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學生報2012年10月號 by kwong chung

2012 年 10 月號免費取閱

社會：新界東北——發展？剝削？融合？校園：三三四改制清潔工壓力大增教育：罷課是怎樣煉成的生活：一切，源於對巴士服務的不滿情色：中大野戰雜記性別：戴 bra 的經驗文藝：非主流的影像——社運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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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012 7:07:37 PM

編者的話

社會 3-4

新界東北發展專題 : 當房屋土地成為工具時…… 5-6 新界東北：「深港融合」的論述根底 7 月未圓──小記居留權大學十周年音樂會 8 俾田生睇中，仲邊有運行？ 9 不過如此──小恩小惠梁少招 10-11 釣魚台──狂熱背後的導火線

教育 13 「如是着，我們走到這裡」── 訪問嶺大臨時罷課委員會「別讓廣場佔領群眾」── 訪問中大罷課委員會 14-15 罷者之「罷」：訪問反國教罷課參與者

[ 左翼 ] 16-17 學運作為反資的戰線—— 對照反國教與加拿大反加學費的學運 [ 反外判戰線 ] 18-19 外判 = 專業化 = 好？

生活 20-21 一切，源於對巴士服務的不滿 21 甜美生活

性別 22-23 [ 交換經驗 ] 戴 bra 23-24 [ 影札 ] 《同志大遊行》

文藝 25 搖滾專題：鎂光燈以外的「反叛」傳說 26-27 社運電影節影評情色 28 性罷工──不只是不做愛那麼簡單 29 中大野戰雜記

九月十一日的罷課，無疑是反國教運動的高潮，但同時也是其終結。自梁振英宣佈取消國教三年開展期，國教議題便失去群眾的關注，罷課正是句號，一個不美麗的句號。說甘不甘心，也確是有點不甘心，國教未徹底取消，而且關於這議題還有很多討論不夠深入的地方，但沒有時勢的助瀾，就很難再掀起大型討論。即使如此，我深信我們的功夫並沒有白費。罷課那天，高掛的艷陽，台上叫的口號，這些記憶都很模糊了。印象最深刻的卻是，在罷課的官方時間結束後，那場非正式的討論會。在討論會中，不少人表示希望深入分析國教議題，也觸及了一些鮮有人提及的面向，儘答討論會的時間不足以讓我們有十分深入的討論。沒錯，討論是很重要的，不論是國教，或是少人關注的議題，都需要足夠的討論。還記得我在上莊前，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傾莊，認識了各種從未接觸過的議題，更重要的是認識了不少志同道合，和他們交流對不同議題的意見，這些都成為一點一滴寶貴的回憶。而且，我相信討論的作用還不只於此，透過長期的大型討論和磨合，我們就能聚集群眾的力量，一卵當然不能擊石，但有足夠的群眾支持，即使建制築起的圍牆也能推倒。

專欄 30-31

校園 32 32 34-35 36-37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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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四系列──誰是最受影響的一群？有關敬文書院宿規報導的更正內地本科生聯合會 : 你不知道的事怎樣才算清潔──記中大清潔工友娥姐不和諧的聲音──和聲人對書院的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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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北發展專題︰當房屋土地成為工具時 ……

新界大型空置住宅用地，共有 1400 公頃文︰報社社工根據梁振英從早說到晚的房屋大計，香港急需充裕的住屋，有必要立即着手興建更多公屋居屋。其中新界東北 9 月 22 日的諮詢會上，政務司林鄭認為必須發展新界東北，停止或延遲開拓新土地都不符香港需要。同時又指出，市區可發展土地已經飽和，新界東北必須發展。陳茂波亦以此為由，強調絕不撤回計劃。[1] 一方面，公屋輪候冊上的市民抱怨私樓太貴，希望多建公屋快快上樓；另一方面，不少當地村民被無理地佔據土地，甚至被迫遷離家園，極為不公。這是個兩難情景，政府的說法似乎是要求村民忍耐，為香港未來的房屋計劃著想，暫且犧牲一下，曉以大義。事實上，大家都被騙了。政府根本就是以土地不足作幌子，實際上卻只是輸送利益予地產商的一步棋子。

不可能全都用作建屋，假設只用其中五分之一，也就是 400 公頃。林鄭去年還是發展局長時，聲稱 1000 公頃的地夠 100 萬人住 [3]。按比例算一算，應該有 40 萬人能滿足房屋需要吧！公屋輪候冊上也不過是 19 萬人而已，數量一定夠滿足大眾需求。所謂不夠地建公屋，只是騙小孩的話，不盡不實。。也罷。就算不計全港如此繁瑣的地段，那麼只談新界區的住宅用地吧。小記特意去郵政局買了幅《香港土地用途圖》。在同學協助下，大概標示出數個大型的空置住宅用地（上圖）。答案令人吃驚︰是實實在在、完完整整的 1400 公頃「住宅用地」！方才的估算也不過是 400 公頃的地，已經能夠滿足偌大的房屋需要。政府把這新界區的 1400 公頃的地丟空不管，卻以房屋不夠為由強行發展新界東北，還反過來要向當地居民收地，真的很離奇吧。

香港究竟有多少空地？

想來政府大力推動新界東地計劃，必然會有一番鴻圖大計，豈料看見的是垃圾。發展計劃開宗明義的第一段︰「新發展區將供約 533 公頃可發展土地，紓緩人口增長所帶來的房屋及就業需求」。就當全部都用作房屋，也遠遠比不上在上面提到的 2153.7 公頃，或者 1400 公頃的用地吧。這真的令人想破頭也不明白。

香港有 11 萬公頃土地，約 70% 為郊野公園、山野地帶等，不容許任何發展 [2]，而已發展的地段佔 23%。其中有多少地是預留作發展住宅呢？前任發展局局長麥齊光 7 月在立法會指出，政府全港持有的住宅用地共有 2153.7 公頃，也就是多大呢？三個油尖旺區吧！理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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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北有幾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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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用作「住宅及鄉村式發展」的地，只佔三個發展區（古洞北、粉嶺北、坪輋打鼓嶺）總面積的 21.2%（167 公頃）。其餘部分不是用作文娛設施，就是商場、地標式建築、工業用途等。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又再一次證明，政府的想法十分耐人尋味。還有更重要的一點，167 公頃這個範圍，不一定就是將會用來新興建房屋的地帶。它是「住宅及鄉村式發展規劃」，事實上已經將兩種規劃混在一起：「住宅規劃」是不同密度的「住宅甲類至戊類」以及「公共房屋」的統稱，也是一般市民所理解的「住宅用地」；至於「鄉村式發展」，簡單來說就是「原居民丁屋區」。規劃署似乎刻意將兩種用地混在一起，令數字看起來大一些。扣去「鄉村式發展規劃」的 17.4 公頃用地，只剩下 149.6 公頃。這不是數字遊戲是甚麼？所謂欺騙人的三種東西︰ Lies, damned lies, and statistics，在這計劃中簡直表露無遺。那 17.4 公頃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即丁屋區，其實也容納不了多少間新丁屋，因為區內早已有大量丁屋及舊村屋 [4]。再老老實實地說一句，丁屋與私樓也差不了多少，都是價錢貴得天一樣高，面積又大得像豪宅，根本與低收入的市民完全脫節。舉個例子，丁屋可以建三層高，每層 700 呎，想也想到一般人會否買得起吧。把這雞碎般小的地段一併計算，又不能用來建一些大眾負擔得起的樓，不正是瞪眼說瞎話嗎？唉！口口聲聲說要解決房屋問題，但由得要發展的地方繼續樓價高企，真的要寫個「服」字囉。

讓居民到哪裡住？讓農民到哪裡耕田？

起公樓有幾多地？再仔細研究公營房屋（包括公屋和居屋）在新界東北的比例。坪輋區完全沒有，只有私人樓宇。粉嶺北的住宅用地為該區 26%，但從地圖上看，私樓和公屋的比例是 1:1。古洞北的住宅用地為 16%，地圖上也是約 1:1。按這兩區的面積（古洞北 450 公頃，粉嶺北 166 公頃），實際用作建造公營房屋的土地，只有 58 公頃。私樓呢？坪輋的 51 公頃加其餘兩區的 58 公頃，總共就是 109 公頃，幾乎為公營房屋的一倍。以現時香港的樓價，買得起的有多少個？香港政府新聞網 9 月 22 日的一句話︰「新發展區是本港未來主要的土地來源。如果把整個計劃『撤回』或『叫停』，將意味香港人的住屋問題，無從改善。」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 ？從頭到尾，根本政府就沒有好好運用土地， 1400 公頃的空置土地就是最佳證據。除了 x，還有 x，真的不知到還有甚麼反應了。

這從來都不是真的長篇大論講了這麼多，翻來覆去的只是兩個重點︰．不論在市區還是新界，都有很多地，根本就不需要發展新界東北。．公屋有必要多建，但計劃根本就不是為了解決住屋需要。在這麼多的假數據背後，我們雖無法猜度政府的用心，但至少一件事很清楚。這次計劃，從來都不是以民為本，從來都不能解決甚麼問題，從來都不由市民參與，從來，都只是給地產商賺錢的機會。正如「還我 2012 真普選」一樣，其實，何嘗有過？何嘗真過？ [1] 都市日報，2012 年 9 月 24 日 [2] 香港政府在 1976 年制定《郊野公園條例》，將香港 40% 的地方闢設為郊野公園，除環保或教育等用途，任何形式的發展均不可能 [3] 林鄭的原文為，香港只需發展全港的 1%，即 1000 公頃，就能容納 100 萬人的住屋 [4] 獨立媒體，〈東北新發展區規劃中，到底有多少住宅用地？（土地系列之一）〉，作者為朱凱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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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面三幅為政府第三階段公眾諮詢時所公佈的規劃圖。一眼可見，不論是古洞北新發展區、坪輋／打鼓嶺新發展區，還是粉嶺北新發展區，劃作原區安置受影響居民的用地都是少之又少 ( 紅圈範圍 )。新界東北發展牽涉的土地面積達到 787 公頃，為了是次「發展」，一千七百多戶、上萬名的村民將被逼遷，這一點點土地，安置得了所有人嗎？政府徵用的土地不少還有村民生活、耕種、居住，以粉嶺北新發展區為例，受影響的村落包括馬屎埔村、石湖新村、天平山村、虎地坳村等，村民多年來「耕住合一」，即使安排他們「上樓」，住進公屋，也不能彌補對他們原有生活方式的毀滅。更不說，申請公屋亦需符合資格，不符合資格的話就請閣下自理。政府雖然表示會協助受影響的農戶覓地復耕。然而，根據有機農友會主席黃如榮的說法，政府漁護署的「農地復耕計劃」向來成效有限：「地主一心待價而沽，拒絕租出農地，政府根本無法成功為農戶配對農地」（註一）。更荒謬的是，現時政府正考慮作復耕之用的「休憩用地」，竟包括了高污染工業用途、貨倉、長年受山火影響的山坡等等，根本就不適合作耕田之用！地不夠住，田不能耕，紙包不住火，門面功夫做足了又如何？註一：http://www.cahk.org.hk/ preleases/092820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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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北：「深港融合」的論述根底文：石七刀前言最近新界東北議題熱哄哄，單在九月二十二日在上水的諮詢會，就至少有一千人出席。網上有很多不同的論述，正在為反對新界東北規劃的運動提供理由。論述之中，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反對「深港融合」。本文嘗試帶出這套論述的缺陷，以及提出我在新界東北議題上的愚見。論述當中，「深港融合」似乎是一個比較普遍的反對理由。這個說法大概是，認為新界東北規劃會令香港和大陸在行政上拉近，從而達到經濟融合。這樣的話，便破壞了一國兩制，以及令香港的經濟變得全然向大陸靠攏，失去自主性。究竟這是不是事實？這論述所表達最根本的問題，又是什麼？

「為誰融合」與「融合」本身「為誰融合」與「融合」本身，是有區別的。現在新界東北規劃方案，明顯地，是為了兩地資本進一步地流通而做出來的「好事」，這是我們應當反對的。但是，我們不應該因此反對「融合」本身，因為，融合可以有其正當性。例如說，兩地的融合，若是為了勞苦大眾利益的話，促進兩地產品的流通，增加產品的多樣性，令人民有更多選擇；改善兩地的交通，例如鐵路、橋樑等的基建，或者改革關口制度，令兩地人民能更方便地穿梭兩地。譬如要回鄉探親，交通方便的話，也會比較容易。當然，這些融合的前提，並不是為了能讓資本家賺取更多利潤，而是真的為了勞動人民的利益而去做的。再者，其實深港兩地的經濟融合，一直在發生中。眾所周知，珠三角地區是香港經濟的大後方，是香港的主要生產基地，例如深圳、東莞等地。香港本地則是金融、管理、營銷、服務和物流等的中心。香港和大陸，特別是珠三角地區，已經形成一條相互依存的產業鏈。在任何社會制度下，要發展生產力，就需要增加不同地區之間的聯繫，香港與大陸也不例外。資本利益主導之下的地域融合，當然會造成諸如擴大剝削規模和兩極分化等

問題，但同時也會擴大勞動階級的產生、流動和地域聯繫，使兩地勞動人民得以聯合起來，為反對剝削壓迫體制的運動建立基礎。站在勞苦大眾利益的一方，我們當然反對以資本利益為依歸的地域融合方案，但不能因此為反對融合而反對融合。

本土的經濟自主性？再接下來，論者提出另一個有關反對深港融合的論述。那就是，這個融合，第一，會把香港的金融服務業分半給大陸，令內地資本成為跨國資本；第二，香港從此喪失經濟自主性 [1]。在此，我不禁要追問的是：要讓內地資本成為跨國資本，真的要把香港半個金融服務業拱手相讓給深圳前海，才能做到嗎？答案似乎並非如此。內地資本若要成為跨國資本，根本就不必大費周章地弄一個「融合計劃」出來。因為內地資本在香港註冊上市成「香港公司」，就成為了外資。聯想就是一個例子。內地資本之所以會想辦法到香港註冊，是為了規避在內地遇到的國企獨大、國有銀行控制金融市場、私人企業難以融資發展甚至生存等等問題。此外，所謂的「香港喪失經濟自主性」，到底是什麼意思呢？無論從本地資本家或是勞苦大眾的角度看，香港也從來沒有所謂的「經濟自主」。從資本家的角度去看，由於內地沒有完善的私有產權保障及融資機制，不少財團會在香港註冊融資，但以大陸作為生產活動的基地。舉例而言，香港大型的金融機構，都是來自美國、德國、英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香港根本沒有金融機構（匯豐其實是英資銀行）能與之匹敵。而香港，就是來自西方國家的資本，進軍內地的據點。所以，在香港，要反對融合而「自主自立」，是忽視香港是連接大陸和世界市場的經濟重鎮，剝削勞動人民這一事實的。從勞苦大眾的角度而言就更加清楚。就算退一萬步來說，香港經濟是由本土的資本家所控制的話，勞動人民被剝削的情況，根本就不會改善。例如，所謂的「地產霸權」，即高樓價、高租金等問題，依舊會被不同地方的資本所維持。正如由外地的奴隸主換成由本地的奴隸主去壓迫和控制奴隸，本身根本沒有分別。這樣的話，香港又是哪門子的「經濟自主」？真正的所謂「經濟自主」，是應該論及，市場是誰的市場、發展是誰的發展、生產是在為誰生產等等。各地區之間的嚴重社會不平等繼續存在，勞動者創造的社會財富大多數被資本獲取的情況不被改變的話，真正由勞動人民規劃的經濟，也就是「經濟自主」，就沒有可能完全實現。要實現這種想法，是勞動群眾的跨地區和國際性的聯合。因為，他們全是備受剝削的一群，也是應該擁有規劃經濟權力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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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一個角度去看「經濟自主性」，就是所謂的「自給自足的本土農業」。這個規劃的反對者，認為新界東北規劃會消滅極大量的農地。再接下來，就是形容香港有條件亦有需要去發展農業，以求自給自足 [2]。論述把新加坡、大陸各大城市的「自給自足率」與香港比較，並指出香港的自給自足率極少（2.3%），不及諸如上海之類的大城市（50%）。但這種說法其實忽略了很多東西。例如農業耕作模式問題和「自給自足」本身的概念模稜兩可。就農業耕作模式而言，若要達到足以滿足大量人口的產量，而有相當程度高的「自給自足」比率，則幾乎沒有可能單憑有機耕種。例如上海的耕作模式，就是大規模的科技密集式耕作，以商業化農業的模式運行。在這模式下，從事農業工作的人是受僱主剝削的無產者，而不是論者所渴求的自耕農。況且，就香港而言，若要發展這種規模的密集農業，就需要增加輸入內地淡水，也會因為伐木、農藥、污水處理等影響環境。單是輸入淡水，似乎也違反了「自給自足」的原則了。目前的有機耕作技術的產量，也並不足以令香港能「自給自足」。在這種情況下，有機耕種固然可以滿足一部分願意以較高價錢購買精品糧食的消費者的需求，但和整個城市「自給自足」的概念是兩回事。在香港發展有機農業，對於保育水土和生產優質糧食，有一定的作用，是值得支持的。若有人希望從事有機耕種，也是值得保障的。但有機農業和香港糧食的「自給自足」，是沒有關聯的兩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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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旗幟去反對這個規劃方案的。在這種本土排外輿論的牽引下，資本主義的問題不被討論，更加龐大地影響香港人生活的美國量化寬鬆政策也默默無聞。而造成剝削壓迫的體制本身，就繼續得以保留。

最後，我們應抱持什麼立場？現存的論點，即諸如反對深港融合、保衛香港經濟自主、提倡自給自主的農業等，卻有相當大的缺陷。現在的新界東北規劃，是一個官商一體的產物，這是我們需要反對的。但這不代表我們應當在原則上反對深港融合，而是要指出，這種融合方案是為了誰的利益，並支持甚至動員勞苦大眾，爭奪最大可能的利益。比方說，要求前海金融服務區的僱員待遇不可以低於香港僱員。我們當然需要反對內地的政治制度，但同時，也不能支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也不能支持一國兩制這種把兩地勞動人民分隔的制度。因為如上所述，要真正站在勞動人民利益的一方，是要推翻現存剝削壓迫的體制，達至由勞動人民自主規劃的經濟制度。

[1] 「……所謂融合，就是要香港在「全國一盤棋」下被規劃了香港的經濟功能及社會功能，這包括被引導北上投資帶動內地人才技術及產業提升，同時亦定位香港要集中發展「六大產業」，讓金融服務業可以分半給深圳前海，而六大產業中的認證及科技產業可以讓內地資本借香港名義「走出去」，令內地資本成為跨國資本。自此，香港在區域融合中被賦予了新任務，香港城市的經濟功能已被定位而喪失自主性。」，陳劍青，《香港融合論——新界東北融合計劃的前世今生 ( 東北戰訊一 )》 [2] 袁易天，《香港位於食物供應鏈的最末端》

如前所述，香港和珠三角在經濟上早已連為一體。現在的兩地區隔，歸根究底就是「一國兩制」的結果。「一國兩制」的根本，就是在增強大陸和香港的各方面聯繫的同時，維持兩地不同的政治制度：在大陸維持官僚獨裁體制，在香港維持大資本家的統治。兩地現行的政治制度，都使勞苦大眾不能控制社會經濟發展的方向和成果。在這個背景之下，支持一國兩制這種維持兩地政治區隔和對立的制度，很容易就會把資本主義的問題，錯置成純粹是反共的問題。當然，中共官僚壓迫所造成的懼怕，是可以理解的。但這不代表要支持一國兩制。因為，一國兩制本身，就是固化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不論資本來自什麼地方，香港勞動人民所受的壓迫依舊會存在，正如以上提到的「地產霸權」問題。

現

行

論

述

的

危

險

現在提出「反對深港融合」的論者，卻把這個「一國兩制」奉為原則。如上所述，這種論述把資本主義的問題，變成反共的問題。再推而廣之，就是把「反共」變成純粹的地緣問題。這種地緣問題的想法，則無視了一個地方的階級差別，而有機會造成排外民粹風氣之盛行。在這場反對新界東北規劃方案運動當中，不難看到有這個影子。坊間有很多反對者，就是拿著反對大陸人「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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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未圓 —— 小記居留權大學十周年音樂會文、攝：Kelvin

又

到中秋，很多人都可以與家人於當日齊齊整整地吃團圓飯，共聚天倫賞明月。但，對某些人而言，要看到圓月就不易了。

港權。換言之，就是放寬對港人內地子女居

香港有一個組織叫「居留權大學」（下簡稱居大），十年來，一直爭取港人內地子女被政府剝奪的居港權。對父母與子女常常分隔兩地的中港家庭來說，中秋，也許有另一番難言的滋味。

之後政府卻以數字恐嚇市民，訛稱未來十年因「1．29判決」而擁有居港權的港人內地子女人全數來港的話，人數將逾167萬人，並將增加7100億元非經常性財政開支，會拖沉香港。政府於是在6月26日冒著違憲的風險，提請人大釋法，指出只有在出生時父或母已成為香

在這個中港矛盾日深的社會，居權運動面對了無盡的打壓、抹黑，也長期被大眾遺忘，但已堅定不屈地走了十多年。我參加了居大於9月16日舉辦的的十周年音樂會，他們以

「回望居權精神，尋回正確價值觀」為主題，以藝術反思社會不公。但談居大前，先要訴說一段漸被人遺忘的殘酷歷史……

被

切

斷

的

血

脈

從戰後到香港97年回歸，父母子女分隔兩地的中港家庭其實很普遍，例如有些隻身來港定居謀生的成年男性，就會把家屬暫時留在大陸。80年代開始，一些港人內地家屬若要合法移居香港，就得向內地政府申請俗稱單程證的「前往港澳通行證」。單證證制度由 83年實施至今，每天只派150個名額（以個人為單位），由內地政府審批。 1990年，香港通過《基本法》第24條，指出香港永久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藉子女享有居港權。換言之，97年特區正式成

立之後，法律上香港人在內地的子女，就跟港人在其他國家生育的子女一樣，有權到香港定居。但因單程証的配額制度，97年前能合法申請來港的內地家屬只有很少。 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政府擔心港人內地子女洶湧而至，決定修改法例，規定港人內地子女若要移居香港必須先在內地提交申請，核實資格，取得居留權證明書（簡稱居權書），而且居權書須與單程証同時簽

