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學生報二零一二年一月號 by kwong chung

編者的話

以花園街排檔為例 ──

瑞典的公共房屋政策天大地大各國房屋專輯 ── 不得不知的中國土地政策歷史 ── 了解烏坎

新聞內容是由政府、傳媒還是你去決定？

醫生慌？

誰令火頭處處

莫以「安全」為由落井下石

花園街大火我們還遺漏了甚麼？

社會３４８１０１２１４

兒童樂園／

末日航道／、b心湖淬筆／尤里安、、左翼風情畫／區刀 pat

中國民主化？烏坎村的意義１６專欄

巴萊》後的胡思亂想 ‧

１８投稿〈回答公開信〉「好大既官威呀包大人」

生活影札：看完《賽德克書札：陳雲的被害妄想與香港城邦論終身自學：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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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自選台：社會運動的助燃劑

享受無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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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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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咁多位大佬，我（地）都係想摷野姐﹂

２６其實做蕩婦又有乜好怕喎

情色２７

校園

２８加宿費，差啲加咗你都唔知咩事！２９校園散打３０改變由中大新聞獎頒獎禮抗議開始訪問新傳系學生潘柏林看新聞工作

中大學生報二零一二年一月號出版資料

室 307

出版：第四十一屆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出版委員會「根」

cusp@cusp.hk

26036404

地址：香港中文大學范克廉樓電話：電郵：編輯／作者：林慧嫻、蕭浩恩、林紀善、譚焜、陸明敏、鄧權偉、郭英東、劉志翔、羅奕媚客席作者：、b pat 、尤里安、區刀、小武、梁穎禮、簡浩德、鄭智豐、謝欣然、周松齡、

Javier

王典皓、蘇子權、中大左翼學會鳴謝：設計：黃衍仁及其他承印：唯美印刷製作有限公司（ 9732 8385 ）， Edward 65708620

Vicky 6224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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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我們不在乎末日，正如我們不在乎死亡。

我們知道人人都會死，而且任誰也說不準究竟自己幾時會死，但我們幾乎誰也做不到活在當下（活在當下的意思是：活著的每一天都當自己第二日就會死）。

末日是可能的，一如死亡。

我們不在乎死亡，似乎也不會在乎末日了。

不在乎死亡是什麼意思呢？不在乎死亡就是，可能你覺得自己現在的生活很無聊、沒有什麼意思，甚至對現在的世界有很多的不滿，但你照樣一面抱怨一面過下去。

死亡是一個巨大的問號，正如末日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它們問的都可以是這個問題：「你這一刻在做什麼？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們當然可以不回答這個問題。

不回答這個問題的話，不唯末日對你沒有意思，死亡對你也沒有意思。

社會

莫以「安全」為由落井下石

－－以花園街排檔為例文：東郭先生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於上年年尾公佈，香港因為花園街大火而不能在「安全城市排行榜」上列名。該會甄選的標準是「若城市在該年度發生有八人或以上遇難的重大安全事故，即不能列入評選」。政協委員劉夢熊得知後，極力辯稱應當考慮到其他因素，如法制及品質驗證等方面，香港是十分安全的。這份報告及劉生緊張的辯解令筆者對「安全」作出了下列的思考： (1) 究竟「安全」為何會成為一個城市的成功指標、大家理所當然地去追求的目標？ (2) 與「安全」相對的，如「危險」、「風險」、「危機」等，它其實是什麼？「危機」是內藏的、帶著無限的未知性，所以城市的「安全」需要全天候不斷給力運作及維持。它要求的不是一時一地的撲滅，而是全面、持久的根絕。誰有能力做到這個廣度及深度呢？由擁有公權力的公共機構（即政府）去執行，似乎是眾望所歸。如果一場大火就足以令到香港失去「安全城市」的美名，究竟一個充滿「危機」、到處都可以是火頭的社會，該如何達致「安全」呢？維持「安全」的過程中，我們將付出什麼代價？它與什麼價值有衝突？花園街大火事件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示範。 “In risk consciousness then, displaced thought and action, or displaced social conflicts are especially possible and in demand. In that sense, precisely as the dangers increase along with political inaction, the risk society contains an inherent tendency to become a scapegoat society.” Ulrich Beck,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in the Risk Society’

政府維持「安全」的第一步：找出代罪羔羊花園街大火過後，主流媒體的報導將排檔描述成「露天的計時炸彈」，隨後政府最出面積極的工作便是食環署

職員嚴格執法，不斷票控排檔檔主，指他們的貨物沒有在特定的範圍內擺放。政府今次的動作很大，畢竟是九條人命。但筆者心中一直質疑的是，政府這種做法究竟是否真的有效，還是一開始就在打稻草人？須知道近年的排檔火警事件的起因大都是被人縱火，而且是在凌晨發生，今次花園街大火也不例外。故此，食環署職員在日間的「零容忍」執法其實多有意思呢？「危機」都是潛藏在夜晚，根本不是日間一兩吋的擺貨範圍。讀者可以再想的問題是，2011 年 6 月 15 日凌晨土瓜灣馬頭圍道的唐樓劏房也發生了造成四屍五命的火災，但為何政府在上次這件慘案中沒有做出相應的執法力度，去消除違反消防條例的「唐樓計時炸彈」（主流媒體的語言）呢？劏房問題不是靠打擊、下遷拆令來解決，重點是如何安置本身住在劏房的低收入居民，政府可以最直接做到的是安排他們上公屋。但政府似乎沒有解決劏房問題的打算，因為它也不打算增建公屋、不重新審訂現時的輪候計分制及入息限額。因此這些政府所未能解決的矛盾，即往後劏房居民的安置和公屋私樓發展的張力，令劏房成為了政府默許的灰色地帶。最近這一次花園街火災盡是不同，政府介入的野心大得多。今次起火的間接成因是排檔的貨物放置在街上讓人可以縱火，加上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對政府來說是一個契機，去證明自己仍是一個有活動能力的公共機構（但活動不保證有正確的方向）。雖然明知起火原因是與檔攤在日間如何擺放貨物是全無關係，但只要將打擊對象滑動到一個位置（從縱火狂徒變成排檔檔販）能夠令人覺得政府正在努力地解決問題，去證明政府是有心解除社會上的「危機」，這就已經足夠讓政府找到行使公權力的理由，向代罪羔羊下重手。這一步的意義在於彰顯政府對社會安全的重視，回應公眾對政府介入管制的期望，但說到尾其實是演變成一場 blame the victim 的政治騷，政府無疑是力推排檔去「祭旗」，轉移公眾視線，滿足我們對「安全」追求。

花園街大火我們還遺漏了甚麼？上月的花園街大火，奪去九人生命，致使幾十人受傷，是近年傷亡最慘重的火災。由於有街坊拍攝到起火時有三四處火頭，故有縱火之嫌。加上事件牽涉唐樓劏房處處和消防安全問題，以至當曾蔭權回應時只強調「花園街商舖情況，不改善不可接受」時，令商販們以至普通市民如筆者都無名火起——你唔幫都算啦，駛唔駛踩多兩腳先？及後食環署被商販指執法過嚴，指引又不清晰，令人無所適從。加上實行「朝行晚拆」等的政策牽連全港所有排檔商販，大火後全港各區的商販與食環署的衝突此起彼落，深水址區十多條街的商販更曾聯合罷市，以抗苛政。至出版日，縱火狂徒未被擒獲，劏房問題無人理會，只有商販被沒收家當再被拘捕還要被曾偉雄勸喻「克制」。政府不斷強調要維護大眾安全，究竟維護了誰的安全？曾蔭權將矛頭直指排檔商販有否錯置，甚或借機轉移視線趕絕排檔以便發展商進行收樓重建？這可能才是我們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With the increase of hazards…… it harbors a tendency to a legitimate totalitarianism of hazard prevention, which takes the right to prevent the worst and, in all too familiar manner, creates something even worse.” Ulrich Beck,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in the Risk Society’

政府維持「安全」的第二步：製定長期滅絕羔羊計劃經過政府和媒體扭曲的政治操作後，為了維持「安全」的想像，公眾各方也會開始參與欺壓羔羊。尤其當媒體追訪議員，給出來的假設是這些公眾人士所擁有的知識是比無面孔的大眾較權威，認為他們的判斷較好、較能達標（較安全慎重），例如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兼油尖旺區區議員涂謹申公開建議政府盡快為排檔制訂系統化的阻嚇性刑罰，例如排檔扣分制（俗稱「釘牌制」），又建議「朝行晚拆」。他的計劃其實是一套打算長期滿足「安全」想像的政策設計，需要依靠政府的公權力去執行。當區居民與大眾的反應都是首先譴責政府未做好本份，要它做好規管。這種講法反映出公眾只是寄望政府要行使它的公權力，對於公權力行使的內容、具體操作其實沒有想太多，認為整件事只是政府過去執法不足、可以用行政處理的問題。公眾有期望、議員有建議，政府亦對此受落，但一連串的動作其實是很容易會合理化政府獨斷的政策安排，沒有重視過民主。這裡「民主」的意義，絕對不單是民主投票的形式意義，而是當地空間使用者的參與過程令得他們對這片空間的使用要是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是套帶有公共性的想法。政府食環署代表在大火後的特別會議裡表示「除朝行晚拆，亦考慮實行違例記分制及重整攤檔，甚至強制攤檔遷入市政大廈，措施一旦落實，全港所有排檔適用」，劃一的全港性政策計劃急速大力推行，正正是想透過時勢對於政府的期望，取消對各種處境及差異的考慮。比如說，各區排檔的客源不同，售價也

不同，有些走 low-end 做街坊生意的，有些針對遊客的，「朝行晚拆」有無顧及低收入排檔的經營成本？較老弱的檔主如何是好？如果「朝行晚拆」是為了維持公共的「安全」，政府有沒有資助的可能？貨物晚上應放到哪裡？如果租放到樓上的唐樓單位，又會不會是另一個「計時炸彈」？政府的「好心」究竟是解決危機還是製造危機？想訂立「釘牌制」，但又未檢討原有的小販牌照政策，究竟會不會重新發牌呢？其實旅遊業界都想要排檔可以繼續生存，但政府如果真的打算實施上述提及的規管措施，搞不好最後是會消滅了排檔。而排檔不再存在，附近的唐樓當然也就十分「安全」了（但其實會起火的根本不只是排檔，排檔附近的地鋪在 12 月 20 日也發生了火災）。由此看來，「安全」的代價，其實是不斷尋找代罪羔羊並且要求他們永遠消失。

其實排檔也關心「安全」問題排檔檔主並不是聖公會香港教區大主教鄺保羅所說，反對「朝行晚拆」即是為求自保私利。無錯，他們需要搵食，需要保住貨物及謀生工具，但當事態時局有所變動，檔主們當然也著緊「安全」的問題。他們都會願意作出折衷，集體地為這個空間提供保安，例如他們有打算晚上集體聘請保安去巡查檔口的街道，在農曆新年前添置滅火筒，貨架及簷篷換上防火物料等。只不過他們的建議並不像議員和政府的計劃一樣全港一刀切並且要你硬食，而是他們自己願意為這個地方付出。

往往我們說到「規管」都是政府以高高在上的位置去監察民間，但問題不在於政府的執法力度，而是這片空間該如何由各方共同經營。故此政策應該有更加多空間讓當地居民、檔販、各空間使用者提出自己的方案，這才能避免因為「安全」而急速抹殺其他可能。否則我們將會看到，這一宗意外令我們增加了對「安全」的追求，但也埋下了官商勾結的伏線──如果政府意圖並成功捍走排檔遷入市政大廈，難道不是有利發展商進行收樓重建嗎？延伸閱讀： 1.〈排檔密佈「炸彈」遍全港〉，東方日報， 2011 年 12 月 01 日 2. Ulrich Beck,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in the Risk Society’,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社會

花園街發生一年之內第二次火警後，縱火的謠言四起，網民群情洶湧地將矛頭直指收樓手段「一向高調」的田生地產。面書上針對田生放火的群組如雨後春筍 [1]，高登的惡搞作品更是傳遍天與地 [2] ——哇，仲唔係佢放火？！不過，經過筆者四處搜證以後，發現該處確有收樓痕跡，卻沒有確認田生在其中，至少上述的面書群組與高登仔都未有提出。我不是要在此為田生辯護，而是想指出事情耐人尋味的地方——明明連田生有否在那處搞併購也未搞清楚，大家已一口咬定這是田生放的火，可見田生之朵臭成怎個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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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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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經營舊樓收購及整合的公司有金朝陽集團及田生集團，其中只有田生是主力經營舊樓收購及整合，而田生始創人區永華更聲稱已擁有全行八成的佔有率。而田生的目標舊樓，在過去一年經常鬧火災，當中最嚴重的，有今年年頭大角咀海安樓大火，燒死一名在五金舖內睡覺的男子，警方一開始發現

該處有多處火頭而指其可疑，最終卻認為是意外 —— 海安樓是田生早於零九年就宣布已併購大部分單位的樓宇，而至火警發生當日，仍有一成業主拒賣 [3]。另有今年六月馬頭圍道 111 號大火，4 人死亡。田生承認曾嘗試進行併購但失敗，聲稱五月已停止收購行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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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生作為收購公司，客仔就是大發展商（主要是恆基）。大發展商不想費神於麻煩的收購程序，於是假手於人，買入收購公司成功併購的舊樓，而田生則以食佣為生。田生的角色有點像地產經紀，但卻比經紀收多極多佣金（如其佣金比率在 08 至 09 年度是 18%，地產經紀只會食 1% 佣），無他，因為舊樓收購涉及「專門技巧」，風險又高，加上田生已壟斷了這行，當然能食盡油水。不過，要做併購這「富貴險中求」的大生意，如遇上釘子戶（無論是真住戶還是炒家），收購不足八成就會見財化水，所以不能不心狠手辣。以下就是田生其中一些「專門技巧」：

1 種釘、進駐法團再罷交管理費：種釘即以公司名義靜靜雞買下目標大廈的一些單位，然後再進行第二階段的併購，並進駐大廈業主立案法團，藉此影響大廈決策，如轉換管理公司甚至將保安員撤走。有大廈的天台走火通道更被圍上鐵網，消防處要求拆除，卻被已被入侵的法團反對 [5]；

