣是他 1997 年最早對自由主義進行批評并引發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爭論。另外二人——錢理群和林賢治更難歸入自由主義范疇。錢理群時而被新左派稱為自由主義，時而被自由主義稱為新左派，但他既不承認前者也不認可后者，而偏愛啟蒙主義者這個稱呼。如果看到 2011 年初徐友漁又把他視為真正意義上的新左派，他一定會感到奇怪——因為自己的思想倉庫中從來就沒有“新馬克思主義”、“后殖民主義”、“東方主義”這些器物。林賢治雖然一度被自由主義引為同道，但他同時又是在同一方向上對自由主義批評得最多的作家，而且他也從不認為自己是自由主義者。國內邵燕祥、謝泳、雷頤、盧躍剛、胡發云等一批學者和作家，似乎也有啟蒙派特征。

海外獨立寫作者這是六位活躍于海外民主運動言論平臺的獨立作家。他們跟國內啟蒙主義者一樣并不存在什么派別，獨立寫作者的名稱只是我的一種形容或者概括。如果說國內啟蒙派的作家們還在“啟蒙話語”、“魯迅研究”方面存在某種共同性，那么這六位作家除了都是自由與民主的追求者之外，互相之間的差別其實很大。六位作家的名字人們耳熟能詳，實為海外論壇上胡平之外的六位重量級寫作者。他們分別是曹長青、何清漣、辛灝年、李劫、仲維光、蘆笛。知識背景比較復雜，既有啟蒙主義、人文主義，又有實證主義、解構主義，既有文學、哲學，又有政治學、經濟學。曹長青的長篇言論尤其出色，總能在一些尖銳、復雜、重大的問題上，以杰出的理性分析和卓越的良知判斷滿足人們的閱讀期待，比如他對高行健作品局限性的評論和劉曉波人格分裂性的解析。盡管他的分析和判斷也有失誤的時候，而且他在與人論

爭中揭短對方的文字也不足為道，但其言論在國內外重大問題上的敞亮作用和警醒功能仍然不可或缺。何清漣長于從經濟角度分析政治問題，而且經常能透過錯綜復雜的現象抓住問題關鍵。對中國官僚統治黑社會化的揭露、對中國社會貧富分化現狀的批判和公平正義的呼喚，構成其鮮明特色。辛灝年對自由與民主的主要貢獻是《誰是新中國》這部著作。他在書中響亮地提出：民主進步與專制復辟之間的較量，是近代以來世界各國政治演義的共同主題。他以歐洲幾個主要國家發生過的重大歷史事件為實例，證明中共政權是對辛亥革命所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全面反動，本質上是一個專制復辟政權。在海內外成千上萬揭露中共政權專制本質的論著中，辛灝年的這個觀點無疑最具顛覆性和號召力，遺憾的是一直遭到無形力量的遮蔽。雖然他在書中對蔣介石過于袒護，而且對于專制政權能夠復辟成功的世界歷史動因和民族主義因素缺少揭示，但他的這一貢獻已經足以告慰平生。李劫的《梟雄與士林》肯定是一部重要著作，堪稱這些年中國思想界的重要收獲之一。他從商周之變中引出崇尚分離與自由的老莊學說和提倡統一與專制的孔孟學說這兩條中國思想史線索，并以此為坐標對中國思想史上的梟雄與士林進行是非評判。除了當代思想史段落顯得語焉不詳之外，他對其他人物和事件的評判都定位準確、臧否得當。與曾經的自由主義者秋風對“儒家憲政主義源與流” 的明顯誤斷相比，李劫從王國維那里繼承下來的對中國古代思想史源與流的梳理，無疑更接近歷史的真實。只不過，《梟雄與士林》一書把“審美境界” 視為人類自由與民主追求的最高價值歸宿的觀點，明顯給人一種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感。仲維光具有書齋學者式的高蹈，長于用西方極權主義理論分析當代中國問題。其言論中最具穿透力和啟發性的，要數對于當下中國知識分子泛政治化傾向的批評。當他指出泛政治化傾向是極權主義的溫床，更顯示出一個學者的遠見卓識。只不過他的觀點也有偏頗：第一、他的批評對象似乎只限于以劉曉波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群體，對于袁紅冰所代表的自由文化運動更加強烈的泛政治化傾向卻視而不見。第二、他把劉曉波的政治化言論定義為現代極權主義思想太過牽強，劉曉波的反極權主義立場異常鮮明，政治化并不直接等同于極權主義。第三、他好像沒有看出，知識分子的泛政治化傾向經常發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生在社會大變革前夜，屬于社會震蕩期的正常反應，對于推動社會變革十分必要。蘆笛是一個異數，堪稱思想界罕見的取消主義者。雖然文字表達比較差勁兒，但思想的徹底性絕無僅有。他對一切政治話題——從專制到民主、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從五四到六四、從紅色帝國到特色道路……，都能消解得什么也不剩下。出人意外的結論，經常讓人瞠目結舌。憑著手中鋒利無比的絕對個人主義刀片，一切違背絕對個人主義原則的政治、經濟、文化現象，都被他消解得支離破碎甚至蕩然無存，最后只剩下他自己的存在。難怪他在自己的一本文集中引用一個讀者的話說：讀他的文字之前，思想上有許多疑惑，可是感覺這個世界上還存在值得追求的東西，生活仍有希望。讀了他的文字，解除了眾多疑惑，有一種酣暢淋漓之感，同時發現這個世界上什么東西都沒有意義，什么東西都值不得去追求，最后甚至連性欲都沒有了。可見蘆笛的取消主義并非認識極致化的景觀，而是思想極端化的陷阱。說實話，我把他作為民主人士來談論時心里十分猶豫，因為他對海外民運的傷害十分巨大。這六個特立獨行的學者，并非都屬于中國自由主義。曹長青認同西方自由主義理念，同時又對中國式的自由主義持批評態度。李劫對中國自由主義者多懷敬意，比較傾向自由主義派。何清漣各個派別都能接受，自己并不認為屬于中國自由主義者。辛灝年的思想走向明顯與中國自由主義不同，雖然與自由主義大方向一致。仲維光對中國自由主義一貫持批評態度，表明自己不屬于這個派別。蘆笛似乎默認西方自由主義理念，卻對中國語境下的一切主義都不買賬。

自由個性派這是一批活躍在網絡世界的另類文化人，多為非官方非體制的作家、畫家、學者、記者。跨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大陸發生的每一起重大事件都能聽見他們的發聲，影響力甚至超過國內其他民主派別。影響范圍不止限于廣大網民，就連中國知識界以及海內外輿論也經常被其牽動。國內 2011 年影響巨大的獨立參選人行動，便主要由他們發起。他們比較年輕，50 后、60 后、70 后、80 后都有。雖然家庭出身未必都是平民，但身上具有鮮明的平民性與草根性。精神氣質似乎屬于混合型，陽

剛與激進中透著陰柔與溫和，如同專制主義地帶的探雷針——勇敢之中充滿謹慎。知識結構中，啟蒙思想和五四精神之類宏大敘事已經退為遠景，具體呈現出來的是人類文明史為現代人備份的社會公理與人生常識。在文學性與學術性之間偏向文學，在魯迅與胡適之間偏向魯迅。他們的思想并不以西方或者傳統的什么理論和主義為依托，而是完全從自由個性與人性良知出發。他們的言論并不關心“制度設計”和“程序安排”之類政治話題，幾乎所有的批判和訴求都出自現實題材。艾未未、韓寒、李承鵬……一大批影響巨大的網絡公共人物，是其杰出代表。由于知識背景、文化身份、年齡、個性的差異，這批人的言論也各具特色，比如艾未未的后現代主義之解構與反諷，韓寒的 80 后之銳氣、機智與單純，李承鵬的批判現實主義之生活感與解剖性。他們認同所有堅持自由個性與人性良知者，但不屬于自由主義或者其他任何派別。在各個民主派別中，他們與國內自由文化運動派和維權派關系最為親近。盡管自由主義人士對他們非常贊賞，以致徐友漁在 2011 年初的一次談話中還把艾未未稱為可以引為同道的真正新左派，但他們仍然不忘批評某些自稱自由派的知識界精英人士。

國內自由文化運動派正式出現于 2006 年前后，比較認同海外袁紅冰發起的自由文化運動，并以其網站《自由圣火》為主要言論平臺。成員大多具有草根色彩，長期活躍于民間下層社會。其中一些成員，還是因為不滿劉曉波而從獨立中文筆會退出的自由寫作者。成員年齡比較多樣，40 后、50 后、60 后、70 后都有。學歷有高有低，但即使高為大學教授者也有平民情懷。知識背景比較復雜，似乎以現代文明所普及的社會公理和人生常識為主色調。行動并非出自理論與主義，而是服從正義與良知。精神氣質剛柔兼備，熱烈之中不乏冷靜，激進之中包含謹慎。厭惡空頭大論，少談意識形態問題和政治制度話題，特別關注并積極參與民間維權行動。他們每年都要悼念六四、胡耀邦、趙紫陽。他們堅持維權——為自己維權也為別人維權。他們形成沙堆一般散中有聚的組織，甚至舉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學習聚會，成為一座城市民主風氣的地標性存在。國內許多城市都有他們活躍的身影，其中以周鈺樵為首的成都讀書會和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陳西為首的貴州人權研討會最為著名。因為言論與行為直接刺激地方當局神經，經常遭到抓捕與判刑，名動中外的譚作人就是其中的受難者之一。他們堅持與知識界所謂精英人士保持距離，比較疏遠自由主義派，尤其疏遠劉曉波為代表的國內獨立中文筆會派。跟自由個性派、維權派特別親近。

公民權利維護者這是一批長期為成千上萬維權民眾提供各種援助的杰出人士，其中既有律師也有其他社會人員。律師分兩撥：前期以高智晟、郭飛熊為代表，除了為普通維權民眾提供法律援助，還堅決為法輪功受害人員主持正義。后期以張思之、滕彪、江天勇、許志永、浦志強、陳有西為代表，主要為普通維權民眾和著名政治案件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維權派中的社會人士很多，以胡佳、陳光誠、王荔蕻、黃琦、艾曉明為代表。知識背景似乎比較單純，法律人士偏重法學理論，社會人士偏重人學素養，人道、人權、正義、公理是其中的四大亮點。精神氣質剛柔相濟，伸張正義的慷慨激昂并不妨礙中規中矩的適度舉止。因為直接與專制機器較量，他們中的許多人遭到抓捕和判刑。在專制主義的天空下，當局愚蠢的維穩舉措使下層民眾合法權利橫遭侵犯時更加無處伸張，維權派的出現自然得到廣大失地農民、失業工人、失居

中國公民維權

市民、失權公民的擁護。面對中國傳統人治專制正在演變為現代法制專制的嚴峻現實，明知自己提供的法律援助很可能成為配合審判鬧劇的滑稽演出，深知自己提供的其他幫助不解決根本問題，但他們依然堅持用人間公理撐起一片希望的天空，讓正義的光芒照射出抗爭者的不屈與專制者的丑惡。在中國如火如荼的民主運動中，他們的作用會越來越重要，他們的形象將越來越高大。如同其成員構成一樣，維權派的思想傾向也不一致。有學院背景者比較傾向自由主義，有草根背景者比較疏遠自由主義——尤其疏遠國內獨立中文筆會派所宣揚的自由主義。

信仰者群體中國大陸為了信仰自由和道德完善而長期堅持與專制主義抗爭的兩大群體。一個是家庭教會群體，屬于不被官方認可的基督教地下教會，拒絕進入官方承認的基督教大教堂，自愿以家庭宅院為活動場所進行心性修習。1950 年代初就已存在，1980 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人數大幅增長。據中國社科院于建嶸教授調查，目前大約有四千萬信眾，人數比官方認可的基督教信徒還要多。從誕生之初到現在一直處于官方的政治高壓之下，不僅平常活動受到嚴密監控，而且許多信徒還遭到非法抓捕和判刑。另一個是法輪功群體，屬于被官方取締的氣功組織。雖然 1999 年以來遭到官方嚴厲取締和瘋狂鎮壓，但十多年來很多信眾一直堅持地下抗爭。即使轉入地下狀態，其信眾人數仍然擁有上千萬。這幾千萬民眾，心地平和善良，為人處事堪稱社會表率，自己追求信仰，只為通過內心修煉和道德提升，尋得靈魂歸宿。他們本就鄙視并遠離陰暗政爭和嗜血權斗，尤其不愿與中共政權發生任何沖突，只想在憲法允許范圍實踐自己的信仰自由。沒想到官方竟然采取踐踏憲法的暴力鎮壓行動，把他們逼成對立面。可以說，中國大陸 1949 年 10 月 1 日以來出現的民主抗爭人群中，只有這兩個擁有信仰的群體——尤其法輪功群體是中共的真正克星。半個多世紀來，中共暴力威脅讓人們感到恐懼并屈服的就是坐牢與死亡。法輪功信眾把坐牢與死亡視為人生的光榮而坦然相向，使得專制主義的刺刀在他們面前不得不顫栗和卷曲。事實上，信仰派使專制主義神經高度緊張者，并非信仰上的沖擊，而是其組織化存在。他們為了信仰自由而與專制主義進行的地下組織化抗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

中國一處基督教家庭教會爭，已經成為大陸民主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信仰者群體與各個民主派別的關系有目共睹：家庭教會與國內獨立中文筆會派最為親近，與其他派別比較一般；法輪功與國內獨立中文筆會派最為疏遠，與其他派別比較一般。國內自由主義派與家庭教會和法輪功都保持一定距離。

組黨人士這是一批為了爭取結社自由權而舍身飼虎的民主人士，一直以生命為盾牌與一黨專制進行抗爭。跟其他民主派別相比，他們踏入的專制雷區最具爆炸性，每前行一步都面臨坐牢甚至死亡危險。他們主要活躍于海外，國內組黨派人士則大多生活在監獄之中或監控之下。 1949-1979 絕對專制主義黑暗統治年代，中國社會底層就曾燃起過不滿人士和熱血青年結社抗爭的零星火焰。三十年間，被當局定為“反革命集團” 或“反革命組織”而遭到殘酷鎮壓者至少有幾十萬人。結束絕對專制主義時代以后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時，凡是具有明顯反共性質的案件都沒有平反。至今，除了像“星火反革命集團案”那樣因為牽涉

到著名右派分子林昭女士而引起人們關注外，成千上萬殉難者的姓名都被歷史的塵土掩埋了。中國民主人士現代意義的結社抗爭出現在 80 年代，而且主要發生在遠離鎮壓危險的海外。二十多年來，活躍于海外的民運組織有幾十個，但真正具有政黨雛形者當為中國民聯、中國民陣、中國民聯陣、中國自民黨、中國民主黨、中國社會民主黨。它們成為中國民主人士追求憲政民主制度的組黨試驗，為中國民主運動在言論抗爭之外增加了一種組織抗爭形式。 1983 年，王炳章在海外創建中國第一個民運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1987 年胡平留學美國，1988 年當選中國民聯主席，連續擔任了兩屆。 1989 年，陳一諮、嚴家琪、萬潤南、吾爾開希等在法國巴黎宣告成立民主中國陣線，并在世界各國建立了分部。1989 年，王炳章在海外創建中國自由民主黨。1998 年 6 月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前夕，浙江王有才、北京徐文立、武漢秦永敏等人宣布籌建中國民主黨，國內有二十二個省市民運人士積極響應，北京、上海、山東、湖北、遼寧、四川等地先后成立了籌委會，海外也成立了相應的組織機構。 2000 年，劉國凱在美國紐約宣布成立中國社會民主黨，并在國內和多個國家與地區建立了分部。 1998 年組黨事件被評論界認為具有標志性意義。其中似有兩個特點：第一、中國民主人士的組黨行動終于從海外延伸到國內；第二、參與組黨行動的民主人士開始從知識分子擴展為其他社會人員。 1998 年之前的組黨行動不僅發生在海外，而且主要發生在流亡海外的民主知識分子中間。這些人大多有學院身份和專業背景，最擅長的是獨立思考和自由寫作，即使被官方逼為反對派人士，其人生志向似乎也不是組建政黨和開展政黨活動。 1998 年以后站出的組黨派人士與此不同：他們大多出身草根來自底層，個人學歷不太高，很少學院身份和專業背景，人生抱負好像就是成為政治活動家。他們建立的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因此表現出某些不同于民聯和民陣這兩個知識分子聯盟的特點。 1998 年以前成立的政治團體和 1998 年之后建立的政黨組織如能優勢互補，又能擁有利比亞反對派“全國過渡委員會”領導者那樣愿意在取得全國政權以后放棄一切權位的胸懷和境界，就令人欣慰了。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今日中國的專制政權，即使可以容忍隱喻性的反對者言論存在，也絕不會允許公開性的反對派組織出現。1998 年的國內組黨行動很快遭到官方嚴酷鎮壓，參與者紛紛被抓捕和判刑，在監獄中度過青春甚至獻出生命；民主黨也不得不把總部轉移到海外，跟社會民主黨一樣成為海外政治組織。雖然國內不斷有人站出來進行秘密或公開活動，但坐牢幾乎成了他們的基本生活方式。由于專制主義的嚴厲打擊和嚴密防范，中國組黨人士的處境異常艱難。他們的實際作用似乎是以身作則進行組黨試驗和組織化號召。組黨派代表人物的知識背景各不相同，但對人類普適價值和憲政民主制度的認同高度一致。進行組織化抗爭者的精神氣質必定陽剛而激進，組黨創始人王炳章不必說了，即使后來民聯和民陣的知識分子頭面人物——他們參與組黨和開展活動時的精神狀態也不會陰柔而溫和。雖然各個團體的政治綱領都主張和平轉型，但屬于順應世界政治潮流和適應國內專制現實的明智選擇，并不表明他們的精神氣質因此就變得陰柔而溫和。至少在 1998 年以后的組黨人士中間，并不存在文學性魯迅派與學術性胡適派的分別，他們身上都具有直接的政治性特征。組黨派與自由主義派的關系有親有疏：如果說民聯和民陣多少傾向自由主義派，那么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就不怎么認同自由主義派的精英立場與和解主張。

后語第一、正文中實際列舉了十六個派別，因為新左派屬于一個不能不提到的非民主派別——理應刪除，所以只有民主十五家。第二、民主十五家只是一個大概梳理，里面所涉及的眾多代表人物，既有歷時方向的前后重疊，又有共時范圍的左右交叉，尤其免不了一些疏漏。第三、民主十五家似乎分屬五種社會思潮—— 自由主義思潮、社會民主主義思潮、社群主義思潮、平等主義思潮、人道主義思潮。其中只有前兩種屬于嚴格意義上的政治思潮，后三種則屬于更為寬泛的社會思潮。認同自由主義而可統稱為自由派者，實際只有自由主義派全部、國內獨立中文筆會派全部、五七右派大部、體制外寫作派一半、啟蒙派一半、維權派一半、海外獨立派部分、組黨派部分，其他派別和派別部分都分屬另外四種思潮。2010 年圍

繞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一事，中國民主人士涇渭分明地分成了擁護派、反對派、大局派。其中只有熱烈擁護者屬于自由主義思潮，而人數更多的堅決反對者和顧全大局者便分屬另外四種思潮。這種分裂過去存在、現在存在、將來還會存在，必將對中國今后的民主運動產生重大影響。第四、五種思潮十五個派別，追求個人自由權利和憲政民主制度的目標完全一致，分歧只在于經濟發展、政治轉型、文化重建的方式上。1989 年以后，中國民主運動呈現出從激進主義向溫和主義轉變的趨勢，隨著 2006 年國內民主社會主義派的崛起，這種趨勢更為加強。雖然 2011 年“阿拉伯之春”引起了人們對溫和主義的反省，但受到質疑的只是其片面的轉型理論，而非完整的制度設計。第五、2011 年太子黨總動員，各種力量紛紛站出來表明自己的觀點。其中胡德平為代表者比較接近民主社會主義派，秦曉為代表者似乎屬于啟蒙派，二者都站在民主陣營一邊。而劉亞洲、劉源所代表者，應該屬于企望通過分享最高權力、改變統治方式、拯救中共命運、實現政治抱負的軍國主義，與真正的民主派別無涉。第六、2011 年 6 月，國內外一些知識界人士先后在北京和香港召開“超越左右界線”的中間派座談會。然而這些人不僅沒有形成旗幟鮮明的知識界中間派群體，而且其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聲調也使他們暫時游離在民主派別之外。第七、縱觀各個民主派別的人員構成，感覺有老齡化現象，相對缺少 60 后、70 后、80 后的年輕人，使得中國民主運動近似于一個老年運動。青黃不接成為它們共同面臨的問題。中國的民主轉型和民族復興，需要青春的手臂共同推動。第八、由于海外媒體的有效互動和國際互聯網的無界鏈接，中國民主十五家正在掀起一場無形的民主運動。海外與國內、城市與鄉村、官方與民間、學院與江湖、上層與下層、書齋與廣場……這個運動無處不在。十四億中國人里面，有很大一部分站在運動中。如果把信仰派群眾和維權派民眾全部包括在內，這個運動已經擁有上億人的規模。它的目標民主、自由，立足公理、順應潮流，所以大義凜然。它的行為公開、透明，沒有陰謀、沒有秘密，所以光明正大。它的隊伍廣泛、彌漫，互相呼應、此起彼伏，所以難以撲滅。這是后極權中國的獨特景觀，它將伴隨整個轉變時代，直到中國人慶祝憲政民主制度勝利誕生的禮炮聲莊嚴響起。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

幾個需要重新思考的問題 ——論黨內民主派的三大特點（北京）顯揚

CQ兄：昨天下午 BS 送來你“思考國事”的大作。老大哥囑我提意見，不敢怠慢，連夜拜讀了。看得出來，你是很認真的，而且說的都是實話，沒有虛套。這和主流話語中假、大、空的文風形成鮮明對照。這些“思考”，如果可以的話，我想用一句話來概括： “一個親歷者對共產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反思”。你的 “思考”有深度，特別是最后的結論：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從發生、發展、到消亡，是人類發展史上的扭曲，是一段插曲”，（第 18 頁）我尤為贊同。贊成的話不說了。我要說的，主要是你不經意間透露出來的某些思想觀念。正是這些思想觀念，構成我們通常所說的世界觀的深層結構。我覺得，老大哥在這方面有一些問題需要重新檢視。我是 24 年前就被趕到體制外了，看問題的角度比較另類，我所尊敬的一些被稱為黨內民主派的老先生未必能贊同我的看法。這沒有關系，交流一下，可以增進彼此了解。有些話是受到你文章的啟發有所感而發，跟你的觀點沒有直接關系，有點借題發揮的意思。為了便于你閱讀，下面按照你大作的前后順序往下說，一共九條。

一、“無產階級革命”和“階級斗爭為綱” “的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無產階級革命有很大進展，用暴力奪取政治（“權”）獲得了極大的成功，盡管這個成功是暫時的”。（第 1 頁）

二戰后， “革命”確有很大進展，但并不是“無產階級革命”。至少中國革命不能算無產階級革命，說農民革命都有點勉強。朝鮮、越南是反抗外族統治，屬于民族革命的范疇，古巴是反獨裁的民主革命。東歐那些國家，除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反抗法西斯入侵，屬民族解放斗爭）外，都是蘇聯占領軍制造出來的傀儡政權，也可以算革命，但決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十月革命本身是不是無產階級革命，也應該打一個大大的問號。依我看，那不過是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打著“無產階級革命”的旗號，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混亂局面而發動的一次民眾（所謂“工兵農”）起義。嚴格說來，迄今為止，還沒有過“無產階級革命”（或許存在了 72 天的巴黎公社庶幾近之），今后更不會有了。馬克思定義的“無產階級”已經不復存在，發達國家的勞動階層已經并且越來越融入主流社會。他們也不時地進行斗爭，例如目前美國正在進行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其中相當多的參與者是勞動階層。這類斗爭，目的或者是保衛民主權利，或者是爭取經濟利益，并不是要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當然不可能永世長存，但它決不會是被“無產階級革命”推翻的。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能夠擔當“推翻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歷史使命”，那不過是一個憤青的想象而已。對于二戰后世界上那一連串革命究竟怎樣定性，怎樣解讀，是 20 世紀留給歷史學家們的一大難題。不過，有一點應該是清楚的，那就是對這些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革命以及當今世界的各種革命，包括今天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特別是利比亞革命，決不能僅僅用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點去分析和定性，諸如資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農民革命，等等。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蘇共亡黨，蘇聯亡國，不能說，那不是革命，同樣不能僅僅用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點去分析；你能說那是哪個階級的革命？真正的原因，一個是官民矛盾（獨裁政權對廣大民眾的統治），一個是民族矛盾（俄羅斯沙文主義對各民族的統治）；導火線是民生危機，貨架上空空如也。（見羅伊 - 梅德維杰夫《蘇聯的最后一年》）。現在世界上還有為數不多的幾個獨裁政權，遲早也會被推翻，同樣也很難說那是什么“階級”的革命。當今世界，獨裁政權不是某個或某幾個階級的敵人，而是全社會、全人類的敵人。馬克思主義把一切社會問題，都歸結為階級問題，例如把國家問題、法的問題、犯罪問題、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婦女問題、甚至生態問題，等等，都歸結為階級問題，是它最大的偏頗。我曾經說過，馬克思主義有三大“原罪”：一曰階級滅絕，二曰民族融合，三曰宗教消亡；而階級滅絕則是原罪中的原罪，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中造成那么大危害，其源蓋出于此。人們往往有一種誤解，以為“階級斗爭為綱”僅僅是毛澤東“極左”的政治路線的綱領，

實際上它是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核心。在中國，作為政治路線的“階級斗爭為綱”被否定了，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核心的“階級斗爭為綱” 并未得到清算，因而至今流毒甚深，仍被一些人用作分析問題的萬能工具，好像一定要說到“階級” 上面，才算深刻，才算到位。毛派分子想復辟文化大革命乃至全套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和實踐，他們據以發飆的東西，就是這個“階級斗爭為綱”。當然，這不是說，階級與階級斗爭的觀點已經完全無用。作為分析社會問題的一種模式，仍然有它一定的適用范圍。但是，以它為“綱”去“分析一切、觀察一切”，肯定是錯誤的。

二、怎樣認識中國和朝鮮的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陣營地盤不但沒有擴大，而且日益縮小，連革命發祥地蘇聯也已崩潰，東歐也先后劇變。現在留下的只有中國和朝鮮了”。（第 1 頁） “社會主義陣營”從上世紀 60 年代初中蘇公開分裂起，已經不成其為“陣營”。蘇東劇變以后，更是土崩瓦解。問題是現在的中國、朝鮮算不算社會主義？如果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想——建立“自由人的聯合體”，以代替那存在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去衡量，中國、朝鮮和

中國「茉莉花運動」參與者相約各大城市「微笑散步」，2011年一名手持花束的女子在北京西單遭公安盤查。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蘇聯等各國一樣，都不是社會主義。他們所做的，不是建立“自由人的聯合體”，而是建立新的奴隸制，其中以朝鮮最為典型。但是，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實踐綱領去衡量，它們都可以算作“半拉子社會主義”。為什么是“半拉子”呢？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綱領，不僅要“消滅私有制”，而且要建立“社會所有制”。盡管誰也不知道他說的“社會所有制”是什么意思、它的實現形式是什么樣的，但是，蘇聯式的那種國家所有制絕對不是“社會所有制”：在馬克思那里，國家和社會是分得很清楚的。只“消滅私有制”、不建立“社會所有制”，只能算“半拉子社會主義”。“半拉子社會主義”當然不是社會主義，正如半驢半馬的騾子、半獅半虎的獅虎，不是驢、也不是馬，不是獅、也不是虎一樣。可是，如果從歷史實際出發，那又必須承認，曾經的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都是社會主義。理由有二：其一，這種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在政治、經濟、意識形態諸方面全面對立。按照傳統觀點，和資本主義相對立，就是社會主義（當然，封建主義也和資本主義相對立，但那是另一種對立）；其二，這些國家都自稱是“社會主義”，國際社會也認為它們是社會主義。因此，從歷史實際出發，應該承認，它們都是社會主義。不管你喜歡不喜歡，“現實社會主義”就是這個樣子。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蘇東劇變，原來的社會主義各國垮的垮，變的變，只有朝鮮基本未變，成了“社會主義的活化石”，或“尚未入土的社會主義文物”。朝鮮認為中國已經復辟資本主義，不再是社會主義。從上世紀 60 年代中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大論戰中所持的立場來看，朝鮮的判斷沒有錯。按照當時的觀點，中國確實不是社會主義了。但是，中共自己 30 多年前已經放棄了原來的立場。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的要義從變革生產關系，轉為發展生產力。據說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產力，因此只要把發展生產力放在首位，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也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這是鄧小平的發明。他們賭咒發誓：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放棄社會主義，而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有意思的是，國際社會也認為中國仍然是社會主義。為什么仍然是社會主義呢？因為中國保持了現實社會主義最本質的東西：共產黨一黨專政。所謂社會主義，在其現實性上，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中共認為中國、朝鮮等國家仍然是社會主義，依杖的就是這一點，國際

社會的著眼點也在這一點上。在這個意義上，我贊成你的判斷，中國、朝鮮是社會主義。當然，古巴、越南直到今天，也還是社會主義。什么時候這些國家共產黨一黨專政垮了，社會主義作為在世界上延續了一個來世紀的非驢非馬的社會制度，便告壽終正寢。