發，以行政手段增加港人子女來港的難度。此修例觸發了一連串法律訴訟。1999 年1月29日，終審法院就港人內地子女代表性案例作出判決（俗稱「1．29判決」)，栽

定居權書的申請與單程證脫勾，並需在合理時間內完成審批，不受單程證申請的阻延。而且，港人在未成為永久居民前及非婚生的子女同樣享有居

留香港的限制，使不少中港家庭看到團聚的希望。

港永久居民的港人內地子女，才可受惠於判決，二來他們來港定居必須先申請單程證，令受惠人數大幅下降。

問

題

在

哪

？

人大釋法後之所以受惠人數大幅銳減，原因主要有三：一、非婚生或出生時父／母還

未成為香港永久居民的子女，就難申請來港；二、恢復單程証制度；三、政府有一寬免政策，給予97年7月1日至99年 1月29日期間來港，並曾向港府聲稱過有居港權的內地子女，而入境處有該些聲稱的記錄，就可受惠。但政府代表律師在法庭上亦承認，是否可受惠於寬免政策，純粹是巧合加上幸運而已……一些不合資格的子女於是被迫遣返離開父母，而這些年來，有些父母未等到子女成功申請來港已含冤離世，當中牽涉到很多基層家庭。香港一直都是個移民社會，然而政府和許多港人都覺得早四五十年來港的「舊移民」（

例如我們的爺爺嫲嫲）是香港「經濟奇跡」的締造者，但「新移民」則是社會負擔甚至是威脅（除非是富人或「專才」），然後就以「167萬人湧港」的謊言排斥新移民。但近年披露的政府文件已顯示這數字根本是憑空捏造，而事實上，多年來每天以單程證來港人數，也長期未達150個配額，根本不是有那麼多內地子女希望來港定居。如此強行拆散中港家庭，根本是赤裸裸的制度暴力！不分階級、不論貧富，堅持家庭團聚、希望恢復「1．29判決」的港人內地子女爭取居留權運動，就因而展開了。

其他民間團體的地方。他們每星期有6天的課程（包括英文、西班牙文、太極、歷史地理等等），也有組織一些行動，藉以聚集爭取居留權的人，加深彼此的認識。居大不單為一些在爭取居留權，但無法進入傳統學校的內地子女提供義務教育，也容許所有香港市民報讀課程。而且今年三個月前，居大甚至收容了來自巴基斯坦和尼泊爾等地區的、經聯合國難民署轉介的六位難民。苦大，也可生慈悲。居大成立主要目標，固然是協助爭取所有港人在內地出生的子女居港權(填表格、寫文章、與政府來往的書信等等)，但也希望爭取居留權的人可支持香港其他爭取民主的抗爭。居大的創立人之一甘浩望神父（甘仔）認為，理想的教育不應只令人過舒適、富裕的生活，也不應純粹為了追求知識，而是要使學生懂得為他人服務，能夠在生活各層面關心和支援社會裡其他受壓迫的群體，甚至世界其他角落的人，「讓大

家覺得自己屬於世界，大家屬於人類大家庭。」這種推己及人的精神，就是是次居大音樂會強調的「正確價值觀」。

音

樂

會

近年居權運動漸見成效，陸陸續續有人申請到單程證或身份證，但有人也因此離開了運動，只有部分繼績留下來支持其他還未爭取到居留權的人及社會其他弱勢群體。居大來到第十個年頭，舉行十周年音樂會，除了希望分享居大精神，也是為了支持繼續參與運動的人，尤其是已抗爭多年的、一些港人內地子女的年老家長。音樂會於葵涌聖斯德望堂舉行，很多居大學生分享學習成果，表演節目包括國術、小提琴、魔術、英文歌、福建話歌……當然也少不了唱一些有關居港權的歌，例如〈居港權是人權〉，控訴政府「一百六十七萬呃釋法」，也強調中港家庭的繼子女、領養子女也應有親生子女同等的居港權利。英文夜班同學唱了一首〈小販〉，用活潑的聲線唱盡小販的草根心聲——「無領匯無地產要共產」、「搵餐晏搵啖飯」、「走鬼喇走鬼喇冇小販晒氣啦」，帶出其他草根階層的聲音。另外音樂會也有邀請一些居大成員以外的人來表演，例如佔領中環的「四點打後」、講古佬雄仔叔叔等。

持

記得其中一個表演者歌唱後說，很希望一些以前爭取了居留權的人也回來居大，「因

受意大利一所為窮人提供義教的學校

為如果大家爭取後就各散東西，會很可惜，畢竟大家於社會裡都處於弱勢。」無

居

大

十

年

的

堅

Barbiana所啟發，居留權大學於02年正式成立。他們沒有資源建立固定校舍，唯有借用

權勢者只有透過團結，才有足夠力量以卵擊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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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你地層樓俾田生睇中喎！」「正喇！重建之後就有得住新樓，幾世都恨唔到呀！」「係啊！田生真係間良心企業。」 …… 放心，以上全為設計對白。大家都知道，當田生集團下決心要收一幢樓（皮），就一定不可能失敗的，全因其忠貞不二的理想 —— 為香港發展。而樓中的居民，真的是幾生修到，因為他們一直被無情地壓迫著。

極

盡

奇

詭

的

事

件

收樓者，說服業主交出業權是也。老實說，人家住在温暖的小天地，生活得好好的。有甚麼方法可以讓他們乖乖的放棄呢？田生可不怕，因為在業主身上，會像中了降頭一般，出現種種古怪事件。其詭異可怖，與靈異小說不相伯仲。舉個例子，今年 9 月孟蘭節，在銅鑼灣大坑新村街，其中一幢唐樓外牆上，突然出現一幅來歷不明的黑白巨型頭像掛畫，畫中人眼珠全是黑色，發白的面孔在黃的夜燈映照下，更顯鬼魅氣氛。有居民每日望出窗外就被這畫中人用黑黑的眼珠盯住，飽受心理威脅。該地鄰近商業區，升值潛力甚大 [1]。可憐住在這區的大部分老人家，本來想在此地安心度日，豈料唐樓一被田生看中，就鬧鬼了，真是不勝唏噓。除了鬼神外，田生收購的樓宇也會惹來另一種「污糟野」。沒錯！就是屎尿了。住宅門口、走廊、樓梯間等，都是熱門中招地點。沒人知道它們怎麼來，只知道報警後會有專人打掃乾淨 [2]。或許真的有神明幫助田生收樓，也說得過去吧。同類事件還有「鐵閘突然出現來歷不明單車鎖，令居民無法出門」「單位無緣無故斷水斷電，令生活不便」[3]。小記懷疑，田生一定有着跟誠哥差不多的力場。李氏力場確保香港不掛八號波，田生力場就保佑居民必然「撞鬼」。不來嚇走居民的，田生會有大肆鋪張的祝賀行動。在已收購的樓宇掛上紅底白字橫額：「恭賀田生集團成功收購本廈」，可謂激勵人心的好標語，向那些不識時務的頑固居民展示力量。這是心理上壓迫居民，予人「冇訂走，樓一定俾人收」的

感覺。這些「老頑固」最後通常是落得迫遷的結果，又一次證明田生目光之遠大，計算之精準。

畸型扭曲的制度

以上疑似鬼神之作，在香港社會當然是非法的。田生這些「良心企業」，就算不用這些手段吧，只要與政府商家走合法的途徑，照樣可以成事。若有人說香港沒有官商勾結，我會說︰「係啊！因為做到出曬面嘅，就唔係勾結喇！」君不見政府硬推強拍條例時，各地產商收樓商的笑臉嗎？強拍，即是強制拍賣業權，是香港特區政府於 1999 年香港立法會通過的一項公共政策，目的為改善高齡樓宇收購重建效率。根據《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任何人集齊同一地段 90% 以上業權，便可申請統一地段業權。 2010 年 3 月 17 日，在建制派議員護航下，政府成功修例，拍賣門檻由 90% 降至 80%。此條例是否合理還有待斟酌，但政府與地產商之間的微妙關係，已昭然若揭。基本上，收樓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把地空出來，再交由地產商發展，也就是建商場、建豪宅、建貴價樓。地產商不但從中藉樓價高升而賺個盆滿缽滿，收樓商如田生，也因而獲利不少。另一邊廂，許多民間提出的可持續發展方案，卻被不同的理由所拒絕。一次半次也算了，看看田生收的這麼多幢物業，有哪個是由該區居民自行決定社區的規劃了？最後還不是政府一錘定音：「發展！」更赤裸地說，香港政府是默許商家犧牲小市民的生存權利，從而繼續養肥一眾資本家。美其名為 redevelopment，以救世主的角度重建舊區，實際上只盲目追求經濟利益，強迫基層小眾搬遷，以造就所謂高尚繁榮的生活。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當搬遷限期屆滿，除了發展商的爪牙外，連香港警察也會加入迫遷勢力，把不合作的居民「移到安全地方」。在龐大的國家機器中，警察

只能淪為執法工具。別跟我說甚麼「都係打份工啫」！如果因為工作就能放棄信念和價值觀，那倒不如說，他們根本就不是「人」，只是為三餐的生物。

誰

的

繁

榮

？

如同提倡環保一樣，反對重建的聲音往往被單一理解為「阻礙社會發展」、「拖慢經濟增長」，兩者均不同意盲目的發展，提出一些更值得反思的價值。讓我們停下來想一想，重建有甚麼合理性可言？既不用諮詢公眾，單憑政策就可剝奪居民最基本的住屋權，之後還不保證未來生活質素。這難道是甚麼「發展才是硬道理」嗎？又舉個例，政府對原住民的居住問題沒多少想法。現在新樓這麼貴，連帶同區樓價上升，小市民負擔得來嗎？更重要的是，一個社區的建立是需要時間的。居民身為社區的一份子，感情、時間、生活等的投入，根本難以量化。不論賠償多少，也不能取代社區群體之間的緊密連結。總之，香港要發展，不等於要合理化了如此滅絕人性的手段。好！就算是要經濟發展，問一句︰這是誰的繁榮？大眾根本無法自主規劃經濟，全由政府和大商家大財團一手掌控。基層在地產霸權的力量下，根本沒法分享經濟繁榮的成果。當資本被少數人壟斷時，多數人只得繼續形形役役地工作，為的只是三餐温飽，住得其所。帳目上 GDP 有多高也好，不代表香港人整體生活得多好。如此顯淺道理，政府視若無睹。我們真的可以信任它，可以帶領香港，走得更前更興旺嗎？田生，只是冰山一角。利東街、菜園村、天星碼頭呢？我們是要努力下去，還是任由商家蹂躪呢？命運，就掌握在你手中！！ [1] 〈鬼魅畫像忽現田生收購唐樓外牆驚嚇收樓阿婆望窗「見鬼」〉，蘋果日報 2012 年 9 月 14 日 [2] 〈誰令火頭處處〉，中大學生報 2012 年 1 月號 [3] 〈芬芳大廈收購糾紛田生否認滋擾〉新浪網，2010 年 3 月 23 日

俾田生睇中，仲邊有運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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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e f f r e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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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松齡

8 月 30 日，行政長官梁振英舉行記者會公布房屋及土地供應政策，推出短中期的房屋「梁十招」。筆者以房屋類型作分類，梁十招措施請見下表（此為列表之摘錄，完整列表請見網上版）：

房屋類型

私人住宅

資助房屋（居屋／置安心）

公屋

梁振英房屋政策 1. 本年內將會再推出約 2650 私人住宅單位。 2. 市建局將開展兩項工廠重建項目，來供應 180 中小型住宅單位，及作寫字樓發展。 3. 加快審批預售樓花申請：地政署正處理約 9000 單位的樓花申請；未來三、四年將有 65000 個住宅單位供應。 4. 房委會將出售 830 個剩餘居屋單位，包括 825 個未曾出售的天水圍天頌苑居屋貨尾。 5. 政府召回在啟德發展區的樓換樓半數地皮，撥給房委會興建 480 居屋單位。 6. 房協首個置安心項目的 1000 單位（位於青衣島青綠街），由「先租後買」改為「只售不租」，以折讓價出售，對象為月入 40000 以下的家庭。 7. 政府亦會以折扣價出售上屆政府規規的另外 4000 置安心單位。 8. 政府展開研究「置業安居計劃」，協助置安心原定目標群組（即月入 4 萬以下的家庭），助中產置業，並會長遠持續地推出。 9. 房委會將柴灣工廠大廈改裝公屋，提供 180 小型公屋單位。 10. 港府將一幅長沙灣尚未有計劃發展的休憩用地改劃為住宅用地，以建 2300 公屋單位。

合共 2480 公屋、6310 資助房屋、500 樓換樓、79730 私人及其他住宅（已扣去申請樓花的 9000 單位）。梁十招房屋小拼盤顯而易見，梁十招的基本路線就是以市場主導的房屋策略。以私人住宅為主菜，其數量佔最大比例；雖然今次重點之一為售賣資助房屋，包括置安心單位，但此亦脫離不了以市場來處理房屋分配；公屋依舊處於邊緣位置，政府只改變工廈、休憩用地的土地用途來增加公屋供應，而始終沒有另外撥地，例如空置土地。無論對於基層抑或中產，這個房屋拼盤都不能滿足大家的房屋需求。如今次的置安心計劃，以市價 7 成的「折讓價」出售單位，月入 3 至 4 萬的住戶月供 1.6 萬就能上樓，供樓 20 年 [2]。公屋方面，短期內只興建 2480 公屋單位，簡直「講出黎都嚇死人」，試問政府如何面對 19 萬輪候公屋的基層市民呢。私樓雖然有相對為數不少，但大家買得起嗎？當大家走到街上，到地產公司的門口看看，現在樓市高企，粗略估計沒有 300 百萬也休想要買一個小小的單位。在香港這個發達城市，樓的功能似乎是用來炒的，而非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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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政府想藉長期及持續地供應土地，以回應市民需求之餘，亦可壓抑樓市。前者莫再說了，而後者也難以達到其效果。一來供應不多，又沒有大推公營房屋來制衡私營市場；二來在地產商的眼中，沒有空置稅等規限，土地大可以囤積居奇，賣少賺多已乃兵家常事。這些政策根本沒有脫離將房屋推向商品化的運作模式，自然不能真正回應市民需求。說到底，其管治思維走不開以私營房屋做膽、以市場主導的房屋策略，終究沒有脫離地產霸權的軌道。理想住屋想像試想像，我們大學畢業後，每月工資大概 $12000，以深水埗為例，若想租房自住，一間 100 多呎的劏房也要 $3000 左右；若要買樓，500 呎的房子市值 300 萬，每月供 $6000（一半薪金），也要供 40 年。水電費雜費生活費還沒有計算在內呢。是我們要向現實屈服、投降，還是這現實究竟太不合理？房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不過如此小恩小惠梁少招且容我在此重提「住屋權」的概念。適足住屋權（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3]，指每人都有權利為自己和家庭獲得相當的生活水準，包括足夠的食物、衣著和住房，並可以不斷改進生活條件。如若我們要供半生才能買到個「安樂窩」，這住屋權恐怕是太昂貴了。房屋竟淪為地產商競逐資本的產物，試問樓價被炒高後，得益的是誰，損失的又是誰？我們應回到公營房屋的想像，由政府提供公屋予市民大眾。土地是市民大眾的，並非獨屬政府或者地產商；房屋是我們基本的需要，並不須以高價換得。現時的政府管治思維根本無以為市民服務，故此，梁振英政府將會制定的「長遠房屋策略」，理應不乏重申公屋的必要性，並應重新檢討香港房屋規劃，重塑市民的理想生活環境。小小後記筆游至此，筆者想起一首歌的歌詞。眼見基層大眾身水身汗，「搵個些少到月底點夠洗（奀過鬼），確係認真濕滯」。工資低，物價飛騰，只求溫飽；有的有幸能住在公屋，有的上樓無了期，只能屈居於呎價比豪宅更高的劏房裡…… 出左半斤力想話攞番足八兩家陣惡搵食邊有半斤八兩咁理想（吹漲）我地呢班打工仔一生一世為錢幣做奴隸個種辛苦折墮講出嚇鬼（死俾你睇）咪話冇乜所謂－－《半斤八兩》歌詞，許冠傑，1976 年 [1] 行政長官公布房屋及土地供應政策記者會開場發言 http://www.info.gov.hk/gia/ general/201208/30/P201208300549.htm [2] 置安心研七折發售 http://news.sina.com. hk/news/2/1/1/2759865/1.html [3] 住屋權的定義摘錄自《熱窩》，香港房屋政策評議會編輯， 200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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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蘇釣魚台的爭議向來距離我們昇斗市民甚遠，除了偶爾在電視的六點半新聞看到大陸政府「嚴正抗議」，還有阿牛一年一次的保釣行動以外，在日常生活中幾乎不見蹤影，釣魚台彷似一個不存在現實世界的地方一樣，跟我們沒有關係。直至前一陣子，大陸超過五十多個城市出現反日示威，我們才驚覺釣魚台真正存在，而且還有這麼多人為之著緊。但當我們坐在電視前吃著花生，覺得大陸民眾高舉「寧可大陸不長草，也要收復釣魚島」橫額可笑可怕的時候，又可有注意日本同樣有人高舉「南京大屠殺並不存在」、「中國留學生滾出日本」的橫額呢？本文將會分析一下中日對釣魚台爭奪的歷史緣由、民族主義於當中扮演的角色及現況。

依照二戰後領土分配的條約的話，釣魚台主權本應非常清楚，何以會仍存爭議呢？當中美國在釣魚台爭議擔當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事由 [3] 美國在 1969 年，把琉球交給日本的前三年，忽然發布《關於尖閣列島的領土權聲明》，重申界定琉球的範圍，當中經緯度的劃分就把釣魚台劃入琉球範圍。於是在 1972 年歸還琉球時，也一併把釣魚台也「還」給日本，更把釣魚台同列為《美日安保條約》的適用範圍。換言之，美國在歸還琉球時有心無意的決定，可謂釣魚台之爭的根源所在。

回到最初，釣魚台爭議是怎樣開始的？

法理邏輯的背後

看了大段令人頭昏腦脹的理據以後，釣魚台主權誰屬仍未有定論。進入這個爭拗不斷的歷史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回顧過去，弄清楚一個基本問題：到底釣魚台之爭是甚麼時候開始的？

一直以來，釣魚台在各界都存在著很多爭論，大陸台灣說是我的，日本又說是他的，但其法理主權誰屬卻一直沒有定論。由於領土問題極為複雜，資料極多，實不能一一涵蓋，因此本文只對雙方論述作一簡單整理，務求讓大家對中日雙方提出歷史依據背後的邏輯有一簡單理解。

日本外務省於 1972 年才發表《尖閣列島分明是日本領土》，釣魚台之爭才由此掀起序幕。這就奇怪了，要是釣魚台正如中日雙方所言，是其「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話」，那麼何以 20 世紀中葉才忽起爭議呢？

首先在地理上來說，釣魚台之爭並不真的只是一個小島之爭，實則是指包含釣魚台、黃尾嶼、赤尾嶼等小島在內的列島（下簡稱釣魚台列島為釣魚台），其位置在東海南部、台灣東北部、琉球沖繩群島以西。值得注意的是，釣魚台與中國大陸及台灣本島位於同一大陸架內，位於分隔中國與琉球的天然海上分界線——黑水溝之西北。而根據國際法，大陸架是一國陸地領土在海上的自然延伸。換而之，依照國際法領土構成的準則的話，在地理分界上，中國依據明顯較強。

翻閱過去的資料，原來聯合國於 1968 年的時候於釣魚台附近一帶海域進行過勘探，發現大量石油及天然氣資源。把這些事件連在一起的話，釣魚台之爭的起源就水落石出了，釣魚台問題根本上是資源問題而非領土問題。

而在法理依據上，中日都努力在歷史上大造文章以增加爭奪釣魚台的法理依據。中國持的立場是釣魚台在明代甚或更久以前，已經對釣魚台實施有效主權支配，所以外交上主要集中在回應日本的法理依據。對日本而言，製造對釣魚台的法理則複雜多了。日本認同中國在清朝時已經發現釣魚台，但認為中國對釣魚台從沒有宣示過主權，因此釣魚台是一「無主地」，日本可以國際法中 [1]「先占」獲得主權。另一方面日本指出即便釣魚台是中國的固有領土而非無主地，但在《馬關條約》模糊的條文下，日本認為當中割讓的土地並不包含釣魚台，因此釣魚台是日本獨立兼併的，而中國在 1895 年至 1971 年間無並抗議反對，日本可以根據 [2]「時效取得」獲得釣魚台的主權。但中方認為在《馬關條約》第二款第 2 條已經與其他台灣島嶼一樣割讓了給日本。根據二戰時所簽的《開羅公約》及《波茨坦公告》，日本理應把《馬關條約》所掠奪的土地，包括釣魚台歸還給中國。再加上日本二戰時期簽訂的無條件投降文書，日本領土僅限於本州、四國、九州和北海道，日本顯然不具備釣魚台的主權。

『釣魚 p8-11.indd 10

台與

別讓疆土蒙敝理智，利益爭奪才是本質表面看來，釣魚台固然是一場中日雙方的領土之爭，但實則上這是以領土為包裝，以利益為核心的爭奪。換而言之，釣魚台的爭議從一開始就不應上升到國家邊界或是民族尊嚴的高度，這由一開始就是一場赤裸的利益考量。說到尾，中日找來種種史料和法理依據，都只是為釣魚台的利益尋找支配的合法性，而非單純如一般市民心目中所想，為了維護民族之完整疆土。這兩事表面上看來是同一回事，但實則大有不同。要是只牽涉前者的話，這就是是國際間的利益衝突，就如同爭奪某座非洲礦場經營權，某份外國的鐵路訂單一樣，民族主義情緒不應如此被挑撥起來。那麼利益問題就不能發起民族情緒？當然可以，但要是把釣魚台之爭看成只是一大堆可以量化的鈔票或石油，民眾還能動得上這樣的肝火嗎？每當談到領土二字，民眾很容易削弱了對利益的理智考慮，並產生很多複雜而盲目的領土情結。更重要的是，把問題提升至民族主義的話，很容易便會擦槍走火，引火自焚，一如二戰時期納粹德國和日本為了「開拓生存空間」而發動戰爭一樣。