2 差佬都冇符的差治安：當併購進行至尾聲，大部分住戶都遷離以後，大廈的治安就會奇差無比。有的大廈樓梯黑暗且有尿糞，有業主擔心人身安全，更在家門安裝閉路電視。當這些業主向差佬求助，差佬第一個問題就是「呢度係咪搞緊收樓？」當然，他們對這些滋擾是完全冇符的 [6]；

3 封棺條與催命符：田生通常會將收購了的單位窗上貼滿田生的紅色大 logo，把紅色田生長條形「熱烈恭賀已收樓款的業主們」和「熱烈恭賀成功換樓的業主們」的「揮春」製成旗海，把樓宇裝成凶宅一般，

誰令火頭處處文：神經奕

社會

[1] facebook 群組：「因為生命，所以關注。田生集團收樓情報網。」、「香港市民堅信四屍五命縱火案與田生收樓絕無關連」

又以極似封棺的白色紙條封死門口，以「提醒」不肯賣樓的業主們 [7]。而田生負責人對這回應道：「想賣果啲人好開心，咪叫我地去恭喜下佢地囉」 [8]；

4 恐嚇老人：恐嚇老人家說他們的舊樓是危樓，如附近有斜坡，要不斷夾錢維修。又或說找工程師解釋附近高鐵工程對大廈結構的影響，令老人家感受威脅急急簽約 [9]。

修例如何養肥田生？自從去年四月強制拍賣業權（強拍）修例，將強拍門檻由九成降至八成後，先是田生的股價在消息公布但未通過立法會之時就已由 1 毫跳升至 5 毫。而根據田生的公司年報，10 年 6 月至 11 年 6 月的全年營業額，比上一個年度上升 57.1% 至 4. 85 億港元。更是 08-09 年度的 4 倍多 [10]。2010 年上半年，田生地產簽署的合約總值有一百億，已遠超上年全年八十億的總值。門檻由九成降至八成後，田生究竟實

際得到甚麼好處？首先，田生只需收購物業的八成業權，就可強制拍賣餘下單位以統一業權。這除了打擊不肯出讓單位的小業主，還狠狠地打擊了「炒家釘戶」。這些炒家通常會找出有潛力的物業，然後買入一成的單位，逼使發展商以高價收購餘下業權。而門檻降低即意味著狙擊的成本會增加一倍，風險大增——可見修例簡直是為田生的併購事業「斬妖除魔」。

[2] 見香港網絡大典，搜尋詞：田生地產

誰

[7] 陳大文部落格（http://hkgal-today.blogspot. com）：〈田生地產最新玩法：「血紅催命符」迫瘋小業主！〉

令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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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花園街大火問題固然跟排檔設置有所關係，但問題的核心顯然不是排檔之間有沒有足夠空間，或有否實行「朝行晚拆」。就算把收購商縱火的可能放到一旁，解決香港房租天價以至劏房處處的問題肯定比追究排檔商販更為急切。而說到底，政府放寬限制、容讓田生這類併購公司肆無忌憚地將舊樓重建成豪宅，也是加劇劏房問題的幫兇。今日曾蔭權將矛頭指向排檔商販擺明是為政府開脫罪名的顧左右而言他 —— 是誰令市區舊樓火頭處處，才應是我們的焦點所在。

[3] 明報（2011 年 1 月 6 日）保安剛撤舊樓舖火警燒死人 [4] 東方日報（2011 年 6 月 16 日）：「田生認曾併購肇事唐樓」 [5] You Tube：時事追擊（亞視本港台） 2011-03-10 粗暴收樓 [6] You Tube：RTHK 鏗鏘集：一塊紅布（田生地產收樓無恥實錄） 2011.9.12

[8] 同 [5] [9] 壹周刊第 1066 期（2010 年 08 月 12 日）〈霸二百幢舊樓田生十大插旗賤招〉 [10] 見田生集團（00183）2010-2011 年年報

註：

社會

文：胡不歸醫療問題一向不為香港人所重視，直至最近醫療事故頻頻、加上本地孕婦沒有床位產子，始喚起了港人的注意。前陣子，聯合醫院的內科醫生更發了一封公開信，向公眾展現這「被撕裂已久的傷口」。實情這不為人知的傷口一直在惡化 —— 以內科部而言，聯合醫院從 2007 年開始出現前線人手流失。從 07 年的 7 月 3.6% 流失率到 09 年 7 月升至 7.4%，至 2011 年 11 月流失率更高達 25%。這個瘡疤上的黑幕最終難掩被揭穿的命運，公諸於市民面前。而就香港宏觀的公營醫療系統而言，根據醫管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顯示：2007 年度的整體流失率達 6.6%，至 2010 年度的情況稍為好轉，下降至 4.4%，但截至今年 2 月，尚未計下半年度，就已達 5.3%，這種趨勢持續下去的話，2011 年度的流失率很有可能為歷年最高。簡單來說，這些數字在向我們發出嚴厲的警告 —— 公立醫院的人手正持續、大量地流失。

流失原因？要藥到病除首要是察看傷口的病源。問題可謂是根源於一個惡性循環。香港公立醫院的人手本來就長期短缺，且工時極長。當有醫生離職時，其他醫生便需要分擔其工作量，在這百上加斤的情況下，他們的壓力及工作量亦隨之進一步上升。直到有一天，當他們也承受不來時，便又是選擇了離職的路。由此，一個血流不止的惡性循環從而產生，流失率於是便「步步高升」，傷口亦越趨惡化。

那麼，從公立醫院離開的醫生到哪裡去了？想當然，私立醫院是醫生的另一選擇。這點在立法會的文件中不難揣測出來，公立醫院流失率最高的首三位依次是婦產科，達 10.2%，其次是眼科的 7.3%，最後的是深切治療部的 7.1%。原因正來自於市場的龐大需求；內地孕婦的高需求量、公立醫院眼科手術長達數年的輪候時間及富有者對高質素醫療服務的需求，使私立醫院對這些專科醫生有急切需要。在香港政府大舉支持醫療產業的同時，私立醫院眼見有利可圖，於是便不斷擴大規模。而當培訓醫生的數量已經不能滿足龐大的需求時，他們便索性從公立醫院挖走現有人手。

解決方法？現今普遍對公營醫療人手不足的解決方法大多有二，一是集中從外地招聘醫生，二是提高醫生待遇。其實，從外地招聘醫生是不切實際的想法。香港一直有考試制度衡量外地醫生水平，及格方可在港執業。而這個方法下會放低考試難度，那他們的醫療質素如何確保？姑勿論醫生質素問題，此方案可行性亦不大。首先，從哪裡引入大量醫生來港？用金錢作誘因的話，錢從哪裡來？而不能迴避的是 —— 公立醫院如何阻止私立醫院的「挖角」？提高待遇方面，醫管局現今唯一能做的只是加薪。但現今醫生的薪金已比其他行業高出很多，即使與私立醫院相比，差距亦不大。而驅使他們離職的關鍵就在於過大的工作壓力和嚴重不足的休息時間。私立醫院能以自由調節收費來控制需求，避免醫生工作量過重。舉例而言，今年十二

醫生慌？

月，香港消費者委員會作出了有關私立醫院的收費調查，發現在過去一年半內，分娩服務的加幅最高達到五成。價格的調高使私立醫院能夠擁有相對充裕的人手，使醫生的工作壓力比在公立醫院時輕鬆得多，此乃他們挖角成功的原因所在。提高薪金對醫生流失沒有太大幫助，醫管局解決問題的根本在於增加醫生的供應量，減少醫生的工時及壓力。但問題是醫生的供應量很難在短時間內大增，因為現行的高等教育，只有兩所大學有足夠的資源和人手開辦培訓醫生的課程，加上每名見習醫生至少需要五年的培訓時間，而專科醫生則需時更久。在如此的客觀環境限制下，要在短時間解決供應問題，無疑是痴人說夢話。

核心問題？顯而易見，主流方法並不可行，要尋求解決方法，首先要了解問題的本質。是什麼因素導致醫療服務的需求量上升呢？第一，人口老化。隨著大批年老公民的出現會大幅提升對醫療系統的需求。第二，內地乃至亞洲的龐大需求。特區政府將醫療劃為「六大產業」之一，內地或東南亞的富有階層並不滿足於當地的醫療水平，選擇來港享用「高級」的私營醫療服務，這表示私營醫院會與公立醫院爭奪人手，使公營醫院將會面對更嚴峻的挑戰。而醫療產業化更加使整個問題雪上加霜。擁有雄厚人力和資源的私立醫院，實在不能抵擋有如黑洞般無窮無盡的內地市場之誘惑。假設內地只有 10% 的人能支付香港高昂的醫療費用，而當中只有 1% 的人會選擇來港治療，便已經有 130 萬人，即使再減也有 65 萬人之多，還未計算其他的亞洲國家在內。面對如此豐厚的利潤，私立醫院會選擇「揸乾」公立醫院的

人力資源，令整個公營醫療踏入冰河世紀。而另一方面，即便私立醫院處於淡季，一般市民也礙於高昂的收費而不能使用其服務，使到公私營醫療失衡之問題出現，資源不能夠得到充分利用，私立醫院淪為富人專屬的俱樂部。沒錢的窮人只能站在私立醫院外與空閒的醫生乾睜著眼，莫名其妙，稀奇古怪，香港一大荒謬奇事。

選擇？那我們怎麼辦？是否只能在老年患有白內瘴的時候，坐著輪椅，對著不再夠闊的維多利亞港望洋興嘆，嘆一句「有心無力，吾命休矣」？事實不然，問題的解決方法有二。一是你趁年輕時日拼夜拼，儲下來的錢留作老年時，到私立醫院醫院為年輕積下來的傷痛「埋單」，然後繼續逍遙自在的坐在輪椅上，一面乾咳，一面恥笑電視機中沒錢看病的凡夫俗子。二是起來爭取廢除醫療產業化。醫療本來就是一項政府對公民的責任，是一項必要的公眾事業，就像電費、水費、住屋（原來真的嗎？）一樣，質素和價格必須得到保障，確保全部市民都能享用。可惜的是，面對赤裸裸的傷口，港人仍無動於衷，社會至今只得到半點迴響，任由醫生在無力的吶喊，對他們的怨聲充耳不聞。或許，只有當我們到醫院發現人去樓空之時，在地上痛得反來覆去、低聲呻吟，才能驚醒過來，一切都已經太遲，傷口早已是病入膏肓、無藥可救了。

即時港聞 - 男童踢波擦傷腳指公 2011 年 08 月 12 日 (07:39 pm) 傍晚近 7 時，天水圍天恩 ? 恩頤樓地下公園，一名 10 歲男童於踢波期間，右腳腳指公擦傷，送屯門醫院治理。 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art_main.php?iss_id=20110812&sec_id=6996647&art_ id=50032783 屯門有安全套高處墮下無擊中人 2011 年 12 月 05 日 (21:59) 【on.cc 東方互動專訊】晚上 8 時左右，一名 36 歲男子，在其湖景 ? 湖碧樓住所露台，發現一個安全套，疑遭人從高處擲下，他只好報警求助。 http://m.on.cc/nc/hknews/20111205/20111205215902lc.html 設計圖片

九唔搭八的新聞日日有？在網上討論區常看到網友轉載這類的新聞，看到以上兩則「即時新聞」，第一個反應不外乎「吓？咩料」「咁無聊嘅？」「而家啲傳媒都唔知做乜野，咁都可以當係新聞，有咩『新聞價值』先？」矛頭多指向傳媒「冇嘢好報」，但少見再深入考究資料的來源，吵鬧過後就完。

新

聞

自

由

受

到

限

制

恆久以來，傳媒會截聽警察收到突發事件的資訊（如 999 報案熱線），然後派記者到現場採訪。早年屢見報章刊登鉅細無遺的第一手照片，到後來 2004 年警察的頻道數碼化，可聽取的突發事件大幅減少，隨著消防及救護車召喚都一併轉用新系統，記者將不能再透過那些渠道去獲得最快的消息。就此，香港記者協會著手研究在引入新系統後突發事件資訊量的變化，發現只剩下以往的不足百分之二 [1]。

去年 11 月，立法會討論 8 月李克強到訪香港的採訪安排，有議員認為當局的安排嚴重阻礙了新聞自由，希望議會上可通過議案捍衛新聞自由，但遭到否決 [2]。政府官員表示並沒有刻意限制採訪自由，又道各部門的資訊發放機制正改善中。這顯示政府認為新聞自由沒有受阻礙，無須特別去檢討，只要個別部門跟傳媒溝通便足夠。擺出的姿態顯然是漠視實際情況，忽視公眾的知情權。

甚麼才是公眾要知道的新聞？私隱權與公眾知情權常被拿作對立，更以娛樂新聞記者的跟蹤、偷拍行為作例子，繼而得出個人私隱應受尊重，不應被侵犯。但對於對社會造成影響的人物，如官員、政治人物、犯事份子等若也著私隱權而一一去遮掩那些令大眾利益甚至安全受到危害的行徑，私隱權仍否要

被置放於最高的位置？若私隱權有絕對高的地位，將軍澳的連環刀傷襲擊案 [3] 的犯人的私隱，如犯人犯事地點、出沒地方等是否也不可讓大眾知道？同樣，早前政府決策官員病倒入院 [4]、議員涉及以公帑物業利益輸送，都是應該讓大眾得知。「公眾必要知道」跟娛記說的「公眾想知道」有著明顯的分別。保安局贊同警察篩選突發資訊的發放，其解釋是因為要保障私隱 [5]，有前警務人員的報章評論上稱延遲發放資訊是避免影響拘捕部署 [6]，不禁令人疑問讓市民提高警覺保護自己重要，還是拘捕罪犯更重要。警方又有說是為了保護記者安全 [7]，而限制記者的採訪。這些做法是存在隱憂的 ── 篩選的準則並不公開、篩選過程亦只有相關部門去執行；安全的定義同樣由警察去演繹。一些公眾必要知道的事情很容易就被過濾掉，操控資訊流通。萬一政府以防止引起大眾恐慌，把疫症、食物安全、核輻射泄漏、外星生物襲擊市民等資訊都通通過濾，我們仍可以覺得安然無恙嗎？