三、“戰爭叫囂”和民族主義 “有的軍人已經發聲，說中國只能容得下多少億人口，多余的部分應該打到國外去，占領國土廣闊、資源豐富的美國、澳大利亞。方法不僅用原子彈，還應用‘基因戰略’，用‘中華民族’的優秀戰略基因代替美國的劣等的戰略基因。”“我認為，這有點像戰爭狂人的‘戰爭叫囂’。宣傳一番，壯壯氣可以，但真正打起來，不容易。‘輕敵思想’乃兵家大忌”。（第 2 頁）這是徹頭徹尾的“戰爭叫囂”，“宣傳一番”也不可以。它的根子不是“輕敵思想”，而是冷戰思維孽根未消。老兄既然贊成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贊成中共當局“不搞冷戰思維，不把矛盾激化”，那怎么可以認同（盡管是有條件的認同）這種“戰爭叫囂”呢？如果往深里挖，對這種“戰爭叫囂”表示某種程度的認同，恐怕與民族主義情結有關。愛自己的祖國（“母親的土地”，朝鮮人叫“父親的土地”）、愛自己的民族（祖祖輩輩生死與共的族群），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而如果把這種民族感情膨脹為壓倒和傷害別的民族的企圖和行為，那就是希特勒式的種族主義，就是可惡的民族主義，極易被獨裁政權、野心家和戰爭狂人所利用。中共當局不敢公開鼓吹“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往往是一柄兩刃劍），而代之以“愛國主義”。然后，在“國”字上上下其手：把作為“母親的土地” 的“祖國”，偷換成作為政權實體的“國家”。結果， “愛國主義”的意思，就是愛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政權。這一點，鄧小平說得非常露骨，他在批判電影《太陽和人》時說： “試想一下，《太陽和人》要是公開放映，那會產生什么影響？有人說不愛社會主義不等于不愛國。難道祖國是抽象的嗎？不愛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愛什么呢？”（《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 292 頁）在鄧小平看來，作為“母親的土地”的“祖國”是“抽象的”，只有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家”才是“具體的”。要愛就得這個國家，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否則就是不愛國！一定要識破鄧小平的詭辯。否則，在非常時期很容易迷失方向。

四、怎樣對待生命：死亡文化，還是生命文化 “不怕死當然很好，但不要無所謂去死。為戰爭販子賣命，為少數人爭霸權去獻身，不值得。”（第 2 頁）不為戰爭販子賣命，不為少數人爭霸權獻身，這非常正確。但是，籠統地說“不怕死很好”，是錯誤的。生命是寶貴的。珍惜生命是每個人的責任和權利，更是社會和公權力的責任和義務。決不能籠統地肯定“不怕死”。老革命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和他們革命時期的經歷有關。革命時期的英雄主義確實包含“不怕死”的精神在內。但是，不能把英雄行為和“不怕死”等量齊觀。許多人有一種誤解，以為舍己救人等英雄行為，例如各國抗震救災中、美國 9.11 事件中，人們舍生忘死參與救援，是因為“不怕死”。那就大錯特錯了。英雄行為的本質，是關愛生命，尤其是關愛無助狀態下的生命，是一種極其崇高的人道主義精神。在這個過程中難免有犧牲，但這是為了崇高的目標而付出的代價，和把生命當兒戲、不在乎生死的“不怕死”不是一回事。記得文革期間，無知的小青年受到誤導，把“不怕死”和英雄行為混為一談，常常做出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來。例如某處著火了，有的小青年為了表示自己“不怕死”，竟然赤手空拳往火里跳。結果，白白地斷送了寶貴的生命，而與救火毫無補益。我們應該倡導的，不是“不怕死”的死亡文化，而是珍惜生命的生命文化。只有熱愛生命的人，才有可能做出真正的英雄行為來。抽象的“不怕死”，完全有可能成為殺人越貨等罪惡勾當的心理基礎。君不見許多犯罪分子也都“不怕死”嗎？這里涉及一個怎樣對待人、怎樣對待人的生命的大問題。沒有經過啟蒙運動洗禮的民族，這個問題至今沒解決好。文明與野蠻的最后分界，就在這里。珍惜生命、關愛生命，越來越把人的福祉作為一切社會行為的依歸，這是幾千年文明史的發展軌跡。文明越發展，生命越寶貴。唯有人間撒旦如毛澤東之流才反其道而行之。毛澤東視人的生命如草芥，把“不怕死”當作“革命精神”來鼓吹。他這樣做，目的是要把中國人（不止中國人）變成他實現其血腥烏托邦的工具。大躍進、人民公社死那么多人，他連一句懺悔的話都沒有。相反，還不止一

次地說過：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國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犧牲，換來一個大同世界還是值得的。”“死掉四億人，還剩兩億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國就又可以恢復到六億人口了。”毛澤東思想中最殘酷、最丑惡的東西，是否定人性，不把人當人，不珍惜人的生命。他的一切惡行，都與此有關。死去的已經死去了，無可挽回了。幸免于難活下來的人，應當有清醒的認識，并以此教育后人。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五、制度問題和路線問題 “繼續克服‘左’的痼疾，造成寬容、寬松的政治環境”。黨內民主派對執政者某些方針政策，有不同看法，希望共產黨能改，他們不是要推翻共產黨。“他們對要求共產黨馬上下臺（中共已腐敗透頂，中國共產黨不下臺中國沒有希望）的‘民運人士’，認為還是盡可能爭取，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盡量不往敵人營壘里推，能不殺就不殺，能不關就不關，能不判就不判，不采取過激的‘斬盡殺絕’的方法。”（第 4 頁）這里，除了把“民運人士”看作“消極因素” 而外，其余說的都是事實，而且熱切地表達了黨內民主派要求有一個“寬容”、“寬松”的政治環境的真誠愿望。問題是，今天沒有這樣的政治環境，并不是因為思想政治路線上“‘左’的痼疾”未消，而是因為民主制度的缺失。不要把制度問題和路線問題、方針政策上的左、右問題混為一談。現在被歸結為“左”禍的那些罪孽，諸如反右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沒有一樁不是獨裁者依托獨裁制度或者為了進一步強化獨裁制度而犯下的。 “‘左’ 給中國人民的教訓太深刻了。中國人民在‘左’的統治下，付出了幾千萬人的生命。”( 第 6 頁 ) 錯了。不是在無人身的“左”的統治下，而是在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統治下！毛澤東歸天以后，人們囿于當時的認識水平和政治環境，把中共政治哲學中現存的“左”、“右” 概念，拿來作為分辨是非、清算文化大革命與此前其他一切錯誤和罪孽的武器。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確實也起了很大作用。在當時那種條件下，沒有這兩個概念，真還不知道怎樣進行“撥亂反正”呢。中共當局當然樂于倡導和鼓勵人們這樣做，因為這可以用路線是非掩蓋制度是非。然而，今天情況不同了：人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的問題，根本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不在路線的“左”、“右”，而在制度的好壞，在憲政民主的缺失。在這種情況下，還拿‘左’、‘右’ 去說事，用眼下年輕人的時尚話來說，那真是 out 啦！而它的意義是比落后還要糟糕的。談到“政治環境”，也不能局限于“寬容”和“寬松”，而必須旗幟鮮明地提出“民主”、 “自由”等訴求。沒有民主自由，那來“寬容”、“寬松”？朱厚澤先生當年在禁錮得鐵桶也似的政治環境下，提出“三寬”口號，非常了不起。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說， “三寬”是在體制內向當權者呼吁，并未觸及制度問題。政治環境是政治制度決定的。今天我們需要的政治環境，只能由憲政民主制度來提供、來保障，而不能指望“克服‘左’的痼疾”來營造。只要一黨專政在，“‘左’的痼疾”永遠克服不了。實際上，所謂“‘左’的痼疾”和一黨專政，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東西。人們批判和反對“左”的斗爭已經進行 30 多年，特別是黨內民主派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很大貢獻，但是，看看現在的言論尺度，看看現在的“維穩”，就可以知道，這個“‘左’的痼疾”非但沒有痊愈，反而越發病入膏肓了！再說了，什么叫“左”、什么叫“右”，并無客觀標準。毛澤東在世的時候，“左”還是“右”，全憑他一句話。彭老總在廬山會議上的上書，實事求是地反映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問題，根本無所謂 “左”或“右”，毛澤東卻認定他犯了“右傾機會主義” 錯誤，大興問罪之師。在毛那里，左還分為好的左和壞的左。“好的、正確的、革命的”左不帶引號， “壞的、錯誤的、反革命”的左帶引號。他自稱革命左派，跟他走的，也都封為“革命左派”，其他人則不是“形左實右”，就是“右得不能再右”。在毛澤東手上， “左” 和右都不過是打人的棍子和“偉、光、正”的辯護詞：他想整誰，誰就是“右”：不是右傾，就是右派，或者“形左實右”；而“黨”也就是他自己，不管犯了什么錯，作了什么孽，都可以推到“左傾機會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頭上，他自己則一貫正確，永遠“偉、光、正”！毛澤東歸天以后，中共在文化大革命問題上遇到了麻煩。按照他們一貫的路線斗爭理論，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顯然是犯了“左”的甚至極左的路線錯誤。為了給他打掩護，胡喬木提出，以后不要講路線錯誤了，是什么錯誤就說什么錯誤。鄧小平也說，路線概念過去用得太濫、太亂，以后不要再用了。你看，可以用來打人和為“偉、光、正”辯護的時候，是路線問題，弄到自己頭上了，就“不

要再說了”。可見，什么“左”啊右啊，都不過兒戲而已，甚至連兒戲都不如！恕我直言，老兄這篇文章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完全擺脫左、右的套路，因而盡管在制度問題上說了很多正確的、尖銳的、深刻的、有分量的話，文章仍然顯得有點“撥亂反正”的味道。必須明確，共產黨的問題，根本在制度，不在路線。當然，這不是說，左、右兩個概念以后就不能用了。在某些特定場合，例如在觀察和分析國際問題、包括國際學術思潮的時候，常常還離不開它們。但是，這和我們分析國內問題時的用法有原則性的區別：國際問題上的左、右，只是政治傾向或思想傾向光譜上的一個事實判斷，并不和價值判斷連在一起，似乎左一定正確、一定革命，右一定錯誤，一定反革命，等等。

六、“金家皇朝”和“接班人問題” “我去過一趟朝鮮，回來后寫過一篇文章，寄了一份給病中的 R 公。內中寫道，朝鮮政權實行世襲制，皇位繼承，父傳子，子傳孫，家族統治，這是‘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抹黑’”。（第 18 頁）你在前面已經指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意味著人類走入了“歧途”（第 17 頁）。既然如此，金家父子的所作所為，就無所謂“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抹黑”，最多是“黑上加黑”。只有對肯定的事情、光彩的事情，才談得上“抹黑”不“抹黑”，本來就應該否定的事情、不光彩的事情，怎么能說“抹黑”呢？雖然這句話是早幾年說的，你現在重新予以肯定，表明你思想深處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否定并不徹底。再說，其他共產黨國

朝鮮“金家皇朝”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家指定接班人甚至指定隔代接班人，與金家皇朝父子相傳并無本質區別。你見過哪家是通過名副其實的選舉換屆，而不是指定接班人的嗎？父子相傳不過是指定接班人的一種形式。你沒有指出這一點，容易使人產生誤解，好像父子相傳不好，指定接班人還是可以的。我當然知道，你不是這個意思。但是，在邏輯上，難免使人產生這種聯想。接班人問題，幾十年來一直鬧得甚囂塵上。我不知道有沒有哪個共產黨沒有在這個問題上打得頭破血流、你死我活的。反正中共這里是鬧劇一幕接一幕。毛澤東登基以后，劉少奇、林彪、王洪文作為欽定的接班人，一個一個扶上來又打下去。最后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折騰了，找了個“不蠢”的華國鋒作為過渡，以便日后傳位于毛家的人。毛突然駕崩，一次宮廷政變，給這一段歷史劃了個句號。接著鄧小平大權獨攬，一切又重新開始，胡耀邦、趙紫陽上來又下去，江澤民也差點被趕下臺。總之，接班人問題上的斗爭，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丑陋的表現之一。這個問題至今還沒有做過深入研究，成為“共產學”研究中的一個空白。你提出了問題，如果有機會，建議你作點研究。

七、兩個“國際”和社會民主主義 “能否說歷史發展已經證明第二國際戰勝了第三國際”。“一個世紀的革命實踐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證明，第二國際相對正確，第三國際相對錯誤。” （第 18 頁）第三國際不是被第二國際戰勝的，也不能說“第二國際相對正確，第三國際相對錯誤。”實際情況是，兩個國際都不正確，都失敗了。第三國際的失敗，也就是“專政社會主義”的失敗。第三國際是列寧 1919 年作為世界革命的大本營成立的，后來逐漸蛻變為斯大林爭霸世界的工具。二次大戰時為了爭取美國的支持，斯大林 1943 年下令把它解散了。第三國際在理論和實踐上堅持“暴力革命”、 “無產階級專政”、“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違反人類本性、違反社會發展客觀趨勢。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原來第三國際所屬各國，包括蘇聯、中國普遍陷入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危機。蘇聯停滯，中國文化大革命，就是這種危機的表現。七十年代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八、九十年代之交蘇東劇變，接著越南、古巴也相繼實行改革，這一切宣告了專政社會主義的徹底失敗。

第三國際失敗了，第二國際并沒有勝利。現在人們所說的第二國際，一般是指 1900 年－ 1914 年伯恩斯坦“修正主義”占主導地位時期和 1920 年重新恢復活動以后的第二國際，而不是指 1889 年成立初期的第二國際，人們的翻案文章也都做在這個時期。你說“第二國際相對正確，第三國際相對錯誤。”是什么意思？所謂“正確”和“錯誤”的標準是什么呢？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呢，還是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要說符合馬克思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兩個“國際”都符合，都可以在馬克思主義中找到根據。馬克思主義本身就包含著和平與暴力、改良與革命、民主與專政兩種互相對立的傾向，只是比較起來，暴力、革命、專政是為主的。有論者認為，恩格斯晚年改弦易轍，拋棄了暴力、革命、專政，改宗和平、改良、民主，那是莫大的誤會。恩格斯晚年改變的是斗爭策略，不是斗爭目標和斗爭原則。這個問題需要專門研究，這里不去細說。要說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它們都不符合，都是錯誤的。因此，不能說“相對正確”的第二國際打敗了“相對錯誤”的第三國際。第三國際是被它自己的反人類、反社會的實踐打敗的。第三國際和第二國際的分歧，不在斗爭目標；目標都是要奪取政權，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以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分歧在斗爭路線：第三國際主張暴力革命，第二國際主張和平過度。比較起來，暴力革命的主張一度還取得了勝利，并且成了氣候，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和平過渡的主張則從未取得過勝利。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時期，西歐有些社會黨，例如德國社會民主黨，曾經在短時期內執政或參與執政，但并未實現“和平過渡”。上世紀 70 年代智利阿連德政權試圖實行和平過渡，結果變成一場惡夢，阿連德本人命喪總統府。因此，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蘇東劇變為止，第三國際的專政社會主義一直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則始終被認為是異端。不要把二次大戰以后建立的“社會黨國際”和第二國際混為一談，更不要把社會黨國際的民主社會主義和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即伯恩斯坦“修正主義”混為一談。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即和平過渡的改良主義，只是社會黨國際的民主社會主義的諸多來源之一。社會黨國際繼承了第二國際和平、民主的主張，拋棄了它的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終極目標。正如殷敘彝先生所指出的，當今社會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民主黨的民主社會主義，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公正、團結、互助等“基本價值”的實現，并且以這些價值尺度去批評資本主義的弊病。他們不是要推翻資本主義，而是改善資本主義。與第二國際比較起來，民主社會主義是更加溫和的改良主義，連“和平過渡”都不要了。在馬克思主義話語系統中， “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被看作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本質的，民主社會主義連這個目標都放棄了，實際上已經不成其為社會主義，不過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一些左翼政黨實行的一種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社會政策。無怪乎許多社會民主黨理論家，主張把 “民主社會主義”的名稱改為“社會民主主義”，以便把“社會主義”的字樣從自己的名稱中剔除出去，把斗爭目標明確地設定為“社會的”民主主義，而不是“民主的”社會主義。重復地說，從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去衡量，兩個“國際”都是錯誤的，都失敗了。第三國際是勝利后又失敗，第二國際是因為勝利無望而被它的后繼者用另一種主義替代了。幾十年來，民主社會主義在西歐和北歐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但是，這不是第二國際的勝利，更不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恰恰相反，這是順應歷史潮流，一步一步擺脫社會主義烏托邦的束縛，而推行比較現實的改良主義政策的結果。所以能成功，是因為這種改良主義政策符合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趨勢。兩個“國際”的失敗，民主社會主義的成功，證明社會主義不合世界潮流，不過是一個美麗而可

怕的夢魘。黨內民主派都是真誠的社會主義者。為了反對專政社會主義，他們十分看好民主社會主義，特意給它加冕了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桂冠。反對專政社會主義，否定現實社會主義，非常正確。但是，這個替代方案不正確，也不現實。說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是沒有根據的；即使當年的第二國際，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只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派別。今天的民主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已經沒有什么實質性的關系。他們只是在追溯自己歷史的時候，不同程度地肯定馬克思主義對工人運動的歷史作用，認為馬克思主義也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淵源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民主社會主義明確主張世界觀的多元性，“認為社會主義思想根源和理論基礎是多元的，包括歐洲古典哲學、人道主義和宗教（主要是基督教）思想等等，不承認馬克思主義是唯一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堅決反對列寧主義。”（見《社會民主主義的轉型——走向 21 世紀的社會民主黨》，托馬斯 - 邁爾著，殷敘彝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1 年版，“譯者前言”第 5 頁）退一步說，就算他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又怎么樣呢，就能證明他們正確嗎？拿馬克思主義來為民主社會主義續道統，壯聲勢，是一廂情愿的事情，他們未必能領這份情。民主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在西歐和北歐“落地生根，開花結果”（第 19 頁），是以那里有比較成熟的民主制度為前提的。在德國，1919 年以后的

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被拆，隨後發生了蘇東劇變。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魏瑪共和國時期，社會民主黨一度形勢大好。1933 年希特勒一上臺，形勢陡然逆轉。沒有民主制度，就沒有民主社會主義“落地生根”的土壤，更談不上“開花結果”。在中國這樣的專制制度下，一切和民主有關的思想、更不用說制度了，都無從立足，談何民主社會主義？黨內民主派提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其實際意義，是“只有民主能夠救中國”。這為批判專制制度，爭取民主的斗爭，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增添了一個新的話題，是有重要意義的。但是，把民主和社會主義捆在一起，是不正確的。民主是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民主是世界潮流，社會主義則另當別論。中國人正是在“為社會主義勝利而斗爭”的名義下，被徹底剝奪了民主權利的。因此，決不要在爭取民主的時候，重新把人們引入社會主義的迷途。用“托古改制”或“孔子改制考”之類的辦法，重新定義社會主義，重新塑造社會主義的形象，有百害而無一利。社會主義不是社會發展的方向。

八、怎樣評價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學說 “如何認識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學說本身”。（第 19 頁）這樣提出問題，而不說如何認識“馬克思主義”，是考慮得很周到的。人們往往把馬克思學說本身和馬克思主義混為一談，這是不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并不是馬克思學說本身，而是對馬克思（包括恩格斯，下同）學說即他的思想理論，加以選擇、抽象、概括、發揮而成的思想體系。只要是馬克思說過和寫過的，都算他的思想理論，因而都可以從中發揮出某種體系來，甚至借用一個觀點、一個概念、一個命題，都可以構筑成一個體系。例如生態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等，就是由此而來的。任何馬克思主義，都是不同思想者，對馬克思學說的理解和概括，因而有各種各樣的馬克思主義。說夸張一點，有多少人研讀馬克思，就有多少種馬克思主義，正如有多少人閱讀《紅樓夢》，就有多少個林妹妹，或者有多少人閱讀《王子復仇記》，就有多少個哈姆雷特一樣。至于把林妹妹、哈姆雷特想象成什么樣子，那是各人自己的事情，未必都合乎曹雪芹、莎士比亞本人的意思。因此，再沒有比 “馬克思主義‘純潔性’”的說法更可笑的了。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不同；同一個政黨甚至同一個人的馬克思主義，今天不同于昨天，明天又可能不

同于今天。哪有什么“純潔性”可言？第三國際所屬各黨和后來社會主義陣營所屬各國，情況比較特殊，這是我們都知道的。在那里，一說到馬克思主義，好像就是馬克思學說本身，其實那不過是列寧主義及其各個變種；毛澤東思想就是比較突出的一個變種。你提出“如何認識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學說本身”，這就把馬克思學說，和列寧、斯大林、第三國際、毛澤東等等切割開了。當然，在評論列寧、斯大林、第三國際、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時，仍然必須把他們和馬克思聯系起來。又切割又聯系，這在方法論上是完全正確的。略嫌不足的是，你主要把他們二位當作學者對待了。馬克思、恩格斯是學者，更是革命者；學者馬克思是為革命者馬克思服務的。因此，不能單純把他當學者，從哲學、經濟學、歷史學等諸多學科的思想理論方面，去研究和評價他。這樣的研究和評價，在專門的學術史領域無疑是必要的，但是，這不能反映作為歷史人物的馬克思的地位。必須把他當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創始人”去研究和評價。你提到了這個身份，但是沒有集中從這個角度展開。作為歷史人物，馬克思的地位，主要不取決于他在學術方面的是非得失，而取決于他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的關系。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研究和評價他們，那么，

1943年第三國際（共產國際）解散。這是列寧在莫斯科克裏姆林宮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1921 年6—7月）上發表演說。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所謂“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學說本身”，主要應該指他們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何況，你是在反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成敗得失的語境中去考量他們的學說的，理應把“科學社會主義”作為主要對象來評論。你沒有這樣做，有點游離主題。這里，我當然不能也沒有必要對“科學社會主義”做具體的評論。不是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你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評價，實際上，就是從實踐的角度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評價。“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實踐上的表現。這個運動的錯誤和失敗，無可辯駁地證明，“科學社會主義”不科學，不但沒有給人類帶來幸福，反而造成了無數災難。你文章中引用的一個材料說： “中國有人在參觀馬克思墓后的留言簿中寫道： ‘馬克思，你害得我們好苦啊！’” 這個留言，言簡意賅，一針見血。作為“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馬克思的理想目標——建立“自由人的聯合體”，以代替那存在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是高度人道主義的；當然，這也不是他的獨創，維多利亞時代的思想家，多半是人道主義者。但是，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卻是暴力和專政，是極端反人道主義的。這是一個致命的矛盾，對此，我曾經作過如下描述： “馬克思要用鎖鏈把人類拖進‘天堂’；在實踐中由于目標遙不可及，只能把手段當目標。結果，不見 ‘天堂’，只剩鎖鏈。”我對這位“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的評價，和你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評價一樣，是徹底否定的。我知道，這里我們有分歧。你對馬克思采取同情、諒解、開脫的態度。認為壞事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們干的，他們的“各種錯誤，雖與馬克思沒有直接關系，但有因襲關系。追根溯源，也多少有點思想上的影響。”（第 20 頁）這樣說，太過輕描淡寫了。你又說，“斯大林、毛澤東打的是馬克思的招牌（販賣的卻是假貨），馬克思不得不為此付出代價。”（第 21 頁）如此說來，馬克思不但沒有責任，反而被他的追隨者們連累了。結論是：馬克思“冤枉”！把斯大林們干的壞事直接算到馬克思頭上，當然不公正。但是，搞社會主義，搞暴力，搞專政，理論上的始作俑者是馬克思。在這一點上，他們并沒有“販賣假貨”。至于把這一切變成赤露露的殺人放火的勾當，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情。所以，不能說他們連累了馬克思，而應該說馬克思誤導了他們。他們能夠被誤導，造下那么多傷天害理的罪孽，責任在他們自己。歐洲的社會

民主人就沒有被誤導。總之，他們和馬克思，各有各的賬，各有各的責任。在 20 世紀三分之一人類的苦難面前，在一億多無辜的死難者面前，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一樣，難辭其咎。馬克思主義并不是人類進步的旗幟。

九、黨內民主派的三大特點綜上所述，我認為，老大哥不經意間流露出來的這些思想觀念，非常典型地表現了黨內民主派的政治取向和思想特點，表現了他們雖已破碎卻尚未完全改變的原來的世界觀。這些特點，歸納起來，主要有三點： 1、不能把矛頭集中于制度問題，而把制度問題和路線問題相提并論，有時（不是“總是”）甚至只講路線左、右，不講制度好壞，認為克服了“左” 的痼疾，共產黨遭人詬病的問題就解決了。他們是苦口婆心的救黨派。 2、否定專政社會主義，不否定社會主義，試圖用民主重鑄社會主義；或者說，一方面否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方面又想借助馬克思主義為民主社會主義正名，以便繼續堅持社會主義。他們是真誠的社會主義者。 3、否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譴責列寧、斯大林、毛澤東，而以同情和諒解的態度為馬克思辯護，盡量減輕他的責任，不使他受到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們的玷污，以便繼續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旗幟。他們是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我非常尊敬黨內那些老先生。他們在共產黨內風風雨雨幾十年，到了晚年，還在為國家民族的前途操心，還在為中國的民主化奮斗，令人肅然起敬。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許多問題需要重新思考，這有助于我們更新觀念，重建自己的世界觀。我指出黨內民主派需要重新思考的幾個問題，指出他們的主要特點，沒有絲毫貶意，只是想告訴老前輩們，他們重建自己的世界觀，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他們不必拒絕自由主義。實際上，他們所看好的民主社會主義，正在一步一步向自由主義靠攏。LR 老有“何時憲政大開張”的設問。我認為，黨內民主派和自由主義結盟之時，便是“憲政大開張”之日。信寫得很長了，就此打住。如果你覺得方便，不妨把這封信轉請 LR 老一閱，并代致問候。祝老大哥早日康復！ 2011 年 10 月 13 日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犬儒病——當代中國的精神危機胡平

人心不會熄滅，但它可能蒙上灰燼而不再燃燒。灰燼本來是燃燒的產物，但它反過來又抑制了燃燒。撥開灰燼，你會看到重新燃燒的人心。 ——作者手記

當今中國最流行的是什么主義？答：犬儒主義。

⊙⒈犬儒主義的來龍去脈犬儒主義（Ｃｙｎｉｃｉｓｍ）是個外來詞，中文里本來沒有現成的對應詞匯，通常將它理解為譏誚嘲諷，憤世嫉俗，玩世不恭。這些理解大致不差，不過，我們若想對犬儒一詞有更完整的把握，有必要略略追溯一下它的起源和演變。我們知道，犬儒主義是古希臘的一個哲學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西諾普的狄奧根尼。這派哲學主張清心寡欲，鄙棄俗世的榮華富貴，力倡回歸自然（這使人想起老莊哲學，想起某些魏晉名士）。據說狄奧根尼本人住在一個桶里（又有一說是住在甕里），以討飯為生。有人譏笑他活得象條狗，他卻不惱。 “犬儒”之稱由此得名。關于狄奧根尼，有段故事很著名，一天，亞歷山大御駕親臨，前來探望正躺在地上曬太陽的狄奧根尼，問他想要什么恩賜；狄奧根尼回答說： “只要你別擋住我的太陽。” 和玩世不恭恰恰相反，早期的犬儒是極其嚴肅的，狄奧根尼是一個激烈的社會批評家。他立志要揭穿世間的一切偽善，熱烈地追求真正的德行，追求從物欲之下解放出來的心靈自由。狄奧根尼確實憤世嫉俗，他曾經提著一個燈籠在城里游走，說： “我

在找一個真正誠實的人。” 隨著犬儒哲學的流行，其內涵開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后來的犬儒派們發表宏論，竭力鼓吹清貧生活的無比美好，甚至把人們正常的感情也譏為愚蠢。一位名叫德勒斯的犬儒派就說： “我的兒子或妻子死了，那難道就有任何理由應該不顧仍然還在活著的我自己，并且不再照顧我的財產了么？”（這使人想起莊子死了老婆鼓盆而歌的故事）超脫到了這一步，未免就有些矯情，就和冷酷分不清界限了。