只要冷靜下來，真的有人相信區區幾個小如牛毛，在地球儀上連一點也找不到的無人島能引起這麼大的社會反應嗎？一直以來，各國在處理邊界問題上都非常小心，在邊界上不會進行經濟作業，以減少邊境衝突。另一方面，不論中日都存在著不同的邊界問題 [4]，但都沒有如釣魚台般反應激烈的。其中一個例子是中印邊界的「藏南問題」，論面積藏南足足有 6.5 萬平方公里，跟釣魚台的 6.344 平方公里比，足足相差一萬倍，要是說領土完整，民族尊嚴的話，何以藏南問題得到的關注遠比釣魚台小？拆開了華麗的「民族」、「領土」包裝以後，只剩下醜陋的「利益」二字。可惜的是，今天傳媒往往只集中在中日雙方的沖突和「領土爭議」上，焦點放在兩民族對於釣魚台合法性的根據及民族歷史，把問題上升到「保家衛國」、「維護民族尊嚴」的層次，而忽略了釣魚台更核心而基本的爭議 —— 這畢竟只是利益爭奪。於是今天的輿論造就了一群群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一場場被狂熱民族主義所騎劫的抗議和暴動。固然這股民族主義情緒不單由領土鼓動，當中混合著中日兩國複雜的歷史爭議和仇恨，所有因素糾結在一起，進一步加強民族主義的狂熱。但在釣魚台問題上，領土之爭才是民眾情緒的重要來源。當利益問題被提昇到民族主義層次

民族主義 4/10/2012 17:12:30

的時候，無論對於民眾還是政府來說，釣魚台就成了一場不可不勝，退無可退的鬥爭。

今天的中日民族主義當日小小的釣魚台，今天一下子成了各勢力力爭的領地。雖則我們認識到這其實只是利益問題，但如何處置釣魚台終究是個尚未解決的問題。從利益角度出發，當中日都是只覬覦著釣魚台的資源，才忽然重視釣魚台的話，其實大陸一直主張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才是最合理而且符合各國政權利益的提議。事實上從 70 年代開始，大陸方面為了中日和平友好發展，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一直以來都提倡「擱置爭議，共同

開發」。因此在處理日本實際控制釣魚台一帶海域和多次的釣魚台沖突上都採取較溫和的立場，縱使民間保釣聲音強大，大陸方面頂多都只是以外交部的名義抗議，表現拒絕日本強佔釣魚台的姿態。但日本一直以來都姿態強硬，好像這次激起大陸方面如此猛烈的民憤便是源於以野田佳彥首相為首的內閣打算國有化釣魚台而起。緣由日本東京都的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狂言由東京都購買釣魚台的言論，更迅速籌得十億日元以作向島主購買之用 [5]。野田政府為免事態失控，重新掌握主導權，同時不得失民意，於是發表了國有化釣魚台的言論。野田內閣的這個決定表面上固然是對大陸方面進行挑釁，但實際是為了留取外交的斡旋空間。要注意的是，日本政府方面的民族主義情緒一向比大陸政府高，自民黨和民主黨一向以來都有不少右翼政客，致日本的情況比大陸更易失控。再加上民粹影響，右翼的勢力在日本將會進一步上升，前原誠司進入野田內閣改組便是一例。在大陸方面，政府絕不能接受日本國有化釣魚台的方案，因為這意味著日本掌握釣魚台的主權。而當日本的行為已經明顯超越了大陸的底線，大陸的態度開始改變起來。隨著大陸近這幾年來軍事及經濟實力大增 [6]，外交上有更強的發言權，大陸有著摒棄以往被認為「軟弱」立場的條件，對釣魚台的姿態開始強硬起來。大陸方面一向極為重視維穩工作，以防民間出現失序狀態，這陣子如此龐大而激進的反日示威，中央政府絕不可能視而不見，明顯整場反日浪潮是政府在默許下進行的。大陸方面寬容的外交方針維持了整整三十年，最後在日本咄咄迫人的的狀態下終歸失守，中日關係的陰霾在將來只會更難消散。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今天中日雙方政府都借民族主義之名以增加他們行動的合法性，但當民眾的民族情緒上升至高點，政府很容易便反過來被民族主義所騎劫。要制止這股失控的狂熱情緒，依靠的並不是冷嘲熱諷，更不是盲目的愛國主義。中日關係之惡劣已經不限於官方層次，開始影響一般民間交流，兩地人民長久以來對他族的仇恨和誤解在這次矛盾中被激化出來，要力挽中日關係於狂瀾的話，依靠的絕不可能只依靠政府，而需要兩地人民保持理智，傳播和平的信息。請勿看輕個體的力量，狂熱的民族主義畢竟也是由個體組織而成的，你可以成為狂熱的部分，也可以成為理性的聲音，一如越戰時期的反戰運動一樣。雜記：在釣魚台爭議一事上，其實還有很多有趣的現象和問題。只可惜與架構不太相符，只好作一雜記，給大家參考。大陸舉行反日示威時，除了舉出反日旗幟以外，還有很多借機暗諷大陸政府或表達不滿的聲音，例如上街示威的竟有人高舉代表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有的人即暗諷大陸食品安全問題，例如「自由、民主、憲政保釣」、「給我三千城管兵，一定收復釣魚島；給我五百貪腐官，保證吃垮小日本」，表現出有不少反對聲音針對的不是日本。當中想借機宣洩對政府不滿的人有多少呢？大陸又是否借此轉移社會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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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釋放群眾不滿的動機呢？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思考下，縱使中國或日本搶到釣魚島，甚或是共同開發，誰又是最大得益者呢？是民眾？是政府？還是油商？試想像一下，屆時這些油田縱不作戰略儲備，開採以後誰會得到最多利益呢？民眾努力爭取的成果真的由民眾享用嗎？這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1][2] 根據傳統國際法上，判斷領土誰屬有五項準則：先占、時效取得、征服、割讓及自然形成。由於征服已經在國際法發展中被摒棄；割讓需要在平等狀況下自願簽署的情況下成立；而自然形成則指火山爆發或其他天然現象所形成的土地，因此在釣魚台爭議上適用的只有先占及時效取得。而「先占」的意思是國家有意識地取得不在其他國家主權下土地的行為，因此要達成先占的首要條件是該地必須是「無主地」。而「時效取得」是指國家在公開的情況下，長期而不受抗議地佔領某地，從而獲得該地主權。有興趣的讀者可以上網查找更多資料，其中鄭海麟先生的〈駁日本官方《關於尖閣列島的領土權聲明》〉也是一篇不錯的文章。 [3] 根據 1951 年的《舊金山和約》，日本把琉球群島送交聯合國信託管理。因此 1970 年的琉球由美國以聯合國之名代管，擁有琉球群島一切主權，並不受當時的日本政府管理。 [4] 大陸仍然與很多周邊國有很多領土糾紛，較有名的有南沙群島；日本則有與南韓的獨島之爭和與俄羅斯的北方四島之爭。 [5] 日本的說法指釣魚台在清朝時期由古賀辰四郎擁有，石源慎太郎購買釣魚台的意思便是指向現任島主購買釣魚台的產權，交易假如成功的話象徵著日本一直握有釣魚台的主權。 [6] 中國自 2010 年起，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2007 年起，中國超越美國成為日本的最大貿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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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的導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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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社傾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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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的

禁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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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日常生活充滿著形形式式的禁忌，師長由小到大都會把行為標籤起來，例如吸煙、講粗口和賭博等。到底這些禁忌是怎樣一回事？這些禁忌是怎樣建構出來的？為甚麼呢？這些行為真的有師長口中那麼不良嗎？犯了這些禁忌，旁人會怎樣看待你呢？

唔想得個睇字? 一齊黎傾下啦!

逢星期一、四晚上七時范克廉樓307室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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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別

議

題

反國教反洗腦，但性別教育不比愛國教育來得輕鬆，學校如何在課程中灌輸男女性別定型？又如何介入學生的戀愛與性生活？校園中最淫穢的若不是在暗角偷吻的青春愛侶，那會是誰？一齊來洗返乾淨個身。

大

學

生

文

化

進入了大學個多個月，應該開始對大學生的一些文化和習慣有些認識吧。這些口耳相傳的習俗反映出現今大學生甚麼想法？「大學五件事」代表著甚麼？Dem beat是甚麼一回事？這些大學生文化到底有甚麼意義？真的有傳承的必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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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房

屋

政

策

香港樓價高企，普羅市民苦不堪言的狀況，已是眾所周知。但我們鮮少對此有較深入的探討。香港房屋的政策，與其背後的思維。到底香港房屋的發展歷史是怎樣？「高地價政策」是怎樣來的？地產商與政府在其中又分別扮演了甚麼角色？以往以住屋為基調的抗爭，到底又是怎樣的？我們邀得「拒當樓奴」的成員Julian為我們介紹一下。

2012/10/4 �� 04:51:08

教育

中大既為罷課主場，為何罷委會卻要待得罷課前三天才正式成立？他們對未來有何展望？我們訪問了中大幹事會會長兼中大罷委會成員楊政賢。

訪問、鳴謝文：日月：阿杰、 kenn e

學聯發起罷課之際，嶺大臨時罷委會應時成立，短短幾天就得到眾多同學支持和加入。為追尋他們成功的訣竅，也為了解他們今後的路向，我們訪問了兩名臨罷會成員。成立臨罷會，實時勢所趨。當時氣氛熾熱，大家血脈沸騰，學聯發起罷課則成了契機。雖然尚未開學，但以幹事會為核心，靠着各自的人脈與同學自發加入，臨罷會總算順利成立，甚至連宿委會的代表都加入了。算上自發幫手的同學，參與工作的人至少有幾十人。他們幫忙在宿舍內呼籲其它同學和朋友加入罷課，又在開學日幫忙守街站，反應十分熱烈呢。

— 為甚麼同學們的反應如此熱烈？時勢所致吧。臨罷會的工作一直也很趕忙。坦白說，縱然成員的立場基本一致，都以「完全撒回」為主，但因為時勢迫人，我們無法在意識形態上多費功夫，比如對國教的理解、對罷課的想像都甚少討論。心力都落在組織層面上，這邊廂要張貼單張，那邊廂要擺設街站；又是預約旅遊巴，又是去信請教師體諒罷課學生。工作排山倒海，單靠成員根本吃不消。同學們見狀自發幫忙，一方面有賴於多方面的宣傳，但社會氣氛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想來臨罷會一直扮演秘書處[1] ，統籌工作和收集訊息，實務還應居功自發幫忙的同學，當然，校園細小亦有利宣傳。但思前顧後，要不是時勢所致，人力何來如此龐大？工作豈能如斯順利？

— 那麼你們如何看待時下的形勢？未來又有甚麼工作？有說自政總撤退後，反國教行動是「落地開花」；依我們看，那些還都只是「種子」，未長得成花的。反國教的聲音並未消亡，只是大家不知道還有甚麼可以做和應該做，所以我們就要找出這些聲音。剛才不是說當初臨罷會是沒有時間作意識形態的論述嗎？臨罷會眼下正準備辦一個「集思會」，希望在公開場合中收集大家的意見，請大家分享各自參與是次運動的經驗，還可以仔細討論對國教的想像等深層問題。要再發起下一次行動，就要先填補之前一直失卻的討論和連結，並從中找到新的路向。

— 不會對氣氛漸退的狀況感到悲

觀嗎？不，我們並不悲觀。無可否認，現在時勢已過，但畢竟現實只是大家都由台上退下來，回到各自的席位，彼此不知道對方的想法罷。我們要做的只是跟大家一起，找出下一步的路向。目前，一切還有很多可能性，也有很多事可以做。而只要細緻地循序漸進，總會找到前進的路的。

｜訪問嶺大臨時罷課委員會

「如是着，我們走到這裡」

—為何罷委會竟在罷課三天前才成立？正式來說，罷委會是在約8號成立的，但那只是官方紀錄。事實上，我們的工作早於3、4號開始。當時中大幹事會呼應學聯發起罷課，馬上開始宣傳工作。我們曾致電各莊，解釋當時的情況和邀請他們加入罷委會（當時尚未正式成立）；又在迎新營期間在中大擺設街站宣傳罷課，收集同學的聯絡資料以作備用。直至8 號，我們正式宣佈成立中大罷委會，當時成員概有20 人，其中約一半是來自幹事會和學生報的同學，而另一半則來自屬會，或是個人自發加入。

—現在外頭愈來愈少人關注反國教了，罷委會又如何？可以怎辦？

｜「別讓廣場佔領群眾」

訪問中大罷課委員會

然而隨着罷課完結，罷委會的士氣漸漸變得低落，這可能是因為其他事件如新界東北發展項目等成了新的焦點，也可能因為政府在國教科爭論上一再讓步使他們覺得事件已完吧。上次開會，與會者只剩下幹事會和學生報的同學了。要說可惜當然可惜，但縱觀近年的抗爭事件，運動中途組織內只剩下少數人在工作的情況其實屢見不鮮，我其實早已習慣了（笑），但這並不代表以往的一切都是徒勞的，更不表示組織已沒有繼續運行的價值。之所以辦罷委會，是因為我們（幹事會）有資源、有經驗，我們可以用之協助群眾—他們永遠是社會運動的主體。

—對未來有甚麼展望？我們不難見到，政府在國教爭議上一直在讓步，直至胡紅玉宣佈「失效宣言」，即使政府還沒有正式宣佈「撤回」，但我們已與之越來越近了。目前，繼續投入工作的同學顯然不多，以後的路向還要繼續尋覓，但我們仍然希望有更多同學加入罷委會，或是幫忙當義工—這是永遠開給他們的門。還希望他們繼續與家長攜手合作，在中學裡起到監察的作用。作為罷委會，我們會盡力做好當中的連結和支援工作。從來，廣場都不應該作為抗爭的唯一場地。抗爭，總應該由住在這城市中的每一個人一起參與的。

罷

日月文：賢、政訪問：楊鳴謝

結語

每一場社會運動，最關鍵的從來不是核心團體的運作。不論是十二萬人的公民廣場，還是八千人的大專罷課，以至各個罷課委員會的成立和運作，最倚仗的始終是群眾的力量。時至今日，雖然政府在國教爭議上一再讓步，然而反國教運動卻還沒有結束，而要把運動推向終點，絕不能只靠幾個團體的力量。公民廣場，或是罷課現場，也不是群眾參與反國教運動的唯一途徑。拾回當日在廣場上的熱情，或者我們會發覺，值得我們做的、需要我們做的，其實還有太多。

[1] 臨罷會的秘書處角色是由嶺大學生會幹事會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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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者之「罷」：訪問反國教罷課參與者文：石七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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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九月十一日，反國教的罷課日。雖是下午二時至六時，歷時四小時的「小型罷課」，但參與者眾，聽說達八千人。各大專院校的學生會、學系等，均拉著橫額，齊集百萬大道，面對著烽火台──一個歷史悠久的抗爭集合地── 舉行罷課集會。筆者所見，當中除了大專學生，也不乏教師、中學生和校友在場支持。這意味著了這場運動的參與者十分多元，就連筆者當日要上的課，教授也宣佈因為「原則問題」而停課一天。烽火台上，不斷地有人發言，但發言的內容，其實不是我最關心的。我最關心的，是參與者的所思所想。因為參與者並不僅僅是用作被傳媒報導的「人數」，而是一個個有著自己主張和思考，而來到現場的人。

一些被忽略的想法在人群間穿過，看見有個人正拿著一份聯校編輯委員會的號外，與我的莊員交談。我走了過去一問，原來是一個中大人類學的教授。她說，她是七十年代在廣州出生的，現在有一個兒子，正就讀小學。我正想問她，是不是因為她的兒子，所以來這裡參與罷課，但她只是微笑說：「其實我是想看看這群學生的想法。至於我的兒子，其實我不是太擔心，正如我兒子小學的校長說，其實洗不洗腦，也視乎學生的教材，以及老師的怎麼教。」那似乎和我來的目的差不多呢。言談之間，我問起她在大陸接受的教育是怎麼樣的。因為，之前她告訴我她的出生背景時，我有一刻認為她是因為從前受過的教育而走出來的。「若果大陸的教育是『洗腦』，那麼我從小到大就是在這『洗腦教育』中走出來的吧。（問：但似乎你也沒有被洗腦啊？）因為我覺得其實洗腦本身就是無處不在的，正規的教育只是其中一部份而已。」我想大概如此。我們在香港，正規教育會告訴你最低工資會令失業率暴升（而事實並非如此），報紙也會告訴你糧食可以投資，從小到大亦會有人跟你說只要肯努力就能改善生活，哪怕有很多人身兼多職，卻生活在貧窮線下。「所以，我覺得，現時的社會運動，反共不反資（本主義），是有問題的。」她說，「這樣並不能完全解決社會矛盾。」我想，她的意思是，社會的很多問題，例如高工時低薪資和住屋等問題，其實是資本主義的問題。箇中原委很簡單，這個國度裡，在上位者擁有土地，擁有公司，擁有工廠；而底下的，只擁有自己的勞動力。這些人就只能不斷勞動，任勞任怨。因為若不如此，他們就沒法維持生計。至於那些在上位者，則坐享其成。

人群間的罷課思考「不論是這次罷課，甚或整場反國教運動，都欠缺論述。」她的語氣帶點惋惜。我跟她說，我覺得其實是有的。但正如剛才她所言，論述中反共不反資，是有問題的。但她覺得，那些論述也流於空泛，令人沒有什麼機會去思考國民教育這個問題。我猜想，她大概想說，若果要談國民教育的問題，就要分析「國民教育」本身是些什麼，以及「洗腦教育」的問題。正如上述所言，現在的香港，是否就沒有洗腦教育呢？我想，其實不然。而現在存在的「洗腦教育」，是一種不斷鼓吹和滲透維持資本主義體制的東西。「但是，提出反資的論述，其實是很困難的。可以想像，這場運動就沒有這麼多人參與了。」然而，我會覺得，不能因為要吸引群眾支持和參與，就放棄論述。這是本末倒置的。不過，在運動已經去到這樣的地步的時候，反資的聲音，其實很微弱。難怪她會覺得可惜。閒聊一會過後，她說想看看學生報的九月號，我便走到報社會室，把九月號交了給她，留了聯絡方法，便沿著百萬大道逕自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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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遇到幾位來自不同院校的舊同學。我們問了個好，接著又談了好一會。據我所知，他們是比較少參與社會運動的，所以我一開始就問他們對這次罷課有什麼看法了。他們也覺得這次罷課沒有什麼全面的論述，例如罷課的原因、意義、分析等，而流於「反對紅色滲透」等等沒有多加思考和分析的口號。「我不覺得這裡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在反對什麼，而更像是情緒和氣氛驅使。我覺得這個狀況是頗為危險的。現在運動好像把人標籤成『支持』或『反對』，而中間缺乏了思考。」其中一個同學接著說，這種風氣，令到運動繼續進行受到阻礙。比方說，若果這次罷課不是四小時，而是長期罷課，他就覺得時機未到。因為長期罷課的話，有很多細節也需要處理，論述是其中一環。現在的參與者，並未有時間去消化國民教育的問題。再者，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政策內容，例如現在取消了三年開展期的期限，反對的理由需要更堅實。若果要長期罷課，似乎需要更多時間去預備。

罷課以外：討論空間之可能在罷課行動結束後，學聯呼籲參與者到特首辦門前示威。對此，筆者與其他編輯頗有不滿，認為運動欠缺論述、欠缺深化思考，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缺乏討論空間。而這種情況，不應該再加強。所以我們借了擴音器，呼籲參與者留下討論。當中不乏中大學生，也有其他院校的同學。在討論中，他們提出了不少關於反國教運動、罷課、國民教育本身的看法。這些討論對於運動是重要的，因為這才是參與一場運動最根本的東西：立場問題。而其實，參與者最希望討論的，是下一步怎麼做。其中一位參與者說：「其實我們到這裡來，是真的想討論進一步的行動。在反國教大聯盟撤離政總時，我真的感到徬徨。」但在討論會的設計中，討論進一步行動，並非是主要的。因為我自己覺得，要討論進一步行動，或討論要不要行動，首先，該把自己的想法弄清楚。雖然其實討論會的時間只有三、四個小時，這麼多的問題，根本無法深入討論。但其實由此可見，也有好些人，是希望能透過討論去深入分析國民教育及反國教運動。討論會差不多完結的時候，我致電給學聯的朋友，詢問特首辦那邊的情況。據說，他們也有分組討論，主要是討論有關應否撤回國民教育科的問題。我想，這大概是一件好事。不過，這種討論，在現下以口號、行動為基礎的氣氛底下，仍是沒有太大力量。

結語這令我想起我的舊同學說，現時的運動，好像在排拒一些人的參與，更遑論討論的機會了。在罷課行動以後，我也有繼續跟他們談。有個舊同學碰巧是母校的反國教關注組成員，她說，有一次，學民思潮的成員，以及其他中學的反國教關注組成員，辦了個討論會，商討進一步行動。據她所言，學民思潮似乎不希望去辦一個「繁複新聯盟」，寧願「簡單建立平台互通消息」。而宣傳方面，也只是便服日穿黑衣，以及於當天派發學民思潮的小冊子。「他們說不建立組織，那就意味著（各學校的）關注組不能夠加入以及監察學民思潮的工作吧。」她抱怨說。我想了一會，跟她說，其實對於我來說，如何令現存的反國教組織，關係更加緊密和有群眾基礎只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要清楚自己反對些什麼。於我而言，這種國民教育，是需要反對的。但我們要因為什麼而反對，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現在運動的主調，流於口號、欠缺論述之餘，又忽略了現存香港教育的問題，我覺得，是一件很難接受的事。看見有很多朋友，也在網上發表對於反國教運動的分析文章，並打算結集成刊。我衷心希望出版成功，畢竟，這場運動還會繼續下去，而當中需要深思的空間。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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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bec

相

信身在校園的讀者多少都會留意九月初的反國教抗爭，或許在不同程度上也有參與其中。數萬港人連續一星期在政府總部集會，大專院校亦發起十多年來首次罷課——那怕只是四小時，要求政府放棄在中小學推行國民教育科，規模罕見。同樣在八月尾九月初，加拿大魁北克省近三十萬學生持續罷課，七個月後終於取得勝利，逼使政府撤銷將大學學費大幅調高82%的計劃。

兩件事件的內容固然相去甚遠，但都是由「學生運動」引發的群眾運動。在這篇文章，筆者將介紹魁北克抗爭的來龍去脈，抗爭的理念及策略，比較與反國教抗爭的異同，看看當中有甚麼可供我們學習。