新聞內容是由政府、傳媒還是你去決定？

文：奧奇特

社會

傳媒與讀者的責任近年，免費報紙越來越受市民讀者所接受，搶去不少廣告的市場份額。在商業運作下，免費報紙編輯不會寫得罪客戶的報導，也因為要減少成本，編輯記者團隊都很少，多是使用二手的資料，也就是用官方提供，或各大新聞網站的作為資料來源，不會派記者去偵查不為人知的事。免費報紙的運作模式其實不健康 [8]，如今打開報章確不再會有亂揭人私隱、顯露社會黑暗一面的報導，個人私隱不用被記者侵犯，但倚仗二手資料是嚴重窒礙公眾去了解他們身處的社會發生的事，也會令到受人們的權益得不到合理保障 [9]。政府一步一步的加設資訊發放的限制，篩選突發資訊、不准傳媒近距離採訪、發出經刪剪的新聞片段和新聞稿 [10]，更擬立

法制約纏擾行為 [11]。作為普羅市民，應對此有所質疑，並同時反思傳媒的角色，分析自身當下的處境，嘗試另外的方法去獲得應該要知道的資訊。趁政府向互聯網下手前，利用網上討論區、社交網站（如 Twitter、 Facebook 其實也不夠流通）去閱讀以及參與發佈真實、第一手的資訊，拒絕虛偽的和諧之中。

回

到

院

校

其實就算在小小的校園裡，學生們有多少影響到他們的事情是知道的呢？宿舍加價、榮譽博士頒發地點的改動等，都是事情發生了才恍然察覺。有同學總會怪責代表的同學沒有把資訊發放出來，但事實是資訊往往把持於校方手中，只要校方首肯自願主動發放，定會比由能力有限的學生代表發佈更有效。若同學有第一手資訊，不妨向中大學生報爆料，讓一眾中大人得知必要知道的事情。

=====. [1] http://www.feja.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379 [2] http://hk.news.yahoo.com/ 立法會否決捍衛新聞自由議案 -105000135.html [3] http://www.facebook.com/video/video.php?v=10150336265644934 [4]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11/04/blog-post_8936.html [5] http://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18549 [6] http://news.hkheadline.com/dailynews/headline_news_detail_columnist. asp?id=170488&section_name=wtt&kw=121 [7]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Cd8cW4RXUg [8]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11/09/blog-post_19.html [9]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11/10/blog-post_6010.html [10] http://rthk.hk/mediadigest/20070913_76_121559.html [11] http://hk.news.yahoo.com/ 政府就立法制約纏擾行為諮詢至明年三月底 -112200515.html

天大地大各國房屋專輯

瑞典的公共房屋政策

社會

文：Susanna 瑞典於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公共房屋政策經常為論者所推許，政府大力資助公營房屋的建設，並對其房屋質素的規管極為嚴謹，單就其對房屋空間所做的規管為例，1945年時社會房屋委員會（Social Housing Commission）提出每間房不應住多於兩人的目標，1967年政府按此作出草案。1965年時，社會房屋委員會提出不應有人需要住在客廳或廚房，政府之後亦提出草案確認這個目標。然則80年代開始，美其名為「自由化」的風潮席捲全球，瑞典也不能倖免。90年代起，瑞典政府對房屋的監察及資助減少，兩條重要的法例：住房供應法（Housing Supply Act）和地方政府住宅控制法（The Act on Local Authorities’ Right of Residential Control）於1993年被取消，國家規管的房屋公司Municipal Housing Companies（MHCs）的角色被大大削弱，為之後房屋問題埋下了禍根。從下表可見，無論是置業者自住、或建來出租的房屋也好，自90年代起，數量都大幅下降，各自由30000至35000個單位跌至 5000到10000左右，根據英國皇家測量師協會（Royal Institution of Chartered Surveyors）於2011 年所作的歐洲房屋檢討，瑞典建房的速度竟為全歐最慢。

今時今日，房屋乃投資工具已成常識。房子買了之後，只要房價漲了，把房子賣掉，就賺了。買房子可以做按揭，又不用付全價，如果一次買二十個單位，接著一次過高價賣出，就更可以賺個盤滿砵滿了。再不，買多幾間房子放租，租金收入也相當可觀。這道理說來簡單，但大部分人都接受房屋可以用來「投資獲利」（即炒賣、囤積居奇）卻甚是奇怪：只有極少數極少數的人和公司擁有如此之多資金可以拿房屋來當投資工具，絕大部分人若是想買樓，單計首期都成問題，供到半死不活也未必等得到轉手圖利的一刻，縱然買了樓，升斗小民真正的身份都是居住者而非「投資者」。所以，容許房屋成為投資工具，對大多數人來說都非常不利。

事實上，對投資者而言越有利的市場，往往對居住者越殘酷。上面的兩幅圖來自全球房地產投資網站Global Property Guide，站在投資者的角度而言，香港比瑞典優勝得多，但就廣大的居住者來說，瑞典卻是一個好得多的地方。

根據歐洲大學研究所（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的數據，如果投資者要自租賃房屋中取得5%的回報，發展商必須將租金定在比租金法庭所容許的最高租金高70%之多，可見在瑞典買樓放租並不是一門有利可圖的生意。

這得從頭說起。

瑞典政府於房屋供應所擔任的角色瑞典各個市政府都會對其區內負責興建房屋的公司MHCs作出資助，於2006年，政府對MHCs的資助估計達到12.5億歐元。MHCs不是只為了低收入家庭提供保障性住屋，而是為所有國民提供優質房屋，它們所興建的房屋質素受政府規管，質素相當具有競爭力。

瑞

典

房

屋

出租房屋（Rental housing）合作社房屋（Cooperative housing）擁有者自住房屋（Owner-occupied housing）

分

定，亦不受地區影響。另外，如果業主希望加租，他必須通知租客，而租客有權反對，業主要向租金法庭（Rent Tribunal）成功上訴之後，加幅才會生效。

限

制

收

益

瑞典的稅制亦有效地打擊了投資者投機炒賣房屋的意欲。首先，就算不是瑞典居民也好，只要錢是在瑞典賺來的，也要給稅，所以海外投資／投機者一樣要交重稅。

類租金本身已定得不高，而所有自租金而來的收入亦要收稅，可被徵收商業稅或資本增值稅。如果當是商業稅，則行累進稅制，賺得的租金越多，稅率越高（見下圖）。

2006 40% 18% 42%

資料來源：Standard & Poor’s (2006) 瑞典現時約有300間MHCs，於佔全國房屋達四成的租市，佔比達到五成，對市場租金的釐定有著十分大的影響力。為了與 MHCs推出的租盤競爭，私人業主的租金定價長期與MHCs定價相差5%上下。

應納稅收入／瑞典克朗 (歐元€) 最多372,100 (€40,081) 372,100 至 532,700 (€40,081至57,381) 532,700以上 (€57,381)

邊際稅率 25% 45% 50%

資料來源：Global Property Guide website 租金以外，物業轉售的收益一律要收30%的資本增值稅。

要從投資房地產之中圖利，一是透過出租賺租金，一是透過高價轉售獲利，而瑞典的政策則狠狠地打擊了此兩種獲利手段，保護真正的居住者而非投資者。

租

金

如上段所言，國營MHCs龐大的市場佔有率能有效控制市面租金的高低，那麼MHCs的租金又是如何定出來的呢？MHCs按使用價值制（Utility Value System）來為房屋定價，於使用價值制之下，所有使用價值（根據單位面積、設備、質素等釐訂）相約的房屋的租金都必須差不多，租金並不按需求而

回

到

香

港

在香港，一下改行高稅率以打擊投機者或許未必可行，但實行租金管制，保障租客不至為貴租所苦，卻未嘗不可行——這其實也不是什麼新事，1973年起，香港實施租金管制，規定業主於兩年間加租幅度不可超過三成。此外，只要租客在續約時願意繳交市值租金，業主必須同意續租。直至1998年，租金管制才取消。考慮到現在公屋輪候名單之長，大量有逼切住屋需要的人被逼進昂貴的私人租賃市場，房租吃了工資的一大部分，重提租金管制，實有必要。

中大學生報與左翼學會攜手呈獻：關於烏坎村事件，其實我們想說的是……

了解烏坎──不得不知的中國土地政策歷史文：丰

從報導得知，烏坎當地村委會和當地政府這幾年來一直在沒有村民同意下賣地，而這次抗爭的導火線正是村委會暗中把土地賣給港商陳文清。但不要忘記烏坎事件只是冰山一角，這樣的土地衝突，自改革開放以來就多不勝數。我們要留意的是改革後，市場制度和以房地產主導的發展模式是如何促使這些事件發生的，因為如果土地不能買賣，發展商就不能靠賣地圖利發展房地產，政府官員也不會有這麼大的誘因去收地，繼而官商民之間的衝突就不會發生。在這篇文章裡，我將回顧中國改革開放前後的土地政策，並說明它如何方便了地方政府日後收地，為日後無數的土地衝突埋下禍根。

改革開放前後的土地政策內戰期間，共產黨為了取得農民的支持以奪取政權，承諾把地主土地分給沒有土地的農民。可是1951年中共宣佈把私有土地收歸政府所有，所有土地從此由政府分配。隨後，為了讓中國經濟從文革的破壞中恢復過來，1978年鄧小平推行經濟改革，但仍然沒有讓農民擁有土地：政府的「包產到戶制」雖把土地分給了農民，但農民只有土地使用權、轉讓權及收益權，沒有擁有權（ownership），即是說，政府收地時是不需要跟農民談判。就算政府不主動收地，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是有時限的：耕地的承包期為30年，草地的承包期為30-50年，林地30-70年 [1]。當土地交回政府後，就會由政府重新分配。政策及法律都賦予了地方政府隨意徵收農地的權力，農民對土地的使用其實沒有保障。「農用地徵用」和「房屋拆遷」的條例就是這樣的一例，賦予了政府單方面決定收地賠償的權力[2]，造就了政府官員透過變賣土地變為巨富。

中央政策一出，農民苦了，商家齊歡唱自80年代起，為了加快經濟增長，中國政府開放市場，鼓勵外商投資，並大力推廣服務業、金融業和房地產。這些產業（尤其房地產）都需要大量土地，所以中央的政策其實是要求地方政府去徵收大量土地，再賣給財團發展（尤其是房地產發展商）[3]。而地方政府也有極大誘因這樣做。首先，地方官員賣地給發展商所得的利益可以作為中央評定地方政績的指標。第二，他們能完全操縱地價，也就是想賣多貴就賣多貴。事實上，賣地已經成為了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2009年中國賣地收入為1.5萬億元，等於地方政府收入的46%。第三，不單賣地，他們還透過地方融資平台把土地抵押給銀行套取大量現金，作為流動資金再作投資，04至09年地方向銀行借取的資金約1.6萬億美元，已經佔了中國09年GDP 的1／3。[4] [5]

又是政商結合的欺壓跟資本主義社會沒有兩樣，在中國，地方政府透過權力和法律的漏洞賣地賺錢，集權力和財富於一身；不同的只是，不論是政府所受的法律限制和傳媒監控，還是對個人權利的保障，中國社會都是比西方民主社會少得多，故中國官員和發展商就可以暴力收地：收地時官商同樣是利用國家機器和黑社會打壓人民，同樣是把自己利益建築在人民之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左翼21中國組，〈中國農村土地制度〉 [2] 〈烏坎起事──中國土地徵收的悲情〉 [3] 1998年起中國政府視房地產為支柱企業，並把其市場化，此後地方政府便急速發展房地產，見〈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中國房地產的發展規律〉 [4] 「二零零九年中國GDP增速為8.7%，其中大部份來自投資增長，消費增長貢獻率僅為4.6%，外需的貢獻率為-3.9% ，對投資的依賴十分嚴重」，見〈真言：中國人應該明白的事──關於所謂的經濟建設成就〉 [5] 袁劍，〈地方政府與銀行：危機重來？〉

中國民主化？烏坎村的意義文：左翼學會未來新星阿豐 2011年廣東爆發連串官民間的土地衝突，當中最廣為報導的是陸豐烏坎村的土地抗爭。抗爭由9月開始，持續了3個多月。村民抗議地方政府私自變賣村民土地，對被收地村民賠償不公和貪污舞弊，另一方面抗議官府腐敗和選舉造假，抗爭便因此爆發。但我們要留意的不僅是政府單方面的貪污腐敗，還要看到政府和財團如何精密地結合，透過國家機器掠奪土地，也許我們也就能見到政治選舉民主的失效及不足。

官商輸送當地政府和村委早已與商家有利益輸送。18年前陸豐烏坎黨支部書記薛昌與香港商人陳文清成立了陸豐縣佳業開發有限公司，圈地800萬呎，發展海濱小區，事後雙方利益各佔一半。95年陳與烏坎實業合資建立養豬場。直到本年9月21日，村民抗議地方官員私自賣地 3,200畝，私吞收益7億多元[1]。

利益之爭引發起制度的衝擊的確，國內民間抗爭的起點是為了自身的利益，並非追求制度上的宏大改變，或追求一個道德王國，不難想像現時的抗爭者只要取回自己的利益就會滿足。不過，正正是這些切切實實的物質利益衝突，讓我們見到這次事件的牽涉甚大，例如體制問題、國家發展方向，其公共性絕對值得抗爭組織者、公共知識分子關注，甚至與當地村民連結及提供支援。譬如說，爭取制度的改變，最基本當然是公平的選舉。而且村民在 9.21事件後，成立了「臨時理事會」，這將會是內地基層自治的示範[2]。實行自治實非不可能，問題是這種基層自治如何能夠有力量地延續下去、更有抗爭意義？這便需要組織者與群眾訂立方向及長期的抗爭路線，否則貪婪的官僚及資本力量將會對基層自治進行撲殺，例如不承認這些委員會組織的代表性。

便徹底的民主——經濟民主故此，如果我們將內地的土地衝突純粹歸咎於政府的專制，並認為政治民主化能解決現在一切問題，其實是未能徹底地保障民主的實行。我們不妨設想中國如果有了民主選舉後會怎樣。公民可以利用選票和個人權利來逼使議員立法監管企業，必要時還可以採取行動如示威抗議給政客和商家壓力，這些對保障弱勢社群，限制資本過度累積有一定作用。但問題是，誠如我們所見，很多這樣的社會並不能完全解除弱勢承受的經濟壓迫：資本家能透過與政客的關係否決議會內有利民生的議案，而在烏坎村的例子便可以見到，中央及資本家想繞過地方民主程序佔有土地絕非不可能。這些都是由於只有政治民主，沒有經濟生產民主所致的。