狄奧根尼(Diogenes of Sinope)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還是這位德勒斯，某富翁送給他一筆錢，他收下了，對富翁說： “你慷慨大度地施舍給我，而我痛痛快快地取之于你，既不卑躬曲膝，也不嘮叨不滿。” 這里暗含的邏輯是，金錢本是無所謂的東西，我若拒絕你的饋贈，倒顯得我把金錢看得太重，太當回事了。我若收下金錢又表示感謝，那也是把金錢看重了，當回事了。因此，正確的做法就是，只要你肯給，我就若無其事地收下它。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這種態度看上去很灑脫，但好象又有些無恥。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問題在于，金錢本來是重要的東西，不是不重要的東西。只不過在生活中還應該有別的東西比金錢更重要。所以，在堅持更高價值的前提下看輕金錢是高尚的；沒有更高的追求卻又擺出輕視金錢的姿態就不是高尚而只能是做作了，因此，倘若是無功受祿，正常人總會感覺不安。這就是為什么德勒斯以不把金錢當回事為理由而若無其事地收下別人的饋贈，會給人以不知廉恥之感。早期的犬儒派是依據一種道德原則去蔑視世俗的觀念，后期的犬儒派依然在蔑視世俗的觀念但卻失去了依據的道德原則。這就引出了一個始料不及的后果：既然無所謂高尚，也就無所謂下賤。既然沒有什么東西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沒有什么東西是要不得的。不難想象，基于這種無可無不可的立場，一個人可以很方便地一方面對世俗觀念做出滿不在乎的姿態，另一方面又毫無顧忌地去獲取他想要獲取的任何世俗的東西。于是，對世俗的全盤否定就變成了對世俗的照單全收，而且還往往是對世俗中最壞的部分的不知羞恥的照單全收（別充假正經）。于是，憤世嫉俗就變成了玩世不恭。狄奧根尼堅持真善，揭穿偽善，這種批評精神被后來者扭曲得面目全非。一位人稱嘲諷者呂西安的犬儒派以揭穿偽善的名義，壓根否認世間存在有真善。在呂西安筆下，那些天真地追求德性的人都不過是大傻瓜而已。按照這派人的看法，世間之人只有兩種，要么偽君子，要么真小人。犬儒一詞后來的含義就是把人們一切行為的動機都歸結為純粹的自私自利。不錯，犬儒派既嘲諷有權有勢者，也嘲諷無權無勢者，但前者并不在乎你的嘲諷，“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后者卻必須贏得人們的同情支持。所以，犬儒派客觀上是有利于強勢者不利于弱勢者。這樣，犬儒派就從現存秩序的激進批評家變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種共犯合謀。犬儒一詞的演變證明，從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間只有一步之差。一般來說，憤世嫉俗總是理想

主義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義。玩世不恭則是徹底的非理想主義，徹底的無理想主義。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義反倒很容易轉變為徹底的無理想主義，其間原因何在？因為，許多憤世嫉俗的理想主義者在看待世界時缺少程度意識或曰分寸感，對他人缺少設身處地的同情的理解，不承認各種價值之間的緊張與沖突，這樣，他們很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便使自己陷入悲觀失望，再進而懷疑和否認美好價值的存在，最終則是放棄理想放棄追求。“世界既是一場大荒謬、大玩笑，我亦唯有以荒謬和玩笑對待之。”一個理想主義者總是在現實中屢屢碰壁之后才變成犬儒的，但正如哈里斯所言： “犬儒不只是在過去飽嘗辛酸，犬儒是對未來過早地失去希望。” 說來頗具諷刺意味，早期的犬儒是堅持內在的美德和價值，鄙視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可是到后來，犬儒一詞正好變成了它的反面：只認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否認內在的德性與價值。王爾德說： “犬儒主義者對各種事物的價錢一清二楚，但是對它們的價值一無所知。”

⊙⒉專制與犬儒密爾早就指出，專制使人變成犬儒（這使人聯想起王夫之的話： “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共產主義專制既是一種極端的專制，因此它更會使人變成犬儒。在共產主義專制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容易變成犬儒。統治者變成犬儒，因為他們早就不相信他們口頭上宣講的那套理論和原則，他們只把那些理論和原則當做維護權力的手段以及鎮壓反抗的借口。在被統治者方面，當他們一旦意識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幟下實際上處于被愚弄被壓迫的境地，很容易轉而對一切美好的價值失去信心。尤其是在試圖反抗又遭到嚴重的挫折之后。這樣，他們就可能放棄理想，放棄追求，甚至反過來嘲笑理想，嘲笑追求——吃不著葡萄就說葡萄酸。這樣，他們就變成了犬儒。當然，統治者的犬儒主義和被統治者的犬儒主義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廣義地講，它們都可以歸入犬儒主義。按照歐文·豪的分析：極權主義有三個階段，（一）、烏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誘發了狂熱，而狂熱則導致了（二）大規模的恐怖和人間地獄，然后，狂熱與恐怖被耗盡，于是，（三）、人們變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即犬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儒主義。我以為極權主義有四個階段，在狂熱和恐怖之后常常還發生過反抗，在反抗受挫之后才會出現普遍的犬儒主義。極權統治靠人們的狂熱而建立，通過大規模的恐怖而得以鞏固，但是，狂熱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后是靠著人們的消沉與冷漠，極權統治才得以維系。

⊙⒊史密斯筆下的俄國人美國記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他那本寫于一九七六年的《俄國人》一書中，向讀者講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時代彌漫于蘇聯社會的犬儒主義。我們知道，自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后，蘇聯社會出現了所謂“解凍”即有限的自由化時期。隨著自由化運動的深入推進，蘇共當局重新加強控制。其后，赫魯曉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臺，進一步壓制自由化運動，致使該運動漸趨沉寂。正是在這種情勢下，犬儒主義蔓延，構成當時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征。史密斯發現，在蘇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實際上已經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蘇共領導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順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發表回憶錄，其中寫到，勃烈日涅夫當年曾對自己的弟弟說： “什么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學家的話， “意識形態可以起兩種作用——或者是作為一種象征，或者是作為一種理論，兩者不可得兼。我們的領導人把它用來作為一種象征，作為斷定其他人是否忠誠的一種方法，但它并不是這些人身體力行的

一種理論。它不是活的理論”。好比趙高在金殿上指鹿為馬，以此測試群臣，看誰是跟自己的誰是不跟的。一位高級編輯指出，現今當政的這些蘇共領導人是沒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對一切都無所謂的人。他們所要的是權力，純粹是權力”。這位編輯說，雖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識形態，而且對各種事情也并非沒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場合，他們卻照舊舉手拍掌，重復著官方的陳詞濫調。人們明知這一切是毫無意義的，是逢場做戲，“可是你必須去玩它”。許多俄國人既然抱著看破紅塵的態度，因此，當他們發現這個世界上竟然還有人真的堅持某種理念，某種理想主義，簡直覺得驚奇。在一次國際和平大會上，一位蘇聯代表團的成員就對美國代表的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問史密斯：難道這些美國人真的認為他們能夠發揮作用，能夠影響現實政治嗎？史密斯認識一個蘇共少壯派官員。看上去此人是充滿矛盾的復合體。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談話中批

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評時政，攻擊腐敗，儼然是個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對本國的政治感到自豪，為自己能身處權勢集團而躊躇滿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時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個時代，但與此同時，他又對斯大林靠強權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紅色帝國而十分驕傲。一方面，他很樂意向別人顯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條。另一方面，他又對自己善于掩蓋個人觀點，對自己在黨內會議上以善于發言著稱而得意。其實，這正是蘇共新一代官員的一種典型——無信仰的、犬儒式的機會主義者。“可見，” 史密斯總結道，“個人只要服從聽話，不公開向意識形態挑戰，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關鍵問題。” 伴隨著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質主義也開始泛濫。這后一點倒也情有可原。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折騰，俄國人已經付出了太大的代價，共產黨許下的諾言又在哪里？無怪乎人們會這樣想： “人只活一世，而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請給我一點東西吧。別老是許給未來呀！”物質主義的泛濫進一步沖掉了殘存的理想主義。許多人為了一點點物質利益——為了一次出國機會，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車——甘愿放棄自己的獨立政見。這樣，當局無須乎再采取大規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廣土眾民。少數勇敢的持不同政見者依然在發出他們的聲音。在起初一段時期，他們贏得了廣泛的尊敬，雖然敢于公開表示這種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驚異的是，到后來，當局對異議人士潑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間竟然也得到某種響應。史密斯對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連京·圖爾欽的異議人士對他解釋說： “人群中有一種難以相信的犬儒主義。誠實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沒有大膽說話而有負罪感。他們無法了解別人怎么會有勇氣去干他們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們感到不得不攻擊別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他們覺得每一個地方的每一個人，都在欺騙自身之外的每一個人。蘇聯人好象妓女一樣，因為自己是妓女，便認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蘇聯人認為整個世界是分為黨派的，每一個人都是這個黨或那個黨的成員，根本沒有真正的誠實，根本沒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說他是公正的，是只講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說謊騙人。這種犬儒主義給當局幫了大忙：使知識分子就范，把不聽話的異議人士排斥于社會之外。雖然人們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聽西方的電臺。但

只要普遍存在著這種犬儒主義，他們就會認為那不過是另一派在說話，所以也就值不得當真了。這種犬儒主義提供了極權國家今天的穩定，以代替斯大林時期的大規模恐怖。” 在新形勢下，正象一位數學家講的那樣： “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⒋共產黨與犬儒主義嚴格地說，犬儒病的發生并非只在共產主義專制的末期。早在共產主義革命興起之初，犬儒的病毒就已經侵入其中。從一開始，共產黨便與犬儒主義結下不解之緣。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是一種極其高調的理想主義，但與此同時，它也是一套相當陰暗的犬儒主義。準確地說，它是理想主義與犬儒主義的奇特結合。一方面，共產黨立志要一勞永逸地結束世上一切苦難與罪惡，在人間建成天堂。這自然是理想主義。另一方面，共產黨又認為，既然他們的目的是如此崇高美好，還有什么手段是不可以采用的呢？因此，共產黨可以一方面對所謂舊社會舊制度發動極其苛刻的道義討伐，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行為中罔顧最起碼的道德約束。這顯然又是犬儒主義。一方面，共產黨把人的理想懸得極高，另一方面，它又把現實的人看得極低。它對未來人類的看法之所以高度的理想化，恰恰是因為它對現實的人類的看法是十足的犬儒式。共產黨的階級分析理論和階級斗爭理論，實際上就是認定人是徹底自私的動物，利己是人類行為的唯一動機；由此，共產黨斷言在社會分裂為不同的階級的情況下，不可能存在有普遍的同情心和正義感，超階級的自由民主只能是一場騙局。但只要通過徹底的共產主義革命，消除了階級存在的社會物質根源，全體人類的利益便達到充分的和諧一致，利己與利他的矛盾便不復存在，利己主義也就隨之消失，具有最完美人格的共產主義新人也就隨之出現。在這里，前提是犬儒主義的，結論卻是理想主義的；或者說，理想主義的結論卻是導自犬儒主義的前提。共產黨自命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一方面，共產黨宣稱，除了無產階級的利益、人民大眾的利益共產黨別無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這看上去很謙虛，也很富理想主義。但是另一方面，共產黨又堅稱唯有它自己才“代表”了無產階級， “代表”了人民大眾，而被它代表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本身倒未必有資格算得上無產階級，算得上人民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大眾（列寧明確宣布，無產階級不能自發地產生無產階級世界觀，必須由共產黨從外部將之灌輸給無產階級）。這不只是理性的狂妄僭越，更嚴重的是，它為那些骨子里什么也不信的犬儒主義者們攫取無限權力大開方便之門。所以，并不奇怪，盡管共產黨以它的理想主義大旗召喚了許多理想主義者投身其間，但是在共產黨內部，理想主義者們往往不能占上風，倒是那些犬儒式的機會主義者們更吃得開。講共產黨、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犬儒主義，我們還必須提到它的武裝斗爭的歷史。不要忘記，中共是經過二十多年的武裝斗爭才奪得政權的。和中共的武裝斗爭歷史相比，俄國的十月革命差不多只能算是一場武裝政變，亂中奪權。一般來說，假如暴力革命經歷的時間越長，斗爭越殘酷，在這一過程中，革命黨人就越是容易把革命的初衷置諸腦后，越是把勝利、把權力當作狂熱追求的最高目標，以至于到后來，他們不再把權力當作實現理想的手段，而是反過來把理想當作奪取權力和壟斷權力的手段。因此，他們就很容易從理想主義者蛻化為犬儒主義者。據說在六四之后，中共某元老講過一句話。他說： “共產黨的江山是犧牲了三千萬人的生命才換來的。誰要想推翻它，誰也要付出同樣的代價。”乍一看去，此話甚是不通，當初共產黨鬧革命不是為了讓人民當家作主嗎？如果人民要求政治改革，結束一黨專政，實行當家作主的權力，共產黨又有什么理由拒絕呢？不過，你沒法用這話去駁倒那位中共元老，因為他們早就把什么人民當家作主的理想扔到九霄云外了。我們知道，從一開始，共產黨就否定議會道路，主張暴力革命。這本身就表明它不相信民主，其實也就是不相信人民。一般來說，革命者決心使用暴力實行他們的主張，那不僅表明他們對統治者不抱幻想，同時也表明他們對人民感到失望，失望于人民的所謂愚昧無知與自私怯懦。道理很簡單，如果沒有一定數量的民眾向統治者認同，為統治者效力，如果沒有相當數量的民眾在政治上冷漠麻木，袖手旁觀，統治者就成了孤家寡人，如何還能成功地抗拒改革呢？主張暴力革命的孫中山就不諱言他對中國國民的素質估計很低，所以他提出在革命勝利后要通過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個階段逐步實現民主。共產黨的情況則還要復雜得多。一方面，共產黨更不相信人民。在漫長而殘酷的革命歲月中，共產黨歷經多次失敗，幾度瀕于絕境。不難想象，他們該有過多少孤寂，多少沮喪，多少怨憤。這就容易使

他們對民眾、對人性的看法變得十分陰暗。然而，靠著那套先鋒隊的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他們很可以把自己對人民的失望以至蔑視掩藏在一層看上去理想主義的外衣之下。另一方面，共產黨又發現，國民黨的不民主為他們攻擊國民黨提供了堂皇的理由，而國民黨專制的不徹底又正好為這種攻擊提供了現成的空間。于是，他們就擺出了民主斗士的姿態，利用國民黨專制的不徹底，抨擊國民黨的不民主，自己卻早就打定了要更專制的主意。在八一年，針對著一些人提出制定出版法的要求，陳云作出內部批示，明確拒絕了這一合理要求。陳云說：過去，我們就是利用國民黨的出版法和國民黨作合法斗爭。現在，我們絕不允許別人也利用這樣的東西和我們作合法斗爭。這段批示以共產黨官場上少有的坦率揭示了中共統治者的內心世界。這段批示告訴我們，其實，早在中共奪得政權之前，他們就打定主意不要自由，不要民主，不要法治。那時候，他們在表面上反對國民黨的霸道，暗地里卻在嘲笑國民黨的愚蠢，嘲笑國民黨居然也作繭自縛，在自己通過的法律面前還有所忌憚，從而給對手開展合法斗爭留下一定的空間。那時候，他們在口頭上反對國民黨不民主，心底里卻想的是，等以后我們掌了權，連這點民主也決不答應——“我們才不會象你們那么傻吶。” 這當然是典型的犬儒主義。還要補充一點，眾所周知，陳云是中共黨內有名的“老右傾”。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陳云是黨內高層中僅有的幾個沒跟著發燒起哄的人物之一，文革中更是從一開始就靠邊站。可見，犬儒與否和所謂極左路線并沒有什么關系。

1981年陳雲（中）和鄧小平、胡耀邦在人民大會堂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

⊙⒌從“高尚的謊言”到“赤裸的暴力” 漢娜·阿倫特把極權主義的組織結構比作洋蔥頭，最核心是黨的領袖，然后依次是領袖周圍的小圈子、精英組織、黨員，最外層則是黨的追隨者和同路人。她指出： “極權主義運動的整個等級結構，從天真的同路人到黨員、精英組織、領袖周圍的小圈子、領袖本人，都可以被描述為一種由輕信和犬儒等不同態度的奇特混合”，而“層次越高，犬儒態度就越是壓倒輕信的情形”。也就是說，越是外層的人越是天真輕信，越是核心的人越是犬儒。這是不難理解的，譬如極權主義的欺騙性宣傳，圈外人或許信以為真，圈內人既是謊言的制造者，當然不是受欺騙。問題是，圈內人為什么會存心制造謊言？其他那些由于接近核心而了解到謊言是謊言的人如何又能心安理得地維護謊言？下面一個例子或許有助于說明這個問題。一九二七年春，中共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在上海準備武裝暴動，被國民黨鎮壓而遭到失敗。根據張國濤在回憶錄中所講，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與新任中共總書記瞿秋白對革命失敗后的局勢進行討論商議對策。他們認為，中國革命是失敗了，責任問題要有個交代，雖然是按共產國際指示行事，但不能讓共產國際擔負責任，因為莫斯科威信的喪失，將會影響世界革命，也會助長托派攻擊斯大林的氣焰，更會使中共黨員不信任共產國際的領導，所以只能由中共挺身而出承擔這個責任，但如果責任由中央政治局全體擔負，中央的領導就會破產，所以還不如把全部責任推到陳獨秀一人身上，其他人則站在擁護共產國際的英明領導的立場上反對機會主義路線，這樣才能穩定中共中央的領導。這段故事透露了共產黨領袖們所共有的一個心照不宣的秘密，在領袖們看來，要讓群眾堅定不移地投身革命，就必須讓群眾對領袖的英明正確抱有堅定不移的信心，因此就必須編造和維護領袖英明正確的神話。不錯，神話就是謊言，但這是“高尚的謊言”（柏拉圖語）。它是革命的需要，政治的需要。為了維護這個神話，就必須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于領袖，把一切錯誤推給別人，就必須壓制對領袖的批評，壓制自由討論。我們知道，謊言總是有漏洞的，因此，為了防止謊言破產，就必須不斷地編造新的謊言去補充，去圓謊。于是，單一的謊言就迅速發展成一套彌天大網。伴隨著謊言系統

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時的工人糾察隊的發展，在共產黨內部也發展出一套強力禁制系統，一套鐵血紀律。照理說，謊言系統與鐵血紀律的形成只是為了奪取革命的勝利。不幸的是，它們并不會因為革命的勝利而自行消亡。事情往往是相反的。由于掌握了全國政權，共產黨更可以把它的謊言系統和強力禁制系統擴展到整個國家，從而將之發展到更完整、更嚴密的地步。共產主義國家宣稱自己是人民的國家，但是黨的領袖們清楚地知道，那充其量是“為民作主”而不是“由民作主”。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材料表明，在五六年底五七年初一段時間，毛澤東看來確實考慮過是否實行真自由真民主的問題。他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號召“雙百”方針，主張言者無罪。他甚至在和某些人個別談話時講到中國的問題不只是官僚主義，而且是專制主義，說現在還是在訓政時期（見李慎之《大民主與小民主》）。可見在當年，雖然有許多人受惑于共產黨宣傳，把專制誤認為民主，把不自由誤認為“最大的自由”，但領袖們自己卻一點不糊涂。當毛澤東發動鳴放整風時，越是圈內的人越是不當真，越是圈外的人越是當真，也就是說，越是圈內的人越犬儒，越是圈外的人越輕信。至于毛澤東本人，先前號召鳴放整風，儼然一個理想主義者，后來又發動反右運動，分明又是犬儒主義。毛澤東翻云覆雨，正好說明了他是真犬儒主義假理想主義。專制者的犬儒主義可以有兩套不同的說詞，第二套比第一套更犬儒。在奧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年》中，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是這樣理解黨的專制權力的，他說： “黨并非為自己的目的才追求權力，而只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黨之所以追求權力，乃因為一般群眾是脆弱的、怯懦的動物，他們不配享受自由，或者說不能認識真理，必須由那些比他們強有力的人來統治他們，有秩序地欺騙他們。人類只能在自由與快樂二者之間選擇其一，而對大多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數人來說，快樂比自由更好些。黨是弱者們的永恒的守護神，是為人民服務，它是為了善才作惡，為了他人的快樂而犧牲自己的快樂。” 可是，身為統治精英的奧布來恩卻嘲笑史密斯的這番見解。他直截了當地宣稱： “黨完全是為了自己才追求權力的，我們并不關心別人的利益，我們只關心權力。不為榮華富貴，不為福祿長壽，只是為了權力。……我們不同于以往任何寡頭政治集團，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所從事的活動是為了什么。其他任何人，甚至那些和我們相似的人，都是膽小鬼和偽君子。他們沒有勇氣承認他們的動機。他們自稱甚至相信他們掌權并非出于自愿，只是暫時的勉為其難；他們自稱甚至相信在不遠的未來就會實現自由平等的快樂天堂。我們的看法不一樣。我們知道，從來沒有人是為了放棄權力才掌握權力。權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專政的目的并不是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專政。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折磨的目的就是折磨。權力的目的就是權力。” 上述兩種犬儒主義在實際上常常互相交織而難以分清。那些“為權力而權力”的犬儒主義者往往要把自己的立場加以合理化，要自己說服自己他們是在為著一個高尚的目標。許多以高尚的目標為由而把持權力的人，到頭來很可能只是“為權力而權力”。譬如當今的某些中共領導人，他們一方面堅稱如果沒有共產主義黨的專政就沒有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而且也確實下工夫發展經濟，穩定社會，但另一方面又打定主意寧肯天下大亂經濟崩潰也決不肯放棄一黨專政。

⊙⒍是“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還是從“權力向暴力轉變”？越到后期，中共越是變得犬儒主義。在六四事件和蘇東事件之后，中共的犬儒化是如此顯著，以至于一批少壯派要忍不住將之訴諸文字，化為綱領。所謂《太子黨綱領》（即《蘇聯劇變之后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一文就是一個例證。在《太子黨綱領》中，作者提出： “我們黨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蘇聯事變后，這一轉變更加緊迫。”初讀這話，令人莫明其妙，共產黨已經執政四十多年，怎么到如今反倒提出向執政黨轉變的問題來了呢？若說在毛澤東時代，中共一直高舉“革命”大旗，不斷革命，不斷搞政治運動，致使經濟建設受到很大沖擊；可

是，這種局面不是早已隨著“四人幫”的垮臺，特別是在鄧小平主政以來就已經結束了嗎？認真分析那段文字，以下幾句話頗堪玩味，作者批評共產黨“用群眾中的民粹主義情緒來束縛黨的手腳”，“幾十年來形成的驕民政策，對群眾只敢講廉政和勤政，不敢講嚴政”；作者認為，“蘇聯、東歐和中國的六四事件的經驗表明，政治反對派用以攻擊共產黨的武器，有時恰恰就是共產黨尚未進行有效轉變的一些革命理論”，“自由化分子最愛用的口號就是反腐敗、反官倒，群眾運動天然合理等 ……”。上述幾句話，且不說有的完全不是事實，例如，共產黨什么時候實行過“驕民政策”？什么時候“不敢講嚴政”？問題是，在這些含糊曖昧的詞句后面，作者到底想表達什么意思？其實，《太子黨綱領》的意思無非是說：過去，在理論上，共產黨總是聲稱它的權力是來自人民群眾（毛語錄： “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人民給的”），共產黨總是以人民的名義發號施令，人民變得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在過去，黨從不敢正大光明地、理直氣壯地壓制人民。對于來自人民的反對意見，黨唯一的辦法是宣布對方不是人民，是“反革命”，是“一小撮”，或者是“受蒙蔽”，由此才能獲得壓制的合法性或正當性——這就叫“民粹主義”，這就叫“驕民政策”、“不敢講嚴政”和“群眾運動天然有理”。這套理論，倘放在革命時期或許有益而必要，但在執政時期就是無用而有害的了。如果繼續采用這套理論，只會作繭自縛，給反對派提供思想武器。應該承認，上述觀點確有其道理。這再次證明了共產黨專制不同于傳統專制。在傳統專制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是毫不含混的兩件事，彼此都不認為雙方是平等的。皇帝是上天的兒子，不是人民的兒子。地方官被叫做父母官，不叫“人民勤務員”。統治者固然需要體察民意，但是不一定要遵循民意，因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意不是最后的依歸。老百姓可以向上陳情，但決不可“作亂犯上”，人民不是國家的主人，沒有什么“主權在民”。現代共產黨專制則不同。起碼是在名義上，共產黨接過了若干民主概念。共產主義國家甚至比民主國家更熱衷于抽象地抬高人民的地位，譬如在自己的國號上格外加上“人民”或“民主”的字樣，以此表示自己取代“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合理性與歷史必然性。但這樣一來，誠如《太子黨綱領》所言，共產黨也就使自己面臨一種巨大的危險：一旦廣大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人民一齊起來發出呼聲，拒絕承認人民政府的人民性，我們的“人民政府”就失去立足之地了。在蘇東事件中，有示威者打出標語“我們才是人民！” 就這樣一句簡單的口號，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便蕩然無存。正是深切地感受到共產主義政權的這一內在弱點，《太子黨綱領》建議，中共務必要改換自己的理論，放棄已經不合時宜的革命口號，要向老百姓擺明“我們統治你們”的姿態。這就是所謂“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譬如奧威爾筆下的《動物農場》，幾只豬高舉“一切動物都是平等的”革命大旗，帶領其它動物推翻了主人瓊斯的統治，建立起號稱由動物們自己當家作主的新社會，爾后不久，聰明的豬們就修正了原先的革命口號： “一切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是，”豬們加上了新的半句話—— “有些動物比另一些動物更平等。”這就防止了其他動物利用“一切動物都是平等的”這一過時的革命口號反過來挑戰豬們的統治權。這就叫及時地完成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大家都還記得，在六四事件之后，人們普遍認定共產黨已經喪失了統治的合法性。這就是說，原先共產黨統治的種種理論依據，諸如“社會主義國

家人民地位高”， “社會主義社會是最大的民主”， “共產黨代表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如今已經徹底破產。我當然不是說，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是在六四這一天才喪失的。從理論上講，共產黨統治從來就沒有獲得過合法性。早在六四之前，就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認清了這一點。八九民運本身就是人民質疑共產黨統治合法性的偉大壯舉。我這里無非是說，六四事件畢竟是一個顯著的標志，“人民的政府”公然下令“人民的軍隊”屠殺人民。這不能不使得一切為中共統治合法性進行辯護的說詞徹底破產。然而現在的問題是，這樣一個喪失了合法性的統治并沒有隨之垮臺。它依然立在那里。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人解釋說，六四之后，中共繼續開展經濟改革并取得了可觀的成就，這就為中共統治贏回了合法性。另有一種解釋說，今日中共扮演了國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保護者的角色，因而其統治便具有了合法性。這種解釋誤解了政權合法性的意義。一個政權做出了某種政績，這是一回事。一個政權具有合法性，這是另外一回事。如白魯洵所言： “沒有一個政權愚蠢到把成功的政策作為其統治合法性基礎，因為合法性的本質就在于它不管實行了怎樣有

1989年六四事件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偏差的政策而仍舊承認這個政權。”好比婚姻的合法性，如果不經女方同意（在古代則需經父母同意）并辦理結婚手續，單單是因為男方對女方做出了一個合法的丈夫所應該作出的某些事情，那決不等于雙方就具有了合法的婚姻關系。否則，強奸、強占和婚姻還有什么區別。反過來，一對合法的夫妻，即便一方或雙方出于某種原因未能很好地完成丈夫或妻子的應盡之責，只要未經過必要的程序解除婚約，該婚姻的合法性就依然存在，也就是說，丈夫依然要承認妻子是妻子，妻子依然要承認丈夫是丈夫。這一點放在任何時代都不例外。今天，中共已經失去了統治的合法性。它之所以還在統治僅僅是因為它掌握著統治的權力，此外再無其他理由。權力一詞已經用得很濫很泛。人們常常把任何具有強制性的力量都稱作權力，這就和暴力一詞分不清界限了。嚴格說來，權力是和暴力不同的。強盜拿著手槍要我交出錢來，這是一種情況。政府派人向我收稅，這是另一種情況。你或許可以說在這兩種情況下，我交錢都是出于被強制。如果我不交，強盜會開槍打我，政府則會抓我坐班房。然而這兩種情況分明又很不一樣，因為我承認我向政府交稅是應該的，我承認政府有權要我交稅，但強盜并沒有類似的權利。可見，政府的強制力才叫權力，強盜的強制力只能叫暴力。概括言之，凡是得到被強制者承認其正當性的力量叫權力，凡是不被我們認可的強制力叫暴力。羅素說得好： “假如一種權力完全因為它是權力而受人尊重，并無其他任何原因，這種權力就是暴力。因此，一旦傳統不再為人所承認的時候，原先的傳統權力就變成暴力。” 現在，我們總算懂得《太子黨綱領》的真正含義了。聲稱要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其實就是承認和宣布從權力向暴力轉變。照綱領的作者們看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外衣橫豎已經百孔千瘡，現在索性打開天窗說亮話，干脆擺明了我們（中共）就是靠暴力實行統治。暴力自有暴力的好處，失去了意識形態的自我粉飾，同時也就免去了意識形態的作繭自縛，從此更可以方便行事。走到這一步，共產黨的犬儒主義也就走到了它的極點。

⊙⒎為什么“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蘇東事變后，有人講過這樣一句俏皮話： “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這話的前半句容易理解，