事件始末政策曝光後，隨著學生組織要求政府另覓教育經費的要求遭到拒絕，拉瓦爾大學學生在二月十三日開始罷課，其他院校旋即響應。在三月廿二日，三十萬學生罷課，二十萬市民上街抗議。然而政府沒有正面回應市民訴求，更在五月通過緊急法案，嚴格限制示威及罷課，卻因而觸怒市民。在五月廿二日，超過四十萬市民湧進蒙特利爾市中心抗議，是加拿大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公民抗命運動。在九月五日，政府宣佈凍結學費，學生組織通過結束罷課，事件告一段落。好了，但說到底，是次加學費的幅度固然驚人，但自2007年來，學費才每年增加一百加元，對上一次大幅加價已是1996 年的事。現時學費為2168加元，約為一萬六千港元，差不多是全球最平，以加拿大的國民收入來說也不算一個大數目。那麼政府為什麼要加學費？學生以至公眾的反抗為何會這麼激烈？

政商一體犧牲蟻民加學費對學生來說不但是一個沉重負擔，更是非常不公平的待遇，令來自貧苦家庭的學生即時無法繼續求學，無法有同等機會接受教育，享用宿舍等通通都要錢的學校資源。在 1996年，魁北克學生直接要求完全取消學費，正正是肯定教育作為一種權利而非商品，並試圖減少這種不平等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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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動的文宣中，學生組織CLASSE明確指出，他們反對的不僅是加學費這個政策，更重要的是加學費背後，政商同謀的原則。

學運作為反資的－對照反國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歐美各國政府紛紛以挽救經濟為由，大幅削減公共開支。在這福利國家的末日，視福利為洪水猛獸的香港傳媒自然一面倒叫好，並以此反對在港可能推行的種種政策。然而我們必須想想，所謂的挽救經濟，到底是挽救誰的經濟？經濟陷入危機，同時削減福利，豈不是向水深火熱的廣大市民落井下石？原來，政府要救的不過是大財團。為了在經濟不景之下提供「有利的」營商環境，政府寬減商界的稅項，自然少了收入。這時，就以削減福利以減少赤字，實是劫貧濟富。魁北克加學費事件，正正是政府逐步陰乾公共開支的第一步。若今次加學費成功，必會開一個極差的先例，讓政府往後得寸進尺，削減醫療、幼兒、退休等各種公共服務，嚴重影響每一個市民的生活，以至他們自己的將來。而學生面對的不僅僅是加學費而已，他們同樣面對醫療、住屋等問題；在未來早晚也會生兒育女，生病，年老，對公共服務的需求就更加大。加學費僅帶來一時不便，影響卻是非常深遠的。

單一議題劃地自限認識到社會很多問題均互相扣連，源於同一問題核心，就不難理解，各種抗爭運動同樣不能分割。這時我們就不得不想想，反國教運動堅持單一議題的意義何在。主辦單位以至廣大參與集會的市民，大都認為這一運動是圍繞反對國民教育科這單一議題的抗爭。這樣處理的成功之處在於理念明確，能迅速讓大眾了解並取得支持；相較之下，若運動對各個議題均有立場，市民或許會因為不同意大會的所有立場而卻步。的確，反洗腦，反對中共文過飾非，反對中共干預香港事務本身已經相當有力，事實上這立場亦取得大量市民支持。然而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推行國民教育歪曲事實，實質的目的是什麼。不用說就是鞏固現有政權吧。不但如此，還要把現有政權的一切行為合理化。國教指引中，處處宣示發展至上經濟至上的價值。一切人為災難以及對人民自由的侵犯，都可以用經濟發展這四字真言解釋，我們應該接受、理解、支持。再想想近期鬧得沸沸揚揚的新界東北發展只讓中港富豪及地產商受惠，以及日後基本法廿三條立法，背後的邏輯在國民教育科已經昭然若揭。既然如此，反國教運動的戰線其實可以拉長，因為它不過是抗衡（港式）資本主義發展之上的價值之其中一個環節。這種拉長戰線的做法有兩種好處。第一，它可以擴闊連結的可能。如果反國教運動不只是「反洗腦」，而是將其戰線擴展至反對以洗腦的形式鞏固整個體制，那麼自可以與其他在地的種種經濟議題，如市區重建、最高工時等作串連，擴大支持者的基礎。第二，開闊了戰線，激起群眾反抗的焦點多了，運動便更容易持續。當梁振英沒有實質承諾而將推行國民教育的責任推到學校身上時，一星期的集會就在眾說紛紜之下瓦解，並不僅是「臨場應變」的問題。很重要的原因，是沒有更多新的論述可以支援運動的延續。在魁北克，整個反加學費的運動，一開始的定位便將其擴至「反福利削減」，連結勞動階層；並且指出學費削減會令女性、少數族裔受到更大的損害，藉此鼓動其餘組織的認可與共同參與。CLASSE的口號‘We Are Many Youth, But With One Struggle !’就是要彰顯「共同抗爭」這個重要訊息。整個反加學費運動可以保持如此規模這麼久，實與整個運動的定位有絕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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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的戰線

【左翼學會每月專題】

反國教與加拿大反加學費的學運政治潔癖無稽另外，反國教運動亦充份顯示香港人對「政治」莫名其妙的恐懼。每當有政黨參與其中，那怕僅僅是稍一亮相，均被指為「抽水」，是為選票「搏表現」的舉動。的確，在法例閹割議會功能，議員難有作為的時候，可以理解市民對政黨失去信心。然而每項政策背後必定有其政治和經濟目的，抽空地撇除政治實在不切實際。魁北克學生開宗明義表示反對這個推行錯誤政策的政府，正正沒有迴避事件「政治」的本質。更重要的是，即使運動拒絕政黨參與，也不代表運動可以脫離政治。在代議民主的洗腦之下，我們很容易將議會及密室談判跟「政治」劃上等號，卻往往忘記，每一個個人才是參與政治的基本單位。這個個人前來集會，不是因為一句口號就來，然後回家睡覺明早返工那樣一次性鬆散地參與，而是清楚認同理念，在集會時會與其他個人深化討論，有組織地參與。而魁北克的運動，一開始就將整個問題定位作政治問題，是一個統治階級意圖攻勞動人民，削減福利的大計劃，讓群眾認識到問題的政治性，以及整個抗爭的圖像。十五萬人罷課，雖然人多勢眾，但會在每週召開大會，討論及表決大眾的立場和運動的方向。我們無法得知當中具體如何運作，但有必要認識這種「群眾政治」的可能性，而不限於四年一度的代議民主儀式。

持續性罷課是群眾運動的藥引除了運動整體定位，其中的方式也是值得我們思考。反國教運動之中，固然有群眾集會的面向，但真正嘗試阻擾社會運作的罷課，則只是小試牛刀作了四小時，參與人數也相對少。就持續性而然，那怕在廣場上的集會也不過只是十天，與魁北克運動的六個月相比，可謂小巫見大巫。不知讀者覺得罷課本身代表什麼。正如我們在《左翼雙週》中提過，罷課有兩重意義。第一是阻擾社會運作。與遊行不同，大規模的長期罷課會對大學行政做成極大的混亂，例如會有畢業生畢不了業，以及對下一個學年的學分與課堂安排均成極大的壓力。第二，它還有極強的象徵意義。罷課是向其餘社會階層呼喊：我們認為這個政策極有問題，要用拒絕上課的方式來表達嚴重的程度。罷課，就是透過這種呼喊來喚起其他階層的關注。當然，無論是其實質還是象徵意義，持續性都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前設。因為這代表著它所能引起的關注程度，以及其背後的決心。

誠然，香港現在並沒有這樣的傳統。對上一次罷課，已是八九學運的時候了。現在學生組織的影響力也相當有限。但無論是組織還是傳統，終究還是需要有人開拓。

也不是全面勝利在為魁北克抗爭勝利感到敬佩的同時，我們必須知道這個運動仍有相當不足之處。第一，雖說學生透過取得工會支持壯大聲勢，卻無法與工會有效溝通。即使不少工會內部已經表決通過發動罷工一日，象徵式支持學生的訴求，卻因為找不到學生方面的接頭人而無法統一行動，令罷工最終流產。第二，運動在政府撤銷加學費計劃後完結，無法如宣言所指的目標那樣，延續至其他議題的抗爭；而現任政府亦只有在選舉落敗時才受到選民一點點的懲罰。

小結魁北克學生運動，不論在動員人數之多，持續時間之長，以及論述的全面、廣泛和深入程度，都遠超今日的香港。但我們能借鑒他們的經驗，認清組織群眾及深化議題的重要性並付諸實行。這是日積月累的功夫，在今日越來越多年輕人參與抗爭的環境下，正是開始的時候。若意識無法從群眾當中建立，人群則只會永遠被「大會」拿咪的牽著走，在無疑是原地踏步。

延伸閱讀 I. 如欲理解更多關於魁北克反加學費抗爭，可參考wikipedia中2012 Quebec student protests這個條目。 II. 組織CLASSE關於此次罷課的網頁： http://www.stopthehike.ca/。其中他們的罷課宣言‘We are many youth, But with one struggle’以及關於罷課的基本說法General strike 101也很值得閱讀。 III. 在Youtube搜尋quebec student strike class，可找到一段兩分鐘短片，簡明解釋加學費背後的利害關係學運作為反資的戰線－－對照反國教與加拿大反加學費的學運

香港

這正正是魁北克運動的成功之處。要市民了解到，政府與商界共謀，千方百計從市民身上榨取最多利益而付出最少回報，而加學費僅是眾多壓逼的冰山一角，魁北克學生的持續罷課，就是不斷宣揚這個訊息。後來，結果有超過四十萬市民不理政府頒布的禁止集會法令參與遊行。這正正是長期罷課種下的結果。當然，我們須認識到這個抗爭並非憑空發生。魁北克長久以來都有學生運動的傳統，尤其反對當局加學費及削減資助。同一議題在1996及2005年均導致超過十萬學生罷課抗議。這是學生清楚了解自己和社會的結連，具行動意識，以及學生團體長期由下而上組織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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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Max （戰線成員）

本月專題研習︰

外判 =

關於外判，過往校方以至大眾都很容易將之視為管理問題，為的是提升工作效率，但這其實是直接忽視了外判的另一個面向，就是剝削和壓迫工人的現況。這種只顧管理效益的取態固然需要大力批評。但即使我們把目光放在「提升效率」上，實情是否就如校方所言「某些工作需要交由專業人士負責」、「交予專業公司便於提高效率」。校方口中的「專業化」究竟是甚麼？今時今日「專業化」這個詞已用得太濫：既可指specialization，亦可解作professionalization，兩者雖說有類近之處，但實際上大有不同。因此，本文嘗試厘清概念上的差異，並加以闡釋「外判」、「專業」、與「服務好壞」之間從來就沒有直接關係，甚至所謂的提高效率也是建基於剝削的前題之上。

Specialization

專業化 =

好？

Specialization，又名職業專業化（job specialization），與分工（division of labour）同義，是由十八世紀的阿當．斯密夫以至今時今日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奉為「真理」的生產方法。根據這個「真理」，人們、組織或國家只從事自己最擅長的生產，其他別的甚麼也不花時間去做——透過這種分工，整個社會的生產效率便會大大提高。及至工業革命，工廠的終極目的就是大量生產，科學管理學之父泰勒的對應大量生產的目標，將分工推向極致，他主張工序分散（變小變簡單），透過極仔細地分工減少無意義的消耗（如從一項工序轉移至另一項工序時所「浪費」的時間），從而達到提高產量的目標。當工廠根據泰勒的主張進行生產，工廠工人每天都是做重覆無意義、無技巧、連思考都不需要的工序......從事這些工作苦悶得連泰勒本人也承認必須有合理回報才能讓工人參與生產[1]。然而，唯利是圖的老闆們當然不會理會泰勒這部分主張，拒絕與工人分享利潤，獨自享受著管理改革帶來的好處。這種低薪和壓抑工人的變態勞動，反而諷刺地推動了後來支持工人的馬克思主義；而工序過細和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所造成的問題也就是馬克思所講的「異化勞動」—扭曲了勞動者和他人、自己、勞動本身和產品的關係[2] 。

Professionalization 至於「專業化」的另一解釋，professionalization，則是一種社會現象。這裡所說的「專業」是我們經常說的「專業人士」、「專家」的特質，從事該專業的人掌握普通人所不知道的一套知識技能。以往西方所謂的專業，其實只有醫學、法律和神學這三門學科，後來才慢慢普及至各行各業，使得「專家」成為能力和社會地位的象徵。發展至今天，各行業系統化的發牌制度和專業公會的成立，除了評核和保證能力的意義外，反而往往成為阻礙他人進入該行業的屏障[3]。那麼，為何professionalization會出現呢？簡單而言，最大成因就是 specialization。其實professionalization也是specialization的一種極致表現。以香港的建造業為例，以往由師傅教授徒弟技藝，慢慢累積工作經驗，因此對註冊和牌照的要求不是太大。今天，工種分為其他註冊熟練及半熟練，兩者合共多達一百七十種工作，工人須向政府註冊方可從事某項特定工作。當中除要求安全和操作技術的工種外，亦有仔細的劃分，例如拆卸工（違例建築工程）和拆卸工（建築物）等[4]。這種所謂「專業化」往往以社會對技術的要求、對安全或質素的要求為名進行，實質更大部分的是源於社會每項事情都傾向細緻分工，相信分工有助提升效率。但是，當分工分到如上述建造業般細碎時，真的有助提升效率嗎？筆者一年半前，因善衡外判欠薪一事探訪過地盤工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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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何不直接改善管理質素？把管理權拱手相讓予難以監管的外判商，算是展現了哪門子改善服務質素的承擔？現部份工人手握多張卡（證書證明）。也就是說，分工分得太厲害，只靠單項細項工人根本難以糊口，最終反而推翻仔細分工能提升績效的說法。只靠一項技能，工人的收入未必足夠，每人只從事自己最「擅長」的一項工作根本不切實際。更甚者，專業化分工的真正問題在於︰每個人只負責單項細緻工作根本不符合現實，因為現行的工作規模不夠大容納這麼多工人，去發揮分散工序的優勢。效率之說實在存疑。「專業化」的另一問題是，種種註冊和牌照的關卡令外人難以進入行業，這對該行業的工人來說未必有利。因為工人需要投入很多時間和金錢去考取個別牌照，變相入行後更難轉行和擁有其他工作機會。而且，當分工過於細碎時，也就侷限了知識和技術的流通，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說了那麼多，關外判甚麼事？一如文首所述，坊間口中的「專業化」時常誤用，時而是透過組織和工作之間的分工增加效率（specialization），時而是要求專業人士負責特定工作（professionalization）。對這兩種理由，我們持不同態度：我們堅決反對校方用提升效率為藉口及其只顧自利之量度；但我們並不否定部份行業須專業人士來處理，如醫生、建築或清理化學物等，只是工作外判絕不代表招標者能推搪對工人的責任。首先，外判服務真的能享受Specialization增加效率的好處嗎？答案：不必然。效率的計算是：效率=產出/投入，而外判的服務則可視為效率= 服務質素/成本。較後期的管理學或人力資源管理，越來越重視對員工的關懷，並加入心理學的理論，因為發現工人的狀態往往會直接影響工作表現。心理學家馬斯洛主張人有五層的需求，須由低至高滿足才越來越大的動機，低至高五層分別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實現。套用到日常的工作安排中，越能滿足員工的需要，工作動力會越大[5]。可是外判的工作情況往往惡劣，試問又如何能提供更好服務呢？我們值得深思的是，現今校方或是社會在討論外判時提及的「提高效率」，其實從來並非嘗試去滿足工人的需要，去讓他們主動地投入工作，反而是採取降低成本的方法，使得成果看起來也頗具成效。這種本末倒置的管理手法只是利用生活困苦的壓力，犧牲那些原來已經處於弱勢的工人，叫他們在明顯不合理的薪酬待遇下繼續勤快工作。而且，外判商為了節省成本，談不上管理，員工待遇不妥的情況時有發生。「外判能夠提昇效率」一說，絕非從改善管理質素著手令服務更好更全面，實是為了滿足「減少成本」這自私動機，不惜剝削員工、犧牲服務質素。如果中大校方真的想提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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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ization：必要？儘管我們反對外判，但也不得不承認，某些工作單靠大學是做不來的，如新大樓的建築工程等。然而，我們必需要知道，一但決定將工作外判，以後縱使他日外判商加價、服務差劣、剝削員工，學校卻幾乎不可能自己做回這些工作，最多只是從一間外判商轉向另一間外判商。較貼身的一個例子就是電子學習平台，中大的CUSIS 是三年前外判予甲骨文（Oracle）公司負責的電子平台，以往選科系統都是由中大管理。而CUSIS開始實行時，由於選科不便和連番的系統故障，導致很多同學都不滿更換新系統。縱使同學後來多番爭取，但由於管理者始終是甲骨文公司，要改善的空間很少，連中大的資訊科技處也無能為力。其中最大問題在於，管理權不在中大。在這裡，筆者嘗試空想一條問題：中大有沒有可能重新開發平台，「奪回」同學的福祉呢？答案是極難的，除了因合約問題，還有資訊科技處也未必有能力和資源去再重新運作一個適合中大同學電子平台。更甚，再過十年八載，現在的管理者退休或自然流失，新入職的職員更沒有能力管理中大同學的電子平台。而中大終於成功爭取professionalization，專做教學而外判其他事務，漸漸失去對校內許多事務的直接控制權。這個空想並不只是一個空想，參考大專院校的餐廳也略知一二。有關餐廳的大少事項，如員工待遇、管理問題、甚至是食物的衞生和健康，學生或員工也只能相信「應該」沒問題。到底餐廳工人的工資休息如何，去年中大學生會就算直接問中大校方也沒有可靠數據，唯有向餐廳公司做自願性調查[6]。

可以怎樣做？面對外判衍生的許多問題，我們該做甚麼呢？若果校方常言人文精神和社會公義等的價值真的要實踐起來，那麼我們更需要跳出成本效益的管理視角，重新考慮那些服務我們的工友該擁有怎樣的待遇才算恰當。既應該在招標中加入相關條款，篩選出合乎條件的外判商，還需要常設監察組織，檢查外判商有否合乎招標要求。但最重要的，外判市場的玩法就是爭取提供最低價，本質上就是以儘可能扣減成本作為大原則，因此我們更應該在外判開始在萌芽之勢時阻止。本戰線的成立正因暑假時圖書館決定外判清潔工作，聯同其他團體發起行動，才得以及時逼使校方暫緩外判決定。因此，我們過往除了出版刊物，亦舉辦了一連串的電影會和工作坊，接下來我們正在籌備一場在十月中的工作坊，討論外判工處境及學校外判的原則和條件。如您也認為外判有問題，或想了解更多，邀請您一同討論和行動，十月份的各項活動詳情請留意宣傳或到facebook 搜尋「中大反外判戰線」。

[1] 西方管理學說史(2003) ，郭咸綱，中國經濟出版社，111頁 [2] 馬克思關於異化的概念，一名為leopard 的台灣網誌，寫工作後閱異化理論的心得http://leopard.pixnet.net/blog/post/23374171-馬克思關於異化的概念 [3]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work(2006), M Jacobs and S. E. Bosanac., de Sitter Publications, Chapter 1 [4] 註冊工種參照表（簡單版），建造業工人註冊管理局，http:// www.cwra.org.hk/registration/Designated_Trades.pdf [5] Business: A Changing World(2003), O.C. Ferrell, G Hirt., McGraw-Hill/Irwin, page 274-275 [6] 中大學生會幹事會三月至六月工作報告(2011)，去屆中大學生會的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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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弟住在元朗。作為新界西北的邊陲地區，我要出到市區的交通渠道只有二：長途巴士，或轉駁多條鐵路。在我的日常生活經驗中，我乘的都是長途車，乘上一小時的巴士可謂常態。鐵路通常是我不情願下的選擇，一來轉線過程教人感到煩厭萬分，二來在人潮高峰期總擠得喘不過氣來，活像牲畜，三來鐵路那種密閉空間長期與社區隔離，叫人悶得發慌，加上向來對港鐵公司沒啥好感；所以，若非很趕時間（又若非學生優惠），我是不會選擇鐵路的。對我來說，巴士是某種出路，因為它剛好能填補上述的麻煩，因為你只須跳上車，坐下來，閉上眼，睡個覺，然後緊記醒來下車。即使不睡，看看街境仍是個不無樂趣的選擇。

不堪回首的巴士經歷但大概新界西北居民注定命苦，九巴脫班可謂舊聞，呆等大半小時而車不到的事常有發生。最要命的是到車來了，卻發現車上乘客已迫至車門，你只得苦苦把臉貼在玻璃上，在巴士上搖晃一小時。在這樣的環境下「站」一小時，故固然使我苦不堪言，下車時頭昏腦脹。但難為累透的下班人士、別人的爸爸、媽媽，在勞碌一整天後，連歸家之途都得消耗如此精神力，看著他們站著入睡，實在是心酸得很。這些不快的乘車經歷開始引發我思考幾個問題。起初，這些想法主要是建基於感受的。我透過撰文回顧

上文提到的乘車質感——它是擠迫的、它老是不準時的……寫著寫著，我開始覺得進一步地覺得，這樣的運載模式是蠻不人道的：我們是否只要以最高效率把乘客給運走就可以，而不用考慮他們在車廂裡是否有適量的空間？事實上，車廂擠迫的空間，總令我聯想起運牲畜的火車——那裡你不用想豬是否舒適，總之把豬送到目的地就好。

從不快經歷引伸而來的思考後來，我慢慢發現大眾交通工具對我們的生活影響真的很大。車站設在哪，意味著你要穿過哪個商場（尤其鐵路）、哪條街道到達某點，這其實局限了自己接觸社區小巷的可能性。此外，班次的疏密與準時性，則決定了你到底是要八點出門，還是七點半出門。當你每天每天都受著由巴士／鐵路公司製訂的路線帶來的空間與時間上的規限時，我們的通勤模式亦於是愈走向一式一樣。結果，每天通勤的過程，只能變成一種被動地「選擇」的過程（如幾點出門），實情卻是誰都沒有選擇自己生活模式的權利。在這大眾運輸工具的安排上，肯定有誰是要負責的。當一個 100 萬人的城市有 1 人失業，那是一個個人問題；但若有 20 萬人失業，那便是一個社會問題。而顯然地，我的乘車經歷，鐵不可能單純是個人不幸。不過，是每個通勤者都曾有我上述的想法，認為這是一個社會問題嗎？為此，我特意訪問了幾位朋友對此的看法。不少朋友因慣了常搭港鐵，而幾乎不存有對乘搭巴士的記憶。至於會乘巴士的朋友，雖幾乎人人都有過如此經歷，但絕少人曾有想過這是一個政策層面的問題。當問到「為何能夠接受」時，一些人則很自然地回答說：「香港人多嘛！」