所以打倒貪官，建立完善的政治體制和推行法治只是民主化的第一步。民主制度除了形式上有選舉，人人有平等的一票，更重要的是經濟物質上人與人之間對等的權力位置。因此第二步是要改革經濟制度，將民主擴展到經濟領域，讓大眾有權參與經濟生產的決策，決定各種資源應如何運用。這樣一來能免除資本家利用經濟上優勢為自己製造政治的籌碼，二來能在參與的過程中，培養社會成員對社會和社群的責任感，三來由於資源運用不再是為了利潤最大化，而是為了滿足社區的實際需要，浪費因而減少，最後由於公民能參與決策，實現自主，這樣（而且只有這樣）他們就能過上有尊嚴的人生。

要有改變的心願時至今天，隨著官方答應村民要求，烏坎事件暫時告一段落，可是仍難保政府不會秋後算帳，打壓村民。另一邊廂，海門的示威也遭鎮壓，示威人士被捕。但這並不代表改革沒有希望：隨著民眾的抗爭經驗，對官商勾結的了解、對基層自治和公平選舉的理解增加，由下而上的改變不是毫無可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幹部港商勾結直擊烏坎對決現場〉，《壹週刊》 [2] 張潔平，〈呼嘯村莊－－烏坎的死亡與反抗〉

【心湖淬筆】尤里安，文字職人，青春不再，亟欲冬眠。

【兒童樂園】 Pat，兒時霎下霎下，少時英勇作戰，老年戰死沙場，平安踏實，無詬無譽。

離線歌聲數月前某天，有人在辦公室裡建議，不如播一曲「李香蘭」來令腦筋輕鬆一下。我不虞有詐，在 youtube 上點播了李香蘭的〈支那之夜〉，即時被寄以白眼。老電影的黑白畫面被隱藏在正在寫的稿子背後，李香蘭著名的花腔從劣質喇叭中傳來，夾帶著黑膠唱片特有的沙沙聲，與明媚午後不甚相襯。也許是從〈等著你回來〉變成鬼片主題曲開始吧，即使歌詞是那麼纏綿悱惻，女聲以當年的審美觀又是如何動人，那個年代的歌曲總令人聯想起淒厲的鬼叫。就連這個觀點，也是在影片下的感想欄看到的。最近辦公室的連線狀況相當惡劣，早上 11 時回到公司，總得重複以下工序：發現瀏覽器無法開啟任何網頁、重新開啟路由器、失敗後重開電腦、再失敗後煩躁得出去沖杯茶，然後再由第一步做起。網絡連線像個球證吹雞開場後才在草地上熱身的前鋒，前前後後，總得糾纏個兩三小時。到它真的把身上的每根筋都拉鬆，動作還是相當遲緩——連得上 Gmail 和 Google docs 已算偷笑，facebook 和 youtube 的點播環節就別提了。人人爭奪那有限的頻寬，搶攻那兩三小時的失地，不求準時下班，但求趕在別人的下班時間前完成所有對外聯絡工作，和下載所有寄存在各個電郵帳戶中的訊息和文件。在雲端科技籠罩下，安坐辦公室裡才可工作這件事實為虛妄，但坐在桌前被摔下雲端，就得逼令大家回想一下，過去的離線生活是如何度過的。聖誕前夕，有朋自遠方來，提出陪逛黑膠唱片店的要求。黑膠唱機長個甚麼樣子我都幾乎忘記了，都怪下載音樂，直接輸入 iPod 的方法實在太多，連唱片店也很少逛，也不會記得唱片中除了主打歌外還有甚麼歌。來到黑膠唱片店，那漫無目的地翻箱倒櫃的感覺實在久違了。唱片店地方狹窄，不設索引，用指尖把豎著擺放的唱片逐一往前扳，才可看到下一張是甚麼。友人主攻歐美音樂，挑了大疊走到店裡的唱機前逐一試播，想不到當中竟有周璇和筷子姊妹花。唱針一碰到唱碟，先來一陣滋滋聲，然後就是大樂隊的前奏，小號音色是如此溫潤，上世紀中的女聲在唱片店裡以最輕巧的姿態現身。老闆沒有理會，逕自低頭整理未上架的唱片，身旁穿著格紋西裝外套的中年男人，也是以指尖巡迴他面前的一疊唱片，腳在地毯上暗打拍子。我對著那些只在維基百科出現過的安全地帶和達明一派唱片封套流口水，接收實物傳說中的 aura。「買吧買吧。」友人不住慫恿。「家裡又沒有唱機。」「這個邏輯是錯的，不買唱機就不會有唱片，不買唱片也就不會有唱機。買個唱機吧。」「……」如果聖誕真是個消費的機會，也許還是留給保證自己穩守雲端的裝置好了，離線生活已變得愈來愈奢侈。回到家裡，找到十多年前買的 discman，差點連如何放乾電池也忘記了。插上耳機，把與友人告別前在信和地庫買的 1993 年的初版唱片放進去，按 play。三十元的音色，還是很好嘛。

萬人齊野戰從來害怕與無表情的人共事。或許我們身邊總有一兩位這樣的朋友，你堆出笑容緩和氣氛的時候他無動於衷，你義憤填膺的時候他也不覺得有甚麼事情好生氣。那不是板起臉覺得全世界都欠他錢的鬱怨模樣，而是純粹的無表情，旁人無法從眼耳口鼻讀出任何心思，以致他們每次說笑話，你都忍不住想想那是真的開玩笑抑或話中有話。但我們總有不愛表情的場合。坐火車發現對面的陌生乘客望著你露齒一笑，比起在友善氣氛裡陶醉，你更可能渾身不自在，然後懷疑自己今早是否忘了拉上褲鏈。在一般公共場合，別說表情交流，我們連眼神接觸也刻意迴避，獨自打瞌睡看報紙玩 iPhone 才是合乎禮法的。話說旺角街頭推銷伎倆無奇不有，近年最教人絕倒的說不定是這一招：有人突然往你背上一拍喊一聲「喂」，以為是熟人轉身準備相認，只見一個濃粧少女全副武裝準備 sell 保險。吹啤脹。要不要表情交流，劃分了陌生與熟悉，公共和私人。傳統的假設把表情視為傳情達意的劇本，而劇本執行與否由雙方關係決定——別說表情，縱是教仔也可以有主流偏好的劇本，但不見得拿著同一份劇本就可以把任何人當仔教——換言之，表情兼具情意交流與關係確認的功用。有規則就有越界，越界未必是對二元對立規則的顛覆，不熟裝熟的賣保險以至各種各樣的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ur），七情上面多是為了利用上述規則讓當事人產生彼此關係親密的錯覺，放下心房鬆開荷包。反過來說，一旦規則崩潰，人人不再相信表情與關係同行，生意也就難做了。不過凡事有例外，例如偷窺。偷窺之際，表情不一定跟關係確認相干。鄰居六國大封相，偷窺者毋須涉足家庭倫理大悲劇擔綱演出，關係是人家的關係，表情呢，一按快門拍下即可收歸已有拿回去大快朵頤，公諸共好。油雞鹵味樣樣都要，斬大舊叉燒。家變如是，性愛更如是。聖誕節翌日，一對少年男女在公園偷歡，不幸遭偷拍，影片網上瘋傳後旋即見報。飽餐偷拍者或痛斥當事人道德淪亡，或評頭品足再拋下一句「條女唔得」，然則自己性生活如何，大抵隻字不提。提了，不免由旁觀者席次踏進任人評斷的主角位置，是花生還是燒味都食不下嚥。要「人」成為隨處流通任由買賣的「勞動力」，首先要把他們剝離於土地，於是圈地運動催生了勞動市場。要激動人心的悲歡愛恨傳遍天下，隨手拍下將之剝離於其原屬的人際關係即成。問題是，資本家追求勞動力是為了利潤，我們渴求陌生人的醜態／狂態／媚態又是為了甚麼？兩人打野戰，還不及萬人齊 share 野戰難以理解——唯一能夠理解的，可能是我們比那對少年更想要野戰。

專

欄

【末日航道】 b，巨蟹座女生，居於大埔林村，參與菜園村運動兩年多。人地睇落開朗平易近人好多野講，獨處時馬上跌入深淵。

集結 “you assembled together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persons so assembled conducted themselves in a disorderly, intimidating, insulting or provocative manner intended or likely to cause any person reasonably to fear that the persons so assembled would commit a breach of the peace or would by such conduct provoke other persons to commit a breach of the peace.” 倒數幾天就到年末。讓人沒有期望的時節終於到來，街上的人都在步向末日，我想。今年六四晚會後二三百名示威者從維園遊行至北角警署，其間警察阻撓遊行前進，在馬路及行人路上拘捕五十多人，其中包括我在內八人，被告一條至四條與「非法集結」相關的罪名。我們當天遊行到北角警署別無他想，只是希望警方停止濫捕，在黑暗的時代我們要守護表達不同想法的每一種渠道，於是我們希望放棄之前於三月六日堵路被捕的保釋，要政權還我們自由之身。每一次在警署中都覺得異常侷促。我非常憎恨警察。我幾乎沒有想過要站在他們的立場想或者要當他們也是有血肉之軀，我覺得他們沒有資格聲稱自己只是「打份工」，沒有人可以合理合法地使用暴力然而卻不負責任地聲稱自己只是「打份工」。每一次準備被抬走的示威場合，沒有一次是自己行離警方要我們離開的地方，上到警車不會和拘捕我的 PC 說一句話，甚至等待太長空氣太凝滯 PC 想和我說話，我都理解不到為什麼她不想清楚，我與穿了制服的她沒有話好說，我們是本質上對立的東西。他們守護政權的正當性，我們嘗試動搖及摧毀，不是拍戲也不是兒戲，那種噁心的與敵人成為朋友的戲碼至少我不會容讓在我身上發生。只期望不會有一次，在街道上遇上從前認識，現在變成了一個號碼的前友人。對它們是一個個號碼。到北角警署拿控罪書當天，其中一個號碼要我們提供真確的地址友人問它為什麼不如此認真去查種票案。我們嬉笑另一個號碼張開喉嚨叫我地「認真啲」，狹小的空間那句「認真啲」迴蕩我們誰也沒聽進去。認真啲啦認真啲，我心裡其實非常憤怒，認真啲啦為何不去拘捕在花園街縱火的人為何不去拘捕欺侮小販的食環為何不去拘捕強收人土地的地政為何不去拘捕胡言亂語不用對人民負責的「特首候選人」。認真啲啦。 A breach of the peace。是由哪時開始我覺得我的安寧全被破壞？多次與號碼對峙的時刻，它們站在一排向天怒吼「yes sir!」，把我們推倒我們又再站起來。更深沉的陰影在後方隱沒在它們的「安寧」之中。它們彼此集結在一起，守護我不想要的「安寧」。唯有挺起胸膛，唯有在被推倒的一刻馬上站起來，唯有在末日將要到來的時刻，微小的力量聚集至少我們不能失卻，站立的勇氣。

【左翼風情畫】區刀，中大畢業生，主修物理系，左翼學會成員。行事神出鬼魅，以長髮為榮，常常以留下長髮作為曾經存在的根據。鄙視 Facebook 此等資本主義的道兒，希望從反 Facebok 中解放人類。區刀，亦即勾刀，可能已經老去，新的區刀不再是勾刀，而是鐮刀。

把房屋丟空，太浪費了香港是一個怪異的地方。一個樓盤可以空置將近十年才推出市場出售，新建的豪宅更是徹底的炒賣工具；另一方面，單身人士至少要等十年輪候公屋，本年開始引人關注的劏房現象亦顯示香港的居住房屋嚴重短缺。在樓價高企，政府無意正面解決困境的時候，看來市民得自己想想辦法。把房屋丟空，太浪費了。有沒有想過索性住進去？你瘋了嗎？非法進入私人地方不是刑事罪行嗎？更不用說與之相關的爆竊吧？的確，住進空置的房屋在香港看來不可思議，但這種「佔屋運動」(squatting) 在歐美已有數十年歷史。除直接解決住屋問題外，佔屋亦釋放了一些私人擁有卻長期無人使用的空間，如廢棄工廠和貨倉作社區活動之用。最著名的例子是哥本哈根的 Christiania。1971 年當地人闖進名為 Christiania 的廢棄軍營宣布自治。到了今天，有八百多名居民在此居住，沒有警察出入，儼然一個小國。歐美亦有一些人以佔屋作為某些議題上的長期抗爭手段。最直接的例子是住進即將發展的區域以保衛當地的歷史或生態資產。根據國外佔屋群體的經驗，簡易佔屋步驟如下： 1. 找出一個空置單位 2. 確認該處在不遠的將來不會有別的發展 3. 破門／爬窗入屋！ 4. 裝修單位 5. 駁通水電——不論是合法申請還是用偷的！ 6. 如業主／警察上門，則施行拖字訣 7. 在這期間，極力引起媒體關注，同時另覓住處這些步驟在香港恐怕難以實行。但外國的佔屋運動明確地宣示一種主張足以提醒眾人，香港主流盲目鼓吹置業，並以此作保值甚至致富手段的價值並非理所當然。試想想水電價格由「自由市場」決定的後果，就能明白土地是每個人生活必須的稀少資源，作為一種價格浮動的商品出售租用本身並不合理，更不用說將之作為囤積炒賣的工具。佔屋運動將土地重新分配，正面挑戰「私有產權」的概念，讓社會資源得以更有效地被運用。然而事情沒有這麼簡單。若果我們以佔屋為再分配的手段，我們就必須考慮如何再分配，分配給誰。筆者認為，住進空置房屋固然能物盡其用，但只能解決個別人士的住屋問題，其公共性有限。只有當一群人有系統地在同一地段佔屋，形成一個有開放性而非小圈子的社區時，才能取得預期中的衝擊性。