后半句則令人深思。為什么那些主動進行改革的共產主義國家非但沒有延長其一黨專政的壽命，反倒加速了它的滅亡呢？大致上講有兩條原因，一條是一般性的，一條是特殊性的。一般性原因即所謂“期望提升律”，既得隴，又望蜀。人們越是在某些領域贏得了自由，他們就越是對其他領域還存在的不自由感到難以忍受，他們就越是要求贏得更多的自由。在統治者方面，誠如托克維爾所言，專制統治最脆弱的時候，常常不是其政績最惡劣的時候，而是它開始改革，從而使其弊端公開顯現暴露的時候。特殊性原因在于，共產黨的改革，即便在初期只限于經濟領域，也具有自挖墻腳、自掘墳墓的意義。因為共產黨的經濟改革是改掉社會主義，引進資本主義。它的改革不是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過去，共產黨壓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寶就是給對方扣上“資產階級”、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名，一旦共產黨自己就在心照不宣、路人皆知地帶頭走資本主義道路，帶頭當資產階級，那么，它還有什么理由再去堅持所謂 “無產階級專政”，去壓制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呢？因此，隨著改革的日益深入，共產黨內部的分化也就日益顯著。那些正直的共產黨人，既然他們在經濟上主張改革，贊成私有制市場經濟，他們在政治上也就順理成章地主張開放，認同自由民主制度。這樣，一方面，在民間，有越來越大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壓力；另一方面，在黨內，有越來越多的人同情和支持社會上的自由化運動，至少也是出于理虧心虛而不肯嚴厲地壓制自由化運動。兩者交互作用，彼此強化，于是就加速了共產主義專制的敗亡。我們知道，在改革初期，在中共黨內，經濟上的改革派往往在政治上是溫和派。反過來，政治上的強硬派也往往是經濟上的保守派。其實，黨內保守派之所以反對經濟改革，主要不是出于經濟上的理由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他們擔心經濟改革會瓦解共產黨統治的意識形態根基，從而直接危及共產黨的專制權力本身。據說，當年蛇口經濟特區搞得有聲有色，頗引起一班“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 憂心忡忡。他們問： “難道這還能叫社會主義嗎？” 有人回答得很妙： “只要是共產黨在掌權，就叫社會主義。”于是，這些“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 也就放心了。由此，我們可以澄清一種流行的謬誤。許多人把鄧小平路線稱為實用主義，應該說鄧小平路線不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是實用主義而是犬儒主義。因為實用主義強調理論與實踐相一致，鄧小平路線的特點恰恰在于理論與實踐相背離。正像近年來中共干部中流行的一段順口溜——“說社會主義，干社會主義，是極左派。說資本主義，干資本主義，是自由化派。說社會主義，干資本主義，是鄧小平派。”時至今日，鄧小平派的“說社會主義”的欺騙性早已被世人看穿。照理說，謊言一經識破就不再具有效力，但奇怪的是，鄧小平派的“說社會主義”這套謊言似乎依然很有效，中共依然可以在“說社會主義”的名義下去壓制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其間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普遍流行的犬儒心態。漢娜·阿倫特發現，“極權制度的巧妙之處恰恰在于它取消了要么揭露謊言、要么迫使領袖言行一致的現實”。因為“廣大黨員和精英集團的犬儒態度解除了領袖被迫面臨的壓力”。這些人非但不去揭露謊言，不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從而促成權力的性質轉換，相反，他們對這種掛狗頭賣羊肉的做法大表佩服，對權力墮落為赤裸裸的暴力的現狀大表贊賞，以為那是高明，是老辣，是有政治智慧。可見犬儒病已經深入到何等程度。羅素指出： “當維持傳統權力的信仰和習慣趨于失勢的時候，不是漸漸地為基于某種新信仰的權力所取代，就是為暴力所取代。”共產主義國家推行改革，其結果是導致了原有的意識形態即傳統信仰的破產。在蘇東各國，專制權力轉化為民主權力。八九民運功虧一簣，使中共暫時得以幸免“改革找死”這一劫。六四屠殺徹底消解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促成了中共政權由權力向暴力的轉變。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公開聲稱不問姓社姓資。至此，共產黨不再擔心別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為它已經不再需要意識形態的喬裝打扮。現在，維持暴力統治的手段只剩下了暴力自身，而協同這種統治的心態也只剩下了犬儒主義。

⊙⒏犬儒心態與恐懼，兼論“難得糊涂” 如果說共產黨犬儒化的根源是“為權力而權力”，那么，民眾犬儒化的根源便是恐懼。共產主義專制是謊言加暴力，與此相對應，其治下的人民則是輕信加恐懼。嚴格說來，輕信和恐懼是互相矛盾的。當我們把謊言誤認作真理的時候，我們同時也就把暴力誤認作正義的力量，誤認作人民自己的力量，我們就不會對之感到恐懼。如果我

們在“無產階級專政”面前感到恐懼，那就說明我們將它視為異己之物，我們其實并沒有把它當作自己的力量。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一般人的確是既輕信又恐懼，同時兼有這兩種互相矛盾的東西。這就是奧威爾所說的“雙重思想”。在這里，輕信是表層意識，恐懼則存在于下意識。不妨舉個小例子。在過去，假如在我們的親友熟人中有一個被戴上帽子的右派分子，通常我們都會小心翼翼地避免和他深入接觸。我們很少會認真詢問他是怎么被打成右派的。憑著直覺，我們其實不大相信他真是“敵人”，但是我們并不去努力了解事實的真相。這表明我們下意識地害怕了解事實真相，因為我們擔心真相會動搖我們對黨的信仰。有時，我們分明知道別人是被冤枉的，但是我們并不為他公開地鳴冤叫屈，因為我們害怕被株連。這表明我們從骨子里并不相信我們的制度是公正的制度，是講理的制度，是保護好人的制度。這就是說，即便在我們自以為對共產主義制度最為信仰的時候，我們的信仰其實也是很表面化的，在信仰的外殼下包藏著的是恐懼。輕信和恐懼之所以能夠在同一個人的頭腦中共存，無非是因為我們平時總是把恐懼趕到地下室，避免讓它直接與輕信面對而已。這已經是犬儒主義：我們下意識地不相信我們上意識所相信的東西。如果說統治者的犬儒主義表現在他們其實并不相信他們口頭上標榜的原則，而只是把那些原則當做維護權力的手段；那么，民眾方面的犬儒主義就表現在我們也并不信仰我們聲稱的原則，而只是以此來掩飾我們的恐懼，為我們屈從權勢加以合理化。因此，毫不奇怪，隨著閱歷的增長，隨著極權統治的謊言的日益暴露，許多人并不是奮起反抗，可見他們原本就不是真誠的受騙者，他們先前的輕信其實并不純粹是輕信。許多人只會變得更消極，更世故，更小心翼翼地不越雷池一步，甚至努力去適應這個謊言的世界。如果不是在輕信減少的同時恐懼卻在增加，人們又何至于此呢？一般人常常高估了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欺騙作用。他們總以為人們沒有起來反對專制，僅僅是因為他們沒有識破謊言，沒有認識到專制是專制。其實不盡然。有時情況剛好是反過來的。正因為他們多少意識到謊言是謊言，感覺到專制是專制，若反抗必將招致鎮壓，所以才出于恐懼而不敢抗爭。以文革為例，文化革命既是極權統治的登峰造極，又是極權統治空前的自我暴露。現在，許多人只是片面地強調文革的解放思想的作用——文革確實促成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了廣大民眾識破專制制度的謊言并造就了一小批真正的反叛者，但忽略了它的恐懼效應——文革同時把多數人變成了逃避政治的逍遙派。作為民主墻運動一份子，我當時就注意到，運動的參加者人數很少，年齡較輕，多數人的思想見解還談不上透徹，有些人顯然還對當局抱有若干幻想也就是還比較輕信。相比之下，我過去結識的另一批朋友對中共的看法，包括對鄧小平的看法則要深刻得多，尖銳得多。可惜的是，后一種人往往不會參加到運動中去，他們只是在遠處予以關切，以悲觀的態度而樂觀其成。在八零年的北大競選運動中也出現類似的對比，偏偏是年紀輕、閱歷少，并不以為當局是那么專制的本科生們要比研究生們更投入。至于說在五七年的鳴放運動中，尤以青年知識分子的“右派”言論最為大量也更其尖銳，這在很大程度上竟是因為他們中了毛澤東的“陽謀”，也就是對共產黨更輕信而造成的。事后我們不難指出，八九民運的若干學生領袖因為對共產主義專制的兇殘本性認識不清而未能避免六四屠殺（這話其實只有片面的真理，按下不表），可是反過來想一想，要是他們都是從一開始就充分認識到當局的兇殘，那么，還會有多少人敢于發起這場運動，投入這場運動呢？許多成年人不正是因為對當局的兇殘看得太清楚，才置身事外，才去勸阻學生們不要上街的嗎？恐懼并非犬儒。它只是通向犬儒的橋梁。在極權社會中，恐懼感深入人心，然而問題又在于，如果人們能夠直面正視自己的恐懼，那倒好了。因為怕和恨是同一事物的兩面，怕就是恨。承認恐懼，認識恐懼，必將把我們推向異議者、反對者的立場，哪怕我們只把異議隱藏在我們的內心。恰恰因為正視恐懼必然會刺激良知，會導致良知的覺醒與反叛，多數人才會有意無意地回避恐懼，掉過臉去假裝看不見，假裝沒有這回事，寧肯讓良知處于糊涂狀態。這就叫“難得糊涂”。據說在六四之后，鄭板橋的“難得糊涂”橫幅小小流行了一陣。這應該不是偶然。這樣的“難得糊涂”就是犬儒主義。由聰明變糊涂才叫“難得糊涂”。“難得糊涂”是聰明的不聰明，是不糊涂的糊涂；但是，“難得糊涂”終究是糊涂，是不聰明。只有肯思考的人才會變成犬儒，而一旦變成犬儒你就可以不再思考。只有聰明人才需要變糊涂，這要求你必須給自己的聰明套上籠頭，不讓它去深入思考那些容易惹麻煩的現實問題。日子一長，你的聰明會退化，于是，你就終于修練到難得的糊涂境界了。“難得糊涂”式的犬儒主義無異于

精神的自我閹割。它是對理智的背叛，對聰明的背叛。

⊙⒐從人文精神討論談起前幾年，國內知識界興起了一場有關人文精神的大討論。人文精神問題的提出，是因為一些年輕的知識分子痛感于人文精神的失落：商業大潮的沖擊，大眾文化的勃起，使人文知識分子頓時間失去了位置，失去了影響，失去了尊重，甚至失去了自己的語言。此論一出，在知識界立即引起相當的共鳴。也有人提出異議，他們反問，人文精神難道在過去果真高揚過嗎？市場經濟的發展，意識形態的淡出，社會生活包括文化本身的的多元化，難道不是我們所追求的目標，為什么當它們開始成為現實時我們又要拒絕，又要抱怨呢？在世俗化的現代社會，知識分子本來就不處于中心位置，因此，知識分子不應該再懷抱精英心態，再幻想著當時代英雄，而必須安于邊緣，甘于本份。另有一些論者則從不同的角度對這場討論發表評論。他們指出，人文精神的倡導者往往把矛頭指向世俗化、商業化或大眾文化，有意無意地回避了專制主義這一政治現實。更有論者提醒人們，要注意到這場討論的形而下方面，尖銳地批評了“嘲笑道德嘲笑理想嘲笑精神”的虛無主義、犬儒主義。人文精神討論涉及到許多問題。這里，我只打算就其中幾個問題略加評論。首先我要指出，產生于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失落感，其參照系乃是八十年代（確切地說，是從七十年代末到八九這段時期）。事后回顧不難發現，八十年代不愧為自四九年以來中國大陸人文精神最為高揚的時期。正是在這段時期，大量的人文知識分子成為時代英雄。這不足為奇。我們知道，共產主義國家是意識形態統治的國家。共產黨以一種包羅萬象的意識形態對整個社會進行全面徹底的控制。在這里，每一種控制和壓迫都假借理論的名義，因此，每一種挑戰和反抗也不得不首先是理論的挑戰和反抗。如果我們把批判精神定義為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征，那么，他的黃金時代就正該是意識形態統治社會的后期，知識分子批判作為專制基礎的意識形態，他瓦解了那套意識形態，從而也就瓦解了專制統治（說明：這里所說的知識分子，不是指身分或職業，而是指社會角色。故而包括了那些未受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北京之春文選過高等教育也不是從事腦力工作的持不同政見者）。在八十年代席卷整個共產主義世界的民主大潮中，知識分子扮演了先鋒和領袖的角色。知識分子在這一時期所發揮的重大作用，恐怕只有西方歷史上的啟蒙時代可相比擬。正象醫生的重要性在于使自己的存在變得不重要，同樣地，以消解意識形態魔性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其重要性也不可避免地會隨著其使命的完成而下降。譬如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前蘇東各國，知識分子很是風光了一陣。作家當上總統，詩人成了部長，教授被選為議員，在國會大廈里充斥著還沒畢業的大學生，嚴肅的政治性書刊風行一時。這在當年都是很普遍的現象。不過這種情景通常不會持續得太久。這也難怪，既然知識分子所批判的專制怪物已然壽終正寢，他們倡導的基本原則已然被公眾接納并鑄入體制，他們的歷史作用也就告一段落。例如此前飽經磨難的異議人士，他們頂上的道義光環每每會隨著政治迫害的終結和政治悲情的消退而逐漸失色。當民主從理念變為運作，行動人脫穎而出，理念人則可能脫離中心而成為背景。好象看電影，觀眾注目的是演員，編劇則被忽視。民主政治是凡人政治或曰庸人政治，曲高和寡在所難免。所以，許多最早鼓吹自由民主理念的人，待到自由民主實行后倒很容易感覺落寞。

這里還不說商業化與大眾文化的影響。那么，中國的情況又是如何呢？應該說，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在九十年代的失落感實際上包含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方面的問題與上面所說的情況類似。在八十年代，一部在純學術純藝術領域中突破原意識形態框架的作品都可以在學術圈藝術圈之外的廣大公眾中引起轟動，這在九十年代就幾乎不可能，因為原意識形態已經從這些領域中潰敗撤離了。在這里，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們的勝利而落寞。另一個問題則全然不同。在中國，政治專制依然存在，這個被八十年代知識分子批判的主要目標依然存在。照理說，知識分子的英雄戲還沒唱完，怎么就被拋向邊緣了呢？當然，這是因為政治專制政治高壓。在中國，人文精神的高揚期與失落期是以六四分界的，這本身就給出了答案的線索。然而，答案的線索還不是答案。不錯，六四事件壓下了一批知識精英，但是，知識界的批判并未因此偃旗息鼓。仔細檢索九十年代大陸的公開出版物可以發現，宣揚自由化的文字未必少于八十年代，其深度力度未必不如先前，甚至多有過之。異議人士的批判抗議之聲連綿不斷，而且比六四前更加鮮明。老百姓的“什么話都敢說”的情況并沒有衰減，而且更尖銳、更普遍——如今，連不少共產黨的干部也都在指名道姓地批評共產黨了。甚至當局對思想的控制似乎也比八十年代更弱而不是更強。許多在八十年代遭禁挨批的觀念，到了九十年代反而顯得稀松平常，通行無阻（例如人道主義的觀念）。現在，不少知識分子和異議人士的感慨是：并非我們不敢批判，并非當局壓制得太嚴，問題是如今的聽眾數量較六四前大為減少，我們的呼聲缺少廣泛的回應，別人都忙著下海掙錢奔小康去了。無怪乎一批論者要把矛頭指向商業化世俗化及大眾文化了。我并不否認經濟大潮的沖擊。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起了新一輪經改熱潮，這確實轉移和減輕了政治專制所面對的壓力。但我要指出的是，導致自由呼聲缺少回應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泛濫成災的虛無主義和犬儒心態。這是六四事件留下的最惡劣的后遺癥。

⊙⒑自由民主理念——信則靈，不信則不靈

本文作者胡平1980年在北大競選宣言上的照片

100

八九民運是一場偉大的的理性抗爭。在八九民運遭到暴力鎮壓之后，一些學生忿忿地說： “你們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說不過我們，我們打不過你們。”理性勝了——有理說贏了無理；但是，理性又敗了——理性輸給了暴力。在八九民運中，示威者贏得了極為廣泛而熱烈的支持，二十萬大軍兵臨城下，硬是讓自發組織起來的百萬民眾生生地擋在外面開不進來。這時候，人們深信理念是有力量的，理性是有力量的，思想能夠瓦解刀槍，征服刀槍。然而，六四屠殺殘酷地鎮壓下了民眾的抗議。六四屠殺的直接后果是激起了人們更大的憤慨。“失人心者失天下”，人們相信這樣一個殺人的政權絕不可能維持長久。而后緊接著發生的蘇東巨變進一步加強了人們的這一信念。可是，幾年過去了，好象什么事情都沒有發生。中共政權沒有垮臺，它依然立在那里。這不能不使許多人感到沮喪，感到失望。這就引出了六四的另一個后果：許多人因此而失去了對理念、對理性的信仰。不管我們如何反復論證說明六四的結局絕非必然，以期在人們心中重建對理性抗爭的信仰，可惜的是，多數人一時間不會這么想，他們更容易從那一震撼中得出一個簡單化的結論：思想打不過刀槍，理性敵不過暴力。什么是信仰？信仰不只是認知，信仰更是意志。信仰某種理念不僅意味著你知道那種理念是好的，是對的，而且還意味著你要身體力行，你要兌現這種理念。理念、理性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人們信仰它實行它，否則就沒有力量。自由民主這套理念，信則靈，不信則不靈。現在的問題正在于，雖然從認知的角度，許多人仍然認為自由民主是好東西，但是他們不再信仰，不再參與，不再身體力行。他們陷入了犬儒式的悲觀主義，一種循環論證的自我實現的悲觀主義：因為他們不相信自由的理想可以實現，所以他們不去為理想而努力，所以理想當然就不會實現，所以他們就更不相信，所以就更不努力，所以就更不相信，所以…所以…。他們知道現實是丑惡的，但因為現實是現實，他們不認為他們能夠改變，所以還是接受了現實。他們知道理想是美好的，但因為理想只是理想，理想在現實中不存在，行不通，總是碰壁，所以放棄了理想。一旦人們放棄了理想，他們也就不愿意再去傾聽理想的呼聲。他們覺得那都是空談，毫無用處，只是徒增煩惱而已。一位在大學教書的朋友告訴我，過去，他在講壇上闡述自由理想，堂堂暴滿；現在他在課堂上講同樣的內容，卻聽者寥寥。“現在的年輕人太實際了”，他說。“不，”我說，“是現在的年輕人太犬儒了。”年輕人變成犬儒實在是最可悲之事，他

八九民運們還不曾追求，就已然放棄；他們還不曾長成，就已經衰老；他們還什么都不知道呢，就已經什么都不相信了。我們講啟蒙，告訴人們什么是善什么是惡。這里暗含的前提是，一旦人們認識到善，他們就會從善，認識到惡就會抗惡。但是啟蒙對犬儒們似乎是沒有意義的。犬儒是不分善惡的，但他不是不知善惡。犬儒是知善而不善善，知惡而不惡惡。有些犬儒還走得更遠。他們不但不反對惡，他們還要迎合惡，只要惡有權有勢。他們變得很勢利。其實犬儒本來未必全是勢利，但是既然他抹殺了善惡是非，結果到頭來只剩下了勢利。有的犬儒富于進攻性。他們不只放棄理想，還要反過來嘲笑理想。說來也是，給別人奮斗潑冷水的人，往往不是從沒奮斗過的人，而是那些自己也曾奮斗過、但遭受挫敗后放棄了奮斗的人。吃不著葡萄就說葡萄酸，自己不再奮斗了，看見別人還在奮斗就去嘲笑。這多半是以攻為守，嘲笑別人的奮斗是為了辯護自己的不奮斗。犬儒的嘲笑也有他自己的邏輯。犬儒既然不承認理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101

北京之春文選想只承認現實，他就會把別人不顧在現實中碰壁而執意追求理想視為“傻冒”。尤其是在現今的中國：過去，共產黨實行“全面專政”，“三面架機槍，只準走一方”，給個人留下的出路太窄；如今卻是“一面架機槍，可以走三方”，只要不挑戰政治上的專制權力，干什么都行。你偏偏要朝槍口上撞，不是 “傻冒”是什么？人生苦短，大家都受了半輩子窮，現在好不容易有了大發其財的機會，為什么非要爭什么自由民主不可呢？順便反駁一種說法。不少人認為，現今中國大陸的民運難以開展，是因為經濟改革取得實效，民眾富了起來，物質主義泛濫，沖淡了政治上的追求，知識分子也獲得了更多的空間和相對的自由，所以對現狀也比較滿意。此論似是而非。回想八九民運爆發之前，經濟改革不是也搞得不錯嗎？那時還是經改的蜜月期，人人有糖吃，無非有多有少，還不象現在，上千萬工人下崗，幾家歡樂幾家愁。至于知識分子的處境，那時正是高峰期，自我感覺普遍良好。八九民運的爆發，在民眾方面來說，如第７節所言，主要是得隴望蜀期望提升的結果，而不是絕對剝奪相對剝奪的產物。這反過來也就說明了，現在民運的低落，是因為政治理想政治熱情遭受嚴厲打壓被冷凍被放棄，不是因為人們利益的滿足而是因為期望的收縮，不是因為物質主義的泛濫而是因為犬儒主義的蔓延。

蹂躪后發生的。巨大的精神壓力會使人深感疲憊，擺脫疲憊的最簡單的辦法是扔掉精神再付之一笑。為什么要“躲避崇高”、“渴望墮落”呢？因為“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當人看，就沒有人把你當人看，你就痛快了，世上沒有翻不過去的坎”（王朔小說語）。阿Ｑ每遇挫敗，要么精神勝利，要么自輕自賤，兩法都有解脫之效。其實，不只是阿Ｑ，就連一些執著的理想家在碰壁之后也常常要自嘲一番的，自嘲就是自療。若置身于旁觀者的地位，要嘲笑別人的碰壁就更容易。因為莊嚴與可笑本來就只有一步之差。玩主多刺。但刺有兩種，“蜜蜂的刺，一用即喪失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則茍延了他自己的生命”。因為犬儒之刺，讀后“只使讀者覺得一切世事，一無足取，也一無可為”（魯迅語）。玩主的冷嘲熱諷，是連澡盆帶孩子。它使官方的說教顯得可笑，同時也使嚴肅的抗爭顯得可笑。但是權勢是不在乎你嘲笑的。這話看來費解：如果有了“笑罵由人笑罵”，這不是有了輿論監督了嗎，怎么還能“好官我自為之”呢？羅素說： “自由思想與強烈批評的時期容易發展為暴力時期。”這話也費解。其實兩句話都涉及到一個同樣的背景，那就是犬儒主義流行病。當權力遭到自由批評從而失去傳統信

⊙⒒玩主式的犬儒主義密爾說專制使人冷嘲，魯迅說，在中國，專制使人麻木。冷嘲大概總比麻木好。可見我們也在進步。犬儒一詞，許多人感到陌生，若說起“玩主”，大家就熟悉了。其實，玩主就是犬儒。前些年，以王朔作品為代表的調侃文學風靡一時。我們知道，作家大于作品，作品大于觀念，對作品的詮釋又大于作品本身。這里，我們不講王朔，也不講王朔的作品，只集中講王朔作品的走紅這一社會文化現象。學者專家已經發表過許多意見，其中不乏破的之語。有學者指出，王朔作品在多年以前就已經出現，但是作為一種玩主思潮在北京走俏，有特定的背景，實際上反映了九十年代初彌漫于整個社會上下的玩世不恭的虛無感。有人提到了“彌漫社會底層的無可奈何的失敗主義情緒”。這就點到了六四。很明顯，犬儒主義是在理想主義慘糟失敗后發生的。玩世不恭的心態是在嚴肅的追求橫糟

102

電影《玩主》海報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仰的支持，如果它不是轉化為基于新信仰的權力，就變成赤裸裸的暴力。暴力統治意味著民眾在政治上的消極冷漠，意味著普遍的犬儒。在暴力統治下，即便有自由批評也不足以形成與論，即便有輿論也不足以形成政治力量。所以暴力不在乎有人批評，因為它本來就是強加于人而并不需要人們的認同。你罵你的，我干我的，你能奈我何？另一方面，澡盆經摔而孩子不經摔。犬儒嘲笑權勢，于權勢無甚大礙，犬儒嘲笑抗爭，卻對抗爭有大傷害，因為抗爭的力量端在于道義，端在于贏得人們的支持同情。犬儒揭穿中共的真面目，但那不等于犬儒要成心和中共過不去，因為犬儒認為換上別人也不會有什么差別。犬儒對民運同樣不以為然。他認為民運無非是想取而代之。當中共鎮壓民運時，犬儒的態度是： “都不是什么好東西，我誰也不幫。”這其實是答非所問。因為我們并不是要求你反過來幫助民運鎮壓中共。我們只要求你說個公道，誰也不準鎮壓誰。爭自由爭民主不是打天下坐天下，犬儒總是有意無意地把兩者混為一談。

⊙⒓避世型犬儒與憤世型犬儒當今中國，還有兩種犬儒主義，一是避世型，一是憤世型。專制之下有避世心態實不為怪。所可怪者，是今天的避世者每每以自由派自居，甚而以自由主義相標榜。九零年底，我寫了一篇提為《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之命運》的長文，其中論及伯林提出的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兩種概念，后來有位美國朋友試圖把他譯成英文。我讀英文譯稿，發現譯者——看來他不熟悉伯林的哲學——把消極自由（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ｉｂｅｒｔｙ）和積極自由（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ｉｂｅｒｔｙ）譯回英文時，譯成了ｐａｓｓｉｖｅｌｉｂｅｒｔｙ和ａｃｔｉｖｅｌｉｂｅｒｔｙ。這一誤譯使我想到，也許，把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ｉｂｅｒｔｙ和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ｉｂｅｒｔｙ譯成否定性自由與肯定性自由更為妥當，因為“消極”一詞容易使人聯想到“被動”的意思上去。近幾年來，國內學人也對兩種自由概念發生了興趣。果然有一些人望文生意，把消極自由當成了躲避現實的同義詞（這是否與道家傳統有關？）。以前讀毛澤東的《反對自由主義》，見他把什么“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

身，但求無過”都當成了自由主義，只覺得荒唐可笑，殊不知還真有人去認同這種毛氏的“自由主義”。譬如，有人主張“撤離廣場，退回書齋”，有人要求“歷史的缺席權”；不少人對現在流行的政治冷感大加稱贊，主動提倡老百姓“莫談國事”；有人說，既然自由主義認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那么，人民最不關心的政治就是最好的政治。上述種種觀點都出自所謂自由派知識分子之口，都冠以自由主義之稱。這哪里是自由主義？這是遁世主義，是犬儒主義。憤世型犬儒看上去不象犬儒。憤世嫉俗者是孤高自傲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自己堅持理想，只是覺得世人都太俗太劣，要和世人打交道獲得勝利，你只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就是說，憤世嫉俗者認為，要使理想的目的取得成功，你不得不采取很多不理想的手段，這就有可能滑向犬儒了。譬如，理想主義者魯迅講過： “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主張落水狗還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實人以為苛酷，太欠大度和寬容；況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報諸我，報施將永無了解的時候。但是，外國我不知，在中國，歷來的勝利者，有誰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則如清初的幾個皇帝，民國二年后的袁世凱，對于異己者何嘗不趕盡殺絕。只是他嘴上卻說著什么大度和寬容，還有什么慈悲和仁厚；也并不象列寧似的簡單明了，列寧究竟是俄國人，怎么想便怎么說，比我們中國人直爽的多了。但便是在中國，在事實上，到現在為止，凡有大度，寬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實并用者失敗，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瞞過了一大群傻子，還會相信他。” 從這段話，我們多少可以看出魯迅在晚年為什么會同情共產黨，可以看出毛澤東為什么會把魯迅謬比知音。我們還可以看出魯迅的某些觀點（如“痛打落水狗”的觀點）為什么會在文革中被利用濫用，起到很惡劣的效果。這就是魯迅思想中暗含的犬儒主義。這種犬儒主義不相信寬容仁慈一類政治美德，準確地說，那是由于痛感到寬容仁慈一類美德在現實政治中是那樣的無能、無力，故而在憤激之下將之拋棄，走向犬儒。這又涉及到信仰的問題。信仰還有一層意思。當我說我相信理性時，那不僅意味著我自己有理性，我自己要遵循理性行事，那還意味著我相信別人也有理性，別人也會遵循理性，那還意味著，我認為合理的別人也會認為合理，這就叫“人同此心，事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103

北京之春文選同此理”。八九民運中，擋軍車的市民們何嘗不知道肉體抵不過槍炮，他們無非是相信解放軍也是人，也有良心也明事理而已。所謂六四事件摧毀了人們對理性的信仰，那首先是讓許多善良者失去了對他人的信任，進而是讓一些堅持抗爭者失去了對一般民眾的信仰。由此產生了對理性抗爭方式的懷疑。于是，有人重新提出了暴力抗爭的主張。當然，以暴抗暴未必總是導致以暴易暴，正如暴力主張未必就是犬儒主義。不過，在這兩者之間確實可能有著某種關聯。如第４節所講，革命者決心訴諸暴力，那不僅表明他們對統治者不抱幻想，同時也表明他們對人民深感失望。這就很難和他們聲稱的民主理想相一致。這里就暗含著犬儒主義的因子。

⊙⒔理論的犬儒化進入九十年代以來，由于官方意識形態的破產，各種非官方思潮應運而生。按照陳奎德在《迎接新諸子時代》一文中的歸納，當今中國，較有影響的政治思潮即有十四種之多，它們包括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憲政派、經李澤厚解釋過的 “經典馬克思主義”、崔之元等的“第三條道路”、新馬克思主義、新儒家、基督教民主主義、三民主義、新保守主義、太子黨綱領的“國家主義”、強權政治現實主義、鄧力群等的毛主義以及反西方主義的極端民族主義。上述各種思潮，大多數已經脫離了、至少是部份地脫離了官方意識形態的軌道。有的雖然沿用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概念和框架，但其內容卻和官方不盡一致，如李澤厚式的“經典馬克思主義” 和新馬克思主義；有的雖然是為中共一黨專政之現狀作辯護，如新保守主義，但卻完全拋棄了馬列那一套術語，轉而從柏克、嚴復和哈耶克一類所謂“資產階級”學者那里尋找理論依據。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列舉的多數思潮都并不否定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基本價值。譬如言論自由原則，如今已很少有人公開反對。所謂“不給反革命言論以言論自由”這套謬論早就被駁得體無完膚，甚至連中共當局也不得不從刑法中刪除了“反革命罪”。照理說，現在既然有如此眾多的思潮在言論自由問題上達到共識，因而它們可以、也應該匯集為一股要求言論自由、反對因言治罪的強大壓力，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翻閱新諸子的大作，我們發現，許多論者對言論自由一事要么只字不提，要么虛晃一槍，輕輕帶過。這不能不使人懷疑他們