與「地少人多」的迷思一樣，我質疑「人多」本身是否就足以完全解釋上述現象的出現。其實，作為龍頭運輸公司，資源不可能不夠給他們多開班次接送乘客（如節慶或演唱會）……事實是，即使人的確很多，這不代表車很少。而且我也觀察到，在非繁忙時段中，巴士／鐵路公司總會把班次設計到某個水平，使之能在每班次中達到一定的載客飽和率。我不是想說運輸公司因而應把每天當作節慶看待，但我只想說明「人多」不可能是原因的全部。為此，我特意上網翻查一些資料，甚至瀏覽巴士迷網站，去看看到底我想的問題，是否早已有人留意到；又或，坊間是否已經有點說法。後來事實證明，我找上巴士迷的網站的是正確的——那兒根本是另一個世界。

原來不給你巴士，是一項政府大政策原來我上述提到的經歷，並非元朗人獨享，而是跨區性的問題。翻查下去，發現原來巴士迷早已洞悉這一切問題的源由。在巴士迷當中盛行一個名「保鐵政策」的詞彙，是用於諷刺政府因作為港鐵大股東，故在交通規劃中總以鐵路為骨幹，並在過程中不計代價（如輾平社區），甚至犧牲居民利益的交通規劃政策。

一切，源於對巴士服務的不滿文：Matthew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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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經典的例子之一，便是月前政府提出停辦將軍澳的過海巴士線，改由港鐵全盤包辦該區居民過海服務。此案一出，惹來全區譁然，巴士迷討論區更是烽煙四起，理由是港鐵故障加價屢無監管，而且老人家進出不便，認為政府不能只顧效益至上，而漠視居民需要。最後，我乾脆找上政府文件，發現巴士迷所言無誤，「保鐵」的確是目前政府交通策劃的大方針 [1]，目前政府提出有關巴士規劃的方案，基本上非削即減，在區議會大力反對下仍遭「殺線」的事亦常有發生 [2]……這根本是赤裸裸的透過減少巴士班次和路線來迫市民轉乘港鐵的手段。 4/10/2012 4:23:59

我們的素食餐廳只在週末的晚上開放，一來是平日很少人會山長水遠走到來這樣的郊區食飯，其次是想利用多一點時間去把農舍的範圍管理好。這樣的生活好像很幸福，但單單是幾天的餐廳工作，有時已經會很熬人……

甜美生活文：小武

每個周末的前一晚要把未來兩天要用的麵包麵團搓好，作第一次發酵。發酵時間約八至十小時，視乎天氣而定。酵母菌在寒冷天氣會很不活躍，發酵時間需要預多一點。發酵不夠時麵包會太實，吃不到。亦由於制作時間橫跨太多時間，所以不能出錯，否則該星期就會沒有麵包供應。翌晨起床就要把麵團再搓一次，把入面的空氣壓出，作約五小時的第二次發酵。然後踏單車到附近的有機農場採摘蔬菜，由於是自己去摘、自己運輸，為農友們省下了人工。大家又隔籬鄰舍，太多關係與原因，我也不知算不算是「交易」。有時農友們會不小心計多了錢，有時又可比畀我們「後數」。我們有時亦會摘多了又或忘了說。他們認為已經「唔靚的」，亦會建議我地唔好要。有新品種的菜會交給我們試煮，然後告訴他們如何煮才好，好讓他們去擺檔賣菜時可以與顧客分享心得。不過，為了對彼此生存方式的尊重，我還是會把合理的價錢付給對方的。畢竟，在香港選擇在田間生活，甚或務農，還是很需要一些實質（如錢／義務勞動）的支持的。我們餐牌的特色是只會有一款晚餐，主要的內容就是當日所收到的有機蔬菜。所以把菜帶回廚房後，我習慣馬上就把它們都攤在桌上，看著他們去想好餐單。午飯。然後到自己的田上去收一些需要的香草與花瓣（我們主要種的會是一些其他農場不會種的東西），順道做一下農務。把收回來的作物浸水。第二次發酵剛好完成，把麵團切割造型後，作最後發酵。把一個大鐵盤放入焗爐下層，預熱。搜尋廚房看看有沒有或足不足夠菜單所需的配料（如薯仔、薑、蒜頭、洋蔥等不太適合在香港種，但又不能沒有的東西）。點算一下要用的調味品，夠不夠用或有沒有變壞。

這，是一個交通規劃的問題！愈是追尋下去，便愈感惱人，愈覺得非寫不可，愈發現這種「保鐵棄巴」的交通策劃思維，問題實在太多太多。為何為要新界西北跨區通勤的人，非要只能依賴鐵路不可？若鐵路系統出了問題，又誰來監察？鐵路的發展，與對社區的破壞之間的問題，誰來避免？市民在通勤過程中必須忍受的變態擠迫旅程，鐵路公司是否會改善（如增加班次）？為何整個社區連結／交通規劃，永遠要交由這一小撮人去決定；為何交通工具必定是以某種寡頭壟斷的方式存在？我記得西鐵通車前，元朗有一巴士路線 268B 往尖沙咀，十分鐘左右定有車到。但近年來，常久候逾半小時而不見車，查看站牌才得悉原來自西鐵通車以來，班次經一減再減，已變成只剩半小時一班。我付不出這樣的時間成本，故也唯有漸放棄此線。到日前，我再看最新的運輸署諮詢文件，發現他們經已提出要砍掉此線了。當我再與將軍澳「砍巴」一事對照，便發現兩事根本同出一轍。到底，我們生活中還有幾多被砍掉的「巴士線」，有幾多條「保鐵政策」？到我再走上街上，站在那巴士站旁，看著呆若木雞的人們擠在一起；我想，我終於明白了我最害怕的是什麼。 [1] 運輸署早於 1986 年提出「公共交通協調政策」，提出以鐵路為主的交通規劃策略，同時限制新界巴士線前往港九地區。 1988 年輕鐵通車時，運輸署更一度打算讓鐵路公司全盤包辦元朗、屯門及天水圍地區的區內交通。近年的運輸署官方文件，亦毫不隱暪地表露此意向。 [2] 2008 年 12 月，運輸署以載客量不足及虧蝕為由，取消九巴連接上水至油麻地的 70 號線，惹來沿線各區區議會及居民強烈反對，指該路段（如大埔道）有不少年長搭客依賴該線出入，但運輸署仍一意孤行「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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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發酵完成的麵團放入焗爐，並快速地把半杯水倒入之前的鐵盤上，然後關上門。（預熱後的鐵盤很熱，把水倒入後會蒸發出大量水蒸氣，提高焗爐內的濕度能使麵包的質感變得柔軟。）踏單車到附近的市場去，補給一切需要的，順道看看有沒有適合沙律用的靚生果。回去。檢查麵包是否已經完成。把一切不是有機的蔬果加炭一起浸水（炭有吸收多種化學成份的特性，能把留在蔬果表面的農藥吸走）。粗略地執拾一下周圍環境，好讓郭湘善後時方便一點。麵包完成，試味。一杯咖啡。一支回魂煙。把未來數日所需要的甜品整好，雪凍（冬天則不需要）。把一些洗菜與切生果等的工作想好，並分配給來幫手的人。與郭湘不停地討論如何可以把主菜弄完美一點。把煮湯需要的材料煲爛，然後用 Food Processor 將之打成湯。整理郭湘的提議，並切好沙律用的蔬果。準備主菜用食材。（示乎當晚的菜單：煮飯就要開始把米浸一下；意粉就要先把配料準備好；焗薄餅就要預早把那個柴火土爐點著作預熱；雜菜批則要把餡料先混好 ……）在食材堆中尋找最配合主菜的配菜，洗淨，切好。沖好招呼客人用的花茶。還有時間的話，把麵包切好。準備客人的到來。客人來到。我把湯弄熱，扁扁沖花茶、分麵包，郭湘招呼客人。上菜，晚餐開始。準備沙律，盡可能配合客人飲完湯的時間完成。出沙律。完成主菜需要完成的部份。開始烚／蒸準備好的配菜。把主菜上碟，並把配菜放在附近。作最後的裝飾。把之前的碗碟從客人的桌上收走。出主菜。問問客人需不需要甜品或咖啡。洗碗。執廚房。客人埋單找數，順勢吹水，希望佢會返轉頭。洗碗。執廚房。休息。翌日朝早如無需就做麵包的話，可睡晏一點。要不就把生活由第三段開始再 Loop 一次，直至周一。說完一次，再想想。像這樣一點點慢慢流動的亂中有序的節奏，這一年來的周未都把我留住在這個農舍的廚房內，幾乎把假期街道的情境都忘記了。這樣的生活是熬人的話，什麼生活不熬人？熬人又有什麼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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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wear, or not to wear, that is a question. 君子，坦蕩蕩

文：青檸

文：猶太女王我一度認為，要女人戴bra同纏足應該係兩項同樣重嘅罪名。你真係唔知，唔戴bra係幾咁舒服。中學夏天嘅時候，一返到屋企我就會沖涼。除bra果下真係又痛又爽。痛係因為啲鋼線同個架托住對波（與其話托住，不如話係夾住），除咗個bra之後就會見到有兩條弧形嘅淺紅色痕，見慣左唔會觸目驚心嘅，但會痕到好想R囉。而爽嘅係終於解放啦，仲會有陣清涼嘅感覺──個bra焗左唔少汗出黎。除咗之後真係唔願戴返咖，同埋喺屋企都唔驚畀人睇到啦。黎到喺范記住，又係另一種境界。報社係一個共同生活嘅空間，有好多熟同唔熟嘅男人女人一齊住。而且樓下就有齊生活所需咁濟，平日踏足嘅地方黎黎去去都得果幾個。人地始終都怕醜咖嘛，面對住唔熟悉嘅人，戴唔戴bra，成為一個需要思考嘅問題。最後我都係決定左唔戴。喂你諗下，出報社去個廁所要戴返個bra，落樓下買個飯又要戴返個bra，都好煩啫。而且突點又有咩問題？我唔係幾明，點解突個波出黎就得，突粒點出黎就唔得呢？即係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啫。為左抗衡呢種無理由又根深蒂固到人人都跟嘅觀念，我決定用自己身體去演示：唔戴bra，又如何。又，我見到坊間有廣告話，bra最主要嘅功能係承托住對波，唔戴bra或者揀錯bra，對波就會墮（請讀 dur音，下同）。我見到嘅時候疑惑左好一陣子：點解對波唔可以墮，唔通墮左會死咩？吓，唔好睇？嘩我對波生出黎係用黎俾人睇咖？更何況，點樣好睇點樣唔好睇，係點定義出黎先？以前嘅人夠覺得纏足、小腳先係靚啦，依家咪覺得無謂。當然，戴bra對女人造成嘅傷害同束縛一定無纏足咁大，但同樣係無理嘅規限囉。公平啲，又唔見啲男人要用個罩托住粒喉核，改善佢嘅形狀等佢唔好咁突兀，令佢更加美觀？我想講嘅係，對形象嘅要求好多都係建構出黎咖，如果諗清楚覺得啲審美觀係無必要，咪唔好跟囉。最緊要唔好影響到健康，不過我淨係聽過長期戴bra會妨礙血液流通，易生乳癌囉，唔戴令身體有咩唔好，好似又無點聽過。身體係你嘅，佢變成點樣，都應該係由自己決定。其實，墮，又有咩好怕喎。

交換經驗

對我來說，戴bra可算是一件苦事。在氣溫高達三十幾度的夏日，身體被布纏著，還要在中大山頭上上落落，胸部所承受的悶熱真是不為外人所道也。有時覺得，回到宿舍時所脫下那帶著汗濕的bra都仿佛在恥笑我的懦弱：「為何還要戴bra呀傻仔？」這一切是源於小時候的故事。小學高年級時，胸部慢慢發育，媽媽開始鼓勵我買bra，但由於害羞，覺得買bra是一件很私密、見不得光的事，就一直遲遲不願去買。但到了升中學的時候，媽媽忽然有天很凝重地告訴我：「胸部隆起卻不戴bra是會被取笑的，長大後會墮（dur）的，也不美觀啊！」在母親的說服再加上威逼利誘之下，我被帶到一間內衣店買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個bra。那時，店長派了一位售貨員進更衣室協助我，她的一句說話到現在我仍記憶猶新：「大個女喇！唔戴bra會醜怪嫁，拿！你睇下，戴左上去之後，靚左幾多？」。就這樣，bra一直戴了十年，胸部嘛，也都一直悶了十年。所謂「吊頸都要透下氣」，胸部嘛，當然也要有解放的時刻啦。中學時，每每回家都將之脫下時，都會感到鬆一口氣。可到大學住宿的時候，同住的始終不是家人，一開始都不敢將bra 脫下。住了整整一個學期，無論在外面，還是在宿舍，都沒把bra脫下過。到跟同房熟絡後，發現原來大家的處境一樣，都被一個bra困住了一整個學期，終於決定要一起解放：回宿後，把bra脫下吧！本以為整整一個學期的悶熱，終於可以完全解決時，轉捩點出現了。就在前天，當我舒舒服服、滿心歡喜的，只穿著有點貼身的睡衣走進廚房斟水時，竟然遇上一大群人在開派對，其中有很多男生。那時我感到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連帶我那沒戴bra的胸部，都全在他們的視線裡頭，而我就只好裝作沒事的斟水，然後極速離開。回到房裡，望著那剛脫下的bra，望望自己的胸部，決定戴上。我開始聽到那吃人的bra所發出的訕笑。

戴bra

之但係，我又唔會完全唔戴bra。同我行過街就知，我勁鍾意流連內衣店，啲花紋啊蕾絲啊真係靚咖嘛。應該話，我會當佢係衣飾，而唔係必需品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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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美之為物文：潘朵拉

影札

開始寫這個題目，才發現我對bra的思考是出奇的少。平日同多親密的女性朋友聊天，亦從無談到這個話題，可能是大家幾乎都將戴bra當成天經地義。

文：Kelvin

來

到廿一世紀，縱使愈來愈多國家接納同性戀婚姻，根據2011年的國際人權報告，全球仍有76個國家將同性戀定罪，至少5個國家甚至把同性戀定為死罪。香港也是91年才把同性戀非刑事化，但現在仍未就同性戀婚姻和防止性傾向歧視立法。

bra何時開始在我意識中出現，我也記不清楚。或許是某年夏天，同班的某女同學透薄的校服下突然多出一道凸痕，向我暗示了它的存在。最初，它只是一道痕；後來愈發招搖，與校服毛衣組成配搭。由白色到黑色，再到紫色天藍色玫瑰色；見得多了，就愈肯定它只是fashion，沒有更多了。否則，怎樣解釋中同喜歡將深色 bra穿在校服內，還明知會透。

本年度的「香港同志遊行」將於11月10日舉行，遊行籌委會最近就舉辦了一個紀錄片放映會，播放《同志大遊行》（下簡稱《同》）﹐影片中溫哥華同志大遊行總監Ken Coolen走訪世界各地的同志遊行：從全球最大規模的巴西同志大遊行（每年都有數百萬人參加！）﹐以及受天主教教徒和國家主義者唾罵的波蘭華沙同志遊行，到紐約沒有贊助、沒得到警方同意的Drag March（變裝者遊行）等等，展示全球同志運動的各種不同面貌，探討同志遊行的意義。

這樣說或者沒有甚麼根據，但看見「飛釘」的女人其實我沒甚麼感覺，連錯愕都沒有；反正即使戴著bra你也能想像內裏是甚麼模樣。但我卻無數次被設計美觀的bra所震攝，所以我才說它是fashion，而又攻擊我們心中最私密的欲望；美之為物，就是如此不可理喻。

勇

敢

走

出

來

依我理解，此電影認為同志遊行主要有兩種意義：團結（solidarity）和可見性（visibility）。

我們認為美的好多都好無謂。男的要手瓜起，女的要有前有後；結果有人要做Gym，有人要豐胸。大家都似乎默認美有代價。但一種標準要成為標準，背後從不必須有理性。正如我們不能（或未能）理解長頸族的審美觀，如果它真是有根有據，我們應該會說得出個所以然來。但何必有根據？或者只是進化的路上有某些特徵的人留下了，很偶然，而我們又誤以為這是生存的秘訣，深刻在基因裏。於是所有人都被愚弄了，追求些不必要的。Who knows？但這不代表美沒有重量，尤其當陪我逛街的誓死要進內衣店，而我迫不得已要在店門口等待時。我會開始在店口找條欄杆擺一個很酷的姿勢扮打機，或者扮沉思，避免和途人的目光接觸。我會開始怨責自己，為甚麼有些關口總是衝不過。

GO BEYOND GAY

《同志大遊行》 Beyond Gay: The Politics of Pride 片長：82分導演：Bob Christie 上映年份：2009

電影很強調同志遊行是國際性的全球人權運動，每個地方也不只顧自己，也得為其他國家發聲。加拿大已有很多法例保障同性戀者的權利，多倫多遊行的訴求也因而擴展至關注全球的性小眾人權狀況，例如關心牙買加裡受暴力對待的同性戀者。[1]另外很深刻的一幕，是Ken帶著加拿大的國旗去參加俄羅斯莫斯科一次地下同志遊行。莫斯科有強烈的恐同社會氛圍，一個叫Nicolai的行動者申請了同志遊行155次都全被市長駁回，市民掛一面支持同性戀的旗幟也會惹來別人辱罵。在如此不安全的環境裡，Nicolai和十數個朋友還堅持暗地裡組織了莫斯科第一次同志遊行，在街上自信地展示彩虹旗和高呼口號，即使只能維持了約十分鐘。另一個層面的團結，在於同志內部—「同志」從來不是鐵板一塊，不只包括一般人所理解的同性戀者，其實雙性戀者、易服者、變性者、性工作者等等處於弱勢的性小眾也是同志遊行需要連結的群眾，共同爭取性權、婚姻、領養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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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在職場、校園不受歧視等等權利。而這種團結其實早已有之—《同》拍攝紐約的第十五屆Drag March後，Ken在遊行終點石牆酒吧特地訪問了一些曾參與美國1969年「石牆暴動」[2]的老同志；他們憶述當年與警察抗爭的過程，指出當時除了男女同志，也有一些變裝皇后（drag queens）參與抗爭，不屈服於警察的強權。團結之外，舉行同志遊行也為了make presence。許多國家的同志遊行也是叫 Pride Parade，顧名思義，就是以嘉年華式的巡遊，在街道展現多元的性／別風景，讓平時被忽視和污名化的的性小眾，能夠自信和驕傲地做回自己，向大眾公開地說：我們不可恥，我們就在這裡！故此，電影裡較大型的同志遊行，不少參與者都會穿上平時不會穿的華麗衣飾、艷妝濃抹、甚至以奇裝異服示人，既是一種自我肯定，也嘗試挑戰日常性／別刻板想像及秩序。

粉紅色的誘惑《同》處處流露製片者對同志運動壯大的渴望。只是，我們不能忘記「壯大」的過程必須是正義的。電影名為Politics of Pride，politics 固然涉及性/別範疇上權力關係及群眾運動，然而，政治從來與經濟密不可分；電影有嘗試指出同志遊行與「粉紅經濟」（性小眾的口味和需要所帶動的消費經濟） [3]的關係，但只輕輕帶過了。性/別身分也可帶來利潤，例如針對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較高的同志而設的零售、餐飲、娱樂服務等，有時連遊行也無法避免沾上粉紅的商機。例如電影訪問了第30屆溫哥華同志遊行的搞手，問及「錢從何來」和遊行商業化的問題，他也坦白回答遊行其中一個主要財源，是銀行和旅行社的贊助。我想，這些企業之所以會大力贊助遊行，是因為遊行也是個宣傳商品和服務給同志社群的好機會吧。同志遊行是繼承眾多前人的努力，由下而上，爭取人從壓迫中解放出來的運動。正如片末Ken所言：even though it’s a celebration, Pride is still a movement. 當商家和銀行家「支持」大型同志運動的同時，卻繼續壓迫人其他方面的生活，例如製造騙人的金融產品，以及在工資、工時及福利上剝削員工，我們要問：接受他們的商業贊助來推進運動，難道沒有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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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

的

團

結

？

以上帶出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同》不斷強調世界各地的同志要走在一起，互相支援，但，性小眾就只能跟性小眾站在同一陣線嗎？其他社會上受政治、經濟、文化壓迫的弱勢者呢？性/別壓迫從來跟政經、宗教、種族等其他社會議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想想香港的情況就會明白，一直以來反對同志平權的其中一大勢力是明光社陣營，而它是一個有財有勢的保守基督教組織，有許多中產支持者。他們就是憑著雄厚的資源和宗教勢力，在社會發揮其政治影響力，例如可以在《明報》刊登半頁的「維護婚姻／家庭宣言」聯署聲明，要求政府和立法會候選人維護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4] 此外，實際上一個同性戀者要「出櫃」（向別人公開自己的性取向）也不是易事。試想想，一個在保守學校任教的同性戀老師，想出櫃就得面對被上級解僱的壓力。換言之，有時性/別壓迫的源頭不只在於性/別政策或市民的態度，也牽涉其他制度的問題，例如職場裡分層級的僱傭勞動制，就對一些冇乜say的同志打工仔女很不利。

Drag March

石牆暴動

因此，要推動同志平權，在社會傳播性／別友善的聲音，就不得不與其他民主運動的連結，改變整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所以新移民、少數族裔、基層勞工等等活在制度暴力下的弱勢者，也應是性小眾的「同志」。回顧世界同志運動，有一些性小眾支持其他民主運動的例子，卻鮮有人提及。被稱為同志運動起源的1969美國「石牆暴動」發生的數個月後，一個基進的同志組織 The Gay Liberation Front（GLF）在英國成立了。GLF不單爭取同志權益，也有參與反戰運動，並跟一個反種族歧視的組織The Black Panthers結盟，支持黑人民權運動。另外，70年代末英國保守黨戴卓爾夫人上台執政，大推自由市場政策，大力削減社會福利及工會力量，壓迫勞苦大眾；戴卓爾政權藉著礦業蕭條去削弱工會並將產業私有化，礦場陸續關閉，於是1984﹣85年英國爆發全國礦工大罷工，有一班同性戀者竟組成"Lesbians and Gays Support the Miners"到現場支援罷工，並在同志酒吧和俱樂部籌款，買了一輪粉紅色的小巴運載礦工糾察隊。[5] 這樣，才是真正的go beyond gay吧。