回答公開信（伍渭文，崇基書院校牧）謝謝你們的公開信，信中你引述我在電話和一位不是崇基的同學對話內容，當然她事後轉述給你們，看情况你們相信她所轉述內容正確無誤，也許與我在電話談話的同學也相信，她所憶述的談話內容是正確無誤吧。照我記憶所及： 1. 「校牧室幹事一開始的論點是有關單張的內容而非我們是否學生組織的問題呢？這不正是反映了崇基校牧室還沒有就同志議題討論清楚而且有共識？」我處理這事，根本與單張同性戀內容無關。我說：這單張沒有甚麼問題，圖像也沒有甚麼，我還說欣賞你們為小眾執言，基督信仰是保護弱小族群的權利的。 2. 我問你們，是否應向你們道歉，因我感到你們受了委曲，很氣：「現在回想她的一字一句還是猶有餘悸。」作為校牧室負責人，若下屬出言不慎，我認為也應為此代表校牧室說聲對不起。你們從此推論我怕傳媒，希望息事寧人，是過度引伸了。 3. 問題的癥結是，應該依從既定程序在周會時在教堂附近派宣傳單張。 4. 我們不批准在周會會場內派任何宣傳品，主要希望同學專心聆聽周會嘉賓講演。甚至大學有關暑假活動，都要經我們同意，放在教堂門口，散會後自己自取。那同學問我：那為甚麼周會程序表又附上一周快訊呢？我說有了一周快訊，報告時間可以縮短。 5. 我們容許崇基社團的活動在附近派單張，宣傳活動，但要三天前申請，主要是作好協調。有時我們在一些開學禮或感恩崇拜周會，因為人數太多，或有師長巡行行列，便不批准，但他們總可以把單張放在樓下的椅子，讓同學們自取。有時申請單位太多，要是不影響他們活動的宣傳，我們會叫他們留待下一次。我們不想同學進場前就被大包圍，派單張的同學也要承諾在散會後清理所有單張，不要增加職工的工作量，過去同學們都很合作。以我記憶，自我 2000 年就任校牧以來，所有崇基學生組織派單張的申請都獲批准。

6. 你們五位同學 Alice, Eddy, Oma, Tina, York 申請派單張，宣傳你們的理念，礙於你們不是崇基輔導處轄下學生組織，所以不能批准，因為若有數位同學印發單張，表達他們的信念，我們也讓他們在入口處派發，那每周同學將接獲不少單張了。我說，宣傳理念也可以的，事實上大學是開放的，任何人都可以發表不觸犯法律，不抹黑別人的宣傳。我們前一段時間，在九月二十三日郭位教授講「福島核事故的反思」周會前，就有反核組織在王福元樓的斜路上派發單張，內容很充實，但我們也按一貫原則，不讓他們在教堂入口的地方派單張，因為他們不是崇基學生組織。我在電話中已告訴那同學可以在那兒派單張，效果也不錯的，並叫他們小心出入的車輛。 7. 至於你們說：「你說崇基行人治不是法治，所以以上原則都是依你所想而訂。話事的不是規則，而是你。」這話應該不實，作為崇基校牧，怎可能說這樣沒有水平的話呢？作為周會主持，學院交給我責任控制報告、宣傳時間及批准在教堂樓下和附近派發宣傳品，我要對所有申請作出合理的判斷，規則是公開、公平的，但總有人要執行規則。可能在電話那邊的同學，以這引伸為人治吧；因她也以幹事的看法，引伸為校牧和校牧室的看法。「崇唱、崇慶」可以宣傳，因為是學生組織，他們的宣傳活動也是事前經過申請，需要申請主要是協調和控制時間。至於崇基學生在周會可以抗議大學 ( 傳言 ) 把音樂系分散，他們真的沒有申請；若申請時，我會以特殊個案諮詢有關同事，共同作決定。 8. 至於你們同學非常希望對同志議題有交流，已經不是批不批准周會派單張的問題了。我希望可以和你們面對面交流有關議題，事實上有同學就有關議題做過 Final Year Project，訪問過我。伍渭文謹啟 2011 年 12 月 6 日

投

「好大既官威呀包大人」（註一）文：劉明

日前我與數位同學於新亞雙週會開始前在邵逸夫堂 (RRS) 門外派發單張，期間一名女職員突然出來禁止我們繼續派發，語氣並不友善。我們拒絕就範並詢問原因，但她只是敷衍地說不准，其後我們便和她的上司理論。那上司出來後便直說不准，我們仍然不明所以繼續追問原因，她只是繼續說「我都講左唔比」，霎時間我們想起了「包大人」。後來 , 她敵不過我們的一再追問，向我們「解釋」說「你們的行為會阻礙同學進場」，我便回應門外範圍很大，我們只有三數個同學怎有可能阻礙得了？此時「包大人」口風一轉 , 跟我們說「RRS 門外的綠磚不能宣傳」。之後我們嘗試退讓，指出我們可以到綠磚範圍外的白色行人道派發，但「包大人」一句「要宣傳就到對面馬路去」即令我們「O 晒咀」。於是，我便詢問「包大人」有否條文規定在 RRS 門外不准學生宣傳，她唯有回應說如果讓你們一個學會宣傳，便會有很多學會來宣傳，結果造成堵塞通道，令同學不能進入。說到底 , 原來不許派發單張是怕會有很多學會來宣傳，於是加以制止。我們都同意宣傳行為不能阻礙同學進場，但如果將可能造成的影響無限放大，並藉此限制同學的行為，我們的自由便會被無理收窄。所以，同學們要好好珍惜到百萬大道散步或到 MMW 七樓閒坐的機會，因為假如有一天有人覺得你站在這裡會令全中大的人都站在這裡而阻礙通道的話，他把你趕走，你也只能見怪不怪。其實我們早已得知不許宣傳的真正原因。那位女職員在與我對話前，已曾阻止另一位同學派發單張，當他詢問何故時，得到的答覆是「如果同學遺下你們的單張，我們就有排執」。難怪我們三數人站在 RRS 門口派傳單會被視為「阻礙別人」且遭「勸喻離場」，但 NABA、校慶、宿生會等等一字排開在 RRS 門前 dem beat 時沒有任何人阻止，因為他們 dem beat 不會遺下垃圾。這就是他們的邏輯思維。

美化的藉口與官僚制度這讓我想起兩件事。首先是有關「民主女神像」( 民女 )。當天中大學生會要求放置民女於中大校園時，中大校方的其中一個回應是如果讓民女進來，

那其他人送的雕像便也能進來，於是中大便成了一個雕像館。即使民女所代表的價值與中大的理念相同，但為了討好香港／中國政府，中大校方藉詞反對民女進駐；而他們用的藉口和 RRS 職員的十分相似，讓我們看到這個一脈相承的官僚制度︰少做少錯。什麼都不允許便最好，而且自己的工作量也能減少。另外就是早前的兩大政辯比賽，評審之一的沈旭暉教授上台講評時說，「我黎到呢度 (RRS)，好有那些年既感覺，因為啱啱我包檸檬茶被人收左，話唔可以喺度飲野，我覺得好似返到中、小學咁」，此話一出使台下掌聲雷動，同學們會心微笑。為何在 RRS 裏不能喝水或飲料？每當我進場時聽到職員說「將飲品放喺袋中或者放喺呢度，要飲既話出黎飲」，我都百思不得其解，但就如其他「明哲保身」的香港大學生一樣，我沒有說出我的疑惑。但這時我想我明白了，這個舉動應該是防止有人遺下垃圾要他們收拾，而要求我們到場外喝水能減低我們喝水的意欲，更能有效地減低遺下垃圾的機會。所以，即使同學們「行出行入」會對主講者不尊重及造成干擾，即使這樣對會引起同學極大不便，這些卻從來都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之中。當然，我們都知道大學生應該自律，不應遺下垃圾，不應弄污座椅，不應阻礙通道；但我們卻不能本末倒置，因為怕同學遺下垃圾便不許他們在場內喝水，不許有人派發單張，以這些荒謬的理由來訂立嚴苛的規條，那同學的自由又從那裏說起，這樣的大學自由嗎？大學代表自由，而大學生亦應有批判性思考。寄望同學能夠做到不平則鳴，奪回我們在大學裏應有的自由，亦盼望學生會／學生報能思考這些官僚制度是否在無形中侵犯了我們的權利。最後，希望將來當我們出席子女在學校禮堂的中／小學畢業禮時，聽到廣播說場內不可飲食時，不會想起「那些年，我們中文大學的邵逸夫堂」（比沈教授想起中學更荒謬），不過，這也算是我們中大人獨有的浪漫。

註一︰「九品芝麻官」中的一句經典對白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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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年，末日年，

中大左翼學會陪你過！

1.左翼讀書組 2.左翼電影會 3.左翼討論會

日期：待定時間：待定地點：范克廉樓308室讀物：《資本論》第一卷冬日綿綿，溫暖的左翼家庭將會繼續為大家提供精彩的活動，最重要的

是有不定期娛樂活動 =P

我們是一群自稱左翼的窮光蛋。我們認為世上很多問題的根源都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如果你覺得世上的苦難多得無法忍受、如果你想開拓對世界的視野、如果你熱切地希望改變這個世界……加入左翼學會，讓我們一起交流、討論、爭論、玩樂、飲酒、抽煙、戰鬥。

電郵：leftbookscan@gmail.com Facebook：中大左翼聯絡人：67015471(蕭) 61213708(寶) 本會同時是中大最窮的學會，歡迎捐助，入會更好。

看完《賽德克‧巴萊》後的胡思亂想文︰Edward 「真正的男人攤開手，手上是怎麼也揉擦不去的血痕，而真正的女人攤開手，手上是怎麼也揉擦不去的繭……一個賽德克活著，就是為了要取得通過彩虹橋、進入祖靈世界的資格，要遵守祖靈的規範（GAYA），做一個『賽德克‧巴萊』（註一）！」賽德克的男人要成為有能力守護獵場的戰士，才能在臉上紋下代表賽德克‧巴萊的標記。有了面紋後，才算是成人，才能結婚生子，在死後才能通過彩虹橋進入祖靈的獵場享受永遠的生命。賽德克人一直遵從GAYA的指示一代接一代承傳下去，直至日本人入侵了台灣。日本人將賽德克人視為生蕃奴役和剝削他們，破壞他們賴以為生的森林，令他們的生活越來越貧窮。日本人更在文化層面侵蝕賽德克文化，他們不但要賽德克人學習日文，更將他們所珍重的 GAYA視作野蠻的習俗，禁止他們出草、紋面。出草在賽德克人文化之中有重要的意義。出草是賽德克男子的成年禮，他們斬下敵方人頭來証明自己有能力保家衛國，然後才可以紋面。無法出草即無法紋面，死後只能成為遊魂野鬼。失去土地、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賽德克人憤怒了，可是他們只能敢怒不敢言。曾經有賽德克人殺死一個日本人結果全家被殺，日本人實在太可怕，得罪他們只有死路一條。究竟賽德克人面對這個魚與熊掌的問題，是要選擇生命，或是遵從GAYA成為真正的人呢？電影留待給你們看，我不想講太多內容。電影的語言主要是賽德克語與日語，若非看字幕我也不明白他們在說甚麼。看完電影後，令我想起多年

名稱︰賽德克‧巴萊(上)︰太陽旗賽德克‧巴萊(下)︰彩虹橋導演︰魏德聖監製︰吳宇森、張家振、黃志明

前年前旅行時一次與少數民族接觸的經歷。在中二時，我曾經去過九寨溝旅行。我記得其中一個行程是拜訪一個少數民族的家庭，己經記不起是甚麼族，印象中我們拜訪的家庭是當地的顯赫，他們的家裡有電視、收音機。牆上還有許多動物頭骨裝飾，我記得有一隻大公羊的頭骨，相當嚇人。主人的女兒是當地的才女，非常漂亮，相信他們在族內的地位應該頗高。為了招呼我們這班不速之客，他們燒了一隻全羊給我們。可是那時我覺得很骯髒，只是勉勉強強吃了幾塊羊肉和喝了幾杯茶，他們給的羊奶酒我也沒有試。後來吃完飯，他們便教我們跳舞，圍着火堆跳他們的民族舞。跳完舞後，可能是心理作用，覺得肚子隱隱作痛，但是他們的廁所是在田邊解決，於是我只好忍着回到酒店才去廁所。這便是我唯一一次與少數民族接觸的經驗，只有零碎的記憶，但他們給我的感覺是骯髒，非常骯髒。常常有蒼蠅在食物上飛來飛去，跳着一些奇奇怪怪的舞，在田邊就地解決更是不能接受。總之這次經驗並不愉快。這家人已經是當地比較顯赫的家庭，我已經覺得討厭，更何況是日本人面對着斬人頭的賽德克人呢？日本人眼中的賽德克人以獵人頭、殺人為樂（這是日本人的錯誤印象，他們並不是以殺人為樂。），在面上紋上古怪的面紋，茹毛飲血，過着又落後又骯髒的生活。相反日本是亞洲數一數二的強國，擊敗了比自己大許多倍的中國，自己的國家是多麼先進，自豪之感油然而生。這份自豪感不斷膨脹就會變成傲慢，這是很危險。當時我只是對族人的骯髒覺得不滿，遠遠還未到傲慢的階段。即使現在回想起我並不覺得這種不滿有甚麼錯。很自然的感覺吧，難道看到蒼蠅在食物上飛來飛去仍能吃得津津有味嗎？但這種少少的不滿積聚起來可能是變為傲慢的一步。有時我覺得與少數民族相處最好的方法是大家河水不犯井水。我與族人只是幾個小時的萍水相蓬，以後不用再接觸，即使不滿只要忍耐一下就可以。好像扯得太遠了。最後想補充香港版的《賽德克‧巴萊》並非完整版，結局被剪了許多，若有機會的話，一定要看回完整版。註一︰在賽德克語中，「賽德克」是「人」而「巴萊」是「真正的」。所以「賽德克‧巴萊」是指真正的人。