104

對言論自由原則以至對各自主張的學說究竟有沒有嚴肅的承諾，到底當不當真。我們知道，中共官方的馬克思主義一向是犬儒式的馬克思主義，它只利用馬克思主義而不忠于馬克思主義。官方從來只在馬克思主義中摘取和夸張對自己有利的部份，回避和抹殺對自己不利的部份。如今知識界流行的種種“主義”，不少也犯有同樣的毛病。某些論者根本不管理論的完整性或邏輯性，只撿掌權者愛聽的話說。例如有人大聲疾呼要強化國家能力，這主張孤立的看也無大錯，因為今天中國政府的問題，一方面是管了不該管的，另一方面是該管的沒管了，可是這批進言者只講后一方面不講前一方面，只講政府要有效不講政府要有限。新保守主義者頻頻引用柏克、嚴復的言論，但只引用他們維護權威的言論，不引用他們維護自由的言論。極端民族主義派只抨擊來自外國的自由民主理念，不批評同樣是來自外國的馬克思主義和一黨專政。說到中國知識界的犬儒病，有些后現代派可謂突出一例。乍一看去很奇怪，后現代派在西方本屬激進派，引進中國卻成了保守派的同盟軍。這當然和后現代派本身有關。粗略地說，后現代理論和馬克思理論相似，它們都是源于西方文明而又反對西方主流文明，因此不難被借來作抵制西方自由民主理念之用。再說，把西方的后現代理論硬搬到仍處于前現代的中國，也很容易導致桔逾淮而為枳的荒誕效應。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后現代派（當然不是全部）和西方的后現代派其實不是一回事，后者是理想主義，前者卻是犬儒主義。中國的后現代派熱衷于揭露西方自由民主的虛偽性，它并不是只批判西方社會的現實，它連帶著也要否定自由民主的理想，一旦理想被否定，再壞的現實也就得到了原諒。中國某些后現代派的邏輯是，既然西方社會也沒有真正的自由民主，所以我們中國沒有自由民主也就不足為病；既然天下烏鴉一般黑，充其量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那么，我們又何必非要對中共這只黑烏鴉過不去呢？以上，我對知識界的犬儒病作了一番剖析。這并不等于說唯有知識分子才害了犬儒病，也不等于說別人的犬儒病全是讓知識分子給傳染的。犬儒病是整個社會的流行病，知識分子不過是患者之一，其癥狀也未必此別人更嚴重。只因為知識分子要發議論，寫文章，從而留下了證詞，因此為我們分析批評提供了素材。正因為他們的這些議論反映了社會上的普遍心態，所以才值得我們格外重視。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⒕關于假裝服從的政治游戲據說，近幾年知識界有人提出一個口號，叫“背對當局”（這使我想起七十年代初期成都人流行的一句話： “理他算輸”）。這當然是號召人們抵制專制政權，不過是用消極的方法抵制。應該承認，今日中共專制統治已較先前大為松懈。政府表面上號令天下，什么都管，但事實上，下面的人卻往往另搞一套，遇到紅燈繞著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下面只要不公開挑戰，政府也就眼睜眼閉。這就造成了所謂“共產黨在裝模作樣的統治，老百姓在裝模作樣的服從”這一狀態。于是有人提出，既然向專制當局正面抗爭會招致鎮壓，為什么非要正面抗爭不可呢？表面上敷衍它，實際上不理它，難道不更明智嗎？有人甚至宣稱，今日中國，由于有越來越多的人采取了這種態度，共產黨專制實際上已經徒留軀殼，逐漸消解于無形了。相比之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不懈呼喊，民運人士的艱苦抗爭，反而沒起到多少實際的作用。這種觀點帶有明顯的犬儒味。它試圖讓我們相信不爭就是爭，而且還勝過爭。看來論者有所不知，在歷史上，象這種“裝模作樣的統治－服從”的格局其實是中國專制統治的常態。正如白魯洵指出的那樣： “中國統一性的秘密在于朝野雙方共同裝模作樣，這就掩蓋了雙方的實力與局限。不論是在帝國時代還是在共產黨時代，中國的政府一直做出享有全權的外觀，但在實際上，政府貫徹落實政策的權力始終是相當有限的。與此同時，中國的社會則自行其是，幾乎不向政府提什么要求，從而維持政府享有全權的假象。這樣，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傾向于保持一定的距離，裝出和諧共處的模樣。”簡而言之，中國專制政治的特點本來就是“政府在裝模作樣的統治，老百姓在裝模作樣的服從”。中國的專制統治，除了在某些特殊階段，例如毛澤東時代的某些階段，“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每一個工廠、公社、街道、學校等最基層，再加上狂熱的“群眾專政”，整個社會確實會象奧威爾筆下的《一九八四年》那樣，形同一個大監獄，“最高指示”能一竿子插到底，地方與個人毫無轉圜變通的余地（其實嚴格說來也不盡如此）。在絕大部分情況下，中國式的專制都有其松動活泛的一面。最高當局的指示和政策固然不容批評，但它們通常都很含糊籠統，從而使得下面的人可以通融處理，

便宜行事。即便有了明確的法令，但很少嚴格執行。專制制度本身是僵硬的，唯其如此，在實踐中它不能不保留幾分靈活，否則它就會因弦繃得太緊而易于斷裂。這和傳統的大家庭頗為類似。老話說： “不癡不聾，難為阿家翁。”統治者如同大家長，倘若事事較真，不給下面的人留余地，勢必會和下面發生直接沖突，到頭來不是魚死就是網破。這是就統治者方面而言。至于在被統治者方面，他們當然要努力謀求自己的利益，而且一般也總是能夠謀求到一定的利益，但通常不是采用公開地、理直氣壯地堅持自己正當權益的辦法，而是陽奉陰違，盡量利用鉆空子、打馬虎眼一類辦法。和統治者有了矛盾，有了問題，靠下面說情，靠打通關節，靠賄賂拉攏，不是去談判對話，不是去對簿公堂，不是去向政府施加壓力。象“遇到紅燈繞著走”這句話，固然是表明人們可以通過迂回的方式實現自己的某些目的，但它同時也意味著人們避免觸犯專制者的權威，從而承認了專制者的權威。在這里，你可以說統治者的專制是很表面的，但它畢竟是在專制。你可以說老百姓的服從是裝樣子的，但它終究是服從。專制并不因此而被消解，相反，由于缺少正面的挑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105

北京之春文選戰，專制才得以茍延維系。且以言論自由為例。今日中國，如一般人所說，言論的自由度已經相當寬大。“自由度”一詞容易使人以為自由主要是個量的問題，其實自由主要是個質的問題。風箏飛得再高也是不自由的，小鳥飛得再低也是自由的。現在，普通人在下邊發發議論，甚至罵罵共產黨，當局也不來管不來抓。可是，不來管不來抓是一回事，不能管不能抓是另一回事。就在最近，仍有一批異議人士遭到當局逮捕關押，社會上并未對此發出強大的抗議之聲，更未能予以有效制止。可見中國仍未實現言論自由。一個國家有沒有言論自由，不在于當權者愿意對不同政見容忍到什么程度，而在于當權者是否有權力去壓制不同政見。只有在人們學會了抵抗權力對言論的干涉企圖時，真正的言論自由才得以實現。這就要求我們不能滿足于怎樣巧妙地從網眼里鉆過去，而必須致力于粉碎那張專制之網。當然，軟性的專制總比硬性的專制好。人們能夠在假裝服從之下自行其是，既是可以理解的，也不是沒有積極意義的。問題是我們不能把這種積極意義估計過高。如果我們把這套假裝服從的游戲玩得上了癮，反把正面抗爭視為迂腐、愚蠢或多余，那么，專制的終結，權利的確立，法治的實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實現也許就遙遙無期了。

⊙⒖犬儒式的自欺欺人和上節講到的問題類似，犬儒病的又一表現是，在實現自由民主的過程中，夸大自利行為的意義，否定理念和理想主義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人提出，既然自由民主這套制度是立足于個人利益之上，因此，只要大家追逐自利，無須多少理想主義精神，到頭來也會自然而然地演化出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秩序，市場經濟的秩序可以這樣演化而成，政治民主的秩序也可這樣演化而成。按照這種觀點，自由民主制度無非是一套關于不同利益沖突碰撞的游戲規則而已，因此，只要現實中存在著不同利益的沖突碰撞，彼此沖來撞去，這套游戲規則就自然會慢慢建立起來了。譬如說，共產主義國家的權力結構本來就具有某種民主的外貌，全國人大就相當于民主制中的議會，有人便根據“屁股決定腦袋”的邏輯，期待人大因出于自利而致力于擴充自身權力，無意之中造成權力的分立與制衡局面。

106

在民主運動正面攻堅屢攻不克的情況下，上述觀點不免令人寬慰。考慮到在現實生活中常有“不虞效應”發生， “有心栽花花不活，無意插柳柳成蔭”，正打歪著，歪打正著，上述觀點甚至還顯得有幾分可信。不過，我對這種觀點深表懷疑。道理很簡單，打從遠古以來，人們就一直是追逐自利的，為何不曾早早地就演化出自由的秩序、公正的秩序？何以在世界上竟還有專制的秩序、壓迫的秩序存在？正因為人們一向是追逐自利的，所以才導致了彼此間的碰撞沖突。這種碰撞沖突的結果，并非總是導致自由而公正的秩序。它也很可能是導致一方對另一方的壓迫，另一方對一方的臣服。除非人們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時，也承認別人的自利，或者反過來說，除非人們在自己的利益橫遭侵犯時，敢于不懼風險起而抗爭，否則就不可能形成公正的秩序而只能形成壓迫的秩序。說到游戲規則，游戲規則也可以有兩種。知青為上大學而相互競爭。建立嚴格的高考制度，分數面前人人平等，這是一種規則；憑特權，開后門，或者像張鐵生那樣交白卷，這何嘗不是另一種。不同利益的沖突碰撞確實可能逐漸地形成一套游戲規則，但是那不一定自然而然地是一套好規則，它很可能是一套壞規則。除非我們堅持正確的理念并為之不懈的奮斗，否則我們不可能得到我們需要的好規則。以現今中國的情況為例。許多中共官員利用特權貪污腐敗，化公為私。盡人皆知，唯有消除特權，實行法治，才能確保民眾的利益。這就要求民眾起來投入結束一黨專政的斗爭。可是投入反專制的斗爭又是有極大風險的，它很可能招致殘酷的鎮壓，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張鐵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到頭來會蒙受更大的損害。因此，如果僅僅是出于自利的動機，你也許會認為還是放棄抗爭，轉而跟在別人后面也多少撈上一把才更保險，更實惠。如果大家都放棄公正的要求，只是去追逐被權勢者榨取后剩下來的一點可憐的利益，我們又如何能得到一個自由而公正的秩序呢？由此可見，在促成制度轉型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要有理想主義，要有英雄主義。從表面上看，理想主義、英雄主義意味著敢于為了贏得更大的利益而甘冒失去僅有利益的巨大風險，這好象是自相矛盾，好象和賭博差不多。問題在于，當我們反抗強權，我們不僅是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我們首先是為了贏得自由，贏得公正，贏得自尊。這是比單純的物質欲望更重要、也更富人性的東西。以上批評到的那些觀點，它們都沒有放棄對理想的向往，但卻放棄了為理想的斗爭，以為理想社會的實現可以不經過為理想的艱苦奮斗。這顯然是犬儒式的自欺欺人。當人們出于挫折、沮喪，或出于恐懼、誘惑，脫離了為理想而奮斗的行列，又不愿意被別人視為背叛理想，他們就會說他們正在“曲線救國”，爭辯說不抗爭倒比抗爭還有效果。吃不著葡萄就說葡萄會自己掉下來，用不著再去跳。在論及自由民主制度實現的各種條件時，學者們提到了許多因素，例如經濟的發展，教育的普及，中產階級的興起，以及諸如此類。這些因素無疑都是有利的，但經驗證明它們并不一定都是必要的。我更愿意強調理念，強調理想，強調抗爭。沒有自由理念，就沒有自由社會；沒有民主派，就沒有民主制。

⊙⒗克服犬儒，戰勝專制如前所言，在共產主義專制統治的末期，協同這種統治的心態只剩下犬儒主義，因此，只有克服了犬儒主義，我們才能戰勝專制。眾所周知，順民與暴民本是同一枚錢幣的兩面。因此，只有克服了犬儒主義，我們也才能保證平穩的制度轉型。犬儒病是心理病。指出它的病癥，分析它的成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它的治療。犬儒常常不肯承認自己是犬儒。他們每每要編造出各種似是而非的理論或說詞，把犬儒心態予以掩飾，予以合理化。這使得治療犬儒病變得很復雜，但也因此而成為可能。正因為大多數犬儒都不能心安理得地當犬儒，

所以，指出他們害了犬儒病就可能會激勵起他們去克服它。此外，分析犬儒病的成因也很重要。一般人總是由于理想在現實中碰壁才對理想失去信心的，這就要求我們對理想碰壁的原因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注意：在這里，我們一定要排除那些貌似深刻實則空洞的解釋。例如把八九民運的失敗歸因于中國人的整體的劣根性，歸因于共產黨本質的邪惡性，或者是歸因于我們的傳統、我們的祖先的劣根性。既然這類劣根性按定義就是極難改變的，起碼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極難改變的，那豈不意味著中國民運至少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幾乎不可能取得成功嗎？除非我們讓人們相信，民運的失敗不是注定的，相關因素的變化消長是可以較快就得到改進的，否則我們如何能讓人們恢復信心？六四后不久便有人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說這話的人忘記了，中共政權自四九年來所遇到的最大的一次危機，恰恰就是讓秀才們給促成的。問題不在于是否一定會由知識分子充當變革的主角，問題在于能否以理性、以理念作主導，問題在于是否還對理性有信心。犬儒由于自己無信仰，也常常懷疑別人有信仰。一個自愿為信仰獻身的人，其本身的存在就證明了信仰的真實。這就是說，榜樣具有治療犬儒病的功效。不過，有些犬儒病入膏肓，一般的治法恐難奏效。他們不相信能治療，所以拒絕接受治療。他們不相信講道理，所以你講的道理他們聽都不聽。榜樣對他們也無療效。他們正是因為看到理想主義者沒有好下場才變成犬儒的，所以，那些為了理想受苦受難的榜樣很可能只會成為他們犬儒主義的證明： “你看，他倒霉了吧。”這就需要另一味藥—— 成功。應該看到，現今犬儒病的流行，正是先前失敗留下的苦果，是巨大創痛的滯后反應。理想主義者不能一味地憤世嫉俗，怨天尤人。我們必須力爭在現實中贏得成功，從微小的成功開始，并不斷的積累成功，然后以我們的成功去治愈他人的犬儒，然后再以更大的實力去贏得更大的成功。再有就是時間。不錯，時間會導致遺忘，遺忘當年的痛苦，但同時也遺忘當年的恐懼。人心有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它不會長久的沉淪。更不必說還有新陳代謝，專制對人心的扭曲是后天的，它并不能遺傳；靈魂的自由卻是先天的，每一次新生就是一個開端，就是一種希望。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107

北京之春文選

從八千萬黨員看中國文化的“庸”和“俗” 蘭冠云

如果批評說共產黨不代表中國人民，共產黨可以振振有詞地回答： “誰說中國人不擁護共產黨？我們有八千萬的黨員，還有他們的家屬，再算上共青團員，這在中國總人口中也該占了三、四億。難道不是說明了共產黨深厚的民意基礎？” 這個算術并沒有做錯。問題是：有幾位共產黨員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萬維的語言大師阿妞對此有一生動的描述： “西方許多人信耶穌，可是不入教。中國許多百姓信神信佛，也不出家不入教。而中國共產黨恰恰相反，入教不信教。你問老朋友，你入黨啦？他 / 她幾乎不當回事甚至還有點難為情地，是呀，那算什么呀。可是你如果再追問他，你信共產主義羅？你是共產主義者呀？他肯定要瞪你一個白眼，你有病呀？” 既然不信，為什么要入黨？為什么要對著鐮刀斧頭旗宣誓？說“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黨都明明在搞資本主義了，你們奮斗什么？這種自欺欺人的虛謊，任何一個直腦筋都會質疑。但是 8 千萬中國共產黨員對此不以為意呀。如果他們對你掏心窩： “就是為了提干升職。中國就是這樣的。你不入，傻呀！” 這是人類文明的一種奇跡，也是中華文明在世界的獨特現象。老外們老是整不明白這些中國人： 8 千萬信仰共產主義的黨員，簡直太恐怖了，這還不得把地球給赤化了？可是到了北京上海一看，資本主義欣欣向榮，找不到共產黨員呀。這八千萬黨員，再算上那些想入卻沒輪上的，完全可以代表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他們壓根兒就沒把信仰主義的當真，這就是“庸”的一大表現。我說中國文化的主流本質是“庸俗”。傷害了許多朋友的感情。在這里，我可以直指那些共產黨員，不明不白地入黨的“聽話”學生們、出國時鬼鬼祟祟的“地下黨員”們，你們在生活中可以是賢

108

妻良母、良師益友，你們不是邪惡，但你們是“庸俗”。關于中國文化的世俗性，這是定論。但世俗好不好？我還沒給過結論。有人認為好，世俗是務實，世俗避免了西方那樣的宗教戰爭。中國人認為，俗人間為了基督和穆罕默德的席次安排去打戰，太神經質了。在我們中華文化里，孔子、太上老君和釋迦默尼都可以排排坐吃果果。道士和尚，只要不涉及廟觀的產業爭執，可以同場做法事相互串門。民間老百姓，各拜各的神佛。至于誰家的經更有道理，不是很重要，總之都是勸人行善嘛。靈不靈是檢驗真神的唯一標準。 “俗”，導致了對于彼岸世界的興趣缺缺，不較真，和稀泥。最有諷刺意味的，就是生前搞文革砸碎一切神像的毛澤東，今天在韶山被人當作神明供了起來，香火還很旺。“無神論”的他被封成神，這邏輯上怎么繞過彎來？他當列入佛教的還是道教門下 ? 供奉毛神的時候應該頌“毛語錄”經？這些問題都不重要，就是別忘了上毛家的紅燒肉。對于大多數華人，宗教信仰是功利性的，是為了今生的升官發財人丁興旺保平安。毛澤東變成神明這種當代造神奇跡，大約也只有在中國這樣的 “俗”文化區才能誕生。既然神仙佛祖都不必較真，主義還算個屁？斯大林就不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真正的共產黨。今天的中國唯物主義執政黨，省府大院擺擺羅盤，戰斗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機上馬路鎮邪，西山鎮改名金庭鎮…… 各級官僚情鐘風水大師，書記政委尋佛問道。你不明白人家搞不懂共產主義就要入黨？書記白天去寺廟求個簽燒柱香，你就指望他吃齋念佛晚上不再玩三陪？不要以為中國人因此對宗教就很寬容。江澤民忽然有一天對法輪功不放心了，非要除之而后快。全國上下，把堅持練功的都緝拿到案。大多數中國人對此不驚訝，“政府不讓練你們就甭練呀，不還有其他那么多神佛可以拜的。你們信得這么一根筋，這不就邪教嘛？活該被送精神病院！”出入佛廟的唯物主義大教主江澤民為什么要跟法輪功過不去，至今是個謎。沒準只是哪個和尚給挑的。 “掛羊頭、賣狗肉”對于中國共產黨員是“智慧”，中國人見怪不怪。該“指鹿為馬”的時候，大家都齊聲附和。誰若不識時務地公開指出中國既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也不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甚至不是一個“共和國”，對不起，你犯了煽動顛覆政權罪。可是，外國人卻偏偏學孔夫子“必也正名乎”。駐英張大使好歹有一點這種意識，對于英國記者的問題戒備得很。若張大使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之后，記者一定接著問他 “那你相信共產主義 : ?” 以英國人的死腦袋，非要搞清楚這張大使到底是賣羊肉的還是賣狗肉的大使。而假如張大使的好同學私下問他這句話，張大使一定罵他： “你有病呀？” 太俗了，才會有游戲主義、玩弄信仰的“庸”。我講的庸，是平庸。也就是說，人缺乏道德主體的意識，人格精神不彰顯，拒絕個體的責任，沒有原則。“你有病呀？”，就是告訴你： “我不信共產主義就不可以做共產黨員嗎？不還有八千萬嘛，我干嘛較真？還很多人想入呢！”你若告訴他們做人要誠實，尤其對于信仰不能褻瀆。你有病！鎮壓法輪功的各級官員警察，許多人私底下都承認鎮壓是無事生非。可是，這并不妨害他們執行公務時候把法輪功學員送精神病院、送勞教所、酷刑伺候。如果你問他們這樣做對不對？“這是執行職務，有什么不對？”道德主體意識在哪里？作家廖亦武出監獄后，敢跟他往來的“朋友”就是迫害過他的警察。但這些朋友也仍會繼續迫害他。對于中國的政治犯，周遭的人獻給他們的并不是對殉道士的欽佩，更多的是冷言和嘲笑： “傻！” 儒家的經典在于倡導個體的道德主體意識。但看看這幾千年培植出來的文化土壤，怎么全相反了？不要說馬列主義共產黨殘害了中國文化，才造就了麻木無知的國民。不要忘記了那群讓魯迅棄醫

從文的看客，和啃人血饅頭的華小栓。儒家道德的來源在哪？在人性、在良知。由人性承接天命、由良知體悟天理。這是內在超越，天人合一。可是，有幾個人體悟其中的精妙？有幾多人惦記著天命、天理？有幾人“吾日三省吾身”、 “正心誠意”？有幾人“聞過輒喜”？抱著儒家經典以為草民都跟隨士大夫搞靈魂深處的明明德、新民的功夫，太書呆子了。就像中國人說自己是“禮儀之邦”，我們去看看中國的禮儀？現在如何？ 100 年、 200 年前就好？五大自由從新儒家的角度寫的《也談所謂中國文化的優劣》，有非常動人的情感。但是，他把中國經典里最美妙動聽的精華當作了中國文化的典型代表，這是他全文的通病。如果有人說，西方是基督教文明，所以西方人文化是“愛人如己”、“有人打你的右臉，就把左臉也轉過去讓他打”。你信嗎？如果真這么信，會死得很慘的。再過幾百年，會不會有人迷戀向往共產黨的文化？它倡導“為人民服務”，“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不信？當年還有雷鋒、張思德、焦裕祿這樣的道德完人。我說中國文化的主流是庸俗，不是說全貌。在恐怖吃人的時代，中華大地不也有林昭、張志新、王佩英這樣執著認真的共產黨員？可是，主流呢？我那冒犯人的《“庸俗”，是中華文化的主流本質》一文，說的是：既不要把儒家經典光明的道德詞匯，也不要把少數暴君的奸詐殘暴，當作中華文化的代表；普羅大眾的文化才是一個社會文化的主流。他們既不特別光明，也不邪惡，只是“庸” 和“俗”。我講“庸俗”，并非全盤否定中國文化云云。儒家思想有民本，也不反科學。在《孔夫子是普世價值的倡導者》系列文章下，我曾多次說過。抱著儒家反民主的，是在糟踏傳統文化。即使是佛教思想，也不會反民主反科學的。人類文明的核心本質，都是與普世價值兼容的。以前的年代，沒有什么統計數字，也沒有太多具體的社會生活記錄留下來供我們研讀。文化精神是傳承的，馬列共產黨雖然對中國文化破壞極大，但也沒有蕩滌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和文化氣質，就像中國人的孝道觀念人情文化還在延續一樣。我們看一看那八千萬共產黨員，那八千萬知識水準高于中國社會平均水準的群體，那群在外國人眼中洪水猛獸實際庸庸碌碌的八千萬“革命戰士”，他們不就是活脫脫的“庸”“俗”文化的載體？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109

北京之春文選

悼念哈維爾胡平

最先從推特上看到哈維爾逝世的消息，一時間不敢相信，哈維爾還不算老啊，幾天前他不是還會見了達賴喇嘛嗎？不過就是在那次會見后，達賴喇嘛告訴記者哈維爾身體狀況很不好。想不到這么快就離去了。在當今世上有重大影響力的外國人中，沒有誰比哈維爾更長期更深切地關心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早在 1990 年，哈維爾就以總統的名義正式邀請達賴喇嘛來訪；早在 1995 年，哈維爾就會見了時任中華民國副總統的連戰。作為當年捷克七七憲章的發言人，哈維爾支持中國的零八憲章不遺余力，此外，他也是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主要推動者。捷克是個小國，可是面對中共強權，捷克表現得最堅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哈維爾。對于中國的異議人士，哈維爾不但令我們敬重，而且讓我們感到親近，使我們認同。因為我們有著十分相似的生存環境、生活經歷以及十分相似的精神追求。身為共產制度下的異議人士，我們覺得我們和哈維爾是同一類人。作為一位荒誕派劇作家，作為一位異議知識分子和民運領袖，哈維爾在他的祖國，在西方，早在 89 之前就很有名。不過在中文世界，我們卻是在天鵝絨革命后哈維爾當了總統才開始認識他的。這一點多少有些令人遺憾。不過好在 90 年代起，哈維爾其人其事及其著述日益被國人所了解并引起深刻的共鳴。哈維爾的著作，除了用捷克文出版的之外，大概就以用中文出版的最為齊全了。這不能不歸功于大陸旅美詩人貝嶺，他主持編譯了哈維爾的六部著作和一本關于哈維爾的評論集。在他編輯的那本《哈維爾評論集》的編者序里，貝嶺說：他編譯哈維爾的這些書“也是獻給所有在不同形式的專制統治下

110

有過生存經歷，但沒有喪失獨立思考、甚至具有反省能力的人們。”在國內，崔衛平編選了一本《哈維爾文集》，李慎之為這本書寫了一篇精彩的序言。這本書雖然不能公開發行，但在知識界影響很大。可以說，近 20 年來，對中國自由派人士思想與精神影響最大的同時代外國人莫過于哈維爾。現在，人們一談起捷克的天鵝絨革命，都贊嘆不已。然而正如哈維爾所說，歷史的發生，偶然性起更大的作用。這不完全是哈維爾謙虛，這也是歷史事件當事人的切身感受。天鵝絨革命發生在 1989 年 11 月 17 日。在這以前，德國的柏林墻已經倒塌，波蘭的團結工會已經贏得大選，中國的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已經過去將近半年。說來很諷刺，11 月 17 日這次群眾上街集會，本來是捷克的共青團這個官方組織策劃的，集會的主題是紀念 50 年前因抗議納粹占領而犧牲的學生。殊不料這次集會卻變成了爭取民主的抗議示威。接下來，捷克的形勢一瀉千里，學生，知識分子，市民，工人，紛紛走上街頭，民運組織應運而生，共產政權全面失守，天鵝絨革命一舉成功。就在當月月底，總統大選就提上日程。據捷克著名異議作家克里瑪（Ivan Klima ）說，起初，反對派“一致認為唯一可以考慮的候選人是亞歷山大 . 杜布切克（杜布切克是前捷共總書記，因領導 1968 年布拉格之春而被迫下臺），因為他相對受到公眾的廣泛支持。但幾天后，形勢就變得很清楚，革命已經走到了這一步，凡是跟共產黨有牽連的候選人，哪怕是他的過去跟共產黨有聯系，都不再被捷克年輕一代所接受了。這時候便出現了唯一合適的候選人－－瓦茨拉夫 . 哈維爾。 ”12 月 30 日，哈維爾當選總統。這離他出獄僅僅 42 天。如果把 89 年共產陣營土崩瓦解比作多米諾骨牌效應，那么我們必須承認，捷克的天鵝絨革命并不是第一張倒下的骨牌。如果把 89 年上半年的形勢做比較，我們不能不承認，那時中國的形勢要比捷克好。中國 89 民運功虧一簣，令人無比痛惜。事實上，89 民運的失敗也不是必然。六四之后，中國走上了一條特殊的道路。今天我們面對的中共一黨專制，要比 89 前哈維爾面對的捷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更嚴厲，中國的民主轉型因而也更復雜更艱難。我們更需要從哈維爾那里吸取堅定的信念。中國自由民主事業的偉大朋友哈維爾永垂不朽。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1936年10月5日－2011年12月18日）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111