[1]多倫多同志遊行的參與者不只有加拿大人。《同》就訪問了一個因人身安全而離開牙買加的難民同志。他在牙買加因同性戀者的身分曾被4名警員毆打，他有13名同志朋友甚至被殘殺。 [2]石牆暴動（Stonewall Riots）是在1969年發生於紐約石牆酒吧（Stonewall Inn）的一連串自發性暴力示威。事緣在五、六十年代，美國的司法制度嚴重歧視同性戀者，警方常常在同性戀酒吧和夜總會進行搜捕行動，接吻、牽手、甚至在同性戀酒吧出現都是被逮捕的理由。1969年6月28日凌晨，數個警察進入石牆酒吧，聲明要調查酒精飲料許可，他們清空酒吧，數百名客人被迫留在外面的街道上，之後因不滿而開始與警方發生衝突，向警方擲石塊和瓶子，警方也有毆打示威者。這被認定是美國史上同性戀者首次反抗政府的行動，亦被認為是全球同性戀權利運動發跡的關鍵事件。 [3] 2010年，人稱「粉紅經濟」的同性戀市場，光美國的年產值就高達6400億美元。 [4] 詳見明光社網站： http://www.truth-light.org.hk/sites/ default/files/poster/n3816_poster2.jpg [5]‘LGBT Politics and Sexual Liberation’, Collin Wilson, from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ssue 114 , http://www.isj.org. uk/index.php4?id=3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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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傳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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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迷思

「反叛文化」由誰建立

徹尾的，也不全然建基於徹頭不過，搖滾的「反叛」片公司唱，中程過叛形象」的群眾激情。在塑造「反其實亦投資了不少。一旦發司原視之洪水猛獸，然搖滾萌芽之初，唱片公視之為始開司紛紛轉守為攻，現其勢不可擋，唱片公一種新成編收落各處的搖滾，新財源，方法就是把散早期藍說雖。心作為發射的中的消費文化，並由電台真正揉樂音人黑讓污名，但要調揹負「種族音樂」的是Sun 便王貓如。夫工公司的入白人社群，還是唱片具黑卻新星－他是白人， Record老闆刻意要捧的以 les at 注入新的元素；如 Be 人唱腔，以為音樂市場實意執司公人，同樣是唱片看似長髮不羈的形象示 sex 的了約簽被在英國70年代驗下的結果。至於後來了。 pistol，就更是如此文化建精神無疑是作為一種新搖滾出現的初期，反叛叛精 x反但 60 -70 年代的搖滾立過程中的一個標記。為，因；的能是完全虛幻無實神的永恆神話，也不可有份部全說難眾基礎，我們很它的確承載著很大的群。但了弄愚司公都完全被唱片參與塑造這神話的人，上起化文樂音造塑商業始終在是我們值得注意的是，叛文反「滾搖的化漫極度浪著關鍵作用— 包括被了作除滾史仍向我們啟示了它化」。但即便如此，搖可能的樣音樂產品外，還有怎為一種單純用於消費的忽略會常經在探討文藝形式時性— 而這，正是我們的。的過程地使搖滾「反叛」起來不過，到底在商業人工制的霸正「反叛」過來，向建中，搖滾客們又能否真空間去搖滾客們，又到底有沒權說不？在建制內外的滾發搖的多？在中港台地區善用搖滾的力量來做更帶來什麼啟示？展，與之對照之下又能。

下期將會再與大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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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

悲劇總是遍地開花－－《罷工的母親》＆《資產階級重佔城市中心》罷工的母親（Mothers’ Strike/Strajk Matek）製作：Szum Tv， Think Tank Feministyczny (Think Tank Feminist mothers）｜語言：波蘭語／英語／中文字幕｜ 2011 ／波蘭／ 22 分鐘／彩色有些影像記錄幻想，有些記錄真實。若要歸類，以下要說的必然是後者。有些真實重要，因為它會塑造我們的世界觀。有多少來自我們的觀察，有多少出自別人手筆，我不知道。但受制於各種各樣的條件，有些事總是難以進入我們的視線。例如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怎樣理解新移民的困境？尤其當周圍的論述習慣了污名化的筆調，我們對物事的理解，就像戴上了墨鏡後的世界。如是者，我們需要的，或者是另一些敍述者以另一種方式說故事。這些電影能夠擔當這個角色，因為它是某些人在說自己的故事，而不是別人在說他們，所以向我們提供了另一種真實。如下文所訴說的，波蘭的一群母親，她們怎樣理解自己的處境？這自然比我們的詮釋有力得多。這些電影中，有香港人，有波蘭人，有墨西哥人，還有很多很多。我們或者會發現，不義跟真理一樣有普遍性。我們平日所見的，正如波蘭人所見的；墨西哥女工承受的，如同內地工人所承受的。他們怎樣應付，往往為我們開墾思想的園地。今期會先介紹三套外地電影：《罷工的母親》、《資產階級重佔城市中心》和《馬基拉城－－一切只剩下工廠》，讓我們重構世界觀，思考如何自處；下期會回歸本土，讓影像告訴我們，原來生活曾經這麼可愛。

群像的倒影－－社運電影節前言

資產階級重佔城市中心（the bourgeoisie returns to the centre / burżuazja wraca do centrum）製作：Szum Tv ｜語言：波蘭語／英語／中英文字幕｜ 2010 ／波蘭／ 65 分鐘／彩色文 : 潘朵拉「在無所不在的重壓下，我們還有甚麼可做的？」《罷工的母親》及《資產階級重佔城市中心》兩部紀綠片都在回答這個問題，為我們開拓了新天新地。兩部電影都訴說著類似的困境－－人們的居住權正被剝奪。在《罷工的母親》裏，波蘭的一群母親受害於經濟衰退，一份穩定的工作遙不可及；而租金的高昂，更是令她們連容身之所也難獲。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政府絲毫沒有考慮人們的承受能力，公營房屋服務依舊短缺。悲劇總是遍地開花，《資產階級重佔城市中心》也是關於「失去」的故事。它講述的是波蘭某城市的「士紳化」（舊區重建）過程：一種將舊區夷平，化作中產階級聚居地的過程。當第一棟豪宅落成，它就注定不可逆轉。隨著豪宅愈來愈多，附近的租金亦隨之被帶起，連同物價一起拉高。原來的窮租客只好遷出，讓位與承受能力更高的中產階級。故事完了嗎？遠遠沒有。沒有居所，怎麼辦？波蘭的母親們告訴我們與其等待，不如主動。影片中她們朝不保夕，收入完全追不上租金，於是佔領城市中的空置房屋，自行打通水電。這樣做犯法嗎？當然。但當法律在維護不公義時，應否遵從法律便可以商榷。所以她們自行組織了委員會，與政府周旋，爭取佔領房屋合法化。《資產階級重佔城市中心》有一幕最令我印象深刻－－一位女士講述她如何被政府和房貸迫走，最後補上一句：「加租是犯法的！」為甚麼她會有這種念頭呢？房屋在別人手裏，要怎樣加減租金好像都不是租客的事。但這真不是我們的事嗎？住房是生活必須品，如同糧食一般。在現行的機制下，糧食的價格自由浮動，還沒有受到道德上的責難。但想像一下，當糧食價格漲到一個不能承受的水平，連生活的基本需要都不能滿足，我們還真的認為價格調整是天經地義的事嗎？房屋亦應作如是觀。只是我們習慣了，或被潛移默化，房屋是一個人歇盡畢生心力才能得到的奢侈品。或許奇怪的不是那位女士，而是我們。看電影時我有強烈的既視感，彷彿它們說的正是我們的故事。當這個城市的青年人三十歲以前都要住在劏房，而安樂窩只是遙不可及的夢想時，我們不是跟那些波蘭人一樣嗎？這些事每日都發生在香港，只是我們從來不知憤怒。其實抗爭不是那麼難以想像。九四年荃灣天台屋抗爭，居民帶同煮食爐、石油汽罐等等「瞓馬路」抗議；只是年深月久，往日的手段都被我們遺忘了。是我們失去得未夠多 , 還是我們太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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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縫裡的堅持 ── Maquilapolis 女工的吶喊文：對唔住

絕望反而成了生命茁壯的肥料

導演： Vicky Funari ， Sergio De La Torre ｜製作 : ：the Independent Television Service (ITVS) ｜語言：西班牙語／英語／中文字幕｜ 2006 ／墨西哥／美國／ 68 分鐘／彩色

生活艱難，返成日工先買得幾瓶清水，每朝出門又是被重金屬染得藍綠的河，地獄與人世的界線瞬間模糊。但與一般相關主題的獨立紀錄片不同，影片描述的景像愈是灰暗慘淡，映像的基調便愈是積極：在腐敗無能的政府與殘酷無情的企業跟前，一群當地女工，透過六星期的攝錄速成班，以 DV 充權，將同伴又或自身的抗爭，村落土地的哀鳴化作流動映像，向世人訴說資本之惡；另一邊廂，她們組織工人，盡可能積累每一分微小力量，向掌握絕對權力的資方提出訴訟，奇蹟般奪回一份合理的遣散費；成功過後，有人繼續組織工作，有人立志當律師，各自於不同角落爭取公義。

Maquilapolis 其實是指一個位於墨西哥與美國邊境的「自由經濟區」的城市 , Tijuana。當然，所謂自由是指：低稅，低工資，可忽視的勞工安全與權益，任意破壞的自然環境，簡單講句，就係資本家隨意剝削勞工的自由。影片由紀錄片工作者與一些當地女工合拍而成，所講述的就是在 Tijuana 的勞工，如何遭受慘無人道的剝削，美麗的家園與臉孔又如何被工業摧殘 ......

人民的公僕？工人的代表？ ──原來只是一廂情願然而最令人驚訝的不是跨國公司的惡行──在強調競爭的資本主義底下，它的出現，必然是建基於對千萬工人的剝削，否則早被淘汰──而是工人的無助遠超想像，本應服務人民的政府，保護工人的工會，竟全都站在邪惡的一方：本來，墨西哥裡關於工人的待遇的法例其實不錯，但隨著墨西哥出現金融危機，該國政府為了獲取 IMF 的「援助」，反而簽下一連串與自身法例相違背的條款（如某些工人工資不能超過某個水平），親手將工人面對資方時僅餘的武器摧殘殆盡。然後，在奸狡的資方操控下，大部分工會不是幽靈空殼就是調轉槍頭撐資方，而若有工人意欲組織工會的話，一被察覺即被無理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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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權者的形體劇場：唔駛驚，靠自己！在女工拍片中途，曾遇上一大難題：女工們無法拍下第一剝削現場的片段，因為全球化下資本自由流動，墨西哥的工廠早已搬往更為落後的區域以剝削更廉價、「溫馴」的勞工。故此，影片中加插了幾段女工嘗試再現工作日常的片段，當中一幕是這樣的：一眾女工，穿著代表職級最低的藍色制服，手持不同工具或成品，就這樣在曠野上一字排開，然後各自重覆日常的工序，剎那間，異化勞動的痕跡反而成了女工抗爭的武器，無法言喻的沉痛透過一連串的抽象動作直達觀者內心──雙手動作之流暢彷如藝術，鮮藍色的制服與泛黃的土地相互映襯，沉悶重複的工序轉眼變為賞心悅目的形體劇場，工作場所的再現成為多重意義的文本，當中要傳遞的可能是勞動的沉悶，資方的殘酷，又或只是絕處求存的奈何，箇中意義錯綜複雜。但，女工站出來的訊息卻十分清晰：所有無權無勢者們，唔駛驚，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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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從報紙中讀到「性工作者發動性罷工拒接銀行家客逼使銀行家借貸給有需要的人」[1]，不禁令人感到疑惑：什麼是性罷工？性罷工有用嗎？

不做愛就是性罷工？性罷工，就是指一群人以不做愛為手段，逼使或者誘使伴侶作出一些特定行為、製造壓力使當權者妥協，而那些行為通常具社會性的目的。性罷工首先出現於古希臘喜劇《Lysistrata》，裡面講的是希臘婦女們為了讓男人們停止戰爭，拒絕與丈夫過性生活。

性罷工｜｜不只是不做愛那麼簡單

而近代亦曾經發生過很多性罷工的例子： 2011年，哥倫比亞一城市因石路難運輸令食品成本上升，更有難產婦女因石路而無法及時送往醫院以致失救，使當地婦女發動性罷工三個月，要求政府修路，最終成功。 2011年，菲律賓棉蘭老島的女村民舉行性罷工，成功逼使她們的伴侶退出分離分子所引發的內戰。這個案成為國際有名的例子「Women’s Sex-strike Ends Civil War（性罷工停止了內戰）」。 2012年3月，西班牙高級妓女發動全國性的性罷工，拒絕為銀行家提供服務，直到他們同意為陷入經濟困境的家庭或公司提供更多貸款，並已有個別成功案例。從例子可見，現時性罷工的出現，通常是女性為惠及全社會，以性罷工作手段推動伴侶參加社會運動，嘗試改變社會。其實性罷工在我們的歷史中並不陌生，無論在小社區或是國家裡都可以發生，亦可以有大至停戰的影響力。

一場積極的社會運動雖然，從性罷工事件上可能見到女性的社會地位仍然較低，但顯然女性在推動社會改變上並不是只處於被動的位置。性罷工本身，其實就是女性的主動行為。這不是單純不與伴侶做愛，性罷工是有明確目的的集體運動，並且那些目的通常具有社會性。而無論是哥倫比亞，還是菲律賓、西班牙等的案例中，女性自發並有組織地籌組運動，例如西班牙一案中是由性工作者工會號召運動，菲律賓、哥倫比亞的運動都是由婦女組織發起。追本溯源，在《Lysistrata》中，婦女所做的亦不只是停止性生活，她們同時佔領一個為戰爭提供資金的城市Parthenon。[8] 其實，除了發起性罷工運動外，各地的女性亦同時作出了很多相關的行動，例如哥倫比亞的婦女亦有以絕食、遊行等行動配合，使政府修路。性罷工的成功，揭視女性在社會運動中的力量不容小覷。

性罷工反映出女性的悲哀？

[1] 〈西班牙妓女罷工堅拒接銀行家客〉，新浪香港，2012-03-28。

雖然性罷工的影響力看似很大，但其中亦有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2]〈性生活決定政治腦袋？全球千奇百怪的性罷工盤點〉，大公網綜合，2012-09-03。

從過往例子中可以看到，性罷工的發起者通常是女性，而運動的對象也多是社會上有權勢的人，而這些人通常以男性為主。仿佛為了達成一些宏大的社會性目的時，必需先倚仗男性的社會地位。例如，要政府修路主要是要男性以他們的政治權力向政府爭取，要使銀行業調低信貸門檻靠的始終是以男性為主的銀行家。

[3]女性在高級管理層的比例也不高。2010年，在世界500強公司中，僅有3%的 CEO為女性，在董事會成員中女性也只佔15%。新華網，2012年3月31日。

而事實上，現時世界上男性所擁有的權力普遍比女性多，社會地位也一般較高。例如2010年，在世界500強公司中，僅有3%的CEO為女性[3]。而雖然美國的反性別歧視傳統強、有相關法規規管，但大多數的領導職位也掌握在男人手中，最高薪的亦多是男性，例如在全美1000大企業的首席執行長職位中，男性佔了97％。[4][5] 而在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婦女的地位更是低下。除了傳統上歧視女性，例如喪夫後會被侮辱，甚至會被要求陪葬等情況[6]外，法規上亦有歧視女性的情況，例如女性不被容許和男性享有同樣的夜間工時限制、女性不能成為戶長。[7]可見其實在現今世代，男女仍然不平等，男性始終能夠獲取更多資源、有較大能力去改變社會。

[4]在金字塔頂端的高薪者仍多為男性，並且大多數的領導職位也掌握在男人手中，在全美1000大企業的首席執行長職位中，女性只佔了3％。大紀元，2011 年05月14日。 [5] 其實香港的情況亦不遑多讓，2011年，高層職位中只有32%是女性。香港交易所 2011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6] “Nothing to Go Back To” – The Fate of the Widows of Vrindavan, India，Women news network，5/11/2007。 [7] India country data - Women, Business and the Law - World Bank Group，世界銀行。 [8] A nation’s sex strike for democracy，CNN International，August 29, 2012。

文：橙 28 [P28]��.in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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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常老掉牙的說話：「如果神認為不適合你的，祂會將所有門關上，但祂會為你留下一扇窗。」放在中大的語境裡，卻變得他媽的真實起來──如果校方認為性愛是不適合大學生的，他會在十二時或以前將所有門關上（並不定期派出使者打蛇），但他會為你留下整個中大。

中大野戰雜記

XXX 佔領中環剛開始不久，與數友人到訪。如此生氣熱鬧的社區，在漆黑的城市裡自是可愛，同行的男人也被愛屋及烏。好長時間沒有搭理他了，那時望著他的輪廓，卻又翻起暗湧。回到中大，已過十二點，隨時打蛇。商量了一會，最後決定去就近的文瀾堂殘廁。不欲回想鏡中的面容。天生是愛表現的人，對著鏡子更落力地交戲，只望過鏡中的他一眼，眼神中似乎帶點疑惑。剛入秋，又穿著厚衣服，狹小的廁所焗出熱氣來。鏡框漸起了霧，迷朦虛幻，更像在拍戲。站著做愛累透了，扶著瓷盤的手酸軟得好像不是自己的。他間中停下，想應同樣是累了吧，便轉身蹲下來幫他舔，再硬一點濕一點，又繼續。忘了高潮是如何發生，透過敘事的幻想抑或激烈的撕纏，但對那男人的疼愛是真實的。

文：猶太女王

在我們生疏了的很後來，才聽到文瀾堂lift底遺屍的鬼故。可幸地，沒成功把如迷霧的高潮與頭頂的驚嚇扣連在一 XXX 起。

男友宿舍規管極嚴，剛一起時，常在玻璃房留宿。

到了出版後期，報社工作有時會令人透不過氣來。試過因前期的怠懶，死線在即時於電腦前寫了三天三夜，偶爾睡三兩小時。

有一次熄了燈，想抱抱才繼續做莊務。凌晨三點，周圍都沒人，手很自然地亂摸起來。沒辦法，極迷戀他的身體，任何一處，至今仍是。摸得硬邦邦時，忍不住拖了他去隔籬的男廁。趴在淺藍的門上想褪下褲子，回頭卻看見他不說出聲而我又看不懂的口形，然後便拉著我離開。猜想，他大概是怕被撞破，也不喜歡在床以外的地方吧。

寫完以後身體虛脫，餓，卻吃不下，活死人般。與朋友走上天台，看看星抽抽煙。我倚著矮矮的圍欄，懶有詩意地說，哎，除了跳下去，還可以如何找到生的憑藉。友人從後抱著我，把長髮撩起，撥到一旁去，咬我的耳朵，然後是頸背。而煙草粗糙的氣味總叫我沉淪。

後來住了在一起。初時每晚也有做愛，甚至於早晨睡眼惺忪時。但做愛畢竟是體力活兒，在外留宿時積累的無處宣洩的原慾也有耗盡的一日。一起生活，只是想時常見著，照顧對方，夜裡相擁而睡，早上起來煮早餐，叫醒他和他的同房。至於做愛不做愛，待他同房不在、都不忙莊務、有興致時，再想吧。

不欲去分辨那究竟是慰藉還是單純的洩慾，反正男人定會給你最漂亮的答案。只是我累得連前戲也嫌煩，在他上下摸索時利落地拉下他的褲子，他笑道，那麼心急，我說，不然就要睡著了。然後那進進出出的事，千篇一律，任誰也記不住。然而高潮那刻，望到UC波時那邊有日出的幻覺，卻深刻無比。嗯，還有接下來他煮的罐頭湯。

XXX

XXX 這並非一個諷諫的故事。性空間，從來不須向校方的申請，OSA場地租借服務也沒設此欄。我們在這裡生活，我們在這裡做愛。還有什麼比這更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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蝸居雜記唐樓劏房不好住，這一點用鼻子去嗅就知道，瞧也不用瞧。窄窄的樓梯永遠堆滿垃圾，魚腥味，尿臊味，爛生果味，餿水大合唱在空氣中瀰漫。五樓壞了的光管一個月都沒人更換，晚上回家踩到甚麼東西都不曉得，要是你還有心情去辨認的話。許是劏房劏到房間沒窗戶，閣樓的業主別出心裁，冷氣機的排水管不從窗口接駁出去卻從門口通往走廊，一整排信箱的信差不多有一半天天被他淋濕，歎為觀止。室外如此，室內如何？千萬不要把一堆碗碟擱在鋅盤上面洗，重量會壓到水管接口滲漏。窗邊的電腦恰是螞蟻朝聖地，桌上沒有半點餅碎牠們還是絡繹不絕，早上上網未看完一份《蘋果日報》放在滑鼠的手已被咬過兩三遍。夏夜回家，冷氣機與熱水爐同開尚且可以，再燒一壺燒水，立時眼前一黑，跑到外面電箱總掣摸索，鄰家背心老兄出來幫忙，笑謂「呢度電線好幼，好易跳掣架咋」。住的不舒服，來打工的更慘。每天清晨倒垃圾的大嬸拾級而上，把梯間垃圾搬進特大竹簍，然後又到下一層樓繼續。

倒完垃圾，還得逐層掃地。看著她獨力完成重勞動的身影，也不好意思埋怨環境髒亂。想想，垃圾多，跳掣易，不就是把眾多住戶塞進狹小空間的自然結果嗎？種種主張如「監管劏房」乃至「公營劏房」的狗屁之處，正是其自相矛盾，居民人數超出樓宇負荷的話再談甚麼結構安全衛生標準都是倒果為因，多餘；但反過來說，這也恰恰是抬出上述主張的政府與親政府機構的務實——為何那麼多人擠在劏房？皆因工資低樓價貴。要是加人工壓樓價根治問題，豈不是截斷自己米路？做做門面工夫就好。於是劏房生活成了某種悲慘象徵。中秋前夕，隔鄰的婆婆敲窗提醒：「阿叔，有人上嚟派月餅呀，開門啦。」門外來了兩位身份不明的義工，不像是政黨或是來傳教的，送我兩個美心迷你月餅就走。也許真的是自發志願人士罷，深水埗滿是唐樓，挨家抵戶的送餅也辛苦他們了，儘管那是大財團怡和屬下的美心月餅。住在尾房的新來港師奶，晚上在大埔工業邨的美心西餅工廠