陳雲的被害妄想與香港城邦論文：蕭，在此無謂重覆。最後陳雲提出多條原則指出香港可以如何走向「自治」，包括雙

我在想，如果這兩年間我沒有接觸過主流傳媒以外呈現的香港社會，如果我沒有對中國及香港的關係思考太多，如果我沒有讀過任何左翼著作，那麼這本書肯定會讓我讀得欲仙欲死。

生活

我們不妨從歸納本書開始。

三

個

意

圖

陳雲之所以要如此設定人物，是因為他的三個意圖。

不談「理想」，只談「現實」陳雲以「現實政治」自居，一切以香港作為本位，他要回答的問題是：到底香港的利益如何才能最大化？陳雲要講「現實政治」有他的理由，我們現今要面對中共這個洪水猛獸的進迫，不能再講「理想政治」了，將一切正義的理想、將一切改變大陸的想法拋棄吧。既然改變大陸無可能，那麼我們就只談我們香港能如何自保。

三

個

角

色

的

舞

台

第一，陳雲要讓香港與內地割斷任何在情感上、民主發展上的關聯，只剩下一個「互助」的利害關係。陳雲要怎樣辦？他要證明的是中國大陸的未來無論如何都是絕望的。一方面，他要否定「民主統一中國」的說法，因為歷史上中共的「暴政」已經證明中共本性難移；另一方面，就算中國民主化，「比起極權的中共，更能危害香港」，因為香港將「被佔盡道德高地，無法拒絕大陸的融合和苛索」，更甚者，「那群對香港充滿憤恨和索償心理的大陸人，是會蹂躪和虐殺香港的」。因此，香港與中國便應只剩下利害關係了。陳雲認為現今大陸對香港實行的是「配給資本主義」，以強大的經濟實力迫令香港降於中共，加強香港對中共的依賴。這是不對的，真正要建立的是一個「互助」的利害關係才對，那就是一方面讓香港成為中國的金融服務、財務管理之地，另一方面維持香港的經濟自主性。

因此，陳雲為這個「現實政治」的舞台設想了三個主要角色。第一個，是英殖政府。英國是偉大的工業革命祖先，也是偉大的自由主義根源，故此港英政府也同樣是個好東西。港英政府有多好？港英政府為香港帶來了民主、法治、教育、經濟增長、基礎建設等等等等。它帶來的「英國標準」更是香港進入國際社會的「扶手杖」，而且英國對香港的「殖民地剝削的感覺不明顯」。第二個，是中共。中共是個徹頭徹尾的大壞蛋，他無時無刻都在想怎樣才能摧毀香港的「自治」地位。他不斷將內地「法西斯」人民輸入香港，又在經濟上不斷加強對香港的控制，取代香港「自給自足」的優勢。總之，中共是法西斯，是專制暴政的代表，它一直都在毒害香港人的本土事業，「中共的本質是病毒。」

第三個，便是香港本身。經過英殖政府的培育，香港已經是個人間樂土，她是「東方專制主義沙漠中的歐式綠洲」。為了對抗九七回歸以後中共暴政在香港的擴張，香港必須建立本土意識，必須像一個「城邦」那樣搞「自治」。這個自治就是脫離中國的政治體制，變成一個與中國互不干涉的自治城市。

第二，陳雲要為香港在歷史及文化上建立讓人自豪的身份，故此英殖歷史在他眼中是美好的。香港有今天的國際地位，全歸因於「英國統治香港的一百五十餘年」。「英國殖民者從滿清帝國手上割去香港，成立商埠，與中原分隔，自此確立香港的城邦格局，成為東亞散播自由氣息與文明制度的基地」。第三，陳雲要點出香港如何走「自治」的出路。他認為香港對大陸的貢獻極大，是大陸害怕失去香港，而不是香港害怕失去大陸。書中他又列舉六點大陸對香港的顧忌，在此無謂重覆。最後陳雲提出多條原則指出香港可以如何走向「自治」，包括雙普選、貨幣自主、保障本土資源等等。

實然的問題：香港「自治」是否可能？自治會更好嗎？實際上，陳雲的計劃是頗為吸引的。試想想，如果我們不用管中國大陸，然後香港又有「民主」、又有自主權、經濟又發達，那不是挺好的結局嗎？

書名︰香港城邦論作者︰陳雲出版社︰天窗出版因此，我們必須要處理一個問題：陳雲的計劃，即是香港的「自治」是否可能？而這個「自治」是否會帶來一個更好的結果？第一個問題很重要，現今大陸資金救活香港股市樓市、大陸遊客為香港創造大量消費、香港商品要透過中港貿協進入大陸市場，為甚麼我們就可以說香港能夠「自治」呢？陳雲的回答是，可能！為甚麼？「至於那些問題：香港人能夠從中共取得自治權嗎？香港離開大陸可以生存嗎？香港有足夠治港人才嗎？這些問題，通通不需要問的。有了信念，就有答案，就有實踐的道路。」神說要有光，便有了光。第二個問題的答案是，會的，香港一定會更好。因為在陳雲眼中，大陸是沒法子去救的，它對香港的「侵略」只會越來越放肆，誰也無法料到未來的大陸會發生甚麼事，因此今天保著香港是為未來劇變的一個準備。更何況，香港搞自治，有了議會民主，將會成為日後中國走向同樣民主道路的示範呢。這些紙上談兵的話，說來容易，但實現會如何，恐怕你我都無法回答。譬如說，大陸資金撤走對香港的打擊會怎樣？失去來自大陸的消費又會怎樣？陳雲自然不會處理這些問題，因為他覺得「信念」大於一切嘛。

應搞

然這

的樣

問的

題「

：自

我治

們」

應嗎

該？

退一步問，我們又應不應該用這種角度來看待中港關係，甚至是香港自身的歷史？在書裡，陳雲不斷將中共與中國人民混淆，認為凡是中共統治下的人民都是邪惡的。總之，大陸人在陳雲眼中都是不諳人話、道德敗壞的禽獸，這些禽獸的惡行隨處可見：開車碾死了小女孩行人不屑一顧、騙子神棍小偷通街跑、公安協助中共壓迫人民等等等等。因此「大陸人並不是你想像中的善良同胞」，我們香港人還要靠攏如此邪惡的大陸嗎？不，就算我同意以上事件都是不可饒恕的，但我們根本無法憑此判斷廣大的十三億人都是邪惡的，最近烏坎村農民的抗爭就是一

個反例。更重要的是，在陳雲眼中並沒有公義可言，凡是大陸發生甚麼事，香港都沒有責任要負，他要迴避港商在珠三角地區剝削了多少農民工的責任，而港商到大陸設廠只是「富貴險中求」罷了；而且，香港受到大陸關照的種種好處，通通都是中共侵略香港的陰謀。

我

們

要

怎

樣

看

待

它

書札

？

陳雲是個很厲害的煽動者，他狠狠地命中了香港人中心主義的核心。在書裡，他不斷強化大陸冇左香港唔撚得、香港歷史好撚光輝、大陸真係好撚邪惡的形象，然後搬弄一個「城邦自治」的說法來蒙混過關。說穿了，他一方面將香港人的地位推上神枱，聊以滿足我們無盡的虛榮心；另一方面將香港與大陸千絲萬縷的關係化約成只有利害的「現實政治」。我們會讀得很舒服啊，一個口甜舌滑的人在你耳邊不斷告訴你，你有多好，你有多漂亮，你其實不必依靠他／她啊，你可以獨立自主。這種說法之所以很動聽，是因為我們會很簡單地接受了陳雲的前提：香港不應理會大陸的一切，香港只需要管好自己。一方面，甚麼是「香港」？「香港人」能夠以一個整體看待嗎？從這一種「香港人團結一致對抗大陸」的說法裡，我們從來不會看見香港內部的分化矛盾，到底為甚麼香港還有整整一百萬人掙盡最薄弱的工資，而肚滿腸肥的大商家、資本家就能夠逍遙快活？這難道又僅僅是萬惡的中共的責任嗎？另一方面，如果要改變以上階級分化、貧富懸殊的問題，我們能夠不同時改變中國大陸嗎？再退一步，就算僅僅出於無以名狀的正義感，我們還是應該關心大陸人民的狀況，不是嗎？限於篇幅，我無法逐一反駁陳雲對香港歷史的理解、對中國歷史的理解、對英殖的歌功頌德等等。最後我只想提提最近的烏坎事件。如果按陳雲的想法，我們根本用不著去管那些受官僚體系壓迫的農民，他們的死活與我們何干？可是，最後我們仍然會為農民的抗爭呼喊，為貪官的暴行咬牙切齒，這就是公義的伸張。問問自己，我們何曾因為利益而悼念八九六四？我們又何曾因為利益而關心大陸人民的狀況？

週末完了就病了。半夜醒來，看到遠處有一點紅光在飄，原來豪哥正站著抽煙。那天有些不適，天未黑就睡著了，晚飯也沒有吃。豪哥問我好點了沒有，我如實回答覺得好了很多，睡夠了個人很暖。然後，豪哥沖了一杯熱騰騰的飲料給我，喝下去才知道是一杯香茅檸蜜。他摸了摸我的頭，又摸了摸我下巴對下，幾乎是喉核的位置，想了一想，說：「你發燒喎。」我除了回應他：「沒事的！沒事的！」外，居然想不到可回應什麼。

生活

………… 田裡多了一個滿頭銀髮的好幫手——破軍。一天，破軍從農田回來農舍，算是完成了早上的農務。看見才剛起床的我，拿著一條大毛巾在抹鼻，極不大體。他問我是不是感冒了，我說是鼻敏感，多年來一轉天氣就這樣。他叫我買一隻叫深海無菌水的東西，很平，很普遍的，說治鼻敏感很好，我就說要買了。兩秒後，小便把剛才的承諾沖到廁所的深淵裡去。或者，有返咁上下年紀的人，或多或少地也能感到某人對自己的說話有多上心吧。翌日，破軍把那支海水買了給我。我在他面前用了，用後鼻涕流得更兇。不消一會，整條抹臉的毛巾也都濕了。他問我有沒有覺得好一點，我想了一陣也答不出一個「好」字，他就說：「說明書上寫著連續用兩個星期就會好。」。幾小時過後，呼吸卻好像是暢順了點。

拼圖

再過兩日，我退燒了。一醒來就已經是黃昏，破軍倚著室外一張桌子在煲煙。見我醒來就遞了一杯什麼給我，我一口喝下去，是威士忌。「噢！我啱啱先退燒……」我說。「好呀！」軍答，然後再給我倒了一杯。我相信了，又一口喝完。他看著我。「嗯嗯。其實係未真係好Ｄ呢？哈哈哈哈哈」 ………… 關係是由一堆堆碎片重組成不同形象的，那些碎片都是我們從別的身上獲得的，不論是以何種方式。人總沒有辦法好好地一個人。在我與豪哥和破軍的關係上，讓我想起了很多很多與我發生過關係的其他人。人在抵抗力弱的時候，總免不了會想東想西。

小武愈鍾意的事愈唔做，愈陌生的事愈要做。相信滿天神佛的人最狡詐，乜都唔信的人最值得信。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說不出口的不是不知道，只是不想說。

終

生自學

社會運動的助燃劑 —— 享受無聊（hea）

生活自選台

早前一本垃圾娛樂雜誌《FACE》有一篇報導關於佔領中環，題目是「共治社區變 U 仔 hea 竇」。記得得悉該雜誌報道的時候，有上了鏡的朋友很憤怒，因為覺得內容不盡不實甚至一味老作。當然我可以理解接受訪問的朋友有被出賣的感覺，因為來採訪的《FACE》記者（初時她只說自己是壹傳媒，大概她自己都知道參與者是不會接受低級趣味雜誌的訪問）是外貌純情的四眼妙齡少女，被她外貌所出賣對單純的男生而言當然不好受，但事實就是這樣殘酷，主流傳媒就是這樣的不可信。這篇報導出了之後，我在反思為何不可以寫得浪漫一點，或者寫成章回小說式去連載報導，而且可以提高低級雜誌 fans 的口味，不用一味消費低俗。

梁穎禮獨立樂隊主唱、地下電台主持、社會運動員、生活叫我在白紙上寫字句。

其實記得年幾兩年前，陳巧文被《新 Monday》偷影她在家只穿內褲的照片做封面，那時覺得好無聊，但經過便利店又真的看見很多麻甩佬不停唔買又要反覆翻看。我已經猜到讀者其實不是要爆人私穩咁簡單，而是要消費某一些人物或事件背後的離經叛道，所以我覺得低級雜誌就真是低級雜誌，捉到鹿都唔識脫角。如果我寫佔領中環的 juicy 事就會是……

〈

露

宿

反

佔領中環參與者每日平均維持三四十人，每朝早上班的上班，上學的上學，失業的和做兼職的就睡到中午才起床，起床之後又各自活動，有些宿醉未醒就玩音樂，有些就跟太極師傅耍太極，有些為大家煮早餐，亦有一些不眠不休對著電腦，似是策動下一輪網絡革命。資本主義就是要去人性化，榨取每個人的勞動成果，要工人像機器般不停地運作，因為資本主義就是最怕社會不為市埸轉動，所以 hea，是可以 hea 出主流生活方式無閒生長出的事情。其中一名參與者蛙人（化名），他就是整天對著電腦，他其實花了不少時間是打 online game 和睇卡通片，當然夜晚亦會參與會議，提出和佔領中環行動相關的意見和共同管理社區。有一天他問經常飲酒的參與者﹕「你

資

本

愈 hea 愈

咁中意飲酒點解我地唔自己整啲酒啊？」於是他就從網上找到資料學自製薑啤，酒錢都省回，一支兩公升薑啤前後三天完成。飲用者的意見是味道可口，飲得醉人，酒精發作時載歌載舞，啱晒！又有參與者在社區內組成樂隊，他們以社區內的生活點滴作歌曲的題材，而不是 LMF 式的粗口歌，似乎這些音樂方向會是八九十後新的表達方式，他們經常會在佔領中環的音樂會演出，實現嬉皮士的音樂風格。一個社區內有男有女，不難會發生兒女私情。在社區內都不難發現，無論天氣冷不冷，他們都互相依偎。活躍社連的參與者阿曳（化名）聲稱﹕ 「現在的女朋友就是在社區成立之後開始的，她和我一樣喜歡音樂，畫畫，寫詩。在平時的生活環境裡面我