北京之春文選

《北京之春》創辦人之一劉迪病逝四五英雄、《北京之春》創辦人之一劉迪于 19 日凌晨在醫院去世。劉迪的肺炎與肝癌并發，肺炎令他身體非常虛弱，根本經不起癌癥的治療不治去世，時年 61 歲。劉迪出身于知識分子家庭，文革期間，到山西插隊落戶。1976 年 4 月參加四五運動，組織群眾抗議警察鎮壓被通輯，同年 10 月被捕入獄，翌年 8 月獲釋。劉迪當年被官方報章點名為反革命小平頭而為人熟識。 1978 年底，劉迪與王軍濤等一批四五運動的參與者，創辦民主墻運動中最大的獨立刊物《北京之春》。1989 年學生運動爆發，劉迪作為學生顧問，策劃和組織了一系列事件。同年 7 月被捕，和一眾高校學生一起被關在秦城監獄，1990 年 4 月出獄后，通過向媒體、非政府組織和國際政要呼吁，提出中國人權問題特別是六四受害者的人權問題。劉迪出獄多年來，持續受到當局的打壓及監控。劉迪因參與民主運動兩度入獄，獲釋后仍持續受到當局的監控及打壓，無法正常工作。1992 年，劉迪與他因組織“六四一千天祭日”紀念活動，在現場與警察發生沖突，期間兩人遭警察毆打。劉迪為人正義，追求民主的信念堅定。友人說： “這個人非常正義、勇敢，往往不顧自己的安危。對民主一直努力追求，可說是老民主斗士，他已經斗爭了幾十年。”

112

1976年“四五”運動著名的“小平頭”劉迪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就近期藏人自焚和軍警開槍鎮壓和平抗議新聞發布會在紐約召開近期，在四川藏區甘孜州的色達縣與爐霍縣、以及阿壩州的阿壩縣和壤塘縣，發生了一系列藏人抗議事件，中共軍警再度開槍鎮壓，造成至少 7 人死亡、60 多人受傷，藏區處于危急中。針對這一最新事態，旅居紐約的部分漢人知識分子（包括學者、作家、藝術家、社會活動家和媒體人士）于 2012 年 1 月 29 日（星期天）下午 2-5 時在皇后區舉行了座談會和新聞發布會，就西藏危機說明真相、分析原因、評判局勢。會議由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主持，并邀請達賴喇嘛駐北美代表羅桑念札和代表處相關負責人貢噶扎西出席。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藏學教授羅伯特 ? 本奈特就自焚事件的文化宗教背景做了系統介紹。《1959，拉薩》作者、獨立學者李江琳就過去六十年里中國軍隊在藏區的軍事行動做了歷史分析和比較。羅桑代表首先代表藏人行政中央闡述了自己的立場和訴求。就“誰該負責任？”的問題，羅桑代表駁斥了中國政府把責任一方面推給達賴喇嘛尊者、另一方面推給海外藏人的說辭，指出：如果我們要避免陷入一場“怪罪游戲”，中國政府就必須認識到自身“胡蘿卜加大棒”政策實施六十年后的失敗，切實拿出誠意來回應藏人的訴求。就“藏人為何自焚？”的問題，羅桑代表指出，原因之一是藏人失去了希望。藏人自焚不是因為國際社會和外部對藏人缺乏關注，而是中國政府的繼續高壓政策讓藏人失去了信心。例如，自 2002 以來達賴喇嘛的代表與中國政府的對話就反映出中國政府缺乏解決問題的誠意。原因之二是藏人失去了恐懼。如果藏人連生死都可以置之度外，還有何懼呢？羅桑代表還指出，自焚的藏人有兩項共同的訴求：一要達賴喇嘛尊者歸家返鄉，二要西藏自由。

他希望中國政府明白，這些訴求不是要危害中國的國家利益，而是要維護藏人的尊嚴、贏得藏人的自由。只有實現了后面兩項，才是建立西藏永久和平、和諧的開端。羅桑代表還代表藏人行政中央提出三點要求： 1. 開啟真誠的、有意義并有成效的對話來解決現實問題；對此，美國政府，尤其是總統和副總統必須向來訪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施加影響。2. 中國政府必須立即停止在藏區的屠殺，應該像親兄弟一般地對待藏人。3. 建立獨立、中立的調查委員會來查清真相，確定在何處發生了自焚和槍殺、何人死亡受傷和傷病人員的下落，等等。哥倫比亞大學的本奈特教授詳細回溯和比較了過去三十年藏區（包括西藏自治區、康巴和安多地區）抗議事件發生的規律。他指出，八十年代的零星抗議在西藏自治區境內，但近來的抗議擴展到達賴喇嘛未曾建立實際管制的東部藏區。抗議的主體是年輕人，他們既不是要恢復貴族制或封建農奴制，也未經歷過文革，他們的反抗是直接針對現實社會政治的。本奈特教授尤其指出，中共統戰部在 1996 年發布通告，禁止懸掛達賴喇嘛的畫像，歷史學家會得出結論說這是一個嚴重錯誤。他還比較了甘孜和阿壩地區在本世紀政府在警察、治安和武警上預算數字的變化，看到近期一系列的抗議事件都是在大規模的增加維穩預算以后發生的。也就是說，政府加重對寺廟和僧人的控制引發了反抗，而不是反向的因果關系。他的研究還揭示，僧侶的自殺、自焚事件基本都發生在那些被政府軍警圍攻過和抓捕過的寺廟里。他還特別指出，康巴地區的藏人有著悠久的經商傳統文化、豐厚的社會網絡資源和熟練運用現代社交通訊工具和技術的能力，因而，中國政府感受到深刻的威脅。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113

北京之春文選

新聞發布會現場西藏問題專家李江琳回溯和分析了六十年來中國政府在藏區實行“軍政府”控制的歷史。西藏建制初期就實行了“軍區”和“工委”兩塊牌子、一套班子的模式。軍政府基本上由“平叛”后的轉業軍干部組成。從 1956 年到 1962 年，一直都有不斷的針對藏人的“秘密戰爭”在進行。而從五十年代到現在，一代又一代的藏人從未停止過抗議。六十年的抗議可分為五波：1956 年至 1962 年的所謂“叛亂”；1968 年至 1970 年的所謂“再叛”；八十年代（主要是 1987 年到 1989 年）的抗議；2008 三月抗議；現今的自焚和抗議是第五波。著名政論家、《北京之春》主編胡平針對去年中共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在西德講話發表看法。朱維群譴責自焚者違反佛教教義，并譴責一個叫彭措的自焚僧人，同時透露中國政府以“轉移” 和“藏匿”的罪名分別判處一名僧人和彭措的兄弟 11 年、10 年和 13 年的徒刑。胡平指出，個人的自殺行為是不為佛教所接受的。但如果僧人是為了捍衛信仰、僧眾利益和社會公益而舍生取義，卻會博得人們的同情、支持和景仰。他舉例說，文革期間西安“法門寺”的良卿法師為了保護佛門的寶物，去阻擋當時的“革命小將”在法門寺搞打砸搶就自焚而死。1963 年越南佛教徒在越戰期間也出現釋廣德法師自焚的事情。當時兩位僧人還幫助年邁的法師鋪墊坐穩，另外三百和尚集合圍坐抗議，同時阻止警察阻攔干擾。中國歷史上的儒生也曾以自焚的方式抗議。明末滿人入侵后，都出現了官員和平民的自殺自焚事件，而且還數量驚人。1989 年天安門抗議期間，也有學生曾提出自焚。今天漢人地區也都出現因強撤強遷而引發的自焚事件。在歷史上不管是佛教還是其他教都有這種先例，同樣表達

114

的是一種抗爭、抗議，絕非是暴力行為。在谷歌搜索征地自焚、拆遷自焚的就有 390 萬條。胡平還引用圣雄甘地的話說，非暴力抗爭有溫和的和激進的形式，后者的激烈度不亞于一場戰爭。所以，甘地把從事激烈非暴力抗爭的人稱為戰士，把在這種抗爭中犧牲的人稱為“烈士”。只有從整體上，我們才能理解和領會抗議自焚者的處境、激情和精神。他還指出，在 2008 年西藏抗議事件后，中國的知識界在劉曉波和王力雄的推動下發表了聲明聲援，公盟的許志永也公布了報告。但由于當今政府鎮壓的加劇，國內的知識分子處境更加困難，所以也沒有發出聲音。但胡平肯定中國公民在網絡的留言和評論里表現出對西藏事務更為深刻的認識和對政府宣傳的懷疑抵制。例如，他指出，網民群攻中國政府向藏區送去百萬“四個領袖像”就是一種文化侵略，就是對西藏文化的打壓。胡平呼吁，海外華人有責任利用互聯網、資訊自由向國內介紹和闡明有關達賴喇嘛和“中間道路”的真相。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高級研究員張博樹提出，藏區當前的局勢必須放到整個中國的整體轉型中來認識。過去三十年藏區形勢的變化是和中國的社會、政治大形勢相關聯的。從 1978 年到 80 年代藏區形勢的緩和和積極變化是和當時改革開放初期全國整體向上的氛圍相聯系的。但從 1989 年“6.4” 鎮壓后，中共黨政集團全面喪失合法性。自 90 年代以來，北京加大了對藏區的經濟投入。對此我們不能說全無成就。但在“怕出亂子”的心態下，也加強了對藏區的文化、宗教和社會控制。但控制的手段和方法非常愚蠢。例如，寺廟建設表面上裝潢漂亮，但政府的滲透繼續了專制的手段，從基本邏輯來講，與對漢人的“維穩”邏輯、人盯人的控制是一致的。張博樹說：隨著達賴喇嘛的威望不斷提升和海外藏人的影響日益增加，北京日感不安，把藏人當敵對勢力來看待。對立情緒導致反抗，反抗又引發更進一步的鎮壓，最后大量動用武警和軍隊。中國政府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惡性循環。如何改變這一嚴重局面？張博樹提出，我們必須考慮中國的整體轉型，也就是憲政轉型和民主化。他傾向于促成和平漸進的轉型路徑，因為它有四大優點：1. 可以給執政者時間和出路，讓他們下定決心來適應歷史的潮流。2. 從容地進行制度設計，找到解決藏人的高度自治與一個大國的治理相適應的辦法。3. 由于政府對信息的控制，漸進轉型可以給中國百姓時間和心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理上的空間來充分了解少數民族。4. 從經濟層面上來看，它也有利于重建內地和藏區的經濟聯系。當然，我們應該看到目前的緊張局勢增加了突發和暴力轉型的危險，從而陷入惡性循環。北京必須認真對待達賴喇嘛提出的“中間路線”，看清歷史大勢，為未來找到出路。《中南海厚黑學》作者、前哥倫比亞訪問學者陳破空特別指出：要注意到中國政府在處理漢人和藏人抗議時的不同手段。雖然，中共對漢人和藏人都實施壓迫、監禁、屠殺，但近些年來，中共處理漢人抗議，也呈現相當的靈活性和彈性。漢人抗議，經常發生向警察投擲石塊、燒毀警車、包圍派出所等舉動，中共方面，抓捕抗議帶頭人、發射催淚瓦斯、驅散群眾，但并非每次都開槍鎮壓（2005 年廣東東州村曾開槍），官方報道中也并不定性為 “打砸搶燒”。不久前的廣東烏坎村，民眾以暴應暴，自我武裝，拒官兵于村外，當局甚至以和談、讓步、妥協、釋放被捕民眾，懲辦基層官員，來求得事件的和平解決；但面對藏人抗議，和平請愿，或聚集派出所前，中共部分青紅皂白，一律開槍鎮壓，大規模逮捕，直至強行壓下抗議，官方報道，總是誣指藏人“打砸搶燒”。對維吾爾人，也是如此，只有開槍、流血的暴力解決。中共對待漢人和少數民族的不同手段，按常識來說，是種族歧視；從心理上而言，是殖民主義。中共聲稱“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心理上卻認為西藏是外國；中共聲稱“藏人是中國人民的一部分”，但心理上卻認為藏人是外國人；中共聲稱“解放西藏”，但心理上卻認為是占領西藏、殖民西藏。由此出現對待漢人和藏人的不同手段。面對藏人抗議，中共當局為什么不和談、不讓步、不妥協？為什么不把責任推到地方或基層政府？為什么不能和解，以平息紛爭？就像對待漢人抗議一樣。這一切說明，中共領導人心理異常，對統治西藏和其他少數民族地區毫無信心。陳破空還說：最近，中共在西藏寺廟推行“九有”，即：有四個領袖像、有國旗、有道路、有水、有電、有廣播電視、有電影、有書屋、有報紙。其中，有道路、有水、有電，太荒唐，中共統治西藏逾半個多世紀，才來提有道路、有水、有電這等最基本的生存條件，多么可恥！還侈談什么“治藏成就”？其他六有，才是實質，目的在于洗腦、滅絕藏人宗教信仰、摧毀西藏文化。“九有”，是對西藏和藏人的最大褻瀆、侮辱和損害。可以斷言，只要中共不改變其偏激、偏執的種族政策，藏人和其他

少數民族就不會停止抗爭。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國民主黨全委會主席王軍濤在發言中指出，中國當今的治理方式既不合乎西藏人民的民心，也不符合中國人民的民心。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申討譴責和傳遞信息的層面，而必須從制度構架上找到解決方案。如果達賴喇嘛放棄了藏人政治領袖的地位，而中國又沒有實現民主，沒有大陸民主的政治架構，那藏人是不可能獲得真正的自治或自由的。王軍濤博士還發出警告：獲得民主后的人民之間要達成和平協議并不比人民與專制者之間達成和平協議要來得容易。因此，我們現在就必須抓緊時間，努力工作，防止未來種族屠殺發生。詩人黃翔向參會者說，他的心“在流淚”。他告訴大家，他曾寫過“雪峰的靜默”一首詩來頌揚達賴喇嘛，他又作有“高原之光”一詩來頌揚西藏人民。他呼吁所有的人都能關注西藏，尊重“眾生平等”。著名當代藝術策展人榮偉提出，西藏當下的危機不能被簡單看成漢族文化對西藏文化的摧毀，而是我們應該看到，中國政府打造的“山寨中國”是對中華優良傳統文化的摧毀、對幾千年以來的“禮儀之邦”的徹底毀滅，是對西藏文化的破壞，也是對世界文明的威脅。這種“山寨中國”造就出中國人在全球的“蝗蟲”形象，也是對中國人的傷害。共有五十多位藏人、漢人和其他族裔的美國學者、藝術家出席了新聞發布討論會。多家華文和英文媒體、藏文媒體出席和報道了會議情況，并采訪了主講人和聽眾。（該會議發言由夏明教授整理，未經發言人本人審閱，特此說明。）

附：

海外華人關于藏人自焚和軍隊槍殺藏人的聲明 2012年1月29日于美國紐約從 2009 年 2 月至今已發生 17 起藏人自焚事件。其中 4 起就集中發生在今年短短的一月份。2012 年 1 月 23 日、24 日，即中國農歷新年初一、初二，在四川藏區甘孜州爐霍縣、色達縣先后發生藏人和平抗議人群遭受槍擊事件。1 月 26 日在四川阿壩藏區壤塘縣，又一名藏人被開槍打死。由于中國政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115

北京之春文選

藏人慘烈自焚府禁止媒體進入、切斷通訊聯絡、封鎖消息，從不完整的資訊獲知，至少七人已被槍殺，六十多人被打傷。最年輕的年僅 18 歲，最年長的索巴朱古活佛是 42 歲。他們全是僧侶、被政府驅逐出寺廟被迫還俗的前僧侶、和僧尼（兩名）。在全球華人喜慶龍年之際，我們的藏族同胞也將在 2 月 22 日迎來藏歷新年（洛薩）。但流亡海外的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長（噶倫赤巴）洛桑森格博士已經向全球的藏人發出呼吁，放棄今年的新年慶祝活動， “謹遵藏人基本的習俗，如到寺院里去燒香、供養等宗教儀軌為西藏境內同胞們祈福。” 當我們看到身體力行觀空佛法教導的僧侶已無法接受藏區現實的不義時；當我們看到信奉人身難得、人生苦短的佛教徒自我犧牲時；當我們見證全球最具慈悲心的宗教信奉者們正在遭受國家暴力的屠殺時；當我們已經親眼目睹、親耳聽聞藏人最高精神領袖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倡導“中間路線”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框架下實現藏人的真正自治、而中國政府卻在愈發濫用武力對藏區實行事實上的軍管戒嚴時；當我們看到追隨四大皆空的僧侶最后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來捍衛佛法、寺廟和上師的尊嚴時；但我們聽到在自焚者生命的最后一刻還心發善念、祈求達賴喇嘛歸家返鄉、西藏自由時；當我們看到西藏人民的信念、熱血和整個身體都在

116

自由的熊熊烈火中燃燒時，我們生活在自由民主社會的海外華人必須意識到藏民族生存境況的惡虐，認清他們正在經歷的文化和族群的身份和認同的深刻危機，以文明人生當具有的同情心和慈悲心關注和聲援正在經歷苦難的藏族同胞。我們有義不容辭的道義責任在國際社會譴責中國政府無視海內外藏民族非暴力的主張，揭露中國政府盲信濫施武力可以維系暴政的執政迷思，同時警告中共黨、政府、軍警各個系統的決策者和執行人他們的所作所終將會被歷史問責。在藏民族生死攸關之際，也是在關乎中華民族能否最終獲得民主自由之際，作為生活在海外的華人，我們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和弘揚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也必須明辨是非、表明立場。我們堅決譴責中國政府和軍隊在藏區濫施淫威，我們強烈呼吁國際社會對藏區事態的發展予以人道主義的關注，我們緊急呼吁美國奧巴馬政府在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之際為藏民族和中國人的人權自由仗義執言，我們衷心希望每一個海外華人對藏民族、維族、回族和蒙族以及所有捍衛自己生命價值和尊嚴的漢人的苦難遭遇有切膚之痛。中國政府必須立即停止在藏區和中國所有地方的恐怖政策和殺戮行為！藏民族的苦難不是和漢人無關的。在 1989 年 3 月中國軍隊在拉薩殺人和實施軍事戒嚴后，6 月 4 日北京和中國內地的許多城市都見證了更為慘烈的屠殺。在 2008 年軍隊在拉薩和藏區其他地區再開殺劫后，次年暴力和屠殺就在新疆升級。隨后的幾年，我們都看到了無數無辜平民百姓在貴州甕安、湖北石首、浙江湖州和樂清，成為暴政的犧牲品。今天，中國政府又肆無忌憚地在藏區濫殺無辜，邪惡和暴政已經變得如此兇猛和臨近。我們為藏人的利益吶喊，就是在為漢人的利益代言。我們捍衛藏人的生命和尊嚴，就是在捍衛我們父老兄弟姐妹的生命和尊嚴。只有漢、藏民族都能生活在自由、和平、和諧之中，我們才能成就我們自己生命的最高尊嚴和最大幸福。如果你認同眾生平等，如果你反對暴力暴政，如果你奉行慈悲博愛，如果你支持民主自由，我們希望你能聲援和加入我們的行列，支持這項聲明，以各種方式支持藏民族和整個中華民族的人權民主事業！聲明發起人（以漢語拼音的字母順序排列）陳破空、胡平、黃翔、李江琳、榮偉、唐元俊、夏明（執筆人）、張博樹、張玲（秋瀟雨蘭）、張菁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中國政府的鎮壓導致藏人的自焚洛桑森格博士

今年三月以來有十一名藏人在藏東地區自焚，其中六人已經死亡。中國政府宣稱這些藏人是“變相的恐怖分子”。事實上他們這些絕望的舉動是對占領和統治西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強烈控訴。他們標志著一個擁有獨特文化和民族特性的民族為了生存而進行的不屈的斗爭。對于發生在西藏，尤其是發生了多起藏人自焚的阿壩和甘孜地區的藏人同胞所經歷的痛苦，流亡的藏人同樣感到恐怖和焦慮。那些自焚的僧尼是在犧牲自己的生命來喚起世界對中國壓迫西藏的關注。這些自焚者是為了西藏和藏人在犧牲，他們沒有傷害任何他人的企圖。由于他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恐懼和無法用其他方式表達自己的環境中，他們的極度痛苦引發了這種令人傷心欲絕的行為。流亡藏人領袖不鼓勵藏人在西藏境內的自焚和反抗，因為這樣只會加劇中國政府對西藏的鎮壓。中國政府也會因此更加把責難推給反抗的藏人。中國當局不但不滅火，反而去毆打第一個自焚者。導致這位自焚者死亡的部分原因就是因為毆打造成的傷害。達賴喇嘛尊者一直呼吁藏人不要訴諸這種決絕的行為。比如，二零零八年，達賴喇嘛尊者呼吁反抗中國的鎮壓政策的西藏人停止他們所進行的絕食行動。作為西藏的政治領袖，我也吁請流亡的藏人停止無限期的絕食，因為我們需要這些藏人來保護和保存我們的文化和民族特性，來加強我們在世界范圍內的藏人運動。我們吁請西藏境內外的藏人注重傳統教育和現代教育。受到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和博學的法師將

為加強和保持我們的運動提供重要的人力和能力資源。我們必須關注導致發生最近悲劇的根本原因：中國對西藏的持續占領以及中國對西藏所實施的政治壓迫、文化同化、經濟邊緣化和環境破壞的政策。由于加強鎮壓而導致反抗，中國正在冒局勢進一步升級的危險。在 2008 年抗議事件爆發當時以及爆發之后，中國政府在西藏實行了未經宣布的戒嚴，采取了嚴酷的措施，尤其是對寺院。今年三月，二十歲的格爾登寺僧人洛桑平措去世后，當局加劇了對阿壩地區的鎮壓，整個寺院被軍警控制，禁止宗教活動，抓捕和拷打不計其數的僧人。他們甚至禁止人們擁有達賴喇嘛尊者的照片。作為流亡在外的藏人，我們支持那些在第一線保護自己宗教和文化的境內藏人；我們盡力讓世界人民聽見他們的聲音。十月十九日，根據佛教的傳統，為了紀念和支持那些已經自焚的藏人，我們組織了一整天的祈愿法會和禁食活動。我們有責任保證那些要求還藏人以自由的聲音被人們聽到，以致他們的犧牲不會白費。很顯然，自焚的根源是對西藏的持續占領。達賴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不是問題，而是解決問題的途徑。我們呼吁聯合國和國際社會派出調查團到西藏調查第一手資料。獨立媒體和自由派的知識份子也應該被允許到西藏調查。國際社會應該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恢復西藏人的自由，并且為了藏人和漢人的共同利益通過對話來解決西藏的問題。注：洛桑森格博士是藏人行政中央的首席部長，該文發表在 2011 年 11 月 3 日的《華盛頓郵報》。中譯版提供者達賴喇嘛住北美代表處貢噶扎西。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117

北京之春文選

誰農奴化了西藏作者：推倒柏林墻

自 08 年“拉薩事件”以來，我黨向藏獨分子們打響了一波又一波的宣傳戰，把舊西藏描繪成了 “比歐洲中世紀還要黑暗”的農奴制，而達賴喇嘛則成了搞政教合一的萬惡農奴頭子，以此作為自己當年“和平解放”并統治西藏的合理依據之一。這話說得倒是煞有介事，但一個中國人只要對自己的祖國稍有了解，就會覺得這種宣傳無比可笑，因為就在中國“解放”西藏后不久，我朝太祖毛爺爺就在中國的農村施行起了正兒八經的農奴制（而且正是此舉導致了西藏 50 年代末的“叛亂”），雖然舊西藏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確實非常落后，但跟中國所謂的“人民公社”一比的話那簡直就像是人間天堂了。美國藏學家 Goldstein 在《喇嘛王國的覆滅》一書里對舊西藏的制度有大量細致的描述，和毛時代的農村做個對比，結果馬上一目了然。根據此書

2008年“拉薩事件”

118

所述，西藏的“差巴”（從領主手上分得“差地” 的農奴）只要能夠按時繳納賦稅，領主們對土地的使用方法并不過問，差巴們不僅可以雇人種地，甚至還可以把差地轉租、典當，而這在毛時代幾乎是不可想象的。毛時代的農村土地全部歸集體所有，農民在土地使用問題上沒有任何自主權，甚至于連種植什么作物都必須接受統一安排，至于出租、典當什么的在他們看來更是天方夜譚了。按照我黨當時的革命觀來看，像西藏農奴這種身為“奴隸”居然還敢雇人幫自己干活的，哪怕是打到“地主階級” 都不嫌過分。但這點差距還只算是小意思。西藏的賦稅類似土地稅，交多少稅由農奴能從領主手上分到多少生產資料（土地、耕畜）來決定，剩余的作物統統歸自己所有，一些差地較多的農奴其實家庭條件相當不錯，在日后甚至被共產黨劃到“中農、富農”之列。直到 80 年代我黨才反應過來這種劃分打了自己的臉，遂宣布“民主改革前的舊西藏是個封建農奴社會，不存在富農經濟和富農階級”，要求“全區糾正劃分富農（牧）錯誤”【1】。至于毛時代的農村稅負則在大躍進前后變態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一個農民除了可以保留一年三到四百斤左右的固定口糧外，剩下的糧食必須統統賣給國家，幾乎相當于禁止農民擁有私人財產。有人可能要說了，既然是 “賣糧”，那也不虧啊！這就完全搞錯了，十塊錢賣一斤大米和一毛錢賣一斤大米是有很大差別的，一般自發進行的交易才是雙方主觀上都認為“不虧” 的，對方只肯出一毛錢的話你完全可以拒絕；相反，如果一樁交易必須依靠強制力才能執行，那么被強制的那方實際上是遭到了打劫。毛時代的時候政府是唯一合法的糧食收購主體，而且還是強買強賣，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可以肆意壓低糧食價格，這種“買糧”跟直接動手搶糧其實并沒有什么本質差別，和今天的強制拆遷是同樣的道理。更傻逼的是，假設中國政府規定的固定口糧是 300 斤，某農民一年的實際收成為 400 斤，那么理論上他只要上繳 100 斤糧食即可。但實際上并不是這么操作的，中國政府往往會給各地政府定下所謂的“農業指標”，完不成的話就把當地的領導給擼掉，大領導只好再去逼小領導，最后一直逼到農村，本來明明是產 400 斤征購 100 斤，最后謊報自己畝產萬斤，變成“產 700 斤”征購 400 斤，所有的糧食統統上繳，那農民一整年都只能去啃樹皮了。像 58 年的糧食產量明明只有四千億斤，到老毛嘴里就變成了： “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億斤糧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萬五千億斤。明年也許不能搞到這么多，搞太多了，除了人吃馬喂之外，現在沒有找到用途【2】。”一年就想讓全國的糧食產量翻一番，這廝簡直是把自己當成機器貓了。讀過筆者《大躍進簡史》或了解相關歷史的人應該知道， 60 年代的大饑荒跟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完全無關，而是因中國政府從農民手里搶糧引起的，最終導致 3000 多萬人的死亡，而這樣的破事在舊西藏可從來都沒有發生過。除了稅賦以外，舊西藏最讓人詬病的應該算是 “烏拉差”，即免費或低價替政府當苦力，運輸人員或物資。這種烏拉差和上文所說的賦稅不同，稅每年交多少那是固定的，但具體要出多少差則視政府的需求而定，有時會對藏民造成極大負擔。但說到濫施徭役的話，西藏的農奴主們在我們的毛主席面前只能算是小弟弟，浮夸風那一陣中國是“大煉鋼鐵、大修水利”，不把農民累死不痛快，當時就有人給彭德懷上書，稱“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么過？請為人民鼓嚨胡【3】”，人民公社因為男人全部被拉去干活而被譏為“人民母社”，導致糧食產量嚴重下降。而河南省省委書記吳芝圃搞水利工程所挖出的土方量， “要是鋪成一米厚、三十四米寬的大路，可以從地球直鋪到月亮，或者相當于開挖四十八條巴拿馬運河，一百一十條蘇伊士運河【4】。”這個土方量的數據固然吹了牛逼，但也足見毛時代的農民負擔之重。在人口流動問題上，西藏的農奴可以向領主提出申請、離開莊園，從“差巴”變成所謂的“堆窮”。堆窮不再從領主處得到生產資料，賣藝也好

打獵也好都隨你便，而土地稅也變成了人頭稅。至于批不批準則要看領主的心情，在土地面積固定的情況下，堆窮的人數越多，領主的額外收入就越多，但西藏地廣人稀，堆窮跑了就是跑了，找都找不回來，為了確保能收到人頭稅，領主一般總要留幾個親屬下來，不會讓一家人全部外出打工，因此舊西藏民眾的遷徙自由是相當有限的。但一說到遷徙自由，毛時代的農民又要哭了，我國是糧票制度加戶籍制度雙管齊下，你要是不帶介紹信和糧票就往村外跑，那結果往往不是活活餓死就是被民兵活活打死，甚至于在大饑荒的時候我黨依然在極力阻止農民逃荒，以免“國際形象受損”。從 Goldstein 的描述可以看出，雖然西藏的農民沒有土地，但在生產和生活上享有相當程度的自由，就連老毛自己都說： “我看，西藏的農奴制度，就像我們春秋戰國時代那個莊園制度，說奴隸不是奴隸，說自由農民不是自由農民，是介乎這兩者之間的一種農奴制度【5】。”而毛時代的農民則一切生產活動都要服從公社安排，你要是在工作之余自己跑去河里撈了兩條魚，那就是“自私自利、單干歪風”，很快生產隊長就會讓你見識到勞動人民的憤怒，工作組就會來割資本主義的尾巴。這種集體生產模式的效率極其低下，如果一個公社有一百個人，即使國家不來剝削你，你每創造一塊錢的財富也只能讓自己享受到一分錢的好處，與其努力干活，還不如寄望于別人。問題是，效率低為什么還要搞呢？除了我國領導人普遍沒什么文化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不搞集體生產就難以準確的掌控糧食產量，難保農民不私藏糧食。換句話說，搞人民公社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確保能把農民的財富壓榨到極致。一個毛時代農民的一生，就是生而為農、一世為農，一輩子拴在自己的土地上無法離開，被強迫加入公社替國家創造財富，自己得到的報酬則微乎其微、只夠維持溫飽（有的時候連溫飽都維持不了），稍有懈怠便被克扣口糧關進牛棚。別人搞農奴制好歹是胡蘿卜加大棒，我黨那是大棒加大棒，除了人口販賣以外，奴隸制的一切要素在中國都齊活了——但中國委實沒有販賣人口的必要，因為對我黨來說，這只不過是從左口袋換到右口袋里罷了。有學者指出中國歷史上其實從來沒有出現過奴隸社會，不能按馬克思主義史觀進行劃分，古代有沒有我是沒研究過，反正到共產黨當政之后肯定是有了，而且無論是西藏的農奴制也好，黑暗的歐洲中世紀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119