通宵打工，早上見她回來煮飯洗衫，就是沒見過她休息，精力充沛得嚇人。上個月聊起，她說以前廠車會停在長沙灣，現在要上班就得跑到太子上車。或許她也有份生產月餅吧？原本由工人製造的月餅變成財團贊助派給工人的救濟品，咬在嘴裡，不知是甚麼滋味？走出狹小的房間，又是另一片天空。中秋夜，父親帶著兩個小孩上天台玩蠟燭，現在康文署管理的公園可就沒有這份寬容了。市建局圈地的遺址已成地盤一個，假日沒人開工，地盤外用來封掉半條馬路的鐵馬被兩位南亞青年充當球網與底線，在大街上打起羽毛球來。私人空間的侷促，化作動力去佔領被各式權威規管的空間，也不錯。

【心湖淬筆】尤里安。鬻文之徒，勞動者暨家務勞動者。

專欄

【樂地漫步】 ahko，創作漫畫十多年，依舊樂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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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論之「道德潔癖社運派」無題

最近在網上常見一些自稱會出來搞／參與社會運動的人，又或只在網上關注社運的人，不斷攻擊某些叫做「社運派」的人，攻擊的內容，不外乎指他們「道德潔癖」，全是「理想主義者」、「不顧現實」、「難成大事」之類。鄙人感到很奇怪，這些人自己也有參與社運，但就把另外一群同樣參與社運，但原則和做法與自己不同的人，標籤做「社運派」並加以打擊，到底是什麼回事？奇怪之二，什麼叫「道德潔癖」？「潔癖」指無謂的原則，但什麼是「無謂」？或清楚一點說：「為了何種目標，可以不擇手段到什麼程度」？這是需要慎重推論的，否則任何人幾時做了歪事就指責罵他的人是「潔癖」，那還得了？可是，在短短但公開的發泄性留言中，鮮見清晰說明。不過，似乎不要緊，一句「道德潔癖」，就能讓很多自認為受過「潔癖」之害的人，非常寬鬆地 Like。更有趣的是，當甲指責乙「不夠現實，道德潔癖」，邏輯裡暗藏的一句話就是甲覺得自己「為了成大事，我能作出自我犧牲，放棄不實際的原則」？換言之，罵別人有潔癖的背後，其實是讓自己立在更不可質疑的乾淨位置上？而且，這類言論到最後，通常這位甲方都會有一種結論：「如何費力也是無法把他們推到衝擊建制的位置，是連寸進也難。」什麼為之「真正能夠衝擊建制的位置」？為什麼只有這位甲方所說的行為能夠「真正能夠衝擊建制的位置」，別人那些不能？對不起，你很難在短短但公開的留言裡找到更仔細的分析和論據。最後，還有一個更古怪的問題：「這些不顧現實、道德潔癖的社運派到底是誰？」在一直被點名批評的人當中，似乎有個相當的脈絡，不外乎兩種。一種是近年冒起，有相當多粉絲的「社運明星」，而攻擊這類人有何目的和動機，留待大家慢慢細味吧。另外一種比較虛擬，就是這些好罵人有潔癖的人所不喜歡的人，或是妨礙到他做到他要做的事的人，就會在某天被歸類為「社運派」。原來，「社運派」只是一個虛擬的稻草人，它被賦予了「道德潔癖、不顧現實」的特性，那天你不喜歡誰，便可把稻草人道成肉身，公開指責某人是「社運派」，然後這人是「道德潔癖、不顧現實」的說法，就不逕而走了！

其實，大家最多都只是社運路上的同學而已。當然，同學之間可以南轅北轍，畢竟，大家心中公義的圖像不同，辯論以致互相指責是必須存在的。可是，要指責便要拿出清楚的論據，及標明自己做判斷的倫理標準，並要接受別人合理的挑戰；而不是貼人標籤，只發宣言而不作推論，然後靠人多圍攏有幾百個 Like 就好似打勝仗一樣。再退一萬步，做人要講道理、要謙重自持，這些都不是什麼道德高地，只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而已。利益申報：我 19 歲出來參與社會運動，現在是年近 40 的女人仔，從來不覺得自己什麼ｘｘ派ｘｘ主義者，只認為自己是一個享受了許多前人努力爭取／犧牲的成果的後來者；同時是不平等社會裡生活較不憂懼的階級成員。享受了這麼多，只認為自己更應謙卑面對弱勢社群，面對歷史，面對世界。我相信，社會運動中的人應該堅持的態度，是「謙卑、學習、反省、深化、組織、連結、反抗強權」，而不是「指點天下、煽動、造謠、標籤、分化、自我滿足」。願在爭取公義的路上共勉之－－雖然，老實話說出來，就預備要萬箭穿心了。

【如是我聞】李維怡，19 歲開始參與基層社會運動，關心人民如何可以自主的問題。近十年主要從事藝術培育、各種基層平權運動，及與基層民眾一起搞紀錄片及媒體創作，現為錄像藝術團體影行者之總監。書寫出版結集有小說／詩／畫結集《行路難》(2009) 和《沉香》(2011)，及友人合集《走著瞧》(2010)。

我全家的長輩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所以父母才拼命要把我帶來香港。上述那種故事我從懂性開始就耳熟能詳，在文革時期，這種行為叫做「扣帽子」。世事難解，通常最得這種「扣帽子術」真傳的人，都是自稱非常恨中共的人呢。其實，在這一連串的打稻草人行動之中，令人最傷心的是，有不少認識或不認識的，有參與社運的朋友，都很輕易地 like 了這種言論。今天你因幾段文字讓你「爽」了你對社運中某些人的不快，不理整篇文章是否合理而給予它合法性，他日當這種互相亂貼標籤的風氣坐大，難保不是你頭上的刀。希特拉說，謊言說一百次會成真，所以謊言製造出來的邪惡，希特拉只負責 1%，而另外的 99 份責任，就在每一個輕易傳播／公開確認不實言論的人身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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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與 B 談起友人 S 和 M。S 和 M 都是畢了業不久，一個已經一年，一個剛剛畢業。幸好他們在畢業不久後找到工作，月薪約有一萬元。他們兩人在旺角租了一間約二百呎的唐樓，我便問 B 他們的月租多少。「二千六元。」「咦，每人千三都不是很貴嘛。」「不是每人千三，而是每人二千六元。」「哇，很貴呀！」哈，自己真是太天真了，千三元如何能在旺角租到二百呎的房屋呢？租屋已經佔了薪金的三分一，然後還要還學費，再加上其他瑣碎的開支，所剩無幾。＊＊＊＊＊＊＊＊＊＊＊＊＊＊＊＊＊＊＊＊＊＊＊＊＊＊＊＊＊＊＊＊＊＊其實 S 和 M 的狀況比許多人幸運，他們一畢業就能找到工作，而且有萬多元人工。雖則情況較好，但不過是在地獄的十八層與十七層的分別，最後都是要捱價樓、做樓奴。房屋是人生活的必需品，可是我們要花極大力氣才能解決這基本的問題。但是在香港，房屋卻是一種炒賣工具，脫離了實際的用途。於是出現一個諷刺的現像，許多豪宅空置；而窮人就被迫住在板間房。這個問題並非憑空生出，而是在政府處理房屋問題的手法中，必然會產生出來的結果。政府處理房屋問題的手法是大量倚賴市場。根據古典經濟學的說法，在自由市場有一隻「無形之手」將價格調整到合理的位置。可是無形之手未能見到，只能見到「地產商之手」壟斷了香港的土地，然後興建價錢高昂的豪宅作炒賣工具，因而令到樓價不斷飆升。政府不但沒有限制地產商，反而常常在舊區重建項目配合他們，令到問題更進一步惡化。在零三年政府停止大量興建公屋後，公屋的供應量無法滿足其大量的需求，許多窮人被迫走入私人市場。然而，高昂的樓價使人無法買樓，但住屋問題總是要解決，劏房自然是唯一出路。政府最近推行的一連串政策——如置安心、青年宿舍、復建居屋、梁十招——目的只是繼續推人入市場，根本沒有處理地產商壟斷土地更為根本的問題。若果政府再不改變交由市場處理的方法，就算出到梁百招、梁千招，窮人依然不能解決住屋的問題。然而若果沒有重大壓力，期待政府改變其做法是不切實際的。我們唯一可以改變的方法，便是拒絕繼續養肥資本家，將大量薪金投放在私人樓宇市場，阻礙其運作，逼政府正視窮人的住屋需求。否則，再怎樣行只會繼續在迷宮中打轉。

【左翼風情畫】 Edward，左翼學會新晋成員，覺得學習比學業更重要，喜歡睡懶覺，但睡完懶覺後便很有罪疚感。

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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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大學學制三改四後，中大突然多了一批學生，大家第一時間想到的，或許是更難在餐廳找到座位、或是校巴會更迫狹，但又有否想到，大學人多了，負擔最重的其實是一班在背後默默耕耘的工友們？

三改四系列第訪一問回清潔女工

自新學期開始，工友們的工作就比以往繁重了很多，我們想了解工友們在三改四後的工作情況，於是約了一位清潔女工傾談（以下化名阿松）。因為工友平時工作十分繁忙，所以十分難約，阿松要抽本來已不長的休息時間出來，我們才有機會與她傾談。由於阿松不願意洩露身份，以下將略去部分細節，以防被認出。

了，結果倒垃圾也要比以前頻密得多。」

「為甚麼？」「因為太辛苦了呀。」阿松慨歎。

「那麼知不知道其它工友的工作情況？」「如果是同樣負責衛生清潔的同事，情況與我差不多，有些甚至比我更慘。」阿松說到其它工友的苦況時，嘆了口氣。「比如一座較大的大樓，以前是由兩個人負責衛生清潔的，現在工作量多了一倍，還是同樣由兩個人負責，一個人就要負責清洗好幾個洗手間。最要命的是，如果其中一個因病請假，另一個就要連他的份一起做，變成了四倍工作量。」

聽到這裡，我默然了一會，才接著問：「你如何看待學生多了這回事？」阿松想了想，道：「其實不是說要埋怨，只是純粹說出人多了，我們工作就多了這個事實。情況就像一個母親本來要照顧十個兒女，現在卻要照顧二十個，要做的事自然多了一倍。」我默然了一會，才繼續問：「現在人手還沒有增加，那有何打算？」「還能怎樣？惟有自己頂硬上。」

工作量大增阿松十分和藹可親，平時與同學很合得來，與同學交談時也總是掛著笑容，但一說到新學期的工作量，也不禁有些神色黯然。「工作量比以往多了接近一倍，辛苦了不少呀。」阿松慨歎。我問她具體上增加了甚麼工作。「我負責衛生清潔，要洗手間和倒垃圾。你想想，大學多了這麼多人，自然多了人用洗手間，洗手間就比以前更容易變得骯髒，同時也更難清洗。以前每次清潔洗手間只要半小時，現在牆身、地板、廁格都有更多難洗的污漬，每次清潔要化上一小時，還有廁紙也清空得更快，要經常地換廁紙。除了洗手間，垃圾桶也多了人丟垃圾，很快就填滿

「至於負責其它工作的同事，我不太清楚詳細情況。」阿松肯定地道：「但是大學多了人，無論是甚麼工作的同事，都一定比以前辛苦許多，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比如負青清掃街道的同事，街道比以前多了人用，更容易骯髒，他們清掃就更辛苦。」人手不足，惟有頂硬上「工作量增加了這麼多，人手沒有增加嗎？」我疑惑。「有些同事還好，會有其它同事在特定時間來幫忙，可是其它的就沒這麼幸運了，人手幾乎沒有增加，還是要由同樣的人來頂兩倍的工作。」阿松停頓了一下，再繼續說：「其實之前也有請過新人，可是很多都是做一兩個星期就走了。」

後記阿松和我的會談不到半小時，她就趕住要離開了。其實正如阿松所說，三改四後，全中大的工友工作都比以前辛苦了，只是未為人知而已。或許有人會認為，那是他們應份的工作，甚至看到一兩處小污跡就投訴他們，但有否想到，我們的校園能有效運作不是必然的？沒有工友清潔洗手間、清掃街道、維修電路……等等，中大有再好的老師和學生也運作不了。另一方面，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還是增聘人手，可是校方為節省經費而遲遲不請人，令工友陷於無助之境。工友沒有力量改變，只可以間中向學生「呻下」，還要懼怕洩露身份，結果工友「惟有頂硬上」。在三改四下，學生受的影響已有不少人提及，工友受的影響卻是幾乎無人問津。

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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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迎新特刊︾

書院介紹之更正

早前敬文書院的輔導長王淑英教

宿規諮詢同學意見，期望收集同

有權不批准宿規的訂立，王教授

授致電予本刊編輯，指《迎新特

學意見，再交由有學生代表的「

稱，「希望到院務會決議時的宿

刊》中介紹敬文書院的部份資料

宿舍管理委員會」訂立，再經院

規，已是學生全體共識」、「想

有誤。據她所言，介紹中所寫的

務會批准，希望做到學生全體共

院方都參與訂立宿規」。究竟學

「楊綱凱院長曾書面承諾，其宿

識。

生在訂立宿規時的參與度及權力

舍的宿規會交由宿生自行決定」

有多大，似乎未有定案。故此，

並非事實。而事實是，現時敬文

於是編輯追問王教授有關諮詢的

書院宿舍尚未落成，學生正入住

形式、「宿舍管理委員會」的具

國際生舍堂，而須遵守該舍堂的

體組成方法是什麼，她自言未有

宿規。目前院方正就敬文宿舍之

定論；而當編輯詢問院務會是否

我們似乎未必能看得過於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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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映日期、地點

17/10 (三) E1 城市大學（LT-12） 18/10 (四) E1 藝術中心 17/11 (六) N strategic sounds 7/10 (日) E1 滙豐總行地下 22/11 (四) E1 香港獨立媒體 3/11 (六) N 香港勞資協進會社區二手店 7/11 (三) E1 實現會社 31/10 (三) E1 嶺南大學（MBG19） 11/11 (日) N 香港勞資協進會社區二手店 10/10 (三) E1 中文大學范克廉樓地庫玻璃房(泳池旁) 20/10 (六) E1 北河街／福華街公共空間 2/10 (二) E1 開幕場唐三 27/10 (六) E1 尖沙咀1908書店 21/10 (日) N 藝術中心 24/11 (六) E2 閉幕場晚上7:00 北河街／福華街公共空間 11/10 (四) E2 中文大學范克廉樓地庫玻璃房(泳池旁) 1/11 (四) E2 唐三 6/10 (六) E1 中環匯豐銀行總行地下 24/10 (三) E1 理工大學（Y602） 25/10 (四) E1 理工大學（Y404） 21/11 (三) E1 香港獨立媒體

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

《怒》（Enraged）＋《創生紀》 Inventing Our Life: the Kibbutz Experiment 司馬庫斯《馬基拉城 ——一切就只剩下工廠》 Maquilapolis 《電腦的前生後世》 Behind the screen /Das Leben meines Computers 烏坎三日街. 道–給「我們」的情書

匈牙利2011 Hungary 2011/Magyarország 2011 ＄債（I 及III選段）《侵略紀》 Occupation 101

查詢／報名：電話 81012056 電郵：v_artivist@yahoo.com.hk 網誌：smff2012.wordpress.com

4）[座談會] 從全球化角度拆解「中港矛盾」 14/11 (三) 7：30PM 活化廳

3）[導賞團] 荃灣民眾抗爭史導賞團 4/11 (日) 2：30﹣6：30PM 集合地點：荃灣地鐵站B1出口站內

2) [工作坊] 移動的人﹣﹣說故事工作坊 28/10 (日) 2：30﹣6：30PM 唐三

1）[座談會] 你不喜歡的鄰居：從以巴問題看族群政治 13/10 (六) 7：30PM 獨立媒體

延伸活動時間表：

14/10 (日) E1 旺角新填地街572號天台 10/11 (六) N 活化廳

N：2:30 pm E1：7:30 pm E2：7：00pm 《罷工的母親》＋《資產階級重佔城市中心》 Mothers’ Strike + Gentrification

片

全部放映皆設影后討論會，請儘量留步全部放映費用全免歡迎捐獻放映不設留座部份延伸活動需報名

放映時間表(一切以網誌更新為準)

校園

：會合聯生科本地內店落成和334到來後校園設施的重新規劃等，當中都有MUA的參與。

偌大的中大校園裡，除了「呢排點啊」和「Oh my homework’s driving me nuts」如此的粵語／英語對白外，另一種最常見的語言就是普通話了。其實我想指的是內地生們。是的，仔細觀察一下，你就會發現中大裡的內地生真的還挺多的。這超過1400人所屬的中大群體，有個不太為人所熟悉的名字：香港中文大學內地本科生聯合會（Mainland Undergraduate Association，簡稱MUA）。而前陣子亦曾一度傳出MUA 有可能脫離學生會，進而會改變現有學生會架構的消息。這一切，讓我對這個自己極少接觸的團體更加好奇。和我一樣，沒聽過，也幾乎對MUA一無所知對麼？和主席劉繼堯聊一聊，或許你會對這個陌生的名字有更多的了解。是異客，卻不要「獨在異鄉」據介紹，MUA是由在中大的內地本科生自發組織、上海總會［注1］贊助而形成的一個團體，至今已有10個年頭了。所有的內地新生都可選擇是否成為MUA的會員，而入會手續會在MUA迎新營期間辦妥。「讓在異鄉的人聚集，相互扶持。這是MUA 最初成立的目的。」劉繼堯這樣說道。作為中大最大的內地生團體，MUA在中大校園中自有其重要性。劉說，由於MUA 不僅僅是屬會，更被視為中大內地生的代表，因此不少校園政策的制訂，像新書

此外，MUA每年都會舉辦不少內部活動，以豐富在中大內地生的大學生活。像是一年一度的中國文化節，來自中國不同省分的同學會透過表演介紹自己家鄉的地方文化；又像是上個月月底在新亞樂群館外的中秋遊園，園內有各種攤檔，MUA亦會當場向內地生們派發冰皮月餅。而每年8 月，MUA都會與校方合作為即將踏入校門的內地新生舉辦長達10天的迎新營（而今年則由於雙學制的原因改為9天），營中會向新生介紹學制學科、中大乃至香港。就是個學生組織據悉，每年中聯辦都會資助MUA部分開支，數額不定；而每每提及內地生團體，很多人又都會將其與中聯辦聯繫在一起。那究竟MUA和中聯辦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呢？聽劉繼堯介紹，才知道原來雖然香港其他大專院校都有內地生團體，但都屬中國內地學生學者聯誼會（簡稱CSSA）管理，而CSSA和中聯辦的關係則較為密切。劉繼堯道：「每年中聯辦看的是CSSA的活動計劃，管不到我們。而且中聯辦很少接觸我們，就算真有需要，基本上也是透過CSSA，但MUA和CSSA並非從屬關係。所以MUA和中聯辦可以說是沒有關係的。MUA行政算是相對獨立的喔。」

因此向幹事會註冊屬會時，除遞交如會員人數、財務報告等基本資料外，還須解釋校外贊助來源及與上海總會和中聯辦的關係，註冊程序相對複雜。如今年的MUA內閣，4月成莊，至今仍未能註冊成功，原因是－據代表會主席Nick回應－有關中聯辦資助事項解釋不足。目前MUA方面正重新整理校外資助的解釋及財務報告，準備第二輪註冊。作為由學生會管理的屬會，卻傳出要「獨立」的消息。看來MUA與學生會的關係有點意思。關於這點疑問，劉繼堯形容，他們平時和學生會交集很少，而現在和學生會方面接觸，基本上是要透過U-Dean(University Dean，大學輔導長)，像是申請在新落成的學生活動中心的會室，申請過程和與會通知都是以U-Dean作為中間人來進行的。［注2］劉說，雖屬幹事會麾下，可組織活動時，校內兩個最大的非本地生團體－MUA和 ISA（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國際學生會）－更多地是從OSA得到協助。原因，更多地是因為作為屬會，他們同時還有著「非本地生」的身分。而像關於非本地生的許多事項，則由OSA的來港生組負責；又譬如學科上出了甚麼問題，內地生和國際生們都會去找來港生組的 LEOs（Learning Enhancement Officers，學習輔導主任）。「我理解，OSA就是大學的代表，算是校內僅有的與MUA和ISA 多接觸的主要部門。我們很多地方都需要他們的協助。所以和OSA的關係也許比和學生會的更好。」

MUA和學生會：像霧像雨又像…？「獨立疑雲」在和劉繼堯聊之前，一直以為因為其獨特背景，所以MUA由OSA（Office of Student Affiars，學生事務處）直接管理。但原來這是錯覺：「我們是由幹事會管理的，跟其他屬會沒什麼區別。」他說。只是由於MUA每年都獲校外組織相當的資助，

前一段時間，不記得是哪裡來的小道消息，指MUA要脫離學生會架構，獨立出來。當然，後來我從MUA到幹事會再到代表會都八卦了一番，證實乃虛驚一場。但這件事卻引發了我的好奇心：究竟這個有著1400個會員的屬會，對他們目前在學生組織內的位置，有著怎樣的理解呢？「實際上我們只要做好屬會的責任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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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的事了。」劉繼堯回應到。他並表示打算向學校爭取更多的資源給MUA。「是覺得MUA 現在的資源不足嗎？」我追問道。「不是不夠，而是需要更多以便日後發展。」他說，香港的大學現在在內地擴招，意味著日後校園裡的內地生人數會不斷增加，而這些變化不是手上現有資源可以應對得了的；另外一點，他強調，是想提高MUA在學校裡的影響力，並讓更多人瞭解真實的內地生。「而這些都需要社團有一定的實力才能做到的。」他指，雖然MUA會員眾多，但背後其實缺乏可向學校施壓的支持組織，所以內地生和學校的關係維持，更多地是依賴學校有多愛學生。他提到了數年前浸大「不再保證內地生四年全宿」一事［注3］，「真有什麼事了，我們只能靠自己。」劉繼堯又說，現在MUA的活動資助都要視具體活動而定，例如文化節就是由和聲書院資助，O’Camp則主要由校方資助等等。至於具體希望得到甚麼資助，他希望 MUA每年的財政不僅僅要依賴會費和上海總會，也希望能得到大學財政上的協助，「這樣我們也可以不用這麼依賴上海總會，畢竟學生社團主要依靠的不是自己大學的支持而是校外社團的贊助，這個本來就不正常。」後來我看了看MUA上年度的財政報告，發現來自上海總會和中聯辦的贊助佔近一半收入，而校方的贊助則佔不足一成。雖然有盈餘，但因為MUA每年收到的校外贊助和活動開支差別都很大，財政狀況不穩定，所以向學校爭取更多的、更穩定的資助，貌似是說得通的。然而，因為關於這筆另外的贊助的使用，MUA方面還欠缺具體計劃（如會否開展其他活動、現有活動規模會否擴大等），是以學校應否增加對 MUA的資助，實難下定論。此外，我對「MUA背後缺乏可向學校施壓的支持組織」的說法仍抱有疑問：其實群眾不就是個強大的施壓團體嗎？去年亦傳出中大不再保證內地生四年全宿的消息，以後內地生自發聯合起來、以MUA為協商代表，向校方表達意見，最終起碼成功保住12/13屆內地生四年全宿。這些不都是群

採訪／整理／文：W.A.L.K.