抗

爭

〉

都是異類，很難找到同好，而且社區內可以隨便玩音樂，不用交 band 房租，在中環住，連屋租都不用交，找到自己的情人又減少了支出，夜晚又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齊開會討論種種打倒資本主義的可能，唔使做孤獨精。佔領中環這個實驗太好了，因為讓我們實現少年情懷的白日夢，共同生活裡經驗到的事和對彼此的認識，就是我們繼續這個反資運動的助燃劑。來參與，包你人生有彎轉。」看！多吸引！！社會運動在這個世代轉化到這個地步，已經不是蹙著眉飽讀詩書寫論述咁單面，hea 是會 hea 出反資運動的助燃劑。看不到未來的讀者們，快快參與佔領運動吧。

文：蚊

性別

香港首次蕩婦遊行在十二月六日已經舉行，參與人數大約百多人，高呼「我要性自主，不要性暴力」。在一般想像下，遊行的人多數是對於政府政策不滿的人，即使是同志遊行，大約也清楚同志到底是怎樣的一群人。然而，蕩婦又是甚麼人呢？又為甚麼是蕩婦呢？在本年的一月，加拿大多倫多市警察局在一場大學演講中呼籲「女性要避免性侵犯，就不應穿得像蕩婦般暴露。」（women should avoid dressing like sluts in order not to be victimized）其後引發加拿大民眾不滿，在四月發動了第一次蕩婦遊行。此舉在引起頗大的迴響，在英國、德國、美國都陸續有蕩婦遊行舉行。

著得性感＝引人犯罪？引起最大迴響的一個論調就是：女性著得性感（如蕩婦般）無疑就是叫男性來性侵犯自己。不少人認同這個說法是基於認為這個狀況就好像錢財不可露眼，要是身上滿是貴重物品，那豈不是叫人來搶劫自己？然而，不合理之處在於把大部份責任推到受害人身上，間接地合理化了小偷搶劫的行為，就如間接地合理化了男性性侵犯的行為。

其實做蕩婦又有乜好怕喎

而要了解為甚麼這樣的論調會存在，就必須先理解男性與女性在社會上到底佔著怎樣的位置。在傳統父權社會下，男性被認為是屬於公領域的（例如工作場所），而女性則應該是留在私領域（例如家庭），以便男性管理女性。隨著愈來愈多女性進入職場等原本由男性主導的公領域場所，男性開始需要以各種不同方式掌控女性的身體，以便對女性作出規訓。就如對女性身體作出侵犯舉動，以顯示自己的主導地位：你若是不想（在公領域）被侵犯，就不要穿得那麼性感，最好就回到家裡（屬於你的私領域）去吧！ [1]

可是男性也會被侵犯啊？！然而，社會上卻沒有一種聲音叫男性不要穿太少、回家，因此真正的問題並不是穿多少、回不回家，而是女性一直在被掌控的位置：穿多少、回不回家 [2] 都不能自己決定。因此，高舉性感外出無罪的女性就是為了說明女性能夠掌控自己穿多少的權力，而非取決於男性會對自己身體作出怎樣的「回應」。比方說，在遊行中有女性把內衣穿在外面，表示「我（女性）有選擇穿甚麼、如何穿的權利！」

是蕩婦又如何呢？勿污名化蕩婦！在性方面相對開放的女性，比方說，會公開談論性事或是擁有多於一個伴侶的女性在社會上都會被認為是蕩婦。而社會上總是對她們給予極負面的評價，評她們為不道德、是罪惡的因而是需要被監控的人。比方說，社會總是譴責擁有多於一名伴侶的女人；然而，男性有多個伴侶則被說成了風流，你看何生左擁右抱就知道社會上對於一個男性三妻四妾的容忍度遠比女性大了；而即使不是像何生這般有錢的男人，社會上對於丈夫「包二奶」的回應都是「只要個老公識番屋企就得！」／「個老公對老婆仔女都好咪隻眼開隻眼閉囉！」，而比綠帽老公戴的女性則會受到強烈的譴責，像是永遠都無法翻身。因此，問題並不是伴侶數量的問題，而是女性往往被男性規範著而不敢「行錯路」，不敢面對自己的情慾。而肯定蕩婦就是肯定了女性情慾的多元存在，也是為甚麼遊行要以蕩婦為名，而非穿著性感的女人。

[1] 在八十年代，因女性在街頭被侵犯的個案日漸增加，政府實行女性宵禁政策；在英國約克夏數百名女人高呼：「反對宵禁」(resist the curfew )，抗議社會面對女性人身安全問題的解決方法是「待在家」 (stay indoors)。 [2] 指宵禁政策

文： Matthewwth 「哇！道德淪喪啦！」 —— 伴隨而來的，是千百網民的迅速轉載：「中學生宜家傢私……扑野」。（唔，首先，人地係摷野，唔係扑野。）不知批評他們的人想怎裝純真，演得像從不知啥是做愛，啥是親熱；不過我只知，批評與搶先觀看片段的人卻成正比 …… 大家口裡說得很污衊，身體卻很誠實，並不格守「非禮勿視」的高尚情操，也沒有人憤而站出來批評傳媒以譁眾取寵的手法，公開報導如此「傷風敗德」的新聞。說穿了，其實大家不覺「摷野」是原罪，傳媒畢竟也是市場主導的，不過是觀眾喜啥，他們播啥而已。不過，不知是真的出於正義的道德感，還是出於葡萄，這對小情侶的而且確遭千夫所指。現在很少人敢像中世紀一般公然說「性是罪」，不過對性的包容和討論，似乎仍存忌諱。普遍人對宜家傢私的這對小情侶的說法不外：「他們年紀太小！」性＝兒童不宜？我反而想知，「大」和「小」是怎被定＝義出來的。部分出於宗教主導的思維影響，部分出於社會道德考量，咱容易把「大」「小」的準則建基於適婚年齡。但是這套尺度是否永不浮動呢？中世紀結婚年齡比現在早得多，在 14 世紀時女性平均結婚年齡為 16.3 歲 [1] ；在文革期間卻普遍遲婚（約三四十歲），我們慣以適婚年齡來作「大」與「小」的定義參考，然卻不察覺其實這可能受很多社會環境因素塑造：如中世紀因農業社會需要，人均壽命短，故鼓勵早婚產子。香港屬遲婚城市，然其現象可能受經濟環束縛境影響很深，使年輕情侶

不敢貿然結婚，而以適婚年齡作「大小」的準則，未必合理。即使「小」是客觀事實，也不可能否定即使小孩亦有性能力，甚至性需要。不少醫學報告經已指出小孩的性探索實屬常事，一些孩子三歲起便懂自慰 [2] ，其實應加以鼓勵他們以各種形式去探索性的世界。即使無權威報告，大家的成長經驗中也

如此的社會環境經已使少年性探索在意識上的空間非常有限，但物理上的空間，也不見得很充裕。

以上幾點想說明，無論是初中或大專，是成人是青少年，均有探索性的需要和權利；然而，我們容易受被社會建構的規範所制閡，產生如「性＝兒童不宜」之類的認知一套非常 —— 值得被質疑的認知。而這由社會環境因素主導下建構的「性道德觀」之不合理之處在於，不單無視人的生理需要，而硬要數以千萬計的獨立個體跟隨一種性模式，規限一個人去探索與享受性的權利與空間。

多少會在小時侯從洗澡或運動中，初次理解到性反應，甚至性興奮的感覺，是一種自然的過程。然而，出於家庭、學校、媒體等多重攻勢的責備下，我們會限制本我，對自然慾望加以制止，甚至感到羞恥，繼而埋沒了這種本能。

性空間＝稀奇珍品更多人的批評，並非在於青年性探索，而是他們探索的場所「公 —— 共地方」。

對於「公共地方」一說法，筆者有一種本能的不屑：有什麼好「公共」？明明那就是私人地方，平時

倒不見有人當它「公共空間」般使用打球、下棋；倒是如斯情境 —— 下，才爭相高呼這是「公共空間」，實在耐人尋味。（這會否都是出於

葡萄？ lol ）更確切來說，那是一個「很多人的地方」，而當我們問到為何不能在「很多人的地方」親熱，那就關乎到性空間的問題。不妨易地而處：如果你是他們，想找個地方對這種既好奇又陌生的性世界進行探索，你可去哪？家，不是一個選擇，因為你家只有三百呎，還有一對嚴苛父母；旅館，它的時租是你幾星期零錢的總和；學校 …… 唔，我看室內地方沒啥吧？

室外，看來是你們的唯一出路。當然，在「很多人的地方」探索，定招千夫所指，但怎一些同輩在後樓梯、草叢、厠格等隱閉處，仍遭萬千指控 …… 我們不是經已躲起了嗎？沙發為誰而設？

當社會述說他們在「公眾地方」探索是「不道德」的同時，其矛盾之處在於，即便他們是在「隱閉地方」，最終也必為媒體炒作如 —— 「飢餓男女野戰山頭」；顯見，大

家認為他們的「不道德」之處，未必直接關乎他們的身處地，而僅僅是性規範對青年的束縛，加以媒體為滿足市場口味而大造文章下，而產生的立即「道德觀」，是一種被社會建構出來的即時反應，而背後並沒思索到底真正的道德界線設在哪，由誰來定 —— 如到底青少年是否無權探索性，又或他們的性空間是否被完全不合理地堵塞了。

[1] Mckay, John. (1987). A History of Western Society. The U.S. :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陳世乾醫師（台大醫院泌尿 [2] 部）：談生長期性發育問題

當然，筆者不認為即使在彌敦道做愛也沒問題當然有問題， —— 因為車行不了。但是這對小情侶受如此凌厲的指責，其實並不合理。對他們而言如此，對近日在公園被偷拍到的情侶也如此。

至於最後及最常見的論說便是「他們阻礙了他人」。其實，若大家對青少年探索性此行為本身無強烈道德判斷的話，他們也只算沙發的一般使（試）用者，與其他閒坐聊電和看書的人無異；那欲試用者大可請他們離開，犯不著拍片。這類論說，只是披了另一件外衣延續道德論說的指責。

「甘多位大佬，我（地）都係想摷野姐」

情色

加宿費，

差啲加咗

非加不可的宿費？政府統計處公布 2011 年九月份的通脹率為 5.8 ％，中大的宿費建議一加就 9％，甚至高過通脹率，說加宿費只為了填補通脹似乎有些牽強。

你都唔知咩事！文：Susanna 香港通脹率高企已非這一頭半個月的事，火燒上身、殺到大學，大抵也不能說是始料不及——誰要還以為大學是一片與世隔絕的淨土，那可真是大錯特錯。不過這次大學加宿費一加就 9％，一時群情激憤，facebook 上「我相信可以召集一千人聯署要求書院立即取消加宿費並進行諮詢！！！」一時三刻就聚了好幾百人，還惹來媒體關注，大學馬上左閃右避，高高祭出了「書院制」這面旗子，說什麼會在取得各書院同意後才會決定最後加幅。

據了解，一座三百人的宿舍如果要進行一次大型維修，每次需要的費用都達到一千五百萬。除了大型維修之外，宿舍還要進行零零星星的眾多日常維修，包括外牆維修等等。五小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所需款項相當可觀。財務處解釋今年何故要加宿費時指出，0506 年前，政府全包宿舍的維修費用，0506 年打後，宿舍的維修費用才由大學和政府一人一半。及至今年，負責撥款予大學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傳出風聲，指大學所得資助將減少，建議學校負擔一半宿舍維修開支，另外一半則「用者自付」。

「財政獨立」的書院年年中文大學迎新總是要拿出「全港唯一的書院制」來耀武揚威一番，可是一讀三年，誰也說不清這個全香港獨一無二的書院制究竟讓書院享有了什麼獨立、什麼自由，這次加宿費事件倒還更暴露了大學主導書院的本質。加宿費向來都是由大學財務處向書院建議加宿費的幅度，書院無權置喙，書院代表做的只是在各書院的學生宿舍委員會會議其間提出大學建議的增加幅度，宿委會點了頭，就再由大學落實。一般而言，加宿費的決定就是這樣進行，書院不會再作什麼公開諮詢，如果學生會的代表認為有需要作公開諮詢，學生會自己會進行。因為宿委會有學生代表，所以通過了宿委會也就代表諮詢了學生，這樣想毋寧將那寥寥幾名學生代表的代表性過度擴大了。以新亞學生宿舍委員會為例，二十三人的委員會中宿生會代表四名、學生會代表兩名，走讀生舍堂代表二名，二十三佔其八，一半都沒有，就算他們堅決反對都未必有用。今年崇基宿委會是四大書院中最遲開會的，據一名祟基宿委會的同學表示，如果不是今次新亞逸夫鬧出了這麼大的事，恐怕他們開宿委會時校方也不會如此隆重其事，派出了財務處的代表向他們交代加 9％宿費的理據。一句到尾，宿費加幅的話事權分明就握在大學手上，書院都拿不了主意：試想，

各書院的宿舍樓齡、維修費都不相同，要是由書院自己決定加幅，又豈會得出劃一加幅？

校園

由於今年政府很可能不再負擔維修的開支了，自下個財政年度起，大學得自己「硬食」維修費用——柿子挑軟的來踩，和政府談不攏，當然只有向學生，亦即「用者」，拿錢了。考慮到維修的費用龐大，而且間間宿舍或遲或早都要維修，各書院每年都要將一定款項撥作大型維修儲備，所以加宿費似乎就勢在必行了。

一個青年住屋問題全港八大院校現時提供共二萬三千九百七十個宿位（2011 年 8 月數字），不理空置率的話，足足有近二萬四千個青年人住在大學的宿位。今次中大宿費加近一成，加到每年一萬一千，但比起大學以外的板間房，卻仍是便宜得令人眼紅。大學宿位向來只有短缺之患，而無過多之虞，宿位的價格低廉，是大學生（不是賺太多錢的青年人）過獨立生活最最方便的選擇，在出面沒有更好選擇的情況之下，學生也只有「硬食」加價了。

畢業禮唔係咁簡單架！文：松

話說喺十二月一號同十六號，頒授學位典禮都分別喺百萬大道同埋Sir Run Run舉行，係近幾年首次將個中大畢業禮拆做兩日而係特登開一日頒俾榮譽博士（見附表1）。難道有其他不可告人嘅思慮……？