北京之春文選也好，跟我黨這套奴隸制一比那都是望塵莫及。只不過我黨深諳語言的藝術，給奴隸制換了個名字叫 “人民公社”，聽上去也立刻牛逼了起來。又有人要說了，光看經濟制度還不夠，要知道舊西藏的農奴地位極低，命賤如紙，可以被農奴主隨意施加肉刑，斷手斷腳挖眼……這話還真不假，請看以下幾段描述： “除了拳打、腳踢、凍、餓以外，還采取了冷水澆頭、拔頭發、割耳朵、竹簽子穿手心、松針刷牙、點天燈、火炭塞嘴、火烙奶頭、拔陰毛、通陰道、活埋等數十種極為殘忍的酷刑。” “然后是無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兒。嬰兒往往是被劈成兩半……” “印象最深的是兩組連成一串的尸體，一串是用粗鐵絲從五個死者的兩耳中穿過，兩女三男，一位老年婦女，一位小孩，三個成年人。另一串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女子與一個十來歲的小男孩，估計是母子倆。兩位死者的手指均用粗鐵絲穿過，連在一起，女死者渾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只，陰戶也被用刀挖去一塊。當這兩串尸體被撈上河岸時，不少圍觀者都為之掉淚……最殘忍的是將煮飯用的鐵鍋燒紅后罩到被害者頭上，受害者往往只來得及發出一聲慘叫就人事不省，等鐵鍋取下時，頭皮與臉部肉已燒成半熟，嚴重者頭臉部肌肉成塊狀脫落。” 看起來是不是極其殘忍？不好意思騙你的，以上文字第一段出自楊繼繩的《墓碑》，第二段出自遇羅文（遇羅克的弟弟，遇羅克、張志新、嚴鳳英這些人怎么死的我想也沒必要介紹了）的《大興屠殺調查》，第三段出自何清漣的《被遺忘的數千冤魂——記 1968 年湖南邵陽縣大屠殺》，寫的都是毛時代中國的故事，而類似的記錄簡直隨手可得。當然絕大多數中國人都知道，以上這些事件都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不是說國人真的就極其野蠻、沒事兒就變著花樣隨便虐殺別人了。但是如果你很有“技巧”的把這些材料拿給一個老外看，而且又不允許中國人辯解的話，那他會產生什么樣的印象可就很難說了。我黨在舊西藏制度上的宣傳便展示出了極高的 “技巧”。比如我黨素來喜歡展示西藏的人骨法器，一些網民再一傳，標題前面加兩個字“恐怖”，后面添一堆感嘆號，看上去確實頗有感染力。但我黨卻沒告訴大家，這些人骨實際上是由西藏的得道高僧生前自愿捐獻出來的【6】，沒一定的修為人家還不要，對捐獻者本人來說是極大的榮耀，其它所謂

120

“濕腸一付、頭顱兩個、人皮一整張”等也是同理。這和西藏的天葬習俗（死后讓鳥獸蟲蟻把死者的尸體吃掉，象征著“最后的布施”）其實有幾分相似，在藏人的文化里只不過是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而共產黨則利用漢人對藏人文化的陌生來進行潑污，搞得好像器官骨頭什么的都是在黑監獄里摘下來的一樣。比如一個黨衛軍飛行員的回憶錄里就寫道： “但是，當你走進這座廟宇，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我們不時被它的陰森而戰粟，只見那頭骨，腿骨，手骨，人皮，布滿著幾個大廳。經解說員介紹才知道，這就是農奴的處境……給人總的感覺就是貧窮，愚昧，慘忍。我們親眼目睹了農奴制度是世界上最反動、最沒落、最慘忍的制度，大家紛紛表示一定要堅決、徹底、干凈地將農奴制度消滅掉【7】！” 還有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就更搞笑了，即西藏一直沿用到“民主改革”為止的《十六法典》和《十三法典》把人分為三六九等，命價各不相同，命賤之人（下下等人）只值區區一根草繩，說得仿佛農奴主們對農奴是想剮就剮想殺就殺還不用負法律責任一樣。誠然，西藏的古法典確實有其落后的一面，兩部法典都將藏人從上上等到下下等一共分成九等，法律對不同等級的人約束力也不同。其中有所謂“殺人命價律”，即殺人兇手應對受害者家屬進行物質賠償，上中等人的命價為三百到四百兩黃金，而下下等人的命價僅為黃金十兩，中間相差四十倍，并不平等（婦女的命價還要折半）。但說成“一根草繩”則純粹是瞎扯淡，十兩黃金放到今天大概值十五到二十萬人民幣，放到十七世紀初的西藏則相當于 20 多噸青稞或 80 頭牦牛【8】，假如十兩金只能買一根草繩，那所謂的上中等人的命也不過就值四十根草繩而已。實際上“殺人命價律”的主要作用是平息受害者家屬的憤怒，以免冤冤相報何時了，法典中所規定的命價僅僅是個參考，實際原則是既要讓兇手能夠負擔，又能讓受害者家屬感到滿意，就連今天的藏民還在沿用這些規矩。86 年一藏民失手殺人之后被法院判處 12 年有期徒刑，事后雙方經過調解，兇手共賠償受害人家屬各類牲畜 117 頭外加價值萬元以上的經卷，而受害人家屬則聯名上書司法機關，要求對兇手從輕處罰【9】。至于這個“一根草繩”的說法是怎么來的呢，《十六法典》中的原文如下： “下下是如舊法典所述的‘流浪漢、鐵匠、屠夫等三種人，彼等命價值草繩一根’，流浪未有固定居住的鐵匠、屠夫和乞丐，彼等命價值十兩金至十五兩，也有慈悲者賠償二十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余兩之習俗【10】。”換言之所謂“一根草繩”至少也是十七世紀前某個“舊法典”里的老黃歷。而此后訂立的《十三法典》則是在《十六法典》等眾多法典的基礎上改造而來的，原文為： “昔之舊律謂：殺鐵匠及屠夫等，償命價為草繩一根【11】。”除此以外對下上、下中和下下三等人的命價都沒做出具體規定。我黨不知道是看不懂“舊法典”、“昔之舊律”這幾個字還是怎么著，連國新辦發布的《西藏民主改革 50 年》白皮書里都在公然造假，如果說《十三法典》的意思還有那么點模糊的話，那么把語義非常明確的《十六法典》也算進去則毫無疑問是在故意撒謊了。對我黨稍有了解的人對這種做法絕不會感到意外，共產黨潑污階級敵人那是歷史悠久，足以讓吳法天之流辟謠辟上一輩子。比如影響了幾代人的反面教材大地主劉文彩，據說其家里有一座可怕的水牢，“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難估計。那時，這個人間地獄里灌滿了水，尸骨堆積，冰冷刺骨。腥臭難當。牢里還有一個囚人的鐵籠，上下四周密布鐵刺和三角釘，被關進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連修水牢的工人都被劉文彩殺人滅口；而我黨興辦的地主莊園陳列館里則布滿了劉文彩是如何吊打農民、強奸婦女、殘殺幼童和割人耳朵等等的罪證，等到文革后卻查出全他媽是假的，當年地委宣傳部的一份批示直接開宗明義的指出： “真人真事沒必要。”【12】現實中的劉文彩其實還曾投資興辦教育，學校的建筑質量說不定比現在的要好多了。另外一個耳熟能詳的大地主“周扒皮” 的事跡同樣也是虛構的，據說作者曾聲稱“這是文學創作的藝術性問題”，“咱們這兒沒有，不代表全國其它地方就沒有”，而現實中的周扒皮其實在土改時被活活整死了【13】。至于羅廣斌那本《紅巖》在我看來根本就不是革命小說，而是科幻小說，里面的美國鬼子居然都已經發明哈利波特里的吐真劑了；而且中美合作所實際上是個抗日組織，美國人跟迫害共產黨人根本毫無關系【14】。羅廣斌同志后來在文革中因不堪紅衛兵折磨，高呼一聲毛主席萬歲之后自殺了，這娃連渣滓洞都混過來了，咋愣是沒挺過幸福的新社會呢？在這種人造階級仇恨的灌輸下，毛時代那會兒打死個把階級敵人倒還真就跟過家家差不多，這在上文所引的三段文字中已有體現，無需贅言。做個總結的話，西藏和中國雖然都是農奴制，但農奴制和農奴制之間也是有差別的，西藏那叫普通農奴制，

中國這叫二逼農奴制。正如本文開頭所說，所謂的 59 年西藏“叛亂”，實際上就是普通農奴制和二逼農奴制之間進行的一場碰撞。雖然我黨吹牛逼說西藏的“叛亂”只不過是一場農奴主們為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發起的垂死掙扎、是廣大翻身農奴配合黨衛軍對一小撮反動勢力進行的圍剿，但實際情況卻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像青海的“循化反革命叛亂”中，一個叛區甚至有 68.4% 的黨員、69.5% 的團員都參與了“叛亂” 【15】；而總人口 16572 人的興海縣，“叛亂”人數竟高達 10840 人，簡直就是男女老少齊上陣，因此被劃為“全叛區”，最后餓死和被“殲滅”的藏民多達 7217 人，相當于全縣人死了 40% 以上【16】，說是種族滅絕都不為過。按我黨自己的話來說，當地的 “叛亂”是“群眾思想混亂，敵我不分……群眾有意將垮牛趕在前面，將 660 頭奶牛留在后面，被匪全部劫去……甚至有的群眾與匪同睡同住，也不報告匪蹤【17】”。到最后就連身為漢人的青海省委常務書記張國聲都忍不了了，稱共產黨是“給農民三刀子”、“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18】，結果被第一書記批為“張國聲的張，就是張牙舞爪的張，國就是國民黨的國，聲就是國民黨在大陸的聲音”， “必須批倒批臭”【19】，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一切職務。大饑荒期間其秘書王志敏在農村考察，

1959年西藏「叛亂」後逃亡印度的藏民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121

北京之春文選看到“一個個個在桌子下面爬著撿飯粒的乞討者”， “因饑餓而浮腫的病人幾乎村村都有”，不禁感慨“農村竟變成這種光景”【20】。當時“平叛指揮部”的報告則指出： “該鄉（溫泉鄉）去年 11 月至今已病死 319 人，占全鄉總人口的 24.7%，群眾反映是餓死的【21】。”一個鄉活活餓死四分之一的人，這在過去的藏族自治區可是千年未有之景象，這就是我黨在藏區搞得轟轟烈烈的所謂“民主改革”。這藏人的“ 叛亂 ” 嚴重到什么程度呢，從 1958 年 3 月到 8 月期間，“甘、青省內一部分反動的宗教上層分子和部落頭人、為了維護其封建統治和本階級的利益，在帝國主義和西藏反動集團的唆使下，掀起了反革命武裝叛亂。先后參加叛亂的有 13 萬余人 , 叛亂地區達 42 萬平方公里……共殲滅叛匪 11.6 萬人【22】。”這意味著甘肅和青海兩省的藏人中有接近 20% 都參與了叛亂【23】。青海省委將局勢匯報給老毛之后，老毛這個傻逼批復道： “青海反動派叛亂，極好，勞動人民解放的機會就到來了【24】。”但很明顯，青海的“叛亂者”本身就是他口中的“勞動人民”。實際上不光是藏族人在“叛亂”，這個二逼改革大家都有份，已經搞完了土改揍死了地主的漢族人理論上已經統統都是 “勞動人民”，但當時也一樣在造反。根據安徽省公安廳副廳長尹曙生所述，從 55 年到 57 年期間，安徽共發生農民暗殺基層干部事件 100 多起，被害人數 114 人，暴亂更是接連不斷， “暴亂者”提出了“要飯吃，要土地”、“現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等等口號，而參與者 99% 都是農民。單是 57 年 1 月 2 月，安徽就發生群體性事件 89 起，參與人數達到 4.5 萬【25】。就連西藏駐軍里都有個土生土長的山東人姜華亭叛變到了藏軍的隊伍里，據其口述回憶錄稱，當時某營參謀長徐金陵也曾在反右會議上公開向我黨叫板： “我請假兩個月，到家鄉河北省去結婚，我一回家，八十多歲的老母親餓病床上，待見面第一句就說，每月只購糧十八斤雜糧，餓的真難受……可惜我手上沒有兵權，有兵權早拉到山上打游擊去了！”在這方面漢族人跟藏族人其實是同病相憐，只不過藏族人的骨頭更硬一點罷了。除了經濟上胡搞之外，我黨當時還有兩套戲碼，一是宗教滅絕，二是階級斗爭。比如青海省僅僅三個月內就將全省 859 座寺廟關掉了 731 座，近一半喇嘛被強制還俗，甘肅的 196 座寺廟只保留了四座，四川的 320 座寺廟僅余 7 座【26】。至于為什么要保留那么一點呢，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汪鋒同志有過

122

精辟的論述： “為了照顧群眾的宗教信仰，堵塞國內外反革命分子的造謠、挑撥，便于集中管理沒有還俗的喇嘛，保留一些寺廟是必要的【27】。”“為什么要提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呢？這一條是不能丟的，這一條是我國憲法規定了的，有了這一條，就使反革命分子不能說我們消滅宗教，我們就主動【28】。”我黨是一邊毀滅宗教，一邊還要給自己立個貞節牌坊： “對外沒有公開提宗教制度改革，而提出徹底肅清宗教寺院中的反革命分子，廢除宗教寺院的封建剝削和特權，這樣作，既策略，又達到宗教制度改革的目的，加速了社會主義革命【29】。” 青海省委統戰部副部長冀春光說得就更直接了： “我們一再強調全面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強調加強宗教工作只是為了爭取信教群眾和逐步限制以至最后消滅宗教【30】。” 至于搞階級劃分的方式則完全可以用“無厘頭”來形容。比如國新辦發布的《西藏民主改革 50 年》白皮書中宣稱： “占西藏總人口不足 5% 的農奴主占有著西藏絕大部分生產資料，壟斷著西藏的物質精神財富，而占人口 95% 以上的農奴和奴隸沒有生產資料和人身自由。”“下等人是占西藏總人口 95% 的農奴和奴隸。”但就在前幾行他們還宣稱人口 120 萬的西藏有“僧眾 114925 人”，這就已經占到總人口的快 10% 了，那么請問這些在毛澤東口中“既不生產物資，也不生產人口”【31】的僧眾到底是農奴主還是農奴？實際上這個“5% 的農奴主”的比例是這么搞出來的： “農奴主和代理人的比例在人口和戶數上仍以掌握在百分之五左右為宜，個別縣區較多一點是有可能的，但也擬不要超過百分之五點五為宜，以達壯大自己、孤立敵人之目的【32】。”95 年“內部發行，禁止引用”的《西藏的民主改革》一書中的文章《西藏民主改革綜述》里還有一段自抽耳光的文字： “不劃富農是西藏劃階級中的一大特色……這樣就擴大了團結面，縮小了打擊面，有利于改革運動的進行【33】。”換句話說這些比例都是共產黨自己為了“革命需要”隨口亂掐出來的。對我黨的輝煌歷史稍微有點了解的人對這種行為絕不會感到陌生，當年中共肅反的時候就提前認定反革命分子的比例為“大約百分之五” 【34】，反右的時候則規定知識分子中的右派有 10% 【35】，都是自己在家拍腦袋拍出來的比例，而下面的人還不得不跟著這個指標走，像玉溪專署反右工作組小組長褚時健就因為無法完成指標，結果被批為“反右不力”，自己成了右派【36】，還有些地方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塔爾寺裏九歲的班禪為了湊指標，有自愿當右派、投票選右派、把外地人打成右派等各種千奇百怪的做法。被共產黨扶持起來的十世班禪 11 歲的時候就給共產黨發電報表示擁護中央政府，后來被我黨評為“最好的愛國者（小平同志語）”、“共產黨的忠實朋友”，但 62 年時就連他都看不下去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七萬言書： “……掀起了消滅佛像、佛經、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無數佛像、佛經、佛塔燒毀、拋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毀和熔化，對寺廟、佛堂、瑪尼墻、佛塔恣意進行了瘋象闖入（南蠻入侵啊！）般的破壞。” “公然無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經’用于漚肥的原料，專門把許多畫的佛像和經書用于制鞋原料等，毫無任何道理。”“由于口糧極少使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得勉強一飽，人們的饑餓痛苦之火燃燒起來，所以使我們藏區以前作為馬驢、牛、黃牛飼料的油渣、麥糠等，也成為人的難得的有養分的香的食物了。”雖然班禪同志已經深諳中國的官場文化，開篇先用大段大段的廢話好好夸耀了一番共產黨的英明神武，但最后還是被撤銷一切職務，到文革時期更是被關押了整整十年。上文所引用的絕大多數還是我國公開發行的史料，至于流亡藏人眼中的共產黨那就更是不堪了，什么禁止藏民點佛燈、轉瑪尼筒、煨桑、念經、佩戴民族裝飾，搞階級斗爭的時候逼迫親屬相互揭批、往喇嘛頭上潑尿、上竹簽刑【37】，甚至于改革開放后我公安干警還在用電棍捅反動尼姑的陰道【38】，完全可以用罄竹難書來形容，本文所摘錄的不過是冰山一角。“民主改革”之后沒幾年，我黨又來個“文化大革命”，篇幅所限我也不多說什么了，大家自己領會精神。還是那句話，雖然以今天的眼光來看，舊西藏也算不上是什么好地方，但共

產黨的所作所為相比之下更是比昔日的農奴主壞出百倍，對西藏社會造成了千年未有的嚴重破壞。奇妙的是我黨的自我感覺還極其良好（就跟老毛 58 年時覺得中國兩年就可以超過英國一樣），79 年時我黨曾嘗試與達賴喇嘛進行和解，讓達賴喇嘛派代表團來參觀“西藏解放后日新月異的建設成果”—— 最搞笑的是我黨還教育藏人要“講禮貌”，千萬不要攻擊達賴喇嘛的代表。結果代表團在西藏溜達了一圈，不僅沒有遭到攻擊，反而受到了熱烈歡迎， “不管他們到那里都被淚水盈眶的西藏人包圍，他們也看到充足的證據顯示中共當局以殘忍而有系統的方式企圖摧毀西藏的古老文化。此外他們也見證到無以計數的饑荒歲月，許許多多人餓死、遭到公開處決，諸如此類對人權形成顯著而可怕的侵犯【39】”，已經出獄的班禪喇嘛還向代表團展示了自己在牢里留下的傷疤。這類交流又進行了兩回之后我黨自己都快被嚇崩潰了，只好恢復了原先“漢賊不兩立” 的方針。截止今天為止，我黨仍然沒有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道過一次歉，甚至不斷的制造出新的謊言去妖魔化西藏過去的文化傳統和今天的流亡藏人。如今我黨聲稱達賴喇嘛要在西藏“恢復政教合一的黑暗農奴制”，但實際上達賴喇嘛早在 1952 年就已經成立了一個改革委員會，打算由政府出錢購買莊園主的土地分發給農民【40】，這個良性的土地改革后來被共產黨所謂的“民主改革”硬生生的給打斷了。 59 年達賴喇嘛剛逃到印度便開始推動正兒八經的民主化改革，60 年藏人的歷史上出現了第一個民選議會，63 年的《西藏民主憲章》即規定議會有權罷免達賴喇嘛，到 2001 年達賴喇嘛又指出由他本人指定內閣候選人、議會批準就職的方式已經無法適應民主的發展，推動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第一次首相全民直選【41】。今年 3 月 10 日達賴喇嘛則正式宣布退出政壇： “由精神領袖領導藏人的方式已經過時……我不想做穆巴拉克。”除此以外他還多次提出： “如果多數西藏人民覺得達賴轉世制度已經過時，那這個制度就該消失。我沒有問題。”并于今年 9 月 24 日正式宣布廢除達賴喇嘛的轉世制度【42】。倒是中共對此反應激烈，搖身一變成了“宗教的守護神”： “活佛轉世是藏傳佛教特有的傳承方式，中國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當然也包括尊重和保護藏傳佛教這一傳承方式【43】。”2007 年我國甚至推出了一部讓人哭笑不得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究竟是誰在試圖用宗教操縱政治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123

北京之春文選可謂一目了然。就我黨這操性，西藏人要是不想獨立才叫活見鬼了。說來也好笑，我黨用來妖魔化西藏的手法其實也不比當年斗地主、反右傾時更為高明，但中國人民好像總要過個幾十年后才會意識到自己又他媽的上當了。行文至此，鄙人的腦海中又浮現出了 08 年時的熱鬧場景：四月巨嬰對 CNN 的無情揭批，海外華人聲勢浩大的反藏獨游行，愛國網民對莎朗斯通的憤怒聲討，以及家樂福前躺著中槍的荷蘭國旗。耳邊則反復回蕩著 CNN 主持人 Cafferty 的那句話——“一群五十年不變的暴徒和呆子。” 【1】《西藏發出通知糾正劃分富農（牧）錯誤》，新華社 1980 年 6 月 20 日【2】1958 年 9 月 8 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紀要，《毛澤東思想萬歲》【3】《彭德懷全傳》第七篇《廬山海瑞》【4】丁抒《人禍》第四章《吹牛皮亂放“衛星”》【5】1959 年 4 月 15 日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紀要，《毛澤東思想萬歲》【6】《獅吼棒喝》——大藏寺祈竹仁寶哲問答選錄【7】江達三《西藏平叛》【8】周潤年《西藏古代法典選編》，P92 【9】隆英強《淺談五世達賴喇嘛時期的十三法典》，《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05 年第 1 期【10】周潤年《西藏古代法典選編》，P39 【11】周潤年《西藏古代法典選編》，P96 【12】笑蜀《大地主劉文彩》【13】杜興《真實的周扒皮是個厚道人：土改時被打死》，《先鋒國家歷史》2008 年第 16 期【14】《中美合作所和紅巖屠殺毫無關系》，《“紅巖”史事補正：江姐遭受“釘手指”酷刑為虛構》，均載于《北京日報》【15】關于循化匪亂情況和今后意見的報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匯集 1949-1959》P1037-P1039。本文中凡引自《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匯集 19491959》的內容，全部轉引自李江琳著《1959 拉薩》【16】《興海縣志》，轉引自李江琳《1959 拉薩》【17】《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匯集 1949-1959》， P1003 【18】徹底肅清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張國聲同志在統戰工作上右傾投降主義的思想影響，堅決貫徹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匯集 1949-1959》，P428

124

【19】王志敏《我的右傾罪：青海農村調查》，《炎黃春秋》2008 年第 10 期【20】同上【21】《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匯集 1949-1959》， P1006 【22】《新中國國防大事記》【23】藏族人口資料參照《中國藏族人口與社會嗎》【24】1958 年 6 月 24 日轉發青海省委關于鎮壓叛亂問題的報告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5】尹曙生《大躍進前后的社會控制》，《炎黃春秋》2011 年第 4 期【26】李江琳《1959 拉薩》，P69-P70 【27】汪鋒同志一九五八年十月七日在喇嘛教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匯集 1949-1959》，P784 【28】《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匯集 1949-1959》， P730 【29】為徹底完成青海省牧業區社會主義革命而斗爭，《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匯集 1949-1959》， P1070 【30】徹底肅清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張國聲同志在統戰工作上右傾投降主義的思想影響，堅決貫徹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匯集 1949-1959》，P432 【31】1959 年 4 月 15 日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紀要，《毛澤東思想萬歲》【32】《西藏的民主改革》，P199 【33】《西藏的民主改革》，P32 【34】《中共中央關于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35】1957 年 5 月 15 日《事情正在起變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36】《褚時健的德與能： “不整人”和“讓別人也好”》，鳳凰網【37】阿媽阿德《記憶的聲音》，轉引自余杰《推倒西藏的“柏林墻”——讀阿媽阿德 < 記憶的聲音 >》【38】紀錄片《雪山獅子的哭泣》【39】達賴喇嘛《流亡中的自在》第十三章【40】達賴喇嘛《我的土地，我的人民》，P25 【41】安樂業《初談西藏流亡民主》【42】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關于轉世的公開聲明【43】2011 年 9 月 26 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臺灣大選讓大陸人民垂涎欲滴 ——寫在臺灣大選出結果之日（深圳）郭永豐

一、大陸網民感慨臺灣“人民是爹” 臺灣大選結果終于揭曉。馬拉松式的總統角逐，讓總統候選人歷經千辛萬苦，千難萬難，候選人對選民的無限卑躬屈膝，紆尊降貴，經受無限磨難與考驗。這對于高高在上，養尊處優，無限尊貴和體面的我黨領導干部們來說完全是冰火兩重天。雖然我黨始終號稱自己是“人民的公仆”，與最廣大人民群眾“血肉相聯”，是真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的。但和臺灣領導人相比較，他們實際上就是要騎在十三億主人頭上稱王稱霸作威作福。為了維護名副其實的黨權貴的淫樂天下，我黨權貴苦思冪想絞盡腦汁，把封建專制王朝的統治手法發揮得淋漓盡致；但他們的種種“維穩”與“和諧”方式已經無法蒙蔽和欺騙已經覺醒的大陸民眾。尤其是當人們面對當局的紅色高壓恐怖統治時，在看到臺灣如此的選舉盛況，都很無奈地在微博感嘆： “臺灣人民是爹！臺灣人民真幸福”！馬英九、蔡英文、宋楚瑜，三大政黨領袖較量，勢均力敵，究竟誰輸誰贏，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四年一度的真正屬于全民民意的競相角逐，這才是最有意義的懸念和看點，讓人民興奮，讓全民心情舒暢，精神為之大振。全民的政治節日，人人平等參與，平等表態，一副純粹屬于主人翁的尊貴與自豪，臺灣人民已完全充分享有了。相比于同是炎黃子孫華夏后代的我大陸十三億奴民來說，此時的臺灣人民能不感到自豪與幸福嗎？

二、大陸中國人真的素質低下不配享有民主制度嗎？臺灣正如火如荼進行大選，人民真正當家做主已經有十幾年，五千年封建專制傳統終于被推進歷史的垃圾坑里。然而，海峽這面的黨權貴們卻一再堅持說中國人素質低不適合民主制度，我們要問難道臺灣人不是中國人 ? 港澳人民不是中國人 ? 獨立建國并已經實現和平轉型的蒙古國民原來不也是中國人嘛 ! 歐美兩百年前就建成的民主政體模式早在兩千五百年前的希臘雅典就已成熟運行；可直到今天，在我黨所鼓吹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大陸仍然不配享有為保障自己基本人權而采取的選舉制度？這難道不是公然踐踏、污蔑我十三億屁民的智商和人格嗎？微博上說： “幸虧有臺灣，否則我們真的以為中國人就這么賤，不配搞民主；幸虧有臺灣，否則我們真的以為中國的政權更替一定會血流成河；幸虧有臺灣，否則我們真的以為美國是中國的天敵，中美不可能友好；幸虧有臺灣，否則我們真的不相信中國人推翻獨裁后上來的居然不是獨裁了；幸虧有臺灣，我們看到了中國還有希望！” 空山春夢：臺灣選舉越來越干凈、理性，臺灣選民的質素也越來越高。臺灣大選令那種阻撓直選的人民素質論、經濟水平論、教育程度論、民主不適合中國人等理由不攻自破 ! 楊過私人會所：有選票，官員就得向我們鞠躬；無選票，我們就得向他們下跪！萬能的微博啊！你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125

北京之春文選任何人都不能為所欲為。

三、沒有選票，沒有民主政體的大陸是十三億人的監獄

台灣大選選票他媽滴請告訴我：中國——啥時候才能人人擁有一張真正意義上的選票？作家草軍書：臺灣總統選舉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今晚將會揭曉。臺灣選舉和大陸選舉最大區別是候選者心情不同。臺灣選票上的候選者在最終結果宣布之前，內心忐忑不安地唱著《忐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當選；大陸選票上的候選者在最終結果宣布之前，內心興奮激動地唱著《好日子》：今天是個好日子，心想的事兒都能成。針對臺灣秋生的微博：中華民國公民今天可選出自己新的政府首腦了。中國人素質低，就適合專制嗎？民國大選不僅開創了華人社會五千年來的先河，更展示了越來越公平公正的選舉，那些阻撓人類進步、破壞直選的人民質素論、經濟水平論、教育程度論、民主不適合中國人等理由的“專家、學者”們，說說你們的理由：人種不同嗎？微博名人，被戲稱為大嘴的宋祖德先生發微博評論 : 官場任命制必將被時間掃進垃圾桶！臺灣今日由人民選出自己的最高領導人，誰說華人不適合民主、自由？那些專拍執政黨馬屁的專家學者們，你們可以洗洗腦袋撞墻了，我國追求民主的人士像微博用戶一樣突飛猛進，這是人的天性，祖德堅信：我國離全民選舉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日子不遠矣！ @ 韓志國：選舉是最有效的社會制衡。臺灣大選之所以引起廣泛關注，是因為它正是我們最稀缺的東西——一人一票的社會選擇與制度制衡。每個人的意志都可以通過選 ? 來表達，沒有哪一個候選人敢輕視民意忽視民生。民主投票也可能選錯，但四年后可以重新選擇，而且有輿論監督和彈劾機制，