眾施壓成效性的最佳證明嗎？其實，我們都想跳出來那麼，MUA發展至今，除了「讓大家聚集，相互扶持」的初衷沒變外，理念上是否已經有些甚麼不同？「其實MUA和 ISA很相似：都是大學展現國際化的最大團體，都是在自己圈子裡具有很高影響力的，但也都是沒什麼人知道的。」劉繼堯說。「我們很希望MUA能成為內地生和本地生交流的橋樑。」劉認為，其實很多本地生對內地生都有誤解，認為他們的生活就只有學術和GPA，對其他的事都不聞不問；有的因為和內地生同房而有些不愉快經歷的，更會覺得內地生不可理喻，難以溝通。「當然，」他又說，「因為大家都是到異鄉求學的，所以很容易形成自己的圈子；加上成長背景、語言和生活習慣始終有差距，這些或多或少都加深了我們的圈子和外界之間的界線。」劉繼堯認為，同學應當努力走出自己所在的圈子，多和其他人接觸，「這才是一個國際化學生應有的特質。」而他，則想要MUA率先帶著內地生們跳出這個固有的框框。

只是，這些或還不足夠。或許，MUA可以考慮舉辦一些至少不僅限於內地生的活動，如讓本地生參與中國文化節等，透過消除名義上的局限而讓兩個群體有更多的互動。更重要的，是應嘗試解決更實際的、生活上的衝突，如讓內地生們了解本地生的生活習慣（如較晚睡、很需要空調等），從而減少雙方實質矛盾。當然，融合從來都是雙向的，本地生們，又怎能只呆在自己的安樂窩中，做一個被動的角色？主動和身邊的他們聊聊天，參與他們的活動，我想，大家或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 10年，我們如何改變？ 10年光陰，說長不長，卻足夠讓一個由在異鄉求學的學生自發組織的團體從稚嫩走向成熟。而MUA今後的路會怎麼走，又會走向何方，沒人能給個準確答案。

注1：上海總會，全稱「香港上海總會有限公司」，為非牟利社會團體，1977年成立。至今

劉希望在接下來的時間裡，能通過與校內其他群體（即本地生和國際生）合作舉辦大型活動，而最終達至「跳出來」的效果。比方說，他提到打算將原為MUA內部的中國文化節放入接下來一連串的校慶活動中。「這算是個比較緩和的策略吧，」他說，「起碼你得先讓人家知道你的存在，然後再談進一步了解、融合呀。」

為本港及內地教育事業總捐贈達八千萬港元。注2：關於這點，代表會方面回應說，主要是因為MUA的屬會註冊還未成功。因此若直接交流的話，變相是承認了其屬會身分，程序上有所不當。注3：2008年年底，浸大的內地生組織（港陸青年聯合會）在期末考試期間向該校內地生發出

不得不說，MUA這種希望主動打破框架、「跳出來」的想法是值得鼓勵的；而通過與本地生團體合作舉辦活動，也的確提供了讓內地生和本地生有更多交流的機會。

Mass Mail，指校方下學年開始將不確保他們會有四年全宿。該組織目前仍就此事與校方協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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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怎樣才算

清潔

——

文︰Czior

社

會上仆街的事太多太多了，多到一個程度我們會無意中為沒那麼仆街的事感到僥倖，甚至不知何時開始大家都認同了在這塊土地上生活自然就會仆街。仆街成了日常。

接下來要敍述的，是一個勞工——一如既往的——生活在壓力之中的故事，亦是關於「清潔」這慨念活用在別處的故事。

來

龍

去

脈

事緣7月初收到中大清潔工友（下稱娥姐）的求助電話，她因工作評核報告被評為「持續不符合大學標準」而被勒令離職。但她拒絕接受這不合理的決定，所以除了尋求員工總會和人事處介入事件外，她亦想找到曾在潤昌堂上課的同學和教職員評價她的工作表現，期望能獲得公正處理。

當時娥姐擲地有聲的說︰「我真金不怕洪爐火咖，你咪擺我張相出黎囉，最緊要搵到多啲同學證明我係有做嘢嘅！」於是筆者與友人在Facebook上發佈了相關的消息，不少同學參與其中發言。有人說這是繼去年EMO事件以來又一例說明評核制度的缺陷，因為上司往往能夠為下屬的工作表現一錘定音，斷生死；另外也有同學推測︰

「這一次案例是否如此我不敢確定，但很多公司／機構在炒人之前的指定動作，便是針對欲解僱的目標做評核，然後以績效不達標為由解僱——儘管被炒的人工作表現不一定比其他人差，甚至可能在一般人之上。評估只是手段，解僱才是目的。而解僱原因實際上亦未必與工作表現有關。」

而普遍同學都認為潤昌堂的清潔狀況良好，不太發覺有甚麼清潔問題存在。是故，筆者把這些回應統合成一份聲明，聯同娥姐收到來自五位教職員的支持信件，交往人事處以供審核證據之用。

後來才有機會進一步了解，其實早在今年年初之時，娥姐已經收到人事處發出的警告信，指出她長久以來的工作表現，均未符合大學對她的要求。因「大學極為重視員工的工作績效」，所以促請娥姐在為時三個月的觀察期內，積極地改善工作態度，否則校方將考慮她「是否勝任繼續留校服務」。年初觀察期過後娥姐依舊得到十分負面的評價，直至暑假事件第二次重演︰再有警告信前來，然後幾番周旋再有三個月觀察期，之後再作審核。

錯

漏

數

不

盡

引人好奇的是，娥姐這位在中大服務超過二十年的工友，工作表現到底有多不濟呢？到底怎麼樣的清潔表現才能避免被說成是「整體工作表現未合乎大學的要求」呢？於是，筆者厚顏地請求一閱她的個人評核報告，幸好娥姐頗為大方，才使筆者進一步得知許多令人哭笑不得的「失職」例子。

娥姐提供的各份內部文件中，列明各式各樣的「罪名」，在此略舉數例︰某份清潔巡查文件寫著︰「（垃圾桶）有少許垃圾」、「學生座椅手把有貼紙（第二行第六個位），座椅底部嚴重塵埃」、「（大堂／走廊）近G06地面上發現一顆報告板用之釘」；另一份會議文件上圖文並茂列出五項「過失」︰「蒙民偉樓LT2發現有霉菌在櫈板上」、「每層電梯大堂地面及鋁窗框鋪滿塵埃」、「升降機掣板有膠紙

記中大清潔工友娥姐痕，清潔不足」、「大堂消毒機咀及透明膠盆有污漬」、「傘架清潔不足，並發現部份傘架盛水盆反轉」；又有一次因鎖匙不合用而兩次打擾用戶，被指責「以致用戶尷尬。如此行為亦有損EMO 之服務形象」。

若我們個別去看待這些指控的話，或許無法對這些「普通」的錯漏產生甚麼感覺。然而，我看著一份份文件上附圖仔細說明每個細節的時候，卻無法想像連我們所謂「用戶」都不發覺／不計較的一些細微部份，竟然嚴重到需要兩個管理層召開會議，每項「錯漏」都要正式審問下屬，要下屬們承認過錯，簽署這些會議文件才得以作結。

原來有人會坐椅底？還是每天都有人需要去摸窗框才能心安？抑或膠紙印危險得會把人黏住無法動彈？到底有誰要求過這種吹毛求疪的清潔？

不的

可「

能清

完潔

成」

事實是，這種「清潔」根本不可能完成。即使有可能，那份工作應該是高薪厚職才對，因為每項清潔或許是需要仔細到納米水平才不致於被拍照，還需要具備超凡的抗壓能力。記起上次在潤昌堂見到娥姐的時候，她急步從課室裏走出來，提著掃起的兩盒飲料包裝，她說這是從課室垃圾桶拿出來，要拿去掉的，叫我等她一下。那時候自己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因為想到其他清潔工友很可能都身處這種境地當中︰負擔著明眼人都知道的不可能任務，還要時時擔憂工作任務轉變為罪名，工作隨時朝不保夕。

面對一件又一件的指控文件，我說「先

每件仔細看看有沒有甚麼可以回應的地方吧」，她苦笑回應︰「其實我都唔知可以點回應。」雖然她還是願意拿起那些她幾乎沒有看過的文件，但我看在眼內的是︰她戴起眼鏡，認真地隨著手指移動一字一句朗讀，緩慢地進行認字理解的過程，彷彿吃力地把那些她根本無法回應，以至無法承受的責難通通讀進去那樣。她的手在抖，我才有點明白，這一張薄紙對她來說已經太過沉重了。那苦笑的回應更像是自嘲，嘲笑自己因為生計的沉重壓力，逼得她不能放下那張紙，逼得她只能繼續朗讀。

可是桌上還有一堆文件。

歷時數月，筆者也無從肯定當初師生們交付的支持聲明到底起了甚麼作用。只知道，如果以評核報告那一套「清潔」標準套在大家身上的話，那麼根本沒有誰能夠達標，最多只是十分骯髒與八分骯髒的差別。那些或小或大的「不清潔」最終變成一份份文件上的圖片，作為證據儲存起來，到有天突然告知工友︰「據部門滙報，台端工作水平強差人意」。

不只是某些人的錯令人無法想明白的是，是否有何仇怨，抑或特別的原因，才會去騎劫其他不知情的同學教職員，把大家講成是大受影響的「受害者」，讓一眾基層工友成了最大責任的「罪人」？

向員工總會打聽過一些說法，說其實一切一切都是為了逼使年老的員工儘快退休而已。一般來說，中大雖然建議年屆五十五歲的員工退休，但也允許員工通過一些綜合評核，工作直到六十歲，並繼續享有正常員工福利。但是，提早幾年儲起一些資料證據，鋪好路說明員工的工作表現隨年紀下降，然後到達退休年齡便用來施加壓力讓員工提早自願離職，這也是近年來的頗為常見的現象。

這些陰謀論的說法或者不足以解答事情的因由。但說到底，評核制度往往單方面取信於主管一方，欠缺用家的評價，而評核報告是清潔工友工作表現的最大依據，直接影響續約與待遇。試問工友們面對這種制度性的陷阱，又怎可能不跌得鼻青臉腫呢？

有何面目去面對緃然筆者依舊繼續自己第四年的大學生活，但腦內不時都回響起她說「其實我就好似企喺懸崖邊等緊人救」，身體就不自覺繼續為她東奔西跑，譬如幫忙將她的回應寫成文字、聊聊如何處理眼前的事、鼓勵一下她……與其說這是良心驅使不如說是一種贖罪︰偷聽到她被人破口大罵之後，下班後還打起精神跟我一起斟酌著文件該怎樣回應，隔天又要七點四十五分準時上班，然後又得顫顫競競地繼續工作，同時左顧右盼地避免再行差踏錯，直至下班離開中大。

數月過去了，每次去找這位服務中大廿載的工友，面對她的笑容，我總是愧疚得不知如何自處，因為面對這樣的人事和制度問題，她只可以硬撐，默默工作。自己偶爾在潤昌堂十分清潔的課室中聽課，或舉辦電影會的時候，都無法相信自己竟然在同一個地方討論過她如何沒有打掃乾淨。到底我們心目中的「清潔」，是一種形象工程、是一種高尚學府必備的要素、或是一種便於施壓的工具、還是清潔工友理應完成的工作？究竟，怎樣才算得上是「清潔」呢？

然而，人事處已經通知娥姐十月初開會，想來也必然是準備宣判生死。在清潔標準根本還未能搞清的情況下，行政取代了思考，而一個個小員工的壓力和情緒，亦在層層構架中被消磨殆盡，一如朋友所言︰「上頭果度咪又係睇白紙黑字嘅證據，邊會理你其他嘢」，或許真實就是如此悲涼。

不和諧之聲—— 和聲人聯署訪問文：胡蘇受訪者：Tom、柯南、Jenny

和聲人，要發聲！九月初，不論書院迎新營和系會迎新營都已一一落幕，新生註冊等事宜也大抵安排妥當，一切均似塵埃落定，一年級生對於大學生活的美好憧憬充斥著整個中大。但在歌舞昇平的背後，和聲書院卻正在悄悄地蘊釀一場風暴。

校園版 38

九月十三日，一群對和聲書院院方不滿的和聲同學於facebook上發表「[和聲人齊聯署] 不要官僚主義尊重學生意見﹣ 和聲同學致院方的一封公開信」的活動，列舉出和聲院方自成立以來的種種問題。截至9月18日為止，已經有93位和聲同學參與聯署，約佔整體和聲同學的六分之一。身為其他書院的同學除了和聲beat外，鮮少對和聲書院的內部有所了解，理解和聲同學何以會積累如此多的憤怒。本文訪問了公開信頭一批的關注者，探討和聲書院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頭一批的關注者不比聯署，只需要簽個名就能成事，還需要籌組活動，擬定公開信，更要冒著被書院翻舊帳的風險，到底他們何解仍要發起聯署？Tom直言自上年度開學而來，眼見和聲院方在處理很多事情上都態度消極，回應被動，很多決策均未有從同學角度出發，發起是次聯署不但希望院方檢討以往做法，改善問題，更重要的是提出師生共治的概念，提高學生於校政的參與和權力。

迎新營．炸藥筒他們進一步指出，院方在決策上忽略學生的問題一直存在，在籌劃以至進行迎新營時，這問題更表露無遺。Tom指出正如在公開信中所言，迎新營失竊一事上，「書院職員一來沒有向在場的輔員說明清楚失竊的情況，二來更要求部分已知情的輔員協助便衣探員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拍照搜證。」Tom和柯南便是其中事情發生以後一段日子才知悉的輔員。即使在調查完畢，有大量空閒時間以後，院方職員也沒有向輔員等的同學說明便離去，反映出院方在處理事件上透明度極低，沒有顧及同學知情權，便理所當然的做了一切自以為正確的決定，甚至連事後知會的想法也不曾存在。在之後的迎新營退宿問題上，和聲院方再次在妄顧同學需要情況下，作出了不智的行政決定。話說在迎新營的最後一日，院方把外地生入和聲新宿舍，跟本地生迎新營退宿安排在同一時段進行。其中為數不少的外地生也有參與迎新營，於是輔員一方面要協助外地新生入宿，一方面又要負責收拾床鋪等非常繁瑣的退宿的工作。對於輔員人數只有三四個的小組來說，這無疑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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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外地生不止有四日三夜的行李，而有整整一年的行李，外地生根本不能獨自搬走所有行李，最少要有三四個組爸媽幫忙。更麻煩的是，當日早上更下起大雨來，再加上伍宜孫書院的迎新營也在這時段退宿，整件事顯得混亂不堪。」「而且我們輔員也在當日早上才得知外地生需要入宿此事，整件事使所有輔員都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應對。」和聲院方本來已經行政失當，沒有考慮輔員工作量，在這混亂情況下更加沒有派出職員協調幫忙。和聲院方妄顧同學處境，與同學缺乏溝通，自以為是，反應遲鈍的決策風格在迎新營當中可見一班。假如文章至此便能完結，你說多好，可惜事與願違，和聲人的控訴只是剛剛開始。

如影隨形的和聲和聲院方對學生的態度不單是不瞅不睬，拒絕溝通這麼簡單，還帶著一股不信任的的態度。「無論在pre-camp還是正營的時候，書院一直都派來了一個職員在旁『觀察』，有種被監視的感覺。」「那些職員會很奇怪的站在旁邊，但又甚麼事都不會做，又不似提供協助，我們從來都不知道職員站在這是為了甚麼。」老實說，有人能夠告訴我那職員除了監視跟「蛇王」以外，還有其他可能性嗎？

結伴創將來

除了派人長駐迎新營以外，和聲卡更是另一為人津津樂道的一大創舉。中大的學生本來憑著「中大通」已經能夠在中大一卡通行，方便非常。但和聲卻偏要架床疊屋，增設和聲人獨有的「和聲卡」。故勿論9 月7號才剛完結迎新營，院方要求學生8號到辦公室拿卡的做法已經非常不人性化。更離譜的是即使你是和聲宿生，只要你沒有和聲卡，就只當作是訪客處理，不能逾時逗留。到了今年十月的時候，所有和聲宿舍更會全面替換作智能鎖，屆時宿生不能再用鎖匙出入房間，而要用和聲卡。換言之，宿生甚麼時候進出房間，院方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掌握著宿生的一切行縱。和聲院方更聲稱屆時能夠在不妨礙宿生日常生活的情況下更換所有門鎖。到底那時院方又如何施展奇技，在不影響宿生的情況下，換了整棟宿舍的門鎖呢？我們即管拭目而待。

4/10/2012 16:43:35

和盡地盤泥頭之聲到了終於入宿了，當宿生以為可以鬆一口氣，歇一歇，喝口冰水下下火之際，才驚覺新宿舍問題多多，其一便是無凍水。當宿生走到茶水間的時候便會發現只有熱水機而無凍水機。

不捨不棄

「書院對此有過兩次回應，其中一個便是：熱水比過濾水喉水安全；但這其實是非常無稽的，中大有個叫大學安全事務處的機構，定時會到不同宿舍抽水化驗，測試水質，加上定時更換水芯的話，水質根本不會有問題；第二個回應是設計宿舍時沒有考慮過安裝冷水機，水喉不能同時支持冷水跟熱水不，最新的流言指UGC沒有足夠資金予宿舍興建，但問題是和聲一間籌得這麼多錢的書院，是否就不能額外支援宿舍的發展呢？整件事是荒謬的。」沒有凍水只是宿舍問題的冰山一角，除此以外，和聲人更需要兩層八十人共用一個茶水間，而這個茶水間更只有一個爐頭，而且沒有垃圾筒沒有微波爐。三位和聲同學更言之鑿鑿的說茶水間空間極小。「我住在地下那層，入宿那個時候全層都沒有一個垃圾筒，茶水間連爐頭都沒有，微波爐沒有，抽油煙機也沒有，只有一個洞，直至後來才增補了部分措施。」他們指在入宿的初期，升降機和大門都頻頻損壞，每層都沒有清潔用品，「工友清潔時甚至連放水的水喉也沒有，要打開洗手盆下的U型出水位放水」。前一陣子，老胡的一個朋友更告訴我她的房間在牆上出現一道由門至窗口的微細裂痕，害她不得安眠。宿舍之內如斯的環境除了反映和聲院方不從學生角度出發的官僚作風外，更令人懷疑新宿舍並未興建完善，院方便匆匆安排學生入宿。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驟眼看，和聲人對院方的不滿似乎都是迎新營之後的事情。但據三位受訪者所言，和聲很多同學早已對院方的很多決策諸多不滿，但由於那些弊政疏落，並不如迎新營時期一般集中而激烈，加上缺乏組織等因素，致遲遲未有發聲，迎新營僅是矛盾的激發點。例如早在迎新營以前，院方便要求所有和聲同學簽署一張個人資料轉讓授權書，但卻不知作何用途；在網上辦理入宿的時候，又強制把宿規跟入宿表格捆綁起來，事前卻沒有公布任何有關宿規的事宜。總而言之要是你不同意那份宿規，便不能辦理好入宿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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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同學強調院方除了沒有從同學角度出發的行政思維以外，更重要的是書院沒有邀請同學參與決策，與同學分享權力的打算。「書院活動從來都只是書院職員負責，學生沒有參與計劃決策，只是負責執行職員分派下來的行政工作，就像替書院執行的義工一樣。」「更可怕的是，書院一直以各種方法干涉和聲學生組織的組成，例如職員在商討學生會組成時給予很多意見，組織宿生會時則大多是宿舍導師帶領討論，而非由學生主導。」 Tom最後更拿出一張自製的表格，指出[1]和聲的多個書院發展委員會連一個學生代表也沒有。相比之外，四間傳統書院的類似編制卻有著一定的學生代表，進一步指出和聲學生沒有參與院政決策的權力，被高層在決策上完全拒諸門外。

聯署只是開始直至最後，三位同學指出期望院方解決軟硬件問題都只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提出師生共治的概念，最低限度要提高學生對院政的參與，學生意見獲得充分諮詢，增加院政透明度，不再黑箱作業。和聲書院在公開信發布後不久即迅速作出回應，承諾派出高層跟學生對話，了解他們的訴求。院方這次迅速的回應固然令和聲同學喜出望外，但每次院政也要鬧出諸多問題，作小修小補的話也不是辦法。長遠的解決之道，畢竟是喚起同學對院政的關注，組織更大力量，走向師生共治。

其他書院的同學也不要以為和聲的事便與我無尤，實則是各書院和校方的高層仍然掌控極大的權力。隨便拿宿規來說，幾乎所有宿舍的宿規，同學都沒有發言權，只能任由院方魚肉。整體來說，中大的師生共治的道路只是起步階段，要奪回我們的權力，就有必要組織起來發聲。和聲的同學今天向院方發出了憤怒的咆吼，我們又是否要過著噤若寒蟬的生活呢？

後記：和聲書院的高層已經於和聲內召開了一個公開會議，聽取同學意見，院長更就有關不足向同學致歉。書院內部更向同學發出回應信，內容多針對聯署信中的具體事項，可惜鮮少提及提升院政透明度、學生參與度的政策。和聲人成功走出了第一步，但奮鬥的路也只是剛剛邁出了第一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和聲人，奮進！ [1]管理和聲院務而又與四傳統書院類似的委員會有7個，舉例而言有宿舍管理委員會、通識教育委員會、膳食管理委員會等等。四間書院於這些委員會內均設有學生代表，但和聲卻在七個委員會中都沒有一個學生代表。值得留意的是，善衡和晨興也鮮有這方面的資料，以目前資料來看，也多是跟和聲情況一樣。看來新書院學生的決策權較少的現象有一定的普遍性。

4/10/2012 16: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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