曾蔭權同UGC 你地做緊乜＿野？！文：飛

十六號嘅畢業禮喺Sir Run Run入面舉行，學位只頒授俾博士同榮譽博士，咁樣將個場地轉移至室內，未免會有想藉此保護啲榮譽博士同埋主禮嘉賓，欲排拒抗議聲音之嫌。咁樣做，會唔會係想避免類似第67屆有人抗議唐英年拎榮譽博士嘅情況（註1）出現呢？對此，沈兄嘅解釋就係：由於「天氣及人多的關係」，所以今次就將個典禮移師室內（註2）。但奇怪嘅係，以前中大畢業禮大多同今次一樣辦於年尾，並且好多時都係一年只得一個畢業禮，所須頒發嘅學位多不勝數，難道以前就唔會出現天氣及人多等等嘅問題？到最後，校方為何要咁樣安排呢，仍然係個謎，要留待大家繼續關注往後嘅典禮安排，再慢慢參透啦。但我地擔心嘅係，校方今次咁嘅安排，或會使以後再次舉辦畢業禮，會再分開搞，並且將頒俾榮譽博士果場安排喺室內。而萬一校方再次將榮譽博士頒俾具爭議性嘅人物，例如2009年有唐英年、2000年有李光耀（註3），而又辦於室內的話，咁樣難免會將反對聲音拒諸門外，阻礙學生係果個場合直接表達出佢地嘅心聲同訴求，咁樣會唔會令到校方誤以為，隨便頒榮譽博士都唔會有人黎抗議示威或者擾亂頒發程序，故此喺考慮頒俾邊個果陣就可以有少啲顧慮？

年份屆

主禮嘉賓

頒授之學位

場地安排

2011 第70屆曾蔭權（註2）（大學校監）（行政長官）

博士及榮譽博士

邵逸夫堂

2011 第69屆鄭海泉（註3）（大學校董會主席）（銀行家）

學士及碩士

林蔭大道

2010 第68屆

鄭海泉

學士、碩士、博士及榮譽博士

邵逸夫堂

2009 第67屆

曾蔭權

學士、碩士、博士及榮譽博士

林蔭大道

2009 第66屆

鄭維健（大學校董會主席）（商界及財經界的領袖和癌症專家）

榮譽博士

邵逸夫堂

2008 第65屆

鄭維健

學士、碩士、博士及榮譽博士

林蔭大道

榮譽博士學位頒發典禮當日，一班中大熱血青年向特首遞交請願信，提出佢地關於高等教育嘅訴求。然而，特首頭也不回不帶走一片雲彩地走過，令人質疑，一個唔敢直接面對學生，漠視學生訴求既嘅人，有咩資格做大學嘅校監？好啦唔講呢單啦，佢作為八間大學嘅校監，對高等教育又有咩貢獻？我認為，佢非但無貢獻，而且係過失連連，以下就拎佢管轄下既UGC黎講下。香港依家八間政府資助大學嘅開支撥款，係由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簡稱UGC（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控制。教資會呢，話就話係由學者同「有代表性人士」出任委員，可以避免由政府直接撥款俾大學，從而干預大學嘅運作喎。但係，所有委員都係由特首委任，而且究竟何謂「有代表性人士」呢？定義咁含糊，解釋權始終都掌握喺政府手上，即係話，大學點都脫離唔到政府嘅控制啦，咁特首對於UGC推出嘅措施應該都要負上唔少嘅責任。同時，有樣好奇怪嘅野，UGC嘅組成係以商界人士居多，比例遠超過學者數量，我點都理解唔到，商家對教育嘅理解會比學者多囉，除非大學嘅最大意義係在於商學院咖啫。最重要果樣係，UGC掌握左大學嘅財政命脈，咁UGC對大學行政嘅形響有幾大，大家可想而知啦。咁老老實實，UGC有啲咩做得唔好呢？話說佢最近推出嘅學額回撥機制，就受到各方嘅斥責，呢個機制要求各大學先上繳左一定數量嘅學額，回撥中央學額庫，然後再由各學院提交計劃書重新競逐，令到大學為左提高競爭力，爭取學額，就放棄左啲「經濟效益低」嘅人文學科既學額。呢個行為本身已經干預左大學嘅學術自由；同時我亦認為，大學並唔係職業訓練所，而係一個追求知識同提高個人修養嘅地方，為左爭取學額而厚商薄文，大學精神何在？導致大學商業化，UGC又係咪可以厚面皮到繼續拒絕自我檢討？特首你又係咪可以繼續漠視呢一切嘅缺失，問心無愧咁做你嘅校監？然而，即使UGC既政策有再大嘅問題，典禮當日，示威學生高呼「學生不是商品」、「教育不是商品」果時，仍有人投以好奇嘅眼神，有人頭也不回的忽視之。究竟大學教育何去何從，究竟我地係咪要繼續不聞不問咁任由佢送往高官商人的手裡決定呢？

註1：干擾畢業禮緣由及行動餘波 http://cusp.hk/?p=1396 註2：沈祖堯指典禮移師室內非保護嘉賓 http://hk.news.yahoo.com/沈祖堯指典禮移師室內非保護嘉賓-043400179.html 註3：抗議中大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予李光耀聯署信 http://cusp.hk/?p=1311 註4：第70屆大會典禮特別安排http://www.iso.cuhk.edu.hk/chinese/publications/newsletter/article.aspx?articleid=23707 註5：第69屆大會典禮特別安排ttp://www.iso.cuhk.edu.hk/chinese/publications/newsletter/article.aspx?articleid=17842

校園散打:圖書館開長左話說由11月到12月22號為止，崇基圖書館閉館時間由10點推遲到凌晨2點鐘，後來連新亞圖書館都跟埋風添。其實延長時間依家野上年崇基都有做，基本上接近考試季節都係2點山門。大家下個SEM做好準備喇。

前言

改變，由中大新聞

十二月一日，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校友會舉辦的中大新聞獎舉行頒獎禮，是次頒獎禮校友會邀得曾蔭權作主禮嘉賓。中大新傳學院一些同學聯同院會組織起抗議行動，就在典禮前一日發文邀請新傳系同學參與，即晚準備了橫額、請願信等等。最後有二十多個新傳系同學到會場抗議曾蔭權做主禮嘉賓，他們指曾蔭權任內對香港新聞自由毫無貢獻，卻在各方面例如警察公共關係科壟斷新聞消息來源（註一）、阻止記者採訪等縮窄了香港的新聞自由。這次新傳系同學自發組織的行動，短短一晚之內召集了二十多人參與。在聲明中，他們多次表示要捍衛新聞自由，表示新聞工作者應該追求公義、為弱勢發聲、監察政府。新傳學院三年級生潘柏林是今次抗議的發起者，是次訪問主要是希望了解他與其他參與者對這次行動的理念，以及他們對新聞工作的想法。

行動的目的：反對邀請曾蔭權作主禮嘉賓，捍衛新聞自由潘柏林認為組織今次抗議主要有兩個意義，一是認為由曾蔭權頒贈中大新聞獎是對得獎者的不尊重。他指出：「獲獎記者的報導大多數來自批評政府及找出政府的漏洞，獎項就是表揚這些記者的努力。然而，得獎者卻要從曾蔭權手上接到獎項，這是不可思議的。」潘柏林認為，頒獎嘉賓能夠獲得記者尊重比其位高權重更重要，而且做記者應有獨立性，不應攀附權貴，因此嘉賓不是官職越高就越有面子和越恰當。另一方面，他們在抗議中不停提到捍衛新聞自由，除了是對曾蔭權任內實施多個收緊新聞自由的政策提出控訴之外，也是要告訴在場各個媒體機構的高層，反對媒體的自我審查為記者帶來很多限制。

記者工作面對種種限制潘柏林認為，新聞工作其實分開三部分，分別是政府、媒體機構及記者。政府方面，他們的吹風會（註二）越來越多，常選擇性地向較友好的傳媒機構提供資料。但由於這些機構與政府關係友好，自我審查較嚴重，記者的報導就不能夠隨便書寫，多數跟隨政府的論調。對於其他不獲政府邀請的傳媒機構，這些記者就只能靠其他行家提供的二手資料做報導。另外，警察公共關係科封閉了很多採訪空間，很多突發資訊都透過他們發佈，就算記者收到消息趕到現場時

訪問新傳系學生

通常已經太遲，因此記者根本不能夠正常做採訪。另外政府與媒體機構高層的關係又糾結不清，「傳媒機構高層與政府經常有飯局，他們之間已經有共識，好多野已經傾好，但記者又唔太知甚至唔知，上級要求的採訪與審查標準又唔清楚，所以記者做事時就好難保持獨立。」另外，傳媒機構給予記者的資源不足，現時記者越來越多記者會式的採訪，只是到記者會場取得新聞稿，最多都是在會上提出一些問題，就要東拼西湊般整理資料交稿。繼而，現時的記者再沒有資源及時間去做一些自家的調查報導，而事實上，新聞記者最難做及最值得做的就是這些報導。

堅持新聞原則的矛盾，「客觀中立」／個人立場？潘柏林同意，在課堂裡學到所謂記者追求準確，持平的原則，在真正工作時是不易堅持。「好多人想做記者都是希望為追求公義，為弱勢發聲，但出到去卻會發現好多野都做唔到。」面對大是大非，即使記者有感而發而希望在報導中對事件落下評價，卻會被上級指報導太主觀，太煽情，又會質疑記者的資料是否足夠，會否太過片面及不公正等等，因此最終「出街」的文章都要修改得四平八穩，以保持所謂報導的客觀公正。同樣，在一些社會運動，好像早年的反高鐵事件中，即使記者支持運動，同情示威者，但他們為了保持客觀中立的形象，多數都不會參與其中，也很少對事件

獎頒獎禮抗議開始

潘柏林看新聞工作作評論。但事實上，記者撰稿時卻又會受到傳媒機構自身的考慮與立場所限制，甚至可能違背記者本身的立場。記者一方面以為可以伸張正義，不平則鳴，另一方面卻礙於各種限制而不可能表達自身立場。潘柏林同意這是非常矛盾的，很多記者都只好委身於這些機構之下，盡量與上級爭取保持報導的獨立性，在限制中盡可能做好，有一些忍受不住的就只好辭職轉行，如果選擇做獨立記者自行做採訪，卻又要面對生計的問題。因此，很多記者做五至六年都轉行做公關或者從商，原因是記者的人工不高，又要面對做報導時不同的限制。無線前新聞主播柳俊江就是一例子。

以新傳學院學生身份為記者發聲，捍衛新聞自由潘柏林指捍衛新聞自由的訴求在平常人眼中也是很理所當然。但對於新傳系學生，尤其是在嘗試過在媒體機構實習後，他們確切地感受到切膚之痛，這些訴求其實是很實際的。其實只要傳媒機構與政府減少對記者採訪的制肘— 政府不阻止採訪，願意向記者提供資料，傳媒機構提供足夠的資源，不要自我審查— 這就已經足夠，記者其實懂得自己找新聞，餘下就靠記者的質素了。「由於現職的記者要顧及其身份，保持客觀持平，因此不可投身作抗爭。而我們以新傳系學生的身份，就更有能力及資格發聲。」潘柏林指出，其實不少同學尤其經歷

訪問：蕭，翔受訪者：潘柏林文：長年累月

過實習後的三年級生都對於這個傳媒生態有相類似的想法，他們實習時所見識到的，其實與他們在課堂裡學到的有著明顯落差，因此今次中大新聞獎事件也主要是三年級同學參與。但即使如此，他與不少同學仍打算在畢業後投身做記者，就算未知會否視之為其終身事業。

後記：不如行多步在一個多小時的訪問裡，潘柏林表達出在他半年的實習體驗。他對新聞工作的確有不少認識及見解，我們從對話中理解到記者現實中所面對的難處。他表示，不少同學包括他自己在畢業後亦打算投身新聞工作。對筆者來說，整個訪問所帶出最弔詭的，是不少新傳系同學，或者打算投身於新聞工作的人一方面帶著熱誠及理想，希望以第四權的身份追求公義、監察政府，但卻又理解到現實中做記者的種種限制，是根本不能做到應有的職能，甚至只會幫助維持著現有狀態。其實這種類似的想法在大眾之中何嘗不是普遍得不得了，做警察，有誰不以為自己是維持治安，除暴安良；做教師，最理想不就是能夠作育英材，培育新一代。這種心中不時湧現的道德使命實質非常普遍，對於大多數人，追求平等公義不過是理所當然的事，但這些平等公義即是甚麼，而這些不平等不公義是怎樣做成，繼而我們應如何爭取？這些才是最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在訪問中，我們之所以多次問到潘柏林如何理解現在整個傳媒行業的生態，在於我們認為，所謂的新聞自由

並不是自有永有，更不是憑空生來，新聞自由的價值及其應有的內涵，以及造成傳媒行業現時形態的原因，是需要放置在整個社會制度下，包含政治及經濟因素的社會分析，由於篇幅所限，筆者便不在此闡述。但單單指出問題及提出訴求是未足夠，也不能對應問題的核心，尤其是透過投身於記者，卻高舉客觀持平的形象，要由此帶來改變更是不容易。這一次中大新聞獎直接對應著新傳學院的同學，事件較貼身而有更大的反應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實上，無論政府對新聞自由的打壓，以至媒體自我審查等等各個問題，最終都要歸咎於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的運作模式。因此，這些問題並不只關乎到新聞工作者或是新傳學院同學，而他們亦不應只著眼以至停留於新聞自由的問題，而是需要大眾都對現有的社會運作模式作進一步的理解以至批判，才可能解決問題的根源。潘柏林在訪問中指他們學系的教授提到，這次抗議是新傳學院近年來較少有由新傳學院學生發起的行動。如果這次行動作為一個同學參與社會抗爭的開始，令同學有更多的反思及感受而轉化為更大的力量，甚至放棄一直堅守的所謂客觀持平中立等形象（事實上，客觀中立的原則就值得商榷，再者，難道這些原則能凌駕於追求公義平等的理想？），這確實會對將來新聞工作行業帶來更大衝擊，也更能發揮媒體應有的角色。

（註一）2004年起政府執法機關漸漸轉用新一代通訊系統，記者不能再透過截聽取得突發事件的消息，改為由警察公共關係科向傳媒發佈，但有關當局卻經常延遲發佈消息，令得記者難以及時到現場採訪。（註二）政府與傳媒非正式的溝通途徑，例如政府高官在飯局中向傳媒高層「放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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