126

正因為大陸沒有全民選舉的結果，我中華大地才淪為十三億屁民的大監獄。而讓黨國皇親國戚及其當代八旗子弟們驕橫奢華、為所欲為。且看下面幾則每日都有可能在中國任何地方都發生的幾則微薄消息，讓我們見識見識“公仆”們是如何服務于人民：新聞夜宴：求證，轉帖自搜狐： “我是人大代表！我可以再花一輛寶馬的錢弄死你！”今天早上，江蘇南通師范第二附屬小學校門口，一位不服交通指揮的寶馬車主對交警說： “我是人大代表！我可以再花一輛寶馬的錢弄死你！”此言一出，被堵塞在周圍路上的市民一片怒罵。羅昌平：一位朋友在獄中的來信，他在 2008 年 7 月 10 日見我的那個下午被捕，由北京押回貴州，現在羊艾監獄服刑。他大學畢業留京工作，僅僅只是幫家鄉父老抵制黔西火電廠征地強拆，被以詐騙判處有期徒刑 11 年，罰金 20 萬。這封信輾轉半年才到，而我無能為力。四、大陸怪象：兩會代表睡覺，公仆自彈自唱 “紅歌” 臺灣大選被吵得沸沸揚揚，熱火朝天之時，我大陸的各省直轄市的兩會也正在緊鑼密鼓地悄然進行，沒想到竟然還是這樣一種場面：據微博報道， 2012 年 1 月 13 日，中國上海，姚明出席第 13 屆上海人民代表大會，會場全是睡覺的代表——“相比之下，姚明是最敬業的！”，有圖為證。薄熙來在重慶“唱紅”，試圖以羞辱巴蜀人民智商的方式進軍十八大。汪洋在廣東假借“中國人” 之口為其“圣旨”公然背書，視公民權利如草芥。據微博報道汪洋 13 日在參加省人代會時，給出了一副對聯，評價兩任省長。上聯：2011 黃華華圓滿謝幕；下聯：2012 朱小丹漂亮開局；橫批：廣東唱紅。他解釋說： “中國人喜歡唱紅，……” 相對于海峽對岸，薄熙來、汪洋們的表演是多么絕妙的諷刺和嘲笑！權貴黨利益集團不僅完全剝奪人民的選舉權，而且把人民作為他們財產的一部分，需要的時候用來給他們“唱紅”，還說那是“中國人喜歡”。其無恥與邪惡可見一斑！ 2012-1-14 于深圳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今日臺灣，沒有統派陳破空

2012 年臺灣大選落幕，勝者不驕，敗者不餒，都顯示出君子氣度、王者風范。馬英九當選連任，蔡英文雖敗猶榮。臺灣民主，再次給中國大陸上了生動一課，無數中國網友質問：臺灣能，大陸為何不能？中共或親共媒體認為，馬的勝利，是“九二共識”的勝利；甚至宣揚：臺灣大選，是對胡錦濤兩岸政策的公投。對此，只須輕輕地問一句：能否讓大陸人民也持選票來公投一下？眾所周知，兩岸談判，簽署 ECFA 協議，僅有兩岸政府與臺灣民眾（擁有知情、表達和抗議權利）的三方參與，作為第四方，最大頭的大陸 13 億國民，竟被排除在外。如此“兩岸政策”，體現的民意究竟有幾分？馬英九領軍的國民黨，俗稱“藍營”或“統派”，馬勝出，讓部分大陸人以為，兩岸將邁向統一。實情并非如此。二十多年來，兩岸互相誤讀，交叉誤讀，以至于，大陸人不懂臺灣人，臺灣人不懂大陸人。以大陸左派和自由派的思維為例。大陸左派，視臺獨為大逆不道，以“數典忘祖”咒罵之，其邏輯是，既然同文同種，自然就是“一家人”，憑什么獨立？不能文取，就要武攻。卻未曾思量：新加坡也同文同種，其國民主體都是華夏子孫，難道就是“一家人”？當年的北美移民來自英國，同文同種，為何獨立建國？對臺灣四百年歷史毫無所知、對臺灣人民飽受外來政權統治的痛苦毫無感受，是大陸人誤讀臺灣人的盲點所在。大陸自由派，自然反對武攻臺灣，但也理想地以為，既然國民黨是由大陸遷臺，應該還抱有統一兩岸之志。對國民黨安于臺灣感到不解，甚至責為 “偏安一隅”、“胸無大志”。馬英九當選連任之后，

不少大陸自由派知識分子，雀躍稱慶，再度燃起由國民黨主導兩岸民主與統一的期待。殊不知，時過境遷，今日國民黨，已非昔日國民黨，在本土化的浪潮中，國民黨也已經本土化。在臺灣，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區分、藍營與綠營的識別，僅大致在于：族群上，是外省人與本省人的代表；語言上，是國語與臺語的側重；意識形態上，是殘留的中國情結與高漲的臺灣意識的對抗……這些差別，在選舉時可能突出，但回歸平時，他們才是一家人，都是風雨同舟的臺灣人。事實上，今日臺灣，愿意結交和幫助中國自由派的，反倒是民進黨或綠營人士；至于國民黨或藍營人士，連與中國自由派接觸都不敢，或掂量在大陸利益得失，或受到中共“打招呼”的壓力。海內外中國自由派對國民黨的寄望，豈非一廂情愿？再看臺灣獨派和“統派”的思維。在臺灣獨派人士那邊，以為，大陸自由派，如民運人士，會天經地義地支持臺獨，理由是，既然你們堅信人權與民主價值自然就會理解臺灣人民追求獨立的愿望，因為，民族自決或住民自決，屬于人權與民主價值的一部分。道理沒錯。然而，在大陸，中共長期營造“大一統”高調，自由派受制于中國炙熱的民族主義情緒，不得不謹言慎行。即便內心同情臺獨，卻也不便輕易表態；畢竟，與中共爭奪大陸人心，才是自由派的工作重點。況且，大陸社會狀況百出，自由派忙于應對，一時對臺灣無暇他顧。在臺灣“統派”人士那邊，以為，大陸無論什么派，既然是中國人，就理所當然地反對臺獨。其實不然，在相當一部分大陸人眼里，中共獨裁是眼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127

北京之春文選前之禍，自身避之猶恐不及，又怎忍心讓臺灣人也來受此大苦？臺灣民調顯示，關于身份認同，認為自己是臺灣人而非中國人的，由 1992 年的 17% 穩步增加到 2011 年的 54% ；關于統獨，多數人（60%）傾向維持現狀，傾向盡早統一者，僅 1.4%，其勢遠遜獨派。在臺灣，真正的統派，俗稱“深藍”，早已被邊緣化。探根究底，并非由于臺獨力量的排擠，而在于大陸一黨專制的長期化。還是那個道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大陸專制政治的經久不化，反映在臺灣的自然結果就是：獨派興盛，而統派凋零。馬英九的三不，“不統、不獨、不武”，前兩個是維持現狀，后一個是維持和平，其實質，都是立足臺灣，按中共說法，是“和平分裂”。撇開字面上的統與獨，其實，今日臺灣，沒有統派，只有獨派。區別只是，急切的獨派和不急切的獨派。說到

底，只要中國大陸還是一黨專政格局，臺灣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統派。當然，情況并非不能轉化。設若中國大陸實現民主化，由于信息開放與輿論多元，大陸人未必盡都固執于統一；反之，隨著兩岸政經條件的趨同，臺灣人又未必盡都固執于獨立。民主化之后的大陸人，更能理解和尊重臺灣人的選擇權；民主中國，對臺灣更具吸引力，臺灣人不論求學還是就業，也不論經商還是從政，都呈現廣闊天地。到那時，統獨都不是難題，統獨意識反而可能淡化。不斷有人撰文描繪，只要兩岸簽署“和平協議”，兩岸領導人就能獲取諾貝爾和平獎，而名垂青史。實屬異想天開。如果真要成全這個“諾獎夢”，撰文者不妨勸諭兩岸當權者：推動中國實現民主。惟有在大陸民主化的前提下，簽署真正體現兩岸民意的“和平協議”，才有可能讓這個“諾獎夢”成真。至于誰是鋪路者，誰是摘獎者，世事變遷，則又另當別論。

12月3日，台灣2012「大選」首場電視辯論。

128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美國是“侵犯主權”，還是建立主權？（湖北）杜導斌

現在這世界上幾乎任何一個國家，只要有憲法，就必定會有這樣的憲法條款： “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國家主權屬于人民所有，是當代舉世公認的“公理”。國家主權理當屬于人民。但如果這個國家的政府不經人民同意而產生，這個不經人民同意產生的政府動輒以國家名義壓迫和剝削人民，這個國家的主權還是不是屬于該國人民所有？不是！這個國家的主權屬于實際霸占了政府的極少數貪婪的統治者所有。人民沒有了主權，這個國家也就實際上沒有了主權。雖然統治者通常有該國的國籍，與該國民眾有同樣的祖先和相同的遺傳基因，有相同的語言和文化，并且以主權者自居，但這些專事壓迫和剝削人民的統治者，事實上并不是該國的主權擁有者，而只是竊取者，甚至被該國受壓迫民眾視為敵人。把這樣的統治者趕下臺，把建立政府的同意權歸還給該國民眾，這就不是侵犯主權，而恰恰正是建立主權，讓主權回歸它的實際所有者，讓民眾，讓這個國家贏回主權和尊嚴。 “美國以人權侵犯他國主權”論者，在這個問題上如果不是有意混淆，就是因愚蠢而搞不清誰才是真正的國家主權的擁有者。他們往往錯誤地把主權的篡奪者視為主權的擁有者。這些人以主權為擋箭牌，反對對殘暴統治者的任何正義戰爭，他們所意圖保護的，實際上只是虛假的主權。這些人士的觀點是根本錯誤的。首先，他們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馬克思列寧的階級斗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正是建立在統治者因壓迫和剝削人民而喪失了國家主權代表者資格的基礎之上。其次，這種觀點也否定了共產黨當年奪得政府

的合法性，當年共產黨以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其發動國內戰爭的合法性所在，正是推翻壓迫和剝削人民的國民黨政府，把民主權利還給中國人民。其三，這種觀點絕對不是中華優秀文明的繼承者，恰恰是背叛者，是正宗的中華叛逆！中華文明有悠久的反對暴君暴政、推崇正義戰爭的優良傳統。中華文明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傳統，《春秋》對大量的討伐無道之君的戰爭無一不從正面加以肯定。所謂王師，實際上就是正義之師，是來幫助那些不堪于受壓迫受剝削者的異國的軍隊。古籍記載，對這樣以解救人民為目的的正義之師，人民不僅不認為侵犯了主權，而且是望眼欲穿，埋怨來晚了， “征東則西怨，征西則東怨。” 我并非主張讓美國來打中國，也并非想給美國當什么“帶路黨”，但對那些故意或愚蠢地錯置主權的觀念，還是覺得有必要加以厘清。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129

北京之春文選

瑞典社會民主黨危機，黨主席宣布辭職（瑞典）郭冬成

一、瑞典社會民主黨小史瑞典社會民主黨危機重重，黨主席尤虎特（H?kanJuholt）于 1 月 21 日宣布辭職。這件事值得一評。因為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既沒有民主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所以中國人民就特別羨慕瑞典的民主社會主義，特別敬慕瑞典的社會民主黨。是的，瑞典向來被公認為社會民主主義的，或曰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典范。而瑞典的“社會民主黨”則是該政治典范的政黨典范，該黨為此十分自豪。1889 年該黨成立。1896 年，首次得國會席位一個。1902 年，得席為四個。1920 年，首次贏得首相大權。從 1920 年到 2006 年的近九十年里，該黨始終基本上主導著瑞典政壇。該黨雖然有那么幾個較短的時期失去政權，但始終保持著遙遙獨大的地位。從理念和政策上看，社會民主黨在民主自由人權法制的正義理念方面，那倒與瑞典的其他政黨大同小異，與民主世界各國的政黨大同小異，比如堅持言論自由，集社自由，多黨競爭，多元分權，公平選舉，地方自治，等等。但在此前提下，該黨強調社會主義（當然不是中共那一套了），比如強調分配上的平均主義，比如強調老少病殘弱的高保障目標，比如強調瑞典全社會是“人民之家”。這些社會主義理想和目標，都是極為可愛的，是絕大多數古圣先賢所倡導的，是歷史上所有窮人所夢想的。這種理念落實在政策上，便是高稅收高福利。百年來，瑞典的社會民主黨政治家和廣大民眾一道，懷著堅定的信念，在民主自由人權法制的軌道上，與右翼政治勢力（自由主義者和資本家）做政治斗爭，逐步地化理念為政策，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前后，上述一切美好的理想竟然都實現了，而且是相當完美地實現了。不僅在政治

130

經濟社會反面成就驚人，而且在科學技術藝術體育反面也是傲然于世界。想想既有的諾貝爾獎、沃爾沃汽車、宜家家具、后來的乒乓選手瓦爾德內爾，等等等等。人們贊嘆，瑞典的這種高福利制度，不僅十分人道，而且還十分有利于社會安定，有利于民主政治，有利于提升民族素質，有利于經濟高就業和高增長。瑞典成了人間天堂。那個二十世紀，社會民主黨自謂“輝煌百年” 然而，近十年來，社會民主黨越來越有危機，危機越來越重。2002 年大選，社會民主黨得票 40%，算是好成績，繼續首相大權，（有右翼的最大反對黨“保守黨”得票 15%）。2006 年大選，社會民主黨得票 35%，是九十年來之最低，失去首相大權，黨主席佩爾松引咎辭職。而保守黨得票率升高到 26%。2010 年大選，社會民主黨得票 31%，選戰又失敗，黨主席莫娜·莎琳引咎辭職，（保守黨 30%）。去年，2011 年 3 月，尤虎特（H?kanJuholt）接任社會民主黨主席。而今不到十個月，前日（2012-01-21）這位主席宣布辭職，是該黨歷史上在任最短的黨主席。

二、該主席的經濟丑聞這位社會民主黨主席的任職何以如此地短？從民意層面看，是尤虎特上任黨主席以來，該黨的民意支持率繼續下跌，已經跌到了 25%，還不知跌到哪里為止。那么何以民意支持率如此下跌不止呢？有兩個因素值得注意。一是尤虎特的個人品質，這屬于次要的。二是社會民主黨的理念和政策，這可能是主要的。從其個人品質看，是因為尤虎特的一件經濟丑聞，具體點兒說，是涉嫌超額享受租房補貼。丑聞是這樣的，2011 年 10 月初，媒體報道他在 2007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年 2 月至 2011 年 9 月期間，作為國會議員，在首都斯德哥爾摩租有一套房子，依法報銷了全額房租。可是，他的同居人也定居在該住房。按規定，他就應該上報相關當局，他就只能依法報銷半額房租。這件事本來不為公眾所知，可是他當了社會民主黨主席后，便成了更加眾目睽睽的人物，僅僅過了兩個星期，這件事便被媒體挖掘出來了。涉嫌款額為 16 萬瑞典克朗（約 2.4 萬美元）。他趕緊退賠，并深痛地做檢討，在各大媒體做檢討，在黨內黨外做檢討，在國會內外做檢討，跑遍全國各地十幾個地方做檢討，深深自責，由于疏忽大意，而犯下如此大錯。讓人看了好可憐。議會立案調查此事件，調查他是疏忽還是欺騙。若有證據表明是欺騙，那么他將被移交到檢察機構，進入司法程序。還好，調查組結論是，尤虎特的錯誤是由于疏忽，而不是由于欺騙，因此免于司法追究。

三、瑞典天堂里的問題瑞典被稱作人間天堂，可是天堂也有天堂的問題，盡管它與地獄的問題很不相同。高稅收高福利政策，是瑞典天堂的成功之道，可也是瑞典天堂的問題之源。關于瑞典的稅收和社保政策，讀者專家們當然可以去做更專業的分析。不過，大眾化的事實和道理則是很顯然的。高稅收政策，顧名思義是勞動者納很高的稅，勞動者的實際的貨幣能力便大為降低。高稅收的潛在問題是降低勞動者的勞動意愿。一般說來，在下列四種前提下，勞動者對高稅收是有較高的接受程度的。第一，經濟增長率很高，勞動者納稅后的貨幣能力仍有穩步大提升。第二，勞動者能看到公共服務和公共福利在提升，是與他的納稅量成比例的。第三，社會處在大危機中，比如戰爭和饑荒。第四，人們懷著強烈的人道理想主義。而這四種前提，在二十世紀八十、九十年代的瑞典，是明顯地淡化了。九十年代以降，瑞典的工業更是爭先恐后地轉移到比如中國，那里有無窮無盡的、毫無人權的、特別能干的廉價勞動力。這就使瑞典的經濟情勢更加嚴峻。瑞典政府當然不能強制企業留在瑞典國內，但是它可以降低稅率，以求抑制勞動者的漲工資訴求。光是降稅這一點，就使社會民主黨十分被動。而降稅則正是右翼政黨的主要政策思想之一。

再說高福利，這固然實現了廣大弱者和窮人的美好理想，可是這也誘惑了人性中的某些弱點。既然有工作與沒工作，其收入都差不多，哪么他何必要找工作呢。既然勤奮工作與磨洋工，其收入都差不多，哪么他何必要勤奮工作呢。既然小病可以免費大養，哪么他何別要小病小養呢。既然多生孩子與少生孩子，其撫養費基本都由國家掏腰包，哪么她或他何必要考慮少生呢。如此等等，高福利保障了弱者和窮人，卻也養出了許多懶人，養出了許多病人，養出了許多殘疾人，許多人小病大養，無病呻吟，就好像中共的老干部那樣。很顯然，瑞典政府需要強化福利審核制度，降低福利標準。這一點又使社會民主黨極為被動。而右翼政黨則雖然嘴上不直說，但選民都心知肚明，右翼政黨就是要降低福利。你說你沒錢，你可以去工作嘛！你說你有病，但那病會好的嘛！你說你有殘，但你干不了這個可以試著干別的嘛！你說你什么也干不了，只能閑著，那你就閑著吧，政府也沒有多少錢給你白花！如此等等。上述問題都是與高稅收高福利政策直接相關的。還有其他一些與此政策間接相關的問題，比如巨額國債問題，移民問題。此處且按下不論。四、社會民主黨內的巨大意見分歧上述問題引發了社會民主黨內的巨大危機，黨內至上而下爭論不休。爭論之一是，應該固執本黨的傳統理念，還是應該跟隨時代的變動潮流？爭論之二是，假設以變而求生存，哪么本黨究竟應該左轉，還是應該右轉？爭論之三是，如果右轉，哪么本黨不是和敵對的右翼政黨靠攏在一起了嗎？我們還怎么能稱得起是“社會民主黨“呢？爭論之四是，那么我們就向左轉吧；可是，左邊已經有一個“左黨” （前“共產黨”），而且那里分明沒有出路啊？爭論之五是，那么是否我們就固執本黨的傳統理念來它個以不變而應萬變吧；可是，我黨連選連敗，十年來民意支持率一跌再跌再再跌，簡直沒了底線，而右翼政黨則連選連任，民意支持率日升日升又日升；我們怎么能坐懷不亂，束手待斃呢？（全文完） 2012-01-23 瑞典附：1994 年大選，瑞典社會民主黨得 45% 的選票，（第二大黨即右翼的“保守黨”得票 22%。），社會民主黨遙遙領先，奪回首相大位。1998 年大選，社會民主黨得選票 36%，七十年來的最低點，（保守黨 23%）。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131

北京之春文選

維權方法要講究 ——讀呂耿松《黨法院“做鬼不大”》后感

（廣西）李夏

近日讀過呂耿松先生發表在北京之春的《黨法院“做鬼不大”》，本人作為學過法律的自由人士，不禁技癢，也想說幾句。呂耿松先生因出獄時，書稿和日記及部分書籍被非法扣押，去函監獄向其索還被扣物品無回音，遂向杭州市司法局提出行政復議，該司法局作出了不予受理的決定書。呂耿松先生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二款和《行政復議法》第五條的規定，向杭州市下城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起訴杭州市司法局不受理我的行政復議的具體行政行為。后來收到了下城區法院寄來的快件，快件里面是一張“函”和行政起訴狀的副本。“函” 告知我： “你提起的訴訟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現將你的起訴材料退回” 筆者認為，司法局作出了不予受理的決定，法院“函”告“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并無不妥。“函”告不受理，而不是裁定不受理，是為了節約納稅人的審判資源，筆者不解讀為法院要剝奪呂先生的訴權。筆者認為，書稿和日記及部分書籍被非法扣押，不屬具體行政行為，不可提行政復議、行政訴訟；而屬“非具體行政行為”的行為，屬于國家賠償法第四條規定，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之：（四）造成財產損害的其他違法行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行政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賠償請求人認為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實施了國家賠償法第四條第（四）項規定的非具體行政行為的行為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并造成損失，賠償義務機關拒不確認致害行為違法，賠償請求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賠償訴訟。國家賠償法成為國家不賠法有兩原因，一是官

132

方勢力太大，二是民眾力量太小且不能熟練運用國家賠償法。理論上，呂耿松先生可以對監獄當局提起行政賠償訴訟，要求賠償精神、物質損害，但很難勝訴。難在舉證，誰證明你損失了，損失價值多少？也許我們不得不承認，讀書人，斗不過掌握公權的群小，恐怕將不得不“好漢打脫牙和血吞”了。像呂耿松先生因出獄時書稿和日記及部分書籍被非法扣押這種情況，維權時機在出獄之時——拒絕出獄，如果不返還書稿和日記及部分書籍，至于能否成功，要靠運氣！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為自由走上街頭 ——廣州人權日活動紀實（廣州）余剛

2011 年 12 月 10 日的早上，廣州街頭刮著凜冽的寒風。我還在被窩里就被一陣手機鈴聲吵醒。 “今天的行動沒有變化吧？”手機那頭傳來楊崇洪亮的聲音。 “哦，沒有。”這時我才想起今天是世界人權日，我們幾個熱愛自由的朋友計劃下午在天河區石牌橋地鐵出口發起反獨裁、爭民主的示威活動。中國的專制獨裁已經時間太長了，人民已失掉了爭取自由的勇氣，他們被莫名的恐懼籠罩著，迷信地認為在公共場合只要喊出反對專制政權的口號，就會招來滅頂之災。為了消除人民的恐懼，鼓起他們的勇氣，我們幾個愛國青年想做個示范。為了給下午的行動養足精神，我又睡下了。大約 9 點，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把我驚醒，我沒有理會。敲門聲還在繼續。難道走漏了風聲？我擔心了起來，于是悄悄走到門口透過貓眼向外看：果然一個穿警服的人站在門外。我心頭一涼：完了，這次的行動泡湯了。幾秒鐘后，我的郁悶變成了無比的憤慨：我們精心準備的計劃就這么夭折了？難道中共真能無孔不入？為每個人爭取的自由就那么容易被出賣？敲門聲還在繼續，警察還在外面大聲喊叫，我沒有開燈，下定決心不開門。我想，就算要抓我，也得等我吃完午飯吧。于是我往旅行袋里裝上幾件換洗的衣服，再放上每天必復的抗抑郁藥，準備午飯后出門讓他們抓。之后我便和往常一樣，吃完早餐后翻開還未看完的書——奧古斯丁《論自由意志》——平靜地閱讀起來。約一小時后，敲門聲停止了，空氣里死一樣的寂靜。此時，我還抱有一絲希望——如何能帶著游

行用的橫幅和傳單逃出去，只要走上街頭，就算是勝利。我打開電腦，楊崇在 QQ 那頭給我打招呼，我拒絕回答，我想，如果把被暴露的消息傳給他，那可能會影響他的士氣，導致這次活動的取消，那最后一絲希望也斷送了。一會兒后，家人像往常一樣打電話給我，我謊稱在圖書館（警方可能在監聽，我想給他們留下不在家的假象）。中午 12 點半，我吃完午飯后背包出門（包里并未放游行用的資料），發現沒有警察堵在門口，他們可能懷疑我是否在家，于是把注意力轉移到阿貴那里去了（阿貴也是被警方獲悉參與行動的人之一），所以只對我家出口進行監視。我迅速地上了一輛公交車，再換了幾次地鐵，確認把盯梢甩掉后，悄悄潛回家中。這時我大喜過望——警方居然誤判，讓我轉了空子。我感到離行動成功已經不遠了，只要警方還不知道確切的地點，只要警方還沒有控制所有的組織者。下午 2 點，我拿上橫幅與傳單出門，來到約定地點會合，沒有發現警察——離成功又更進一步了。 2 點半，楊崇、郭春平、李偉鑫按時來到會合地點并帶來消息：阿貴已被警方控制。他們同時還帶來當天的增援部隊——白濤、李二龍、老黃、陳宇等。我們馬上進行了幾分鐘的行動部署，懷著飽滿的熱情向指定地點進發。約 2 點 40 幾分，我們已在石牌橋地鐵站 B 出口拉起了橫幅——上面用中英文寫到“隆重紀念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日”，并舉起了多張廣告牌——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133

北京之春文選上面有“天賦人權、自由民主”“獨裁政權、遺臭萬年”“國家應尊重及保障人權”等字樣。郭春平、楊崇、李二龍負責拉橫幅和舉牌，我負責演講，并和陳宇、白濤一起派發傳單，傳單上羅列了“中國政府未遵守的《人權宣言》條款”。剛開始，行人驚訝地看著我們，有些膽大的人停下來拍照。我拉著一個行人說： “朋友、你的人權被剝奪了，不氣憤嗎？”他搖搖頭，驚慌地走開。我又對另一個人說： “你的人權在這張紙上，看看吧！”他接了下來。…… 由于當天風大，大部分行人匆忙地走過，停足觀看的人始終不多，20 分鐘過后還沒能聚集起人氣。不過許多行人向我們豎起了大拇指表示支持，傳單也發了 100 多份，主干道上（天河大道）的車輛減慢了速度以便觀看拍照，以致一時出現了塞車。我在演講的時候，歷數專制政權的罪狀，號召大家爭取選舉權。聽我演講的一個人突然激動地問道： “你這不是反黨嗎？” “反哪個黨？” “反哪個黨你自己知道。” “你是不是說反共產黨？” 這個懦夫還不敢承認。我繼續說道： “如果共產黨是邪惡的，就應該反，難道你不反對邪惡嗎？如果你不反對邪惡，你就是贊成邪惡，你不就成為了邪惡嗎？”他無言以對，怏怏地走了。…… 時間已過了差不多 50 分鐘，鎮壓我們的警察

還沒有出現，地鐵口的協警和周圍的保安無動于衷地看著我們，風越來越大。楊崇的衣服穿得太少，一直在哆嗦。我們也看到今天任務已完成得不錯，想等警察來鎮壓也等不到了，于是就最后合了個影，收起行頭，大搖大擺地坐上地鐵走了。地鐵里，勇敢的楊崇還意猶未盡地說到： “咱們再去找個風小的地方示威。” 之后我們去餐廳慶賀這次勝利。這時傳來阿貴被打的消息：原來警方漏掉了我之后控制住阿貴，但接到電話說我們已經開始活動好一會兒了。他們感到徹底的失敗——煮熟的鴨子都飛掉了，于是惱羞成怒，打了阿貴一個耳光。事后據說，我們的示威開始幾分鐘，天河南派出就得到報告，他們怕自己出面會引起更多人圍觀，于是多次命令附近的保安干預，但保安們沒有多大積極性，只在最后溫和地提醒了一下。警方不得以才在一小時后趕到。此次行動可以看出，當局已失去了民心、軍心（包括警察），警方的行動毫無動力、相互推諉，從內心里是贊同我們的；路過的市民上千人，他們由剛開始時的緊張、害怕轉變成為最后的放松，并主動與我們交談，看得出他們已有了勇氣。隨著媒體的報道，更多的人會了解到這一事件，從而驅散他們頭腦中的陰影——你瞧，廣州的年輕人不畏強暴，走上街頭爭取自由近 1 個小時，什么危險也沒發生嘛。

為自由走上街頭

134

北京之春文選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 期）

圖片新聞

北京之春文選·二0一二年第一期總第五期《北京之春》雜誌社編輯顧問: 方勵之蘇曉康林培瑞郭羅基黎安友劉青

余英時楊力宇

編輯委員會 : 于大海（發行人）王丹（社長）胡平（主編）薛偉（經理） 1月24日第四屆北京之春自由先鋒獎頒獎式在紐約舉行

1月29日達賴喇嘛駐北美代表和紐約學者就藏區危機舉辦研討會

BEIJING SPRING DIGEST（2012·Jan. No.5）

1月18日異議作家余傑出走美國後在華盛頓舉行首次記者會

1月23日著名政治犯郭泉的妻兒抵達美國

通訊地址： P.O.BOX 520709 Flushing NY 11352 USA 電話、傳真：（718）661-9977 電子信箱： tsdz@hotmail.com 網頁： http://beijingspring.org BEIJING SPRING PRSRT STD U.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Y. Permit NO. 348 Copyright: Beijing Spring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1月11日北京異議人士胡佳因聲援高智晟（小圖）遭抄家

貴州異議人士陳西於2011年底遭中共重判十年徒刑後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